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向来就是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源——重商主义，就是主要探讨对外贸易对一国财富增长的促进作用。然而，尽管以后经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与赫克歇尔、俄林等大师的努力，国际贸易理论仍然被认为没能很好地解释现实情况，20世纪80年代中期，增长理论开始了第二次复兴。以罗默、卢卡斯为首的一些新增长理论家开始探讨用新的理论（即新增长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并通过一系列模型的构建和论证，揭示了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增长机制和国际贸易发展观。 一、古典国际贸易发展观及其补充和修正 有关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时期，当时，欧洲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重商主义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基本思想主要反映在财富的内涵以及外贸的作用上。他们认为，只有金银才是真正的物质财富，若要使一国经济增长惟有不断增加金银货币。而增加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是开采国内金银矿藏；二是发展外贸。由于一国的金银矿产贮量是有限的，因此，若想财富不断增长，就只有发展对外贸易，并且要确保贸易顺差，这样才会使外国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本国。 在评论重商主义“贸易差额论”的基础上，自由贸易理论的典基人亚当•斯密第一次对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流阐述。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斯密指出通过开展国际贸易各国可以根据本国的优势进行专业分工，这种分工有利于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此外，对外贸易可以为一国剩余产品实现其价值，斯密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前，存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受国外市场的吸引，闲置的资源将被利用，使一国产量增加，从而增加了国民财富。 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大师李嘉图从贸易对一国利润率的影响来说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而在封闭的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会使利润率下降，从而减少资本积累。而通过开展对外贸易，从国外进口低价食物和必需品，可以降低劳动力价格、提高利润率、增加资本积累，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此外，李嘉图通过比较成本说，论述了国际贸易对所有参与国的经济增长都有利。 后人对古典贸易发展理论进行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使之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发展：首先，受古典贸易发展理论的影响，后来的经济学家虽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却基本相同——即国际贸易有助于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其次，也有不少学者对贸易促进经济发展提出疑议，主张自由贸易不一定有利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 二战后，伴随着一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研究贸易“引擎”的理论逐渐兴起。这一理论认为，对外贸易不仅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且还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一定的负作用。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及其后的补充和修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上述理论很难解释国际贸易活动中的一些新现象。 二、新增长理论的贸易发展观 新增长理论，又称为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新增长理论各个增长模型包含的共同观点是：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贸易发展问题是新增长理论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人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该理论的贸易发展内容： 1、规模收益递增。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比较优势在解释国际贸易方面的作用，以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为分析基础。但事实上，很多行业都具有生产规模越大，生产效率越高的规模经济的特点。尤其是现代化的工业，大规模的生产反而会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 1986年罗默对阿罗(1962)“边干边学”模型作了修正，用“知识”代替了“资本”，并把知识分解为一般性和专业化知识。罗默认为，一般知识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可以产生要素的递增收益，二者的结合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递增的收益又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保证。 罗默(1986)模型给出的生产函数为：y[，i]=f(k[，i]，K ) (1-1) 式中，y[，i]为i企业的产出，k[，i]为i企业生产某产品的专业化知识水平（在这里即人均资本水平），K为所有企业均可使用的一般性技术知识，且K=∑k[，i]。 如果采用C-D生产函数形式，式(1-1)可表示为：y[，i]=k[a，i]K[η] (1-2) 由式(1-2)，当α+η=1，即k[，i]、K的规模收益不变时，经济将以一个固定的比例增长，其中资本收益递减正好被外生的技术变革所抵销。当α+η＜1，即要素的规模收益递减时，经济增长将趋于停止，因为技术变革的效果不足以弥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效果。当α+η＞1，即要素的规模收益递增时，经济将会加速增长且长期增长。因为这种递增的收益形成垄断利润，从而又成为研究与开发的资金来源，投资促进知识积累，知识又刺激投资，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就是经济能够在长期内生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 1990年罗默在《内生的技术变化》一文中提出了他的第二个内生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罗默引入垄断竞争的假设条件，并将经济分为研究与开发、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生产三个部门，将生产要素划分为有形资本、原生劳动（即非技术劳动）L、人力资本（用受教育年限衡量）H和技术四种投入。其中，技术与第一模型一样源于劳动的社会分工，人力资本则既可用于研究与开发部门，也可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 据此，罗默给出了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形式： 附图 式中H[，1]为用于生产的人力资本（H[，2]为研究与开发部门的人力资本，H=H[，1]+H[，2]），Xi为用于生产的第i个投入的数量，为有形资本，A为中间产品。中间产品的生产涉及两部分成本，一部分是生产过程的耗费，另一部分则是向研究与开发部门的购买。研究与开发部门的技术开发使发现新的中间产品成为可能，推动中间产品A的边界向外拓展，A随着时间变化的变化率为δH[，2]A。 为了说明收益递增，罗默将知识视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经济物品，是一种“不竞争”物品，即知识具有共享性，因此知识存量可直接参与新知识的生产，且运用的经济成本很低。知识同时也是一种“专利”产品，企业为获得新发现的专利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是对研究与开发部门投资及其风险的必要补偿，从而也保证了研究与开发的动力。知识还具有扩散性、可无限积累性，这些都决定了技术变革的外在经济性。因此，知识的生产具有个体收益（出售专利权）和与正向外在经济性相关联的社会收益。 在新增长理论的各种模型中，除凸性增长模型仍像新古典增长模型一样假定总量生产函数是规模收益不变外，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都假定总量生产函数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和国际贸易的现实条件下，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将规模收益递增（即规模经济）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为国际贸易理论建立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这一理论说明，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如果每个国家都只生产几类产品，那么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均能以比以往各国什么都生产时要大得多，世界也因而生产出更加丰富多样的产品。参与贸易的各国让渡某一种贸易商品的国内市场给贸易伙伴，双方分别通过扩大市场来形成某种规模经济，释放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下降和生产能力提高，从而从这些贸易中获得利益。由此揭示互利的贸易不一定要基于比较优势。不仅如此，克鲁格曼认为，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现实中的国际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所假定的完全竞争市场，而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于是，不完全竞争被引入国际贸易理论中，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和人们对于国际贸易问题的认识。 2、贸易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新增长理论家认为，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国际贸易又是技术外溢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由式(1-1)可知，罗默(1986)模型中某个企业产出的增长还依赖于K这一所有企业均可使用的一般性技术知识，且K=∑k[，i]。显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K值会因受益于企业数目的增加而增大，从而使得参与国际分工的企业有更大的产出。 由式(1-3)可知，罗默(1990)模型中最终产品的产出与中间产品A有关，当A的边界外推时，最终产品的产出将增加。随着以国际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国际分工的深化，有 更多的中间产品产生，无疑会推动最终产品产出的增加。 卢卡斯(1988)模型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他假定有两种消费品C[，1]与C[，2]，没有物质资本，而且人口数量不变。那么第i种商品的生产方式为： C[，i(t)]=h[，i(t)]U[，i(t)]N(t)i=1，2(1-4) 式中，h[，i(t)]是专业生产商品i的人力资本，它通过干中学获得；U[，i(t)]是用于生产i商品的劳动系数，U[，i]＞0，且U[，1]+U[，2]=1；N(t)为劳动投入量。由于h[，i(t)]是边干边学的结果，因而随着生产商品i的数量增加而上升。 卢卡斯在这一模型中只考虑了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每种商品的生产和技能积累取决于本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对于特定的商品，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是递减的，因为在边干边学的初期，技能长进快，然后会逐步慢下来。不过由于产品不断更新，后来的专业技能积累会被赋予到新产品的学习上，从总体上看，专业化技能积累是递增的。国际贸易开辟了国际间商品流通的渠道，多个国家的融合，导致产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都会使卢卡斯(1988)模型中的hi(t)增大，对生产的增长具有正向的效果。 3、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 对于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实早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得到较为深入的阐述。英国的经济学家杨格于1928年对劳动分工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他不同意亚当•斯密关于市场范围决定分工程度的思想，认为市场规模不仅取决于人口规模，而且取决于购买力，后者又取决于生产率，生产率又依赖于劳动分工的范围。正是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相互作用下，二者都得以不断扩大。而经济的增长则正是在二者的相互加强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得以实现。受杨格这一思想的影响，杨小凯、贝克尔等人在力图把分工水平这一生产者最重要的活动内生化的过程中，建立起他们的“劳动分工”演进经济增长模型。 杨小凯—博兰德(1991)模型假定所有人都是事前同一的，都自给自足所有的商品，并且每种商品的生产函数、交易成本以及人们对它的偏好都是一样的。由于专业化利益的存在，经济会从自给自足向劳动分工状态演进。