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弄清楚每一种类型的语言结构，还需要弄清楚语言结构单位的性质，因为它凝聚着语言结构的基本特点
。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它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印欧系语言是语法型语言，它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
不同语言之间虽然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的普遍特征，但基本结构单位不能“张冠李戴"。近百年来的汉语研究，
特别是其中的语法研究，把“字"逐出语言而代之以词和语素，这在方法论上无异于“张冠李戴"，使汉语的
研究出现了一种特有的“印欧语的眼光"。要摆脱这种“眼光"的束缚，还得从“字"开始，研究它与语言结
构的关系，就汉语论汉语，从中总结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以便为汉语的研究探索一条新的途径。
一、“字"和汉语结构的基础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一种语言如何将现实编成“码"，使之成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这与该语言社
团的思维方式有关。印欧语社团的思维的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和推理，它的基本精神是抽象和推导，采用下
定义的方法把一个个概念说清楚。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基础与这种思维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大体的情况是：词对
应于概念，句子对应于判断;概念要接受判断规则的支配，与之相应，词的结构要受特定句法规则的制约，具
有能机械地适应句法位置的变化而变化的机制，即有特定的形式标志去表示结构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推理由
于是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前提)推出新判断(结论)的过程，语言编码的规则可能与它的关系远一点，
而篇章结构的特点则与它的关系较为密切。
把印欧语的结构基础与概念、判断、推理的思维形式联系起来考察，人们可能不以为然，但只要看一看印
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的诞生和发展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一论断的根据。现在流行的语法理论首先是古希腊的哲
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建立起来的，特别是亚里斯多德的语法理论对后世语法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是哲学家首先对语言研究感兴趣?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与特定的编码视角、编码方式有着内在
的联系。希腊语有丰富的形态变化，亚里斯多德根据这种语言的结构特点把现实分为十大范畴：实体(substan
ce)、性质、数量、关系、地点、状态、情景、动作、被动、时间，其中“实体"是本质，其他九个范畴是偶
有的属性(accidents),是用来表述实体的。在逻辑判断的结构中，实体最主要的特征是主体(subject),从逻辑
上说就是主词(subject),别的偶有性范畴都是表述这个主词的，因而是它的宾词(predicate)。句子的结构规
则和逻辑判断相对应，主词在语法中的反映就是主语(subject),能充当主语的词是体词(subsantive word)或
名词;宾词在语法中的反映就是谓语(predicate),能充当谓语的词是动词(包括后来分出来的形容词);主语
和谓语之间由一致关系相联系。这一逻辑理论体系以希腊语的结构为根据，而它又反过来成为印欧系语言的语
法理论的基础。有人说，亚里斯多德如果说的是另一种不同于希腊语结构的语言，他就会创立另一套逻辑理论
体系，这很有道理。Lyons(1979,270-274,334-344)曾对上述问题进行过具体的分析，读者可以参看。总之，
这一理论体系抓住了印欧系语言编码机制的核心，因而它的基本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由一致关系相联系的“
主语-谓语"结构是这一语法理论体系的“纲"，构成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基础;词的结构和功能都只是这个“
纲"上的“目"，一切特点都受这个“纲"的控制。比方说，词的句法活动范围与句法结构位置存在着规律性
的联系，因而功能单纯，可以据此进行词类的划分(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上的是名词，谓语位置上的是动词，定
语位置上的是形容词，等等);由于一致关系的要求，词的结构也就相应地形成了一套能随句法结构位置的变
化而变化的形态体系和词根加前、后缀构词的派生法构词体系(徐通锵，1991，56-59)。这些特点
概括起来就是：句子是一种封闭性的结构，只要是一致关系所联系的主谓结构就是一个句子;句法结构单位的
语法特征突出，无论是构词、变词还是造句，都可以用一定的语法规则加以控制。
汉语的编码机制与印欧系语言不同，因为汉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于印欧语社团那种以概念、判断、推理为基
本形式的三段论，而是一种“比类取象"的过程。“象"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哲学概念，指现实现象，“圣人有
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易传·系辞上》)。每一种“象"都同某一类实
体相联系，既表征实体本身的特征，也表征实体之间的各种关系，并通过关系来确定实体的性质。解释“象"
的方法多取定义式的说明，如“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锐而高，峤;卑而大，扈"(《尔雅·释山》
)，而解释“象"与“象"之间的关系大多不用判断性的定义，不用推导，而用比喻，一种“象"通过与另一
种差别很大的“象"的比较，找出共性，把握实质，即在不说出“象"的本质特征“是什么"的情况下去把握
“象"的本质，古人所说的“援物比类"就包含这种意思(王前，刘庚祥，1993)。如果以印欧语社团的
思维形式为参照点，那么汉语的“象"大体上相当于概念，而“援物比类"的“比类"则相当于推理;这里没
有与判断相当的思维单位，这可能是汉语的句子结构根本不同于印欧语句子的结构的一个深层原因。下面为了
便于理解和行文，“象"仍以概念名之。以这种思维形式为编码的基础，汉语的结构基础自然会产生一系列不
同于印欧语结构的特点。和“象"相对应的语言形式是“字"，和“比类"的思维形式相对应的是“因字而成
句"(《文心雕龙》)的句。由于汉语中没有相当于印欧语的“判断"那一级的思维形式，因而在“因字而成
句"时没有固定的结构模式的限制，可以自由地、开放性地表述所要表达的意思，使句子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
特点，不象印欧系语言的句子必须限制在一致关系的框架之内。
“字"是汉语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构单位，它与印欧系语言的“词"不同，具有自己一系列特有的特点
。这可以概括为：结构简明，语法功能模糊，表义性突出。“字"的结构简单而明确，是一个以“1"为基础
的“1×1=1"的层级体系，或者简单地说，它是表达一个概念(意义单位)的一个音节，形成“一个字·
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一对应的结构格局(徐通锵，1991)。这是汉语的结构基础，各个结构层面(
语音、语义、语汇、语法的结构特征都交汇于此，因而每一个层面的研究都得以“字"为基础。正由于此，“
字"的含义广泛，所指模糊而不定，既可以指它的书写形体(如“说文解字")，也可以指一个音节(“吐字
清楚"“字正腔圆")，还可以指音义结合的语言结构单位(如《文心雕龙》的“因字而成句，积句而成章"
等)，甚至还可以兼指以上各项内容。总之，“字"在它的简单的结构中隐含着复杂的内容，过去把它仅仅看
成为一种文字单位是没有根据的。其次，作为语言的一种基本结构单位，它缺乏印欧语的“词"那样的语法特
征，既没有和句法结构位置的固定性联系，也没有表示语法功能的形态性标记，因而其语法功能模糊而隐蔽，
无法根据特定的句法模式进行功能性的分类。例如“图"字，根据《汉语大字典》提供的线索，它有12个义
项，其中有些义项的功能相当于印欧语的名词(地图、版图)，有些相当于动词(绘画、描绘;思虑、谋划等
)，有的相当于形容词(图片、图像)。应该把“图"归入哪一个词类?很难说。汉语的词类问题所以一直得
不到有效的解决，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第三，和“语法功能模糊"这一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字"有顽强
的表义性，这恐怕是“字"的一种本质特点，是语义型语言的一种内在结构基础。这一点人们颇多疑虑，需要
在这里进行一些重点的分析。
“字"的表义性特征以往多注意形声字之类的结构，缺乏语言的分析，这或许是把“字"归结为文字问题
而产生的一种不良结果。形声字代替假借字而成为汉语最重要的一种书写形式，固然可以从一个侧而反映“字
"的表义性的语言特点，不过它究竟是一个文字问题，不宜作为根据来证明“字"的表义性。汉语中借字(借
词)的命运与印欧语系语言的借词很不一样，可以从侧面说明“字"的表义性特点。
借词是音、义都借自外语的词，是两种语言相互接触的产物。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在社会生活中出现
了大量新事物和新概念，表达这些事物和概念的外语词也渗入汉语，这样就发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的碰撞
和矛盾。汉语一直采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对待外来词的“入侵"，尽可能采用意译法，只借用其
概念而扬弃它的语音构造和语素组合成词的那种语法构词规则，坚持“字"的表义性;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
意译化方法，就暂时采取音译，而后再换之以意译，象telephone由“德律风"而改为“电话"，microphone
由“麦克风"而到“扩音器"，band由“版克"到“银行"，cement由“门汀、士敏土"而“水泥"，piano
由“披亚诺"而“钢琴"等等，都是先音译后意译的具体例子。《辞源》出版于1915年，吸收西方语言的
外语词计2431条;《辞海》出版于1937年，吸收外语词计12879条。根据耿军(1990)的统
计，大体情况如下：
《辞源》
借 词 305 12.56%
专 词 1187 48.82%
意译词 939 38.62%
《辞海》
借 词
5218 40.51%
专 词
意译词 7661 59.48%
“专词"指人名、地名等，必须音译。意译词的比重，《辞海》明显高于《辞源》，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
映汉语社会对外来词的改造方向。有些难以意译的外来词就尽可能设法进行汉语化的表义性改造。印欧语的词
是多音节的，汉语往往就只取其第一个音节，再配以一个加上意符的汉字，使之汉语化，这里尤以化学名词最
为突出，例如，Magnesium(镁)，Natrium(钠)等等。这种汉语化的改造办法由来已久。汉、魏、晋、南北
朝时期，佛教传入我国，由于翻译佛经的需要，汉语从梵语和中亚的一些“中介语"(如吐火罗语等)借入大
量词语，由于语词结构上的矛盾，汉语就对它们进行了汉语化的改造。如“佛"借自梵语，原文为buddha，音
译为佛陀、佛驮、浮图…，bud-仅为其中的一个音节，本身没有任何意义，由于“佛陀"之类的音译词不合汉
语“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意义"的强制性对应习惯，不利于复音词的构成，汉语社会就把buddha这个词的
意思归入bud-这个音节，译为“佛"，使之汉语化，尔后再以此为基础造出“佛土"“佛法"“佛像"“佛身
"“佛经"“立地成佛"之类的字组，使之消除外来的痕迹。这是汉语改造外来词，使之意译化的一种重要方
法。上述这些方法的核心只有一个，就是坚持“字"的表义性，反对把它降格为一个纯粹音化的符号。这是汉
语为使外语的结构适应自己的结构特点而进行的一种调整。印欧系各语言之间的借词由于语言结构类型的一致
，因而借用很自由，基本上只需要进行字母的对应转写就可以把另一种语言的词借进来，不需要进行原则的调
整。这与汉语的意译化方法相比较具有天壤之别。汉语的特点就是在这种不同类型语言的结构撞击中显现出来
的，这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义"在汉语结构中的地位。汉字的发展始终坚持它的表义的趋向(王宁，19
91，73)，这正是它适应汉语的结构特点的反映。汉字忠实地记录了汉语的结构。所以，“字"的一个基
本特点就是它的表义性，这是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基础，也是语义型语言的一种最基本的结构单位。汉语的研究
应该以“字"为基础去探索它的结构。
前面的比较与分析说明，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词"和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字"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原
则的差异，其集中的表现是：“词"的突出特点是它的语法性，受一致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结构规则的支配
，而“字"的突出特点是一个音节和一个概念(意义单位)的一一对应的强制性和它的顽强的表义性。基本结
构单位是语言结构的最活跃的细胞，它们之间的差异正是不同类型的语言具有不同结构特征的集中体现，我们
应该循此去研究语言的结构，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二、汉语中的“字"和“词"
“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那还有没有词?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用一两句话来回答。“词"是印欧
