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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会主席工作总结8篇

时间:2022-08-19 21:14:32

研究生会主席工作总结

研究生会主席工作总结篇1

[关键词]高职院校;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内涵;方法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0-0199-02

随着高职院校的改革发展,二级单位(系)逐渐成为学院领导下相对独立的运行实体,高职院校组织结构正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在高职院校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保障监督作用,在二级单位(系)层面协调安排好党组织负责人和行政负责人的分工与合作,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的管理机制,是当前亟待探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其中,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建设和探索,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1 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及内涵

2010年8月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一次明确规定了高校院(系)党组织参与本单位工作运行与决策的机制,即“通过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和决定本单位重要事项”。因此,科学制定、妥善实行院(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是加强高职院校二级单位党组织工作、理顺党政关系做好二级单位各项工作的一个重要且现实问题。

明确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科学内涵必须先将其与系总支委员会、行政会议等重大会议区别开来。应该说,党政联席会议是其他各种决策形式的核心与纽带,它承担的主要职能是执行学院党委和行政作出的决策,讨论和决定本系重要事项的一种方式。它是系部工作的最高决策机制,主要任务是研究工作、商讨决策、交流情况、统一思想、协调关系。它还是沟通工作情况、交流信息、总结汇报工作完成情况的主要渠道。确立了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为系部工作的主要议事制度和工作机制,还需要完善相关制度建设。

高职院校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是指以二级单位(系)党总支为政治核心,系主任为行政指挥,党政密切配合,按照学院工作的安排部署,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研究和决定本系工作中的重要事项的制度。它是我国公办高职院校普遍实行“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工作机制的自然延伸。

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是集体决策的重要平台。要遵守以下几个方面要求:①基本要求是共同负责,高职院校二级单位(系)党政领导必须严格遵照决策的程序,在系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共同负责,并承担相应的责任;②基本原则是集体领导,系党委(党总支)书记和行政负责人(系主任)是领导集体,对本系的科研、教学、管理及改革、发展和稳定等各项工作共同负责;③基本保障是分工负责,没有分工负责,集体决策的贯彻落实就成了一句空话,具体事项分工负责是共同负责的基础。

2 完善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有效方法

完善系部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必须要深化领导班子的思想认识,明确各自的工作职责,合理规范会议程序和方法,抓好制度落实,严格监督机制。

2.1 抓好系部领导班子成员的思想政治建设

首先,要提高系领导班子成员的政治思想素质。领导班子成员要不断加强党的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党内生活准则以及《宪法》有关规定的学习,紧跟时代,与时俱进;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大局意识、为民意识;正确对待名位与权力,为教职工办实事。其次,要抓好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党内生活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要加强领导班子成员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生活制度和监督制度的学习,促进民主集中制在党政联席会议各个环节中贯彻落实。

2.2 明确系部党、政主要负责人各自的工作职责范围

系部实行党政共同负责的领导体制,系主任是本系部行政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总支书记是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系党总支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本系的党建工作、学生教育与管理、思想政治工作、师德建设以及统战工作、群团工作、干部选拔推荐、综合治理等方面的工作,发挥政治堡垒作用,监督并保证学院各项决定的贯彻执行。系行政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本系的发展规划和改革、教育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科研、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社会服务、专业建设、教职工奖惩、学术活动、经费使用、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工作。党政负责人工作的目标一致,既要明确职责、各司其职;又要密切配合、互相支持,共同做好本系部的工作。

2.3 合理界定议事范围

在贯彻落实学院各项决定、决议和重要文件精神的基础上,凡涉及系的改革与发展、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以及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均由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党政联席会议是二级单位(系)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肩负着统揽系部的工作全局,协助学院党、政、工、团、学工作的重任。结合高职院校二级管理的实际,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主要包括:系部的发展规划、工作计划、总结;专业、课程和实训基地建设;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案;师资队伍建设、专业带头人、教学骨干的培养管理;重大科研项目、科技开发项目;较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德育工作、学生管理、安全稳定等工作,以及在贯彻执行上级组织决定、决议和工作部署中的重大事项等。党政联席会议应抓大事、抓方向,不能什么事都管,否则就会严重制约系部各项工作的分管领导在其职责范围内独立行使管理权力,影响系部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降低工作效率。

2.4 科学界定议题和会议对象

党政联席会议的议题一般由系主任、党总支书记及其他副职领导按照各自的分工提出,也可以对不属于自己分管的工作向分管领导提出有关议题的建议。会议议题最终由行政负责人(系主任)和党总支书记共同商定,凡未经系党政主要负责人会前共同商定的议题(突发性重大事件除外),不得列入会议的议程。系党政主要负责人会前须充分沟通酝酿,交换意见,根据会议的中心议题内容确定会议主持人。参加会议的成员一般为领导班子成员,主要包括正副书记、正副主任等,由于部分高职院校的规模较小,系领导班子成员较少,可将系办公室主任(或行政秘书)、分工会主席列席会议。其他需要列席的人员根据会议内容所需由书记、主任共同研究确定。党政联席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出席方可召开。

2.5 合理规范议事程序

党政联席会议应当定期召开,也可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召开。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明确沟通酝酿和会议讨论等决策程序进行。在会议召开之前应将议题提前告知参加会议人员,对需要与会人员熟悉情况、征求意见的议题,应提前分发有关材料。对于重大事项的党政联席会议议题,在会前应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充分征求群众意见,提出初步意见,再上会讨论研究。如对讨论的议题存在较大分歧或经投票表决票数不集中,应在会后做进一步的论证并经过充分交流后,再次开会讨论或表决,实在无法达成共识的则应向学院党委请示。通过这些具体要求提高会议的效率和决策的正确性。

2.6 保证决议的贯彻执行

党政联席会议一旦形成决议,要保持相对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会议纪要由系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共同签字确认和签发,下发到系各部门贯彻执行,同时及时上报学院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做到下情上传。系领导班子成员要分工负责,明确责任人和责任部门,跟踪调查,确保决议落到实处。每个与会成员都必须维护和执行党政联席会议的决策,无条件地贯彻执行集体决定,并限定完成期限。

2.7 构建公开监督机制

党政联席会议的决议、决定事项要公开透明,充分发挥师生员工民主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其决策的实施,要跟踪调查,反馈信息,加强督促检查。系书记、主任要做好指导、协调和督办工作。同时学院的党政领导要按分工做好指导、监督,必要时还应帮助协调,以确保决议的落实;注重发挥纪检、监察部门和工会教代会对二级单位工作的监督作用,把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形成有效的监督体系。

3 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重要意义

建立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可以更好地理顺高职院校党政关系,发挥二级单位党组织工作中的政治核心作用;进一步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做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真正调动党内外教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而推动学院教学、科研等事业的迅速发展。

3.1 建立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党政都参与会议研究,可以发挥系党组织在工作中监督保证作用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实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系党组织可以通过这种会议议事制度,将党的工作与行政工作有机地融合,在工作中能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引导教育广大党员和教职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开拓进取;同时进一步加强了高职院校系部的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促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有利于系部的工作方法更合理及规范,工作效率更高,决策更民主和科学。对于创造和谐的系部工作环境,发挥应有的定向把关和贯彻落实也起到一定的保证作用。

3.2 建立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是协调系党政关系的重要手段

正确处理党政关系,是系党组织发挥其积极作用的重要条件。通过党政联席会议这样一个经常性的会议议事制度,给系党组织负责人和行政负责人提供了一个平等协商工作的平台。党组织与行政部门职能分工不同,但作为主要负责人,思考问题和处理工作,都要从系部整体利益出发,反映系部全体教职员工的愿望和要求,是协调系党政关系的重要手段。

3.3 实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有利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保证决策的正确性

在高职院校二级单位(系)通过建立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重大事项由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有利于形成一个适合高职院校二级管理工作的领导体制,有利于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在研究讨论问题时,分管的负责人能全面、准确、清楚地介绍所要讨论的事项,到会成员能发表明确意见,可以保证重大事项的决策决定经过调研论证和充分协商,党政都参与会议研究,有利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有效地促进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化,保证了二级单位工作的健康顺利开展。

3.4 实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有利于发挥班子的整体功能,形成工作合力,促进高职院校二级单位各项工作全面深入开展

实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为系部党组织和行政决策搭建了制度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有利于党组织和行政做到工作上分、思想上合,职责上分、目标上合,有利于党组织“围绕中心,强化核心”,关心支持系部的建设与发展,参与并落实行政工作决策,既支持行政领导独立自主地工作,又发挥好监督和保证作用。实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党政共同参与,共同负责、决策,最终形成推动高职院校事业科学发展的强大合力。

4 结 论

总之,各高职院校应尽早地完善二级单位的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系党政联席会议是经过实践总结而形成的,在实践中细化和规范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具体内容、决策程序和方法;党政领导班子要强化民主意识,不断实践,积极探索,逐步完善,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同时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健全党政联席会议的相关制度,从而促进高职院校二级单位各项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蒋主力.高职院校二级管理决策机制的研究与创新[J].改革探索,2011(9):45-46.

[2]杨露.高校院(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认识与探讨[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3):40-41.

[3].完善高校二级院(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思考[J].社科纵横,2012(3):224-226.

[4]蒋云尔,王金凤.高职院校落实二级院(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理路[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1):18-19.

[5]裴银伟.高校院(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刍议[J].世纪桥,2009(7):30-31.

