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含义;特征
一、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诠释
（一）政治文化含义及特征
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的总和。政治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且主要是政治领域中非物质的精神层面。至于政治文化是什么，并无统一定论。政治文化的概念，首先出现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中。它最早由美国的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提出。20世纪60年代，他在其发表的《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通过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以取代“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概念，并以此来界定某一民族和国家对于其政治体系以及不同政治问题的信仰、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最后得出不同国家拥有独特的政治文化的结论。这个概念一出现就立即引起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
关于其内涵，各个不同流派对其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其代表性观点有：1、把政治文化定义为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或政治心理（包括政治体系的成员对体系各层面的感觉、认知、评价和情感取向）;2、把政治文化定义为政治体系中各种主观因素的综合。它包括社会政治心理倾向和社会政治价值取向;3、认为政治文化不仅包括观念性的心理和政治思想，还包括“物质性”层面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规范。
综合不同观点，笔者较为同意对政治文化作如下定义：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团体和个人，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这个定义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政治文化的主体同政治活动的主体相一致;二是政治文化的基础是整个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存在;三是政治文化的对象是国家政治生活;四是政治文化的内容是政治观念形态。它由诸多要素构成，包括政治习俗、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思想、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及政治信念，这些要素相互影响，相互联系成一个整体。
政治文化的特征可概括为：第一，鲜明的民族性和深刻的阶级性。由于经济、历史、地理等因素的不同，形成反应本民族特色的政治文化;而且，政治文化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某些倾向和价值取向的体现，所以不同阶级有不同政治文化。第二，特殊的社会结构性。包括主导型政治文化、非主导型政治文化和反主导型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对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内容有一定影响。第三，相对稳定性和延续性。人们既是政治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承载者，所以政治文化随人们一代又一代的历史活动而得以传承;第四，时代性和融合性。
（二）政治文化的多重功能
任何文化都产生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中，又都将反作用于社会现实和人类活动，政治文化也不例外，会对社会产生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影响。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因素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因素，社会文化的发展，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的发展，也有力促进历史发展。所以，政治文化具有的功能有：变革政治体系、规范政治形式、维系政治稳定、指导制约和各种政治行为等。
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现状及其塑造
（一）当代中国政治文化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主要特征和价值结构同我国所处历史阶段相关联。我们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已经初具规模而且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因此尚处在发展过程之中。纵观我国政治文化发展历程，我们可看到，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建立在一家一户基础上的小农经济，使宗法血缘关系作为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长期渗透到人们心里，形成其文化土壤，儒家的王权主义成为最主要的政治文化。随着近代民主革命爆发，传统政治文化受到冲击，自由、民主、平等思想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后，伴随全球化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也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但必须看到，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传统文化仍然存在;而且在我国，人民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但公民的自主参与意识还很欠缺;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还存在局部不协调。
（二）我国政治文化的塑造
我国政治文化要经历传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型，中西政治文化的碰撞与融会，这是一项艰巨、漫长且复杂的过程。
1.要把继承性和时代性，民族性和交汇性结合起来，处理好传统政治文化、西方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关系。积极继承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去其糟粕，如“三纲五常”;同时，在坚持我国政治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前提下，正确对待西方政治文化，积极向优秀外来文化学习并不断融合，坚持兼收并蓄，批判借鉴的原则，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其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服务。
2.要积极发展参与型政治文化，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参与型政治文化发挥着催生、支持和保障民主政治的作用，因此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推动力量和内在要求。所以，可通过包括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互联网等大众媒体，学校，家庭来传递信息，引导公民政治参与，树立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提高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性，加快普及参与型政治文化，进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3.要倡导社会公正、公平，处理好不同利益关系，保证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的协调。二者的协调是政治运行的关键，而政治文化群体利益分配的公平程度决定其协调程度。所以，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促进社会公平，促进城市和农村发展平衡，区域之间发展平衡，社会发展自然发展的平衡，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基础上，更加注重公平正义，让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真正民富国强。（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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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高中政治课程的心理学依据传统文化对认知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是由文化的二重性决定的。一方面，文化意味着“人化”，它是有意识的人类在现实的生命活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历史的继承和沉淀下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正是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人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于外在客体，从而赋予客体属人的意义和内涵，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正是在历史的沉积中，多彩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断得到深化和内化，从而成为标识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文明符号，即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文化意味着“化人”。虽然人创造了文化，但文化也塑造了人，作为现实个体的人总是需要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在这个意义上，人是前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和结果，传统文化构成了人生成与发展的前提，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观点态度，也就是说历史文化构成了当下人认知的“逻辑的格”（列宁语）。
文化与认知的互动关系意味着，教育不能脱离传统文化的脉络而成为孤立的独白和僵硬的灌输，理论的活力在于为人们所理解和内化，而一种理论只有注入了历史文化的血液，才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才能融入个体的精神世界。纵观中国近现代史，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之所以在思想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如此大影响，正是因为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互动：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出发点，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和活力，另一方面，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为视角，给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特色，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高中政治课程的对象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塑造和形成中的青年学生，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记忆和把握，更应当是理论的理解和内化，只有如此才能为中国梦的伟大实现培养既具有专业素质，又具有良好道德的新世纪人才。过去的中学政治课程往往以灌输而非引导，记忆而非内化的方式展开，进而沦为了学生为应付考试而不得不掌握的枯燥知识。这种方式的教育不仅效果微弱，甚至会使学生产生厌烦和抵触情绪，从而产生负效应。造成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不良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施教者忽视了文化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相关规律，脱离文化传统和文化语境阐述知识，让本该唤醒学生道德意识的学问变成了知识的独白，让本应内化的理论变成了工具理性的运用。
二、契合与启迪——传统文化融入高中
