关键词：作品；分析；解读；观念；方法；操作
作品分析、文学解读，就是以文学解读现象为研究的对象，探讨文学解读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本文对作品分析的观念和方法的操作性问题展开研究。
一、解读文学经典的价值观念问题
文学经典是和人文精神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到底什么是人文精神，如果真的要给其下一个缜密的定义，那是很困难的。解读文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国传统的文论，没有给我们提供系统的理论。整个20世纪，我国曾经几番大规模引进西方文论。然而，无论引进多么新异的西方文学观念，那都是西方人根据他们的文学经典和文化传统进行的抽象化。有了冲突该如何解决？方法有二：一是教条主义的态度，成全西方文论；二是修改、完善、发展西方文论。
1.真实性和假定性
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然而，这种反映并不是简单、机械、被动的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写实，它的出现已经在作者的头脑中经过了精神的陶铸，灌注了作家的主观思想感情，同时，为作家的审美理想所照亮。
2.审美价值
审美价值的概念是指文学能够通过自身的艺术美，能够满足人类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精神需求，能够滋养和提升人类心灵，推动人类对自由的不懈追求，促进人类的健康、和谐发展。
3.文学价值观念
文学价值观念的内部结构核心不是单一的，它是多维的、综合的；其内部结构特征与文学价值的多层面结构特点相对应。
二、通过还原和比较进入分析
长久以来，分析文学作品，尤其是对文学作品进行艺术分析，难度很大。究其因，在于直到目前，对于是否存在永恒的艺术性和文学性，从纯粹理论上，仍有分歧。文学评论要以最基本的艺术分析为基础。然而，最基本的艺术分析要落实到作品当中去，就必须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方法，根据笔者多年经验，总结了以下几点：
1．证明和证伪
一般论证的基本原则是“观点与材料的统一”，也就是说论者根据自己的论点，去组织与论点相关的材料去证明。然而，这种证明是不具有说服力的，因为这种做法，意味着是在排除异己材料。
2.应该这样写和不该那样写
一般的论者，都把对论点的肯定当作论证的主要任务，这自然不能说错，但也不能算完全对。
3.不同艺术形式的不同规范的比较
要弄清“不该那么写”，凭借文学大师的修改稿自然是一条捷径，非常可惜的是这样的资料凤毛麟角，因而这种方法很难直接实现。但是它是如此有诱惑力，以至于人们很难完全放弃。于是许多经典评论家往往采取间接的办法，例如：莱辛在他的名著《拉奥孔》中评希腊著名雕塑“拉奥孔”时，创造了一种办法，那就是从相同内容、不同形式的作品中寻求对比。
4.艺术感觉的“还原”
选择相同题材、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分析其不同点、相同点，进而探究艺术的奥秘，这种方法有比较广泛的适应性，尤其是对一些经典作品来说，不管是中国历史、传说，还是西方《圣经》、神话题材等都曾三番五次地被加工成不同形式的体裁。然而，即便如此，这种适应性也不见得广泛，它不仅不适用于大多数现代和当代作品，还不适用于许多古典作品，偶或即使适用，也可能因手头缺乏翔实材料而不能进行很好的分析。
5.情感逻辑的“还原”和比较
艺术家和科学家在艺术形象中表现的感觉不同。艺术感觉之所以艺术，就是因为它经过了作者个人主观情感或智性“臆造”。正是由于“臆造”过，要进行深刻的分析，不能离开还原的方法，因为我们知道，方法比经验更全面、更深刻。
6.审美价值的还原和比较
只有把人物和作家的感觉糅合起来，人生体验和思想才可能成为文学的主题。许多作家的经验是要善于记住感觉，以记住情绪。现实中，并不是一切感觉对情绪的记忆和表达都是有益的，有些感觉则不利于情感的自由发展。
7.历史的还原和比较
针对这一点，在分析作品内容时，我们要进行历史的动态分析，这就要更高级的分析办法，那就是历史还原。历史还原法就是在研究一些文论时，我们要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就是通常所讲的“就事论事”，只有这样，作品分析才能科学、深刻、实际。
8.流派的还原和比较
上一点所讲到的“就事论事”说法比较宽泛，不太具体。文学作品中的历史语境，都是历史的审美语境。一切审美语境都与形式和流派是密不可分的。
9.风格的还原和比较
我们分析作品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分析它的特殊点，也就是说某篇作品有什么独特之处，有哪些闪光点，而它的这种闪光点在别的作品中又不能体现。亦即不是和其他作品的相通点。
参考文献：
［1］钟友军.文本细读与教学策略的思考［J］.中学语文教师，2009.
［2］张良田.初中语文教学策略［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关键词：孟勇 声乐作品 艺术特征 演唱技巧 学术述评
作曲家孟勇被誉为“青歌赛高产专业户”。其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他合作的歌唱家、歌手更是数不胜数，既有李谷一这样老一辈的歌唱家，也有宋祖英这样一辈的优秀的歌坛中坚力量，还有唱着他创作的歌曲从青歌赛脱颖而出的雷佳、严当当、陈莉莉、王庆爽等青年一代。然而，学术界还未对孟勇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和演唱进行广泛地讨论与研究。
本文以“孟勇”和“其他作曲家”声乐作品艺术特征及演唱为分类依据，对检索到的相关文章进行梳理、分类，仅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详细述评。
一、对孟勇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及演唱的研究
中国著名作曲家孟勇创作了恒河沙数的声乐作品，他创作的民族声乐作品也获得难以计数的奖项。然而与之难以计数的奖项不相称的是，系统地研究其声乐作品基本特征及整体艺术风格的文献却寥若晨星，但是这为数不多的相关文献也可按各自的研究视角及维度进行分类论述。
（一）宏观把握，全面分析
湖南师范大学饶荣在其2011年学位论文《孟勇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与演唱探析》中，以孟勇的学习、艺术经历及艺术创作成果为切入点，从“曲名新颖”、“取材丰富”、“运用本土音乐元素”、“词、曲结合完美统一”、“作曲技法新颖独特”等 7个方面对孟勇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进行论述。又以孟勇的8首作品为例，从情感解读、润腔技巧的运用和演唱处理三个方面进行研讨，进而对孟勇声乐作品的演唱进行分析。最后深入对孟勇声乐作品在教学中的运用进行研究。
这篇文章中的“孟勇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这一部分涉及到“曲名新颖”、“取材丰富”等7个方面，但仅仅重点深入的分析了“词、曲结合完美统一”这一方面，其他方面都未能深入剖析。在“取材丰富，韵味独特”这一部分中，根据孟勇在作品创作上运用音乐素材的不同将孟勇声乐作品分为以少数民族音乐素材为题材、民间故事为题材、现代生活内容为题材、地方戏曲音乐为题材的四类，是一种可取的分类方法。对声乐作品分类的方法有很多，先将作品分类，通过对每一类作品的研究，来探析其艺术特征是一种好的研究思路。笔者将继承并发扬这一思路，对孟勇的声乐作品进行更科学的分类，以类别为基点深入地论证孟勇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文章对于孟勇声乐作品的演唱的分析，情感解读、演唱处理都很到位，不难看出作者对8首代表作品的创作背景、表现内容以及作曲家对作品的演唱要求了如指掌。笔者曾对孟勇进行访问，掌握了孟勇具体的学习、艺术经历，每首作品的创作背景、表现内容，以及演唱其作品的一些要点等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参考价值较高。
对孟勇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在宏观上把握分析的学术论文还有张佳发表在《音乐大观》2013年第9期的《浅谈孟勇声乐创作的民族特色》和李咏云发表在《歌海》2014年第4期的《孟勇及其声乐作品特色探析》。张佳的《浅谈孟勇声乐创作的民族特色》一文对孟勇作品《阿妹出嫁》和《山寨素描》进行音乐本体分析，然后从“在歌曲选材方面”、“曲式结构独特新颖”、“多元化的结构特征”这样三个方面研究孟勇声乐作品中的民族特色。笔者认为，孟勇很多声乐作品都是以湖南的山水人情为题材，有着浓郁的民族色彩。在曲式特征上，孟勇很多作品都是典型的民族调式。而且其创作常常采用湖南民歌的主题旋律作为作品的主题动机旋律，在此基础上延伸扩展主题乐思，因此旋律上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但是张佳重点论述了孟勇作品曲式结构灵活新颖，调式调性转换频繁，而没有抓住作品曲式特征上的民族特色来进行研究。曲式结构包括了歌曲的曲式特征和结构特征，“多元化的结构特征”不能与“曲式结构独特新颖”并列，而且“多元化的结构特征”这部分也并没有研究孟勇作品结构上体现的民族特色，而是概括孟勇的创作特征。文章没有充分的论证孟勇声乐作品的民族特色，结构混乱，逻辑不清。