又由于存在着交易成本，人们对专业化水平有一个最优决策，所有人的专业化决策一起决定了当时经济的劳动分工水平，劳动分工水平决定了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劳动分工的演进扩大了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反过来促进劳动分工的演进，同时提高了交易成本。只要劳动分工演进到一定的水平并保持了进一步分工的潜力，人均收入就会随时间不断提高，从而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可能的。因此，即使在人口不增长的情况下，只要保持了进一步分工的潜力，经济就可能不断增长，如果人口增长，更严格地说，如果进入交易的人数增多（如扩大对外贸易），则进一步提高了分工的潜力，从而保证了增长率的持续提高。 4、新增长理论的政策内涵。 罗默(1986)认为，知识溢出的存在造成厂商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不存在政府干预时厂商用于生产知识的投资将偏少，从而使分散经济的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这种分散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税收或补贴政策提高经济的均衡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在引入不完全竞争的罗默(1990)模型中，罗默指出政府可以采用的政策是在向知识积累提供补贴的同时向垄断商品的购买提供补贴，这将导致研究部门人力资本的收益增加，促进更多的人力资本配置于研究部门，同时也消除了垄断因素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促使经济增长率提高。 在琼斯－真野模型中，没有税收时的均衡增长率就是最优增长率，经济将渐近地趋于平衡增长路径，经济的稳定增长率既取决于生产技术条件，又取决于消费者偏好。该模型的政策含义是：政府的经济政策能通过影响储蓄意愿和折旧率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各国增长率的差异是由各国政府实施不同的经济政策引起的；政府的税收政策一般将造成经济的扭曲，使竞争性均衡不再是社会最优，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政府应实施减税以促进经济增长。 雷贝洛(1991)发展了宇泽模型。雷贝洛模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考察了经济中存在不可再生要素时各类资本品在经济增长率中的作用。该模型认为，为了使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经济中必须存在一类核心资本。即使消费品和其他资本品均由不可再生要素生产，而且经济不存在生产的规模收益 递增，但只要经济中存在核心资本，资本积累过程就不会中断，内生经济增长就可以持续。雷贝洛也将增长率的国际差异归因于各国实施了不同的经济政策，认为那些收入税率较高及产权保护较差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较低。他还认为：对非核心资本品征税像对消费品征税一样，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率；如果政府对核心资本品的生产征税，将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政府应减免核心资本生产税以促进经济增长。 5、南北贸易问题。 关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利弊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新增长理论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来研究，通过模型说明人力资本、知识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的自我积累、自我演进机制，从而说明市场调节不但适用于发达国家，也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南北贸易对南北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生产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节约了大量资源，用以促进新产品的开发，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更快了，因为它学习和吸收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当然，新增长理论也揭示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开放经济中产生的总体效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造成损失。这一点显然与李嘉图模型的结论相反。事实上，内生增长在部门间产生了不平衡：技术进步在各个部门并不是一致的。在某些情况下，国际贸易将有扩大这种不平等发展的趋势。南北贸易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一些初级产品，从而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世界各国为了追求各自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引发一些国际冲突等等。 卢卡斯(1988)模型揭示，由于发达国家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比发展中国家要高，致使资本的收益率比发展中国家的要高，因而出现了资本从贫国流向富裕国家的现象。而不像新古典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在穷国，资本稀缺，收益率比较高，致使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 四、新增长理论贸易发展观对我国的启示 新增长理论所揭示的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增长机制及其政策含义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其贸易发展观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1、重视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 从国情看，我国很符合传统比较优势战略中传统贸易产品出口国特征，但简单地强调这种贸易模式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不利。很多传统贸易开展国的经济由于传统贸易产品技术进步缓慢、国际市场萎缩，这些贸易部门实际并没有很好地起到带动国内经济成长的目的，有的甚至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形。新增长理论的贸易发展观强调了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规模经济效应表现在生产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随产出的增加而下降，扩大该产品产量进而扩大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通常认为，在那些与技术进步、资本密集密切相关的行业才会呈现出规模经济的特征。这些行业一般比传统贸易部门技术等级要求和资金密集程度高。大规模开展这种贸易的意义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创汇和调剂余缺等能概括的，其核心目的应该是通过积极地开拓国际市场，改进技术，提高工艺，在享受规模经济的专业化分工中处于有利位置。另外，还可以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技术的产业，这些产业面向日新月异的国际市场，技术层次、管理水平一流，可以有效地带动国内其它产业的成长。现时期，我们可以利用东部地区雄厚的工业基础、人力资本、技术优势，有意识地打“规模经济”牌，扶植起一批强大的集团企业参与国际分工。 2、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形成“赶超效应”。 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对国际贸易仅从“比较成本优势”或“资源禀赋优势”原则进行解释，无法将贸易纳入经济增长的模型中，从理论上阐述清楚贸易——增长效应。新增长理论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新增长理论家们认为，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即国与国之间发展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增加世界贸易总量，而且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从而使贸易国的总产出水平提高，经济加速增长。同时，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们可以借机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形成一种“赶超效应”，向发达国家的经济逼近。象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参与国际贸易，收益不在于市场的扩大，而在于分享世界上有限的、分配极不均匀的技术人 力资源从事技术创新的成果。因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那些闭关自守或实行自我封闭的所谓进口替代政策的国家，将会失去迅速积累国内人力资本和专业化知识的良机。只有坚持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才能加速进入知识经济的步伐。 3、政府应加强对国际贸易的管理。 新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们都比较强调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当然，这种管理绝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管制。无论是从技术内生论的角度看，还是从知识经济兴起大环境的角度看，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是我国经济建设进程中的重中之重。目前，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上述产业的发展尚有较大差距，需要通过发展对外贸易，通过“干中学”，利用技术、知识的“外溢效应”来提高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但是，这种宏观的需要往往同微观贸易厂商的短期利益相冲突，难以通过微观厂商的逐利行为自动形成技术升级。所以，要求政府能采取相应措施，制定一些促进技术、知识积累的税收政策和贸易政策，以促进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增长。 克鲁格曼在提出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时，也强调一国政府应采用出口补贴、关税等战略性措施，以增强本国具有潜在规模经济优势的产品出口竞争力，更多占据国际市场份额，谋求扩大市场份额带来的规模收益。这种贸易政策观点重新审视了被贸易自由主义者所批判的补贴和关税作用，强调了政府在选择优势产业、保护扩大出口进而扩大国内生产的机制链中的能动作用。 4、正确应对经济一体化。 罗默通过一系列假设，构建模型论证，在经济一体化内部如果仅有货物贸易和流通，而没有技术、知识思想的传播和扩散，则这种一体化并不能促进其成员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如果允许一体化内部成员国之间的技术、知识思想的自由传播和扩散，那么每个国家的研究部门都可以在一体化实体总知识存量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因而能够提高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产出率。这无疑会推动长期经济增长。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即使一体化成员国之间仅有知识的传播和扩散而没有货物贸易，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例如，当大陆上第一条由欧洲通往中国的道路（丝绸之路）在中世纪被发现之后，由于货物贸易费用极其昂贵，因而这条丝绸之路对货物贸易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然而通过丝绸之路的旅行家却从中国为欧洲带回了新的技术知识思想（如指南针和火药制造技术等），这些新技术、新知识思想对欧洲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依据新增长理论，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参与国际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获益不在于拥有更广阔的市场，而在于从外部世界吸收新理念，分享世界上有限的、分配极不均匀的技术人力资源从事技术创新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长理论承认开放并不一定能保证所有国家的利益。因为内生增长在部门间产生了不平衡，技术进步在各个部门并不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将会产生“好”的和“坏”的专业化，而这种趋势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积累中日益明显化。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将有扩大这种不平等发展的趋势。这种不平等发展将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方面会产生短时的冲击，例如货币冲击对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工业和商业政策可能使一些国家受益。总之，无条件支持自由贸易和完全开放的观点受到了挑战。因此，在参与国际贸易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一定要从国情出发，采取适当的贸易和开放政策，以免陷入被动局面。
关键词： 技术变革；稳态增长理论；稳态增长模型
1.简介
