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比两个自建语料库：nsc（本土学者语料库）和mac（中国英语专业研究生语料库），对中国英语专业英语教学方向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和本土学者（主要是英美国家）在国外优秀学术期刊中发表的英语教学方向学术论文中四字词丛，从其结构和功能两方面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研究，从而回答：（1）中国英语教学方向研究生和本土学者在进行学术写作过程中所使用的四字词丛在结构和功能两方面有什么异同及原因？（2）本研究对英语专业研究生有什么启示？
（二）语料库
nsc由100篇近五年本土学者（主要是英美国家）在国外应用语言学方向优秀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组成，这些期刊是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language learning和second language research，总共包括840396个单词。mac由50篇近五年中国英语专业英语教学方向研究生毕业论文组成，这些论文均来自于知网，总共包括924374个单词。
（三）研究工具及词丛的提取和分析
本研究首先采用wordsmith tools 4.0 （scott， 1996）检索软件中的“词表”（wordlist）功能对两本文由收集整理个语料库中的四字词丛进行提取，将“词表”中的cluster（词丛）设置为4，根据hyland （2008）的较保守的检索词丛的方法： 每百万词中出现20次，将“词表”中的“最小频率”（minimum frequency）设置为20，即可提取出可能的四字词丛。hyland （2008）还提出那些出现在至少占整个样本中10%的文章中的词丛才更有研究价值，出现在nsc中10篇以下的和mac中5篇以下的四字词丛进行人工删除。最后，在分析过程中要用到“一致”（concord）功能对有必要的四字词丛的具体语境进行分析。
根据biber et al. （1999）的结构分类法，词丛分为八类：带of的名词短语（noun phrase + of phrase），其他名词短语（other noun phrases），带of的介词短语（prepositional phrase + of phases），其他介词短语（other prepositional phrases），带先行词it的短语（anticipatory it），动词被动式+介词短语（passive+ prep phrases），be+名词或形容词（be + noun / adjective phases），其他（others）。功能上根据hyland （2008）分类法将四字词丛分为三类：面向研究（research-oriented），面向文本（text-oriented），面向参与者（participant-oriented）。其中，面向研究（research-oriented）包括：地点（location），程序（procedure），数量（quantification），描述（description），主题（topic）五种；面向文本（text-oriented）包括：转接标志（transition signals），结果标志（resultative signals），结构标志（structuring signals）， 框架标志（framing signals）四种；面向参与者（participant-oriented）包括立场特性（stance features），参与特性（engagement features）两种。
二、结果与讨论
（一） 二者所使用的四字词丛在结构方面的异同
1.nsc 和mac中四字词丛分布情况
从表一看出在nsc中24%的四字词丛为带of的名词短语，接下来是其他介词短语、带of的介词短语。在mac中其他名词短语、其他短语和带of的名词短语是数量最多的前三个四字词丛。本土学者的情况印证了hyland （2008）的研究结果。
2.二者相同点
由于带of的名词短语能够帮助作者精简论文的字数或者强调研究的特征，（hyland，2008）本土学者论文语料库中23.27%的四字词丛、中国研究生毕业论文语料库中的18.92% 四字词从都是带of的名词短语。此外，本土学者和中国研究生都较多地使用了带of的介词短语，比例分别为23.86% 和13.09%。带of的介词短语通常表示某种逻辑关系，如时间关系 （at the time of）、文本联系（in the case of）。
中国研究生和本土学者使用的动词被动式+介词短语在数量和频率上都是类似的。这一点与之前的研究成果有一定的不同，hyland （2008）发现研究生和博士学生比专业的学者使用的动词被动式+介词短语更多。作者使用动词被动式+介词短语词丛来表达地点关系（can be seen in）、逻辑关系（is based on the）、图示信息 （can be found in），或者强调研究的观察报告 （should be noted that）。hyland （2008） 认为学生比专家使用更多的动词被动式+介词短语词丛是为了在学术写作中有意地使用与个人无关的词丛。本研究与之前研究的差异原因在于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不再刻意地避免使用主观的词汇。mac中甚至可以看到这样的表明主观看法的词丛we can see that， we can find that。
3.二者差异
先行词it的词丛在 nsc 中有 96 个实例， 在mac中达到184个。中国研究生比本土学者较多地使用带先行词it的短语，这个结果也符合hyland （2008） 的结论。学生过多地使用带先行词it的词丛是为了在陈述论点时避免主观性，这样使他们的论文更令人信服。
be+名词或形容词词丛在nsc中只有3种90个实例，然而在mac中有14种550个实例，中国研究生使用的be+名词或形容词词丛更多。 nsc中are more likely to， to be able to 同时出现在了mac中，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是mac中there is a significant的过去式，这一类的词丛大多数是there be句型。中国研究生多用这个句型是由于there be句型可以帮助他们更加客观、公正地陈述自己的观点。
同样，中国研究生比本土学者更多地使用其他短语：在nsc中有12种其他短语词丛405实例，在mac中有40种1299个实例。在mac中这类词丛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as far as the， meet the needs of等） ，很多用来表示某人或某个行为的目的并且多是for +名词短语和in order to + 实义动词短语 （for the convenience of， in order to improve）。
（二）二者所使用的四字词丛在功能方面的异同
1.二者所使用的四字词丛在功能方面总体分布情况
表二是根据hyland （2008） 结构分类法分类后，nsc 和mac中四字词丛分布情况。
在nsc中52.31%的词丛是面向文本的，接下来是面向研究的词丛，最后是面向参与者只占了6.66%，这个结果与hyland （2008）的研究是一致的。mac中的结果与hyland （2008）、wei & lei （2011）的结果都是相符的，面向研究的词丛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占到了63.99% ，接下来是面向文本的词丛，面向文本的词丛频率只有2039，不到面向研究的词丛一半，与nsc结果相同的是，mac中最不常用的是面向参与者类词丛。
可以看出本土学者和中国研究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常用面向参与者的四字词丛，这主要由于他们都不愿意在学术写作中直接涉及自己，能够有助于他们达到学术写作中客观性和公正性的要求。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的教育体系和中西文化差异，中国文化尤其强调非个人性，注重集体主义，这一点在学校教材和教学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
另外，与nsc情况不同，mac中最常使用的是面向研究的四字词丛，这类词丛用来帮助作者构建真实世界的活动和经历，中国研究生喜欢使用能够描述客观世界和物质现实的四字词丛来强调研究的方式，如at the beginning of，in order to achieve等。然而，在nac中最常见的是面向文本的四字词丛，这类词丛主要是用来使研究面向特定的群体或读者，如果作者想要说服他的读者，他研究的结果就应该以读者愿意接受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中国研究生比本土学者使用面向文本的词丛少，这体现了研究生在这方面的不足。
表三、四、五是两个语料库中面向研究、面向文本和面向参与者四字词丛的具体分布情况。
表三中可以看出nsc和mac中描述类四字词丛都是频率最高的，这类词丛通常用来描述一个客观事物或者某种情况，比如an important role in。nsc中最不常用的是主题类四字词丛，频率只有154，但是，在mac中主题类词丛频率却多达796并且占到了面向研究类的第二位。主题类词丛能够限定研究领域，比如：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中国研究生比本土学者使用限定研究领域的四字词丛要多。
表四nsc和mac中最高频率的是框架标志类四字词丛，像from the perspective of 这样的表明文章框架的词丛在议论文中是很常见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好文章的信实和精确的要求。
表五中，中国研究生使用的立场特性词明显多于参与特性词丛，频率分别为393和64。立场特性词丛的作用的帮助作者表明他们的态度和评价，比如are more likely to以及 there was a significant，参与特性词丛则用来直接和读者对话的，比如as can be seen。这两类词丛都是用来关注人的，差别在于前者站在作者的立场上陈述观点，后者通常使用实义动词的被动式来体现读者自己发现某些论点，就像是作者从读者的观点出发陈述观点。hyland （2008） 发现香港博士生毕业论文中参与特性词丛几乎占了参与类的70% ，然而香港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并没有这个倾向，本研究中中国大陆研究生也呈现了与香港博士生不同的倾向，mac中参与特性词丛只占14.00 ，86.00%的词丛属于立场特性类，这也证实了本研究之前结构分类中的发现：中国研究生并没有使用动词被动式+介词短语词丛，他们甚至使用主观词丛we can see that和 we can find that。
关键词：中外学术论文摘要；模糊限制语；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159-02
前言
摘要，作为一种学术体裁，其主要功能是迅速而准确地反映作者的研究成果。因此，摘要以其内容的客观性和信息传递的精确性而著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科学探索的不确定性，摘要无法真正做到“准确”和“客观”，因此，一些模糊限制语便出现在摘要语篇之中。模糊限制语是指“有意把事物弄得模模糊糊的词语”，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生成语义学家拉科夫于1972年在他的论文《语义标准和模糊概念逻辑的研究》中首次提出来的。由于人们一贯关注学术语篇的准确客观性，因此忽视了学术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修辞作用，而对于摘要中模糊修辞的研究则更是少之又少。为了深入理解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人际功能和语言特色，本文将通过对中外学术论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对比研究，总结出模糊限制语在摘要语篇中的分布状况、语用功能和文体风格，以及中外学者在模糊限制语使用方面的异同和原因。旨在帮助学生掌握摘要语篇中的模糊修辞，增强学术英语写作能力，为更好地开展ESP教学研究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
一、研究方法
本文将采用Swales学派的IMRD结构作为分析语料中摘要宏观结构的参照，即学术论文摘要的宏观结构分为引言、方法、结果和讨论四个语步。对于模糊限制语的分析，本文将主要研究由Varttala划分的以下五类词汇形式的模糊限制语：认知情态动词模糊限制语、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认知副词模糊限制语、认知形容词模糊限制语以及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
二、结果与讨论
（一）模糊限制语在中西方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各语步中的使用分析
从模糊限制语在中西方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各语步中的使用频率来看，讨论语步模糊限制语的出现频率最高，其次是引言和结果语步，而方法语步中模糊限制语的密度最小。这主要是由于摘要各语步不同的交际目的造成的。从功能上看，引言部分主要是引出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这一语步中，作者通过评述该学科内前人研究的成败作为切入点，阐述其论文研究的目的、动机以及核心内容。在评述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缺陷时，作者除了使用一些像“few”、“little”等属性模糊限制语来暗示读者以往研究的空缺外，还使用了一些像“neglect”、“violate”和“inadequate”、
“outdated”等具有负面意义的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和认知形容词模糊限制语，来谨慎地指出前人研究成果的不足。这些模糊限制语的大量使用不仅间接地表达了该领域仍需大量的科学研究，还暗示读者本项研究潜在的价值和意义。
方法语步是论文摘要中最客观的部分，是对研究所用到的实验、数据、方法、程序进行精确描述，为下文新的学术观点的提出提供依据，并不涉及对实验结果的推论。因此，模糊限制语在这一语步中的出现频率最低。
结果语步的作用是展示研究结果，要求作者对其研究结果作真实、准确的描述，因而拒绝大量模糊限制语的存在，只是使用少量像“re-examine”、“re-observe”等带有前缀“re-”的表示反复意义的行为动词和像“show”、“reveal”等表示客观意义的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来表明研究结果是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经过无数次实验，在对客观事实反复观察的基础上形成的，显示了新的科研成果的可信性和客观性。
