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针对语文教研活动中的重形式而轻内容、重功利而轻学术的现象，我撰写了《静下心来研讨，交流，做学问》一文。文中呼吁道：“少谈点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少一点报告，多一点研讨；少一点比赛，多一点交流；少一点过场，多一点过程……示范课也好，教学会议也罢，以广泛深入的研讨交流为主才是教研活动的正轨。”这篇文章很快刊登在《广东教育》2001年第5期上。
2002年，我撰写了评论广东省高考作文评卷的文章，主要论述了“标准差的确定与把握”“满分作文与零分作文”“个性化的阅读与写作”等问题。文章刊登在《广东教育》2002年第11期上。
2004年5月，由《广东教育》特别策划了“聚焦高考评卷”的专栏并邀请我撰稿、组稿、写“编者按”。这种信任，对我来说，无疑感到荣光和兴奋。而这，也正是若干年来，深感于高考评卷中的种种问题想表达却未能有机会表达的。我在“编者按”中写道：“习惯上，人们的眼球往往被高考改革、考纲调整、试题变化所吸引。实际上，高考评卷也是高考的关键因素。……高考评卷的过程和结果，应该是对社会的诚信宣言，是对中小学素质教育的指南。……高考评卷既然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评卷就不仅仅是评卷了。于是，在科学、民主的氛围中，研讨以下评卷的理念、规则、程序、方法及尚需解决的问题，帮助大家了解如何规范答题，从而提高考试成绩，就显得非常有意义了。”
2005年，我将自己在北师大和澳门大学联合举办的“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研讨会上的演讲稿投给了《广东教育》，演讲稿以《整合，多了一条途径而已》发表在2005年《广东教育》第2期。原题为《关于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的几点思考》，经编辑将题目一改，便化平常为精彩了。这次演讲在现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给一些高唱信息技术统领、统管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以震动，受到与会者的欢迎。连主持人都说，这才有学术研讨的味道了。演讲稿的主要观点如下：有了信息技术，并不就必然会带来基础教育和学科教学的跨越式发展；学科教学与信息技术整合，是革新而不是革命，是多了一条新的途径，而不是通向罗马的所有大道；信息技术相对于学科，始终是技术、手段和工具；学科教学与信息技术整合更要关注教学，聚焦课堂；要实现真正的“整合”，关键在于教师树立正确的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具备深厚的学科素养、道德素养、文化素养、思想素养和生活素养，同时，又掌握好现代信息技术。
2005年，当我的专著《教育的良心――中国新课程之批注》即将完稿之时，《广东教育》第11期将我书中的11条语录以《中国新课程之批注》为题，作为卷首语发表。之后，编辑对我说：读者们对你的批注很有兴趣。有一位校长表示，那一句“就课程改革而言，改革中求稳定，比稳定中求改革重要得多”真是深刻。
近年来，《广东教育》《师道》又多次刊登我的教学实录、教学设计、教学点评、学术论文。如《精彩歌词・精彩题目》《〈劝学〉――把白话文翻译成文言文》《〈两小儿辩日〉――把白话文翻译成文言文》《〈卖油翁〉――把白话文翻译成文言文》《把白话文翻译成文言文的教学思考》。还刊登了数篇评论我的教学的文章。如《文言文教学的一种新突破》（魏小娜）《再说不枝不蔓的对译》（唐建新）《传统教学法外，又开了一扇窗》（郑文佳）《评价式教学的课堂价值及思考》（黄平）《把枯燥的翻译当成快乐的游戏》（王爱娣）等等。
我还受《广东教育》的委托，参加过《广东第二课堂》中考专刊的编写工作。
每当我有新的思考要表达，有新的实践经验要交流，《广东教育》总是及时给予我支持与奖掖。
十几年来，在匆匆忙忙之中，我与《广东教育》的领导和编辑们谋面不多但关系紧密。不是因为他们刊登了我的文章，只是因为他们对作者的理解、尊重、欣赏与帮助，只是因为他们对教育的正确思考和开阔视野。他们总是屹立在教育教学的前沿，关注着、引领着广东的教育，敏锐的把握教育的热点、改革的焦点、教学的重点，并为广大教育同仁提供交流研讨的平台。他们对教育的真诚、热情和理性思考，他们对工作的严谨、坚守和求真务实，着实让人感动。
值此《广东教育》创刊六十周年之际，遂留以上话语。借用几句歌词，就是：
这一路，
很愉快，
>> 潘懋元职业教育思想研究 论潘懋元职业技术教育思想 论高等职业教育集团 潘懋元高等教育质量建设思想探析 论高等职业教育中的创新思想与能力培养 高等职业教育应该贯彻“零缺陷”思想 大学思想与高等职业教育 论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建设 高等职业教育“属性”回归论 论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建设 论高等职业教育应该教给学生什么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浅析 高等职业教育现状浅析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对策 德国高等职业教育特点 浅谈高等职业教育管理 解读《潘懋元教育口述史》中的少年潘懋元 高等职业教育领域中产教融合研究的元分析 潘文安职业教育思想探析 论高等职业教育课程设置的职业性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503/2015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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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耀荣，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广州/510080）海峡两岸（粤台）高等教育论坛是受广东省教育厅委托，由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与台湾方面联合举办的。2005年至2012年，分别在台湾淡江大学、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台湾致远管理学院、广东工业大学、台湾元智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台湾铭传大学举办了七届论坛。第八届论坛由粤方承办。我们一方面，开展高教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的交流；另一方面，推动粤台高校合作，包括学生交换、学生科技文化交流、教师互聘和培训、科研合作、台湾研究和大陆研究等，这两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论坛主题和成果
（一）研讨概况
第八届海峡两岸（粤台）高等教育论坛于2013年5月6-9日在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举行。由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指导，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财团法人东莞台商育苗教育基金会、台湾私立科技大学校院协进会、台湾私立大学校院协进会、台湾高等教育学会、东莞台商子弟学校主办，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承办。论坛分四项内容：（1）5月7日全天研讨会，主题是“构建两岸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机制”；（2）成立粤台技职教育联盟，共同签署备忘录；（3）5月8日粤台院校合作对接座谈会；（4）5月9日台湾代表参观考察广州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论坛当天一早，受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陈云贤的委托，省政府副秘书长江海燕在会见台湾代表团的时候表示，将进一步创造条件推动粤台教育合作。她希望双方都抓住目前粤台教育合作热情高涨的大好时机，利用好各自的积极性，包括调动台企参与的积极性，引进台湾优质的工程教育、职业教育资源，把广东建设成为粤台教育合作的示范区。这得到台湾代表团的热烈响应。
论坛开幕式由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张湘伟主持。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魏中林，广东省台办副主任蒋长芳，台湾教育部门技职教育负责人饶邦安，东莞台商子弟学校、东莞台商育苗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叶宏灯，华南理工大学常务副校长、广州学院院长彭新一分别致词。这次论坛参与的人数最多。台湾代表团有36所高校的70多位校长和专家参加，广东高校有60所高校150多位校长和专家出席本次论坛。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有800多名师生参加本次论坛，和代表们一起分享交流成果。双方提交的论文共33篇。
魏中林充分肯定了论坛取得的成效。他说，经过多次交流互访，我们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培育了深厚的友谊。我对台湾教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们之间的教育发展进程虽然不同，但各有特点和优势，合作机会很多，互补性强，粤台双方的积极性很高。台湾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在人才培养模式、产学合作、国际化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工程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值得我们借鉴。他表示，两岸人民同文同种，心相系，情相依。广东省教育厅将继续积极推动粤台教育交流与合作。他相信，粤台高校能够创造更多更好的合作模式，从而提高各自高等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饶邦安代表台湾方面致词，他认为两岸的教育合作政策越来越开放。他表示将继续推动台湾高校与广东高校的合作。