政治课程的现实可能性一方面，儒家教育思想与当代教育理念内在契合。儒家教育思想对传统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有着深厚的影响。在教学方法上，孔子主张“因材施教”。个体在认识结构和性格特征上不尽相同，标准化的课堂教学虽然满足了大多数人都能受到教育的要求，但也忽视了个体及其个性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孔子在教学中往往针对不同学生的相同问题给予不同方式和不同内容的回答，这些回答表面上看似随意，甚至相互矛盾，但实际上却是孔子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做出的有针对性的教育。在教学原则上，孔子主张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在此，孔子主张教学应当是带着问题意识的教学，课堂不应当是教师的独白，而应当是在教师引导下学生的主动思考。在教学目的上，孔子主张立人，培养学生“至于道”的品格。唐儒韩愈的名句“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深刻表明了儒家的对教育目的的看法，教师最重要的目的是传道，但这里的“道”不仅仅是学问之道，更是做人之道，人生之道……当代教育主张素质教育和尊重教育，认为教育应当以人为本，应当让学生实现“知情意行”的有效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教育哲学思想无疑与当代教育的这些理念有着深刻的一致性，给予巨大的启发。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为高中政治课程提供了丰富的具有启发性资源。中国传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很多内容与中学政治课程有着密切联系。在政治思想方面，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为政以德的主张体现了民主理论的萌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和法家的法制思想则对于思考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在经济思想方面，荀子对如何实现“富上而足下”，“上下俱富”这一理想探讨，体现了积累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儒家与其他学派关于利义之辩的讨论则为思考法治经济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哲学思想方面，佛教哲学关于“有”、“无”、“空”三个概念之间关系的阐述为理解辩证法和对立统一具有深刻意义；儒家的“格物致知”理论则能更具体和生动的理解实践及其与认识的关系。可见，中国传统思想与中学政治课程中所涉及的内容不是割裂的。不同时代和地域的人类在发展中，总会面临相似的问题，而先贤的思考往往包含了智慧的火花，能为理解和解决当下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在授课过程中也可以应当结合中国传统思想的相关内容，在历史的阐发和对比中，展现理论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三、超越与创新——传统文化融入高中
政治课程的方式和路径第一，超越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辩证看待传统文化。当前对传统文化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观点全盘肯定，另一种观点全盘否定，而两种看法都是恩格斯所说的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体现。全盘肯定者主张回到过去，否认当代文化的价值，忽视了文化和思想应当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有所发展的；全盘否定者则总是为传统贴上种种标签，从而简单粗暴地排斥传统，例如：在对传统哲学思想上，大家往往习惯性地贴上“唯心”和“唯物”的标签，并毫无思考的认为唯心就是不好的，唯物就是好的，对此列宁曾提醒大家“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昧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在此列宁正确地指出，对待传统思想和文化时，应当保持客观的立场，应当深入其具体内容本身而不是对其内容简单的定性，只有以辩证的观点分析，以历史的视角理解，才能防止两极对立的错误观念。
内容论文摘要：贸易政策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政治因素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种利益集团利用游说、集体行动、政治捐款、社会问题等影响政治决策过程，实现收入再分配。同时，各政党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会考虑中点选民的利益，将贸易政策作为竞选拉票的手段。 论文关键词：美国，贸易政策，利益集团，政治取向 持续30年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配额于2005年初被终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的大好时机。然而，就在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仅几个月，美欧等发达国家就开始向中国纺织品发起攻击，大肆渲染中国纺织品出口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将该行业近年来流失的大量失业机会归因于来自中国的低成本产品的竞争，归咎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积极措施来调控纺织品服装出口量，如2005年初对148种纺织产品征收出口关税，并降低了出口退税，纺织品、服装的退税率分别从14%、17%调低到11%和13%。为了缓解国外压力，中国政府还宣布，从2005年5月20日起提高74中纺织品的出口关税，对部分服装出口征收400%的关税。中国政府还调整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但是，美国不顾WTO的承诺和中国政府的诚意和合作态度，还是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实施限制，从而引发了中美纺织品贸易纠纷。 在这种贸易争端的背后，隐含着复杂的政治利益。因为在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内的利益冲突有时比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具影响力。最为重要的是，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比其对社会效率的影响要重要得多。贸易政策的制定并不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尺度，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通常会成为政府贸易决策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政治因素在美国的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取向，以期对如何正确看待当前的中美纺织品贸易之争或许有些裨益。 美国贸易政策理论综述 (一)集团利益 在竞争理论中政治学被定义为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竞争有限资源的一种关系，是“冲突的社会化”。而冲突归根结底是为了资源。“在追求和实施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分配政治献金和其他政府收益”。最早研究利益集团问题是在政治学领域Bentley1908年在《政府过程》一书最早提出了集团的政治理论，认为社会的政治形态就是集团间的力量均衡，政府行为是利益集团作用的结果。利益集团作为政治产出的需求方，它们相互竞争，通过捐款、游说、向政府施压等行动来影响选举、立法等政治产出(Political outcome)，争取对本集团有利的再分配政策，提高成员的福利。贸易政策的政治决策过程是一个博弈过程，最终采取的贸易政策是政治过程均衡的结果。首先，相互竞争的政党通过许诺贸易政策获得利益集团的捐献资源。其次，贸易政策被用来作为寻求政治支持的资本。各利益集团运用各种资源进行游说，进口产业集团为进口关税而游说，出口产业为自由贸易而游说。 (二)国际贸易与国内收入分配 Samuelson 和Stolper 证明了在国内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充裕要素的所有者从贸易中获益，而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因贸易受损。而在国内要素不能充分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各个行业有该行业的特定要素，贸易将使出口部门特定要素的所有者受益，与进口产品竞争的部门的特定要素所有者受损，工人的损益情况视工人的消费结构和各行业使用劳动力的密集程度而定。在贸易中受益的阶层将支持自由贸易，受损的阶层将支持保护主义。Rogowski 根据Samuelson-Stolper的理论分析了贸易扩张和收缩对一国国内各阶层政治力量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联盟的变动，他认为由于同一种要素的所有者具有同样的利益，国内政治联盟将根据要素所有权划分阵营。Alt 和Gilligan 则根据特种要素理论，讨论了贸易变动对不同部门利益的影响，认为，贸易会引起不同行业间的利益冲突。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隐含假设，即多元决策假设，一国政府在决策时将会考虑到公民的偏好。尤其是，那些能够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并形成利益集团的公民的利益将会在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得到更多的反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需要利益集团在财政和政治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是由于利益集团能够更好地向政府提供有关的决策所需要的信息。 > (三)贸易政策的形成 20 世纪70 、80 年代，对贸易政策形成的政治经济分析理论诞生。Mayer从公民直接投票的角度分析了贸易政策的形成。Hillman (1989)指出贸易保护政策是失去了竞争优势的衰退行业向政府游说的结果。Findlay和Wellisz(1982) 认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会围绕贸易政策进行竞争。Magee， Brock和Young (1989)试图将政党纳入对贸易政策形成的分析，认为政党、利益集团和公众之间将在关税政策的博弈中形成两阶段子博弈精炼Nash均衡。Grossman和Helpman(1994) 讨论了利益集团和政府之间的非合作博弈，指出政府的目标函数中既包括对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的考虑，又有对消费者大众福利的权衡。保护率取决于不同行业的进口弹性、进口渗透率以及他们是否能够有效地组织利益集团。值得一提的是，Grossman和Helpman (1995)还将他们的模型进一步推广到关于贸易谈判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讨论，认为两国国内利益集团力量的不平衡会导致两国关税水平偏离自由贸易条件。当一国政府面临参加还是不参加区域自由贸易协议的选择时，将考虑自由贸易协议能够给本国带来的总福利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内支持或反对自由贸易协议的利益集团力量的对比。当两个国家相同产业的利益集团都同样强大的情况下，他们的政治影响将不起多大作用。 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学分析 (一)利益集团与集体行动 在美国，占劳动力总量2%的农业人口，一直得到政府相当高的保护。联合国计划署的数据表明，美国和欧盟对农产品补贴已经增长至每年大约3500亿美元。OECD的有关资料显示，美国欧盟对农产品生产者的直接援助高达2790亿美元。由于政府的补贴，不管市场价格如何，一个美国农民家庭每年的收益就高达US$160，000；英国援助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享受补贴的美国低价棉花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导致了中国棉花价格下降，当地棉农被挤出市场，令棉农损失17.2万元人民币和72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保护服装纺织业的理由是：首先，服装纺织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次，该产业技术简单，能轻易被任何穷国模仿。 美国农民通常是一个组织良好且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群体，即利益集团，他们团结起来向政府和国会施压，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行为经济学家称之为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他们只代表整个社会一小部分成员的利益，采取集体行动的目标是为了影响政府的决策，而不是为了增加总产出，他们都是分利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政治结构，而是为了影响现有的政策后果。他们通常运用“显性”的影响方式—“游说”和“隐性”的影响方式，即“献金”来影响政治家或政治决策。哪个利益集团呼声高，它的利益就可能得到政府的保护，这就是美国厂商通常采取的“抱怨战术”。Tosini 和Tower研究发现，在支持1985年保护主义者纺织品法案选民和从纺织服装产业公司和联盟中得到的捐献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错综复杂。政府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不仅是为了讨好北卡罗来纳州的纺织服装商，还有美国国会两院某些亲拉美力量。在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美国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以波音、IBM 等瞄准中国巨大市场的出口商、进口廉价中国产品的销售商为支持方，人权组织、“西藏”、“中国民运分子”组织组成反对方。在美国，工会往往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向政府施压的一个组织。如1995年拥有三大汽车生产商的北密歇根的美国汽车联合工会(United Auto workers)抗议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认为墨西哥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法国人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形象地描述了美国利益集团参与国内政治的特点。指出，“在法国，看到的新的事业中居于首位的是政府，在英国看到的是人的等级，而在美国，你却将一定会发现协会”。“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加成功地把协会的原则适用于实现众多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劳联-产联(AFL-CIO)为代表的劳工联盟四处游说，要求美国国会通过《中国货币法案》，并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美国制造业联盟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40%，美国政府应对中国施加压力。2005年上半年，来自汽车生产州密西根州的众议员以及“健全美元联盟”的制造商团体都向政府建议，要求向中国施压，促其货 币升值。 近年来，美国的集团政治迅速发展。老的集团变得更加积极，在游说政府方面更加职业化。据贝里80年代中期的统计，63%的公司公共事业部门使其办公室升级，增加了办事人员。大约有400家公司在华盛顿设置了办事处，在华盛顿为游说服务的律师也明显增加；新的集团迅速增多，杰克.