讨论语步是学术论文摘要中最具有主观性的部分，是作者在完善和拓展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新的论断。在这一语步中，作者大量使用一些像“interpret”、“argue”、“suggest”等表示诠释和推论意义的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来阐释和捍卫其研究结果，力图说服读者和其他学术同行接受其新观点。与此同时，作者还大量使用一些像“perhaps”、“probably”、“possibly”等表示可能性的认知副词模糊限制语，谨慎地表达自己新的学术观点。这类模糊限制语的大量使用不仅可以帮助作者以更精确的方式表达其尚未被确立的科学论断，而且可以帮助作者在日后新论断证明有错，遭遇反对时避免承担个人责任。此外，一些像“implication”、“application”等“显性”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是讨论语步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此类模糊限制语的使用可以帮助作者明确地表达其科研成果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实用价值，从而使读者和其他学术同行意识到本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其对于该学科的贡献。
（二）中西方学者在其英文学术论文摘要中使用模糊限制语的对比分析
经过对中外学术论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分析与统计，笔者发现西方学者在其撰写的英文摘要中所使用的模糊限制语明显多于中国学者。这表明西方学者善于使用模糊修辞来帮助其精确、严谨地表达学术观点，而中国学者则不太习惯使用这一语言策略。从模糊限制语在中西方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中的使用频率来看，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最高，其次是认知情态动词、认知副词和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而认知形容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最低。此外，我们发现西方摘要作者对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要高于中国作者，他们使用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的形式多样，不仅包括像“prove”、“demonstrate”、“report”等行为动词，像“assume”、“think”、“believe”等推论动词，还包括像“appear”、“seem”等感官动词。相比之下，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在中国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中的形式比较单一，只涉及像“show”、“suggest”、“propose”等这一类行为动词，而像“believe”、“seem”等推论动词和感官动词却没有出现。
从认知情态动词、认知副词、认知形容词和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来看，西方学者对这几类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均高于中国学者。不仅如此，我们发现西方摘要作者大量使用了一些像“novel”、“innovative”、“new”等具有肯定意义的态度型认知形容词模糊限制语，来强调其科研成果的新颖性和独创性。而这类模糊限制语在中国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中却不曾出现。此外，在西方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中，这几类模糊限制语的语言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既有像“rarely”、“slightly”等降低语气的认知副词模糊限制语，像“meaningful”、“good”等情态认知形容词模糊限制语，也有像“hypothesis”、“assumption”等推论型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外学者撰写的英文学术论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对比分析，发现摘要各语步不同的交际目的造成了模糊限制语在摘要各语步中不同的出现频率、语用功能和修辞风格。不仅如此，中外学者在认知情态动词、认知动词、认知副词、认知形容词以及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摘要中的模糊限制语体现着其特有的人际功能，既帮助作者准确客观地反映其科研成果，又使其表达了谦虚、礼貌的态度，营造出与读者以及其他学术同行对话的空间。期望本文能丰富ESP教学研究，为学术英语写作和跨文化学术交流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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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目理据；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是部分高校面向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基础课，有专家提出其“设置缺乏理论支撑，培养目标不明，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丰富其内涵”(许钧，2001：222)。本文以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与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关系为基础，以译学建设与翻译教学之目的为切入点，认为“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应以“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之名称统一术语，确立科目名称。
一、翻译教学不仅是培养翻译人才的有效形式，而且也是译学思想具体化的过程
翻译教学及教学研究不仅对译学建构和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翻译学理论对翻译教学更具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从翻译教学的指导思想看，翻译教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翻译的学科发展同步而行，其指导思想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当翻译是一门技能的时候，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教学所能做的只是传授自下而上的语言技能(bottomupskills)。当翻译被视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时，教学则根据语言学理论在目标文本中寻求恰当的对等语言单位。当翻译被视为是一种跨语际文化交流活动时，以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为目标的功能主义翻译教学法兴起。从中外译学研究和相应的教学模式看，主要有释意—交际型译员培训模式；翻译语言学的教学模式；翻译文化论的教学模式；文理渗透型翻译教学模式等。尽管各种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比研究及其理论是翻译教学的主干理论这一点，在中外翻译教学实践中却基本一致。
翻译教学的过程是一定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证实、证伪的科学论证过程，是使理论深化、升华、系统化、模式化和科学化等学科构建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方式。因此，译学建构、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密不可分。虽然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但翻译过程本身却始终是一种语言符号转换活动。因此，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翻译教学和教学研究就不能忽视两种语言文化转换规律的研究。所谓的转换规律，就是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所得的结果。
要对翻译进行理论探讨，首先应明确翻译的性质。语言学翻译理论认为，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是翻译研究的直接理论和方法。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话语在保持其内容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成另外一种语言话语的过程，而转换这一术语指的是两种语言之间言语单位的等值关系。对于翻译学作为研究翻译的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威尔斯形象地描述为：翻译学好像古罗马神话中长着两副面孔的守门神雅努斯。一方面涉及翻译过程，并研究其内在的转换技巧，是一门前瞻式学科；另一方面又研究其推出的成品，是一门后顾式学科，从译语出发对比译作与原作的质量，通过对比两者以找出译语话语形成的过程，并确定如何恰当地达到预期的目的(廖七一，2000：112)。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旨在两种不同语言表达的篇章间建立等同，这种等同不是以译出语和目的语为基础，而必须永远以两个篇章的种类、对象，以两国人民的文化、伦理、知识、感情氛围等为基础，以不同时期的各种情况为参照”(刘和平，2001：1)。“等同”即转换的单位与标准。
虽然，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摆脱原语的语言形式，用另一语言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但是，在理解原文、摆脱原语形式和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的研究描述和“等同”转换中，它始终都未离开对双语的对比分析。而“等同”的单位是语篇并非语词或句子这一点，恰好又与语篇语言学的翻译理论相吻合。这就说明释意理论与语篇翻译理论的基础理论和对比研究的方法殊途同归，摆脱语言形式并没有脱离双语的语篇表现形式所含意义的“等同”转换。同时也说明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不仅不再囿于语词、句子和语篇的范围，而且还从交际的目的出发强调文化的因素，从而增加了文化对比的内容。因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其目的无不是为了寻求交际双方的沟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无一不是要用译语形式所含的语义和交际功能再现原语形式所承载的语义与交际功能的符号转换途径，而是否工于达意则是衡量翻译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译者和论者所关注的都是如何才能使原文的语义得以“传达”，怎样才能让交际的双方达到“相互理解”而实现交际的目的。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支持。
由于受多元体系翻译观的影响，“等值”的标准已被侧重目标语系统(targetsystem)的翻译规范所取代。翻译规范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翻译理论中原文——译文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将中心移向译文和译者；另一方面又将研究的目标和分析的对象从个别译者或个别作品的翻译转向有机连贯的翻译文本语料库。翻译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建立自己可靠的方法论和明确的研究步骤，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分析，使个人和局部的研究结果能够在“同一个语料库或另一个语料库中”得到重复或验证(廖七一，2001：394)。很显然，译者之所以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些翻译策略和方法而放弃或避免另一些可能的翻译策略，恰恰说明这一切都只能通过对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进行大量的对比分析之后做出的抉择。因此，侧重目标语系统的翻译规范还是离不开双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对比分析。况且，我们尚未建立起英汉翻译的语料库，正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作为研究型翻译人才培养的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更是责无旁贷。
二、英汉翻译文化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
