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福克纳；地域文学；《献给艾米丽的玫瑰》
0 概述
威廉・福克纳出生在美国南方并在南方长大，他的创作深受南方地域的影响，无论是主人公的形象还是小说的主题都带有浓厚的南方特色，并且深刻反映了南方文化。其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是“约克那帕托法世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他的地域文学特色。
1 福克纳的文学特色
福克纳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其文学创作常以其家乡作为背景，例如他虚构的“约克那帕托法”县就是以他的家乡为模板，这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福克纳本人有“现代经典作家”之称，他也是美国南方文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福克纳的作品描绘了美国南方的自然环境以及风土人情，他通过运用南方方言及南方的文化标志使其作品极具南方地域特色。
福克纳的短篇小说中往往会出现很多人物，这些人物各具特色，他们代表的不是个体而是各种各样的美国南方人。小说呈现出人物多样化，时间空间立体化的特点。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上福克纳并不是一味的遵循传统的时间线索而是打破时空观念，不断插入新的故事，使小说变得复杂化。福克纳的刻意行为加重了读者阅读的难度但同时也给读者带来无限的乐趣。
福克纳还多用象征手法，使平凡的故事变得丰富多彩，他赋予简单的故事情节以深层的含义，在这点上福克纳小说的题目十分具有代表性。他的标题看似简单而且似乎与文章的主题并没有多大的联系，但事实上却深化了主题。例如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这个题目似乎与小说内容并没有多少直接的联系，因为小说中并没有出现玫瑰。但是玫瑰有更深层的寓意―爱情。在小说中艾米丽没有得到完美的爱情，她伤心抑郁，将心爱之人杀死在家中，从此以后她便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作者以献给艾米丽玫瑰为题，表达了对艾米丽的敬意以及带给她完美爱情的愿望。
2 地域主义文学
地域主义文学，又称文学地域主义，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从其命名可看出地域文学是体现某一特定区域特征的文学，例如某一地域的自然风貌，人文景观，方言，风俗等。地域主义文学深受新英格兰地区与美国西南部幽默主义的影响，成为南北战争以后的主流文学。在地域文学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影子，虽然地域主义文学作者偶尔会脱离平凡的生活去追寻异域色彩，但他们仍然努力做到忠实与准确的描写。
2.1 地域主义文学的历史背景
地域主义文学是伴随着现实主义的到来而到来的，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首先，南北战争之后人们开始厌倦浪漫主义，而将注意力转向对于社会现实的描绘上，于是现实主义开始登上文学舞台。地域主义文学是具有浪漫主义色调的现实写照，作品中的自然风光，人物语言，风俗等都是特定区域的完美再现。其次，内战结束后人们在收拾战争残局的同时开始渴望尝试新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地域主义文学满足了人们对其他的地区的好奇心，促进了不同区域人民的相互了解。再次，19世纪末工业迅速发展，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移民。地域主义文学以描写理想化的乡村生活为主，缓解了人们对于故乡的思念之情同时缓解了城乡之间的矛盾。
2.2 地域主义文学的特征
背景：地域主义文学强调自然因素，故事发生的地点一般都很遥远或者是作者杜撰的地方。背景与整个故事紧密联系在一起，有时背景也会成为角色之一。
人物：地域主义文学的人物具有某个特定地区人民的普遍性格特征。地域主义文学强调人物的共性而不是个性，这些人物是一类人物的代表。他们时而古怪时而固执，他们通过方言以及其他特定的个性特点来表现他们对于传统方式的执着。
叙述者：地域主义文学中的旁白者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观察主人公的行为，并且从中得出结论。叙述者在乡村群众与城市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情节：地域主义文学没有太多曲折的情节，故事大多围绕着主人公所在的社区或参加的仪式展开。
主题：许多地域主义文学都反映了对变化的厌恶之情和对过去美好生活的怀念。社区外来者的入侵往往象征着城市生活方式与传统乡村价值观的矛盾与冲突。
2.3 地域主义文学运用的技巧
首先，使用方言以增强地域特色的可信性和主人公区域特征的真实性。其次，对细微琐事进行详细的描写以增加对该区域的理解。再者，频繁采用具有该区域特色的故事模式，从而增加区域特征。
3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的地域色彩
福克纳出生于美国南方，并在那里长大，他对南方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典型的南方人形象。福克纳热爱南方，珍视南方的传统价值观，但同时也意识到了南方的落后，如南方的奴隶制。福克纳想探索过去与现在的有机联系，从而找出问题的根源。《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创作于1930年，是福克纳“约克那帕托法”世系小说的一部。这部短篇小说极具南方特色，是福克纳地域文学的典型代表作品。
3.1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故事情节
艾米丽出生于约克那帕托法县杰斐逊镇的贵族家庭，虽然家庭已经没落但是艾米丽的父亲仍然遵循南方传统的价值观念。他们自视高人一等，对于平民不屑一顾。这样保守固执的观念毁了艾米丽的青春与婚姻。艾米丽的父亲死后她爱上了北方男人荷马・伯隆，但是镇上的人却横加阻拦，先是派牧师进行说服，然后由艾米丽的堂姐出面进行干涉。艾米丽自知爱情梦想破灭后毒死了荷马，从此以后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
3.2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的南方情节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是福克纳著名的短篇小说，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福克纳的南方地域色彩。艾米丽个人形象的塑造也可以很好的反映出福克纳地域文学的特色。艾米丽不是单一的某种象征，她不仅仅代表了像她一样的南方贵族同时也是旧南方的象征。福克纳一方面深爱着他的这片故土，另一方面又意识到了南方落后制度如奴隶制给南方带来的弊端，他不仅塑造了艾米丽这一充满矛盾的人物，同时也塑造了“我们镇上的人”这一矛盾的群体。福克纳让艾米丽成为南方矛盾性人物的一个典型代表，作为一个南方人从小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长大对爱情充满了渴望却又被爱情抛弃，是南方传统观念与北方新理念斗争的牺牲品。艾米丽是父权主义思想的受害者，而父权主义思想是南方根深蒂固的传统。这是因为在南方的主要经济形式是以家庭种为主的种植园经济，而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则就享有绝对的权威，他可以控制家庭每位成员的命运。专职独裁的父亲形象是福克纳系列小说的一个特色。艾米丽的父亲赶走了所有来求爱的青年男子，剥夺了艾米丽爱情和婚姻。同样，艾米丽身上也具有南方人眼中贵族妇女应有的淑女风范。这是南方人引以为豪的文化传统，在南方人眼中，贵族妇女应该具有骄傲矜持的个性，同时又依附于男人。在福克纳的笔下艾米丽自始至终保持着坚强的形象，即使到去世之日也保持着旺盛的活力。除了对于南方的眷恋，福克纳也表现出自己对于南方旧传统的批判。艾米丽曾教授过瓷器彩绘课，当她的最后一个学生离开后她将大门关上了而且永远的关上了，她始终不肯接受新思想，最终带着她的旧思想一起埋入黄土。
4 结语
福克纳用他独特的手法诠释了他对于故乡的特殊感情―眷恋与批判，通过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美国南方的历史与文化。福克纳的“约克那帕托法”系列小说充分的展示了福克纳文学创作中的地域色彩，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参考文献
[1]哈特・莱宁格尔. 牛津美国文学词典[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2]李继文. 福克纳小说中南方方言地区标志与社会文化标志[J]. 宁德师专学报， 2003，4： 63-65.
