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历史中寻找乐趣
在香港成长的萧国健博士，自小即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大学时代在香港攻读中国历史，拿下学士学位之後，又攻下中国（香港）历史专业的博士学位，毕业之後走向了历史研究之路。
最初，萧国健博士专门研究汉代士人在朝廷的发展情况，因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太大，只能从图书馆里的正史、野史、传说、文学等内容的相辅解读人物，工作内容相对来说有些单一，其研究方式在之後发生了转变。80年代，他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在此转至研究华南一带的历史文化，特别是由於当时的香港历史研究工作仍处於空白状态，从而引起他的注意，一门心思钻了进去，专攻香港历史。与此同时，1982年中英谈判开始，1983年《中英联合声明》签定，从而相关部门也将整理香港历史提上日程。由於当时多种因素，在《中英联合声明》签定以前，没有学者对香港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由此正步入此领域的萧国健博士受政府聘请，负责起相关方面的历史整理、归纳和研究，成为最早研究香港历史队伍中的一员。
据萧国健博士回忆，在研究香港历史之时，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发展。进入该领域之初，所有的资料都需从零开始整理，能取得的资料大多为英文且数量极少，“香港历史主要集中於明清时期，在清代时属新安县管辖，与深圳、东莞等地紧密联繫。”於是萧国健博士便配合深圳、东莞历史发展的角度，以理清香港的发展脈络。
1990年4月4日，《香港基本法》正式通过，象徵移交後的“小宪法”得到落实，萧国健博士转变思路，“研究工作不单是从文献上看香港发展，而是从考古学角度来看香港发展。”他认为97香港回归之时，更应当提出香港与中国之间的关係，以配合庆祝香港回归之契机，加深香港市民对祖国的认同感、归属感。在当时，《香港新界乡村之历史与风貌》即编著成册，与市民见面。
1993年至1995年间，萧国健博士开始转至考古式研究。喜欢在专业领域中有所突破的他，有着这样的理念：研究历史不只是查资料这一单线条发展，而应是立体式的研究方式，从坟墓、庙宇、铭刻文等历史痕跡中找到答案。从而，萧国健博士从一般的普通历史研究的条条框框中跳出来，走到了更宽的领域之中。当时内地的考古学仍处於起步阶段，深圳还未曾设立文化局和博物馆，萧国健博士便利用靠近内地的优势，与深圳等相关部门取得联繫，互相交流，共同下乡做文物考古等调查工作，同时还参与了深圳博物馆从零到有的建设工作。
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回归以後，香港人当家作主，更有必要了解本港及与中国之间的历史。”在此期间，萧国健博士推行香港本土化历史教学……2009年，政府颁授萧国健博士荣誉勳章MH，以表彰他多年来在推广香港历史领域里所做的贡献，並称之为“研究、推广香港历史之先驱者”。
香港从来不是独立体
在研究的过程中，萧国健博士愈来愈深刻地感受到，香港不是一个独立体，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紧紧关联。“在港英时代，对香港的历史不太重视，就因为不重视，我们才更应该研究，保存我们自己的文化。”自1993年开始，他将自己的论点置於：香港的发展与中国发生的重大事项有什麼关係呢？围绕这一问题，他展开了深入的探索，最後得出结论：假如没有中国自古以来的战事纷扰、政局变动，就没有今日之香港！
为此，萧国健博士述说了几大事项：如果不是辽、夏、金、蒙古等之入侵，就没有中原人士後裔流落香港；如果不是1911辛亥革命後之军阀混战，就没有广东等地大量的富人逃亡香港，聚集起最初的香港财富；之後新中国成立时期、内地“四清运动”、“”、等等，使得文化、经济、技术等多方面人才的涌入，推动了香港的发展；至1995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直接促使了香港回归的落地成音。回到现在，香港的楼市亦受到内地资金的推动，“如果没有内地经济的快速发展，香港房地产没有今天的繁荣，特别是近几年的香港发展，更是论证了这个论点，当然不排除香港人自身的奋斗拼搏。”他期望香港所背靠的祖国，能相辅相承，共同兴盛发展。
在历史的版图里行走，萧国健博士许多年坚持下来，愈来愈觉得香港市民了解历史的重要，於2000年间提出了通识教育，这与当时一些人的想法不谋而同。最初，香港的各学校虽设有香港史，但未单独设科，而是融入西方史，合称为世界史。萧国健博士认为，各大中小学都应设有香港史，但如何设立香港史仍处於摸索当中，“香港史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思想。在我做研究的三十年内，不停有新的东西在发展，因此在未来，香港史的设立还需从多方面进行考究。”
不问收穫 只求耕耘
“我喜欢各国美丽的风景，最喜欢欣赏各地的古跡。”喜欢旅行的萧国健博士，常带着对世界各地古跡的好奇心，遊览了多个国家。例如他曾前往神秘的以色列，探究以经商而闻名世界的民族——犹太人族群，“犹太人的国家为何一度消亡又复而建立，其中必定有他们的原因。分久再合，合久再分，我们中国、希腊也有同样的问题。”对类似问题的探索，萧国健博士从来不失发自内心的热情。
抱以一种“不问收穫，只求耕耘”的态度，萧国健博士对探讨人文的脚步从不因外界而停止过，还曾跟两位外国学者合作研究印尼华人在印尼的生存状况。“我与一名德国学者、一名法国学者三人，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研究印尼华人为何在多次排华之後仍在那片土地繁衍生息等多方面的生活情况，编成《印尼华文碑铭彙篇》。”十年寒暑光阴，萧国健博士在为获取资料期间，曾冒着生命危险於排华时期进行研究，功夫不负苦心人，最终他们的研究成果於新加坡顺利出版。虽说这套书籍现时不能在香港及印尼发行，但是他相信在将来五十年甚至一百年，这套书籍会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再重现当时印尼华人的生存状况。
与研究历史同步的是，萧国健博士亦一直从事着历史教学，是香港珠海学院中国历史研究所教授、香港珠海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珠海学院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他陆续出版了《香港之海防历史与军事遗跡》、《香港古代史（修订版）》、《香港地方史研究》、《九龙城史论集》、《香港的历史与文物》、《香港市区文化之旅》等三十多部著作，还发表了六十多篇论文。因对香港历史、古物古跡有着深入的研究，萧国健博士多次获香港各大电台、报社的採访，向本土乃至世界传达香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奋斗故事。
从天主教普泽小学教师，到天主教圣贞德中学学位教师，再到香港政府辖下葛量洪教育学院及罗富国教育学院学位讲师，及至香港浸会大学社会科学院教育学系大学讲师，他从来没有间断过教育工作。
从华中师大港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到香港浸会大学“疑难为本学习”教学与研究计划执行总监，再到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院友会主席，及至国际创新解难学会会长，他从来没有间断过为社会服务。
他就是久享盛誉的著名教育工作者――叶国洪博士。
书香门第，爱国世家
“一门七进士，父子三探花”。这句话出自古龙笔下。大抵家世显赫、望族名门，皆不出于此。叶国洪博士一家亦如是，父亲和母亲均是国立中山大学毕业，曾执教于国立中山大学，因抗日战争而往返香港与大陆之间任教。而他自己本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现在成就斐然，可以说，叶博士出自书香门第，礼仪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刚开始美国不插手战争，却大发战争横财，同时，吸纳世界各国的人才为己用。叶国洪博士的母亲从国立中山大学生物学系毕业后，一度收到美国方面的邀请，希望她可以在美国发展。当时，由于叶国洪博士的父亲不愿接受美国方面的邀请，而母亲向着父亲，同父亲一样，都想为自己的华人社区作贡献，所以，也毅然回绝。此后，他们把所有精力都放在香港的教育事业上，培养了许多人才。
很小的时候，叶国洪博士就随父母来到香港，在香港读完小学，中学。人生往往面临很多选择，如同父母亲一样，因为爱国，在大学的专业选择上，叶国洪博士毅然选择了强调发扬中华历史文化的历史系。这是一生的选择，正如同他的初衷一样，此后的一生，他都在“历史”里奔走，以“历史”为引，将自己的爱国思想灌输到每一个学生的心里。
叶国洪博士自己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香港，但是他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以后的国籍只有外国籍，因此放弃了这些机会。现在，孩子因应自己的兴趣，也秉承了其父的志愿，在香港大学攻读完电子工程后，留在了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进修机械翻译课程，并从事相关文教活动。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
2004年9月16日，在香港这片土地上，飘出了叶国洪博士的声音，香港电台《家家有教》节目邀请叶国洪博士做客。这一天，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学习方法――“疑难为本学习”法。
“疑难为本学习”即是让小朋友学习寻求解决疑难的方法，并且判断各种解决办法的可行性。许多教师都习惯一个问题只为小朋友提供一个标准答案，而叶国洪博士相信要训练学生的解难能力，必须培养小朋友的扩散性思维。他建议老师在设计问题的时候能针对现实的处境，紧扣学校的课程，贴近生活，好让学生能将所学应用到解决实际生活所面对的困难中。
叶国洪博士无疑是很成功的。他在历史的教育上，也系统地用到了“疑难为本学习”方法。历史往往凝聚着深厚的爱国情感，只有弄清自己的历史，才能够知道自己的源，知道自己是华夏子孙。因此，在历史教育上，叶国洪博士主张爱国主义不能仅仅停留在宣传的表面。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叶国洪博士让学生自己回去查自己的族谱，并且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了解自己的祖先；第二，问自己是什么人，什么国籍的人；第三，如果你的亲戚不愿意做中国人，你怎么对他说话呢？在三十几所中小学里，围绕这几个问题的比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样，就让学生明白了，为什么要爱国，为什么要重视自己的国家。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那么，怎么样更好地传道、授业，为学生解除疑惑？2005年11月10日，叶国洪博士再次走进《家家有教》节目，这一次，他带给学生们的学习方法，是“专题研习”学习方法。
