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北村透谷 日本早期浪漫主义文学 创作主题 创作方法 影响
北村透谷是日本明治初期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诗人、和平主义运动家，也被称为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座丰碑。他在近代日本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塑造内部生命”的文学观，主张从思想上履行彻底的自由主义，争取人类自身的自由解放，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
一、对日本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主题的影响
近代，随着西风东渐，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成功传播，使得基督教文化成为日本知识分子的话语，成为日本近代文学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背景，许多思想家、文学家首先是基督教徒，他们加入基督教，有感于灵肉的冲突与二元对立，从外面的物质世界转向对内面的精神的探求，从一神论走向泛神论，并与西方憧憬自然的浪漫派相融通，建构了颇具“西方味”，而又不失本国传统的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这是我们在论述北村透谷对日本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主题时必须关注的时代文化背景。基督教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影响表现在：（1）基督教适应了近代日本急于摆脱封建专制，走现代化之路的时代要求，冲击着日本人固有的传统思想、思维模式，以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塑造日本人的“近代”精神，使他们对自身及其内面产生怀疑、思考，形成“个”的觉醒；（2）日译《圣经》不仅给日本带来了异国情趣，而且它那优美而又独特的文体给日本近代的浪漫作家以巨大影响，自然风物丰富了浪漫诗作的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浪漫诗人及作家的想象力，为日本近代文学的成立及发展奠定了基础；（3）赞美歌作为宗教诗、信仰诗是一种大众文学，它以自由的诗律传播人道主义的“爱”与纯洁的观念，它开阔了日本近代浪漫诗人的想象力，是日本近代文学中新体诗最初的模式；（4）日本近代浪漫作家与诗人几乎都经历了入教――叛教的过程，他们几乎都憧憬高远的浪漫情怀，但又苦于青春的躁动，从一神论走向泛神论，从基督教的灵肉冲突走向灵肉调和，从而与歌颂自然与人生的浪漫主义相配合，形成日本近代浪漫主义共同的风格。
北村的文学追求恰恰体现了这些文学特点。他的创作也正是“一个虚构的现实世界，一个超越现实的、比现实更高的、理想的艺术世界”［1］的真实体现。例如北村在与山路爱山的论争中写成的《内部生命论》对人性内面的真实作了挖掘，即与宇宙精神合一，完善人的精神世界，实现人道主义和个体的自由。他明确论述道，与宇宙的合而为一本身是主观的，但追求自由的彻底性，从根本上，照出了现实中得不到开放的人性与矛盾，只有在意念的世界尝试着去挖掘，否则，文学在近代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在这里，北村浪漫主义中的悲哀情调，不仅与他在幻想世界中所追求的“纯文学”观念的苦涩相对应，而且开创了后来日本近代文学主流中小市民的自我封闭的传统。虽然北村强烈地意识到了在这种形式下打破明治社会现实世界的束缚，追求彻底、独特的自由文学的意义，但他却没能成功建立起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其主要原因就是“脱离外部生活，超越物质、现实和理性的境界，依靠内部生命即精神生活来理解人的本质”。［2］
北村对如何实现自由这样的难题并不避讳。他从自身参加左派民权运动的痛苦经历出发，论述了在天皇制确立后的近代日本现实社会中对此不抱任何幻想的原因，他在“理想世界”中提出了浪漫主义主张，即与宇宙精神合一，完善人的精神世界，实现人道主义和个体的自由。北村认为，在文学上的所谓写实派应该客观地观察内部的生命、客观地观察内部生命的各种现象，离开这一目的，便毫无益处可言。要做就做，于世有益就做，才能真正地符合此目的。所谓理想派应该主观观察生命或主观地观察内部生命的各种现象，不管歌唱多么高大的极致，多么美妙的理想，除此目的外没有什么意义可谈。这一问题在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之后仍然十分含混，直到坪内逍遥和森鸥外的无理想论争,才开始摸索写实的主体内容及主观表现的价值意识，日本近代文学的目标也由此确立。
当然，这并不是由于精神的倦怠所产生的单纯的脱离现实所致。北村在和民友社的山路爱山的论战中写了《人生相涉论》一文，站在“文学必须干预人生，这是任何人都深信不疑的”［3］这样一个立场上，而且试图批判山路爱山等人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文学思想，指出其必然要和妥协变为改良主义的原因。从他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始终伴随着深重的悲观主义这一点，也说明了这种斗争不得不在多么困难的状况下进行。他不是要在现实中，而是要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实现人的解放，这和以后的文学史进程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日本近代文学就在与广泛的政治、社会领域脱离关系的地方逐渐建立起来了。北村完成了近代文学主体的建立，这对于日本近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根本性的导向意义。在早年投身“自由民权运动”中，北村凭借敏锐的感觉领会到“自由民权运动”中提出的解放要求，而与封建势力和顽固保守思想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主张思想上彻底的自由主义，同时，对砚友社那种只是肤浅地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感到不满足，要求在文学上有胜过他们的永久性的作品。于是，为争取人类自由解放，为追求理想和真实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成为了贯穿北村文学活动的精神所在。
二、对日本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法的影响
北村透谷的文学观对早期的日本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北村认为：文学上的所谓写实派应该是客观地观察内部生命，客观地观察内部生命的各种现象，这是很写实的唯一目的；而所谓理想派应该是主观地观察内部生命一级内部生命的各种现象。不管歌唱多么高深的境界，多么美丽的理想，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称赞的目的。这些对创作方法的规定和提倡对日本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北村认为：“文艺是与思想的结合，有思想而无美学不是文艺，有美学而无思想也不是文艺，惟有华文妙词难以达到文艺只上乘，同样惟有思想也绝不能称为文艺。”［3］这就要求浪漫主义文学再创作必须坚持艺术上的美与思想的结合，因为艺术美学与思想是合而为一的统一体，缺一不可。早期的日本浪漫主义文学大都体现了北村文学观的这一特点。1894年，北村透谷去世之后，他的文学观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进一步增大。以《文学界》为例，北村死后杂志风格和发表的文学作品的写作方法都有了显著变化。他们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法逐渐地摆脱了直面人生和社会的特色，转向了对艺术至上的美的追求，确立了唯美主义人生观与世俗抗争。而这方面的创作上的代表人物就是深受北村影响的岛崎藤村。
岛崎藤村在《文学界》上面发表了一系列诗歌，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作《嫩菜集》以新的韵文形式，抒发了富有青春朝气的、人性解放的清纯之美。诗歌用此新颖、浅显、高雅、清新，内容健康、通俗易懂。后来他在自己编辑的《藤村诗集》的“自序”中写道：
悲叹、苦闷、
都在我的诗歌里，
想一想，可以说，不要犹豫。
受到他们身心的鼓励我也得救了。
谁能安心旧式生活？
要开拓新的生活，这是年轻人的责任。
生命就是力量，
力量形成声音，
声音就是语言，
新的语言就是新的一生，
我也要加入这新的生活之中，
结束那寂寞、昏暗的日子。［4］
这里“悲观”、“苦闷”等随着诗行的推进而逐渐消失，取而代之以波涛汹涌的肉体韵律的跃动和高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在北村影响下的藤村创作的成长。当然北村的对当时围绕着《文学界》的文学评论家上田敏也产生影响。同时，北村的文学观不仅直接影响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而且对其他与浪漫主义文学有密切关系的文学流派和思潮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产生了影响。
日本的浪漫主义为明治四十年代日本文坛各种文艺思潮的流布开辟了道路，二十世纪初的日本文坛，在明治三十年代浪漫主义高潮过后，而与之相伴的自然主义文学在短暂地成为主流势力后也相继走向衰弱。以浪漫主义后起之秀为代表的新浪漫主义（即唯美主义或颓废主义）、以白桦派为代表的理想主义、以新思潮派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相继兴起，并占据了日本文坛。之所以说浪漫主义为明治四十年代日本文坛各种文艺思潮的流布开辟了道路，首先是在文艺理论主张上有前后继承关系。朱光潜说：“自然主义有由现实主义退化来的一种，也有由浪漫主义退化来的一种。现实主义如果落到客观主义，它就会退化为自然主义，十九世纪后期法国文艺流派的演变可以为证。浪漫主义如果落到主观主义，使文艺创作成为主观感情和幻想的漫无约束和剪裁的倾泻，它也会流为自然主义，所以拉法格在《浪漫主义的起源》里把近代的自然主义称为‘浪漫主义的尾巴’。”［5］
日本文学的发展亦是如此。例如，如果说日本的自然主义是在日本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那么，日本新浪漫主义就是后期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延伸。日本新浪漫主义没有像自然主义文学那样建立起了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散见于他们作品中的文学主张却是明确的。他们主张“第一是艺术，第二是生活”，文学应该游离生活现实，追求超然于现实生活的所谓纯粹的美，以创造独自的艺术世界。主要代表人物的文艺思想的变化过程表现得比较明显，即早期表现为浪漫主义，而后期则转向到新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甚至在同一个作家身上，某一部分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较浓，另一部分作品的现实主义色彩较浓，亦是很自然的事。
正像上面论述的一样，在许多方面受到北村透谷文学观和文学实践影响的岛崎藤村的成长之路和他思想理念的转变较为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当岛崎藤村以《嫩菜集》蜚声诗坛之时，他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浪漫主义者；当《破戒》发表时，他已埋葬浪漫于内心而成为日本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在其随后发表的《春》、《家》小说中，他又止步于现实主义，在表现上兼有自然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创作手法。我们不得不承认，北村透谷的文学观不仅对日本早期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的文学创作方法产生了影响，而且通过浪漫主义文学的延伸间接地对日本近代文坛上的其他文学流派和思潮的创作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2］胜本清一郎.“解题”.《北村透谷全集》（第一卷）.东京：岩波书店，1950：213-223.
［3］北村透谷.《内部生命论》.《透谷全集》（第一卷）.岩波书店，1950：248-249.