研究生会主席工作总结篇2

关键词:跨部门CIO沟通协调中美比较

一、 引言

跨部门信息共享是电子政务建设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建立行之有效的、可持续的跨部门沟通平台与协调机构,对于促进信息共享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中国在建设电子政务的进程中,也对这一领域展开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与研究。自2007年起,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伯尼分校政府技术研究中心,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与合作,并开展了课题研究。本文即是该项研究的初步成果。文章首先整理并简要介绍了美国几个主要的跨部门CIO沟通协调机制,涵盖其成立背景、主要目标、管理模式、成员构成、活动方式等方面;接着对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在这一领域的尝试进行了总结;最后对两国在该领域的实践进行了初步比较和分析,找出了异同点,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希望本文能对中国在建立跨部门CIO联席机制与沟通平台这一领域的实践及研究有所助益。

二、美国跨部门沟通协调机制简介

⒈美国联邦政府首席信息官委员会(CIO Council)

⑴背景

首席信息官委员会根据联邦信息技术法规(行政法规13011号)于1996年7月16日成立。之后,建立首席信息官委员会被美国国会通过立法(2002电子政府法)进一步确认。

⑵目标

首席信息官委员会是协调跨部门信息共享的主要桥梁和论坛,是解决因部门分割所造成的各类问题的协调中心。该委员会致力于提高联邦政府在设计、更新、使用和共享信息资源方面的工作能力,并与联邦政府行政部门中其他类似委员会建立合作关系,以共同解决跨领域问题,比如财务管理、采购等。

首席信息官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有:

――为信息技术的管理政策、程序和标准提供建议;

――发现信息共享的机会;

――评估和满足联邦政府IT实践者的需求。

⑶管理模式

首席信息官委员会主席由白宫行政办公室下属的管理与预算局(OMB)中负责管理的副主任担任。副主席由首席信息官委员会的委员们选举产生,人选必须是一个部门的首席信息官。OMB下属的电子政务与IT办公室主任担任该委员会的行政主任,代表OMB负责管理的副主任领导该委员会的各项工作。

首席信息官委员会设一个理事会及四个工作委员会。理事会成员由副主席、来自相关部门的代表及各工作委员会的主席构成,负责该委员会的日常运作支持,预算管理、工作委员会之间的协调等工作。

四个工作委员会为:架构与基础设施委员会、最佳案例委员会、IT人力资源委员会、隐私保护委员会。各工作委员会还下设多个分支委员会与工作组。

联邦总务管理局局长需为该委员会提供行政及其他支持,在必要的时候,管理与预算局及其副主席也将为该委员会提供人员支持。

⑷成员构成

①首席信息官委员会的成员主要由联邦行政机构的首席信息官、副首席信息官、首席技术官构成,涉及以下这些联邦机构: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内务部、教育部、劳工部、卫生部、能源部、交通部、农业部、住宅与城市发展部、国防部、空军部、陆军部、海军部、退役老兵事务部、核管理委员会、总务管理局、人事管理局、国家情报总监、国家空间宇航局、环保局、国际发展局、社会安全局、小型企业局、国家科学基金会。

②其成员还包括来自有关上级政府部门的代表, 例如:白宫行政办公室科技政策局,预算管理局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审计总局、总务管理局等的代表。

③其成员还有来自联邦其他类似委员会的联络官,包括来自首席采购官委员会、首席财务官委员会、首席人力资源官委员会的联络官,以及其他理事会遴选的机构的代表。首席信息官委员会也相应地向这些委员会派出联络官。

⑸活动形式

首席信息官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制作各类报告,并进行演讲,将各领域的最新情况向管理和预算局,以及其他行政机构汇报。

⒉全国各州首席信息官协会(NASCIO)

⑴背景

全国各州首席信息官协会成立于1969年,最早的名称为全国各州信息系统协会(NASIS)。随着政府在运用信息技术方面的发展,该协会的作用和角色也不断发生变化。1989年,通过会员投票,该协会将其名称改为全国各州信息资源执行官协会(NASIRE)。新的名称反映了协会通过发展会员得到不断壮大,也反映了技术在政府项目中的作用得到了加强。1990年初,协会成为全美“州政府协会”的附属机构。

2001年,该协会正式改用现名,以更好地反映会员们在角色与责任上的不断变化。随着协会的服务对象迅速拓展到了所有50个州,NASCIO在全国的知名度也得到不断提高。虽然协会最初成立时的目标仅在于建立一个合作网络,如今,该协会已成为全国各州领导层的主要代言人,帮助他们在业务实践、信息管理与政策等方面追求卓越表现。

⑵目标

NASCIO的使命是通过高质量的业务实践、信息管理与技术政策,来帮助政府提高绩效,力争高效能、高效率地利用信息技术,以不辜负公众对政府的信任。NASCIO为各州首席信息官及其他会员提供各类资源与服务,以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挑战,促进信息交换,并推动各州采纳最佳案例、实现创新。

①成为各州首席信息官的主要网络和资源

――加强各州首席信息官对信息技术战略问题和解决方案的认识;

――推动各州采纳IT最佳案例与创新方案;

――促进成员间交流分享经验与专业技能;

――全面提高达成各项目标的能力。

②帮助各州首席信息官成为领导层中关键成员

――帮助各州新上任的首席信息官制定工作计划、流程,并传授工作技巧;

――继续推动各州首席信息官成为信息技术政策与实践的领导者;

――寻求各类机会,以加强各州首席信息官地位;

――评选各州信息技术领域中的杰出领导、创新方案与最佳案例。

③在各级政府积极倡导有利于推动信息技术的政策

――加强和深化与主要战略伙伴现有的关系,以推进协会实现其目标;

――推动和倡导各州首席信息官成为监督本州管理IT资源和落实联邦政策的主要负责人;

――强化各州网络安全措施,保护各州关键的IT基础设施;

――支持各类推进政府跨部门联动的政策;

――鼓励各类跨部门合作项目与解决方案,并促进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⑶成员构成

①主要会员:各州政府中处于领导层级别、负责全州信息技术的高级官员,包括来自全国各州、哥伦比亚特区及各领地的首席信息官、信息技术主管和经理。

②协理会员:各州部门级的、参与信息技术的官员也可入会。

③来自于联邦政府、市政府、国际政府组织及非盈利组织的代表。

④企业会员:来自私有企业的会员,并加入该协会的企业领导委员会。

⑷管理模式

NASCIO理事会是由该协会选举产生的管理机构,负责领导协会的各项日常事务。理事会的主要职责包括:战略规划、制定会员制度以及批准协会的年度财政预算与工作计划。理事会还负责组建各个营运和专题委员会,接受来自各个委员会的建议和汇报,并监督协会的各项工作。理事会设主席一名。

NASCIO下设多个营运与专题委员会,包括:项目委员会、奖项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企业领导委员会。为了更好地跟踪联邦政府对各州技术实施有潜在影响的立法和讨论,NASCIO还在首都华盛顿设立了办事机构。

成立初期,协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前联邦网络服务管理局,现在则主要依靠会费和联邦资助。

⑸活动形式

通过全国会议、同行联谊、研究与、情况介绍会、政府公关等各种方式,NASCIO已成为州首席信息官的主要交流渠道和后备资源。

该协会按地域分为四个地区:东部、西部、中西部、和南部,每年除了在秋季组织全国会议外,各地区还各组织一次地区性会议。

NASCIO每年都会成立并资助多个专题委员会,让会员们深入探讨各类热点问题,并产生研究报告及其他成果。NASCIO有时还针对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建立临时工作组。

NASIS每年还就信息系统在各州政府的运用年度综合报告,这项报告起初只包括39个州,如今已覆盖所有50个州,并从单一针对行政机构,拓展到司法和立法机构。

⒊北美数字政府学会 (North America Digital Government Soceity)

⑴背景

北美数字政府学会成立于2006年,主要服务于对数字政府的发展及其影响有兴趣的学者和政府管理人员。学会的建立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数字政府研究项目的资助,该研究项目旨在跨越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与社会行为科学之间的界限,消除学术界与政府实际需求之间的鸿沟,通过资助不同领域间的合作,来推动研究并建设人际网络。

⑵目标

北美数字政府学会是一个全球性、跨学科、由学者和政府管理人员共同组成的机构,致力于推动建设民主化的数字政府;通过数字政府建设,推进信息技术在政府中的运用,支持和改善公共政策及政府运作,推动公民参与,提供全面及时的政府服务。学会为其会员提供专业支持网络,致力于通过研究与实践,来推动政府部门在技术、社会和组织等各方面的转型。

⑶成员构成

学会向所有感兴趣的个人和团体开放,欢迎来自各方的会员,鼓励多学科、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型研究,尤其鼓励政府从业人员和学者间的交流。

⑷管理模式

学会的管理机构为董事会。董事会包括主席、候任主席、秘书长、财务官及前一任的主席。董事会成员由全体会员选举产生。董事会下设多个委员会:沟通委员会、会员管理委员会、资助委员会、学生支持委员会、学刊关系委员会、学术研究与政府实践联系委员会、年度会议组委会、对外联络委员会等。

学会的初期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科学基金会。学会接受来自于企业、非政府组织、政府、学术机构等方面的赞助。学会会员需缴纳会费。

⑸活动形式

学会组织年度学术会议,即国际数字政府研究会议(dg.o),至今已成功举办了9届,是北美数字政府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会议。

学会组织并开展以下活动:

――拓展会员,发展与政府及其他相关组织的关系,在学术界与政府间建立桥梁;

――建立研究成果网上图书馆,并与相关学术期刊建立合作关系;

――建立和维护学会网站,制作和散发会员通讯;

――支持学生参与学会各项活动,保证学会的可持续发展。

⒋纽约州信息资源管理论坛 (NYS Forum for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⑴背景

纽约州信息资源管理论坛是一个州一级的网络组织,成立于1987年,旨在促进纽约州政府与地方政府机构之间的沟通,推动信息管理、政策和运营等方面的领导与专业人士间的交流。

⑵目标

为推动各方合作,论坛创造了一个完全中立的环境,从而使来自州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的人士可以汇聚一堂,交流经验与创意,促进互相理解,推动公共部门的进步,并深入探讨政府在公民服务中的角色。作为一个独特的机制,该论坛促进了专业人员与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流,并通过协调,推动了州政府各项信息技术项目的实施。论坛的最终使命是在纽约州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间,通过推进各项政策与应用,从而促进信息资源的有效、公平及安全管理。

⑶会员

论坛的会员分为机构会员和个人会员两大类,又分为以下5个小类:

――机构会员:政府机构会员、非政府机构会员、私有企业会员;

――个人会员:政府个人会员、非政府机构/企业个人会员。

自1987年论坛成立以来,自愿加入论坛的IT专业人士已超过5000人,覆盖100多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机构,包括行政部门、立法及司法部门、州立大学以及大量的地方政府。

⑷管理模式

论坛的主要项目和活动主要由常设委员会、项目小组、特殊兴趣团体或临时委员会负责实施。论坛设理事会,领导各部门,为各项目提供支持,并与州政府决策部门保持联络。

理事会须有广泛的代表性,包括:①14名由论坛的政府机构会员选举产生的委员;②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特别机构指定的官员;③各常设委员会、特殊兴趣团体的主席;④前一任的理事会主席。

理事会设主席、副主席、及秘书长兼财务官各1名。副主席亦同时为下任主席,秘书长兼财务官为下任副主席,依次递补。每年由理事会全体委员选举产生1名新的秘书长兼财务官。理事会还设有行政主任1名,配1名全职职员,并根据需要,可招收研究实习生协助工作。

论坛按兴趣领域设立了11个常设工作委员会,包括:信息技术应用委员会、业务可持续委员会、IT企业圆桌委员会、新技术委员会、绿色IT委员会、沟通交流委员会、IT采购委员会、项目管理委员会、安全委员会、中小/地方机构委员会、网管指导委员会等。这些运营委员会为论坛项目高质高效地设计与运营提供了保证。各委员会的主任由纽约州政府和IT企业的领导担任,以保证迅速、高质量地满足纽约州IT社区的各类教育、政策与研究需求。