“专题研习”务求全方位引导小朋友学习一个跨学科题目。“专题研习”的目的是训练学生独立思考、掌握资料、提出个人见解。叶国洪博士曾到过五所学校作环保考察，其中一间学校把污水问题写成硕士论文般深入。对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教育的弊病。学校究竟需要小朋友做什么呢？他认为“专题研习”的学习重点不只是解释某个专题，不是上网找资料，而是注重启发小朋友的创新思维、高阶思维和解难能力。家长应鼓励小朋友以自己的角度来推理他的理论，因为童真往往是最难得的。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意即是不会教的人要首先学会教，会教的人要学会不教。这是叶国洪博士综合前人成果在教育方面提倡的又一个著名的观点，理论界称之为“鹰架理论”。它提供了一套如何诱导学习高阶思维的构架，它建议引导学习者从已知的领域走进未知的范畴，以及将个人的能力提升至潜在发展的层次。在此过程中父母亲及老师只担当辅助者的角色，给予提示让孩子自行探索如何解决问题。
虽然在很早的时候，苏俄心理学家维果斯基就提出了“鹰架”的概念，认为人的认知发展分成实际的发展层次以及潜在的发展层次，但是这个概念对于指导学习方面依然很模糊。叶国洪博士更注重理论在实践当中的应用，他潜心研究，在“鹰架”概念的基础上，更上一层，“鹰架理论”得以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在教育领域，叶国洪博士永远行得比别人先，永远行得比别人远。他从来没有满足现有的成绩，没有在耀眼的光环面前停下脚步，接受观众的喝彩，而是澹然的开始另外的研究。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正是因为这种心境，叶国洪博士返璞归真，意识到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他说：“青少年问题，不能等到上了中学才教，应该在幼儿园、小学的时候就要教他纪律的问题、道德的问题，不能等他上到中学、大学才学，那样会很费力。”
因为历史研究，叶国洪博士的眼光总是放在全世界。他在研究韩国、日本、德国等许多国家的时候，发现这些国家很早就有胎教，但是在香港却很少。“德国有很多神童，他们都是胎教的。”叶国洪博士说。胎教的秘密在他的研究下逐渐解开，很多儿童杂志争先访问叶国洪博士。有几家杂志的读者运用叶国洪博士的方法胎教，现在孩子很聪明。
历史的推动者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早在大学求学的时候，叶国洪博士就表现出了对历史、对时局、对国家的深深关注。上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在谈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为事情争执不下。在这样的时局下，当时尚在大学读书的叶国洪博士发起了保卫的文明合法运动，为祖国领土完整奉献着自己的热情。
叶国洪博士同时也是当时“反贪污运动”的领袖人之一（香港天主教大专联合《曙辉》月刊总编辑）。因为反贪污学生运动，港英政府后来成立了独立的廉政公署，他可以说是改变了一段历史。叶国洪博士坦言：“当时的运动冒着随时可能被抓捕的危险，实际上我几乎被当时的港英政府秘密的拘捕。只是我们坚持的是守法、文明的运动，是支持政府而不是让政府感到为难的学生运动。”
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之后，叶国洪博士开始了历史的教学工作。当时港英政府想把中国历史合并在社会科学里，很显然，这一番举动就是想让学生减少对中国历史的学习，从而减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叶国洪博士坚决的发出了反对的声音，最后港英政府放弃了合并。叶国洪博士对历史的影响，可见一斑。
我的字典里没有退休
前苏联伊凡•巴甫诺夫是经典性条件反射的提出者，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生理学家。巴甫诺夫说：“科学需要一个人贡献出毕生的精力，假定每个人有两次生命，这也还是不够的。”叶国洪博士甚为推崇，他笑言：“假如给我多一次（生命），我也要多一次。”
叶国洪博士一生从事教育研究，把教育当成了一辈子的事业。他说：“我的字典里没有退休两个字。有工作才有成就感，如果没有追求的目标，我会很快死掉。”叶国洪博士这一生都在不断的进步与奉献中，当真自强不息，不枉此生。
（万正道程书香）
在搞好本科教学的同时，特别注重博士生、博士后及硕士生的培养。清华要求本科生与硕博生的比例是1比1。清华美院美术学原二级学科2003年建立博士点,在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当代艺术研究及公共艺术研究等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以张仃、袁运甫、杜大恺、刘巨德、陈丹青、包林、陈辉、刘临等教授为导师,在全国率先招收绘画艺术创作与研究的博士生,培养了绘画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的高级人才。2000年,清华首先由张仃、吴冠中、袁运甫、杜大恺、刘巨德、陈丹青等教授开始招收“绘画博士”时，当时曾引起非议和讨论,并受到有关兄弟院校的反对,现经过十多年的博士生招生培养,已毕业约50名绘画博士研究生,他们分别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厦门大学等单位工作,在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果。清华建立起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复合型博士生培养的教学机制,而原反对清华招收绘画博士生的单位也开始招收绘画博士生。现有中央美院、中国美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等单位均在绘画博士招生与培养方面积累了经验,适应了社会文化与高等教育发展对高层次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人才的需求。清华近年又以李象群教授和许正龙教授为首,开始招收与培养雕塑艺术创作与雕塑理论相结合的博士生的新的尝试。与此同时,清华美院自2003年建立美术学博士点后,在美术历史与理论研究方向招收和培养博士生。2004年国家批准清华设计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现已招收和培养了近五十名艺术学博士后人员,开展艺术学相关课题的科研工作,取得了相应的科研成果。
2011年，经国家批准，艺术学由原来文学门类下属的一级学科上升为和文学门类并列的艺术学门类，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艺术学门类下属美术学、设计学、音乐舞蹈学、影视戏剧学及艺术学理论五个一级学科。这次学科升级和调整，为艺术学各部门的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同时艺术学各部门及艺术学理论如何发展，取得新的创造性成果，也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这在世界上也是首次出现，对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各个层面，如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教学与科研及学科建设方面还有诸多工作要做。我国在民国时期兴办艺术学院，以美术和音乐为主，主要培养美术与音乐创作人才及师范教育人才，如上海美专、北京艺专、国立杭州艺专，都主要培养国画、西洋画、雕塑等创作人才及美术师范教育人才，均没有设理论专业。但为各专业开设有中国美术史（或中国绘画史）、西洋美术史（或西洋绘画史）、及艺术概论、美学等主要艺术史论方面的理论基础课。有的综合大学哲学系偶尔也开设艺术理论或称艺术学课程，如南京的中央大学宗白华先生在哲学系开设过艺术学的基本原理课程。新中国成立后，在民国时期艺术学院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艺术学院，仍以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电影创作与表演为主要教学任务，直到1957年，中央美院才成立第一个美术史系，开始招收美术史论方面的本科生。1983年，中央工艺美院成立艺术史论系，开始招收工艺美术史论方面的本科生。中央音乐学院开始招收音乐学方面的本科生。“”结束后，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艺术类硕士研究生招生，创作与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均同时进行，而在艺术博士生招生和博士点审批方面，主要是理论方向，如美术史论、音乐学等，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的硕士、博士生，现已在高校和研究机构，文化教育部门发挥重要作用。目前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有了以上的学科发展基础，这使我们艺术学理论学科有了良好的学科根基。无论是美术史论、音乐史论本科生招生培养，还是美术学、音乐学、设计艺术学等学科的硕士、博士生培养工作，都为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教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的文学学科和哲学学科有深厚的历史传统。民国时期的综合大学都设有文学系和哲学系。新中国的综合大学，文学和哲学都是人文社科的主要系科。我国古代的诗论、文论有丰富的文献资料，且诗、书、画常常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所以诗文理论和书画理论呈现出互补互证的状况，如南朝齐梁时期有钟嵘的《诗品》，谢赫的《画品》、庾肩吾的《书品》，诗书画三品同时出现，相映生辉，这说明我国古代的书画理论和文学理论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文学理论常常用“文艺理论”加以代替。在中国文学一级学科中，现在所设的二级学科“文艺学”，在1950年代至80年代，我们都称为“文艺理论”，即使现在的“文艺学”，也没有称“文学学”或“文学理论”，而是将“艺”包括进来，称为“文艺学”，这个名称说明，无论是“文艺理论”还是“文艺学”，在研究文学理论时，都是注重对艺术理论的关照。反过来，我们的艺术学理论研究也要关注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在我国文艺理论或文艺学研究已有很好的基础和丰硕的成果，常常在文学艺术思潮与理论的研究中，文学理论处于前卫状态，他们在观念、思想、方法上常走在前面，值得艺术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加以借鉴。所以艺术学学科虽然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但不要绝对分开，借鉴文学理论的成果来发展艺术学理论，对艺术学学科建设是大有益处的。况且诸如戏剧戏曲理论、电影电视艺术理论，都是文学学科和艺术学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所以在中国文学理论和艺术学理论的联系，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我们要续接历史而不是割断历史。
