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族地区地域文化 电视传播 原生态 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①。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②，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③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正是由于电视的适用程度与普及率最高，它才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不仅具有文化价值，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地域文化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传播可以让其传播范围大大提升，让地域文化以它的繁衍地为基点，超越地域的局限传播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从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播和保护民族地区的电视节目应运而生，这类节目的出现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各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更加激起了人们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原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让原生态文化能继续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因此，电视传播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电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完全可以用来体现与表达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与电视媒体的结合，是新时代文化生态圈中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起到了把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传播的积极作用，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领域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在通过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纪录片和电视文艺节目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推广中被运用得较多。通过制作关于地方风情风貌的纪录片，可以集中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这在目前电视节目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在2006年时曾播出纪录片《走进恩施》，就把湖北恩施这个全中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展示给全国观众，介绍了恩施州的哭嫁、跳丧等民俗，让人们去感受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情，进而领略到当地的文化特色。而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文艺节目就更加多样化了。电视文艺节目是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选择和编排文艺节目，经过电子技术手段的二度创作，构成充分电视化的、独立完整的电视艺术作品，给观众以多样化和整体的审美享受。比如从2006年开始，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引起公众和文化界对原生态唱法的追捧，笔者认为，原生态唱法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比赛，而在于展示，是基于电视媒介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一种展示。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策略建构
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以“营销城市”的理念展现地域文化的有效战略，体会到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那么电视在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时应如何建构传播策略呢？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信息之门，也把地域文化展现于现代公众的视野中，并有可能引起极大的关注，有利于强化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很多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不被其他民族所知晓或者是认同，但是经过电视传播后，在现代传媒的引导作用下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对民族文化特质的认同感，同时也让当地人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可以促进民族的和谐，让民族文化从自发的传承转向自觉的保护。我们还以2006年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为例，比赛将各地的原生态文化进行了展示，这种展示不仅让现代公众得到新的娱乐，也可以大大提升原生态共同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可以增加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传承动力。
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电视媒介在传播时，会自觉地选择地域文化的一些具有影像特征的要素加以传播，这是电视媒介自身的要求，也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中，原生态文化是其重要方面，原生态文化会借助当代影视的传播载体，并由此寻求进一步与外界更多的接触，期冀向外界传播带来价值上的认同和经济上的利益。这种传播就使得本来远离这些文化形态的人群开始关注这种文化形态，并更多地借助于电视媒介了解原生态文化的特征。④如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大型晚会，节目在呈现恩施地域文化时，还多角度完整地表现出了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通过这种传播激起人们对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的意识。
对地域文化中一些存在非议的问题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品牌的专利归属之争可能会愈加激烈。几年前曾经发现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等两家官方网站将《龙船调》列为“湖南民歌”范畴，造成侵权。《龙船调》其实是湖北恩施利川地区著名的文化名牌，近年来，利川市加大了对这一特色名片的宣传和保护力度。2003年，利川市就斥巨资拍摄大型音乐电视片《龙船调》，请著名歌星汤灿演唱《龙船调》，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让《龙船调》这一文化品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另外，在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这期节目中由恩施地区的演员清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再次向外界表明了《龙船调》的发源地在恩施，而非湖南民歌。这表明利用电视传播面广的特质可以对地域文化保护和传承起到较好的作用。
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文化特色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电视媒体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电视传播的社会效益方面，还可以体现为一定的市场效益。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资源给予科学、合理、适度的开发利用，有助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底蕴丰厚、自然景观优美、民俗传承丰富、民族艺术繁多，而且大多保存完好，通过电视传播可以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进行充分的挖掘，最后把它们浓缩而又精彩地呈现于节目中。在这样的宣传和推介下，可以带动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且对于民族地区而言，为了更好地发展相关产业，也会不断地完善本土文化，这样整个地域文化产业建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让民族地区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道路越走越宽。因此，保护完好的民族地域文化，并得到有效的传播，才能与当前经济形势下发展特色产业相结合，从而实现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在通过电视传播跟外界的接触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和其他文化现象进行交流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地区自身文化会有所创新和发展，这对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逐渐受到影响，并且民族地区人们的思想意识在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不断转变。外来文化在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接触中，多数情况下实行的是“软”接触，这样可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创新机制不断得到激活，进而自身的发展会达到新的境界。就拿民族地区的服饰而言，在与外界的接触和碰撞中，会逐渐增加一些时尚元素，这样可使原本已经压进箱底的民族服装在融合新的元素之后，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