台湾代表团团长、佛光大学校长、东莞台商子弟学校荣誉董事长杨朝祥，广东工业大学副校长章云分别做了题为“海峡两岸高等教育合作策略”、“建立多元化的海峡两岸高教交流合作模式”的主旨演讲。台湾教育大学系统总校长、东莞台商子弟学校荣誉董事长吴清基做了“加强两岸教育政策交流，追求两岸未来双赢”的报告。主旨演讲和报告的内容充满热情和期待。
在论坛闭幕式上，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院长、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管理指导委员会主任刘惠坚做了总结发言。他提出，广东正在致力于推进教育“创强争先建高地”战略（创建教育强省，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打造南方教育高地），国际教育合作、粤港澳台教育合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事实上，广东的国际教育合作已经有了突破，粤港澳教育合作已经迈出坚实的步伐，粤台教育合作已广泛开展，但这还不够。无论从台企在广东的规模及其转型升级要求的特点来看，还是从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要求来看，都需要进一步加强粤台工程教育、职业教育的合作。因此，粤台双方都应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粤台教育合作进程，把广东建设成为粤台教育合作的示范区。
（二）组建粤台职教联盟
为促进两岸（粤台）职业教育广泛深入地交流与合作，受广东省教育厅委托，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与财团法人东莞台商育苗教育基金会共同成立粤台技职教育合作联盟（简称职教联盟），双方负责人共同签署了成立备忘录。
1.成立职教联盟。职教联盟领导小组，由粤台双方选派各自的教育行政部门、教育学术社团负责人和职业院校及大学校长代表参加，负责相关政策制订与合作指导。下设联合办公室，粤台双方派员参加，负责制定组织规程、交流与合作规划、统筹组织落实规划项目。联盟成员由粤台两地职业院校和大学组成。粤台各推荐一位总召集人，协调各自事务，并向职教联盟领导小组提出政策建议和合作项目，由职教联盟领导小组审定，联合办公室落实。
・综述・ 加快推进粤台高等教育合作步伐 2.确定职教联盟功能。职教联盟为非营利平台。粤台双方将通过此平台整合双方资源，开展学术交流、师资培训、专业建设、课程设计、学生交流、人才培养、合作办学等项目，并为联盟会员学校提供媒合、咨询、协调、辅导、互访活动等服务。
3.明确合作发展目标。为执行联合办公室的工作计划，双方在条件成熟时成立粤台教育交流与合作服务中心，负责执行职教联盟认可的服务业务；推动引进台湾优质职业教育资源，探索合作举办应用科技大学、旅游观光大学；探索建立粤台职业教育园区，促进产学研协同发展。
在这次论坛上，粤台高校之间纷纷签署合作协议，分别有20多所学校互相签署了合作协议，开展教师培训、教师互派、课程开发、科研合作、学生交流。
二、两岸（粤台）教育合作回顾与展望
粤台双方的高校或者从全局或者从学校的角度，对粤台教育合作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合作建议。
（一）台湾专家的主要观点
杨朝祥回顾了两岸交流的特点：由保守到开放，由对抗到和谐，由竞争到合作，由单打独斗到互补互利，由各争其利到共创多赢，经济如此、教育文化更是如此。表1是杨朝祥制作的两岸教育交流政策发展一览表，从中可以看到两岸教育交流政策逐步开放的脉络。
表1两岸教育交流政策发展一览表
年月 两岸教育交流重大事项1987年 大陆颁发《关于对台湾进行教育交流的若干规定》1989年1月 大陆58所高校开始向台湾及港澳招收研究生1992年6月 台湾公布《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学生交流活动作业要点》1992年7月 台湾公布《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1997年10月 台湾公布《大陆地区学历检核及采认办法》，采认大陆73所高校2000年9月 东莞台商子弟学校成立并招生2005年8月 大陆宣布台生就读大陆学校，学杂费比照大陆学生收费标准，并建立台湾学生奖（助）学金2007年4月 第三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闭幕，大陆宣布欢迎台湾高校来大陆招生，同时将对大陆学生赴台就读提供必要的协助2010年3月 台湾采认大陆“985工程”高校等41所高校学历2010年8月 台湾“立法院”通过“陆生三法”修正案（续表1）
年月 两岸教育交流重大事项2011年1月 台湾公布《大陆地区学历检核及采认办法》和《大陆地区人民来台就读专科以上学校办法》，核定134所高校计划招收2141名陆生2013年3月 台湾公布扩大采认大陆70所“211工程”高校学历2013年4月 台湾采认大陆191所国家示范性和骨干高职院校及大学附设专科，并试办招收大陆专科毕业生攻读两年制学士班，当年在福建省和广东省18所高职高专院校招收毕业生
吴清基重点解读了两岸教育交流与合作政策的发展。1992年，台湾“立法院”通过《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赋予陆生来台就读、台生赴大陆求学的学历认证的法律地位；2010年9月，台湾公布“陆生三法”修正案――《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部分条款修正案，两岸逐步开始采认双方大学学历。2010年，台湾采认大陆“985工程”高校学历。2011年，大陆批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六省市学生可赴台攻读学位，赴台攻读学位和接受非学历教育的有11220人，2012年有15590人。
吴清基认为，2013年是两岸教育交流突破年，台湾再度采认大陆“211工程”高校学历，大陆增加湖北省和辽宁省的学生可赴台攻读学位。同年，台湾公布采认大陆国家示范性和骨干高职院校的学历，大陆开放专升本，同意台湾高校在福建省和广东省招收专科毕业生赴台攻读两年制学士班进行试点。
2013年首先在福建省和广东省的18所国家示范性和骨干高职院校进行专升本招生试点。福建省试点6所高校是福州大学、福建船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漳州职业技术学院、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省试点12所高校是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华南师范大学（专科专业）。
从2010年3月6日台湾教育行政部门公布采认“985工程”高校等41所高校学历之后，2013年3月12日公布采认70所“211工程”高校学历，采认高校总数111所，涵盖了除医疗、公安、军事等院校外所有“211工程”高校。同年4月25日，台湾再采认大陆国家示范性和骨干高职院校191所学历。开放陆生赴台后，台湾核定陆生招生名额每年2141人（本岛2000人，离岛141人），2011年、2012年分别有928人、951人赴台攻读学位，但这两年都没有完成招生计划。在专升本方面，2013年台湾73所学校共计276个系招收955名大陆专科生，读两年制学士班。报名采用申请制，在这18所高职院校中，凡是参加2013年大陆本科插班生考试落选的考生都可以申请。
杨朝祥和吴清基就台湾的“三限六不”政策进行了检讨。“三限”是指，限制采认高等学校，仅认可学术声望卓著、办学质量绩优的大陆高校；限制来台陆生总量，招收陆生总量限制在全台高校招生总量的1%（约2000人）；限制医事学历采认，限制大陆所有涉及来台医事人员证照考试和学历采认。“六不”是指，不加分优待，陆生来台就读考试均不给予加分优待；不影响台湾招生名额，陆生来台，另加招生名额，不影响台生升学机会；不编列奖助学金，台方不编列预算作为陆生奖助学金；不允许在学期间工作，陆生在学期间不得从事专兼职工作；不得在台就业，陆生停止修业或毕业后不得继续留在台湾；不得报考公职人员考试，大陆人员不得报考台湾公务人员考试和职业技术人员考试。
吴清基认为，陆生政策带有高度的政治性和复杂性，台湾各方难有共识，社会各界认识不一；台湾担心两岸交流加深会产生磁吸性效应，负面影响难料；陆生来台是整体政策一环，涉及大陆政策、社会安全、出入境管理、劳工法规，特别复杂；陆生来台议题需要两岸协商，包括招生宣传、招生区域、招生组织、招生方式，需加强双方各有关部门持续沟通。因此，妥协性与限制性的推动原则是必须的。他认为，开放两岸教育政策，双方反应均比预期要好。台湾原订“三限六不”政策因时空环境改变，正在全面检讨修正。因此，健全双方的互设机构，两岸高校建立策略联盟、教师交换教学和互访、学生互换和进修、校际合作科研，应该成为两岸努力的方向。
杨朝祥认为，台湾技职教育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共同推崇的良好典范，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为世人称道，尤其符合华人社会的价值观。两岸人才培养可以采取多种合作形式：一是短期交流，1年以内；二是“3+1 ”学制，大陆高校3年，加台湾高校1年；大陆高职院校（3年）+台湾二技学制（两年），这是未来可以扩大的一种合作模式；学士班与硕士班、硕士班与博士班之双联学制，这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杨朝祥认为，可以借鉴已成功创办10年的东莞台商子弟学校的办学经验，将东莞台商子弟学校办学模式拓展至高等学校，在大陆台商聚集地区开办应用科技大学，可考虑采取“筑巢引凤”的办学模式，即筑巢――开发一个大学区，引凤――引进台湾科技大学优质的技职教育资源，实行产学合作，办几个特色技职学院。在政策法规层面，可按《民办教育促进法》，由台商独资办学。在台湾，技职教育办得最具特色，不仅有纵深，从高职、本科延续到科技大学的硕士班、博士班；且有广度，可提供上百种的专业类科，培育了“质精”、“量足”的各级专门人才，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迹。大陆近年来大力倡导职业教育，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但因文化、地域差异，国外制度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本土化，还要避免出现“南橘北枳”的不良结果。台湾早期亦借鉴国外许多制度，经去芜存菁之后，创造了台湾技职教育模式。两岸同文同种，大陆可更直接借鉴台湾经验，推进职业教育“跳跃式”发展，以尽快建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科技大学林海清、育达科技大学陈建民和陈建胜提出，两岸高等教育竞合发展，能够实现双赢。因此，要加大两岸专升本合作力度，加强校际沟通、招生宣传，方能达到预设目的。