系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问汉语有没有“词"，实际上是在用印欧语“词"的标准来衡量汉语的结构单位。由
于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不同的语言只是采用不同的方式对相同的现实进行编码，因而相互之间可以进行代
码的转换。以“词"为视角考察汉语的结构，自然可以找出相当于“词"的语言现象;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即
使在汉语中找出类似印欧语word那样的“词"，它也不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而只是一种辅助性的结构单位
，而且它与印欧系语言的词的性质和特点也不完全相同。人们可能会说：这是奇谈怪论，而我们认为这正是汉
语的实际情况。
作为语言的结构单位，传统的汉语研究只有“字"，没有“词";“词"这个字只是指“意内而言外也"
(《说文》)，既与“字"的意思无关，也与现代语言学的word之类的单位无涉。词是《马氏文通》所开创的
汉语语法研究从印欧语中移植进来的一种舶来品，在汉语中没有根基。在这方面论述得最清楚、最科学的是赵
元任(1975，233-234)，认为印欧系语言的word(词)这一级单位“在汉语里没有确切的对应物
"。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在《“字"与汉语的句法结构》一文中讨论过，这里不再重复。汉语中没有“词"
，但又有象“词"那样的语言现象，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研究“词"与“字"的关系。赵元任说“汉语中没
有词但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这“词概念"指的是“音节词"(字)、“结构词"(语法结构单位)之类的
东西，不过我们这里想根据概念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来了解“词概念"，并借用赵的论断来讨论“字"与“
词"的关系。“词概念"是无形的，它需要借用一定的物质形式才能表现自己的存在。那么这无形的“词概念
"寄托在哪里?就寄托在“字"的义项和“字"的结合之中，象前述的“图"字的各个义项就隐含着类似印欧
语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功能的词。现在很多语言学家都已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多义
项动词应看作不同的词"(马庆株，1989，168)，“一个字可以代表不相干的若干词“(孙景涛，1
986，32)。但“字"的意义范围是模糊的，连续的，而义项是对模糊的、连续的义域进行离散化分析的
结果，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的字典对同一义域的不同处理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这可以从一个侧面
说明“词"不能代表“字"而成为汉语的一种基本结构单位。
“字"通过结合而构成的字组(特别是其中的固定字组)，其作用大体相当于一个“字"。这是汉语在演
变中为减少“字"的数量而又要保持和丰富语言的表达能力而进行的一次重大的自我调整，以使保留下来的“
字"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编码功能。象表示“黑色"意思的“字"在上古时期有98个之多(张永言，1
984)，现在常用的只留下“黑"等少数几个字，通过与有关字的结合构成字组去表达各种与“黑色"有关
的意思。这种增加“字"的长度以减少“字"的个数的自我调整的客观效果是为词概念找到了一种较为客观的
表现形式，这就是现在一般所说的“复音词"。如果说，一个“字"中可以隐含着几个不同的“词"，那么“
字组"就可以以“字"的某一个义项或语义特征为基础把语言中与此有关的“字"拉过来，彼此相互注释，相
互限制，构成一个语义明确、功能相对单纯的“复音词"，使原来隐含在义项中的词概念明确化和离散化。如
果仍以前述的“图"字为例，那么，“地图、版图、海图、挂图"等是“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
《周礼·夏官·职方氏》)中的“图"的意义的复音化和语词化;“图案、图像、图形、草图、按图索骥"中
的“图"是描绘出或印出的形象"(《玉篇》：“图"，画形也")这一意义的散离化和复音化;“图存、图
谋、徐图、雄图"等则是“图"的思虑、谋划"意义(《说文》“画计难也")的具体化和语词化;“贪图、
妄图、希图、试图、企图"等是“图"的“设法对付、谋取"义的明确化，等等。这样，字组中的“字"通过
相互注释、相互限制就使“字"的广泛而模糊的含义比较明确和离散，隐含在义项中的“词"也由潜在而变为
现实，以往把复音词的大量产生归因于语音的简化，认为是为了避免同音的干扰而创造复音词。这两者之间可
能有联系，但不一定有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近代北方话的发展可以为这一论断作出明确而有力的注释。吕叔
湘(1963，21)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明确提出：“北方话的语音面貌在最近几百年里并没有多大变化，
可是双音词的增加以近百年为最甚，而且大部分是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有关的所谓‘新名词’。可见同音
字在现代主要是起消极限制作用，就是说，要创造新的单音词是极其困难的了。"复音词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恐
怕需要从减少字数而增强保留下来的字的编码能力的关系中去理解，它是我们探索汉语语义发展规律的一条重
要途径;同音字的大量产生是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果"，不是“因"。
“词"不管是寄托在“字"的义项之中也好，还是通过“字"的结合而形成的复音词也好，都得以“字"
为基础;没有“字"，就不会有“词"，这或许可以成为对赵元任的“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
，‘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这一论断的一种注释。不过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通
过这些办法找出来的“词"和印欧系语言的词不是一个东西，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原则的区别。
第一，印欧系语言的word受句法一致关系的支配，因而其语法功能是有定的，可以据此进行名词、动词、
形容词的划分，而汉语的词以语义规律为基础，与语法规律为基础，与语法规则无关，因而它的句法功能，妙
用“主语一谓语"框架的结构标准来徇，是无定的，无法据此进行词类的划分。汉语的“词"的语法功能还得
以语义为基础去分析，不能和印欧系语言的Word混为一谈。第二，从结构上说，Word在印欧系语言中是一种离
散的、现成的结构单位，与语素、词组的界限大体上是清楚的：语素没有重音，词只能有一个重音，而词组则
有几个重音，而汉语中散离的、现成的结构单位是“字"，而不是词(吕叔湘，1964，45)，“字"与
“词"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个“字"中隐含着几个词固然难以确定，就是依据“字"的组合而构成的“字
组"(词)，它与“字"的界限也是模糊的，呈连续的分布状态。汉语的结构基础，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字
·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对一的对应，我们如以此为视角，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字"和“词"之间的连续
统(continum)。请比较：
(附图 [图])
这里只分析到二字组。三字组(“红通通")、四字组(“稀里哗啦")由于涉及到其他一些问题，这里
从略。“看书"作为一种非词的二字组放在这里，以便比较。着眼于“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
对应的结构格局，就可以发现“词"的语音形式的一种连续统式的分布，如果把方言中的所谓Z变韵，D变韵，
嵌1词之类的现象都收集起来进行分析、排比，在这个连续统中还可以插入其他的类型。根据这种连续统式的
分布状态，“字"与“词"的关系或许可以概括为如下的规律：字组(这里含单字，把它看成为一种特殊类型
的字组)越短，它的语义越广泛、模糊，其中可能隐含的义项就越多，因而它的语义功能也就越复杂，可能代
表的词也就越多;反之，如果表达一个概念的字组越长，则它的语义越明确，其中可能隐含的义项就越少，语
义功能、句法功能也就越单纯，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长字组只能有一个意义、一种功能。这种字组
的长度与语义功能、句法功能的明确性的反比关系顺着连续统而渐次发生变化，这也是汉语的“词"难以确定
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两方面的区别足以说明，汉语的“词"和印欧系语言的word实际上不是一种性质的结构单位：word受句
法一致关系及其相关规则的支配，而汉语的词则受语义规律的制约;把由“字"的结合而构成的“词"叫做“
字组"或“固定字组"，恐拍比叫做“词"更确切、更合适。不过“词"这个概念现在已颇为流行，可以因循
旧贯，因为重要的是“确定介乎音节词(指“字"--笔者)和句子之间的那级单位是什么类型的，至于把这
些类型的单位叫做什么，应该是其次考虑的问题"(赵元任，1975，240)。
汉语的“词"以表义性的“字"为基础，没有“字"也就不会有“词"，不管是认字的还是不认字的，都
知道“字"是什么东西，而“词"则是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之后才能掌握的结构单位。赵元任说“字"是中国
人心目中的“中心主题"，而“词"则是在许多不同意义上的辅助性的副题，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什么是
“中心主题"?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语言的结构本位。汉语是一种以“字"为结构本位的语言，语言研
究如果能紧紧扣住这种结构本位，并以此为基础吸收国外语言学中于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就能使汉语的研究
水平向前发展一大步，其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五·四"前后开始的汉语音韵研究和方言研究。高本汉在研究汉
语音韵时没有偏离“字"这一结构本位，而是用历史比较法、内部拟测法这些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来改进这种
结构本位的研究，因而为汉语音韵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时期(徐通锵、叶蜚声，1980，1981)。汉语
方言的调查和研究兴起于结构语言学的兴盛时代，而其奠基人就是结构语言学派的权威学者赵元任，但是他没
有照搬结构语言学的语言调查的理论和方法，而一切以“字"为基础，并于二十年代编成《汉语方言调查表》
;有了这个字表，我们就能照字记音，进行方言结构规律的研究。直至今天，这本字表仍旧是我们进行汉语方
言调查和方言研究的一本必不可少的手册。方言连读变调的研究现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也是以“字"
为单位进行研究的，讲“二字组"“三字组"的连读变调，从来不说“语素与语素"的连读变调。这种以“字
"为基础的理论和方法使汉语方言的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突破性的进展。这些领域虽有很多争论的问题，但从
来没有发生过要不要以“字"为基础的争论，这说明它们的研究方向没有偏离汉语的结构本位，因而其研究成
果都比较成熟。语法研究的情况截然相反，它抛弃了“字"，而以印欧语类型的词为基础，这就偏离了汉语的
结构本位，因而引起了一系列问题的争论。
三、以词、语素为结构单位的汉语语法研究和汉语研究中的“印欧语的眼光"
汉语的语法研究为什么会偏离“字"这种结构本位?这与学术研究的传统和语言研究对象的变化都有密切
的关系。传统的汉语研究以“字"为本位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不研究语句的结构;以书面语为研究对象，
而不管在魏晋时期就已开始发展起来的、与文言文不一致的口语。这两点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距离越来越大。鸦
片战争以后，社会要求言文一致，要求研究一直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文，“所望吾国好学深思之士，
广搜各国最近文法之书，择取精义，为一中国文法，以演明今日通用之言语"(孙中山，1918)。社会发
展的客观需要和我们自己又没有相应的研究传统，就只能到印欧系语言的研究中去找理论、找方法，因而从《
马氏文通》开始的中国语法学就用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来观察汉语，使汉语研究中出现了一种特有的“印欧
语的眼光"。
什么是“印欧语的眼光"?朱德熙(1985)认为它就是“把印欧语所有而为汉语所无的东西强加给汉
语"。但是，什么是“有"?什么是“无"?这里没有一种客观的鉴别标准，不同的人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理
解。所谓“眼光"，实质上就是观察语言结构的一种宏观的观察点，与编码的特定视角有关，因此确定“眼光
"的客观标准应该是语言的结构常数或结构关联的基点。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常数“1"在句法层面，由“1个
句子=1个主语×1个谓语"的“1"控制着整个语言的结构(徐通锵，1991，56-59)，因此“印
欧语的眼光"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的“主语-谓语"的结构框架和与此相联系的名词
、动词、形容词的划分。汉语研究舍“字"而取“词"，实质上就是要以这一套理论体系为观察点来改造汉语
的结构，使之适合于印欧系语言的结构框架。《马氏文通》开始形成了这种“眼光"，但由于它与语言事实有
