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古代，诗力常常用来表示作者的诗歌功力。东汉王充曾在《论衡・效力》中写道：“谷子云、唐子高章奏百上，笔有余力，极言不讳，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为也。”王充所谓的“笔力”指的就是文章有功力。人们对文学特点的认识是随着历史逐步发展的，在先秦时期，“文学”一词指整个文化学术，含义非常广泛；在两汉时期，“文章”的概念包括了辞赋和其他作品，文学概念逐渐明确；到六朝时期，文学理论家们更注重文学体制的辨析和文学性质的探讨，于是“文”和“笔”概念的分野逐渐明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①王充所谓的“笔力”，固然不同于有韵的诗歌的“诗力”，但是它们之间确实具有潜在联系。
作为诗歌功力概念的“诗力”，在后来的诗歌中频繁出现，得到了广泛使用。唐代诗人郑谷“暮年诗力在，新句更幽微”（《寄题方干处士》），宋代诗人方岳“老去极知诗力退，只将日历记山川”（《入闽》），宋元间诗人陈允平“病怜诗力减，老觉世缘轻”（《寄模上人》），元代诗人戴表元“流落谁相忆，山林蔚讲师。玄机魂梦接，诗力鬓毛知”（《次韵蔚上人见寄》）等，都使用了“诗力”这一术语，但是其含义无一例外都是指作家写诗的功夫、水平和能力。
“诗力”的形成，与个人先天气质有关，但是后天的学养也不可忽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②，才能写出有功力的作品。反之，“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③要写出富有功力的作品，则不大可能。
二
诗歌功力意义上的“诗力”，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诗歌美学范畴。作为诗歌美学范畴意义上的“诗力”，最早是刘勰提出来的。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刘勰指出：“故练于骨者，析词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子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建，圭璋乃聘。蔚彼风力，严此骨鲠。才锋峻立，符采克炳。”刘勰所谓的“风骨之力”，指的是作品所具有的力量，也是作品内在的审美特点。所谓“风”，是“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指文学作品感动人的气势和力量。所谓“骨”，是指文章对构辞的要求，“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有了“骨”，文辞才有了结构上的依附，才能立得起来，否则“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徵也”。对柔靡无力的诗作，刘勰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在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演变梳理后指出：“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④生活在崇尚辞藻雕彩的时代，刘勰却能摆脱习见，看到当时诗歌骨力的柔弱，激发起对“直而不野”、“慷慨任气”诗歌的追求，这是刘勰的过人之处。
延续了这种“诗力”概念，并加以发展的是钟嵘。在《诗品》中，钟嵘多次用“力”来指代诗歌所具有的力量和审美特点。在《诗品・序》中，钟嵘写道：“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有赋、比、兴三义，而“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在具体品评陶潜的诗歌时又说：“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词兴婉惬。”不但分析了陶潜诗歌的渊源，同时也指出了其所具有的艺术特征。所谓“建安风力”，指的是建安诗歌在继承汉乐府民歌现实主义传统基础上，反映社会动荡和民生疾苦，表现诗人建功立业的理想和志向时，所呈现出来的遒劲刚健、悲凉慷慨、感情炽烈充沛的文风。所谓“左思风力”，指的是左思诗歌中蕴涵的独特的审美特征。左思的《咏史》诗，借古讽今，名为咏史，实则抒发了作者对现实的愤懑，表达了庶族寒士对门阀士族制度的不平和反抗。诗歌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气势昂扬，是对“建安风力”的继承与发扬。钟嵘认为陶潜“又协左思风力”，指的是陶潜融化和吸收了左思诗歌的特点，具有和左思诗歌相近的审美特征。
叶燮在《原诗・内篇》中认为“理”、“事”、“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而“才”、“胆”、“识”、“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所谓“力”指的是诗歌本身所具有的力量，有“力”则“神旺气足，径往直前，不待有所攀援假借”，而“天地万物皆递开辟于其笔端，无有不可举，无有不能胜，前不必有所承，后不必有所继，而各胜任愉快”。孔子认为“言而无文，行而不远”，在叶燮看来，则是言之无力，行而不远。“远”既是空间上的概念，也是时间上的概念。在空间上，“力足以盖一乡，则为一乡之才；力足以盖一国，则为一国之才；力足以盖天下，则为天下之才”；在时间上，“其力足以十世，足以百世，足以终古；则其立言不朽之业，亦垂十世，垂百世，垂终古，悉如其力以报之”。
三
鲁迅在1907年写成了《摩罗诗力说》，在阐释“诗力”这一审美范畴时，他打破了孤立地考察作品从而把“诗力”理解为诗歌力量的局限，更多地把诗歌作品与读者接受联系起来，把“诗力”与启蒙精神联系起来，从行动美学的角度赋予“诗力”以全新的意义，破除了古代诗歌理论的藩篱，做到了传统理论的现代性转化，极大地拓展了现代诗学的视野。
此前中国诗论多注重取法自然，模拟古人，而从鲁迅开始，中国文论“别求新声于异邦”，从本土语境出发系统地介绍欧洲诗歌。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堪称中国现代诗歌理论的盗火者。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介绍了西方摩罗诗派――世人眼中的恶魔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茨基、克拉辛斯基和裴多菲等，从文明比较和文化批判的视角谈到了诗歌的功用，谈到了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诗歌，以及可以从摩罗诗人中学习什么等问题。就“诗力”范畴而言，这篇文章也极大地赋予了“诗力”这一审美范畴以全新的内涵，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⑤。
与以往从诗歌本体出发来论述诗歌的力量不同，鲁迅是从诗歌效果来进行论述的。在鲁迅看来，“诗力”是指诗歌作品对读者所具有的巨大的感染力。由于诗歌感染力与受众密切相关，在论述这个问题时，鲁迅总是联系到具体社会实际，特别是对中国当时社会现实进行深入阐释。“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其声度时劫而入人心，不与缄口同绝；且益曼衍，视其种人。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读史者萧条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记，亦渐临末页矣。”在鲁迅看来，诗歌能传之久远，就在于能够深入人心，具有巨大的感染效果。而诗歌虽是个人心声，却与种族命运紧密相连，当民族衰微时，“亡国之音哀以思”，读诗也能体会到萧条之感。
另一种情况是当民族衰微时，诗歌凭借感人的力量还可以激起人们的勇气和斗志。在普鲁士被拿破仑占领之后，诗人爱伦德（今译阿恩特）和台陀开纳（今译特沃多・柯尔纳）以诗歌成功地激励德国民众反抗拿破仑的统治，鲁迅指出：“此亦仅譬诗力于米盐，聊以震崇实之士，使知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在这里，所谓“诗力于米盐”，即意味着作为精神产品的诗歌比物质性的米盐更具有激励人心的力量，对于斤斤计较实利的中国人而言，暗含着对其实用理性的针砭，对其崇实精神的批判。
中国古代诗教，注重温柔敦厚的传统。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毛诗序》中也说“发乎情，止乎礼义”，目的在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针对这种注重政治教诲的道德主义诗学，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批判地指出：“老子书五千言，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这种“不撄人心”的价值取向，于统治阶级而言，有着维稳的政治目的；于普通民众而言，则深契中国人的懦弱和苟安，“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意即智慧、天才――引者注）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
