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告诉我们，股市暴跌之后往往伴随着长期的经济萧条。道理很简单：泡沫状态是实体经济不均衡发展的集中体现，它的爆破，必将以极具破坏力的形式，对经济过程予以强制性的纠正，由此对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效果。据历史统计，在1720年南海泡沫过后的20年里，英国工业产量年增长率不到0.5%，在随后的40年里，年增长率不到1%。1929年股市暴跌引发了20世纪最大的经济萧条，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历史上极其惨烈的灾难埋下了祸根。日本股市泡沫的破灭导致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3年的经济停滞与巨额银行坏账，即便到现在仍然看不到复苏的前景。
面对这一严峻的宏观形势，世界各国政府应该审时度势，果断地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行长们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在过去20年间治理与防止通货膨胀取得巨大成功之后，面对通货紧缩却显得有些束手无策。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除了服务品价格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之外，其他物价水平呈整体下降趋势。日本、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均是如此，而作为世界经济主要亮点的中国，物价水平也是连续下跌。面对这种情况，有些经济学家开始怀念那种以温和通货膨胀为特征的经济运行状态。
在通货紧缩期间，生产过剩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消费者持币待购心理严重，生产厂家失去了定价主动权，利润空间受到很大的挤压，进而影响其对未来投资的信心，裁员成为经常发生的事情。此外，物价下跌变相增加了借款的实际成本，加大了借款人的偿债负担。这一趋势如果得不到扭转的话，经济衰退将是必然的结果。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通货紧缩尽管表现为整体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但人们不能只从货币供给量乃至货币政策上寻找答案，也不能仅以放松银根为基本对策，这需要财政政策的配合与其他综合治理措施的实施。但同样不容回避的是，货币政策在防止与治理通货紧缩上负有巨大的责任。而且从日本的经历来看，治理通货紧缩要比防止通货膨胀困难得多——这一教训对决策者尤其重要。
2002年11月6日，美国联储第12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达到了1.25%这个41年来的最低水平。这次大幅降息行动并没有在市场引起积极的反映，反而引发了人们的担忧——美国是否在重蹈日本的老路？美国经济现在的状态与10年前的日本有很多的相像之处。日本银行在2000年3月已把利率降到零的水平，而整体物价水平还是连年下降，经济萎靡不振，货币政策似乎失去了调控经济的作用，成为了凯恩斯“流动性陷阱”的典型案例——由于借款人对经济前景失去了信心，无论利率降到什么水平，都不愿意借款与投资。
人们难免要问：如果利率降到了无法再降的地步，中央银行还有什么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为了打消人们的担心，美联储高层人士不断表示：即便是联邦基金利率降至零，它仍然有充足的工具来刺激经济。格林斯潘最近表示：中央银行可以购买政府债券，以此降低政府的融资成本及长期利率水平（在西方，中央银行所能够控制的只是短期利率，长期利率仍然由市场决定）。联储理事会理事BenBernanke走得更远，他在2002年11月下旬的一次公开谈话中，明确指出在1942至1951年期间，美国中央银行购买了大量债券，促使政府债券收益率水平保持在2.5%的水平（相当于现在的5%）。如果这一手段仍不奏效，中央银行可以接受商业票据为抵押，通过贴现窗口向银行贷款，以此降低借贷成本。Bernanke先生还提出了第二个备选方案，就是由联储购买外国政府债券，迫使美元贬值。但他同时注意到美元政策是财政部的职责范围，而且鉴于美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是很高，美元贬值不能有效地解除通货紧缩压力。Bernanke先生提出的第三个方案更为极端，即联邦政府推行减税政策，以刺激经济，同时，联储购买联邦政府发行的债券，所筹集资金用来弥补减税造成的亏空。这一方案的实质是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发票子。
上述政策建议出于联储高层口里，多少有些让人震惊。在过去20年里，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一直把防止与治理通货膨胀当作自己最重要的职责之一，货币主义成为了它们的基本理论信条。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与利率水平，把物价控制在认可的范围之内。但到了现在，世界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短期利率处于历史低位，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失去了正常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表现了应有的胆量与勇气，探索非正统的政策工具，驶向了这段没有航标的里程。
日本银行已经率先这样做了。为了刺激经济，维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日本银行从2000年3月开始在市场上大量买进政府债券，并于2002年11月20日决定把其银行体系往来账户余额的上限提高到20万亿日元（相当于1200亿美元），这意味着每月需要在市场上买入1.2-1.5万亿日元的债券，等于日本政府净融资额的三分之一。日本银行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地把长短期利率控制在历史最低位上，由此减轻私人借款人及日本政府的融资成本（尽管日本政府债务余额达到了其GDP的140%，而其30年债券的收益率只有2%左右）。此外，日本银行在9月18日宣布：它准备从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它们所持有的股票，并于12月初付诸实施，以此帮助商业银行清理包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11月份的日本年度报告中肯定了上述做法，并督促日本银行“在没有标尺的地方坚定地走下去”。
日本国内现在正酝酿着一个更具争议的货币政策——要求日本银行明确确定一个通货膨胀目标，比如说是3%，然后想方设法达到它。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进一步增发货币，扩大货币供应量，同时引导公众及企业的价格预期，以此解决通货紧缩问题。对于盯住具体通货膨胀率的货币目标，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也有这样做的，如英格兰银行，但它们的出发点是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既定目标之内，而不是像日本银行那样，设法把负通货膨胀率抬升到既定的目标。
笔者认为，国外中央银行的做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尽管我国经济增长保持着很高的水平，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如通货紧缩压力、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财政可持续性等不容回避。回顾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笔者认为中央银行能够而且应该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做出更大贡献。
为此，笔者提出一项具体的政策建议：建议中央银行向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发放再贷款，用于收购四大国有独资银行遗留的各类政策性贷款。理由是：资产管理公司在1999年收购近1.4万亿元不良贷款之后，并没有完全解除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包袱，不良贷款率仍然高于国际水平，绝对额过大，无法自我消化。这些不良贷款中的很大部分仍然是《商业银行法》颁布之前形成的，具有明显的政策性特征，如果不能较为彻底地剥离出去，则难以分清银行管理层的责任，不能充分发挥经营者的积极性。鉴于国有银行在银行体系中的地位与国有独资背景，这些不良贷款被看作是中央财政的隐性负债，迟早要由国家解决。实事求是地讲，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央财政很难有力量解决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包袱问题——注资或者为资产管理公司发行债券提供担保等做法，均超出中央财力。鉴于此，人民银行应该模仿国外同行的做法，试探以非正统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困扰多年的问题。笔者认为，只要遵循正常的法律程序，审慎地设计分步实施方案，确定合理的再贷款金额，这个建议是可以操作的：既能促使中国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又不至于引发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为我们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贻误时机将非常可惜。三、泡沫过后的美、德、日银行体系
在经历过这次巨大的泡沫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次股市暴跌尚没有在美国引发金融危机——这与1929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美国大银行尽管伤痕累累，但它们的资本充足水平仍然很高，信用等级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仍然具备对外支付能力。与此相比较，德国等银行体系蕴含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日本银行体系则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它们可以形象地比喻为：一个不错，一个不怎么样，一个是一塌糊涂(Thegood,thebadandtheugly)。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
1、美国银行体系经受了考验。上面已经提到，美国股市崩溃所造成的财富损失是史无前例的。在1929年之后的两年里，美国股市市值损失额相当于GDP的60%，而在2000年3月之后的两年里，市值损失额相当于GDP的90%。但在近两年里，美国只有11家规模很小的银行倒闭，而在1989-1991年期间将近有500家银行倒闭，在30年代初期更有几千家银行倒闭。我们可以大胆地作出这样的判断：假如此次股票泡沫没有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主要是因为稳健运转的银行体系为宏观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我们认为美国银行体系的稳健源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随着美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直接融资的比例大幅度上升，银行贷款的重要性下降。据统计，在美国整个金融资产中，商业银行（包括储蓄贷款协会）所占的比例：1912年为79.3%,1948年为68.2%,1980年为56.2%,1997年为46.9%。在90年代通讯、信息科技、媒体等如火如荼的时候，风险投资提供的资金融通从1995年的50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450亿美元，上市(IPO)融资从1995年的303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604亿美元。高收益债券市场也为大量的新电信企业提供了几千亿美元的资金融通。当股市崩溃的时候，损失惨重者并不是银行，而是那些保险公司（尤其是人寿保险公司，它们的股票投资最高可达其资产总额的60%）、共同基金、退休基金以及数以千万计的个人投资者。
