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健康教育学；课程教学；对比
健康教育学以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为研究对象，是医学与行为学科相结合的边缘学科，贯穿于现代医学各学科的实践中。健康教育学课程的开设旨在帮助健康教育者面对不同层次背景的对象，选择有效的健康教育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活动，促使个体改变不健康的行为方式与生活习惯，同时提高疾病管理技能。健康教育在疾病管理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已成为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增进国民健康的重要手段。随着当前对健康教育人才需求的不断增加，对课程教学的关注也日渐提高。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健康教育学课程开设情况的相关文献，对比国内外课程的发展历史、师资力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并分析发达国家健康教育学课程教学中值得借鉴之处，旨在为进一步完善国内健康教育学课程教学提供建议。
1国内外对比
1.1发展历史
发达国家的健康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起步较早，“健康教育”一词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于加拿大的公共卫生文献，作为预防医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健康教育在全球迅速发展，学科体系逐步形成。此后，健康行为理论的兴起推动了西方健康教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在西方各国中，加拿大被公认为国际社会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倡导者，加拿大政府于1974年发表里程碑式的政策性宣言——《加拿大健康新展望》，是西方国家政府第1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健康促进”作为国家战略。1979年，多伦多大学创建加拿大首个健康促进专科学位。20世纪90年代，西方健康教育学的发展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91年，美国的126所医学院校中有65%专门为学生讲授个体患者的健康教育技能，有74%向学生提供社区健康促进课程[1]。德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注重以行为为导向的健康教育学，重在提高学生的自主性和课堂的时效性[2]。日本是亚洲地区较发达的国家，1991年，大阪大学健康体育部教授大河内寿一就曾指出开设健康教育学课程的必要性[3]。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在医学院校开始创立健康教育专业。1991年，天津师范大学开设了专业大专班，之后上海、江苏、北京、广东等地也相继开设健康教育学课程，当时健康教育学课程主要开设于卫生学校等专科学校。华西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同济医科大学等高等学府相继创办了健康教育的专科学习，开展了健康教育专业队伍建设[4]。1993年，健康教育学曾作为“预防医学类”、“预防医学专业”下的一个专业方向进行设置。2002年原国家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将健康教育学列入规划教材编写计划，2004年，第1版《健康教育学》出版。近年来，随着疾病谱的改变，慢性病发病率显著增加，健康教育作为慢病管理的重要手段，重要性也日益提升。“十一五”期间，国家各部委出台了《全国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工作法案》等相关政策，提出“让每位医生不仅仅是治疗者更是健康促进者、保护者”的目标，开启了健康教育学的快速发展阶段。201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2030健康中国”规划纲要》，提出“健全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体系”，健康教育作为慢病管理的重要手段被提升到战略高度。2020年6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更是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健康教育的重要地位，提出要“加强健康教育工作及其专业人才培养”，“医疗卫生人员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时，应当对患者开展健康教育”。目前，大部分医学院校都开设了健康教育课程。总体而言，历经30多年，健康教育学在我国不断发展，实现了办学层次提高、授课对象扩大、理论性增强和教学手段优化。
1.2授课对象
国内外医学院校主要针对护理专业、预防医学、临床医学等医学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开设该课程。此外还有一些综合性高校还对体育教育学专业开设本课程。随着健康教育对象和功能的扩大，以及基层对健康教育专业人员需求的增加，有健康教育专业知识学习需求的人群也日益扩大，除医护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外，还包括营养师和社工志愿者等健康教育从业人员；人员从业岗位包括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健康管理机构等。这些接受过健康教育学课程专业培养的人才服务于相应岗位，不仅有利于从整体上改善我国专业健康教育队伍的薄弱状况，而且对医疗卫生事业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起到切实推动作用。
1.3课程内容
总体而言，国外健康教育学课程专理论、重实践。健康教育以行为科学为理论基础，如知信行模型、健康理念模型、阶段变化理论等。这些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西方，对健康教育学科发展起到重要影响，因此国外在教学中特别强调行为科学理论及其模型的应用。其次，由于国外医疗卫生体制的特点，教学注重面向社区和基层，如新加坡尤其重视实习期间的社区健康教育[5]。此外，各国的健康教育课程设置结合地方特点各有特色：日本由于历史原因和老龄化严重，有专门的核辐射后遗症防治教育和老年康复护理专业教育；全球范围内，根据疾病发展特点，艾滋病、慢性病和心理疾病的健康教育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内健康教育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正逐步优化。主要发展趋势体现在加强现代健康教育理论与健康相关行为改变理论和模型的教学，突出现代健康传播方法和新媒体在健康教育领域运用成果的教学，并且更注重对学生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
1.4教学方法
国外健康教育学课堂教学注重以学生为主体，除理论教学外，强调课堂实践。新加坡多采用翻转课堂的形式，即教师在课前给学生大量的学习资料，经过学生自己的分析和理解后，在课堂上进行讨论、交流[5]。德国的教学以行动为导向，教师给学生提供信息并提出问题；学生在得到信息后要自主思考、分析问题，再最终得出结论[2]。日本还经常采用颇受师生好评的角色扮演法，学生们组成4~5人的小组，通过扮演患者、医生、家属等角色在模拟情景中真实体验健康教育学的学习成果[6]。很多国家临床医学院的学生也会在高年级的临床实践中深入康复医院、社区医院对重点人群开展健康教育。我国的健康教育学课程的教学，过去以传统的课堂讲授为主，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单一，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缺少实践，导致许多学生学习后仍不具备开展健康教育活动的能力。20世纪末，随着我国的健康教育学科迅猛发展，学校开始注重教学方法的改革。目前，案例分析法、小组讨论法、角色扮演法等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的教学方法逐渐运用在课堂之中，实践教学作为理论教学的补充也日益受到重视。首都医科大学运用整合式教学法，结合案例教学、情景教学、课外实践等手段，发掘学生的思维潜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7]；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开展项目教学法，在课堂中导入项目情景、落实项目任务，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8]；上海中医药大学与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联合，开展情景模拟教学，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健康教育实践，加强学生健康教育实践技能的培养[9]。
1.5师资力量
发达国家健康教育学发展时间久远，设置了专业学位，学历教育体系完备，培养了许多专业的健康教育师资力量。如美国有200多所大学或学院设有授予健康教育学士学位的健康教育系,有22所大学和公共卫生学校设有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健康教育系[10]。我国健康教育学目前尚未设置独立专业，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缺乏专业性。师资力量主要由具备经验的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卫生管理学等专业人员构成。这些教师虽然实践经验丰富，但许多并不是健康教育专业出身，理论功底略显不足，因此，专业师资建设任重道远。
2国外健康教育学发展的政策与社会背景
2.1政策保障，推动健康教育学科发展
西方国家政府重视健康教育，学科发展的社会基础好。以加拿大为例，早在19世纪80年代，加拿大政府就开始以传统媒体为媒介，开展以传播卫生信息为主的健康教育。1969年，《医疗保健法案》（MedicalCareAct）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提出了通过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提高人群健康水平，降低卫生费用支出的目标[11]。1974年，加拿大政府发表了《加拿大健康新展望》，这是西方国家政府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倡导大力推进“健康促进”作为提供公众健康的重要策略，健康教育被广泛应用于公共卫生领域[11]。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1986年第一届国际健康促进大会在渥太华召开，发表《渥太华宪章》，标志着健康促进理论体系正式建立。健康教育学在西方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和保障。
2.2开展从业者的准入和专业化要求助推学科发展
西方国家建立了严格的健康教育从业者准入制度，这一制度对于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在美国，只有通过CHES（CertifiedHealthEducationSpecialist）资格认证的专业人员才能从事健康教育工作。在加拿大，要想成为专业的糖尿病健康教育者，必须经过加拿大糖尿病教育认证委员会考试认证，并且每满5年要进行资格的重新认定[12]。一方面，严格的专业认证制度保证了健康教育从业者的专业素质；另一方面，这种准入制度也推动了专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与职业准入的衔接，能够提升教学质量。
2.3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实践能力培养的教学理念培养了大批实践人才
健康教育事业在国外的大力发展离不开大批专业人才在这一领域的理论推广和实践传播。回溯到国外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方法，相较于国内，更多以学生为中心，运用参与式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部分医学院校会特别注重临床见习中面向社区的健康教育，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正是这样的人才培养方式，造就了既具备一定理论水平又具备开展健康教育实践能力的传播者和推广者，推进了健康教育在国外的蓬勃发展。
3对我国健康教育学发展的启示
3.1建议把健康教育学纳入高等院校通识课
目前，各高校主要把健康教育学作为预防医学专业、护理学等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或选修课。但随着慢性病患病率的提高，健康教育作为慢病管理的有效手段，已经成为广大医学生面对患者的必备技能。同时，随着基层健康教育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增加，医学人才培养体系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建议医学院校增加课程教学对象的覆盖面，可以将健康教育学作为通识课程开设，使更多的学生能够系统学习健康教育理论与技能。
3.2开展继续教育
健康教育是一项有组织、有计划、有评价的专业活动，健康教育者除了需要具备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具备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传播学、行为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及良好的沟通能力。我国目前从事健康教育工作的人员很多没有接受过健康教育理论与技能的专业学习或培训，这将限制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上述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①建立健康教育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和培训体系，促进人员队伍的专业化发展；②吸纳志愿者等社会力量，通过培训使其具备专业知识，承担健康教育工作；③未来在各方面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尝试建立准入制度，提高从业人员专业素质，推动专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与职业准入的衔接。
3.3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打造健康教育“金课”
在当前大学课堂要打造“金课”的时代潮流下，我们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慕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建设虚拟教学平台等手段来实现课堂现代化。既可以使课程学习不再局限于课堂，鼓励学习者利用碎片化时间开展线上、线下交互学习；又能够扩大课程的辐射面，使得教学对象不仅局限于在校学生，满足临床医护人员、健康管理机构从业人员、社工志愿者等的学习需求。
[摘要]：本文从介绍健康传播的历史入手，从研究特点、研究方法、主要的学术专着及论文、重要的会议和代表人物等方面论述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指出国外健康传播研究趋势为以下四个方面；媒介的传播效果、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新兴媒体中的健康传播及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国内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实践领域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包括：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研究，以“医患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研究，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健康传播史研究，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等。
传播是人类社会古老的行为。传播学的开山祖师施拉姆说：传播是最繁忙的交叉口，但许多人只路过而不逗留。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开始迅速发展。健康传播学就是医学与社会学在路过传播学这个交叉口时“逗留”下的产物。21世纪是健康的世纪，越来越富足的人类，开始关注人本身，健康已经成为大众、政府和学者一致关心的议题。健康传播就是要满足大众对健康信息的渴求，而传媒在传播健康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于健康传播的定义有很多种，有学者从人际传播方面给健康传播下定义，认为健康传播是病患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治疗室里无数的人际传播活动，美国着名的传播学者罗杰斯（M. Roger S）则认为凡是人类传播类型涉及到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在美国健康传播领域有两大分支：一是“健康促进”，二是“健康服务递送”。前者的议题主要是以媒介和大众传播为主，后者主要是以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为主。美国国家癌症学会和疾病控制中心给出了以下定义：健康传播是指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收集、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上述各种定义从不同方面强调了健康传播的各种特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性。
一、健康传播研究的历史
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领域，健康传播学属于专业传播研究的范畴。健康传播在学科构成上非常多元及杂糅。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法律、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角度为健康传播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其中，健康教育学、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健康传播学的诞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大多数者认为，美国是健康传播学的学科发源地，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1971年，美国心脏病学专家 J.法夸尔 (Dr. 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家 N.麦科比 (Nathan Maccoby)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实施着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 (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SHDPP)，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习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营销策略等理论框架。（Everett M.Rogers，1994）这些理论和方法日后均成为健康传播重要的理论组成。研究者认为，在健康传播中大众传播加上人际传播效果最佳，但大部分情况仅有大众传播，效果同样很理想。这一试验被视为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1991年，美国疾病防控中心 ( The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设立了专项基金和健康传播办公室，开始组建全国范围内的健康传播机构。1972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 (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Interest Group)成立，后易名为“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该小组隶属于着名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成为其下属的众多分支机构之一。该小组奠定了健康传播的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也使健康传播学向学科的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973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编辑了第一份简易专业性刊物《国际传播学会简讯》，专门刊登健康传播的宗旨、研究领域和特点并刊登专业文章和资料，有效扩大健康传播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在1975年举行的国际传播学年会（ICA）上“治疗传播兴趣小组”正式更名为ICA“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这是学术界首次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提法。
20世纪80年代，“预防艾滋病运动”标志着健康传播研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届从隐性走向显性。众多的着名学者和研究基金投入，使健康传播研究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也成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在80年代健康传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独立的专业。同一时期，美国健康传播专业研究机构的出现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从研究的人员构成看主要来自四个领域：即具备医学、公共卫生学教育背景人员是现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力，所占比例为一半；其次传播学研究者，约占25%左右；最后是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和来自综合性大学的研究者，两者总数占25%左右。（孙晶，2005）