沃克80年代调查了564个院外活动组织，其中1/3是1960年到1980年期间建立的。根据官方统计，1983年美国有17644个正式的非赢利性全国社团，比1970年增加了近7000个，即几乎增长了近70%，其中的很大部分为政治利益集团。一项全国调查表明，60%以上的成年人至少参加一个社团。在美国的利益集团中，劳联-产联，农产主利益集团等都是主力军，他们作为美国重要的利益集团，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拥有重要的地位。美国Corney大学的劳动经济学教授凯特(Kate Bronfenbrenner)作了一项调查，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了美国制造业领域工会的活动，她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该领域的工会抗议活动增加了60%，而此前只有29%工会组织此类活动。 (二)选举竞争 长期以来，贸易在美国的对外经济战略中更多的是被当作一种追求政治利益的手段。 政府制定政策时所考虑的也许不首先是其对经济的贡献，即成本效益问题，而是对选票的贡献(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 中点选民(Median Voter)：政治家常用选民的偏好来分析政党之间的竞争。假定贸易政策能用关税率水平加以表述，选民对政策的不同偏好表现为不同的关税水平。中点选民就是政策偏好较折衷的那部分选民。假设按对关税率高低偏好不同将选民分为三组，第一组选民倾向于关税率tA，第二组(即中点选民)偏好于关税tM，第三组选民喜欢较高一点关税tB。假如一个党派提出高关税率tA来赢得第一组选民，另一个党派就可能提出较低的关税率tB而获得了第三组选民的选票。政治竞争迫使两个党派都提出接近于tM的关税率，即接近中点选民所赞成的的关税率tM。中点选民就位于我们下面曲线的中间地带的选民(见图1)。2002年3月，布什政府对钢铁进口征收进口附加税，就是要照顾俄亥俄州等四个钢铁产地的选民，并且为来年的大选做准备。 拍卖会：一些经济学家将贸易政策模型想象成一场拍卖会：利益集团根据政府可能采取的政策来提供政治捐款来“购买”政策。为了获取竞选资金，各政党往往会根据企业的政治捐款作出承诺。如果大选获胜后，会采取一些有利于某些行业或企业的经济政策，以“回报”它们竞选时的“投资”。1995年美国就欧洲限制香蕉进口的配额制度提交世贸组织，宣称欧洲的香蕉贸易体制不仅损害了中美洲国家的利益，其实是为了保护奇奎塔(Chiquita)香蕉公司的利益。因为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对某民主党、共和党都曾经慷慨解囊。 (三)贸易政治过程的新取向——社会问题和党派之争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Destler认为，贸易政治过程中之所以存在寻求保护的利益集团，因为国际竞争中无法取胜的生产者都会寻求通过阻止或限制进口来解决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纺织、钢铁、汽车、鞋、机床、半导体产业都曾寻求过保护。但是，经济全球化下，贸易保护出现了新的动向，生产者一方面会依赖进口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一旦进口增加，与之竞争的相关生产者的抵抗就会高涨起来，寻求保护。拿纺织行业来说，战后经常要求并得到特别保护的美国纺织业协会，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改变了保护战略，一方面追求服装业的国际化，但随着多边纺织品协定的废除，便确定了所谓“原产地原则”，如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美国规定了只有在北美生产的布匹及纺织品原料生产的服装才能享受免税及无限额进口的优惠政策。 贸易保护主义也会利用社会问题要求政府限制进口。所谓社会问题，其本质就是认为贸易削弱了或者威胁了现存的国内水准。由于国际竞争的加剧，企业很难遵守劳动标准及环境限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污染、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护等等。贸易保护主义正是利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对外贸政策施加影响。WTO西雅图会议上的反全球化运动就体现了这一点。同时，贸易政策也成为各党派竞争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当权政府在获取政治捐献上比它的竞争对手有明显的优势，它可以许诺连任后采取的贸易政策。如1988年美国的议会选举中当权政府拿走了运动捐献的3/4。 贸易政策的国际影响 在国内，各种利益集团试图对政策形成过程施加影响，以便使最终出台的政策对自己最有利，执政者则审时度势，连横合纵，通过与不同的利益集团结盟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国际层面，各国执政者派出的谈判代表或许就代表执政者本人的意愿，在谈判中尽量满足本国某些利益集团的要求。一个国家其实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使本国多得，外国少得。在国际政治和国际谈判中，不同国家国力的强弱和不同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扮演角色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谈判的结果。对于小国来说，利益集团游说下的贸易政策，其影响仅仅在国内。但对一个大国来说，其贸易政策如果只考虑国内利益集团而忽视了国际上的利益集团，或利益相关者，采取非合作的贸易政策，容易引发贸易纠纷或贸易战。在经济全球化下，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增强，作为利益相关者，贸易战对双方都没有好处。进一步说，如果双方将贸易关系激化，反过来会伤害国内另外一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那就是广大消费者。贸易政策的政治过程就是干预经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贸易政策的目标不是效率，而主要考虑分配因素，即贸易政策被作为对社会不同利益集团收入分配的工具。 任何政策都是多方博弈的结果，政治也因此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来避免或者减少国家之间贸易摩擦，这就是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各方面战略对话的意义所在。战略对话不仅仅是为了增进两国的互相理解，更重要的是为了找到和确立全球化状态下解决两国贸易纠纷的新机制。比如，就中美纺织品争端来说，谈判或对话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一种选择，因为：首先，在美国，目前有大约60-70万人从事纺织行业，但主要从事的是与服装无关的其他工作，美国的纺织业大部分已经消失。也就是说，美国市场上的大部分纺织品都是进口的，并不是中国人夺去了美国人的就业；其次，贸易本身是一个相互的需求的过程。简单的讲，没有美国的进口商，中国也就不会出口。再次，即使不从中国进口，美国的进口商也会从越南、墨西哥、印度甚至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进口。因此，从政治、经济两方面与美国政府进行有效协调，是解决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政治文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作为人类文明中的政治层面,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和政治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改造社会和实现自身完善和提高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所有积极政治成果,是与先进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政治进步状态。(注:郑慧:《 政治文明 :涵义、特征与战略目标》,《政治学研究》2002年第3期。)它集中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实现程度。从政治分析的角度看,政治文明是一个有着深刻内涵和丰富外延、具有相当解释力和包容力的特定范畴,它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密切相关但又相对独立,涵盖民主、法治、自由、平等、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等概念,统合政治意识或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等层面(注:一般认为,政治文明大体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部分。其中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纵括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政治发展的全部历史进程,甄别社会政治生活的各种不同形态以及同一政治形态的不同发展程度。从静态上看,政治文明表现为一个多层次的复合结构;从动态上看,政治文明又处于不断的演进中;从性质上看, 政治文明 既有反映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一面,又有基于各国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以及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不同而呈现出的多样性或民族性的一面。本文着重从政治文明的共性和个性的结合上,探讨政治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
政治文明的共性和个性
作为人类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政治文明的交融与对话是一切政治文明生成与发展的共性,各文明因子的相互渗透、借鉴、融合、交流和影响构成了政治文明发生、发展的亮丽景观,这决定了人类政治文明应该也必然具有某些超越国界或地域的共性或曰世界性,如人民主权的思想和原则、法制和法治原则和成果、普选制及其产生的代议机构、以宪法和其他法律形式加以确认的民主制度、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机制、公民的政治参与制度、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行为规范等等。这些共性是人类 政治文明 发展的共同成果,体现了人类对政治生活规律性的深刻体认(注:这种政治规律性的认识,典型如对政治权力的认识和判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Acton,Lord,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The Beacon Press,1948,pp.14~15。),对世界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开放性。它们并非西方国家的“专利”,发展中国家当然可以借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列宁曾强调要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从历史的角度讲对我们是必然所需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这一论断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凸显的今天尤为重要。对此马克思早有预见:“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一定要走向“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状态。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在《政治文明:东方与西方》一文中也认为,专制体制虽然在过去数千年中富有生命力,但作为政府管理体制对于未来的人类文明来说是不适当的。在他看来,人类 政治文明 的基础是公正、正义、互利和互信准则。(注:文特森?奥斯特罗姆:《政治文明:东方与西方》,《公共论丛》第3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1~282页。)它们构成了人类不同政治文明单元深刻沟通和互动的逻辑前提和基础。
但另一方面,文明作为以共同心灵结构为内核的人类文化群落,基本上是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独立生长起来的,不同的文明形态有其异质性和独特的构造结构。各种文明在涓涓源头,就显现了独特的资质和禀赋。因此各文明单元(特别是政治文明)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和难以消解的。一定社会形态的国家政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具有一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原生形态。这样的原生形态是一个民族自己的创造,是国家政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展的历史起点。后来的发展固然要对国家政权的原生形态进行扬弃,但也必定会汲取和发扬其中合理的成份,并使之形成本国 政治文明 的若干特点,从而表现出政治文明的个性或曰多样性和民族性。它们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动力。从根本上说,正是多样性、民族性才构成了开放性的必要和世界性的色彩。决定各国政治文明民族特色的因素,概言之就是各国的国情,它主要包括本国社会政治发展现阶段的具体实际,本国历史所形成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以及本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连续性等几方面的内容。(注:金太军:《政治文明:历史发展与中国特色》,《政治学研究》2002年第3期。)