第二，巴塞尔协议的实施大大增强了美国银行体系的资本实力以及消化损失、抵御风险的能力。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9月底，美国最大的25家银行持股公司的资本总额为3807.3亿美元，准备金余额为408.35亿美元，而不良资产余额仅为408.35亿美元。这些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平均为8.7%，总资本充足率为12.24%，远远超过巴寒尔协议4%、8%的最低要求。巴塞尔协议的实质在于以银行资本金限制其资产的盲目扩张，同时鼓励银行采取积极的风险管理措施，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
第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与金融创新的长足发展，美国银行业能够对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进行积极的管理，把不愿意承担的风险转嫁给其他投资者。例如，据2002年1月31日英国《金融时报》消息，美国证券化资产(Assetbackedsecurities)、信贷衍生工具(creditderivatives)分别从1995年的3150亿美元、1756亿美元增加到了2001年的10480亿美元、15810亿美元。此外，美国银行业在风险管理技术上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与创新，能够对风险给予更加准确的甄别、量化与定价，风险管理水平明显提高。
2、德国银行体系处境不妙。二战以来，在严厉监管体系下的德国银行体系一直享有稳健经营的美誉。但在近期宏观经济表现不佳、公司破产处于历史高位等外部环境下，德国银行业的经营业绩十分糟糕，裕宝银行(HVB)、商业银行、德勒斯顿银行等德国大银行均出现了巨额亏损。2002年9、10月间，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恐慌性地抛售银行股票，银行系统性风险一触即发。为什么会是这样？除了上述宏观原因之外，我们认为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全能银行模式暴露出弱点。在德国，大银行与大企业之间交叉持股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一方面可能导致银行放宽授信标准，关系贷款增加，造成信贷损失；另一方面，随着所持公司股票的价格下跌，巨额未实现损失削弱了银行的资本基础。例如，2002年9月，德国商业银行未实现损失高达19亿欧元。
第二，过于拥挤的银行导致过度的竞争，而不平等的竞争格局产生了非理性的授信行为。德国共有2700多家银行，每百万人口就有515个银行分支机构，远高于英国（250个）与法国（420个）的水平，银行服务供给过剩。不仅如此，在德国银行体系三分天下的格局中，由州政府拥有的公共银行以其信用等级高、融资成本低的优势，与商业银行竞争贷款机会，导致贷款利差的不断收窄。商业银行被迫应战，不得不以薄利多销的方式争揽业务，无法根据贷款的实际风险程度制定合理的价格，而一旦宏观经济环境恶化，商业银行发现大量的不良贷款冒了出来，而微弱的盈利水平制约了自己核销坏账的能力。
第三，德国银行业的经营效率有待改善。德国是世界上劳工成本最高的国家，严厉的法律限制了银行节约成本支出的回旋余地。例如，2001年，德意志银行的费用率(efficiencyratio)高达123.21%，高出花旗集团一倍（花旗集团的费用率为63.58%）。
3、总也走不出危机怪圈的日本银行业。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银行业风光无限的年代，而随着泡沫的破灭，日本银行跌进了自己怎样也爬不出来的深渊。据估计，日本银行业累计核销不良贷款折合1300多亿美元，而现在不良贷款余额仍然高达47万亿日元（约4000亿美元），贷款核销的速度总也赶不上新冒出的不良贷款。2002年11月下旬，日本七大银行预计本年度亏损3050亿日元（约25亿美元）。在短期利率接近为零的市场环境下，日本银行业很难依靠自我盈利解决自己的问题。
不少人把日本经济没有尽头的萎靡不振归结于银行体系中介功能的丧失。在过去6年里，日本银行体系的贷款余额连续下跌，银行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承担任何信贷风险，大量的存款被投资到收益率极低的国债市场上，或者投资到国外金融市场上，银行难以很好地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尽管日本政府连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国债余额达到了GDP的140%，日本经济仍然看不到什么起色。
4、两种银行经营模式孰优孰劣？美国、德国、日本三国银行体系的不同表现不禁使人联想到学术界关于两种银行经营模式的争论。第一种模式称作“保持一定距离的银行经营模式”(keepatarm''''slength)，它在美、英等国家最为典型。在这种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之下，银行总是与客户之间保持“一臂”的距离——不远也不近。第二种称作“以关系为本的银行模式”(relationshipbanking)，以日本最为代表，在亚洲广泛流行。在这种模式之下，银行强调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同舟共济。
我们可以以一个例子来说明两种模式的差别：假如银行对一个老客户的贷款余额为1亿元，现在，客户遇到了经营上的困难，授信风险开始显现。按照第一种模式，英美银行一般会采取以下行动：立即停止新增授信，采取资产保全措施，尽可能降低已有授信的风险；这样做的理由是，既然风险已经出现，银行不能新增授信，银行应把最大的损失控制在1亿元之内。按照第二种模式，亚洲国家的银行一般不会马上采取过急行动，而是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考虑新增授信，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不新增贷款的话，原来的1亿元贷款可能成为损失。但问题是，如果不成功的话，其损失可能会超过1亿元。
经济学界关于两种银行经营模式的争论由来已久。鉴于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在二战之后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成就，很多人认为“以关系为本的银行经营模式”优于“与客户保持一定距离的经营模式”，因为前者能够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而且，银行愿意继续向遇到经营困难的企业提供贷款。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及日本银行体系积重难返的现实面前，很多人转变了看法，认为亚洲模式在经济快速平稳增长的宏观环境下能够很好地运转，而一旦经济放慢或者步履蹒跚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这是因为银行继续向本应断绝资金来源的借款人发放贷款，其结果是新的巨额资金又跟着损失掉了，致使银行坏账长期无法得到解决，影响经济增长。
5、应该吸取的教训。通过对三国银行体系的分析，笔者提出两个个人观点：第一，如果按照上述两种银行经营模式的划分，我国明显属于关系型经营模式，强调与客户同舟共济，共同发展，授信行为不够严格，贷款定价也反映不了银行所承担的内在风险。鉴于日本及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我国银行界值得深刻反思，以免重蹈覆辙。第二，我国正处于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之中，而政策性银行依靠政府赋予的优势（以发债特权筹集长期低成本资金、财政补贴等），与商业银行竞争商业性业务，致使价格战愈演愈烈，贷款利差一再收窄，其损害力是巨大与深远的。对于我国的决策者来讲，重要的不是一味地强调利率市场化的紧迫性，而是为利率市场化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比如说，如何解决市场参与者的公平待遇问题。德国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3、传统商业银行经营模式与价值观的复兴
传奇式的投资家巴菲特有一个有名的论断：“只有当潮水退下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谁在光着身子游泳”。在股票泡沫过后，金融行业流下了很多鲜活的素材值得研究。我们发现：很多当时看来十分新颖的观点、商业模式也不过尔尔，而一度被认为迂腐的传统商业银行模式重新焕发出风采。还有，“新经济”时期那些不拘一格、敢打敢冲的“企业家”思维只是昙花一现，而真正具有持久魅力的仍然是守信、节俭、审慎决策、避免利益冲突等价值观。这对于日益开放的中国金融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相融合的模式遭遇挫折，传统商业银行模式焕发光彩。鉴于1929-1933年金融危机的沉重教训，美国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割了开来。这个法律的初衷是防止银行以低标准的授信条件争揽投资银行业务。60多年过后，这个法律在1999年被取消了，旅行家集团与花旗银行合并、大通银行收购J.P.摩根银行等，建立了融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与保险公司为一体的金融集团，并在市场上取得了第一、第二的位置。崭新的经营模式在世纪之交成为国际银行业发展的主流。但好景不长，在股市崩溃之后，这一经营模式遭遇了沉重打击。安然、世通公司等倒闭案件不仅让大通摩根、花旗集团等承受了巨大的贷款损失，而且纷至沓来的种种指控、司法调查（如指控银行帮助公司客户隐瞒债务、虚增盈利；指使分析师发表过分乐观的股评报告，以此争揽投行业务，误导投资者；等等）及几亿美元的罚金严重地损害了它们信誉，致使它们的股票价格暴跌。摩根大通的股价在2002年10月9日为15.45美元，只有其黄金时期的23.5%（2000年3月23日为65.67美元），花旗集团在7月24日的股价为22.83美元，相当于五年来最高点的40%（2000年8月28日为54.9美元）。近期两只股票仍然在低价位徘徊。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汇丰集团、美洲银行等银行的股票表现要好得多。2002年，汇丰控股的股票价格基本徘徊在7-8英镑之间，与1998年以来的平均水平相差不多，与最高价格（2001年1月24日为10.92英镑）差别不大。在美国三大银行中，美洲银行是股价唯一上涨的银行。它目前的股价为68美元左右，高于5年来平均水平，与最高价格（1998年7月14日为87.93美元）相差不多。
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可以从四家银行的盈利构成中明显地发现各自经营模式的差异。不难发现，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为美洲银行、汇丰银行带来了稳定的盈利，而对于花旗银行来讲，尽管其消费银行业务十分成功，占据半壁江山，但却受到了投资银行业务的拖累，摩根大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可谓是一塌糊涂，全靠零售业务支撑局面。
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公布的数字，2002年第三季度，美国三大银行净收益的构成情况如下：
(1)花旗集团：全球消费银行占净收益总额的59%，全球公司及投资银行占32%，全球投资管理占11%，自营投资业务占-3%，公司业务占1%；
(2)摩根大通银行：投资银行为净收益总额的-79%，零售银行及中小客户金融服务占248%，资金与证券业务占65%，投资管理与私人银行占30%，风险投资业务占-87%，公司业务为-78%。
(3)美洲银行：零售及商业银行占净收益总额的71%，全球公司及投资银行占19%；其他公司业务占14%，资产管理业务占3%，股权投资业务占-7%。
另据Bloomberg的专题文章，汇丰控股2001年的盈利构成为：公司金融业务占净收益总额的38.4%，个人金融业务占33.4%，商业银行业务占22.7%，私人银行业务占3.9%，其他占1.6%。
我们认为，随着个人财富的不断增长，以个人为对象的按揭贷款、信用卡、资产管理等金融服务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盈利前景。而且，从亚洲金融危机乃至近两年欧美国家的实际来看，个人信用远比企业信用具备更强的抵御经济周期负面影响的能力。现在，世界各国的大银行纷纷把业务发展的重点转向以个人为对象的金融服务上，并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
2、传统价值观重放光彩。商业银行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经历过无数次的政治动荡、军事冲突与经济起伏。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审慎、节俭、足智多谋(prudence,thriftandingenuity)成为商业银行家的座右铭。但曾几何时，这些价值观被当作迂腐过时的东西而加以摒弃，取而代之的是片面强调以因特网取代砖瓦式的传统银行网络，突出能人（所谓能够争揽大笔业务的deal-maker）的作用而忽视普通岗位的默默奉献，刻意追求别出心裁而忽视整个组织的目标，等等。人们在经历了股市泡沫的洗礼之后，恍然发现传统价值观的持久魅力，国际银行界出现了返璞归真的趋势。