[3]刘英. 文学地域主义[J]. 外国文学， 2010， 4： 98-159.
一.是否可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0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教师语言具有规范性、针对性、启发性、鼓励性和审美性等特性，其中的“规范性”就是指用语规范，要符合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明确一致的标准。作为国家推广普通话的重要途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自觉使用普通话。但是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明文规定教学语言不能适当使用地域方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6条同时规定“本章有关规定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使用方言”，其中的情形（四）是“出版、教学、研究中确需使用的”。可见，在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适当使用地域方言是可行的，并没有违反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
二.有无必要
在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适当引入地域方言作为教学语言有无必要呢？根据我从事中学语文教学近30年来的体会，我认为很有必要。
首先，有利于传承地域历史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曾说：“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地域方言反映了一个地域的历史文化，因而有保护和传承的价值。国家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方便全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并没有消灭地域方言的目的。因而，在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适当引入地域方言，对保护地域方言和传承地域文化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其次，有助于增添语文教学的趣味性。学生们对自己的母语都比较熟悉，在教学过程中，恰当引入地域方言作为教学语言，会让学生有一种亲切熟悉的感觉，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生动幽默是取得良好课堂效果的法宝之一，应体现在语言丰富、表达灵活、激发热情、活跃课堂、深刻智慧，促使学生在笑声中领悟教师语言所蕴含的丰富知识。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合理引入方言进入教学活动，因势利导，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从而找到语文学习的乐趣。比如讲授话剧《雷雨》（人教版高中《语文》第四册），在教学过程中就可以尝试让学生扮演不同角色，用家乡方言来进行演出，同学们通过与普通话一对比，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语言现象，也有助于加深他们对课文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理解，教学效果比单一使用普通话进行教授要显著得多。当然，教学语言不能只是为生动而生动，为幽默而幽默。如果脱离了教学内容和实际需要，一味地取笑逗乐，只会给学生以粗俗轻薄之感。
再次，有助于语文知识的讲授，特别是有助于解释一些音韵现象。有些古诗词现在用普通话读起来似乎没有押上韵，学生理解不了用韵情况。这是因为语言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些字的韵母部分由古至今读音发生了改变。例如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首诗一、二、四句押韵，在讲解时很多同学不理解“斜”为何与“家”“花”押韵。我指导他们用洞口方言读，洞口方言里“斜”读qiá,同学们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这是古音改变的结果。
三.如何使用
一是要联系内容、合理安排。什么内容适合引入地域方言，教师在讲授之前要进行判断，认真分析引入方言教学的效果如何。一般来讲，话剧最适合引入方言，小说、演讲词次之，诗歌、散文要根据不同地域方言具体对待，其他文体不适宜引入方言。古诗词一般不适宜引入方言，但也不可一概而论，比如用洞口方言来朗诵白居易的《琵琶行》就别有一番风味，朗朗上口、抑扬顿挫，很容易打开课堂教学气氛，师生在开怀一笑之后，很容易就能进入诗歌里那种离愁别绪的氛围。此外，时间安排要合理，使用频率要适度。不能为了活跃课堂气氛，本末倒置，过度依赖方言来展开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引入方言作为教学语言只是一种辅助形式，普通话始终是主要的教学语言，这一点不容忽略。事实上，过度使用方言来教学很容易使学生对教学形式失去兴趣，也不利于语文知识的掌握。
二是要形式多样、讲求实效。我们所说的教学主要指课堂教学，但不限于课堂教学。如何引入地域方言来进行教学，每个教师可以根据各地方言的面貌，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态度来合理安排，选取合理的形式来展开。可以是教师用方言诵读，也可以是学生扮演课文人物用方言对话；可以在课堂上安排一定的时间来进行，也可以利用学生课外活动来展开，比如方言版的话剧、小品演出或诗歌诵读。总之一句话，要讲实效，这个实效就是要有利于语文教学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注意两点
第一、不忘国策。推广普通话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语言政策。学校是推广普通话的前沿阵地，每一位教师都应成为推广普通话的模范。普通话必须成为教师的职业语言。如果一位教师只会用方言土语教学，那么，即使他妙语连珠，也算不得规范化的语言。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引入方言来教学只是一种辅助手段，不能因此而影响了学生的普通话学习和掌握。实际上，聪明的教师会在引入方言进行教学的同时，引导学生主动把家乡方言与普通话进行比较，让他们去领悟家乡方言与普通话之间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的异同，从而为学生更好地掌握普通话打下良好的基础。
关注文学写作的区域性、地方性，确实为文学研究展开了一重全新的空间。尤其是在特定的文学领域，这种研究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视野。在华文文学研究中，有些学人就将地方性知识、地域文化、地方诗学、身份认同等理论问题引入了批评领域，使得阐述策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化。比如有的华文文学研究专家针对流行的“大同诗学”，针对性地开辟出“地方诗学”的阐释路径①，就是一种显著的学理推进。但学界能够就普遍主义、特殊主义进行如是理性思辨的并不多见，尤其是在论述国内文学的时候。他们针对地域文化的论述往往转化为一种本质化的断想，即毫不犹豫地将区域文化普遍化为文学的一种成熟品质。
在当代文学叙事与理论批评话语中，地域文化确实至为重要。大到东方主义、帝国主义为理论背景的“民族寓言”，小到以普通话为现实参照的“马桥”式方言腔调，地域性书写策略几乎成为当代文学无以逃脱的宿命。以此为基础，慢慢形成了一种当然的逻辑：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地域的，越是全球的；越是文化的，也就越是文学的。