可见，关于孟勇声乐作品整体风格及其作品的演唱艺术的系统的研究是相当匮乏的。
（二）微观切入，精深剖析
对孟勇声乐作品整体风格的把握固然重要，但是对某一具体作品的深入探究更是不容忽视。学术界也有关于孟勇《阿妹出嫁》、《斑竹泪》等具体作品的艺术特征与演唱的研究。本节选取两篇研究歌曲《斑竹泪》的艺术特征和演唱的文章进行对比评述。
王芳发表在《安徽文学》2012年第10期的《泪洒斑竹潇湘情――对歌曲<斑竹泪>演唱教学的思考》一文，以歌曲《斑竹泪》的演唱教学为出发点，引出作者对此作品的思考。文章首先从歌曲的时代背景和结构调式特点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此分析之上，强调了歌曲中的气息运用，引用沈湘教授所言的“呼吸是歌唱的基础，气息是歌唱的动力”，着重体现了呼吸在歌唱中的重要性。同时，以歌曲的情感变化为线，串连了不同情感之下呼吸技巧的变化规律，也顺势引出了歌曲之中语言和润腔技法的运用。最后指出演唱者要想唱好一首声乐作品并达到歌曲演唱的一定境界，歌唱处理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进行反复的推敲和研究，将自己的实践体会融入到歌曲演唱中，才能更好地诠释作品。
谢菁、胡建军发表在《黄河之声》2009年第3期的《泪洒斑竹瑟鼓湘灵――谈〈斑竹泪〉的艺术特色及演唱技巧》一文，以《斑竹泪》歌曲的创作背景故事为引子，对歌曲进行了细致独到的剖析，首先指出了此曲曲式的结构图，并分析说明此曲主调为商调式的写法，运用了三个调式的转化，从而进一步表现人物的情感变化。作者再根据自身演唱的切身体会和感悟，特别是对歌曲中润腔的处理作了细致入微的探讨。
以上两篇文章都以歌曲《斑竹泪》为研究对象，都从艺术特征和演唱技巧进行分析，但是透过文章的字里行间体现出的是王芳与谢菁、胡建军在文字功底、学术思维及表达逻辑上的本质区别。在文字功底方面王芳的论述更具口语化的特点，而谢菁、胡建军的表述则更具学理性语言的特点：精确、深入、简洁。在学术思维及表达逻辑上谢菁、胡建军的文章具有更强的严谨性和学理性，整篇文章在写作逻辑思维上更具有质感。两篇文章都对《斑竹泪》的曲式结构进行了分析，谢菁、胡建军的文章中调式转化结合曲式结构图直观的体现出《斑竹泪》中调式特征与曲式结构的综合发展。而王芳的文章则以语言叙述为主，在歌曲结构和调式特点的论述上较为抽象，意义表达较模糊。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谢菁、胡建军的文章更胜一筹。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孟勇的研究已经有一定程度地展开，但研究之深度和力度仍显浅薄、苍白，也缺乏专门、系统地对孟勇的作品进行研究的文章。因此，对孟勇的作品进行研究，还有较大的空间和研究价值。
二、对其他作曲家声乐作品艺术特征与演唱的研究
在中国音乐界，有影响力的作曲家非常多，如王志信、徐沛东、印青等，他们创作了很多优秀的声乐作品，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作曲家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与演唱研究也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浙江师范大学黎莉在其2011年学位论文《印青歌曲的创作特征及演唱分析》中，先按时间顺序介绍印青的艺术生涯，通过列举印青在同时期创作的各类题材的作品来回顾其歌曲创作历程。接着对印青歌曲作品进行分类以及本体分析，概括出印青歌曲基本创作特征。文章将印青创作的歌曲作品分为三大类：主旋律歌曲、军旅歌曲、其它社会题材的歌曲。选出印青具有代表性的四首作品从调式调性、和声、歌词、曲式、创作背景等方面进行音乐本体的分析。文章认为印青的歌曲有“歌词与音乐的完美结合”、“紧跟时代步伐，弘扬时代精神”、“通俗化与艺术性的融合”、“艺术风格‘精、美、真’”这四个创作特征。再从“演唱中声乐技巧的运用”、“与伴奏的配合”、“情感处理”三方面入手，对印青歌曲作品的演唱进行分析研究。最后对印青在创作之外的其它社会影响及贡献作了简要介绍。
文章中对印青作品的音乐本体分析这一部分是最为出彩的。一方面，分析的四首作品选取得很好，四首作品都是印青流传度很广、评价很高、很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并且它们是不同的四种风格。《走进新时代》是典型的主旋律歌曲，它反映新时期党的方针政策，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政治气息厚重，时代感强，是祖国繁荣富强的时代赞礼。《天路》是一首有着浓厚地域风格的创作歌曲，有着山歌的特点，可以称得上是的新民歌。《西部放歌》是西部开发的标志性文艺作品，有一股浓浓的西北信天游的味道，民族色彩厚重。而《芦花》则是一首抒情的艺术歌曲。所以文章选取的这四首作品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另一方面，文章对作品的分析全面到位，从创作背景、创作过程到曲式结构、调式调性、旋律、节奏再到歌词，条理清晰、分析深入透彻。除此之外，文章对印青歌曲创作特征的总结也比较全面且对每个特征进行了深入剖析。印青歌曲的演唱分析方面，文章从演唱中的呼吸共鸣、咬字吐字、音色音量、速度节奏以及与伴奏的配合，情感的处理这些方面深入细致的分析了《走进新时代》、《天路》、《西部放歌》、《芦花》四首作品的演唱，理解深入、思路清晰。所以文章有很多的可借鉴之处，值得学习。
山东师范大学路敏在其2014年学位论文《王志信民族声乐作品风格及演唱研究》中，先简单介绍了王志信的艺术人生，并对其主要音乐创作进行分类，文章认为王志信的声音作品根据创作题材可分为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为题材、现实题材、古诗词题材和借物抒情题材四类。然后归纳出王志信声乐作品具有民族性、多样性、时代性的风格特征，并对这些风格特征分别进行了剖析。再对王志信声乐作品的演唱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章分别选取王志信具有民族性、多样性、时代性风格的代表作品分别从歌曲背景、歌词内涵、曲式结构及演唱处理这三方面对作品进行分析。最后总结了王志信对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贡献。
整篇文章内容充实、结构层次很清晰，各级标题高度概括了各部分内容而且用词准确，语言耐人寻味。文中“王志信声乐作品的演唱研究”这部分以不同作品为例，每个作品都分别从歌曲背景、歌词内涵、曲式结构及演唱处理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使得文章结构很规整，很可取。在分析作品的同时紧扣前文论证的民族性、时代性、多样性的风格特征的意图也是很好的。但是某一首作品所体现的风格特征一定不是单一的，要演唱好一个作品应该要全面把握好它的风格特征，文章从民族风格的作品如何演唱、时代风格的作品如何演唱、多样性风格的作品如何演唱三个方面来论证王志信声乐作品的演唱的这一思路笔者不敢苟同。而且文中所选取的《兰花花》、《昭君出塞》、《孟姜女》是三首风格类似的作品，而文章却将他们分别归为三种不同风格的代表作，笔者认为有些欠妥。
湖南师范大学李霞辉在其2014年的学位论文《徐沛东声乐作品的民族特色与演唱风格研究》一文中，先介绍了徐沛东的创作理念的形成与发展，接着从戏曲元素、民间歌曲、方言三个方面来分析徐沛东作品的民族性，然后分析了徐沛东声乐作品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世界性的结合，最后从演唱风格的形成与发展、表演实践与自我理解相结合、演唱风格与作品风格相结合等方面阐述了演唱风格与作品风格的有机结合。
作者对徐沛东的作品如数家珍，举例阐述的时候大多是选一个作品配谱例详细论证，然后列举其他作品来辅证，笔者认为这种分析方法很有说服力，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平时笔者看到的很多文献只是对理论泛泛而谈，却缺乏较好的基础性案例分析，使得文献内容较为空洞，理论支撑乏力。这篇文章则较好地摒除了这一毛病，进行了大量而全面的案例分析，行文流畅自然，结构浑然天成。
整体而言，学术界以某一作曲家及其作品为案例的研究已然成为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针对作曲家孟勇及其创作作品的研究较少且多有浅尝辄止之嫌，研究视角单一，特别是对其创作作品的研究在固定单一的模式上泛泛而谈，这一点在相关的多数文章的谋篇布局上即可体现出来，对音乐文本的研究流于表层等等，由此，便体现出学术界对孟勇及其声乐作品的相关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权威的指导，仍处于摸索的阶段。而孟勇卓越的艺术成就和极高的影响力与当下对其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之间体现出较大的现实差距，这就让笔者的研究课题具备了较大的研究空间和价值。
参考文献：
[1]饶荣.孟勇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与演唱探析[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1年.
