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人物，应根据他们对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在客观上所起的推动或阻碍作用，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而予以肯定或否定，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只有明确标准，才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
二、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前提
1．严格的历史性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1页）。这就是说，评价历史人物时一定要把人物放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来进行，决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些错误倾向：①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如认为韩非子主张君主专制的观点是反动的等等；②对历史人物的局限性估计不足，不妥当地拔高、颂扬古人，把古人现代化；③把古人与今人简单类比，牵强附会。因此，在中学历史教学中一定要提醒学生，使他们认识到历史背景的重要性，以历史背景、时代特征为突破口，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
2．科学的阶级性
一般来讲，历史人物是生活在阶级社会之中的，因此，对历史人物还应进行科学的阶级性的分析。这就要求评价历史人物时，既要看历史人物的出身，更要看历史人物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对哪个阶级有利，同时还应注意历史人物的复杂性。绝不能简单化，唯成分论，一刀切。如对封建统冶阶级中的历史人物全盘否定，对农民阶级中的历史人物完全肯定（这是中学生评价人物时最容易犯的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教师就应向学生讲清两点：①阶级是不会改变的，但个人是可以转变的。列宁说“阶级是各不相同的”，但“个别人可以从一个阶级自由地转到另一个阶级”（《列宁全集》第24卷第55页）。例如，佃农出身的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后来他领导这支队伍，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建立了明朝，做了皇帝。朱元璋本人也就由农民阶级转化为地主阶级了。②相同阶级出身的人可以走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例如，郑芝龙曾拥立过南明唐王政权，后来又投降了清军，而他的儿子郑成功却在东南沿海继续坚持抗清斗争。再如，宋庆龄和宋美龄（有关的电视剧中学生是很熟悉的）政治道路也不相同。“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的妻子就要打倒她”（《选集》下卷第452页）。
3．充分的全面性
“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08页）。因此，评价历史人物要用矛盾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要重视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关系等（张文玲同志在文中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说）。下面，笔者再补充两点。①评价历史人物应注意其个性特点，如品质、气节、修养、性格等。因为在相似的历史条件下，地位相近的历史人物，他们的表现和作用并不完全相同。如，同是封建帝王，隋炀帝气度狭隘，对一些才能突出的诗人也要杀之而后快；唐太宗则胸怀宽广，善于纳谏。再如，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都是清朝政府的大员，但在收复新疆问题上两人观点截然对立。当然，个性特点并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主要标准是看历史人物对历史所起的作用。例如，武则天虽然大肆杀戮李唐宗室，招收男宠，但她统治期间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因此，郭沫若才会对其给予“政启开元，治宏贞观”的高度评价。②应注意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之间的关系。历史人物行动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往往并不一致。如，秦始皇建立郡县制为的是使他的统治“传之万世”，但客观上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二千年之政，秦政也”（《谭嗣同全集·仁学》）。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为的是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解除匈奴的威胁，却加强了民族间的联系，开辟了丝绸之路。因此，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把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只有以客观效果为主要依据，同时结合主观动机，才能对人物进行辩证的全面的分析。如果只强调效果，忽略动机，对学生就起不到良好的思想品德教育。
三、评价历史人物的两种基本方法
1．分阶段评价对历史人物可根据其一生活动的主要阶段进行评价。如梁启超，中学历史课本主要介绍了三个阶段的活动情况：①维新变法时期：宣传变法，参与变法，应肯定；②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坚持保皇立场，反对革命，应否定；③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发表文章，反对袁世凯称帝，应肯定。
2．分方面评价对历史人物也可以根据其一生活动的不同方面进行评价。如唐太宗，我们可以从政治（三省六部制）、经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思想文化（科举制，设立国家史馆和分科较细的医学校）、民族关系（文成公主进藏）、对外关系（派使者到天竺学习熬糖法）等方面，对其丰富多彩的活动进行总结，做出正确的评价。
四、操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应灵活操作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教师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操作。既可以根据讲课的进度评价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也可以把历史人物的评价作为专题进行系统的讲解。不论采用哪一种方法，都必须遵循一个根本目的：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服从、服务于中学历史教学，“要让学生通过评价人物了解一个时代”（张文玲同志文），决不能为了人物而人物，任意增加课本中没有提到的人物和材料，而且，在讲解时不必逐个评价，而是将历史人物分为类别（如政治家、思想家等），每一类别重点评价一二个历史人物作为示例就可以了。这样，既能节省教师的时间，也能让学生有“人”可评。
2．应强调用词的准确性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中学生最普遍的毛病就是用词不当。如认为唐太宗是个“好人”、“君子”、“谦虚的人”，认为岳飞抵抗了金的“侵略”，是“中华民族的英雄”等等。要纠正这种错误，一方面，教师要引导学生熟记课文，如课文中对岳飞的评价是“南宋最杰出的抗金将领”，另一方面还要将教材讲深讲透，告诉学生，宋金之间的战争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战争，这种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而没有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至于各族人民共同承认的民族英雄，那要在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来侵略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出现”（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
一、评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具体方法
评价历史人物需要用他们的具体言论、行为评述其是非功过。而阐述人物事迹时应当注意掌握适当方法。一般地说，评述人物事迹大体上采用分类法和分期法。