矛盾，因而其后不久人们又想摆脱这种“眼光"束缚陈承泽，1922，14)。汉语的语法研究就是在这种
束缚和反束缚的矛盾和竞争中发展的，而矛盾和竞争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处理词和与此相关的问题。《马氏文
通》是字、词并用，“字"指结构单位，而用“词"指结构单位的功能，说明它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汉语研
究的影响。完全抛弃“字"而改用“词"，始自黎锦熙(1924，2-3)的《新著国语文法》，认为“文
法中分别词类，是把词作单位;不问他是一个字或是几个字，只要是表示一个观念的，便叫做词"，“词就是
说话的时候表示思想中一个观念的‘语词’。"从此以后，“字"就被逐出语言的研究，清除了用“印欧语的
眼光"来观察汉语的一个障碍。为什么“《新著国语文法》的英文法面貌颇浓厚、颇狰狞"(黎锦熙在解放后
为该书写的序言)?这与“词"观念的确立是相互呼应的。这些研究在方法论上偏重于模仿，不大注意汉语本
身的特点，难以满足汉语研究的需要，因而在三十年代引发出一场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强调汉语特点的研究
。这次讨论很有价值，是试图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的一次尝试，虽然由于各方面的条件不成熟，“摆
脱"的意识也还比较薄弱，没有找到解决词类问题和词类与句子成分的关系问题的办法，但为四十年代的汉语
语法研究进行了必要的理论和思想准备。四十年代以王力、吕叔湘和高名凯为代表的汉语语法研究比较强调汉
语的特点，在某些方面已经突破了“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而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这主要是：句法结构的
研究已突破印欧语的动词中心说，分出名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和动词谓语句三种类型;在动词谓语中提炼
出连动句和兼语句，突破了印欧语的句子只许有一个主语、一个定式动词的结构格局;词类问题的处理也已根
据汉语的特点出现了一些松动的办法;比较强调句法语义的研究，等等。当然，每本著作的情况不完全相同，
但这些想摆脱印欧语语法理论束缚的趋向是有积极意义的。五十年代的语法研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主宾
语问题的讨论，一件是词类问题的讨论。这两次讨论都主张根据汉语的特点用新兴的结构分析法来研究汉语，
反对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结构(特别表现在词类问题的讨论上)，反对语言分析中的语义标准
。这些对促进汉语的研究很有意义，避免简单地用汉语的事实给西方的语法理论作注释，不过在反对用“印欧
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结构这一点上却有一些讽刺意味，因为它批判了这一种“印欧语的眼光"(例如汉语实
词因没有形态变化而不能分类)，却为另一种“印欧语的眼光"的流行和发展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或者说，在
批判表层的“印欧语的眼光"的过程中却又深化了深层的“印欧语的眼光"。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谓
语中心，这是对印欧系语言动词中心说的一种改进，“连动"和“兼语"统一为“连谓"，使句子的结构更符
合“主语-谓语"结构框架中的只许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的标准。第二，用语素代替词号作为汉语语法结构
的基本单位，把汉语完全纳入结构语法的框架中去研究。这恐怕是“印欧语的眼光"的一种更深沉、更本质的
反映。如果说“汉语中没有词但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那么汉语中不仅没有语素这种单位，而且连这种概念
也没有。可能有人会说，“字"就是语素。否!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言现象。第一，语素基本上是一种线
性结构，不含非线性的因素：不能有重音，不是语言对现实进行编码的基本单位，即使是词根，没有相应词缀
的配合，也无法实现编码的功能;ablaut之类的元音变换(如bring-brang-brung中的i-a-u)是非线性的，但很
难把这种“变换"看成为语素，IA模式分析这类问题的失败经验(Hockett，1945，99-105)已为
此作出了充分的反面说明。和语素相反，“字"是一种非线性结构：“字·音节·意义(概念)"之间存在着
强制性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声调的使用使得同样复杂程度的单位占比较短的时间"(赵元任，1973，
93)，“字"是汉语对现实进行编码的基本单位。第二，语素的功能单纯，只是词的结构要素或表示词的某
种特定的句法功能，而“字"是汉语结构的枢纽，是语音、语汇、语义、语法的交汇点，因而是各个层面的基
本结构单位。第三，一个“字"中可以包含若干个不同的词，而语素绝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构。“字"与语素实
际上是不能进行类比的两个不同类型的范畴。把语素作为汉语语法的基本结构单位，实际上就是把汉语中不存
在的东西作为结构单位，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语法体系可能很精致，但不实用，与汉语的实际状况有很大
的距离。我们这里对五十年代以来的“印欧语的眼光"问题之所以讲得比较多，就是因为这涉及那些反对“印
欧语的眼光"的学者的“印欧语的眼光"。我们从学习语言学的第一天起就在接受印欧系语言理论和方法的熏
陶，对“印欧语的眼光"已经习以为常，不是主观上想摆脱就能摆脱得了的。我们非常反对汉语研究中的“印
欧语的眼光"，但在评述“五·四"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时却是用这种“眼光"来分析有关的问
题的(徐通锵，叶蜚声，1979)，因而分寸的掌握不大准确。朱德熙是反对“印欧语的眼光"最有力的一
位学者，但他对汉语的语法结构的看法却打有很深的“印欧语的眼光"的烙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
们现在在这里批评某些传统观念，很可能我们自己也正在不知不觉中受这些传统观念的摆布。这当然只能等将
来由别人来纠正了，正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朱德熙，1985)。这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自然
也同样适用于本文的分析。
前面简要的历史回顾说明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印欧语的眼光"的严重性和普遍性，由于它的影响和干扰，
我们就难以根据汉语的特点而进行独立的研究，只能是“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这不是坏
事，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
不是没有发生过"(吕叔湘，1986)。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用来分析印欧语，固然可以得心应手，而用
来研究汉语就会捉襟见肘，矛盾重重，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主语-谓语"结构框架下的词类划分以及
词类与句子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结合"中的最大难题，《马氏文通》以来的语法论争基本上就是围绕
着这条轴线展开的。为什么?因为汉语以“字"为本位的结构与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之间的矛盾犹如南辕北
辙，难以调和。语言学家虽然想了很多办法，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其中包括汉语语法的结构本位，但都难以
调和两类语言在结构上的矛盾而实现“结合、的目标。《马氏文通》用“字"研究词法，用“词"研究句法，
由于这里的“字"对等于印欧系语言的word,所以是一种以词为本位的语法研究(邵敬敏，1990，51)
。《文通》凭语语义分词类，由于“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以何如耳"，因而无法
解决词类以及它和句子成分的关系问题。此路不通，黎锦熙(1924，6，29)主张以句为本位来解决这
个难题，提出“国语的词类，在词的本身上(即字的形体上)无从分别;必须看它在句中的位置、职务，才能
认定这一个词是属于何种词类：这是国语文法和西文法一个大不相同之点。所以本书以句法为本位，词类多从
句的成分上分别出来"，并把这些论述概括为“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著名论断。这里虽然已经发现
汉语与印欧语语法理论之间的矛盾，但还是依照这种理论来研究汉语，给词分类。句本位在印欧系语言的研究
中是成立的，只要抓住由一致关系所维持的“主语-谓语"这种封闭性的结构就可以进行词类和它与句子成分
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但在汉语中这种理论是不成立的，因为汉语的句子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一个句子能否成
立，不决定于有无“主语"或“谓语"，也不决定于是一个“主语"和“谓语"还是几个“主语"和“谓语"
，而决定于一个事件的话题的相对完整的叙述(徐通锵，1991，1994)，因而无法把它纳入“主语-
谓语"的封闭性结构框架中去研究。语言学家发现这种理论-不能解决汉语的词类问题，二不能解决词类与句
子成分之间的关系问题，只能放弃，另探新路。五十年代以后汉语语法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朱德熙，他用结
构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他没有在结构本位问题上发表过明确的意见，
但从他的研究实践来看，前期偏重于语素，认为它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而词、词组、句子等都只是语素的
不同层次的序列;后期在理论上偏重于词组，认为“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
可以以词组的结构规则为“纲"来研究汉语的语法(朱德熙，1982，1985)，后来人们把这一思想明
确地概括为词组本位，陆俭明(1992，127)还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解释。语素有没有成为一
种“本位"，作者没有说，学术界也无评论，我们也不必给它安上一顶“本位"的帽子，但语素在朱德熙的理
论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词组本位"的理论，它的是非曲直应该放到汉语
语法研究的发展历史中去考察。它是在词本位、句本位无法解决汉语的词类问题以及它与句子成分的关系问题
之后提出来的一种新的理论假设。朱德熙想用这一理论来解决词本位、句本位无法解决的矛盾：既要保持“主
语一谓语"的结构框架，又要排除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为此，他提出汉语语法的两大特点：
第一，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不像印欧语那样一一对应(名词和主宾语对应，动词和谓语对应，形容
词和定语对应，副词和状语对应)，而是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对应(如动词和形容词不仅可做谓语，而且可以做
主宾语……);第二，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和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一致，这种一致性“还特别表现在主谓结
构上。汉语的主谓结构独立的时候相当于英语的句子，不独立的时候相当于英语的子句"，“汉语的主谓结构
实际上也是一种词组，跟其他类型的词组地位完全平等"(朱德熙1985，8)。这两个特点，以“二"为
体(本位)，以“一"为用，这样汉语句法结构的分析就可以限制在词组的层次上，只要分析“主谓"“述宾
"“述补"“偏正"“联合"这些词组的结构就行，词类的划分也是以此为基础考察它的分布，不必考虑它与
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这是朱德熙的语法理论的一个发展，1982年的《语法讲义》还把能否“作谓语"“
作定语"作为划分形容词的一个标准，而到1985年的《语法答问》由于考虑到汉语的词类与句子成分的关
系是一对多的错综“对应"，不能不放弃这种句法功能的标准，不然，“由于百分之八九十的动词和形容词可
以做主宾语，能够做定语的名词百分比更高"，就会陷入“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词无定类的泥潭。
朱德熙的词组本位理论在理论上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但不能反映汉语句法结构的本质，因而能够运用的范围很
窄。汉语句法结构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开放性，与印欧系语言以一致关系为标志的封闭性的主谓结构形成鲜明的
对照。词组本位不仅不能反映汉语句法结构的开放性，而且还进一步把封闭性的句子结构缩小到词组的结构，
这就使语法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难以分析汉语以开放性为特点的句法结构。其次，朱德熙所说的汉语语法的
两大特点实际上都是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结构而得出来的结论，因为印欧语的词类与句子成分的
关系是一对一的对应，以此为准，汉语的“对应"就是一对多。一对一的对应是语言结构规律的反映，而一对
多的所谓“对应"，这里只能说不存在规律，不成规律的东西自然也就不能成为汉语语法结构的特点。《马氏
文通》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的一大弊病就是要在这种不存在规律的地方找规律。总之，词组本位象词本位、句