但是在大众传媒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中，目前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电视传播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保留与延续起到良好的宣传介绍作用，另一方面也进行着潜在的加工和改造，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播出现模式化趋同化倾向，可能失去一定的原生性和传承性。因此对电视传播者而言，必须抱着对人类文化做传承性记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传播，展示民族地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及随经济发展的文化变迁，只有这样，电视传播才能真实地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底蕴。（本文为2009~2010年度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土家族原生态艺术的电视传播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HB09）
注 释：
①②宋振文：《电视传播价值论》，《新闻界》，2009（2）。
③丁宇鸿：《媒介形式的力量――读〈理解媒介〉》，《科教文汇（下旬刊）》，2008（10）。
④伍新明：《电视传播当代性与原生态文化影像元素――原生态文化资源转换成当代文化要素的路径思考》，《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一、地域文化传播与地域文化认同
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情况的不同，在一个国家的版图上会出现很多因历史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地域性文化。在同一地域内，因长时间的交流与传播，居民的语言、信仰、生活习惯、道德观念及心理、行为等会逐渐呈现趋同性，从而促使带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现象出现。
(一)地域文化传播。地域文化不但有物化的载体，而且拥有观念性的精神符号。地域文化传播不是武力的强制性征服［2］，而是通过物化的载体，尤其是观念性的精神符号引导同一文化圈内的民众或异质文化圈内的民众形成统一认可的过程。通常，文化传播有赖于人类活动与大众的传媒传播。从上图可以看出，地域文化借助商人的贸易活动、人类的迁徙和教育活动的开展等古老的传播方式进行传播;如今，又逐渐借助于报刊、广播、电视等旧媒体及手机、网络、APTV等新媒体手段，获得最大范围内传播受众，实现地域文化的现代化广泛传播。
(二)地域文化认同。广义上，文化认同指的是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域范围内民众形成的共同文化心态，它体现在语言、文字、建筑、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各个方面。每一地域都有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当文化资源与信息由一地向另外一地传递和渗透时，地域文化认同便产生了。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传播手段的发展，地域性文化认同产生了层次性。只有挖掘了其历史层面的表现，又解读了其现实价值，才能真正对地域文化认同形成准确认识。
二、古道文化认同的历史性解读及表现
刘坚先生认为，“地域文化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历史性解读，一是坚持地域文化意义的唯历史根据，二是坚持地域文化意义的唯历史话语”。地域文化关系结构形成的时间越久远，文化认同感越强烈。地域内的历史生活现象构成的历史根据与历史话语是地域民众形成文化认同的根基所在。徽杭古道上语言的互通、民俗信仰的趋同、走商文化的形成正是对徽杭两地文化认同的历史性解读依据。
(一)徽语与吴语的交叉。古代，中国传播手段还不太发达，一般都是通过世人口耳相传，并记录在册而形成的。文化的交流首先是语言的交流，作为文化的负载者，语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徽杭古道的通行与发展，对徽杭两地语言的交流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皖浙交界地，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隔山”土话既多又杂，各种方言土语易于渗透，尤其是徽商往来的频繁，给交界地带方言的形成带来了复杂的影响，很多地方出现了吴语和徽语交叉并存的现象。按《中国语言地图集》所载内容来看，徽语分布于新安江流域的旧徽州府、浙江的旧严州府等地，位于整个皖南地区的南部。徽语区包括安徽、浙江、江西等三个省的十六县市。而吴语则分为六片，即太湖片、台州片、瓯江片、婺州片、处衢片、宣州片。在吴语区和徽语区，很多地方同时存在两种方言。由上表可以看出，在安徽的绩溪、歙县、宁国和浙江的临安、昌化、淳安等地存在着吴语和徽语交叉并存的现象。这与徽杭两地不断的经济、文化往来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民俗信仰的趋同。徽杭两地百姓因经济往来不断交流，促使徽杭民风民俗、民间信仰逐渐趋同。徽杭古道横贯皖南至浙西地区，散落在古道两旁的村落保留着许多皖浙地区的民风民俗。如浙江的浙基田村(浙川)因与安徽省接壤，受徽文化影响，民情风俗和安徽绩溪一样。过春节家家户户贴对联，挂灯笼;元宵节拜祖宗，七月半裹粽子，九月重阳做麻糍，过年做“水旱包”;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请太公、拜灶王及猪栏菩萨等。再如临安两昌地区的房屋几乎都是砖瓦泥墙的徽派建筑风格，几乎每个村庄都建有祠堂。其中，马啸陈家祠堂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重点单位。共同的语言、相似的民俗活动和类同的建筑承载着厚重的文化信息，促使皖浙交界地域产生了共同的心理与文化认同。在徽杭古道的各村落中，流传着很多民间信仰，有老郎神信仰、汪公信仰、放蒙山信仰、五谷菩萨信仰、宗族信仰等等不同形式。其中，皖浙交界地区流传最广的当属老郎神信仰和汪公信仰。老郎神是中国戏曲行业的保护神。中国戏曲诞生之初，就希望可以得到神灵的庇佑。但直至明代，随着昆曲的发展，艺人队伍的壮大，行业神———老郎神信仰才逐渐成形。皖浙地区，昆曲、目连戏、黄梅戏流行，老郎神信仰广泛。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郎神产生了演变，从行业保护神变成了普通民众心中的平安神。如今，徽州古道沿途散落的村落中，村民习惯用艾草代表老郎，用红纸将艾草包裹起来钉挂在屋内大堂墙上右上角或门框一侧，以求平安。汪华，隋末徽州人，农民起义领袖。当时，天下大乱，汪华被众人拥戴，占据歙、宣、杭、睦、婺、饶等六州，自称吴王。公元621年，归顺唐朝，任歙州刺史，总管六州军事，后在长安逝世，谥号为“忠烈王”，归葬于歙县。在徽州地区，对汪华的崇拜根深蒂固，一州六县供奉汪华的庙宇随处可见。明清时期，该信仰随汪氏族人沿徽杭古道迁徙至江南各地。江浙一带建立了很多的汪越公庙，特别是汪姓聚居的杭州，汪公信仰更为兴盛。在民间，汪华被尊奉为“太阳菩萨”，汪王庙是徽州乃至江南民众祈福免灾的庙堂，也是汪氏家族祭祀的中心。如今，正月十五至十八日，大部分村落，包括徽杭古道景区入口处的汪公大庙还会举行汪公大会，祭神烹饪，搭建花台演戏。
(三)“贾而好儒，求学取士”之风流行。徽州地区人多、山多、田少，生活生存危机。俗语经常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为了谋求生存，徽州男人或沿新安江，或攀徽杭古道，出门经商，赚钱侍养父母，或帮助兄弟参加科考。千百年来，古道上谋生、求学、为官、经商的行人南来北往，生生不息，古道历尽沧桑。宋代以后，程朱理学盛行，徽州崇儒重学风气炽烈。在这样的环境中，徽州商人不断受到浸润，以致出现了“贾而好儒”①的局面。如歙县商人郑孔曼，出门必定携带书籍，在做生意的间隙里进行阅读。闲暇时，则拜会当地文人学士，唱和应对，为世人留下了大量的篇章。几百年来，徽商中间还出现了一大批诗人，他们与文人积极交流，参与各种诗社活动、编辑出版诗集等等，他们重塑商人的价值观念，提升了商人的文化内涵。王世华先生认为，“贾而好儒”的风气是徽州商人独有的特征，这一风气随着徽商的活动向浙江等地蔓延，从而在江浙也出现了“贾而好儒”的商人群体。如江浙的苏州、无锡、嘉定、长洲、扬州等地商人也出现了“贾而好儒”的四个特征②，这足以证明在江浙商人中间也流行这一风气。更为重要的是，“贾而好儒”之风的盛行推动了徽杭两地“求学取士”之风的发展。徽州的士子、商人纷纷择路前往都城考取功名，一路之上，激发了沿途村庄稚童求学取士的欲望。直至民国时期，这一趋势都在延续。如冠有36个博士头衔的当代文豪绩溪人胡适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他14岁那年跟随二哥去上海求学，从绩溪上庄老家出发，经过江南第一关，到余杭一共走了七天，然后再乘船到杭州，在那里他第一次看见了警察。此后，他又重走过数次徽杭古道到杭州。［12］
三、古道文化认同的现代性解读及表现
本质上，地域文化的发展是地域文化内涵不断变化，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它既包括其传统文化的展演，亦包括其现实价值的提炼。在地域文化现实价值的认识和把握中，大众传媒的力量成了不可小觑的关键因素。如今，全方位的现代传播体系不仅有助于拓展地域文化的意义空间，而且可以为地域文化增加新的价值内涵，从而为地域文化认同提供了现代性解读的可能。