许多着名的政治哲学家都曾强调政治制度的设计必须与一国的国民性相适应。密尔明确指出,理想上最好的代议制政府形式对进步程度愈高的国家愈适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文明发展(集中表现为民主化)的道路不是一种类型或模式,而是各种不同的因素在各国特定组合。“在英国,主导的因素是工业化,它促使产生民主化,许久以后又促使产生科层化。在法国,主导因素是科层化和民主化的综合,工业化则是以后才到来的,其影响力也较小。在普鲁士(德国),则是科层化和戒严化相结合带来的现代化,民主化始终是缺乏的。”(注: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311页。)“民主化是相对的事物,总体的现代化。它指的是对原先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不民主’局面的一种改革。民主化过程中的重点,一般来说,除了那些本质上有助于民主的组成部分之外,应放在那些代表特定社会的传统组合中体现不够的组成部分上。例如,在很长时间内,德国有必要加强来自基层的参与;法国有必要对行政管理加以有效的控制;英国和美国则有必要建立一套社会服务和国家干预的基本制度。在联邦制国家,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是扩大民主潜力的一个要素,而在中央集权制国家,这个要素则是地方分权和权力下放。”(注: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311页。)这就是说,不同的民主或 政治文明 发展模式与类型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各国各自的历史经验的组合相适应的。政治发展理论家亨廷顿甚至断言:“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的构成要素“也许可以在其他的文明中找到其中的一二个,但是作为总体,它们仅存在于西方之中”。(注: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序第5页。)亨廷顿的看法虽有“西方优越论”的嫌疑,但也不乏真知灼见:西方的政治文明包括民主离不开特定的国情,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却很难照搬。连对美国民主有精深研究并推崇备至的托克维尔也“决不认为,美国人发现的统治形式是民主可能提供的惟一形式”(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62页。)。
在亚洲,主政新加坡三十年之久并取得辉煌经济成就的前总理李光耀积一生之政治经验,提出了一个带总结性的论点:“我不认为通往民主的道路只有一条,也不认为只有一种民主”。(注:转引自杨建平《法治民主:后发国家的政治选择》,《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更明确指出:“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当然,作为现代 政治文明 核心的民主不等于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在其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中为现代民主政治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同时也给现代民主打上自己阶级的烙印,但是,现代民主毕竟是整个社会进步阶级、阶层,特别是劳动者阶级共同奋斗的成果,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现代民主外在实现于资产阶级的具体民主当中,“资产阶级民主”这一范畴除了民主的资产阶级统治性质,还有社会主义政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现代政治文明成分,我们要摒弃的是资产阶级的具体民主,“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注:江泽民:《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求是》1990年第13期。),要继承的则是实现这一具体民主中的现代民主规则。(注:周毅之:《通向政治文明的理论路径——邓小平在现代文明积累的视域中审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哲学思路》,《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0期。)
实践中,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国特别是西方的 政治文明 时,不能不仔细考察其特定的孕育背景,不能不认真研究其与本国国情的契合条件。任何一种政治文明都只能是一定政治生态环境的产物(注:正是对政治与其环境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生态学的研究,促成了生态政治学这一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兴起。),都必然受制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经济结构。上述政治文明建设的共性、开放性和世界性,是指它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而不意味着彼此同一和重复;不意味着只能采取单一模式,只能走一种道路。在一些社会主义或第三世界国家不乏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最终失败的先例。这种成长于西方土壤的政治文明模式在第三世界无不以“水土不服”而难以生根,或被改头换面成为传统政治模式的外在形式。如前苏联照搬西方推行所谓的“激进式改革”所导致的经济大幅度滑坡;非洲的某些小国效仿西方,几十甚至上百个政党争权夺利,上演了一出出“民主”闹剧,其结果更是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的动荡,这些实例都从反面证明了西方模式的非普适性。
政治文明 建设的中国特色
【关 键 词】中国/政治文化/演进
政治文化是围绕当代社会政治、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过程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与社会心理反映，它包括政治意识、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道德、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等方面。每个国家都有与自己的政治体系和历史发展阶段相关的政治文化系统，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一、主导政治文化的形成
政治文化是由多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因素构成的一个文化系统，在整个系统中各种政治文化因素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其中有一种政治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其他政治文化居于从属地位或次要地位。我们将政治文化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主导政治文化，居于次要或从属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政治亚文化。主导政治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为整个政治文化体系摄定基本的政治价值观，使整个政治文化形成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倾向，并因此而影响整个政治文化的面貌。在主导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各种政治亚文化间的认同和共识得到有效的发展，各种政治亚文化有了协调的基础。
建国以后，在文化上我们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政治文化。马克思主义适合了时代的要求以及新中国政治文化转换的需要，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凝聚和整合功能，主导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前进方向。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断探索、试验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所包含的集体主义观、民主观、法治观和爱国主义等构成了我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应当说，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是符合时代和历史要求的。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加上建国以后所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严重的个人崇拜使得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蒙上了传统专制主义的阴影，等级观念、人治观、义务观等等封建政治文化的观念大量沉积，造成了主导政治文化的严重扭曲，给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害。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在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创立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使过去曾一度被扭曲的政治文化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轨，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理论成为人们解放思想的理论动力，凝聚人心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在肯定邓小平理论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同时，在党章中载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明确提出了在新的世纪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目前，邓小平理论已成为我们的主导政治文化，这种主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它对其他政治文化的指导作用体现出来的。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观点上的统一作用。政治文化就其性质而言，属于观念上层建筑，它必然会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现象，并提出有关的政治观点。在我国的现有政治文化体系中，多种学说并存。针对一定的政治现象，各种学说必然会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因此就有必要对这些学说在政治观点上加以统一。在当代中国，我们是用邓小平理论来加以统一的。这就是说，对于其他各种学说，在重大的基本政治方面必须要求它们跟邓小平理论保持一致。比如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第二，政治文化活动方面的规范作用。政治文化是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背景，因此，政治文化不仅仅表现于理论观点方面，而且表现于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活动方面。这种政治文化活动通常具体表现为具有不同思想意识的人运用不同的观点对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评价，政治文化活动还具体表现于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在多种学说并存的条件下，必须要求有一种主导政治文化来对政治文化活动发挥一种规范作用。正如伊斯顿所说：“任何系统都具备一定的主导政治价值，它们会给政治行为规范和结构排列确定基调和方向”[1]。在当今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才能起到这种规范作用。第三，方法论上的引导作用。邓小平理论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学说或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对其他学说均具有引导作用。例如，邓小平理论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利益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全面看问题的方法等等，都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科学方法，这些方法对其他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社会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政治合法性的变迁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政治权威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并通过特定时空条件下适当的决策及政策实施来塑造政治秩序和适应环境变化，保持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因此，合法性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活动，包括国家政权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和道德伦理的力量为自身所做的种种论证，另一方面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国家政权在大众当中赢得广泛的信任和忠诚，从而使人民自觉地把对政府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因此，政治合法性表现为人们对政治体系、政治权威的认知、评价和态度等方面，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研究合法性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的变迁。