艺术学和哲学美学的关系亦很密切。西方的美学学科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但仍从属于哲学。后来德国美学家马克斯•德索想将艺术学从美学中分离出来，单独建立艺术学，但艺术学和美学哲学仍割不断。黑格尔曾将美学称为艺术哲学。哲学要研究人的思维和意识精神活动，主要有三大块，一是认识论；二是宗教论；三是艺术论。艺术是人的精神创造活动，是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往往大哲学家也是艺术学家。而美学更要研究艺术创造与艺术鉴赏和艺术作品的审美特征，艺术是人类和自然审美关系及人的审美理想的最高表现，美学如果不研究艺术，其领地就所剩无几了。所以朱光潜先生要求不通一艺莫谈美。北大几位美学大家对艺术都有深入研究和深刻的思想。宗白华、邓以蛰对中国书画艺术的空间意境和审美形式有精辟见解，朱光潜认为其代表作不是《文艺心理学》和《西方美学史》，而是《诗论》，宗白华、邓以蛰的学生刘纲纪结合中国书画来研究中国美学史，著有《谢赫六法论》、《书法美学简化》、《书法美》、《文征明》、《黄慎》、《龚贤》等书画研究专著。他们能从哲学与美学的高度来审视艺术学问题，提高艺术学的理论思维能力。在我国，艺术学学科和美学学科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在美学研究中也离不开对艺术问题的研究。我国综合大学哲学系及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或文学系中，往往都设有美学教研室或美学研究室，从事美学研究有一大批学者，他们对中外美学史及艺术理论的研究均有可观的成果。因此，我们从事艺术学理论的同仁应加强同哲学美学学科的联系，以期在哲学美学思维方法、思想观念上，借鉴其研究成果来发展艺术学理论学科。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艺术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和西方航海扩展相伴，西方的一些科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社会学家与艺术学家，对一些新发现岛屿上的土著民以及南太平洋、非洲的原住民进行科学考察与人类学调查的同时，对这些土著民族的艺术活动也进行了考察，他们运用了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考察了土著民族的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取得一些艺术学研究成果，诸如德国学者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法国学者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等，艺术学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发展，正是靠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和艺术人类学来推动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应考虑交叉学科对本学科发展的作用，注重运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等学科的方法来进行艺术学的研究，开拓艺术学的研究新领域。我国当代艺术学家张道一先生就十分重视将民间艺术研究同艺术学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取得突出成果。他的博士、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教授在民间艺术学研究和民间美术收集整理方面也取得一定成果，出版了《民艺学论纲》等多部专著，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还建立了民间美术博物馆，这都为艺术学理论研究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在我国，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虽只有二年，艺术学（理论）作为原艺术学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也只有十多年，但艺术学理论在我国现在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它和艺术各部门艺术理论，和文艺学、哲学美学都有密切关系，同时和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也紧密相连，艺术学相关学科的发展也为艺术学理论提供了借鉴，所以艺术学理论生长的生态环境是良好的，且有我国古代诗论、乐论、书论、画论、曲论之丰厚的学术传统，只要我们肯下功夫，潜心研究，艺术学理论新成果是指日可待的，学科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前景是光明的。在艺术学理论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还要进一步探索。首先在本科生培养方面，原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没有下设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所以无法招收本科生。现艺术学理论升为一级学科后，仍未设本科专业，因此在本科培养方面，艺术学理论还是一个空白。
现其他部门艺术学科大部分都设有理论本科专业，如美术学（美术史论）、设计艺术学（设计史论）、音乐学（音乐史论）等，相对来说，这些本科专业课程设计及教学体系较为完整。近年有关艺术学院根据社会需求又自主新开设艺术管理本科专业，如山东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均招收艺术管理或文化管理本科生，还有的学校如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北京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开设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前者还开设艺术编辑学专业，这些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处于探索阶段，取得初步经验，培养的本科生适应了社会文化艺术管理、艺术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需要。中央美院开办美术史本科专业已有五十多年历史，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开办工艺美术史论专业自1983年至今，已有三十年的历史，原工艺美术史论后根据学科调整为设计艺术学，2004年，又新增美术学（美术史论）本科专业，清华美院在设计艺术学和美术学两个专业招收理论本科生。现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在学科方面主要承担艺术学理论，学院计划明年直接以艺术史论为专业名称招收本科生。现艺术史论系老师十四名，从事设计艺术史论和美术史论的教师各一半，有八位教授八位博导。根据老师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特长，我们给史论专业本科生开设中外美术史、中外设计艺术史、中外工艺美术史、艺术原理、中国现当代艺术史、西方现代艺术史、中国现代艺术理论与思潮、审美文化、中国书画艺术、艺术传播学、艺术批评、宗教艺术、民间艺术、艺术论文写作等课程。学生还可在绘画、雕塑、陶艺、设计各系选修艺术实践类课程。即使明年将本科专业从设计艺术学、美术学改为“艺术史论”，那么我们开设的基本上还是这些课程，当然我们在艺术史学理论、批评理论方面还可加强，增加新课。
目前，艺术学理论本科教学，一方面可增设艺术历史与理论、艺术批评与管理二个本科专业，前者以中外艺术史、艺术考古鉴定、中外艺术理论等为主课，兼及艺术批评与管理方面的课程，后者主要开设中外现当代艺术史、艺术思潮、艺术批评史、艺术与文化管理、艺术市场等主课，同时兼及中外艺术史与理论课程。将艺术学理论的本科专业逐步办起来，逐步建立起本科教学体系。另一方面，如果国家没有批准增设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或者已经批准增设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办好现存的美术学、音乐学、设计艺术学本科理论专业，因为这些专业都依托在美术学院、音乐学院和艺术设计学院，教师亦还要担任美术、音乐、设计创作实践学生的理论课程，理论和创作实践可以互动，理论系的学生亦可有机会多看美术创作、艺术设计展览和音乐表演，这正是中国式艺术类理论学生的优生环境。在西方，艺术史系大都独立设在综合大学，没有艺术实践教学和创作表演的氛围，他们和历史、文学一样，是一个独立的人文社科系。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艺术史系一般只有5-6位教师，7-8位算较多了，而10位教师则是大系了。我国的各艺术部门的美术史论，音乐史论、设计艺术史论、戏曲艺术史论专业，已经建立起本科教学体系，可以进一步向前发展，提高教学质量。可为美术学、音乐学、设计艺术学硕博生招生提供生源，也可为艺术学理论的硕博生培养准备人才。即使招收艺术历史与理论（简称艺术史论）、艺术批评与管理（简称艺术批评）本科生，也要依托相应的部门艺术史论，如音乐学院招收艺术史论或艺术批评本科生，恐怕还是要主要讲音乐艺术史及音乐批评理论，而美术学院招收艺术史论与艺术批评本科生，也主要还是要讲美术史与设计史、美术批评与设计批评。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艺术史必须要依托部门艺术史才能讲授，西方人讲艺术史，主要是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造型艺术史，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硕博生教学，任何人都无法讲授“空洞”艺术史，讲授既不是美术史，也不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的艺术史，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完人”能讲授包括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设计艺术、音乐、舞蹈、电影、戏剧都涉及的艺术通史，所以艺术史论、艺术批评必须依托一、二个艺术部门来组织教学。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明年招收艺术史论本科生，也只能以美术史论、设计艺术史论为主组织教学，只有在教师可能情况下，可以考察兼顾其他艺术部门的史论教学。