语言对比层面的划分早已在一般外语教学和翻译研究中达成共识，在此就不赘述。文化层面则需参照语言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划分。其中，物质形态层，涵盖人类以器物形式所体现的文化及一切与人的生活发生关系的“物态文化”实体；典章制度层包括“为维护有序社会而创制的规约、体制和机构”；行为习俗层既包括集体性的习俗又有个体性的身势语言等(刘宓庆，1999：34-38)；精神文化层主要指该语族特有的“宗教信仰、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陶嘉炜，1998：4—5)。深层的认知心理层对比可包括认知系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倾向等方面的研究。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工作对象是语言，就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对象和层次而言，两种语言的词语内涵和表现形式不仅在深层上与文化相融交汇，而且在各个层面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重叠或完全重叠的现象。因此，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始终都要面对如何跨越横亘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这种语言文化相互渗透、交织重叠的文化语言障碍，即交际载体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内涵两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翻译和翻译研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语言的表现形式，研究语言和文化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连体。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比较与翻译，无论是作为一个基础科目，还是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其内涵都是“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的合二为一，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系统。杨自俭(1997：616-619)先生认为，文化对比研究应以共时法为主，内容包括词汇—语义、词组—成语、句法—篇章、语用—交际、身势语、信号和标记等七个系统。由于普通文化的因素绝大部分蕴涵在常用词语、常用句法和常见语用系统中，普通交际文化的对比研究应与语言的对比研究同时进行，而且应从语言对比入手，从语言之间的差异追踪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刘宓庆(1999：28)先生认为，对比描写应当是汉语翻译理论的基本方法之一。对比应该是“多向度的”，特别是语义一文化及语用一文化方面的研究。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人文关照，描述双语转换过程中的各个机制，找出客观规律与普遍性，即找出语言的哲学机制和文化深层的内核，以此确立语言翻译的科学依据和依归。正因为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对比与语言对比研究的对象、层级、方法和目的完全相同，因此，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将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合二为一并非是异想天开，而是教学的实际需要，是翻译应用研究的必然。正如许余龙(1997：58)先生所说，汉外翻译本质上就是在对比中展开的。对比语言学对翻译的理论、规律以及技巧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可以用它探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通过对比，可以确定两种语言中哪些语言成分是翻译对应的、在什么语言层面上对应、对应的程度如何等等。
三、结语
毛荣贵(2003：序言)先生在为邵志洪教授的《翻译理论、实践与评析》的序言中写道：六年之前，杨自俭教授在为志洪的第一部专著《英汉语研究与对比》写的序中，曾引用了赵元任先生的一句话：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大学者原来如此观察“语言学”，如此简单，又如此经典!在这里，我是否可以对赵元任先生的话略作推演：所谓翻译理论，实际上就是译文的比较，就是各种译文的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所谓的“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无论是作为一个科目，还是作为一个学科，都是英汉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合二为一，既是英汉翻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也是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础科目和培养方向之一(班荣学、赵荣，2003：142-4)。由于学界在“对比”和“比较”两个术语的使用上彼此不分，从而造成术语概念混淆，导致学科界定不清。因此，用“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统一术语确立学科名称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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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对比分析 外语教学 对策
一、引言
对比分析又称对比语言学或对比研究，“其任务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它们之间的异同，特别是其中的不同之处，并将这类研究应用于其它领域”［1］（P4），在外语教学中，被广泛应用于课程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测试中。对比分析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然而，随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深入，它也得到了人们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二、对比分析理论本身的缺陷
对比分析理论虽然盛极一时，但在语言习得领域，似乎没有一种理论能够经久不衰。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随着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衰落，以及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的兴起，特别是以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为代表的心理语言学派转换生成语法的提出，对比分析理论不断受到质疑。
（一）对比分析假设的不完善
对比分析的心理学基本原理通常称为对比分析假设。Wardhaugh（1970）把对比分析理论分成强假设和弱假设两种，强假设是指对比分析理论可以预测学习者学习困难的观点，而弱假设是指对比分析理论只具有解释学习者的学习困难功能的理论。［1］（P30） 一些批评者指出，对比分析所预测到的一些错误在实际外语学习中并不出现，而许多在外语学习中实际出现的错误，对比分析却不能预测。这种批评导致了弱假设的产生。弱假设认为，对比分析并不具有预测能力，而只有诊断能力，只是用来解释学习者所犯的错误。有的学者说，这等于是放马后炮，因为没有预测能力的理论是没有价值的（Eckman，1977）。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对比分析并不能完全预测外语学习者在学习中具体会碰到的困难和会犯的错误。
（二）理论基础上的不完善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出现的认知心理学理论极大地削弱了对比分析的理论基础。以斯金纳（B.F.Skinner）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和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对比分析认为，“母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难度”，难度和差异成正比，差异越大，难度也越大。而“差异”属于语言学范畴，“难度”属于心理学范畴，两者之间并没有紧密的联系。所以，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程度不可能直接推测出学习的难度。从学习心理学来看，某样东西是难学还是易学，对学习者并非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说明对比分析理论忽略了这个问题的心理层面。通过对比分析可以预测学习者会犯的错误和会碰到的困难，但由于学习者认知和心理方面的作用，它并不能完全反映学习者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出错的原因以及困难的程度。认知学习是人类的基本认知活动。它不仅涉及知识的获得、保持和运用，而且涉及学习动机、兴趣、态度和情感等多方面。认知学习理论强调学习过程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学习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策略的。
（三）对比分析研究的缺陷――对比内容不全面
对比分析理论应用在实践中，比较最多的是语音系统，其次是结构系列（Stockwell，Bowen and Martin，1965），它提供了详细的欧洲语言和英语的对比词法（Syntax），但对词汇的比较研究很少（Sridhar，1981），而对文化的比较就根本没有进行。拉多（Lado）在1957年就提出的文化对比，一直未受到重视。然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写照。学习外语不仅是掌握语言的过程，也是接触和认知另一种文化的过程。文化因素始终隐含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即使是优秀的语言学习者其交际能力也可能因文化因素而受到限制。
三、在外语教学中的对策
长期以来对比分析理论对外语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这种指导作用因其自身的缺陷而存在着某些方面的有限性。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克服这种有限性，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对比分析理论对外语教学的作用。
（一）加强母语和外语文化差异的对比分析。
对比分析偏重语音和语法的对比，而忽视文化和语用对比，不利于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语用能力。学习一种外语不仅要掌握语音、词汇、语法和习语，而且要知道选择这种语言的人如何看待事物，如何观察世界，要了解他们如何用他们的语言来反映其社会思想、习惯和行为，要懂得他们的社会文化。语言是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语言的差异是可以弥补的，但是文化差异却很难融合。因此，加强母语和外语文化背景之间差异的比较，对培养学习者外语交际能力，减少语用失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母语和外语文化背景之间差异的对比分析，比较母语文化和外语文化在语义系统、话语结构、交际原则、思维方式、时空观、价值观及审美观等方面的差异。
（二）合理地纠错。
对比分析理论认为错误的言语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纠正，主张在教学中尽量避免错误的发生，有错必纠。然而过多的纠错或不合理的纠错会使学生丧失信心。因此，为了防止纠缠于小错或不恰当地纠错，教师有必要对学生常见错误的严重性进行评估。一般而言，造成理解障碍和交际性错误是严重的，应予以纠正。此外，在课堂活动中侧重和强调语言的准确性时，如语音练习、模仿对话和词汇练习等，学习者的错误应该纠正，而对非严重性错误要采取宽容的态度。在错误纠正方式上，不要过多使用某一种纠正方式；在选择错误纠正策略上，应综合考虑有效性，教学目的，学习者的语言水平、情感因素及喜好，取得不同错误纠正方式上的平衡。启发的纠错方式能促进学生自我纠正，有利于学习者的语言发展。因此，在达到不同错误纠正方式相对平衡的基础上，教师应增加启发纠错技巧的使用。
（三）关注个体差异，因材施教。
心理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学习过程是一个主观能动性发挥巨大作用的认知过程。而多元智力理论认为人的智力是多元的，人是有差异的，因此，外语教学中要关注学生的差异性，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分析学生的个体差异找出每个学生的特点，把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放在首位，在外语教学过程中还应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教师不再是课堂的中心和权威，教学的模式也不应该再是教师的一味灌输。教师的作用是知识传授过程的中介者，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根据自身特点进行自主学习才是教师的正确定位，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
四、结论
尽管对比分析理论在对比内容、对比分析假设和理论基础上存在缺陷，但对外语教学仍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资料表明，对比分析有转向语用学研究的趋势，这样对比分析不仅具有理论方向，而且对外语教学更具有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许余龙.对比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2］俞理明.语言迁移与二语习得――回顾、反思和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3］柏桦，董英.对比分析、差错分析的局限性和互补性讨论［J］.兰州大学学报，1999，27（1）：197-201.