本位那样，仍旧不能把握汉语语法结构的脉络，难以有效地解决语法研究中的问题。
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汉语的语法研究一方面抛弃汉语特有的结构本位--“字"，而另一方面
却又在“印欧语的眼光"的支配下寻找它的本位，从语素、词、词组到句子，差不多各级“本位"都试过了，
但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这说明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适用于印欧系语言的研究，拿来研究汉语，由于语言
的普遍特征，在某些狭窄的领域内可能适用，但无法解决汉语研究的基本问题。一种语言的结构本位只能有一
个，语音、语义、语汇和语法的研究都得以它为基础，不可能是一个领域一个“本位"。汉语的研究还得继承
我们自己的传统，以字为“本位"，研究句法的结构规则。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不需要实现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汉语实际的结合，而是说在“吸收"和“结合"的时候必须以汉语的
结构本位--“字"为基础，因我之需，为我所用，不要因“印欧语的眼光"的干扰而把汉语“结合"到印欧
系语言理论中去研究。研究汉语的方法论原则还得立足汉语，参照科学思潮的发展，在汉语的研究中提炼相应
的理论和原则，“张冠李戴"式的研究恐怕很难解决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难题。
四、“字"本位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前面从正、反两个方面讨论了“字"与汉语结构的关系，但要真正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还得弄
清楚“字"与语言研究方法论的关系。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语言的规则归根结蒂都是现实规则的投射，不同语言的差异主要是因编码视角的
不同而形成的接受投射方式的差异。汉语以“字"为结构本位，其突出的特点是“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
念"的一一对应的强制性和顽强的表义性;它以“比类取象"为编码的特定视角，直接接受现实规则的投射，
不需经过特殊的形式规则的调整，因而语言范畴与概念范畴一致，与印欧系语言的两类范畴既有联系又有矛盾
的情况很不一样。这些特点决定了汉语研究的独特的方法论，这就是可以在语言规则和现实规则之间建立起对
应的联系，用临摹性(iconisity)原则来描写。
临摹性作为一种明确的方法论原则为时还不长，始自本世纪三十年代Peirce的论述，但它的基本精神早就
已经在深刻地影响着语言学家的研究实践，希腊-罗马传统的规定说和约定说之争，我国先秦时期的名实之争
都与这种原则的精神有密切的关系。临摹性原则的基本精神据Perice的描述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叫临摹
图像(iconic image),它必须与它所指的事物相似，如相片、塑像、语言中的拟声词;一种叫临摹图像(iconic
diagram),它是符号的系统排列，其中没有一个符号和它所指的东西相似，但是符号之间的关系必须表现它们
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技术图案、无线电线路等。“语言中成素(element)的次序平行于实际的经验或认识
的顺序"就是Peirce用来说明语序规则的临摹性的一句名言，经常为语言学家所引用(据Haiman 1980;jakobso
n).Peirce的这两类临摹性后来Haiman(1985)简化为“成分临摹"和“关系临摹"，以此探索语言研究
的方法论。
语言规则是现实规则的投射，临摹性应该成为语言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象汉语这种直接接受现
实规则的投射的语言，临摹性原则应该占据支配地位。传统的汉语研究尽管缺乏理论性的探讨，但在实践中却
始终恪守着临摹性原则，训诂学中“以形求义"和“因声求义"就是这种原则的两种重要的表现方式。“以形
求义"可能因其“形"而归入文字问题，但不要忘记这里的“形"只是求“义"的一种方式。汉字为什么一直
顽强地坚持它的表义性?就是由于它与汉语临摹性的编码原则相适应，是“字"中有“言"，可以通过“形"
去研究"“言"(义)，是观察“言"的一个窗口，世界上别的任何发展成熟的文字体系都没有这种功能。如
果说，“以形求义"的“形"终究与文字有关，那么“因声求义"的“声"就完全是语言的问题了。为什么可
以通过“声"而能求取“义"?这不是与音义结合的任意性、约定性矛盾吗?不错，有点矛盾。我们过去对音
义结合的任意性的理解有点绝对化，固然，狐立的一个字人们看不出它的音义结合的理据，但如着眼于字族的
结构，那就不难发现同族字中“字"与“字"之间的制约关系，找出理据，使人们有可能去“因声求义"。段
玉裁、王念孙等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通过“一声之转"的“转"去探求“字"的语义，从而使汉语的语义研
究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性进展。这一事实本身就很能说明这种“因声求义"的原则的重要性和生命力。它是汉语
临摹性原则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这方面的问题太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这里只是借此说明：“
字"中形、音、义三位一体，是汉语临摹性编码的基本单位，传统的汉语研究已经基本上把“字"与临摹性原
则的关系说清楚了，现在应该在此基础上研究汉语语句结构规则的临摹性问题，建立语义句法，继承和发展汉
语的研究传统。
以临摹性原则为基础的汉语句法研究现在还没有什么基础，但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其基本精神就是
弄清楚句法规则的语义基础，或者说在语言规则中找出现实规则的投射理据。现在这方面有点深度的研究在我
看到的材料中主要有戴浩一(1985)的时间顺序原则(The 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和石毓智(
1992)关于语义的“±定量"和句法的“±肯定"的关系的论述。时间顺序原则的具体含义是：“两个句
法单位的相对次序决定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领域里的状态的时间顺序"。戴列举了大量事例对此进行了很有启
示性的分析。确实，这是汉语的一条重要的临摹性原则，有很强的解释力。以往的语言学家也发表过类似的意
见，例如洪堡特早就说过汉语的句子跟思想的简单明确的顺序一致是汉语特殊的优点(据Robins,1973,36);Hai
man(1980,516)也曾依据语序的特点提出“有理据的临摹性"(the iconisity of MOTIVATION:"语法规则像拟
声词一样直接表现它的意义。这种临摹性的最清楚的例子就是语序。如果其他的方面都一样，叙述句描写的陈
述次序和它们所描写的事件的次序是对应的。"应该说，汉语是最一贯地遵守这种临摹性原则的语言。戴浩一
的时间顺序原则是对这些论述的改进和补充。这种原则在汉语的研究中很重要，但使用的时候也有一个“度"
，即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戴浩一对这个“度"的解释是：“把动词作为中心参照点，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跟动
词有语义联系的成分"，这恐怕不确切，至少是不全面的。先请看下面的两例。
1.槽内的水左冲右突，翻着花，滚着个，激扬飞溅，像暴炒着一串玉珠，风翻着一槽白雪，隆隆声震荡
着山谷。(郑伯伦：《黑龙潭印象》)
2.演员们的出色表演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例1除最后一句“隆隆声震荡着山谷"外，中间的各个“动词"性词语的顺序只代表观察者的思维顺序，
而不代表现实现象的时间顺序，更动其间的次序，句子照样成立，而且意思不变。为什么?因为这里的“主语
"是无生的“槽内的水"，时间顺序原则的一个重要条件与“主语"的有生性有关，戴浩一列举的全部例子的
“主语"都是有生性词语，离开了这个条件，“谓语"中即使有若干动词，它们的排列顺序也不一定与现实现
象本身的先后时间顺序一致。例2的“出色表演"和“成功地塑造"虽与时间顺序有关，但在“出色"和“表
演"之间，“成功"和“塑造"之间就与时间顺序不一致，因为只有在“表演"之后才能知其是否“出色"，
“塑造"之后才能定其是否“成功"。这种矛盾与说话的时点有关，只有在演出之后才能依照例2的次序排列
，说明汉语的句法分析不能局限于“主语-谓语"的框架，而应引入语境、说-听双方的交际意图之类的内容
，进行实际的语义分析。所以时间顺序原则在接受现实规则投射的时候有一定的语义条件的限制，不能随便扩
大它的使用范围。
石毓智关于“±定量"和“±肯定"关系的分析是临摹性原则的一次成功的运用。“量"是一种重要的语
义特征，可以自由地用数量字或程度字修饰的都是不定量的(前者表离散，后者表连续)，反之即为定量的;
不定量的“字"或字组可以加“没"或“不"否定，即既可以用于肯定的结构，也可以用于否定的结构，而定
量的“字"用于“±肯定"就有很大的限制。他根据现实的规则“量大的事物能够长期保持自己的存在，量小
的容易消失"的投射理论研究汉语的“±肯定"的语义规则：语义程度极小的定量“字"只能用于否定结构，
语义程度极大的定量“字"只能用于肯定结构，语义程度居中的不定量“字"才能自由地用于肯定和否定两种
结构中。假定有一组同义系列的“字"或“字组"，按其语义程度的大小从左到右排成一个系列(左边的为小
量，右边的为大量)，例如：
挂齿 提起 说起 谈论 叙说 诉说 倾诉
这些字组的句法表现可以整理出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连续系列：“挂齿"的语义量小，只用于否定结构，
前面都有表否定的“不"或“没";“倾诉"的语义程度高，只能用于肯定结构，其前不能加“不"或“没"
否定;语义程度居中的“谈论"可以自由地用于肯定或否定的结构;靠近左端的“提起"“说起"经常用于否
定结构，表现在前面加上“不"或“没"说起来更顺口，而靠近右端的“叙说"“诉说"经常用于肯定结构，
如前面加上“不"或“没"否定，说起来比较别扭。我们以往不知道语义和句法之间有什么联系，石毓智的研
究为这种联系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另外，这也为同义系列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课题，要求以语义量
的大小排成一个系列，从中比较和研究它们与句法结构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开发前景的新领域。
以临摹性原则为基础的句法研究现在还是初步的、零散的，研究的成果也比较粗疏，而且还没有摆脱印欧
系语言的语法理论的干扰和影响，但是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方法论原则在汉语的句法研究中是有生命力
的，是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的。我们这样推崇临摹性的研究，这不是我们的主观偏爱，而是根据以“字"为结构
本位的汉语编码方式的特点而得出来的结论。“字"的临摹性必然会引向句法结构规则的临摹性。这是观察汉
语句法结构的一个关键，也是能否摆脱“印欧语的眼光"束缚的一条重要途径。自然，要用临摹性原则建立汉
语语义句法的一个完整体系还有一系列原则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结构和“字"的语义分类之间的
关系。结构与分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印欧系语言的“主语-谓语"结构和名词、动词、形容
词的词类划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是这种依存关系的一个有力例证。传统的汉语研究只有文字、音韵、训诂，没
有语句的结构，自然也就不必对“字"进行分类。汉语研究的客观需要要求我们去解决这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
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如果有了眉目，其他如结构规则、句型、语序、层次、虚字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有定
"“±肯定"之类的问题的解决才有可靠的理论根据。结构框架的问题我们建议采用“话题-说明"(徐通锵
，1991，1994)，而其他的问题有待于来日的研究。
附注：
①这里指合音字，北京话比较少见。历史上曾有相当数量的合音字。方言中的变音(包括变声、变韵、变
调)很多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合音的范围。
②代表单音节化的儿化。
③“子"代表轻声，马蒂索夫把这类现象看成为“一个半音节"，很有道理(据戴庆厦，1990，3)
。
④这里代表变调。变调的实质是使两个单字调合而为一，形成一个跟单音节声调相类似的声调(五台，1
986，4)。所以这种类型的例子，从声调看，它相当于一个音节;从声、韵母的组合来看，它是两个音节
。这一类例子把它看成一个音节或两个音节，都有道理。
陈承泽，1922，《国文法草创》，商务印书馆1957年重印。
戴浩一，1985，《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国外语言学》1988年第1期。
戴庆厦，《藏缅语族语言的研究和展望》，《民族语文》1990年第1期。
耿军，1990，《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毕业论文，保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位论文阅览室)。
Haiman,J.,1980,The iconisity of grammar,Language,Vol.56,No.3.
—一-,1985,Natural syntax,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ckett,C.F.,1945,《语法描写的两种模型》，《语言学资料》1963年第6期。
Jakobson,R.,Implications of language universals for linguistics,见Universals of language,Ed.
by J.H.Greenberg,1980.