一般认为，某个学科的成型必须有专业书籍的出版、专业协会的成立、专业课程的开展 以及专业刊物的发行作为标准，而健康传播从 70年代诞生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飞速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专业书籍的大量出版。第一本有关健康传播的理论着作是 1984年由着名的传播学者Kreps和Thornton撰写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 Health Communica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同年出版的第二部专着是由夏夫（Sharf）所着的《内科医生优化传播指南》。诺索斯（Northouse）于次年出版了该领域的第三部专着《健康传播专业人员手册》，此后各类专业书籍和论文层出不穷，巩固和丰富健康传播的发展。
其次是有关健康传播的协会的建立。为了适应学科的发展，美国传播学会领域最大的专业团体——“口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于1985年美国设置了“健康传播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作为对国际传播学会（ICA）“健康传播分会”的补充。原先ICA很多健康传播分会成员同时加入SCA“健康传播委员会”。再次是与该学科有关的专业会议的召开 ，这是该学科发展专业化规范化的必备条件。同年召开的“医学传播会议”(Medic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是健康传播的第一次学术会议。1986年又召开了由国际传播学会ICA和牛津大学合办的“基础医疗保健中的健康教育”会议，以及在加拿大西昂塔里奥举办的 “医患传播”会议。除此之外，国际传播学会ICA和口语传播学会（SCA）每年定期召开的学术年会也成为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美国大学中健康传播学专业逐步设立，目前明尼苏达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肯塔基大学马里兰大学都开设了健康传播传播学课程，而肯塔基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已成为全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根据全美传播学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全美高校约有20个主要的健康传播学博士项目和40个硕士项目。（Everett M. Rogers，1994）美国着名的健康传播结构有肯塔基大学疾病预防研究中心、南加州大学健康促进和和疾病预防研究院、斯坦福疾病预防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口与家庭健康署。
美国的健康传播研究经过80年代的全面发展，其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开始进入逐步完善的阶段。国际传播学会ICA、口语传播学会SCA等专业机构和设有健康传播课程的着名高校开展了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大的促进了学科的繁荣。1996年，全美另一份重要的健康传播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健康传播季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创办。与1989年创办的《健康传播》相比，《健康传播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偏重于国际性、应用性研究，而《健康传播》的定位则偏重于理论性研究。进入90年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对联邦研究基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除此之外，大量私人基金组织的资金注入也为90年代美国健康研究传播学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
二、健康传播研究的现状
（一）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
现阶段，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手段相对与发展初期也更为科学，笔者通过浙江大学的电子资源相关数据库ProQuest和Web of Science中分别输入“health communication”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查到相关论约数十篇，经分析总结，新时期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研究问题的具体化，更加注重实证研究
健康传播在上世纪70-80年代成立之初主要关注的是对学科发展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内容的日益丰富，研究人员开始把侧重点放在具体问题上，研究某一事件甚至事件中某一过程的传播规律，且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如有学者通过调查基于数字媒体的健康传播问题，对数字媒体在促进健康饮食、减少肥胖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分析，通过195名志愿者对两个社区进行为期6个月的调查，认为数字媒体在促进人们的健康生活方面较传统媒体有很多优势，因此应该发挥数字媒体的优势，促进人们合理科学的生活习惯。[1]同时Lee等学者调查了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与人们去看医生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网络健康传播能够有效地向公众提供健康信息，促进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加自觉的去看医生（Lee，2009）。此外针对陪护人员与病人之间通过网络的交互行为日益增多，Tustin对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通过互联网的进行交流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病人认为陪护人员网络的使用程度和服务质量以及满意度呈负相关性，但是医生的网络使用却和服务质量以及病人满意度呈正相关性，因此作者认为在实践中应该加强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实际交流（Tustin，2010），该论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应陪护机制的合理设计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很多，其实最近几年出版的《健康传播》以及《健康传播期刊》上面的论文大多数是分析健康传播的细节问题。
2．研究角度的多维性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近几年来健康传播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注重研究健康传播信息的心理认知过程、社会影响以及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来研究健康政策。例如H. Wang等对人们对禁烟广告所产生的个人感知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相对与非吸烟者来说，吸烟者对禁烟广告的关注情况要更高一些，因此应该针对吸烟者加强禁烟广告的传播力度（H. Wang，2010）。针对酒后驾车问题的日益严重，Ebina同样对不同人群对酒后驾车态度的差异进行了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考虑到受众的个体差异以及对信息的感知的差异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健康传播的效果。（Ebina，2010）该研究对健康政策的制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提到了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Kathryn Green的《Communicating Health： Strategies for Health Promotion》是一部研究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策略的非常有价值的着作，内容涉及健康素养的理论和模型、文化因素、大众媒介、信息技术以及评价标准等诸多因素，在该着作中作者详细论述了健康传播的文化内涵，从政治、经济、心理以及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分析了健康传播如何促进人们的健康意识，激励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Gazmararian等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理解了人们对临床试验信息的关注，该研究将风险信息寻找处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RISP)应用与人们的健康决策中，通过分析临床试验固有的内在风险，他们认为参与临床试验是一项风险——收益的决策过程，最后作者指出该研究可以用于指导相关健康传播策略的问题制定（Gazmararian，2010）。随着人们对健康传播认识的不断深入，健康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还有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员将会加入到健康传播研究的领域，因此预计以后该方向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3．关注边缘文化群体
目前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Davis等学者对非裔美国人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了研究，以往认为在健康传播的研究中可以将非裔美国人作为相同的群体进行对待，但调查发现这一群体的健康文化、行为以及信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然后提出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细分模型（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BICS)，利用这一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某些现实现象（Davis，2010）。学者Adeline研究了美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在美国老年人当中存在着两级分化的现象，大多数互联网使用者都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文章考察了网络对老年人产生的心理影响，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所产生的数字鸿沟。学者Leung研究了针对肥胖儿童的健康传播问题，提出了使他们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传播策略，并研究了传播效果的评估模型以及传播策略对儿童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最后作者认为该策略能够给儿童创造一个健康知识的良好学校环境，从而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跟这种趋势类似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关注某一单独的群体，如吸烟人群、酗酒人群、特殊心理疾病人群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研究，以发掘跟特殊群体相关的特殊规律。而Burton认为在健康知识的宣传策略方面应该根据种族、文化、教育状况以及不同人群的认知水平的差异进行宣传，文章讨论了一些针对特定人群的模型和方法。文化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基于不同群体的健康传播研究是健康传播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Burton，2010）
4．研究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地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随着健康传播研究的深入，很多问题的研究需要有精确的度量，因此不可避免的要使用数学方法，特别是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如在2008年由美国健康协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组织了关于健康传播和饮食习惯之间关系的研究。Mccormack等学者考察了公众健康素养度量问题，对以往的度量指标进行了改进，去除了那些在度量中表现不好的指标，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得出了25个基本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网络的健康素养度量模型（Mccormack，2010）。Fairlie通过电话采访了330名年龄在18-25岁的大学生，根据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周末酒会较多、年龄21周岁以上和公众交通工具供应的不足是导致酒后驾车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大学应该加大对学生在饮酒方面健康引导的力度（Fairlie，2010）。Larkey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语言进行了量化研究，文章主要是关注口头交流语言，利用计算机辅助的方法利用相关指标对交流语言的质量进行评估，得出的结果能够很好的反应实际情况，文章中的方法也可以拥有书面语言（如病例、处方等）的研究（Larkey，2010）。Nan等学者研究了禁烟广告和烟民的吸烟习惯之间的关系，对未吸烟的人群将来的吸烟趋势进行了预测，同时对吸烟人群未来的戒烟趋势进行了预测，该研究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Nan，2010）。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当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使用的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的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5．重视网络等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重要作用
针对数字媒体的使用日益增多的现实，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数字媒体对美国健康传播的影响，指出通信技术的进步能够有效的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消除信息获取的不公平等因素。Van对互联网健康传播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相对与传统媒体互联网能将健康信息传播到更多的受众，而且信息获取的费用也相对较低，研究进一步指出通过网络干预能够有效的改变人们的健康行为，最后作者探讨了互联网正面引导的方法（Van，2010）。Nora J通过对2020个健康成年人的信息产品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指出互联网和电子个人健康管理系统是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然后利用上述现实对目前的健康传播效果模型进行修改，认为信息产品的使用应该在模型中占据较大的比重。Michelle Lisa研究了普通人健康知识的获取来源，主要研究了网络对健康传播的影响。研究中首先询问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识，然后让他们上网查询相关内容后重新回答相同的问题，通过比较差异来研究网络如何对人们健康知识的架构产生作用。健康传播的研究跟传播所依据的载体密切相关，随着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传播工具和交流方式，因此这类的研究将永远随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目前，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也有一些学者继续关注健康传播的传统问题，在传统的传播学框架内对健康传播进行基础性的研究，如电视禁烟广告的研究、传播语言设计问题研究以及健康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等。另外，从检索的相关文章中还可以总结得出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艾滋病、性病、和与性健康相关的研究仍然在健康传播研究中占首要地位，关注抽烟、饮酒、癌症等健康行为相关的健康传播议题也很常见，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多样，主要是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内容分析、文献研究、实验法、访谈法等。社会营销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是主要采用的理论框架。总而言之，目前国外健康研究的范围界定模糊，也缺少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这些都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
（二）华人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现状
与西方学界的健康传播研究相比，华人社会的健康传播起步较晚。海内外华人社会有几个较具规模的传播学研究组织，按成立时间先后，依次为（北美）国际华人传播学会CCA（1990）、（北美）华人传播研究学会ACCS（1991）、（台湾）中华传播学会（1996）及中国传播学会CAC（2002）等。台湾传播界（以CCS为代表）起步较大陆早，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组织健康传播研究和探讨。
1.台湾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就华人社会来说，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成果以台湾方面为优。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关注健康传播研究，直至今日已汇集了相当一批专业研究学者和研究成果，其中较主要的研究学者包括陈世敏、徐美荃等人。台湾中华传播学会(CCS)成立于1996年，自20世纪90年代末对组织健康传播专题研究和议题深入探讨。同时，作为台湾新闻传播学最重要最着名的学术期刊之一的《新闻学研究》也将1999-2000年的研究重点定为“健康传播”研究。从研究的成员的构成看，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医护人员或教育推广者是主要的成员，但新闻传播研究学者的参与程度相对不足。
当前台湾在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高达九成的研究着眼于本地的健康传播议题，多以单一时间点的断代议题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在对传播媒介的关注方面，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与人际传播媒介的效果比较，研究的应用属性远较理论性为强。
从健康传播学研究的议题变化，1980年之前的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公共健康知识与健康政策的传递，如新药与新疗法的普及、家庭计划生育等内容是当时的研究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健康传播进入快速发展期，除了从特定的健康议题或疾病议题（如艾滋病、控烟、禁毒、心理健康、全民保健瘦身减肥）入手进行的重点研究之外，也有针对特定传播媒介或特定理论的应用研究，如互联网健康传播、健康社会营销研究等。与此同时，健康传播研究对健康议题的思考更具人性化与权力意识。
健康传播教学方面，总体而言台湾尚起步不久，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这类课程主要开设在高等院校的传播学系或公共卫生与医护系，多为专业研究所或大学部高年级的选修课。其实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高校有台湾慈济大学和台北医学大学等。1999年夏天，台湾慈济大学申请设立了传播学系，并决定了将未来传播学系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将放在可以结合医学与传播学的健康传播上。2001年，台湾济慈大学设立健康传播、媒介素养两大专业领域，成为台湾传播学界第一个与健康传播相关的科系。目前，台湾在健康传播教学和研究领域实力较强的机构有：台湾慈济大学健康传播中心、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与口语传播学系。