中国政治合法性经过了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其合法性类型的更替经过了大致封建社会身份趋向的传统合法性到建国后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领袖魅力型合法性基础，再到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时期的以经济增长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合法性类型，最后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时代中国领导层一方面继续巩固邓小平时代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探索新的合法性基础等几个不同的阶段。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政权都是建筑在传统合法性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合法性危机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王朝，也动摇了王朝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身份取向的传统合法性。但从破坏传统合法性到建设理性-民主型的合法性，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新中国建立前，民族独立与国家的统一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这期间中国的政治势力不得不从民族主义中寻求合法性的来源，但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则是我们党要求民众支持和统治合法性的支柱。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政权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过程中，由于长期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人的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问题，而忽视经济建设，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单纯化为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调控，这一合法型诉求加之对领导人个人魅力和威望的盲目崇拜，终于导致了“文革”的混乱。“文革”结束后，随着传统合法性的消失，“两个凡是”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形势的发展表明，执政党的合法性面临新的挑战。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深切地感到我们党统治的问题。早在1979～1980年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就强调了经济成就对于政治稳定的关键作用：“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他就站不住。”“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方面的革命是最根本的革命。”[2]显然，经济增长作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途径，被邓小平视为新时期我们党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但是，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没有忽视既有的意识形态基础。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他明确提出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的底线，即无论经济增长有多重要，它必须与此原则保持不冲突的状况，这就是以经济增长为合法性来源与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
经济的增长所提供的合法性资源适应了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客观需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所提供的政治合法性是有限的，这是因为经济的增长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也使其对政府的期望值不成比例的迅速膨胀。许多“政治系统不能很快提高满足要求的能力以适应来势快的多的政治抱负和期望的高涨，这样就使政治体系陷入了困难”[3]。事实上，许多政府保持了较高的政绩，但其政权合法性还是受到了削弱，原因在于经济增长中民主化、社会公正、自由等价值观目标受到了忽视，这种代价与该政权有关，从而减少了公众对该政权的支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自由、民主、契约、公正等价值观正在上升为人们的普遍追求、信仰的东西。加之政治世俗化对人精神的解放，“人民已习惯于根据公民的经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4]。因此，经济增长所能提供的合法性资源可以说在逐渐削弱。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继续维持合法性现状，另一方面则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进程明显加快。特别是在党的十五大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依法治国”的方略是我们党适应时代要求，探索建立现代法理型合法性的一项重要举措。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法理型合法性基础正在建立。
三、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世俗化的政治文化是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对称，是根据现代社会模式实施自我民主性更新的政治文化。帕森斯认为，世俗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世俗文化用明确的方式而不是用笼统的方式、用中立的方式而不是感情的方式来观察客观事物，世俗文化向普遍性的标准和概念而不是与某些单一独特的标准看齐，在评价和录用个人担任社会角色时世俗文化重视成就，而不重世袭地位[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越来越移向世俗化、理性化的端点。
1.公民民主法制观念增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强调各市场主体依照规律平等竞争、公平交易。随着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公民的平等、自由、民主意识逐渐增加。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6]“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7]。社会主义民主成为新时期人们的共同理想和追求。与社会主义民主观相适应，人们的法治观也逐步增强，社会生活法律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人们诉诸解决问题的方式逐渐由找“长官”转向找“法官”，这表明公民开始确立依法有序表达意志和要求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2.政治价值观念日益世俗化，利益成为人们判断事物的主要价值尺度。在个人方面，人们更倾向于追求知识、财富和个人的自我实现；随着经济与科技的进步，人们拥有更多的信息、机会、生活方式和社会化渠道；公众对政府的评价更具有现实性，更看重政府的实际作为；在政治生活中，人们不再盲目绝对服从。
3.公众的政治心态日趋理性化。人们逐渐摆脱“文革”中那种浪漫与激进的政治心态，政治稳定成为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政治发展主要追求的目标，我国政治进入理性发展时期。邓小平说：“稳定压倒一切”，政治稳定关系到每个公民个人的利益，因此，大多数人都能认识到政治稳定是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过程中带有战略性全局的根本问题。于是“重秩序”成为人们的主要政治心态之一。这种“重秩序”的理性心态有利于人们摆脱影响政治发展的各种“左”的和右的激进非理性观念的束缚，自觉吸收主流政治文化，维护政治权威。
四、政治文化的分化
伴随着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表现的政治文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种功能上的离析性和质太上的异质性，这便是政治文化的分化。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文化分化。
1.主导政治文化面临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和外来政治文化的冲击。毫无疑问，邓小平理论是我们新时期的主导政治文化。但在社会变革所引发的社会利益格局大变动的面前，主导政治文化对社会的整合作用受到极大的冲击，目前在不少人中间存在的“信仰危机”和“理想淡化”就是其表现。其一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和以专制主义为特征的社会，其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其精华部分将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中得以弘扬；而其糟粕部分也将顽强地寻求合理性，并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二是外来政治文化的冲击。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大量外来思想涌进国门，其必定是良莠参杂的。外来文化中有关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在被我们吸收和借鉴的同时，也会有一些与我国社会变革不相协调，阻碍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方面。改革开放中，我国社会中竞相登场的许多思潮，无不印有西方政治文化的痕迹。
一
30年代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关系的紧张，造成了各政治派别相互之间的严重疏离 。广大社会成员对国民党的官方政治概念、政治价值取向以及操作方式普遍缺乏认同感 ；在这种状况下，民众的政治取向是多头的。30年代国民党政府试图通过施行一系列文 化控制方略来扼制这种多头政治取向的势头，却反而引发了来自各权力客体自发形成的 政治文化反弹。当权力客体处于没有政治自由的状况下，包括文学在内的传媒便成了他 们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与“权力主体”进行抗争的手段。又由于各权力客体之间因其代 表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或利益群体、阶层，他们所持的政治见解也相去较远，因而，各 派纷纷利用文学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阐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因此，30年代的文学 论争，事实上往往是各政治派别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阐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的一个窗 口。也正因为如此，30年代几乎所有的文学论争，都有着鲜明的政治文化背景、政治文 化潜因，人们在文学论争中看问题的角度也首先是政治的角度，而非纯文学的角度。
因为在论争者看来，文学问题事实上已非关文学本身，而关系到自己的政治意愿的表 达和政治见解的阐释。因此，参与论争，是获得政治发言权的极其重要的也许是惟一的 机会。30年代文学论争中人们所表现出的巨大热情和兴趣，其中有很大的成分是政治的 热情和政治的兴趣。但是，当文学的目的完全政治化，文学的言说一旦被系统化为政治 话语，就成为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排他性与专一性的系统。这个系统被用来阐发或攻击某 种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被用来阐发或反对某种政治理想的合法性。因此，30年代的许多 文学论争，事实上都明显表现为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争夺借文学表达政治意愿的话语权的 斗争。
争夺话语权，其目的是为了更好获得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阐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的 权利。在新时代来临之际，谁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谁就能引领、甚至拥有这个时代。这 一点，在30年代各派政治力量那里，对此都是非常明白的。国民党在获得政权以后，并 没有忘记对这种政治话语权的控制。他们先是提倡“三民主义文学”，但由于“四·一 二”之使“三民主义”蒙羞，“三民主义文学”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面对日盛 的“普罗文学”的声浪，他们又抬出了“民族主义文学”的口号，试图用“民族意识” 、“民族精神”来抵抗来自左翼文坛的“阶级论”话语。“民族主义文学”者们为现实 政治权力作辩护，理所当然地要向传统的政治经典找寻合适的政治语言，这是因为中国 传统的政治经典中所充斥的内容基本上是立足于阐述现政治权力之合法性的政治语言。 直到1934年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作为统治者话语的中心内容仍是传统的“四维”、 “八德”。与此针锋相对，左翼文坛再次掀起大众语的讨论。大众语的讨论，规模之大 ，时间之长，是30年代文学论争中不多见的。国民党以正统自居，故思想、语言要复古 ；左翼以劳动阶级、广大群众为旗帜，故语言要大众化，这其中所隐含的就是争夺话语 权的斗争。“大众”一词，在一段时期内成了最时髦，出现频率最高的语言。“大众化 ”的讨论，不仅成了左翼文坛针对统治者的话语武器，而且也使得左翼文坛因此而得以 靠着“大众”、“群体”的力量，引领了整个时代。
在这种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排他性是其重要的思维特征之一。例如，在“无产阶级 革命文学”倡导之初，即1927年下半年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等人恢复创造社及其刊 物时，曾想联合鲁迅来写文章，郑伯奇还去找过鲁迅，并在广告上也登出鲁迅的名字。 但正在这时，创造社新进的人们，即李初犁等从日本回国了，他们不赞成联合鲁迅，并 且决定把鲁迅作为批判的主要目标。那么，为什么这几个年轻人要反对鲁迅?为什么几 个年轻人能左右整个创造社(包括创造社的许多元老)?这里的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但 为争夺文坛话语权而必然导致的排他性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许多刚从日本回国的激进青 年，面对的是国内经过十年整合已成格局的文坛，他们最担心的是自己稚嫩的声音会淹 没在诸多文坛宿将们耀眼的声名之下，他们要获取独立的话语权，要使自己的声音成为 众声喧哗中的最强音，就不能不以攻击文坛话语的权威为其开端。鲁迅的公认的文坛地 位，就使他成了创造社成员，尤其是年轻成员们首选的要跨越的对象。“创造社改变方 向”后“没有改变向来的狭小的团体主义精神”，“一本大杂志有半本是攻击鲁迅的文 章，在别的许多的地方是大书着‘创造社’的字样，而这只是为要抬出创造社来。”( 注：画室(冯雪峰)：《革命与智识阶级》，《天轨列车》1928年9月25日。)很明显，创 造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首先拿鲁迅开刀，其中无疑包含着取代鲁迅文坛霸 主的地位，使自己的言论成为文坛强势话语的策略性考虑。