(一)徽商精神的延续与更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授卞利曾说，“徽州古道是一代代徽州人靠贩运盐、茶、山货，走出的一条条饱经风霜的经商之路。徽商勤俭质朴、善观时变、诚信经营、团结互助、仁心为质、以义为利的精神值得后世企业家借鉴。”在传媒的推动下，徽杭古道愈来愈为世人所知，所负载的文化精神影响也愈来愈大。徽杭古道承载的最深厚的文化元素便是徽商精神。2004年以来，安徽省为了再见徽商当年的精神风貌和激发新的徽商精神，采取了多种方式保护和宣传与徽商有关的精神遗产。以电视剧为例，《红顶商人胡雪岩》《大清徽商》《徽骆驼》等多部电视剧的多处情节在徽杭古道沿线进行了拍摄。这些商贾电视剧不仅展示了近代徽商和徽文化的厚重历史，而且引发了全国民众对徽商精神和兴衰历程的广泛关注。当年扮演胡雪岩的演员巍子曾说:“商贾剧一定要站在时代高度来展现社会变迁，而其中很多细微之处值得当下借鉴。而据国内权威收视率调查公司统计，观看商贾剧的观众年龄层次与知识层面普遍较高，中青年观众和高学历观众占多数，且许多观众有创业意愿，他们多数反映，这些商贾剧不仅折射了社会百态，还提供了一些创业和经营思路。”在这些商贾剧中，徽杭古道虽然只是为剧情需要而出现，但它却是徽商及其徽商精神得以展演的必要载体之一，缺一不可。在某种意义上，徽杭古道已等同于徽商及其徽商精神。徽商精神借助传媒不但得以复兴和延续，而且跨越了地域限制，获得了全国性受众，地域文化认同的空间维度也因此得以无限扩大。
(二)休闲生态旅游文化认同与传播。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古道文化空间逐渐由传统的历史文化生活空间向现代旅游文化空间转换，从而促使徽杭古道承载的文化认同内涵发生了变化。如今，徽杭两地正在通力合作，意图利用徽杭古道的资源进行旅游开发，赋予了徽杭古道及周边地区新的文化意义。正如徽杭古道旅游开发集团公司主页内容所说，“今日古道新风荡漾，低碳、健康与时尚。”休闲生态旅游是徽杭两地最重要的旅游开发策略之一，休闲生态理念也成了现代人对徽杭古道现实价值的最新解读。随着西南茶马古道、西北丝绸之路的成功开发，徽杭古道成了国内重点开发的第三条古道。如今，徽杭古道已开发了自行车户外运动、攀岩拓展训练、登山比赛等旅游活动，备受户外旅游爱好者的青睐。此外，徽杭古道两旁自然景色宜人，人文景观荟萃。在山水环抱中，皖浙地区以油菜花节、安苗节、徽菜之乡美食文化节、两昌山核桃节为媒介，有效提升了皖浙交接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仅展现徽杭古道上所蕴含的丰厚文化底蕴及和谐自然的田园风光，而且促进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业的融合发展。
关键词：北大荒文化；传播；北大荒文学；教学模式
近年来，随着《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空间理论的影响和延伸，地域文化、地域文学研究的视域、层次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扩展和提高，也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黑龙江垦区在原有规模化、机械化发展的基础上又大力推进了城镇化建设的速度，进一步扩大了其作为最具现代意义的国有农场经济管理区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影响力。在理论延伸与实践发展的双向动力杠杆作用拉动下，北大荒文化、北大荒文学以其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和独具特色的内在品格正在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但其推进速度以及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数量却与垦区实际的发展需要和国内蓬勃向上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学研究的学术态势存在一定差距。究其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方面：一是北大荒文化传播、北大荒文学传播的媒介、途径、方式相对单一、机械；二是一些有影响力的本土批评家对北大荒文化、北大荒文学批评缺乏热情与回应；三是本土教育界对北大荒文化、北大荒文学影响力的漠视。要真正改变这一局面，既需要时间和不断探索的过程，更需要一个能够相互配合的有组织的复杂的北大荒文化传播系统工程。因此，把北大荒文学进课堂作为北大荒文化传播系统工程的有效途径之一进行系统化研究，无疑是对北大荒文化与精神传播媒介的丰富与开拓。
一、北大荒文化传播的文学教育路径选择
“文化作为涵盖面较文学更宽泛的学科来说，在许多方面呈现为文学的本源、传统、背景与环境。”因此，文学的发生、发展、特征、规律都取决于文化发展的整体模式。文化与文学之间相互胶着的关系状态，延伸出两种颇受理论界推崇的研究路径———即文学的文化研究和文化的文学研究。“文学的文化研究是以文学研究为基础，文化研究做方法；而文化的文学研究则是以文化研究为出发点，文学研究是其中切入的视点、角度和方法。”两种研究路径虽然存在先后时序上的迁延，但无疑都是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相互切入的方法之一。这些理论性的研究方法为丰富北大荒文化传播途径提供了有益的技术支撑。把北大荒文学进课堂作为传播北大荒文化的路径，从具体的方法论角度而言，显性而直接的结果是趋向于文化的文学研究范畴，即以北大荒文学场域为基点对北大荒文化进行萃取和反观。从隐性的结果考量，在显性趋向基础上又会延伸出文化与大学教育、文学与大学教育、文学教育与文化教育等多维和交融的路径取向，并最终回归到北大荒文化与大学教育、北大荒文化与北大荒文学交互循环的路径目标上。以文学教育为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把北大荒文化传播的文学路径通过课堂教学的过滤和建构，转化为具体的内蕴指向。一是还原北大荒文学批评与北大荒文学创作之间的辩证关系。文学批评是随着文学的发展而产生的，有了文学批评，作家才会认识到自身创作上的局限，从而在创作中加以修正，这无疑会提高和促进作家的创作水平。但令人遗憾的是北大荒文学创作缺乏与之对应的北大荒文学批评队伍。北大荒文学批评被边缘化的地位与当今国内地域文化、地域文学批评的研究热潮的不对称存在，是影响和阻碍北大荒文学继续和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直接影响了北大荒文化、北大荒精神的传播和继承。北大荒文学进课堂的模式构建，不单纯是对北大荒文化传播路径的探索，也必然会转化为北大荒文学批评的试验场。通过北大荒文学进课堂的工作开展，我们可以对个体作家进行评价，可以对某一时期、某一文体类型的文学发展作出总结，还可以对某种文学流派、某种文艺思潮、某种文学现象进行梳理，在对各种北大荒文学现象进行审美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北大荒文学的总体发展。二是努力改变北大荒文化在大学课堂教育中的传播现状，最大限度提高北大荒文化的传播效能。笔者曾对本校2012届、2013届、2014届3届8个文科专业共计544名在校大学生做过关于北大荒文化精神、北大荒文学认知度状况的问卷调查。问卷采取随机发放的形式，共发放400份，实际回收384份。其中视北大荒文化、北大荒文学为完全盲区的占30.6%；仅限于听说过却从未接触过的占57.7%，二者合占比例高达87.6%。接触过，但不够深入的占11.9%，而有深入了解的却仅有1%。一系列调查数据充分显示：由于北大荒文化、北大荒文学与大学课堂教育缺乏有效的链接机制，已经远离了当下青年大学生的阅读视野和接受视域。调查虽属个案，但也值得人们回味和反思。一方面传统的北大荒文化传播媒介需要进一步丰富和优化；另一方面应充分重视北大荒文学教育课堂的传播力，通过北大荒文学教育媒介扩大北大荒文化的影响力。
二、北大荒文学进课堂教学模式建构
在不同的领域，模式具有不同的能指对象；在不同的时代，模式具有不同的语义指向。从模式的所属领域和特定对象出发，教学模式是“进行教学工作设计的基本思路框架和技术方法与范式”，是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相互结合的类型化转化样式。作为模式系统中的子系之一，教学模式是一个客观存在，它既具有模式的共有属性，又具有自身的特有属性。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乔伊斯与韦尔就提出了“教学模式就是学习模式”的思想，并且认为“一种教学模式就是一种学习环境。这种环境有多种用途，从如何安排学科、课程、单元、课题到设计教学资料，如教材、练习册、多媒体程序、计算机辅助学习程序等”。乔伊斯与韦尔的教学模式思想给我们以辩证和科学的启发：即教学模式不是教的单维存在，教的过程也是学的过程，教与学是有机的统一。因此，北大荒文学进课堂教学模式既是一个现场教与学过程的统一，也是传播学传播与接受过程的统一。它不仅内含了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评价等综合因素，也包含了传播者、接受者、媒介、信息、效果等核心要素。在文学教育与文化传播相互胶着的作用过程中，实现了传播北大荒文化精髓的核心功能。其模式核心要素包括两方面工作内容：一是明确以北大荒文学为媒介的北大荒文化传播的教学理念。辩证地说，课程内容体系设计本身不仅彰显着学校的师资水平，而且也可以充分展示出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文化价值取向。北大荒文学进课堂教学模式建构的依据包括：第一，基于学校自身的办学特色和培养目标，事实上，高校始终存在办学实力、水平、专业和定位的差别，但在大多数高校的文学课程教学体系设置中普遍存在一统现象，缺乏尊重学校实际与努力打造特色的精神；第二，顺应近年来地域文学、地域文化的研究热潮，充分尊重文学与文化发展的差异性与多样性，还原北大荒文学与北大荒文化的具体情境性，促进北大荒文学与北大荒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第三，通过北大荒文学进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汇成一条更加富有成效的跨文化传播链，刺激北大荒文化传播的媒介集成环境，实现北大荒文学审美与北大荒文化批评、北大荒文化产品消费与北大荒文化精神传承的链接。二是搭建具北大荒文化传播功能的北大荒文学课程体系。课程体系本身是一个复杂要素的合成，它包括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类型、教学方法、教学形式、评价体系等综合要素。因此，北大荒文学进课堂教学模式课程体系的目标应该指向两个维度：一是要创造接地气的文学教育和文化传播的具体情境，激发学生对北大荒文学、北大荒文化的兴趣，引导他们形成认知北大荒文学和传播北大荒文化的责任意识；二是强调差异性和选择性学习，让学生在主动的选择中形成不同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从课程内容出发，应着重强化课程内容间的相互联系。通过北大荒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北大荒文学的地域与流派、北大荒文学的作品与风格、北大荒的文学批评等综合模块，反观北大荒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北大荒文化的地域性、北大荒文化精神的核心价值等问题，使北大荒文学教育与北大荒文化传承自然地衔接起来；从课程类型出发，北大荒文学进课堂要坚持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相互结合的原则。首先，要根据课程改革的实际，着力充实、更新传统课程教学内容，加大必修课程中北大荒文学教学的课程学时。其次，要加强选修课程的建设，以校、院两级选修课、两级讲座、小组、社团、沙龙等灵活的教学组织形式，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要；从课程教学方法出发，在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上，更多采用讨论式、研究式、竞赛式、改编式等创新方法；从课程教学形式出发，除常规的课堂教学外，可灵活设置讲座、沙龙、拓展导读、影视、校报、网络平台等教学平台；从评价机制和考试形式出发，则适合采用诸如创作评论、读后感、小品、改编等创新、分级、动态的评价机制。