2．大陆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我国大陆的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萌芽，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一种观点从公共健康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的健康教育研究应该被视为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另一种观点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传播学研究者的加入以及以“传播学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课题的开展，是中国大陆在传播学意义上的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得以发端的必要条件。两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对健康传播不同研究取向的选择，前者是公共健康研究取向，后者是传播研究取向。
传播研究方面学术专着来说，目前我国尚没有系统地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的译着，仅有的只是一些以“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等为标题的译着。这类书籍尽管在内容上对健康传播而言有可借鉴之处，但毕竟存在较大的差别。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的《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Communication Health：Personal，Cultural，and Political Complexities)一书，是以“健康传播”为标题的着作，此书系统地论述了健康传播与个人、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但由于是英文影印版，国入研读起来仍有些费力（盖斯特马丁，2006）。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专着，目前可以检索到的只有北京医科大学主编的《健康传播学》和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由米光明、王官任编着的《健康传播学原理与实践》。2008年2月，学者张自力所着《健康传播与社会》正式出版。
自 2000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杂志首次发表“健康传播论文” ——《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之后（张自力，2001），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传播学研究论文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上相继发表，并逐渐增多。在学术研究方面，张自力是较早地系统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并将其理论应用到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于2001年撰写了《廿一世纪中国健康传播展望》，之后又陆续撰写了《“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试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支领域》、《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等多篇学术论文。其中他在《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划分模式图，通过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健康传播的12个领域，并归纳出今后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重要课题。 （张自力，2005）此外，近几年我国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论文还有：《中国媒介的大众健康传播1994--2001年(人民日报)“世界艾滋病日”报道分析》(陈丹，2002)，以人民日报为例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报纸如何呈现与建构艾滋病相关议题；燕晓英在《萌芽中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我国健康传播的现状分析和前瞻》(2003)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仍旧散落在各个卫生部门和高校院所，至今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中”；韩纲的《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一种历史视角》(2004)，通过对1991年至2002年中国大陆主要发表健康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的分析，初步探讨了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揭示了传播学者的缺席是其中的重要特征。
近年来，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渐渐兴起。2003年 11月，“中国健康教育与大众传媒论坛”在北京举行，首次开创性地以健康传播作为论坛研讨的主题。2004年 11月，“清华－拜尔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挂牌成立。2006年月10月，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卫生部新闻办和美国疾控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健康传播论坛”在清华大学成功举行，该论坛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关于“健康传播”的学术论坛，它不仅唤起了社会各界对健康传播的进一步关注和健康传播意识的提高，而且引起了我国传播学学界对健康传播研究的迸一步关注。以后每年定期召开，已以“婚育新风进万家”、“健康传播与疾病预防”、“公共卫生风险沟通”和“疫苗安全”为主题，成为国内外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2007年 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华语健康传播论坛”召开，成为另一个定期召开的高水平健康传播学术论坛。2010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安妮伯格传媒学院共同主办2010年健康传播暑期学校，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介绍健康传播与新闻传播学国际国内前沿动态。
目前，在中国普通高校的医学院尚未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而中国的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也除了清华最近新增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外同样没有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健康传播的研究缺乏基础平台的支持，制约了教学、科研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仅有的健康传播研究主要依靠分散在各个高校的个别学者。现在有少数高校策划或已经成立健康传播中心。例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台湾济慈大学都相继成立此类中心。2003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日本东北福祉大学对等成立“健康传播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致力于为社区研究和中国健康产业把脉，从而成为率先介入健康传播学科领域的中国高校。中国科技大学也于2004年建立“中国科技大学健康传播中心”，依托本校的学科力量和平台资源，结合外部力量，探索当代大学生的健康培养模式，探索社会公众、社区、企业、城市的健康传播发展模式。2010年11月，在清华大学和卫生部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我国首个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该中心已经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增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批准。
三、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融合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看分析，未来健康传播学有将会两个发展趋势，其中纵向是指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层面；而横向则是指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不同学科的融合（盖斯特马丁，2006）。国外的健康传播与中国的健康传播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中国健康传播起步较国外晚，加之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医疗水平和国民素质等差异，国内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有所差异。
（一）国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这些年，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迅速而稳健，并已进入黄金期，与传播学中大多数分支领域一样，健康传播的早期研究较多地集中在证实“传播学在健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方面。但这远远不是健康传播研究的全部。将来的国外的健康传播研究会更关注健康信息的有效传递、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新媒体也将带来新的健康传播方式及新议题。此外，对边缘性文化群体，如穷人、少数民族、妇女和老人等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1.媒介的效果研究将仍然会是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重点
对于健康信息的传播，大众传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对信息，特别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相距较远的所谓“非强制性接触议题”的信息获取，绝大多数来源于大众媒体，在国外这部分的研究议题涉及大众传播健康传播的形式、内容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研究，以及效果研究等。相关研究理论包括议题设置、社会学习理论使用和满足理论。涵化理论、沉默和螺旋理论等（孙晶，2005）。
2.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未来健康研究研究的重点
医护人员本应担任着为大众提供权威性健康信息的重任，随着患者的个****利意识的强化和传播链中受者地位的凸显，从患者角度探讨传播内容、效果的研究日益成为主流，涉及个性化传播（差异传播）研究、医患关系与患者知情权等研究内容日益热门。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医患间的互动交流因为各种原因呈减少趋势，虽然现代社会人们几乎处于一个构建媒介的拟态信息社会，但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毕竟是去化人性化的，医患之间人际的交流是为患者心灵、治疗病患最有效沟通方式，所以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方式，构建新的医患交流模式并将成为将来的研究重点。
3.新兴媒体为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传播方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议题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不仅给健康传播带来了技术上的更新，也带来了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的更新。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技术，它不仅兼具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交往的特点，又有两者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在有利于健康传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同时，更为健康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很多研究议题。从目前看来，互联网在健康传播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4.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因此，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二）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取向与传播学取向形成健康传播研究的两大主要分支，由这两个分支领域展开的主要研究内容占据健康传播研究的主体部分，但这并不是全部。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健康传播研究是建立在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律以及公共卫生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基础上的融合而成，这就注定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多维性。其中最主要的维度有传播学维度、社会学维度、公共卫生维度。健康传播学是多维度学科的对接、产生了多元的研究领域，并丰富了健康传播的研究视角。通过对国内健康传播学学者学术成果分析，在众多的子领域中，以下领域是当前和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
1.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大众传媒健康传播的传播形式、内容和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建构，以及效果研究等。
2.组织健康传播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组织健康传播载体（墙报、讲座、宣传小册子、海报）的内容分析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形式与策略研究、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效果相比较研究等。
3.以“医患关系”为中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医患关系研究是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点为医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方式、内容、策略、效果及信息不平衡等。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人际传播、话语权力、知情权等很多内容。
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教育设计和效果评估、健康促进计划策略研究、健康传播材料的制作等。
5．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外部环境研究的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政策制定与公众健康的影响研究、卫生保健政策的研究、健康传播法规研究、医患关系中的法律权益的研究等。
6．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涉及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健康、疾病和死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其解读及对健康传播的影响、健康传播的人文特性和文化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健康传播比较的研究、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在健康传播过程之中的文化差异等。
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对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涉及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机制与体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危机发生后的有效控制传播等，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8．健康传播史的研究。这里的健康传播史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健康传播研究史研究，另一个、是健康传播实践史研究。
9．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
以上国内研究方向不仅是当前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领域面临的重要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每个研究方向对应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研究子领域，而是多个子领域的结合。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和推动将会为未来的健康传播打开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张自力，2005）。
[注释]
[1]参见网址：http//proquest.umi.com/pqdweb?did=2179562451&sid=3&Fmt=3&clientId=41483&RQT=309&VName=PQD
徐美苓，《健康传播在台湾》，（台北，2004），第526-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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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介绍健康传播的历史入手，从研究特点、研究方法、主要的学术专著及论文、重要的会议和代表人物等方面论述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指出国外健康传播研究趋势为以下四个方面；媒介的传播效果、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新兴媒体中的健康传播及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国内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实践领域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包括：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研究，以“医患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研究，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健康传播史研究，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等。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worldwide based on the books， periodicals， journals， major symposium， academic conferences and key scholarships. The author finally concludes the research tendency abroad towards four directions: firstly，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media; secondly，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thirdly，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new media; finally， the communication with marginalized cultural groups. Meanwhile， national research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has important topics including media effects， organizational health communication， interpersonal health communication centered on “doctors and patients” relationship，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studies， health emergencies， health communication history， specific health communication issues concerning of AIDS， euthanasia， homosexuality， organ transplantation etc. and so on.