其实，地方书写并不能必然地就成为文化的良性载体。“寻根”文学曾经在上世纪八零年代中期的“文化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些作品的标题就暗示了书写的强烈地域色彩。比如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鸡窝洼的人家》，李杭育的《沙灶遗风》，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在“寻根”文学的最初倡导中，地域书写亦最是瞩目。韩少功曾在《文学的“根”》中说：“近来，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是：作者们开始投出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带上了浓郁的秦汉文化色彩，体现了他对商州细心的地理、历史及民性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则颇得吴越文化的气韵。杭育曾对我说，他正在研究南方的幽默与南方的孤独。这都是极有兴趣的新题目。与此同时，远居大草原的乌热尔图，也用他的作品连接了鄂温克族文化源流的过去和未来，以不同凡响的篝火、马嘶与暴风雪，与关内的文学探索遥相呼应。”这一时段，作家与地理版图确实构成了有趣的对应。评论家季红真随后的论述更是详尽：“及至1984年，人们突然惊讶地发现，中国的人文地理版图，几乎被作家们以各自的风格瓜分了。贾平凹以他的《商州初录》占据了秦汉文化发祥地的陕西；郑义则以晋地为营盘；乌热尔图固守着东北密林中鄂温克人的帐篷篝火；张承志激荡在中亚地区冰峰草原；李杭育疏导着属于吴越文化的葛川江；张炜、矫健在儒教发祥地的山东半岛上开掘；阿城在云南的山林中逡巡盘桓……”②显然，寻根者共同的愿望是，希望在人迹罕至或相对偏远的地区去发掘传统文化的遗留，其目的在于用过去来照亮现在，寻找到民族的“自我”。不过，这些倡导招致了一些学人的不满。有着强烈介入意识的李泽厚就认为，寻根文学没有反映时代主流或关系亿万普通人的生活、命运的东西，欠缺战斗性。“文化”成了回避社会问题的坚硬龟壳。他如是反问：“为什么一定要在那少有人迹的林野中、洞穴中、沙漠中而不在千军万马中、日常世俗中去描写那战斗、那人性、那人生之谜呢？”③有评论家于是耿直地建言：“文学的根，就在那千姿百态的当代文化形态之中，作为当代小说，只能以当代生活作为自己的土壤，因为这土壤同样体现着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形态。”④唐弢的观点亦颇有启发，所谓寻根是移民文学的事，国内作家的根就在脚下，因此，真正要做的是踏踏实实写作⑤。李泽厚、唐弢等人其实已经隐约地察觉到，纯粹地倡导文学与特定地域的文化关系，并不能从根本上改观文学的境况。或者说，文学品质与地域文化书写并无等号关系。不过，在当时他们都没有去详究内在的缘由。
二
其实，稍稍注意这些作家的生平与写作就不难看出，他们不过是将地域书写贴上文化花边而已，其里子依旧是知青写作的一种转化和升华。郑义、张承志、李杭育、张炜、阿城、韩少功等作家，都曾是下乡知青。莫言、贾平凹则是自小在农村长大。在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倒转过来说，是地域、乡土成就了作家。不难发现，不少作家在“寻根”之后就销声匿迹，因为他们已经耗尽生命旅程中有限的“乡土”经验。韩少功后来反思“寻根”时就曾清醒地指出：“总的来说，我们对于现代派的讨论，对于寻根的讨论和关于现代派与寻根的创作实践，都有一种早产现象，或说是早熟。这早产早熟便带来一种根基不扎实、先天不足那样的虚弱。中国开放的门突然一打开，就呈现出很饥渴的状态。对国外的东西表现出充分的饥渴和吸收，睁大着双眼来看世界，并且，马上就从外国现代派作品中横移过来一些手法、观念，并不是自己血肉的东西，弄了一阵就显得一些作品跟不上，后力不济。寻根也是这样。突然一下子大家都来谈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啊，对传统的分析啊，历史文化的积淀啊，名词很多，铺天盖地。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有多少研究，不管是学术上的理性的研究，还是感性的认识，都不足。但是口号却已经提到前面去了。这就形成了早产。”⑥可见，因时代的原因，当代作家的主体部分既没有透彻了解西方，也没有深厚的传统国学修养。他们基本上是文化空心人，传统文化非属己之物，更非精神存在之一部分，因此只能把文化处理成逆时的有待寻找的“神话”。陈思和的评论对象及其言说本身就体现了这种“神话”意识。他曾如是分析“寻根”中的“文化”概念：“文化固然有广义狭义之分。如按广义的解释，文化发展离不开时间的意义，所谓文化之根，只能是时间的逆向运动的结果——越是原始的，越接近文化之根。如按狭义的解释，文化发展只是一种由朴到繁，再由繁返朴的无穷演化，时间无意义。文化之根，反映了文化的精神内核。”⑦这种广义狭义的区分值得推敲，而其中“逆向运动”“原始”“精神内核”等词汇则明显寓含了一种本质化的“神话”诉求。当这种“神话”演变为对去中原化小文化传统的渴求时，其猎奇色彩就相当浓厚了。有论者曾略带刻薄地指出，“寻根文学”的作家大部分都是城市人，他们是在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的时候，接触到了一些民俗性的东西，但他们并没有亲身感受到这种文化。他们跟马奎斯不一样。马奎斯从小就在那种文化里面生活，他对自身的文化是有感情的，对这种东西就跟自己的血液一样熟悉，而我们的寻根作家只是在猎奇而已⑧。这一印象式批评至少暗示，与贾平凹、莫言浸润乡土之中相比，知青与寻根的许多作家往往与之缺乏一种生根发芽般的属己关系。正因此，贾、莫一直无法出离乡土，并且在书写风格上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持续性。
其实，任何书写都有地域性。哪怕是极端观念化的写作，都必然地与特定的空间场域发生关联。卡夫卡的创作依旧脱离不了一定的空间场域。所谓的地域文化，其实强调的是一种书写的在地文化属性。或者说，强调空间场域在特定文本形式中的文化属性。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卡夫卡文本中的空间场域是“去文化”的呢？显然难下简单论断。如前所述，寻根文学、乡土文学都涉及特定地域，但地域书写与地域文化并无必然的联系。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文学地域或写作的地域性更多的是为想象提供一个空间场域。在此意义上，贾平凹的“商州”、李杭育的“葛川江”并没有在根本上相异于陈染、林白私密暧昧的卧房浴室。
那么，不同的书写空间有没有等级与优劣之分呢？描写千年古刹、亭台楼榭的是不是就比流连发廊按摩院、迪厅酒吧的更有文化优越感呢？徜徉于大漠、山水的是不是就比痴迷于鸡零狗碎的多了张文学入场券？显然，任何一个略有阅读经验的人都可能出示反对意见。以此反观，前面的论述好像使得当代作家群体整体上低智化了——竟然异口同声地视“文化”为救命稻草。很显然，他们并不需要一个隔代的批评者在这里隔膜地指手画脚。确实，部分“知青”与“寻根”作家在特定的时段达到了应有的文学高度，一些作品比之后来者也毫不逊色。问题是，这些文学成就的取得并不是借助了文化之力，最多是依凭“文化热”潮流的挟裹，有了个文学之外的助力而已。“知青”与“寻根”作家乐于回望乡土，其实意在重温独特、体己的生命经验。插队，就是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连血带汗地挥洒在寂寞的田埂边、山林里。除此，生命的行囊里别无他物。借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东风”，正可以召唤回这段遗失的梦魂，为写作提供最原初的生命之源。因此，魔幻现实主义也好，文化“寻根”也好，均是在为这一写作行为披上合法外衣，并力图完成最高程度的文化赋值。不过，将体己的生命体验铭写在大漠中、林海里，因其地域特色，至少可以为创作赋予独特的个性。贾平凹、张承志、李杭育、乌热尔图、韩少功、郑义，天南地北，依山傍水，各有各的文学领地。空间场域的差异，无疑为他们的书写增添了多元的色彩。
三
与那个时代相比，当下空间场域的同质化，也使得不少作家创作个性尽失，面临新一轮挑战。这种同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是作家自身无法超越地域的影响，为书写的空间场域所“挟持”。大部分知青作家，以及李杭育、郑义、郑万隆、乌热尔图等“寻根”作家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他们在掏空生命行囊中的物件之后，就变得空空如也，基本结束了创作的生命。一些知名作家也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莫言，从成名迄今，一直无法走出那块粗鄙放诞的红高粱地。他过于信任自己乖张暴戾的文风，而疏于观念的介入。从《红高粱》到《檀香刑》《生死疲劳》，呈现的是一种近乎沉寂守一的单调风格。莫言让语言天赋淹没在了想象的空间场域里，乐此不疲，直至形神具损。贾平凹也是如此。大部分作品流连于鸡零狗碎的絮叨，与时代缺少必要的紧张。在此意义上，《废都》反倒难能可贵。在“知青”与“寻根”作家群中，韩少功算是不多的能持续超越自身的人。早期的《爸爸爸》《归去来》还迷恋于边缘山寨楚文化的别样风情，《女女女》就来了个风格切换，开始大胆尝试以楚文化诡诞的意绪去琢磨、参悟城市日常。之后，当他意识到寻根的危机，就开始寻求突破。八十年代后期起，创作开始融汇不少先锋色彩。近年的韩少功回到农村安居，似乎放了一个再“寻根”的烟雾弹。其实，这一阶段的创作，如《山南水北》已经与“寻根”时期有了根本不同：曾经的“文化”已经淡去，人与自然水融，并有了更为深沉的入世情怀。《赶马的老三》《第四十三页》等作品，执着于对公共正义的诗意构想，有着相当强烈的介入意识。这些文本的深刻在于：既清楚自由主义者的强项与短板，也十分明了道德哲学以及曾经的道德理想主义凌虚蹈空的弊病。在这里，制度与道德构成了公共正义的基本前提。这种比较并不意在怂恿作家都成为思想者、行动家，但在一个时代情绪之弦紧张到近乎崩断的语境中，作家如果闭目塞听，完全听任于依依呀呀的文学感觉，就不可能让个人的情绪通达宽广的时代。在今天复杂的社会情境中，过于简单的认知方式无疑是有损于文学品质的。