论坛的营运经费主要来自于各参与机构的会费。其他资助包括:基金资助、赞助、特定项目合同。特定教育培训项目的资助主要来自于企业、学术机构、非盈利组织和州政府机构。

⑸活动形式

论坛每年9月召开一次全体会议;正常情况下,理事会每月举行一次会议。

各常设委员会与特殊兴趣团体定期组织专题会议与研讨会。

⑹论坛与CTG的关系:

作为国际知名的数字政府研究机构,位于纽约州立大学奥伯尼分校的政府技术研究中心(Center for Technology in Government, 简称CTG) 致力于信息政策、信息管理与信息技术的结合,以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并通过开展应用型研究与政府创新,为各类政府机构与个人提供工作指南与资源,以支持电子政府的发展。

CTG是纽约州信息资源管理论坛与纽约州立大学奥伯尼分校长期合作的产物。早在1987年,该论坛的成员就开始寻求合作伙伴,以开展与政府实际工作相关的应用型研究,从而提高政府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在各方的不断倡议和努力之下,1993年,纽约州信息资源管理论坛与纽约州立大学奥伯尼分校合作建立了政府技术研究中心。

该研究中心的创始人意识到,比起在政府内部建立这样一个中心,一个以大学为依托的模式可以避开在法律与商业道德方面的争议,从而有利于为政府和企业供应商创造一个中立的互动环境,从而产出更多更广泛的成果。CTG通过纽约州立大学奥伯尼分校得到纽约州政府的资助,同时亦获得了多个基金会、联邦政府以及产业界的资助。

CTG自成立之后,与州论坛展开了紧密合作。这些合作包括:对创新项目的计划书进行同行评审;信息与研究报告;对IT创新项目提供服务支持等。同时,论坛也为CTG提供了有关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热点话题与关注焦点等信息。两者间的合作将CTG与参与该论坛的州政府和地方官员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致力于研究信息管理、信息技术和信息政策方面的热点问题。CTG的主任同时也是该论坛理事会的常任委员。

三、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简介

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是由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办公厅信息中心、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国家信息中心、国家质检总局信息中心联合发起成立,由跨地域、跨部门的国内电子政务领域的领导、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研究和咨询机构;是国家行政学院开展电子政务领域培训、研究、咨询工作的理论支持平台,是国内广大电子政务领域工作者进行经验交流、学习研讨、联系合作和参谋咨询的优秀桥梁。

⒈组建背景

⑴ 政府、企业、与学术界的共同需求

①促进各方沟通的需要

政府部委、厂商与学术界对于电子政务有不同的理解与看法,需要进行沟通。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平台以促进各方之间的沟通。有效的沟通能极大地推动电子政务项目的成功实施。

②建立切合实际、具有公信力的论坛的需要

许多专门从事电子政务业务的政府工作人员,因长期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对于在现行的政治制度和政府治理体制下,如何推进电子政务建设,以及推进到何种程度,有许多系统的思考和直觉的体验,也有许多经验教训。但由于没有合适的表达自己观点的平台,政府官员对外发表观点时有所顾忌。对电子政务的观点通常更多地来自于学术界和企业界,但是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虽然对学术界发表的观点也进行过一些调研,但其中仍有不少脱离实际和照搬理论的情况;而企业界的厂商因为有特殊的商业利益,其立场往往与所要推广的产品有密切联系,缺乏中立性。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既能联系实际,又能保持公信力的平台,使政府官员和一线实际操作人员都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

⑵领导支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工业与信息化部、国家行政学院及其电子政务中心的相关领导都对这项工作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都参加了国家行政学院组织的“中国电子政务论坛”并做发言,对工作予以实际支持。

⑶组织方自身优势

作为搭建这个平台的牵头方, 国家行政学院具有两个有利条件:

①具公信力

国家行政学院作为一个有政府背景,却又不具有行政权力的部门,与政、企、学各方都不构成直接利益冲突,具备搭建平台所需要的中立性与公信力。由于具有行政职能的政府部门是完全的权力机构,企业具有商业利益,非政府组织则往往缺少必要的资源和能力,因此它们都没有足够的公信力来组织这一平台。

②具备研究实力

国家行政学院在电子政务领域有多年的研究基础与氛围,有许多研究人员,积累了很多研究成果。

⒉目标

⑴近期目标

专家委成为在电子政务领域内,政、企、学交流的平台,政府首席信息官或者信息中心主管领导联谊的平台和开展合作研究的平台。

⑵远期目标:

专家委建立有政府背景的政府首席信息官的联席机制,成为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桥梁;成立有政府背景的半学术的机构,即电子政务学会。国家行政学院是国务院直属机构,但不是政府权力机关,电子政务学会可以成为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部分工作人员的第二重身份,便于开展工作。

⒊ 成员结构与组织

⑴成员构成

专家委有以下成员构成:政府首席信息官,或具有类似职位的政府官员,包括政府部委、省、市一级的首席信息官;在电子政务领域有研究心得的专家和学者;对于开发建设电子政务解决方案有心得体会的高端厂商代表;专家委组织人员。

⑵成员组织方式

①对于政府官员

通过各种培训交流活动,与47个部委的主管信息化的官员建立了联系。

②对于专家学者和企业

对于学者和企业,只要说明情况,参与的积极性普遍较高,较容易组织。而对于厂商需要设定一定的门槛,要有一定的评估和选择,所选择的入围公司都应是在业内有实力,具影响力的企业。

⒋ 活动形式

⑴大型集体活动

专家委组织年会:具联谊沟通性质;组织论坛:具学术工作性质。

⑵分组课题研究

①目的

通过调研得到信息和数据,进行系统总结,以达成共识,并披露经过整理的、有序的、有学术价值的信息。

通过课题研究交流观点和信息、促进各方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

②课题选择模式

课题选择需满足以下一系列条件:

课题需与国家大政方针密切联系;角度合适,抓住行业热点,能对行业产生影响;有共鸣、有深度;具争议性的、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

至关重要的是,课题研究能够满足各方需求:对于政府官员,与政府实际工作有密切联系,能对工作有实际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对于学术界,能通过调研,收集来自实践人员的数据和信息,经过系统整理总结,成为学术成果,并得以发表;对于企业界,研究结果不可能去满足企业的商业目标,但可以帮助企业了解政府需求,并相应地制定和调整企业战略。

③目前已成立的课题组

专家委目前已成立涉及以下领域的课题组:跨部门信息共享、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电子政务知识体系构建、电子政务特色服务的评价。

④课题组织方式

每组2-6人, 包括官员,专家与企业界人士, 用1年左右的时间提交报告。

⑤课题资金来源

一部分来自于学院本身;一部分来自于企业公益赞助,但研究结果不受资助方观点的影响,以保证客观中立,防止研究商业化。

⒌面临的挑战

⑴对于实现近期目标的挑战

①作为学者的挑战

如何确立和组织研究课题,把握好方向性问题,保证与各方咨询与沟通渠道的顺畅,满足各方需求。

②作为管理者的挑战

采取以下措施,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

――实行透明、公正、有效的管理,得到政府、学界和行业的接受与认可;

――建立管理机构;

――制定管理制度、规则、与流程。

在资金管理方面,须实现透明、公平的财务管理与监管。专家委是非盈利机构,因此对于进账、管理、划账等流程都要制定规则。这方面既是约束,也是公信力的来源。

在文档管理方面透明公开,学院、学界、资助企业应能获取同样的文档。

⑵对于实现远期目标的挑战

①建立正式的政府首席信息官联席机制,需依托一个正式的组织平台,这个平台由哪个部门归口管理,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②在中国成立学会有一个过程,还要做很多准备工作,需要等待条件成熟时进行组建。

四、中美两国比较

⒈共同点

两国的跨部门联席机制在许多方面大同小异。

⑴成立背景与目标

两国的跨部门联席机制都有促进跨部门沟通交流、建立人际网络、开展合作研究、推进协调联动、提升首席信息官地位等目标。

⑵成员构成

两国的跨部门联席机构都包括来自政府、学术界、企业界、非政府组织的人士。

⑶管理模式

两国的跨部门联席机构都设有理事机构与多个专题委员会。

⑷资金来源

两国的跨部门联席机构的活动经费多来源于政府拨款、基金会资助、企业赞助、项目合同收入、会员费等。

⑸活动形式

两国的跨部门联席机构都会举办年会;定期举行专题研讨会;开展专题研究;制作报告、刊物、论文、指南、网站、通讯等。

⒉差异

⑴美国多个平台形式各异,各有侧重

美国由于起步较早,已经建立和发展了多个跨部门政府CIO平台,形式各异,侧重点也各有不同。有的针对联邦政府,有些针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有的针对同级政府内的跨部门交流,有的针对政府间的跨地域交流;有的主要针对行政部门,有的还涵盖了立法和司法部门;有的主要针对政府部门,有的主要针对学术界;有的是正式的政府组织,有的是非政府组织。

相对而言,中国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虽然已成立了一些社会性组织,但正式的政府跨部门机制尚未完善。

⑵多个联席机制之间的沟通协调

除了首席信息官联席制度,美国在其他职位上也建立了类似的跨部门机制,比如首席财务官联席机制,首席人力资源官联席机制,首席采购官联席机制等。首席信息官联系机制与这些机制间互设代表,保持沟通,以共同协调解决跨领域问题。此外,以上提到的多个跨部门平台之间也通过各种形式保持联络,协调工作。

相比之下,中国跨部门联席机制方面的制度建设还不很完善,不同平台间的协调合作尚不健全。

⑶两国政府首席信息官制度的差异

美国已经建立了相对成熟的政府首席信息官制度,首席信息官处在机构领导层地位,其职权较大;而中国尚未建立起真正的政府首席信息官制度,负责信息化建设的领导大多还处于部门领导的地位,没有上升到机构领导层地位,信息化建设部门在政府机构中也多处于弱势地位。这些客观情况将影响到中国跨部门信息化联席机制的所能产生的作用。

⑷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环境

美国非政府组织发展成熟,有关制度健全;成立非政府组织性质学会的程序比较简单,不需要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在筹款和管理上也享有很大的自由度。而目前在中国,成立和运营具有非政府组织性质学会的程序比较复杂,难度仍然较大。

五、总结

对中美两国跨部门CIO协调机制进行比较之后,发现了许多共同点,这表明两国在这一领域具有可比性,美国的经验对于中国建立和发展跨部门联席机制有借鉴作用。与此同时,比较中的差异也表明,两国在制度、治理体制与国情上有很大不同,在信息化制度建设、联席制度建设等方面仍有很大差距。在中国建立政府首席信息官联席机制,一方面,不能忽视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与创新;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地探索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如何设计和建立切合中国实际的联席机制。国家行政学院在这方面的尝试,将对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探索提供重要经验。