争夺话语权，就难免要将自己的言说营构成某种强势话语，以便给论争对手造成一种 压力。梁实秋几十年后对30年代他与左翼文坛的论争仍耿耿于怀：“我发现所谓普罗文 学运动，不是一种文学运动，是利用文学做武器的一种政治运动”。后来“撤消”了“ ‘普罗文学’这一名义，实质的想在文学领域争取领导位置的运动仍旧进行，换一个方 式进行到另一个阶段罢了”。(注：转引自尹雪曼《中华民国文艺史》(台湾中华书局印 )第51—52页。)梁实秋的话的确是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者们争夺文坛领导权的 政治意图，但他的这种对于“革命文学”即将形成的强势话语压力感，又从反面昭示了 他本人对权威话语的看重。因为这场争论的开始，是缘于他们难以忍受“思想上有了绝 对的自由，结果是无政府的凌乱”，他们要以文坛正统派的姿态来“纠正时尚”，捍卫 文坛的“尊严和健康”。(注：梁实秋：《＜新月＞前后》、《谈徐志摩》，《梁实秋文 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者的强势话语面前， 难以以自己的意愿来重整文坛，他们的压力感中多少包含了自己难以获得文坛霸主地位 ，难以获得话语霸权的遗憾感和失落感。
“自由人”胡秋原在与左翼作家的论争中，也曾感觉到了一种强势话语的压力。他在 《勿侵略文艺》一文中认为，“普罗文艺”中有“主观地过剩”的“政治主张”。(注 ：胡秋原：《勿侵略文艺》，《文化评论》第4期(1932年4月)。)胡秋原曾一再声称， 并不反对普罗文学，“承认普罗文学存在的权利”。而二者之间之所以发生论争，其中 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争夺话语权。胡秋原打出的也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旗 号，甚至主张“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强化统一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线”， “克服马克思主义阵营一切左右偏曲倾向”。(注：胡秋原：《为反帝国主义文化而斗 争》，《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年12月25日)。)这之所以没有得到同样信仰马克思主 义的左翼作家的认可，是因为左翼作家与胡秋原对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 连苏汶也看得出胡秋原与左翼作家之间“两种马克思主义是愈趋愈远，几乎背道而驰了 ”。(注：苏汶：《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现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 月)。)左翼文坛要获得政治文化上的强势话语权，就不能丢弃理论的阐释权，就不能不 排斥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阐释。
在30年代的诸多文学论争中，许多人都曾作为论争的一方，感到了来自左翼文坛的强 势话语的压力。例如苏汶就曾认为，左翼文坛常常“借革命来压服人”，拒绝“中立的 作品”，把文学内容限制到“无可伸缩的地步”等等。(注：苏汶：《“第三种人”的 出路——论作家的不自由并答复易嘉先生》，《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再 如，沈从文在“反差不多”论争中认为，文艺只有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 ’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够向各方面滋长，繁荣”。而“另一种‘一尊独占’”， 显然是指左翼文坛。(注：沈从文：《一封信》，《大公报·文艺》1937年2月21日。) 又如，林语堂在小品文论争中，面对来自左翼文坛的强势批评，表示了这样的不满情绪 ：“《人间世》提倡小品文，也不过提倡小品文，于众笔调之中，看重一种笔调而已， 何关救国?”(注：林语堂：《今文八弊》，《人间世》第27、28、29期(1935年5—6月) 。)“现在明明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的罪名”。(注：林语堂 ：《方巾气研究》，《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28、30日，5月31日。)毋庸置疑，上 述左翼文坛的论争对手们的种种报怨其实都带有某种政治情绪，其言论未必公允，未必 正确。但这些言论却道出了一个事实，即左翼文坛事实上在当时的几乎所有论争中，都 牢牢控制了话语权，对论争对手构成了强势话语的压力。这里用语义政治学的术语来表 述，就是左翼文坛获得了“权力话语”。(注：根据语义政治学理论对“权力话语”的 解释，所谓权力话语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具有一种“控制、占有并以自 己为中心统一其他”的潜在欲望与能力的话语。)正是这种“权力话语”的获得，才使 左翼文坛牢牢雄踞于霸主地位。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30年代“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 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注：鲁迅：《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 界的现状》，《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5页。)
在时过境迁的今天，我们也许可以更公允地来评价30年代的一场场文学论争中的是非 功过，但我们却不应该忘记，在30年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如 果没有获得话语权的自觉意识，没有一种对于营构强势话语的潜在政治欲望与能力，其 结果，很可能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文化专制之下的万马齐喑。左翼文坛，依靠营构 自己的权力话语，获得了文坛霸主地位。这固然对其他论争对手构成了某种压力，但左 翼群体站在权力客体位置上对权力主体构成的威慑力量，为同处于权力客体的其他亚政 治文化群体争得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应该说，营构自己的权力话语，获得文化上的主导 地位，这正是左翼文学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
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文学家人格的政治化。许多作家， 他们从事的是文学的事业，但却对政治非常投入，或者说在自觉不自觉中总是以“政治 ”考虑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与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氛围有关。“政治文化的一大功能 是把‘文化人’塑造成‘政治文化人’”(注：孙正甲：《政治文化》，北方文艺出版 社，1992年，第24页。)，身处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政治心理的积存越来越丰厚， 在政治心理的潜在支配下进行活动，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从30年代文学论 争中的表现来看，多数作家未能避免成为“政治文化人”。许多作家在一系列的文学论 争中，其政治意识不断加强，甚至对自己的文学见解等也表现出一种“今是而昨非”的 态度，以不断适应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方面就连茅盾、鲁迅也不例外。例如茅盾， 他在与创造社、太阳社进行论争中坚持的许多观点，在其后的一些论争中不仅不再坚持 ，反而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否定。在对待“五四”的评价上，观点明显发生的变化，其中 就可以看出其政治意识的迅速加强。他的《“五四”运动的检讨》，是向“左联”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提交的一份政治性很强的报告，无论是从政治理论的运用 ，鲜明的政治见解的阐释和从政治角度发言的口吻，都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政治的投入。
再如鲁迅，他在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中受到“围攻”，曾产生非常愤激的不满情 绪，认为创造社、太阳社作家们“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 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注：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界之一 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297页。)尽管如此，鲁迅多年之后却是从政治、革命的 高度来认识这场论争的，他说：“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 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 关忍受。”(注：鲁迅：《南腔北调集·答杨cūn@①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鲁 迅全集》第4卷，第628页。)这种态度和认识表明的是一种政治文化人的胸襟。在30年 代一系列的论争中，我们明显感觉到鲁迅的许多见解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这种出于政治 的考虑且越来越明显。例如在关于大众化问题的几次讨论中，鲁迅就有一个由担心大众 化“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到终于完全站在大众文艺立场上的过程，最终甚 至不惜拔高一些通俗文艺形式的意义(如连环画等等)。尤其是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 ，鲁迅坚持在“国防文学”口号之外再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更表明了他 敏锐的政治眼光：与“国防文学”口号相比，“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 关注民族矛盾的同时也注意到了阶级矛盾，这里包含了对抗日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 权的重视。这显出鲁迅作为政治文化人的政治远见。
“政治文化人”的特点集中体现为思维的政治化。普遍的政治化思维弥漫在30年代的 一系列文学论争中，成为30年代文学论争的显著标识。
关键词：政治文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作为人类文明中的政治层面，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和政治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改造社会和实现自身完善和提高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所有积极政治成果，是与先进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政治进步状态。(注：郑慧：《 政治文明 ：涵义、特征与战略目标》，《政治学研究》2002年第3期。)它集中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实现程度。从政治分析的角度看，政治文明是一个有着深刻内涵和丰富外延、具有相当解释力和包容力的特定范畴，它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密切相关但又相对独立，涵盖民主、法治、自由、平等、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等概念，统合政治意识或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等层面(注：一般认为，政治文明大体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部分。其中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纵括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政治发展的全部历史进程，甄别社会政治生活的各种不同形态以及同一政治形态的不同发展程度。从静态上看，政治文明表现为一个多层次的复合结构；从动态上看，政治文明又处于不断的演进中；从性质上看， 政治文明 既有反映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一面，又有基于各国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以及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不同而呈现出的多样性或民族性的一面。本文着重从政治文明的共性和个性的结合上，探讨政治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
政治文明的共性和个性
作为人类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政治文明的交融与对话是一切政治文明生成与发展的共性，各文明因子的相互渗透、借鉴、融合、交流和影响构成了政治文明发生、发展的亮丽景观，这决定了人类政治文明应该也必然具有某些超越国界或地域的共性或曰世界性，如人民主权的思想和原则、法制和法治原则和成果、普选制及其产生的代议机构、以宪法和其他法律形式加以确认的民主制度、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机制、公民的政治参与制度、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行为规范等等。这些共性是人类 政治文明 发展的共同成果，体现了人类对政治生活规律性的深刻体认(注：这种政治规律性的认识，典型如对政治权力的认识和判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Acton,Lord,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The Beacon Press,1948,pp.14～15。)，对世界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开放性。它们并非西方国家的“专利”，发展中国家当然可以借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列宁曾强调要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从历史的角度讲对我们是必然所需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这一论断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凸显的今天尤为重要。对此马克思早有预见：“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一定要走向“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状态。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在《政治文明：东方与西方》一文中也认为，专制体制虽然在过去数千年中富有生命力，但作为政府管理体制对于未来的人类文明来说是不适当的。在他看来，人类 政治文明 的基础是公正、正义、互利和互信准则。(注：文特森•奥斯特罗姆：《政治文明：东方与西方》，《公共论丛》第3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1～282页。)它们构成了人类不同政治文明单元深刻沟通和互动的逻辑前提和基础。