（二）广东专家的主要观点
广东工业大学章云、庞龙斌、何秀成认为，粤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理应加快发展。他们引用一组数据表明，截至2012年6月，全省累计台资企业25014家，累计合同台资626.44亿美元，实际到位台资517.6亿美元。粤台贸易占台湾与大陆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台商在粤投资已呈现“根深叶茂”的态势，并随着区域协调政策的发展，开始向广东省东西两翼和山区投资。在高等教育领域，从 2008 年开始，广东高校启动学生赴台交换学习，至2012年，全省已有 30多所高校与台湾 60 多所高校签订了交流合作协议，累计有1400 多名学生赴台湾高校交换学习。他们认为，广东作为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省，要敢于“先行先试”，促成两岸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常态化、制度化、多元化、规模化。一是继续办好海峡两岸（粤台）高等教育论坛。二是共同筹资建立“海峡两岸（粤台）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基金”。三是建立海峡两岸高等教育合作交流的协调或组织机构。四是建立大学校长交流平台。五是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互相兼课，合作科研，允许和推动台湾教授来广东高校带研究生。六是引进台湾优质的技职教育资源，创办科技大学，把粤台合作作为广东高等职业教育的优势来培育，使之成为广东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特色。合作办学可以依托广东的高校办二级学院，也可以参照粤港合作模式，亦可以由台企出资办学。
暨南大学宋献中提出，一要创新组织模式，建立大学联盟，推进粤台高校合作。建立粤港澳台大学联盟，这个联盟是基于各大学自身内部资源和发展需求的“合作共赢式”的联盟，其合作领域不仅限于硬件资源共享，还应包括学制建设、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公共资源共享与共建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各个领域。二要抓住我国“2011计划”实施的机遇，将协同研究作为两岸（粤台）实质性合作的突破口。两岸（粤台）高校可以此为契机，集合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进行协同研究，并以此带动联合培养学生等工作。三是聚焦优势学科与共性学科，建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学科与知识体系。尽管知识的学科分类与体系起源于西方，在许多方面我们只是西方标准的遵从者和跟随者；但我们仍然在许多领域有机会成为标准的制定者与先行者，如对我们本土问题的研究，对本土化社会知识的构建，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及其价值的创新等，是两岸（粤台）高校的共同文化优势，我们可以大有作为。
湛江师范学院罗海鸥、邓逢光概括了本校与台湾高校合作平台构建的特点，“一营一坛一中心”，打造常态化的合作平台。“一营”是指湛台大学生夏令营，已连续几年被列入国台办的交流项目。该项目依托台湾师范教育学会，由该学会组织台湾学生参加。每年7月初，由该学会会长带队到湛江师范学院开展为期一周的夏令营活动。“一坛”就是“教师教育高端论坛”，由湛江师范学院和台湾师范教育学会共同举办，每两年举办一次，迄今已在湛江师范学院成功举办三届。“一中心”就是“海峡两岸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是湛江师范学院与台湾师范教育学会理事长单位――台中教育大学共同成立的研究机构，同时在两校挂牌运作，为两校开展教师教育重大课题研究、研究人员交流合作提供平台。湛江师范学院在育人方面推进的“三协同”，即协同开办专业、协同培训师资、协同培养学生取得了初步成效。
广州美术学院黎明、林蓝、张幼云认为，粤台艺术高校既有相通之处，如追求传承创新，追求民族文化特色；又各有优势，如台北艺术大学、台南艺术大学等艺术院校在文化创意引领社会生活风尚上很有特点，广州美术学院在设计介入市场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双方若能取长补短，一定能在社会服务和文化引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互利双赢的原则下，双方建立全面、稳固的联盟关系，使师资交流常态化，学生学分互认，合作建立艺术专业人才库，共同发展文化创意和设计的专业教育，推动粤台相关产业发展。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凌靖波、肖萍提出，在提升教师创新培养能力方面，两岸高校可采取以下协同措施：一是互派优秀教师，学习借鉴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二是加强教师之间的学术交流，有计划地推动和发展两岸重点学科合作，提高各自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促进两岸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双方的经济转型。三是加强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合作，共建科技开发中心，共同申报和承担重大前沿性课题。四是两岸合作院校之间可在阅览室中通过授权的VPN账号访问双方高校图书馆，让师生共享双方科研资料和信息，提高科研水平，营造良好的科研合作环境。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李华钢、李大章、王亚妮结合本校做法，提出两岸高校合作的几种合作模式：一是交换学生开展短期研习。两岸高校推荐优秀学生作为交换生， 到合作院校进行一至两个学期的短期交流学习。二是专业联合培养模式。两岸高校可选择办学条件较好的主干专业或特色专业进行联办共建。三是联合培养师资和管理人才。制定粤台高职师资联合培训规划， 分类组建培训中心， 联合培养师资和管理人才。四是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大陆高校可以聘请台湾高校的教授来校任教，台湾高校也可以邀请大陆高校的教授赴台讲学、访学。
>> 论潘懋元高等职业教育思想 论潘懋元职业技术教育思想 解读《潘懋元教育口述史》中的少年潘懋元 潘懋元高等教育质量建设思想探析 潘文安职业教育思想探析 潘懋元的贡献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述评 潘懋元高校教学方法观探析 关于职业教育思想分歧的研究 邓小平职业教育思想研究新进展 凯兴斯泰纳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综述 蔡元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述评 顾树森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述要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脉络与方向 霍懋征教育思想的启示 高等职业教育领域中产教融合研究的元分析 职业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概述 职业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陈嘉庚职业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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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fessor Pan Maoyuan had pointed out that since the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institutes are also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will change the destiny of civilian students， so the policy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bas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reality.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tendency and the needs of developing of society and economy， he also pointed out the importance of raising the focus form middle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e had proposed tha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 “Style” but not a “Level” and whether the newly-built university could orientate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or not will imp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vocational system of China. His mainly points and ideas have been tested in the practi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have good implications to the main challeng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day..