艺术学理论及前此的艺术学二级学科的硕士生、博士生培养，我国已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主要艺术院校及部分综合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音乐学院，设有艺术学二级学科硕博点，2011年调整学科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后，不少有美术学、设计艺术学、音乐学、影视戏剧学博士点的学校，又纷纷新增艺术学理论博士点，我们现招收的艺术学理论方面的博士生数量，在世界上可能排在前列了。另有部分学校，虽然没有艺术学理论的博士点，但设有原艺术学二级学科（理论），现为艺术学理论的硕士点，我国艺术理论的硕博生培养，跨越式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艺术学硕博士招生，在1980年代和文学、美学相比，是落在后面很远的，目前招生数可能已大大超过了文学、美学的招生数量。短期类学科消长所产生如此大的变化，当然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引起的变化和要求产生的。在艺术学理论硕士生教学方面，我仍然主张要依托部门艺术史论来组织教学，一方面可以开设艺术原理、艺术美学、艺术史学等宏观理论方面的课程，增加学生对艺术宏观方面的把握及普通艺术学或一般艺术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另一方面在知识点及做论文时应选择美术、音乐等具体的课题来从事研究，否则，学生无法驾驭大而空的艺术学宏观理论，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艺术理论中的具体某一个理论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涉及“史”的时候，必须和部门艺术史结合。清华美院在2012年前是以设计艺术学和美术学两个学科招收理论硕士生,2012年开始以艺术学理论招收硕士生，但入校考试科目仍以美术史论和设计史论两个方向组织考试。在教学方面，5年前和设计、绘画、雕塑硕士生一样，专业课均由导师负责，现改为专业基础课，由美院老师各自列出，然后由硕士生自由选课，选课人数达到五人即可开课，同时，艺术史论系，又开设艺术史论包括美术史论和设计史论必选课，这样使学生既能必修艺术史论必备的课程知识，又使学生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需要选择本系和其他系的理论课与创作实践课，加宽学生的知识面，也使学生能了解导师以外其他教授的学术特长。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式比较好，避免了以往导师一人包揽所有专业课的狭窄状态。在实践类的学生中，还出现过导师一学期只和学生见两次面，最后课程考试照样打分的不负责情况，现在此种情况不存在了。在新的教学体制下，导师所开的选修课程，所带的学生可选也可不选。学生自由度增加，而导师不必另外给所带学生开课，主要责任是指导学生的硕士论文。艺术学博士生培养，是在硕士知识点及硕士论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创新性、尖端课题做深入研究，期望取得创造性成果，完成博士论文，成为某一专题和领域的研究专家。
清华美院的前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84获得首批工艺美术史论博士点，开始培养工艺美术史论方面的博士生，后改为设计艺术学，扩展到工业设计、服装设计、陶瓷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玻璃艺术设计、纤维艺术设计、金属工艺设计、环境艺术设计、信息艺术设计等均开始招收博士生，2003年，获得美术学博士点，在绘画系、雕塑系开始招收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雕塑创作与理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艺术史论系招收设计艺术史论、美术史论两个大方向的理论博士生。根据清华规定，只在一级学科门下招收博士生，所以在2011年以前，艺术学为一级学科，美术学、设计艺术学为二级学科时，我们统一在艺术学名下招生，每个导师只标注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2011年学科升级后，清华美院除原有的设计艺术学、美术学二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升为一级学科后，又以艺术史论系教授为主体力量，申报了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现用三个一级学科招收博士生。清华美院设计艺术学博士生培养，大多数导师都是结合自己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指导博士生进行艺术设计和研究工作，博士生既有较强的设计实践能力，同时也从事设计理论、设计思潮、设计教育、设计方法的研究，拟定博士论文。清华美院设计学科的博士生在高校和设计研究院所都很受欢迎。美术学一级学科中，主要培养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博士生，导师都是著名画家，如张仃、袁运甫、杜大恺、刘巨德、陈丹青等，博士生大都围绕中外现当代美术思潮、创作风格、绘画艺术语言与形式方面进行选题和研究，导师一方面指导博士生进行艺术创作，另一方面指导他们的论文写作，所以美术学博士生的任务相当重，他们的博士论文理论结合创作实际，作品分析及形式把握更准确，论文质量也较高，不少博士论文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公共出版。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3）12-0021-13
在历史学研究中，拨开尘雾，揭示真相，是每一个历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生教学是提升历史学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最近，在英国文明史专题研究的教学过程中，英国文明演进的方式引起了博士生们的关注：一个率先崛起的殖民主义世界帝国，它走的是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1966年，美国史学家巴林顿·摩尔提出所谓英国的渐进主义发展道路。这一观点在1987年被介绍到中国，且影响中国英国史研究20余年。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们在教学讨论中深化了对该问题的查考与论证，希图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探求历史的真谛。
刘畅的《道德的审判：从黑斯廷斯弹劾案看伯克对英属印度的反思》通过对首任印度大总督黑斯廷斯弹劾案的关注，以思想家伯克数年推动印度法案的发言，给人们一个充分的样本来考察伯克对于英属印度的反思。伯克不仅重视改善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更重视分析产生殖民剥削统治的原因。伯克认为，英国殖民者与人民对于印度缺乏了解和同情心是造成英国在印度治理不善的重要原因之一。赫斯廷斯案件表明，所谓普世帝国的公平与正义，大多只是一种虚构历史的谎言。
梁远的《试论英国早期工业城市兴起的原因》一文，充分展示出罗马征服给不列颠所带来的双重影响，尤其是不列颠诸多地域早期的城市化进程，可以看出来自罗马人、法兰西人的智慧。令人反思的是，早期罗马凭借暴力征服的殖民主义开辟了英国早期城市化进程的发展道路。暴力与温和、国内与域外等多种文明因素的融合，最终造就了英国的城市文明。
管洪亮的《流血的光荣革命》从光荣革命及其历史修辞性书写的源头起步，通过具体的战事考察与翔实的文献资料，从根本上厘清所谓不流血的革命这一虚构的改良与渐进的谎言；只是暴力的表现形式有自己的特点，即在权力斗争核心区域流血很少，但在权力斗争边缘地区血流成河。究其原因，乃是植根于当时英国及美洲殖民地等不同地区的政治传统、宗教差异、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以及国际环境。总之，革命的光荣只是一种历史学的修辞而已。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谈论儒学、国学与国学院，显然由中国当代的文化及教育问题和由这些问题的积累而导致的社会问题引发了对国学的需要，在经过反思之后，从而才有人民大学举办国学院的举措。虽然，在近百年来的反传统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力图承续传统而举办国学院，有其特别的积极意义。正因为是在反传统的历史进路中、在学术体制化的氛围中举办国学院，必然产生方方面面的问题，以至于责难，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不对其内在的文化问题的历史与逻辑进行认真清理，从而决定国学院的办学方向，很有可能使国学院流于形式，甚至导致错误的办学方向，使原本就已被肢解的国学，又增加了一种非正确的理解向度，不但殆误了学子，而且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又设置了一个新的障碍。在现有的体制下产生这一问题，是极其可能的。因此，传统文化阵营对国学院的批评是善意的，是必然的，也是及时的。显然，这些批评是属于应当举办什么样的国学院之问题范畴。
举办什么样的国学院的问题在于理解和把握国学，对此，纪宝成校长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呼唤国学、重建国学，首要的前提，是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认识国学、理解国学，对国学的内涵、性质作出准确的把握，对国学的价值、意义作出科学的总结。”其所作具体阐述是：“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南方周末2005-05-26）简而言之，人民大学国学院所谓的国学，“是指近代以来借鉴西方学术、理论、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内容以经史子集等科目为主，重在对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研究与传承。”（据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纪校长上论，就现有的体制而言，是应当理解的，非此不能得到意识形态的认可，以顺理成章的举办国学院；但是，就学理而言，却是存在问题的。
众所周知，“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恰恰是近百年来的中国学术的西化式进路，而这种研究和阐释的最大成就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毁，使之中国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使儒学成为历史的罪人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可见，“参照西方学术”是一个悖论式推论，是一个两难困境。而要走出这一困境，首先要对“参照西方学术”的思想理路进行正本清源。否则，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上，难以对国学进行自恰的理性的推定，必然步入误区。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就“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而言，只有儒学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但是，以取得当代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去推定儒学，其结果只能是更大的悖论，从而无从谈起对儒学的“抽象继承、积极弘扬”了，所以，人民大学只能任用一个红学家为国学院的院长而不能任用现代新儒家，就成为可以理解的必然了。显然，没有儒学作为主流和没有儒家为之主持的国学院，其国学的份量将大打折扣。但是，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在当代的体制下，对于纪宝成校长及人大举办国学院的举措应当给以充分的同情和理解，是不应苛求的，其毕竟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同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目前，期望国学院能推动儒学复兴并能够参与国家政治建设，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中的主要障碍是存在着儒学与现代中国政治之间的道统、政统、学统的合法性与统一性问题，而这已成为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以明确我们所处于的历史及其内在的逻辑，把我们的学术研究，做的更加深入扎实。