Key words: Health Communication；History；Present；Tendency
传播是人类社会古老的行为。传播学的开山祖师施拉姆说：传播是最繁忙的交叉口，但许多人只路过而不逗留。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开始迅速发展。健康传播学就是医学与社会学在路过传播学这个交叉口时“逗留”下的产物。21世纪是健康的世纪，越来越富足的人类，开始关注人本身，健康已经成为大众、政府和学者一致关心的议题。健康传播就是要满足大众对健康信息的渴求，而传媒在传播健康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于健康传播的定义有很多种，有学者从人际传播方面给健康传播下定义，认为健康传播是病患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治疗室里无数的人际传播活动，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罗杰斯（M. Roger S）则认为凡是人类传播类型涉及到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在美国健康传播领域有两大分支：一是“健康促进”，二是“健康服务递送”。前者的议题主要是以媒介和大众传播为主，后者主要是以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为主。美国国家癌症学会和疾病控制中心给出了以下定义：健康传播是指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收集、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上述各种定义从不同方面强调了健康传播的各种特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性。
一、健康传播研究的历史
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领域，健康传播学属于专业传播研究的范畴。健康传播在学科构成上非常多元及杂糅。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法律、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角度为健康传播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其中，健康教育学、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健康传播学的诞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大多数者认为，美国是健康传播学的学科发源地，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1971年，美国心脏病学专家 J.法夸尔 (Dr. 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家 N.麦科比 (Nathan Maccoby)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实施著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 (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SHDPP)，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习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营销策略等理论框架。（Everett M.Rogers，1994）这些理论和方法日后均成为健康传播重要的理论组成。研究者认为，在健康传播中大众传播加上人际传播效果最佳，但大部分情况仅有大众传播，效果同样很理想。这一试验被视为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1991年，美国疾病防控中心 ( The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设立了专项基金和健康传播办公室，开始组建全国范围内的健康传播机构。1972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 (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Interest Group)成立，后易名为“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该小组隶属于著名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成为其下属的众多分支机构之一。该小组奠定了健康传播的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也使健康传播学向学科的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973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编辑了第一份简易专业性刊物《国际传播学会简讯》，专门刊登健康传播的宗旨、研究领域和特点并刊登专业文章和资料，有效扩大健康传播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在1975年举行的国际传播学年会（ICA）上“治疗传播兴趣小组”正式更名为ICA“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这是学术界首次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提法。
20世纪80年代，“预防艾滋病运动”标志着健康传播研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届从隐性走向显性。众多的著名学者和研究基金投入，使健康传播研究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也成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在80年代健康传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独立的专业。同一时期，美国健康传播专业研究机构的出现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从研究的人员构成看主要来自四个领域：即具备医学、公共卫生学教育背景人员是现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力，所占比例为一半；其次传播学研究者，约占25%左右；最后是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和来自综合性大学的研究者，两者总数占25%左右。（孙晶，2005）
一般认为，某个学科的成型必须有专业书籍的出版、专业协会的成立、专业课程的开展 以及专业刊物的发行作为标准，而健康传播从 70年代诞生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飞速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专业书籍的大量出版。第一本有关健康传播的理论著作是 1984年由著名的传播学者Kreps和Thornton撰写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 Health Communica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同年出版的第二部专著是由夏夫（Sharf）所著的《内科医生优化传播指南》。诺索斯（Northouse）于次年出版了该领域的第三部专著《健康传播专业人员手册》，此后各类专业书籍和论文层出不穷，巩固和丰富健康传播的发展。
其次是有关健康传播的协会的建立。为了适应学科的发展，美国传播学会领域最大的专业团体——“口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于1985年美国设置了“健康传播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作为对国际传播学会（ICA）“健康传播分会”的补充。原先ICA很多健康传播分会成员同时加入SCA“健康传播委员会”。再次是与该学科有关的专业会议的召开 ，这是该学科发展专业化规范化的必备条件。同年召开的“医学传播会议”(Medic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是健康传播的第一次学术会议。1986年又召开了由国际传播学会ICA和牛津大学合办的“基础医疗保健中的健康教育”会议，以及在加拿大西昂塔里奥举办的 “医患传播”会议。除此之外，国际传播学会ICA和口语传播学会（SCA）每年定期召开的学术年会也成为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美国大学中健康传播学专业逐步设立，目前明尼苏达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肯塔基大学马里兰大学都开设了健康传播传播学课程，而肯塔基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已成为全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根据全美传播学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全美高校约有20个主要的健康传播学博士项目和40个硕士项目。（Everett M. Rogers，1994）美国著名的健康传播结构有肯塔基大学疾病预防研究中心、南加州大学健康促进和和疾病预防研究院、斯坦福疾病预防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口与家庭健康署。
美国的健康传播研究经过80年代的全面发展，其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开始进入逐步完善的阶段。国际传播学会ICA、口语传播学会SCA等专业机构和设有健康传播课程的著名高校开展了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大的促进了学科的繁荣。1996年，全美另一份重要的健康传播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健康传播季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创办。与1989年创办的《健康传播》相比，《健康传播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偏重于国际性、应用性研究，而《健康传播》的定位则偏重于理论性研究。进入90年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对联邦研究基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除此之外，大量私人基金组织的资金注入也为90年代美国健康研究传播学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
二、健康传播研究的现状
（一）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
现阶段，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手段相对与发展初期也更为科学，笔者通过浙江大学的电子资源相关数据库ProQuest和Web of Science中分别输入“health communication”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查到相关论约数十篇，经分析总结，新时期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研究问题的具体化，更加注重实证研究
健康传播在上世纪70-80年代成立之初主要关注的是对学科发展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内容的日益丰富，研究人员开始把侧重点放在具体问题上，研究某一事件甚至事件中某一过程的传播规律，且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如有学者通过调查基于数字媒体的健康传播问题，对数字媒体在促进健康饮食、减少肥胖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分析，通过195名志愿者对两个社区进行为期6个月的调查，认为数字媒体在促进人们的健康生活方面较传统媒体有很多优势，因此应该发挥数字媒体的优势，促进人们合理科学的生活习惯。[1]同时Lee等学者调查了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与人们去看医生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网络健康传播能够有效地向公众提供健康信息，促进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加自觉的去看医生（Lee，2009）。此外针对陪护人员与病人之间通过网络的交互行为日益增多，Tustin对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通过互联网的进行交流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病人认为陪护人员网络的使用程度和服务质量以及满意度呈负相关性，但是医生的网络使用却和服务质量以及病人满意度呈正相关性，因此作者认为在实践中应该加强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实际交流（Tustin，2010），该论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应陪护机制的合理设计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很多，其实最近几年出版的《健康传播》以及《健康传播期刊》上面的论文大多数是分析健康传播的细节问题。
2．研究角度的多维性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近几年来健康传播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注重研究健康传播信息的心理认知过程、社会影响以及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来研究健康政策。例如H. Wang等对人们对禁烟广告所产生的个人感知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相对与非吸烟者来说，吸烟者对禁烟广告的关注情况要更高一些，因此应该针对吸烟者加强禁烟广告的传播力度（H. Wang，2010）。针对酒后驾车问题的日益严重，Ebina同样对不同人群对酒后驾车态度的差异进行了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考虑到受众的个体差异以及对信息的感知的差异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健康传播的效果。（Ebina，2010）该研究对健康政策的制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提到了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Kathryn Green的《Communicating Health： Strategies for Health Promotion》是一部研究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策略的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内容涉及健康素养的理论和模型、文化因素、大众媒介、信息技术以及评价标准等诸多因素，在该著作中作者详细论述了健康传播的文化内涵，从政治、经济、心理以及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分析了健康传播如何促进人们的健康意识，激励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Gazmararian等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理解了人们对临床试验信息的关注，该研究将风险信息寻找处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RISP)应用与人们的健康决策中，通过分析临床试验固有的内在风险，他们认为参与临床试验是一项风险——收益的决策过程，最后作者指出该研究可以用于指导相关健康传播策略的问题制定（Gazmararian，2010）。随着人们对健康传播认识的不断深入，健康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还有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员将会加入到健康传播研究的领域，因此预计以后该方向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3．关注边缘文化群体
目前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Davis等学者对非裔美国人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了研究，以往认为在健康传播的研究中可以将非裔美国人作为相同的群体进行对待，但调查发现这一群体的健康文化、行为以及信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然后提出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细分模型（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BICS)，利用这一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某些现实现象（Davis，2010）。学者Adeline研究了美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在美国老年人当中存在着两级分化的现象，大多数互联网使用者都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文章考察了网络对老年人产生的心理影响，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所产生的数字鸿沟。学者Leung研究了针对肥胖儿童的健康传播问题，提出了使他们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传播策略，并研究了传播效果的评估模型以及传播策略对儿童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最后作者认为该策略能够给儿童创造一个健康知识的良好学校环境，从而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跟这种趋势类似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关注某一单独的群体，如吸烟人群、酗酒人群、特殊心理疾病人群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研究，以发掘跟特殊群体相关的特殊规律。而Burton认为在健康知识的宣传策略方面应该根据种族、文化、教育状况以及不同人群的认知水平的差异进行宣传，文章讨论了一些针对特定人群的模型和方法。文化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基于不同群体的健康传播研究是健康传播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Burton，2010）