稳态增长理论是说，如果一个新古典增长模型展示了稳态增长， 然后技术变革必须增加劳动，至少达到稳定状态。有时候还说，另一种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但是这确实包含在理论的原始版本中，如果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稳定的状态下，技术变革总是被认为是劳动扩大的形式。这些没有逃脱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不论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是在现在，这都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理论。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的模型表现出稳态增长，但为什么技术变革是纯粹的劳动力增加 诱导创新的文献与费尔纳、肯尼迪、萨缪尔森、德兰大基斯、菲尔普斯仔细考虑过但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相联系。最近，阿西莫格鲁和琼斯又重新思考了这个谜题。
也许令人惊讶的是，鉴于文献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已经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观点和这一理论的证据。并且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恰好结果什么也没有提出。为什么技术变革的直觉是必须增加劳动？这一结果的证据通常归功于宇泽的证明，并且毫无疑问的是他证明了这一理论。然而，宇泽主要关注的是哈德罗中立的技术变革（即如果利率不变是常数使资本份额不变的技术变革）和劳动增加型技术变革所展示的相等性和罗宾逊图形分析的正式确定。当然对于稳态增长要求哈德罗中立的技术变革来说这是很小的但却很关键的一步。但是宇泽的现代读者将被两件事所打击。第一是缺乏稳态增长理论的观点和直接证据。第二是缺乏经济直觉，证明方法大多是纸上谈兵。巴罗和萨拉 C 伊―马丁所说的（1995年，第2章）接近提供一个明确的观点和证明这一理论的证据。然而，他们这一理论的观点有更多限制： 技术变革是一个增加了速度常数指数的因素，然后稳态增长要求劳动的增加。这就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可能会有一些反常的因素增加扭曲技术变革的可能性，使得与稳态增长保持一致。麦卡勒姆也提出了一个一般理论的证据并且和宇泽的方法非常相似：虽然坚持和宇泽的方法接近，然而直觉的结果仍然难以捉摸。
这一观点填补了文献中的空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和证明稳态增长理论的证据，以及为什么要提出这一观点的简洁的直觉。
本文的工作报告（琼斯&斯克林杰2005）包含一个受宇泽观点（1961）和关注发展直觉启发的证据。根据我们的工作报告，很多作者提出了更直接的证据。罗素提出了一个快速证明这一理论的数学方法，利用一些方法证明，这些方法来自被称为平流方程的类偏微分方程的物理文献中。
2.陈述和证明的定理
稳态增长定理适用于一个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我们首先精确地定义模型，然后定义一个平衡增长的路径。我们将遵循通常的惯例也指的是一个平衡增长的路径作为稳定状态。根据下面的定义，我们陈述并证明这一定理。
定义2.1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经济环境如下所示：
Yt=F （Kt， Lt； t）， （1）
Ct+ It = Yt， （2）
Kt = It -δKt， K0> 0， δ≥ 0， （3）
Lt = L0ent， L0 > 0， n ≥ 0 （4）
生产函数F满足标准的新古典主义属性：在K和L规模收益不变，K和L的边际产品递减。
定义2.2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中的平衡增长路径是一个在常数指数率中所有数量{Yt， Kt， Lt， Ct， It}增长的路径。
定理2.1（稳态增长定理，宇泽，1961）
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一个稳定状态的开始日期记作Τ，人均产出增长速度记作g，并且It > 0，t≥Τ且所有的t≥Τ。
Yt=F（Kt， At Lt；Τ） （5）
当At1/At=g.也就是说，技术变革在稳定状态是劳动增加。
证据：（斯克里克特，2006）根据生产函数Yt=F（Kt， At Lt；Τ）让gx表示在稳定状态下数量x的增长率。然后YT=Yte-gy（t-T）例如，所有的t≥T。
Yt e-gy（t-T）=F （Kt e-gy（t-T），Lt e-gy（t-T）； Τ）
因为F体现了K与L的变量回归，我们可以通过除以指数得到以下公式：
Yt=F（K e-gy（t-T）t， L e-gy（t-T）t；T） （6）
如果gy=gk，结果被证明，并且Ate-gy（t-T）但是众所周知的是这一结论的提出――举例来说，它是一个直接结果模型中不断的投资率。在更一般的框架中，它遵循一些稍微单调乏味的代数。
特别是，方程（3）需要的资本积累gI= gK。所以如果我们得出gI= gY。要与Yt =Ct+ It 区别开来必须遵循时间t≥Τ因此给出以下式子：
gY= Ct/Yt・gC+ It /Yt・gI.
再次区分这个表达式要遵循时间和以下给出的式子：
gC（gY - gC）Ct =gI（gI - gY）It.
如果Ct =0，那么等式的右边必须为0，所以我们得出gI= gY。如果Ct ≠0，那么这个表达式只能得到Ct和It以同样的速度增长。但是这需要gI= gY。因此gY= gK。
3.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的陈述中我们假设的是，在最后一步的证据中投资发挥的是积极作用，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gY= gK。特别的是，如果投资等于0，当gY> gK时，可能会出现一个稳定状态，但是前提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在零投资下，资本存量下降呈现指数级的速度贬值。因为资本不是输出的积累，稳态增长定理的逻辑不适用于此。相反，技术变革需要增加资本：第一，以抵消贬值，第二“有效资本”与出口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回见方程（6）。由斯克里克特提出（2006）的理论和证据遗漏了一个条件就是It > 0。
除了它的简单性，斯克里克特的证明相对于宇泽（1961）的来说有另一个优势。宇泽的证据结尾处出现一个新的生产函数G，就是F（Kt，Lt；t） = G（Kt，AtLt）。斯克里克特在方程（5）中表示，在原始的生产函数中技术变革是劳动的增加。
4.结论
在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中，资本与劳动之间唯一的不对称是，资本是每一单位输出的积累，而劳动不是。这种不对称背后蕴藏的是稳态增长理论 ，这是被确认的证据。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连接这种直觉与劳动力增加的结果。按照输出量把双方的生产函数分开，产生“平衡”表达式1=F（Kt/Yt， Lt/Yt；t）。资本积累和继承了输出的趋势，所以资本产出率在稳定状态下是一个常量。劳动力没有继承这一产量趋势，所以Lt/Yt低于稳定状态。为了达到等式平衡，技术变革必须完全抵消Lt/Yt的下降。也就是说，技术的变革必须是劳动的增加。 （作者单位：广西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宏观经济学》[M]，华夏出版社，1999 年。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5％的高速度持续增长，近年来仍然保持在7.0％以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外出旅游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组成项目。据国家旅游局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旅游收入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2001年，入境旅游人数达8901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达178亿美元；国内旅游人数达7.84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达3522亿元人民币；旅游业总收入达到4995亿元，比上年提高了15.0％。伴随着旅游市场的繁荣，与其相关的风险事故的发生率明显上升。这客观上要求旅游险能够快速发展，为有关各方提供风险保障，为旅游市场的发展保驾护航。再者，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使花钱购买旅游险成为可能。因此，有关人士普遍预测旅游热将为我国旅游险市场营造巨大的发展空间，每年的保费收入至少应该有70亿元的进项，是我国保险业务发展的新增长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旅游热已经持续好几年，而旅游险市场仍然比较冷清。
一、旅游保险还未引起足够的注视
从需求的角度看，自2002年9月1日起《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规定》开始实施，改强制旅行社为游客投保旅游意外险为强制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这一规定的改变使以前倍受冷落的旅行社责任险获得较大发展，财产险公司在旅游险市场中的份额大幅度提高，如按每个旅行社年交保费2万元计，旅行社责任保险的市场规模约为1.8亿元，占整个旅游险市场的15％以上；与之相反，游客自愿购买保险者寥寥，寿险公司旅游险业务增长缓慢，部分地区和公司甚至出现业务滑坡现象。旅游险市场总的需求状况并没有大的改观。
从供给的角度看，旅游险市场上保险卡的种类有所增加，销售方式有所改善，但是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险种少。当前，只有几家较大的寿险公司经营旅游保险，且可供游客购买的险种只有旅游人身意外伤害险、交通人身意外保险、旅游景点人身意外伤害险、旅游救援保险、住宿游客人身意外保险5种。而且他们大多数都不经营旅游景点人身意外伤害险、旅游救援保险和住宿游客人身意外保险，甚至有的也只经营旅游人身意外保险一种。产险公司除了经营旅行社责任保险外，对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发生的行李、证件丢失和盗抢风险至今尚无“货”上市，使这一风险处于无保障状态。整个市场不能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而且，游客要想以中意的价格为自己获得较为全面的保障，就必须和几家保险公司接洽，很不方便。
2.保险对象范围过窄。以前，我国的游客是以团体游客为主。而且，国家旅游局在1997年9月出台的《旅行社办理旅游意外保险的暂行规定》强制旅行社为游客办理旅游意外伤害保险。各保险公司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从节约经营成本出发，推出了只以团体游客为保险对象的旅游保险，将自助游游客排除在保险范围以外。1999年政府为了拉动内需将“五一”、“十一”假期调整为7天。这一举措带动了旅游热，形成了所谓的“黄金周”。但是这股旅游热主要是受自助游的推动。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自助游已经占到了整个旅游市场份额的80％以上。可是，在很多地区自助游至今仍游离于旅游险市场之外，无法买到合适的旅游保险。
3.保险对象细分不够。首先，旅游市场状况的变化和强制旅游意外险的取消，使得自助游在部分地区走进了寿险公司视野。有些公司已经修改了旅游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将自助游游客纳入保险对象范围，但是和团体游客适用相同的费率。少数公司甚至直接将团体旅游险保单向自助游游客销售。其次，部分公司为了争抢业务，拓展了保险对象的范围，推出旅行保险，将公务旅行者和普通游客一同纳入保险对象范围。这两种变化在提升保险公司业务量的同时也增加了逆选择的可能性，使保险公司面临更大的道德风险。因为：第一，团体游客出游时，旅行社派有专业的导游为其提供全程组织和服务工作，这无疑有利于减少风险事故的发生。但是对于自助游游客来说，由于缺乏旅游常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出险的概率要比团体游客大。而且，对于自助游保险来说，由于业务分散，展业费用和其它经营成本明显高于团体游保险。因此，两者不应该适用同一费率。第二，对于公务旅行人员和普通游客来说，由于出行目的不同，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往往不一样，结果在旅行过程中发生风险事故的概率也必然不同，两者同样不能适用同一费率。
4.保险责任确定不合理。当前我国旅游险在保险责任的确定上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保险责任过宽。很多保险公司在旅游意外伤害保险中将死亡给付、伤残给付、意外医疗和急性病医疗列为主险责任。对于每个游客来说，只有选择是否投保的权利，没有选择不同保险责任的余地，不能以合适的价格获得需要的保障。殊不知其结果同样是低风险客户退出保险，而高风险客户都留了下来，产生逆选择。另一种倾向是保险责任过窄。目前，几乎所有保险公司都将游客的潜水、滑雪、探险等活动列为旅游险的除外责任，而又不提供此类专项旅游保险。而且，有些保险公司在经营旅游意外伤害保险的过程中发现医疗责任，尤其是急性病医疗责任的道德风险过大，部分地区发生经营亏损现象。于是修改条款，将急性病医疗甚至意外医疗排除在保险责任范围以外。这样的确能够较好地控制风险，但是与此同时也必然将大量有着较大风险保障需求的优良客户拒之门外。这显然有悖保险经营“保障客户，分散风险，获得利润”的初衷。
5.费率厘订缺乏科学性。目前，我国旅游险费率的厘订不是依靠精算技术，而是由条款制订人员凭经验来确定的。有的公司甚至模仿其他公司的条款，然后臆断地调整费率变动期间和费率大小。这样，在缺乏精算技术的支持下，为了保证经营的稳定性，保险公司的唯一办法就是将费率偏高确定。这种不科学的定价在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同时也抑制了保险需求，影响保险公司业务的增长。
6.投保渠道不畅。目前，旅游险的销售渠道没有大的改观。旅行社依然是其最重要的销售渠道，主要销售团体旅游意外伤害保险和旅游救援保险；旅游景点主要销售旅游景点意外伤害保险；机票销售点主要销售航空意外险；适宜网上销售的险种相对较多，但是目前开通网上投保服务的只有泰康人寿、平安和友邦等少数几家公司；银行柜台销售尚处于尝试阶段。对于大多数自助游游客来说，投保仍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
7.售后服务质量不高。旅游者的流动性较大，在短时间内，游客可能在一个地方投保而在另一个地方出险，甚至可能跨国出险，这对保险公司的核保、定损及理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保险公司的理赔服务跟不上，不仅对旅游者造成损失，也影响保险公司的声誉。
二、游客保险意识淡薄，保险险种单一，制约了旅游保险的发展
我国的旅游险市场所存在的上述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
1.游客保险意识淡薄。虽然说风险的存在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是保险需求产生的必备条件，但是这两个条件所形成的只是保险的潜在需求。要想把这种潜在的需求转化为现实的需求，必须依赖于人们防范风险意识的增强，保险意识的提高。当前，我国民众的保险意识普遍较差，很多游客存在侥幸心理，不愿意花钱买旅游险。因此，旅游险的市场需求一直不旺。