黎锦熙，1924，《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
陆俭明，1992，《80年代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理论上的建树》，见《80年代与90年代中国现代汉
语语法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吕叔湘，《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中国语文》1963年第1期。
—一-，1964，《语文常谈》(原载于《文字改革》)，三联书店，1980年。
—一-，1986，为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语文出版社，1987年)写的序。Lyons,J.,1977,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马庆株，1989，《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商务印书馆。Robins,R.H.,
1973,《语言分类史》，《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2期。
邵敬敏，1990，《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
石毓智，1992，《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台湾学生书局。
孙景涛，《美恶同辞质疑》，《语文研究》1986年第1期。
孙中山，1918，《建国方略·以作文为证》，《孙中山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王 宁，《汉字的优化和简化》，《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王前、刘庚祥：《从中医取“象"看中国传统抽象思维》，《哲学研究》1993年第4期。
五台，《关于“连读变调"的再认识》，《语言研究》1986年第1期。
徐通锵、《语义句法刍议》，《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3期。修订稿见《徐通锵自选集》，河南
教育出版社，1993年。
—一-，《“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世界汉语教学》1994年第2期。
徐通锵，叶蜚声，《“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评述》，《中国语文》1979年第3期。
—一-，《历史比较法和〈切韵〉音系的研究》，《语文研究》1980年第1期。
—一，《内部拟测法和汉语上古音系的研究》，《语文研究》1981年第1期。
张永言，1984，《上古汉语的“五色之名"》，见《语文学论集》，语文出版社1992年。
赵元任，1973，《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见《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一赵元任语言学论
文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
—一-，1975，《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同上。
（一）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世界提供商业机会与就业的机会。下表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五类动机及相关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原因很多，但大多数外国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求职与就业，或更多的商业机会。
（二）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为海外华人带来民族自豪感。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进一步强化。
例如，在马来西亚，华人关于“是华人就得学汉语”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也是大多数华人华侨让子女学习汉语的文化心理动因或精神动力。而华人华侨子女占海外汉语学习者的很大比例。两岸关系研究员、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教授杨建民曾呼吁华裔社群负起文化责任，协助华裔子弟建立对自己文化根源的认知，进而超越自己的文化认同，做个世界的公民，扮演最好的“公共外交”文化大使。
（三）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使世界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汉语热”也是“经济外交”延伸而成的“国民外交”。
中国从1978年到2005年，经济保持了年均9.6%的持续高速增长，而且中国经济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可持续高速发展的前景仍然被世界普遍认同；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带动了各项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体现了中国无穷的潜力与生机。因此，学习汉语对于许多人来说，中国不仅意味着现在的机会，也意味着未来的机会。法国总统希拉克说过，法国人未来选择学习汉语是一种极佳的选择。一些国家把汉语列入国民教育体系，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二、随着“汉语热”的升温，许多国家对汉语教师的需求非常迫切，因此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任重道远。
据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披露，全球汉语教师缺口将超过400万。目前，海外学习汉语的国家有30多个，汉语学习者至少有3000万，2500所大学和上万所中小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对外汉语教师的缺口为100万。因此对外汉语教师队伍建设与对外汉语教育教学工作应该格外重视。
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到要“大力加强对外汉语工作”。国家一直非常重视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中国作为汉语的故乡，要责无旁贷地承担完成对外汉语教学这项宏伟工程的任务。
（一）快速培养和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师资队伍。根据目前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迅猛发展的势头，现在的汉语教师队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当前的需求。预计到2010年至少需要50万名汉语教师。因此，积极快速培训一大批高质量的汉语教师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它直接影响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和质量。
（二）、健全对外汉语教学的体制。健全对外汉语教学体制，指健全对外汉语教学的总体设计、大纲的制定、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编写、课堂教学方法、测试与评估等。
（三）加强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包括研究服务于第二语言教学的现代汉语本体的研究、教学理论的研究，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过程及习得认知的心理研究，多媒体技术、网络信息技术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
三、针对当前全球“汉语热”的现象，我们应进行冷静的分析。
第一，从目前全球开设汉语课程的各级学校看来，“汉语热”需辩证地加以认识。
（一）学习汉语的人数迅速增长，教学规模不断扩大，但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汉语仍属于“非普遍教授语言”。除了日本、韩国以外，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目前还谈不上“汉语热”，学习汉语的人数虽然增长很快，但绝对数字根本无法与学习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的人数相比（二）现代汉语的教学日益受到重视，但汉语教学仍附属于汉学，未能成为独立学科。长期以来，在欧洲各国有着重汉学、轻汉语教学的倾向。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现代汉语教学才逐渐得到重视。欧洲新一代汉学家致力于推广现代汉语教学。但很多欧美高校轻语言重文学、轻技能重知识的状况仍十分严重。“汉语教学法这一专门学科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也没有能在汉学范围里建立自己独立的体系。”（白乐桑：1993，《法国汉语教学史浅论》）
（三）中文的专业教育、学历教育有所发展，汉语教学出现向中小学发展的趋势。但总的看来学生学习汉语的起点仍比较低，多数地区尚不能培养高级汉语人才。总体看来，目前世界各国的汉语教学一般起点不高，很多大学生学习汉语都是从零开始，而与英语、法语等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情况不同，英、法等第二语言，在中学阶段已具备较坚实的基础知识。大部分学习者仍把汉语作为选修科目，周课时很少，一般1至2学时。
第二，针对占有七成以掌握工具为学习汉语动机的学习者而言，当今“汉语热”本质上是“现实利益驱动”。它可以提供国际社会理解中国的机会，但毕竟还不是中国优越性的证明。因此，我们切不可沾沾自喜，而应把这一现象当做机会鞭策自己。要真正实现汉语的国际化，只依靠历史文化还是缺少国际竞争力的。分析全球20亿人学习英语的“英语热”原因，乃是它为近代文明所带来的强大的生产力。因此，我们也应该在扩大中国文化的“软影响”方面积极开拓创新。只有中国文化“软影响”的格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得到根本的改变，汉语热才意味着汉语真正赢得了充分的国际地位，从而具有绵绵不绝的生命力和对国家利益的创造力。
摘要：当前海外“汉语热”持续升温，本文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背景；对现有相关教育教学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要求；及客观认识这一现象加以阐释。
关键词：汉语热；背景；汉语教学；冷静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持续的“英语热”。如果说这种持续了二十多年的英语热表明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坚定愿望，那么，最近几年来兴起的世界性汉语热则体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开始显示对于世界的日益深入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2006年5月，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提到“体”（aspect），一般认为它是一种语法范畴。《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说：体是“动词的一个
语法范畴，用添加前缀、后缀或变化中间元音的方法来表示。‘体’表示的时间概念不多，而是表示所叙述
的动作的类型和动作是否持续论文。”（第30页）《语言学和语音学基础词典》说：体是“对动词作语法描述
的一个范畴（与时和语气一起），主要指语法标志动词表示持续或表示活动类型的方式。”（第41页）在
现代汉语中，一部分形容词也有体的分别，所以《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说：“体的范畴表示动作（
或状态）的过程”。（第471页）
现代汉语中是不是有在体的语法范畴？有不少语法学家对此作了肯定的答复。王力把体称为“情貌”，
他在《中国现代语法》中认为：“大致说来，人们对于事情和时间的关系：第一，着重在事情是何时发生的
，不甚问其所经过时间的远近，或长短；第二，着重在事情所经过时间的长短，及是否开始或完成，不甚追
究其在何时发生。前者可以罗马语系（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为代表，后者可以中国语为代表。”
（第151页）高名凯在《汉语语法论》中说：“汉语语法构造，则没有时间，而有‘体’。”（第189
页）由张斌、胡裕树给《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撰写的条目中认为：现代汉语同古代汉语的差异，在
词类上的表现之一是“动词时态范畴的出现。”（第178页）龚千炎在《谈现代汉语的时制表示和时态表
达系统》中说：“现代汉语只有‘体’的语法范畴而无‘时’的语法范畴。”［①］相比之下，否定的意见
不多，但确实存在。徐烈炯在给《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撰写的条目中说：“汉语没有时的形态范畴
。有些语法学家认为它有体的形态范畴，例如‘着’表示进行体，‘了’表示完成体等。但是这样的分类是
不够精密的，例如‘台上坐着主席团’的‘着’字表示的是一种静止的状况，而‘屋顶上盖着一层厚厚的雪
’的‘着’字表示的是动作遗留下来的状态。至于‘了’，它确有完成体的功能（做了一件好事），但有时
‘了’和‘着’却很难区分。例如‘开着窗户睡觉’：‘开了窗户睡觉’，‘着’和‘了’在这样的上下文
里几乎是同一意义。因此，汉语语法学家没有采用体的范畴，而把这一些词作为动词词尾或语气词来处理。
”［②］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影响的语法教材和论著在涉及到这个问题时的下述做法：不明确断言体的
语法范畴的存在，但又介绍体助词。比如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版）中，是在说明动态
助词“着、了、过”的时候才介绍由它们表达的几种体。熙《语法讲义》中认为“了、着、过”是动词
后缀，分别表示动作的完成，动作或变化的持续，曾经发生某事或曾经经历某事，他也不提及体、时态或动
态。大家知道，除去少数人之外，国内语法学家如果承认现代汉语中存在词的语法范畴，那么体便是唯一的
范畴。对于这样一种语法范畴，上述教材、论著的作者为什么要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呢？我们揣测，这可能