三、北大荒文化传播媒介的丰富与探索
北大荒文化所产生的精神力量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同时也必然是属于未来的。承认北大荒文化精神的“导向作用、规范作用、激励作用、凝聚作用、辐射作用”的客观存在是很容易的，但如何更有效地发挥这些作用则取决于北大荒文化的传播力，取决于北大荒文化传播力的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北大荒文化传播力的构成；二是北大荒文化传播力的实现。当然，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相互渗透的系统工程。它既包括人们对北大荒文化价值的认知度，也包括人们对北大荒文化传播环境的营造能力，同时还包括人们对北大荒文化传播媒介技术的建设和发展水平等基本要素。事实上，北大荒文学进课堂教学模式的传播学意义就来源于北大荒文学教学过程所内含的这些传播学意义的基本要素———即通过北大荒文学教学达到认知与传承北大荒文化价值的教学理念；通过北大荒文学课程教学体系的开放性设置以营造良好的北大荒文化教育传播环境；通过北大荒文学这一教育性媒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北大荒文化传播媒介等。一是以北大荒文学课堂教学为具体传播场域，促进北大荒文化传播力的实际转化。实际上，一个教学过程就是一个传播的过程，教育性传播相较于新闻性传播具有相对独立的空间与时间要求。作为一门课程，教育理念、课程目标必须要通过教学媒介———即相关的课程内容得以体现。为此，北大荒文学进课堂教学内容模型的建构就具备了两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将课程教学内容还原于接地气的“发生和应用的真实世界的情境之中”；第二，将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者已有知识和经验构成的主体情境结合起来”。这两个必要条件既兼顾了地域情境性又突出了主体经验性；既与接受者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北大荒文学情境相协调，又与项目实施学校的办学方针、培养方向和多元的学生理解水平、背景经验、兴趣爱好等综合因素相协调。当然，从课程目标实现和转化的充分条件来看，除了要保证教学内容、教学过程、绩效评估等教学运行基本要素符合上述两个必要条件外，还要充分考量其外部支持系统———即学校的相关政策、教学管理机制、体制等综合因素。如必修课课时的限定、选修课能够提供的辅助条件、开放课程能够允许的程度、教师授课内容的灵活性和可能性等。作为北大荒文学进课堂课程目标现实性转化的重要支撑条件，外部支持系统也同样影响北大荒文化的传播力。二是以北大荒文学课堂教学内容为传播媒介，丰富北大荒文化传播途径。在文化精神传承与传递的过程中，谁最会传播，谁成功的可能性就最大。作为一种较为独特的地域文化现象，北大荒文化的示范和激励作用不仅仅表现在对内的基本功能上，也必然会扩展和影响到社会各项公共事业中。随着时代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北大荒文化传播的技术手段、传播媒介、传播方式等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和转化，传统媒介与新媒介相互融合，在多元与逐步深化的框架下更加注重了传播实效。如网络平台、大型纪录片等一些具有新时代意义的传播媒介和形式就是北大荒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有力拓展和延伸。作为一个高等教育工作者，我们理应关注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发展，也有责任肩负起传承北大荒文化、传播北大荒精神的社会义务———即利用自身职业所拥有的课堂教学这一直接的优势传播媒介，努力建立起北大荒文学教育与北大荒文化传播之间的联系，让教育性传播媒介自觉地承担起传承北大荒文化精神的义务与责任。教育是文化传承的有效形式之一，一个完整的北大荒文学教学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北大荒文化精神传播与传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北大荒的文学传播意义不再唯一，而是指向了更加丰富的北大荒文化精神蕴藉。北大荒文化传播文学教育路径的开辟，不仅有利于融合和促进北大荒文化传播媒介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开掘、利用和传承北大荒文化精神，而且也必然会更加有利于提升北大荒文化精神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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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是我国典型的地域文化之一。在当前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湖湘文化的广泛传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媒体作为湖湘文化传播的新平台，具有着独特的优势。分析湖湘文化的本质和内涵，总结湖湘文化的内容体系，归纳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的属性，对于发挥新媒体的传播优势，促使湖湘文化进行更加广泛的传播，具有着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
湖湘文化；新媒体；传播属性；文化传播
湖湘文化作为我国极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特质，经过不断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文化作为国家发展的软实力，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也成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在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下，随着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湖湘文化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已经悄然到来的网络时代，以数字化为突出特点的新媒体为湖湘文化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借助新兴媒体平台的传播速度快、信息含量大，覆盖范围广等优势，有效的推动了湖湘文化向全国传播。分析湖湘文化通过新媒体传播的属性，对于传承湖湘文化，促使湖湘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具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湖湘文化的简介
“湖湘”是古代对于湖南的称谓，顾名思义，“湖湘文化”就是指湖南一带具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并且得到不断传承和相对稳定的历史文化形态。为了清楚地分析湖湘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属性，首先需要对于湖湘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本质特征、内涵外延等具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一）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追根溯源，湖湘文化最早起源前炎帝、黄帝时期的神农文化，后经过发展成为炎黄文化。在经过了古代中原文化的南移之后，儒学文化传入湖南，与当地的“荆楚文化”进行交汇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基础。在南宋时期，由张栻与胡宏二人在长沙和南岳等地讲学，形成了“湖湘学派”，为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湖湘文化”真正得名还是开始于上世纪的80年代早期，由于当时掀起的“大陆文化”热潮，“湖湘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还形成了一些新的叫法，如“潇湘文化”“荆楚文化”“洞庭文化”等。通过不同朝代的传承与发展，历经数千年的演变，湖湘文化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内容体系，具有了丰富的内涵。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体现着湖南区域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思想意识、社会心理、科学文化等，既有物质文化，也有精神文化，自古代开始，由湖南本土居民与不同时期在这片区域生活过的人们共同创造，不断传承和发展所构成，雅俗共赏，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一个丰富、多样的综合体系。湖湘文化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有精神层次的哲学、宗教、政治、伦理、文学和艺术等，还有不同民族的民风、民俗、饮食、建筑、服饰等特色文化。近年来，在全国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形势下，湖湘文化也被赋予了很多新的内容，成为湖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驱动力，使湖面的广电、出版、动漫、影视等行业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极大的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容。