作者简介:

郑磊,男,1974年生,现为纽约州立大学奥伯尼分校政府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助理,2004年起在该校洛克菲勒公共事务与政策学院攻读公共管理与政策博士学位。2004年获亚利桑那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MPA)。研究方向为:电子政务国际比较研究、政府信息政策、战略与管理,跨部门信息共享、跨国信息合作等。

江源富,男,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曾在机械部设计研究总院、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兴趣是信息化社会的政府、企业和公民关系调整,以及电子政务中的信息共享与IT外包。

赵经纬,男,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曾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苹果电脑(中国)公司工作,主要研究兴趣是电子政务中信息共享与IT外包以及人事信息化管理。

研究生会主席工作总结篇3

【关 键 词】高等学校 院(系) 党政联席会议 思考

2007年5月中共教育部党组的《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院(系)党委(党总支)要充分发挥政治核心和保证监督作用,支持行政负责人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建立健全党政联席会议制度,院(系)工作中的重要事项,要经过党政联席会议,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体研究决定。”2010年8月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再次重申高等院校二级院(系)级单位党组织要“通过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和决定本单位重要事项。支持本单位行政领导班子和负责人在其职责范围内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这两个纲领性文件正式确立了高等院校二级院(系)管理中应当坚持实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当前,在大力推进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过程中,随着管理重心的下移,院(系)在整个学校改革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因此,完善二级院(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刻不容缓。

一、全面提高认识是完善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基础

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作为高校二级院(系)的一种决策体制与工作模式,其存在的合理合法性必须得到广大教职工的高度认同,才能得以正常运行和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推动院(系)各项工作科学发展。

(一)科学认识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内涵

所谓院(系)党政联系会议制度,是指以二级院(系)党总支为政治核心,院长(系主任)为行政指挥,党政密切配合,共同推动院(系)发展的工作模式。它是我国公办高等院校普遍实行“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工作机制的自然延伸。

明确党政联系会议制度的科学内涵必须首先将其与院(系)教职工代表大会、总支委员会、行政办公会等重大决策形式区别开来。应该说,党政联系会议是其他各种决策形式的核心与纽带,它既是教职工代表大会议案的提出者,又是其忠实的执行者;它的决策事项来源于总支委员会和行政办公会,但同时总支委员会和行政办公会又必须坚定地贯彻它所作出的决定。

其次必须确定党政联系会议的人员构成。当前,党政联席会议的参与人员基本上由党总支书记、副书记、院长(系主任)、副院长(系副主任)、党政办公室主任(有的分离为党总支办公室主任和行政办公室主任)、教学秘书等组成。从总体上看,以上人员基本上都是院(系)的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在高校“去行政化”呼声很高的背景下,建议在不改变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属性的前提下,根据现有人数的状况适当增加专家和教授等学术权威的名额。

再次必须明确党政联系会议承担的基本功能。党政联系会议制度承担的主要职能是执行学校党委和行政作出的决策、讨论和决定本院(系)重要事项,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二)深刻认识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重要意义

首先,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是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执政能力的必由之路。当前高校二级院(系)中有的实行院(系)党总支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有的实行党政领导“一肩挑”制度,有的实行院(系)党政交叉任职等领导体制。实践证明,这些制度都有其合理性,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制度缺陷,很容易出现以党代政、以政代党或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的现象。只有实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做到集思广益,科学决策,切实提高决策水平和执行能力。

其次,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是充分发挥党组织在院(系)工作中的政治核心作用的根本保证。院(系)党组织可以通过党政联席会议这种经常性的会议议事制度,参与院(系)的管理工作,在院(系)工作中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引导教育广大党员和教职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开拓进取,进一步加强院(系)的组织领导作用,促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再次,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是协调院(系)党政关系的重要手段。在当前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负责制的前提下,各二级院(系)党组织应大力支持本单位行政负责人在其职责范围内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行政负责人也应关心本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院(系)不是院长(系主任)负责制,也不是由党总支全面领导,院(系)党组织负责人和行政负责人均不能单方面对院(系)的重大事项作出决定。因此,协调院(系)党政关系在院(系)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

(三)党政一把手要充分认识自身在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

首先,党政一把手要注重提高自身的素质。再好的制度,都要靠人来执行,执行者的素质如何,对落实决策至关重要。因此,党政一把手要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道德修为,应以优良的工作作风和高度的责任心来待人和处事。

其次,党政一把手要明确各自的职责。书记是党务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把关心党组织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但也要熟悉业务工作。院长(系主任)作为行政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不仅要善于谋划全局性行政工作的发展,也要高度关注党务工作与思想工作,特别要花精力协同书记做好师生员工的思想教育工作。

再次,党政一把手要正确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政治优势之一就是确立两个一把手,共同对院(系)工作负主要责任。因此,在院(系)工作中,党政一把手要立足于整体利益,要出于公心妥善解决工作中的矛盾问题,决不能搞个人主义,更不能搞小团体,拉帮结派。对于出现上述不利情况,给部门工作带来不利影响的,学校党委应及时地秉公处理,为落实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广大教职工要正确认识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必要性

高等院校是一个知识分子云集之地,而知识分子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民主观念新、意识强。因此,党政联席会议制度要得到有效推行,有赖于作为知识分子的广大教职工的高度认同。首先,要使广大知识分子认识到民主与集中是两个不可分割的要素,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其次,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我国各级党的组织和行政组织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各级组织具有战斗力的必要条件;再次,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必须要有健全的制度来保证,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主决策机制,可以有效地制约个人尤其是主要领导的主观意志。

二、科学界定议事范围是完善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关键

院(系)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决策,党政是决策的执行者,决策落实的保证者。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作为党政共同负责的决策机制,要求党总支和院行政共同领导本单位的发展改革稳定等各项工作。总体而言,党总支对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群团工作和安全稳定工作全面负责,院(系)行政对教学、科研、学科建设、行政管理工作全面负责。但在实践中,还有许多重大事项需要党政共同负责。具体来说,针对目前高校二级院(系)工作的实际,党政联席会议的议事范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党务工作

1.学习传达贯彻上级和学校党委的指示、决议、决定,研究制定实施意见;2.研究决定教职工考核与奖惩等重要事项;3.研究决定科级干部推荐人选,报学校党委组织部考核审批;4.研究决定学生教育管理、学生奖励和处分、毕业生就业工作等重要事项;5.研究决定党建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稳定工作以及突发性重大事件中的重要事项;6.研究决定应向学校党委请示的重要问题。

(二)行政工作

1.学习传达贯彻上级和学校行政的指示、决议、决定,研究制定实施意见;2.研究制定年度、学期工作计划和总结,安排阶段性重要工作;3.研究决定教学运行、教学管理过程中的重要事项;4.审定年度经费预算,大宗资金使用,收入管理办法和分配方案,设备采购计划,教学、科研、实验工作量计算办法及考核等;5.研究决定人才引进、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外出进修、攻读学位等重要事项;6.研究决定受院(系)行政表彰或处罚,以及学校要求院(系)审核或推荐的教学、科研等重要奖励的集体和个人名单;7.研究决定应向学校行政请示的重要问题。

(三)其他事项

1.研究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研究制定改革方案和重大措施;2.研究决定招生、学科与专业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事项;3.讨论通过管理工作的重要规章制度;4.研究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5.其他应提交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的重要问题。

三、严格执行议事程序是完善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重要条件

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作为研究决定院(系)重大问题的民主决策制度,必须严格遵循提起、讨论、表决、通报和执行等基本程序。

(一)提起

原则上,党政联席会议的事项既可以由党总支书记提起,也可以由院长(系主任)提起,还可以由党政沟通后联名提起。但在提起前,提议人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充分征求意见,如涉及到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应在提起前通过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广泛征求意见,如关系到整个院(系)发展大计等重大事项,也应在提起前通过召开党总支委员会、行政办公会、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等主要议事会议进行前期论证。总之,提请的事项应经过充分酝酿,努力在认识上基本达到一致后提交党政联席会议讨论。

(二)讨论

从实践情况来看,为了保证讨论的质量和有效性,讨论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提请讨论的议题应由党总支书记和院长共同商定,未经书记和院长会前审定的议题,一般不列入党政联席会议议程;二是提起的议题及需要讨论的问题,原则上要提前告知参加会议人员,以便做好议事准备;三是参加党政联席会议的人数必须超过应到人数的2/3方可召开,不能出席会议的成员,对会议议题如有意见和建议,应在会前以书面形式提出;四是根据不同的议题,会议可以由书记或院长(系主任)主持,也可以轮流主持;五是会上要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充分讨论。

(三)表决

原则上,所有经过党政联席会议讨论的事项都必须要有结果。为了保证结果的客观与公正,党政联席会议的参加人员都应对所讨论的事项进行表决。表决时,应贯彻以下两个原则:一是平等原则。党政一把手与其他成员之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同志关系,都享有平等的表达权;二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所讨论的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成员半数以上通过方为有效。此外,党政联席会议应当形成书面的会议纪要,所有参会人员都应当签字并进行存档。

(四)通报

党政联席会议的决议只有做到公开透明,才能有效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才能充分发挥师生员工民主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这就要求院(系)及时将表决结果不仅要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进行宣讲,还应通过党务政务工作栏进行公示,力争做到人人知晓,个个领会。

(五)执行

经过公布的党政联席会议决议,只有得到有效落实,才能从根本上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才能推动院(系)教育教学与科研等工作的科学发展。

首先要统一认识。党政联席会议做出的决议,有不同意见允许保留,也可以向上级反映,但集体决定、决议一旦形成,党政领导及班子所有成员,包括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都必须坚决服从,不能在群众中散布与集体决议相违背的言论。

其次要精心组织。根据党政联席会议成员的职责,将任务分工落实到各分管领导,必要时,可以通过党政联席会议等议事形式研究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书记、院长(系主任)要做好指导、协调和督办工作。

最后要认真落实。党政联席会议的决策作出后,要保持相对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能随意变更。确需对决策进行重大调整或变更时,经党政主要负责人同意,由党政联席会议决定;具体负责领导应按照分工及时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认真贯彻落实,坚决杜绝缓办甚至拖着不办的情况发生。

四、构建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是完善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根本保障

任何制度要建立起长效机制,必须加强对其主体的监督与制约,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任何监督,若没有必要的组织形式、工作形式都将是空泛而缺少效果的。结合高等院校及二级院(系)的实际,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构建教育自律机制,增强勤政廉政意识

《条例》规定:“高等学校党组织应当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党员经常性学习教育体系。对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并教育党员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不断提高政治和业务素质。”学校和二级院(系)要始终把勤政廉政学习教育活动作为构筑班子成员思想道德防线的有效手段,通过组织民主生活会等形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落实各级党组织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切实增强党政联席会议成员的廉洁从政意识。

(二)构建制度制约机制,增强责任意识

当前有些高等院校二级院(系)中存在党政两张皮、互不通气的情况,其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的缺失。《意见》中也规定,“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完善党员权利保障制度。”因此,党总支要切实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各项工作中政治核心和保证监督作用,建立起党员组织生活制度、党员大会制度、党员民主生活会制度、党内民主选举、党内情况通报等党内民主制度,加强了党内民主建设,并在全院(系)形成按制度办事、用制度管权、靠制度管人的良好氛围。

(三)构建公开监督机制,增强民主意识

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意见》中强调,“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建立健全党务公开的制度和形式,增加高校基层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拓宽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渠道,落实和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等民利。”学校和院(系)应将党务政务不公开不透明作为重点难题来抓,全面推行党务政务公开,促进了党内民主和谐和基层组织建设。高校院(系)民主建设,无论党内还是党外,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建立并完善广大教职工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等制度,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的民利。

(四)构建惩处治理机制,增强法制意识

要充分发挥学校纪检、监察部门的作用,把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形成有效的监督体系,及时发现院(系)党政领导在谋事与用人中存在的违纪违法行为,并严格予以追究。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发[2010]15号)[Z].