4．研究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地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随着健康传播研究的深入，很多问题的研究需要有精确的度量，因此不可避免的要使用数学方法，特别是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如在2008年由美国健康协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组织了关于健康传播和饮食习惯之间关系的研究。Mccormack等学者考察了公众健康素养度量问题，对以往的度量指标进行了改进，去除了那些在度量中表现不好的指标，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得出了25个基本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网络的健康素养度量模型（Mccormack，2010）。Fairlie通过电话采访了330名年龄在18-25岁的大学生，根据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周末酒会较多、年龄21周岁以上和公众交通工具供应的不足是导致酒后驾车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大学应该加大对学生在饮酒方面健康引导的力度（Fairlie，2010）。Larkey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语言进行了量化研究，文章主要是关注口头交流语言，利用计算机辅助的方法利用相关指标对交流语言的质量进行评估，得出的结果能够很好的反应实际情况，文章中的方法也可以拥有书面语言（如病例、处方等）的研究（Larkey，2010）。Nan等学者研究了禁烟广告和烟民的吸烟习惯之间的关系，对未吸烟的人群将来的吸烟趋势进行了预测，同时对吸烟人群未来的戒烟趋势进行了预测，该研究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Nan，2010）。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当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使用的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的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5．重视网络等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重要作用
针对数字媒体的使用日益增多的现实，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数字媒体对美国健康传播的影响，指出通信技术的进步能够有效的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消除信息获取的不公平等因素。Van对互联网健康传播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相对与传统媒体互联网能将健康信息传播到更多的受众，而且信息获取的费用也相对较低，研究进一步指出通过网络干预能够有效的改变人们的健康行为，最后作者探讨了互联网正面引导的方法（Van，2010）。Nora J通过对2020个健康成年人的信息产品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指出互联网和电子个人健康管理系统是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然后利用上述现实对目前的健康传播效果模型进行修改，认为信息产品的使用应该在模型中占据较大的比重。Michelle Lisa研究了普通人健康知识的获取来源，主要研究了网络对健康传播的影响。研究中首先询问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识，然后让他们上网查询相关内容后重新回答相同的问题，通过比较差异来研究网络如何对人们健康知识的架构产生作用。健康传播的研究跟传播所依据的载体密切相关，随着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传播工具和交流方式，因此这类的研究将永远随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目前，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也有一些学者继续关注健康传播的传统问题，在传统的传播学框架内对健康传播进行基础性的研究，如电视禁烟广告的研究、传播语言设计问题研究以及健康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等。另外，从检索的相关文章中还可以总结得出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艾滋病、性病、和与性健康相关的研究仍然在健康传播研究中占首要地位，关注抽烟、饮酒、癌症等健康行为相关的健康传播议题也很常见，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多样，主要是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内容分析、文献研究、实验法、访谈法等。社会营销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是主要采用的理论框架。总而言之，目前国外健康研究的范围界定模糊，也缺少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这些都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
（二）华人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现状
与西方学界的健康传播研究相比，华人社会的健康传播起步较晚。海内外华人社会有几个较具规模的传播学研究组织，按成立时间先后，依次为（北美）国际华人传播学会CCA（1990）、（北美）华人传播研究学会ACCS（1991）、（台湾）中华传播学会（1996）及中国传播学会CAC（2002）等。台湾传播界（以CCS为代表）起步较大陆早，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组织健康传播研究和探讨。
1.台湾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就华人社会来说，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成果以台湾方面为优。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关注健康传播研究，直至今日已汇集了相当一批专业研究学者和研究成果，其中较主要的研究学者包括陈世敏、徐美荃等人。台湾中华传播学会(CCS)成立于1996年，自20世纪90年代末对组织健康传播专题研究和议题深入探讨。同时，作为台湾新闻传播学最重要最著名的学术期刊之一的《新闻学研究》也将1999-2000年的研究重点定为“健康传播”研究。[2]从研究的成员的构成看，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医护人员或教育推广者是主要的成员，但新闻传播研究学者的参与程度相对不足。
当前台湾在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高达九成的研究着眼于本地的健康传播议题，多以单一时间点的断代议题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在对传播媒介的关注方面，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与人际传播媒介的效果比较，研究的应用属性远较理论性为强。
从健康传播学研究的议题变化，1980年之前的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公共健康知识与健康政策的传递，如新药与新疗法的普及、家庭计划生育等内容是当时的研究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健康传播进入快速发展期，除了从特定的健康议题或疾病议题（如艾滋病、控烟、禁毒、心理健康、全民保健瘦身减肥）入手进行的重点研究之外，也有针对特定传播媒介或特定理论的应用研究，如互联网健康传播、健康社会营销研究等。与此同时，健康传播研究对健康议题的思考更具人性化与权力意识。
健康传播教学方面，总体而言台湾尚起步不久，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这类课程主要开设在高等院校的传播学系或公共卫生与医护系，多为专业研究所或大学部高年级的选修课。其实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高校有台湾慈济大学和台北医学大学等。1999年夏天，台湾慈济大学申请设立了传播学系，并决定了将未来传播学系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将放在可以结合医学与传播学的健康传播上（陈世敏，2003）。2001年，台湾济慈大学设立健康传播、媒介素养两大专业领域，成为台湾传播学界第一个与健康传播相关的科系。目前，台湾在健康传播教学和研究领域实力较强的机构有：台湾慈济大学健康传播中心、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与口语传播学系。
2．大陆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我国大陆的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萌芽，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一种观点从公共健康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的健康教育研究应该被视为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另一种观点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传播学研究者的加入以及以“传播学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课题的开展，是中国大陆在传播学意义上的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得以发端的必要条件。两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对健康传播不同研究取向的选择，前者是公共健康研究取向，后者是传播研究取向。
传播研究方面学术专著来说，目前我国尚没有系统地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的译著，仅有的只是一些以“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等为标题的译著。这类书籍尽管在内容上对健康传播而言有可借鉴之处，但毕竟存在较大的差别。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的《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Communication Health：Personal，Cultural，and Political Complexities)一书，是以“健康传播”为标题的著作，此书系统地论述了健康传播与个人、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但由于是英文影印版，国入研读起来仍有些费力（盖斯特马丁，2006）。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专著，目前可以检索到的只有北京医科大学主编的《健康传播学》和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由米光明、王官任编著的《健康传播学原理与实践》。2008年2月，学者张自力所著《健康传播与社会》正式出版。
自 2000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杂志首次发表“健康传播论文” ——《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之后（张自力，2001），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传播学研究论文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上相继发表，并逐渐增多。在学术研究方面，张自力是较早地系统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并将其理论应用到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于2001年撰写了《廿一世纪中国健康传播展望》，之后又陆续撰写了《“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试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支领域》、《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等多篇学术论文。其中他在《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划分模式图，通过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健康传播的12个领域，并归纳出今后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重要课题。 （张自力，2005）此外，近几年我国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论文还有：《中国媒介的大众健康传播1994--2001年(人民日报)“世界艾滋病日”报道分析》(陈丹，2002)，以人民日报为例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报纸如何呈现与建构艾滋病相关议题；燕晓英在《萌芽中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我国健康传播的现状分析和前瞻》(2003)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仍旧散落在各个卫生部门和高校院所，至今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中”；韩纲的《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一种历史视角》(2004)，通过对1991年至2002年中国大陆主要发表健康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的分析，初步探讨了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揭示了传播学者的缺席是其中的重要特征。
近年来，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渐渐兴起。2003年 11月，“中国健康教育与大众传媒论坛”在北京举行，首次开创性地以健康传播作为论坛研讨的主题。2004年 11月，“清华－拜尔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挂牌成立。2006年月10月，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卫生部新闻办和美国疾控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健康传播论坛”在清华大学成功举行，该论坛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关于“健康传播”的学术论坛，它不仅唤起了社会各界对健康传播的进一步关注和健康传播意识的提高，而且引起了我国传播学学界对健康传播研究的迸一步关注。以后每年定期召开，已以“婚育新风进万家”、“健康传播与疾病预防”、“公共卫生风险沟通”和“疫苗安全”为主题，成为国内外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2007年 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华语健康传播论坛”召开，成为另一个定期召开的高水平健康传播学术论坛。2010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安妮伯格传媒学院共同主办2010年健康传播暑期学校，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介绍健康传播与新闻传播学国际国内前沿动态。
目前，在中国普通高校的医学院尚未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而中国的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也除了清华最近新增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外同样没有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健康传播的研究缺乏基础平台的支持，制约了教学、科研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仅有的健康传播研究主要依靠分散在各个高校的个别学者。现在有少数高校策划或已经成立健康传播中心。例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台湾济慈大学都相继成立此类中心。2003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日本东北福祉大学对等成立“健康传播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致力于为社区研究和中国健康产业把脉，从而成为率先介入健康传播学科领域的中国高校。中国科技大学也于2004年建立“中国科技大学健康传播中心”，依托本校的学科力量和平台资源，结合外部力量，探索当代大学生的健康培养模式，探索社会公众、社区、企业、城市的健康传播发展模式。2010年11月，在清华大学和卫生部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我国首个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该中心已经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增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批准。
三、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融合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看分析，未来健康传播学有将会两个发展趋势，其中纵向是指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层面；而横向则是指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不同学科的融合（盖斯特马丁，2006）。国外的健康传播与中国的健康传播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中国健康传播起步较国外晚，加之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医疗水平和国民素质等差异，国内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有所差异。
（一）国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这些年，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迅速而稳健，并已进入黄金期，与传播学中大多数分支领域一样，健康传播的早期研究较多地集中在证实“传播学在健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方面。但这远远不是健康传播研究的全部。将来的国外的健康传播研究会更关注健康信息的有效传递、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新媒体也将带来新的健康传播方式及新议题。此外，对边缘性文化群体，如穷人、少数民族、妇女和老人等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1.媒介的效果研究将仍然会是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重点
对于健康信息的传播，大众传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对信息，特别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相距较远的所谓“非强制性接触议题”的信息获取，绝大多数来源于大众媒体，在国外这部分的研究议题涉及大众传播健康传播的形式、内容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研究，以及效果研究等。相关研究理论包括议题设置、社会学习理论使用和满足理论。涵化理论、沉默和螺旋理论等（孙晶，2005）。
2.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未来健康研究研究的重点