［4］胡坚.“错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及错误纠正策略［J］.山东外语教学，2004，（5）.
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本文主要描述了这两门学科的发展概况。对它们的基本含义，发展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关联性做了深入的剖析。文章采用了文献法和比较法这两种研究方法。分别从概念意义，发展历史，研究方法这几方面阐述了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关联性的基本发展情况而且，以中介语对比分析理论的应用为例，进一步就对比语言和二语习得关联做了分析。
关键词：
对比语言学与二语习得；关联性
早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最早出现了对比语言学概念。所谓对比语言学，指的是通过对二种或二种以上语言进行对比研究，一般采用语音，词汇，语法，语意，语用这几个方面对比，从来达到提高教学水平和解决翻译问题的目的。第二语言习得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以描述二语习得过程和解释二语习得特征为重要目的。也是语言学的新兴分支学科。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发展背景下，我们越来越重视对两者的研究。两者存在的主要联系包括：首先，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都可以归类于现代语言学范围，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语用，文化层面；而后，研究的过程也和母语，目的语，教育学这几门学科有关联。通过对比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依据
（一）中介语对比分析中介语包括语音，语法等层面，作为在二语学习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的语言系统，中介语和目标语以及母语都存在不同。它是一种动态，介于目标语与母语之间的语言系统。由Granger（1998a）提出。目的在于对比本族语学习者和非本族语学习者的语言行为。
（二）语言迁移目前，关于语言迁移的研究很多，但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其进行阐述。我们把目的语和其他可能习得或尚未完全习得的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引起的影响称为语言迁移。它是是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中心课题。语言迁移分为正负迁移。具体来说，正迁移是指母语的语言规则和目的语是一致的。这样的迁移对目标语有正面影响。负迁移是指母语的语言规则和目的语不一致。这样的迁移对外语的学习则产生消极的影响。作为近年来渐渐萌芽的一个新的二语习得视角，概念迁移也是语言迁移的一种，语言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被描述为语言对思维的假设影响。影响母语和第二外语的理解和生成。也可以认为是第二语言情况下的语言相对性。是结构层面和语言表象的迁移。
（三）生成学习生成学习理论是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出发，由美国教育心理学家维特罗克提出的理论。我们可以从人类学习的实质，学习生成过程的一般模式，学习过程中的个体差异这几个方面来理解它的理论含义。生成学习告诉我们，人类对事物的感知，是通过与业有的知识经验联系的，不是单纯的信息输入过程。我们在看待某样事物时，一般大脑中已存在的知识经验会通过已经构建的模式对人产生反射，来对各种信息做出判断和理解。同时，不同的年龄，性别，对知识经验积累的程度差异，使得学习者对语言的获得程度不一致。
二、对比语言学与二语习得关联性
随着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背景的发展，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作为重要的语言领域学科飞速向前。在科学研究和实际的教学翻译层面，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对比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包括语音，词汇，语义，语法，语用，并涵盖了社会，文化，历史，教育等方面。二语习得一样存在相交性和相似面。这两者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一定存在互用以及重叠。例如，以中介语对比分析理论为例子。词汇习得研究因素包括词汇的产生，构成，意义，用法，文化背景等。对比语言学对母语和外语差异进行研究，中介语对比分析则是通过母语和外语的中间过渡的语言系统来解决二语习得的问题。为母语和第二语言的学习构建了支撑。其次，作为新兴的语言学发展学科，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在理论研究和应用方面。存在着不成熟和不完善的问题。它们的理论成果是依附于其他学科的理论而产生的。再次，在研究目的上，两者具有一致性。通过对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的研究探讨，目的在于解决现实的语言教学问题，翻译应用问题。语言是交际的载体，只有在良好运用的基础上，才能发挥语言的沟通交流作用，促进社会文明发展。二语习得研究和其它学科合作的领域得到扩大，对其他学科有价值的借鉴吸收，纳入体系。理论研究必将有所突破、创新和发展。同时，二语习得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不仅对教育改革指导启示，对人类在语言普遍性规则、认知发展、语言发展、生理发展、社会语言问题及文化普遍性等问题正在产生积极影响。究方法最根本的方法是在高校加强现有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研究问题逐渐深入发展。中国的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已经逐步融合到国际性研究当中，不仅在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上进一步和国际接轨，而且在整体上接近国际研究水平，与全球范围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潮流同步，并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在许多重要研究课题上站到本学科的前沿。
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作为现代语言学两个新兴的学科分支，其理论和应用在几十年的研究探索中不断得到检验，修正，补充和丰富。有力推动了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的发展。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它们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着一定关联。本文是采用文献和比较法，在描述两者的概念意义基础上，总结出两者的关联性：在概念上具有相交性，不仅共同对语音，词义，词汇，语法，语用进行研究，而且对社会，文化，教育，心理非语言领域也进行研究；在理论发展历史上具有相似性，都属于新兴的学科，依附其他的学科理论基础而产生。研究目的具有一致性。研究目的在于解决具体的语言教学，翻译，以及语言研究上的种种问题。帮助人们沟通和交流，增加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性。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本文希望能引起语言工作者的重视，采用关联性教育方法教授语言学理论知识的同时，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和记忆。同时，我们更要清醒得认识到存在的不足，继续努力为中国的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创造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局面。取得更加令人瞩目的成就。
【参考文献】
关键词：名词 对比研究 汉语 维吾尔语
语言系统中，名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吕叔湘先生指出的那样：“构成句子的最根本的词类是名词和动词；除特殊情况外，光有名词，没有动词，不能成句，光有动词，没有名词，也不能成句。”[1]组成句子的基本结构是动核结构和名核结构，一个动核结构是由动核和动元（动核所联系的强制性语义成分）组成的；而充当动核和动元的正是动词和名词。一个名核结构是由名核和名元组成的；充当名核的是名词。因此，在研究句法结构时，只研究动词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名词。显然，在汉语和维吾尔语的对比研究中，名词的对比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两种语言名词的对比研究，找出两种语言名词在语法特点方面的异同，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两种语言的结构特点。
一、语名词对比研究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1.对比是语言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对比研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认识语言的特性。只有比较才能发现特点。在对比的过程中引进新的理论、新的方法，从而促进整个维吾尔语言的理论研究。比如我们在该研究项目中运用的“三个平面的语法观”“格语法”“配价理论”对于维吾尔语来说都是崭新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的引入有利于维吾尔语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不仅可以促进维吾尔语语法研究的发展，还能促进维吾尔语语义、语用等方面的研究。
2.本选题从名词的对比入手，从语言形态类型的高度去认识汉语作为孤立语、维吾尔语作为黏着语的本质特点，从而为丰富语言形态分类和句法特征分类的理论提供例证，同时又以丰富的实例证实形态分类和句法特征分类的局限性。这将为普通语言学、类型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汉语和维吾尔语分属于不同类型的语言，具有明显的差异，但由于思维的共性、双语环境等多种因素，也有不少的共性。通过名词的对比研究，揭示两种语言在与名词有关方面的共性和差异，有利于普通语言学、类型语言学的研究的发展。