[2]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意见》(教党[2007]11号)[Z].

研究生会主席工作总结篇4

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有关科普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研究确定加强全市科普工作的重大问题,协调相关部门组织开展科普活动;挖掘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建立各级各类科普示范基地,推进全市科普工作社会化、责任化、经常化、制度化,促进科普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二、联席会议组织机构

按照《科普法》规定,联席会议设组长、副组长和成员单位。联席会议由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和部分群众团体的负责同志组成,常务副组长单位由市科技局担任,副组长单位由宣传部、科协担任,成员单位包括财政局、教育局、农委、卫生局、环保局、文广新局、气象局、地震办、人口计生委、民政局、总工会、妇联、团市委等。联席会议组成人员由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的一名主管领导担任,并指定一名联络员。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科技局。

三、联席会议办公室职责

在联席会议领导下,对我市科普工作重大问题进行调研并提出建议;组织制定科普工作规划、计划,并提交科普工作联席会议研究审议;处理科普工作实施过程中需要与各部门协调的相关事宜;承办联席会议的会务,处理联席会议日常工作并承担交办的其它工作;负责催办、督办联席会议决定的事项。

四、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按照《科普法》、《科普条例》的相关规定以及市委、市政府对科普工作的总体要求,结合自身职能和工作内容,将科普工作纳入本部门工作之中。职责范围如下:

科技局:牵头制定全市科普工作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全市重大科普活动;牵头组织召开全市科普工作联席会议;负责收集、汇总全市科普工作情况,总结全市科普工作经验并进行推广;指导、监督、检查各镇(街)和相关部门、单位开展科普工作情况。

市委宣传部:把科普宣传作为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促进科普工作与思想教育工作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各种思想教育阵地和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

研究生会主席工作总结篇5

【关键词】党政联席;高校管理;保障作用

高校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概述

院系是高校的基础组成部门,是保证高校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关键环节。院(系)党组织在高校党组织结构中处于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地位,是教育和团结广大师生的政治核心。一个科学有效的领导和运行机制,对于院(系)党组织工作的顺利开展和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国家对于高校管理体制的建设也十分重视,在2010年颁布的修订版《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正式将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确立为院(系)级单位党组织的工作体制和决策方式,提出了通过党政联席会议来讨论和决定本单位重要事项的体制,为院(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有效运行提供重要依据,并进一步地明确、限定了院(系)党组织的职能科学[1]。

高校院(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内涵: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是一种领导班子集体议事的会议形式,即领导班子通过党政联席会议,集体研究并决定院(系)工作内容。①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是高校管理现状的尝试创新:“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促进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专业设置日渐完善,师资结构不断优化,并积极引进国外优秀人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高校院系的领导体制也必须不断创新发展,才能适应时代的潮流和新思想的发展,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就是在新形势下产生的全新的决策形式。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是一种把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结合在一起的全新制度,它不仅可以把院系领导班子整合成一个有机的结合体,调动院(系)总支和行政两方面的积极性,还能够倾听到每一位领导班子成员的意见,将各种不同的优秀意见运用到日常管理和教学工作中。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有利于保证院(系)各项工作协调一致地健康运行,并且防止以党代政或者以政代党现象的产生,从而保证政治决策的科学性、客观性和正确性。②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是民主集中制新的呈现方式:民主集中制是由苏联布尔什维克派提出并实行的一种国家机构实行的制度,不要求权力互相制约。在我国,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根本组织原则。高校院(系)实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通过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进行决策,有利于实现议而有决、决而有行,确保决策的透明、民主、科学,从而极大地保障广大师生的民利,是民主集中制的新的呈现方式[2]。③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是党政新的沟通合作形式:党政联席会议将议事和决策两个职能合二为一,强调高度的合作与沟通,为党组织负责人和行政负责人提供了一个平等的协商平台,作为同等重要的领导集体,一同研讨并决定院(系)的重大事项。这种新的沟通形式有利于统一思想、加强联合,党政之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地位差别,极大地调动了领导班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高校院(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主要任务:首先,在学院的具体发展和教学工作中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条例》中明确规定:发挥“政治核心”和“保证监督”作用,是高校基层党组织的职责所在。因此,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必须坚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落实贯彻,监督开展学院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院系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监督和教育,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并励志培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其次,贯彻执行学校党委、行政的各项决议,增强基层党组织创新活力。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所采用的民主集中的决策方式,形成了各部门协调一致,有序合作的工作方法,保证了院(系)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学校党委、行政决议的贯彻落实,调动了各部门人员的创新性和积极性。再次,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是开展党建工作的基础。领导班子通过党政联席会议,共同研究并决定党组织在思想教育、廉政建设和组织建设方面的工作,对于工作的开展起到指引性的作用,通过民主集中制保证党的工作与行政工作融合。最后,党政联席制度有利于推动具体工作开展[3]。党政联席会议是把党组织和行政部门结合起来共同决策的制度,议事与决策的双重职能有利于保证大多数人的意见被倾听和采纳,为院(系)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工作的顺利展开奠下基础。

高校院(系)实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重大意义:①实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有利于院(系)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的体现:院(系)党组织是院(系)的政治核心,参与学院各项重大事情的决策。因此,党组织既要紧随时展,不断地自我发展自我创新来应对新情况的出现,还需要加大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监督,要把领导工作和组织群众相结合,紧密结合实际,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②实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有利于决策科学性、正确性和民主性的保证: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是一项民主化的制度,能够充分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在决策初期,通过对不同的意见融合修改,减少个人决策判断失误,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决策失误;在决策后期,其它成员的监督会促使院(系)党政恪尽职责,确保工作效率最大化。而在此过程中,党组织负责人直接参与行政事务的决策,发挥党组织应有的监督作用,更好地支持行政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保证院(系)工作的顺利开展。③实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有利于协调有序的党政关系的确立:党政联席制度集中了领导班子所有成员的智慧,让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充分参与到实际工作中去,极大地调动了所有人的积极性和参与性,有利于提高本部门的工作成效和科研水平。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实施,使得协商决定成为一种习惯,无论是制定人才培养的方案、还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方法、考核测定稿子业绩的和评估教学质量的优劣,都以会议决定的形式开展,共同协商、共同讨论。无论是党组织负责人还是行政负责人,都没有独断的权力,而是共同对院(系)工作负主要责任。

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具体实施

在管理权限上,党组织对学院的思想教育工作、党的建设工作和安全稳定工作等方面全面负责;行政部门对日常教学活动、科研开展力度、学科建设成效和行政管理工作全面负责。

在议事范围上,党政联席会议采取集体会议的方式,共同研究决定学院的各项重大问题,并直接领导下面具体部门的运行。

在议事规则上,把集体讨论的原则与个人分工负责制相结合,正确处理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的关系,减少重大问题的决策失误,在最大程度上做到万无一失。

在议事程序上,确立一个严格的会议制度和流程。一般每两周召开一次,如遇特殊情况,可以根据需要尽快召开;学院党政领导需全员参加,除特殊情况外减少缺席的次数;列席人员则根据议题的变动进行调整,人员名单由党政主要负责人研究确定;会议议题由党总支书记与学院院长商讨研究确定。

在决策实施上,要保证决策的民主性与严肃性。通过党政联席会议做出的决议是集结多数领导干部意见的智慧结晶,是集体决定的成果。决议一旦形成,无论是党组织还是行政部门都必须严格执行和落实,坚决服从,认真贯彻落实。

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适应现实需要,紧跟时代潮: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高校师资力量和管理层不断年轻化,新的思想与旧的管理制度的矛盾不断激化,不断的有新的问题出现,原有的旧的管理制度缺陷不断被发现,因此制度改革迫在眉睫[4]。单一地由党组织或行政部门全权负责院(系)的工作开展和重大问题的决策是不合理且不被人们认可的,在这种情况下,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出现,弥补了单一的院长负责制的不足,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正确化与民主化。

着眼院系大局,协调开展工作:在过去的院长单一负责之中,党务工作不被重视,实际成效认同度不高,缺乏硬指标和可比性,因此往往很难开展。因此,不少党务干部缺乏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认为自身的工作与教学科研无关,在基层党组织的地位不高,难有作为。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该问题,党组织与行政部门一同对学院负责,不仅增强了干部的责任意识,提高了工作积极性,也加强了干部之家的协调性,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大局观念,为学院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和谐氛围。

职能任务明确,长效机制建立: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围绕工作中心明确地确立职责分配,完善了监督机制,大大地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能力。全体学院领导班子以育人发展为主要奋斗目标,协调工作相互理解,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水平与质量,建立了一个长期的有效机制,同时抓好学生的德育工作和思想教育,增加了工作效率和力度。

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实施的有效途径

制定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党政联席会议制度作为一种顺应新形势产生的全新的决策形式,首先要明确主要任务与决策主体。主要任务是通过集体会议的方式,研究决策院系工作,从而做到统一思想,协调有序的处理一切事物;决策主体是党政联席会议的全体成员,也就是学院的所有领导班子。其次要制定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并严格遵守。党政联席会议的管理制度包括对议事范围、议事流程,与会人员和会议制度的限定。在决策时,党政联席会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制度,会议内容为党务问题时,由总支书记主持召开;为行政工作,则由院长主持召开。不仅如此,还要建立党政一把手碰头会议制度。作为本部门工作的第一负责人的党总支书记与院长,需共同担负学院的各项工作的开展,共同对于本院工作进行决策和商讨,不得串权。如有分歧,应加强交流,意见不一致的问题决不提上联席会的议程,保证决策的正确性与民主性。