[2]徐迟.歌曲阿妹出嫁的艺术风格和演唱解析[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13年.
[3]张佳.浅谈孟勇声乐创作的民族特色[J].音乐大观，2013，（09）.
[4]王芳.泪洒斑竹潇湘情――对歌曲《斑竹泪》演唱教学的思考[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2，（10）.
[5]谢菁，胡建军.泪洒斑竹瑟鼓湘灵――谈《斑竹泪》的艺术特色及演唱技巧[J].黄河之声，2009，（03）.
[6]李霞辉.徐沛东声乐作品的民族特色与演唱风格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4年.
关键词:迪基;艺术习俗论;艺术的定义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2-0036-01
对艺术的定义,或“什么是艺术”,经常被看做是美学或者艺术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毕竟美学的其他议题,例如审美经验、对艺术品的描述和解释、艺术品的价值等。
一、艺术的死亡与不可定义
在黑格尔看来,艺术不过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段插曲,艺术总有一天要被哲学所代替。1919年波兰的维特基威兹也预言,艺术行将死亡,艺术衰亡的过程已经开始,没有力量能阻挡这一过程。面对哲学、艺术、美学乃至人类文化与人类精神在当今所充满的深刻危机,艺术的死亡命题自然而出。当然,对传统艺术信念的动摇和打击,还来自影响巨大的分析美学。此外,维特根斯坦对传统艺术与美的本质主义的打击更具威力。其后,维氏美学思想的追随者保罗・齐夫、约翰・帕斯莫尔、莫里斯・韦兹等人在美和艺术的本质方面,也基本采取了怀疑和取消的态度。
迪基作为一个严肃的艺术哲学家,面对这样一个理论背景,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如前苏联学者瓦・古辛娜所说:“在分析美学中因现代艺术问题而造成的矛盾和困惑的背景下,乔治・迪基提出了解决艺术作品的定义和认定问题的新途径。”
二、拯救艺术:迪基走向习俗之途
迪基是如何论述他的艺术习俗论的呢?我们先从他的《艺术和美学》说起。迪基认为:“艺术的一切次属概念都是开放的,而其总概念是封闭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或者某些艺术的次属概念,如小说、悲剧、雕塑、绘画等没有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而‘艺术品’作为以上各类的总称,却可以根据其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来界定。”在《艺术和美学》中,迪基为艺术作品下了他所谓的类别上的定义,“1、人工制品;2、代表某种制度(即艺术世界)的一个人或一些人授予它具有欣赏对象资格的地位。”
比起迪基提出的艺术作品所应具有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他认定的第二个基本条件就显得更重要了。在迪基看来,正是“某种制度”、“艺术世界”才是决定一件人工制品是否是艺术作品的关键。迪基认为,艺术习俗或艺术世界是由戏剧、绘画、雕塑、文学、音乐等等各种艺术门类的系统所构成,而每一个艺术门类都具备有那种能授予客体以鉴赏资格的习俗背景。”
在迪基的另一本主要著作《艺术界》中,他承认他的《艺术和美学》有不少错误,但他仍坚持“以艺术习俗论取向理解艺术是可行的”。他认为传统关于艺术的理解(如摹仿说,表现说等)所暗含的境界都太“单薄”了,不及他的艺术习俗论“厚实”。在《艺术界》中,他又提出了“修正过的习俗论”,他明确艺术习俗论要维护与某些先锋艺术相对立的一般民众的“普遍观点”。在《艺术界》中他还用大量篇幅对他的“艺术世界”作了说明,借此来修正、补充、完善他的艺术习俗论。在他看来,艺术习俗就是一种使艺术作品成立的“呈现群”(the presentation group),是艺术创造的最低限度的框架。他还重新列举了构成“艺术世界”的五大特征,亦即艺术习俗的五个方面的重要内容:第一,艺术家是在创作艺术品过程中参与理解的人;第二,艺术品是向艺术界公众呈现的被创作出来的人工制品;第三,艺术公众是这样一批人:其成员对向他们呈现的一种客体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准备;第四,艺术世界是所有艺术世界的总和;第五,艺术世界系统是艺术家得以向艺术界公众呈现艺术品的一个框架。总之,在迪基看来,艺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特殊的背景,只有在此背景的烘托之下,才能创造出艺术品。应该说,迪基在《艺术界》中所作的补充,把他的艺术习俗论的美学内容表述得更具体更清晰了。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生活的形式”,并主张“为了澄清审美用语,你必须描述生活方式”。作为一位后分析美学家,迪基在他的艺术习俗论中可以说创造性地体现出了维特根斯坦的一些理念。他实证性地对艺术习俗作了美学描述,从而成为了后分析美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艺术品在人们心中一直以高雅，美学，欣赏等词汇描述，似乎与金融相距甚远。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手中空余资金不断累积，投资理财意识不断加强，艺术与金融的结合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艺术品天生就是一种投资品，这由它的本质所决定，它除了拥有文化属性以外，还具有经济属性、金融属性。艺术金融应运而生，大量资金选择投奔艺术品市场，相对于股市和房地产行业，艺术品投资相对风险较小，随着中国财富的增长，艺术品经济在中国已经形成。
二、艺术品金融化
艺术品金融化，指的是研究如何将艺术品“作为金融资产纳入个人和机构的理财范围”，以及使艺术品转化为“金融工具”，将艺术品市场金融化等。是当代资本市场和金融界对艺术品市场的介入，试图将艺术品市场资本化规范操作的尝试。艺术品金融化在西方金融界有悠久的历史，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和投资业务最大的几家银行，包括瑞士联合银行，瑞士信贷，荷兰银行等金融机构，都涉猎并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艺术银行服务系统，下设有专门的艺术银行部。银行的艺术银行服务项目里包括鉴定、估价、收藏、保存、艺术信托、艺术基金等专业的金融手段。藏家将艺术品藏品保单交由银行保管，以艺术品为担保从银行领取资金，作为其他类型投资的杠杆，同时，藏家还可将藏品“租借”给银行举办展览等，获取额外收入，艺术银行通过提供服务获取利益，是一种典型的双赢。
三、艺术品定价研究现状
在艺术品金融化研究中艺术品定价是一个重要内容。国外学者对此进行广泛的研究。ClareMcAndrew和RexThompson（2007）发表文章“Thecollateralvalueoffineart”，通过研究法国印象派作品从1985-2001的拍卖数据，构建内部分布来控制纠正潜在的偏差，指出专家估计的拍卖风险偏差取决于买入价。KathleenM.O’Neil（2008）发表文章“Bringingarttomarket:Thediversityofpricingstylesinalocalartmarket”，通过研究知名艺术家作品的拍卖情况，分析作品尺寸、成本、作者名气、市场因素对艺术品价格的影响。运用回归分析和量化比较分析价格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得出:1.艺术品不同来源决定不同价格；2.价格由艺术家决定与市场无关。NicolettaMarinellia,b,GiulioPalombaa（2011）发表文章“AmodelforpricingItalianContemporaryArtpaintingsatauction”构建绘画拍卖价格模型。在以往基础上做出创新：1.用于回归的解释变量比以往文献中更为广泛；2.从未出售艺术品分析偏差产生的原因。通过分析意大利1990-2006年间当代艺术绘画拍卖交易数据，得出拍卖价格取决于艺术家身份、物理、绘画艺术性和销售特点等因素。中国学者在艺术品定价方面也做了很多研究。刘晓丹（2007）提出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人们会对艺术品“固有价值”判断有误，以艺术品“固有价值”定价存在缺陷。“主观价值”是以人为本的价格机制，能够解释艺术品价格高于价值的问题。作者认为购藏者真正决定艺术品定价。汪皞阳（2008）提出艺术品定价五大参数：文化，地域性，学术性，历史性，市场性，真伪性；五大因素不均衡发展会产生套利空间，其发展不平衡度可用于推测艺术品是出于何种价值与价格背离状态。丁娟娟（2012）发表文章“基于Hedonic模型的中国油画艺术品定价分析”。作者基于Hedonic模型，利用油画作品拍卖数据，结合中国油画作品自身的特征属性，构建了中国油画作品的五种Hedonic参数模型，通过对五种参数模型比较，得出双对数模型是最适合中国油画作品定价的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双对数模型结果进行检验和分析，发现画家的名声、作品的尺寸和画家的生死状态是影响油画作品价格的最重要因素。并且随着年代的变化，人们对油画作品特征的偏好会不断发生变化，进而油画作品价格也不断发生变化。严峻（2013）在其文章“艺术品市场的定价机制—关于美学价值与艺术声誉的理论讨论”中提出影响艺术品定价的逆向选择与无效率交易问题，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周思达，杨胜刚（2014）指出国外流行的艺术品定价方法要素分析法，重复销售法都存在一定的偏差，作者提出未知测度模型得出综合等级评价公式。虽然未知测度模型也是建立在专家主观意愿之上，但这个模型将定性问题转为定量问题，降低专家主观偏好情感因素影响，将艺术品历史成交价格作为参考得出价格区间更为客观。
