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过：“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们党的根本任务，正如同志早就指出的“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虽然这些教导已经耳熟能详，但是我们要温故知新，要努力学习，深刻认识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冷战结束以后，在科学技术日新日异，高科技产业化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面貌和人类生活的21世纪，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理解，这就是“三个代表”新概括、新发展和新要求之所在；这就是总书记在“三讲”学习之后，立即提出“三个代表”的深刻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目前看来，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为一个经济体系而言，就是被西方学者称之为“新经济”，也就是“知识经济”的新现象，正如江总书记所说“知识经济已见端倪”。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什么是知识经济呢？目前知识经济以生态与信息为基础，现代科学技术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核心，有资源配置的优化和高新技术的产业化的两个驱动轮，以注入高新技术和改变粗放生产方式为积极的生产方式的工业现代化形成前进动力体系。以这个体系为主轴，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推向可持续发展。从水利来看，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最主要的是转变思想，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水资源优化配置主要是解决防洪、水资源供需平衡和水生态与环境保护三大问题，或者说“水多、水少和水脏”问题。按照汪部长提出的水利现代化的五个目标，其主要政策手段是一保、二节、三管、四调、五科技。通过上述手段，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一保，就是保护水资源。
保护饮用水水源地就是直接保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于湖泊和水库等供水水源地保护必须认识到其迫切性，如不采取措施，现在多污染一天，本底污染就多累积一分，将来产生二次污染，贻害子孙，后患无穷。北京附近的官厅水库就有这种趋势。欧盟国家在莱茵河的累积污染，以其财力和技术在今天治理都是大难题。我们一定要借前车之鉴，未雨绸缪。分段保护水资源首先是水污染治理要达到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能够有效地控制和减少污染。水利部门首先要根据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科学地制定江河湖库水体的纳污总量；根据技术现状划分水功能区；根据水量和污染变化，进行应用系统分析，设置取水口和排污口。同时，污染治理要尽量采用高技术，不能把污染治理变成污染转移。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对保护水资源的要求，是“把污染挡在上游”，以少污染和少耗水的原则改变经济结构和产业经构，耗水少了，污染自然也少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坚决关停并转污水排放不达标的企业。
通过实际调查，目前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往往越是污染大户，就越是利税大户而受到地方保护。国际经验证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2000美元的水平时，正是高污染、高耗水产业兴起的阶段。我国马上就要进入这一阶段，这正是污染趋势难以控制的根本原因。建议在国家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中，科学地把污染列为负国民生产总值加以制约，规范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在目前阶段，先进社会生产力对水资源保护的另一个要求是加大投资力度，把破坏水资源的“五小”企业劳动力转移到水生态与环境保护建设上来，一增一减，保护水资源。例如，把乱采乱挖的小矿业劳动力转移到植树种草、建设森林系统上来。
二节，就是节约水资源。
是否节约水资源不仅影响当代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影响到下一代。超采地下水就是喝“子孙水”。目前我国北方地下水普遍超采，仅河北省在1984～1997年间就累计超采地下水483多亿m3，相当于近5年的规定开采量，已经造成地面沉降、破坏生态等严重影响。
某些落后的传统产业，在工业革命以后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和获取最大经济利润为目的，这是完全不符合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这是西方工业化走过的弯路，我们绝对不能重蹈覆辙，必须节约用水，建立节水农业、节水工业、节水城市、节水社会。我国有些产业的万元产值是西方发达国家的10～20倍，农业灌溉系统中水的有效利用系数只有0．4，这种现象必须改变。要建立节水的民族文化，以节约水为荣、浪费水为耻，绝不能以人均耗水量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准，要建立新的价值观。
同时，我们还要大力发展高科技节水技术，尽可能多投入智力资源，通过智力资源的投入尽可能以富有资源来替代短缺的水资源，例如新建筑材料，不论在建材制造，还是在土建施工中都可以大大节约水资源
三管，就是加强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和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城市水务管理体制
管理的现代化是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稀缺自然资源的利用不同程度地失控，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误区之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加强对水资源的宏观调控。决策与管理的正确与否是能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关键。决策的失误是对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最大违背；管理的失误是对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最大漠视。
统一管理的科学基础就是以流域为系统进行与生产力发展密切配合的应用系统分析，变供水管理为需水管理，以供定需，要以保证人民生活需求和粮食安全为前提，以维护生态平衡为基础，以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和污染量为两个最重要的指标，逐步建立省际的、地区的和产业的分水方案，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同时要辅以取水口的科学设置和取水量的科学检测等一系列先进技术手段。
城市化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之一，城市的水资源问题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城市人口众多，水资源日趋短缺；城市地域狭小，水生态自然不平衡。如果不实行城乡一体化的水务管理体制，不形成水源地、供水、用水、排水、治污和污水处理回用的系统管理，水资源供需平衡、污染、水生态与环境恶化、地面沉降等一系列问题都无法解决，必然成为城市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瓶颈
水资源统一管理的手段除了体制和行政的以外，还有经济手段，这就是水价。必须转变水是廉价的、可以任意挥霍的自然资源的观念，建立水资源短缺的忧患意识，认识到目前条件下清洁的饮用水的供应像食品一样，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水价提高以后，要兼顾水资源保护、供水企业、节水投入和污水治理等各方面的利益，使水价提高真正对保护水资源起促进作用。必须以水价为经济杠杆，保证耗水少、污染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先进社会生产力的水资源可持续供应，实现优化配置。
四调，就是在加强保护、厉行节约和统一管理的基础上，对人均水资源量低于国际公认下限和自然水生态不平衡的地区实行区域间调水。
从水资源相对富裕的南方向水资源短缺的北方调水的南水北调工程就是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调水必须符合先进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要充分论证，科学选比，以现代科学知识和高技术为基础全面考虑全球气候变迁，调出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调入地区对水价的承受能力，调出调入地区水资源的时间分布和调水沿途保护等一系列问题。
小范围调水也可以考虑虚拟调水，借鉴调粮等先进科学管理方法。
五科技就是以工程为依托，加大科技投入。