一、对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腐朽现实生活状态的揭露
简·奥斯丁生活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的英国。当时英国文学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浪漫主义的文学特点是强调纯粹的情感、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自然的崇尚。因此，浪漫主义作家将时间及文墨花费在大自然的美和虚构的世界，而非真正对社会的关怀及创作。相反，后期涌现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将创作题材转移到包括道德、事物的因果关系、社会情态和真实的日常生活的物质对象的描写中。因此，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真正关注的是社会生活状态和社会本身。正如现实批判文学的本质“生活在社会中”。
首先，从小成长于乡村的简主要是写关于这个小世界的乡绅与神职人员，人们的行为，习俗，写关于她的世界和她知道的日常生活中最多的事情。她以对中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行为方式进行敏锐的观察和深入的分析而著称。奥斯丁深入的描绘英国乡村生活全貌和不同的人的生活方式，并用温和的讽刺手法抨击了当时社会的一些不良丑恶的社会现象。比如说在简的代表作Pride and Prejudice （《傲慢与偏见》）中，展示了中产阶级生活圈中的先生女士们一生会花大部分的时间拜访贵族、参加舞会、打牌和谈论无聊的问题，将世界变成一个封闭圈并浪费时间做毫无意义的事情。作为人类，漫无目的的生活是无比的荒谬。
其次，简·奥斯丁极其善于刻画生活中不同人物的真实性格。Wlater斯科特先生曾经高度评价她，“talent for describing the involvements， feelings， and characters of ordinary life.” 使用温和的讽刺手法，奥斯丁将当时一些肤浅人物描绘得生动而真实。在《傲慢与偏见》中，这样描绘Bennet太太“She was a woman of mean understanding， little information， and uncertain temper. When she was discontented， she fancied herself nervous. Its solace was visiting and news”.班纳特太太是一个愚蠢的，无知的，八卦且无聊的家庭主妇。此外，在这本小说中，柯林斯先生是另一个典型的愚蠢代表。在第二章第六节中，这样描写科林斯先生“Mr. Collins was employed in agreeing to everything his ladyship said， thanking her for every fish he won， and apologizing if he thought he won too many.” 可以看出，柯林斯急于谄媚于他的主人咖苔琳夫人。此外，通过他向伊丽莎白的求婚细节可以看出，科林斯的让人难以忍受。因此，柯林斯是一个当时英国中产阶级人群中、谄媚和自大的典型代表。
二、对女权主义以及女性独立思想觉醒的描述
奥斯丁被誉为英国文坛具有代表性的女权主义作家之一。简·奥斯丁在她的大多数作品中着重描绘出思想独立的女性，并对女性独立思想高度赞赏。这是另外一种对18世纪英国处于极端男权主义控制下社会的现实批判。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妇女生活状态窘困，主要体现在无法拥有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经济生活能力，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在《傲慢与偏见》中，主人公伊丽莎白是一位被赋予了女性独立精神的女英雄。第一章第十节中，在贵族公子达西盛邀伊丽莎白跳reel舞之后，伊丽莎白这样答复“I heard you before， … I know， to say ‘Yes’， that you might have the pleasure of despising my taste； but I always delight in overthrowing those kind of schemes， and cheating a person of their premeditated cintempt. I have therefore made up my mind to tell you that I do not want to dance a reel at all， and now despise me if you dare.” 这个答复使我们认识到伊丽莎白的智慧、独立和勇气。为了保护她的尊严，伊丽莎白敢于对贵族进行反击。因此，简·奥斯丁传递出女性也可以独立自主，做她们愿意做的事情，而不完全服从于男人。简·奥斯丁成功地反映出18世纪英国女性通过自我精神自控提升和精神的自力更生追求独立与自由的精神。这充分体现了一种对18世纪英国处于极端男权主义控制下社会的现实批判。
三、对18世纪后期英国社会拜金婚姻观的讽刺
奥斯丁在文学作品中描绘了当时人们的拜金婚姻观念并对此进行了讽刺和抨击。简的大多数小说围绕一个主题——“爱情与婚姻 ”。人们一般会认为，奥斯丁是一位擅长讲爱情故事的小说家。事实上，婚姻在她的书中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经济需求的产物。此外，奥斯丁清晰地表露出她对拜金婚姻观的态度，讽刺了18世纪英国的婚姻市场。比如，《傲慢与偏见》中最为出名的全文第一句名言“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 除此之外，当Bennet太太听说有上层社会贵族公子光临她的寒舍时，她说：“A single man of large fortune： four or five thousand a year. What a fine thing for our girls！”读者从中很容易看到：当时没有财富的女人才需要努力追求一个丈夫。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那个时代婚姻的基础不是情感而是财富。简·奥斯丁指出，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女性认为，没有比嫁给一位富有的男士更让人可敬和成功了。简从她的全部作品中把婚姻和当时社会的经济关系做了对比，并深度批判、抨击了拜金婚姻观这种可耻的社会风气。
综上所述，简通过对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腐朽生活的揭露，女性的独立思想的觉醒，以及对人们的拜金婚姻观的讽刺给予18世纪英国社会一些不良丑恶现象以批判。而现实主义文学基本特征有两点，一是注重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力求使艺术描写在外观上、细节上符合实际生活的形态、面貌和逻辑。二是注重典型化方法的运用，力求在艺术描写中，通过细节的真实表现生活的本质。而简·奥斯丁的作品完全符合这两种基本特点，所以这有力的支持简·奥斯丁可以被誉为18世纪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
参考文献：
《多情客游记》声称为游记，但与游记大不相同。通篇的“我”，而外物极为模糊，“我相信”、“至少在我看来”、“我的智慧说道”、“我在想到……”；没有完整的情节线索，标题定下地点而每每重新开始新的叙述；在每个地点（如同每章）中又随意跳跃到某段回忆，跳到内心情感，跳到个人的议论调笑；对话通过破折号进行，同时随心所欲夹杂“即时”的议论……这些都使《多情客游记》成为对我们而言极富现代感的作品，令人惊讶于作者非凡的超前。且不细论这种超前究竟是完全的斯特恩本人天才还是掺杂着小说成型之初的规则理念的不完善，无可否认的是《多情客游记》具有强烈的现代性特征。小说是连续的时间流，好像小小的自足的水晶球嵌在固定的现实时间的墙上，因为合上书时它不具备任何时间属性，但当阅读发生，或者写作时，人进入到自足的水晶球中经历一段故事（时间）。在阅读《多情客游记》时我们还是会感到些许错乱和不适，虽然相较《项狄传》已经收敛许多。黄梅在《推敲“自我”》第八章谈论《项狄传》的第一小标题取为“无法无天的叙述”，又引用爱・摩・福斯特的话佐证：“《项狄传》中藏着一个神明，它的名字就是‘混乱’”。[2]究其根源，斯特恩让我们如此不知所措的方式之一是时间叙事上的随意。典型如第一页的叙述：
――这种事，我说道，在法国就安排得比较好。――
――你到过法国吗？那位绅士马上转过身来冲我说道，态度既客气又得意不过。――奇怪！为此我跟自己辩论道，没有想到二十亿英里的航程，充其量不过从多佛到加来这么远，竟能给人这种权利――我倒要调查研究一下：于是不再辩下去――我径直回到住处，收拾好半打衬衣和和一条黑绸紧身裤――‘我这上衣，我看看衣袖说道，还行’――在多佛码头找了个落脚处；游船要在第二天早上九点开――到三点才吃午饭，我吃了一份油焖子鸡，的确是在法国吃的，不容争辩，因此，要是……，暂不处理这些财物――我的衬衣，黑绸紧身裤――皮箱等等，……以多情善感著称的民族的君王，使我非常难过――
不过，我刚刚踏上你的领土――[3]
开头的“这种事”，是语意的连接，“这”必定有所指代，而所指一定是前段时间的谈论事物，而只给读者展示这个完整时间的后半段，令人无从得知“这种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随后，在话语中即时地发表议论，如“――奇怪！我跟自己辩论道……”，如后文大段地为自己的衬衣、黑绸紧身裤、小照的安全性“大呼小叫”，榇顺渡戏ü国王也没什么关系。接着更匪夷所思的是他的跳跃。约里克一定不可能在边看看衣袖边找到了落脚处边打听到了游船时间，更不可能将时间跳到了已经到了法国的第二天三点去吃油焖鸡，因为后文叙述到约里克刚刚踏上法国领土。吃完了油焖鸡后也没有脱离前文的“游船时间”，继续蜿蜒着叙述踏上法国领土前或刚刚的内心活动。文本给了我们时间的顺序和先后，这是确定无疑的，当写作时、阅读时就可以体现出来，字是一个个写上去的。而斯特恩强烈地无视了。其叙述时间粗略如下：
和绅士聊天
决定去法国，“径直回住处”
收拾衣物看衣袖
在多佛找落脚处游船时间（可能是人在多佛找，或是人在住处就能找到）
第二天三点在法国吃午饭，吃油焖子鸡
担心，“那天晚上”
踏上法国领土
即使很认真地列出来还是有很多时间的漏洞，也无法让人肯定地把叙事时间转变为现实时间。“在多佛码头找了个落脚处”是到了多佛找的还是能有预订服务在住处就能找到？“那天晚上”、“到三点才吃午饭”、“刚刚踏上领土”，依然令人疑惑不解，写作时间是什么时候呢？一定是吃完午饭之后。那又何以“刚刚踏上领土”？“刚刚”本身就是模糊的、个人的词语。小说中还有许多类似的时间叙述和安排。
可以发现《多情客游记》的叙事时间是极其个人化的时间，乃至是对现实时间、理性时间的根本忽略。按照个人兴趣、思绪排布的时间，随意省略、跳跃，即时抒发议论。内心感受、情感在现实里和现实时间就不对等，一秒钟也能万千思绪百转千回，或是在痛苦的煎熬中一秒千年。叙事的情节弱化、边缘化、琐碎化，个人情感以个人时间、观念的时间为支撑在叙事篇幅上成为主心骨，这即是外部世界弱化内部世界加强的证明。此时，情绪和记忆作为个人时间的标杆借助于虚构在文本中任意驰骋，虚构时间的延展、拉长、缩短、剪切、磨损、失真，标志着作为文本后的存在主体――人，成为自由的完全个体化的时间立法者。人的存在主体性地位在个人时间上的确立，才是感伤主义的基础，不然，情感无从抒发，根本毫无立足之地，如同釜底抽薪一般，情感的存在则没有理由。
浪漫主义诗人们、小说家们，所有浪漫主义者，如若想自由地抒情、表达感受，也必须确立主体化的时间观。在此不赘述情感与时间的关系，而以华兹华斯为例，管窥浪漫主义的时间观念。
华兹华斯认为“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但并不是当下的强烈情感，而是诗人在平静的回忆中，逐渐形成的情感的产物。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诗人沉思这种情感直到一种反应使平静逐渐消失，就有一种与诗人所沉思的情感相似的情感逐渐发生，确实存在诗人的心中。”[4]可是诗歌的情感源头就会在严格意义上分成两股：内心触动的当下的情感，和平静的回忆中的情感。但是事实上，在诗歌作品中这两种情感并不区分，融汇在一起，甚至在平静的回忆中形成的情感无形地叠加于现实的事物中。“对于华兹华斯来说，诗歌形成一种意识活动……过去的情感也可以在现在的意识中重新增长起来。通过这种情感的回忆，意识发现自己不再局限于一种情感之中。从过去的情感的角度对现在进行想象，自我似乎可以感觉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完全的融入。”[5]比如著名的《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以顺序写作在湖边看到水仙花，多年后沉思而想到水仙。开始部分的水仙是“连绵不绝，如繁星灿烂在银河里闪闪发光”[6]，而在回忆之中，获得了更大的欢欣，成为“孤独中的福祉”。原来的现实的过去的水仙通过回忆的再造，与回忆的现在的水仙重叠，客观时间概念也消散成一体的审美体验，是纯主观的艺术表达。
巧合的是“现代性”这个词就与时间的分期有关，但不仅仅是单纯的时间概念。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指出：
同‘当下’一样，诸如革命、进步、解放、发展、危机以及时代精神等也都是动态概念；这些概念或是在18世纪随着‘现代’或‘新时代’等说法一起出现的，或是被注入了新的含义，而这些语义迄今一直奏效。另外，这些概念后来随着西方文化的现代历史意识而出现的问题，即现代性不再是从另一个时代的模式里去寻求自己的定位标准，而是从自身中创立规范。现代性就是毫无例外地反顾自身。这清楚地解释了现代性对“自我理解”的高度敏感，及其至今仍在不停去驱使其努力“确定其自身”（pin itself down）的内在动力。[7]
在“确定其自身”中，现代性的支柱即在于“现在”的自身，此岸的自身，在于人的主体性。作为主体性的人如何感知和把握流动的时间，作为其自身的时间如何进行处理和反思，由此主体化的时间感受使文学 中的虚拟时间变得更加自由和跳跃。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同样注重感情的表达，但在其间联系的考察总会流入泛泛而论，或是理性情感二元论形而上的大言炎炎。而通过对感情流露背后的叙事时间的考察，可以更细致地发现在叙事中的一些特征。
由于个人能所限，所读书目限于中文，对《多情客游记》的分析可能存在错误，以及对西方诗学、文学批评了解甚少，如有错谬，敬请指正。
【注释】
[1]巴赫金.小说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M].北京：三联书店，2015.
[3][英]劳伦斯・斯特恩.多情客游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4]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选自《英国作家论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5.
[5]赵光旭.华兹华斯“化身”诗学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
[6]飞白译本.
[7]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参考文献】
[1]巴赫金.小说理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黄梅.推敲“自我”：小f在18世纪的英国[M].北京：三联书店，2015.
[3][英]劳伦斯・斯特恩.多情客游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4]王春元，钱中文.英国作家论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5.