四、艺术品的价格构成因素
（一）艺术品“固有价值”论
商品价值，本质解释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力或抽象的劳动力，是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就将商品的价值与劳动时间挂钩。但由于艺术品创作具有自主性、个体性、随意性、创造性和不可重复性等特点，在创作过程和创作时间上，艺术品的价值形成具有事先不完全可确定性，所以仅仅依靠劳动时间判断艺术品价值是十分片面的。艺术品“固有价值论”，是指衡量艺术品价格的核心是其自身内在固有的价值。这种理论忽略了外在因素对艺术品价格的影响，不符合艺术品市场化的趋势，在定价过程中会遇到一定困难和偏差。
（二）艺术品“主观价值”论
“主观价值”理论把社会经济生活归结为人的无限欲望和有限资源之间的关系，把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艺术品收藏投资首先是从个人喜好方面出发，具有很大程度的个体差异性，由于个人对某件艺术品认识的差异，可能造成对其价值判断较大的分歧。因此，在当今思想自由，个性化差异较大的背景下，“主观价值”理论对艺术品定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五、影响艺术品价格的因素
（一）艺术品内在因素
艺术品是艺术家水平的集中体现，创作者的知名度和艺术地位是影响其价格主要因素，比如师承关系、学术地位等；此外作品的题材样式、本身材料及制作手段、质量品相及赏心悦目程度、历史渊源、存世量等因素都会一定程度影响其价格。不同门类的艺术品，上述价格影响因素也会有所侧重，相关因素还可能会彼此消长。
（二）艺术品外部因素
艺术品又受到一定时代的历史背景、文化传承、审美心理、价值取向、经济状况、国家有关政策以及市场需求量等外部因素所制约。另外，艺术品的买卖过程也会对其产生影响，比如艺术品参展情况，获奖情况，收藏记录，市场行情，也都会影响人们对其价值的判断。
（三）艺术品时间价值因素
艺术品具有原始创作不可重复的特点，从而表现出稀缺性。我们不难看到，有些艺术品刚刚问世时交易价格很高，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价格却一落千丈，再也难以激起人们的投资鉴藏欲望，而有些却截然相反。再加上某些市场“炒作”、价位哄抬和盲目追崇等不良心态影响，艺术品市场成交价中的非理性因素较多，“质价不符”的市场交易现象屡有出现。
六、艺术品定价方法概论
（一）市场比较法
主要操作方式是将某个作品与市场中与其相类似的作品进行比较（如创做年代，尺寸，风格等），参考已有作品的市场成交价格，再由专家估算出该作品的市场价格。由于艺术品自身的“异质化”特点，其价格会因不同的交易时间，地点，拍卖行等客观因素影响而不同，只单单依靠参考评估很难科学的对艺术品进行合理定价。
（二）算数平均价格法
该方法引入简单数理计算，首先计算出某一位艺术家每个时期（每月、每年）的作品成交价格的单位均价（如每平方尺的价格），再将这些均价连接起来做出价格曲线，通过走势大致推算艺术品价格。艺术品价格受各种因素影响，算数平均价格法将艺术品的尺寸作为衡量价格的关键因素，是比较片面的。
（三）价格影响因素分析法
一部分学者认为，影响艺术品价格的因素有很多种，应全面考虑这些因素对艺术品价格的影响，从而提出价格影响因素分析法。从艺术家的角度讲，艺术家名气，生存状况对作品会有影响；从作品本身的角度讲，作品尺寸、年代、真伪、题材内容、是否签名、价格史、出版史等都会对作品价格产生影响。另外，作品拍卖时间、拍卖行、流行趋势等也会对作品价格产生影响。因此，要全面考虑、综合分析，才能比较客观的对艺术品定价。
七、Hedonic方法概述
艺术品定价方法多种多样，国际上常用的方法包括算数平均法、重复销售法、特征指数法。但是，算数平均法算法过于简单，分析框架不够严谨；重复销售法需要大量拍卖数据，较为繁琐。所以，基于Hedonic模型的定价方法，近年来为各界所推崇。
（一）Hedonic模型法简介
Hedonic模型法，又称价格法和效用估价法，认为艺术品由众多不同的特征组成，而艺术品价格是由所有特征带给人们的效用决定的。由于各特征的数量及组合方式不同，使得艺术品的价格产生差异。因此，如能将艺术品的价格影响因素分解，求出各影响因素所隐含的价格，在控制艺术品的特征(或品质)数量固定不变时，就能将艺术品价格变动的品质因素拆离，以反映纯粹价格的变化。
（二）艺术品定价的Hedonic模型构建
运用Hedonic模型定价首先需要明确特征变量。主要有三类属性：1、艺术家属性（1）艺术家名声。艺术品有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作品的作者名声越高，其作品的内在价值就越大。（2）艺术家生存状态。艺术品具有不可复制性，当其作者死亡后，其价值会更高。2、作品自身物理属性（1）尺寸，尺寸并不是越大越好，大小适中价格更高，太大不利于摆放。（2）材料，作品材料越利于保存，价格越高。3、作品销售属性（1）拍卖公司。同一件拍卖作品在不同的场所拍卖，由于受到拍卖行名声，拍卖环境，拍卖师经验等因素的影响，价格会不同。（2）拍卖季节。不同的季节拍卖作品的价格会有不同。我国秋拍比春拍更为活跃，作品价格相对较高。
（三）Hedonic模型运用
现行的特征价格回归模型有不同形式，如线性形式P=β0+β1F+β2A+β3D+ε对数形式：InP=β0+β1InF+β2InA+β3lnD+ε+β1'F'+β2'A'+β3'D'+ε和半对数形式：lnP=β0+β1F+β2A+β3D+ε。其中β0为常数项，P、F、A、D为不同属性，ε为误差项。对数线性模型中，作品价格、连续变量取对数，F'、A'、D'代表无法取对数属性，一般为虚拟变量。通过将各个特征属性量化为模型中的某个数值，使不可估量的属性转化为可以计量的数值，从而使得艺术品定价更为严谨。
（四）Hedonic模型研究成果
研究表明，画家名声与作品价格呈正相关，即画家名声越高，作品价格越高；画家生死状态对作品价格也有一定影响，作者死亡作品价格更高。此外，作品的年代越久远，作品价格越高；作品尺寸越大，相对来说作品价格会越高。总而言之，艺术品价格的确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能片面的只考虑个别因素对其进行定价，要全面考虑，综合分析才能更加科学系统的对艺术品进行定价。
八、结论
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首开西方近代以风格学研究艺术史之先河,其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古代造型艺术作品的风格来叙述艺术历史的兴衰演变,进而追溯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重构了以风格为主线的艺术史范式。布克哈特扩展了温克尔曼的艺术史思想,专注于以风格问题研究艺术史,以文化史视野来研究艺术风格。李格尔提出“艺术意志”概念,将艺术风格发展的动力归结为艺术内部原因,即人们对造型艺术的知觉方式。沃尔夫林是布克哈特的弟子,他在《艺术风格学——美术史的基本概念》一书中提出了经典的艺术风格学理论,标示西方艺术风格学理论的成熟。沃尔夫林把文化史、心理学和形式分析统一于一个编史体系中,不过多地研究艺术家,而是紧紧地盯着艺术品本身,以创作过程的心理解释为基础进行形式分析,把风格变化的解释和说明作为美术史的首要任务,力图创建一部“无名艺术史”。沃尔夫林认为文艺复兴艺术的早期、古典和巴洛克三阶段的周期概念并不是艺术的价值判断,因为一种风格代替前一种风格占主导地位后并不意味着前一种风格的消失。他发现艺术风格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并提出了风格分析的五对概念,即通过“线性”与“图绘性”、“平面”与“后退”、“闭锁形式”与“开放形式”、“多样性”与“统合性”、“相对清晰”与“绝对清晰”这五对概念进行风格分析。这些风格词汇侧重于分析绘画的结构,而不关心艺术品的鉴定,是一种抽象的风格分析观念。