3.为对比语言学提供具体语言对比的语言事实。从运用的理论、方法、范围和涉及的层面来看，本课题算是对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的比较全面系统的，一定程度上可算是开拓性的研究。汉语和维吾尔语分属于不同的语系，其差异体现在各个方面。虽然也有对比研究的部分成果，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名词进行比较全面的对比研究成果。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两种语言的名词进行较为全面的对比研究，为他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帮助，为对比语言学的研究做出贡献。
（二）实际意义
1.本选题从理论上对两种语言名词的异同进行深入、详尽的对比分析，从而为两个民族互学语言的双语教学提供理论依据和实际指导。在语言学习中必须运用对比研究的成果，因为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摆脱不了母语的干扰。在教学过程中这种干扰不能忽视，而应该通过母语和目的语的对比解释排除。因此本课题的研究结果对新疆双语教学有益。
2.本选题不仅对于第二语言的语言教学有实际意义，而且对于两种语言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也有直接的应用价值。因为翻译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把源语的内容尽量完整并全面地转换成目的语，因此首先必须了解两种语言的共同点和细微的区别，而这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二、语名词对比研究的学术背景
（一）对比语言学
对比语言学这一学科是在20世纪产生的，是语言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成就。当然，语言的对比研究的历史要长一些，但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stics）这一术语是美国人种语言学家沃尔夫（B.L.Whorf）于1941年提出的（许余龙，2000）。他的《语言与逻辑》（1941）分析了语言的差异。C.C.Fries从1945年起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都讲到语言对比问题。他认为语言教材的编写应该建立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这为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尊定了基础。从此以后，欧美各国出版了一系列理论和应用对比语言学论文集以及双语对比丛书和专著，召开了多次关于对比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随着对比语言学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对比语言学研究在其他一些国家，如日本、南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以色列、埃及、伊朗、约旦、俄罗斯等国，也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开展，其成果可以在《应用语言学》《国际应用语言学评论》等著名的学术刊物和论文集中看到。对比语言学随着现当代语言学的总的发展方向而发展。越来越多的对比语言学著述问世，其中有关于对比语言学理论问题的探讨，有涉及语言不同层面（从语音到修辞，从具体的语言单位到语篇）的研究。对比的范围也在扩大，从初期的语言系统的对比分析，逐渐转向语言行为、语言实践的研究。对比的方向涉及当代语言学的内容，涉及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言符号学等等。
在汉语界，最早涉及语言对比的是《马氏文通》（1898）的作者马建忠，他仿照英语的“葛朗玛”草创了第一部在西方语言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
在维吾尔语研究领域中，最早涉及语言对比的是《突厥语大辞典》（1074）的作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他对突厥诸族语言与阿拉伯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对突厥语语法（与阿拉伯语法进行比较）、词汇、语言作了与众不同的诠释。这比欧洲19世纪末才开始进行的比较语言学还要早800余年（麻赫穆德・喀什噶里）。《马氏文通》和《突厥语大辞典》之后，都没有产生一个成系统的研究理论体系，因此不能算作对比语言学的创始作品。
（二）汉外语言对比研究
汉语语言学界最早由黎锦熙先生在《比较文法》（1933）中将汉语和英语的句法进行了比较。赵元任先生在1933年发表了关于汉英语调对比的论文《英语语调与汉语语调比较初探》（A Preliminary Study of English Intonation and Its Chinese Equivalents），随后，吕叔湘的《中国人学英文》（1947）出版了。在我国，对比语言学真正为人们所重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许多人开始从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进行语言的对比研究，在语音、词汇、语法和语用等方面对汉语和外语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中国语言对比研究从此在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中国语文》《中国翻译》《语言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等学术期刊和各高等院校的学报纷纷刊载语言对比研究的论文，各出版社也出版了大量对比研究的著作和论文集。就对比的语种而言，英汉对比处于领先地位。如：吴洁敏《汉英语法手册》（1982），任学良《汉英比较语法》（1984），张志毅《汉英比较语法》（1984），徐士珍《汉英语比较语法》（1985），杨自俭、李瑞华《汉英对比研究论文集》（1990），王福祥《对比语言学论文集》（1992），王还《汉英对比论文集》（1993），万惠洲《汉英构词法比较》（1989），熊文华《汉英应用对比概论》（1997），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1997）等等。除此之外，还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全面系统论述对比语言学一般理论和方法的专著――许余龙的《对比语言学概论》（1992）。目前，我国的语言对比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有关汉语与其他外语对比研究，汉语与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对比研究等领域的各个方面都迫切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对比研究。
（三）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对比研究
近年来，在汉语与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对比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总论性的论著，如：严学的《中国对比语言学浅说》（1985）论述了中国对比语言学的任务，尤其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当代形式、变换、干扰及其对应关系。提出在对社会交际、语言教学、文字翻译和母语本身进行研究的同时，系统地进行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戴庆厦的《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1992）在探索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少数民族转用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等问题的过程中，进行了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汉语与少数民族语法比较》（2006）一书，内容包括语言本体研究和语言对比的理论方法研究。王远新的《中国民族语言学史》（1993），在论述我国的几种少数民族的语言研究史的同时，还论述了汉语与部分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以及对比研究的情况。此后，对汉语和具体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对比研究的论著不断问世，如：张元生、罩晓航编著的《现代壮汉语比较语法》（1993），贺又宁的《汉，苗语言里几类词的语法特点比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4/3期），柳英绿的《朝汉语语法对比》（1999），伟景熙的《中韩名量词对比研究》（《济南大学学报》2002/3），哈斯额尔敦的《汉语与蒙古语语音比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4），拉都的《汉藏并列复句的比较与翻译》（《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成燕燕的《汉语和哈萨克语反义词对比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3期），韦达的《汉壮语的词类活用》（《河池师专学报》2003/1期），戴庆厦、邱月的《藏缅语与汉语连动结构比较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8/2），戴庆厦、范丽君的《藏缅语因果复句关联标记研究―兼与汉语比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0/1），李春风、齐旺的《近十年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对比研究概况》（《民族翻译》2011/3）等等。这表明我国的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对比研究，随着双语教育的全面开展，在不断地发展。
（四）汉语与维吾尔语对比研究