2.保险经验缺乏，保险技术落后。在现有的经验水平和技术条件下，我国很多寿险公司的旅游险的核保在很多地方还存在不足，尤其是急性病责任部分存在较为严重的逆选择现象。承保之后对医疗责任和自助游的风险控制更是束手无策。一方面，为了防范逆选择，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急性病医疗排除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外。另一方面，他们只能通过对团体的选择来代替对个人的选择，通过简单的承保程序达到为大量具有相同风险因素的人群提供保障的目的。旅行社在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之间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是保险公司控制风险的一个“关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迫只经营团体旅游险，而将自助游保户拒之门外。
3.相关数据资料短缺。由于旅游险的经营时间短，我国的保险公司手中还缺乏与旅游险相关的各类资料。与其它寿险业务不同的是旅游险的发生概率与一个国家的社会、自然、地理状况、游客的风险防范意识等关系密切，国外资料缺少参考价值。另外，据业内有关人士透露，目前很多公司的旅游险在展业、核保、定损、理赔过程中缺乏规范性，单证管理混乱。这样，即使收集了一定量的资料，这些资料也缺乏可靠性。这使得旅游险费率的厘订缺乏有效的数据支持。
4.对风险和保险的相互关系认识不够。保险公司对保险对象划分不清和保险责任确定不合理，实际上是其对风险和保险的相互关系认识不够的反映。对自助游游客和团体游客、公务旅行者和普通旅游者在相同的费率水平下提供同等保障和将医疗责任列入主险条款，是保险人过分追求保险业务量而忽视风险防范的表现；而将游客的潜水、滑雪、探险等活动列为除外责任，将医疗责任从保险责任中剔除，是保险人过分强调风险防范而忽视业务增长需要的表现。
5.保险市场发育不充分和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体制落后。2001年我国的保险深度仅为2.2％，保险密度仅为168.8元，远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保险市场的发育还很不充分。同时也意味着发展的空间非常巨大。现阶段，为了抢占先机各家保险公司忙于市场拓荒，比拼保费收入规模。而相对于其它险种来说，旅游险属于小险种，年保费收入占保险公司总保费收入的比重较低。另外，目前在我国保险市场中占有较大份额的几家保险公司要么是国有独资保险公司，要么是国有企业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这种所有制所决定的经营管理体制是公司高层领导由政府选派，采用任期制，以公司业务发展规模和速度作为业绩考核的重要指针。高层管理者权责不对等，广人员工的付出和收入不对称。这必然会引起企业追求保费规模最大化的短期行为，因为有保费规模就有费用规模，而费用规模与包括老总在内的员工利益攸关。结果，虽然旅游险在很多保险公司的内部管理中被列为A类险种，赔付率一般低于35％，但是仍然不能引起公司高层管理者的重视和激发普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旧产品的改造和新产品的开发进展缓慢，难以适应市场需要。
三、培育市场主体，开发新险种，大力发展旅游保险
解决我国旅游险市场的现有问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一方面，民众保险意识的培育是一个过程。这既需要保险经营者和政府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又需要通过大量的风险事故来教育国民，强化其保险意识。这绝不是短期内所能达到的。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需求能够创造供给，而潜在的保险需求向现实的保险需求的转化是以民众保险意识的提高为条件的。因此，在短期内我国的旅游保险需求状况不会有大的改观。另一方面，国有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体制的转换是我国现阶段金融体制改革的难点，而这一点恰恰是导致我国旅游险市场供给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的关键性因素。因为分业经营体制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来改变；保险经验不足，保险技术落后可以通过学习来快速提高；而经营管理体制的转换涉及各方利益的分配格局、保险经营的性质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完成。这样，对于风险与保险的关系的认识也就难有突破；重视保费规模，忽视经营利润的状况也就难以改变，旅游险就很难得到保险公司的青睐，供给状况也就不可能有大的改观。结果，整个旅游险市场也就不可能出现高速增长的态势。但是从长远着眼，我们应该大力推进民众保险意识的培育和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体制的转换。
此外，还应该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加速市场主体的培育，提高旅游保险市场的竞争程度，促使保险公司由拓荒式的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
2.加大新险种的开发力度，把旅游保险服务延伸到吃、住、行、游各个环节，并为特定旅游项目提供专项保险，如峡谷探险保险、水流漂流保险、惊险游保险等，使游客在旅游全程都能够获得需要的保障。
3.对旅游险市场和旅游险条款进行细分，针对团体游、自助游及公务旅行的不同特点制订出不同的保险条款，确定不同的费率，加强风险防范。
4.将风险较大的医疗责任部分制定为特约条款或者附加险，厘订专项费率。这样既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需求，又可以有效防范逆选择风险，全面提升旅游险的业务质量。
5.加强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尤其是与医疗责任部分相关的资料的收集，为科学厘订费率，控制风险，尤其是医疗责任风险积累经验，提供可靠的数据资料。对于那些通过网络平台销售旅游险的公司来说，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应该充分发挥这一优势。
关键词：新农村；经济增长；政府作用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5-0036-02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的同时，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巨大。这种差距不仅表现为东西的差距，更突出表现为城乡发展失衡、差距日趋扩大。如何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成为近年来社会各界研究的焦点问题。基于此，本文试图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对各流派经济学家在解释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方面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回顾，以期通过这种分析揭示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各种决定因素，综观地论述现阶段中国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应当发挥什么作用。
1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回顾
在经济学说史上，哈罗德、索洛等人对传统增长理论进行扬弃后形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它主要包括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以及制度内生增长理论等。
1.1 新古典增长理论
20世纪40年代前后，哈罗德和多马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框架出发，构建了考察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哈罗德和多马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激发了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的兴趣。在修正哈罗德－多马模型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索洛、斯旺等人引入了新的外生因素，构造了新的说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索洛－斯旺”模型。他们指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从长远来看，是技术进步，而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这一观点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指明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1.2 内生增长理论
由于其种种局限，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宏观经济研究只关注短期的周期波动，对长期、动态经济增长的研究理论几乎毫无建树。20世纪80年代，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重新思考新古典增长理论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内生增长理论开始形成。
1.3 制度内生的增长理论
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占主导的经济增长理论如新古典增长与内生增长理论，基本上是从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角度考察经济增长。尽管这些解释为经济增长机制提供了许多洞见，但它们似乎仍然没能对经济增长做出根本的解释。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的全新观点。他们认为经济增长需要依靠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和制度结构三个不同层面的因素支撑，制度和技术同样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
2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政府在新农村建设发挥作用的重要启示
如上所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将知识、技术和制度等因素当作由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变量，说明了经济增长的路径不是唯一的而可能是多样的。研究表明，在现代经济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大大超过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就制度而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出现也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它能提供一种有效的激励去促使个人努力以达到符合社会福利的状态。
2.1 提高农村资本积累，搭建农村经济起飞平台
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追加资本是发展中国家迅速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资本成为农村最为稀缺的要素资源。许晓东等推算出中国农村近10年来资本严重不足，从 1995年起，农村资本缺口每年在5000亿元以上。农村资本的巨大缺口已经成为制约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瓶颈。由于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效率的提高，为提高农村资本积累，政府更应该着力于有利于投资和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的建设，致力于创造获利机会，强化经济主体对农村未来投资的激励，让各种投资形式发挥作用。财政还应当加大对农村的投资支出和对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和教育投资等，帮助农村地区提高效率，缩小城乡差距。
2.2 开发人力资本，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人力资本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体现为人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斯密把工人的技能增强视为经济进步和经济福利增长的重要源泉。马歇尔对人的健康、精力和技能的重要经济意义的强调，预见到了现代人力资本的问题。而舒尔茨（1961）首次区分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把增长余值（growth residual）归功于人力资本，突出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卢卡斯进一步强调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内部效应与外部效应。认为由于人力资本内在效应与外部效应的存在，必然使微观经济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努力提高其人力资本存量，以期在市场活动中获取更高收益。而公共部门通过公共支出等政策，营造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社会经济环境，比如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技能培训等。
2.3 重视技术进步，发展现代农业产业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农业技术是一种无形的生产要素，渗透在资本、劳力、土地等有形要素中，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农业较落后，多数农村仍然沿用传统的耕作方式，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生产技术落后；农业产业结构单一，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的需求；农产品深加工不足，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不多；工业化不明显，管理方法落后。新农村生产发展必须促进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政府要把农业科研投入放在优先位置，提高农业科技投入在国家科技总投入中的比重；要加强农业科技研究，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鼓励各类农科教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农技推广服务。