关键字：美国次贷危机经济影响财政政策应对措施分析预测
一、引言
始于2007年4月的美国次贷危机，目前已经演化为席卷美国、影响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中国作为一个正在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国家，自然也无法置身度外。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各行各业的经济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那么，如何才能消除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这就需要我国自身采取措施，积极主动地解决由金融危机带来的各种问题。作为宏观调控主要手段之一的财政政策自然得加入到这场经济战争中，为我国安全度过危机提供保障。
二、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宏观经济现状分析，即金融危机对我国各行各业的影响。
从整体层面上分析一下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我们可以看一些数字，首先看出口问题，从去年11月份进口开始出现负增长，去年10月份下降了2.2%，（PPT放映）这是2001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12月份下降了11%，今年1月份下降了29%，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再看看财政收入，从10月份开始，全国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11月份也是下降的，12月份有所增长，但是到今年前三个月依然是负增长。再看一下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中国经济没有遇到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原来预定的目标也是要控制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也是在有意识的加强宏观调控，实际上从2007年的三季度开始GDP增速就开始下调，2008年第四季度的调整是非常猛烈的，到去年第四季度GDP的增长速度下滑到6.8%，因为去年第三季度还是9%，从9%下滑到6.8%，这中间差了2.2个百分点，这对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来讲这种下滑是非常迅猛的。今年一季度的数字今天刚刚公布，GDP增收继续下滑到6.1%，去年四季度是6.8%，今年一季度是6.1%，这个6.1%是不是今年的底，现在很难说，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保八”，我们希望这个6.1%是底了，如果二月份仍然是6.1%的话，那问题可能就比较大了，那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加大调控力度，这是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下面分别从我国三大产业看金融危机的影响
1、金融危机对我国第一产业的影响。金融危机对农业、农村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
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
二是农民工就业困难。
三是优势农产品出口受阻。
四是乡镇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困难加大。
总得来说，金融危机对“三农”的影响有四个特点，第一这次金融危机对农民增收的影响要比农产品生产的影响要大，第二对外出农民工的影响要比在家务农的影响比较大，第三对出口加工度比较高的农产品比出口加工度低的农产品影响大，第四是对沿海地区的影响要大于对内地的影响。
2、金融危机对我国第二产业的影响
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工业的影响逐渐显著并且加重。工业增速大幅度地回落。从去年6月份16％一路下滑，到去年11月降到5.4％，12月降到了5.8％。今年1、2月份已经公布，合起来是3.8％，扣除日历天数的影响，大体在5.2％，仍然没有走出低谷。
3、金融危机对我国第三产业的影响
第三产业大多是服务业，包括旅游、酒店、通信、银行业等等。行业的复杂性导致金融危机对它们的影响也不同，单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形势不太好，失业的人多，找不到工作的人也多，人们收入减少，能在家里解决吃饭问题就尽量在家里解决，减少去酒店，餐厅等地方消费。
三、金融危机发生后暴露我国经济制度的缺陷，主要分析财政政策应对机制的局限性。
1、财政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机制。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它对我国经济的调控作用非常有效并且有用。
⑴财政政策的概述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财政政策是国家整个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
⑵财政政策的种类
①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的总需求；增加国债、支出大于收入，出现财政赤字来实现：
②紧缩性财政政策（又称稳健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减少和抑制总需求；
③中性财政政策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
⑶我国财政政策的基本手段
①国家预算。主要通过预算收支规模及平衡状态的确定、收支结构的安排和调整来实现财政政策目标。
A、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
B、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
C、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
②税收。主要通过税种、税率来确定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调节社会经济的分配关系，以满足国家履行政治经济职能的财力需要,促进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公平分配。
③财政投资。通过国家预算拨款和引导预算外资金的流向、流量，以实现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调节产业结构的目的。
④财政补贴。它是国家根据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和一定时期的政策需要，通过财政转移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对农民、企业、职工和城镇居民实行财政补助，以达到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安定的目的。
⑤公债政策。作为一种财政信用形式，公债最初是用来弥补财政赤字的。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公债已成为调节货币供求、协调财政与金融关系的重要财政手段。
⑥财政立法和执法。是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对财政政策予以法律认定，并对各种违反财政法规的行为（如违反税法的偷税抗税行为等），诉诸司法机关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予以审理和制裁，以保证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
⑦财政监察。是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重要行政手段。即国家通过财政部门对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团体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财政政策和财政纪律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2、我国现行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局限性。
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以社会上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闲置资源为前提。也就是说，这部分闲置资源依靠市场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运用国债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经济资源的总量究竟是有限的，伴随着经济不断扩张，资源的瓶颈约束迟早是会到来的。假如累计的财政赤字和累积的发债规模已经很大，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受惯性影响又收缩不下来，财政从金融市场筹集过量资金，就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因此，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积极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换句话说，从长期看，我们仍然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况且，从理论上说，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积极财政政策本来的定位是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短期性的总量失衡进行反周期调节，调控的对象主要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
四、应对措施
1、我国财政政策决策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财政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政策决策时，应具备国际视野，又要立足我国实际，兼顾近期与中长期的不同需要，充分发挥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各项调控目标。简言之，此轮积极财政政策决策至少需要考虑以下四个方面问题。
1、积极财政政策要有长远打算。
1998年2月，针对亚洲金融危机蔓延之势，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直持续到2004年，我国经济才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7年间，除减税、收入分配等政策调控以外，中央财政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安排国债项目资金8643亿元，拉动银行贷款和各方面配套资金等逾2万亿元，主要投向农林水利和生态建设、交通通信、城市、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农网改造，以及教育、文化、卫生、旅游等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地兼顾了城乡、区域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比较妥当地处理了近期困难化解与中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当前，我们面临的考验比上一轮金融危机有过之而无不及，出口、消费与企业投资都受到明显削弱，除房地产和汽车市场之外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培育与发展也不是短期可以做到的。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究竟要实行多久，恐怕不是两三年的事，我们要有长期“作战”准备与长远打算。
2、我国财政的压力承载能力有多大?