这个问题似乎简单得无须专门讨论。引起我对它发生兴趣的是《东方》杂志第8期萧功秦先生的文章《一个法国青年的文化浪漫主义》（简称《浪》）。此前接触过作者一些作品，尽管我不同意他的新权威主义主张，但作为一位学养深厚、立论谨慎的学者，他的观点很具挑战性，尤其在他对政治激进主义的批评中有些地方很值得不同观点的人认真思考，至少，包含其间的警示意义是不应忽视的。东方杂志上这篇文章的主题同样是批评政治激进主义，然而很遗憾，这篇文章缺乏了立论的严谨，一系列论点失之轻率，而这些论点恰恰又牵涉到不少重要的理论是非和界限。
文章从一位在我国刚开始拨乱反正时来华留学的法国左翼青年奥莱弗谈起。奥莱弗憎恶市场经济和由市场竞争带来的社会不公，向往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喜欢作为这个制度人格化代表的文学形象李双双；崇拜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在他心目中，四人分别是妇女解放运动、革命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的代表。就由于他的左翼立场以及对中国现实完全颠倒的认识（文中也表述为"文化误读"），作者把他定位为一个文化浪漫主义者，并根据罗素的一段话，把通过挣脱对人性的种种束缚而"获得一种新的元气、权能感与登仙般的飞扬感"描述为浪漫主义的一般特征。接着由此引出浪漫主义的派生涵义：主体通过自己理想和愿望向某个对象物的投射，获得冲破现实束缚的人生超越感。据此，又把另一特征归结到浪漫主义上，即：把一种与现实阴暗面形成对比的秩序作为精神追求支点。
把上述两点归结为浪漫主义的一般特征后，文章回到特定的奥莱弗对中国的"文化误读"，根据这一特定的误读得出普遍性结论：那些对本国文化与现实持批判立场的人"只有"在认为想象中的美好事物是真实存在的，"才能坚持自己的批判的合理性"--异质文化就充当了想象中的美好事物，对异质文化"想当然的赞美"就由此而生。这里，浪漫主义（到此为止，"浪漫主义"基本上是作为"文化浪漫主义"的同义词使用的）在作者笔下已经几乎囊括了所有具理想主义气质的人和所有发生文化误读的人。根据这种涵义已经大大扩展了的文化浪漫主义（关于概念涵义的扩展，留待后面分析），作者断言：如果文化浪漫主义再向前迈一步，就成为政治激进主义者。接下来，全文核心论点就在"政治激进主义""文化浪漫主义""浪漫主义"还有"乌托邦"这几个概念的不断交替使用中出来了："政治激进主义者"（或文化浪漫主义者）是一些相信自己抱有一个伟大目标，相信为此可以采取一切方法的人。他们往往心地十分良善，容不下现实中与真善美不符的东西而力求改造，但"经由浪漫主义者的政治来改造的世界往往产生他们所不曾意料到的巨大灾难与不幸"。作者就此得出根本性结论：好人造成的祸害比恶人更深。因为恶人并不向人类集体经验发起根本挑战，从而对社会的破坏是有限度的；浪漫主义的好人则要对"人类在适应环境挑战过程中形成的传统、习俗、思想文化、制度安排等等，所有这些集体经验......发起总攻"，而且好人相信自己动机纯洁，极少自我反省，加之被人们信赖，致使错误难以发现和纠正。
暂且不谈该文的观点、论据的真伪。在论证方法上，概念内涵无限扩大、论点大幅度跳跃、基本结论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上等等，都令人惊讶。至于文章观点，则相当多地方需要辨析，其中，究竟什么人对人类集体经验发起总攻，什么人给人类带来重大灾难--此类问题亟待澄清；尤其是全文结论事实上关涉到对那些在20世纪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重大灾难的灾星的善恶判断，让人难以释然，觉得有必要就此表明看法。
一．"文化误读"原因析
全文以"浪漫主义"为中心概念的一系列论点和最终结论据以建立的事实是法国青年奥莱弗的"文化误读"。文化误读正如作者承认的，乃常见现象。至于误读是否如作者暗示或明示的是浪漫主义所致，是那些对本国现实持批评立场的人为自己批判的合理性寻求异质文化支撑的愿望的产物，就得另当别论了。伏尔泰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理想化评价是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文化误读，但显然不能把他的误读与浪漫主义挂钩。伏尔泰在生活上精神上的确很浪漫，但并不"主义"。作为"主义"出现的浪漫，是与对理性的反叛相联系的，所以，非理性甚至反理性是其基本特征。至于浪漫（或者说是一种想脱离平庸状态，追求生命的高峰体验的精神倾向），我相信，任何人只要没有从思想、情感到行为方式都彻底地功利化、物质化，都或多或少会有这一面。所以不能根据某人身上有浪漫倾向就将其归到浪漫主义旗帜下。就拿伏尔泰来说，在许多事情上很浪漫的伏尔泰，如果论其精神派别，他恰恰属于浪漫主义所反叛的理性主义。而文化误读的发生，原因可以多种多样。比如伏尔泰，浪漫气质、主观愿望的投射、认识上的先人为主等等，都可能是导致误读的原因，但受所掌握信息的限制也许是更直接的原因。至于他对于自己就法国现实所持批判立场之合理性的确信，也并不源自某种别处的什么样板。无论他实地考察过的在政治文化和制度上比法国开明、进步的英国，还是由于误读而被他美化了的中国，都只能作为一个参照物而并不能承载支撑其批判立场的任务。他的批判立场及其对这立场的确信一如西方历史上其他许多具批判精神的杰出思想家一样，基于独立思考、基于西方的精神和思想资源以及他们对人性的理解、对自由的信念、还有对自然法传统的真诚信仰。
至于奥莱弗，不错，这是一个怀抱崇高理想，执着追求公正和平等而对市场经济持有异议的左翼青年。对中国现实的颠倒认识使他把中国当成了体现这一追求的典范。但作者就此把他界定为文化浪漫主义者，却失之轻率，特别是根据奥莱弗的错误认识作出 "浪漫主义对现实的理解是建立在误解现实的基础上的，建立在一相情愿的主观愿望的基础上的" 这一带普遍性的结论，就更加轻率。就奥莱弗有真诚执着的理想追求而言，与其说是浪漫主义者，毋宁说是理想主义者更合适。说到这里有必要顺便指出，作者因奥莱弗对市场经济的异议就断言他"是市场经济竞争社会中的失意者"，这过于武断。评判事物超脱于一己得失可以说是所有理想主义者却不一定是所有浪漫主义者的一个精神特征。所以，理想主义不等于浪漫主义。即使搁置二者差异，无论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都并不必然导致奥莱弗对中国的颠倒认识。真正导致这一颠倒认识的是作者作结论时忽略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我国的宣传。在过去二三十年完全封闭的情况下，对外界来说，直接得自中国的有关中国状况的信息完全通过中国官方宣传而来。而那个时期彻头彻尾意识形态化的宣传，充满了掩盖真相、歪曲事实、甚至根本颠倒事实的欺骗性。无论是令奥莱弗心仪的人民公社制度还是文革及其作为文革化身的江青等人，在对内对外宣传中都是被极度美化了的，而且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加以美化。奥莱弗在接受这些信息时还是一个认知能力尚不成熟的少年，在缺乏其他信息来源的情况下，根据这样的宣传来形成他对中国的认识从而发生错误，再自然不过了。其实，我国至今都还有人受文革宣传的愚弄，把那个苦难深重的时期当成阳光灿烂的日子，要一个远在法国、而且还是少年的奥莱弗具有看透那些宣传伎俩的洞察力，实在太难为他了。事实上，不是他"浪漫地美化李双双时代的公社制度"和文革时期为祸中华的江青之流，而是他受了蓄意美化公社制度的作品《李双双小传》和蓄意美化文革、美化江青之流的欺骗性宣传的误导，是这些宣传影响和塑造了他对中国的认识。这与浪漫主义没什么关系，至少，将其说成浪漫主义所致是缺乏根据的。至于奥莱弗对中国现实的颠倒认识或者说他因受颠倒的宣传而在心中形成的关于中国的种种幻象，是可以破除的。《浪》文提到安徒生一则童话：一个不满现实环境而向往中世纪的人在穿上了一双魔鞋真的回到中世纪后，发现了中世纪才真正不可容忍。作者以此类比奥莱弗，并借此把中西文明交流中对西方文明抱好感的人批评为"文化浪漫主义"。这里没有言明但隐在字里行间的话是：
那些"把与现实阴暗面形成对照的秩序作为精神追求支点"的人总归要大失所望。这是在把向后和向前两种性质不同的秩序对照混为一谈。对作者所引童话，我认为可以作两层理解。就奥莱弗而言，倘若真有双魔鞋把他送到向往的地方，事实终归使他从梦中醒来。作者不也指出他在中国越来越感到不适吗？可惜却没有就此说些什么。然而，这种不适恰恰表明的是对过去认识的痛苦调整，这比他先前信什么不信什么更重要。就作者借这童话引申的不同文明交流中可能发生的问题上，我以为，"魔鞋"童话的普遍寓意在于使人得以在两种经验之间进行比较。它可以帮助打破幻象，但也可以起另一作用。既然魔鞋意味着可以把一个人送到心目中美好的地方，那就不光可以把人送回过往时代，而且也可以把人带往另一方向，比如从封闭社会带向开放社会，从专制国带到民主国。在那里，人同样能通过事实和体验来验证是否与自己此前置身其间的"现实阴暗面"恰成对照。就是说，它可以给人的认识以经验事实的支撑，这一认识可能被修正，但并不丧失其基本的客观性--我认为，这也是对开放的、民主的体制的向往不同于把落后、过时的制度理想化之处：这种向往也可能犯过于理想化的错误，但基本方面并不虚幻，更不根本颠倒。
二．需要加以节制的"浪漫主义"概念范围
现在该回到"浪漫主义"这一基本概念本身了。我前面曾提到作者在行文中有无限扩大"浪漫主义"内涵的倾向。那么，究竟浪漫主义指什么？诚然，浪漫主义如作者所说，它很难确切定义。可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一些使"浪漫主义"之为"浪漫主义"而非别的什么主义的特定涵义和范围。
浪漫主义主要是作为对启蒙运动以来居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的反叛而兴起于18世纪西欧各国尤其德国、法国的精神、文化运动。无论是作为一种态度和立场的广义浪漫主义还是作为文学艺术中反叛运动的狭义浪漫主义，一起始就以反传统、反权威、反一切清规戒律的姿态出现。它重视被理性主义忽视或排斥的人的主观感受、本能、情绪、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对那些强烈激动人的心灵的事物抱有最大兴趣。在文学、艺术中，浪漫主义者放纵想象力，把蔑视权威，冲破既有法则尤其是古典主义法则的藩篱视为特权。浪漫主义作品具有把幻想推向危险高峰的倾向，并通过打破美与丑、善与恶的对立，表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和令人不安的力量。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法则的突围以及对个性、对非理性因素的张扬给各门类的文学艺术带来了新的活力和从未有过的新题材，极大拓宽了艺术范围，扩展了人类的审美经验和开掘了人性的深度，产生了辉煌的艺术成就。其中，法国浪漫派便是作为19世纪最伟大的文学流派屹立于世界文学之巅的。
对于浪漫主义，思想史上的评论甚多。尽管在其功过是非上看法各异，但是在对使浪漫主义之为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的认识上是相似的，都把反叛理性主义及其与之相关的反传统、反权威和基于个性而对种种束缚的敏感视为浪漫主义基本特征。《浪》文所引的罗素谓"浪漫主义者在推开对人性的种种束缚时，往往会获得一种新的元气、权能感与登仙般的飞扬感"，前半句"推开束缚"表达的的确是公认的浪漫主义者的精神特征或行为倾向。后面所说由此而获得的种种感受，特别是萧功秦先生既在该文也在他批评政治激进主义的别的文章中反复提及的"登仙般的飞扬感"却并非浪漫主义者必有的精神、心理特征，而只是可能的特征之一。而罗素对浪漫主义的评价也远比这段话所体现的要复杂得多，且前后期的评价并不那么一致，据我看，前期评论比后期严厉。上面所引"权能感""登仙般的飞扬感"的说法在十多年后根据《西方哲学史》改写《西方的智慧》时就没有再出现在对浪漫主义的评论中。但作者只抽取罗素前期评论的片断，并把这一片断中描述的一个可能的特征夸大为普遍性特征，再把异质文化之间常见的原因各异的"文化误读"与浪漫主义直接挂钩，就已经过度扩张了浪漫主义范围。而当其把罗素描述的"登仙般的飞扬感"这一可能的心态特征加诸于他所说的政治激进主义者身上，并把构筑乌托邦的、强制人们接受"完美新世界"的......好几类人统统谓之为政治激进主义者，而且行文中事实上也不仅将浪漫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等同，还把浪漫主义与乌托邦、与理想主义混同，这种无节制的概念扩张便使得此主义与彼主义了无分别，从而使概念也变得无意义。但这样的论证却服从了本文开头所介绍的那些围绕政治激进主义所提出的一揽子批评性结论。这里暂且还是搁置结论，就作者以"登仙般的飞扬感"形容政治激进主义者的心态，我觉得有些话不能不说。首先，我认为作者没有给出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这就不能不具有主观臆断的强烈色彩。再则，我注意到作者在批评政治激进主义的文章中有着把清末以来的仁人志士（特别是其中主张走议会道路的人①）归入其中的意味，并以"登仙般的飞扬感"用来形容他们。然而如果考虑到这部分人所面对的全然不是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者可以恣意妄为的环境，考虑到这部分人所置身的时代的严酷性和他们随时可能人头落地的处境，用获得"登仙般的飞扬感"去臆断他们，是既不得当又太残酷。