2.4 促进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农村经济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认为，技术虽好却非经济增长的关键，技术本身及技术的使用是制度作用的产物，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技术进步很难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不仅对于技术进步，制度还影响其他要素（如资本、人力资本）作用程度的发挥，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绩效。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新一轮的中国农村改革。改革就必然伴随着机制、制度的创新，包括对农村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管理体制在内的社会综合体制的自主创新，其中，建立健全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是首要任务。例如改革土地制度，当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存在的问题是：产权不清晰，影响市场交易和流转。应明确农村土地的国有，同时规定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一样拥有70年使用权，在此期限内，允许耕地的出租、转让、交换、抵押，使土地在长时期内真正成为农民的私人资本。这样不但能实现农村资产价值的最大化，而且还有利于节约和保护耕地，实现土地的集约化利用。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2］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关键词：技术决定论 制度决定论 新教伦理决定论
一、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技术发展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流派，至今仍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心和争论不休的话题。有关技术决定论的表述可以追溯到凡伯伦的《工程师与价格系统》。技术决定论大体上可以理解为技术对社会具有决定作用。针对"欧美经济增长原因"这个问题，相对于其他观点，技术决定论给出了一种传统的解释，并且这种解释也得到普遍的认可，正如诺斯所说"目前最广泛的接受的一种解释仍沿袭马克思的主义的观点，认为技术变革是打破平衡、派生出其他的力量"。
技术决定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历史发展轨迹大致是：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技术给定不变，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技术进步但外生， 再到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技术准内生性和完全内生性。这条轨迹同时体现了"技术逐步被明显化、内生化的理论进程"（何恒远）。在技术决定论日趋完善的过程中，不乏出现过众多著名的经济学大家。最早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创建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20世纪30至40年代，哈罗德和多马等人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发展出了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20世纪50至60年代，索洛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永不衰竭的动力这一著名的"索罗命题"，改变了长期以来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传统观点；20世纪80年代，罗默、卢卡斯、贝克尔等经济学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到今天，技术决定论已成为一个较大的范畴。从不同的角度，技术决定论可以划分为：乐观的技术决定论与悲观的技术决定论，狭义的技术决定论与广义的技术决定论，强技术决定论与温和技术决定论等。也正因为此，在对技术决定论内涵的界定上，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所以，当谈及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时，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一些学者则持相反意见。
有关对技术决定论的评价，经过对文献的研究，笔者发现，赞成者居多，少量的反对者主要是针对技术决定论中的"强技术决定论"，即"技术进步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进行批判，例如胡东原认为"技术决定论过分夸大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否定其它社会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是不符合科学技木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历史事实的"。但不管怎样，技术决定论在学术界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二、制度决定论
承上文所述，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的动力是资本、劳务的投入以及技术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然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专家、新制度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另辟蹊径，以一种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从而得出制约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的结论。诺斯和罗伯斯・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年美国出版）是阐释制度决定论的创新之作，制度决定论也因此得到广泛的关注。在这本书中，诺斯实现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统一，即用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史，通过经济史的证明推广这种经济理论，发展出了一种复杂的分析框架，以用来考察和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个框架在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保持一致的同时，又与其互为补充。诺斯是制度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西方世界的兴起》这本书对其观点进行阐述。
正如该书所述，"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所谓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就是"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也就是说，只有满足了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这个条件，个人才有足够的激励去从事有利于社会的创新活动，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有效方法是明确产权。同时，诺斯给出了经济增长的概念，即"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他指出："真正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总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长的更快"。随后，作者通过对公元900年到公元1700年间历史的分析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论证。
诺斯的制度决定论是对传统观点的挑战，是一种革命性的理论。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制度决定论的重视也正反映出他（应该用它吧 指制度决定论的成功）的成功。《西方世界的兴起》问世之后，赞扬之声就从未停止。甚至有很多学者认为，诺斯的制度决定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本身，更在于其带来的影响。例如对其的评价："诺斯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计量方法对过去的经济发展进行了重新研究，证明了稳定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为推动经济史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诺斯引发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荣之君，曹琪）。但是，还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他们也指出了制度决定论的不足之处。例如，有学者认为"其结论的偶然性凸显，即有效率的所有权制度的产生是偶然地符合了政府的财政需要，有效率的所有权制度是偶然地产生在了某些国家"（张杨）；还有学者认为："诺思的'制度决定论'并不能称得上是完美的经济增长观，其不仅在理论上存在明显的不足，而且在实践中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谢恋）。
三、有关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争论
经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笔者发现国内外学者围绕"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争论有很多。经过归纳总结，笔者认为，除了单纯的"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之外，还有第三种观点，即"技术与制度共同决定论"。虽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人数不多，但是也表达了国内外学者的呼声。在国外，代表性人物有制度学家拉坦。在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如在《论经济增长制度高于技术》中，作者胡雁与徐艳虹不仅同时承认了技术和制度对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更明确指出"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高于技术，技术可以使经济增长，但制度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高度"。
四、新教伦理决定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因为新教经济伦理在于个人积累，他们不断的财富积累是因为新教的天职观；财富积累和创造的动力就产生了资本主义。此观点一经提出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种从精神内核出发去解释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理论诞生了。
韦伯的方法论工具即理想类型，理想类型是韦伯提出的一种分析概念或逻辑工具，是从一个时代某些特有的社会现象这种经验材料中高度抽象出来的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分类概念，抽绎不同经验材料所建立的不同理想类型，其功能是对经验事实进行分类与比较（斯蒂芬・卡尔伯格，2002 ）。韦伯将历史考察方法与逻辑考察方法相统一，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因果链条进行分析，抽象出了宗教改革--新教伦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链条，并证明了自己的理论。
新教伦理决定论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可以说是独具新颖性的，他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方面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可避免的是，一些学者对新教伦理决定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例如，"韦伯忽视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或者资本主义精神产生过程中的经济自身发展因素；他将新教伦理从西方思想文化的整体发展中孤立出来，还将宗教改革与欧洲同时代的其他社会经济变化割裂开来，很多观念并非宗教一力而为之"（李春华，2003）。但无论如何，我们要对新教伦理决定论给以足够的重视。
五、其他观点
针对"西方世界的兴起--欧美经济增长原因"这个问题，以上三种观点是笔者认为目前在学术界较为主流的观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观点颇具影响力。例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提出的"英国清教推动了西方世界的兴起"的观点；政治学家保尔・肯尼迪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结为欧洲近代历史上的政治多元化和历史机缘；华勒斯坦等历史学家则从非决定论的理论视角研究这个问题。