6月27日，全省各市、县（市、区）教育局办公室主任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总结交流了2013年全省各市、县（市、区）教育局办公室工作，探讨我省教育事业在紧密围绕“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中如何更好地履行好参谋协调服务职能、如何进一步提高办公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以及进一步加强教育宣传等办公室业务，并研究部署了2014年下半年办公室工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斌伟，省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姚侃，中国教育报广东记者站站长、省教育厅办公室副调研员赖红英，广东教育杂志社社长陈湘年等，以及全省150多位各市、县（市、区）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出席了会议，会议由省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梅毅主持。
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斌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回顾了2013年我省教育发展的总体情况，阐述了我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体思路：一是坚持立德树人基本导向，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二是改革资源配置方式，促进教育公平；三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教育质量；四是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拓宽学生成才发展通道；五是加快推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王斌伟强调，教育局办公室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综合中枢机构，起着连接上下、协调四方的作用，各地要紧密围绕“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展开工作，要在推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当好排头兵：一要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部署和论述，当好理论先行的排头兵；二要加强调研，出谋划策，将第一手资料在第一时间反馈到决策中枢，当好参谋辅助的排头兵；三要抓住重点、使督查督办制度化、规范化，当好贯彻落实的排头兵；四要创新管理，提升效能，当好转变职能的排头兵；五要加强宣传，主动引导，当好营造良好社会和舆论环境的排头兵，各教育部门办公室要加强教育宣传阵地建设，积极主动策划组织教育新闻宣传活动，不断提高教育新闻的公信力、感召力、影响力，充分运用各种主流媒体，进一步营造社会各方面支持教育改革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
省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姚侃在会上代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王创作了发言。姚侃首先传达在中办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希望各地教育局办公室采取有效措施，把学习贯彻工作引向深入。他强调，办公室是教育局综合中枢机构，既是政策落实的前哨，又是服务保障的后院，位置特殊、责任重大，各地教育局办公室要立足本职岗位，将提升工作水平落到实处。一要发挥好统筹协调的作用，发挥统筹各方、综合协调的职能作用，增强主动服务、超前服务意识；二要发挥好参谋助手的作用，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 积极出谋划策；三要发挥好建章立制的作用，确保各项工作循有章、守有矩、为有依；四要发挥好督促检查的作用，真正做到敢督敢查、善督会查、真督实查；五要发挥好信息报送的作用，认真分析研判、综合整理、提炼观点，切实提高信息的“含金量”；六要发挥好新闻宣传的作用，抓住新推出的“广东教育”微信公众号这一契机，加强舆论引导，抢占新媒体阵地，积极开展教育宣传工作，希望各地继续配合与支持广东教育杂志社的教育宣传工作；七要发挥好规范管理的作用，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八要进一步做好语言文字工作，配合省语委办大力推动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积极开展语言文字工作“三下乡”活动。
广东教育杂志社社长陈湘年在会上作了发言，他对过去一段时期广东教育宣传工作作了总结与汇报：一是广东教育杂志社积极配合省教育厅的中心工作，创新形式，积极扩大教育宣传和信息覆盖面，增强教育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努力使教育新闻宣传和信息工作更好地适应时展的要求。各市县教育局办公室充分利用省教育厅主管主办的《广东教育》等教育主流刊物，开展宣传工作，为广东教育改革与发展鼓与呼。二是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广大教师非常支持“创强市，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打造南方教育高地”专项工作，创强热情高涨。同时他对2014年教育宣传工作的重点进行了阐述，继续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际，发挥好教育新闻宣传主流媒体的释疑解惑、凝聚共识和典型引路的舆论引导力和影响力，为教育改革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并指出教育宣传工作要心系基层、心系人民、改进作风文风，要创新传播宣传方式，拓展传播途径，把人民群众的声音反映好。广东教育杂志社编辑出版的教育期刊，要充分发挥教育舆论引导与宣传喉舌的权威作用，要成为我省大、中、小学广大师生的优秀精神食粮。他希望各地教育局办公室组织广大师生向《广东教育》《高教探索》《师道》《广东第二课堂》等教育期刊投稿，合力办好教育，创品牌，出精品，共同为我省“创强争先建高地”摇旗呐喊，为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多作贡献。
1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的飞速发展，广东农村家庭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2009年广东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8.3%，比1980年的降低了20个百分点[4]。这表明人们的收入除了用于必须的日常支出外，还有较多份额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和投资。珠三角地区金融业发达，投资渠道多元。广东居民的投资对象从简单银行储蓄扩大到基金、股票、债券等，投资领域也扩展到房地产、教育和医疗保险等领域。自1994年广东省政府提出“科教兴粤”战略以来，广东的教育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1.1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总额增速减缓
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总额的绝对数量虽有提高，但相对数量不高，且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表1和图1）。在1995—2009年期间广东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额均维持在每年300元左右，2009年的支出额为296.7元，远远低于同期发达省市人均教育支出额800元左右的水平，甚至还未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偏低，其支出形成的投资力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1.2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从图2中可以看出，广东省农村居民自2000年以来的教育文化等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2004以来下降更为迅速，至2009年教育等支出占比仅为5.9%，大致回落到1991年的相对水平。从整体上看，广东比江苏、浙江等发达省市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都要低。2000—2009年江苏、浙江农村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年均值分别为12.9%、11.5%，同期广东的这一指标值仅为8.8%。显然，在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原本不高的广东农村教育支出占比反而下降，这一现象应当引起警惕，因为它将影响广东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
2文献综述及其评论
2.1教育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致力于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解析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在内生经济增长框架内，通过刻画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以深入剖析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关于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则集中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现出的差异性，如刘晔等[5]利用1996—200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中国中东西不同地区的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差异性，而郭庆旺等[6]通过构建包含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两阶段人力资本积累模型，揭示不同公共教育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促进作用。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是城乡教育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决定因素[7]，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8]。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学者们选取的样本、研究方法及研究区域存在差异，但都得出相似的结论，即教育支出形成的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教育发展滞后将对经济发展构成瓶颈制约。因此，各地需要加大教育投资，注重教育与经济的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
2.2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认可教育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重点自然就落在居民家庭教育投资总量的增加上，而家庭教育投资支出与收入密切相关。多数学者从居民收入或消费结构视角分析研究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的关系。杨明等[1]基于广东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表明，居民对教育的需求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相应增长，即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家庭教育支出也越大。而罗楚亮等[9]从教育收益率的角度分析，提出教育收益率随着收入等级的提高而下降，教育支出更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由此可见，学者对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的相关关系的研究结果不一，有待理论研究的进一步论证。
2.3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研究
关于教育投资比例的研究则聚焦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增加上。当前研究多从居民教育支出的增长率远高于收入增长率、政府教育投入不足、教育收费的快速增长等视角给出了教育支出占比增加的解析。如杨汝岱等[2]认为高等教育改革造成家庭教育支出大幅上升，也改变了家庭对于未来教育支出的预期，导致居民消费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食品、衣着等基本消费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而教育支出比例逐年上升。任兆璋等[3]运用动态消费模型对广州市1993—2000年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预测2001—2010年广州市城镇居民的娱乐文化教育支出比例均在12%以上，且呈递增趋势。显然，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趋势预测的教育支出占比的增长趋势与现实严重不符，亦难以解析当前教育投资支出占比出现下降的趋势。总之，学者们对于教育投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投资支出的增加原因及其趋势判断、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教育支出的差异性、以及区域间支出差异的实证分析等领域，而近年来少有学者关注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问题。事实上，以往的研究中，无论是政策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重心都放在家庭教育投资绝对量的增加上，而很少有文献提及教育支出的占比下降问题，其深层原因更是难以得到关注。尽管有些研究涉及到农村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政府教育支出的关系问题，但从时间上看还需进一步跟进，应分析最近几年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为此，笔者拟对1980—2009年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变量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并纳入通货膨胀和居民的居住支出等因素，解析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下降成因，以此对近年来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额减少及政府教育支出等公共政策作更深入的反省。