对应于本文的论题，首先要明确的是，国学和国学院是不同的定义。
“国学”一说，虽为现代所争论，但古代中国已使用国学作为概念范畴了。所以，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推定国学的本质性，有利于对国学给出明析的定义，更有利于今天规范国学，以复兴中国文化。
从中国古代国学的内容与形式、内涵和外延而论，以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的统一性推定之，应当认为，国学者，是以经邦济世、化成天下为目的，具有道统与学统统一性的国家立国的根本之学。中国古代的国学虽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以儒学为主，道学为辅。所以，以国学定义国学院，国学院是由国家所成立的以培养具有道统与学统统一性的经邦济世人才为目的的最高学府。
可见，二十世纪初北大、清华用国学指称的仅仅是学术内容，因离开了国学的本质性，自然也就不能以国学取胜了；所培养出的学者，如顾颉刚等人的大相径廷、反国学之道而行之，也就不足以为怪了。
由上可知，以国学和国学院的定义推定人民大学举办的国学院，的确勉为其难。其一，人大的国学院不能代表国家的国学，而不能代表国家的国学则不能称之为国学。其二，今天的国家道统和学统由宪法所定，国学是马列主义，国学院则是中央党校，所以，人大的国学和国学院则名不正而言不顺。可见，国学在当代中国形成了二律背反，举办国学和国学院则是两难困境。所以，走出困境，卓有成效的举办国学院，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重镇，培养承续中国文化的优秀人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推动儒学及国学的复兴，在现存体制下，不可不谓任重而道远。
正因为如此，在人民大学是否应当组建国学院的问题上，来自于激烈反对者薛涌、袁伟时等西化论者的意见，应当引起反思。因为，由上述问题所决定，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他们并不担心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是另有所图，这不能为一切关心中国传统文化人士所注意。所以，从他们的行文中发现问题，把握其思想动向和价值取向，是极其必要的。
薛涌博士说：“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文化只有和世界文化融合才会有生命力。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把西方的传统当成一种人类的传统，当成我们自己的传统，‘要’过来就完了。”（《人大成立国学研究院：“借鉴”之后能偿还吗？》，《新京报》2005年06月04日）对此，我们不仅要问，薛涌博士为什么只看到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而看不到世界也正在走向中国？看不到中国传统文化将引领西方文化走出困境呢？薛涌博士身在西方，不可能不知道“西方的终结”、“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之深刻内涵；其作为一个历史学博士，也不会不知道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J·汤因比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研究和由此所作出的价值判断。汤因比说：“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两千年期间所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特别在现代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侨的个人活动中也都体现着这种美德”、“中国人无论在国家衰落的时候，还是实际上处于混乱的时候，都能坚持继续发扬这种美德。”（阿·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5年11月北京第1版287页、288页）。所以，汤因比认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国家，而是中国”（ 阿·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5年11月北京第1版289页）。因此，应当认为，薛涌博士是在故意歪曲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其在《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南方周末》2005/06/10）一文中，不但更加说明了这一点，也由此暴露了其历史观和文化观的矛盾，表明其在西化的理路中妄论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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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博士站在反对中国文化的立场上，自以为是，行文不但充满了对中国文化的敌意，而且挑拨离间、顾左右而言其它，混淆是非，唯恐中国文化复兴。 薛涌博士说：“纪先生自己在讨论国学和中华民族‘特有的品质与风貌’时，排列了儒家、法家、墨家，甚至兵家。佛教竟然没有提及，更遑论蒙学、藏学、满学了。似乎除了汉文化，其他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都可以被排斥在外。”所以，薛涌博士鼓吹应“学学阿保机、成吉思汗、努尔哈赤”（薛涌：《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载《南方周末》2005/06/10）可见，薛涌博士竟然不知中华民族“特有的品质与风貌”，却大谈其他民族的“贡献”，由此表现其历史观之混乱。对此，我们不仅要问：在薛涌大谈“其他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时，却为什么忘了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难道这些贡献不是恰恰表明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品质与风貌”吗？而这些“品质与风貌”难道是“阿保机、成吉思汗、努尔哈赤”之所能吗？中国文化“特有的品质与风貌”难道不是“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儒道互补之学、儒法相参之用吗？可见，薛涌博士通过他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不但要对中国文化进行解构，从而以蒙学、藏学、满学做为中国文化“特有的品质与风貌”，而且要把中国文化更全面的西化直至消亡而后快。
所以，薛涌博士下论可谓道破天机：“‘国学’总是要强调内外之别，似乎有一些是我们自家的宝贝，别人无法理解和赏识，和别人的东西有决定性的不同，是我们文化认同的核心。最后，这样的国学很容易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薛涌：《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载《南方周末》2005/06/10）究其所以，是薛涌害怕中国文化重新成为“我们文化认同的核心”、更害怕中国文化重新成为“政治意识形态”而化成天下。可见，不是别人无法理解和赏识，而是薛涌博士非常理解，但出于自己的历史观和文化观而不能“赏识”。是故，薛涌之道可以知也！
在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解构性否定之后，薛涌博士又大谈起“我们面临着一个以人类的传统为自己的传统的时代，一个兼容并包的文艺复兴的时代”了（ 薛涌：《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载《南方周末》2005/06/10）。对此，我们不仅要问，这个“人类的传统”、这个“兼容并包的文艺复兴的时代”，难道是薛涌博士推崇的“蒙古帝国”的“全球化”吗？难道是薛涌博士一再申论的“蒙古、满清在这方面都显示了高超得多的政治技巧和军事能力”吗？（薛涌：《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载《南方周末》2005/06/10）果如是，那可就中了薛涌博士的诡计：中国文化不应当复兴，只能把中国文化变成古董、送进博物馆。
由上说明，薛涌博士在中国文化已失语的现代作此申论，不仅是狭隘的，而且是故意的，更是由其西化的文化观所决定的。所以，薛涌不但是企图以“一套政治正确的语言格式来限制学术研究”，而且是以其西化的历史观和文化观把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国文化排斥在人类文化的核心之外，这才是薛涌之真实目的，此亦为薛涌反对人大成立国学院之根本所在。所以，人类学进路何有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自当以化成天下定义。中国文化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薛涌博士之论只是企图拖历史的车轮而已。
“论坛”的主要议题为：
1.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反思及理论建设；.
2.20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与研究；
3.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研究；
4.旅游人类学与少数民族旅游研究；
5.经济人类学与少数民族经济研究；
6.民间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
7.族群理论与民族关系研究；
8.物质流动与文明传播。
在本次论坛中，先后有7位学者在大会上做学术主题发言。