（二）湖湘文化的本质和特性湖湘文化，从时间和空间属性来看，指的是从古到今在湖南这一区域上各个民族不断生息繁衍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所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从这一点来看，湖湘文化的本质就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和积累，湖湘文化也形成了一些特性：首先，湖湘文化的历史性。即湖湘文化不仅开始于古代，历经各个朝代的传承，受到了楚文化、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一直都保持与时俱进，紧跟时展的步伐，得到了不断发展，继承了历史文化的基因，保持了鲜明的个性特点，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的核心思想的文化形态。其次，湖湘文化的包容性。即在湖湘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一直秉承兼收并蓄，追求真理，吸纳先进思想的风格。古往今来，在湖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民族有很多并非本土居民，湖湘文化中也留下了这些民族的烙印，很多不是湖南籍的人士的思想观念也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世界一体化形势下，湖湘文化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以开放的姿态，走出湖南，在更为广泛的范围传承，在提高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受到了世界先进文化的影响，汲取精华，去其糟粕，实现自身的优化和完善。最后，湖湘文化的民俗性。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湖湘文化中各个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建筑、饮食、服饰、民间艺术、文化活动等。古代时候，湖南人具有泼辣、霸蛮的性格特点，在湖湘文化中也充分体现了当地民众这种核实的性格，崇尚节俭，吃苦耐劳，积极进取，务实创新，这也特点也成为湖湘精神文化中的精髓。
二、新媒体传播的特点
与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不同，新媒体作为网络时代的产物，也由于网络平台传播的特性，而形成了一些新特点和突出的优势。新媒体作为数字化时代湖湘文化传播的载体，分析总结新媒体传播的特点，是分析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属性的基础。具体来说，新媒体传播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实时快速。相对于传统的纸质媒体、广播电视的传播来说，新媒体的传播速度更加快捷，基本上实现了实时传播。任何信息资讯，通过先进的数字技术，借助无处不在的网络及智能化、易操作的网络终端设备，能够随时随地的，通过网络设施，实现实时传播。第二，海量共享。数字化信息的存储传递比报纸刊物等媒介来说，体积小，容量却大了很多，携带也方便，修改、查阅都非常方便。最重要的是，这些数字化信息可以让每一个接触到网络的人自由的浏览，实现最大程度的共享共用，而且这些了解信息的人通过分享，还会加快信息的传递，改变传统的信息单线传递的方式，而构成一个网络化、立体式的信息传递模式。第三，覆盖面广。近年来，我国加快了信息化社会的建设进程，各种网络基础设施也不断完善，互联网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从城市到乡村，实施了网络的普及，加上移动通讯网络性能的不断优化，各种智能通讯设备的广泛应用，为各种信息借助新媒体进行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实现了广泛的覆盖，只有有手机信号的地方，有一部手机就可以看遍天下事，了解各种信息，新媒体传播的覆盖范围之广是传统媒体所无法企及的。第四，互动多元。各种信息以新媒体作为媒介平台进行传播的过程中，信息的浏览者可以自由的发表评论，阐述自己的观点，与信息者或者共享者之间，都可以进行随时的互动交流。而且，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各种新媒体也越来越多，信息传播的形式不仅有文字，还可以声音、图像，传播形式和途径也越发多元化。
三、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属性
湖湘文化虽然属于地域文化，但是经过了数千年的积淀和传承，也称得上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网络时代，通过网络、数字媒体、移动通讯工具、网络终端等实现湖湘文化的快速广泛的传播，能够迅速扩大湖湘文化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湖湘文化。秉承湖湘文化的特质，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决定了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属性，具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动力湖湘文化以新媒体平台作为传播途径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推动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主要动力有：第一，湖湘文化属于地域文化的本质。文化对于大众的思想观念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由于大众的个人诉求不同，对于文化信息的关注也不一样，在新媒体传播中，受众很容易成为文化信息的传播者，兼有两种身份，加上一些受众的从众心理，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产生模仿学习行为，加快了湖湘文化的传播。第二，社会环境的影响。近年来，国家为了提升综合实力，加快了文化事业的建设，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大力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湖湘文化借助新媒体进行传播，也获得了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政策、措施方面的支持。第三，新媒体传播的经济性和实效性。新媒体作为湖湘文化的传播平台，比传统媒介更加经济实惠，传播的内容也更加全面，产生了实际效果也更加理想。第四，信息技术的支持。以数字化信息为呈现形式，以虚拟的网络平台作为传播介质，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克服了传统媒体传播中各种障碍性因素的不利影响，世界范围内网民数量呈现数量级式的增长，虚拟平台、匿名，无限自由，为湖湘文化实现瞬时和交互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第五，眼球经济的利益驱动。一些具有商业眼光的人士纷纷看好湖湘文化这块文化宝藏，通过精心的策略和科学的商业运作，开发其中的商业价值，借助新媒体平台实现自身的经营效益，因此，商业力量的推动也是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六，新媒体与传统媒介的整合效应。不可否认，广播电视、报纸刊物等传统媒介在湖湘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具有着一些优点和不足。层出不穷的新媒体可以弥补传统媒介在传播过程中的不足，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可以更好的发挥两种媒介类型的整合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形成传播合力，让湖湘文化传播的更远，影响的范围更大。
（二）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类型通常来说，信息的传播类型可以分为线性传播、环形传播、星形传播和网状传播等几种类型。湖湘文化以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总体上是一种全连接的网状传播。在这种网状传播类型当中，由于新媒体借助虚拟的网络平台，的是数字化的信息，所以，在网状结构当中的任何一个结点上，都可以围绕着湖湘文化的内容，形成相关的信息，并且进行湖湘文化相关信息的。同时，在各个网络结点上产生和的信息也可以用非线性传播的方式进入传播网络，实现在网状结构中的任何一个结点之间的连接，从而使湖湘文化信息由一点扩散到一个面，再由一个面传播到整个网络。这样的网状传播类型，体现了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交互性，各种信息的受众都是一个新的传播源头，还可以实时的进行交流互动，反馈相关的信息，进行评论，对于传统的一对一传播类型、一对多传播类型都是一种革命性的突破，也就导致湖湘文化的传播速度成倍增加。
（三）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模式文化传播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影响因素众多，过程也比较复杂。新媒体作为信息时代文化传播的有效手段，随着其广泛应用，必然对于文化的传播模式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中，与传统的媒介的传播模式具有着本质的不同，新媒体的传播采取的是一种“波纹中心模式”，这种传播模式比以往的人际传播、信息传播模式复杂。政府、社会组织、受众都作为这种模式中的调节者和引导者，文化信息实现大众传播就相当于平静的湖水中投入一粒石子，信息源就是那块石子，一旦传播出来，就会激起一圈圈的波纹，而且波纹在向外扩散的过程中，还会向中心产生反作用力，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体现出湖湘文化在新媒体传播中的动态性、社会性和复杂性。