再有就是现代性的后果，使得作家遭遇詹姆逊所谓的“超级空间”。城市化的进程裹挟一切，作家普遍性地被抛离曾经的存在之家。作家们，尤其是青年一代，簇拥在窄狭划一的混泥土“火柴盒”里，可资忆念的只能是那一点点有限的同质化的空间经验。因此，在搁笔踌躇四顾时，他们往往惊异地发现自己的创作与别人的如同出自一个铸模，真假难辨，高下难分。韩少功对作家当下的生存空间有过精妙的调侃：“都市化背景下的生活方式，沙发是大同小异的，电梯是大同小异的，早上推开窗子打个哈欠也是大同小异的，作息时间表也可能是大同小异的。我们在遵守同一个时刻表，生活越来越类同，然而我们试图在这样越来越类同的生活里寻找独特的自我，这不是做梦吗？”⑨显然，现代社会在造就一个越来越近似的逼仄时空，从物件、个体的形貌、举止，到生活方式，都日愈一日地趋于同一。霍克海默、阿多诺对此痛心疾首，“文化工业终于使摹仿绝对化了”“现在的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⑩。以至于，“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11}
在这种情形下，作家面临一种更为致命的被书写空间场域挟持的危机。书写的空间场域开始反讽地充塞诸种资本—文化符号。当文化弥漫一切时，书写空间反倒消弥了，演化为一种无从捕捉的“超级空间”。在此空间中，作家与读者身份错乱，面目全非。韩少功等人兴冲冲地逃离钢铁水泥之城，与此定然有关。
注释：
①刘小新：《大同诗学想象与地方知识的建构——华文文学研究的两种路径及其整合》，《华文文学与文化政治》，江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季红真：《忧郁的灵魂》，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③李泽厚：《两点祝愿》，《文艺报》1985年7月27日。
④周政保：《小说创作的新趋势——民族文化意识的强化》，《文艺报》1985年8月10日。
⑤唐弢：《“一思而行”——关于“寻根”》，《人民日报》1986年4月30日。
⑥韩少功：《文学和人格——访作家韩少功》，《上海文学》1986年第11期。
⑦陈思和：《当代文学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⑧李云雷、鲁太光等：《三十年，大陆文学生态流变》，台湾《联合文学》2010年3月号。
【关键词】寻根文学；地域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262-01
中国新时期是社会文化发生着重大变革的时代，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始终在文化变革的浪潮中发展前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兴起了一股文化研究热潮，许多作家与学者将注意力转向文化视角以表现现实生活，并有意识进行文学文化研究。“寻根文学”则是其中引人注目者之一。
一定程度上说，透过寻根文学的发展能反映地域文化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转变了文学创作视角，地域文化书写方式的不断自觉。在20世纪80年代初与前30年小说创作观念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素是阶级地位与政治意识，文学创作上基本呈现为单一“政治视角”的规囿。文学作品里所表现的人性，体现出来的民族文化、历史连续性的内容都被认为是削弱作品政治与阶级意识，因而，这些作品便遭到冷落或批判。刻画地方环境、表现方言俗语、或描绘历史风俗都仅仅停留在人与自然、人与物的依存关系之上，作家们对地域文化的融入，在心理上表现为自然自发状态，即是为了追求大众化、通俗化而表现地域文化色彩。一定程度上说，孙犁《荷花淀》中诗情画意的“白洋淀风情”是为了歌颂英雄与劳动人民敢于斗争精神作的铺垫，或是一幅渲染的背景画。《创业史》中郭世富建造新屋架梁礼俗描写都算得是有意识通过描写形成的一种文化氛围，只是在追求一种地方色彩，歌颂劳动人民美德或表现移风易俗。所以，作品中呈现出的地域文化只能是片面、零散、模糊的。
其二，地域文化透视进一步深化，文本旨趣也不断升华。随着地域文化书写由自发向自觉的渐进，其在文学作品中产生着截然不同的艺术效果。在自发书写阶段，由于对地域文化的表现仅仅局限于方言俗语、自然生态等，与政治无关的较为浅显层次；描绘的历史风俗又都经过了政治过滤并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对于民族文化的共性、传统文化深刻反思、国民性剖析等都不敢或者不曾涉足。因而，在当时环境中，作家们所追求“民族风格”只能单纯算得是一种“阶级风格”，地域文化色彩在作品里的呈现只是起到了烘托、渲染作用。
在自觉书写中，尽管地域文化也是以构筑故事背景来作为故事人物赖以产生和活动舞台的方式而存在，但是，作家们都在着力经营自己熟悉的领地时，也已灌注了凝结作品各部分灵魂。“寻根”作家们明确了“寻根”的理论旨意，这使得地域风物具有了某种象征色彩。因此，文学作品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更深刻地表现为人与历史、人与文化关系。张承志笔下的“北方的河”算是民族性格的象征，是养育那位自强不息、奋斗搏击主人公的水土、血脉和生命力量之源泉。
可知，“寻根”作家们以更为开放的意识积极致力于对所熟知的一方水土的营构。通过对特定地区或局部地理、人文领域的开掘来思虑和拷问整个民族。同时，从各地特有风情意趣来浓缩一个民族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这也寄托了作家自己的忧患与沉思。内容的地域性、主题的总体性、风格的民族性等有机整合，这些使文学作品中文化内蕴和文学价值得到了一种整体提升。
其三，进一步丰富了艺术表现手法。文学创作中以地域文化作为小说质料，这对寻根作家们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会是多方面的。寻根作家们自觉地将地域文化作为小说的凸显对象，也站在了更广更远的历史文化视角，进一步将寻根小说创作纳入“人文主义”视野之中，积极采用忠实于历史和文化的艺术手法，以象征性的符号来熔铸出具有普遍价值文化结论与叙事图式。
从叙事结构看，地域文化既是现实的存在，又是历史的沉淀，既具有物质性，又具有精神性。因此，这些往往就成为了情节发展契机，结构安排的中心纽带，这样也有利于构建出不同风格的文本结构。
近年来，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越来越完备和细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绝大多数省份完成了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出版了韩明安编著的《黑龙江古代文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出版了学丛书编委会主编的《文学史》（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龙华编著的《湖南戏曲史稿》（湖南大学出版社），蓝华增著《云南诗歌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武陵出版社），古继堂著《台湾小说发展史》（辽宁教育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马清福著《东北文学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崔洪勋主编的《山西文学史》（北岳文艺出版社），陈永正主编的《岭南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王齐洲等编著的《湖北文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王剑丛著《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蔡靖泉著《楚文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陈庆元著《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钟贤培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张福三主编的《云南地方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潘亚暾、汪义生著《香港文学史》（鹭江出版社），刘登翰著《香港文学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田本相等编撰的《澳门戏剧史稿》（江苏教育出版社），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袁良骏著《香港小说史》（海天出版社），黄万机著《贵州汉文学发展史》（贵州人民出版社），陈明台著《台中市文学史初编》（台中县：台中市里文化中心），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罗可群著《广东客家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谭兴国著《巴蜀文学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傅德岷主编的《巴蜀散文史稿》（重庆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王永宽、白本松主编的《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彭放主编的《黑龙江文学通史》（北