正因为鲁迅反对“不撄”的诗学主张，所以对朱光潜提出“静穆”为诗歌美学最高境界说颇不以为然。朱光潜曾著文称钱起“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两句诗歌堪称中国诗歌美学的最高典范。鲁迅反对朱光潜为了抬高自己的美学主张而不顾及全篇和全人的“摘句”作风，更反对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社会里，独尊“静穆”的诗学主张，因为这种诗学主张可以泯灭中国人的个性和精神，把国人变成顺民，甚至变成待宰的羔羊。所以鲁迅欣赏蔡邕“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认为陶潜“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⑥。而“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⑦。联系当时的历史语境，鲁迅对于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他的论述中潜藏着爱国的精神实质，是为民族图自新和发展的一种努力。
对于中国古代那种束缚心灵、扼杀自由、违反人性的道德诗学，鲁迅给予了猛烈的批判，主张行动的美学，并且提出了一种动态的诗学主张。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对八位恶魔诗人的激赏，首先在于他们勇敢的行动，其次才是他们才华横溢的作品。富有战斗精神反对“平和”主义的鲁迅，看重的是这些诗人“撄人心”的价值，诸位摩罗诗人国别不同，但是却有一个相同点：“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摩罗诗人“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战斗精神、“自觉勇猛，发扬精进”的使命感和“无不以殊特雄丽之言，自振其精神而绍介其伟美于世界”的摩罗诗力，就是他们作品最好的注释，也是潜隐于他们作品背后的行动的美学。这种行动的美学，是对中国古代“诗力”概念的全新超越。
在传统诗学氛围之中，“万物静观皆自得”，诗人总是抱着一种静观的不介入的态度，置身于事物之外，细细品味个中人情物理。这种情形固然不失闲适和优雅，但是却缺少震撼人心的崇高美感，且与当时风云激荡、壮怀激烈、烽烟四起的时代语境不相符，因而有悖于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有悖于现代诗学对中国诗歌的审美期待。
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是随着时世的推移变化，已经不适应于当代社会了，鲁迅的“诗力”论，是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现代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为中国诗歌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鲁迅在精神气质上酷似摩罗诗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与摩罗诗人“不为顺世和乐之音”，“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一脉相承，所以鲁迅不只是在理论上提出观点而已，更是在实际创作中身体力行。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鲁迅写出了许多批判国民性弱点的振聋发聩的小说和匕首投枪一样富有战斗性的杂文，具有摩罗诗人的精神血脉，“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就是鲁迅创作具有摩罗精神最好的写照和证明。可以说，鲁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为中国文坛注入了异质的摩罗诗力，使衰疲的中国文化发生了现代性的转型，出现了新的生机。
注 释：
①②④刘勰：《文心雕龙》，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6页，第249页，第61页。
③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
⑤李震：《摩罗诗力说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09（3）。
⑥鲁迅：《鲁迅全集》（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
⑦鲁迅：《鲁迅全集》（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在鲁迅先生以农民作为题材的小说里，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以现实主义来描写农民和农村生活，深刻的挖掘出了民众的复杂性和麻木性，表现出对农民贫困与苦痛的深切同情，他用笔尖锐乃至刻薄，饱含对国民和国事的悲悯，希望以此改变国民精神。在他的小说中的那些知识分子则和农民阶级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非常具有代表性。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不仅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其代表性的作品是《故事新编》，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二、现代文学语言，白话并简洁
语言是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文学思想进行变革，那么就要现对语言进行改革，鲁迅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在语言表述方面，鲁迅的文学作品也颇具研究价值，是现代文学语言的典范。鲁迅擅长用平白如话的语言阐释较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性特点，通俗点讲，在现代文学语言的呈现上体现出“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特点。鲁迅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对采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十分的提倡，暗藏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也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白话文学主张，在他的杂文中还对那些反对白话文的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另外，在“五四”时期，西方文化曾经大量的涌人中国，一些新的名词也就随之传人中国，这个时候作家们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对于这些新名词的运用，鲁迅先生曾说:“欧法文化的侵人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所以说他非常主张主动对这些外国语中的有用成分进行吸收和利用，丰富自己的文学语言。
三、现代文学体裁，新诗应创新
关于文学体裁，鲁迅先生予以很多的建设性论述，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且这些论述对于现代文学理论的构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当时新诗的出现，可以说在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少学者对其进行研究。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但鲁迅先生在诗歌的创作以及批评方面都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他的新诗只有《梦》、《他》、《桃花》等六七首而已，远不如他的杂文以及小说的创作数量。鲁迅先生对新诗的理论建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鲁迅先生认为新诗应该是对真实的情感进行的表达，他对新诗的择选和对新诗诗人的评价，要求用真实的健康的情感引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第二，鲁迅先生认为诗歌创作时应该对其内容进行重视。一首好的诗歌应是内容和形式俱佳的，诗歌对其语言进行有规律的排列组合，有利于精炼文字，使诗歌富有韵律。第三，鲁迅先生主张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采用白话作诗，对新诗进行创新。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贵在创新。中国诗歌只有进行创新，才能够走上新生的道路。这里的创新是指题材内容的创新，语言与手法的创新。
四、结语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1.有感情地朗读诗歌，了解创作背景。
2.了解作者臧克家运用的对比手法，体会运用这种手法的好处。
过程与方法：
运用对比的朗读形式感悟课文内容。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养成鲜明的爱憎感情，懂得为人民的人将得到永生，与人民为敌的人必然灭亡的道理。
【教学重点】
指导学生以多种形式、有感情地反复朗读诗歌，领会作者对鲁迅先生的崇敬、怀念之情。体会鲁迅先生的伟大精神。
【教学难点】
体会对比手法运用的好处。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情导入，揭示课题。
1.通过对前几篇课文的学习，你对鲁迅有哪些了解?