与汉语和上述少数民族语言对比研究相比，汉语与维吾尔语的对比研究起步更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为止在这一领域已问世的著作有：刘珉的《共时对比语法》（1991），张玉萍的《语法对比》（1999），张洋的《语语音对比研究与维吾尔语音析辨》（1999），马德元的《对比词汇学》（2004）等，对汉语和维吾尔语的语法、语音、词汇做了对比分析。已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多，且涉及的范围不断扩大，其中有综述性的、专题性的，内容涉及语法、语音、词汇诸方面。比如，综述性的论文有：靳尚怡《对比研究的若干问题》（《语言与翻译》1989/2），高莉琴《语法对比》（《新疆大学学报》1990/1），阿布力米提・优努斯《谈对比语言学》（《新疆大学学报》1993/3维文）；专题性的论文有：乌丽亚《汉语维吾尔语代词对比》（《新疆石油学院学报》1995/1），普拉提・卡德尔《对比语言学与翻译》（《语言与翻译》1997/2），赵平《复句中关联词语的对比》（《新疆大学学报》1997/4），张洋《语辅音对比》（《新疆大学学报》1998/3），张国云《维、汉语被动句的对比研究》（语言与翻译1998/4），许伊娜《从对比的角度看维吾尔语副动词多谓项结构》（《语言与翻译》1998/2），张洋《语语音对比研究方法初探》（《语言与翻译》1999/1），马德元《语词的结构形式对比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00/1），王新青、艾克拜尔・库尔班《语序数词对比》（《语言与翻译》2000/1维文），莎尼亚等《论量词的小类及其特点》（《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0/1维文），阿依夏木姑丽・阿布都热西提《维吾尔语数词与汉语数词的关系》（《新疆社会科学》2001/2），吐尔尼沙・肉孜《形容词的使用对比》（《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2/3），阿依西姑丽・卡德尔《论语被动句》（《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2/2维文），帕尔哈提・阿帕尔《论汉语与维吾尔语的礼貌用语》（《新疆社会科学研究》2003/3维文），徐春兰《语基数词称数法对比研究》（《语言与翻译》2003/2），赛比燕・吐尔汗《符合词对比》（《民族翻译》2010/3），李芸《语修辞对比研究概述》（《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0/5）等等。
（五）语名词对比研究的现状
汉语与维吾尔语名词的对比研究成果并不多。刘珉在《共时对比语法》中，张玉萍在《语法对比》中，曾就维吾尔语名词研究的现有水平，两种语言名词的定义、语法特点、分类等做了简要对比分析。除此以外，上世纪80年代起在各种学术期刊上不时可见有关两种语言名词的对比研究成果发表。如，张鸿义《略谈现代汉语与现代维语名词的“数”》（《语言与翻译》，1885/1），白晓丽《汉语介词与维吾尔语的格》（《语言与翻译》1990/4），张玉萍《语名词构词法对比》（《语言与翻译》1999/2），骆惠珍《动物名词的联想与比喻》（《语言与翻译》2002/3），李素秋《名词在多重定语中的分布顺序及其理据》（《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10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10年）等等。
三、语名词对比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语名词对比研究过程中须克服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语言本体研究不够深入。由于语言本体研究的情况有差别，确立对比的基础时就遇到困难。比如词类的研究，汉语词类研究在全国范围内曾进行过大讨论，对词类划分的标准和划分结果做过深入讨论。除了总论词类划分的著作外，还有对词类的专题研究成果，例如：王珏《现代汉语名词研究》（2001），刘顺《现代汉语名词的多视角研究》（2003），何杰《现代汉语量词研究》（2000），王启龙《现代汉语形容词计量研究》（2003）。维吾尔语词类划分的问题虽然在有关著作中系统论及，但至今还没有反映专题研究成果的专著问世。因此，要深入进行语词类对比研究，或者说深入进行本选题的研究，必须在收集汉语名词研究成果的同时，要对维吾尔语名词做一些补充研究，搭建起对比研究的平台。
2.已有的语言对比研究成果的一般模式是对现象的异同做简单对比，对比描写比较粗略，缺乏细致深入的对比。这种现象牵扯到多种原因。首先，以上所说的两种语言研究水平的不平衡现象导致对比研究停留在表面现象。其次，国内外的新观点，新理论不能及时运用到语言对比研究，缺乏理论的借鉴、方法的吸收和更新。比如，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进行分析的“三个平面的语法观”，适合于分属不同类型语言对比研究的“格”语法、配价语法等理论都在汉语界广泛运用，而尚未吸收到对比研究中。这也导致对比研究的理论高度不够。此外，正因为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类型语言，要从语言类型特点的理论高度做深入分析，揭示产生异同的本质特点、内在原因等。这也是对比中所欠缺的。
3.语言应用研究比较薄弱。应用对比的目的是为双语教学、翻译、计算语言学等有关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其中指导双语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是重要目的之一。因此对比研究的成果必须运用到双语教学中。而这正是一个薄弱环节。
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深入语言本体的对比研究。语名词对比研究是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的一部分，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尽量突破以上问题。
四、语名词对比研究的方法和内容
（一）研究方法
在语法对比中，特别是在维吾尔语和汉语这样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两种语言的语法对比中，我们必须从多个角度来进行对比分析。因为维吾尔语是形态极为丰富的语言，而汉语则相反，汉语词汇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形态变化。例如，维吾尔语名词有数、人称、格的形态变化，而汉语名词则没有。如果我们只限于形式（结构）对比，就会出现缺乏对比基础的现象，似乎觉得没什么事可做。但是，一种语言没有某种形态，这决不意味着该形态范畴所表达的意义在该语言中不能表达出来。因为除了形态范畴的形式特征以外，还有语言单位的排列形式（即语序）以及语法辅助词的应用等都是表达语法意义、实现语法联系的语法手段。语法手段具有一定的语法功能，表达一定的语法意义，因而将语言单位组成一个语法结构。同样的一种语法意义在不同的语言中可能用不同的手段来表达，这些手段不一定属于同一个层面。因此我们必须跳出形式系统的传统描写模式，从多角度来进行对比分析，这样才可以真正了解这两种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运行机制。着眼于这种差异，我们应借助三个平面的语法观的研究方法，从“句法、语义、语用”等三个平面来对两种语言名词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其语法特点。
首先，从句法平面看，句法功能对比的必要性尤为明显。因为语名词在句法结构中表现出的形态特点虽然不同，但在功能上却有一定的共同基础。比如语名词都可以充当主、宾、定，受代词、形容词、数词、量词的修饰等。我们可以从这些共同基础出发，探讨其不同的体现形式。其次，从语义平面看，名词的“配价”和“格”反映的是语言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适用于一切人类语言。我们可以从这种共同基础出发，探讨“配价”和“格”在具体的语中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体现。最后，从语用平面看，我们将对比分析两种语言名词的有定与无定、回指、话题化等语用特点，及其在句法结构中表现出的共性和差异。
（二）基本内容
语名词对比研究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的再分类情况的对比分析。首先要介绍语名词的分类情况。对两种语言共同存在的一些小类，专有名词、抽象名词、以及几种特殊的名词小类：方位名词和时间名词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从分类情况来看，汉语名词的分类，尤其是后期的分类系统层次性较强，分类标准和目的都比较明确。而维吾尔语中对名词的分类的层次性不显著，分类标准方面有多标准并用的情况，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从两种语言共有的部分具体的名词小类的特点来看，汉语名词小类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句法功能上，即与数量短语的组合规律上。而维吾尔语名词小类的特点除了表现在句法功能上以外，还表现在进入句子时出现的形态特征上。
2.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构词法的对比分析。对语名词的词法构词法和句法构词法进行深入细致的对比分析。从而揭示两种语言在名词词汇扩展途径中表现出的语言特征。在汉语中，句法构词法比维吾尔语使用广泛，其复合名词的词化程度也比维吾尔语的高。而维吾尔语的词法构词法更胜一筹，构词成分（尤其是后缀）的能产性和虚化程度很高。这恰恰是汉语的孤立语特征和维吾尔语的黏着语特征在名词词汇扩展途径中的具体表现。不过，汉语中大量的准后缀表明，汉语的词法构词法正处于发展中；而维吾尔语中句法构词手段也在渐渐成为很能产的构词手段。
3.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句法特点的对比分析。从句法平面入手，对语名词的句法特点，即名词在句法结构中充当的句法成分，名词与其他成分组合的情况等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汉语表示句法关系的句法手段主要是语序和虚词，维吾尔语表示句法关系的主要手段是形态。在名词充当句法成分的问题上，维吾尔语中形态格对句法成分的决定作用很大，大多数句法成分都有形态标志。当然与汉语一样，语序和虚词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是次于形态手段。