当前，全社会都在热议“四万亿投资”之事，除此之外还有扩大消费与促进出口等一系列措施要实施，所有政策的核心无非是减收增支。处处要钱，钱从何来?财政收入毕竟是有限的，而且首先要保吃饭与稳定，其次才是建设与发展。从名义上看，我们仍具备一定的发债空间，财政风险也处于可控状态之中，但从现实进一步深入考察，业已存在的基层财政困难、多种变相的地方政府债务以及其他隐『生的资金缺口等因素，缩小了我国财政的压力承载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到底在哪里?我们必须跳出常规思维，求变图新方能成功应对。要点在于：一是中央发行建设性国债的期限要在十年之上，而且要避开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所发国债的偿债高峰；二是谨慎对待地方政府发债问题，绝对不能一哄而上；三是大力挖掘潜在财源，壮大财政基础；四是将现有的财力用在刀刃上，务求取得实效；五是千方百计地撬动社会资本，“众人拾柴火焰高”；六是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与制度，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3、全面准确地理解财政政策的内涵。
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财政就是“收收支支”，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财政观。实际上，财政是治国理政的基础，“‘收收支支”只是外在表现。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决策都包含着财政要素，其行为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最终的财政绩效。因此，我们应该树立大理财观，即政府财政管理每个机构与个人都有责任，而且要借助法律与制度予以贯彻和落实，并基于此实现业务管理创新与财政良眭循环。如果不具备这一视野或理念，很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困难或损失。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考虑，此轮积极财政决策受制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与国内经济形势的改善，我们应有长期准备与长远打算，对于由此给财政带来的压力需要通过多种渠道予以化解，让政府有效发挥作用，让各部门各单位有效发挥作用，让市场有效发挥作用，是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之所在。
2、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的财政政策选择
当前，经济增长下滑的威胁正一步步逼近我国。这一局面的形成，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原因；既有国际影响，也有国内因素。是综合因素叠加的结果。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从需求、供给、制度改革等多个角度入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协调配合其他调控政策，在稳固外部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扩大内需，我们一定可以成功应对当前复杂局面的考验。．
(1)近期可以采取的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举措。
①找准政府投资的切入点，对冲经济“发动机”的减速。美国早期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②把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改善投资环境结合起来，为撬动社会资本投资与激发市场活力创造条件。
③实施促进产业升级、自主创新与延长产业链条的财税政策，培育与壮大民族工业和关键技术行业。
④树立科学的消费观，正确引导与促进国内消费。
(2)在有效稳定外部需求的基础上积极有序地转换出口结构及外向型发展战略。
在外贸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国际市场需求是客观存在的，是一个国家不容忽略且不可放弃的发展动力源之一。从市场微观层面看，只要出口有利可图，企业就具有扩大出口的动力，这是出口企业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当然，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在对待外部需求问题上必须正确处理外需规模与结构两大问题，尤其是结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反而会殃及国内经济社会发展。
当前，我国面临着外部需求下滑的不利局面，此问题的根源与国际金融危机有关，更与我们的出口结构亟待调整有密切关系。出口结构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自然选择所形成结果的具体体现，它的优化调整势必也将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而且不是政府单方面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需要坚持以企业和市场为出口结构调整的主体，政府可借助“市场倒逼”机制，给企业和市场适当加以引导，使政策引力和市场压力形成合力。在出口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群体性经营困难与大面积失业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和长期的经济发展，政府有责任予以干预与救助。
(3)中长期可供选择的财政政策选择。
①坚持公共资源公益化，反对泛市场化。资源、地产和垄断性的公共服务都是一国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对其征收租金和资源税，是一个国家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也是能否解决民生问题所需资金的重要选择。在我国，房地产的物业税尚未开征，不少资源以市场化的形式运营管理，没有被市场化的资源行业的社会分红比重有待提高，垄断性的公共服务所固有的潜在财政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流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国家财政的实力，也使得民怨难止，社会不和谐因素累加。比如，一些城市的出租车司机对上缴出租车公司的“份钱”数额意见很大，意味着出租车管理体制需要作出妥当的改革。总之，我们应坚持公共资源公益化，大力挖掘潜在财源，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物质基础，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公益化。
②高度重视与有效发挥粮食、石油等重要物资的储备功能，积极应对国际博弈。美国之所以能在全世界建立霸权，主要依赖于四大支柱：军事与科技实力；美元本位制；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农业和粮食战略。近现代以来，围绕着石油、粮食等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与储备，国家之间上演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博弈。我国应在财政政策的支持下，不断增强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能力，掌控相关商品定价权，以防受制于人；③应深入研究国际博弈背后的客观规律，为我所用，并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起伏开展不同类型的交易，稳定与增加粮食等重要物资的战略储备，严控进口型通货膨胀的输入，为改善政府宏观调控奠定良好的基础。
③在财政领域实现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以公正、均富为导向建立利民强国的财政体制。历史一再告诉我们，财与势不能号令一切。若要发挥出财与势的最大效应，关键在于建立一种公正、均宫的体制，由此酿成的民众心态必然是和谐、平稳的，在富贵面前不骄纵奢侈而能自享其乐，在贫苦面前不怨天尤人而能泰然处之，这种“同心同德”所具有的威力是难以用经济数据来衡量的，尤其是在危机到来时，能够保持经济和社会基本面的稳定，而不致被冲垮。④事实上，这种美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可以与市场经济并行不悖，既实现经济兴盛，又实现文化繁荣；既会生产，又懂生活，还可以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参考文献：
经济研究参考2009第7期
经济师2009第2期
世界经济研究2009第1期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我们花了40年建立起的经济体系，就被这个带有很多钱的一下子给搞垮了。
这个带有很多钱的就是乔治·索罗斯，以他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机者从5月开始对泰铢发动了攻击。并了这个多米诺骨牌。
泰铢、印尼盾、马来西亚元、菲律宾比索兑美元汇价狂跌；新加坡、韩国、台湾等亚洲三小龙也难逃此劫。
刚刚回归的香港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纽约道·琼斯指数、伦敦和东京的大型股市也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一泥潭。
这场空前的金融危机来势之猛、涉及之广令全球为之震惊！
在此，我们特推出这一系列，以飨读者。———编者
索罗斯血洗东南亚
小刘在某外企任职，因业务关系，经常往来于泰中之间，可是7月的一个星期三的早晨，他发现自己着实赚了一笔———1美元兑换的泰铢突然变多了。稀里糊涂的他还以为是银行的小姐弄错了。事实上，泰国人的国际购买能力在这一天锐减16．7％，一场规模空前的金融风暴正登滩东南亚。
1997年1月份，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商开始对觊觎已久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开始抛售泰铢，买进美元。泰铢直线下跌。其目的很明确：
搅乱东南亚金融市场，以图混水摸鱼，狠捞一笔。而东南亚一些国家房地产、外汇储备、金融市场管理的混乱与失控，给投机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吃柿子挑软的拿，索罗斯的如意算盘是：先从最不堪一击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入手，进而搅乱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最后攻占香港，以图造成他们无坚不摧的印象，击溃市场信心，引发“群羊”心理。索罗斯认为，只要击垮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其它国家就不可避免一个接着一个倒下，这就是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泰国，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
5月份，国际货币投机商开始大举沽售泰铢，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跌。面对投机商气势汹汹的进攻，泰国央行与新加坡央行联手入市，三管齐下，企图捍卫泰铢阵地，他们动用了120亿美元吸纳泰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离岸投机者；大幅提高息率，一番短兵相接之后，泰铢的地位暂时性保住了。
对此，国际货币投机商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他们的招数只有一个：筹集资金，狠抛泰铢。索罗斯开始节节挺进。与此同时，泰铢贬值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屡创新低。泰政府临阵换将，原财政部长庵雷·威拉旺被迫交出帅印，泰政府此举，犹如在波涛汹涌的湖面投下一颗重磅炸弹，菲律宾成了受害者，比索汇率开始大幅起落。
庵雷·威拉旺的黯然而去却未能阻止泰铢的节节失利。6月份，投机商开始出售美国国债，筹集资金，再度向泰铢发起致命一击。泰央行奋起还击。其时，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在太平盛世掩盖下的各种弊端一一暴露出来。为了稳定军心，6月30日，泰国总理差厄利发表电视讲话：“我再次重申，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发誓归发誓，偏偏其金融市场像个扶不起的阿斗。此时的泰国央行已弹尽粮绝，仅有的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早已花光。就在泰总理讲话两天之后，泰国央行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当天，泰铢重挫20％，7月29日，泰国央行行长伦差·马拉甲宣布辞职，8月5日，泰央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终于失守。
与此同时，菲律宾比索的软弱可欺使它成为投机商的另一狙击目标，菲央行曾尝试一周之内4次加息，并宣布扩宽比索兑换美元汇率的上落波幅，竭力对抗索罗斯。但大势已去，无力回天。7月11日，菲央行宣布允许菲律宾比索在更阔的幅度内波动，一时间，比索贬值惨不忍睹，实际上，这标志着比索保卫战的全面失守。
就像一个瘾君子，此时的索罗斯显然并未心满意足，他们四下出动，寻找可捕猎的下一个目标，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进入了他的视线之内。