医护人员本应担任着为大众提供权威性健康信息的重任，随着患者的个人权利意识的强化和传播链中受者地位的凸显，从患者角度探讨传播内容、效果的研究日益成为主流，涉及个性化传播（差异传播）研究、医患关系与患者知情权等研究内容日益热门。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医患间的互动交流因为各种原因呈减少趋势，虽然现代社会人们几乎处于一个构建媒介的拟态信息社会，但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毕竟是去化人性化的，医患之间人际的交流是为患者心灵、治疗病患最有效沟通方式，所以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方式，构建新的医患交流模式并将成为将来的研究重点。
3.新兴媒体为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传播方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议题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不仅给健康传播带来了技术上的更新，也带来了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的更新。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技术，它不仅兼具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交往的特点，又有两者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在有利于健康传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同时，更为健康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很多研究议题。从目前看来，互联网在健康传播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4.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因此，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二）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取向与传播学取向形成健康传播研究的两大主要分支，由这两个分支领域展开的主要研究内容占据健康传播研究的主体部分，但这并不是全部。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健康传播研究是建立在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律以及公共卫生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基础上的融合而成，这就注定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多维性。其中最主要的维度有传播学维度、社会学维度、公共卫生维度。健康传播学是多维度学科的对接、产生了多元的研究领域，并丰富了健康传播的研究视角。通过对国内健康传播学学者学术成果分析，在众多的子领域中，以下领域是当前和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
1.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大众传媒健康传播的传播形式、内容和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建构，以及效果研究等。
2.组织健康传播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组织健康传播载体（墙报、讲座、宣传小册子、海报）的内容分析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形式与策略研究、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效果相比较研究等。
3.以“医患关系”为中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医患关系研究是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点为医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方式、内容、策略、效果及信息不平衡等。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人际传播、话语权力、知情权等很多内容。
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教育设计和效果评估、健康促进计划策略研究、健康传播材料的制作等。
5．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外部环境研究的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政策制定与公众健康的影响研究、卫生保健政策的研究、健康传播法规研究、医患关系中的法律权益的研究等。
6．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涉及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健康、疾病和死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其解读及对健康传播的影响、健康传播的人文特性和文化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健康传播比较的研究、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在健康传播过程之中的文化差异等。
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对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涉及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机制与体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危机发生后的有效控制传播等，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8．健康传播史的研究。这里的健康传播史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健康传播研究史研究，另一个、是健康传播实践史研究。
9．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
以上国内研究方向不仅是当前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领域面临的重要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每个研究方向对应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研究子领域，而是多个子领域的结合。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和推动将会为未来的健康传播打开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张自力，2005）。
[注释]
[1]参见网址：http//proquest.umi.com/pqdweb?did=2179562451&sid=3&Fmt=3&clientId=41483&RQT=309&VName=PQD
[2]徐美苓，《健康传播在台湾》，（台北，2004），第526-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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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美]盖斯特马丁著， 龚文庠，李利群译. (2006).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Martin， P. G. (2006). Communicating Health: Person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mplexities. (trans. By Gong Wenxiang and Li Liqun. )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积极心理学；积极心理健康教育
Abstract： Generall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even their syntheses. With prevailing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ynamic. The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Human relation that can be beneficial to responsibility for groups or to altruistic behaviors is very importa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aracters of gentleman that can be in favor of virtue are highligh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rmony that makes for motivat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preach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 will make 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s by the releva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onfucianism； Taoism； Positive psychology； education for positive mental health
教育部2001年颁布的《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指出，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成绩卓著，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但是，传统心理健康教育理论根植于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之中，热衷于把人的心理现象理解成一种自然的现象，或者将之看成具有与自然现象相类似性质的客观实在。所以，主流心理学不得不强调其内容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重复检验性的重要，忽视甚至否认心理健康教育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坚持还原论和自然主义，把复杂的人的心理还原为物性和动物性，从而导致心理学的研究本体――人性的失落。
随着心理学研究的深入，尤其是正在兴起的积极心理学，坚持以人的积极心理品质为研究目标，它不是简单地对消极心理学的完全否定，而是对消极心理学的扬弃，即在批判中继承。积极心理学关注人性中的积极因素，强调个体的优点和人的价值，它利用更加科学、更加人文的思路和方法研究如何挖掘人的潜能和创造力，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发蕴藏于人内心的活力，增强人们的自信心，正确树立人们的人生信念。变传统的“问题式”、“病理式”心理健康教育为以积极预防和发展为取向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
我国学者孟万金教授创立了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并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主张以培养积极心理品质作为开展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内容。这一心理健康教育新理论为当代中国高等心理健康教育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综述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中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积累和流传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当代文化的“活”的中国古代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积淀厚重，博大精深。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诸多学派，最具影响力的有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以及墨、法等重要学说流派。现在所讲的中国传统文化一般泛指儒释道三家学说及其综合体。贵和尚中、和而不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君子慎独、天人合一、阴阳相生相克等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影响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以儒家文化为主干，兼容道佛等家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积极心理学盛行的今天，越发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
积极心理学最早在美国兴起，它主张采用一种全新视角来诠释心理现象，强调用人的积极力量、美德和善端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变关注人的心理问题为关注人的内在潜能，并借此激发个体自身所固有的一些实际的乃至潜在的积极心理品质和力量，并通过最大限度地释放个体潜能使之获得美好生活。积极心理学主要涵盖三个层面的研究内容：第一个是主观层面，这个层面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作为个体――人的主观体验，具体包括心理满足、内心平和、安宁、对未来充满希望以及乐观等。这一层面重点关注的是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强调人要满意的心态看待自己的过去、幸福、乐观地感受着现在和积极、主动地迎接未来；第二个是个体层面，该层面主要研究的是人格特质，尤其关注的是存在于人格之中的那些关于积极力量和美德的人格特质。如，研究包括个体智慧、勇气、仁慈、感激等24种人格因素，并努力探寻一条能够使生命个体具备这些积极人格特质的有效方法；第三个是群体层面，主要以积极的组织系统为研究对象，具体包括了对安定的社会、关系良好的社区、高效能的学校、积极、健康的家庭及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各种媒体等，从而使公民具有责任、利他、礼貌及所从事职业的职业道德[4]。我国学者孟万金在借鉴和整合西方积极心理学及积极教育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传统文化和当今时代精神创立了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对个体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因为积极心理品质不仅有助于心理疾病好转，更好地预防心理疾病。因此，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就是努力培养在校大学生的心理品质。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
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理论更多关注于人的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而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理论则对人性优点及人的价值更为关注，主张通过发展来化解问题，明确提出“开发潜能，减负增效”与“塑造积极向上心态和奠基幸福人生”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两大使命。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特有的内涵和多样的形式为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开展发挥作用。
1.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际关系，有利于群体责任感、利他行为等品质的培养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没有哪个中国人怀疑这句话的正确性。由此可知中国文化是非常重视人际关系的。人际关系能使人感到安全和温暖，满足了个体的心理归属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理解是需要将人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它强调的是个体的社会关系和谐，人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分子、一个角色，人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生命个体，而是一个具有伦理道德的社会个体，每个人均为群体关系的派生物。
尤其是，儒家学说中用“仁”来处理社会中所有的人际关系。孔子用“忠恕”解释“仁”，认为“仁”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了实现“忠恕”的目标，儒家文化倡导自我反省。
儒家文化用礼来调整和规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以此实现“和”的目的。儒家学说认为，如果把“仁”当作人际交往的核心，以“礼”作为人际交往规范，就能在人际互动中有效约束人的行为，减少人际交往的摩擦，缓解人际交往的紧张与冲突。
人自从来到世界上便与其所生活的环境相互影响，一个人良好的适应性就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道家文化尤为重视人与环境的适应与和谐，道家文化的主题是“天人合一”，核心是“道”。祸福相依乃是天道，生命枯荣是自然规律，祸福非人力所能左右，是个体品性的自然结果。据此，人在面对伤害或冲突时，应该“顺之以天理，……应之以自然。”
儒家文化也非常强调人对环境的适应。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即当遭遇挫折或失败时，不应将原因归于环境或他人，而应该查找自身原因。只有这样，才能永葆积极乐观的健康心态，有所作为。
2.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君子人格教育，有利于善端、美德的培养
俗语虽然有“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之说，但研究显示，相同文化性及相同生物性能使一个国家、社会或者同一种族的成员具有诸多相同或者相近的心理和行为[7]。儒家文化把人大致分成了两类，一类人是君子，另一类为小人。儒家文化中的君子泛指有较高文化、品德的人；小人则指道德与文化有缺失的人。“君子人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代表着自然，天的运行一直是刚健苍劲，君子为人处世应当像天的运行规则一样，追求自我进步，刚强坚毅，奋发有为，永不停息；作为地，其气势厚重和顺，君子待人接物应当增益美德，容载万物。儒家文化倡导人格教育应以造就君子人格（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为要义。在此基础上衍生出诸多君子人格教育的精辟见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
自我反省是君子道德修养中不可或缺的过程。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如果有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只有通过不间断地自我反省，查找差距，弥补不足，才能实现自我完美人格。