4.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语义特点的对比分析。从语义平面入手，对两种语言名词的配价情况和格关系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揭示两种语言名词语义方面的特点。名词的配价指的是语义结构中名词的搭配要求。格关系指的是语义结构中名词所担当的语义角色及其在句法结构中的体现形式。从语义格在句法结构中的体现形式来看，汉语作为缺乏形态变化的孤立语，其语义格在句法结构中的体现手段是语序和介词，而维吾尔语是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因此在维吾尔语中语义格的体现手段首先是名词的形态格形式，其次是后置词。从句法结构中承载语义格的句法成分来看，语义格在汉语中的分布情况比维吾尔语复杂。汉语的语序对句法成分的决定作用比较大，而维吾尔语名词的形态格对句法成分的决定作用比较大，所以，汉语中语序的变化将会导致句法成分的改变，而维吾尔语中语序的影响不象汉语那么大。因此，汉语中在表层能够体现一种深层格的句法成分比维吾尔语多。从名词的配价成分在句法结构中的体现形式来看，汉语中还是用语序和虚词，维吾尔语中通过形态格和后置词体现。
5.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语用特点的对比分析。从语用平面入手，对两种语言名词有定/无定、语篇中的回指和话题化现象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揭示两种语言名词语用方面的特点。虽然汉语和维吾尔语都是无冠词语言，但是两种语言中都存在表示名词有定性的有效手段，因此具有可比性。在回指问题上，两种语言的篇章中某中事物都可能被不只一次地提及，形成名词的回指现象，只是其表示手段不同。在话题化问题上，两种语言中充当各句法成分的名词基本上都可以通过不同的话题化手段来成为话题。在名词的有定和无定问题上，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的有定与无定的表示手段有同也有异。首先，两种语言作为无冠词语言，其指示代词都是体现名词有定性的有效手段。两种语言都可以通过指示代词来表示名词的有定性。由于维吾尔语是形态发达的语言，因此还有名词的格，人称和动词的态等形态手段也可以表示名词的有定。汉语中虽然没有类似的形态手段，但“把”字句和“被”字句等句式中名词的句法功能和语序也能表示名词的有定。
从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的回指情况来看，在汉语中回指关系的确定主要靠上下文，而在维吾尔语中先行词和回指词在人称上的相互一致的特点是回指关系的重要标志。
从汉语和维吾尔语名词的话题化现象中可以看到，宾语、定语、状语等大部分句法成分都可以通过话题化充当句子的话题，但是由于汉语句法结构中语序对句法成分的决定作用比较明显，充当话题的成分的句法位置（充当的句法成分）往往会发生变化，一般成为主语。而维吾尔语的形态发达，句法成分的形态标志比较明显，其语序比较自由，所以一个句法成分往往可以以原有形式直接移到句首充当话题，而其充当的句法成分不用改变。从名词的有定与无定、回指、话题化等语用特点可以看到，就表达手段而言，在维吾尔语中形态变化的作用较为明显，在汉语中词与词的组合能力和语序的作用较为明显。
6.立足于语言形态分类的理论高度，在以上进行的细致对比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探讨两种语言名词的形态特征和句法结构特点，论证两种语言的结构类型特点。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语名词对比研究过程中，必须从语法分析的“句法、语义、语用”等三个平面入手，把结构（形式）对比和功能对比结合起来，把具体理论对比和具体应用对比结合起来，在“由意义到形式”的分析方法的基础上，适当使用双向对比和单向对比两种分析方式。即两种语言相互平行对比，互为出发语与目的语。尽管从总体上看，汉语属于分析语，维吾尔语属于综合语，汉语属于孤立语，维吾尔语属于黏着语，但是以上的对比分析说明，没有一种语言是纯粹的分析语或综合语（或者纯粹的孤立语或黏着语）。汉语以语序和虚词为主要的句法手段，也要兼顾词与词的组合能力；维吾尔语以词形变化为确立句法关系，但语序和虚词的运用有时也很重要。更何况处于双语环境之下的汉语和维吾尔语的结构特点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都处于发展的状态中。汉语的黏着成分在发展着，维吾尔语的复合成分和外部的手段也在不断发展。
（本文系新疆大学博士毕业生科研启动基金项目[BS0602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基金：面向双语教学的名词对比研究[09XJC74001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年基金：基于语料库统计分析的现代维吾尔语名词研究[11CYY054]。）
参考文献：
[1]吕叔湘.句型和动词学术讨论会开幕词[A].句型和动词[C].北
京：语文出版社，1987.
[2]许余龙.对比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
[4]阿依克孜・卡德尔.现代汉语与现代维吾尔语名词对比研究[D].
论文摘要：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决定了语言交际的重要性。研究语言学对于外语教学，特别是以英语为目的语的外语教学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立足于语言学的基础发展，着眼探讨其发展趋势，试图从其中把握其研究热点。
1 语言学的发展
语言学的前身应该可以被既定为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追溯更早则称之古代语文学阶段。现代语言学是从索绪尔开始的，索绪尔开创了结构主义新时期，这一时期索绪尔（F.De.Saussure）著有《普通语言学教程》（Th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结构主义中以美国结构主义影响最大，F.Boas， E.Sapir， L.Bloomfield 三者较为出名，他们创立了新结构主义学派——美国描述语言学， 三者中以后者较为出名，所以美国语言学也叫“布龙非尔德主义”。
1.1 美国的结构主义
美国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四种：替换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分布分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其主要内容如下：（1）替换分析法(Substitutional Analysis)，即用一个语言单位代换另一个语言单位是否得到新的事实。 （2）对比分析法(Contrastive Analysis）是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语言单位，找出他们相同或不同部分从而确定单位性质。（3）分布分析法 (Distribution Analysis)为研究词位出现的位置，词类（实、虚）分布的位置。（4）直接成分分析法(Immediate constituent analysis)一个句子首先可切分成两个部分，切到词素为止。（5）序列分析法(String analysis)是把句子带有修饰或不带有修饰的基本单位、结构成分或基本单位、修饰成分。（6）转换分析法(Transformational analysis) 为把任何的结构看成核心句（Kernel sentence）的转换，所谓核心句是基本句型（SVO， SV等）其他是核心的拓展或是从核心句转换而来的。
1.2 系统功能语言学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 M.A.K. Halliday (韩礼德) 师从伦敦学派J.R.Firth(弗斯)。后来，我国的两名学者罗常培和王力，打破传统语言或结构主义的根本，把语法形式意义、语言用法等系统地有机地连结起来。
1.3 转换生成语法
20世纪50年代Chomsky 对美国结构语言提出挑战，创立了转换生成词法或形式语言学，提出研究重点人是如何从有限的语言单位创造出无限的语用句型。这一时期的发展共经历了五个阶段：经典理论时期、标准理论时期、扩充标准理论时期、修正式扩充标准理论时期、最简的解释理论时期。这个时期Chomsky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概念：深层和表层结构。这两个概念对“同形异义、异形同义”歧义能做出科学的解释。
2 语言学的动态研究
语用学 (Pragmatics) 即语言使用学，其主要研究问题包括：指示语 （Deixis）包含人称指示、时间指示、话语指示、承接指示；前提 (Presuposition)， 语用推论， 以语言结为根据，靠逻辑推论语言的前提条件；语用含义(Implicative)话语含义， 给语法事实提供重要功能解释。
2.1 语篇学
语篇学是在句法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叫篇章语法或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上世纪70年代开始，语言学由静态到动态的大转变，由结构研究到功能研究。篇章语法主要解决篇章结构研究；篇章语义主要解决篇章意义连贯，研究篇章的层次。篇章的语用研究，重点探讨会话结构、话轮（说话顺序）邻近配对(前者说话的反应)，也解决影响会话因素（心理因素、文化），篇章理论研究，研究篇章的产生。
2.2 社会语言学
社会于语言关系的科学，它是一门交叉科学。从社会变化与发展来研究语言变化，又由语言变化来研究社会的规律。其分为微观社会语言学与宏观社会语言学。微观是研究具体的语言与社会关系，如语言与性别、语言与民族等，也研究语言的细节，如语言世界、语言等。宏观主要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中的地位和社会对语言的选择，如国际文化交流中采用哪几种语言、在本国推广哪几种语言、语言的推广和文字改革等等。 转贴于
3 我国语言学研究的热点
3.1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
单以核心刊物《外国语》上发表有关系统功能语言学就有30多篇；《外语教育研究》上发表有10多篇；出版的重要著作有胡壮麟先生的《系统功能语法概念》于1989年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语篇的衔接语连贯》；程琪龙的《系统功能语法导论》。论文集有湖南教育出版社的《语言系统与功能》；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语篇·语境》；任绍鲁的《语言·系统·结构》等等。系统功能的基本概念的引进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胡壮麟为首，系统功能的语法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系统功能语法的语言观于方法论；对系统功能语篇研究理论进行实践和补充。
3.2 语用学的研究
近年来，《外国语》在语用学发表文章达30多篇；《外语教学与研究》有10多篇；出版的专著主要有：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何兆熊的《新编语用学概要》。语用学在90年代最现风光，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最核心的科目，其研究有三个特点：（1）在继续引导外国的方法的同时，通过对语言具体事实提出修正何补充。例如：何自然的《国外语言学的研究》。（2）对语用学的内涵进行了新的开拓。比如何自然的《语用模糊》、《情态动词的语用分析》由卫国的《现在完成时的语用含义》。（3）从翻番而论转入专题研究。把汉语与外语的研究联系起来。例如刘绍忠的《“清”字用法汉英对比》。
