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医药院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蕴藏着传统文化最深的根源，反映了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具有重大的保存价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一个民族的文化根脉。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制定了政策、颁布了法律，政府、商界、学界、媒体等纷纷行动起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断前进。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的诊疗技术、针灸等也已经“申遗”成功。中医高校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责无旁贷。大学具有文化传播的功能，大学生作为国家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使命，所以在中医院校对大学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成为当务之急。
1 中医院校开展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意义
1.1 可以向大学生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传承，需要大学生的参与，“传统民俗文化优秀遗产的知识、技艺应当进入大中小学的课堂，全面推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规教育。大学应该设立文化遗产系或专业，培养这一领域的高级专业人才。”[1]高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有利于系统地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和传承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其传承需要大批青年人积极参与，才能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目前中医的针灸已被确定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生命与疾病认识方法等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传承人多分布在中医院校或研究所，且多年纪较大。在中医院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有利于在年轻学子中培养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使祖国医药活态传承并发扬光大，也有利于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提升其对所学专业的热爱程度，树立其学好专业的信心。
1.2 可以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
近几十年来，由于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大量涌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开放和经济形态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传统文化的民间传承方式受到冲击。思想活跃的大学生受到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部分出现了信仰缺失、民族情感淡薄、缺少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爱国热情淡化、价值观多元化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提出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在大学生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正是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化，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提升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程度，从而培育大学生们的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精神，逐步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同时，中医院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又可以增加大学生对祖国传统医药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增强维护中医、振兴中医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1.3 可以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培育人文精神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其中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可以给人以心灵的启迪和精神的享受。对于中医院校的大学生来说，学习传统文化知识，既是其学好专业课的基础，也是提高其人文品质的重要途径。中医传统文化中“医乃仁术”“大医精诚”等思想是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素材。中医传统文化对培育大学生审美情趣、提高人文修养、培育人文精神、塑造完美人格具有重要意义。加强大学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有助于使其了解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知识，拓宽视野、陶冶情操，提升其文化理解力和鉴别力，培育人文精神，从而塑造高尚的医者操守。
2 中医院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途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提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九种措施，其中之一是传承，并特别强调通过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两种方式来传承。在现代社会中，正规教育当指学校教育。目前，中医高等院校应从理论研究、课堂教育及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等方面入手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
2.1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教育理论研究
高校具有科研优势和人才优势，高校中知识分子是文化上的先知先觉者。高校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教育方面的理论研究。“通过深入研究，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规律，并用以指导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从理论的高度弄清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怎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2]研究的成果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同时，还要深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的有关理论，搞清特点、规律、方法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方法等方面的问题，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系统化、科学化。
2.2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课堂教学
开展课堂教学是系统地传授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最有效的方式。此处的课堂教学主要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课堂教学，而非中医中药学专业课程教学。
在教学内容上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和理论的传授与有代表性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的介绍相结合。一方面，向学生传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价值、保护方法、保护原则、传承规律、相关法规政策等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要向学生介绍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代表性的事项，如传统戏剧类的昆曲、民间美术类的杨柳青木版年画、传统医药类的针灸等。传统医药类的中医生命与疾病认识方法、中医诊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等在学生的专业课程里均有讲授，然其教学的角度主要着眼于技术层面，着眼于医疗临床实践，而非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课上则应从文化的价值、保护、传承与创新的角度，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有关理论来介绍，使学生从文化的角度加以认知，超越技术层面。
在教学方法上，要充分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用图像、声音、影像向学生生动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事项。同时要多采取参与式、互动式的教学方法，把老师教与学生讲结合在一起。笔者在讲授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时，就是采取这种方式，由老师主要讲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理论，由学生分别介绍具体的文化事项，学生或介绍自己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或介绍自己感兴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参与的热情很高，师生间的进一步讨论激发了学生主动思考的热情，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2.3 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鼓励学生成立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团，如民俗、传统手工艺、书法绘画等方面的社团。通过开展活动，使学生了解、热爱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到传承与保护工作中来；利用寒暑（下转第105页）（上接第53页）假时间，与“三下乡”活动相结合，让学生回到家乡利用学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的知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调查活动，收集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让学生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在身边，从而培养保护意识；鼓励团委、学生会等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介绍、展示等活动，如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每年6月份第二个星期六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宣传、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讲座、知识竞赛等活动，在学生中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常识，激发大学生认识、探讨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和积极性。
3 目前中医院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医院校的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既有思想认识问题，也有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加以解决，否则就会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效果。
3.1 学生思想认识不到位
由于受到功利主义思想和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的影响，目前大学生在学习时常会问某门课有什么用，对于直接能够看到将来应用前景或与自己的就业直接相关的课程比较重视，而反之则应付了事。中医院校的大学生的就业意愿多为中医临床、中药开发、中医药科研等，这样的就业意愿使学生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对自己就业不起决定性影响，因而不够重视。
3.2 教材建设亟需加强
虽然很多学校都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课程，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专业的权威的教材仍处在建设中。目前笔者能够看到的是王文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也还不是教育部规划教材。其它方面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保护政策、保护技术、传承规律、田野调查方法等专门的教材，现在还未见到。而针对中医院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材更是空白。教材建设任重而道远，它应在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学科定位进一步明晰后逐步完善。
3.3 田野调查不足
目前高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主要为课堂教学，教师利用多媒体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展示，但真正带领学生深入基层做田野调查的则很少，这主要是由于资金和课时等方面的限制。教师和学生都缺少田野调查，导致教与学都是从理论到理论，从课本到课本，导致理论与实践两层皮。
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重视和人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识的不断增强，高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工作必然会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存在的问题也会在今后的实践中逐步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乌丙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285.