1.分类法即把历史人物一生重大事迹按类别归纳评述的方法，古代帝王事迹大多适用此法。一般可分为政治（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经济（实行宽舒政策，发展生产）、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文化等方面。如汉武帝的事迹可概括成：
①政治上：a、颁布推恩令，削夺大批王侯爵位，解决王国问题；b、“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思想统一和政治统一。
②经济上：继续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开凿六辅渠、白渠，治理黄河。经济发展，国家富裕。
③民族关系上：a、派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b、派张骞出使西域；c、派人在西南设郡县。
④文化上：在中央设太学，郡国设学校。
评述近代历史人物如林则徐、李鸿章、那拉氏、袁世凯等也可用此法。如林则徐事迹可分为禁烟、抗英、学习西方三大类。李鸿章活动也可分为三大类：
①参加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总局；设立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创建北洋水师。
②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组建淮军，伙同戈登洋枪队进攻太平天国控制的苏州、常州。
③投降卖国：a、中法战争中奉行“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政策，致使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损失惨重，战后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进一步打开了西南门户；b、甲午中日战争中，奉行“避战自保”方针，推行“保舰”政策，致使威海之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战后又订《马关条约》；c、1896年同沙俄订立《中俄密约》出卖东北。
世界近现代史人物也可用此法评述，如评析拿破仑可分为：
①政治野心家：a.1799年发动雾月，夺取法国政权；b.1804年加冕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
②大资产阶级的代表：采取措施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略）。
③资产阶级军事家：a、发动带有反封建性的战争，多次打败反法同盟，防止了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b、对英、俄战争带有争夺世界殖民霸权和欧洲霸权的一面；c、对埃及、西班牙、葡萄牙的战争是侵略性战争。
2.分期法即把历史人物的活动纳入各个历史时期加以叙述、评价的方法。近代史上人物大多适用此法。如孙中山的主要活动：
①辛亥革命前：a、创建革命团体兴中会；b、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c、制定革命纲领“三民主义”d、领导镇南关起义和黄花岗起义，冲击封建统治。
②辛亥革命中：a、1912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b、《告各友邦书》承认不平等条约，不敢反帝；c、颁布《临时约法》。确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d、妥协退让，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使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
③辛亥革命后坚持民主共和，反对专制复辟：a、1913年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b、1914年建立中华革命党，1915年发动护国运动；c、1917年发表《讨逆宣言》，反对张勋复辟；d、1917年秋发动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独裁统治；e、1919年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发动第二次护法运动。由于资产阶级局限性，孙中山没有广泛发动群众，而只依靠一派军阀打另一派军阀，屡次革命大多以失败告终。
④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a、在中共和苏联帮助下，决定改组，与中共合作；b、1924年1月召开“一大”，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c、1924年5月建立黄埔军校。
再如、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事迹，大的方面可分为中共创立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革命时期），国共十年对峙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等阶段进行叙述。
二、评价历史人物涉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
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中，一般应注意这样几个观点：
1.决定历史发展的不是某个英雄人物而是人民群众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促进社会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任何夸大个人的决定作用，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如果没有这种自耕农和城市贫民，单单资产阶级决不会把斗争进行到底，也决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试结合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具体史实分析这一观点。（解题思路：分析人民群众在英国革命中作用的表现，如支持新议会代表、保护议会、保卫首都、新模范军等。）
再如：陈寿《三国志》中桥玄曾这样评述曹操：“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试结合东汉末年有关史实评述这一观点。（解题思路：①分析东汉末年社会状况说明乱世需出英才；②曹操的主观努力使他得以统一北方，说明他确是“命世之才”；③以曹操力图统一而南征失败说明他的作用有限；④陈寿观点错在夸大了个人的作用。）
2.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人物作用的辩证关系的观点马克思曾指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就是说历史发展有自己的必然规律，而个别英雄人物的出现只是历史发展的一定时期的产物。如恩格斯说：“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若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试结合18世纪法国的具体史实分析恩格斯这一观点。（解题思路：①热月后法国政局动荡，资产阶级要求建立强有力政权保障利益；②拿破仑个人才能，发动夺权；③因此拿破仑上台是法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历史的需要。）
但是，不可否认，我们在强调“时势造英雄”时，也必须让学生明白，当历史处于紧要关头时，个别英雄人物的决策和行动可以改变历史的航程，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历史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正是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现成条件时，只有当他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时，他们才能创造历史。”试结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有关史实，评述同志在中国革命关键时刻的作用。（解题思路：作用表现于：①1927年“八七”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思想；②领导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工农武装割据”理论；③长征途中提出改变去湘西，转向贵州进发的主张，遵义会议上努力纠正“左”倾错误，挽救了革命；④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⑤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使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3.历史发展规律和个人主观能动性关系的原理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任何一个人的活动总要受到规律的制约。