关于浪漫主义，需要区别艺术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精神信仰层面和政治操作层面。对文学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应该有更专业的评价，不属本文论域。至于作为一种态度和立场的浪漫主义，不错，它有反理性倾向，但这对于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的僭越也有某种矫正作用；它有作者强调的以审美标准代替功利考虑的倾向，但对于一个过于注重实利，功利考虑已经压倒一切的时代来说，未尝就毫无积极作用；它对工业文明的反抗诚然有美化农业文明的一面，但也有对工业文明危险后果（如分割人性，使人单一化、工具化，破坏人与大自然的联系）的敏感和预见；浪漫主义者有摆脱一切束缚的倾向②，纵然这种倾向具有导致瓦解一切价值和规范的危险，但浪漫主义者也以其反常规的举动挑战了陈腐过时的清规戒律，罗素就认为浪漫主义者对清规戒律的挑战促进了时代的宽容......，如此等等。浪漫主义同别的许多事物一样，有它的多面性，不宜简单化。
浪漫主义运动在19世纪达到辉煌顶点后开始衰落。但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浪漫主义"辞条所指出的："一旦面临任何机械体系限制人类经验发挥作用的威胁，浪漫主义的抗议就会继续出现"。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它构成了西方开放的精神、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需要具体分析的浪漫主义与政治的关系
我是很赞同萧功秦先生对于浪漫主义渗入政治的警惕和告诫的。因为浪漫主义某些表现在文学艺术中行得通，在政治领域则不然。例如，文学艺术中可以把幻想推向极至，政治上这么干则易导致灾难；文学艺术可能在挑战和摆脱一切既有规范中获得突破，倘在社会、政治领域蔑视一切规范，就的确是在进攻人类集体经验了。不过这后一种"蔑视一切"正如罗素和其他许多思想家所指出的，在性质上是反社会的，付诸行动者不是无政府的叛逆者就是想征服一切的暴君。就是说，浪漫主义这一发展路径的结果是无政府主义和极权主义这一藤两瓜，而并非作者指称的政治激进主义。政治激进主义要求对社会秩序进行广泛变革，但大多从已有的思想资源获取变革所依据的理念或原则，一般说来，并不具有"蔑视一切"而进攻人类集体经验的嗜好。诚然，政治激进主义也可能取无政府主义和极权主义之类灾难性的极端形态，问题是萧先生批评的并非这些形态，恰恰相反，批评矛头主要针对着我国清末以来出现的议会民主政治理想。浪漫主义渗入政治，其走向还不止上面说的这些。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也是其可能的走向，但最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朝向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发展路径。对此，后面还将提及。
写到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即使政治浪漫主义，无论哪种走向，如前所说，都须区分个人精神信仰层面和政治操作层面。就是说，必须区分信奉者、表达者与实际操作者。不管多么糟的主义，如果仅仅作为个人政治信仰，对他人、对社会并不构成危险，构成危险的是那些掌握着相当的社会权力资源的政治领袖。当然，信奉者、表达者可能成为实际操作者，但这中间还隔着许多环节，而且每一环节之间的过渡也不是不需要条件的，其中，获得权力是关键性条件。就此来看，即便《浪》文对奥莱弗的界定是准确的，鉴于奥莱弗只是一个政界之外的普通青年，他的信仰只不过是多元信仰中的一种，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这很正常。根据一个青年的个人信仰引出那么多政治性严重结论，前提就是虚幻的。其二，对浪漫主义渗入政治活动也应具体分析。事实上并非都那么糟糕，就必然走向灾难。例如，拜伦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他的浪漫主义既表现在他的诗里，也付诸于投身希腊解放事业的政治行动。但他怀抱崇高理想的政治行动除了使自己死于热病，没有给任何人带来灾难。对他，罗素如是说：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融合成十足浪漫派的一切要素--叛逆，满不在乎，藐视成规不顾一切和高尚的行为。他为了希腊式的自由而死于密索隆奇沼泽之中，始终是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姿态。" ③在欧洲，像拜伦这样深刻介入政治活动的诗人并非个别，众多的浪漫主义诗人在19世纪欧洲政治生活中都曾活跃异常，法国尤其如此。这个文学艺术上浪漫主义的发源地，政治上也很浪漫了一下。其政治浪漫的程度，从勃兰兑斯谈1848年革命时的浪漫派可窥一斑。他说：1848年"是浪漫派胡闹的一年--这时掌握法国车轮的不是政治家而是诗人和热心人；议会里流行的不是实际政治观念而是圣西门主义、新基督教观点......"。那么，在那一年掌握着法国车轮的浪漫派诗人们给法国带来了什么呢？在30年代后期就转向政治活动的浪漫派诗人拉马丁此前一直为工人境遇鸣不平。1848年二月革命后，这位担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但实际上是政府灵魂的诗人对聚在市政厅前的民众作了最具浪漫色彩的表示："我们将共同创作最美好的诗篇"。他没有食言。主要由于他的建议，刚成立的临时政府几天内就完成了一系列重要工作：废除了殖民地的奴隶制，废除了政治犯的死刑，废除了复辟时代遗留的民事拘禁，恢复了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不列颠百科全书高度评价这位浪漫主义诗人是"一位勇敢而明智的战士"。还有雨果。
他既是法国浪漫派文学的领袖也是政治上的激进派，他以充溢的激情介入许多政治活动，但无论《浪》文关于"浪漫主义对现实的理解建立在误解现实的基础上"认识论评价还是关于浪漫主义者政治后果的评价，搁在他身上都不合适。他在二月革命后担任议会代表，提出了全民教育和人民福利的理想并为之而斗争。尽管19世纪的法国政局不稳、政权形态频繁更替，但拉马丁和雨果们为之斗争的那些东西并没有丧失；政局的变动既未动摇19世纪的法国特别是它的首都巴黎仍然是欧洲文明的代表和无可争议的文化中心，也不影响法国对各国政治流亡者的亲和力，事实上，19世纪的法国张开双臂接纳了许多流亡者。在我看来，19世纪法国的政治动荡被许多论者夸大了；而法国有过的政治动荡也不能算在浪漫主义者头上，至少，尚无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应由他们负责。
我举上述事例是反对在浪漫主义与巨大灾难之间建立联系，但这不意味着否认这种可能。前面提到的最值得警惕的浪漫主义政治走向就贻祸无穷。滥觞于19世纪的把民族、国家当成放大的部落神崇拜的民族主义是浪漫主义进入政治的主要通道。民族主义极易调动起民众激情，也最容易形成具规模的运动。事实上，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欧洲，对民族、国家的崇拜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人们的想象力，并真正导致了无穷灾难。但批评浪漫主义的萧先生却对此未置一词。
四．评"好人造成的祸害比恶人更深"
这是《浪》文的根本结论。它依据以下论断而确立：文化浪漫主义者往往心地良善，是一些相信自己抱有一个伟大目标，相信为此可以采取一切方法的人；为了建立心目中的美好世界，他们向人类集体经验发起总攻，而恶人作恶仅限于满足私欲，并不向人类集体经验发起根本性进攻；浪漫主义好人因相信自己动机纯洁而缺乏反省精神......。
然而无论"好人造成的祸害比恶人更深"的根本结论还是它所依据的这些论断，都首先是一个事实问题，其次才是理论问题。所以，我认为第一步应该作事实判断。
说起人为灾难，法国革命中发生的屠杀难免被提及，但这场灾难很难说是"浪漫主义的好人"造成的。有史可考的事实是，实施报复、屠杀而使革命年代变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时代的是并不浪漫的、很实际的暴民和同样不浪漫却很冷峻的罗伯斯庇尔们的"大手笔"，而充当"革命车轮"碾压材料的倒恰恰是那些对"平等、自由博爱"抱着真诚信仰的浪漫主义的革命贵族。
比起因滥杀无辜而留下暗迹但毕竟传播了新的理念、清除了旧制度的根基、进行了建立共和制尝试的法国革命，20世纪六七十年生在我国的"文革"是一场货真价实的灾难。可是文革中豪情万丈的青年学生虽然很浪漫，但他们只是并不浪漫的政治领袖手中的棋子--老实说，我对那种视某些文辞浪漫但行动起来极端实用主义的政治权威为浪漫主义者的说法是很不以为然的，这些权威人物工于心计、精于谋算，恐怕与浪漫主义者的精神特点处于不相通的两极--，如果把造成这场全民灾难的帐算到青年学生的浪漫主义头上，是不公正的。关于文革灾难的程度，也许距离近了些，把它与本世纪其他灾难作比较的条件尚未成熟，还难以定论，然而，发生于二十世纪上半页的法西斯灾难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任何灾难都不能比拟的，受害者人数和所涉国籍之多，灾难所及领域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这却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基本共识；而法西斯政权，尤其德国纳粹政权和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不论是挑起反人类侵略战争，还是通过集中营、灭绝营、毒气室实施的种族灭绝计划或由细菌部队进行的细菌战、拿平民和战俘进行的活体实验......，无不是对一切公理、一切使人得以确立为人的道义准则（按《浪》文的表述即"人类集体经验"）的根本性摧毁--这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基本共识。
如果关于法西斯灾难是人类经历过的最深重灾难这一事实判断是确凿无疑的，循着《浪》文"好人造成的祸害比恶人更深"之说，那么以下结论便不可逃避：发起这场"对人类集体经验的总攻击"，④造成了人类空前劫难的元凶希特勒及其团伙是"浪漫主义的好人"。倘若此结论成立，人类判断力可真的是遭遇根本性挑战了。
到这里，《浪》文结论的荒谬已在不言之中。但值得思考的是，一个学养深厚的学者为什么会得出"好人造成的祸害比恶人更深"等一揽子观点？
我认为，《浪》文的问题既出在方法论也出在理论上。方法论误区在于：首先，作者的结论预定，过于急切地要证明政治激进主义的恶果，不是以充分的事实为依据进行总结和论证，而是根据极有限且可有多种解释的个别事例--奥莱弗对中国现实的颠倒认识--引出一系列普遍性结论；其次，以假设代替事实，在并不存在逻辑联系的事物之间虚构逻辑联系，诸如浪漫主义者"只有在被视为美好的事物被他认为是真实存在的......他才能坚持自己的批判的合理性"之类轻率论断在文中并非个别。理论误区在于，作者的根本观点暗含着一个关于善恶判断之依据的前提，即：倾向于认可用目的为手段辩护、并根据某人声言的目的对其进行善恶判断。作者文中就提到怀抱"伟大目标"的"浪漫主义好人"相信为此"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所谓"一切手段"其实就是"不择手段"。我当然不是说作者本人主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问题是作者为了证明"好人为祸甚于恶人"，便把如此行动着的政治人物判定为心地良善的浪漫主义者。在这里，那些人是不是浪漫主义者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凭那些为祸甚深的人所宣布要实现的目的就断言他们是"心地良善"的好人。然而目的并不能为手段辩护。在我看来，当目的确定后，目的对手段的选择起着制导作用，即：所选择目的的性质本身就规导着对手段的选择。可以说，手段的性质体现或者暴露目的的性质。其实无论政治领域或日常活动领域都不难发现，凡不能正大光明表达出来的目的往往需要一个"高尚的目的"作障眼物，而真实目的就在借以达到目的的手段背后。政治领域尤其如此。这就意味着：政治人物所宣称的目的有真伪之别。缺乏事实支持的口头宣言什么也证明不了，而包括所采取手段在内的可考察的经验事实才是鉴别真伪的依据。德国人对希特勒公开宣传的目标与实际追逐的目标之间的巨大反差是有深刻体验的。借用著名史学家梅尼克的比喻，这是摆满招徕顾客的诱人物品的橱窗与充斥着假冒伪劣品的货柜之间的反差。这种反差，我们领教得也不少。尽管政治领域内的云遮雾障使人们对于政治人物或党派追求的真实目的的认识不那么容易，但至少以下几方面有助于判断。选择手段上有无限制，有没有对生命的基本尊重；是否言行一致（或者说公开声言的和实际奉行的是否一致）；执掌政权前后是否保持原则的一致性，是否将过去动员民众的口号付诸实践......这些都是试金石。它们与浪不浪漫无关，而与诚实与否、正义与否有关。如果从这三方面来判断，无论是根据《浪》文结论势必归入"浪漫主义好人"之列的希特勒，还是文章直接作为文化浪漫主义造成灾难的"生动标本"提出来的波尔布特，隐藏在他们的美妙言辞后面的真实目的和他们本人的真实面目都不难揭开。这二位之不择手段难分伯仲，两人都穷凶极恶地攻击一切人类准则，都专权、暴戾，都堪称大阴谋家，都视人命如草芥，都有可怕的报复心。说起视人命如草芥，一个用集中营、毒气室进行种族灭绝和清除异己的大屠杀，一个对受过教育的人进行有计划的诛灭；希特勒不声不响但无情地实施对一切动摇其权力的人的报复，波尔布特则以灭门暴行和灭门之后用卡车来回碾压尸体的灭绝人性手段对付所谓背叛他的人--其实这种一旦怀疑谁对自己至上地位有所不利便无情实施的报复，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们最在乎的是权力地位。顺便提一下，《浪》文举出波尔布特时，说经由浪漫主义者的政治来改造的世界"往往产生他们所不曾意料到的巨大灾难与不幸"。认为波尔布特对由他一手制造的、正在进行中的屠杀和灭门罪行"不曾意料到"，说得过去吗？至于他们是否言行一致、执掌政权前后是否具有基本的一致性，这已经有足够的历史事实为证，用不着再论。这是两个把自己的强权欲望隐藏在欺骗性的意识形态言辞中的伪善者。