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庄孔韶教授发言题为“人类学的田野调研：个人选择与团队计划”。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贵州大学教育部长江奖励计划讲座教授，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纳日碧力戈教授发言题为“民族同化论的三个误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庆仁教授发言题为“西方民族学对中国的影响”。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何明教授发言题为“从民族调查到民族学调查——近十年云南大学民族学田野工作的回顾与反思”。四川大学博士生导生徐新建教授发言题为“新中国的民族起点——‘封贡’与‘结盟’的类型转变”。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夏蓓教授发言题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反思及建议”。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李静教授发言题为“回顾与省思：民族心理研究之理论与实践”。
主题发言之后，又有30多位学者围绕“论坛”的主要议题在会上作学术交流发言。
2012年5月20日，由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杨正文教授作了会议总结。杨教授指出：本次论坛收到的55篇论文可归纳为：
1）关注于学科理论方法的反思；
2）关注于国家、民族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
3）关于传统文化与族群认同的研究；
4）区域族别经济社会与文化；
5）法律与文化、法人类学的研究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杨正文教授将本次论坛的特点总结为：
1.体现了经验共享性；
2.体现了参与的广泛性；
3.体现了学术的自由风气；
4.年轻学者所占比例超过前四届论坛。
西南论坛将会随同一批又一批年轻学者的成长而有更好的发展。
（根据国家政策随时更新）
中南民族大学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的综合性大学，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授权单位。2013年学校有6个专业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热忱欢迎广大学子报考！
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湖北省重点学科）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设立最早、实力最雄厚的传统学科之一。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民族学一级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点。现设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民族教育等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积淀最为浓厚的特色学科。1951年，创建民族研究室，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等参与了全国民族调查，为土家族、黎族等中东南民族识别做出了突出贡献。1983年，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创建了国家民委直属重点研究机构——民族研究所，随后又创建了国内高校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近年来，分别组建了“民族学人类学文献资料中心”和“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室”。民族学学科发展迅速，涌现了一批在全国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拥有较高学术平台。民族学现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一级重点学科和教育部特色专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为精品课程，拥有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现有正高级职称22人，博士生导师14人，85%的研究者有博士学位。2004年学校与中央民族大学联合培养民族学博士研究生，2006年获得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积累了丰富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2011年，学校设立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专家指导委员会，全面负责民族学各二级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工作。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近年来，累计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70余项，发表和出版论著近600篇（部），有50余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目前，学校民族学学术团队已有10余人次被推选为相关学术团体的会长和副会长。
二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民族学
民族学二级学科2013年设置“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
“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立足中南，兼顾全国，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长江流域以及中南地区以回族为主的散杂居民族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散杂居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主要着力点有二：一是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着重研究影响散杂居民族的突出问题，如散杂居民族关系、省际结合部区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问题。二是关注回族以及伊斯兰教在散杂居民族问题上的突出地位和影响。
多年来，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出版了《湖北回族》、《中南地区回族史》等 10多部著作、100余篇论文，并有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承担的国家、省部级等课题有10多项，如 “长江流域散杂居区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国中东部地区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与应对机制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同时重视研究古今中外民族问题，特别是当代的民族问题，揭示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
“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现实问题。以应用研究为特色，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研究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着力解决当代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探索民族政策的与时俱进，推进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近年来，本学科在国内及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其中“完善少数民族利益表达制度 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论文，《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评估报告》、《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的完善与创新研究》等专著，堪称本研究领域中富有创新意义的最新成果。关于民族地区生态利益补偿理论、民族利益表达制度等问题的研究，对民族政策的完善以及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学科获得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资助20余项，其中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估与制度创新研究”等，立项经费达到180万元。获得省部级奖多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三等奖8项。2008年，我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被教育部批准为精品课程，标志着这个教学科研团队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准。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和“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及其党和政府的扶持政策，深入研究制度变迁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价及政策创新，该方向涵盖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金融发展、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和扶贫开发等诸多方面。该方向既注重理论创新，亦注重服务现实。
“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这条主线，深入研究人力资源开发及人力资本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效果评价及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有近20年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深厚积淀，有一支较有影响力的导师团队，该团队近年来承担了30余项国家、省部级项目，出版著作20余部，在和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
中国少数民族史