马来西亚央行企图拉高沽空马来西亚林吉特的成本来阻止投机商的兴风作浪，印度尼西亚也入市支持印尼盾。但终挡不住投机商强有力的进攻，马币、印尼币对美元兑换比价一低再低。
邻国阵地的失守开始波及一向有“避难货币”之称的新加坡货币。唇亡齿寒，尽管新加坡也采取了诸如拉高利率等措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新加坡元兑美元的汇率还是持续下跌。
在索罗斯的强硬态势下，各国政府均感力不从心，已纷纷放弃了捍卫行动，开始屈服，一副任打不还手的样子。任由本国货币在市场中沉沉浮浮，另一方面，国际货币投机商更是有恃无恐，在东南亚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横行一时。
东南亚货币狙击战弄得人人自危，各国金融当局使尽浑身解数以免掉入这一泥潭之中，就连在此次风潮中一直作壁上观的美国也开始表态，美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说，他特别“感到不安的是”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由一个国家涉及到另一个国家，美国愿意帮助“受这次波动影响的国家”。
国际投机商咄咄逼人的气焰已使得国际社会对集体应付货币危机的认识正在加深。7月25日，中国、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特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等亚太地区11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和金融管理局高层代表在上海开会，会议结束后发出的声明表示，一个稳定的货币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亚太各国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研究，对有关国家提供新援助的措施协助成员国在必要时进行经济调整，这个消息对东南亚各国来说，至少让他们觉得在自己与国际货币炒家进行殊死搏斗时不再显得那么孤单。
8月5日，危机重重的泰国，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带苛刻条件的备用贷款计划及一揽子措施。8月11日，为拯救资金短缺的泰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持，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行长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承诺分担为泰国提供总共160亿美元（后增至167亿美元）的融资款计划，其中中国和中国香港都各自承诺向泰国借出10亿美元的贷款。8月21日，国际清算银行（BIS）宣布给予泰国总值33亿美元的临时贷款，以协助它渡过难关。
就在东南亚各国四处求援、积极谋划之时，国际投机商却销声匿迹，突然不再攻击。8月20日，东南亚各国货币汇率暂时回稳，东南亚各国人们均大大喘了口气：好了，风暴终于过去了！
就像暴风雨前夕的宁静，平静的外表下孕育着一片杀机，东邻各国显然欢乐还为时过早，新一轮的“狂风暴雨”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而已，令人无奈的是，这种宁静仅仅持续了几天；东邻各国还没来得及揩揩身上的血迹。8月底，又一轮令人目瞪口呆的跌势瞬间而至。这一次，却把东盟成员文莱也拉下了水。
至此，索罗斯一副得势不饶人的架势，剩勇追穷寇，再度集中火力扫荡东南亚。进入9月份，这场风暴持续肆虐已进入第三个月，外汇市场的颓势仍在继续。东南亚各国经济状况继续恶化。10月19日，泰国财政部长他农·比达亚也满腹惆怅卸任而去。
直到11月上旬，这场对东南亚来说噩梦一般的4个多月的黑色风暴才渐趋平静。据业内人士分析，这场动荡已告一段落。但对东南亚，特别是身处震源的泰国来说，弹冠可以，相庆却已苦涩难提。
无可奈何花落去
在这场危机中，受害最惨的恐怕非泰国莫属，猛烈的金融风暴把这个国家一下子砸到了谷底。而在此以前，泰国以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形象令人神驰目晕，一个小业主回忆说：“好像我们挺有钱，以至于每个人都着手准备去买奔驰。”他们热衷于海滨别墅，瑞士欧米茄、法国XO、德国奔驰、日本松下。像美国人一样，他们每年也潇洒地安排去欧洲旅行；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当你在曼谷郊外碰见一个乡下主妇，甚至街头叫卖的小贩，说不定就是股票大军的一员；“钱来得太容易了”，那时候，他们会以这么一种调侃的语气说正准备去欧洲旅行。可是现在，泰国人目瞪口呆地瞧着索罗斯之流从他们手里抢走原本属于他们的一切；家庭轿车被警察拖走、失业开始困扰自己、浪漫的欧洲之旅只好取消，孩子也只好转到便宜的公立学校……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这个家伙（指索罗斯）来到我们的国家，一夜之间，使我们全国人民十几年的奋斗化为乌有。”
遗憾的是,这些“阴谋论”除了让社会过一次戏剧性的虚幻瘾,其实际效果是,让本来就缺乏金融基因的社会错失正面了解金融的机会,“阴谋论”是智力麻醉剂,使人以为可以由此逃离现代经济,躲回传统。
相比之下,反倒是晚清洋务运动者,不沉浸于“阴谋论”的智力鸦片之中,而是从正面理清现代金融之威力,挖掘中西大分流中之金融奥秘。在当时知识和信息那么局限的情况下,连晚清的智者都知道,“强国梦”不是靠陶醉于“阴谋论”就能实现的,而是必须学几招、几万招,才有可能。19世纪末期,薛福成在《论公司不举之病》中指出,东西方之所以出现大分流,西方近代强大,在于他们有汇集大量资本、“集中力量办大事”、分散创业风险的金融方式,亦即公司与其可以广泛交易流通的股票。
从《价值起源》中我们会进一步看到,对东西方历史大分流做出过贡献的,除了薛福成强调的公司证券――股票,还有许多其他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当然,对这一结论,一些同仁或许有异议,因为正如本书作者之一威廉・N・戈兹曼介绍的那样,中国于宋朝发明纸币,也属世界上最早,而纸币是所有金融证券中最简单也最重要、最基础性的证券,因此,中国当初在金融创新上走在世界前面。那么,为什么后来中国会因为金融创新上与西方的分流,进而导致在其他经济与非经济领域的东西方大分流呢?宋朝之后,中国的金融创新基本停顿了,而那时的西方正处于中世纪的中期,他们在比纸币更为丰富的证券创新上变得特别活跃,先是于十三四世纪在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邦推出现代债券、基金,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金融创新大分流,并引发、激励出各种经济与社会制度的相配变革创新。
从现代金融于19世纪60年代进入中国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这期间,中国和世界都经历过数次金融危机冲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股灾与各类金融风暴、美国每十年左右的金融危机等。可到最后,不仅没有哪一次危机卡断人类社会跟金融的关系,反而每次都提升美国、中国以及其他社会对现代金融的依赖度,并进一步把各国间的经济竞争转变成制度竞争,制度竞争又最终以各国的金融发达度来具体体现。2007年-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百年不遇,冲击力的确不小,但最终不仅不会毁灭金融,反而会深化人类社会对金融的依赖。
金融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金融创新自远古就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并将继续带动其未来进程?《价值起源》两位编著者――威廉・N・戈兹曼和K・哥特・罗文霍斯特――选择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熟悉的金融品种作为金融创新案例,包括货币、纸币、债券、股票、基金、期货、期权等等,以此对金融的一般性道理进行展开。虽然我们对这些证券已经习以为常,但是,金融创新的背后隐含着什么样的人类历史、社会变迁的道理?在成千上万次的人类金融创新尝试中,为什么偏偏这些创新能够生存发展下来,而其他的却渐渐消失?仔细了解每种金融证券发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经济背景,将加深我们的整体知识,而且也为中国金融市场的下一波、下几波的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实际上,如果缺少现代金融视角,人们会难以看清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货币的起源同时是价值的起源。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不仅度量价值的工具、手段得以升华,而且使价值跨越时间、跨越空间的配置交换变得越来越便利。结果是,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得到拓展延伸,人类社会的总体福利配置不断得到优化,此即金融创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道理,也是《价值起源》所展示的金融逻辑。
摘要:过去几个世纪以来,金融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之关键词,金融领域的竞争正逐渐成为国家经济竞争的核心内容。纵观近代以来大国崛起,金融的支持无不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建设良好的金融架构往往是提升一国经济实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和发展战略。本文力图介绍美国在国家崛起时金融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并对大国崛起的金融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大国崛起;金融问题;资本市场 一、引言 美国在短短的二百年里不论在经济还是在科技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离不开美国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与逐渐成熟。如今,作为多极化世界中一极的中国,对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强劲影响力日益彰显,本世纪前50年,是中国发展、崛起的大好时机,所以我们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探讨美国崛起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并分析我国在崛起中将会遇到的金融问题。 二、美国崛起带来的启示 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28.7%,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这一年,美国则刚刚渡过了荒蛮战乱的时代,百废待兴。而在此前3年的一天,也就是1817年2月25日,在纽约曼哈顿岛南端的一个经纪人办公室里,28名经纪人齐聚一堂,成立了纽约股票交易委员会,这就是纽约交易所的前身。 短短的80年,沧海桑田,攻守轮回,令今天的人们唏嘘不已。在中国,十九世纪早期的清朝,虽然国力仍然强盛,但闭关锁国的国策,加之腐朽落后的体制,已使其走向衰败成为必然。而当人们走近历史的深处,会不无惊讶地发现,1817年那个似乎毫不起眼的纽约的股票交易委员会,竟然是一粒光明的火种。今天,当我们来探究美国经济起飞背后的驱动力时,没有人能够否认,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以及其他的体制创新,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今天全球各个资本市场和金融中心的博弈背后是大国的博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的博弈对大国博弈的结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当历史翻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残酷的一页,进入到现代经济竞争的时代,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美国资本市场在美国经济的又一轮起飞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在旺盛的民用需求的推动下,迅速发展了二三十年。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因为民用需求趋于饱和而进入了滞胀阶段。无独有偶,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但是,随后硅谷一轮又一轮的高科技浪潮,使得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而欧洲和日本等国今天还未能走出低增长的困境。在这一切的背后,华尔街功不可没。 令全世界最为瞩目的是,在过去的30年中,从计算机、半导体、生物制药、网络、纳米等所有的高科技产业无一不从美国兴起,并引领美国经济实现了成功转型。而欧洲和日本在高科技领域只能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依靠模仿拼命追赶。在新经济的潮流中,这些国家被美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论文关键词:次级贷款;金融危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论文摘要:始于2007 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化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它不仅重创了各国金融业,还不断向实体经济蔓延。