如果说希特勒和波尔布特这两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生动标本"证明了不能依据某人公开
宣称的目的来判断其善恶，那么本文曾提到过的诗人拉马丁则是可以担当反驳《浪》文作者用以证明"好人为祸甚于恶人"的重要论据之一的"好人缺乏反省"的"生动标本"。据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所述，这位真正抱着纯洁动机投身政治、真正称得上浪漫主义好人的诗人对他过去视大革命时期的犯罪给人类带来吉祥的看法作了如下反省，他说："为罪恶开脱，为残忍寻找虚妄托词的史学家，在无意识中为将来的狂热者效仿这些罪恶铺平了道路......这是我自己也曾经犯过的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这样献殷勤，我为自己感到耻辱。"可见，一个人是否是动机纯洁的浪漫主义好人与其有无反省精神没有关系。
写到这里，本文可以就此打住了。总之，在我看来，由于《浪》文十分令人遗憾的理论误区和方法论误区，它的基本论断也十分令人遗憾地变得可疑。
注释：
①应该看到，许多政治主张都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使"政治激进主义"这一概念并不固定在某些主张上。例如，在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或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那些主张成年男子普选权的人在政治上是激进主义的，但是倘若这两个国家如今还有人把成年男子的普选权作为目标，恐怕就要归入保守主义麾下了。同样，我国清末那些主张议会民主的人，可以说他们在政治上是激进的；然而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变化的一百多年后，当政治权威由于其产生途径暧昧而使合法性问题变得突出，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又早已成为全社会公害，如何确立政治权威、如何管束权力的问题已然不可回避，此时还视议会民主之类主张为激进主义就大成问题了。
②必须指出，尽管浪漫主义者有摆脱一切束缚的精神倾向和行为倾向，但并非所有要摆脱一切束缚的人都是浪漫主义者，否则，那些蔑视人类价值的毫无顾忌的最彻底的罪犯就个个可以冠之以"浪漫主义者"称号了。这里还有一个重大区别：浪漫主义者看重个体价值、看重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充分表现，他们的"摆脱一切"（包括挑战现存价值）是与其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理解相联系的。而这正是反人类的罪犯所蔑视的
这个问题似乎简单得无须专门讨论。引起我对它发生兴趣的是《东方》杂志第8期萧功秦先生的文章《一个法国青年的文化浪漫主义》（简称《浪》）。此前接触过作者一些作品，尽管我不同意他的新权威主义主张，但作为一位学养深厚、立论谨慎的学者，他的观点很具挑战性，尤其在他对政治激进主义的批评中有些地方很值得不同观点的人认真思考，至少，包含其间的警示意义是不应忽视的。东方杂志上这篇文章的主题同样是批评政治激进主义，然而很遗憾，这篇文章缺乏了立论的严谨，一系列论点失之轻率，而这些论点恰恰又牵涉到不少重要的理论是非和界限。
文章从一位在我国刚开始拨乱反正时来华留学的法国左翼青年奥莱弗谈起。奥莱弗憎恶市场经济和由市场竞争带来的社会不公，向往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喜欢作为这个制度人格化代表的文学形象李双双；崇拜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在他心目中，四人分别是妇女解放运动、革命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的代表。就由于他的左翼立场以及对中国现实完全颠倒的认识（文中也表述为"文化误读"），作者把他定位为一个文化浪漫主义者，并根据罗素的一段话，把通过挣脱对人性的种种束缚而"获得一种新的元气、权能感与登仙般的飞扬感"描述为浪漫主义的一般特征。接着由此引出浪漫主义的派生涵义：主体通过自己理想和愿望向某个对象物的投射，获得冲破现实束缚的人生超越感。据此，又把另一特征归结到浪漫主义上，即：把一种与现实阴暗面形成对比的秩序作为精神追求支点。
把上述两点归结为浪漫主义的一般特征后，文章回到特定的奥莱弗对中国的"文化误读"，根据这一特定的误读得出普遍性结论：那些对本国文化与现实持批判立场的人"只有"在认为想象中的美好事物是真实存在的，"才能坚持自己的批判的合理性"--异质文化就充当了想象中的美好事物，对异质文化"想当然的赞美"就由此而生。这里，浪漫主义（到此为止，"浪漫主义"基本上是作为"文化浪漫主义"的同义词使用的）在作者笔下已经几乎囊括了所有具理想主义气质的人和所有发生文化误读的人。根据这种涵义已经大大扩展了的文化浪漫主义（关于概念涵义的扩展，留待后面分析），作者断言：如果文化浪漫主义再向前迈一步，就成为政治激进主义者。接下来，全文核心论点就在"政治激进主义""文化浪漫主义""浪漫主义"还有"乌托邦"这几个概念的不断交替使用中出来了："政治激进主义者"（或文化浪漫主义者）是一些相信自己抱有一个伟大目标，相信为此可以采取一切方法的人。他们往往心地十分良善，容不下现实中与真善美不符的东西而力求改造，但"经由浪漫主义者的政治来改造的世界往往产生他们所不曾意料到的巨大灾难与不幸"。作者就此得出根本性结论：好人造成的祸害比恶人更深。因为恶人并不向人类集体经验发起根本挑战，从而对社会的破坏是有限度的；浪漫主义的好人则要对"人类在适应环境挑战过程中形成的传统、习俗、思想文化、制度安排等等，所有这些集体经验......发起总攻"，而且好人相信自己动机纯洁，极少自我反省，加之被人们信赖，致使错误难以发现和纠正。
暂且不谈该文的观点、论据的真伪。在论证方法上，概念内涵无限扩大、论点大幅度跳跃、基本结论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上等等，都令人惊讶。至于文章观点，则相当多地方需要辨析，其中，究竟什么人对人类集体经验发起总攻，什么人给人类带来重大灾难--此类问题亟待澄清；尤其是全文结论事实上关涉到对那些在20世纪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重大灾难的灾星的善恶判断，让人难以释然，觉得有必要就此表明看法。
一．"文化误读"原因析
全文以"浪漫主义"为中心概念的一系列论点和最终结论据以建立的事实是法国青年奥莱弗的"文化误读"。文化误读正如作者承认的，乃常见现象。至于误读是否如作者暗示或明示的是浪漫主义所致，是那些对本国现实持批评立场的人为自己批判的合理性寻求异质文化支撑的愿望的产物，就得另当别论了。伏尔泰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理想化评价是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文化误读，但显然不能把他的误读与浪漫主义挂钩。伏尔泰在生活上精神上的确很浪漫，但并不"主义"。作为"主义"出现的浪漫，是与对理性的反叛相联系的，所以，非理性甚至反理性是其基本特征。至于浪漫（或者说是一种想脱离平庸状态，追求生命的高峰体验的精神倾向），我相信，任何人只要没有从思想、情感到行为方式都彻底地功利化、物质化，都或多或少会有这一面。所以不能根据某人身上有浪漫倾向就将其归到浪漫主义旗帜下。就拿伏尔泰来说，在许多事情上很浪漫的伏尔泰，如果论其精神派别，他恰恰属于浪漫主义所反叛的理性主义。而文化误读的发生，原因可以多种多样。比如伏尔泰，浪漫气质、主观愿望的投射、认识上的先人为主等等，都可能是导致误读的原因，但受所掌握信息的限制也许是更直接的原因。至于他对于自己就法国现实所持批判立场之合理性的确信，也并不源自某种别处的什么样板。无论他实地考察过的在政治文化和制度上比法国开明、进步的英国，还是由于误读而被他美化了的中国，都只能作为一个参照物而并不能承载支撑其批判立场的任务。他的批判立场及其对这立场的确信一如西方历史上其他许多具批判精神的杰出思想家一样，基于独立思考、基于西方的精神和思想资源以及他们对人性的理解、对自由的信念、还有对自然法传统的真诚信仰。
至于奥莱弗，不错，这是一个怀抱崇高理想，执着追求公正和平等而对市场经济持有异议的左翼青年。对中国现实的颠倒认识使他把中国当成了体现这一追求的典范。但作者就此把他界定为文化浪漫主义者，却失之轻率，特别是根据奥莱弗的错误认识作出 "浪漫主义对现实的理解是建立在误解现实的基础上的，建立在一相情愿的主观愿望的基础上的" 这一带普遍性的结论，就更加轻率。就奥莱弗有真诚执着的理想追求而言，与其说是浪漫主义者，毋宁说是理想主义者更合适。说到这里有必要顺便指出，作者因奥莱弗对市场经济的异议就断言他"是市场经济竞争社会中的失意者"，这过于武断。评判事物超脱于一己得失可以说是所有理想主义者却不一定是所有浪漫主义者的一个精神特征。所以，理想主义不等于浪漫主义。即使搁置二者差异，无论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都并不必然导致奥莱弗对中国的颠倒认识。真正导致这一颠倒认识的是作者作结论时忽略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我国的宣传。在过去二三十年完全封闭的情况下，对外界来说，直接得自中国的有关中国状况的信息完全通过中国官方宣传而来。而那个时期彻头彻尾意识形态化的宣传，充满了掩盖真相、歪曲事实、甚至根本颠倒事实的欺骗性。无论是令奥莱弗心仪的人民公社制度还是文革及其作为文革化身的江青等人，在对内对外宣传中都是被极度美化了的，而且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加以美化。奥莱弗在接受这些信息时还是一个认知能力尚不成熟的少年，在缺乏其他信息来源的情况下，根据这样的宣传来形成他对中国的认识从而发生错误，再自然不过了。其实，我国至今都还有人受文革宣传的愚弄，把那个苦难深重的时期当成阳光灿烂的日子，要一个远在法国、而且还是少年的奥莱弗具有看透那些宣传伎俩的洞察力，实在太难为他了。事实上，不是他"浪漫地美化李双双时代的公社制度"和文革时期为祸中华的江青之流，而是他受了蓄意美化公社制度的作品《李双双小传》和蓄意美化文革、美化江青之流的欺骗性宣传的误导，是这些宣传影响和塑造了他对中国的认识。这与浪漫主义没什么关系，至少，将其说成浪漫主义所致是缺乏根据的。至于奥莱弗对中国现实的颠倒认识或者说他因受颠倒的宣传而在心中形成的关于中国的种种幻象，是可以破除的。《浪》文提到安徒生一则童话：一个不满现实环境而向往中世纪的人在穿上了一双魔鞋真的回到中世纪后，发现了中世纪才真正不可容忍。作者以此类比奥莱弗，并借此把中西文明交流中对西方文明抱好感的人批评为"文化浪漫主义"。这里没有言明但隐在字里行间的话是：
那些"把与现实阴暗面形成对照的秩序作为精神追求支点"的人总归要大失所望。这是在把向后和向前两种性质不同的秩序对照混为一谈。对作者所引童话，我认为可以作两层理解。就奥莱弗而言，倘若真有双魔鞋把他送到向往的地方，事实终归使他从梦中醒来。作者不也指出他在中国越来越感到不适吗？可惜却没有就此说些什么。然而，这种不适恰恰表明的是对过去认识的痛苦调整，这比他先前信什么不信什么更重要。就作者借这童话引申的不同文明交流中可能发生的问题上，我以为，"魔鞋"童话的普遍寓意在于使人得以在两种经验之间进行比较。它可以帮助打破幻象，但也可以起另一作用。既然魔鞋意味着可以把一个人送到心目中美好的地方，那就不光可以把人送回过往时代，而且也可以把人带往另一方向，比如从封闭社会带向开放社会，从专制国带到民主国。在那里，人同样能通过事实和体验来验证是否与自己此前置身其间的"现实阴暗面"恰成对照。就是说，它可以给人的认识以经验事实的支撑，这一认识可能被修正，但并不丧失其基本的客观性--我认为，这也是对开放的、民主的体制的向往不同于把落后、过时的制度理想化之处：这种向往也可能犯过于理想化的错误，但基本方面并不虚幻，更不根本颠倒。
二．需要加以节制的"浪漫主义"概念范围
现在该回到"浪漫主义"这一基本概念本身了。我前面曾提到作者在行文中有无限扩大"浪漫主义"内涵的倾向。那么，究竟浪漫主义指什么？诚然，浪漫主义如作者所说，它很难确切定义。可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一些使"浪漫主义"之为"浪漫主义"而非别的什么主义的特定涵义和范围。