方文艺出版社），马宽厚著《陕西文学史稿》（中国文学出版社），古继堂主编的《简明台湾文学史》（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杨世明著《巴蜀文学史》（巴蜀书社），叶春生著《岭南俗文学简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白长青主编的《辽宁文学史》（辽海出版社），乔力、李少群主编的《山东文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河南省文学院编的《图说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吴海、曾子鲁主编的《江西文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孙海洋著《湖南近代文学》（东方出版社）；2005年齐鲁书社出版了王恒展著《山东分体文学史（小说卷）》，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戏曲卷）》，王琳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散文卷）》，李伯齐、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诗歌卷）》；2006年出版了冯肖华著《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台湾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香港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王嘉良主编的《浙江文学史》（杭州出版社），韩洪举著《浙江古代小说史》（杭州出版社），徐志平著《浙江古代诗歌史》（杭州出版社），聂付生著《浙江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刘登翰、庄明萱主编的《台湾文学史》（现代教育出版社），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王长华主编的《河北文学通史》（科学出版社），傅秋爽主编的《北京文学史》（人民出版社），徐宏图著《浙江戏曲史》（杭州出版社），等等。从地域来看，多数省份和直辖市有自己的文学史，目前仍然没有完整文学史的省份和直辖市主要是江苏、安徽、广西、陕西、青海省和天津市等地。
2011年6月18日，江苏省地域文化研究会在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这也意味着《江苏文学史》的编撰将提上议事日程。2011年8月17日，陕西省出版总社联合陕西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顶级力量启动“陕西文化研究工程”，其中就包括“陕西文学史”选题，这不但会为宣扬陕西文化作出贡献，而且将满足陕西省内高等教育改革与公共选修课教学的需求，成为特色鲜明、目标明确的地方文化通识教材，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安徽省地域文学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前期成果，但显然这一工作落在了其他省份的后边，《安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需要加快步伐。另外，各省内的地市辖区乃至县级文学史的编撰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出版的有戴言著《朝阳文学史》（香港：天马出版社，1993年），李近义编著《泽州戏曲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涂木水主编《临川文学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太原市艺术研究所编《太原戏剧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范培松、金学智主编《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王增文、刘同般著《商丘文学通史》（中原农民出版社，2005年），司全胜著《河洛古代文学概览》（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聂大受等著《陇右文学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静文著《幽燕文学艺术嬗变纬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等。而由曹培根主编《常熟文学史》（广陵书社，2010年）则被称为全国第一部县级市文学史。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城市文学史的研究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开拓空间，如继《苏州文学史》之后，《长安文学史》、《洛阳文学史》、《开封文学史》、《扬州文学史》、《杭州文学史》、《徽州文学史》等，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课题。从地域文学史的编撰现状来看，最为细致和全面的是浙江分体文学史和山东分体文学史，而江苏、安徽、广西和青海省的地域文学史仍然没有编撰完成，还有一些文化传统浓厚的城市文学史也有待人们开掘。
在地域文学史的编撰体例上，各地也存在一些差异，有些以作家作品为线索，有些以文体为纲领，可以说各有所长。在了解了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就来探讨它与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教学的关系。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完成对于各地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具有积极影响。地域文学史的编纂不但可以彰显我国各地文化传统的悠久深厚，而且可以体现各地文学风格的特色和差异，对大文学史很难兼顾的课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地域文化品格的提炼可以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也是我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对我国大文学史研究形成补充。陈小芒教授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地域性策略》一文中提出：“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充实地域文学内容，不仅可以开阔学生视野，而且有利于深化教学内容，有助于完善课程教学目标，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乡土自豪感，有助于承接乡土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1］从教学的层面来看，一部完备客观的地域文学史可以为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课程的特色化教学提供指导大纲，为学生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调查实践提供线索和对象；可以有效弥补各地高校在综合文献资源和数据库资源方面的不足，为地方高校汉语言专业的特色教学创造条件。在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教学中补充地域文学和地域文献内容可以让整个课程更加微观而细致，同时也有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使学生对于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得到提升，提高其服务社会扎根基层和地方的自觉性，进而为地方文化建设和研究培养一批后备人才。
在实践教学上，地域文学史所涉及的内容均是地域文学研究中比较突出的课题，这些课题可以成为实践教学的内容，可以组织学生以地域文学课题为对象开展实践训练，比如开展提高查阅文献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社会调查能力等方面的训练，加强对学生科研课题的选题和研究能力的培养等。总之，利用地域文学史所提供的线索，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任课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以地域文学文献和地域文化遗存为依托的实践训练，从而有效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和利用有限条件开展学习和研究的能力，真正形成地方高校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教学特色。通过以上对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概括，以及其与地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于地方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都是一个机遇。只有充分利用好地方文化资源，各地高校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文科专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走出一条特色化教学和发展之路。