随着西学东渐之风劲吹,西方美术史研究中的风格学方法被引入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改变了从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到民国郑武昌《中国画学全史》历时一千多年的中国绘画史研究一直是画家、画迹、画评按年代进行简单罗列的叙事模式,开创了中国绘画史研究的新范式,即以风格演变来叙述绘画史。
艺术风格学对风格的设定、解释和评判对中国美术史的断代、鉴赏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在传统中国画论中,对风格的描述多以主观的品评为主导,由于缺乏科学而可靠地方法,因而也造成了对诸多作品的真伪和断代的偏差。而风格分析则使诸多学者从对艺术家生平的考证与时代背景的论述转而考察艺术本体的形式、结构演变和风格法则,希翼总结出艺术本体内部的发展轨迹,并且依照这种内在的风格规定完成断代、鉴赏等的研究。
艺术风格学将以“艺术作家本位的历史”转变为“艺术作品的本位史”,运用这样的观念梳理史料,给美术史研究带来了新视角。在古代,美术向来被看做是政治的宣传工具,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也明确地讲到了“明劝诫,助升沉”的绘画功能。对绘画的鉴赏也多关注这政治的、道德伦理的社会功能,而且没有选择以美术本体为研究对象,很少考虑美术的审美功能。另外,文人介入绘画既带来了绘画风格变迁的新生机,但同时也表明中国绘画的流变从此便失去了它的本体意义。士大夫对绘画品评开始注重画面以外的因素,画家和品评者共同关注的已不是作品本身所呈现的审美特征。作品所包含的社会史意义反而显得格外重要。南宋绘画,一角半边之势被认为是南宋半壁江山的写照,从而阻碍了人们对南宋绘画诗意的发掘;刚猛有力的大斧劈皱被理解为缺少文人修养的表现,从此这种从绘画本体上生发出的新技巧在中国的土壤上艰难地延续着。艺术风格学以美术本体为主位考察艺术本体的形式、结构演变和风格法则,改变了自古以来的品评鉴赏方式,避免社会性的价值判断,对美术以及美术家及其作品有了不同的评价,也因此开拓出美术史研究的新天地。
艺术风格学注重对艺品形式、结构等风格特点的研究对中国美术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以绘画来说,当前的中国画在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等方面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中国画的笔墨语言、构图法则等受到西方美术的影响,另一方面,现当代的艺术家的艺术思想也融合了西方的美术理论。中国画的传统根基似乎不再那么深厚,一些画家盲目追求新的风格面貌而玩弄笔墨技巧。此时正是需要一部不只是记载过去美术发展史实的历史,更需要一部能够指导现当代美术发展的“理论借鉴”的历史。中国美术在历史的长河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美术作品为本位研究美术风格演变的规律以及影响绘画风格演变的艺术思想和社会环境,对当代画家的艺术创作如何继承发展传统语言以及如何吸收外来营养有重要意义。
一、“艺术界”概念的形而上分析
对“艺术界”概念的形而上讨论出现在后分析美学领域。从词源学上说，“艺术界”作为一个概念首先就是在美学领域出现的。这个概念代表了美学内部一种新观点的出现及壮大，即主张从艺术与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出发，对艺术品资格问题进行探讨，其代表人物是阿瑟•丹托和乔治•迪基。1964年，丹托在他的论文《艺术界》中率先创造出“artworld”一词。把某物看作是艺术需要某种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史知识:这就是艺术界。〔1〕在丹托看来，后现代艺术实践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如果艺术品与日常物在外观上没有差别，那么是什么让艺术品区别于它的日常对应物?而这根本上取决于作品成功地与外在于它的语境———艺术理论与艺术史氛围———建立了联系，并且上述这种区分只有在语言哲学意义上才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决定某个实物成为“艺术品”的不是它外观本身所展示出的东西，而是直指它所涉及的种种观念。在此意义上，丹托显然已经偏离了对艺术品本身的关注，而转向促使一件实物被看作艺术品的特定外在因素。但是就“艺术界”一词的意义而言，虽然丹托指明“艺术界”是一种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在《艺术界》一文中，他其实并没有深入地阐述该概念。对于“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的进一步说明出现在他1992年的《超越布里奥盒子》这本著作中。在此书中，丹托提出了“理由话语”(discourseofreasons)的概念。在他看来，艺术界就是体制化了的理由话语系统，而所谓的“理由话语”有以下几个性质:第一，艺术品不是天生存在的，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是“理由话语”赋予作品以意义与结构，即赋予其艺术品的资格;第二，“理由话语”是被体制化了的，它遵从一种历史秩序的演变，艺术品也同样遵从相应的历史秩序;第三，艺术界成员需要非常熟悉艺术史知识或艺术理论等这类话语体系。〔2〕在说明这种“理由话语”系统时，丹托援引了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的看法，马蒂斯并未高估自己的才能，他承认单凭个人天赋，艺术家并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品，甚至于他自己作为艺术家的身份也不可能存在:“我们并非我们所制造之物的主人。它是被施加于我们的。”〔3〕从丹托对“理由话语”的描述，以及马蒂斯的切身体验中，我们大致可以描摹出“艺术理论氛围”的状况:所谓的“理论氛围”是指弥漫于画廊、展览馆、艺术沙龙等艺术机构中的更为宽泛而惯例化的艺术眼光，而非某种我们一般所认为的得到严格阐述的理论观点。自《艺术界》一文发表以来，丹托的观点便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的美学界，以往美学总是热衷于艺术品内在属性，然而，丹托却让人们认识到艺术品所处的外在情境的重要性。其直接后果就是五年后T．J．迪菲的《艺术界》(“TheRepub-licofArt”)和迪基的《何为艺术?》相继问世，这两篇文章都致力于重视艺术实践所处的社会文化结构。而迪基的《何为艺术?》显然影响更著。在这篇文章中，迪基对丹托的理论进行了改造，发展出自己的艺术界观点，即被后人称之为“艺术的体制理论”(theInstitutionalTheoryofArt)。相对于丹托，迪基在“艺术界”概念上的重大突破就在于他离开了语言哲学的思路，把“艺术界”理解为一种社会文化结构。按照迪基的说法，艺术品之所以会是艺术品，是因为某个或某些个代表艺术界的人授予了它作为艺术欣赏对象的资格。类别意义上的艺术品是:1．人工制品;2．代表某种社会制度(即艺术世界)的一个人或一些人授予它具有欣赏对象资格的地位。①与丹托相比，迪基的理论显然具有更鲜明的社会学色彩，在他这里“艺术界”不再局限于艺术史知识和艺术理论氛围，它还涉及了更为结构性的社会体制。在此意义上，迪基把“艺术界”与“艺术体制”相提并论显然极有意味，他进一步淡化了形而上立场，指出艺术品的资格是在社会现实语境下实现的，并将“体制”这一社会学术语引入了艺术界理论中。艺术的体制理论经历过两个发展阶段: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体制论阶段和80年代的习俗论阶段，其代表作分别是1969年的《何为艺术?》和1984年的《艺术圈》(TheArtCircle:ATheoryofArt)。在这两个阶段，迪基的基本立场主要体现在对“体制”一词的不同态度上。总的说来，迪基是将“体制”理解为文化系统中的“习俗惯例”，即一种“惯例的实践”(customarypractice)〔4〕，它是艺术品得以呈现的特定的文化结构。但所谓“体制”并非如他自己所希望的那么清晰，无论是他自己的论述还是美学家们的反应都体现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而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1969年的文章中。1969年，迪基显然是将“体制”和“授予”一词联合使用的。迪基对“体制”的这种用法引起了后分析美学界的轩然大波，尽管迪基自己在此后的多篇文章中都极力辩解，但他在此文中多用“体制”来代替“习俗”的做法，以及对“授予”一词的频繁使用，都促使人们很轻易地联想到一种带有一定规范性和权威的社会体制，甚至是社会组织。实际上，美学界对迪基理论这种误读既为他引来了最激烈的批评，也奠定了他在后分析美学中不可动摇的地位———诚如《美学百科全书》撰稿人之一的耶纳尔所言，正是这种与“授权”联系在一起的“体制”被认为是迪基理论中最杰出的贡献。〔5〕这种转变进一步体现出当代美学理论中“语境论”路径日益得到了重视。艺术界不仅是艺术品得以呈现的外在场所，更是赋予作品以艺术品资格的活动所发生的体制性环境，这使艺术界具有了规范性和建构性力量。丹托和迪基对艺术品与其所处语境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可以说是“艺术界”理论最引人关注的成果之一。尤其在迪基这里，语境与更为具体的社会结构或社会体制结合了起来。“艺术界”的发现对后分析美学的发展影响极大，无论是诺埃尔•卡罗尔的历史叙事理论和列文森(JerroldLevinson)的“意图－历史”理论对“历史语境”的强调，还是马戈利斯(JosephMargolis)把艺术品看作一个文化实体的做法，抑或诺维茨(DavidNovitz)对艺术在文化认同过程的建构作用的重视都无法离开“艺术界”这一语境。正是基于这一点，斯蒂芬•戴维斯(StephenDavies)等美学家会把他们归为“语境论”。当然综合而言，这种对“艺术界”的讨论仍停留在一种形而上层面，无论是丹托还是迪基都是将它作为一种默认的概念加以运用，以说明艺术何以成为艺术，但他们却少有对这一要素自身状况的阐述。