浪漫主义主要是作为对启蒙运动以来居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的反叛而兴起于18世纪西欧各国尤其德国、法国的精神、文化运动。无论是作为一种态度和立场的广义浪漫主义还是作为文学艺术中反叛运动的狭义浪漫主义，一起始就以反传统、反权威、反一切清规戒律的姿态出现。它重视被理性主义忽视或排斥的人的主观感受、本能、情绪、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对那些强烈激动人的心灵的事物抱有最大兴趣。在文学、艺术中，浪漫主义者放纵想象力，把蔑视权威，冲破既有法则尤其是古典主义法则的藩篱视为特权。浪漫主义作品具有把幻想推向危险高峰的倾向，并通过打破美与丑、善与恶的对立，表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和令人不安的力量。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法则的突围以及对个性、对非理性因素的张扬给各门类的文学艺术带来了新的活力和从未有过的新题材，极大拓宽了艺术范围，扩展了人类的审美经验和开掘了人性的深度，产生了辉煌的艺术成就。其中，法国浪漫派便是作为19世纪最伟大的文学流派屹立于世界文学之巅的。
对于浪漫主义，思想史上的评论甚多。尽管在其功过是非上看法各异，但是在对使浪漫主义之为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的认识上是相似的，都把反叛理性主义及其与之相关的反传统、反权威和基于个性而对种种束缚的敏感视为浪漫主义基本特征。《浪》文所引的罗素谓"浪漫主义者在推开对人性的种种束缚时，往往会获得一种新的元气、权能感与登仙般的飞扬感"，前半句"推开束缚"表达的的确是公认的浪漫主义者的精神特征或行为倾向。后面所说由此而获得的种种感受，特别是萧功秦先生既在该文也在他批评政治激进主义的别的文章中反复提及的"登仙般的飞扬感"却并非浪漫主义者必有的精神、心理特征，而只是可能的特征之一。而罗素对浪漫主义的评价也远比这段话所体现的要复杂得多，且前后期的评价并不那么一致，据我看，前期评论比后期严厉。上面所引"权能感""登仙般的飞扬感"的说法在十多年后根据《西方哲学史》改写《西方的智慧》时就没有再出现在对浪漫主义的评论中。但作者只抽取罗素前期评论的片断，并把这一片断中描述的一个可能的特征夸大为普遍性特征，再把异质文化之间常见的原因各异的"文化误读"与浪漫主义直接挂钩，就已经过度扩张了浪漫主义范围。而当其把罗素描述的"登仙般的飞扬感"这一可能的心态特征加诸于他所说的政治激进主义者身上，并把构筑乌托邦的、强制人们接受"完美新世界"的......好几类人统统谓之为政治激进主义者，而且行文中事实上也不仅将浪漫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等同，还把浪漫主义与乌托邦、与理想主义混同，这种无节制的概念扩张便使得此主义与彼主义了无分别，从而使概念也变得无意义。但这样的论证却服从了本文开头所介绍的那些围绕政治激进主义所提出的一揽子批评性结论。这里暂且还是搁置结论，就作者以"登仙般的飞扬感"形容政治激进主义者的心态，我觉得有些话不能不说。首先，我认为作者没有给出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这就不能不具有主观臆断的强烈色彩。再则，我注意到作者在批评政治激进主义的文章中有着把清末以来的仁人志士（特别是其中主张走议会道路的人①）归入其中的意味，并以"登仙般的飞扬感"用来形容他们。然而如果考虑到这部分人所面对的全然不是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者可以恣意妄为的环境，考虑到这部分人所置身的时代的严酷性和他们随时可能人头落地的处境，用获得"登仙般的飞扬感"去臆断他们，是既不得当又太残酷。
关于浪漫主义，需要区别艺术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精神信仰层面和政治操作层面。对文学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应该有更专业的评价，不属本文论域。至于作为一种态度和立场的浪漫主义，不错，它有反理性倾向，但这对于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的僭越也有某种矫正作用；它有作者强调的以审美标准代替功利考虑的倾向，但对于一个过于注重实利，功利考虑已经压倒一切的时代来说，未尝就毫无积极作用；它对工业文明的反抗诚然有美化农业文明的一面，但也有对工业文明危险后果（如分割人性，使人单一化、工具化，破坏人与大自然的联系）的敏感和预见；浪漫主义者有摆脱一切束缚的倾向②，纵然这种倾向具有导致瓦解一切价值和规范的危险，但浪漫主义者也以其反常规的举动挑战了陈腐过时的清规戒律，罗素就认为浪漫主义者对清规戒律的挑战促进了时代的宽容......，如此等等。浪漫主义同别的许多事物一样，有它的多面性，不宜简单化。
浪漫主义运动在19世纪达到辉煌顶点后开始衰落。但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浪漫主义"辞条所指出的："一旦面临任何机械体系限制人类经验发挥作用的威胁，浪漫主义的抗议就会继续出现"。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它构成了西方开放的精神、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需要具体分析的浪漫主义与政治的关系
我是很赞同萧功秦先生对于浪漫主义渗入政治的警惕和告诫的。因为浪漫主义某些表现在文学艺术中行得通，在政治领域则不然。例如，文学艺术中可以把幻想推向极至，政治上这么干则易导致灾难；文学艺术可能在挑战和摆脱一切既有规范中获得突破，倘在社会、政治领域蔑视一切规范，就的确是在进攻人类集体经验了。不过这后一种"蔑视一切"正如罗素和其他许多思想家所指出的，在性质上是反社会的，付诸行动者不是无政府的叛逆者就是想征服一切的暴君。就是说，浪漫主义这一发展路径的结果是无政府主义和极权主义这一藤两瓜，而并非作者指称的政治激进主义。政治激进主义要求对社会秩序进行广泛变革，但大多从已有的思想资源获取变革所依据的理念或原则，一般说来，并不具有"蔑视一切"而进攻人类集体经验的嗜好。诚然，政治激进主义也可能取无政府主义和极权主义之类灾难性的极端形态，问题是萧先生批评的并非这些形态，恰恰相反，批评矛头主要针对着我国清末以来出现的议会民主政治理想。浪漫主义渗入政治，其走向还不止上面说的这些。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也是其可能的走向，但最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朝向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发展路径。对此，后面还将提及。
写到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即使政治浪漫主义，无论哪种走向，如前所说，都须区分个人精神信仰层面和政治操作层面。就是说，必须区分信奉者、表达者与实际操作者。不管多么糟的主义，如果仅仅作为个人政治信仰，对他人、对社会并不构成危险，构成危险的是那些掌握着相当的社会权力资源的政治领袖。当然，信奉者、表达者可能成为实际操作者，但这中间还隔着许多环节，而且每一环节之间的过渡也不是不需要条件的，其中，获得权力是关键性条件。就此来看，即便《浪》文对奥莱弗的界定是准确的，鉴于奥莱弗只是一个政界之外的普通青年，他的信仰只不过是多元信仰中的一种，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这很正常。根据一个青年的个人信仰引出那么多政治性严重结论，前提就是虚幻的。其二，对浪漫主义渗入政治活动也应具体分析。事实上并非都那么糟糕，就必然走向灾难。例如，拜伦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他的浪漫主义既表现在他的诗里，也付诸于投身希腊解放事业的政治行动。但他怀抱崇高理想的政治行动除了使自己死于热病，没有给任何人带来灾难。对他，罗素如是说：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融合成十足浪漫派的一切要素--叛逆，满不在乎，藐视成规不顾一切和高尚的行为。他为了希腊式的自由而死于密索隆奇沼泽之中，始终是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姿态。" ③在欧洲，像拜伦这样深刻介入政治活动的诗人并非个别，众多的浪漫主义诗人在19世纪欧洲政治生活中都曾活跃异常，法国尤其如此。这个文学艺术上浪漫主义的发源地，政治上也很浪漫了一下。其政治浪漫的程度，从勃兰兑斯谈1848年革命时的浪漫派可窥一斑。他说：1848年"是浪漫派胡闹的一年--这时掌握法国车轮的不是政治家而是诗人和热心人；议会里流行的不是实际政治观念而是圣西门主义、新基督教观点......"。那么，在那一年掌握着法国车轮的浪漫派诗人们给法国带来了什么呢？在30年代后期就转向政治活动的浪漫派诗人拉马丁此前一直为工人境遇鸣不平。1848年二月革命后，这位担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但实际上是政府灵魂的诗人对聚在市政厅前的民众作了最具浪漫色彩的表示："我们将共同创作最美好的诗篇"。他没有食言。主要由于他的建议，刚成立的临时政府几天内就完成了一系列重要工作：废除了殖民地的奴隶制，废除了政治犯的死刑，废除了复辟时代遗留的民事拘禁，恢复了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不列颠百科全书高度评价这位浪漫主义诗人是"一位勇敢而明智的战士"。还有雨果。
他既是法国浪漫派文学的领袖也是政治上的激进派，他以充溢的激情介入许多政治活动，但无论《浪》文关于"浪漫主义对现实的理解建立在误解现实的基础上"认识论评价还是关于浪漫主义者政治后果的评价，搁在他身上都不合适。他在二月革命后担任议会代表，提出了全民教育和人民福利的理想并为之而斗争。尽管19世纪的法国政局不稳、政权形态频繁更替，但拉马丁和雨果们为之斗争的那些东西并没有丧失；政局的变动既未动摇19世纪的法国特别是它的首都巴黎仍然是欧洲文明的代表和无可争议的文化中心，也不影响法国对各国政治流亡者的亲和力，事实上，19世纪的法国张开双臂接纳了许多流亡者。在我看来，19世纪法国的政治动荡被许多论者夸大了；而法国有过的政治动荡也不能算在浪漫主义者头上，至少，尚无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应由他们负责。
我举上述事例是反对在浪漫主义与巨大灾难之间建立联系，但这不意味着否认这种可能。前面提到的最值得警惕的浪漫主义政治走向就贻祸无穷。滥觞于19世纪的把民族、国家当成放大的部落神崇拜的民族主义是浪漫主义进入政治的主要通道。民族主义极易调动起民众激情，也最容易形成具规模的运动。事实上，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欧洲，对民族、国家的崇拜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人们的想象力，并真正导致了无穷灾难。但批评浪漫主义的萧先生却对此未置一词。
四．评"好人造成的祸害比恶人更深"
这是《浪》文的根本结论。它依据以下论断而确立：文化浪漫主义者往往心地良善，是一些相信自己抱有一个伟大目标，相信为此可以采取一切方法的人；为了建立心目中的美好世界，他们向人类集体经验发起总攻，而恶人作恶仅限于满足私欲，并不向人类集体经验发起根本性进攻；浪漫主义好人因相信自己动机纯洁而缺乏反省精神......。
然而无论"好人造成的祸害比恶人更深"的根本结论还是它所依据的这些论断，都首先是一个事实问题，其次才是理论问题。所以，我认为第一步应该作事实判断。
说起人为灾难，法国革命中发生的屠杀难免被提及，但这场灾难很难说是"浪漫主义的好人"造成的。有史可考的事实是，实施报复、屠杀而使革命年代变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时代的是并不浪漫的、很实际的暴民和同样不浪漫却很冷峻的罗伯斯庇尔们的"大手笔"，而充当"革命车轮"碾压材料的倒恰恰是那些对"平等、自由博爱"抱着真诚信仰的浪漫主义的革命贵族。
比起因滥杀无辜而留下暗迹但毕竟传播了新的理念、清除了旧制度的根基、进行了建立共和制尝试的法国革命，20世纪六七十年生在我国的"文革"是一场货真价实的灾难。可是文革中豪情万丈的青年学生虽然很浪漫，但他们只是并不浪漫的政治领袖手中的棋子--老实说，我对那种视某些文辞浪漫但行动起来极端实用主义的政治权威为浪漫主义者的说法是很不以为然的，这些权威人物工于心计、精于谋算，恐怕与浪漫主义者的精神特点处于不相通的两极--，如果把造成这场全民灾难的帐算到青年学生的浪漫主义头上，是不公正的。关于文革灾难的程度，也许距离近了些，把它与本世纪其他灾难作比较的条件尚未成熟，还难以定论，然而，发生于二十世纪上半页的法西斯灾难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任何灾难都不能比拟的，受害者人数和所涉国籍之多，灾难所及领域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这却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基本共识；而法西斯政权，尤其德国纳粹政权和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不论是挑起反人类侵略战争，还是通过集中营、灭绝营、毒气室实施的种族灭绝计划或由细菌部队进行的细菌战、拿平民和战俘进行的活体实验......，无不是对一切公理、一切使人得以确立为人的道义准则（按《浪》文的表述即"人类集体经验"）的根本性摧毁--这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基本共识。