3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学者们主要关注到的因素有：政府教育支出、家庭收入、教育成本分担制度、教育需求等，而较少关注到通货膨胀、家庭居住支出的挤占以及地区文化环境等因素。而由于地区文化环境等因素难以计量，笔者主要分析家庭人均纯收入、通货膨胀、家庭居住支出和政府教育支出对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3.1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教育支出的影响
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是人均纯收入的函数。随着广东省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提高，虽然物价指数也在增长，但名义收入增长带来的收入效应明显，家庭消费支出受收入效应的影响也相应提高；同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居民消费结构得到优化，居住、医疗、教育等支出呈现增长态势。然而，家庭支出的各个方面并不同步增长，有快有慢。2004—2008年广东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增长率达9.6%，2009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06.9元，实际增长了10.7%[4]。而同期教育支出增长却十分缓慢，因而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出现下降现象。从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用于家庭必需消费支出的比例还比较大。农村居民在收入的绝对数量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教育消费支出对家庭的必需消费支出有较大挤占影响，另外教育消费支出具有一定的刚性，因而虽然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正相关，但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具有累退性质，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家庭总消费支出额越高，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却越低。
3.2通货膨胀对教育支出的影响
家庭教育投资建立在家庭教育支出上，而教育支出是居民消费支出的一部分。通货膨胀影响居民的消费倾向，居民对经济增长态势的判断影响其消费支出结构，并且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加速通货膨胀。为避免通货膨胀时的货币贬值，居民很容易受通货膨胀预期影响而加大当期的消费支出。在既定收入的前提下，通货膨胀上升，教育成本也随之上升，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大，教育支出产生的收益要在较长时间内才能见效，是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因此，在一定的时段内，教育支出的比例会随着通货膨胀的上升而减小。相反，在通货紧缩时，居民储蓄倾向上升、平均消费倾向下降，选择减少即期消费。由于教育支出的远期收益大，且教育支出发展方向趋于多元化，家庭在通货紧缩时一般会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教育支出占比也相应上升。
3.3家庭居住支出对教育支出的挤占
随着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尤其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异常繁荣，房价上涨过快，致使居民的居住支出上升较快。2006年新农村建设战略实施，在政府的诱导下，农民将大部分收入投资于住房。这改变了农民的消费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居民的教育支出。广东农村居民居住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上升较快。广东农村居民人均住房消费支出占比在2008年达到20%，即使2009年的居住消费支出比2008年的下降了约1.9%，居住支出占比仍达18.8%，比2000年的14.3%提高了将近5个百分点[4]，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形下，如果住房支出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收入增速，住房支出势必挤占居民的其他支出，尤其挤占具有长期投资性质的教育支出。2000—2009年广东农村家庭居住支出与教育支出分别占总支出的比例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4]。
3.4政府教育支出对居民教育支出的双向影响
从全社会来看，教育投资收益具有正外部性。为促进教育的发展，提高全民素质，政府推出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如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全免、对教育乱收费现象进行大力整治等，推动农村教育发展。另一方面，政府还直接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支出，从总量上提高教育的支出水平。政府教育支出极大地减轻了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明显的收入效应。这是因为政府教育支出有效降低了家庭相关支出成本，相当于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而居民会把增加收入的一部分用作教育支出，因而家庭教育支出增加。然而，从总体上看，近年来政府教育支出的快速增长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可能弱于替代效应。由于政府教育投资存在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管理不到位等现象[10]，政府教育支出增长的替代效应明显，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效应弱化，加上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居民将更多的收入投资于其他领域，以致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伴随政府教育支出的增加而下降。
4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计量分析
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受到人均纯收入、政府教育支出、家庭居住支出、通货膨胀和广东人讲实际的文化等因素影响。
4.1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模型
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居民的教育支出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家庭教育支出额随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而提高，且教育支出额的增长速度随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递减，即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支出额的增长幅度越小[11]。笔者以广东农村居民家庭相关数据做计量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量时，教育支出额反而随收入的提高而下降。以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水平为因变量(y)，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自变量(x)进行分析（其中x>0），有二次函数模型(1)通过检验。y=0.17x-1.827×10-5x2-80………………………(1)t(11.4)(-8.1)(-3.5)其中y表示家庭教育支出，x表示家庭人均纯收入。t统计量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方程拟合优度达到93.3%。对模型(1)两边求倒数，得教育支出水平对收入水平的边际倾向，dy/dx=-3.7×10-5x+0.17，令dy/dx=0，得x=4679.8，也就是说家庭人均纯收入约等于4680元时，广东省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支出水平达到最高。x<4680元时，dy/dx>0，家庭教育支出水平随收入的提高而提高；相反，当收入超过4680元时，dy/dx<0，家庭教育支出水平随着收入提高而下降。这是因为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可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如增加旅游支出等。广东农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在2005年已经达到4690元，此时的教育支出达到最大值；2005年以后居住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等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教育支出有所减少。由d2y/dx2<0可知，居民教育支出额的增长速度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递减。农村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高于高收入家庭，教育投资的支出弹性有差异，这与广东省农村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教育支出现状相吻合。
4.2模型修正
模型(1)主要考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忽略了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政府教育支出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但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特别是2000年以后政府教育支出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增长，2007年的同比增速甚至达到47%[4]。政府的教育支出可能影响家庭的教育支出。引入政府教育支出变量，对模型(1)进行修正，得到模型(2)：y=0.122x1-0.657x2-37.58………………………(2)t(17.39)(-10.83)(-2.56)其中，y表示家庭教育支出，x1表示家庭人均纯收入，x2表示人均政府教育支出，t检验均通过，方程拟合度达96%，模型有较强的解释力。从方程(2)的系数可以看出，x1系数为正，即政府投资支出不变时，家庭教育支出随人均纯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家庭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教育支出将增加12%。同理，x2系数为负，即家庭人均纯收入不变时，家庭教育支出随政府支出的增加而减少，政府教育支出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教育支出将减少66%左右。2000年以前，由于家庭人均纯收入不高，但增长较快，此时政府教育支出能极大地减轻家庭的教育负担，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突出。2000年以后，政府教育支出增长很快，由于政府教育支出结构和体制不够完善，其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明显，收入效应相对不显著，加之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因而家庭教育支出增长较慢，且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下降。
4.3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的计量模型
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不仅总量增长缓慢，而且教育消费支出占比在近年来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大多学者采用最为成熟的AIDS模型研究居民消费行为，该模型是1980年由Deaton和Muellbauer引入价格因素创建的理想需求系统模型[12]，其线性形式为：wi=i+βiln(y/p)+∑γijlnpj，其中wi代表某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p是价格指数，y是总的消费支出，pj是某消费品价格。由于教育消费支出的价格不易量化，故不考虑价格因素，而以Working-Leser模型分析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问题[13-14]。多数学者用此模型描述商品的消费份额关于总消费支出对数的函数关系，即线性恩格尔曲线函数。Working(1943)[13]和Leser(1941)[14]的经验研究表明：商品支出份额和总消费支出对数之间的线性函数形式对许多经济和时间区间数据都拟合得比较好，实证文献将Working-Leser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即w=+βlny，其中w表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y表示农村家庭总消费支出。现将这一模型改进，得到半对数线性模型：w=3.026lny-0.009c-5.272……………………(3)t(11.8)(-7.7)(-4.1)其中，w表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y表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c表示政府人均教育支出，模型拟合度为89.5%，t检验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δ<0.001。模型(3)中家庭教育支出对数lny的系数表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与家庭教育支出额呈正相关关系。显而易见，家庭教育支出增多，其在总支出所占比例就增大；家庭教育支出减少，其在总支出中所占比例就随之下降。结合模型(1)和(2)的分析，近年来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总量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这即是说，广东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额减少，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也就下降。模型(3)中政府人均教育支出的c系数显示，政府教育支出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这与模型(2)的分析结论一致。近年来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明显，这是当前政府教育支出体制和家庭消费支出结构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家庭居住支出对教育支出的挤占已在前面作描述性统计分析。由于CPI的数据变化频繁，如采用年度数据计量，将带来极大的误差，因此，笔者不对通货膨胀影响广东农村居民教育支出进行计量分析。另外，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还受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家庭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广东人讲实际、求实惠）等，由于难以定量研究这些变量的影响，因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只能是众多归因的部分解释。