提高院(系)党政领导的自身素质:领导班子成员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并且要结合时展不断更新知识与实践能力,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集体利益看做首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正确地看待名与利。坚持以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为核心内容的组织纪律,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促进学院的健康发展。不仅如此,学院领导还需要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不断强化领导班子的民主集中制意识,促进民主集中制在学院各项工作和各个环节的落实,时刻铭记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增强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与涵养。

明确责任分配,细化部门分工:“共同决策”、“共同负责”是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特色,也是最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但这种民主决策也不意味着绝对意义上的“共同”,而是在强调共同决策基础之上的党政分工负责制。为了避免以前的总支书记为首的党组织和以院长为首的行政组织划分界限各自负责的断层局面再次出现,党政联席会议加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党务工作和行政工作互相融合,党政领导和加强交流。在集体决策共同商议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领导班子的具体分工,使领导班子成员各尽其责,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一同组织领导好本部门的工作,杜绝“政大党小”或“党大政小”局面的出现。

加强对领导班子的监督与考核:由两套领导班子派专人共同负责的监督机构是联席会议的另一大亮点。监督机构不属于联席会议,是单独列出的一个部门,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和行政监督有机地结合,形成了有效的全面的监督体系,对联席会议做出的决策和党务、行政两套领导班子成员的协调合作进行有效地监督,并且定期地对联席会议的工作进行质量考核,有利于保证党政联席会议地科学性和正确性。考核的目标不仅有党务目标,也有行政目标;既和集体利益和工作有关,也同个人的任免、奖惩情况相挂钩。决策、行政、监督三权分立的方法促进工作的更有效的开展,以查促改、以查促工作。

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思考

党政联席制度的推行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需要不断在经过实践而完善发展,但是其作为高校党组织民主建设的一次创新,将会带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因此,需要坚强的坚持与勇敢的摸索,不断创新思路,更新知识体系,最后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且符合实际的有效机制。

为了符合时代潮流,为了更加体现民主性,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必须坚持党政共同负责的领导体制,必须坚持党内监督与行政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必须坚持议事程序和范围的制度化、科学化和民主化,必须坚持党组织与行政组织的协调工作,职责相依。领导班子还需要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地完善自身,提高领导班子成员的自身素质和工作能力,敢于探索、勇于实践、积极创新工作思路、不断改革工作方法,保持高度的纯洁性和积极性。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党政联席会议制度,需要党政一同努力,协调发展,共同为学员的发展贡献力量。真正的共同负责的领导体制确立并成功运行时,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决策的透明化、民主化、科学化,才能保证远期发展走向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化,才能够让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发挥其最大的效用,推进高校整体发展走向成功。

参考文献

[1]刘宏艳,赵文华,黄海洋,孙佳.创新高校院(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研究[A].思想理论教育,2011(11).

[2]王雅文.高校基层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变迁与发展走向[A].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

研究生会主席工作总结篇6

高校学生组织的选拔是开展各项工作的前提,一个优秀的主席将会带领组织更好地向前发展,然而目前高校组织主席的选拔却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更好地选拔更合适的主席以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

一、现存问题

对主席能力的考量缺乏系统的量化指标。仅仅凭借面试官的主管判断,缺少公平性和合理性,现存选拔基本从部长、副部长等人中直接选拔,面试仅仅成为一种形式,日常工作中候选者与老师、上任主席的关系将会影响选拔结果。

面试官未经过严格的培训,提问不具有针对性。几分钟的面试时间无法将候选者的能力完全体现出来,对候选者日常表现不是很了解,面试官的提问有时会无法全面反映出候选者所具备的胜任力。

面试官依据自身经验,会偏向性地看重某一方面的能力而忽略胜任该职务的关键胜任能力,不能够综合性的选拔主席,例如有些面试官认为作为主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因而在面试过程中,对表达能力较强的候选者会有偏爱。

二、胜任力模型的构建

所谓胜任力,是指在一个组织中绩效优异的员工所具备的能够胜任工作岗位要求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特质[1]。高校学生组织主席胜任力则是指一个优秀的主席所具备的能够胜任主席职位要求的特质、能力等。本研究首先选取了江苏大学管理学院、财经学院、汽车学院等十个学院的学生会、科协、社团等组织的二十位在位主席,采用行为事件访谈法进行访谈,要求被访主席列出他们在工作中发生的关键事件,包括成功事件、不成功事件各两至三项,并让被访谈者详尽地描述整个事件的起因、过程、相关人物、涉及的范围以及影响层面等[2]。使用STAR 法则(即“情境——任务——行为——结果”的法则)进一步分析优秀学生主席在品质、能力、学识上的特征和具体的行为表现。然后从复杂的行为事件中发现优秀主席与普通学生之间的差异,成为能力主题分析的直接数据基础,同时通过参照能力词典,基于BEI数据去对应相应的能力主题,或从BEI数据中总结归纳新的能力主题。在这一过程中共提炼出了34个胜任特质条目。

三、胜任力模型的检验

1.胜任力模型访谈评估

建立初步的高校组织胜任能力模型后,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对所构建模型进行验证,将形成的胜任能力因素对负责学生组织的相关管理教师进行访谈,对模型进行验证,并提出相关补充意见。对主席进行能力评估,观察这些能力是否能该模型囊括了成功地完成工作所要求的技能、知识和性格特点。通过这一步骤的实施,去除了身高、经济条件等5项,剩下29项胜任能力,主要为:思想素质、个人修养、学习能力、亲和力、责任心、端正的态度、举止文明、有奉献、心理素质、组织、领导、引导、协调、培养他人、创新、分析判断、细心、热情、解决问题、写作、实践、决策、沟通、语言表达、威慑力、应变力、合作、形象、平和。

2.胜任力模型问卷评估

将确定的29项提取出的胜任能力编写成问卷,采用Likert 五点量表来对这些胜任力特征条目的重要性程度进行评定,分为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非常不重要五个选项,发放给负责学生组织的教师、主席、与主席接触较多的学生,对收回的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根据被调查者对假设的29项主席胜任力指标的认同情况,通过描述性统计来进行分析,主要采用平均值来分析[3],结果如表1所示。

结果显示,29个指标中只有一项指标是低于3.5的,且标准差大于1,说明在被调查者认为,亲和力并不是高校学生组织主席所必须具有的重要能力,故将该因素剔除,由于删除该因素后可能会对剩余因素的结构造成影响,故进行了二次因素分析,进一步对28个主席胜任力特征指标做因子分析,采取的因子分析法为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主成分个数的原则为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大于1 的前m 个主成分。提取结果如表2,共抽取出4个公因子,解释了方差总变异的65.257%,进而对高校学生组织主席胜任力模型分析。

因素1:命名为个人特质,解释了方差总变异的28.791%,包括的胜任力因素有:思想品德、个人修养、学习能力、责任心、端正的态度、举止文明、有奉献、心理素质好。这些因素反映了作为一个主席所具有的个人魅力,作为高校学生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注重提高自我管理能力,才能在学生中起到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个人特质是组织各项活动的基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主席一旦拥有了个人特质的魅力,便是具有一定领导能力的外在表现,这种能力有助于凝聚人心、感召下属和增强领导效果。

因素2:命名为团队管理能力,解释了方差总变异的15.781%。包括的胜任力因素有:组织、领导、引导、协调、培养他人。作为一个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不断提升自我的同时,更重要的就是要管理好整个组织,管理是一门艺术,高校学生主席应该加强自身组织能力培养,能有效领导而不是紧紧控制,做好从控制者到支持者角色的转变。采取各种措施发挥自己的组织领导力,将整个组织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在管理好团队的同时,要能够不断发掘人才,进行重点培养,为下一届主席储备人才。

因素3:命名为管事能力[4],解释了方差总变异的10.773%,包括的胜任力因素有:创新、分析判断、细心、热情、解决问题、写作、实践、决策。作为高校组织的主席,要能够理性面对工作过程中发生的各项事件,勇于面对各种挑战。在某种程度上主席的决策将决定整个组织的走向,因此决策能力变得尤为重要,能够分析判断各种因素对结果的影响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同时,创新是一个团队发展的灵魂,不仅是在管理方面还是组织活动方面,都需要进行不断创新,带动组织更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

因素4:命名为对外社交能力,解释了方差总变异的9.912%,包括的胜任力因素有:沟通、语言表达、威慑力、应变力、合作、形象、平和。作为主席,要具有很强的沟通能力,能够处理好上下级、与其它组织以及与老师之间的关系,真正起到纽带作用。这就要求主席要有沟通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应对能力、合作能力等,能够及时了解同学所需所求,并及时向学校、学院反映同学们的意见和要求,此外也要经常把学校各种工作计划、各种活动意图、各种政策指导和纪律要求及时传达给同学,并做好宣传和解释工作。在与其它组织合作时,要能够沟通协调好各项事宜,正确处理可能存在的矛盾,能够合理应对。此外,在对外宣传方面,要将各种举办的活动通过有效的途径向其他同学及时宣传并动员更多同学参与。

综合上述调查与分析结果,可以得出高校学生组织主席胜任力模型如表3。

胜任力的研究对于高校学生组织主席和指导老师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指导老师了解并熟悉高校主席的胜任力模型,有助于对主席进行客观地分析评价,并在日常各项工作中不断进行指导,从而提升主席自身能力。另外,胜任力模型的构建,有利于高校选拔出更优秀、更适合在该岗位任职的人选作为新一任主席,为组织的发展提供更有利的保证。通过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分析,得出了高校学生组织胜任力模型,但由于研究者本身知识水平的限制,研究方法可能不是最有效的,另一方面,受到各种其他因素的影响,数据的质量有待提高。

参考文献:

[1]刘香平.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胜任力分析[J].北京:中国电力教育,2008.

[2]汤舒俊,刘亚,郭永玉.高校教师胜任力模型研究[J].湖北:教育研究与实验,2010.

[3]姚艳虹,易子敬. 领导胜任力模型构建——H企业的个案分析[J].北京:商场现代化,2006.

[4]李如铁,苏斌原,廖庆春,林逸生.高校学生会主席胜任力模型探讨[J].湖南: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

作者简介:

薛涛涛,女,1990年2月出生,江苏徐州人,目前就读于江苏大学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本科在读,曾《科研能力的培养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探索性研究》、《鲜活农产品流通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以江苏省镇江市为例》。

研究生会主席工作总结篇7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领袖席勒

Abstract:Schillerisnotonlyascholarofactivities,butalsoamodelwhohasinfluencedcommunicationpracticeswithhisacademicachievements.Hisworkshaveenlighteneddiscussionsofworldcommunicationandappealsofnewordersfrominternationalcommunities.Somedevelopingcountrieshaveabsorbedsomeofhisthoughtsintheircommunicationpoliciesandpractices.