在此背景下,及时梳理学术界对金融危机形成原因的各种理论观点,并运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透析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就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2007年4月爆发的次贷危机,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美国第二大次房贷公司)破产事件为标志,由房地产市场蔓延到信贷市场,进而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此次危机波及到全球,由于美国金融机构把次级贷款打包成债券,大量出售给国际投资者,包括我国的一些金融机构。而且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实体造成影响并促使美国调整宏观经济政策,而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美国的经济政策调整必然会跨越国界,传导到全世界,这必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因此,在此背景下正确审视这次金融危机,探讨其产生的机理和原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关于金融危机原因的探讨 关于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机理和原因,国内外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笔者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吴晓求教授关于“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和“周期说”的提法,将学术界学者的观点归纳总结如下: (1)制度说。“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大卫?科茨认为,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解除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国家严密监管的金融市场是非常不稳定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前主席不破哲三谈到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今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时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性质是金融危机与生产过剩的结合,其根源是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李鹏程指出,次贷危机的深
关键词：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8-0001-02
发轫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经历了在全球的蔓延和深化的荡涤之势后，似乎在渐行渐远。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审视关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种种观点，我们可以清晰的听到“马克思主义”所发出的声音。国际金融危机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热”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危机解释力，同时也提供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极具时代性的维度。在这一新的维度中，以科学的态度，清醒的分析、理性的认识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境遇，并面对“马克思主义热”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一、理性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和回应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以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阐述了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的原因，而且还用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周期性。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 金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有规律的反复出现，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这样论述：“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者是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做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生产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告诉我们，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其周期性爆发的内在因素引起的，尽管周期的长短和危机的程度因为各种原因和条件不断有所变化。那种认为周期性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消失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虽然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危机发生的周期性，但是他们的理论对于此次金融危机仍然具有一般的适用性。掌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造的分析工具，结合其他有关研究成果和当代时间不断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观察和处理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遇到的问题。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危机周期理论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分析，可以很清晰的看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解释力和回应力。面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力和回应力以及“马克思主义热”很容易产生以僵化的思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学者就高唱马克思主义的赞歌，甚至鼓吹马克思主义面对金融危机是万能的良药，这种态度是要不得的。就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释不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解释的是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但是此次金融危机是表现为虚假的有效需求旺盛，是信用扩张的结果。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治理危机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暂且不论观点正确与否，这种面对“马克思主义热”的“冷”思考是值得肯定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早期的信用发展，是对它的生产方式在一定范围内的扬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的繁荣。但是，在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阶段，金融领域的畸形发展，已经日益脱离了实际生产而自我运行，并越来越具有投机和的性质，“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这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所导致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美国的大批放贷机构在利润的驱使下，通过各种中介机构的协助，把大量的次贷转换成证券，发售给各类金融投资机构，而投资机构再将其变换成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出售给对冲基金和保险公司等。脱离实体经济的资产证券化的过度泛滥，结果竟然使起初只有1.5 万亿美元的次贷经过一浪高过一浪的“金融创新”之后，吹出了几十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泡沫，并给人以“钱能生钱”的虚幻，似乎只要倒腾一下那些令人神魂颠倒的金融产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有一切。最终，无论如何金融投机都逃离不出实体经济的决定作用，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引爆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追求，使之打破了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和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这样一来，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的金融危机理论还表明，资本主义国家以世界市场为依托，在世界范围内运用信用和虚拟资本作为其突破生产限制的手段，最终导致各国普遍地信用膨胀和生产过剩，从而使各国都具备了产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同时，这也为原本只是资本主义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危机向全球迅速扩散与蔓延提供了便利条件，并可能会因此演变成整个世界的危机，通常情况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愈强大，则其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就愈严重。
当今时代，世界市场早已演进成人们通常所说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或经济全球化，美国金融危机之所以会迅速演变成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导致的。首先，由于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国际金融体系的所有制度和政策几乎全部采用美国规则，因此，“国际金融体系实际上成了美国金融体系。”其次，一直享有世界经济“领头羊”之称的美国占“世界金融资产的34%、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25%、世界贸易额的11%”，因而当美国出现经济下滑和金融危机之时，必然会重挫世界主要经济体乃至全球的经济、金融领域。最后，美国一些金融机构利用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打包后向全世界发售，从而将世界各国金融机构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马克思经济理论引起西方国家的重视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没有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和回避态度，也很少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相关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却在西方国家出现了热销现象。西方国家的媒体也出现了一些正面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西方的左翼经济学家特别是各国共产党，则在他们举办的各类研讨会和控制的报刊、网站上发出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出现了日益走出低潮的趋向。梳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声音和观点主要有以下内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被认为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它的主要特征是全球性和全面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的必然结果。