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不仅个人而且人民群众也只能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如果违背规律则必将被历史遗弃。但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狂妄野心，善良的欧洲人就不可能卷入那场可怕的令人胆颤心惊的战争。可见，人类历史的道路是由人们的动机、欲望和实现这种欲望和动机的努力决定的。”试结合有关史实评析这一观点。（解题思路：①观点错误；②分析“二战”起因说明爆发的必然性；③观点错在过分夸大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在强调历史规律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要让学生明白个人主观意志对历史发展的能动作用，有时甚至起扭转历史航向的作用，片面夸大规律的决定作用而否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将会犯历史唯心主义“归诸于天命”的错误。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是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而亡，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元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下所兴，非人力可争，以和保邦，犹不失图全之善策。”结合你对宋与辽、金、夏议和原因的认识，分析评论这一观点。（解题思路①观点错误；②议和原因在于两宋政治腐败，无心抵抗；③宋朝兵力并不弱，曾多次击败辽、金、夏的进攻；④错误在于没有看到议和的本质原因，所谓“天下所兴，固非人力可争”是一种唯心史观，看不到本质，只能归于天命）
4.历史人物的阶级局限性观点历史人物是时代的产物，他们的活动必然受到时代制约。在阶级社会中，他们还要受到其所在阶级的局限，他们的主观愿望、实际行动都是他们阶级属性的集中反映，因此，不可避免地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反对旧制度即封建制甚或奴隶制时表现出一定的革命性，但他们的资产阶级属性决定他们只会为资产阶级利益着想，而绝不会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如克伦威尔领导反封建斗争，但又实行独裁统治；华盛顿领导反殖民统治斗争，但又保留种族歧视弊端；罗伯斯庇尔完成反封建任务但没有满足农民无偿分配土地要求，且又限定工人最高工资等等，都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两面性，而这正是他们的阶级局限性。
如今大陆图书市场上的历史小说,尤其是关于清朝宫廷题材的小说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而影视屏幕上关于清朝宫廷题材的影视剧,可以说是泛滥成灾,随手拈来便是一大串。如《努尔哈赤》、《末代皇帝》、《末代皇后》、《火烧圆明园》、《康熙大帝》、《雍正王朝》、《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戏说乾隆》、《乾隆下江南》、《还珠格格》、《日落紫金城》等。上述清朝宫廷题材的电视剧,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以历史为依据,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情况下进行艺术加工和塑造,如《末代皇帝》、《火烧圆明园》、《努尔哈赤》等。这一类作品的创作态度是比较严肃的,是同类题材作品中的上乘。第二种大体上接近历史事实,但比较多地融入了作者的想象和虚构,如《宰相刘罗锅》、《日落紫金城》等。这一类作品的创作态度也是比较严肃的。其人物形象活泼丰满,机智有趣,是应当受到尊重和欢迎的。第三种即戏说,比如《戏说乾隆》、《还珠格格》、《康熙微服私访》等。这一类作品,一是“玄”,二是“花”,三是“乱”,四是“假”。“玄”,作品中的许多东西,不但没有历史依据,现实生活中也是不可信的。“花”,哗众取宠,缺乏生活实感。“乱”,胡乱疯闹,弄得人鬼不宁,鸡飞狗跳。“假”,即违背了历史真实,也违背了艺术真实。有的作品把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写成了深入群众的典范,劫富济贫的侠客,反腐倡廉的英雄。他们为了老百姓,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闯龙潭,入虎穴,坐牢,挨打,受辱,当乞丐。在他们身上完全看不到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凶恶、残暴、贪婪的一面,让人看了以后仿佛感到他们比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还要廉洁奉公,还要爱民如子,还要体察民情。这样一些既违背了历史真实、也违背了艺术真实的作品不仅大大降低了电视剧的质量,而且极易给广大观众和读者造成历史误导,甚至会造成信仰上的混乱。这样的作品,严格地说不能称为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如果作者真有创作冲动和创作勇气,完全可以不假古人之名,把它们写成现实题材的作品,使它们汇入时代的主旋律之中,其社会效益和艺术效果可能更好。文学作品以古讽今,或作某些象征和暗示,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我们的前辈中就有不少人做得很好。像郭沫若的《屈原》、鲁迅的《铸剑》、田汉的《岳飞》等作品,既表现了特定历史环境中古人的爱国正义精神,又与当时中国反对异族入侵的事实吻合。他们并没有把屈原、岳飞写成左权、赵一曼。
历史文学作品只有选取那些历史螺旋式上升中看似历史重复、实际是历史前进的似曾相识的事件和人物,表现出其共同的精神和愿望,才能引起古今共鸣,才能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而不是随意编造。历史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必须遵守一些基本原则:其一,历史人物形象不能脱离他所生活的历史环境;其二,历史人物形象不能完全超越他自己的历史局限;其三,历史人物形象不能超越历史语境;其四,历史人物形象不能成为穿古代服装的现代人。
台湾作家朴月关于孝庄太后的形象塑造,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那种穿古装衣服演义今日生活的现象。朴月以两部长篇小说《玉玲珑》和《金轮劫》的篇幅来塑造孝庄太后的形象,从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一个7岁的天真活泼的小姑娘玉儿,一直写到力挽政治狂澜,扭转王朝乾坤,辅佐、保驾丈夫皇太极、儿子福临、孙子玄晔三代王朝的统治;亲眼目睹和亲自参与了大清王朝从孕育到诞生、到发展、到入主中原、到繁荣的辉煌事业。孝庄太后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实际历史地位和作用,超过了任何一个统治阶层的女性领袖人物。她经历的特别复杂、残酷而漫长的政治斗争和政权转移,也是任何一个统治阶层的女性领袖人物望尘莫及的。要塑造好这样一个人物,要对那么庞杂、丰富、曲折、漫长的军事、政治、宫廷、民间、婚恋、战争、蒙古、清朝、明朝等的各种生活和人物进行想象、塑造、复位,谈何容易!又岂是区区几十万字的作品可以胜任的!朴月的机巧就在于她不追求面面俱到,不追求浩繁富丽,不追求开创一条浩浩荡荡、奔腾咆哮的大河,而是根据自己的所有和所能,开凿一条能承载自己艺术构思、满足人物形象活水的玲珑河溪。小说中有战争,但场面不大;有宫廷生活,但不繁文缛节;有政治斗争,但中心突出;人物众多,但重点明确。
两部长篇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都是相通和贯穿的,中间的衔接部分,也天衣无缝。因而《玉玲珑》和《金轮劫》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小说的一二卷或上下集。两部小说的中心人物和贯穿首尾的中心形象是女主角孝庄太后。因而作者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花费了最多心血,也写出了不少让人一睹难忘的特色。作者在塑造这个形象上,突出地运用了多重错位法。这个形象的成功,也是错位法的成功。
1.地位和使命的错位。小说一开头,孝庄太后还未步入人生的成年阶段,作者就多方面地下达和渲染科尔沁草原上的小女孩布木布泰的超凡使命。她是一个“母仪天下”的“富灵阿———福星”,她必须嫁给大清拥有“汗位”的男人。于是她阴差阳错地做了大她20多岁、连儿子豪格都比她大3岁的姑丈皇太极的妃子。在皇太极的众多妃子中,她只是一个最末的等待圆房的小女孩。她的年岁虽小,在妃子中地位不高,手中的权力不大,但她却要“母仪天下”。于是作者除了极写她的美丽之外,还要赋予她非凡的智慧,以少女的身份实际充当皇太极的顾问和军师的角色。她向在袁崇焕铁壁铜墙面前一筹莫展的皇太极献出了“避实攻虚”的策略,叫皇太极利用满蒙联盟的有利形势,绕过长城从蒙古攻到北京城下,解决了满清入主中原的关键性的战略步骤,为清朝掌握全国政权开辟了通道。一个权位不高且被皇上嫉妒的小女孩,以智超权地解决了连至高无上的皇没有能解决的重大战略方针,为二百多年的满清王朝奠定了方向和基础。以智慧克服地位低、使命大的矛盾,出色地完成使命,是令人信服的。#p#分页标题#e#