中国少数民族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和“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两个研究方向。
“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在历的互动、交流、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与发展的历史；注重对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通史及族别史、专题史，特别是土家族、苗族、黎族、畲族等民族的历史，研究南方民族特别是中东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史，包括南方民族的社会风俗史、社会生活史，重点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开发等等。始终关注历和当代南方各民族文化互动关系的考察，形成了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
本学科研究在我校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主持完成了众多重要课题，其研究成果及水平在全国处于地位。近年来主持、省部级课题10多项，如“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地区体验式旅游开发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了《瑶族史》、《黎族史》、《土家族文化史》等30多部著作，完成了壮、土家等13个民族简史的修订；在《民族研究》、《光明日报》、《江汉论坛》等期刊发表有重要影响的论文60多篇。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2项，国家民委、湖北省二、三等奖16项。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研究方向，以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艺术为重点，将民族学与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文化内涵，艺术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重点从象征人类学的视野研究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将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关注民族艺术遗产的保护，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研究方向，主要是在世界美学语境的观照下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资源进行挖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美学思想进行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
本学科具有悠久的研究传统。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学家岑家梧即撰写《图腾艺术史》、《中国民俗艺术概说》等论著，在这一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校学者继续开展少数民族艺术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出版了《转型与发展——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东方美学》、《土家族民间美术》、《中国南方各民族民间剪纸美学研究》等20余部专著。在《民族研究》、《新华文摘》等和核心期刊发表了150多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近几年，获得“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现代利用与保护研究——以武陵地区土家族为例”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总经费达60多万元。
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和“民族教育管理”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的主要内容、实践创新、发展预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的理论体系和政策系统。
“民族教育管理”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办学方向、管理体制、民族学校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民族教育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保证体系、教育立法等问题的研究。旨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管理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
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方向承担了“我国民族教育超常规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教育政策发展与实践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等10余项，出版了《新中国民族教育政策研究》、《新中国民族教育理论概论》等著作 10余部。并有10余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其中《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学》获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历史性跨越：民族教育超常规发展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获第二届全国教育图书奖二等奖，《“我国民族教育发展研究”系列论文》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
“民族教育管理”研究方向承担了“西部地区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及特色研究”、“广西壮族学生英语学习的障碍因素及对策”、“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等课题10余项，出版《民族院校学科建设战略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创新研究》、《中国民族院校的定位与发展研究》等著作 10余部。研究成果中有10余项部获得省部级奖，其中《民族院校高素质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及实践：以中南民族大学为例》获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现状调研及教育创新研究》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中国民族院校的定位与发展研究》获国家民委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等。
报考指南
一、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获得学士学位后六年或六年以上（从获得学士学位之日算起到博士生入学之日）并达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以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还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缺一不可）：
（1）大学本科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后在与所报考专业相近的岗位工作满6年（截至2013年9月）。
（2）已在全国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2篇属于所报学科专业的学术论文。
3．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我校规定。
4．报考国家计划内博士生的年龄不超过45周岁，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5．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
6．现役军人报考的要求及办法，按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规定办理。
二、报名
报名时间： 2013年1月至2月。我校博士生招生一年一次，博士生招生通过网络报名，网址为scuec.edu.cn/yjs，考生按照规定格式填写报名信息。具体报名时间和报名要求，届时详见我校公布“报名须知”。
三、报名手续
（一）凡符合我校博士生报考条件的人员，请在规定时间内登陆我校研究生院网站报名。不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请勿报名；未通过资格审查者，报名费及材料一律不退。
（二）已通过网报的考生向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送交以下材料：
1．填写好的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
2．专家推荐书。
3．硕士课程成绩单（同等学力者不提供）。
4．硕士学位证复印件（应届硕士毕业生必须在入学前补交）或学位证明书。
5．同等学力考生还应送交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与报考专业有关的专业论文（复印件）2篇及本科毕业证、学位证书复印件。
6．委托培养、定向培养的2013年应届硕士毕业生应提供委托（定向）单位出具的同意其报考的书面证明。
（三）资格审查（考前一天）
请考生携带以下材料的原件，到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进行资格审查：
1．学位证原件；
2．身份证；
3．原件。
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当场发给准考证。
四、考试（初试）时间及地点
考试时间：2013年3月（详见我校公布时间）。
考试地点：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10号教学楼2楼）
初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通过我校研究生院网页查询《中南民族大学2013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设置及参考书目》。