5研究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笔者展开的探索性研究得出：当广东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提高到4680元后，教育支出增长缓慢且教育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下降；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随通货膨胀的上升而下降，且受通胀预期的影响；农村家庭居住支出增长迅速，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挤出效应；近年来，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明显，收入效应相对弱化。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现状堪忧。为了顺利推进广东文化强省战略，促进广东经济结构的转型优化，早日实现广东新农村与和谐广东的建设目标，广东必须千方百计加大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
5.1妥善引导农民的消费观念，优化农村家庭的消费支出结构
社会各界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与培训工作，引导农民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兼顾消费支出的短期与长期效用；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尽快完善教科文卫消费的配套设施，引导农民加强教育文化支出的意愿；合理诱导农民的住房消费观念，让农民知晓住房不是奢侈品，避免住房建设中的攀比现象；在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考虑推出农村地区的保障性住房，并进一步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15]，使农民愿意分配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教育支出。
5.2切实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适当控制通货膨胀的上升速度
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完善农业产业化的利益联结机制；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培训工作，切实改善农民工的生活待遇；出台优惠政策以鼓励农民创业，继续加大政府对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16]；政府应多管齐下，应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打击投机，控制通货膨胀的速度，提高农村居民的真实收入，延缓家庭教育支出随收入增加而下降的拐点出现。
5.3完善政府的教育支出机制，发挥政府教育支出的乘数效应
政府需加大对农村教科文卫领域的投入力度，进一步优化政府教育支出的决策机制；改善政府的教育支出结构，政府的教育支出应向农村尤其是偏远的贫困地区倾斜，提高教育质量，应提供最有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17]，将重点投在改善师资水平和办学硬件设施上，显现政府教育支出的收入效应。
【关键词】中国―东盟 东盟英语区国家 教育合作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不仅带动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也给广西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广西的很多高校与东盟国家逐步扩大了教育合作与交流的规模和领域。然而，在不断扩展的教育合作领域里，众高校却忽略了对合作培养英语人才方面的研究和实践，英语人才无论是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适应不了广西扩大对外开放及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大型活动的需求。因此，我们提出与东盟英语国家进行英语教育合作的发展思路，以培养出更多具有广阔的国际化视野和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英语是《东盟》所规定的官方工作语言。在东盟国家中，英语的使用人口最多，任何民族的语言都无法取代英语[4]。本文所讨论的东盟英语区国家，指的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和菲律宾四国，即Andy Kirpatrick教授所归类的“东盟英语外圈国家”――以英语作为工具的前英美殖民地国家。这四个国家不仅保存了殖民遗产――宗主国的语言英语，而且均把英语作为国语和官方语音[1]。同时，这些国家的教育体制和英语教育水平在亚洲都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我们认为，开拓广西与东盟英语区国家的英语教育合作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对提高广西的英语教育也将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广西与东盟英语区国家的英语教育合作的必要性
与东盟英语区国家进行英语教育合作，既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也是东盟自贸区的建成后广西英语人才的培养的发展趋势。
（一） 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了高等教育国际化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贸易的交流，同时也推动了教育的国际合作。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一环，对社会经济发展及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起到关键作用。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为广西英语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中国与东盟都急需熟悉对方国情、文化并具有国际竞争与合作意识的人才，加强与东盟各国的教育合作势在必行。与东盟经济交流的增加必然要求我们培养出大量既具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又具备宽阔的国际化视野、较高的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沟通能力的英语人才。
（三） 广西英语人才的培养现状急需改善
由于长久以来的历史、文化、经济原因，广西的教育发展相对落后，英语教育也不容乐观。许多大学生即使通过了英语四六级、专四、专八考试，但英语口语交际能力都较差，缺乏良好的英语语用能力，就业竞争力不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给广西的英语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利用政策和地理条件的优势，积极寻求与东盟英语区国家的教育合作与交流，更新英语教育思想和理念，提高我区的英语教育水平，同时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建设输送合格的英语人才。
二、广西与东盟英语区国家的英语教育合作的可行性
地处中国―东盟合作前沿的广西，借助与东盟各国文化相近、地缘相邻的优势，依托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和中国东盟的大背景，发展与东盟英语区国家的英语教育合作大有可为。
（一）政府政策的扶持和中国―东盟背景
广西作为西部地区省份之一，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得到国家对高等教育合作的大力支持。与此同时，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泛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开放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也为广西与东盟英语区国家的英语教育合作带来难得的机遇。
（二）广西与东盟国家良好的合作交流基础
作为中国―东盟合作的桥头堡，广西特别注重与东盟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自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教育合作与交流呈持续热络的态势。以广西民族大学为例，广西民族大学率先实行国内3年国外1年的“3+1”跨国人才培养模式，与越南、泰国、老挝、缅甸、印尼等国90多所大学合作，互派留学生、互派教师、开展教学科研合作。每年接收东盟国家的留学生1500多人，向国外派遣交换留学生2000多人。培养方向从语言专业拓展到经贸商旅专业，培养层次从本科教育扩展到研究生教育。
（三）东盟英语区国家良好的英语学习环境和相对先进的高等教育体制
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和菲律宾四国由于在历史上都曾是前英美殖民地，英语在这几个国家中都被作为官方或本官方语言使用，英语的使用率相当高。在文莱，高中之后除了马来语课之外所有的课程都用英语授课，国民的英语水平较高，英语已成为通用语言之一。新加坡的英语普及率在东盟国家中位居第一，英语是新加坡的主要交际语言。马来西亚是亚洲英语水平最高的国家，也是非欧洲地区唯一被划分为高英语熟练度的国家。菲律宾官方语言为英语和菲语，是世界第三大英语国家，92%的国民可讲流利的美式英语，40%以上的高校老师在美国受过训。上述东盟英语区国家都十分重视英语教育，具有浓厚的英语学习气氛和良好的英语学习环境。
东盟英语区国家除了拥有良好的英语环境，还具有与其他东盟国家相比相对先进的高等教育体制。他们的高等教育大都与欧美国家接轨，国际化程度高，通过积极与西方发达国家联合办学来借鉴发达国家的办学经验和先进的教研成果，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和名声。
此外，与到英美等国留学相比，到东盟英语区国家学习英语的费用相对较低，性价比高，而且交通更便利，文化风俗等相近，有利于学生较快地适应环境。基于这些有利条件和背景，广西与东盟英语区国家的英语教育合作有着充分的可行性，既能吸收东盟英语区国家相对先进的英语教育资源，又有助于提升广西的英语教育水平。
三、广西与东盟英语区国家的英语教育合作的发展思路
针对目前广西英语教育相对落后的现状，广西与东盟英语区国家的英语教育合作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
（一）与东盟英语区国家高等院校建立合作关系
与东盟英语区国家进行英语教育合作，首先要与各国的高校建立联系，为今后的教学教育合作奠定基础。选择知名度高、声誉好，有与广西高校合作意愿的高等院校后，通过出访、交流合作意向与方案，再邀请对方访问广西高校，加深彼此了解， 逐步建立英语合作教育的关系，进行学术、教师、学生的交流。
（二）采取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模式
广西高校现行的英语人才培养模式较为单一，多为在本校四年制的学习，缺乏英语使用的环境。广西民族大学的“3+1”及广西师范大学的“2+2”人才培养模式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目标语的听说读写译的基本技能和实际应用能力有很大提高。英语教育合作也可借鉴该类模式培养英语人才， 学生至少有一年在东盟英语区国家学习英语，全英文授课，并学习相关的英语专业课程。在学分机制上，与对口学校互认学分。在管理机制方面，也可采取整班建制的方式，在合作办学的院校独立成班，国内与国外联合管理学生。这种国际化的培养模式不仅能提高英语语用能力，丰富学生对课程的选择，促进学生对国际问题、东盟文化的理解，还给学生提供了相当广阔的就业前景和选择。
除了“3+1”“2+2”的教学模式，也可采取松散式的合作办学。聘请国外的优秀教师到广西讲学，或者老师、学生到国外短期学习、实习等手段，同样可以借鉴国外的教学经验，实现英语教育的合作。
（三）引进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建立国际化的英语课程体系
东盟区国家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较高，深受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模式的影响，拥有相当一批优势的学科，甚至具有国际领先水平。我们可以因地制宜，学习对方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抛弃那些陈旧老化、观点结论过时、研究方法和手段落后的教材，选择符合广西英语教育水平的课程和教材，加强引进国际先进原版英文教材，对英语课程体系进行合理的优化设置。除了一定的语言基础课程，还可适当增加实用性较强的，或合作院校较有优势的专业课程。
（四）加强教师培养，提高科研学术交流
在发展教育合作的过程中，教师起着主导作用。英语教育的合作不应局限于学生的交流，也应为教师到这些东盟英语区国家的进修、学习、交流积极创造条件，使他们也能吸收到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念。
学术合作交流也是促进广西与东盟英语区国家英语教育合作的主要途径。通过邀请专家讲学、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会议、成立合作科研机制等方式进行学术交流，能使我们了解世界学术前沿动态，获取最新学术信息，掌握更国际化的专业课程内容，提高自身整体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
四、发展英语教育合作的意义及问题
通过与东盟英语区国家进行英语教育合作，在英语学术、科研和教学方面增加对外交流，可以促进广西高校学习亚洲较先进高等院校优秀的办学理念和方法， 获取更多更新的世界性科研成果，促进自身在教学方法、内容、课程设置等方面的改革；也可以促进学生提高英语语用能力，开阔视野，了解东盟的经济 、文化 、国情等，提高就业竞争力。
现阶段广西高校与东盟国家的外语教育合作多以非通用语种居多，因此已经建立的合作关系国以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老挝、印尼为主。要建立与东盟英语区国家的英语教育合作，需要政府制定完备的战略，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明确具体目标，大力扶持英语教育合作的发展。同时高校自身也要加强英语学科的建设，以国际化的视野来要求、改革与发展英语教育，才能更好地参与与东盟英语区国家的教育合作。
【参考文献】
[1]陈兵. “英语作为通用语”在东盟国家的发展――《英语作为东盟的通用语：一种多语模式》述评[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 （3）：111.