2.爱情和婚姻的错位。还是在孝庄太后7岁的时候,皇太极和多尔衮到蒙古探亲,天真活泼的布木布泰便在大草原的见证下,爱上了多尔衮,并向多尔衮许了身。也正是同一时刻,布木布泰的父亲许下诺言:“将来,谁继承了‘昆都伦汗’的汗位,就把布木布泰嫁给他。”从此,谁娶了布木布泰,“昆都伦汗”的汗位仿佛就是谁的;反之,谁继承了“昆都伦汗”的汗位,布木布泰就是谁的妻子。布木布泰成了“昆都伦汗”汗位的象征。这一安排就决定了拥有布木布泰爱情的多尔衮和最可能继承王位的皇太极,在布木布泰和皇位的争夺上你死我活,势不两立。不过,多尔衮虽然拥有布木布泰的爱情,又拥有努尔哈赤传位的许诺,但拥有赫赫战功和强大兵权、又位居四阿哥地位的皇太极,略施小伎,便逼杀了多尔衮的靠山生母,将两个“拥有”但年纪幼小的多尔衮置于了失败者的地位。为了能使自己的丈夫皇太极夺得汗位,皇太极的妻子、布木布泰的姑姑哲哲不惜采用骗术,移花接木地将布木布泰的妹妹娜兰嫁给了多尔衮,而将大清汗位象征的布木布泰留给自己的丈夫皇太极,不惜姑侄共一个丈夫,结成生命共同体,来保皇太极的皇位。于是造成了布木布泰爱的是多尔衮,但却做了皇太极最小的妃子,给她带来了一生爱情和婚姻之间的遗憾错位。这种错位,既给孝庄太后和多尔衮造成了一生的不幸,也给大清政权带来了延绵不绝的危机。
3.情感和利益的错位。孝庄太后性格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内涵,很大程度上是她情感和利益的错位促成和体现的。从情感的角度,她是站在多尔衮一边的,她对多尔衮的母亲被逼杀及多尔衮忍辱负重的处境是同情的,甚至背着皇太极向多尔衮传递秋波,弄得皇太极对他们两人的暧昧关系一直疑神疑鬼。但是从政治角度和自身利益考虑,她又是坚定地站在皇太极一边,与姑姑哲哲皇后同心同德共保皇太极的皇位万无一失和顺利交接。即使让自己丧失尊严,以永福宫庄妃的身份充作美人计的主角,去诱降洪承畴,她也乐意去做,而且做得恰到好处。当皇太极驾崩,准备和忍耐了十多年又握有强大兵力的多尔衮决心报杀母之仇,夺取皇位,在这一触即发、大乱将至的危机时刻,布木布泰临危受命,沉着应战。她一方面冷静地分析形势,精确地计算双方兵力和力量对比,准备背水一战;另一方面从容不迫地用爱情去软化多尔衮,并分配给多尔衮摄政王的崇高职位和大权,终于使多尔衮在情、权、位“三得”的情况下做出让步,并发誓保福临继承皇位。一场巨大的灾祸在她的周旋下顿时转危为安,显示了孝庄太后灭天灾于眼前、挽狂澜于既倒的领袖才能。在这里,多尔衮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被孝庄太后乖乖地驯服了,显示了孝庄太后以柔克刚、以水淹山的超凡本领。
4.太后的尊严和皇位危机的错位。与其说多尔衮是孝庄太后的情人和精神支柱,不如说他是孝庄太后精神极限的挑战者。皇太极的儿子福临继位之后,多尔衮大权独揽,肆意横行,不但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而且自命“皇父摄政王”,并将皇帝玉玺藏在摄政王府,逼得小皇帝公开宣布不当皇帝了。多尔衮动辄公开扬言要取皇位而代之,使圣母皇太后哲哲和孝庄皇太后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为了能保住儿子的皇位,缓解与转移多尔衮篡夺皇位的野心和注意力,孝庄太后不惜毁誉和背叛丈夫,答应多尔衮的要求与他上床,还答应“太后下嫁摄政王”,弄得皇宫中议论纷纷,丑闻四起,使她在儿子眼里也变成了一个不守节的形象。当她因董鄂妃的事教训儿子时,儿子竟公开地拿她与多尔衮的事顶撞。除了她自己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够理解她的痛苦和无奈。
5.爱情的追求者和爱情的刽子手之间的错位。孝庄太后既是一个爱情的追求者,也是一个爱情的牺牲品。她7岁时便爱了上多尔衮,之后因为政治而做了皇太极的妻子。她虽然与皇太极生了几个孩子,甚至做了皇太后,而心中一直活着初恋,爱着多尔衮。在深宫的高墙内虽然不能随时与多尔衮约会,但每当有机会在公众场合见面时,他们总要互相窥探。她虽然身居宫中,却总想听到多尔衮的消息。即使多尔衮逼她上床,逼她下嫁,她也不是在完全不可抗拒的情况下同意的,甚至心中也有几分顺从。即使多尔衮死后,她还搬进了多尔衮为“太后下嫁”准备的寝宫中。这都证明,孝庄太后的一生都没放弃过对爱情的追求和渴望。
不过,孝庄太后在爱情上是个双重标准者。她对自己的爱情表现得那么执着,但对她儿子福临与董鄂妃的爱情,竟然采取了残酷扼杀的态度。不但对荣贵皇后用计逼嫁董鄂妃、破坏儿子的爱情毫不同情,而且当儿子与董鄂妃在皇宫中同居事发后,恶狠狠将董鄂妃定为殉葬品。在她的逼迫下,董鄂妃一命呜呼,顺治皇帝削发为僧,连董鄂妃的妹妹也未能幸免,被逼做了殉葬品。顺治、董鄂珊瑚及其妹妹的爱情、婚姻和命运的大悲剧,是孝庄太后一手制造的。在自己的爱情婚姻上是一位自由女神,在儿子的爱情婚姻上却是一个魔鬼,这种精神上的分裂和错位,正是封建社会当权者的人生哲学和性格特征。
毛泽东曾系统地学习与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著作，阅读中国人翻译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及中国人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从这些著作中，毛泽东系统地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使他进一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探讨历史创造者问题。他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原理，并结合他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经验与体会，提出了关于历史创造者和历史创造问题的三个著名论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唯一动力；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在以上三个论断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和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两个论断基本含义相近，而且都有相同思维的直接起因和相同的历史文化思想的内涵，这两个论断明确地断定了人民或劳动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即历史创造主体，具有深厚的历史哲学的意味，如果进一步深入剖析其中的哲学内涵，对于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哲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曾在《神圣家族》中提出了“整个的历史过程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的论断，但这一论断所肯定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决定历史过程，而且反过来人民群众也由历史过程所决定，而是以人民群众与历史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来考虑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并未直接断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列宁承认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历史，又承认历史是由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他指出：“在一百多年以前，创造历史的是一小撮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则尚在沉睡不醒的状态中。因此，当时历史的进展也是缓慢得可怕的”，“现在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一般文化，其中也有群众的文化。战争唤醒了群众，以空前未有的惨祸和痛苦激起人们。战争推动了历史，于是历史在现时就是以火车头般速度飞快前进，现在，历史是上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门前了。”（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列宁主要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大众文化，从而使劳动群众享有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的文化教育与文化创造的权利，人民群众创造了新文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而且列宁还断定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创造了历史，显然这里所讲的历史，主要是指文化活动。而毛泽东提出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并明确指出历史不是由帝王将相创造的，不是英雄人物创造的，这不是简单的关于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而是从历史的创造者的高度对历史的本原的反思，或者是说对决定历史运动的根本力量的反思，是具有历史哲学的意味的，而不可等同于一般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的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当然，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原理的。下面，我们试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论述这个论断所具有的合理的内涵。