是为了控制教材的难度，也可能是服从整体的基本框架，但是不是他们也觉得直截承认体是语法范畴不太合
适呢？看来未尝没有这个可能。
承认现代汉语中存在某些虚词，它们表示体的意义，这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如若不然，对“了、着、过
”这些助词又作何种解释呢？然而，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承认现代汉语中存在体的语法范畴，则如上文所
述，就有分歧了。从表面看来，这种分歧并非原则性的。因为不管怎样，毕竟大家都承认现代汉语中有表示
体意义的手段，承认体意义是有几种类别，这就够了。至于它们是否上升为语法范畴，尽可以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但是若能透过表面现象作一深入的思考，就会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视的问题。体能否成为
一种语法范畴，这个问题本身或许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对它的探讨涉及了对现代汉语语法学分类框架赖以构
建起来的几条重要规则的反思，循此探求下去，我们得到的收益可能是极为重要的。退一步说，如果我们仅
仅把注意力限制在体本身的范围内，那么这种探讨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初步的考察表明，即使我们目前尚不
能对现代汉语中的体能否概括为语法范畴作出明确的答复（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全局性的思考），我们也能
透过对此而作的辨析和思考，对现代汉语中的体概念有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认识。
二
在《理论语言学引论》中，莱昂斯区分了三种语法范畴：首要（primary）语法范畴指词类，次要(secon
dary）语法范畴指时、式、格等，而主语、谓语、宾语等属于功能范畴（functionalcategories）。按照这
样分类，体若作为语法范畴属于次要范畴。次要语法范畴又可称为狭义的语法范畴。如高名凯所说：“以狭
义的意思来说，语法范畴则指一般语法学家在词类下所讨论的名、动、形容等词所有的形态变化所表示的那
些语法意义的概括。”［③］这种观点，和前文所引《语言与语言学词典》、《语言学和语音学基础词典》
的说法都相吻合。显然，它们的共同性源于对普通语言学理论的遵守，众所周知，这种理论得以建立的材料
基础是有形态变化的语言，主要是印欧语。
正是在这方面，现代汉语吴现出另外一种面貌。正如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指出的：“汉语
语法的最大特点是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我国某些兄弟民族语言和西方语言里边用形态成分来表示的概念，汉语里边或者不作表示，或者用半独立的词来表示。”（第1页）这些半独立的词（即虚词）在语法上
往往有这样的特点：经常附着在实词之上，全也经常附着在自由短语之上。
利用半独立的词来表示体意义，是现代汉语表示体的主要语法手段。这一点，在各家的研究中都有反映
。王力在现代汉语中分出七种情貌，除了普通貌是零形式之外，其他六种都用情貌成分表示。这些成分按今
天的一般说法，包括助词“着、了”，趋向动词“起来、下去”，语气词“来着”和动词重叠。高名凯认为
现代汉语中有三种体，“这些词，除了叠动和加强是重复或连用词外，其他的则由补助词表现之。进行体和
起动体的虚词加在具有动词功能的词之前，这些虚词多半还带有规定者的意味。完成体和结果体的虚词则是
加在具有动词功能的词的后面的，这些虚词都是实词变来的，其本身本来可以具有动词的作用。”［④］高
名凯所说的虚词，今天分别称为副词如“正在、刚、才、恰”，助词如“了、过”，动词如“到、中”。《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提到了五种体，其中三种用助词“着、了、过”表示，短时体（或尝试体）用
动词重叠表示，可能体例如“说得清”“听不懂”。“说得清”“听不懂”之类，按吕叔湘的看法，是由在
复合动词中插入“得、不”构成的。龚千炎在文章中分出了八种体，分别由时态副词如“曾经”，准时态副
词如“就要”，时态助词如“了”，准时态助词如“起来”和语气词如“来着”表达。
以上各种表示体的手段，除去动词重复、连用、零形式以及动词“到、中”等之外，都是或多或少地具
有附着性的词，其中体助词或语气词是公认的半独立词（熙认为“了、着、过”是词缀），至于时态副
词之类，有人不同意它们是半独立的词，但它们具有附着性是不能否认的。
概括地说，现代汉语中用半独立的词表示体的意义时，它们的附着对象可以是动词、形容词，也可以是
谓词性短语，又可以是一个句子。例如：
①屋里的灯还亮着。（“着”附着在形容词后）
②师傅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批评帮助过他。（“过”附着在谓词性短语后）
③程斌终于找到一个没人坐的座位了。（“了”附着在句末）
④洗干净了一盆脏衣服。（“了”附着在谓词性短语后）
⑤今天星期一了（“了”附着在名词性谓语句末）
这种现象表明，即使我们承认半独立的词表示体的意义是外部形态，也无法把有关体的形态变化看作是
汉语动词、形容词所独有的特性。这意味着如果在现代汉语中存在体的语法范畴，它并不仅仅属于动词、形
容词。由上文可见，一部分语法语学家在给现代汉语建立体的语法范畴的时候，已经表现出了一种把该范畴
扩大到谓词短语乃至句子之上的倾向，只是由于他们尚未对此作出理论化、系统化的概括，这一点目前表现
得并不明朗。这一做法一旦变得明朗，则势必导致对体一类次要语法范畴的定义作出重大的修正。果正这样
的话，其影响无疑是重大而广泛的。
三
徐烈炯认为现代汉语中不存在体的语法范畴，其理由不外乎相应的概括缺乏一贯性。应该承认，徐烈炯
所指出的现象的确存在，它们的存在也不是偶然的。比如“菜热着、上着石膏、晾着衣服”都可以或者表示
运动、动作正在持续，或者表现运动、动作造成的结果正在持续。又如“他当了三年主任”和“他当过三年
主任”意思不同，但是“北京他去了三次”和“北京他去过三次”意思差不多。“画了一幅画”和“画着一
幅画”意思不同，但是“穿了这件衣服真好看”和“穿着这件衣服真好看”意思差不多。另外，还有一种现
象徐烈炯没有提到，即有时候用不用体助词意思也差不多。《现代汉语八百词》曾指出：表示复数的“们”
，表示完成的“了”等半独立的词，“它们的主要特点是缺少普遍性：有的场合一定要用，有的场合可用可
不用，有的场合甚至不能用。……‘你看见〔了〕没有？’和‘我已经知道〔了〕，你甭说了，里边的加括
号的‘了’都可以用可以不用的。”（第1页）在新闻报道尤其是新闻标题中可用而不用体助词主要是“了
”这种现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例子几乎可说俯拾皆是：
⑥浦东开发又有一个新题目（新闻标题）
⑦由市委、市府召开的上海市教育工作会议今天上午拉开帷幕。（新闻正文）
有时候标题不用“了”，正文则用“了”，如：
⑧英重新关闭与爱尔兰通道（新闻标题）
⑨英国警方5日重新关闭了爱尔兰与北爱尔兰之间的三条通道。（新闻正文）
根据普通语言学理论，语法范畴的建立是有条件的，“构成语法范畴的基础是对立关系，因此，范畴必
须包括两个（或者更多）相互处于对立关系的同类语法意义。”［⑤］比如完成体和未完成体的对立。兹维
金采夫认为：“语法意义用语言中具有体系性的某种标志来表达，这就使语法意义变成了语法范畴。”［⑥
］对此我们的理解是指语法形式必须系统地表示语法意义，如果不系统，就不能概括出语法范畴。用这样的
标准衡量，现代汉语中的体的语法意义似乎无法上升概括为语法范畴，因为甚至像“了、着、过”这类体助
词在表示体意义时也缺乏一贯性，又何谈系统性呢？不过，我们也应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一贯性是否意味着无例外。如果承认一贯性并不排除例外现象，那么结论就可能不同了。
弗·帕尔默在《语法》中说：“英语的过去时不只是指过去的时间。它还有另外两个功能。”（第21
3页）即除指示过去时间，如Hecameyesterday.（他昨天去的。）之外，还能一、用于间接引语，以便符合
“时的呼应”这条规则，如HesaidhewenttoLondoneveryday.（他说他每天去伦敦。）二、表示“不
肯定”，不太可能或不可能，如Couldyoupassmethesalt？（您能否把盐递给我？）IwishIknew.（
我希望我知道（某件事））IfJohncame,Ishouldleave.（如果约翰真会来（这是不可能的），我就走。
）尽管存在上述两种用法，但是它们并没有阻碍语法学家从英语动词的形态变化中概括出“时”的语法范畴
，其原因在于英语动词的这类变化在本质上和现在时、过去时的表达存在系统的相关性，其他与此不一致的
现象是非本质的，并且是有条件的，可以得到解释。
在俄语中，大部分动词构成完成体和未完成体的对立；但也有少数动词是单体动词，要么属于完成体，
要么属于未完成体；另外还有兼体动词，其中的大多数形式既可用于表示完成体，也可用于表示未完成体。
如果使用兼体动词，有时候体的意义“只能根据语句的总的意思来确定，例如：
（附图[图]）
尽管如此，但因为动词的大部分有体的对立，因此这种对立成了“体的体系性的范畴特征”，［⑧］并
且使得语法学家得出“体的范畴囊括一切动词”［⑨］的结论。
由此可见，在有形态的语言中确定诸如“时”、“体”这样的语法范畴时，国外语法学并没有把一贯性
等同于无例外。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表示对立意义的不同形式之间的区别是否有基本的，或者说本质上
系统的区别。现在我们不妨对本节开头所说的三种情况也作一番考察，看看它们反映的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以下顺序讨论。
情况一、“着”有时表示运动、动作的持续，有时表示运动、动作造成的结果的持续。这个现象其实不
难解释，问题和“着”无关，而和动词有关。根据马庆株《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一文的说法，“坐”这一
类词是强持续性动词，“盖”这一类词是弱持续性动词中的“挂类”。前者带时量宾语时表示动作行为持续
的时间（左按：如能带“着”，则也表动作行为的持续），后者加“着”既能表示动作行为本身的持续，又
能表示动作行为造成的状态的持续。可见，不论情况如何，“着”表示持续意义这一点并没有变化，其他意
义的变化仅和动词的语义特征相关。
情况二、“了”和“过”，“了”和“着”有时可以互相替换而意义基本不变。对这个现象目前似乎还
不能作出全面而准确的解释，但它大体和句子的时相有关，特别和动词的语义特征有关，则似乎是能够肯定
的。这里我们先提出下列三条可作进一步修正的规则：
一、当后带动量成分并且该动词可后带“了、过”时，非持续动词后面的“了、过”可以互换，如：
⑩去了一次——去过一次
①①伤了两回——伤过两回
①②合并了一次——合并过一次
二、当表示一种特征或伴随方式时，弱持续动词的一部分，即马庆株所说的“挂”类动词后面的“了”
和“着”可以互换。比如：
①③穿了这件衣服真好看——穿着这件衣服真好看
①④开了窗户睡觉——开着窗户睡觉
三、在存现句中，持续动词后的“了”和“着”可以互换，如：
①⑤床上躺了一个人——床上躺着一个人
①⑥盆里栽了花——盆里栽着花
情况三，体助词“了”可用而不用。我们对此的解释也是初步的，可作进一步修正和补充，其条件如下
：
一、当动词具有完成的语义特征时，后带的“了”才可能不用。如“金融市场出现危机”。但是这一点
和整个句子的时相有关。如“金融市场将出现危机”因时相制约，该句不能加体助词“了”，也不能表示完
成的意思。“坐”无完成的语义特征，但在“他坐一会儿就走了”中，却因时相制约而带上了完成义。
二、当满足条件一时，如果是单音节动词，大都仍须后带“了”，若是双音节动词，则大都可能不用“
了”，如：
①⑦小张丢了一把伞——小张丢一把伞
①⑧小张遗失了一把伞——小张遗失一把伞
三、若补语是表结果的双音节动补短语，也可能不用“了”，如：
①⑨队员们登上峰顶
四、若非充当文章标题，以上不用“了”的可能性要成为现实，往往还需要满足以下两上条件中的一个
：
1．有后续句，如：
②⑩小张遗失一把伞，小王也遗失一把伞。
2．句未使用否定副词“没有”或语气词“了”。如：
②①小张丢伞没有？
②②队员们登上峰顶没有？
②③小张丢伞了。
事实上，条件四中的第2项小条件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若符合该条件，即使动词不具有完成的语义特征
，也常可不常体助词“了”。其原因自然在于“没有”表示的是对完成的否定，而语气词“了”则表示对变
化的肯定。
以上分析表明，情况一其实不能证明“着”在表体意义时不具备一贯性，情况二、情况三则很可能是有条件的，它们并不能在根本上动摇“了、着、过”之间的分工，也不足以消除用体助词“了”和不用“了”
即所谓的“零形态”之间的区别。因此欲凭此据来证明在现代汉语无法概括出体的语法范畴，其说服力是不
强的。
四
以往的讨论的特点是大多把体当作一个语法范畴、语法概念看待，其实，对体应该从语义、语法（词法
和句法）、语用三个平面来看待和研究。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放开眼界，那么对问题的认识可能会更为全面、
准确和深刻。
首先，体是一个语义概念。即使像俄语那样存在体的语法范畴的语言，其中的动词之所以有体的语法特
点，也是因为它们具有体的语义基础。如果某种语言无法在形式有系统地、有区别地表示不同的体，该语言
中就不具备成系统的语法上的体，那么就更加有必要给语义体以更大的关注。韩忠诰在《德语动词的体》中
认为：“在德语中，动词的体没有固定的语法特证，没有形成独特的语法体系，而是从语义角度出发，用不
同的语言手段表示出来。因此，在德语中，体属于动词的语义范畴，表示出动作行为的特征”，［⑩］当代
英语中有没有体的语法范畴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把be、have等看作助动词的语法学家认为英语中存在体
的语法范畴，但如果把be、have等看作链接动词（catenativeverb），则应该承认英语中不存在体的语法范
畴。Huddlesfon和Rodney认为，在英语中体意义与其说是语法的，不如说是词汇化的，为了避免术语“体”
在意义上的混淆，有必要把语法体和语义体区分开来。［①①］
国内语言学家在研究动词时，用“完成”、“持续”、“状态”等语义特征给动词分类，在本质上就是
对语义体的一种分类法。
其次，体也是一个语法概念。当某种语言中使用某一些语法手段、语法形式来表示不同的体意义时，体
就同时成了语法问题。自然语言中表示体的语法手段可以是词法范围的，比如俄语中的ⅡPOPeB3a（完成体）
——ⅡPOPe3aя（未完成体）（剜穿、切穿）；也可以是句法范围的，比如汉语中的“了、着、过”等；又
可以是词法、句法兼有的，比如若把be、have等当作助动词，则英语中的be、doing（进行体）——havedon
e（完成体）（干、做）就是这样构成的。
在语言研究中区分语法体和语义体有很大的必要性，这不仅因为归根结底语法体是在语义体的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而且因为作了这种区分之后，十分有利于防止在研究中把语法分析和语义分析混淆起来。在汉语
研究中，防止混淆这一点尤为重要。陈平在《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中说，他讨论的时间系统“
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语法范畴。”［①②］可是这个时间系统赖以建构的三元中，有两元都是语义性质的结
构：句子的时相结构由句子成分的词汇意义决定，时制的九种基本形式是一种逻辑分类。时态结构（即体结
构）是什么性质，作者没有明说，但从其陈述看，恐怕仍在是语义结构。这样一种类型的系统还说是语法范