（四）湖湘文化的新媒体传播层次湖湘文化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具有很明显的层次性，可以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内容也囊括了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历史宗教、教育科技、民风民俗等很多方面。这些内容各异、层次不同的湖湘文化在新媒体传播中，也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第一个层面是认知层面，受众会对于湖湘文化产生初步的感知，记忆基本的文化知识。第二个层面是态度层面。受众在通过新媒体接受了湖湘文体中的精神意识、价值观念体系之后，引发了受众在情绪方面的变化，产生独特的情感体验，受到文化的感染和影响。第三个层面是行动层面，即受众在通过新媒体接触到了湖湘文化之后，对于自身的态度、认知都产生了影响，从而在行为习惯方面产生一系列的改变。由于现代人对于网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生活中各种信息的获得大部分是通过网络，阅读电子产品，观看视频资讯，湖湘文化通过这些形式向广大受众传播海量的信息，对于人们的认知、态度、行为产生影响，传播和弘扬湖湘文化。
四、结语
总之，网络的迅速普及，各种便携轻巧的网络终端的广泛应用，改变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催生了各式各样的新兴媒体。各种信息也借助这些新媒体，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发展，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带给了人们愉悦的精神享受。湖湘文化历经数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具有着深厚的文化基因，借助着新媒体平台，实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也得到了不断传承和丰富，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具有着特定的内容和形式，体现出湖湘文化在网络时代的传播属性。在当今信息时代，发挥新媒体传播的优势，规避各种不利的影响，可以有效的实施湖湘文化的“走出去”战略，让湖湘文化走向更大的舞台，为实现文化繁荣，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扩大文化交流，带动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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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域文化资源 盐城 形象传播
城市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活动中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城”为地域概念，即人口集聚地；“市”为商业概念，即商品交换场所。最早的城市雏形，是因商品交换集聚人群，先形成市场后出现城市。[1]这种集结了人群和商业气息的所在地由于交流频繁，文化资源相对丰富，日益成为城市形象的基础，体现着城市的发展特色和品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文化依托于城市载体，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内容和城市个性的标志，没有优质的城市文化作为支撑，城市的发展就缺乏动力，就无法优化和提升城市形象，并影响社会公众对城市的全面评判。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是城市发展的历史根基，决定着城市的未来，一个城市没有文化资源就没有灵魂。所谓“冰城”“泉城”“榕城”等都是从某一个角度对城市文化个性的浓缩和凝练，是城市的形象品牌。盐城地处风景秀丽的黄海之滨，是江苏省土地面积最大的市，人文荟萃，尤以“东方湿地、水绿盐城”闻名，生态环境优美，文化资源丰富，底蕴丰厚，其城市形象展现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盐城地域文化资源现状
盐城位于环渤海经济圈与长三角都市圈的结合部，具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自然资源优势和人力资本优势，经过几千年历史传承和积淀，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盐城文化名人有施耐庵、书法家宋曹等以及现代“二乔”（胡乔木和乔冠华）。盐城是全国著名的杂技之乡、淮剧之乡，文化底蕴深厚。不同于连云港和淮安之城味，盐城集中展现了“东方湿地、水绿盐城”的主题，其地域文化丰富。
盐城以盛产“淮盐”而享誉华夏，具有2000多年的海盐文化历史。盐城因盐置县，因盐而名，是国内唯一一座“盐”城。“盐，卤也。天生曰卤，人生曰盐。”（许慎《周礼・天官》）据有关资料，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即“煮海为盐”，《史记》载“东海有海盐之饶”。秦汉时则“煮海兴利、穿渠通运”，已成为渔盐兴旺之地。公元前119年建立盐渎县，当时这里遍地皆为煮盐场，到处是盐河，“渎”就是运盐之河的意思。公元411年更名为盐城县，“环城皆盐场”由此得名。唐时，盐城有“盐亭一百二十三所”，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盐业生产中心。县里的地名也多与盐相关，如灶、堰、仓、圩、滩、垛、荡等。可以说，盐城处处散发着浓郁的海盐文化气息。范公堤、串场河，包括淮剧，都是海盐文化的产物。中国海盐博物馆、串场河景观带、水街等海盐风貌区集历史之大成，是盐城的名片，是盐城城市之魂，见证了盐城发展的历史。
盐城湿地生态文化丰富。据有关资料，盐城保护区处于暖温带与北亚热带过渡地带，主要受海洋性和大陆性气候影响，年平均气温为13.7-14.6℃。光照充足，雨水丰沛。盐城有4550平方公里的沿海滩涂，原始生态保持完好，被誉为“东方湿地，百河之城”。这里是丹顶鹤的家园、麋鹿的故乡，建有世界上第一个部级珍禽自然保护区、世界重点湿地保护区。有以丹顶鹤等为代表的国家一级野生动物12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7种，保护区内有29种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红皮书中。其中鹤文化已渗透到中华文明的许多领域，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更是感动了许多人。这里水系发达，水乡特色显著；沿海地势平坦，区域开发条件良好，空间开发潜力较大。
新四军文化是盐城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北有个延安，苏北有个盐城”，新四军是盐城红色革命的标志。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盐城境内共248处革命遗址，目前有新四军纪念馆、华中鲁迅艺术学院烈士墓和抗大五分校旧址等。新四军纪念馆是国内较全面反映新四军历史的综合性纪念馆，由主馆区、建军广场、新四军重建军部组成，其中新四军重建军部在泰山庙内，是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时的军部所在地，陈列着文物、史料、图片等。
除了以上文化类型外，盐城还有淮剧杂技文化。这些文化日益成为城市形象传播的重要内容。众所周知，今天的城市文化面临着趋同的严重威胁，单质化与同质化现象严重。如何有效利用城市历史文化资源要素，实施城市形象传播策略，将城市文化资源同城市形象建设结合起来，推进城市形象传播，实现城市资源的利益最大化，使城市成为宜居和充满魅力的幸福之所，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系统工程，也是当前城市管理者需密切关注的问题。
二、地域文化资源与盐城城市形象传播策略
城市形象是城市发展在文化意义上的表现，即通过对城市文脉资源、历史文化等静态的和动态的要素进行梳理，探究如何对城市文化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概括和评价，在整体上展示城市形象，推广城市形象。“构建城市形象就是创造城市所属的城市文化符号，并把这些文化符号向外、向内传播，让社会对城市形成良好的整体认知。城市形象传播对城市新形象的全面塑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城市形象实质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符号，是城市的无形资产。面对丰富的文化资源，让社会对城市形成良好的认知，这里面就涉及城市形象传播的策略。
《焦点》的内容涵盖了湖北文化的生存环境(包括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人文精神等主客观因素，传播着湖北文化的精髓。而且，它采取新闻解读、新闻现场、记者感言、专家点评、背景链接、编者按、题记等多种形式，通过大特写式主照片与多幅关联照片的较完美组合，集中表现一个主题，全方位反映新闻事件的过程和结果，展现人物的精神面貌，无疑增强了传播效果。
一、形象展示客观环境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使得人类必须认识环境，与环境保持和谐的状态。人与客观环境的关系时常成为新闻报道关注的内容。《焦点》涉及的客观环境既包括湖北的地理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北气候温润，山川雄奇，物产丰富，以“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著称。《焦点》的报道包含着对湖北地理环境的一种情感抒发。它笔下的地理环境不但为人的繁衍生息提供了一个适宜的活动背景，而且在特定条件下烘托人物性格、心理。突出了地理环境与人的互动。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千鸟飞来，沉湖不冷》，展现合理利用生态资源的《恩施模式：深山唱响生态曲》。主题鲜明，画面简洁，文字优美，融情于景，给人一种如临其境、赏心悦目的感受。