如果关于法西斯灾难是人类经历过的最深重灾难这一事实判断是确凿无疑的，循着《浪》文"好人造成的祸害比恶人更深"之说，那么以下结论便不可逃避：发起这场"对人类集体经验的总攻击"，④造成了人类空前劫难的元凶希特勒及其团伙是"浪漫主义的好人"。倘若此结论成立，人类判断力可真的是遭遇根本性挑战了。
到这里，《浪》文结论的荒谬已在不言之中。但值得思考的是，一个学养深厚的学者为什么会得出"好人造成的祸害比恶人更深"等一揽子观点？
我认为，《浪》文的问题既出在方法论也出在理论上。方法论误区在于：首先，作者的结论预定，过于急切地要证明政治激进主义的恶果，不是以充分的事实为依据进行总结和论证，而是根据极有限且可有多种解释的个别事例--奥莱弗对中国现实的颠倒认识--引出一系列普遍性结论；其次，以假设代替事实，在并不存在逻辑联系的事物之间虚构逻辑联系，诸如浪漫主义者"只有在被视为美好的事物被他认为是真实存在的......他才能坚持自己的批判的合理性"之类轻率论断在文中并非个别。理论误区在于，作者的根本观点暗含着一个关于善恶判断之依据的前提，即：倾向于认可用目的为手段辩护、并根据某人声言的目的对其进行善恶判断。作者文中就提到怀抱"伟大目标"的"浪漫主义好人"相信为此"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所谓"一切手段"其实就是"不择手段"。我当然不是说作者本人主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问题是作者为了证明"好人为祸甚于恶人"，便把如此行动着的政治人物判定为心地良善的浪漫主义者。在这里，那些人是不是浪漫主义者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凭那些为祸甚深的人所宣布要实现的目的就断言他们是"心地良善"的好人。然而目的并不能为手段辩护。在我看来，当目的确定后，目的对手段的选择起着制导作用，即：所选择目的的性质本身就规导着对手段的选择。可以说，手段的性质体现或者暴露目的的性质。其实无论政治领域或日常活动领域都不难发现，凡不能正大光明表达出来的目的往往需要一个"高尚的目的"作障眼物，而真实目的就在借以达到目的的手段背后。政治领域尤其如此。这就意味着：政治人物所宣称的目的有真伪之别。缺乏事实支持的口头宣言什么也证明不了，而包括所采取手段在内的可考察的经验事实才是鉴别真伪的依据。德国人对希特勒公开宣传的目标与实际追逐的目标之间的巨大反差是有深刻体验的。借用著名史学家梅尼克的比喻，这是摆满招徕顾客的诱人物品的橱窗与充斥着假冒伪劣品的货柜之间的反差。这种反差，我们领教得也不少。尽管政治领域内的云遮雾障使人们对于政治人物或党派追求的真实目的的认识不那么容易，但至少以下几方面有助于判断。选择手段上有无限制，有没有对生命的基本尊重；是否言行一致（或者说公开声言的和实际奉行的是否一致）；执掌政权前后是否保持原则的一致性，是否将过去动员民众的口号付诸实践......这些都是试金石。它们与浪不浪漫无关，而与诚实与否、正义与否有关。如果从这三方面来判断，无论是根据《浪》文结论势必归入"浪漫主义好人"之列的希特勒，还是文章直接作为文化浪漫主义造成灾难的"生动标本"提出来的波尔布特，隐藏在他们的美妙言辞后面的真实目的和他们本人的真实面目都不难揭开。这二位之不择手段难分伯仲，两人都穷凶极恶地攻击一切人类准则，都专权、暴戾，都堪称大阴谋家，都视人命如草芥，都有可怕的报复心。说起视人命如草芥，一个用集中营、毒气室进行种族灭绝和清除异己的大屠杀，一个对受过教育的人进行有计划的诛灭；希特勒不声不响但无情地实施对一切动摇其权力的人的报复，波尔布特则以灭门暴行和灭门之后用卡车来回碾压尸体的灭绝人性手段对付所谓背叛他的人--其实这种一旦怀疑谁对自己至上地位有所不利便无情实施的报复，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们最在乎的是权力地位。顺便提一下，《浪》文举出波尔布特时，说经由浪漫主义者的政治来改造的世界"往往产生他们所不曾意料到的巨大灾难与不幸"。认为波尔布特对由他一手制造的、正在进行中的屠杀和灭门罪行"不曾意料到"，说得过去吗？至于他们是否言行一致、执掌政权前后是否具有基本的一致性，这已经有足够的历史事实为证，用不着再论。这是两个把自己的强权欲望隐藏在欺骗性的意识形态言辞中的伪善者。
如果说希特勒和波尔布特这两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生动标本"证明了不能依据某人公开
宣称的目的来判断其善恶，那么本文曾提到过的诗人拉马丁则是可以担当反驳《浪》文作者用以证明"好人为祸甚于恶人"的重要论据之一的"好人缺乏反省"的"生动标本"。据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所述，这位真正抱着纯洁动机投身政治、真正称得上浪漫主义好人的诗人对他过去视大革命时期的犯罪给人类带来吉祥的看法作了如下反省，他说："为罪恶开脱，为残忍寻找虚妄托词的史学家，在无意识中为将来的狂热者效仿这些罪恶铺平了道路......这是我自己也曾经犯过的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这样献殷勤，我为自己感到耻辱。"可见，一个人是否是动机纯洁的浪漫主义好人与其有无反省精神没有关系。
写到这里，本文可以就此打住了。总之，在我看来，由于《浪》文十分令人遗憾的理论误区和方法论误区，它的基本论断也十分令人遗憾地变得可疑。
注释：
①应该看到，许多政治主张都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使"政治激进主义"这一概念并不固定在某些主张上。例如，在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或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那些主张成年男子普选权的人在政治上是激进主义的，但是倘若这两个国家如今还有人把成年男子的普选权作为目标，恐怕就要归入保守主义麾下了。同样，我国清末那些主张议会民主的人，可以说他们在政治上是激进的；然而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变化的一百多年后，当政治权威由于其产生途径暧昧而使合法性问题变得突出，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又早已成为全社会公害，如何确立政治权威、如何管束权力的问题已然不可回避，此时还视议会民主之类主张为激进主义就大成问题了。
②必须指出，尽管浪漫主义者有摆脱一切束缚的精神倾向和行为倾向，但并非所有要摆脱一切束缚的人都是浪漫主义者，否则，那些蔑视人类价值的毫无顾忌的最彻底的罪犯就个个可以冠之以"浪漫主义者"称号了。这里还有一个重大区别：浪漫主义者看重个体价值、看重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充分表现，他们的"摆脱一切"（包括挑战现存价值）是与其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理解相联系的。而这正是反人类的罪犯所蔑视的
关键词：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理论模式；原因
从美学范畴看，中国的浪漫主义是古已有之的，庄子、屈原、李白，一脉相承，创造了伟大的不朽的浪漫主义诗篇，“五四”浪漫主义文学，从精神实质说，无疑是这种深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然而，在文学史上作为文学思潮看，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却来自西方，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现代浪漫主义思潮是自由精神普遍深入到情感领域的产物，它在本质上崇尚文学上的自由主义，主张理想主义，希翼摆脱和否定现实；在创作上重视主观而轻视客观，高扬天才而贬抑理智；在艺术上大量使用夸张、比喻、想象和联想等变现手法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萌芽于20世纪初，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深受西方的影响，并且有一个与西方相似的文化背景，这就是本世纪初发端的思想启蒙运动。以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变法维新失败后，开始在思想领域进行启蒙宣传，在世纪初出国的留学生群体中，出现了比改良派更为激进的倾向。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就在这一背景中萌芽，并在随后更为深刻和波澜壮阔的“五四”启蒙运动中迅猛崛起，发展成蔚为壮观的大潮。
“五四”是中国史无前例的“人”的大解放的时期，也是浪漫主义文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汹涌澎湃的思潮，以狂飙突进之势与现实主义文学并驾齐驱，风靡全国的时代。我们知道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红火的开始是在1921年创造社成立之时，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穆木天等人是旗手，他们高扬浪漫主义旗帜，强调主观抒情，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追求文学的美和全，宣告新文学浪漫主义的诞生，从此现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文学正式登台。不仅是创造社为首举起了鲜明的浪漫主义文学大旗，并且浪漫主义色彩成为了当时文学的普遍特征。正如郑伯奇所说：“在五四运动以后浪漫主义风潮的确有点风靡全国青年的形势，狂风暴雨差不多成了一般青年的日常口号，当时簇生的文学社团多少都带有这种倾向”［1］。鲁迅那冷峻的小说与散文中同样也洋溢着高昂的理想与瑰奇的情思。鲁迅的文学活动中也显示了强烈的个性主义精神。“《摩罗诗力说》不仅介绍西方浪漫主义作家作品，还展露了鲁迅的浪漫主义理想”［2］。他的散文集《野草》在写作方法上就体现出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可以说，从表象上看，鲁迅是现实主义的，但其骨子里也渗透着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会的冰心、王统照、许地山等也曾由探讨人生而进入“爱”与“美”的浪漫主义探索。其他如浅草、沉钟、湖畔等社团也和着创造社的旋律进行着风格各异的浪漫主义创作。崇尚主观张扬个性，热烈地呼唤个性解放打破封建专制和礼教对人的一切束缚和禁锢是五四浪漫大潮的最强音。
在此，不得不提的是郭沫若的在这个时期诗歌创作。《女神》在1921年8月出版，是新诗史上的一座丰碑，是开一代浪漫诗风的代表诗作。总得来说，这部诗集最强烈的表现了反抗一切，否定一切，破坏一切的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同时也歌颂了五四创造、创新、开拓的时代精神。那极度的自我扩张以“天狗”为象征的形象，其境界之雄伟，精神之强悍可谓千古之绝唱。这部诗集中如《天狗》、《凤凰涅槃》、、《炉中煤》等脍炙人口的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叛逆和破坏的精神，对理想、光明的热烈追求，塑造的开辟鸿荒的自我形象，神奇的想象，嫉妒的夸张和宏大的意境，语言的直白和形式的自由，无不体现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特色。当然在一个被压迫民族的国家，个性解放的追求不可避免地是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呼唤结合在一起的。烈火中新生的不仅是个人的自我，也是国家和民族。20年代初《沉沦》、《女神》的相继出版，“创造”系列刊物的出版标志着这场有理论、有创作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达到了高潮。 转贴于
然而，只要是研究浪漫主义作品，就必须对浪漫主义理论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浪漫主义的文学理论是丰富而多义的，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他的《西方美学史》中曾对浪漫主义作了极权威的概括，他认为，作为流派运动的浪漫主义具有下列三种特征：“第一，主观性；第二，回到中世纪；第三，回到自然。”［3］无疑，朱光潜先生对西方浪漫主义的归纳和分析是准确独到的，也是具有指导意义和权威性的。但是，也应看到他关于浪漫主义原则的界说主要是针对西方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思潮而言的，他阐释的浪漫主义美学观其背景是西方文学和西方文化。但是如果完全以这套理论作为审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尺码就不一定妥当。