在以上四方面的工作中都要以工程为依托。保护水资源，要建立水源地如水库保护工程，还要建立过去没有的水源净化和污水处理工程；节约用水要大力开发节水技术，实施节水工程；管理更需要兴建水库输水渠、排水道等一系列工程以实现管理目标；调水本身就是个巨大的工程。说资源优化配置绝不是说不要工程，而是说兴建工程要以资源优化配置的思想为指导。要自始至终加大现代知识投入，全面科技创新。尽管水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难以实现全行业高技术产业化，但必须高度重视先进社会生产力的这一发展要求。当受控热核聚变能源和太阳能廉价商用以后，以富有水资源——海水大规模替代稀缺水资源——淡水就有了可行的前提。目前，在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中，在有条件的地区，如北京和上海的周边地区，建立实时监测、决策支持和反馈控制的高技术管理系统是完全可能的，从而使水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同时，土壤水、环境用水、生态用水、人工生态系统建设和森林系统对水资源涵蓄的影响等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水资源分配是一种指令配置模式，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来配置水资源，国家养水，福利供水，这种模式导致水资源价格严重扭曲，造成“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和“政府失效”（governmentfailure）。所谓“市场失灵”是指水价大大低于生产成本，价格不能起到调节供求的杠杆作用，致使用水粗放增长，浪费严重。所谓“政府失效”是指即使水价提高到弥补供水成本的水平，水价还低于水资源的社会成本，包括外部成本和机会成本，造成潜在的用水效率损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这种配置模式不可能导致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既缺乏效率，又不公平，不但代际之间不公平而且同一代内不同人群之间也不公平。在水资源日益稀缺、市场转型的新形势下，也不再能够有效协调地方利益矛盾，所以必须加以改革，这已是共识。目前微观上的水价改革已经付诸实施，宏观上的水资源统一管理也被日益重视，但水资源配置仍然主要是政府行为，并且在思想上和实践中更加倚重于行政手段，侧重于强化“分水协议”的实施保障机制，而不重视对利益主体的经济激励，更没有积极引入更有效的市场手段。可以认为，我国目前的流域水管理体制仍是指令配置模式的延续。目前水价改革由于多种原因进展缓慢，价格政策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流域管理还存在着严重的“体制失效”。
以黄河为例，黄河水量分配方案实施以前，黄河水资源是一种典型的“开放的、可获取资源”（open-accessresource），流域上下游自由取水，各行其是，区域用水“以需定供”，水供给的约束条件主要是受取水能力限制。资源的开放状态包含着资源退化的高度风险，往往导致“公地悲剧”。沿黄各省区进行“取水竞赛”，这类似于“军备竞赛”，各个地区以“取水最大化”为目标，竞相在两岸兴建各种引水取水设施，以满足日益膨胀的水需求，引黄水量迅速增加，从50年代到90年代，引黄耗水量增长了1.5倍。作为“公共资源”，由于免费获取，被过度耗用，黄河不堪负重，黄河下游从1972年开始断流，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平均每5年有4年断流，进入90年代则是年年断流。鉴于黄河流域上下游用水矛盾日益突出，国务院1987年颁布了黄河水量分配方案，将349.6亿立方米的水量分配给沿黄八省，但实际用水量和分水方案相差甚远。根据黄委会公布的数据计算，从1992-1995年期间，内蒙古和山东平均年超标分别为13%和11.3%，而陕西和山西则没有用到分水标准，四年间平均每年的不足量为52%和75.8%（见表1）。中科院地学部报告（1998）指出，因缺乏权威性的流域统一管理机构和相应的法律法规，无法对实际引水量实行有效监督和控制和对个别超额用水地区和部门进行制裁，分水方案并未有效落实，一遇枯水年份或用水高峰季节，沿黄引水工程都争先引水，造成分水失控。黄河水量分配方案得不到有效实施，反映了指令配水模式的体制失效，体制失效又称为财产权失效。指令配置是利用计划指令按地域分配资源，其决策机制特征是黑箱作业、中央（部门）拍板和高度集权，其管理模式是通过流域管理机构进行集权决策与管理，其约束机制主要是行政手段和长官意志，在这种体制下，用户处于被动接受地位，既无参与权亦无表达权（见表2）。指令配置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其资源配置效率很低，对利益主体的约束性也极差，直接后果就是流域水供求矛盾更加突出，水质水环境趋于恶化，断流状况愈演愈烈。
流域水资源象任何一种稀缺经济资淅一样，分配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协调各地方利益分配。如何解决各地方利益冲突，推进流域水管理体制改革，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思路：
第一种，强有力的流域统一管理模式。主要是通过流域立法，强化流域管理机构的权威，利用法律约束机制调节地方利益冲突，实现流域水资源的统一优化管理调度（王建中，1999）。在理论上，通过流域统一管理配置水资源，其全流域效益是最优的，但在实际中由于缺乏激励机制，使得强制性的法律同样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第二种，建立水市场的思路。主要着眼于建立合理的水分配利益调节机制，以产权改革为突破口，建立合理的水权分配和市场交易经济管理模式，政府通过对交易市场的干预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的形式来保证全流域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建立由价格制度、保障市场运作的法律制度为基础的水管理机制。这种思路把水资源当作一种商品，通过界定清晰的产权，利用市场加以配置，从利益机制出发建立流域“激励相容”的水管理机制（刘文强，1999）。这是一种非常有价值思路，但是在转型期现实条件下，跨区域水资源完全市场化的配置方式在经济上可行，在政治上不可行，所以在实际中难以施行。
水资源的分配是一种利益分配，既可以通过市场也可以通过非市场来解决，但单独哪一种方式都不能有效解决，水资源的配置方案不仅仅需要技术上、经济上的可行性，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可行性。通过对流域水资源配置的经济机制和利益机制分析，我们提出水资源配置的第三种思路，即引入准市场的思路。我们建议积极引入既不同于传统“指令配置”也不同于“完全市场”的“准市场”，准市场的实施由“政治民主协商制度”和“利益补偿机制”等辅助机制来保障，以协调地方利益分配，达到同时兼顾优化流域水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和缩小地区差距、保障农民利益的公平目标。流域统一管理应和“准市场”、“地方政治民主协商”有机结合，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形成比较成熟有效的新的流域水分配、水管理模式，并逐步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化。
二、积极引入流域“水市场”，优化流域水资源配置
应对日益严峻的水资源供需矛盾，必须开源和节流，由于开源成本越来越高，跨流域调水工程耗资巨大，因此一般而言，在实施大规模的调水工程之前，应首先充分挖掘本流域用水潜力。市场的力量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水资源作为一种稀缺经济资源，同样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优化配置。利用市场机制配置水资源，既包括微观上的提高水价以促进节水，也包括在流域上下游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之间的市场交易，引进流域水市场能够促进微观上的水价改革，优化流域水资源配置，增进流域的用水福利。
水资源的需求可以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基本的生活需求，即为了维持正常生命、保障基本生活的日常生活用水，这部分用水的需求价格弹性很小，另一部分是非基本需求的多样化用水，需求价格弹性较大。基本用水的比例很小，以塔里木河流域为例，按《21世纪议程》要求的每人每天40升淡水的用水标准，塔河全流域人口基本用水总量仅占水资源利用总量的0.5%。绝大多数用水是多样化用水，又可分为农业用水和非农业用水，其中农业用水是总用水的主要组成部分，1996年我国农业用水在总用水中的比重高达87％（见表3）。某些流域农业用水比重更高，塔河流域农业用水越占全流域用水的95.5%，黄河农业用水占全河用水量的92%，而且上游比例更高。从流域整体来看，流域上下游不同地区之间有潜在的“水市场”。以黄河为例，黄河多数灌区工程老化失修，灌溉方式简单落后，不少地方还是大水漫灌，管理粗放，水资源有效利用率低（30-50%），农业如果采取有力的节水措施，就能转移出一部分农业用水满足非农业需求。研究表明，水资源越是易于获取的地区，大水漫灌越成为习惯，节水激励越弱，用水效率就越低下，黄河上游青海、甘肃、宁夏和内蒙四省的人均用水量和万元GDP用水量大大高于下游的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四省，由于地理条件限制最不易获取黄河径流水的山西省，人均用水量和万元GDP用水量却最低（见表4）。农业用水效率的计算表明，下游河南、山东两省的灌溉面积产出效率大大高于上游，约是青海、宁夏和内蒙三省的2倍（见表5）。一方面上游由于水资源的易得性而超量采水，浪费严重，如果节约用水就可以提供潜在的水供给，而节水是一种投资需求；另一方面下游水严重短缺，对水资源又迫切需求，而工农业经济损失可以提供潜在的资金供给。市场之所以是有效率的就是因为如果同时存在需求和供给，那么通过交换，供需双方都可以受益。下游地区拿出一部分经济损失和上游潜在的水供给相交换，水短缺和支付上游水价都会促使其提高节水水平，从而总受益增加；而上游收取下游的水价，以此对节水灌溉进行投资，虽然水量减少而产出却可以继续增加，其总收益也增加。这说明水资源作为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其配置可以不完全依赖于政府的指令性分配，也可以充分利用市场加以配置，而市场配置资源是有效率的。
利用水市场进行流域水资源配置优于“指令配置”。这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⑴通过市场交换，双方的利益同时增加，交换必然优于没有市场交换，这是市场效率的体现；⑵市场交换具有动态性，能够反映总水量的变化和用水需求的变化，部分消除了指令分配各地区水量的不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体制失效”；⑶上下游的用水成本增加，上游多用水就意味着丧失潜在收益，即用水要付出机会成本，而下游多用水要付出直接成本，这就为上下游都创造了节水激励；⑷地区总用水量通过市场得到强有力的约束，必然会带动其内部各区域的水资源配置的优化，区域又会拉动基层各部门用水优化，这样通过一级一级的“制度效仿”，可以大大加快微观层次上的水价改革。微观上的水价改革和流域水市场相结合，这样就能够有效的配置流域水资源，这正是政府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方式难以实现的目标，通过在全流域引入水市场却可以得到较好实现。
三、我国转型期条件下的水市场要采取“准市场”形式