当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奉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金融危机直接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但是有观点认为，面对严重的金融危机，断定新自由主义已经破产还为时尚早，在资产阶级国家权力和金融资本双重力量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中了，因此现在离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也有报告指出，战后维持世界资本主义稳定的三大平衡都已经被打破：在经济领域，近二十年来日益加大的金融投机泡沫终结；在政治领域，美国一国独大的调控全球的局面正在被打破，多极竞争格局正在形成；在社会领域，贫富差距扩大到十分严重的程度。这些预示着资本主义正在进入危机阶段，面对这场危机应该争取社会主义前景。另外在国际金融危机被背景下，拉美左翼力量势头不减，也削弱了资本主义的影响，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力量。面对着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主义主义出现的种种向好现象，需要辩证地认识这种变化，辩证地看待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大潮汹涌的今天，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面临着如何应对危机的问题，面对着如何继承与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领导民众参与社会主义实践，使之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的问题。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虽然重创了资本主义，但是从总体上看，当今世界还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变更的主体力量，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共存的“一球两制”现象短期内不会消失。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具有严密的逻辑力量和科学的预见性，对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形态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是十分巨大的，它也必然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的做出调整，以适应变化的时代语境。我们需要对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做出新的分析，得出新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一方面强化了它的生命力，但是又给它带来了更多的否定的因素。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整虽然并不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但是随着这种调整的不断推进，资本主义社会中长出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扬弃，同时印证了人来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这个过程是资本不断调整走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程，同时也是更加贴近马克思恩格斯论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乐观的预见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在人类的发展历史过程中，理论的发展和实现总是既有高潮也有低谷，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仍然处于比较低落的时期。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马克思在国际上的动态表明，马克思主义被没有被遗忘，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不断暴露，马克思主义必能依靠自己对于现实的解释力和理论的包容力以及对未来的预见力，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加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M].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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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胡 钧，韩 东.国际金融危机与备受瞩目的“中国模式”[J].经济纵横，2010（3）.
[关键字]美国金融霸权 意识形态 理论分析
金融霸权(Financial Hegemony)概念最早见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研究霸权对于国际货币体系作用的文章中。1973年,金德尔伯格在其专着《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首先提出了关于金融霸权的理论之一“霸权稳定论”。“金融霸权”概念经过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学等各领域学者的发展,已经体现出诸多内涵。通过对各学科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中我们认为,金融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其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在其军事、政治和其他经济霸权因素的支持下,拥有的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支配性控制权的结构性状态。美国金融霸权建立在两个现实基础(即两个支柱)之上,即国内完善的金融体制和强制性的对外金融扩张。
一 美国金融霸权的表现
金融霸权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现实中它表现为多方面优势并存的状况。美国金融霸权直观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美元霸权
上世纪40年代,国际经济规模大幅度增加、美国经济实力霸主地位确立,直接催生了具有“双挂钩”特征的新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也随之产生。与战前英镑的地位不同,美元与黄金保持1:35的指定平价,此项机制在美元独霸地位的建立之初就蕴涵着未来必将发生的美元危机,即“特立芬难题”。经历了1959、1968年两次美元危机之后,美元相对黄金贬值的势头显然已无法挽回。直到1976年,《牙买加协议》才从名义上对布需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进行了形式上的确认。
美元霸权的巨大收益才是美国选择建立而又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考量,这种收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收益;(2)国际铸币税收益。非居民持有的美元现钞年增加额、美元相对贬值或美国国内通胀和美国国债低利率引发的财富隐性内流,这两方面均属美国所占有的国际铸币税收益;(3)赤字消费收益。美国所极力推行的全球金融一体化保持了其剧增的收支逆差,正如Hudson指出的:“若没有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为联邦债务的增长融资,这会具有通货紧缩的效应,转而迫使经济量人为出。但是,在国家债务的增长由外国央行提供融资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逆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牙买加体系时代及其之后,美元霸权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增强,80年代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剧增催生的“广场协议”、现阶段中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都向世人“彰显”着美元霸权的现实影响力。
(二)国际组织强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当今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两大主导性机构,在国际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合作和支持后发国家改革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对于IMF来说,持续性的借款职能意味着必要且持续性的监管,由于基金组织所借以运行的经济政治环境极为复杂,所以针对IMF的改革议题也将同样的不易解决。现实中令人悲观的是,美国与西欧控制的两大机构直接为西方集团利益服务。IMF在贷款条件的设定毫无遮掩地显露出西方国家推行自身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险恶用心,而悍然置借款国当地具体经济状况与不顾。我们认为,国际货币领域中各国不同的财政金融诉求应该得到充分顾及,各国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表决投票权应该得到妥善协调。
(三)华尔街模式
20世纪,华尔街的繁荣直接推动了美国争夺世界经济强国的进程,实体经济金融化是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主要使命。美国金融部门迅速扩张始于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强调成员国央行对国际金融事务的控制,采取“国际金融抑制”严格限制私人金融部门参与国际金融事务。世界领先的美国私人金融机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开始了其全球范围的扩张行动,形成了可以左右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强力集团。美国金融资产规模庞大,金融体系以强大的资本市场为支撑,以摆脱传统商业银行为主的运行模式,以直接融资为主,呈现出“脱媒”的特征。 美国在全球推行其华尔街模式,依靠强大的制度性力量尽可能的统一各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从而依靠在资金、服务、人才和意识等均呈现明显优势的华尔街影响各国金融业发展甚至国家整体经济走势。各国金融机构内部部门设置、金融体系构成呈现出美国化趋势即为明证。
二、美国金融霸权的本质
针对意识形态,国际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诸多学者都有过理论化的阐述。综合各种理论及目前现实,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依赖于经济基础形成的一种代表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它体现出群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特征。
“美国特殊论”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直接来源,所谓美国特殊论是指这样一种观点:美利坚民族承担着建立民主自由样板国家的特殊使命,并且有责任在国际社会广泛推广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正是基于此,意识形态的输出自然就会成为盛行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意欲蔓延或可采取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着难以忽视的紧密联系,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对次有过深刻的描述:“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国家利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
在理论层面上,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寻求全球性的古典自由放任;在实践层面上,极力推行着一场有利于西方国家国家利益的社会经济转型运动,“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均可被认为是其新自由主义付诸实践的试验场。实际上,处于中心地位的美国金融资本,需要统领全球要素,保证世界资源毫无阻拦的流向处于霸权“旋窝中心”的美国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新自 由主义金融扩张理论的吹鼓者,并从中获取巨大收益。
三、结语
目前世界公认的三个世界城市，无论是纽约、伦敦还是东京，都是在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中国要用40年的时间建设成为世界城市，一方面必须解决世界城市建设中的诸多困难，同时还要尽量避免出现贫富差距加大、生态环境恶化等老牌世界城市出现的共性问题，这对北京显然是一个双重考验。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最被诟病的就是建设上的千城一面、缺乏个性，反而丧失了许多城市的自身特色，而在我们以纽约、伦敦和东京作为建设世界城市的参照坐标时，又如何防止北京成为这些城市的“拷贝”，走出自己的世界城市之路?