文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对文化一词从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总的看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解释，把文化看作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解释，将文化理解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思想意识，观念的积淀。本文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讨论文化的。所谓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政治思想、理论、政治价值观念等的总积淀。
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应当是自我国进入文明社会直到新中国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所形成的政治文化。但在实际上，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的政治文化一直是我国政治文化的主体，至今仍有着深厚的影响．本文所谓传统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
一、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
人类总是按照不同的地域，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创造其文化的。一定的社会结构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决定着它的特征。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除了具有封建社会的一般特征外，更具有自己的特点。只有揭示其具体的特点，才能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才能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那么，中国封建社会有哪些独特的特征呢？我们认为，基本上有以下几点。
1．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
中国封建社会是由在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由奴隶社会逐步发展变化而来的。中国奴隶社会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度，国家的全部土地都属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称（《诗经·小雅·北山》）。春秋以后，随着 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土地制度受到破坏，新兴的封建势力在夺取政权后，相继实行变法改革，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允许“民得买卖土地”。从这时起，土地私有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
土地私有制度的产生．一方面存在小土地私有制。同时也必然导致土地兼并的现象，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形成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形式。这些大土地所有者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他们先是以隐户奴役制的形式，自唐以后又以租佃制的形式剥削在兼并中失去土地的个体农民。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一直是由占有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的自耕农和依附于地主阶级的佃农（其前身是隐户农民）两种人物构成的。但不论是哪种农民，都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度，不管是小土地私有制形式还是大土地私有制形式，都不是纯粹的私有制形式，而是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这既是因为中国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的传统影响，也是因为战国时期各国在变法中都是以国家名义确认土地私有制度。因此，奴隶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神圣原则在封建社会得以继承，并以新的形式与土地私有制度结合起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不仅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如秦始皇在琅琊石刻上所作的宣告：“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和自魏．晋、唐以国家名义推行的均田制；而且更主要地表现为历代国家最高统治者所拥有的对国家地籍册上的每一亩土地的最后处分权和户籍册上的每一个人口的直接课税权。
这种建立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基础上的小农经济，一方面使个体农户具有较多的自由，即使是佃农也是如此。他们除了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外，人身并不受其支配；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受国家权力的支配，这与西欧封建社会领主制的庄园经济和农奴制有很大的不同。
这种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特征，也是全部封建的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赖以建立和长期存在的深厚而坚实的基础．
2、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庞大官僚系统
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经济结构对社会政治结构的最大影响，就是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庞大官僚系统的长期存在。
小农经济本身缺乏社会的凝结力，要靠外在的行政力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小农经济的这一特点作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选集》第一卷．第693页）因此，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只能是君主制度，而国家对土地享有的最高所有权则为君主的专制提供了根据；同时它又使国家的兵力来源和财政收人直接来自农民，因而也就使对农民的管理成为国家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与西欧封建社会王权微弱，缺乏全国行政系统情况是很不相同的。中国封建社会专制王权和庞大的官僚系统的长期存在，固然有奴隶社会的传统及其他多种原因，但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不能不是根本的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上的这—特点，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3．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
以宗法关系作为维系社会的主要纽带并以此作为专制王权的社会基础，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又一主要的特征。
中国奴隶社会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到西周时，奴隶主阶级还根据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族制系统把人分为不同等级，确立了分封制与等级制。从此，这种根据族制来区别人们等级地位和决定财产与权力继承的宗法关系就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的主要社会基础。在这种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等级社会中，家、族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财产与政权，而且家、族与国家结合成为一体，家被看作是国的基础，国被看作是家的扩大；国王不仅是政治上的统治者，还是全国最高的家长。这样，维系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便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虽然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代替了分封的君主制，政治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手中，除王室外，取消了家、族的世袭权力，但是宗法关条仍然作为维系社会的纽带被继承下来，并得到巩固发扬。这首先是由于奴隶社会长期存在的宗法关系的传统已深深刻印在人们的意识中，仍像一种巨大的惯性力一样起作用；二是由于新兴的地主阶级也是旧制度下，享有某种特权的宗族的后裔，宗法关系的继承是符合他们利益的．三是由于小农经济的出现为宗法关系的存在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条件，缺乏凝结力的小农经济需要宗法关系来维系，而一家一户长期在一小块土地经营的生产方式对家族的存在起到了巨大的稳固作用。由此，宗法关系不仅得到继承巩固发扬，而且以纲常伦理原则赋予了“天理”、神意的权威，并受到“国法”、“家规”的保护。反过来，它又象一个巨大的网一样，束缚着人们，对维护封建的社会秩序、维护专制王权起到巨大的作用。
以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外靠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行政力量，内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这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结构基本特点，是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和锁匙。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一直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制度，这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本质上是以维护王权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对此，学者们已多有论作，这里不再赘述。然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的问题，却有种种见解，尚有进一步讨论之必要。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其表现形式上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1、务实的政治文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务实的，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特征。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注重人事，与人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中西传统政治文化的比较中，有的论者提出，西方是理性的思维，中国则无理性。这种论点未免失于偏颇。实际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并不乏理性思维。如在人性、天人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均表现出很强的哲理性，并不比西方逊色。不同的是：西方的传统政治文化注重于对事务本身的认识，追求理论上的完整，如在国家问题上，总是注重对国家自身的认识。通过国家的起源、本质、作用、分类等一系列理论论证，达到对国家完整的认识。因此，西方传统政治文化表现出较为浓厚的思辩色彩，表现出求“真”求知、追求“科学”的倾向。古代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有一段话，对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这一特点作了十分精辟的表述。他说：“既然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开始探讨哲理，那么显而易见，人们为理解（事物）而开始追求知识，不再是为了实用”（《形而上学》卷，卷二，982B）。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虽不乏理性思维，但并不注重事物本身，而在于人事，在于论证人事的原则，集中表现为人的行为的道德准则和为政、从政的方法。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表现出与人的政治行为紧密结合和追求实用的倾向。