3.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和谐，有助于主观幸福感的激发
不同文化模式对幸福感存在不同的理解。一般地，文化模式常被划分为两种：个人主义模式和集体主义模式。个人主义的文化模式强调个人的内在感觉和思想，个人相对地拥有更多的自由；在注重集体主义的文化里，更强调群体（通常是家庭和朋友）内部与外部明显的区别。个人主义者往往以个人情绪体验作为判定生活满意程度的标尺；集体主义者却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生活满意与否的依据。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属于后者。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精髓是“和”文化，其核心价值观中凝聚着相当丰富的和睦、融合、平和的思想与观念，“和”文化渗透于天人、自我、群我等各种社会关系中，也就构成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和谐与统一等内容。即对于生活于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国人来说，主观幸福感不仅仅是一般感官上的与安逸，而是通过和自然、和自身、和社会的和谐互动中得到的那份心灵的平和与安宁。
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物质生活水平获得了极大提高。但是，社会发展的缺陷与人类的弱点也日渐显现：如，人类对大自然毫无限制的发掘、肆无忌惮的破坏、贪得无厌的掠夺，使得自然资源供应匮乏成为全球性顽疾；越来越多的废弃物的排放，已经打破了地球生态环境的固有循环和平衡。资源的匮乏和环境的恶化已成为世界性难题。“端起大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社会现象体现出人类主观幸福感指数的骤降。个人主义文化模式以其“无厌的贪”而无法阻止“骂娘”，中国传统文化凭其“知足常乐”的平常心成为了人类追求幸福的历史选择。
三、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开展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建议
文化影响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社区人们的行为、性格、思维及其价值观。当人类进入后工业时代，西方文明越来越受到批判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越发突显。由此，建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色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成为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历史选择。
1.营造环境，浓厚传统文化氛围
文化是特定的人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形成的，体现着该群体的精神、气质和独特追求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的综合体。文化对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可以是有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不论何种影响，生活于一定文化氛围中的个体，必然要受到该文化的感染与熏陶，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营造文化环境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一方面，用中国传统文化妆点大学校园，让学生随时随处感受到文化的存在。如，在校园内、教学楼道中张贴名人图像；在宣传栏内、线杆儿上悬挂名人名言、历史典故等。另一方面，让传统文化进入网络世界，利用校园网络平台、手机微信等渠道用传统文化占据学校舆论阵地，为学生健康成长汇聚社会正能量。如，通过建立校园网，或者以班级为单位形成微信朋友圈，辅导员或者班干部定时更新传统文化为内容在朋友圈内分享，以实现教育的目的。
2.编撰教材，让传统文化走进课堂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实践证明，满堂灌的传统课堂因其远离学生生活实际，而让学生对学习内容丧失兴趣。那么，如何才能让生活走进课堂，已经成为当前广大教育工作者不得不思考的重要问题。
现在，国内许多高校都建立完善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和相关人员的配置。同时，很多学校还积极开发、编写具有地方特色的心理健康专门教材。如邯郸某高专，凭借邯郸成语典故之乡的地域优势，通过成语、典故等文化形式，结合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内容，编写了学生喜闻乐见的教材，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乐。如，在学习篇章中，通过“胡服骑射”成语典故，使学生明白学习重要的道理；而以“邯郸学步”的故事，让学生领悟到学习是建立在个体原有认知基础上的，抛开既有知识，新学知识将会无处可依；利用“纸上谈兵”让学生认识到学习离不开实践。等等。
3.开展活动，领略传统文化魅力
文化是人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活动结果，无形的文化离不开有形的实践活动。文化只所以能成为一个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系统，就是因为其产生于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社会实践活动。反推之，通过具体的活动可以让学生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感受。
一是利用传统节日开展活动。中国传统节日很多，除春节外，正月15日闹花灯，3月里的清明节祭祖，5月5日端午节赛龙舟，8月15日中秋节赏月，9月9日重阳节登高，腊月23日祭灶等。通过开展与节日相关的活动，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传统文化活动除上述节日外，还可以开展其它形式多样的活动，如传统书法、传统美术、传统戏剧、群众舞蹈、曲艺、传统手工艺、杂技与竞技等。二是以中华武术为媒，感悟中华文化的博大。中国传统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浓缩和载体，能充分体现武术的文化性与民族性。
中国传统武术，如太极拳，它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论根基，旨在追求生命与自然的和谐，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有研究显示，太极拳训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症状自评量表》中的阳性诊断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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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健康；竞技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9-0275-01
体育与健康，是学校体育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在其现实的实践中，却存在着许多的谬论与存在很大的实践误区。不指出这些谬论不解决这些错误的实践问题，体育与健康事业就得不到健康的发展，并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歧途。
一、竞技有害论与现代大众竞技决定论
竞技从来就是体育与健康的重要来源地，竞技中的大众竞技，从来比一般的体育活动与锻炼具有更大的健康意义与作用。关于大众竞技的决定性与优越性，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法看到：
第一，大众竞技是公认的体育比赛项目，具有技术的标准化、国际化，具有游戏特殊自然之比学赶帮的组织与可比性质，因此，它决定了体育的项目文化价值，决定了体育的文化性、技术性与国际化、社会化程度，决定了体育的性质与效能。
第二，大众竞技比一般体育锻炼更具有竞技的要求性与练习的难度、强度、量，更具有社会综合能力的运用性，并且，众所周之，没有为健康体育拼命的，除非是重病患者；而大有为好玩、为比赛或竞技拼命与付出的，大有为全面发展拼命与付出的。因此，大众竞技或学生竞技，具有比单纯健康的体育，具有更加显著的锻炼价值或健康效能。
第三，大众竞技是以“公平、公正比赛”为核心的体育活动，也可以说是典型的具有严密竞赛组织性作引导的群众运动、人民战争，而这种以“公平、公正比赛”为核心的群众运动、人民战争，无疑更加成倍地决定了体育的刺激性、决定了更具时间密度的体育规模。
第四，大众竞技是社会化很高的通用体育，因此，决定了市场体育、终身体育、阳光体育等的广泛展开与巨大效果。因此，大众竞技，在宏观上决定了体育项目的社会性与未来、决定了体育教学的社会性质与未来效能。
第五，大众竞技是比体育健康模式更体现有竞争特点的体育模式，能够更好地培养与发展学生的竞争意识、竞争能力，有益于尊重规则的习惯培养；有益于动手能力的培养；有益于社会活动能力的培养，从而有益于竞争意识、习惯、能力的培养。
二、唯体育健康论与现代科学健康论
体育其实并不是唯一的健康方法，简单枯燥的体育运动更没有那么大的健康功能。其实，健康是多源的，现代科学健康论是全面的。通常，我们的健康来源于“现代生活健康方法，现代体育健康方法，现代全面综合交叉健康方法，增强体质方法”。
关于这个问题，除了现代体育健康方法和增强体质的方法之外，特别要指出的是：
第一，我们必须掌握生活健康的科学方法。一方面，人要健康，首先在于或根本在于“减少生活或生命的折损”。寿命及其年龄特征是健康最根本重要的标志，而人只要没有任何折损，就能活到175岁，就能达到最大的健康目的（不能活到175岁的原因，就是遭受了这样或那样的折损）。折损是对健康、体质、寿命最重大、最深层次的破坏。常常十年健康抵不上一次重大折损，一贯健强抵不上一刻生命。能够保持身心与寿命的完好，就是最大的最有意义的健康。另一方面，人要健康，主要的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修身养性。要善于平衡生心；要善于合理运动；要善于适应或改造改变自然的或社会的环境。
第二，我们必须掌握全面综合交叉健康的基本方法。
中医、西医、体育，可谓是人类三大健康的特效途径与方法。其中，中医主要是从根本上进行日常的疗养与治疗，其方法主要是根据人体身心理特征和自然、社会的特点，利用食物、酒、中草药、中医疗法，对人进行调理，总体上属比较温和的健康方法。西医主要是从现象上进行对应的解除式治疗，其方法主要是根据人体身心理症状，利用手术等物理方法和药物等化学方法，对人进行急救，总体上属于比较暴烈的健康方法。相比之下，体育属于最自然阳光的健康方法，其方法主要是利用物理运动与社会活动的巨大力量对人的身心进行刺激，通过刺激获得巨大的健康效益。对于中医、西医、体育这三种健康方法，我们必须区别对待与合理运用。
三、结语
显然，竞技有害论和唯体育健康论是我们认识与实践中的谬论与误区，它严重地误导与损害了体育健康事业，必须加以批判与纠正。然而，现代大众竞技决定论和现代科学健康论，才是正确的现代健康科学观与方法论。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确立正确的健康科学观与方法论，并运用它去更好地指导我们的体育与健康实践。
本刊讯（记者通讯员：黄一万）2011年5月21日-23日，第七届中华脊柱健康论坛（原名：中华脊柱医学论坛）将在中国•北京盛大召开。届时将邀请来自国内外的脊柱医学专家和脊柱健康业界代表及病友代表1000余人，相聚北京•温都水城，从一个新的起点、新的观念、新的角度探讨和推动脊柱健康事业的发展未来。
作为脊柱健康行业一年一度的盛事，第七届中华脊柱健康论坛又将以一个全新的理念和活动形式展示在脊柱医学及产业界的同仁乃至更广泛的健康学者面前。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大脊柱医学，大健康产业”。参会者不仅有医学学术界的专家，产业界的朋友及相关领导和学者，还有部分脊柱健康事业的推动者或病友代表。因而，无论在其规模、范围和影响力上都将超过往届。故本届论坛将在延续往届论坛特色的基础上，开创诸多跨越式的亮点。
1 重心转移――脊柱医学向脊柱健康方向转化
中华脊柱医学论坛自2004年至2010年已成功举办了六届。在业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每一届均从不同的视角和观念对脊柱医学的学术理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研究，最终完成了脊柱医学的学术理论探讨和学科基本构建。应发展之所需，2010年第六届论坛推出了“学术产业化，产业学术化”的主题，使脊柱医学学术化发展向产业化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故自2011年5月21日的第七届论坛开始，正式更名为“中华脊柱健康论坛”。这预示着以脊柱医学学术探讨为主的重心将转移到围绕“脊柱健康”为中心，从学术、产业等多方面入手，将学术理论成果真正落实到产业发展和为人民的脊柱健康服务上，并在原有的基础上探讨出更为全面的脊柱健康学术理论和产业发展模式及规律问题，旨在让脊柱医学更好的惠及人类健康。
同时，随着重心的转移和拓宽，本届论坛邀请到的不仅仅是脊柱医学学术界、脊柱健康产业界的专业人士，还将广泛的邀请部分投融资界、相关行业人士和脊柱病友代表等，让他们一同见证和推动脊柱医学、脊柱健康产业的生机及发展。
2 博纳百川――战略思想高屋建瓴，技术手段百花齐放
在百川的大力推动下，脊柱健康行业已初见端倪，全六届论坛从学术界的思想理论和技术应用到产业界的经营谋略和运作手段，无一不在彰显行业各类战略思想的高度和战术的百花齐放。第七届中华脊柱健康论坛将顺应行业的发展所需，以“博纳百川，和而三元”的组织理念，从大家最关注的争议性话题和最感兴趣的热门问题入手，以辩论会、百川论见、投融资洽谈会等多种新颖模式，开启多场“战略思想盛宴”的分场讨论或对话会议。比如，“治病卫生和保养养生哪个对健康更有利”、“技术应用模式和商业运作模式哪个更重要”的辩论；投融资商务洽谈会（资本方与技术方及咨询管理方三方对话现场）；百川论见之“探寻颈肩腰腿痛的解决新思路”，还有类似如MBA的管理课程也将在论坛中呈现……。这些都将从更务实的角度去帮助大家解决技术应用和产业运作上的实际问题。
本届论坛以“让每一位代表都有所获”为目标，从多个角度对内容和形式进行改革，意在从学术技术和管理运作的层面，为与会代表开启不一样的思路观点和事业方向，推动脊柱健康事业迈向更快的旅程！
3 公益“接力”――全民脊柱健康工程总动员
“全民脊柱健康”是社会大众共同的健康梦想，也是中华脊柱健康论坛势必要实现的宏伟目标。前六届脊柱医学论坛，业界同仁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地推动“全民脊柱健康工程”的实施，并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战果”。第七届脊柱健康论坛，将延续往届的公益之旅，将爱心接力，于23日开展大型的全民脊柱健康工程总动员活动。其中包括：现场脊柱健康咨询活动、百名专家免费脊柱健康普查、大型脊柱运动健身操表演以及脊柱健康产业展演展示活动等。
传统体育养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与自然环境的漫长斗争中，逐步建立起的对生命健康理论与方法的总结，无论是在国家政治、社会发展还是大众生活等各个层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弘扬和发展传统体育养生文化，必须与时俱进，在科学继承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大力推进其理论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方法创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我们可以发现,十七大报告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指出了三个重要的途径:即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和推进文化的创新。[3]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奇葩，传统体育养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必将促进我国健康文化事业和相关产业化的繁荣发展。所以说，传统体育养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强国的重要途径。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弘扬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文化，必然成为高校健康教育平台构建的重要支撑。“中央7号文件”对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明确指出：学校体育工作的目标是积极推动面向全体学生的健康教育，建立“健康第一，终身体育”的教育方针。要实现这一目标，学校健康教育平台除了建立现代竞技体育特点的培养体系外，还必须充分考虑到体现自然属性的生命健康与文化传递等方面的内容。传统体育养生文化渗透于人们日常起居、学习生活、健身锻炼、健康饮食、人际交往和情绪调控等诸多方面，对促进和提高广大学生健康水平可以起到极佳的作用。在高校教育环境下，运用现代健身原理、教育理论和系统科学方法，不断的对传统体育养生文化展开理论挖掘和方法创新，使其更具科学性和时代特点，继而实现了传统体育养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也实现了学校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与推动作用。将传统体育养生文化引入到学校健康教育，必然对学校健康教育体系的完备带来深远的影响，也极大的丰富了学校健康教育的方法和手段，成为实现学校健康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
高校健康教育引入传统体育养生文化的理论依据与现实意义
1.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人体科学论”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其所著的《论人体科学》一书中提出了“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巨系统”和“人体科学”的观点；“人天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体科学的概括和指导。我国高校健康教育新平台的建立，其核心价值应是通过有意识的教育行为来培养和提高全体学生的自然适应力和生存能力，要着眼于全体学生的健康水平提高，科学的服务于人体这个“开放的巨系统”。因此，学校健康教育体系的完善，必然要遵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形成的“人天观”思想，从人体自身、人与自然环境、人与社会环境三个层面，来规划和设计具体的教育行为。那么，作为“人天观”思想重要组成的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文化，充分体现出人体的整体观、人与自然环境的整体观以及人与社会环境的整体观。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文化是高校健康教育体系完善的必要构成，为学校健康教育指导思想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根据，也极大的丰富了学校健康教育的方法、手段。
现实意义
(1)“贵人重生”体现了高校健康教育的根本夙愿
我国传统体育养生思想中最核心的观点就是“贵人重生”，认为人乃“天地神明之统”、“生为第一”、“人命最重”。这种基于古代科学辩证观的思想强调的是“道”，即生命、物质形成发展的规律，充分体现了物质存在的本质和对生命的尊重。我国现阶段对学校健康教育提出的核心要求是“健康第一”，一切教育行为都是为最终实现这一根本夙愿而服务的。所以说“贵人重生”的观点是指导学校健康教育工作的理论基础，也充分体现了“健康第一”这一根本夙愿。