另外，在查阅相关文献时，笔者还发现了一些解释这个问题的"独家观点"，例如，黎海波在《数学与西方世界的兴起》一文中，提出了"正是数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上中国的落后和西方世界的兴起"的观点；张佳生在《基督教伦理与西方世界的兴起》一文中提出了"基督教伦理对西方世界的兴起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观点；余军华和李贞芳总结了哈罗德和达得利的研究成果后，在《印刷术与西方世界的兴起》一文中提出了"印刷术的发明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政治、宗教和文化领域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变革"的观点。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西方世界的兴起--欧美经济增长原因"这个问题，学术界已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从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该问题的思考。为了使这方面的工作能够再上一个台阶，笔者认为在研究该问题时，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应该进行"立体化"的思考，即将有关该问题的各个方面都考虑在内，并且将它们联系起来，认真考证，严谨分析，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考察，进而得出最佳观点。笔者认为，上文提到的一些"独家观点"角度较为单一，有些形而上学，因此其理论有待完善；其次，在分析原因时，应仔细分析"因果"关系，孰因孰果非常重要，例如，究竟是"技术进步对完善的制度提出了需求"还是"制度的完善促使技术进步"，须知正确的"因果关系"是理论严谨的保障；再次，由于学术界中观点众多，在研究的过程中，既要相互借鉴，博取众长，又要独立思考，敢于创新，只有这样，理论体系才会逐步完善。
参考文献：
[1]《西方世界的兴起》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 著
[2]《论经济增长制度高于技术》 胡雁，徐艳虹 著
[3]《论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刘立 著
[4]《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谢恋 著
[5]《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 韦森 著
关键词：经济增长；收敛；俱乐部收敛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经济学家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关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进而缩小与发达国家(地区)的差距。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落后国家(地区)与发达国家(地区)间的差距仍越来越大。本文将依据经济增长收敛的最新进展，对国内外的文献进行梳理，进一步寻找缩小地区差异的突破口，为我国经济增长收敛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国外收敛性研究进展
经济增长收敛研究最早始于Ramsey(1928)，其后，Abramovitz(1986)和Bau-tool(1986)等进行了创导性的探索，把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研究推向了高速发展阶段。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综述。
(一)理论研究综述。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建立以来，围绕经济增长收敛性的争论就一直存在。关于收敛性的论述主要有两大流派：一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论述，代表性的有：Ramsey(1928)、Solow(1956)、Swan(1956)、Cass(1965)等；二是新增长理论的论述，代表性的有Romer P.(1990)以及Barro和Sala-I-Martin(1995)等。
1、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收敛论。地区经济差异的研究可追溯到经济增长理论的起源。一般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源于Frank Ramsey(1928)的“储蓄的数学理论”，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则反映在哈罗德(Harrod，1939)和多马(Domar，1947)的著作中，但对现代增长理论的影响不大。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对地区经济差距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以技术进步论为中心的索洛一斯旺增长模型(1956)，此模型突破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中资本产出比不变的假设。其后，Swan(1956)、Cass(1965)对新古典增长模型作了完善和扩展，并在Ramsey最优储蓄理论的基础上确立了Ramsey-Cass-Koopmans最优经济增长理论，从而完整地建立了经典的新古典增长收敛模型。此后二三十年理论界一直没有新的突破，直到Mankiw、Romer D.和Weil(1992)引入人力资本建立著名的MRW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才得到显著的发展。
2、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收敛论。20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假定的质疑，导致收敛性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保罗・罗默的“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和卢卡斯的“论经济发展机制”为标志的新增长理论，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既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又将其看成外生变量排斥于增长模型外的局限。
新增长理论主要存在两个分支：一是引入广义资本的模型。主要以Romer P.(1986)、Lucas(1988)为代表。Romer P.(1986)继承了Arrow(1962)的基本假设，在1986年提出新增长理论模型。认为从纵向考察各国的经济增长，一国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上升趋势；从横向比较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是日益扩大。而Lucas(1988)引入人力资本对Uzawa(1965)的最优技术进步模型进行扩展，且假定规模报酬不变。Lucas(1988)认为经济不需要依赖外生力量，就能实现持续增长，增长的源泉是人力资本；二是引入有目的的R&D活动模型。主要以Romer P，(1990)的知识溢出模型和Barro、Sala-I-Martin(1995)的技术扩散模型为代表。Romer P.(1990)抛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外生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引入有目的的R&D活动构造了著名的知识溢出模型，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Barro和Sala―I-Martin(1995)的技术扩散模型采用Spence(1976)的生产函数并假定两个国家的贸易收支平衡，最终预言了经济增长的条件收敛。
(二)实证研究综述。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重要结论是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间存在条件收敛，而新增长理论中的大多数都否认了收敛性的存在，从而导致二者关于经济增长收敛性问题的争论。
1、实证研究的开端。真正从实证角度开始探讨收敛性问题的是鲍默尔。在“生产增长，收敛和福利：长期数据显示了什么”一文中，根据7个工业化国家1870～1973年间的GDP数据，分析了这些国家的生产率情况，发现其相互之间的水平越来越接近。还采用Maddison的数据对16个工业化国家1870～1978年的人均数据加以回归分析，认为1870年以来，经济收敛现象在这些国家非常明显。同时，使用1950～1980年的人均产出数据，表明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间存在明显的收敛，但不发达国家没有收敛趋势。但Delong(1988)通过两个疑问来证实鲍默尔研究收敛结论可能存在问题：一是模型中实证样本的时间跨度太长；二是实证检验误差太大。基于以上两个原因，认为所得出收敛现象是不准确的。同时，Delong在鲍默尔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了无偏样本，在加入7个新样本(阿根廷、智利、德国、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和减去日本后，收敛性几乎下降了一半。在纠正选择误差和估计误差后，Delong的计量分析认为不存在收敛现象。而Baumol承认自己样本选择的错误，但认为其结论没有错，随后进一步明确了俱乐部收敛概念，将72个国家按收入水平分组，仍得到了组内收敛的结论。
2、实证研究的发展。20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收敛性研究的拓展，收敛性问题的实证研究就成为经济增长理论中最有魅力的一部分。取得显著成果的有Barro和Mankiw的从绝对收敛过渡到条件收敛。Barro等(1991)在对绝对收敛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通过模型的改进，发展了相对收敛的形式。在否定假设各国具有相同的经济稳态的基础上，分别考察了美国各州、西欧各地区和OECD各国的98个国家集合。结果显示：在所考察时期美国各州、西欧各地区、OECD各国分别呈现显著收敛态势，而且收敛速度均为每年2％。但没有证据表明收敛是样本数量为98的各国家集合的一种增长态势。Mankiw等(1992)认为，新古典增长理论蕴含的是有条件的收敛思想而非绝对收敛思想。在考虑对各国均衡状态产生决定性影响因素后，对三组不同国家样本集合的可能收敛
态势进行实证分析，取得了与Barro研究类似的结论：各国均衡状态的决定性因素并非一致，各国均衡状态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对于数量较大，经济收敛只能是某种有意义上的条件态势而非绝对态势。
二、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对收敛性问题的关注主要从建国后开始，但真正对收敛性问题的研究是从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主要采用新古典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引入经济增长收敛分析方法，对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检验。
(一)建国到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研究。建国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绝对收敛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由于和改革开放两大冲击对建国以来趋于收敛有重要的影响，大致以1965年和1978年为分界点，可将中国区域经济收敛格局分为两阶段：中央计划时期(1952～1965)和时期(1965～1978)。
1、中央计划时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分析。中央计划时期区域经济呈现弱收敛性，内地、沿海及东北的区域差距有所缩小。研究者对这一时期收敛的解释是，前两个五年计划在沿海和内地较为平衡布局，对内地的工业化进程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但魏后凯、张胜等利用1952年以来各省份的人均GDP数据，对建国以来区域经济增长的绝对收敛性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经济绝对收敛经历了相当大的波动，且呈现明显的阶段性。
2、时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分析。时期区域经济存在显著的发散，区域差距明显扩大，这一时期计划经济已达极致，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市场配置完全被阻断，代表官方资源配置的内地三线建设非但没有缩小内地与沿海的差距，而且具有相反的效果。
(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的经济差距很明显，大多数学者通过引入经济增长收敛性分析方法，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主要存在B－收敛，B－收敛和俱乐部收敛。
1、B－收敛。魏后凯(1997)、贾成林(2004)等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δ－收敛性进行了研究，都认为1978～1990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δ－收敛，而1990年以后不存在δ－收敛。而申海(1999)通过对1978～1996年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区域存在较明显的δ－收敛，且人均GDP收敛快于人均收入收敛。鉴于以上对δ－收敛的研究都是一种“绝对”的δ－收敛，没有涉及区域间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林光平(2004)通过对δ－收敛定义进行扩展，引入“条件”收敛的概念。考虑空间相关性后，林光平认为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前，我国省区经济间的δ－收敛状况与原始状况相比基本上没太大区别，但是标准差的绝对数值有所下降，各地区间的趋异性在下降。
2、δ－收敛。Chen、Fleisher(1996)的分析表明：1952～1978年间，我国省际人均产出呈发散状况，在投资率、FDI、沿海地区等的作用下，该时期存在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的年均速度分别为0.9％和5.7％。魏后凯(1997)认为，我国省际人均GDP、人均国民收入存在B收敛趋势，但居民人均收入不存在收敛性。而申海(1999)认为，我国区域经济在1978～1996年存在B收敛趋势，而人均收入比人均GDP收敛得快。蔡叻、都阳(2000)在考虑人力资本等影响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变量之后，认为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发展中，不存在普遍的绝对收敛，但存在着条件收敛。王志刚(2004)在重新考察中国不同地区的收入差异后，认为中国经济不存在条件收敛，但并不排除地区内部的条件收敛性。罗仁福等(2002)的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经济存在条件收敛趋势，收敛速度约为4.5％，东部沿海地区大部分省份已达到或接近稳定状态，而中西部地区则主要表现为一种在其均值附近波动的特征。