1.全面学习与了解古代文学的需要。程千帆先生指出，中国文学中方舆色彩，细析之有先天后天的差异，先天者，原乎自然地理；后天者，原乎人文地理。无论自然还是人文原因，中国文学充满了地域色彩，这是其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在研究中受到了重视，但教学中以时间为脉络的分期与讲授方式，造成学生对古代文学地域性特色了解的缺乏，必然引起学生对古代文学认识的片面性。要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选择某一地域为窗口，在教学中渗透与引入其地域文化信息资源，帮助学生透视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从而弥补单一时间为轴来审视古代文学的发展之缺陷。因而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不能忽视地域文化资源的引入，这是中国古代文学自身特点提出的要求。
2.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依赖地域文化资源。现今中国高校教学改革出现面向经济、文化建设，面向地区发展服务的大趋势，古代文学作为提升学生人文底蕴的重要学科，也需要加强实践教学使传统课程教学焕发新的活力，从而也使学生从书本知识的单一获得转向实践考察理解与现实运用。这一实践教学的开展就要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依托，依靠地域文献资源、地域文化生态资源、地域戏曲资源等开展实践教学。同时，每一所高校，都会受到其所在地域的地方文化浸润，校园文化、师生语言、衣食住行等都会带上地方特色，这些为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展开实践教学无形之中提供便利。
3.学生参与地方文化保护的现实需要。培养学生文化传承和保护意识，加强和提升其人文底蕴，这也是古代文学教学目标之一。而在教学中最能引起其兴趣同时又切实可行的途径是以地方文化资源为对象，激发、培养其传承和保护意识，以实际行动参与到文化保护事业中来，成为本地文化保护的青年主力军。这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对学生而言，发动学生在文化保护的目标驱动下自主地通过社会调查、实地考察、文献考证等方式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地方文化做积极、深入的了解，必将提升他们的地方文化底蕴。另一方面，对地方文化保护来说，高校生源与毕业生就业地的选择都会带有当地地方色彩，从而使得高校学子在校期间与毕业后都会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那么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加强他们对地方文化的了解，参与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势必对地方文化的建设发展、地方文化的宣传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和推广作用。
二、地域文化渗入古代文学教学
地域文化以各种形式留存在今天的生活中，笔者认为适合引入教学的文化载体形式以传世文献、文化名胜古迹与地方戏曲三种为主。
1.传世文献资源的引入。许多高校都坐落于历史文化古城，对古代文人而言或为居留之地、或为漫游之所、抑或贬谪之驿，往往留下了大量吟咏佳作。以湖南衡阳为例，许多唐宋文人都曾过往，如李白、杜甫、刘禹锡、柳宗元、宋之问、张说、储光羲、齐己、坡、秦观、辛弃疾等等，而留下吟咏之作的文人从汉代至清朝一直没有中断过，这些都是记录衡阳历史文化的珍贵传世文献。在教学中，将这些有关衡阳的地域文献资源渗入课堂讲解或作业中，来自衡阳和湖南的同学会对这些地域文献怀有乡土情结，更容易产生认同和求知欲。这类地域文献是我们探寻古代文学中的地域文化之重要文献。教学中，地域文献资源的引入，可以从多方面探索进行：首先，文学中的地域文化之课堂分析。对古代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代表性地方风物，课堂讲解分析时可着重分析，同时让学生由此展开材料搜集与寻找，并形成对此作专门探讨的小论文或文章。从而强化学生地域文化意识，也使他们由一般性知识点接受转变为自己动手开展研究性学习，达到深刻理解和领会。例如笔者在课堂讲授到王勃《滕王阁序》“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范仲淹“衡阳雁去无留意”等涉及“衡阳雁”的诗词时，会引入学校所在地衡阳的雁城文化，激发他们对衡阳雁文化认知和了解的兴趣，再布置相关作业让他们通过文献查找来完成。其次，地域文化的专题讲授。学生们因为对本地文化有亲切感和认同感，可以采取专题讲座的方式讲授有关本地文化的形成历史、传播与接受情况，如文人的贬谪与流寓带给地方文化传播的影响，历代有哪些文人居住和来过，他们的作品对当地文化的传播会产生什么作用。这些探讨利用得更多的是地方文献资料，因而在讲解的时候，可以同时介绍哪些文献中会保留有关本地的文化资料，是以哪些文献载体为主，并结合今天传承和保留下来的历史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拉近时空距离，让学生对以往仅仅存留于故纸堆的概念性知识有更深刻的亲身感受。例如南岳衡山是许多文人都曾吟咏过的，那么我们可围绕唐代文人对南岳衡山由自然景观转向人文景观的文化形成中有何作用的议题来深入探讨。再次，地域文化名人的学习社团。许多城市都有自己引以为傲的本地历史文化名人，许多都成为当地的历史文化名片，学生也成立一些社团和兴趣小组专门学习和探讨这些名人留下的相关著作。比如明末清初的伟大思想家王夫之是衡阳人，学生就成立了船山学社，进行学习调研活动，加强对本地文化的了解。
2.文化名胜古迹的探寻。名胜古迹与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往往相映生辉，相得益彰。但凡有名胜古迹处则有文学产生，而文学的流传又有助于名胜古迹之名声流传的久远与广博。有鉴于二者之亲缘关系，开展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少不了对文化名胜古迹的探寻。
（1）地区名胜文化采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阐释触景生情对创作的重要性，文学学习也一样要讲求缘情而入文，披文以入情，让学生通过地区名胜文化采风进入情境感受文学不失为有效途径。许多城市融名山名水名城为一体，自然也有不少的名胜去处，这就成为所在高校进行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重要文化生态资源。现今许多学校文艺学科都组织学生进行文化采风来培养学生，这即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具体组织形式。笔者所在高校，每年都会组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选择地区名胜进行采风学习，对转变学生学习方式、提高实践能力不失为有效尝试。在对名胜古迹的采风活动中，可先要求学生熟悉历代吟咏此名胜的佳作，让他们在情境中感悟古人，同时也可让他们创作相关拟作，在习作中感受古人如何描绘胜景。
（2）文化古迹的实践考察。文化古迹是一个城市文明的标志和历史的见证，也是地域文化灵魂的彰显，同样也是古代文学开展实践教学不可忽视的。选择高校当地的历史文化古迹，作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课堂，将存留在文本上的文学作品转变成实物和古迹等看得见摸得着的载体形式呈现给学生，无疑加强了熏陶和感染力，同时也提升了学生文化底蕴。以衡阳市为例，留存的文化古迹就有石鼓书院、杜甫墓、杜甫祠、禹王碑、南岳碑刻，借助对这些古迹的考察，同学们可以在情境中走入古人的生活，从而感悟文学的魅力，也体会古人咏物论史的具体情景。