[2]范伟，唐拥军. 广西-东盟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思路[J]. 东南亚纵横， 2003 （11）.
关键词 一带一路；东盟；职业教育；广西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12-0033-05
十以来，我国职业教育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理念和体系建设日趋完善，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取得突破性成效。广西坚持以职业教育攻坚和国家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共建为抓手，深化改革、优化结构、激发活力、提高质量，职业教育得到蓬勃发展，为落实“三大定位”新使命，实现“两个建成”目标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撑和人才支持。当前，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正步入起点更高、内涵更广、合作更深的崭新阶段，东盟连续15年成为广西最大贸易伙伴，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中国与东盟国家已经建立了较为紧密的对话机制，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成为惠及各国人民的重要纽带，其发展现状成效、存在问题和发展方向等对“一带一路”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共赢的战略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一、做法及成效
（一）以发展为主题，持续深化与东盟的合作
一是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从2012年开始连续成功举办3届“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联展暨论坛是由教育部及广西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广西教育厅承办的政府行为，随着广西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领域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联展暨论坛也逐渐成为广西文化教育交流合作面向东盟的主要窗口。目前，广西东盟国家参展的职业院校达到74所，近200多所院校建立了双边合作关系。
二是设立东盟国家留学生政府奖学金，留学生奖学金招生学校达19所。广西充分发挥高职院校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作用，坚持“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并重、扩大规模和提高质量并重”，吸引东盟国家留学生来广西学习，近5年累计接收留学生4.7万人，其中，东盟国家留学生达3.7万人。广西成为全国招收东盟国家留学生最多的省区之一，成为东盟国家学生留学中国的首选之地。
（二）以创新为动力，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
一是成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培训中心、中国―东盟农业人才培训中心、中国―东盟金融与财税人才培训中心等9个部级东盟人才教育培训中心。为东盟国家培训了农业、语言、行政管理、医药、艺术等领域的专业人才达6000多人，进一步深化了广西―东盟人力资源培训和技术技能的交流合作。
二是建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等多个智库。推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学术研究，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和改革发展提供重要平台和智力服务。近两年，围绕中国―东盟的交流合作出版学术专著数十本，学术论文100多篇，为广西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提升奠定良好理论研究基础。
三是成立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广西不断探索与东盟国家开展多元合作的新机遇。2016年，由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牵头，联合广西、云南边境地区11所高职、12所中职、35个对接边境产业的企业单位以及10所东盟国家学校，共同组建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联盟通过搭建资源共享、中高职合作办学、产学研合作、国际交流合作、信息交流等5大平台，旨在集聚中国边境职业教育优势资源，创新合作交流机制，推动职业院校“抱团式”走出去[1]，以开放发展带动创新、推动改革，联合培养复合型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共同开展技术服务合作，促进双边合作向更深层次推进。
（三）以共赢为目标，实施“职I教育伴随企业走出去”行动
一是拓展合作新途径。近20所中高职院校服务地方企业走出国门，帮助东盟国家发展产业、发展职业教育，促进职业教育合作办学向宽领域、深层次发展，积极构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交流合作长效机制。柳州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与上汽通用五菱是广西面向东盟开展人才培养培训，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先行者。2015年，学校与上汽通用五菱在柳州城市职业学院成立中印尼上汽通用五菱汽车学院。2016年，又在印度尼西亚印尼卡拉旺国立第一职业技术学校成立中印尼上汽通用五菱汽车教育培训中心，“两个中心、双向互通”，助力“柳州智造”与“柳州技艺”走向世界。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积极配合广西农业企业走进东盟国家，在东盟国家建立农作物优良品种实验站，开展校企合作共建生产实训基地，实现了128个农作物品种的选育和推广。
二是完善制度保障体系。《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广西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5―2020年）》《深化共建国家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等明确要求“建设与东盟国家职业院校、教育机构、行业企业深度合作的高地”“实施面向东盟的职业教育输出计划”“服务‘一带一路’”战略部署，并且还制定出台《职业教育区域（国际）合作工程实施方案（2014―2020年）》和《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等专项面向东盟的职业教育发展配套文件，充分发挥职业教育政策组合拳作用，在省级层面上对加快发展与东盟的职业教育进行了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全面推进广西实施现代职业教育区域（国际）合作工程，有效指导和管理职业院校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为推动广西职业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政策和资金支持。
二、合作意义
（一）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对外开放
教育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承担着文化交流与人才培养的重任，加强教育交流与合作，是不断深化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不竭动力。当前，广西发挥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积极开展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已经成为密切双边多边合作关系的一个新亮点，是广西扩大开放合作和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贯彻落实国务院和自治区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举措，是中国与东盟各国职业院校增进了解、加强合作、在办学经验共享、专业和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学生联合培养、留学生互派等多领域资源共享的重要途径，为促进广西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形成了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的国际化新局面。
（二）有利于深化双边多元合作
随着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增强，广西必将是中国―东盟经济建设中互联互通、产业合作、海上合作、金融合作等重点项目的生力军和受益者。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广西充分发挥作为对接东盟桥头堡的优势和多年来东盟人才小高地建设成果，以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为载体，深入推进实施广西现代职业教育品牌工程，促进广西、带动全国各地与东盟国家开展教育、文化、金融等领域多边合作，形成常态化合作交流机制，推动双边多边务实合作，人文交流和资源共享，强化政策沟通、设施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聚焦，共建共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经验。
（三）有利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新四化”快速推进，一批石化、电力、冶金、海洋、新能源等的千亿元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区域和产业发展形成新增长点，在新常态、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的新形势下，亟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了解东盟风土人情的技术技能人才。同时，随着中国品牌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面向东盟等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正在逐步深化。广西职业教育不仅承担着改善民生、维护民族团结、巩固边疆的重要任务，而且担负着为“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大使命，发挥着输送基础性、支撑性人才的价值效用。广西―东盟职业教育发展是广西贯彻落实党中央赋予“三大定位”新使命的具体实践，是中国及东盟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支撑，有利于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
（四）有利于维护边疆稳定和谐
中国和东盟国家地缘相近、血缘相亲、人文相通、商缘相联、利益相融。广西是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是中国与东盟交流合作的桥头堡，东南亚国家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当前，广西正深入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积极开展双边实用技能培训，着力培养多层次、多样化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为提升边境地区劳动者职业素质，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和创业能力，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红利，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福祉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东盟形成往来频繁、合作众多、交流活跃、关系密切的携手发展局面。