水资源是一种具有多重特性的自然资源，包括自然特性、生产特性、消费特性和经济特性。从自然特性角度看，它可以循环再生，但是储量有限，它空间和时程分配不均，多则成涝、少则为旱，而且自然界需要大量的生态环境用水；从生产特征角度看，它的长期供给有自然极限，短期供给依赖于水利设施，水利设施往往投资很大，投资周期长，具有公共物品的特点，使得水供给具有区域自然垄断性，通常由地方政府部门提供，而且地表水上游地区取水处于自然优先地位；从消费特征来看，水需求同时包含水量需求和水质需求，人类用水有一个弹性很小的基本用水，而大部分用水为弹性相对较大的多样化用水，占用水很大比重的农业用水和降水呈逆向波动，农业节水依赖于用水管理和节水技术设施，需要较大的节水投资；从经济特性来看，水资源具有混合经济特性，既有私人物品的属性，又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具体分解如图1分解。
注：所谓竞争性是指减少一部分用户消费的供应可使另一些用户获得这种供应，外部性是指行为主体没有承担其行为的全部成本（消极的外部性）或没有享有其全部利益（积极外部性）时所出现的一种现象。可独占的指容易排除用户使用，不可独占的是指排除用户使用的成本很高。例如水旅游、航运和码头，因为经营部门容易排除用户使用，所以是可独占的，且在空间并不拥挤的情况下，增加用户并不使其它用户受损失，即非竞争性的，这样的物品称之为俱乐部物品。
水资源私人物品属性的一面，比如水能和供水，竞争性很强，而且具有独占性，这种属性决定供水通过水市场配置最有效率；但是水资源又具有很多公共物品属性，比如防洪、河道治理、水质监测、水情预报等等都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具有非竞争性和非独占性，具有非竞争性和非独占性，需要由政府来提供这些公共服务。因此水市场只能在供水、水能、灌溉等这些具有私人物品属性的有限领域内发挥作用，水市场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市场。
水资源还有独特的地域特征，以流域或水文地质单元构成一个统一体，每个流域的水资源是一个完整的水系，各种类型的水不断运动、相互转化，例如水可以从上游向下游流动，地表水和地下水可以相互转化。水资源的以流域为整体的特征，客观上要求流域统一管理、统一水量调度，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强调对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我国这方面也已引起高度重视。以黄河为例，黄河的水量调度要综合协调解决防洪防凌和发电、发电与灌溉及上下游用水、汛期下游引水与防凌、汛期水库蓄水与河道泥沙冲淤、工农业供水和生态用水、地表水和地下水等各方面的矛盾，这是一项非常宏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综合协调这些矛盾是难以想象的。基于此，供水、灌溉和水能等水需求必然受制于防洪、防凌、冲沙、生态保护等其它水需求，这使得水市场即使在水资源私人物品属性的领域内也要受制于水资源利用的多目标性。
在地区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公平的市场交易难以发生。王绍光和胡鞍钢（1999）的研究表明，中国目前的地区差距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见表6）。以黄河流域为例，沿黄八省在进入90年代以来地区差距迅速扩大，1990年山东人均GDP相当于甘肃人均GDP的1.65倍，到1998年已上升为2.34倍，1998年山东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26.9%，而甘肃的人均GDP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4.2%（见表7）。在地区差距如此显著的情况下，水市场难以自发产生，必须和政治手段相结合，建立协商制度和利益补偿机制来保障水市场的实施。
综上所述，在现实转型期条件下，我国的水市场只能是一个准市场，所谓准市场是指流域水资源在兼顾上下游防洪、发电、航运、生态等其它方面需要的基础之上，兼顾各地区的基本用水需求，部分多样化用水市场化，在上下游省份之间、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按市场化加以配置，这是一个完整的、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供水水资源市场。
四、水市场的辅助机制：“政治民主协商制度”和“利益补偿机制”
对于流域地表径流水这样一种具有复杂混合经济特性的自然资源来说，其空间跨度很大，供水又具有自然垄断性，往往由地方公共部门提供。在转型期条件下，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公共供水部门还不能完全实现市场化运作，上下游用水户之间由于信息等因素造成的高昂交易成本，使得供求力量不足于跨越空间障碍实现市场交割，必须由一定的组织来代表用户的利益，在流域上下游之间建立协商机制。而流域地方政府是最有效的水权代表者，可以在较大程度上代表地区和用户的利益，最可能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和其他地方政府之间建立起一种组织成本较低的协商机制。政治协商机制实际上是一种谈判和投票机制，地方利益主体通过广泛参与反映地方利益，实行地方投票、中央拍板、民主集中，在一定游戏规则下达成合约，其结果不一定是谈判各方的最优解，但却是较优解或妥协解，这将带来流域整体用水效益的提高（见表2）。
通过政治协商实现部分多样化用水市场化配置，其约束机制主要是合约约束，由于合约是建立在其它利益主体约束条件下最大限度的反映了自身利益，合约规定了违约受惩罚的规则，违约的成本必然很高，这就大大减少了违约的风险。但仅此还不够，还必须建立一整套合约保障机制，包括广泛的信息披露，用户的广泛参与，初始产权的公平划分等等。如果具有取水优先权的上游地区是贫困地区，显著的地区差距以及农业节水投资巨大的特点，上游地方将会缺乏谈判积极性，即使达成合约违约的风险也很大，因此必须建立一套“利益补偿机制”，对欠发达地区和利益受损人口实行利益补偿。有效的利益补偿机制将是保障政治协商制度实施的关键。利益补偿的核心是保障农民利益、给农户造成节水激励，用户节水除了完全弥补少用水损失和水价提高付出的成本，与原来的多用水相比，还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这样才能同时达到农业节水和农户受益的双重目的。利益补偿的实现要通过多种渠道，包括财政转移支付、水市场收入和国家对水利设施的投资和补贴（这是较大的一笔利益补偿）。利益补偿的受益对象既包括上游地区政府，也包括当地人民，但是主体应当是贫困地区农民和流域贫困人口，有效的利益补偿机制有助于缩小上下游地区差距和调节收入再分配。水市场的有效运作能够保证水资源在流域的优化配置，实现市场的经济效率目标，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保障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实现政府的社会公平目标。
五、政策建议
199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诺斯，把制度和制度变迁纳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式之中，认为制度创新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起着重大作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奥秘就在于，它是在紧密结合国情的基础之上，发展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其内涵就在于通过内部信息外部化、隐蔽信息公开化、增加信息透明度、引入广泛的参与，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有效解决产权问题，最终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因此，解决跨区域水资源问题不只是搞几个大工程，投资上百亿或上千亿元，更应该着眼于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推动流域水管理体制的制度变迁和制度进步，实现从流域水资源指令配置向准市场配置的转变。以黄河为背景，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尽快建立基于平等参与的全流域地方政治民主协商制度。
目前黄河已有部分省份之间的协商制度，例如上游有黄河上中游水量调度委员会，负责上游龙养峡、刘家峡等水库的水量调度，其组成包括黄委、西北电管局、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四省，委员会负责研究、协商、安排上游水库非汛期调度，协调发电和农灌水关系、协商地区之间或部门之间用水的重大问题；下游有晋、陕、豫、鲁和黄委组成的黄河防汛总指挥部，统一指挥黄河下游的防洪防凌。我们建议在黄委会设立沿黄各省区平等参与的全流域“地方行政首长会议”，由中央代表（水利部）和各省区代表（地方行政首长）组成，下设办事机构，实行“一省一票、多数决定”的投票原则，当各方争持不下，由中央决定。由此形成全流域范围的地方政治民主协商机制，在保障防洪防凌和生态用水、兼顾发电用水的基础上协商黄河部分水量的再分配，就水权转让和水库调度、利益交换与利益补偿等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和谈判，在一定规则下达成用水合约以及违约惩罚办法，由黄委会定期公布供水、用水、分水信息，并监督检查与组织实施。为保障水市场的形成，可设立“水银行”，通过价格听证、市场干预等经济手段对水市场进行宏观调控。
第二，流域人口基本用水均等化，对流域贫困人口实行用水补贴
水资源实行低价供给，主要是为了保障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能够获得基本用水，但结果却是补贴了富人，造成大量用水浪费。供水按市场加以配置，政府必须保障流域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的基本用水需求。按照一定标准确定流域人口基本用水量（占全部用水的比例非常小），由国家低费供给，保证“人人有水喝”，充分体现公平原则。基本用水之外的供水为多样化用水，部分用水进入市场公开拍卖，按照市场机制在流域配置，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体现效率原则。多样化用进入水市场，将伴随着水价的较大幅度提高，上游的利益特别是农民利益一方面通过节水向水市场按市场价格卖水获得新的收益；另一方面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和对节水投资得到补偿。下游部分地区农民的利益同样应得到补偿，国家对水利设施的财政补贴转向对流域贫困人口实行用水补贴，实现社会收入再分配。由于部分供水市场化，水价的提高能够加快水利设施的市场化运作，使供水收入逐步达到弥补运行费用和水利设施投资的水平。减少甚至取消国家财政对水利设施的补贴，可以促使水市场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换，促使公共设施提高工作效率、改进服务质量，进一步加快水利产业化和市场化。
第三，加大对中上游省份财政支付转移的力度，改变中央财政援助方式。