2.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一位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在上海不幸病逝。“赶快收殓、埋掉、拉倒、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这是他最后的遗言。然而人们真的会忘记他吗?时值鲁迅逝世十三周年，诗人臧克家写下了《有的人》这首短诗。出示课题“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
设计意图：
学生回忆，引入对新课的学习。
二、诵读全诗，整体感知。
1.出示课件2：划分诗歌朗读节奏。
学生自由读诗，注意读流畅。
2.指导学生读出节奏。
设计意图：
让学生通过一遍遍的诵读来体会诗歌的韵律美以及诗歌所蕴含的情感。
3.出示课件3：诗歌段落大意。
第1节写出两种人的生和死，是全诗的总纲。
第2、3、4节写出两种人对人民的不同态度，他们之间是并列的。
第5、6、7节与上面三节对应，写出了两种人的不同结局。
4.再读诗歌。
调整顺序让学生分两组对比读，并想想从中读出了什么。
出示课件4：朗读要求。
①将每节诗的前两句连起来读。
②将每节诗的后两句连起来读。
③分男女声读，分别交替朗读每节诗的前两句和后两句。
设计意图：
通过自读自悟，发现诗歌本身的内容和写作特点。
三、研读感悟，升华情感。
1.出示课件5：阅读链接。
读完说说鲁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抓住关键词在旁边标注出鲁迅是什么人)(交流讨论)
2.学生交流并找出相关句子。
3.学生汇报，教师点拨，出示课件6：(可以用对比的手法来体会)
①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俯下身子”把鲁迅精神表达得多充分，刻画了鲁迅崇高而感人的形象。
②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比喻鲁迅把一切都贡献给了革命事业。
③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设计意图：
抓住重点句子体会鲁迅的伟大精神。
四、拓展总结。
1.感悟鲁迅精神：这首诗只是在赞扬鲁迅一个人吗?在我们的记忆中，在我们的身边，还有哪些人也和鲁迅先生一样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让我们把深深的敬仰献给那些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人。(齐读描写鲁迅的诗句)
3.你打算做一个怎样的人?
4.总结：把“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用到学习、工作中，做一个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
【板书设计】
27* 有 的 人
——纪念鲁迅有感
活——死 骑 遗臭万年
若将中国的文化比做一片灿烂的星空，那么诗歌就是这茫茫星空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明星：若将中国文化比做广阔无垠的大海，那么诗歌便是大海中最为璀璨的一颗珍珠。看完下面这两个故事，你一定会觉得写诗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如此“螃蟹”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潍县任知县时，有一天差役传报，说是知府大人路过潍县，郑板桥却没有出城迎接。原来那知府是捐班出身，光买官的钱，就足够抬一轿子，肚里却没有一点真才实学，所以郑板桥瞧不起他。知府大人来到县衙后堂，对郑板桥不出城迎接，心中十分不快。在酒宴上，知府越想越气。恰巧这时差役端上一盘河蟹，知府想：我何不让他以蟹为题，即席赋诗，如若作不出来，我再当众羞他一羞，也好出出我心中的闷气！于是他用筷子一指河蟹说：“此物横行江河，目中无人，久闻郑大人才气过人，何不以此物为题，吟诗一首，以助酒兴？”郑板桥已知其意，略一思忖，吟道：“八爪横行四野惊，双螯舞动威风凌，孰知腹内空无物，蘸取姜醋伴酒吟。”知府十分尴尬。哈哈，知府的横行霸道像如临眼前，真是佩服郑板桥的才华。
真爱？假爱？
鲁迅先生46岁时才生了个儿子，叫周海婴，鲁迅对他非常溺爱。有一天，郁达夫来看望鲁迅，二人兴致勃勃地聊着。突然鲁迅哈哈大笑，郁达夫问他笑什么,鲁迅说：“海婴在书房里捣蛋，我不让他玩，他说希望我早点死，我死了就没有人阻止他在书房里玩了。”郁达夫就说鲁迅太溺爱孩子了。于是鲁迅写了这首《答客诮》（诮，是责备的意思）：“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诗歌的前两句用反问句回答朋友，无情的人未必是真正的英雄豪杰，我疼爱自己的孩子难道就不是大丈夫了吗？兴风狂啸者指大老虎，小於菟（wū tú）指小老虎。虎乃兽中之王，以凶猛著称，但仍常常眷恋地回头看小老虎。鲁迅拿老虎作喻，含义深刻，既是对朋友的回答，也是对“无情未必真豪杰”哲理的阐明，还隐含着对孩子的希望。
点一点
借用“螃蟹”暗喻知府的华而不实，讽刺意味十足；借用“老虎”作答，一语双关。由此可见，或是直白表述，或是隐喻暗示，诗歌总归是作者某种心情的表达。
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后迁上海)，发起人有郑振铎、沈雁冰(茅盾)、叶绍钧(叶圣陶)、孙伏园、朱希祖、郭绍虞、耿济之、周作人、许地山、瞿世英、蒋百里、王统照共十二人。成立时发表有《文学研究会宣言》及《文学研究会简章》。后来陆续加入的有冰心、庐隐、朱自清、王鲁彦、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彭家煌、朱湘等，共一百七十余个会员。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和参加者后来有许多成为对中国新文学运动与其它方面有卓越贡献的人物。
文学研究会提倡新文学，反对封建的旧文学：提倡“为人生而艺术”，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其创作倾向于现实主义，以现实人生为题材。写出了一批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小说”，反映出社会时代的风貌。该会主办的刊物有《小说月报》、《文学周报》、《诗》月刊等。翻译和介绍了外国文学，尤其是俄国和许多压迫民族的文学。同时注重出版新文学创作的《文学研究会丛书》。
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之多、影响之大，以及在流派发展特色上的鲜明突出，使其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团体。
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1932年初《小说月报》停刊后，文学研究会也就基本停止了。
创造社
创造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另一个著名的新文学团体，也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文学团体之一。1921年6月创造社在日本东京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他们是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该社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周刊》、《洪水》、《思想》及《文化批判》等十余种刊物。
创造社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是跟文学研究会的“人生派”相对立的“艺术派”。崇尚天才，表现自我，追求个性解放。强调“直觉”、“灵感”在创作中的作用，表现作家的“内心要求”，倾向于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与他的译作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是该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尤其在文学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后期他们特别注重文学的使命，反帝反封建，对旧社会进行猛烈的抨击批判。并且注意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科学问题。