首先，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力量，人类历史发展归结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劳动者广大的劳动人民是生产力诸要素中首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要素。或者说“全人类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劳动者”（列宁），这样看来，归根结底，是广大的劳动者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毛泽东提出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论述正是基本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在1938年毛泽东所读的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所著的《社会学大纲》一书中，详细地论述了生产力的诸要素：“社会的生产力是生产过程中物的要素与人的要素之统一，即生产手段与人类劳动之统一”，“从社会的方面看，社会的生产力是社会的人类及其所创造的生产手段之社会的内容。”还说：“劳动者是生产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等等。（注：《李达文集》，第2卷，361～3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毛泽东正是以这些原理为基础，而提出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论断的。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论断也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的基础的思想相符合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也就是说，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创造历史的不是别的，正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广大劳动人民。恩格斯还直接指出：“自阶级产生以来，从没有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不要一个劳动阶级而能够存在下去……不管不事生产的上层社会发生什么变动，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也无法生存。”（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这也是肯定劳动者创造历史的作用，肯定劳动者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地位。
其次，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不仅是人类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也是人类文化与文明成果的直接或间接创造者。从总体上看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全部成果都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55页。）这就表明文化成果是建立在物质生产活动及经济关系基础上的，因此文化从根本上讲也是由劳动人民所创造。至于文明成果，更离不开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物质财富作为基础，因此从根本上讲，人类文明的成果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不仅如此，劳动人民还直接创造诗歌、戏曲、通俗文学、讲唱文学等文学形式和创造了人类发明的大部分，可以说人类文化和文明中有相当部分都是来自于劳动人民。
最后，在革命与战争时期，劳动人民武装起来，推翻旧的统治，建立新的社会生活，从而又推动历史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毛泽东曾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为例来说明广大劳动人民的这种历史创造作用。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较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历史创造作用其实质，在于打破一个旧的秩序，而建立新的秩序，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此层含义在前文已详细论过，此处不再赘述。
我认为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思想从以上三个方面都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尽管毛泽东的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思想不可避免打上了当时那个特定的时期的深深烙印，但也应当充分肯定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贡献。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关键词】初中历史 历史观
在初中历史课的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历史观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历史是发展的，历史并不古老，古老的只有时间，从这个角度来说，初中学生学习历史知识一定要结合对历史观的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对历史的影响。
一、初中历史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历史观的重要意义
初中的历史课涉及到了一些各个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变迁，每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对应这个时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的背景。学习历史知识不通过事物发展的本来面貌去了解，学习就成为了形式。在每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中，都有起主导因素的历史推动力和破坏力，从哲学上说，历史观本身也是对立而统一的，历史事件发生过程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状况，由这种状况所形成的价值观决定了历史观的形成。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就是要通过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出这种历史背景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历史事件。让历史文化与学生自身的世界观相互作用就能发现，历史并不是古老的，古老的并不一定是历史。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哲学观来看，过去的历史对学生的世界观形成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初中学生的世界观还没有完全形成，他们通过知识的学习，通过知识的积累，更通过思维的训练和历史观的培养来达到对自我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和完善。从教师教学的角度来说，教学除了授知也要授智，这个智是智力的智，更是智慧的智。
二、初中历史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历史观存在的问题分析
1.历史教师缺乏历史观的教学意识。许多历史教师非常认真地备课，很用心地在课堂上讲课，把历史知识传播给学生，但是并没有意识到在传播历史知识的同时要注重传授历史观并培养历史观。这与我国的教育方式有关，我们更注重的是知识的传播，目的是为了考试过关，缺乏通过传授历史课的学习来达到和满足学生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历史观的深入了解的目的。什么样的历史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历史观，物质决定意识，历史观也是世界观的一部分，历史教师的这种观念缺乏直接导致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深度不够，更无从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许多成年人可能会有这种体会，当我们今天回顾历史知识时，或者我们看到某部由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时，我们会记得这个人，这个事件，但是很少有人会说出这个事件和人物的历史观，这就是我们教学的不足和遗憾。