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为欠发达地区，1998年，除山东省，其余沿黄七省的人均GDP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50~80%（见表7），财政自给率在30~65%之间，其中上游四省对中央财政依赖度在35~70%（见表8），青海、宁夏和内蒙古人均财政支出高于全国人均水平，但是其余省份均不同程度低于全国人均水平（见表9）。黄河、长江、珠江等大江大河源头应作为全国性公共物品，这如同国防及国家安全一样，为了提供全国生态安全，由国家投资植树造林、进行生态环境建设。今后应对人均财政支出低于全国人均水平省份进一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使之接近或达到全国人均水平；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必须有条件地使用，专用于生态环境建设，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对农民的节水投资进行补偿，补偿的方式可以用多种方式实现，比如粮价补贴、实物补贴、申报补贴等方式，逐步形成有效的节水激励保障农民广泛受益。
第四，加大信息采集力度，广泛披露信息，无偿公布水文资料。
1990年开始黄委就开始了黄河用水统计工作，并编发了1988-1992年的黄河用水公报，逐年公告流域内各省区、各部门耗用黄河地表水、地下水量。在此基础上，应加大用水信息采集力度，拓宽用水公报的涵盖面，包括沿岸各引水口的取水量、各灌区的用水量、用水效率、沿岸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水价等等指标，并广泛向全社会披露。广泛的信息披露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广泛参与，有利于政策实施，提高管理效率。
水文资料是治理黄河、合理使用水资源的基础性资料，是一种公共物品，具有积极的外部性，它应由国家财政投资、公共机构提供，社会无偿使用，而不是少数机构的“私人物品”或“专利品”。因此水文资料包括径流流量、水位、含沙量、水温、冰情等资料不仅应当向社会公布，而且应当无偿提供，以吸引社会研究机构广泛参与，不断提高我国水文水资源科学研究水平，为科学决策提供详细资料和研究背景。
第五，引入广泛参与，积极鼓励基层用户建立各种形式的用水组织
广泛的用户参与同广泛的信息披露一样，也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这是打破供水方垄断性和促进降低供水成本的制度安排。国外的实践表明，基层用水组织在灌溉用水管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农村灌溉用户普遍没有终端计量设备，成立诸如农民协会、用水者协会这样的基层组织对于用水的有序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基层民间组织能够促使广大用户的民主参与，减少基层供水方腐败、保障用户权益。由基层组织来管理集体水事务，包括管理公共水利设施、维护集体水权、水费征收、节水技术推广、与个体用户联系等功能，基层用水组织的建立有利于反映用户愿望和观点，促使供水单位改善服务，促进政府与用户特别是农民的沟通，有利于政策的制订、管理的改进、工程的规划建设和维护，各项改革措施也更宜于为用户和公众接受。基层组织的建立还能够大大降低对个体补偿成本，使对用户的补贴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因此，政府部门应积极鼓励更多的用户、团体（公共、私人部门）以及整个社会参与到水管理中来，成立各种形式的基层用水组织。在此基础之上，逐步建立各级流域用户委员会，参与到更大范围甚至整个流域的水管理当中来。
第六，加快水利设施投资体制改革，推进水利设施运营公司化或商业化运作。
水利设施属于基础设施，一般由国家投资共建，由政府部门直接经营。长期在计划经济模式下运作，以及对国家补贴的依赖，造成了水利设施业绩不佳、维修不足、损坏严重，服务常常不能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和支付的愿望，水利设施在减轻贫困和改善环境的潜力也被忽视。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即使是国家投资共建水利设施也需要做重大改革，例如工程设计、施工、设备制造安装进行公开招标，强化预算约束，由第三方实行监理等等；水利设施建成后政府水利主管部门不再直接参与运营管理，对其经营运作的激励机制作出重大改革，包括运用商业化原则经营公用事业、引入竞争和广泛的用户参与、改革收费办法等等。实现政府转变职能，使政府更经常的作为促进者、协调者和公共利益保卫者行事，而不是作为直接经营者。
主要参考文献
水利部水政水资源司，黄河断流及其对策（文集），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
中科院地学部，1998,黄河断流咨询考察报告
王建中，1999，黄河断流情况及对策，中国水利，1999年第4期
刘文强，1999，塔里木河流域基于产权交易的水管理机制研究，申请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论文
潘家华，水资源市场配置论，持续发展的途径的经济学分析，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Thecomparisonbetweenvariabledisplacementcompressorandfixeddisplacementcompressorismadeinthispaper.Onthebasisofanalyzingthevariabledisplacementcompressorandautomotiveairconditioningrefrigeratingsystemwiththermodynamicexpansionvalveaswellasthevariabledisplacementcompressorandautomotiveairconditioningrefrigeratingsystemwiththrottlingtube.Theautomotiveairconditioningrefrigeratingsystemcomposedofvariabledisplacementcompressorandelectronicexpansionvalveisintroducedinthispaper,analysisofthissystemcharacteristic,itscontrolmethodandcontrolalgorithmaredescribedalso.
摘要
对变排量压缩机与定排量压缩机加以比较，在分析变排量压缩机和热力膨胀阀汽车空调制冷系统以及变排量压缩机和节流管汽车空调制冷系统基础上，提出了变排量压缩机和电子膨胀阀组成的汽车空调制冷系统，并对其系统特性加以分析，提出其控制方案和控制算法。
Topicwords:Compressor,Airconditioning,Controlvalve
主题词：压缩机空调控制阀
1.前言
为了提高汽车空调系统的运行特性和节能效果，1983年美国GM公司哈里森散热器部在原来定排量摇板式压缩机的基础上，研制开发了V-5型无级变排量摇板式压缩机[1]；1988年日本三电公司开发生产出7缸无级变排量摇板式压缩机[2]。该类用于非独立式汽车空调系统的无级变排量摇板式压缩机是根据压缩机吸气压力与设定值之差，调节摆盘箱压力与吸气压力的差值，推动摇板改变倾斜角，从而改变活塞的行程和压缩机主轴每转一周的排量，所以压缩机的排量调节使系统获得几乎恒定的蒸发工况。该类压缩机与定排量压缩机相比，具有压缩机运行连续平稳、空调送风温度波动小及节约燃油等优点。但由于其变排量特性，在配置节流元件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问题。本文在分析变排量压缩机分别与热力膨胀阀及节流短管组成的汽车空调制冷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了变排量压缩机和电子膨胀阀组成的汽车空调制冷系统。
2.变排量压缩机和热力膨胀阀组成的汽车空调制冷系统
热力膨胀阀是制冷系统最常使用的节流元件，变排量压缩机在系统组成时就会考虑到与热力膨胀阀的配置。图1为变排量压缩机和热力膨胀阀组成的汽车空调制冷系统示意图。
图1变排量压缩机和热力膨胀阀组成的汽车空调制冷系统示意图
1.变排量压缩机2.蒸发器3.热力膨胀阀
4.储液罐5.冷凝器
AtsuoInoue等人对7缸变排量压缩机和热力膨胀阀组成的汽车空调制冷系统进行了试验研究，测试结果表明系统发生了振荡现象[3]。本文在试验研究的基础上，对热力膨胀阀进行了改进，使热力膨胀阀即使在全关时也一直保持一微量恒定旁通，这样解决了系统低空调负荷时的振荡问题，但未做此方法在高空调负荷时的试验。
我们对改进后的5缸变排量压缩机和热力膨胀阀组成的汽车空调制冷系统的稳定性问题进行了试验研究和理论分析。从测试结果可以看出蒸发器出风温度Tao、压缩机排气压力Pd、压缩机摆盘箱压力Pc、蒸发压力Pe和蒸发器出口制冷剂过热度SHb都随时间发生等幅周期性变化。
该系统中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制冷剂流量调节装置，即变排量压缩机和热力膨胀阀。两流量调节装置均为自力式调节机构，各由不同的参数控制。变排量压缩机是根据压缩机吸气压力为控制信号来调节压缩机活塞行程和压缩机主轴每转一周的排量。热力膨胀阀是以蒸发器出口制冷剂的过热度为控制信号，对制冷剂流量进行比例调节的。由于蒸发器的热容量、制冷剂从蒸发器入口到出口的流动和状态变化、感温包的热容量、感温包毛细管的压力传递以及阀内机械动作等一系列的时间滞后，使流量调节对过热度的响应滞后。两流量调节装置之间的唯一联系是均与压缩机吸气压力有关，但是吸气压力又由压缩机控制几乎保持恒定。当系统参数或空调负荷发生变化时，一旦变排量压缩机和热力膨胀阀流量调节不匹配就会产生系统振荡。
由于系统稳定性的问题没有得以解决，限制了变排量压缩机和热力膨胀阀汽车空调制冷系统的应用。
3变排量压缩机和节流短管组成的汽车空调制冷系统
变排量压缩机和节流短管组成的汽车空调制冷系统是由变排量压缩机、冷凝器、节流短管、蒸发器和气流分离器组成（见图2）。与图1表示的变排量压缩机和热力膨胀阀组成的汽车空调制冷系统相比除了节流元件由热力膨胀阀改为节流短管外，还取消了冷凝器后的储液罐，并在压缩机和蒸发器之间设置了气液分离器。由于该汽车空调制冷系统的变容量特性，节流短管作为固定阻尼节流元件无法保证蒸发器出口的制冷剂在低空调负荷下的完全蒸发。因此，在压缩机和蒸发器之间设置了气液分离器，使未蒸发完的液态制冷剂分离出来，暂存于气液分离器的下部。由于该气液分离器置于高温的发动机舱内，它很快就会继续蒸发成为气态，从而保证了压缩机的安全[4]。
图2变排量压缩机和节流短管组成的汽车空调制冷系统示意图
1.变排量压缩机2.冷凝器3.节流短管
4.蒸发器5.气液分离器
由于节流短管结构简单，为无反馈开环流量控制装置，保证了系统的可靠运行。所以在变排量压缩机汽车空调制冷系统中，变排量压缩机和节流短管组成的汽车空调制冷系统目前应用最广。但存在节流短管无法与变排量压缩机在变容量范围内达到系统高效运行，气液分离出来的液态制冷剂不能再去有效地利用以及气液分离器布置困难等缺点.