三、存在问题
（一）合作广度不够，规模范围相对较窄
目前，面向东盟的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主要依靠每两年举办一届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和每年一次的广西国际教育展两个固定的官方交流平台，双边合作规模、合作领域大多局限于广西与东盟国家高校间开展的学生互换、教师培训、基础技能培训等浅层次、低水平的交流与项目合作，国际职业资格互联互通及认证框架等高层次深入合作并未构建起来，合作形式和途径也较为单一，且中高职院校、行业企业等具有更大潜在市场和活力的办学主体极少参与，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教育合作机制还没有形成，在此基础上很难有效扩大深化与东盟国家的政策对话和信息交流。
（二）合作深度不够，创新驱动能力不足
中国和东盟各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与广阔的合作前景，但在职业教育战略规划、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设等领域的共识与合作深度仍然不够，再加上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差异性，广西职业教育无法满足新常态下东盟各国的个性化发展需求。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国家战略的相继实施，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融入区域经济发展，亟需创新驱动引领广西和东盟国家提升综合实力。职业教育标准、企业产品及技术研发合作等要实现各国本土化还需要不断探索与研究，还没有真正形成通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双边物化的高科技成果比较缺失，一定程度上很难体现新的比较优势。
（三）合作力度不够，社会服务能力有限
自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以来，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紧密的对话机制下双边开展了多领域的经济贸易活动，带动联盟各国经济迅速发展。新常态下，深化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既是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携手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客观需要。目前，面向东盟国家的广西职业教育输出在聚焦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广西与东盟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矿业、能源等新兴产业及特色优势产业领域实施的合作项目仍缺乏人力资源支撑，具有国际视野的技术技能人才比较欠缺，新常态、新业态、新产能下职业教育服务双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开发。
四、发展建议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也是广西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三大定位”新使命，着力营造“三大生态”，奋力实现“两个建成”目标的关键期，这为广西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务实合作就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贯彻落实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划》，不断深化合作内涵、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品质[2]，把广西建成国家民族教育示范区和面向东盟的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高地。
（一）创新合作机制，加快形成开放合作新格局
一是加强现代职教宣传。利用新媒体，通过境外合作院校加强对与东盟国家开展的教育交流活动进行大力宣传，鼓励职业院校完善英文网站、创新网站宣传形式，积极开展灵活多样的东盟活动，为拓展广西与丝路沿线国家教育交流合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扩大广西职业教育在东盟国家的知晓度，提升广西成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的重要门户和人文交流基地的重要地位。
二是加大投入力度。建立多渠道I措资金的保障机制，统筹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引导支持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项目，争取国家各部委的政策支持与经费扶持。
三是完善共享长效机制。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理念，建立行业企业与政府、职业院校多元合作新机制，组建国际性职业教育集团，探索双边、多边认可的人才培养；协调推动各国共建教育质量保障协作机制，激发国际交流内生动力，提升现代治理水平，不断拓宽合作领域。以不断顺应东盟一体化进程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需要，以更加开放的状态融入东盟职业教育发展中。
（二）搭建合作平台，创新驱动激发内生动力
一是加强东盟国别和区域研究。开展“一带一路”职业教育法律、政策协同研究，加强职业教育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加快构建教科研及服务体系。推动高职院校建设部级东盟问题研究智库，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东盟教育研究院等打造成为国内一流的东盟研究基地，建设高水平东盟问题学术研究机构，使广西成为东盟问题研究、咨询、服务中心，为东盟各国政府推进职业教育政策互通提供决策建议。
二是加强职教新平台建设。利用广西的地缘、历史渊源、人才资源和政策优势，充分发挥政府、行业企业、中高职院校等多元主体作用，支持高职院校依托专业优势，建立产学研用结合的国际合作研究中心、技术转移中心，共同应对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生态保护等广西―东盟面临的重大挑战与机遇。继续推进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发展论坛等职业教育新平台建设，为人才培养合作提供新的对话载体，形成职业教育合作新的动力增长点；建设健全集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课程培训、资格认证、技能竞赛、职业教育研究、国际交流等功能为一体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平台，打造中国职业教育面向世界职业教育的“窗口”。
三是推动建设中国-东盟联合大学。培养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交流合作的专科层次、本科层次和研究生层次的高级技术技能人才，构建东盟人才成长“立交桥”，使中国-东盟联合大学成为推进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合作、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高层次人才引擎，推进“一带一路”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三）拓展合作项目，树立特色职教品牌
一是加强学生互换、教师培训、项目输出、技术研发等领域合作。扩大留学生规模，完善全链条的留学人员管理服务体系，开展东盟留学生“双万人”计划，建立健全“留学广西”国家基地和广西高校东盟国家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基地，打造来华留学示范基地和英语授课品牌课程。继续实施广西高校优秀教师出国留学深造项目，扩大在校生海外研修、联合培养和访学规模。继续推进与东盟高校开展学历学分和资格互认、联合培养、学位联授工作，提高区域内职业教育的全球竞争力。
二是建立健全校内外交叉协同培养、国际联合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东盟语种培训，试行“通用语种+非通用语种”的人才招生与培养机制，推动职业院校参与中国-东盟区域教育一体化建设，引进国际先进工艺流程、产品标准、技术标准、服务标准、管理方法等优质资源，建立合作开放的“双向互通”中国-东盟人才培养体系。
三是稳妥推进境外特色办学。集中广西优质职业教育资源，鼓励高职院校与东盟大学举办中外合作办学二级机构和项目，支持有条件的院校“走出去”共建海外职业院校、特色专业、培训机构，鼓励高职院校充分利用自身的特色及优势专业开展对东盟职业技能培训，合力共建人力资源区域国际培训基地，构建服务东盟国家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运行管理模式、服务当地模式、公共关系模式。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引进或共同开发与国际接轨的职业标准及认证体系，稳步推进部级教育培训中心建设。以特色职业教育品牌为形象，形成多元、多形式的职业教育平台，提升面向东盟国家的职业教育服务能力和水平。
（四）深化合作内涵，服务优质产能“走出去”计划
一是拓宽广西企业在东盟的海外市场，推动广西高职院校优化对接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特色农业等“14+10”产业的专业布局，配合高铁、电信运营等行业企业走出去，积极开展交通运输、农业技术、工程机械、国际物流、跨境旅游等的项目合作，加大对急需性、短缺性人才的培养力度，实现人才供需结构的动态平衡[3]。提高技术协同创新能力，将广西职业院校建设成面向东盟的技术技能积累的重要资源集聚地，成为培养懂技术、善经营的复合型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和中国企业海外生产经营需要的本土人才的主要阵地，为广西企业“走出去”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
二是通过联合办学、吸纳培养留学生、输送优质教育资源等形式，发挥政府引领、行业主导作用，促进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积极开展职业教育标准、企业新产品新技术推广示范等项目输出试点。逐步提升东盟国家职业教育的整体水平，促进互联互通，不断探索区域性职业资格框架合作与交流，培育区域对外开放特色。
（五）提升合作品质，聚力构建“一带一路”共同体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职业教育区域合作原则，强化广西与东盟双责任主体意识，共同致力于完善政府推动、行业组织协调、企业与职业院校的多元化合作机制，共同深化在职业教育战略规划、政策制订和制度建设等领域的共识与合作，疏通教育合作交流政策性瓶颈，发挥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基础性、保障性、开放型作用，推M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建设。
二是落实项目合作。坚持政府引导、学校主导、行业企业参与的合作模式，利用广西职业院校各自优势特色和东盟各国国情的差异性，把面向东盟的特色化、差异化交流合作项目落细落小落实。以加强质量保障体系为手段，提升合作办学现代治理水平，不断延展职业教育务实合作信息交流平台，提高合作办学效益，推动联盟内教育资源共享。以立足广西、面向世界的视野，加强双边多边合作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更优品质、更高水平发展，为政策沟通、设施沟通、贸易沟通和资金融通提供人才支撑，打造“教育丝绸之路”，让东盟及丝路沿线各国人民共享“一带一路”建设成果。
参 考 文 献
[1]梁裕.“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建设的战略构想[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7（1）：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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