英语科目使用湖北省博士招生英语联考试题，其他科目由我校命题。
五、复试及录取
复试时间：详见我校公布时间。
复试地点：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复试方式：专业综合面试。
对达到初试分数线并通过复试的考生，根据教育部下达给我校的招生规模，择优录取。
六、交费及待遇
被录取为国家计划内的博士研究生享受公费生待遇，不交学费；被录取为非国家计划内的博士研究生每学年需交纳学费，每学年第一个学期开学时交纳。博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均同等享受由学校拨付的培养费。
七、其他
现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应届毕业硕士生、拟报考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考生、原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硕士生和正在履行合同中服务年限的在职人员考生，须征得委托或定向培养单位或服务单位的同意。考生与委托或定向培养单位或服务单位因报考问题引起的纠纷而造成不能录取后果，我校不承担责任。
萧国健博士，MH，香港珠海学院中国历史研究所暨中文系教授、香港珠海学院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香港珠海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皇家亚洲学会名誉研究员、香港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名誉研究员、香港历史博物馆名誉顾问、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博物馆专家顾问（本地史/军事史）、香港海防博物馆名誉顾问、深圳博物馆名誉顾问、深圳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名誉顾问。荣获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颁授嘉许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荣誉章。
史书，是对历史上人、事、物的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历史之所以不至中断，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文化一直在传承。萧国健博士花时数十年，在资料、档案、出土的文物中找寻历史留下来的蛛丝马，还原一个真实的香港，让世人知晓，为香港的历史传承做出贡献。
教文，是将过去的智慧向後世延续，萧国健博士手握一支笔，心中一片清明，运用史传、方志、族谱、碑铭及田野考察等数据，用断代形式，将香港厚重的历史用文字述说，整理成辑，造福学林，也为香港的历史上留下一点对过往的了解、回味和对未来的企盼。
翻开历史
探索真实的香港
说起香港，有人说香港曾经是文化的沙漠，有人说香港曾经只是一条小渔村，有人说香港的文化打下了英国人殖民统治的烙印。翻开香港的历史，其实这些说法不尽然。追忆过往，百年岁月付风雨，真实的香港在历史研究学者萧国健博士的解说下浮出水面，思绪飞扬，随着他的话，回到数百年前的香港。
香港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十二世纪前，南宋时期，邓氏符公宦至宝安岑田（今日新界锦田），是邓氏迁居香港新界的始祖；十三世纪，文氏居於新田，为新田房开基祖；十四世纪，廖氏定居上水；北宋时期，侯氏居於上水地区，其後人後迁居河上乡；北宋末年，彭氏迁居广东东莞，明万历年间，复徙居粉璧岭（即粉岭）。邓、文、廖、候、彭五大家族早期来到香港，在元朗一带建立起很大的生活圈，是香港发展的开辟者，亦是香港文化的开启者。
“港人之国民身份包括土著居民、原居民、新移民。”萧国健博士娓娓道来。明代及以前，中原南迁人士，定居香港地区後，获广东省广州府新安县籍的人为“香港土著居民”，他们是香港的第一批人。满清时期，因为各种原因，香港历经八年空置，到鼓励周边城市居民来港居住，吸收了第二批人，他们是香港“原居民”。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不少人来到了香港，这些人叫做“新来的”，是香港的第三批人，他们不享有香港土著居民及原居民拥有的一些权利。抗日战时期及之後，一批人逃难到了内地，後又回到了香港，1949年之後，又有不少人来到香港，他们叫做“新移民”。“後来，不断有新移民来港，这些人逐渐地成为了香港的一部分。”萧国健博士说。如此说来，整个香港几乎都是外来的人，也可以说是外地来的中国人。
即使是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时期，中国人的比重都没有改变，据着香港99%的比重，其它国家的人只据1%。1997年，香港回归，不少人移民海外，後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不少海外人移居香港，调整了中国人所的比重，下降至90%，外国人升至10%。同时香港总人数由1961年时候的320万增加至现在的700多万。
可以说在香港整个历史进程中，中国历代之政治改变，及社会发展，对香港之影响甚大。萧国健博士在北京大学讲课时，提到了《香港发展与内地政治发展的相互关》，他说：“中国的政治环境影响香港，从唐代、宋代到近现代，战乱对内地带来的是动乱与不安，然而，他们逃难至香港，为香港带来了人力。内地水，许多动物尸体被冲击到香港岛，肥沃了香港的土地，内地，也为香港带来了很多人才和财力。”在内地起伏不定，夹杂着不时的战乱或天的环境中，又造就了香港深厚的历史底蕴。
厚重的历史
沉淀香港多元的文化
香港是一个优良的深水港，曾被誉为世界三大天然海港之一，英国人早年看中了这里的港口力，以鸦片战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夺得此地以便发展其远东海上贸易事业，从而展开了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从1842年开始，直到1997年6月30日，期间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香港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对於世界的影响不小，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过往也注定了她拥有独特的优势，引得世界各国、各地的人源源不断地入，这些人带来了各国、各地的文化，西方和东方的许多东西在香港汇聚、碰撞、磨合、交融，因此形成了香港文化里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就是多元化。
多元化的文化也让香港成为了一个风貌独特的城市。萧国健博士一直在研究香港的历史，包括本地史、军事史、文化史，在他看来，学术研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历经时间的沉淀，要守得住这份执著。於是，在数十年的时光中，他埋头耕耘，沉心静气。运用史传、方志、族谱、碑铭及田野考察等数据，用断代形式，将香港千百年来香港在社会、经济、教育、民俗等各方面的历史图像，重现读者眼前。
香港有着一个从乡野故土到经济热土变迁的过程。从东莞、新会等地过来香港被称为“本地人”的居民以耕田为主，然而，他们的耕作方式与港英政府管辖下的耕作方式有所不同，他们曾经居住的地方山区多，因此，随着时代进程的逐步推进，他们发展了手工业，即山货的作，慢慢地，有了工业。
1911年之後，从内地来港的人他们带来了技术以及金钱，促使香港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们发展工业，工厂递增，香港也逐步从农业社会转变到了工业社会。“1960年之前，香港还是以工业为主，主要工业包括塑胶、服装、小型电器等。”萧国健博士说。
服装等造业属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内地劳动力资源丰富，加上土地便宜，原料充沛，而这恰是制约香港工业发展的关键因素，香港的工业地位被取代在所难免。於是，香港开始寻求适合自己的、新的发展出路。随着西方人的到来，带动了香港投资、股票等金融行业的起步，香港的主流产业逐步从工业过渡到金融业。
香港的发展历经了多个阶段的兴衰起落，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又夹杂着“矛盾”的因子。香港的经济化进程让香港获得了更好的发展，腾飞的经济，让香港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而从工业过渡到买空卖空、无需原料、无需实际市场、只从电脑、电话中就能进行交易金融业，也直接导致了许多人失业。香港需要内地促进消费和支持愿望促使自由行政策的开放，也因为自由行带来的强大人流量，引发了内地与香港的许多矛盾，许多论。因此今日之香港，矛盾着发展着，发展着也矛盾着。
文物的价值 在於返古复今
历史，是对过去的人、事、物的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历史之所以不曾中断，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文化一直在传承，而文物古是文化、历史最真实的证明。
“文物古之意义在於它们是前人留下的行与遗，文物古为一个地方的人的事、技术的创新及艺术的开拓之证物，从中可查寻到前人努力建设的成果，当以为荣，而保护文物古，应当身体力行。”这是萧国健博士对文物古的保护态度。
他喜欢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的兴趣和目的在於多看一些新的事、物。行走在欧洲，他最喜欢看的是欧洲那些古老的城池，看他们如何保护古，一边行走，一边思考，在古保护时，派上用场。好几处历史古在他的建议下得以保留，如海防博物馆，荃湾三栋屋等。
他曾出版一本书《居有其屋》，讲述一个古老的房子，应该怎麽看？要看什麽？对於文物古的保护方法，他建议用“点线面”保留法，将文物全部保留下来，而非只保留一部分，如一个祠堂很有历史价值，单单将其保留下来，祠堂边的屋子拆除建上高楼大厦，在萧国健博士看来此法类似於一个美女，头部很美，只将头部保留下来。
很多人同他的保留法，也有部分人反对，说明这条路行走起来，还有不少困难，萧国健博士说：“将文物全须全尾地保护起来，很难，但是也非完全不可能。这样的保护方式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想的是自己能做多少便做多少，总比什麽都不做的好。香港的文化推广已经迟了，但是不代表不能追上去，重点要看学生怎麽做。”
他是香港珠海学院中国历史研究所暨中文系教授、香港珠海学院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早在1993年，他便与学术界的几位同仁倡导在香港发起通识教育，发展个人思考能力，老师从旁引导，开启智慧之门。他说：“通识教育的本质和核心是思考的能力，历史不是死记硬背，而是从历史事件中发觉有利於自己思维开阔，有利於自己成长的蛛丝马。”如元朝的版图在中国历史上最广，蒙古人为何强大，因为他们喝羊奶、牛奶、吃肉，吃完就跑，他们是走到哪里打到哪里。一次次，萧国健博士从出土的文物中，将一段段历史讲述，既加深了印象，也发散了思维，妙趣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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