4变排量压缩机和电子膨胀闪组成的汽车空调制冷系统
图3为变排量压缩机和电子膨胀阀组成的汽车空调制冷系统示意图，该系统由变排量压缩机、冷凝器、储液罐、电子膨胀阀和蒸发器组成。通过输入参数进入控制器，利用控制器的控制算法得出控制电子膨胀阀的电磁线圈的电压或脉冲电机的驱动脉冲信号，从而实现了膨胀阀对流量的调节[5]。
图3变排量压缩机和电子膨胀阀组成的汽车空调制冷系统示意图
1.变排量压缩机2.蒸发器3.电子膨胀阀
4.控制器5.储液罐6.冷凝器
变排量压缩机制冷系统中配置电子膨胀阀的关键问题是以保证系统稳定性和变容量范围内系统最佳运行工况为目标，确定合理的控制方案和控制算法。在该系统的研究开发过程中，还有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应用问题要解决。
系统静态和动态特性
深入了解控制对象的特性是寻求合理的控制方案和控制算法的基础。对系统中各部件的静态和动态特性进行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用理论建模和系统辨识相结合的方法，得出各部件的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然后根据各部件参数之间关系，建立系统静态和动态模型。根据模拟计算和试验研究的结果，分析系统静态和动态特性。
a.系统稳定性原则
由于该系统有变排量压缩机和电子膨胀阀两个流量调节装置，所以同样存在系统稳定性问题。在以上系统静态和动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满足系统稳定性条件下的电子膨胀阀特性要求，得出系统稳定性区域。
b.控制方案和控制算法
由于该系统有变排量压缩机和电子膨胀阀两个流量调节装置，所以同样存在系统稳定性问题。在以上系统表态和动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满足系统稳定性条件下的电子膨胀阀特性要求，得出系统稳定性区域。
c.控制方案和控制算法
为减少电子膨胀阀流量调节对过热度的响应滞后，电子膨胀阀对蒸发器出口端制冷剂过热度的检测可通过热敏电阻或压力信号。采用热敏电阻来检测时用2只热敏电阻，一个测量蒸发温度，另一个测量蒸发器出口温度；采用压力信号来测量是对蒸发器出口端压力进行测量，并经物性程序将其转化为蒸发温度。由于蒸发器内压力的变化比温度的变化迅速，因此使控制器能及时地对过热度的变化作出反应。
电子膨胀阀流量调节对过热度的响应滞后问题，也可以采用前馈加反馈的复合调节方法解决。如将压缩机转速作为前馈信号，根据转速变化调节膨胀供液量，再结合反馈进行复合调节。
由于系统的非线性特性，采用模糊算法有一定优势；也可考虑PID控制算法和模糊控制算法结合使用，发挥各自算法的优点，达到较好的控制效果。
5结论
a.变排量压缩机和热力膨胀阀组成的汽车空调制冷系统存在系统振荡问题。
b.节流短管结构简单，为无反馈开环流量控制装置，保证了它与变排量压缩机组成的汽车空调制冷系统的可靠性运行。但存在无法与变排量压缩机在变容量范围内达到系统高效运行，气液分离器分离出来的液态制冷剂不能再去有效地利用以及气液分离器布置困难等缺点。
c.变排量压缩机和电子膨胀阀组成的汽车空调制冷系统是一种最有发展前途的系统配置，代表汽车空调制冷系统的发展方向。需要对系统静态和动态特性进行深入了解，确定合理的控制方案和控制算法，以保证系统稳定性和变容量范围内系统最佳运行。
参考文献
1.SkinnerTJetal.V-5AutomotiveVariableDisplacementAirConditioningCompressor.SAECongressPaper850040.
2.ToyodaHetal.HistoricalReviewoftheWobbleplateandScrollTypeCompressors.SAECongressPaper901737.
3.InoueAetal.EvaluationofInfinitelyVariableDisplacementCompressorswithThermalExpansionValvesinAMotorVehicleAirConditioningsystem.SAECongressPaper880052.
关键词：低压配电监控装置应用功能作用
1概述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电力的需求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有电用，良好的供电质量和服务水平，成为社会对供电企业要求的重要部分。在电力管理发展过程中，原来以拉闸限电为目的的负荷控制正逐渐向用电管理方向过渡，电力企业为提高供电质量和服务水平，需要有一套完善的用电侧电能管理系统，对与用户直接相关的低压电网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及时掌握低压配电网运行的情况，适时根据供电需求的增长调整电网负荷，及时发现和定位电网故障，发现异常供电和异常线损，杜绝供电隐患。低压配电监控装置是整套用电侧电能管理系统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一般以低压网中的配变为监测对象，使电力部门及时了解设备运行状况，为线损分析、负荷预测、电压合格率、配电规划等提供科学的依据。
2配电监控装置在用电侧电能管理中的应用
长期以来，低压配电网络一直是供电系统运行可靠性的薄弱环节之一，一些配电变压器和配电线路因过载发热、线损率高、电压质量合格率低等，既容易烧毁设备，也容易危及低压电网安全可靠运行，而这些故障却常常被人们忽视，为此，原能源部规定各基层单位要定期上报电压质量合格率和作配电网的可靠性统计，并在"用电管理信息技术规范"中明确提出要掌握配电网络负荷情况及重点用户的年、季、月、日各种负荷曲线等重要信息。但多年来，由于低压配电网络缺乏这方面的自动化检测手段，一般都在每年或每季的几个典型日，由工作人员用钳式电流表逐个测量配电装置负荷的简单方法，结果是费时费工，既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为此，研发、推广一系列低压配电网络的监控装置仪表是十分必要的。
2.1配电监控装置硬件构成与工作原理
该类仪表的系统构成一般由电源模块、数据采集模块、数据处理及控制模块、显示模块、CPU模块和通讯模块五大部分组成。模块化的设计使得该系统结构简单、便于维护与升级。仪表在工作时，对低压配电房内低压配电柜的三相电压、三相电流分别取样后，送到放大电路进行缓冲放大，再由A/D转换器变成数字信号，送到CPU进行处理，CPU将处理过的数据根据需要送至显示部分、通讯部分等数据输出单元。
2.2配电监控装置的功能描述
(1)测量、显示及存储功能：
在工作中，配电监控装置对低压配电柜内的各种电压、电流进行采样后，经过计算模块，将电流、电压、频率、有功和无功功率、功率因数、电能量、环境温度等各类数据传输给CPU或DSP，进行数据处理，这样最终得到的电网状态信息将会通过显示模块反映给工作人员进行数据的读取，对于那些需要存储的数据，系统会将其存储在大容量的存储器中。
(2)数据的现场采集及远程通讯功能：
目前，这类仪表除了可以利用手抄机对测量所得数据进行手工抄表外，一般还可以扩展各种通讯接口，支持RS232、RS485、ISDN等多种通讯协议，从而实现了数据采集效率更高、操作更简单。随着USB技术的日渐成熟，利用电子盘进行数据的现场采集已经成为可能。这种方式具有传输误码率低、采集速度快、成本低廉等优点，比较适合于目前我国电力系统的需要。在实现数据的远程通讯方面，可以利用监控装置的RS232、RS485通讯接口与光端机联系，通过光纤实现数据的远程通讯；还可以在监控装置表内置一个modem通讯模块，通过固定电话网络拨号连接的方式访问监控装置，进行远程数据采集；更新的技术是在监控装置内置GPRS通讯模块，使监控装置成为一个GPRS终端，管理中心便可以利用移动通讯的GPRS网络进行远程数据采集。
(3)停电抄表和电路保护功能：
在停电或设备电源模块发生故障时，工作人员仍然可能需要对测控仪数据存储器进行读取操作，因此监控装置应设有备用电源接口，从而实现测控仪存储的数据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供读取。此外存储器还应具备静态存储功能，保证在停电时，数据可以有效的保存在内部存储单元，而不会丢失。测控仪应配置过流、过压保护元件，可以对短路、过载或过压状况进行自动保护。
(4)动态无功补偿功能：
在低压配电网中，尤其对公用配变台区，由于负荷的分散性和用电的不定期性等因素，决定了其三相电流及无功功率很难分配得完全平衡，在此方面，利用低压配电监控装置的动态无功补偿功能，可实现对电容器组的智能投切。监控系统的控制软件可以在配电网的多种接线方式下，通过中央处理器来控制电容器的投切开关，实现补偿功能。当需要进行无功补偿时，配变运行的三相无功电流及三相电压输入到无功补偿控制器的模块，无功补偿控制器根据配变当时需要补偿无功量，决定补偿电容的投入或切除。
(5)数据综合处理功能：
配电监控装置还应具备配套的后台管理软件，帮助用电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目前此类管理软件的主要功能一般包括报表分析(日报表，月报表，年报表)；采集记录数据的统计；电压、电流等参数曲线的绘制；无功补偿的电容器投切状态分析等。
通过后台管理软件对数据的统计与计算，工作人员可以根据软件分析结果，及时调整配电网的运行状态，保证电网的安全运行。
2.3监控系统的控制软件设计
配电监控软件的设计一般包括两个部分：配电监控装置控制软件和后台管理软件。本文重点介绍配电监控装置控制软件的设计流程和实现功能。系统的软件设计部分遵循模块化的设计方法，以便于调试。
系统复位以后，硬件电路便开始对电网数据进行采集，根据GB检验规范采集到的数据应该在规定范围以内，CPU根据此标准来判断数据是否达到规范，若采集数据不准确，程序返回到初始化部分重新开始。若这样循环一定的次数，那么系统便会发出报警信号来提示技术人员检修，否则，CPU便对得到的准确数据进行各种计算并存储。接下来显示程序便将准确的数据通过LCD或数码显示模块显示出来。系统监测到电网电压、电流的不平衡，便会通过程序进行自动补偿。这样，一次操作完成后，程序便返回到采集部分，进入循环状态，直到系统被重新复位。
3配电综合监控装置在用电侧电能管理系统中的作用
随着电力工业的飞速发展，电力供需矛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电力企业改革的进一步加速，如何利用高新科技手段来适应市场经济，如何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实现高效优质服务，已经成为实现用电营销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利用现代化的配电监控手段对用电网络进行实时监测与控制，可给用电管理提供直接的、便利的技术支持，为负荷预测、电网规划、电力调度、用电营销管理、营销服务水平、用电检查、电能计量管理等提供科学的分析依据。在此，我们把配电综合监控装置在电能负荷管理系统中的作用归纳为以下6点：
(1)为及时了解电力市场需求，合理进行电力资源配置提供了有效的数据资料。
(2)帮助电力企业更好地为客户服务，从而制定长远的营销策略，提高电力资源的配置效率。
(3)利用远程通信功能，可以推动用户远程抄表的普及工作。
(4)利用软件管理系统，为配网管理系统提供实时的用户用电信息，提高配网管理水平，为配网运行、维护和用户接入提供分析、决策依据。
(5)配套使用的管理软件，可以强化计量装置的工况监视，防止窃电和因装置故障而漏抄电量。
(6)提供真实线损，为电力企业商业化运营服务。
不断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20多年来，市场取向农村改革不断深入，农民日益成为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农村已不可逆转地融入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然而，由于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长期是“重城市，轻农村”，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政策，致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农村公共服务长期不足，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举步维艰。如何合理配置公共产品资源，真正赋予农民国民待遇，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农村公共产品：边界范围与基本特征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满足农村公共需求，市场不能提供或者不能完全由市场提供，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或服务[1](P89—94)。很显然，这些社会产品或服务会使农村受益，农民受惠，但外部性的存在又使得其中有些社会产品或服务的受益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农村地区。