3.地方戏曲资源的渗入。戏曲文学是元明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表演作为基础的特点让戏曲文学的学习不能单独停留在平面的剧本文学，而应该触及和扩展到对戏曲舞台艺术的了解。但古代戏曲艺术博大精深，因而引入地方戏曲资源成为了解戏曲舞台艺术的捷径。地方戏曲资源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亲近感、就地取材的便利性以及教师与艺人间的直观互通性等，为高校教改创造了切实可行的有利条件，同时独特的地方戏曲品牌资源是乡情教育的典型材料，也是学生独特审美视角教育的最佳方案。具体的引入方式可依当地的戏曲资源情况而定，方式之一，可以请本地优秀的戏曲演员来演绎经典戏曲作品选段，演绎的形式可以直接请入课堂演唱文本，也可以针对课堂讲授需要，先录制好相关唱段的视频，在讲授过程中逐步播放。这种演唱往往加入了当地戏曲的地方特色元素，而且时间长短、演唱内容等可根据课堂需要而定，一方面让学生在学习作品的同时感受到家乡气息，另外也比网络戏曲资源更能有针对性地配合教学。方式之二，成立兴趣小组，搜集整理当地的戏曲资源，了解地方戏曲发展情况。如笔者曾指导学生以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的形式对祁剧、衡州花鼓戏、衡阳湘剧和衡阳渔鼓等衡阳地方戏曲的传承和发展现状做调查研究。
三、古代文学教学实践参与地方文化保护
地域文化渗入教学的同时，教学也可参与到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来。通过教学实践培养学生对本土文化的热爱，让他们成为地方文化保护的中坚力量，可行的方式大致有：
1.开设地域文化课程增强本土意识。高校青年学生是当地建设的生力军，也自然将成为地方文化的传承者，那么在校期间培养其地方文化保护意识，必然对今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开设地域文化课程，以课程为载体，增强学生保护和传承本土文化的意识不失为其中重要的途径。如开设一些地方戏曲欣赏课程、地方民俗文化等选修课程，让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同时，也系统了解地方文化，培养文化自豪感和本土意识，在这一过程中也进行了地方文化的传承工作。学生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会在日常生活中关注本土文化因素，在潜移默化中积极投身地方文化保护和宣传，从而为本地文化宣传增添新力量。
2.实践教学参与保护。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在现实中必然需要以具体的文化实体或文献文本为参照对象，那么我们在选择这些参照对象的时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当地文化景点、本地古籍文献为教学案例进行教学，则在将书本知识转化到现实运用的同时，又培养了学生对当地文化知识的了解，熟悉了地方文化保护，从而让实践教学活动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例如讲到文人的贬谪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可以带领学生去当地著名文化景点，让学生考察这些景点有哪些文人在贬谪之时曾来此登临赋诗题文，历代主题有何变化，查找这些景点的历代文献记载，并要求以作业的方式来完成。学生在这些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加强了对本地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通过查找历代文人的题咏，则既增强古代文献知识又培养了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让学生自发地投身于本地文化的保护与宣传的事业中来。
一、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
古代文学由欧洲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这两大部分组成。欧洲古代文学主要化分为古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这两方面。而中国古代文学则按时间进行分类，其中涵盖了秦汉、魏晋南北朝、唐代、宋辽金、元明清等方面的文学。在我国地域文化通常指的是某区域别具一格、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并且仍在发挥积极影响的文化习俗。是各个特定区域的民俗、艺术、传统等方面的文明体现。并在固定的区域内与地理环境有机融合，充分体现出了其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地域文化中的地域，是文化产生的地理背景，不同的地域文化涉及到的范围大小都是不同的。其中的文化则可以分为单要素和多要素。地域文化的形成是要经过漫长的过程，并且时刻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发展趋势在不断进行变化。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需要我们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分析，从而使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探究
（一）综合研究
对于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本质联系的研究，要从不同角度去思考，深入分析古代文学问题，进一步探讨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正确掌握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的关键问题，注重探索古代文学的形成和演变，以及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有机结合的积极影响和密切的联系。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本质联系的研究，需要参考和依据人文和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来开展，从而更加深入的认识和探究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准确掌握古代文学与现代地理和环境学之间的有机联系，能够充分了解到,古代文学家关于文学创作和地域地理分布间的思考。并深入认识到地域文化、环境对于古代作者创作的个性化影响，对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类型和范式形成的较为深远的影响，对于古代文学作品主题、题材、语言风格的影响。主要研究的方法，就是将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以其整体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作为出发点，着重研究两者之间存在的互动性、差异性、整体性。通过分析研究古代文学作品的主题、体裁、语言风格等方面，在不同地域环境中的产生和发展，以便能够对于两者之间进行较为综合性的研究。这项研究不需要着重针对某一个地域或是文化发展阶段，也不需要特别针对具体的时代的文学风格进行研究，只是将其当做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的案例去认识和区分。
（二）专题研究
对于两者之间的专题研究通常是以文学作品和文学时代为参考坐标。例如：《礼记》中充分反映了不同领域的文化文学思想模式，并且能够在其文化发展领域更好、更快的传播和普及。尤其是其中蕴含的启蒙思想，关键是来源于重要的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的发展趋势。其思想认识模式中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形成和发展，着重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古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古代社会思想的转变时期，人类文学精神的发展和变化。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各地域间地理环境对其造成的影响。其主要研究方式，一方面，可以通过针对某一各特定区域的地域和地理文化之间的文化因素做出较为深刻的研究，深入分析其古代文学作者的人生发展历程，以及其不同阶段文学作品风格的变化。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研究某一特定区域和地理环境变化，对古代文学家创造风格和题材的深远影响。由于古代文学所处的区域和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此背景下逐渐影响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的表现方式。通过不断研究证明，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之间的联系，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需要利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地域文化，通过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逐渐形成两者之间的积极影响。