(2)“天人合一”引导高校健康教育回归自然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唯物主义思维观，《道德经》中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黄帝内经》中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人类生存与天地之间，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在宇宙运化中得到自身的生发、运化和返归。从养生健身角度出发，表现为：人类生命过程要得到健康的延续，就应当遵循自然规律，从人体脏腑、经络的本质机理出发，在不同的时节、环境下，通过适时的生理导引、饮食调理、提高道德修养等修炼之术，来达到人与天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不应该逆天道之法则，违背人体自然生发之规律，追求人体机能的极致，急功近利，最终只能带来生命的损耗与透支。因此，“天人合一”的思维观，能够引导学校健康教育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摒弃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的错误思想，使学校健康教育回归生命健康的自然本位。
2.传统养生术是学生进行自我锻炼的宝贵资源
“中央7号文件”对学校健康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即通过健康教育使学生树立“终生体育”的观念；并使之掌握能保障其“终生体育”目标的健身知识、锻炼方法和手段。要实现“终生体育”的目标，使学生拥有自我锻炼能力则是问题根本所在，学校教育阶段必须要解决好学生走出校门之后的自我锻炼和生命健康需求。因此，这种自我锻炼能力应具备对自身健康状态的判断力、对健康问题的辩证处理能力，还应具备锻炼手段的科学性、有效性，锻炼方法的生活化和简单化等特点。只有掌握了这样的自我锻炼能力，才能在快节奏的工作生活中，保持旺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状态。传统养生术内外兼修，身心并育，练养并举，练习方法简单易学，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社会交往等诸多方面，能通过协调和激发人体的生理潜能，推迟或延缓人的衰老过程，实现延年益寿。将传统体育养生引入到学校健康教育中，其拥有的独特文化特质必将极大促进学生自我锻炼能力的形成。#p#分页标题#e#
对高校养生健康教育平台构筑的思考
要说明的一点是，关于平台构筑的思考，是在普通意义学校范围内进行的，不包括体育专业学校和特殊类别学校。
1.深刻理解“健康第一”理念，丰富和完善高校体育健康学科体系
“健康第一”是指导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核心理念。“健康”是指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目标，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自我锻炼能力，以期实现人体在复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变化中，获得平稳、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健康第一”既是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落脚点。要实现以传统竞技体育为核心的学校体育，向以“健康第一”为核心的学校健康教育的转化，就要建立起与之相配套的完备学科体系，全面系统的考虑学科建设的相关要素配置问题，将现代体育与传统养生保健有机的结合，并加强与其他相关学科的横向联系，提高在学科建设过程中的研究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面向全体学生实施健康教育时，传统竞技体育应作为学生提高身体素质的健身手段来出现，而不应成为教育目的。学校健康教育应以前瞻和发展的眼光，向广大学生群体提供系统科学的健身理论和知识，喜闻乐见的健身项目，简单易用的健身方法，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并以此要求来规划和开发出相应的组织管理体系、健康理论体系、课程编制与开发体系、教学指导体系、师资建设体系、项目保障体系、效果评价体系等。根据学生的身体、年龄和心理特点以及教育教学的实际需要，合理的将现代体育知识、身体锻炼方法、养生保健理论和手段等，编制到各阶段的体育必修课、选修课、保健课及其他健康教育实践中，使学生在走入社会后，能够及时的对自我需求和健康状况进行准确判断，并有能力实施有效的自我锻炼。
2.教材建设应务实、创新
目标明确，功能健全，结构合理，内容丰富而具吸引力的一本教材，是保证学校健康教育科学发展的基础。教材应体现其教育性和导向性，即以促进健康为主线，以自我锻炼能力养成为基本目标。满足体育理论知识、技能技巧、锻炼方法、养生保健、体育文化等全方位的教育功能。在教材结构规划和内容选择上，要贴近全体学生，对现代竞技体育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取舍，结合青少年学生特点，总结开发出行之有效的身体锻炼方法和手段，尤其注重集体项目的开发，使之更具娱乐性和趣味性，同时锻炼了团队协作能力和社交能力。养生保健内容是健康教材的重要组成，对学生自我锻炼能力的形成极具教育价值，但对于传统养生保健术的引入，要抱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剔除迷信陈腐的观念和伪科学的方法，通过现代科学从新发掘、整理、提炼、创新出简单易用的健身原理和练习方法，使其更具生活化和时代特点。总之，实用教材的编制要展现其两个特性，即自我锻炼能力形成的显性教育和人格健全、文化传承的隐性教育。
3.师资队伍建设应着眼于知识的更新与职业能力的提升
学校体育教育目标的转变，必然带来教育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全方位的变革，对于体育教师而言，既是历史机遇又是自我挑战。在原有体育师资教育体系下，“运动技能”取向的体育教师专业性定位制约了体育教师实践智慧的释放与发展，人们评价一位体育教师是否“专业”,主要就是看其自身是否具有或曾经具有相对较高的运动技术技能水平。对体育课程及其他体育教育实践的针对性设计与开发，缺乏职业能力。随着学校体育教育目标的转变，拥有如此知识结构和职业能力的体育教师显然是不称职的。要改变目标要求与教师职业能力的不对称性，主要途径就是通过职后教育来不断更新教师知识结构，补充和完善科学健身的专业知识与健身方法，尤其是将传统养生保健原理和手段进行科学加工，形成较完备的科学健身知识结构。同时，还要加强现代体育教育理论、观念和技术方法的学习，特别是多学科横向研究能力的培养，对提升教师自我学习能力和职业能力极为重要。教师的职后教育应该是“终身教育”而不应是“阶段教育”，只有这样，体育教师才能在学校健康教育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
结语
【关键词】健康德育教育多种形式结合整合实践活动推动
百度百科这样解释“健康”――“是指一个人在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不仅是躯体没有疾病，还要具备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有道德”。高殊的年龄阶段所决定的高中生特殊心理状态以及他们所处的学习生活环境和改革开放化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们的心理变化发展正处在一个不稳定的阶段。随着与义务教育阶段不同的学习生活的变化，升学竞争日趋激烈，高中生在自我意识、人际交往、学习生活等方面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困惑，并严重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联合国一位专家在20世纪90年代曾指出：“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没有任何一种灾难会像心理冲突一样带给人们持久而深刻的痛苦。”因此在此阶段，能否保证和增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身心是否能全面健康发展成长，并对他们终生产生深远的作用。笔者认为，每一个高中德育工作者，应该根据高中生心理特点，结合学校的生源特色，利用学校资源，围绕学校德育工作要求，展开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关注并研究新形势下德育工作内容和形式的拓展，才能让“健康”这一鲜明的旗帜，高高飘扬于学校这个德育教育的主阵地。
一、实践“健康”教育的理论依据
《国家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纲要》第一章“战略部署”中“战略主题”的阐述为“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现行的《中学德育大纲》已把“具有自尊自爱、自立自强、开拓进取、坚毅勇敢等心理品质和一定的道德评价能力、自我教育能力”列入高中阶段德育目标，把“良好个性心理品质的教育――自尊自爱、自强自立、开拓进取的教育；健康生活情趣和健全人格的培养教育；青春期心理健康、友谊、恋爱、家庭观的教育和行为指导；坚强意志品格和承受挫折能力的培养训练”列入高中阶段德育内容。而心理健康教育，即心理教育工作者运用心理学、教育学原理以及心理咨询理论与技术等对受教育者施加一定的影响，帮助他们化解心理矛盾、减少心理冲突、缓解心理压力、优化心理素质，使受教育者的心理过程得以正常发展，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形成良好的个性和思想品质，促进人格的成熟及人生的全面发展。无论是“人”还是“心理品质”等概念，无不明确规定心理健康教育应该是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和内容之一；而“立德”“良好”“正常”等词的本质内容，则可以用“健康”一词概括。“健康”一词已是目前社会上广为公众接受的一种科学观点，健康是德育教育的真正目的，正日益体现出它的重要性和时代性。
从“健康”这个角度，关注学生的情感需要，关心学生的个体意识，使德育教育深入到学生个性心理品质发展的微观层面，从而增强德育教育的现实性。心理健康教育正是这样以一种关注学生个体真实生命、更靠近学生心理发展的全新姿态出现，运用独特的内容和方法，让学生在德育教育中健康成长。
二、实践“健康”教育的途径策略
（一）多种形式结合，定位落实健康教育宣传。
比较初中学生来说，高中学生的自觉性、独立性、果断性、主观性显露得较为明显，他们的独立性意向十分强烈，同时各年段学生的性格、气质又各有特点。我们应该针对不同年段学生的一般性特征有目标地展开健康教育宣传；同时，高中学生对外面世界的信息非常敏感，健康教育宣传的落实，最好也能更具有时代特征，让学生印象深刻并行之有效。
1.根据年段特点开展知识讲座。针对高一新生入学后学生中普遍存在着对新的学习方式、新的生活环境、新的角色的适应问题，明确高一年级以良好的适应，努力提高自我意识，增强自我管理能力为目标，进行《青春期的人际交往》《如何积极适应新的环境》等的讲座；针对高二学生新鲜感缺失，学习动机模糊，产生疲倦及种种消极沮丧想法以及早恋的问题，明确以树立正确的幸福观，乐观豁达，积极进取，正确处理男女同学间的友谊为教育目标，进行《青春期的异往》《如何度过青春期》等系列的讲座；针对高三学生学习压力不断增加，学习成绩处于瓶颈状态，考试焦虑等问题，明确以愉快的接受，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激发心理潜能，达到自我意识日趋完善的新境界，成为一个心理健康，能自强自立，积极向上，成熟的人为目标，进行《青春期常见心理偏差及疏导》《远离考试焦虑》等知识讲座。同时，可让校级领导及医保中心负责进行《预防艾滋病》《珍爱生命，远离》《青春期常见健康问题的预报和保健》讲座。这些讲座针对学生在不同阶段的心态，逐步帮助学生找到自己适应环境、调整心态的方法，对增强心理素质以及青春期生理、心理的健康有着良好的效果。
2.结合特殊的日子发放宣传资料。青春期性生理教育、性心理教育、性道德规范教育、性法制伦理教育、性审美教育、预防性疾病传播尤其关于预防艾滋病宣传以及远离、珍惜生命等方面的教育内容，除了专题知识讲座以外，还可以结合特殊的日子，例“国际禁毒日（6月26日）”，“世界艾滋病日（12月1日）”等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以健康小册子的形式发放资料，或者结合利用校医务室的有关专业知识资料――《青春健康教育手册》，印发到学生手中，让学生及时了解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的变化、异往的方法等。这些资料一般能让学生印象深刻，深受学生欢迎。当然也可以翻印或在网上共享好的宣传资料，如中国计生协会培训师资的《青少年生殖健康工作者培训指南》、《成长之道》以及《藏在书包里的玫瑰》、《百问百答――青春期与性》等书籍，教育者可以以班级为单位展开宣传，让“健康”的理念根植到学生心中。
（二）教育资源整合，加速凝聚健康教育合力。
现代教育中，教师是教育的最大财富，校园这个有别于其他环境的特有的硬件设施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决定了每一位老师“不仅仅是人类文化的传递者也应该是的学生心灵的塑造者，是学生心理健康的维护者”，决定了校园文化活动的丰富多彩。整合教育资源，凝聚健康教育的合力，健康教育的步伐会迈得更迅速，更坚实，更有力。
1.充分利用学科特点，以课堂为阵地点滴渗透健康教育。课堂，是师生沟通的一个重要场所。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健康教育，是实现健康教育目标的主渠道。在课堂上，师生之间无时不在进行情感的交流和心灵的沟通，教师应根据学科特点，重视挖掘教材中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因素，通过巧妙的设计，组织各种活动，使师生之间达到共鸣，在实实在在的教育中推进健康教育。当然，教师的心理素质如何，是否具有良好的教学情绪，将直接影响课堂教育效果和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发展。教师拥有良好的教学情绪和心理素质，才能创设良好的课堂教学心理环境，让学生在和谐的氛围和愉悦的意境中学习知识，并完善人格。为此，学校要着力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鼓励教师参加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培训，规定教师必须参加心理健康教育基础知识培训，甚至是心理咨询师的考试，从而提高教师的心理素质，提高教师的心理学知识水平。每一个教师都能应用心理学原理，根据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认真备好课，上课时调节自身的良好心态，德育工作才能有的放矢，取得较好的效果，课堂作为德育教育的主阵地，才能真正健康、向上。
2.不断丰富校园文化，以活动为载体逐步推进健康教育。健康的心理社会环境和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有助于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和健康心理的形成。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为学生搭建表现才华的舞台，既调节学生的身心，又释放学生的潜能。各种社团活动和学科竞赛，可以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奋勇拼搏的精神；校园环境的文化布置，如教室走廊上的名人名言，教室内的励志名言，食堂内的向学生征集的以珍惜、节约为主题的佳句展示，校园各区看似无意实则精心的细节装点，甚至是灯箱和电子大屏幕，这些都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让学生在有益于身心的活动和文化氛围中感受到什么是真正健康向上的青春，把健康的宗旨渗透到生活的角角落落。只有健康的环境，才能有健康的学生。
3.灵活运用校园设施，以主题班会形式创新健康教育。班主任工作中一个重要内容是以生动有趣的主题班会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班会课在德育教学中，尤其需要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力，维系学生持久的学习热情。高中校园内，多媒体设备比较完善，情境教学、演讲辩论、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社会调查、音乐欣赏等，都可以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特点，组织主题丰富的班会活动，改变班会课由班主任讲到底的传统课型，把角色扮演和小品、游戏引入课堂，并经常性开展小组讨论，发挥同伴教育的积极作用，让学生主动地学，有个性地学，在参与中学，学会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学会与同学、老师和家长进行有效的沟通，培养对挫折的耐受能力，形成良好的意志品质。班会课上的班主任也要能放下为师的“架子”，以朋友的身份走近学生，以引导者的身份引导学生和自己一齐去探求知识，及时评价学生的学习活动，要把成功榜样、激励等贯穿课堂，激发学生的自信心、自强心，形成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心理素质。
（三）实践活动推动，拓宽校园健康教育发展空间。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和加强学生应付心理压力的能力，心理健康教育应该融心理预防咨询与治疗，人格发展和情感教育于一体。成功的心理品质教育必定是学生自觉参与的结果，专业的心理辅导则能教会他们模仿某些策略和新的行为，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存在的能力或形成更为适应的应变能力，并且能运用此能力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为走上社会做好充分准备。心理辅导室及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是让学生由校园理论走向社会现实的直接具体的方法，拓展了学校健康教育的空间。
1.心理辅导室活动
心理辅导室的集体和个别辅导，对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给予间接的引导和直接的指导，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学习、倾诉的平台，既能排解心理困扰，建立师生联系，又能让学生明白心理压力和身心疾病是难以回避的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存在，只有直面自身的问题，运用科学方法，增强自我调节、自我控制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才能正确面对影响身心健康的心理压力和身心疾病，并且教会学生怎么做，怎样逐渐培养起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自我调适与疏导的能力，促进健康的心理品质的形成。这是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的真正目的。心理辅导室可以定时定人进行宣传或辅导活动。例如针对高三学生的高考压力，可以在高考前夕于学校宣传窗刊出《高三学生心理调适专刊》；针对青春期女生容易碰到的问题，可以以《写给高一女生》《青春期女生的自尊自爱教育》《心理缺氧问题的分析与解救》为内容，每学年分年段进行女生讲座；可以发一些心理健康调查或测试的试卷，以提醒学生学会寻求帮助，注意自己的心理健康；更可以定时进行个案咨询与辅导，让个别学生的突出问题在具体而专业的咨询辅导中得到真正的解答，为学生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社会实践活动
影响学生素质提高的各种因素中，家庭与社会亦是健康教育的重要阵地。特别是家庭教育，它直接与学生健康状况相关联。学校可在校讯通、家访或者电话以及一学期一次发放的《告家长书》中，指导并要求家长能够配合学校促进子女全面健康成长，使之成为学生健康教育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形成关心、支持、参与教育的良好环境。同时，鼓励并组织学生走出校门，积极参加团市委等组织的各种社会活动，例如每年两次的敬老院送温暖和“志愿者在行动”的活动，让学生的健康教育不仅仅只停留在学校，还要扩展到家庭乃至社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走出误区，培养学生优良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使他们以健全的人格、渊博的知识、健康的身心成为对祖国有用的基础人才，从而提高健康教育工作的成效与水平。
总之，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要求德育工作以健康目的，在宣传发动、资源整合、实践推动中把心理健康教育引入德育工作中，不断探讨两者相结合的可能性，对于提高德育工作的实际效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论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
[2]汤英峰：《在文明礼仪道德教育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应该走出哪几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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