3、俱乐部收敛。在研究全国范围经济发展趋势的同时，学者对东、中、西部地区间俱乐部收敛现象进行了研究。蔡叻和都阳(2000)、张焕明(2004)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三大地区出现了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现象。而刘夏明、魏英琪(2004)的分析认为，九十年代地区差距呈上升趋势，地区经济的总体差距主要来自沿海和内陆地区，在各地区内部不存在所谓的“俱乐部收敛”。但李国平、陈安平(2004)运用Bernard、Durlarf(1995，1996)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通过对各省人均产出序列的协整检验，发现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收敛性，而中部地区各省的经济增长没有表现出收敛趋势。
(三)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分析。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机制主要有两个：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收敛机制(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导致收敛)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收敛机制(技术普及和转移导致收敛)。刘强(2001)对新古典收敛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虽然地区间存在经济增长的收敛，但新古典收敛机制并没有起作用。夏万军在Dowrick和Rogers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同时分析新古典收敛机制和新增长收敛机制的修正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981～2005年期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既有新古典收敛机制的作用，又有新增长收敛机制的作用。但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收敛机制在发挥作用。曹宇等(2006)通过对新古典收敛机制和技术扩散收敛机制的研究，认为新古典收敛机制和技术扩散机制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现实中没有自动发挥作用。邓翔(2003)提出，国家和地区经济收敛存在四种机制：资本收益递减、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变动和经济一体化。但并没有深入探讨这四种机制在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马瑞永(2006)对已有模型进行扩展，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本积累、劳动力流动以及技术扩散三个要素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结合已有的经验分析探讨了经济增长收敛机制。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有三种收敛机制，即资本收敛机制：资本收益递减一资本收敛一经济增长收敛；技术收敛机制：技术扩散一技术收敛一经济增长收敛；劳动生产率收敛机制：要素流动一劳动生产率收敛一经济增长收敛。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评述
以上学者的论述丰富和加深了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认识，对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但就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一)已有的文献关于经济增长差距及收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收敛省区间及东中西等层面，以都市圈为研究领域来研究城市增长收敛性的文献基本上是空白，所以都市圈内的城市经济增长差异有待深入研究。
(二)目前大多数收敛性的研究都是讨论区域经济的收敛性，而对经济增长收敛影响因素的研究还不够。在此方面，没有形成一个深层次的理论探讨和完整的逻辑框架，许多的结论仅仅是基于统计意义上的单纯经验分析，对收敛假设和经济增长理论本身并没有多少贡献。
20世纪50年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加快了社会工业现代化进程，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社会财富和物质文明。与此同时，人类急速膨胀的生产能力和消费需求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生态环境危机。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以及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活动转而又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经济增长与发展不仅不能化解日趋加重的生态环境危机，甚至本身也成为导致这些危机的主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绿色政治运动进一步将生态环境问题扩大到全球范围，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绿色政治产生的时代背景 经济增长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及社会各界政治家、经济学家们永恒不懈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话题。各国政府把经济增长作为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政治学家把经济增长视为保障政治稳定的“灵丹妙药”，经济学家则把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20世纪现代技术革命加快了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随着高科技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也迅速步入了黄金发展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甚至成为人类追求的唯一目标。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促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与需求急速增加，工业发展导致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与污染日趋严峻，最终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迫使人们从最开始一味重视经济增长问题转而关注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1962年美国著名学者蕾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向人类敲响了生态危机的警钟。时隔十年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的出版，再次激起人们对生态危机的恐慌意识。面对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人们开始反思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审慎地思考经济增长与环境发展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摆脱人类生存困境逐步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焦点。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股源自西方随后遍及全球的绿色政治浪潮迅速兴起。 二、绿色政治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反思 经济增长理论的成长大致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新增长三个发展阶段。从18世纪后期开始以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再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默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分别对经济增长要素及决定因素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和阐述。［1］其中，根据经济增长决定因素来源的不同，又可将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外生经济增长和内生经济增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诸如资产、资本和劳动等外生技术进步推动，因而又被称为外生经济增长理论，或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诸如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推动，因而又被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或现代经济增长理论。［2］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源稀缺制约经济发展，但科技进步、对外贸易等途径可以缓解资源危机，资源并不能构成对经济增长的不可逾越的绝对限制。然而，从20世纪60、70年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技术进步与创新不仅没有缓解资源危机，反而加剧了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消耗速度。对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关注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与影响。 1．反思经济增长的代价———社会环境边际 成本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汲取与利用是不可避免的，因而经济增长成本也是必然存在的。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们缺乏代价意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经济增长而支付的自然资源消耗、社会环境污染等社会环境边际成本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导致现在社会所面临的经济越增长，环境越恶化的发展困境。1967年英国经济学家米香(E．J．Mishan)在其著作《经济增长成本》中指出，技术进步、人口和财富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产生社会、环境和心理等边际成本。如车辆持有率的增多会产生交通拥挤问题，增加路程往返时间;新型塑料产品会给社会生态环境带来新的污染问题;高节奏生活会让人们产生更多的心理压力及精神损伤。他还指出，如果科技进步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品质，我们就应停止这种进步。人权应该包括人们生活环境舒适的权利。［3］面对高增长带来高消耗的发展困境，人们开始反思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环境边际成本问题。认为单纯追求经济高增长而忽略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和社会整体发展的破坏影响，最终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化，继而走向灭亡。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也因忽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稀缺性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受到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的批评和质疑。 2．反思经济增长的极限———经济增长的有限性 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梅多斯等人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文章中指出，人们追求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往往忽略为之付出的生态环境问题。由于经济增长而附带的人炸、土地沙化、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危机已经使人类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当困境达到一定极限时世界就会走向毁灭。［4］1980年里夫金在其著作《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运用“势力学第二定律”，断言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加速地球资源的枯竭和人类社会的崩溃。［5］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经济增长不可能是无限的。以耗竭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不能推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会因为受到自然资源稀缺的限制，逐步达到经济本身发展的极限。因此，反思传统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均衡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3．反思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 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特别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技术进步为研究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国家普遍盛行，经济增长甚至成为社会发展唯一目标。