1925年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社的作家发生分化。郭沫若等积极提倡革命文学，投入革命浪潮。大革命失败后，分化加剧，一部分作家退出创造社，主要成员郁达夫因与同人意见不合也退出了。同时，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初黎、李一氓等新生力量加入进来，创造社又有了起色。
创造社的活动一直受到的忌恨，1929年2月被查封。
语丝社
语丝社因编辑出版《语丝》周刊而得名。语丝社并没有明确的组织机构，其成员是指刊物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语丝》周刊于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由孙伏园、周作人先后任主编，鲁迅、孙伏园、周作人、林语堂、川岛、刘半农、章衣萍、钱玄同、顾颉刚、江绍原等为主要撰稿人。《语丝》成为鲁迅跟复古思潮和资产阶级“现代评论派”作斗争的重要阵地，鲁迅被称之为“语丝派主将”。《语丝》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以散文创作为主的刊物，主要发表短评、杂感、小品等。语丝社作家的散文创作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语丝文体”，这种文体在思想内容上随意而谈，斥旧促新，在艺术上以文艺性随笔和短论为主要形式，泼辣幽默，讽刺强烈，文字中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以鲁迅为代表的尖锐泼辣的杂文，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幽雅清新的小品文，形成了该社散文创作最具特色的两大类，对散文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
1927年10月，《语丝》周刊被奉系军阀查封。同年12月《语丝》在上海复刊，先后由鲁迅、柔石、李小峰主编；鲁迅、周作人、杨骚、章衣萍、韩侍桁、陈学昭等为主要撰稿人。《语丝》在1930年3月10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才停刊。
莽原社和未名社
莽原社和未名社都是由鲁迅发起和领导的文学社团，1925年8月成立于北京。莽原社的主要成员是在鲁迅指导下的李霁野、高长虹、向培良等几个文学青年。《莽原》周刊由鲁迅主编，注重“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1926年高长虹背叛鲁迅，分化出去，鲁迅便将停刊了的《莽原》周刊改为半月刊，交未名社出版。未名社的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共六人。后来李何林、王士菁也曾参与过该社工作。它是以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为主，兼及文学创作。特别着重翻译和介绍俄国文学与苏联文学，以及北欧、英国的文学作品。有专收译作的《未名丛刊》和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主要收获有台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韦丛芜的《君山》，鲁迅的《朝花夕拾》等书。
未名社在反帝反封建方面比语丝社更激进，因此多次遭到北洋军阀政府和反动派的打击压迫，1931年5月停止了活动。
浅草社和沉钟社
浅草社是沉钟社的前身，1922年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有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他们认为，当时的文坛犹如一片“荒土”，他们“愿作培植浅草的农人”。出版过《浅草季刊》。1925年初由于发起人林如谡出国，浅草社活动也随之停止。同年，浅草社同仁和杨晦、蔡仪等北京成立了沉钟社。办有《沉钟周刊》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及法国的小说。创作方面有冯至的诗歌，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的小说，杨晦的剧作。这些作品多抒写知识青年生活的苦闷无奈，忧郁的情感，富于感伤色彩，鲁迅对浅草社和沉钟社很关爱，称赞他们认真踏实的作风，在他的《野草・一觉》中提到这两个刊物。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又选了他们的作品，称赞这两个文学团体为“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湖畔诗社
1922年4月，新诗团体“湖畔诗社”在浙江杭州成立。代表诗人有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和汪静之四人。
同年4月，他们的诗歌合集《湖畔》出版，因而得名为“湖畔诗人”。他们创作的思想倾向，主要是歌唱纯真的友谊和爱情，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具有天真快乐的格调。他们写作抒情诗，尤其是爱情诗，风格清新活泼，自然天真，带有浪漫色彩：表现了对封建世俗勇敢反抗的精神，艺术上相当成熟，在文学界有一定影响。
1923年，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三人又有合集《春的歌集》出版，之前出版过汪静之诗集《惠的风》，之后出版过汪静之的《寂寞之国》。这些新诗唤起一代新人的纯真和热情。朱自清在《诗集导言》中说：“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这一评论精辟地称赞了“湖畔诗人”的创作特色。
新月社
新月社是1923年成立于北京的一个新诗新团体。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西滢等。从事新诗创作的还有朱湘、饶孟侃、陈梦家等。新月社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领域的派别。除闻一多外大多数人都是“现代评论派”，属于资产阶级右翼文人，为帝国主义和服务。胡适他们创办的《新月》杂志，攻击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有些文章甚至公开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革命。鲁迅和其他革命作家跟新月派右翼文人笔战过。在早期新月派诗人曾表现过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愿望，在新文化的统一战线中起过某些进步作用。
新月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创作新诗。闻一多、徐志摩等人针对自由体诗出自的散文化倾向，提出新格律诗的主张，即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三美主张。他们进行了创造实践，在白话新诗的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影响，在白话新诗的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影响。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等是新月社的成果佳作。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界的组织。1930年3月2日成立于上海，领导成员：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扬、茅盾、丁玲等。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四十余人，其后逐渐发展。“左联”对于团结和组织进步作家反击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和推进革命文化运动起到重大作用。“左联”制定了为无产阶级革命副业服务的文学理论纲领，成立了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会，系统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倡导文艺大众化。创办《前哨》、《北斗》、《文学月报》、《文学导报》等刊物，宣传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同“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反革命文学)、“第三种人”(反动文人)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提倡革命文艺创作，扶持文学新人，壮大了革命文学队伍。在创作上也取得了很大收获，如鲁迅、瞿秋白等的杂文，蒋光慈、茅盾、柔石、胡也频、张天翼、叶紫、丁玲等的小说，田汉、夏衍、洪深等的剧作。殷夫以及原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都显示出左翼革命文艺的实绩，产生了广泛影响。