Keywords:communicationpoliticalandeconomicscience;criticalleader;schiller

刚出版的《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NewMedia)2001年第1期是纪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的专辑,里面登载了16位活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回忆席勒的文章,包括赵月枝博士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2000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0岁。《纽约时报》刊登了讣告,这是主流报刊关于席勒的最长消息。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W.Smythe)在学术理论的原创性方面更有建树,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CommunicationsandAmericanEmpire,1969)在世界上反响甚大,特别是,这本著作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点和政策。如果说,斯麦兹足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论盲点的话,席勒则以厚重的判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1919年11月5日,比斯迈兹年轻10多岁。席勒也像斯迈兹—样,受到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从而发展出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

席勒出生于纽约丁人阶级家庭,他在大萧条中渡过了中学和大学时代。当时,他的父亲长期——长达10年之久——失业,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相当贫困。不过,由于20世纪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气氛,纽约市向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使他得以进入纽约的城市大学。虽然席勒更喜欢文学一些,但山于生计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以便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这种选择是大萧条的产物。大萧条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经济中必定有着根本性的错误。30年代罗斯福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详尽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各界专家对大萧条的种种政治经济分析所展示的具体、系统的证据,使席勒了解了美国企业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的具体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席勒在军队服役,尔后加入了美国在德国的军政府。这一经历尤为重要。在德国,席勒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的强迫性转型过程;也看到了西德经济的迅速复兴。而这种迅速复兴,正是东西德分裂和产主义的副产品。在美国军政府实施重建西德政治经济的所有这些活动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终的阶级意识,例如,西方盟军宁愿任用前纳粹人员,也不愿意左翼人士进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计的压力,席勒边工作,边学习。为了维持家庭,他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获得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40出头。但与大学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工作经验,发展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社会批评的能力。席勒所做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对战后美国援外活动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此后他开始得到伊利诺伊大学不定期的客座教职。他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兴趣使他开始注意广播频率作为自然资源的问题。虽然他一直在企业研究部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麦兹所在的传播研究所和斯麦兹本人的注意。结果,当斯迈兹离开美国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麦兹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

1969年,席勒发表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来自学校内保守势力的极大压力。这本书最初山书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类似复印本(后再版)。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书中批评美国的观点,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讳地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此书产生的知名度却使席勒获得了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itvofCaliforniaatSanDiego,UCSD)的注意。当时,在美国风云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进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强烈要求校方聘请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说话并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转到加州这所著名的学校。他在这里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麦兹的命运一样,席勒也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排挤。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观点,并一直是保守主义压制的牺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连续多年工资没有得到提高,还被剥夺了其他一些机会。他在校园中被视为异类。虽然席勒在激进的学生中呼声很高,被视为“同志”,但他在同事中却相当孤立,他独往独来。美国学术界没有公开的检查制度和来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学者受到的训练使他们了解什么样的课题是保险和易于获得经费的。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学术网络更利于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席勒从未得到过任何像样的研究赞助或者学术经赞,他也从不申请。他说,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请经费的做法;而只是因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计算机运算和处理程序,他只是独自写作。

他到处旅行,作各种讲演。他的旅赞是由邀请者提供的,而邀请者中几乎没有他的研究对象——大公司。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魅力的演讲者。

席勒从不害怕面对权力讲出真话,面对围攻他不妥协。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佩。

二、著述

席勒一生发表了许多著作,界定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对世界范围批判思路的发展影响广泛。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书——《人众传播与美帝国}。此书揭露了一般传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实:自从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军方便一直积极支持电子工业的巨头,使其获得利润丰厚的经济合同和有利的频率资源;国家与媒介在推动其本国资本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中也竭尽全力,从而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通过对传播这种独具慧眼的分析,国家便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互相联系的结构中了。

席勒的著作始终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MindManagers,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尔森公司、《读者文摘》杂志和(国家地理》杂志关于公司合并和跨国化的文件资料,持续、系统地批判了“信息社会”的思想,因为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产业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传播与文化统治》(CommunicationandCulturalDomination,1976)表述了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见解,以及他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建立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观察结果。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有意识地将它的“正确政治”标准强加给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销“信息自由流通”的观点。

信息、传播、文化产业,是席勒学术研究坚持始终而不变的兴趣所在。他的第四本书——《谁知道呢: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Knows:InformationintheAgeoftheFortune500,1981)和第五本书——《信息和危机经济》(1nformationandCrisisEconomy,1984)转向信息控制的问题。席勒检验了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总体活动的重要意义,解除了信息技术中立的神活。他指出,技术是社会构造的产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国公司是信息产业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信息产业帮助跨国公司消灭了地理距离。特别是在《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中,他提出,这种系统有助于克服发达资本主义的持续性积累危机,危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和经济。在第六本《文化有限公司:公司接管公共表达》(CultureInc;TheCcorpemteTakeoverofPublicExpression,1989)中,席勒从学术流派发展的趋势探讨厂文化产业的问题,并对当今社会“头脑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表示忧虑。席勒的第七本书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国社会危机》(InformationInequality:TheDeepeningSocialCrisisinAmerica,1991)。

此外,席勒与积极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芬兰政治批判学者诺顿斯特恩(Kaarle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编了《国家与国际传播》(NationalSovereigntyand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1979)。在这本书中,他们搜集了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大辩论的各种主要观点。在转向对信息经济的批判将近10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对国际传播转型的长期兴趣,又与另两名学者合作出版了《希望与白忙: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1985》(HopeandFolly:TheUSandUNESCO,1949—1985)一书,该书记录了联合国救科文组织呼吁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寿终正寝。1993年,他与诺顿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编出版了《超越国家土权》(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一书,探讨的仍然是跨国传播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席勒的最后一本书名为《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位美帝同批评者的回忆》(1ivingintheNumberOneCountry:ReflectionsfromacriticOfAmericanEmpire,2000),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这本书对他一生的思想作了总结。

席勒的后继者认为,总的说来,席勒的作品不具有很强的理论重载,而是充满经验信息的激情阐述。他专注于对传播结构和政策的分析,很少关注方法论的争论,也很少采用流行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改变不公正的社会,而不是维护那种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在谈到研究思路的选择时,他说,“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足以对自己分析和探索的领域作出选择,或者至少拥有小小的选择机动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就将试着做那种可以为改变世界作出贡献的中肯而切题的研究。”⑤

三、活动

席勒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并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除了他的著作被翻译为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文字,并传遍全球之外,他还对各地、全美国和世界范围的官方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发表他对文化和信息的见解。他的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他的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

席勒在批判学者集中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会是领袖人物。他影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本身。

席勒的教学影响了许多学生。他既是—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容的教授。由于他自己在校园里长期处于不自由的环境,在课堂上他给予学生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一位已经成为著名政治经济学者的学生说,席勒是一位令人难忘的教授,他相貌英俊,活泼,不做作,极富吸引力。听他讲课,很少有人不被打动。⑦

[page_break]席勒总是与学生站在一道,而不是居于其上。他对后辈和学生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他是少有的几乎每信必复,并且给年轻学生和陌生读者回复长信的著名学者。当一位上海学生给席勒写信,谈她在阅读(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遇到问题时,席勒热情地回信解释。

席勒一生访问过许多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月枝在其名为《赫伯特·席勒,美国的媒介和中国的民主》⑧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席勒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未能访问中国的遗憾。事实上,1998年前后,她曾告诉我,席勒非常愿意来中国访问,并与我探讨过能否促成对席勒的邀请。她说,席勒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如果不赶快,可能就来不及了。此话不幸而言中,令人遗憾。月枝非常理解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所处的环境,对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获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尽管如此,她也和席勒一样,对中国传播学者热烈拥抱主流美国传播研究方法和中国大众追随美国商业文化价值观的现状表示忧虑。但同时,她认为,中国学者积极采纳美国主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有其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是对以“”为代表的过分反美主义和完全忽略科学语汇的反弹。她也相信,传播政治经济学会成为中国独立思考的传播学人越来越重要的知识来源,席勒会在中国得到认识的。

席勒去世后,ucsD创建了一种“赫伯特·席勒纪念奖学金”,只授予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最近得知,首位获得这个奖学金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席勒是一位有争议的理论家。他被贴上标签,染上吓人的色彩,成为许多主流学者回避的人物。人们对席勒有不少批评,有人批评他的左派立场,有人批评他的激进理论。除了攻击之外,有的批评是同情性的,有的批评不无道理。后来,作为美帝国的主要批评者,席勒在分析中也承认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包括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但他指出,就文化影响而言,在世界上,到处都打有浓重的美国痕迹。前苏联的解体曾使席勒感到意外和震惊,但直到去世,席勒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初衷不改。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包括批判学者们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社会的认识和思想。我认为,席勒们纵然不能完全改造这个世界,但他们的批判却开阔了知识辩论的领域,使人们的思想更关注弱势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会朝更进步的方向稍稍移动了一点。

注释:

①其中的一些,显见得是忙人的应景之作.但有好几篇,却是充满感情的,十分动人。

②赵月枝本科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考上出国留学研究生,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西蒙·弗雷泽(SimonFraser)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她先后在英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ofCalifornia,SanDiego)和西荤·弗雷泽大学教传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课程。丹·席勒(Dr.DanSchiller,H.Schiller的儿子.《数字资本主义》的作者,现伊利诺伊大学传播教授)曾说,月枝是世界上惟一有幸在两所著名大学教授由两位大师(另一位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W.Smythe)开创的两门课程(“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的人。月枝影响了我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兴趣,并给予许多帮助。

③Mow1ana,Hamid.RememberingHerbeatSchiller.P.24.inTelevision&NewMedia,pp.19—26。

④席勒说,他没有成为“被引导、被告知、被影响、被迫使走完全程的那种系统化结构的一部分”。Maxwell,RichardRememberingTelevision&NewMedia,p.6.

⑤Lai-siTsui,HerbertSchiller:ClarionVoiceagainstCulturalHegemony,ADifferentRoadTaken,155-172.

⑥PerspectivesonCommunicationsResearch:AnExchange,p.

18,inJournalofCommunication,31:3(Summer1981),pp.15-23.

⑦McChesney,RobertW.,HerbSchiller:Presente!P.47,inTelevlsion&NewMedia,pp.45-50

⑧Zhao,Yuezhi,HerbertSchiller,TheU.S.Media,andDemocracyinChina,p.55.inTelevision&NewMedia,pp.51-55.