东扩的产业集聚效应会否差强人意?
东扩方案已经尘埃落定的CBD，将成为北京最早与世界城市目标对接的区域，
北京CBD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刘春成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有两个非常强的功能需要同时解决：一方面作为首都，北京是决策和交流的中心，需要有非常完备的民生支撑体系，有非常好的文化教育和体育的资源，另一方面北京以后肯定将成为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超大型城市，必须用最小的城市资源来解决好这样一个大都市的经济发展需求，而CBD作为高端产业发展功能区，它能够较好地解决以上两方面既相辅相成，又可能激烈冲突的两大需求之间的矛盾，
在今年3月召开的2010年世界城市建设国际论坛上，也特别针对世界城市背景下CBD的发展以及与CBD息息相关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行了专题研论，显然，主办方是将CBD视为北京当前建设世界城市的关键着力点，
数据显示，北京CBD中心区仅3.99平方公里，即使东扩之后也只有7平方公里，占整个北京市区面积不足万分之六，占城区的面积也不足百分之四，如此小的面积却入驻了包括15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内的15000多家企业，聚集了200多家国际金融机构、超过3000家国内国际一流传媒企业，以及超过北京整个城区70％以上的国际商务服务机构，
在刘春成看来，正是集中了这些资源，使北京CBD能够有很强的经济辐射能力，而且这个区域通常是国际投资进驻中国的第一站，是投资金字塔最顶端，通过在这个区域进行总投资，然后在北京其他区域产生第二次、第三次投资，
显而易见，北京CBD的建设，将对北京市能否成为一个具有未来引领作用的世界城市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然而对于北京CBD的建设，也出现了很多令人担心的现象，在作为城市开发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受CBD东扩效应的影响，区域内的高端住宅价格不断拔高，目前均价已经逼近5万元／平方米，最高房价接近7万元／平方米，不过与此同时，区域内写字楼的空置率却在攀升，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报告显示，2009年CBD的空置率为28.6％，CBD周边地区为25.1％，西部的金融街空置率仅为6.0％，中关村也不过为8.9％，而2010年北京甲级写字楼新增供应量预计达70万平方米，其中60万平方米分布在CBD及其周边地区，
在CBD写字楼空置率不断攀升背后，是企业入驻需求与市场供应的明显落差，这也不由让人担心，CBD东扩之后，是会产生更大的产业集聚效应来缩小供需落差，还是会因市场供应的进一步放量而拉大落差?虽然受访者都对CBD东扩表现出坚定的信心，但国外发达城市的CBD现状却与正在东扩的北京CBD形成了鲜明对比，据了解，国外发达城市的CBD一般都不超过4平方公里，一般只有一两条街道和200～2000万平方米的建筑规模，比如纽约曼哈顿的华尔街就不足1平方公里，却集中了几十家世界级大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以及100多家跨国巨头总部，
另一个与CBD密切相关的话题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北京市朝阳区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常树奇向本刊记者表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要以CBD东扩为契机，加快促进北京CBD和金港金融园区的协同发展，推进国贸中心、环球金融中心、华贸中心三大金融聚集区的建设，
不过与此同时，与CBD相距数公里的北京金融街也正致力于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入驻，打造国际化的金融中心，中关村科技园区也在打造包括科技、商务和金融在内的综合功能，由此带来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北京需要的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国际金融中心区域，还是多个金融聚集区的差异化竞争?如果是后者，又如何体现出这种差异，避免定位的同质化?
对此，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认为，不必担心北京不同区域的金融聚集区之间的竞争，应该从更高的战略层面来考量如何让北京、香港和上海联手打造全球性金融中心，因为无论从目前的态势和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来看，三地都无法独立地成为与伦敦和纽约相抗衡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且中国的地域广阔，经济结构有很大的差距，有供多个金融中心成长的空间，
丁志杰的观点在世界城市的建设上有过先例，纽约是全球性的金融中心，但是华盛顿也是重要的金融决策中心，加上芝加哥、旧金山等7个城市，共同组成了美国的金融中心，
不过丁志杰也特别提出，多个城市金融中心的建设需要政府的引导，必须通过总体的规划和布局来实现这种优势的互补，而且从北京的金融服务业发展来说，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处于领先的地位，未来北京将发展成为与世界城市定位相符的金融服务中心，
如何走出自己的世界城市之路?
虽然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还有国际商贸中心建设、京津冀都市圈联动等其他着力点，但更多的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对北京的文化软实力给予了高度关注，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世界城市不是通过某个国际专家委员会投票产生，也不是由某个权威国际组织选举确定，而是大家公认的，“因此建设世界城市总体上来讲，就成了一个认知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和软实力的问题，我认为文化软实力才是一个世界城市的灵魂，”
中国外交学院前院长、欧洲科学院副院长、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吴建民也向本刊记者指出，北京有很多建筑具备了国际化水准，这是北京现代化的一面和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基础，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总要有一些其他地方没有的自身特色，吴建民认为，这个特色的核心就是文化，同时也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核心，
北京的文化软实力吸引了不少国际国内知名人士的共同关注，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大家担心北京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被现有的世界城市同化，丧失了自己的特色，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一定不能‘翻版’纽约、伦敦、东京，必须充分发挥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软实力，”龙永图向本刊记者强调，
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王伟光也表示，中国拥有5000年的文明发展史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决定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模式不是复制一个伦敦、再造一个纽约或者克隆一个东京，而是要以深厚的中华文明沉淀为依托，吸收融合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建设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独特人文魅力、丰富文化内涵和高尚文化品位的世界城市，
众多受访者都向本刊记者坦言，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城市都十分重视GDP等硬性经济指标，但是对自身的文化特色重视得不够，保护得不够，北京大学副秘书长、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规划专家委委员杨开忠就坦言，目前北京对建设全球的命令和控制中心、金融中心、科技中心已经给予了高度重视，但是如何将北京打造成为全球的文化中心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
如何打造北京的文化软实力?龙永图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设想，他建议，可以成立一个世界登长城者协会，把过去曾经登过长城的前总统、前总理、王公贵族、社会名流都组织起来，宣传长城文化；还可以在故宫里搞一个北京故宫文化论坛，联合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等国际知名博物馆，打造世界级的文化高端论坛，
与因斗牛节而闻名的西班牙和因狂欢节而著名的巴西圣保罗相比，北京目前还没有这样能吸引世界眼球的文化活动，龙永图就此提出，可以将北京一些全球知名的历史古迹作为载体，创造性地开展一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活动，打造北京的文化影响力，“比如以天坛的大礼、地坛的庙会作为基础，在规模和形式上给予创新，使它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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