1936年初，为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宣布自动解散。
文学研究会提倡新文学，反对封建的旧文学：提倡“为人生而艺术”，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其创作倾向于现实主义，以现实人生为题材。写出了一批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小说”，反映出社会时代的风貌。该会主办的刊物有《小说月报》、《文学周报》、《诗》月刊等。翻译和介绍了外国文学，尤其是俄国和许多压迫民族的文学。同时注重出版新文学创作的《文学研究会丛书》。
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之多、影响之大，以及在流派发展特色上的鲜明突出，使其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团体。
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1932年初《小说月报》停刊后，文学研究会也就基本停止了。
创造社
创造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另一个著名的新文学团体，也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文学团体之一。1921年6月创造社在日本东京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他们是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该社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周刊》、《洪水》、《思想》及《文化批判》等十余种刊物。
创造社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是跟文学研究会的“人生派”相对立的“艺术派”。崇尚天才，表现自我，追求个性解放。强调“直觉”、“灵感”在创作中的作用，表现作家的“内心要求”，倾向于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与他的译作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是该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尤其在文学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后期他们特别注重文学的使命，反帝反封建，对旧社会进行猛烈的抨击批判。并且注意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科学问题。
1925年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社的作家发生分化。郭沫若等积极提倡革命文学，投入革命浪潮。大革命失败后，分化加剧，一部分作家退出创造社，主要成员郁达夫因与同人意见不合也退出了。同时，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初黎、李一氓等新生力量加入进来，创造社又有了起色。
创造社的活动一直受到国民党的忌恨，1929年2月被查封。
语丝社
语丝社因编辑出版《语丝》周刊而得名。语丝社并没有明确的组织机构，其成员是指刊物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语丝》周刊于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由孙伏园、周作人先后任主编，鲁迅、孙伏园、周作人、林语堂、川岛、刘半农、章衣萍、钱玄同、顾颉刚、江绍原等为主要撰稿人。《语丝》成为鲁迅跟复古思潮和资产阶级“现代评论派”作斗争的重要阵地，鲁迅被称之为“语丝派主将”。《语丝》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以散文创作为主的刊物，主要发表短评、杂感、小品等。语丝社作家的散文创作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语丝文体”，这种文体在思想内容上随意而谈，斥旧促新，在艺术上以文艺性随笔和短论为主要形式，泼辣幽默，讽刺强烈，文字中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以鲁迅为代表的尖锐泼辣的杂文，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幽雅清新的小品文，形成了该社散文创作最具特色的两大类，对散文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
1927年10月，《语丝》周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同年12月《语丝》在上海复刊，先后由鲁迅、柔石、李小峰主编；鲁迅、周作人、杨骚、章衣萍、韩侍桁、陈学昭等为主要撰稿人。《语丝》在1930年3月10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才停刊。
莽原社和未名社
莽原社和未名社都是由鲁迅发起和领导的文学社团，1925年8月成立于北京。莽原社的主要成员是在鲁迅指导下的李霁野、高长虹、向培良等几个文学青年。《莽原》周刊由鲁迅主编，注重“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1926年高长虹背叛鲁迅，分化出去，鲁迅便将停刊了的《莽原》周刊改为半月刊，交未名社出版。未名社的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共六人。后来李何林、王士菁也曾参与过该社工作。它是以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为主，兼及文学创作。特别着重翻译和介绍俄国文学与苏联文学，以及北欧、英国的文学作品。有专收译作的《未名丛刊》和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主要收获有台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韦丛芜的《君山》，鲁迅的《朝花夕拾》等书。
未名社在反帝反封建方面比语丝社更激进，因此多次遭到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压迫，1931年5月停止了活动。
浅草社和沉钟社
浅草社是沉钟社的前身，1922年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有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他们认为，当时的文坛犹如一片“荒土”，他们“愿作培植浅草的农人”。出版过《浅草季刊》。1925年初由于发起人林如谡出国，浅草社活动也随之停止。同年，浅草社同仁和杨晦、蔡仪等北京成立了沉钟社。办有《沉钟周刊》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及法国的小说。创作方面有冯至的诗歌，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的小说，杨晦的剧作。这些作品多抒写知识青年生活的苦闷无奈，忧郁的情感，富于感伤色彩，鲁迅对浅草社和沉钟社很关爱，称赞他们认真踏实的作风，在他的《野草·一觉》中提到这两个刊物。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又选了他们的作品，称赞这两个文学团体为“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湖畔诗社