畴，其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
上古汉语中没有体的语法范畴，也没有像“着、了、过”那样比较纯粹的表示体的虚词等，但这并不说
明上古时候说汉语的人不能意识到体的区别，不能在说话时表达这些区别。“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也
。”（论语）一句中，对动作完成的肯定和否定，是能过句来语气词（矣）和否定词“未”表达的。“既曰
归止，曷又怀止？”（诗经）中，完成的意思是用副词“既”表达的。上古汉语缺乏的是语法体，不是语义
体的表达手段。研究上古汉语所能表达的语义体，是语义研究，研究上古汉语是怎样在句子中用词汇等手段
表达语义体的，是语法研究。注意研究中的这个差别，对于把握好现代汉语中体的多层次分析，同样具有重
要意义。
体又是一个语用概念。这主要表现在有些人们不太注意的体的类别和人们怎样使用句子即怎样实施以言
行事行为有关系这种现象上。这方面的情况现在研究得很不够，本文也不想展开讨论，这里打算说一下两个
处于语用、语法、语义边缘上的问题。
一、有些体意义的表达看来和语句内部的上下文有关。我们曾经提到过：体助词“过”在“我吃过粽子
”中表示“经历”，在“我吃过粽子了”中表示“过去完毕”，区别就在于前者句末没有带语气词“了”，
后者句末使用了语气词“了”。［①③］这说明体意义的表达有时会产生变化，而条件可以是话语内部上下
文的变化。
二、有时候，所谓的体的语法意义其实是语用性质的意义。曲卫国的谈论英语中现在完成体的意义时认
为，过去对这个体的研究都囿于语法或语义层面，把本来的语用含义当成了语法意义。他说：“所谓的‘现
时关联’，‘不确指’或‘延伸’并不是语句的语义表征（semanticrepresentation），因为它们不是现在
完成体这个结构内在的、一定有的语义，它们借助于语境，经过推导所获得的，正如Mcloard所指出的那样：
‘它们是由说话者在一定的交际语境里赋予的，并取决于人们对事件和后果一般和特殊联系的理解。’”［
①④］因此现在完成体是一个语用推理的触发器。
类似的情况在现代汉语中也存在。动词重叠表示的意义，有的认为是短时态，有的认为是尝试态，都属
于体的范围，［①⑤］比如：
②④下班后逛逛街。（表时量短）
②⑤他挥挥手表示告别。（表动量短）
②⑥你去摸摸，看它烫不烫。（表尝试）我们认为动词重叠表示的语法意义只是短时态，尝试态不是语法意义，而是在短时态的基础上形成的语
用意义。这样分析的主要理由在于：基本上动词重叠具有短时的意义，可以说是无条件的，而尝试义的形成
却是有限制、有条件的。以“摸摸”为例，在例②⑥中，它当然表示尝试，可是短时的意义仍然存在。然而
在下句中，“摸摸”只保留短时义，不具有尝试义：
②⑦你去摸摸菩萨，会有好运的。
动词重叠而产生的尝试义是句义制约的产物。人们正是根据句子的意义来推断其中的动词重叠是否表示
尝试义的。马庆株指出“自主的持续性动词可以重叠，非自主动词和自主的非持续性动词一般不能重叠”，
［①⑥］他的说法基本上符合实际。这就为解释在短时义基础上怎么会产生尝试义提供了一个方便：重叠动
词在句中充当谓语主要成分时，它的主语常常是有生的，极可能是人，而生物实施短时动作总有原因，一个
基本原因便是尝试，当谈论的是打算实施的动作时就更是如此了。
观察表明，在这方面，主语的类别对于形成特定的句义制约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
②⑧车轮转转又不转了。（表短时）
②⑨他转转车轮，很沉。（表尝试）
当主语都由指生物或指人的词语充当时，句中其他成分的语义制约作用就凸现出来了。如：
③⑩你要是不信，就再去看看。（表尝试）
③①你要是有空，就去家里看看。（表短时）
由此可知，动词重叠后表示的尝试义是语用推理的结果，动词重叠形式在这里的作用相当于一个推理触
发器。过去的研究忽视了从语用的角度看问题，不仅使得解释复杂化，而且未能抓住本质，不能不说是一个
很大的缺陷。
五
谈到体，首先想到的就是它是动词的一个语法范畴，其实这一种限定对现代汉语而言是很不合适的。现
代汉语是一种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的语言，它表达体的方式，同印欧语系诸语言有较大的甚至很大的
不同。如果我们承认在现代汉语中有体的语法范畴，那么为了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也就得对其他的次要语
法范畴如“式”、“数”等作相同的处理，这样，就会导致分类框架的大变动。同样，如果我们能对“了”
的用与不用，“了”和“过”可有条件地替换的现象等作出合理、概括、系统的解释，并对其他的半独立词
的类似用法也作出同样有效的解释，那么我们所描绘出的现代汉语就很可能不同于今天所描写出的面貌。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体的研究具有超出其自身范围的价值。
从研究的角度看，现代汉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缺少形态变化，就促使我
们更加关注汉语的语义层次；因为半独立的词在运用时比较灵活，难以捉模，就促使我们更加关注它们的使
用条件；因为形式相对难以把握，意义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显得纷繁复杂，便促使我们多从语用的角度，结合
对句子的理解策略的研究去寻找原因。为了较深刻地了解现代汉语中的体概念，我们或许不应该首先在语法
范畴这个问题上多纠缠，而应该如上所述的那样，在语义、语法、语用三个平面上对现代汉语的体进行全面
研究。在这种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体概念，概括出来的体的构成系统和表达方式，以及或许由此而建立起来的
体的语法范畴，可望能更准确地反映现代汉语的面貌，因为说到底，人们在语言交际活动中表达出来和理解
到的体意义，本来就是语义、语法和语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①载《中国语文》1991．4．第252页。
②第471页，左按：“语气词”似为“助词”之误。
③见《汉语语法论》第104页。
④见《汉语语法论》第198—199页。
⑤见《汉语语法修辞词典》第497页。
⑥见《普通语言学纲要》第386页。
⑦⑧⑨见《俄语语法》第350页、第348页、第34页。
⑩载《现代外语》1993．4．第35页。
①①见EnglishGrammar第73页。
①②载《中国语文》1988．6．第401页。
①③第四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论文《关于动态助词“过”的几个问题》。
①④载《外国语》1994．2．第50页。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
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
汉字是现代世界上各种记录语言的文字中唯一继承传统而被保留下来的文字。它与音节文字、音素文字构成当今文字的三大类型。音节文字与音素文字是通过记音而达到记义的。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则是直接记义的。它在记音方面不甚明显，也就是说，汉字在联系语音方面的功能是较弱的。在汉语圈中，同一汉字在不同方言区可以读不同音而在意义的理解上却又是相同的。所以，汉字的功能特征在于它的表义性。它是建构在音形义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其最大特点是既以形表音，同时又以形表义；其间音与义是通过形体建立联系的，即音与义之间是间接取得联系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汉字的三维结构。有如下图所示：
形体
语音……语义
（虚线表示间接性）
因此，对于汉字，就有了听音尚难辨义，识音则能解义的特点。另外，如上文所述，汉字是以表义为中心的，所以它又具有开放性特征。一个形体，在汉语中，不仅仅允许它在不同时代、不同方言中取不同的读音而获得同一意义，甚至还可以为语音系统与汉语迥异的其他民族语言（如日本、朝鲜、越南）所借用。
由于汉字的表义是体现在形音义一体化上，因此，可以说每一个汉字基本上都是音义的结合体，这与语素是音义结合体这一特点是相吻合的。传统的语文教学被称做“读书识字”，我以为这正说到了点子上。问题还不仅仅到此，关键是在于识字就能读书上。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现象，汉语语句构造是依赖语义勾联起来的。我们只要从掌握汉字的字形入手，了解了一个个汉字的音也就懂得一个个汉字的义，同时从这些串联成句的字义中又可领会出句义、文义。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也就在一个“悟”上。现代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在“悟”的背后的语言人文主义特点，挖掘其中的规律。因此，研究汉字和语法的关系当然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课题之一。下述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探索中获得的几点认识。
其一，汉字的表义性适应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我们知道，语言的组合序列有如一条长链，链链相扣，环环相接，其间每个语词乃至每个汉字都是语言中的一个链子。在汉语中，这种链式序列可以允许人们根据需要取去某些链子（语词）而不影响达意，其衔接处可以完好如初。所以说，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恰恰表现在意合性上。意达而词之多寡可随意增删。神经病理语言学实验表明，人们记忆句子和理解句子，并不记忆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加工处理的不是语音，而是语言所运载的信息，即语义。汉字的缺点是与语音联系不紧，但它在对于字义的理解上显然优于拼音文字。因为汉字的规律就是文字形式与概念间的联系比较紧密。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连缀而成的，人们在掌握字母和拼法之后，一般可读出字（词）音来，如果其意义正好是在口语中已熟悉了的，他也可以同时明白词义。但在一些国家的阅读教学中，也常常出现会拼、会读而不知句子含义的“语义性失读症”。然而，汉字的字形和字音都服从于语义，表现出语义，因此，学习汉语的人很少出现能读音而不理解意义的现象。这就是说汉字具有知音解义的特点。这种特点有力地支持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汉语语法表达中的重意义支点，轻形式配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字的这种表义性征。句子中的语词弹性现象主要地体现在汉字上。汉字的块状和可拼合性为汉语语法的“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2〕和以意义支点为中心的表达意识提供了丰厚条件。
其二，汉字的单音节语素性质适应了句法中的韵律需求。汉语作为一种带有浓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语文，其注重韵律的特点是这样的明显，它不但讲究句子的抑扬顿挫铺排，而且还讲究句子音节的多寡对应。一般观点认为，句子是由词组合而成的。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为主，字即是词。在现代，汉语词汇已向双音化发展，古汉语的词延传到现代大多降级为语素，因此，字又相当于语素。虽然如此，但传统的文化征性并没有因此消失。汉语语素具有灵活性，它可以根据需要而随时升格（还原）为词。据统计，汉字中仍能独立成词的约有2000字，在现代汉语日常生活的语料中，这些作为词而独立运用的字，其出现率为61％。至于那些不成词的实语素，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可以成词。例如，在“夹道迎接”、“双喜临门”、“拥被而卧”中的“道”、“临”、“拥”这些字都是词，它们体现的正是字所代表的意义。另外，由于汉字的表义性，使得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在表达中既可选择单字（单音节）形式也可选择复字（双音节）形式，从而有效地调节了语言的节奏，使句子的结构匀称，音节配合和谐。如“学校”可说“校”，“月亮”可说成“月”，“时候”可说作“时”，“开始”可说为“始”，“工厂”可简作“厂”等等。有时根据表达需要，多音节词还可以随意拆合，依赖汉字表义特性加以运用，使字（语素）升格为词。如“青春痘”一词可以拆成两个词，“我们要青春，不要痘”（广告语）就是一例。汉语的对偶句对音节的选择更是显示了汉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汉字对组词成句的特有作用。这方面行家已有诸多论述，不在这里赘述了。
其三，汉字的块状整体认知适应了汉语语法的整体认知特征。汉人的思维观在于注重整体性。人体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思维偏重于大脑右半球。而右脑主管的能力正是具体性的能力，综合性的能力，类推性的能力，空间性的能力，直觉性的能力和整体性的能力。〔3〕这些特点在汉语言文化中表现很突出。例如，汉人传统的舞台艺术表演，一举手一投足，都能令人由个体、局部想到整体、全貌。汉人对汉字的理解也是抓住整体轮廓。汉字是一种高形差度的文字，印刷模糊，残缺笔画部件，甚至遮去一半字体，仍能认读。这对于拼音文字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由此，我们联想到近年来有人提出的汉字上的“识繁写简”问题。这个提法适合不适合当前的实际需要，我们不妄加评论。但有一点，“识繁写简”是符合汉民族整体认知的文化心理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人有过亲身体验。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在识字上就有这么一个特点，用繁体字印刷的古典作品，他们阅读下来几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请他们写几个字，可就为难了。这里面说明了这么一种现象——他们能读能认繁体字，但无法书写出来。他们在认字时是运用整体认知原则的。这种整体认知在汉语语法中也有许多表现。从现行语法观看，有些句子是属于成分残缺的，但人们在阅读理解时并不困难。例如，“自行车下坡请减速！”“一个孩子好！”这些句子用现行语法理论都很难给予合适的分析。但在交际中却是达意的好句子。因为人们是从整体上去把握句子的，而不是像印欧语一样从形式入手去理解内容的。更有趣的是下面这两句话词序不同，意思竟然相同，交际者从来不引起误解：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闺女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亲妈一样。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亲妈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闺女一样。
让外国人理解，就不明白“闺女”换“亲妈”，意思怎么还会相同呢？其实这儿正好充分体现了汉人所具有的抓意义支点——“我对儿媳”、“儿媳对我”，从而进行整体领悟的能力。从上述分析可见，汉人在认识汉字和汉语语法上具有一种通约性。这也是汉字之所以从创始以来几千年而不废的原因之一。从中亦可看出汉语语法之不重形式而重意合的民族文化传统。