2.历史观并不是历史事件的起因。许多历史老师在讲到历史事件时也会去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讲到为什么会引起这个事件，这就是历史事件的起因。把起因定义为历史观是狭隘的，历史起因可以说是历史观的一个变因，但并不是成熟的历史观。成熟的历史观由真实不可逆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哲学的、社会的、心理的、政治的、文化的诸多因素对立和统一形成。那么教师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历史观，从历史观形成的条件入手，去寻找和发现当时社会的历史观，从历史观进行解剖，深入浅出，让学生掌握这些历史观对当时社会所形成的冲击以及由这些冲击决定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和终结。
三、初中历史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历史观的方法
关键词：钱穆 历史人物 圣贤史观 心性决定论
钱穆是现代中国思想史和史学史上儒家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全面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历史观，同时吸纳了一些西方文化生命哲学思想，建立了以心性为本体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1] 历史创造问题是历史观的基本内容。钱穆继承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心性论及其圣贤创造历史的思想，系统地提出了历史创造的“圣贤史观”。本文拟对其“圣贤史观”的含义、基本内容、理论基础和时代意义作一评析。
一 人和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地位与创造作用
钱穆充分肯定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创造作用。他的基本观念是，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主宰者和支配者。他认为，历史本质上是一种人生的事业，“历史是我们人生的经验，人生的事业”。[2] 历史的事业和事件只是人的活动，在它们背后都有人的存在，“事由人干，人换了，所干的事亦必变”[3]。因此，“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表现者，同时亦是历史的主宰者。因于人不同，而所创造、所表现、所主宰的历史也不同”。[4]
钱穆进而指出，每个人都是历史（活动）的中心，历史是人的共业所造成的，历史是由普通民众、历史人物和杰出英雄共同创造的。他说，历史只是一整体之人事，所以，每一个人和每一活动都与此一大事有关，“亦可说每一人尽是历史中的主人，每一活动都是历史中的成分”。[5] 历史上的单个之人是一切人事的枢纽，是扭转世运和时代的中心，“就人事来说，个人乃是一切人事之枢纽。……每一个人，在人群中，在天地间，实各自成为一中心”。[6] 同时，由于历史是一整体大事，历史这一人生事业不是个人的，而是民族和人类的，“历史只是一件大事，即是我们人类的生命过程。”[7] 因此，每一个人在历史中都各有其地位和价值。历史上除了少数伟大杰出之人物外，人人都会对历史产生作用和影响。他指出：“历史由人主动，乃由人的共业所形成。纵使在此许多人物中间，也有少数杰出的英雄，又有多数无名无传的群众，但在这两端之中层，却还有不少人物，各有作用，各有影响。其作用影响，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相反相成，而始得成此一共业。历史乃由人类之共同业力而造成，既非盲无目的，亦非一二人所能操纵。这一看法，更近于历史演进之真相。”[8]
钱穆还对历史人物和普通民众在历史及其创造中的关系作了阐发。他认为，普通的个人与少数杰出人物在历史中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少数杰出历史人物并非天生的，而是从普通人群中来，“特殊人物又必出在普通人群中，且亦不能专凭己力为之，乃其同时乃至前世之普通人群同心共力凑合配当而有此人之出现，遂以归之于天。但此人仍必于普通人群中做人。亦可谓仍是一普通人。又必待此下社会不断有人信仰崇奉，然后才成为一独特人”[9]。少数杰出历史人物主持和领导历史，但一般民众也可以制约和作用他们的活动，“通泰之世君子道长，固由当时群心群力皆在助长此君子之道”[10]。
钱穆明确提出历史是由历史中所有的人共同创造的，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中心，普通民众和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这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普通民众的历史地位及其创造作用。这一思想对儒家的“民本论”及其民众的历史创造思想作了现代性发展。在儒家思想中，孟子明确论述了民众在历史中的地位，提倡“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但他只是为了肯定民众在国家治理中的非主体性的根本地位，他是将民众与土地和政事作为统治者的“三宝”，并不是讲民众作为社会主体是怎样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儒家讲“人皆可以为圣贤”，王阳明甚至说，“满街都是圣人”，也同样不是从肯定普通民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及其创造作用的角度出发的，而只是为了说明“人性善”，是为了说明普通人通过心性的修练可以成圣的理论。钱穆的思想显然是对传统儒家有关历史创造者思想的突破。钱穆还指出，历史中的人（物）对历史的作用，有正有负，相反相成，他们相互作用的共业，才创造了历史。这也是传统儒家思想所没有的，这种观念颇似恩格斯讲的历史创造“合力论”。
但是，由于钱穆仍是立足于儒家思想来看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对历史中的人和民众的历史地位和创造作用、以及历史发展中的普通民众与少数杰出人物相互关系的看法，与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民众创造历史的民众史观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为，真正的民众史观认为民众是历史的主体，只有他们才是历史创造的决定性力量。而钱穆则没有这种思想。他所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和时代的中心与主宰，实际是从儒家“人性善”和“人皆可以为尧舜（圣贤）”的理论来说的。如上所言，传统儒家并没有从这一理论进一步去论证民众的历史地位及其创造作用，钱穆的思想固然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然而，从传统儒家的这一思想出发推证，得出的最终结论，只能是否认普通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因为，这一立论所蕴含的意思，一是，每一个人天生都具有善的心性，即成为尧舜的资质，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尧舜这样的杰出历史人物。可实际上，最终能成为尧舜这样杰出人物者在历史上却是极少的。在宋明新儒家看来，自古以来的圣贤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等十多位。二是，所谓“人皆以可为尧舜”，并不是说历史中的每一个人即是尧舜，而只是可能成为尧舜。也就是说，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历史的中心，具有扭转历史和时代的力量。只有当一个人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少数历史人物之后，他才能真正成为历史的中心，才能扭转时代。
正因为如此，钱穆反复强调指出，历史的真正主干、灵魂和中心是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可以改变和支配历史。他说：“历史最重要的是人物，……历史要靠人物，人物可以将这个地区黑暗的历史变为光明，也可以将这地区光明的历史变为黑暗。”[11]“历史之主干在人物。……没有人物，仅有社会，也不会有历史，如非洲社会存在并不比中国社会迟得多，只因没有人物就没有历史。”[12] 他又说，领导、创造和维持历史的是少数杰出人物。因为，有人才有历史，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有少数人来创造历史。而且创造了历史，也不一定能绵延，定要有少数人来维持使其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只是少数。……人群所更需要者，乃在此人群中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才能持续旧传统，开创新历史”[13]。他还说，历史时代的开创和形成只能由少数杰出人物进行，“只有少数人卓然杰出，能开创出一新时代，主持一新局面，斡旋一新事业，此在政治学术皆然。此乃有了人物而始有此时代者”[14]。如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便是有此人物而有此时代之例。他认为：“此杰出少数人，有高度，有深度，乃经人类长时期无形的民主选择而公认。由于此少数人而始产出人生大道与夫文化之大传统。”[15] 而各时代的流俗人随时代的冲洗和淘汰便会消失，只是假多数；各时代的少数杰出人物却能超越和跳离时代长存于历史，所以，他们才代表着人类的真多数。