湖北地域辽阔，风俗习惯、历史遗迹、生产关系、社会意识等社会环境的发展现状与变迁，也成为《焦点》的报道内容，因为它们与人物的思想、行动密不可分，某种程度上是人物感情的外化，通过地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反映到社会环境的构建之中。如《影子新娘的7000次婚礼》关注了土家族著名的“哭嫁”习俗。《青砖青瓦诉沧桑》，展示的是宝石河南北两岸保存完好的百余栋明清古民居，既承载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内涵，又是对当今一些地方盲目扩建而损毁古建筑之风的无声批判。《一个乡村的美丽嬗变》，则从建设宜万铁路让火光村旧貌换新颜的角度入手，揭示了农村城市化带来的可喜成就。
传播学中有一个观点叫“视野制约效果”，即公众对于事物的印象依赖于大众传媒的报道。《焦点》描述客观环境，实际上为公众了解湖北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在营造寓意深刻的文化氛围的同时，用视觉图像更新或者强化着读者对湖北的思考。
二、突出表现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体现了文化形态的动力性，反映着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理想的追寻、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忠诚等内容。周积明在《文化分区与湖北文化》中提到，2003年5月在一次关于湖北文化精神的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归纳出湖北文化的“四大精神”：创新、爱国、开拓、兼容。湖北地处九省通衢，承南接北、牵东连西的环境，造就了湖北文化的包容性。《焦点》坚持“三贴近”原则，以人为本，以小见大，记录具有时代性和典型性的新闻事件。
《“寒冬”里，乡村年味浓》，表现的是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湖北通山县作为劳务输出大县势必受到影响，而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也带来了传统年文化和亲情的回归。《青春创业正当时》讲述了武汉大学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发挥聪明才智，自主创业的故事。在《五种皮肤，创造生命奇迹》中，恩施女孩接受猪皮、父亲、母亲、自己以及欧洲皮库捐赠的五种皮肤移植，而延续生命，画面展示了文字难以描述的生命奇迹。《苗语：一个人的守望》，通过鄂西大山的苗语老师冯万清为了保护民族语畜，传承苗族文化殚精竭虑，孤独坚守的精神风貌。
三、注重传播核心价值
《焦点》把握住了湖北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提倡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海纳百川、执着坚韧的精神气质，无论主人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分工有什么差异。他们的命运和人生轨迹都能够始终牵动着读者的心。这种人文精神的称颂，不仅仅是向读者传递信息，而且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刻画影响读者的行动。甚至使自身的价值观念发生改变，因为《焦点》依托于媒介，具有社会行为的示范效果。
关键词：民族地区地域文化 电视传播 原生态 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①。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②，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③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正是由于电视的适用程度与普及率最高，它才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不仅具有文化价值，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地域文化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传播可以让其传播范围大大提升，让地域文化以它的繁衍地为基点，超越地域的局限传播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从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播和保护民族地区的电视节目应运而生，这类节目的出现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各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更加激起了人们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原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让原生态文化能继续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因此，电视传播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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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完全可以用来体现与表达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与电视媒体的结合，是新时代文化生态圈中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起到了把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传播的积极作用，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领域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在通过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纪录片和电视文艺节目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推广中被运用得较多。通过制作关于地方风情风貌的纪录片，可以集中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这在目前电视节目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在年时曾播出纪录片《走进恩施》，就把湖北恩施这个全中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展示给全国观众，介绍了恩施州的哭嫁、跳丧等民俗，让人们去感受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情，进而领略到当地的文化特色。而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文艺节目就更加多样化了。电视文艺节目是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选择和编排文艺节目，经过电子技术手段的二度创作，构成充分电视化的、独立完整的电视艺术作品，给观众以多样化和整体的审美享受。比如从年开始，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引起公众和文化界对原生态唱法的追捧，笔者认为，原生态唱法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比赛，而在于展示，是基于电视媒介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一种展示。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策略建构
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以“营销城市”的理念展现地域文化的有效战略，体会到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那么电视在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时应如何建构传播策略呢？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信息之门，也把地域文化展现于现代公众的视野中，并有可能引起极大的关注，有利于强化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很多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不被其他民族所知晓或者是认同，但是经过电视传播后，在现代传媒的引导作用下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对民族文化特质的认同感，同时也让当地人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可以促进民族的和谐，让民族文化从自发的传承转向自觉的保护。我们还以年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为例，比赛将各地的原生态文化进行了展示，这种展示不仅让现代公众得到新的娱乐，也可以大大提升原生态共同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可以增加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传承动力。
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电视媒介在传播时，会自觉地选择地域文化的一些具有影像特征的要素加以传播，这是电视媒介自身的要求，也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中，原生态文化是其重要方面，原生态文化会借助当代影视的传播载体，并由此寻求进一步与外界更多的接触，期冀向外界传播带来价值上的认同和经济上的利益。这种传播就使得本来远离这些文化形态的人群开始关注这种文化形态，并更多地借助于电视媒介了解原生态文化的特征。④如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大型晚会，节目在呈现恩施地域文化时，还多角度完整地表现出了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通过这种传播激起人们对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的意识。