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假如有朝一日汉字的方块形体改为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汉语语法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走上形态特征的道路。因为汉字的见形识义、识音解义、以意义为重心的特点和汉语语法具有十分深刻的共通性，汉字为汉语语法特点的存在提供了诸多方便。
从目前来看，汉字与语言的关系在字音、字义方面已经有许多成果，但在汉字和汉语语法的关系上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希望这个领域今后越来越引人注视，会有更多的同仁参与探索、挖掘其间规律，从而促进汉语言文字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那么，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
〔1〕拙文《论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载《汉语学习》1989年第3期P4—6。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论文主题词】现代汉语语法；比较；解读
胡萝卜本可以直接送进嘴里当食物，但在厨师的手中却先变成美妙的图案供你观赏。在饱观了胡萝卜花的美观后，你才或者带着依恋地把它送进肚里，或者因不忍心破坏它的美丽而拒绝食之。当胡萝卜变成胡萝卜花之后，中间增加了什么？不是胡萝卜的营养值或数量，而不过是它的对生理满足来说是多余的视觉外观。正像在中餐文化中食品的视觉外观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性一样，如今的汉语文学正在让能指扮演愈来愈重要的独立角色。
谈论汉语文学的语言问题，不能不先看看这种语言所置身其中的当下文化语境状况，因为语言总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呈现的。按索绪尔的分析，语言作为符号（sign）由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两部分构成。能指是语言符号的表示成分或声音，而所指则是被表示成分或概念。文学文本正是由词与词、句子与句子、段落与段落等组成的完整的符号表意系统。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角度去考察当前文学语言状况，不难发现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在当前文化消费热潮中，那在我们的假想中原本可一一对应的能指与所指，如今正发生一种严重的剥离或分裂：能指远远溢出所指之外，膨胀得愈来愈大，而所指则一再被忽略、淡化或放逐。我说的文化消费热潮，其主要的表现征兆之一正是能指的大量剩余、膨胀或狂欢，这典范地表现在当今对公众颇具影响力的通俗文学语言、广告语言和手机短信语言中。
以白话文为主干的现代汉语文学发展到目前的21世纪初，已经显示出语言上的某种成熟，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语言流畅度愈来愈高，宛如流水化语言。比起清末民初至“五四”时期那些筚路蓝缕的作品来，经过百年的磨砺，现在的语言确实变得空前流畅了。善于打造都市阅读新时尚的通俗作家池莉，就是使用这种流水化语言的行家。小说《看麦娘》（2001）最后说：〖HT5”F〗“……我们不和别人讲道理。我们力求豁达。我只是想和熟悉、喜欢自己生命过程的人在一起，一步一步走向彼岸，每一步都踏实。那无数的生长的秘密，是滋润每一个白天的土壤。今天是2001年，一个令我不安的年份，百年前死亡了两个总统的美国，不知道今年是否还有更大的灾难？现在美国的强大今非昔比，然而，强大有时候便是脆弱。欧洲又会怎么样？巴黎是否又有新的天才画家出现？是否还有艺术家愿意真诚地关注街头的小市民？我的容容，在今年，是否能够逃离那怪兽般的浓烟？我知道，我的容容一定在某个角落隐藏着，发出巨婴的啼哭，我这个平凡妈妈平凡臂膀，怎么才能抱得住她救得了她？现在这个世界，如果单就强弱大小，单就生命的表象，人类谁能够救谁呢？只有我们自己拯救自己的内心与灵魂了。我只有与上官瑞芳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看着围绕湖心岛盘旋的鸽群，感知些些许许的金色阳光，感知在照耀我们裙角的看麦娘草，只有这样，我的心便会一刻一刻趋于安宁。世杰一定又要嘲笑我的愚昧了。我杞人忧天的毛病，注定要伴随我这一辈子，也注定要骚扰于世杰一辈子──真是对不住丈夫！鱼对于船的歉意也注定是一辈子的事了。”〖HT5”SS〗流水般顺畅的能指汩汩涌出，其势可纵横中外、穿透他人与自我，但它传达的所指其实很有限、也很单纯——不就是想说安心过平凡日子就好吗？这段铺张扬厉的能指喷涌过后，剩下的却是单纯而简约的所指，这就出现能指的过量剩余局面。显然，作家不再悉心致力于能指与所指的准确匹配，而是有意识地追求和享受能指本身的狂欢化效果。
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中随处可见一则则广告语言。作为其能指的字面语言与作为其推销的产品的所指之间，往往存在着能指的扩张或过量剩余状况。且不说“男人，你的车该修了”（壮阳药品广告）、“我喜欢更有劲儿一点的”（床垫广告）、“你知道亲嘴的味道吗”（口香糖广告）以及“妹力无穷”、“钱途无量”等低俗广告语，就是那些被视为成功的广告语，也呈现出肆无忌惮的能指扩张态势。某香皂广告说“今年二十，明年十八”，慷慨地许诺说它可使人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年轻；某某电信，“让您想说就说，‘聊无禁忌’”，这是对习惯语“百无禁忌”的仿造，夸大了电话费用的低廉；“乐在‘骑’中”（某自行车广告）直接以成语“乐在其中”为本体作广告；富于诗意的句子“感受心灵的天然牧场”牵引出的却是某种牛奶品牌。两年多前，上海某家服装企业在地铁做内衣广告“玩美女人”，因为一个母亲的投诉而被工商部门查禁罚款，引起一场官司。“诉讼双方一个把‘玩美女人’念作‘玩-美女人’，认为此语有玩弄女性的含义；一个则念作‘玩美-女人’，由此引申出‘追求美好高尚生活的女人’之概念”。有意思的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上针对“玩美女人”的含义而展开激烈论辩。厂家称当前生活日益丰富多彩，话语中必然地出现许多带有轻松随意态度的新字句，如“玩”字就有玩股票、玩车、玩电脑、玩深沉等各种“玩”法，“玩美女人”中的“玩”就有“做、追求、崇尚”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追求崇尚美好的女人”，绝非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庸俗。工商局则提出反驳：面向社会的广告绝不能产生歧义，更不容许引起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误解。（见《新民晚报》2001年11月29日)无论这场官司的结局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则广告正是试图利用语言能指上的铺张而造成所指的歧义，以便达到以新颖的语言方式吸引顾客注意、推销女性内衣的目的。
刚刚过去的元旦节，许多人被一连串手机短信语言所吸引。“我问过烦恼了，它根本不爱你，还说永远不理你，让我转告你不要自作多情！还有，健康让我带封情书给你：它暗恋你好久了，并且一生不变！新年快乐！”除了最后一句是必要的实话外，其它全是剩余的虚辞。同样，只是要表达“爱心不变”的意思，却要铺张出这么多废话来：“爱你一万年，夸张！爱你五千年，无望！爱你一千年，荒唐！爱你一百年，太长！接连爱你70年，就是我的强项！！”而“祝你新年快乐”这一简单所指，却被挖空心思地拉长为如下繁复的能指链：“祝你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正当午，身体壮如虎，金钱不胜数，干活不辛苦，悠闲像老鼠，浪漫似乐谱，快乐莫你属。”一封封如此批量生产、快速传递的短信语言，宛如一枚枚新年炸弹震荡着成千上万的手机用户和他们的亲属。
如此，我们无法不面对着能指的极度扩张或过量剩余局面，以致于我们无法不感叹置身在汉语的能指盛宴年代。能指盛宴，是说能指被无节制地扩张到以它本身为目的而与明确所指相脱离、并使说话人与听话人都产生超常的的程度。显然，置身在这种能指盛宴年代的汉语文学，正遭受来自外部和内部两股力量的双重挤压（尽管这种内外之分其实很牵强）。从外部看，在文化消费浪潮中如鱼得水的上述大众文化语言，正在显示其突出的能指扩张力量。广告、流行歌曲、网络文学、手机短信等语言确实在能指扩张上做足了功夫。而从文学语言内部看，随着90年代初以来高雅文化的大众化进程，通俗文学、“电化文学”（指为影视改编而写作），甚至某些严肃文学也被逼上梁山，半推半就地开始了其能指扩张历程。不妨简要回顾近二十多年来文学语言中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演进状况。20世纪70年代末，以“朦胧诗”为代表的高雅文学语言竭力张扬文人化的精英独白，它以能指与所指高度统一的姿态去消解“”式的过度政治化套语的后果。进展到80年代后期，“后朦胧诗”、“新写实”、“寻根小说”、“先锋小说”等则以多元化的奇语喧哗去取代精英独白，以便顺应当时新的多元化文化认同语境。在这里，尤其是在王蒙、莫言、余华、王朔等的文本中，能指已经开始溢出所指，取得其可与所指相脱离的独立表现力。进展到90年代后期至今，随着市场经济和文化消费大潮的来到，文学文本的能指扩张、剩余或狂欢场面已经变得随处可见了，它们以一片片脱离所指的能指碎片的姿态，在文坛上下翻飞、四处飘浮。
导致这种汉语的能指盛宴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不妨指出其中的几种语言资源，它们正在普遍的能指扩张行动中被变形。第一，从中外语言汇通看，有先锋文学所创造的间离语言（如莫言、苏童、余华等）。这种语言受到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文学语言的影响，其典范形态是由“我…”式排比句、滔滔涌来的间接引语等组成强大的能指链条，但所指却无限期推迟出场，或者呈现难以穷尽的歧义。这种语言资源如今已经大量播散到通俗文学写作中。第二，从雅俗关系看，以王朔为代表的市民口语。诸如“青春的岁月像条河，流着流着就成浑汤了”、“我是流氓我怕谁”之类以俗戏雅的语言方式，携带着都市民间话语的通俗与直白力量，狂放地冲击严肃文学的过度雅化的精英独白。但这种市民口语已经变异在今天的某些通俗文学、影视剧剧本、网络文学、隐私文学中，成为剥掉了任何虚饰的裸的宣言。不妨问问：在王朔以后的汉语文学中，还有不敢用的语句吗？第三，从古今语言关系看，以汪曾祺和贾平凹为代表的白描式语言。这种借自汉语的古典传统的今见古式汉语，时下正被广告业无所顾忌地大量用作篡改古语、成语等的方略。这些语言资源虽然自有其原初的特定审美价值，但在文化消费年代不得不以变异或移位的方式呈现，成为能指盛宴的高超的烹饪术。
在这样一个能指盛宴的年代，汉语文学何为？我这里特别所指的是，汉语严肃文学（或称高雅文学、精英文学）何为？上述所谓外部与内部的作用力，其实就发生在文学的语言组织本身中。文学的语言总是从现实的社会语言中吸取养分的，正像巴赫金所说，它来自对社会语言的“再现”。因此，文学语言没有真正的“外部”。所有内外因素实际上都交织在文学文本的语言组织中，演变为具体的语言形象或汉语形象。汉语文学面对的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是，当广告、流行歌曲、电视小品等大众文化语言经常、及时地把严肃文学所创造并钟爱的精妙语句仿拟过后，严肃文学何为？“感受心灵的天然牧场”本来应是严肃文学钟爱的诗意语言，但如今被用作某某牛奶的广告语，张贴在公众每天司空见惯的公共汽车车厢上。这样的语言已经变得如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谓“自动化”了，丧失了新鲜感和对于庸常现实的穿透力，而如果严肃文学继续使用这样的语言，势必落入大众文化语言构筑的能指陷阱中，无法实现自身的原创意图。由此而从更宽泛的视野看，当前严肃文学面临着一些相互联系着的语言症候：第一，汉语语句越来越流畅、，但往往充满浮夸的能指，而所指却空洞无物，或者无限期推迟出场，从而形成流水化语言与空洞所指之间的矛盾；第二，进一步看，能指的狂欢难掩价值的匮乏或困窘；第三，语言实验诚然具有其合理性，但语言实验常常漠视社会关怀，只留心空洞的能指狂欢；第四，不断标新立异的时新语汇的采用或滥用，只能导致汉语传统的脱链（如前举“妹力无穷”、“钱途无量”之类对习惯语的任意篡改）。总起来说，这是一种能指独舞而所指匮乏的汉语状况。
专业教学的目标，不仅仅是使学生活动知识，更重要的是使学生获得知识以外的附加值，如文学素养等。由此看来，目前中职汉语言文学教学目标确定并不合理。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把握和应用，以及文学素养的建立应该都是汉语言文学教学所追求的目标。然而，人文素养这个本应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目标的重要素养，却并没有渗透到知识的传授过程中，也未成为专业学生培养目标的组成部分。
2中职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改进和优化策略
2.1合理选择教学手段，提高课堂的有效性
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形式多种多样，如文学作品、文章和文字等，所以在实际教学中，应该根据教学目的的不同而选用不同的学习形式，比如是选择现代化的多媒体进行欣赏还是选择传统式的诵读等。对传统教学手段我们不应一味地批判，而是应该有所取舍，一些教学形式还是很有存在的必要性的。在具体教学中应该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考试不能仅以分数论成败，而是要让学生将这种技能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根据汉语言教学的特征来确定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手段就成为教师的首要职责。
2.2创新专业教学内容，构建学生创新思维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实需要有所改变，基于此应改变和重组教材，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不应该只注重知识的记忆，而应该加强对专业技能的培训。教师在备课及授课时应加强对最新知识的把握，在讲解过程中，无论是现代文学、古代文学还是作文都应该加强课程结构的优化，课程体系应用发展的科学理念加以优化。此外，教学中，教师应关注学生创新思维的培育。一方面，教师本身一个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要有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能够提出一些较为独特和有效的教学方式，同时行为上应善于探索，不断实验、不断总结。另一方面，要做到勤于思考，勤于行动，进一步发展创新思维。教师拥有丰富的知识，以此为背景，教师在教学中应不断提出新的观点，激励学生去思索、去探讨。
2.3用实用性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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