二、对“艺术界”的结构性分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丹托和迪基的“艺术界”概念显然在西方社会影响颇深，它不但影响了当代西方美学的走向，也得到了社会学领域的回应，即使这种回应是批评性的。同样对“艺术界”加以讨论的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便颇不客气地指出，丹托和迪基的艺术界理论依赖于其讨论对象已经被那一艺术界接受为艺术品的事实，因此需要在更为社会学的意义上看待“艺术界”。〔6〕而以研究“场”闻名的布迪厄一方面赞赏丹托和迪基已经认识到需要从体制中寻找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丹托和迪基仍然遵循着哲学思路，未能对艺术体制的发生及结构加以分析，从而依然掩盖了某种结构性的强制力量，“艺术场(artisticfield)能够完成这样一种制度行为，也就是把艺术品的确认强加给所有(像访问博物馆的哲学家一样)按某种方式(通过应分析其社会条件和逻辑的社会化作用)构成的人(且仅仅是那些人)，以至于这些人(就像他们进博物馆一样)先入为主地认定和把握在社会上被指定为艺术品的东西(尤其通过作品在博物馆的展览)。”〔7〕这类在“艺术界”问题上的学科间交锋让“艺术界”呈现为一个折射出多元维度的关键词。贝克与布迪厄对“艺术界”问题的有益探讨无疑构成了与美学视野之下的“艺术界”的一种互补性对话。总的说来，虽然贝克与布迪厄着手讨论的路径截然有别，但他们都立足于挖掘艺术界作为一种特殊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性特征。这种分析视角在社会学、文学、艺术批评领域都影响甚巨，已经成为文学批评、艺术批评中最受欢迎的一种理论。比如说，这便包括了格拉迪斯•兰和库尔特•兰对英美蚀刻画家的分析〔8〕，凯瑟琳•斯卡冷对伦勃朗的研究〔9〕，以及杰弗里•威廉斯等人对文学体制的研究〔10〕。贝克有关“艺术界”的看法现今业已被认可为是有关此问题最权威的见解，《美学百科全书》的“艺术界”词条便是选择让贝克执笔，这无疑体现出了他在该领域的深远影响。〔11〕其代表作便是他在1982年出版的《艺术界》(ArtWorlds)。贝克对“艺术界”的理解受20世纪“符号互动论”影响颇深。20世纪初期，在齐美尔将社会视为个体间“互动的网络”观点的影响下，社会学家们开始关注于从个体互动行为入手对社会结构作微观层面上的研究。在符号互动论者看来，艺术是一种意义不断交流沟通的互动关系网络，贝克也同样这么认为。在贝克那里，艺术界是一个艺术界公众通过协商而进行合作的关系网络:艺术界由所有这些人组成，他们的行为对于特定作品的生产是必要的，而这些作品则会被那一世界、也可能也被其它世界界定为艺术。艺术界成员调整着行为，参照惯例化的理解生产出作品，而这些理解则包含在我们通常的实践和所使用的人造制品之中。同样的一群人常常反复地、甚至是程式化地进行合作，以类似的方式来生产类似的作品，所以我们可以将一个艺术界看成是一个确定的、参与者之间发生合作联系的网络。就贝克的看法而言，“艺术界”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第一，在现代性语境下，艺术界是不同的行动者所共同存在的社会空间，艺术因而不是独来独往的艺术家的灵感迸发，而是一种协同合作的产物。第二，艺术界在一种协商秩序之下重新定位了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艺术不是反映论所认为的那样，是由某些预先存在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或是社会阶级所决定的。所谓艺术界其本身便是在各种行为及艺术实践的互动中所构成的组织结构，是合作程序化之后所形成的某种模式的集体行动。因而，贝克把艺术界视为“参与者之间的各种合作链的既定网络”〔13〕。艺术界的第三个特征则在于，较之于一般的社会结构，艺术界一方面是各种充满差异的个体经验行为的不断互动交错，它始终是变化和流动的;而另一方面，艺术界却总能通过生成相对稳定的艺术惯例，从而呈现为某种具有结构性、规范性的集体艺术实践行为。如果说贝克的“艺术界”概念是一种基于合作的关系网络，那么，布迪厄则把这一关系网络命名为“场”，他更侧重场中各位置之间的竞争。在此问题上，布迪厄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是1992年《艺术的法则》以及1993年由约翰逊(RandalJohnson)所编的《文化生产场》〔14〕。布迪厄深受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他相信社会场域中存在着某种持续发挥作用的普遍秩序。正是在此意义上，他把文学场理解为“是一个遵循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内部结构就是个体中集团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这些个体或集团处于为合法性而竞争的形势下。”〔15〕在布迪厄的艺术场理论中，他不仅突出了场是一种由客观关系构成的关系网络，也突出了对文化与权力结构之间的暧昧关系。首先，布迪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概念，通过把资本形式扩展到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布迪厄指出艺术场通过特殊的文化资本实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权力配置，正是文化资本为场内的行动者(如作家、评论家、出版商等人)在艺术场中的竞争提供了斗争的武器。其次，布迪厄对艺术场作为一个关系网络的理解还涉及另一个与权力有关的关键词:占位(Position－tak-ing)。在布迪厄看来，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在艺术场中占据一定的位置，也正是各位置之间文化资本的不平衡及其交错关系构成了特定的关系网络。布迪厄对艺术场中“占位”现象的分析，无疑把握住了艺术场作为一种冲突的关系网络的那一面。其研究者罗宾斯就曾指出，与传统结构主义理论相比，“占位”体现出以下一些特征:第一，艺术场中行动者所占据的位置首先带有着强烈的历史性和地域性，它只是一种在结构及其它关系影响之下的相对位置。第二，由于行动者在结构中所占据的是相对的位置，并且这种位置不是生而有之，而是在各种关系中生成的，因而，他们总是带有变化的潜在可能性，处于不稳定状态中。第三，由于行动者在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是动态的而不具备恒久稳定性，因而，一方面各种位置所构成的关系构成了相对稳定和客观的关系网络，而另一方面，从长期情况来看，行动者在场中不断试图占据位置的行为也持续地冲击着那种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推动它的变化。〔16〕可见，对布迪厄而言，艺术场的性质不仅在于它呈现出了动态结构的特征，并且，这种动态性质的根源是在于场中各方力量之间的冲突与不平衡性，艺术场从而成为一个斗争的场所，是一个进行着权力争夺并实现区分的客观关系结构。其表现就是文化、价值、艺术观念不仅被持续地产生出来，并且还随着行动者的占位行为而不断地调整或是此消彼长。所谓的各种文化“现象”其实乃是深深地扎根在艺术场的结构性动力之中。布迪厄在对艺术场的分析中所注入的对社会权力的理解无疑为思索“艺术界”提供了更为深邃的思想资源。
论文关键词：白先勇；文学批评；风格特色；艺术技巧；“创作室批评”
白先勇以小说创作著名，但在小说创作之余，亦写有不少批评文章。尽管他声称其评论性的文章，只是对几位作家“作品所下的一个注解，不能算为深入研究……”“对文学的一些看法，全凭创作时的亲身体验，及阅读小说的一点心得”。