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功能和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变化，我们将农村公共产品分为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种类型。经济发展型指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起支撑和促进作用的公共产品，如农村基础设施、农田水利设施、农业气象、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农产品市场信息等；公共服务型指保障农村社区稳定和农村基层政权运转的公共产品，如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经济发展规则等；社会保障型指为提高农民社会福利水平和基本生活保障的公共产品，如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农村社会救济、农村文化与体育设施等；生态保护型指有助于推进农村经济、社会与生态和谐共存，农业与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如农村生态保护、环境建设、村庄绿化、农业灾害防治等。
农村公共产品既具有公共产品的一般属性，还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为：一是运行成本高与利用效率低并存。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村庄布局的松散性，使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组织成本和运行成本较高；农村人口密度不高且分布不均衡，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较低，公众受益范围较小。二是高依赖性与低供给率并存。由于制度变迁，农村集体经济制度裂变为为数众多的农户，农户的分散经营决定了其生产和生活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高度依赖；农业生产是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交织，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有限，需要政府支持，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一直是重城市，轻农村，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三是高外在经济性与低内在经济性并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高低影响到农业外的其他产业，但是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户的脆弱性使得农村公共产品具有较低的内在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它有较强的外在经济性。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基本格局与问题透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步形成，特别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新阶段的到来，农村公共产品的覆盖范围不断拓展，公共产品的供给有了长足进步。然而，必须看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单一、区域布局不合理、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并严重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瓶颈。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模指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类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近几年来，随着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我国各级财政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力度，2004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总量达到2626.2亿元。国债资金在总规模减少的情况下，中央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达到550亿元。但总体上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仍然严重不足。表现为：(1)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带病运转。据调查，目前全国病险水库约有3万座，占水库总数的36％，其中大中型水库的病险占有率接近30％，小型水库的病险占有率更高，结果是农业抗灾能力下降，大部分地区还是靠天吃饭。(2)农村生活居住环境不容乐观。统计显示，目前全国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以上的农户没有用上卫生厕所，“露天厕、泥水街、压水井、鸡鸭院”是对农民生活居住环境的形象描述。(3)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目前城乡社保覆盖率之比高达22∶1，社会保障体系主要限于城市，基本上没有延伸到农村；占全国总人口60％左右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九成左右的农民是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农村中学生是城市的4倍，但教育经费只占全部教育经费总额的38％。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既有制度内的原因，也有制度外的原因。一是长期以来，城乡分割、工业优先、城市倾斜的发展战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我国农业、农村、农民为国家财政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促进工业化和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了原始积累和资金保证。但由于国家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长期是重城市，轻农村，实行的是城乡差别政策，农村公共产品主要靠农民自筹解决，国家提供少量补助，造成公共产品供给的巨大差距。二是受分税制影响，基层政府承担了大量事权，但却没有稳定的财源，由于财权和事权分离，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现象严重。如义务教育、民兵训练等是典型的公共产品，理应由中央财政承担，而事实上这些事权却下放到了乡镇。由于基层财力有限，长期入不敷出，无力承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指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类公共产品的数量构成和比例。我国现行社会管理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层层分解指标的行政化体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大多由各级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提供，农民缺少实质性的参与。这种方式直接导致了供给与需求的脱节，供需结构失衡。据调查，近几年来，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增幅较快的是交通、通讯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基础教育支出，说明农民对交通道路、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的公共产品需求增长很快，但在实际供给中，乡村道路和医疗卫生服务等严重不足。统计表明，国家教育经费投向农村的不到1/3，农民人均医疗卫生经费仅为城市居民的1/4。相反，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升级达标，倾心于“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样板工程”，不仅造成公共资源浪费，而且直接导致地方债务的增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的原因主要有：(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一直是“自上而下”，决策机制沿袭的是以行政手段强制性供给机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不是农民需求的表达，没有体现农民意愿，而是由上级的指令决定。在这种决策机制下，中央给地方的转移支付和支出结构容易出现错位。(2)由于县乡财政困难，基层政权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保运转，无力进行公共产品供给，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60％～70％用于人员供养和行政开支，而用于基础建设的支出比重不高。(3)基层政权的目标函数和农民的目标函数并不总是一致。基层政权追求的主要是政绩，农民追求的是农业生产的效益最大化和消费的效用最大化。比如，政府为了政绩工程，可能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大水利，而农民直接受益的是小水利。但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造成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不协调。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指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类公共产品配置不存在帕累托改进。总体上看，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村居住的分散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关系到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从水利投资看，“十五”期间，计划的农村饮水解困任务提前一年完成，全国5700多万群众告别饮水困难；对213个大型灌区和23个重点中型灌区进行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全国节水灌溉面积达到3.2亿亩，可以说是成绩斐然[2]。但是国家对农村小水利建设、人畜饮水、灌区节水、水土保持、农村水电等农村小型水利建设的财政支农机制尚未建立。部分地区不顾农村的客观条件，热衷于投资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而不愿提供一些见效慢、期限长且具有战略性的纯公共产品。一些贫困落后地区大力修建农贸市场、休闲广场、歌舞剧院、高档宾馆等，还冠之为建设新农村、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美名，而实际上这些公共设施的利用效率并不高，公共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原因：(1)信息不对称造成了供给效率低下。一方面，农民由于受信息渠道和手段的限制，获取和拥有的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另一方面，政府在没有充分的市场调查情况下，又不能提供真实准确的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因而，常常出现一哄而上和一哄而下的进入和退出现象，造成资源浪费，供给效率低下。(2)逆向选择导致了供给效率低下。在政府有限问责制度下，项目申请人的收益不可能小于零，并可以通过项目寻租，却不需要承担项目风险。假定项目的收益一定，只有那些成功时收益较高的项目才会申请；但是，给定期望收益相同，较高的成功收益意味着较低的成功概率(较大的风险)。这样，高风险项目驱走了低风险项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出现逆向选择，财政支农资金得不到高效率利用。(3)长期博弈下的低水平均衡。政府的公共投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一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而农户居住的分散性和低水平的组织化程度，使得农村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于平均水平，这势必会在下期降低公共投资在公共财政中所占比例，进一步降低公共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农村公共投资将收敛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带来供给效率的低下.