由此可见，钱穆的历史创造论本质上是一种英雄史观。
二 历史人物之种种和圣贤史观
不过，钱穆眼中最杰出的历史人物，即真正英雄，并非帝王将相一类的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等，而是历史中道德至上的圣贤。准确地说，他的英雄史观是一种道德性的圣贤史观。钱穆的思想体系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为立足点的，其圣贤史观是儒家道德决定论在历史创造问题上的具体展现。
钱穆把凡在历史上进行活动、对历史起过影响和作用的人，均视为历史人物，或称历史上的人物。他对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人物作了五种划分，而品评其高下、优劣和得失的标准，一是心性道德，二是事功表现，其中，首要和根本的标准则是道德。
第一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三类，即：治世盛世的人物与乱世衰世的人物、成功得志与不成功得志的人物、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
关于治世和盛世的人物与乱世衰世的人物。钱穆说，按理说历史人物必该在历史上有事业以见其人之伟大，因而，人物似乎总该多出在治世盛世。但是，中国历史却不然，乱世和衰世产生的人物更胜过治世和盛世。这是因为，伟大人物不能完全靠事业来表现，“所谓大人物，他不仅在当世，还要在身后，对历史有影响，有作用，这才是大人物，影响作用愈大，此一人物也就愈大”[16]。他们的人生虽无事业可表现，他们却转能超越于事业之外表现自己，即赤裸裸的人，这种赤裸裸的人的表现“则是更完全、更伟大、更可贵、更能在历史上引起大作用与大影响”[17]。再者，倘若乱世衰世的人物不多和不伟大，又怎能使衰世乱世变成盛世治世，开出新历史呢？正是由于有衰世乱世的大人物去持续上面的历史传统，才得以开创下面的新历史，“他们的历史性价值，虽不表现在其当身，而表现在其身后。此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真价值所在，亦即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最有意义的特殊性”[18]。
关于成功得志的人物与不成功不得志的人物。钱穆说，诚然，历史是成功者的历史，失败者只能在历史中作陪衬。但就中国历史来看，有时失败不得志者反而比得志成功者更伟大，“此处所谓伟大，即指其对此下历史将会发生大作用与大影响言，而得志与成功的在此上反而会比较差”[19]。因为，人物的伟大并不能专以事业作代表，随着时代成功而成功的人物不如在失败时代中成功者，这才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之更成功”[20]。所以，中国史上的所谓失败人物，其实是并未失败，他们往往能在历史上留下重要影响，如南宋的岳飞和文天祥。他认为，这种不以事业及其成败来衡定历史人物的思想正是中国文化精神所在，“中国文化重人，其人乃可无当时历史事业可言，更不论其事业之大小与成败”；如果不能明白这一点，“即不能读通一部中国史，亦无以论中国文化之特质”[21]。
关于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钱穆说，中国史家特别喜欢表彰无表现的人物，孔子称颂颜渊，足见孔子最能看重人物无表现的一面。孔子目此为德行，德行在孔门四科中高踞第一。太史公作《史记》可谓深得孔子之意，它在体例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以人物为中心来写历史。太史公将无所表现的伯夷和叔齐立《伯夷列传》，置七十列传之首，使此下中国史书收容了极多无表现的人物，这些人物却备受后世称道与钦佩。论事业，他们断断不够载入历史，但在无表现背后则卓然有一人在，这却是一大表现。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并不在当世，而在对将来历史作贡献。他说：“这些人只在隐处旋乾转坤，天地给他们转变了，但别人还是看不见，只当是无所表现。诸位想，这是何等伟大的表现呀！……他们之无所表现，正是我们日常人生中之最高表现。”“中国历史这伟大，正在其由在大批和历史若不相干之人，来负荷此历史。”[22]
由上可见，钱穆对这三类历史人物评判的最主要标准都是道德而非事功。那些处于衰世乱世、不成功、不得志和无表现的历史人物，均非在事功上有突出和伟大表现的。钱穆却十分看重他们，称他们在历史上有大表现。在他看来，他们的表现与价值即在其道德精神与人格魅力具有历史性的影响和作用。
第二种分法，将历史上的人分为上层人物与下层人物。
钱穆说，历史上的人有在上层，有在下层；有浮面的人物，也有底层的人。浮面上的人写在历史上，是上层的人。下层的人处于历史的底层，历史根本没有记载下他们，然而他们却实实在在活在历史里，他们的生命将永远藏在历史里。所谓的上层人物，是指在政治上有影响的人物，下层是指在政治上没有事功的社会人。那么，两者是什么关系？其历史的作用又如何？他说：“上面政治人物都从下面社会起来，我们可以说，底层比浮面更重要。……跑到政治上层去的人物，是有表现的人物，如刘邦、项羽，都是有表现的人物。还有一批沉沦在下层，他们是无法表现的人物，但他们在那个时代，以及此下历史上，一样有影响、有作用。可能那些无表现的人物，他的影响作用却更胜过了有表现的。”[23] 不过，所谓的下层人物并非一般的民众，而是指那些虽无政治事功表现，道德人格却十分高尚的人。如，钱穆说，《左传》虽是春秋时期一部极详尽的历史，颜渊却不见记载，但颜渊是中国历史上有影响和作用的人物。可见，钱穆划分历史上层人物和下层人物，分别是以政治事功和道德人品为标准的。下层人物比上层人物更重要，就是说道德重于事功。
第三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
何为历史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钱穆说，历史自有一条大路，人人都该由此路向前，“能指点领导此路的，始是历史上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则“不能领导历史向前，却使历史倒转向后，违背了历史的大趋向”[24]。如，曹操兼能政治、军事和文学，又能用人，是魏国创业者。然而，他却是一大奸雄，故为历史反面人物，此下中国历史六百年中衰，曹操不能辞其咎。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四十年，求中国之自由与平等，此乃指导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大路，故为历史正面人物。他认为，中国社会不断有孝子，他们都在继往开来，都是历史的正面人物，“不断有历史正面人物，历史自然不会断，所以能五千年到今天”[25]。可见，钱穆对历史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分别也是以心性道德为基本准则的。
第四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君子与小人。
钱穆说，历史上有治世和乱世，依照中国人观念，君子多为治世，小人多为乱世。君子与小人的分别，“在其人之品格，以及其对人群乃至后世之影响。一群中有君子，一群人之品格，亦得随而提高。一群中有小人，一群人之品格，亦得随而降低”[26]。所以，《周易》以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为世之泰，以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为世之否。君子有德慢慢可以影响后世千万人，使次第尽为君子，“因此一人之德可以变成一时代的气运，气运转而时代就复兴了”[27]。他说，中国史书特别看重君子小人之分别，一面加以培植，另一面则加以诛伐。可见，钱穆视君子与小人之别在于人品而非事功，君子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即体现在他们高尚的道德品格上。
第五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圣贤与豪杰。
钱穆说，把中国历史人物分为治世盛世人物和衰世乱世人物，成功的人物和失败的人物，有表现的人物和无表现的人物，都是从外面看的。如果从人物内里看，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有两种：一是圣贤，一是豪杰。两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分别之处。首先，圣贤和豪杰有相同之处。他说：“单说圣人，似较严格，兼说圣贤，则较为宽泛。我想说，圣贤必然同时是一豪杰，豪杰同时亦即是一圣贤。……圣贤就是一个豪杰，只让人不觉其为一豪杰而已。”[28] 其次，两者又有分别。何为圣贤？他说：“圣贤一定要能‘明道’‘淑世’。这个世界在他手里，他就能把这个世界弄好，这叫做淑世。要淑世，当然先要能明道，使此道明扬于世。”[29] 何为豪杰？他说：“在某种环境下，外在条件配合不上，种种不如意，那么你至少要有一本领，能‘特立独行’，不论外面条件，我还是我，这样他便是一豪杰。……要能特立独行，从外面看，便是‘尚气立节’。”[30] 因此，豪杰必讲气节。而特立独行到圆满周到处即是圣贤，圣贤便能明道淑世。但道德也定要从气节来，气节也定要站在道德上。从钱穆对圣贤和豪杰的品评来看，亦是以心性道德为首要标准。