主要参考资料:

Lent,JohnA.(1995).ADifferentRoadTaken:ProfilesinCriticalCommuniceation,WestviewPress,ADivisionofHarperCollinsPublishers

Maxwell,Richard(ed.).(2001)Television&NewMedia,Speciallssue.RememberingHerberI.Vol.2,No.1,February2001,sagePublication

研究生会主席工作总结篇8

[关键词] 传播政治经济学 批判领袖 席勒

Abstract: Schiller is not only a scholar of activities, but also a model who has influenced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with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s. His works have enlightened discussions of world communication and appeals of new orders from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absorbed some of his thoughts in their communic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cience; critical leader; schiller

刚出版的《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 & New Media)2001年第1期是纪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的专辑,里面登载了16位活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回忆席勒的文章,包括赵月枝博士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2000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0岁。《纽约时报》刊登了讣告,这是主流报刊关于席勒的最长消息。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Smythe)在学术理论的原创性方面更有建树,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1969)在世界上反响甚大,特别是,这本著作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点和政策。如果说,斯麦兹足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论盲点的话,席勒则以厚重的判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1919年11月5日,比斯迈兹年轻10多岁。席勒也像斯迈兹—样,受到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从而发展出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

席勒出生于纽约丁人阶级家庭,他在大萧条中渡过了中学和大学时代。当时,他的父亲长期——长达10年之久——失业,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相当贫困。不过,由于20世纪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气氛,纽约市向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使他得以进入纽约的城市大学。虽然席勒更喜欢文学一些,但山于生计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以便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这种选择是大萧条的产物。大萧条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经济中必定有着根本性的错误。30年代罗斯福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详尽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各界专家对大萧条的种种政治经济分析所展示的具体、系统的证据,使席勒了解了美国企业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的具体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席勒在军队服役,尔后加入了美国在德国的军政府。这一经历尤为重要。在德国,席勒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的强迫性转型过程;也看到了西德经济的迅速复兴。而这种迅速复兴,正是东西德分裂和产主义的副产品。在美国军政府实施重建西德政治经济的所有这些活动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终的阶级意识,例如,西方盟军宁愿任用前纳粹人员,也不愿意左翼人士进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计的压力,席勒边工作,边学习。为了维持家庭,他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获得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40出头。但与大学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工作经验,发展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社会批评的能力。席勒所做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对战后美国援外活动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此后他开始得到伊利诺伊大学不定期的客座教职。他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兴趣使他开始注意广播频率作为自然资源的问题。虽然他一直在企业研究部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麦兹所在的传播研究所和斯麦兹本人的注意。结果,当斯迈兹离开美国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麦兹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

1969年,席勒发表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来自学校内保守势力的极大压力。这本书最初山书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类似复印本(后再版)。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书中批评美国的观点,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讳地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此书产生的知名度却使席勒获得了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itv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UCSD)的注意。当时,在美国风云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进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强烈要求校方聘请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说话并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转到加州这所著名的学校。他在这里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麦兹的命运一样,席勒也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排挤。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观点,并一直是保守主义压制的牺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连续多年工资没有得到提高,还被剥夺了其他一些机会。他在校园中被视为异类。虽然席勒在激进的学生中呼声很高,被视为“同志”,但他在同事中却相当孤立,他独往独来。美国学术界没有公开的检查制度和来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学者受到的训练使他们了解什么样的课题是保险和易于获得经费的。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学术网络更利于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席勒从未得到过任何像样的研究赞助或者学术经赞,他也从不申请。他说,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请经费的做法;而只是因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计算机运算和处理程序,他只是独自写作。

他到处旅行,作各种讲演。他的旅赞是由邀请者提供的,而邀请者中几乎没有他的研究对象——大公司。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魅力的演讲者。

席勒从不害怕面对权力讲出真话,面对围攻他不妥协。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佩。

二、著述

席勒一生发表了许多著作,界定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对世界范围批判思路的发展影响广泛。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书——《人众传播与美帝国}。此书揭露了一般传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实:自从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军方便一直积极支持电子工业的巨头,使其获得利润丰厚的经济合同和有利的频率资源;国家与媒介在推动其本国资本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中也竭尽全力,从而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通过对传播这种独具慧眼的分析,国家便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互相联系的结构中了。

席勒的著作始终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尔森公司、《读者文摘》杂志和(国家地理》杂志关于公司合并和跨国化的文件资料,持续、系统地批判了“信息社会”的思想,因为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产业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传播与文化统治》(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1976)表述了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见解,以及他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建立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观察结果。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有意识地将它的“正确政治”标准强加给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销“信息自由流通”的观点。

信息、传播、文化产业,是席勒学术研究坚持始终而不变的兴趣所在。他的第四本书——《谁知道呢: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 Knows: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1981)和第五本书——《信息和危机经济》(1nformation and Crisis Economy,1984)转向信息控制的问题。席勒检验了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总体活动的重要意义,解除了信息技术中立的神活。他指出,技术是社会构造的产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国公司是信息产业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信息产业帮助跨国公司消灭了地理距离。特别是在《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中,他提出,这种系统有助于克服发达资本主义的持续性积累危机,危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和经济。在第六本《文化有限公司:公司接管公共表达》(Culture Inc;The Ccorpem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1989)中,席勒从学术流派发展的趋势探讨厂文化产业的问题,并对当今社会“头脑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表示忧虑。席勒的第七本书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国社会危机》(Information Inequality:The Deepening Social Crisis in America,1991)。

此外,席勒与积极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芬兰政治批判学者诺顿斯特恩(Kaarle 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编了《国家与国际传播》(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1979)。在这本书中,他们搜集了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大辩论的各种主要观点。在转向对信息经济的批判将近10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对国际传播转型的长期兴趣,又与另两名学者合作出版了《希望与白忙: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1985》(Hope and Folly:The US and UNESCO,1949—1985)一书,该书记录了联合国救科文组织呼吁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寿终正寝。1993年,他与诺顿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编出版了《超越国家土权》(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一书,探讨的仍然是跨国传播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席勒的最后一本书名为《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位美帝同批评者的回忆》(1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2000),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这本书对他一生的思想作了总结。

席勒的后继者认为,总的说来,席勒的作品不具有很强的理论重载,而是充满经验信息的激情阐述。他专注于对传播结构和政策的分析,很少关注方法论的争论,也很少采用流行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改变不公正的社会,而不是维护那种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在谈到研究思路的选择时,他说,“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足以对自己分析和探索的领域作出选择,或者至少拥有小小的选择机动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就将试着做那种可以为改变世界作出贡献的中肯而切题的研究。”⑤

三、活动

席勒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并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除了他的著作被翻译为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文字,并传遍全球之外,他还对各地、全美国和世界范围的官方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发表他对文化和信息的见解。他的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他的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

席勒在批判学者集中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会是领袖人物。他影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本身。

席勒的教学影响了许多学生。他既是—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容的教授。由于他自己在校园里长期处于不自由的环境,在课堂上他给予学生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一位已经成为著名政治经济学者的学生说,席勒是一位令人难忘的教授,他相貌英俊,活泼,不做作,极富吸引力。听他讲课,很少有人不被打动。⑦

席勒总是与学生站在一道,而不是居于其上。他对后辈和学生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他是少有的几乎每信必复,并且给年轻学生和陌生读者回复长信的著名学者。当一位上海学生给席勒写信,谈她在阅读(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遇到问题时,席勒热情地回信解释。 席勒一生访问过许多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月枝在其名为《赫伯特·席勒,美国的媒介和中国的民主》⑧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席勒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未能访问中国的遗憾。事实上,1998年前后,她曾告诉我,席勒非常愿意来中国访问,并与我探讨过能否促成对席勒的邀请。她说,席勒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如果不赶快,可能就来不及了。此话不幸而言中,令人遗憾。月枝非常理解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所处的环境,对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获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尽管如此,她也和席勒一样,对中国传播学者热烈拥抱主流美国传播研究方法和中国大众追随美国商业文化价值观的现状表示忧虑。但同时,她认为,中国学者积极采纳美国主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有其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是对以“”为代表的过分反美主义和完全忽略科学语汇的反弹。她也相信,传播政治经济学会成为中国独立思考的传播学人越来越重要的知识来源,席勒会在中国得到认识的。

席勒去世后,ucsD创建了一种“赫伯特·席勒纪念奖学金”,只授予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最近得知,首位获得这个奖学金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席勒是一位有争议的理论家。他被贴上标签,染上吓人的色彩,成为许多主流学者回避的人物。人们对席勒有不少批评,有人批评他的左派立场,有人批评他的激进理论。除了攻击之外,有的批评是同情性的,有的批评不无道理。后来,作为美帝国的主要批评者,席勒在分析中也承认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包括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但他指出,就文化影响而言,在世界上,到处都打有浓重的美国痕迹。前苏联的解体曾使席勒感到意外和震惊,但直到去世,席勒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初衷不改。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包括批判学者们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社会的认识和思想。我认为,席勒们纵然不能完全改造这个世界,但他们的批判却开阔了知识辩论的领域,使人们的思想更关注弱势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会朝更进步的方向稍稍移动了一点。

注释:

①其中的一些,显见得是忙人的应景之作.但有好几篇,却是充满感情的,十分动人。

②赵月枝本科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考上出国留学研究生,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她先后在英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和西荤·弗雷泽大学教传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课程。丹·席勒(Dr.Dan Schiller,H.Schiller的儿子.《数字资本主义》的作者,现伊利诺伊大学传播教授) 曾说,月枝是世界上惟一有幸在两所著名大学教授由两位大师(另一位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Smythe)开创的两门课程(“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的人。月枝影响了我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兴趣,并给予许多帮助。

③Mow1ana,Hamid.Remembering Herbeat Schiller.P.24.in Television & New Media,pp.19—26。

④席勒说,他没有成为“被引导、被告知、被影响、被迫使走完全程的那种系统化结构的一部分”。Maxwell,Richard Remembering Television & New Media,p.6.

⑤Lai - si Tsui, Herbert Schiller: Clarion Voice against Cultural Hegemony,A Different Road Taken, 155 - 172.

⑥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An Exchange, p.

18,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 on, 31: 3 ( Summer 1981 ), pp. 15- 23.

⑦McChesney, Robert W., Herb Schiller: Presente! P. 47, in Televlsion & New Media, pp. 45 - 50

⑧Zhao, Yuezhi, Herbert Schiller, The U. S. Media, and Democracy in China,p.55.in Television & New Media,pp.51-55.

主要参考资料:

Lent, John A. ( 1995 ) . A Different Road Taken: Profiles in Critical Communiceation, Westview Press,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Maxwell, Richard (ed.). (2001) Television & New Media,Special lssue.Remembering Herber I. Vol. 2, No. 1, February 2001,sage 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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