三、增加和改善公共产品供给，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思路
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出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真正赋予农民国民待遇，这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集中表现。单一的政策选择、制度变革或资本注入并不能完全改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的现实，必须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创新机制、完善政策。
1.建立各级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共同承担机制。一是各级政府应明确职责。农村公共产品的基础性、外溢性特征和供给的现状迫切要求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加大有效供给力度。各级政府作为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应着眼于全体公民、全部社区，尽快改变公共产品供给上的“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倾向，真正承担起农村社会最起码的公共产品供给[3]。二是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明确县、乡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农村公共产品构成上的层次性决定了各级政府间责任划分的原则：属于全国性的农村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承担，属于地方性的农村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承担，一些跨地区的公共项目和工程可由地方政府承担为主，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和协调。三是加大对农村基层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政府间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将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转变为制度内供给，使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足够的资金来源。要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理顺公共分配关系，加大对农村基层的转移支付力度。对于应有中央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产品，中央政府必须提供必要的转移支付。
2.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序。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公共财政不可能覆盖到农村所有领域，也不可在短期内大规模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研究者依据公共产品供给的回报率，了解农民最需要的公共产品。从研究结果看，对全国而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序依次是科研、教育、道路、通讯、电力和灌溉。国家财政部农业司在实际调研中设计了相关问卷[4]，结合对浙江、四川、陕西、河南四省的调查，财政部农业司认为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优先序，对东部地区而言，第一，建立农村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和农村大病医疗救助制度；第二，加强农村义务教育，重点是农村中小学必要设备的配置和师资队伍的培训；第三，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第四，农村文化建设。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序主要是：(1)保障基层机构的正常运转，主要是编制内的人员工资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2)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重点是中小学危房改造、必要教学设备的配置和师资队伍的培训；(3)支持乡村道路建设和清洁饮水主要设施建设；支持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防疫体系建设，重点是农村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设、农村大病医疗救助；(5)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弱势群体发展，主要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农村扶贫开发；(6)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进步，重点放在中部粮食主产区。
在符合WTO规则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国家财政的实力，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以及农民的关注度，笔者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优先序是，经济发展型：农田水利设施、农业技术推广与农民培训、乡村道路建设、农产品市场信息；公共服务型：乡村债务化解、乡村规划、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型：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农村社会救助；生态保护型：农业灾害防治、生态建设、村庄绿化、环境保护。
《公司法》中阐明，企业财务治理权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与财务监督权。财务治理结构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财务治理权配置是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随着财产所有权的分解，财产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多元的财产主体各方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独立。如果各利益主体的关系处理不当，轻则影响企业财务资源配置的效率，重则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对于企业财务治理权的配置，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一、企业产权制度忽视了债权人这一重要的利益关系者企业产权制度是企业财务治理权的基础，但这一基础忽视了企业财务治理权中债权人这一重要的利益关系者。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产权制度的演变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业主制企业，即由企业主独资并亲自经营企业。业主制企业由于财务资本的相对欠缺以及对财务资本的过度依赖，而奠定了“财务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因而形成了“财务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的产权，因当时企业的规模小，又使企业主一身多任，即所有者、经营者游动者合一。由于财务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因此财务治理权也归业主所有。第二阶段为合伙制企业，即由两个或数个业主合资建立的企业。合伙企业虽然产权主体不再单一，但由于其所有者人数较少，所有者达到一致的协调成本很低，因而所有权与经营权尚未分离，财务治理权仍由所有者所有。第三阶段为公司制企业，公司制企业的基本特征是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如果企业直接由所有者（股东）管理，股东之间相互监督、协调的成本很高。因此，股东们挑选出一个人，即经营者为他们管理公司，结果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公司制企业的财务治理权便分割为财务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两个主体拥有，且经营者财务逐渐上升至主导地位。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虽然还存在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但企业的组织形式是以公司制企业为主。公司制企业的所有者包括国家、法人和个人，为了便于说明财务治理权主体，此处将所有者称为出资者（因为企业财产拥有者包括债权人）。一般认为公司制的财务治理权属出资者和经营者拥有，笔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因为该观点忽视了在企业利益相关主体中的重要一方——债权人，从数量上来看，企业的负债一般占其全部资产的一半以上，这是众所周知的。那么，为什么人们不认同债权人的财务治理权，即传统的观点认为，债权人在企业破产清算时享有比股东优先的受偿权力，因而，债权人一旦将资金借给企业，就不应过问企业的具体操作，只有企业负债到期而没有偿还时，债权人才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自身的利益。在这种观点下，债权人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其借出资金的安全性很不到应有的保障。例如，企业可将其借入的资金投入到与债权人原估计的风险要高的项目中去，一旦成功，企业可获得超额利润，而债权人只能获得预先约定的利息与本金，企业投资项目的额外风险并未给债权人带来任何收益，这显然是违背公平原则的。这样，就会大大打击债权人对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有碍于整个社会资金的良性流动。因此，必须使债权人也享有企业的财务治理权，特别是主要债权人。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债权人对企业的财务治理权已有所体现。例如，金融机构对贷款企业银行存款最低余额的限制；贷款协议中对企业偿债能力的要求，如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最低水平、流动比率的最低水平等。综上所述，享有企业财务治理权的主体应是：出资者、经营者、债权人。二、在企业财务治理权的分配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不同利益主体的行为差异出资者、经营者和债权人都是企业财务治理权的主体，但由于其在企业财务中的角色、地位、责任不同，同时其利益要求和承担风险的水平也不同，因此其财务行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L、出资者的财务目标是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净资产的增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有形资产增值，即出资者投资创建企业带来的超过原始资本和无风险报酬之外能够确认和计量的价值，它包括风险报酬和超过预期所实现的经营收益；其二，无形资产的增值，即出资人所投资的企业创建的无形资产所带来的额外收益。由于出资者的财务目标是资本的增值，其对待风险的态度与其他财务利益主体是不同的。当企业发展较为顺利，且资本市场较完善时，出资者往往会采取偏好风险的态度，因为冒险的成功可为企业带来巨额回报。当风险较大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出资者可以采用吸收负债方式筹资，由债权人分担投资风险。出资者的目的是资本的不断增值，其必然要求他们的人——经营者执行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财务决策，这样做可能导致经营者作出非最优化决策，以损害债权人利益为代价来增加股东财富。2．经营者的财务目标并不完全与出资者一致，他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经营者的个人效用函数主要包括报酬、闲暇和成就感三大要素，因而他们的财务目标与出资者在某些方面一致，在某些方面不一致。经营者受聘于出资者，出资者的目标是企业财富最大化，只要实现了这一目标，经营者便可获得丰厚的报酬，这一点两者是一致的。两者不同的是，经营者作为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处于主动地位，他们希望自己的处境最优。在能保持稳定的收入时，他们希望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当经营风险较大时，会有两种情况发生：其一，非风险偏好的经营者可能会担心失败，害怕失去工作而采取谨慎的态度，以致丧失获取高额利润的机会；其二，如果经营者是风险偏好者，其愿意冒较大的风险，因为投资项目一旦成功，就能体现其个人才能，可获得较高的社会声望，万一失败，受损失的是出资者，经营者可换个地方或调换工作。上述两种结局都是股东极不愿意见到的。另外，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需要新增资金，股东总愿意以负债方式来筹集资金。这样，一方面可以发挥负债资金的“杠杆效应”，另一方面可通过负债比率来增加经营者的压力，这些是经营者不乐意的。3、债权人的目标是企业必须根据约定的期限和条件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对于企业的财务行为，债权人最希望企业采用稳健型的财务政策，这样做既可保证企业的偿债能力，又可大大降低企业的破产风险。一旦企业陷入财务危机，债权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希望尽快地收回借出款项或发生尽小的损失，他们会不惜诉诸法律，这会使企业雪上加霜。在企业陷入财务危机时，只有那些主要债权人（借款金额大，还款期限长的债权人），才有可能关心企业的发展能力和盈利水平，他们可能为企业的债务重组提供方便，既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又减少自己的经济损失。企业财务治理权配置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这些年,计算机领域的发展乘上了高速列车,一天几个样的多变,然而,一部分人却只搭牛车相追。当人们为自己能熟练地使用WPS、CCED编写修改报告而高兴得手舞足蹈时,不少人却早已把MicrosoftOffice当成办公的家常便饭在使用,将前者早已请进了垃圾箱。硬件的快速更新换代,软件日新月异地发展,使得少部分人在购买硬件和应用软件时总是显得慢了几拍,以致于刚买不久的硬件就满足不了新的软件使用的最低要求,在一个平台上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开发出来的软件,没用多久就被淘汰。因此,我们在计算机配置和应用方面,为了更好地保护已有的投资,在必要的时候理应看清形势,三步并着一步走,而不能再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了。