“在大多数工业社会中，有三个密切联系的增长量，即经济的、技术的和机构的增长量度。经济的持续增长，实际上被所有的经济学家认可为一种教条。……几乎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一个共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进行，这就是: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6］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发达国家当时的经济和物质财富确实迅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对高增长高发展的强烈要求，也造成了资源环境的高消耗，致使生态环境的急速恶化。基于对经济增长代价、极限以及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反思，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反思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模式，试图寻求一条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之路，从而使人类走出不可持续地、有限地发展困境。#p#分页标题#e# 三、经济增长理论的调整与变革 对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资源环境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调整方式:一种是在不改变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情况下修补式、应对式的反思和调整。另一种则是要求对传统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进行革命的变革式、预防式的反思和调整。［7］对于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也有两种调整方式:一种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补充型调整;一种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变革型调整。 1．经济增长理论的补充型调整:从外生经济增长理论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外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理论不能预见的所谓外生的技术进步推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与“索洛—斯旺”模型对此都已经做了不少研究。①前者认为，经济增长最终由一国的储蓄率与资本的投资效率决定。后者则指出，通过诸如资产、资本等外生技术进步来修正总量生产函数，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8］对外生经济增长理论而言，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理论不能预见的所谓外生的技术进步推动。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与发展，外生经济增长理论也开始暴露出一些缺陷。该类模型无法对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以及诸如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进步率做出解释。面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问题和缺陷，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1990年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生技术进步上。自此，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因而，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非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所谓的外生因素。［9］新经济增长理论关于知识、技术、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论证，进一步提高了技术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尽管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单纯论述劳动与资本的局限性，在对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进步的解释上取得了进展。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和外生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相同的，即技术进步可以推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因而只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修补型调整。 2．经济增长理论的变革型调整:从经济零增长到经济稳增长 不可否认，以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在20世纪中期社会实践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西方国家的高经济增长政策为其带来了丰富的社会财富和物质文明。然而在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却是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因而，仅以技术进步就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理论观点逐渐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和挑战。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报告中认为工业革命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毁灭性灾难，人类社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资源有限性决定了经济不可能无限增长，经济高增长必然会引起资源高消耗和环境高污染，当这“三高”突破一定限度，世界末日就要来临。［4］为了避免经济崩溃，唯一出路是实行经济零增长。 经济增长极限论因对经济增长过于悲观甚至极端的观点遭到很多经济家的激烈批评，然而，经济增长极限论也因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关注而在环境学界受到人们的重视。美国经济学家米香认为，经济增长只是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不能让人们精神得到满足。相反，人们在追求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往往会失去很多幸福。因此应该停止经济增长。［3］ 不同于增长极限论所提倡的“经济零增长”激进观点，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Her-manE．Daly)1971年在著作《走向稳态的经济学》中提出“稳态经济”理论观点。达利认为，在经济增长与发展无法避免的现实状况下，发展经济必须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保持一定的平衡关系。“用质量性改进(发展)的经济范式来代替数量性扩展(增长)的经济范式作为未来进步的道路。”［10］稳态经济理论促使人们改变过去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态度，转而开始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人力资本；新增长理论；技术进步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项目编号：11SA090）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7月14日
对于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我们可以追溯到斯密（1776）的《国富论》，斯密认为经济增长内生于生产中的分工协作。而以索洛（1957）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外生于技术进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理论否认了索洛的外生技术进步，舒尔茨（1961）等认为上个世纪美国增长的最为重要的源泉是人力资本积累，这种观点引发了西方经济学家从人力资本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
自20世纪初Fisher（1906）在《资本的性质和收入》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人力资本”这一重要的经济学概念以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力资本经济分析一直处于沉寂状态。
早期的增长理论未能认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如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1939；Domar，1946）、罗森斯坦-罗丹“大推进”理论（Rosenstein-Rodan，1961）、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Hagen，1975）。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济之谜”出现（Helpman，1987）：
一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始终快于劳动和资本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的速度。
二是日本和德国战后的兴起。日本和德国用了5年时间将经济回复到二战前的水平，然后只用了10年时间就一跃成为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二和第三的经济强国。
三是“里昂惕夫之谜”。要素禀赋论认为，一国应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学界一般认为美国资本相对丰富而劳动相对稀缺，根据要素禀赋论，美国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经济学家里昂惕夫（Leontief，1953）的实证结果却与要素禀赋论预测相悖。
传统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经济之谜”，在这种背景下，人力资本理论应运而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Schultz（1961）开始系统阐述人力资本的概念，根据Schultz的表述，人力资本是相对于非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而言体现在人身上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收益的一种资本。人力资本的形成依赖于学校教育、营养和健康投资、在职培训、个人或家庭为适应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等活动。Schultz（1961）将人力资本理论应用到农业增长的研究中，研究结果表明：从20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美国农业增长的最为重要的源泉是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
随后Becker（1964）建立了人力资本及其投资的微观基础，Becker还明确区分了一般人力资本与特殊人力资本的概念。在经济增长分析中，Becker将人力资本积累与专业化分工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增长模型。
人力资本理论经过Becker（1993）从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两个方面有机的整合而得以完善。
二、人力资本新增长理论研究状况
（一）阿罗 “干中学”模型。阿罗（Arrow，1962）第一个提出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型。他试图将索洛模型中的技术进步内生化，假设技术进步是投资的副产品，是厂商生产中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的结果，一个厂商的投资不仅会提高自身的生产率，而且由于溢出效应，还会提高其他所有厂商的生产率。
阿罗认为干中学是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之源，技术进步不依赖于R&D。如果把新知识看作是新资本生产的副产品，那么知识存量可以表示为资本存量的函数。增加资本不仅可以通过其对生产的直接贡献增加产出，而且通过其间接贡献，即通过产生新知识使得其他资本生产率提高从而增加产出。阿罗的结论是：由于技术的溢出效应，无政府干预的经济均衡是一种次优，此时的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
由于阿罗模型必须借助人口增长率这一外生变量来说明经济增长，因而该模型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内生增长模型。
（二）宇泽弘文“知识生产”模型。宇泽弘文（Uzawa，1965）在阿罗“干中学”的基础上首次用两部门模型分析知识的生产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教育部门专门从事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的生产。两部门均利用全部的知识存量，某种知识在一种场合的使用不会妨碍它在其他场合的使用，所以知识存量无需在两个部门进行分割。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可增加有效劳动，从而使得物质资本积累不再呈现收益递减的趋势。经济将以不变的增长率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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