在承认中国文学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的前提下，也需要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和作家写作的情态来进行价值判断，客观分析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综观20实际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表征，结合中国作家笔下的浪漫主义作品，把浪漫主义作为创作方法来看，它还是有规则可言的，主要可以从一下角度去把握：首先，主观性抒情：浪漫主义者主张表现自己的主观体验，抒发内心情怀，这一特征在五四作家中表现突出，如创造社作家郁达夫、郭沫若，新月社诗人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可以说，现代文学30年事浪漫主义文学的真正自觉的时代。其次，个性化色彩：浪漫主义的原初意义是以人为本，张扬人的价值和意义，即个性主义。受此影响，五四时期创造社、新月社、湖畔诗社的作家和诗人在为人和为文上都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第三，回归自然的原则：回顾现代作假的创作，这一特征十分突出，郭沫若《女神》中的《欲海》、《光海》、《太阳礼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迟桂花》，废名的小说《桃园》、《竹林故事》等。这三个方面即是我们考察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论模式。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到“五四”达到高潮。但是，由于社会革命的兴起，不久这场运动就走入了低谷由呼号、呐喊变为低沉的歌吟。之后，也没有这种浪漫主义大潮的再度兴起。自此“五四”浪漫主义思潮发生分化，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低谷中探索，它大致沿着两条途径发展，一是由“五四”浪漫主义蜕化出30年代的田园牧歌型的浪漫主义，如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再到40年代浪漫主义，一度回归文坛中心，新时期则再次复兴，不久它就整体性地消失在80年代中期涌起的现代主义潮流中了；二是与政治结缘，由“革命浪漫主义”蜕变为“文革”时期的伪浪漫主义。
综观整个中国的现代史和文学史，不难看出，造成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特殊命运的原因在于：个性主义思潮并非受到人为的抑制，而是本身在中国基础薄弱；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经常成为时代最迫切的问题；中国文化中重理性、重实用传统的制约以及浪漫主义文学自身发展中的弱点等。
真正的浪漫主义杰作是作家的主体精神高扬的产物。他们独立不羁的人格，源自生命内在的情感爆发天马行空式的想象驰骋创造出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作品。屈原、李白、吴承恩就是这样的精神伟人。五四一代浪漫主义作家强调自我重视创作主体的个人化重视自我的生命体验。后来社会革命运动高涨，要求作家投身革命运动，深入大众生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以文学服务于革命这本来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在强调树立阶级意识、群众意识的时候却忽视了作家自己的主体意识；强调作家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时候，忽视了作家仍然是群众的启蒙者、教育者，应该吸收人民的营养，把自己的主体精神变得更强大，而不是变成大众的随声附和的附庸。主体精神萎缩，当然也难以有强烈震撼人心的浪漫主义之作的出现。今天我国又经历着一个新的深刻变革思想的解放也给作家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敞开了广阔的天地时代期盼着新一代浪漫主义伟大作家的出现。
参考文献：
［1］ 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上），《创造周刊》第33号
[关键词]浪漫主义书风 书法艺术
[中图分类号]J29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1-0071-01朱仁夫在其编著的《中国古代书法史》中认为“浪漫主义书风”和“浪漫派书家”出现在明末清初，一批文人艺术家以烈火般的激情，狂放不羁的性格和愤世嫉俗的叛逆精神，以浪漫主义手法创作了不同凡响的大批书法作品，首先出现了一批浪漫派书家。朱仁夫将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云璐、王铎、傅山、朱耷等列入明末清初的“浪漫派书家”。
徐利明在论文《明人的浪漫主义书风与王铎风格》中阐释较为详尽，他认为：“今体（真、行、草）书法的风格演进，至明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一个浪漫主义的高潮，这就是兴起于明代中期，消退于清代初期的尚势书风。”这是徐利明肯定的明清“浪漫主义书风”的时间范围。徐利明认为“浪漫主义书风”的基本特征是深悟古法之理而不拘于古法表象。他们善于变通，重在表现自我精神和审美理想，其形式表现技巧的独到处在情境中创造中体现出来，而不是偏重于表现形式及其技法本身，这是与古典主义书法最本质的区别……明人的浪漫主义书风，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行草书挥洒自如、较少约束的艺术表现性能，将行草作为文人士大夫个性宣泄，抒写的最佳形式，发挥得淋漓尽致。徐利明确定的“浪漫主义书家”群体包括“唐之张旭、怀素，五代之杨凝式，宋之坡、黄峪、米芾，元之杨维桢，宋、元时代的一些禅僧，明、清的陈献章、祝允明、张瑞图、黄道周、倪云璐、王铎、傅山、许友、徐渭、陈洪绶、程邃、山人等”。
叶鹏飞在论文《晚清社会与浪漫书风》中认为在中国书法史上曾出现过两个浪漫主义书风的高潮。一个是唐朝，书法艺术在唐代曾掀起过一个浪漫主义思潮的洪峰，代表人是张旭、怀素。另一个是明朝，自中期兴起，晚明达到高潮。“继唐代狂草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浪漫书风高潮……造就了一批各有情景、各具特色、风格强烈的浪漫主义书法大师”，代表人有陈献章、祝允明、徐渭、张瑞图、董其昌、黄道周、倪云璐、王铎、陈洪寿等。康熙时“虽有程邃，朱耷、石涛等相继浪漫书风，但已不复有强大的社会影响，他们只有自善其身地创造个人的书境而已”。
笔者在列举了这些观点之后不禁要问：“浪漫主义书风”这一提法及其理论定位是否科学？“浪漫主义书家”的划分标准是什么？根据以上诸位先生的说法，那就是入选“浪漫主义书家”群体的都是写行，草书的大家，“浪漫主义书风”的载体是行、草书。那么草书的顔真郷、柳公权、孙过庭、蔡襄、赵子昂、王宠、邢侗为什么不能入选？善写行、草书是“浪漫主义”，而善写篆、隶、楷书又是什么主义？
笔者的观点是书法艺术中根本不存在“浪漫主义书风”，更没有“浪漫主义书家”，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手法和作为一种艺术流派的浪漫主义根本也无法进入书法艺术领域。
关键词：情感艺术 音乐美学 浪漫思想 特征
一、情感艺术视域下音乐美学浪漫主义思想
所谓浪漫主义，就是指一种情感的艺术表达方式，无论是对于思想的呈现还是对于极致美丽的描述，浪漫主义中对于人性情感的表达已经高于音乐创作理智。在情感艺术视域下，音乐美学的浪漫主义思想是文艺的思潮，其浪漫情怀起源于创作者情感丰富的主观世界和热情开朗的心理变化。这些浪漫主义所隐藏的特质，是对于音乐的再创作，对于音乐美学的极致展现。从美学角度来看，强烈的个人情感能够激发音乐中的主流特征，浪漫而又极具思想性的音乐创作思想是音乐曲目的灵魂，情感与音乐表达形式的结合能够将音乐的艺术性提升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之上，保证音乐艺术的浪漫感情成为美学审美和准则之一。
从音乐发展的历史上来分析，浪漫主义的音乐美学代表着一个历史时代，无论是巴赫的十二平均律还是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都是将音乐美学中融入浪漫主义精神，将古典艺术结构与音乐情感性互相结合，在这样的浪漫主义特征之中，音乐风格也较为多样化。黑格尔曾经从哲学层面对于美学这一概念进行了定义，其认为美学就是艺术的感情呈现，音乐艺术作为浪漫艺术内容的分支，其情感特性绝不单单是对于音乐符号的组合，而是应该将浪漫思想融合到音乐精神内容之中，保证音乐能够以情感性为准则，脱离原有音乐创作形式的禁锢而成为自由的浪漫情怀展现艺术。
在情感艺术视域之下，音乐的美学特点能够在该领域扩充到不同的情感之中，无论是欢乐、喜悦还是悲伤、烦恼，都能够作为浪漫思想的承载情绪，其音乐的浪漫思想不依附于音乐而存在，而是与音乐情感艺术相生相存，互相协调。在这样直观的音乐美学之下，情感才是真正造就浪漫思想的元素。
二、情感视域下音乐美学的深度特征
在情感视域之下，音乐美学被艺术化，无论是音乐的形式、内容还是精神理解都能够通过美学元素呈现出来，保证古典艺术情怀能够作为美学艺术的载体为音乐艺术创作提供契机。下面我们根据音乐美学的特点，简要分析融合情感艺术的美学元素特征。
（一）情感性
对于音乐艺术来说，其情感内涵就是对于美学元素的深度呈现。在一般的情感性音乐创作中，创作者利用自我音乐情怀对于音乐艺术进行了多层次的展现，将自我心理变化与音符变化相融合，令音乐曲目拥有了其自由的艺术灵魂。在这样的音乐之中，其美学中所追求的艺术观念就被展现出来，无论是悲伤还是欢乐的情感，都带给了音乐艺术不同的美学特性，保证在音乐美学中，纯粹的感情丰富了艺术的内容，借助于自身情感和创作和演奏的音乐曲目成为了美学元素的承载体。
（二）文化性
在音乐节奏和韵律之中，往往蕴含着诗歌、戏剧等多个领域的艺术特点，从情感视域之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诗歌和戏剧所遵循的审美品格在音乐艺术中也得到了体现。所以在美学视角之下，音乐艺术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特性正是音乐美学与文学美学融合的最高境界，美术、戏剧、音乐之间的艺术情感能够为音乐艺术提供灵感，在浪漫主义音乐情怀和思想之下，艺术自身的文化性是美学元素对于音乐的渗透。
（三）多变性
对于音乐来说，正是音乐其艺术情感中所呈现出的不固定的美学特征，所以其才能够成为承载人类心理情感和历史变迁的重要艺术方式。所以从情感视域的角度进行分析，探索音乐美学的基本特征，就需要重点分析音乐中所存在的多变性。随着音乐艺术的发展，不同时代对于音乐审美的需求也在发生着不断地变化，无论是浪漫主义思想、现实主义思想、流行音乐都是对于音乐不同内涵的展现，但是在多变的音乐形态之中，音乐的美学特征从未发生变迁，琢磨不定的音乐艺术形态和风格才是音乐魅力所在之处。所以对于音乐美学来说，其深度特征就是音乐的多变性本质。
（四）浪漫性
在上文分析情感视域的浪漫主义过程中，我们可以认识到音乐美学能够以浪漫的思想作为其承载体，所以相反来说，浪漫性也是音乐美学的特征之一。从音乐美学所具有的审美元素之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浪漫思想能够为情感艺术提供保障，音符之间的节奏强弱变化，都能够作为浪漫主体的承载者，所以浪漫在音乐中被认为是最为真实、自由的艺术分支，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不同历史时期都对于浪漫主义进行深度赞美，从艺术性的角度来看，浪漫思想是美学的另一种展现方式。
三、结语
探索音乐美学的基本问题，无论是从情感视域的角度出发还是以浪漫主义思想为基点进行分析，都是对于声音和形态风格的分析。在主流的音乐文化中，美学的判断依据就是根据艺术的表现性形式和表现情感为评价内涵的，所以所谓美学的基本特征，就是指在音乐范围之中受到情感艺术影响的音乐特点。无论是中国音乐美学还是外国音乐美学，都是从艺术的特点进行定义，结合自我音乐特点对于艺术风格进行叙述。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对于情感视域下的浪漫主义思想进行了探索，结合不同时代对于审美的艺术性要求从美学角度的深度分析了音乐内涵，这样的分析方式能够是音乐的美学元素以更为直观、具体的方式展现出来，保证音乐艺术能够在情感的影响下更为深度化，保证美学元素与音乐元素的结合能够为音乐带来不一样的艺术体验和情感构造。
参考文献：
[1]季欣.瓦格纳浪漫主义音乐美学思想新论[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S2）.
[2]麦琼.论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美学的本质特征（下）[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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