3.3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
《外国语》和《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共有10多篇；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特点主要表现在：（1）由宏观方法转入微观具体语言现象分析，例如：《委婉语社会语言研究》、《语言变化的社会因素》。（2）从解释的社会学角度转向心理学语言运作的社会心理机制。例如：王德青的《社会心理语言学科性质语研究对象》和素定芳的《委婉语研究》。
3.4 话语分析研究
《外国语》中有将近20多篇；《外语教学与研究》有10多篇。从80年代中期开始系统介绍西方话语分析基本概念与理论。90年代转入英汉对比分析。从话语口语转入语篇研究。近几年来，话语分析有交叉和重叠趋势。
4 我国语言学研究的趋势
（1）研究对象看，由微观转入宏观，语言本身系统转向跨学科研究，出现交叉学科，如跨文化交际学、国情语言学；由结构研究转入功能和应用研究，由静态到动态，如描写构词句法规则到句法结构的不同功能；单个词的意义到单词在特定环境中的意义；由单一语言研究转向多语言的对比研究，如对比语言学，包括双语对比、多语对比，包括同族语对比、非同族语对比，即有语言自身的对比，也有语言与文化的对比，如跨文化交际学。（2）研究方法看，由单层次和单角度，静态研究转入多层次、多角度、动态研究。（3）研究目的看，目标不断从窄到广，从肤浅到深度；从描写转向解释 Chomsky 试图从大脑的遗传基因来解释语言的事实；从理论的探讨转向应用价值分析，如计算机的发展离不开语言学，语用学的分析应用到法庭审讯中等。（4）发展趋势看，语言学研究有三个：①侧重宏观语言学，语言与心理、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的关系；②着眼认知语言，语言与大脑关系；③鼓励用科学技术研究，如《对学者个人差异研究》。
参考文献
区别于早前的语言学派，认知语言学既弥补了以Halli-day为代表的功能语言学忽略“语言作为符号系统所具备的固有规则”这一不足，也避免了生成语言学过于强调语言自治性而引发的循环论证问题。为此，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确定为“现实———认知———语言”，所提出的隐喻、原型、范畴以及构式语法等概念，既在理论上拓宽了人类对语言的认知维度，也为应用性的语言教学提供了新的范式。我国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经历了引进、介绍到迅速发展、多方面应用及理论反思几个阶段，迄今已二十余年（束定芳2009）。从开始对国外学科知识的关注与引介，到将理论运用到汉语本体研究，再到理论运用于语言教学实践，中国认知语言学在国内学界成为了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并成为国际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综观学界的研究内容，还基本停留在“模仿———运用”层面，鲜有理论上的创新，这一点是值得国内学者反思并加强的。
2、语言对比
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说过，“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出来”，这充分说明对比在语言学习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Linguistics），又称“对比分析”，从对比的角度出发，对不同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描述其异同，并将这类研究应用于其他有关领域。综观其学科发展，首先产生的是“对比分析”这一共时的研究方法。随后基于二战后外语教学的需要，美国语言学家B.Whorf首次提出“对比语言学”的名称。1957年，美国语言学家R．Lado出版了LinguisticsAcrossCultures，标志着对比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潘文国，2002）。由此可见，对比语言学的学科基础是外语教学，二者在目的与方法上始终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我国的汉外对比研究从《马氏文通》开始,经过几代语言学家的努力，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学英语的热潮，目前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学科建设方面，许余龙的《对比语言学》提出对比语言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步骤及方法等，强调语言项目的共同对比基础，运用统一的理论进行语言在语音、词汇、句法、语篇等方面的对比研究。然而与认知语言学相比，对比语言学的独立程度稍显不足。究其本质，对比只作为一种方法来进行研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尽管国内“对比语言学”的提法层出不穷，笔者经过反复考量，认为这一指称有待商榷。综上，虽然“对比语言学”是否作为独立学科尚无定论，但“英汉对比”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仍给英汉语的研究及教学提供了思路。
3、英汉认知对比和大学英语写作教学
认知语言学的产生与发展为语言对比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事实也证明对很多语言现象都有较强的解释力。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的意义不是简单再现外部世界的物体、事件或关系，而是人类将自己对外部事件的认知用语言表达出来。由于全人类对外部世界的基本经验相似，因此同一意义的表达在不同文化与语言中具有共性，这为语言对比提供了可能。但不同的社会环境存在差异，并体现在语言文化上，这使得对比存在必要性。文旭（2009）指出，认知框架下的语言对比在国外已具雏形，但以认知为基础的英汉对比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其成果只分散于部分著作与论文中，如赵世开先生的《汉英对比语法论集》，沈家煊先生的“英汉对比语法三题”等。更进一步，探讨二者的结合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启示，笔者认为也十分有意义。下面就结合理论与实践进行分析。
3.1语言的意义———范畴化理论
认知语言学指出，范畴分为三个主要层次，上义层次、基本层次和下义层次。人类以范畴化认知外部世界，从基本层次范畴认识物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原型。在学习使用语言时，属于基本层次的词比其他层次的更显著，易掌握。如汉语中“汽车”是基本层次，人们提及此概念时，既不会说“交通工具”，因为太抽象，也不会说“跑车，奔驰车”等，因为太具体。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虽然不同语言的基本范畴相近，但仍存在细微差别，因此英汉语词汇在范畴上不能构成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对于二语习得，我们不能拿二语中新的语言形式套用学习者母语中旧的意义，而是要引导学习者通过对照两种语言的异同来掌握二语中新的概念和范畴，以及这些新知识所形成的网络体系。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我们要提醒学生注意英汉语词汇在范畴上的异同，例如英语的cousin和汉语的“表姐”、“堂弟”等词并不等同，其背后隐藏着丰富的英汉文化差异及认知范畴区别。结合这种思路，我们不妨在写作教学中引入“头脑风暴”式训练，引导学生对某一概念的汉语义联想尽可能多的英语表达，从而作文语言多样化，避免行文单调。例如“优点”一词，引导学生联想advantage,merit,virtue,strength。同时引申出“缺点”，英语对应disadvantage,drawback,shortcoming,weakness。这两组词可构成一个知识域，使学生了解英汉语在词汇意义上的对应方式，意识到写作时可以替换使用。
3.2语法的意义———构式语法
认知语言学关于语法的研究派系众多并各有重点。Croft（2004）指出该框架下的语法理论主要包括四种，即Langacker的认知语法,Lackoff和Goldberg的构式语法,Fillmore的构式语法，Croft的激进构式语法。尽管诸学者有不同的思路，但大体上构式语法的特点由Holme（2009）总结为：（1）语法是由符号综合体或构式构成。（2）语法能够表达意义，建立形式与意义的表征关系。（3）语法意义像词汇意义一样是经过概念化处理的范畴，用于记录某一特定方式的认知情境。构式语法强调语言是形式与意义的统一，对习语、词组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比如way构式（Goldberg1995），what’sXdoingY构式（Kay和Fillmore1999）。同样的，构式语法也成功解释了汉语中长期困扰学者的特殊用语，如沈家煊（2006）分析了“王冕死了父亲”，陆俭明（2002；2004）分析了“吃了他三个苹果”。相对于乔氏句法理论，构式语法在解释力与发展前景上有很大优势。因此，我们可以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结合英汉对比，引入构式语法的概念与思路，有意识地让学生分析形式和意义的关系，帮助他们识别语言中存在的大量构式，加强他们对构式的整体把握。例如英语中的therebe存在结构、双宾语结构、系表结构等，都是学生看似掌握但容易出错的地方。首先我们可以让学生整体输入这些构式，记忆语言的形式和意义，而不是分析语言内部语法；再结合汉英互译练习，通过模仿进行语言输出。此外，对于英、汉语中同一概念但表达对应方面容易忽略的构式也要注意。如“某地有某人/物”这一认知概念，英语对应的表达是therebe结构，但学生容易出错。如“我们大学有5000多名大一新生”，这个句子看似简单，但很多学生写成Ouruniversityhasmorethan5000freshmen.相信所有能进入大学的同学都掌握该句的英文表达Therearemorethan5000freshmeninouruniversity，但为什么自己输出时会犯错呢？这就反映了学生对于英汉双语的认知及构式理解有偏差。这些都是教师要在教学中反复强调的。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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