三、意识研究
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是建立在某个特定区域，并将其作为研究案例，站在文化学理论的角度和发展趋势，深刻的探究怎样将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间的各种因素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并充分激发起研究者对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热情，有效的提高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质量和效率。而从对于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中的思维模式来讲，研究的关键在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领域特点。从整体上看能够代表创作主流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古代文学作品，并且其在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不断影响着古代文学家的创作风格，地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还要着重关注的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一些现实生活情境，以及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发展中很多小人物的真实生活和成长环境，并针对这些小人物的生活环境，以及当时社会所处发展时期的研究，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入的认识到，当代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发展趋势和紧密联系。
四、结语
1．地域文化是高校文科学报品牌建设的依托。在我国，地域文化一般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从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来看，地域文化是源流，是载体，是支撑。现如今对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地域文化是窗口，是名片，是动力，更是目标。在高校文科学报的选题策划和栏目建设过程中，地域文化无疑是其品牌建设最好的依托之一。如《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的《首都研究》栏目，依托的就是北京作为五朝古都、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样的地域文化；《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赛珍珠与中美文化交流研究》得益于镇江市的外籍儿女、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的成就与贡献。
2．高校文科学报是地域文化深化发展和传承的平台。高等院校作为所在地学术研究的集中地，地方文化研究的制高点，有责任、有义务担当传承、传播和研究地域文化的主力军，高校文科学报地域文化特色栏目的设置，不仅有学术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能创造出极好的社会效益，高校文科学报要积极为地域文化的研究搭建高层次的平台，同时创设自己的品牌，实现经济效益。
二、高校文科学报在地域文化栏目设置中存在的问题
很多高校文科学报在栏目设置过程中都注意到了紧密结合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在地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需要我们冷静地审视。
1．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在同一地方的不同高校学报之间的地域文化栏目设置存在重复建设现象，导致研究题材雷同，内容雷同。这一现象并不是少数，在很多位于同一城市的高校学报之间都有。比如，《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西夏研究》栏目和《宁夏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西夏研究》栏目，《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吴文化研究》栏目和《苏州教育学院学报》的《吴文化研究》栏目等。这种重复建设的现象如果不能得到改善，将不利于地域文化的发展，对高校文科学报的品牌建设也是一种伤害。
2．受编辑学术视野的影响。编辑的学术视野决定了高校文科学报地域文化栏目的质量。而编辑的学术视野受到每个编辑个体学习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的影响。由于长期从事伏案工作，与外界接触不多，知识的更新换代也受到影响，因此有些编辑无法承担起栏目的创新建设任务，不具备学术创新的视野，不了解学术领域的最新动态，自然很难遴选出好的稿件，也很难跟专家平等地交流对话。
3．作者队伍建设困难。作者队伍建设对高校文科学报地域文化栏目的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地域文化的研究者不可能都集中于某一地，或者某个学校。如何团结老一代的专家、作者，发展新生代的年轻学者，将他们吸引到专栏，是一项极其复杂和庞大的工程，需要栏目编辑付出很多艰辛的劳动。
三、促进高校文科学报地域文化品牌栏目的可持续发展
高校文科学报在栏目品牌建设过程中应该强化地域文化的影响，为学报核心竞争力的获取和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的生命力。
1．加快学术期刊的市场化经营和现代企业化管理，统筹地区发展。对高校文科学报的地域文化栏目建设来说，位于同一地区的高校之间形成合作状态是最佳的，高校杂志社之间应该搭建合作平台，实现资源共享，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地域文化的发展。比如赛珍珠是镇江市的一块金名片，《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从1991年就开始开设《赛珍珠专题研究》栏目，20多年来，这一栏目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为赛珍珠研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而该市的另外两所高校——江苏科技大学和镇江高专的学报也同样刊发赛珍珠研究的论文，试图将这一文化特色发展为学报的特色，但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合作关系。三家学报可以通过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的网站，依托于镇江市赛珍珠纪念馆，建立赛珍珠史料库、赛珍珠研究作者群；或者在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下面增设期刊部，统筹三所高校的地域文化栏目，即使每一家学报都开设《赛珍珠》栏目，也能做到各有侧重，在共同推进地域文化发展的同时，保持各自的特色。
2．创新编辑理念，建设和谐编辑部。要想获得强有力的竞争优势，编辑队伍的建设应该摆在首位，编辑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社会功能。首先，应该鼓励编辑从繁杂、枯燥的案头工作中解放出来，做交际型的编辑，关注社会、文化的最新动态，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担当地域文化传播者和传承者。其次，学报主编们应该鼓励编辑做职业规划，参与各种培训班和学术讨论会学习，甚至继续深造，使编辑了解最新学术动态，积极从事科研活动。
3．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进行作者队伍建设。学报的编辑要在对栏目准确定位的基础上，选取相关的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注意编辑加工的规范化、标准化，并尽快发表，缩短出版周期，保持作者对学报的信任和信心；在版面处理和编校规范上让作者得到更周到的服务，争取将每一次交流的机会都变成增进感情的机会，留住作者，使其长期给学报提供高质量的文章。如《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从对赛珍珠文本的研究，到中美文化的交流，见证了一批又一批赛珍珠研究者的成长。编辑部一直以来提供赛珍珠研究的资料查询服务，成为赛珍珠研究的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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