1922年4月，新诗团体“湖畔诗社”在浙江杭州成立。代表诗人有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和汪静之四人。
同年4月，他们的诗歌合集《湖畔》出版，因而得名为“湖畔诗人”。他们创作的思想倾向，主要是歌唱纯真的友谊和爱情，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具有天真快乐的格调。他们写作抒情诗，尤其是爱情诗，风格清新活泼，自然天真，带有浪漫色彩：表现了对封建世俗勇敢反抗的精神，艺术上相当成熟，在文学界有一定影响。
1923年，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三人又有合集《春的歌集》出版，之前出版过汪静之诗集《惠的风》，之后出版过汪静之的《寂寞之国》。这些新诗唤起一代新人的纯真和热情。朱自清在《诗集导言》中说：“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这一评论精辟地称赞了“湖畔诗人”的创作特色。
新月社
新月社是1923年成立于北京的一个新诗新团体。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西滢等。从事新诗创作的还有朱湘、饶孟侃、陈梦家等。新月社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领域的派别。除闻一多外大多数人都是“现代评论派”，属于资产阶级右翼文人，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服务。胡适他们创办的《新月》杂志，攻击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有些文章甚至公开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革命。鲁迅和其他革命作家跟新月派右翼文人笔战过。在早期新月派诗人曾表现过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愿望，在新文化的统一战线中起过某些进步作用。
新月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创作新诗。闻一多、徐志摩等人针对自由体诗出自的散文化倾向，提出新格律诗的主张，即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三美主张。他们进行了创造实践，在白话新诗的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影响，在白话新诗的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影响。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等是新月社的成果佳作。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界的组织。1930年3月2日成立于上海，领导成员：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扬、茅盾、丁玲等。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四十余人，其后逐渐发展。“左联”对于团结和组织进步作家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和推进革命文化运动起到重大作用。“左联”制定了为无产阶级革命副业服务的文学理论纲领，成立了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会，系统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倡导文艺大众化。创办《前哨》、《北斗》、《文学月报》、《文学导报》等刊物，宣传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同“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国民党反革命文学)、“第三种人”(国民党反动文人)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提倡革命文艺创作，扶持文学新人，壮大了革命文学队伍。在创作上也取得了很大收获，如鲁迅、瞿秋白等的杂文，蒋光慈、茅盾、柔石、胡也频、张天翼、叶紫、丁玲等的小说，田汉、夏衍、洪深等的剧作。殷夫以及原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都显示出左翼革命文艺的实绩，产生了广泛影响。
1936年初，为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宣布自动解散。
11月9日,中共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赶到绍兴,参加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以下简称“鲁奖”)颁奖典礼。在这次所有获奖者中,本来在文坛声名不著的他却是大众知名度最高的人。
他的“蹿红”在一夜之间。
10月19日2l时,中国作家协会在其官网贴出《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告》,车延高以诗集《向往温暖》获奖。
很快,这位身为官员的诗人在自己博客上张贴的旧作《徐帆》迅速被网友们找到并相互转发:
“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其实小时候我和她住得特近/一墙之隔/她家住在西商跑马场那边,我家/住在西商跑马场这边/后来她红了,夫唱妇随/拍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片子……”
短短几小时内,上千条微博转发了这首诗。网友陈维建根据车延高的名字谐音将之命名为“羊羔体”。
对车延高诗歌价值以及“鲁奖”公信力的争议就随着网络上越来越多的口水开始了。
“车延高只是副厅级,现在单‘将军诗人’就有三百多人”
车延高完全明白这一点,“个别网友认为这次获奖和我的身份有关,我觉得这是社会生活中人们对某些权力交换现象憎恶的一种反映……我只是投到水里的一块石头,其实大家关注的是诗歌和社会风气的净化。”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块“石头”引发的质疑有二:一是不少网民认为官员忙于公务应无暇创作,作品较之专业创作者必然不足,无论如何不够“鲁奖”标准;二是如果该第一条成立,车延高水平不济仍获奖,必出自评委会对其官员身份的照顾,甚至或许会有“权名交易”。
对此,中国作协新闻发言人陈崎嵘回应表示,很多评委根本不知道车延高的身份,车延高之获奖在于其文本本身。
“其实现在官员群体里面写诗的人很多,如果没有一部(官员)诗集人选(‘鲁奖’)也难以反映现在诗歌创作的完整面貌。”第五届“鲁奖”办公室主任、中国作协创作部主任对本刊记者说。
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张同吾也佐证了这一说法。“官员写诗是如今的一个文化现象,要说因为是官员就予以照顾,我觉得很不可信。说实在的,车延高只是副厅级,现在单‘将军诗人’就有三百多人。”
介绍,官员通常很少写小说,写报告文学的则几乎没有,大部分选择诗歌创作。显然因为诗歌的形式特点更适宜工作比较忙碌的创作者。车延高对本刊记者说自己“能支配的固定时间只有每天早上五点十分到七点四十之间”,只能每天在此时集中创作。
如此情形之下的创作难免引起公众怀疑:真够得上获奖标准?
评选“难免有更多更复杂的考虑”
“《向往温暖》诗集里不少作品是不错的,比如《琴断口》,很有内涵,语言精致,也有灵气。”张同吾评价说,而被称为“羊羔体”的几首诗歌“显然过分口语化,没有诗意。但是读者不必以偏概全,要求一个创作者的所有作品都尽善尽美。”
陈崎嵘也表示,包括《徐帆》在内的那几首网上曝光的“羊羔体”并没有收录在《向往温暖》诗集中,不在“鲁奖”评委的评鉴视野内,以此来否定“鲁奖”并不合理。
“鲁奖”的评选标准是什么?