在硬件配置方面,首先要充分考虑到计算机硬件发展更新过快的特点,其次要分析好你买计算机用来干什么,需要什么样的配置,既要实用,又要实惠。有个别单位在购买硬件时,完全是领导一家之言,买什么档次的,买谁家的,根本不征求这方面的技术人员的意见,结果使得购买的硬件不久就很难派上用场了。某单位96年6月花巨资购买了25台AST466/4M/540M双软无光驱计算机、25台LQ1900K打印机、2台HP激光打印机等设备,用于本单位的办公自动化。孰不知现在办公自动化已普遍使用WIN95或WINDOWSNT操作系统下的软件（众所周知,前者最低需8M内存,后者最低需16M内存）,显然这些硬件配置是不合理的。现在,各单位已陆续在进行网络建设,有些硬件,尤其是高档硬件,如:激光打印机、彩色喷墨绘图仪等,不可能也不应该每台微机都配,有一两台在网络上使用即可。否则,就会造成硬件资源大量时间处于闲置状态,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诚然,近些年计算机硬件更新换代太快,完全应该归“罪”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让用户一步到位确实有些难为他们,紧跟最先进的技术来配置计算机也未必就完全是对的,但我们总不能在彩电已普及的今天去买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还声称一步到位了吧！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促使人们对数据库开发建设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各单位相继都在组织开发各类管理信息系统,很多单位都把Intranet的建设纳入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仍有一部分管理信息系统采用的是XBASE平台开发出来的,这样的软件往往依赖于某一DOS中文平台,使用很不方便,同时,大量的重复数据（如同一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等等大量的基本数据在各种管理信息系统中都有一套）多处存放,各管理系统割据为政,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并产生大量的数据冗余,使用维护很不方便,有的甚至使用自定义数据格式,给数据共享制造了新的障碍。在“计算机就是网络”的时代,这些正在开发的管理信息系统也许尚未出生就夭折了,真可惜!我们不应该只埋头拉车,需随时抬头把路看清才是。
在软件使用方面,各级有关部门有责任、有义务推广使用适合于本系统本部门的优秀软件,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开支,而不要再用老牛拉破车的方式去办公,否则就会废时费力,害人不浅。例如,某部委的有关部门曾下一文,要求各部门把本单位及二级单位的行政机构设置的树状图上交,以便出书,文中强行规定统一使用WPS文件格式上交软盘。这下可真有些难为我们的有关同志,他们都普遍熟练使用WINDOWS平台下的字处理软件,要让他们听从WPS的制表符的指挥行走,等这个工作做完了,也许还没练好此功夫。当然,可能我们有的部门和单位的计算机应用水平确实不高,不这样规定他们难以完成工作任务,但是我们总不能靠这样原地踏步去前进吧？新的、好的软件要推广它使用它,不去摸、不去学、不去用,采取三不政策恐怕也不是出路。各上级单位,在布置工作时要充分考虑到软件使用问题,引导下属单位使用好的软件,帮助他们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开支,更不能去拖他们的后腿。
以上这些问题,不讲大家也都明白,但少数单位或部门在具体操作时却让我感到仍有在此一提的必要,不说不为快,不是之处敬请指出！
纵观各国反垄断执法实践,一个独立而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是反垄断法得到有效实施的基本条件与前提。反垄断法本身不能创造一个公平和自由的竞争环境,而是得借助一个有效的反垄断执法机关。如果没有一个高效率的执法机构,如果反垄断机构不能独立地审理案件,不能独立地选任自己的工作人员,就是有了反垄断法,这个法律也不过是一纸空文。然而我国目前设定的反垄断执法权配置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则将无法保证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权威性、独立性和高效性的实现,进而直接影响《反垄断法》实施的预期效果。这也是我国反垄断执法存在的一个重要的、难以逾越的瓶颈。
比如,在独立来源:（）性方面,其致命之处就是级别设置比较低,易受行政权力的制约或控制。三家具体执法机关是作为工商总局、商务部和发改委的下属机构而存在。这样的设置,级别低,在执法中极容易受到部领导和其他平行机构部门的干扰,很难做到独立自主地立案、调查、处理。更重要的是,《反垄断法》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型至市场经济进程中为保证市场竞争有序进行而制定的,其与传统反垄断法不同之处在于其更具中国时代使命——须调整规制由计划经济遗留下的“行政垄断”。但由于现三家执法机构都隶属政府职能主管部门,其位低权弱、受制于人,缺乏与其执法权限相应的独立性,且其他行政部门或利益集团容易控制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具体执法工作。由此看来,独立性,作为世界各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显著特点,在我国却难以得到应有的价值体现和实践落实。又如,在高效性方面,多家执法机构为了寻求各自部门利益不可避免地争取得到、扩展自身的执法权或管辖权,从而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有利大家争、无利相互推”的低效、无序之执法恶果。即便有反垄断委员会出面进行组织、协调、指导,也因为其缺乏实质性权力而终将在具体执行上难除恶瘤,从而降低了执法力度、极大地减损了执法效率。
尽管现行的反垄断执法模式确实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弊端,但这些弊端是源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正如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经济法研究所所长盛杰民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表示,建立一个独立、权威的执法机构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在我国政府行政体制上,目前还无法实现。目前我国保持三个部门来源:（）共同执法,从行政执法体制来讲,是一种最佳的,也是最可行的模式。笔者认为该权力配置模式至少在以下方面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首先,多元执法保持了现行反垄断执法体制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可以发挥长期以来各个执法机构执法相关领域的专业性特长,有利于反垄断法在现实生活中得以迅速运用和实施。其次,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设立,既维持了分散执法的现有格局,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为今后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留有余地,是一种务实和稳健的立法策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部门利益之间的平衡,对创造反垄断执法的大环境具有积极的意义。最后,这种模式的建立有利于缓和作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巨大冲击力。因为在中国现有政治、经济、社会、和人力资源制度下,完全借鉴西方国家反垄断执法权配置模式设立即意味“这既有的行政权力结构要被彻底的打破,整个国家的政策框架要重新建立,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执法模式不应当成为一种长期的解决方案。除了美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需求所产生的“双头执法”体制之外,世界上将反垄断法的三大制度分割开来由三个执法机构管辖的并不多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一大特色,而这种特色却与当今世界反垄断单一专门主管机构的发展趋势不符。因此,从长远来看,这种模式仅仅是反垄断法”中国化”的一小“跬步”。我国现行模式只是为了反垄断法的早日颁布和在权衡各方利益的前提下设计的权宜之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反垄断执法机构会应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权威并且高效的执法机构,这也是大势所趋。
2顺应政治经济改革,适时重构执法权配置模式
“法律应该是稳定的,但不能是停滞不前的,一部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其精神和价值取向会不断的发展变化”,并且“一般性准则的确立会随着社会的变迁、时空的转换而有所不同”,我们应当在“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由此对不确定加以确定,使之符合立法宗旨。”垄断的特征决定了反垄断法是一部变化性很强的法律。因此,反垄断法必须在其实施过程中根据不同的价值目标作出不同的反应。具体反映到反垄断执法权力,就是要根据不同的经济要求和政治形势来合理配置不同的执法权。因此,我们只有理性地面对现实,客观地立足我国国情并结合国外先进经验,尊重市场规律和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来合理地改善我国目前反垄断执法体制、科学配置反垄断执法权,惟有此方能建立起一个高效而权威的执法机构,进而确保市场竞争的有序进行。
如前文所述,我国目前的反垄断执法权配置模式不可能成为长期的解决方案,必须根据具体的经济政治体制的要求作出灵活性的变化,来源:（）以适应不同时期的反垄断任务;同时,建立独立、权威、统一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是世界各国反垄断法历来的立法趋势和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我们不妨朝着这一个思路去努力,即将反垄断委员会适时地发展成为我国独立、权威、统一的并且拥有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其他条件成熟时取消工商总局、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的反垄断执法权。
此设想,首先是源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依据中共十七大报告的要求,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核心步骤的行政机关“大部制”改革方案已经付诸实施,以重点解决政出多门,政府之间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等问题。虽然大部制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但可以预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趋势。这一趋势为将来把工商总局、商务部和发改委的反垄断法执法权统一到反垄断委员会提供了可能,进而解决多头执法的现状。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