但在事实的层面上，这些并不能否定他的文学批评的价值所在。自1979年以来，大陆的白先勇研究不断取得突破，但成就主要局限在他的小说创作领域，而在某些方面还尚处在拓荒阶段(如对白先勇散文的研究)，对于他的文学批评的考察更是少人问津。毫无疑问，白先勇作为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杰出代表，对其研究我们应呼唤整体性、全面性的研究视阈，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研究上早巳成为司空见惯的事。鉴于此，本文试图以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文章作为考察对象，就它的批评对象、批评特点以及与作家文学创作的关系、意义等作出尝试性的论述。
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文章主要收录在他的散文集《蓦然回首》和《白先勇文集》第四卷的“文艺评论”辑中。这些批评文章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1)绝大多数是为一些作家作品所写的序和自己阅读作品的读后感；(2)在不同场合就小说艺术与别人的对谈；(3)一些学术性较强的论文如《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等。白先勇所评论的作家，多为台湾和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如施叔青、丛、欧阳子、琦君、马森、王祯和、杜国清、林幸谦、荆棘等，显示了他对某一特定地域作家群体的关注。与此同时，他的文学批评也表现出视野的广阔性，在一些文章中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外国作家作品以及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发表了深刻独到的见解就其所评论的作家作品来说，文体是多样化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无不涉及，当然评论最多的还是小说，这自然与他的文学创作本身情况有关。
与当下一些文学批评中颇为盛行的硬套理论的做法截然不同，白先勇的批评文章是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感性领悟，带鉴费l生，体式自成一格。这特别表现在他为一些作家作品所写的序及读后感之类的文章中。在这类文章中，他往往在开头或结尾以一种散文化的语言概括出某一作家作品的特色风貌。虽然白先勇对这种风格特色的把握还谈不上具有“历史定位”的性质，但也可成不移之论。例如他评说琦君，开门见山，把琦君笔下所特有的感伤气表达出来：“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像(相)簿，一张张泛了黄的相片都承载着如许沉厚的记忆与怀念，时间是这个世纪的前半段，地点是作者魂牵梦萦的江南。琦君在为逝去的一个时代造像，那一幅幅幽幽的影像，都在诉说着基调相同的古老故事：温馨中透着怆痛。”这种总体风格特色的把握是白先勇文学批评的特点之一，它意在给予读者一开始阅读或阅读后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印象，而文章的其余篇幅则引领读者去体味和理解这种印象。这当然可以看成是批评的操作程序问题，但也不失为是一种有特色的批评思维方式。白先勇不乐于使用那些流行的批评概念，诸如内容、形式、主题、思想，等等，这在于他不愿意“把文学一座七宝楼台，拆得不成片断”纷拼。在他看来，小说是文学，是艺术，那么以浑然感悟的方式则更能接近艺术真谛。
对作家作品总体风格特色的把握，白先勇显然继承和借鉴了我国古典批评中感悟印象的方式。他把捉和传达某一部作品和某一位作家的风格特色时，所依赖的主要是直观感性的印象，甚至他在小说创作中的形象思维也渗入其中。他在为施叔青《约伯的末裔》所作的序中，对施叔青小说的主题“死亡、性、疯癫”的揭示就完全采用形象画面的方式。鹿港渔港的鱼、腐烂的蟹、猫的尸体、棺材；土娼寮门口肥大的土娼；老疯妇为渔郎儿子招魂。三组画面分别对应着施叔青小说的三大主题。这其中没有多少分析性的文字，全凭直观的艺术感悟力。我们如果要在白先勇的文学批评中寻找所谓的理论支撑的话，那是徒劳的，但他凭藉着小说家对艺术的灵敏，对所评论的作家作品总是能契人到他们的特质之中，并显得不甚有所偏颇。
如前所述，白先勇善于对作家作品的总体风格特色进行把握，意在使读者获得一个较鲜明的印象，其余篇幅则旨在去做引领大家体味和理解这种印象的工作，但在具体如何“引领”的问题上，白先勇在文学批评中却是有所侧重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白先勇十分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在他的很多文学批评文章中，是占了相当大的篇幅的。在为欧阳子的《秋叶》所作的序中，他开宗明义，将欧阳子小说的特质表达出来，认为“欧阳子的小说有两种中国小说传统罕有的特质：一种是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之控制，一种是成熟精微的人类心理之分析。前者表诸于她创作的技巧，后者决定她题材的选择。”斟接下来他详细分析了欧阳子是如何做到对小说“形式之控制”的。认为“严简，冷峻的语言”、“单一观点的运用”及“反讽”手法的采用使欧阳子小说的艺术形式造成了奇妙的效果，“欧阳子小说中严谨的形式控制，使她的小说免除了我们中国小说的两种通病：一种是感伤主义，一种是过火的戏剧性。”圈懈从而高度肯定了欧阳子小说的艺术成就。又如为丛小说《秋雾》所作的序，同样以大量笔墨着重丛娃小说艺术表现特点上的分析与概括，从而认为“对小说中的细节有效的控制与巧妙的安排”和“小说文字中比喻的塑造”是丛娃小说的最大艺术特色。可以说，这种偏重于对作品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的文字在他的文学批评文章中是非常常见的，而白先勇文学批评的这一特点，正显示出他对文学艺术本体特征的重视。
白先勇如此重视艺术技巧、艺术表现的分析，与他自己的文学观(小说观)和文学批评观是完全契合的。他对文学所持的一贯看法是：“小说可以描写政治、哲学、心理种种人生万象，但万变不离其宗，小说既然是文学，其永恒价值仍应以文学标准衡之。”这样，他便首先就确立了“文学首先是文学自身”这一对文学本体特性的认识。由此他论小说艺术，就不惮其烦地讲小说技巧与内容的关系、“观点”的运用、人物的出场和场景、对话的描写等，原因在于他“个人认为小说是，是种艺术，绝对要以艺术形式、技巧来判断是否完整。这个比较靠得住，比较客观的批评方法”。而在《谈小说批评的标准》一文中，他为成功小说批评所归纳的三条标准中，更是将艺术标准列在第一条的位置，认为“作品的文字技巧及形式结构是否成功的表达出作品的内容题材：这大概是小说批评的第一块试金石。”研明乎此，再回头来看他的文学批评文章，其之所以花大力气来做艺术技巧、艺术表现的分析，就显得非常自然和让人理解了。
但是，白先勇重视对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并不意味着他流于技巧“趣味主义”，实际上他也是很注重作品思想成就的。在前面举例到的他对欧阳子小说和丛小说的评论中，就高度肯定了两位作者作品的思想力量。认为欧阳子对人类心理特别是爱情心理的抽丝剥茧则让人获得了“真正的爱情，是永远的痛苦”圈的深刻体认，而丛娃的作品则充溢着“一股对生命渴求的力量”。这表明在小说艺术与思想关系的看法上，白先勇并不趋于极端，他所反对的是将两者割裂开来的做法。在《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这一对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作家品评的文章中，他就很显明地表达了这一主张。在这篇文章中，他着重比较分析了鲁迅、茅盾和巴金的创作，高度肯定鲁迅的《呐喊》《彷徨》，对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则持批评态度。原因在于鲁迅作品“冷静客观，不带夹评”的艺术表现使作品“激进叛逆的社会意识”得到了很好的节制；而茅盾《子夜》的人物描写“止于浮面”，巴金《家》的对话是“一种非常不自然，矫揉造作的语言”，虽然社会意识强烈，但艺术描写失败。虽然这种品评仍着重对作品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但其中很明确地体现出了白先勇追求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两相平衡的批评观念，反对那种以“小说中的社会意识是否合于某种社会政治的教条主张作为小说批评的标准的做法”。
白先勇在文学批评中重视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的分析与他的文学观(小说观)和文学批评观是完全契合的，这其中实际上已显示出他的文学批评带有艾略特“诗人批评家”的“创作室批评”的特点。因为这一批评观念实质上是白先勇创作经验的归纳与推广，换句话说，即这一批评观念是其创作观念的反映与延伸。