第二，注重治国之道，而不注重制度的研究。对治国方法的研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十分重要的内容。从历史的横断上看，各家各派都十分关心治国方法的问题。司马谈对诸子百家的分析是对这一点很好的说明：“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六家要旨》）。这就是说，诸子百家虽然观点不同，但目的都在于提出一套治国安邦的方策。从历史的纵向上看，治国的方法问题也是各朝各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不仅通过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治与法治、德治与礼治，君道无为与君道有为、王道与霸道等问题的争论得到表现，而且更深刻地反映在对于“政治”含义的理解上。中国古代就把政治理解为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如“政者事也”，“治者理也。”“教不善则政治”（《国语·齐语》）。到了近代，尽管政治的实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关于政治这一古老的观念仍没有改变，政治仍被解释为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如孙中山所说的：“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1页）。
与中国不同，西方传统政治文化注重对制度问题的研究。当然，西方并不是在各个时期都是如此。但从总体上看，对制度的研究是西方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一般来说，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家都是通过对国家一般理论的讨论，而达到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认识。翻开任何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著作，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造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务实性的原因，论者们曾提出各种理由，有的认为是因为中国古代工商业不发达，因而没有西方那样发展的自然哲学，也有的认为是因为西方历史上存在过各种各样的政体形式，而中国则2000多年一直是君主制度，不存在政体问题。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没有触及到根本。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必须从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结构对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去寻找。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和血缘、宗法关系不仅造成了君主制度的长期存在，而且使君主集天地君亲师各项权力于一身，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上都达到极为专制的程度。以君为师，以吏为师确认了权力对认识的最高裁决权。各种思想都只有为王权和封建秩序服务，并为统治者首肯才有存在的价值。这种情况造成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对行政权力的严重依附性，因此，中国古代不存在独立的认识主体不能不是造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根本原因。
2、重民的政治文化
对待“民”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早在周代 就提出”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周书，无逸》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成时期和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对待“民”的问题更具有突出的地位，出现了“富民”，“养民”、“牧民”以及“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吏为民役”等各种有关“民”的思想。对此，有的学者提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民本主义”的文化，也有的认为是“人本主义”的文化。我们认为，这些都不足说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
因为“人本主义”是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观念，其中“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指社会上一的切人。作为一种思想理论，是为反对神权政治和君主专制制度而提出的，其前提是反对将神作为目的，提倡人是目的，反对封建的等级不平等。提倡人的平等，人格的独立和尊严。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人”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概念，是指处于社会最低等级的人。而有关“民”的思想都是针对君民关系而言的，其前提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它承认封建的等级不平等。
至于“民本主义”也是不贴切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君民关系而言从来就是君本而不是民本，民在任何时候都是被怜悯的对象，只有君才是目的。上述种种关于“民”的思想，都不过是维护王权统治的一种手段。荀子有一段话讲得很请楚：“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已，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已用，为已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已用，不为已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君道》）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应是“重民”的政治文化。上述各种关于民的思想，尽管是作为君主维护统治的手段而提出的，但却反映出历代统治者对民的重视。
为什么历代统治者要“重民”呢？原因就在于这种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专制王权建立的基础，是国家兵力和财政的直接来源，没有民的支配，任何一个政权都无法维持。对此，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是非常清楚的。孟子“得其民斯得天下”（《离娄上》）的“政在得民”的思想和唐甄提出的“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明鉴》）的思想，很清楚地说明了封建统治者重视民的原因。
3、伦常的政治文化
道德作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的纽带是任何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因此，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总是联系在一起，成为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就道德与政治关系的表现形式来看，中国与西方又有很大的不同。其一，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尽管有道德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道德与政治已作为独立的认识客体相互分开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道德与政治则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二，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道德总是和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一般表现为善、正义等一些抽象的道德范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道德则总是和人的行为联系起来。集中表现为“三纲五常”的伦常原则。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不管主张如何变化，伦常问题都始终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内容。孔子时虽还未成系统，但“为政以德”成为其思想主干。“忠”、“恕”、“孝”、“悌”都成为重要命题。战国时期，特别是儒家，不论是讲性善、伦常“根于心”的孟子，还是主性恶，其“善者伪也”，即礼义皆系人为的荀子，都无不论证了伦常问题。至于以后，虽然出现了主张“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董仲舒的神学、主张“名教本于自然”的玄学以及主张“孝悌忠信、仁义礼智，皆理也”的理学之间的区别，也都不过是采取不同形式，论证了纲常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伦常的政治文化。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就其具体内容来说，有如下两点：
第一、伦常是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
在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伦理道德被看作是人的本质，孔子把礼看作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标志；荀子把“有辨”看作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而“辨”即“别”，是礼的核心和本质。程颐把“天理”看作是人的本质，“人只有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遗书》卷二十四）。所谓天理，不过是神化的三纲五常。既然伦理道德被看作是人的本质，因此，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就是实现道德，而实现的途径则是按照伦常的规范要求修身养性。这样伦常作为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思想基础。
第二、伦常是重要的统治工具。
伦常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提供了思想基础，而政治文化又是以伦常来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它的突出表现是“德政”的思想。
德政作为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其实质是要求统治者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以感化百姓，并通过“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以教化百姓。中国儒家历史所宣扬的“正者盖所以正人之不正”，“躬行其实，以民为先”（《朱子语类二、三》）“以德为教”，“明人伦之教”都是对中国传统德政思想的极好注解。
在德礼政刑四种方法中，德政历来被置于首要的位置。关于这点孔子有一段话说得极为清楚：“圣人治化，必刑政相参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语·刑政》）。这就是说最好的统治方法是用伦常的思想进行教育，其次才是行政命令。如果教育不改，管理不从，危害了社会，最后就要使用刑罚了。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和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伦常的政治文化，对于维护专制王权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也就格外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而被置于至高的地位。
三、总评
以上，我们提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几个基本特征。虽然，它并不一定反映出全貌，但我们也不难看出中国政治文化在建立自己的观念形态与实际措施中，注意于从实际的过程中去提炼出思想。中国政治文化强调了为政者要以身作则，要考察民心，注重民意。中国政治文化在政治统治理论上，重视社会关系的调节以及人际关系上的和谐。从这些看来，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仍有合理性的方面。因此对于中国政治文化不应采取简单地否定态度，而必须看到其中的合理成分，并在现实中，不断地挖掘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使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合理东西得到更大的发展。
与任何文化一样，政治文化是处于一定的历史条件的基础上，因此它必定具有时代烙印，带有时代的局限与不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亦是如此。如中国政治文化的务实性只求于适应现实，适应于封建宗法关系，使得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缺乏创新性和开放性，从而使人的思想凝固于封建关系这个模式中。中国政治文化重“民”。但“民”不是权力的主体而是客体，是被动的受治者。这种重民思想只能是培育对“官”与“皇权”的肯定。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重视伦常，“移孝作忠”，“亲贵和一”，其根本所建立正是一种以君主为最高主宰的君主专制的官僚体系。而将上述三方面进一步概括的话则是个人的自主性丧失，而君父权力的无限扩大。在这方面我主要谈一下中国的个人与整体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个人是处于宗法关系网包围中的人，每个社会成员由于生来是这种血缘宗法关系中的人，从而都不能象近代社会那样，或像西方古代希腊国家中的人那样独立出来，以公民的身份而出现。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人只能是缺少或失去主体意识的人。而家庭整体与封建专制国家则对个人有决定性的作用。尽管说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儒家很强调人格独立，主张“克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但这种人格独立往往表现出是在克制自己的个性与欲望．服务于宗法关系中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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