中国作协官网上共列出三条标准,分别就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社会影响力三方面做出了原则性规定。依据这些原则,中/短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七个门类的终选委员会要在各自入围的20部作品中选出五部获奖作品。其中最主要的工作是“兼顾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
告诉记者,在实际评选操作时,遵循上述的几条比较抽象的标准外,难免有更多更复杂的考虑。比如作品写农村题材的比较多,但不能全部由这个题材获奖,打工作家、少数民族作家要考虑,曾经获过“鲁奖”的作家还要不要再次入选;军事题材、主旋律作品也得有一两个……
如此平衡考量后选出的获奖者方是“各具代表性’。据诗歌终评组评委荣荣对本刊记者介绍,本届获得“鲁奖”的五部诗集“将方方面面的创作水准都考虑进去了”,获奖者中有一位部队诗人、两位女诗人,还有车延高这位从事诗歌创作大约四五年的“新人”。
部级奖项的公信力危机
“羊羔体”引起争议的一个心理前提是,许多公众还承认“鲁奖”是国家性的严肃的文学奖项,仍然期望它代表着一种标准。
但是在一部分人一这些人似乎越来越多一眼里,“鲁迅文学奖”既跟鲁迅无关,也已跟文学无关,还理它干吗?
“鲁奖’本身早已遭遇公信力危机。
“鲁奖’虽是全国大奖,在中国文学领域的地位仅次于评选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但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是,其社会影响力已日渐降低。本届“鲁奖”韩寒作品《他的国》因为“不符合参评标准”而被拒之门外,对此有网友评价:“如果不是韩寒,谁知道鲁迅文学奖已经办到第五届了?”
五届以来“鲁奖”共评出百余位获奖者,然而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大部分读者说不出几个获奖者的名字,反而是持续不断的“鲁奖风波”令人印象深刻:
第二届报告文学获奖作品《西部的倾诉》在初评时就落选,终评又脱颖而出;第二、三、四届“鲁奖”均有评委获奖(第二届,铁凝是短篇小说评委主任,而其作品获得那届“鲁奖”的中篇小说奖。第三届,陈超是诗歌评委会评委,获得当年文学评论奖,第四届,雷达、李敬泽、何建明和洪治纲四位评委均获奖)……
以上事件当时即引起诸多批评和质疑。据介绍,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本届“鲁奖”评选改革了评选制度:初评委员会由七八个人增加至13个人,以增加每一部作品的阅读人数,避免漏选,增加网上投票和征询作协会员意见的环节,听取各方面意见,完善了评委提名漏选作品的程序,避免人情和作弊……
即便如此,本届“鲁奖”还是由于一位官员诗人引起了轩然大波。
车延高获奖诗集
《向往温暖》中的诗句
一瓣荷花
有时,我已穷极一生
只能采下一瓣荷花
而一夜湖风,用一支笛子
吹老了整个洪湖
琴断口
琴断口,你的流水有韵
述说一柄古琴摔出的佳话
听话听音,我知道今天一定比昨天重要
弯腰,我把时间扶起
去古琴台拨弦,听高山流水
近年“雷人诗”事件
梨花体
2006年8月,由河北女诗人赵丽华名字谐音而来的“梨花体”诗歌,被斥为“口水诗”,引发极大争议。其经典为《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地震诗
2008年6月6日,《齐鲁晚报》发表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兆山为汶川地震而作的《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在网络上引起强烈质疑。
全诗为:“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这场网络热点事件中的车延高，54岁，山东莱阳人，2007年加入中国作协。在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举行之前，车延高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我只是投到水里的一块石头”
记者：获得本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以后，你的内心感受是怎样的？
车延高：感觉很珍惜，是对我多年业余创作的肯定。这个奖不光是对我，它也是对公务员队伍当中那些业余爱好文学、坚持文学创作、向往文学、支持文学、关心文学的人的一种肯定。
记者：你如何看待公众近期对于你的关注？
车延高：我只是投到水里的一块石头，大家关注的是诗歌，赞扬我的或者批评我的，其实都是为诗歌如何发展而忧思。
记者：你怎么评价你的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向往温暖》？
车延高：这部诗集是从我已经发表的490多首诗歌中精选出来的，共117首，作品应该交由读者去评判，我的义务是听取大家的意见，但我确实是用心熬血去写的。
记者：做一位能在文学史上有所贡献的诗人，你认为最应具备哪些要项？
车延高：李白、杜甫、鲁迅、徐志摩、巴金、艾青、冰心等都是在文学史上有贡献的大师，他们身上具备的带有共性的品格和要项就是标准。
记者：在你看来，你是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还是有一些距离？
车延高：我只是一名业余作者，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当好学生，向所有优秀作家学习。
记者：你认为，你这次能够荣膺鲁迅文学奖，占最大比重的因素是什么？
车延高：我认为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是，我适逢了一个好的时代，好的社会环境为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二是，中国新诗已经走了近百年的路，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创作，我确实占了很大便宜。另外，这次评奖是以三年内出版的一本诗集参评，近三年的作品要占三分之二，这样就把一批优秀的诗人挡住了，从这个角度讲，我也占了便宜。
在诗歌创作上，我还处在学习和探索的阶段，就我的作品而言，我是力求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百姓，让作品和读者产生共鸣。在创作中力求表现手法的多样化，注意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增强作品的可读性。
“我是有意识把《徐帆》写成这样的”
记者：对于目前网络热议的“羊羔体”及所谓你的代表作《徐帆》、《刘亦菲》，有人评价，太随意、太口水化了。你是怎么看的呢？
车延高：《徐帆》不是我获奖诗集里的作品，是今年9月我为《大武汉》杂志写的组诗《让荧屏漂亮的武汉女人》中的一首，我还写了《谢芳》、《刘亦菲》。这里面有一个误会。《徐帆》这首诗原本37行，由于微博字数的限制，网友贴出来后只显示了前8行。
对这首诗的表现手法有争议，我认为是大家对诗歌的关注，是件好事，大家对我的批评是希望作品写得更好。