对地域文化中一些存在非议的问题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品牌的专利归属之争可能会愈加激烈。几年前曾经发现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等两家官方网站将《龙船调》列为“湖南民歌”范畴，造成侵权。《龙船调》其实是湖北恩施利川地区著名的文化名牌，近年来，利川市加大了对这一特色名片的宣传和保护力度。年，利川市就斥巨资拍摄大型音乐电视片《龙船调》，请著名歌星汤灿演唱《龙船调》，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让《龙船调》这一文化品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另外，在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这期节目中由恩施地区的演员清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再次向外界表明了《龙船调》的发源地在恩施，而非湖南民歌。这表明利用电视传播面广的特质可以对地域文化保护和传承起到较好的作用。
关键词：民族地区地域文化 电视传播 原生态 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①。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②，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③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正是由于电视的适用程度与普及率最高，它才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不仅具有文化价值，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地域文化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传播可以让其传播范围大大提升，让地域文化以它的繁衍地为基点，超越地域的局限传播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从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播和保护民族地区的电视节目应运而生，这类节目的出现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各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更加激起了人们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原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让原生态文化能继续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因此，电视传播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电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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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技术手段，完全可以用来体现与表达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与电视媒体的结合，是新时代文化生态圈中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起到了把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传播的积极作用，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领域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在通过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纪录片和电视文艺节目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推广中被运用得较多。通过制作关于地方风情风貌的纪录片，可以集中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这在目前电视节目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在年时曾播出纪录片《走进恩施》，就把湖北恩施这个全中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展示给全国观众，介绍了恩施州的哭嫁、跳丧等民俗，让人们去感受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情，进而领略到当地的文化特色。而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文艺节目就更加多样化了。电视文艺节目是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选择和编排文艺节目，经过电子技术手段的二度创作，构成充分电视化的、独立完整的电视艺术作品，给观众以多样化和整体的审美享受。比如从年开始，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引起公众和文化界对原生态唱法的追捧，笔者认为，原生态唱法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比赛，而在于展示，是基于电视媒介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一种展示。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策略建构
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以“营销城市”的理念展现地域文化的有效战略，体会到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那么电视在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时应如何建构传播策略呢？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信息之门，也把地域文化展现于现代公众的视野中，并有可能引起极大的关注，有利于强化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很多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不被其他民族所知晓或者是认同，但是经过电视传播后，在现代传媒的引导作用下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对民族文化特质的认同感，同时也让当地人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可以促进民族的和谐，让民族文化从自发的传承转向自觉的保护。我们还以年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为例，比赛将各地的原生态文化进行了展示，这种展示不仅让现代公众得到新的娱乐，也可以大大提升原生态共同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可以增加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传承动力。
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电视媒介在传播时，会自觉地选择地域文化的一些具有影像特征的要素加以传播，这是电视媒介自身的要求，也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中，原生态文化是其重要方面，原生态文化会借助当代影视的传播载体，并由此寻求进一步与外界更多的接触，期冀向外界传播带来价值上的认同和经济上的利益。这种传播就使得本来远离这些文化形态的人群开始关注这种文化形态，并更多地借助于电视媒介了解原生态文化的特征。④如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大型晚会，节目在呈现恩施地域文化时，还多角度完整地表现出了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通过这种传播激起人们对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的意识。
对地域文化中一些存在非议的问题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品牌的专利归属之争可能会愈加激烈。几年前曾经发现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等两家官方网站将《龙船调》列为“湖南民歌”范畴，造成侵权。《龙船调》其实是湖北恩施利川地区著名的文化名牌，近年来，利川市加大了对这一特色名片的宣传和保护力度。年，利川市就斥巨资拍摄大型音乐电视片《龙船调》，请著名歌星汤灿演唱《龙船调》，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让《龙船调》这一文化品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另外，在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这期节目中由恩施地区的演员清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再次向外界表明了《龙船调》的发源地在恩施，而非湖南民歌。这表明利用电视传播面广的特质可以对地域文化保护和传承起到较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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