总观钱穆对历史人物所作的种种解释，无不把心性道德视为首要的和根本的，政治事功则是次要的。因此，他明确地说：“中国传统文化理想，既以个人为核心，又以圣人为核心之核心。孟子说圣人名世，这是说这一时代出了一个圣人，这圣人就代表了这时代。……中国之有尧舜，也如埃及之有金字塔，各可为其文化之象征与代表。”[31] 他认为，这种重视历史人物道德品格的精神，正是中国历史的精神，“中国历史是一部充满道德性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精神，也可说是一种道德精神，中国的历史人物，都是道德性的，也都是豪杰性的”[32]。所以说，钱穆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根本主张是一种圣贤史观。
钱穆圣贤史观的实质在于，把人的历史活动和作用最终归结为道德实践及其作用，认为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最终和最主要体现在其心性道德实践对历史所形成的重大和深远影响上。这无疑有其正确性和积极意义。因为，道德实践是人类各种历史实践中最有人文价值和意义的，体现了人类历史文化的本质。人类的一切社会行为最终都应该是合乎道德和体现道德精神的。不过，钱穆把人的历史活动完全归结为道德实践，以道德作为衡量和评价历史人物及其作用的首要和最终标准，又是片面和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人的历史实践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并不限于道德实践。说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最终都应该体现道德精神，并不等于说只有道德实践才有积极作用。说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终极意义和价值是道德的，并不等于说它是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在历史发展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力量是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在人的认识过程中，历史的终极人文价值与历史的客观事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以价值判断来取代事实判断。 转贴于 三 心性是历史文化及其演进的决定力量
钱穆把历史实践及其作用最终归结为人的道德实践及其作用。那么，人的道德实践在历史中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钱穆视心性为历史的本体，而心性的本质与人文意义又是“仁”，仁即是道德及其实践。因此，也可以说，道德实践及其作用便是心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展开和演化。那么，心性，即人的道德实践在历史文化及其演进中具体起什么作用？钱穆从四个方面对此作了阐述。
首先，历史文化由心性发源和展演。他说：“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33] 自然界开始是纯物质和没有生命的，后来慢慢产生了生命，在生命中又慢慢产生了心灵，“从有了心灵，才又产生了历史”[34]。历史文化不仅源于心性，也由心性展演。他说：“人文界一切，皆从人性展演而来。”[35] 又说，孔孟立教，似乎说仁义礼智乃是人类的原始本心，“此等原始本心，乃得自天赋，由自然界来，却可由此演出人文界种种事为，而发荣滋长，迄于无穷。”[36] 性是偏于自然的，心则偏于人文。所以，在人文界中起作用的心虽源于自然，有自然的成分，但人文性的心作用更大。在人文界中，一切由心决定物，不能由物决定心。但此心并非禽兽和婴孩那种草昧浑沌心，“能决定物的心，乃历史心、乃文化心，乃人心之经过长久时期所积累演进而成之心”，“人心境界愈高，人心能力愈大，其控制决定物的程度亦愈深，此之谓文化。文化史是一部人心演进史。抹煞人心，将无历史，无文化。”[37] 因此，主张物质和生产工具可以决定一切是错误的，石刀石斧由人心决定，电气原子能亦由人心创出。唯物不能有历史，唯物不能成文化。
其次，心性是历史文化演进的领导精神。他说，在长时期历史演进中一切事都像是偶然、突然和意外产生的，然而，它们实是有一种精神在指导，即，“指导这部历史不断的一种精神，也就是所谓领导精神”[38]。这就是历史精神。他认为，马克思讲历史的指导力量是唯物的，黑格尔先立一个历史哲学观念来讲历史，并以此观念来领导历史，又是唯心的。他们都不是从历史本身来寻找历史向前的精神，都是错误的。历史文化演进的指导力量和精神实为人心，“人心之长期指向，即是文化精神”[39]。中国历史文化的领导精神就是走向善的心性，在这个向着善前进的心性领导下，“历史也确实会向着善而前进，文化也确实向着善而前进，……这套理论与信仰放到政治上、社会上、经济、教育一切上，来完成以后的历史，这就是我们所谓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领导精神了”[40]。
第三，历史文化以心性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心性是历史文化演进的推动力。钱穆说，按照中国的人意见，“乃谓人类文化前程乃起脚于一己内在现有之一心”[41]。他认为，讲宗教、政治、军事和经济是社会的推动力，是把社会推动力看成外在的了，“中国传统文化则认为推动一切的力量在于我，在于我的心，各人是一我，各人可以推动他四围而成为一中心”[42]。就是说，各人的心是历史文化的推动力。历史文化的兴衰进退全在人心，“万世太平之基，须在此一二人方寸之地之心上建筑起”[43]。因此，他认为，今天提倡中国文化，莫如各自努力先学做人，学做一个理想的中国人，把各人当前做人作中心，“旋乾转坤，也只在我内心当下这一念”[44]。
第四，心性是历史文化进退升沉的机括。钱穆说，历史是在进退升沉的交替中演进。由于各民族文化体系不同，其文化力量的发现与运使，有重外和重内、重上和重下、重大群和重个人之别。中国文化极注重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的重心在人心，心为万物之灵，心转时代亦转，“因此历代文化之进退升沉，虽其最显著的迹象必先归到政治军事之基层，但求其渊源，最主要的还是在学术思想，信仰风俗，深著于人心内部之一面”[45]。经济军事由政治来领导，政治由教育领导，教育则重在人心的道德敦化。因此，“文化之进退升沉，则只是道之升沉而已。今人所谓之文化，中国古人则只谓之道体。明白到此，则文化之进退升沉，其权其机括，乃在个人身上，个人心中，可以不言而喻”，“其机括则在人之心，更要乃在每一人之心”[46]。
钱穆的道德心性决定论，旨在说明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和决定作用，体现了人文主义历史精神，这与他的心性本体论是合一的。他继承了中国“体用合一”的本体论思想，认为按中国人旧观念，“凡体必有用，用即是能。”[47] 就是说，有道德化的心性之体，必有道德化的心性之用。历史的本体的运动便是历史的创造与发展过程。质言之，历史创造活动便是心性本体在各种历史文化实践活动中的具体展开，历史的创造与演进即是人类心性道德不断演进和完善的过程。“体用合一”的道德心性决定论强调了历史发展中本体与动力的联系，强调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寻求历史演进的动力，力图消除历史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但是，离开历史发展的具体社会环境来说道德心性是历史的本源与动力，把历史文化的演变发展完全归结为人的心性的活动过程，单纯说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心性，没有分析人的心性为什么能和怎样去推动历史发展，这既是抽象的，同时也把复杂的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简单化了。
钱穆是中国现代主张儒学复兴中特立独行之人。他主张走“据旧开新”民族文化复兴之路，这是一条与主张“返本开新”的现代主流新儒家不同的中国文化复兴之路。他是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阐述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复兴的“新儒家”。他立足于儒家基本观念，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对历史创造的主体及其决定力量问题作了颇具现代意义的解释，将儒家思想作了新的发展。我们从他的论述中，便可以清楚中看到他与主张走“返本开新”之路，即从主要从哲学角度来阐扬中国儒家文化复兴的新儒家的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的差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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