记者：在《徐帆》这首诗中，你将你的写作方法称之为“零度情感表达”，就是说这么写，是你故意为之的？
车延高：对，我写《徐帆》，很多话都是带着诙谐和幽默的笔调去写的，这种写法我觉得有它的特点，就是力求避免和我的诗歌与一贯的写法重复。我是有意识要把它写成这样的。
我写《徐帆》的时候，我完全用的是最普通的一些语言，但是我肯定是有技巧的，我有意识地把它写得让老百姓感觉：你的语言敢这么用！有时候是需要用一种大胆的方式去写诗歌的。
记者：现在许多网友套用“羊羔体”仿写你的诗歌，你会不开心吗？
车延高：没有什么恶意，这是挺有趣的事，也契合了网络文化的特征。
“获鲁迅文学奖和
我的身份没有关系”
记者：你怎么看待你的官员身份在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中扮演的角色？你的职位对于你的获奖，有帮助吗？对有些网友指责是权名交易等诸如此类的猫腻猜想，你是怎么看的？
车延高：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业余创作者，参与鲁迅文学奖评奖，符合条件的都可以申报，和我的工作身份没有任何关系。大家可能是看到社会中存在着金钱和权力交易的问题，就怀疑评奖过程也有内幕。但我是按规定程序申报的，然后由评委去认定。
记者：这次鲁迅文学奖评委会给予你的获奖评语是，“难得一个坚硬的市纪委书记有如此柔软的诗心”，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评价的？
车延高：我觉得评委这么说有他们的道理。让官员有一点诗意情怀不是个坏事，它有利于灵魂的净化，也可以使我们处理问题时，从人性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更加注意自己的工作方式。
记者：在你的诗集《向往温暖》中，你介绍自己时点了纪委书记身份吗？
车延高：我历来都是回避我纪委书记的身份的，《向往温暖》中我也没有写自己的身份。暴露我的身份后，别人就不愿意看我的作品，觉得我是个官员，写不出东西来，这影响我作品的阅读率，我不愿意。
“官员与文学并不是矛盾体”
记者：一面是理性的官员，一面是激情的诗人，这本来就是件很分裂的事，在文学理想与官场逻辑中，你矛盾过吗？
车延高：其实官员与文学并不是矛盾体，两者是可以有机融合、相得益彰的。古今中外，官员热爱文化、写诗著文非常普遍。官员热爱文学，向往文学，投身业余文学创作是好事。
文学创作应该有更多层面的人介入，才能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更真实地反映生活。我认为有更多的公务人员加入文学创作的行列，这比边缘、冷漠、远离文化要好。
记者：工作与写作的矛盾，你自己处理得怎么样？
车延高：我的工作和写作不矛盾，因为我的写作都是用的业余时间。
记者：在平时，你是如何处理工作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让两者保持比较好的平衡的？
车延高：工作时，我是老老实实做事的公务人员。创作时，我是背着灵感行走的“独行侠”。这里面要把握的根本问题就是不要让业余创作影响本职工作，所以我的创作时间放在早晨5：30到7：40这个时段。
记者：在获得鲁迅文学奖以后，你的生活有一些改变吗？
车延高：获奖后出现的情况我没有预料到，对我的心理承受力是一种考验和锻炼，在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中，要学会多视角地去对待问题。
记者：在面对外界的非议时，你感受到压力了吗？
车延高：说没有压力肯定是假话，我是一名公务员，各种质疑和猜测，突然占据了媒体的版面，我又不能逐一去解释。但是遇到了就要正视它。要允许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说话，相信时间的沉淀作用。
记者：来自前辈的批评、认可与来自晚辈的批评、认可，你的内心更在乎哪种？
车延高：中国的成语最能说明这个问题，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都是讲的连接性，没有前浪也就没有后浪。来自前辈的或是晚辈的批评、认可我都应该正视。
记者：你的同事或朋友，对你从事文学创作是怎么评价的？你收到过一些反馈吗？你看重周围人对你的评价吗？
车延高：诗歌的受众面小，身边的同志一般不太过问。一些对文学比较爱好的同志，会主动找我要诗集，我由此感觉到，诗歌还是有生命力的。
记者：你认为你性格中的哪些特质，是与诗歌这种文学体裁契合的？
车延高：我性格中的特质就是面临新事物总有一种热情，喜欢去探究和思考。我认为由热爱而生成的执著，实际上内含着一种情感，它与诗歌的艺术表达是相通的。
“我确实是热爱文学”
记者：是什么机缘让你从1977年就开始从事诗歌创作的？那会儿你还在青海的军营里服役。
车延高：我的一个战友写新闻报道，对我进入文学创作是一个启蒙，从1977年到1979年，我写了四十多篇诗歌和散文，后来在《青海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组短诗，从此，我步入了业余创作。其间写过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和电视专题片，也获过不少奖。从2005年起，我的诗歌创作进入了爆发期，发表作品470多首。
记者：你写诗的灵感一般从何而来？你已经出了《日子就是江山》、《把黎明惊醒》、《向往温暖》这三本诗集，你进行诗歌创作的动力来自哪里？
车延高：我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生活的体验，青少年时代的记忆和今天的生活积累给了我双重叠加的素材，一大批优秀诗人的写作经验和我对诗歌的热爱是我创作的不竭动力。
记者：在诗歌界，你崇拜过哪些人？
车延高：李白、杜甫。他们是中国诗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我喜欢李白的豪迈和狂傲不羁，“仰天大笑出门去”，“为君捶碎黄鹤楼”是一种大义和胸怀；我也喜欢杜甫的执著和腹内行船，“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一种气度和学养。
记者：进入诗坛以来，你遇到过哪些让你至今印象深刻的问题？
车延高：我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大块的创作时间。
记者：在文学创作上，你输入的管道是怎样的？
车延高：我向大脑输入知识的管道就是读书，我一般都从9点多看书看到11点半才睡觉。
记者：在文学创作领域，你觉得你自己身上最大的天赋是什么？
车延高：如果说有天赋，那就是勤奋。
记者：在文学创作方面，你在未来有什么计划？
车延高：坚持业余创作，力求把诗歌写得更好，同时尝试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
记者：你在青年时代想成为的人，跟现在有区别吗？
车延高：我年轻时就想当个老师，现在我感觉到很多人都是我的老师。我从他们那里获取创作的素材、灵感和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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