艾略特经常被人看作是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位开山祖师，但艾略特却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文学批评纯粹是属于“诗人批评家”的批评文学，只是一个诗人在从事创作时的一种副产品，因此他又称这种文学批评为“创作室批评”。在《完美的批评家》中，艾略特自报家门，公开承认他是一个诗人批评家。“本文的作者就曾极力主张‘诗人批评家批评诗歌的目的是创作诗歌’。……如果说批评是为了‘创作’或创作为了批评，我现在认为那是愚昧的……但是我还是期望批评家也是作家，作家也是批评家。”因此他只讨论与他自己创作有关的理论，或评论影响过他的作家和作品。这样他所道出的只是一个有创作经验的艺术家的经验之谈，是其创作经验的总结。“当他谈创作理论时，他只把一种经验归纳和推广，当他探讨美学问题时，他就比不上哲学家那样有本事了。……所以简单地说，当诗人批评家论诗时，他的理论见解，应该从他所写的作品来考察。”带着这样的观点来看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我们可以发现白先勇的文学批评和他的文学创作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就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来说，白先勇本身就是一位非常讲究小说技巧的作家。在谈到自己小说创作程序时说，“多是先有人物。我觉得人物在小说里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物比故事还要重要。就算有好的故事，却没有一个真实的人物，故事再好也没有用。因为人物推动故事，我是先想人物，然后编故事。编故事时，我想主题。有了人物，我常在脑海里转，这个人物有什么意义呢?……”罔这种重视人物的小说观念必然会造成他对茅盾《子夜》中吴荪甫的多次“狞笑”表示不满。至于对话描写，他认为是“小说里很重要的技巧”“写对话绝对是真实生活里面的话”，“不是这样讲的话，你就不要写”。这样，他自然也会对巴金《家》中人物对话的“新文艺腔”加以指责。因此，他在文学批评中注重对艺术技巧的品评完全可以视作工作经验的一种总结和文学见解的一种反映。另外，在他所评论的作家作品中，我们似乎总能发现这些作家作品所渗透的创作情怀在白先勇的创作中都有着某种程度的回响，这也可以归于“创作室批评”的只讨论与自己创作有关的理论的批评状态。
在《天天天蓝》这篇散文中，白先勇追忆了自己上世纪80年代与沈从文在美国的会见。在这篇非评论文章中，他认为沈从文最好的几篇小说比鲁迅的《呐喊》《彷徨》“更能超越时空，更具有人类的共性”，他特别提到沈从文小说《生》中玩木偶戏的天桥艺人的丧子之痛是“人类一种亘古以来的悲哀”。联系白先勇的创作，这评人之语实在亦是评己之语，因为白先勇作品中弥漫的那种历史沧桑和人生无常之感正是人类的一种亘古以来的悲哀。所以，他评林幸谦的散文，对作者叙写两位残障弟弟的作品倍加推崇。“手足的遭遇，使得林幸谦深切的体验到人世的悲苦，而他对大弟、小弟以及所有弱者的同情，正是构成一个优秀作家的基本赋性。”评杜国清的《心云集》，认为“《心云集》中的爱隋是一种绝望后的激情。……因此，在《心云集》中，我们深深感到的是一种地老天荒无可奈何的万古怅恨”。评奚淞的创作，特别指出奚淞创作对中国神话，尤其是有关生命之谜，之争这个主题的巨大兴趣。评马森的长篇小说《夜游》，特别关注小说将人类关系，异性、同性、双性的爱情观做了各种不同的比较与剖析。评田纳西·威廉斯，认为“他写的却是一些人类最基本的感情，爱情幻灭的痛苦，人生俱来的寂寞，对过去光荣之追念”。如此等等，若与白先勇的文学创作两相对照起来，我们可以发现：凡是白先勇在自己创作中有兴趣表现的主题以及自己创作中渗透着的精神情怀，他在评论他人与此相关的作品时往往很快地加以捕捉并作充分的评述，原因即在于作家们的这些主题表现和创作情怀正是白先勇自己所高度认同的。在此意义上，白先勇的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是其创作的一种延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分析与综合；素描造型艺术
中图分类号：J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3-288-01
本文要研究的素描是西方传统素描。国外研究人员有将素描思维方法做论述的，国内研究人员只是提到了素描教育、对素描再认识，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方法论指导素描这一造型艺术实践活动进行理论分析。
一、素描之与分析与综合概述
（一）思维方法对素描指导的重要性
素描一词，在《韦氏大学新词典》中的释义之一是“在平面上用线条画……的相似物”。素描是一种绘画术语。素描在绘画艺术中是相对于色彩而言的，从广义上讲它泛指一切手绘的单色图画。素描有着多姿多彩的风格样式，方法流派和理论体系……素描是绘画艺术领域中一种独立的表现手段和艺术样式，是一个独立的画种。
素描的美术成分：画素描，正像建筑、绘画、雕刻和其他的视觉艺术一样，画家是以线条、明暗关系、质感、色彩、形体和空间来作画的。素描告诉我们怎样画出所看到的东西，为我们提供表现自然的能力。达芬奇……明确地主张绘画是一门科学的艺术（技术），并且以毕生的努力和成就实践了自己的主张。既然是科学，就应当用科学的方法论来指导实践。
（二）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方法论之分析与综合思维方法
好的方法对于认知活动，如同好的工具对于实践活动一样，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能。培根说过：
赤手做工，不能产生多大效果；理解力如听其自理，也是一样。事功是要靠工具和助力来做出的，这对于理解力和对于手是同样的需要。科学的认知活动，需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方法论可以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它首先所指的应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方法论。自然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系统科学方法论、文艺学方法论等等，都应该建立在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才能使自己取得科学的形态。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是基础理论研究，是方法论的首要任务，我们应充分的重视。
二、分析与综合在素描中的应用
（一）分析与综合辨证统一之素描造型各要素
从素描造型艺术创作的开始到结束，对各个部分的把握，到最终完成一幅高质量的素描作品是需要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思维方法的。完成一幅素描作品，需要考虑比如：构图与透视、线条、光与块面、体块、解剖这几个大的部分，这几个部分是构成一幅成功的素描作品所必不可少的。这些要素既是相互独立，也是互为依存的关系。你不能在画一条线的时候忘记了其他要素的存在，也不能在运用解剖知识时不考虑线条、光线、体块等等。如果忽略了任何一个要素，也不能称为一幅好的素描作品。素描的真正难题是要同时兼顾事物的许多方面。素描画的并不是你高超的手头技术，而是你的认识，你科学的思维方法。
（二）分析与综合辩证统一之素描观察方法
从写实素描的观察方法来说就是如何处理好分析和综合的关系。观察，是素描写实的前提条件。整体观察，即是将目光略过对象的细枝末节，排除琐碎的局部信息，抓取一个明确的整体印象。我们画出来的素描，无一不是通过眼睛依据特定的方法观察所得。树立正确的观察方法，能使我们的素描作品成功一半。这个方法即是分析与综合。从整体进行观察，能够使得我们获得上述素描造型的几大部分间相互关系的正确认识，从而更加准确的把握局部。整体观察要求我们对写生对象要从大到小，先抓大感觉、大框架、大关系。
（三）分析与综合辩证统一之素描作品完成
最后是素描作品完成的整体审美性。一件好的作品，从形式来说，必须是把握好了各部分之间以及与整体的关系。比如一幅人物素描半身像作品，我们必须把握重点。头、手这两个部分是整个人物中最重要的，必须重点刻画，但是相对于整个素描画面这个整体来说，衣领和袖口这两个部分相对于头、手以及整个画面也是比较重要的，只有处理好这四个部分的关系，才能体现素描画面的形式美感。而对于成功的素描来说，光是有形式是基础，还必须有画面的内容考虑人物的内在精神特征。所以说只有把握好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思维方法，整副素描作品才能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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