[2]苑利，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83.
医学是一门生命学科, 历史以来为人类健康作出了突出贡献。西方医学即西医学,是最近三四百年来建立在解剖学、生物学及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重视人体解剖的现代医学科学理论体系。西方医学主要采用科学实验方法,从宏观到微观,直至目前的分子基因层次水平,发展极为迅速,超过其它任何一门医学科学,一度成为世界医学舞台的主角。西方医学从19世纪初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了很大影响。医学与人文学科具有天然联系,因为医学的对象是人,文化关注的对象也是人,这是从文化角度来讨论医学的基础。当前,人类对科学的迷狂状态,使得人文精神受到挤压,医学人文学科的研究相对薄弱。昝加禄,昝旺[1]提出,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医学教育,重科学技术轻文化内涵、重实用功利轻人本情怀的现象,缺乏文化的理性与自觉,尤其缺乏从文化层面去认识医学的高度。因此,本文就西方医学文化为研究对象,帮助人们重视认真其其各方面特点。
2 西方医学文化的历史哲学渊源和诊疗特点
医学现象十分复杂, 医学文化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西方医学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最为原始的两个源头来自两希文化:即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
古希腊人曾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方法引入欧洲,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医学文化。当时重要的医学文化成就包括较高的解剖学技术和生理知识如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血液循环理论等。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和着名的医学理论,也说明了希腊医学文化的重要成果。希腊医学在希波克拉底以后,在亚历山大达到顶峰,且不久即开始渗入罗马。罗马对健康和疾病的态度与希腊颇为相似,解剖学进一步得到发展。古罗马医学的高峰时期,在“神圣的医生”盖伦时代。
从西方医学文化的另一个历史渊源看,西方医学文化也是对希伯来医学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希伯来医学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宗教与医学的密切结合。鉴于当时希伯来民族的知识水平, 希伯来医学文化中包含着浓厚的宗教因素。马月兰[2]指出,西方医学文化是古代希伯来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希伯来医学主要是僧侣医学, 经验医学作为补充而存在,《圣经》就是犹太教渗透到希伯来医学文化中的例证。其中,僧侣医学文化意识有这样的基本观念:只有信上帝, 精神和肉体才能得到医治和拯救。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在律法书的613 条诫命中, 与疾病有关的达213条,其中许多犹太教戒律和饮食禁忌对人体有益,可养生保健。沐涛,季惠提出,当时医学主要采用大自然提供的药物疗法,这很类似于我国的中医疗法[3]。可见,希伯来医学文化是在僧侣医学和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蕴含的医疗理念对之后乃至现代西方医疗保健仍有重要影响。
从西方医学哲学思想上看,西方人认为,天下万物都可以无限分割的, 这是西方自然科学分析法的哲学基础。余谋昌[4]指出,西医立足于笛卡儿哲学,依据机械论思维,认为“人体是机器,疾病是机器失灵,医生的任务是修理失灵的机器”。它按照还原论的方法把人体视作机器,从而将其分割成各种各样的部件。西方医学研究问题,偏重于结构还原、解剖分析和实验比较。西医一般是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简单的因素来,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质去说明复杂事物。
笛卡尔奠定理论基础的分析方法,其着眼点在局部或要素,遵循的是单项因果决定论,虽然这是几百年来在特定范围内行之有效、人们最熟悉的思维方法。西方人进而认为,生命现象最终可以还原为物理过程与化学过程, 于是在医学生理学中逐渐派生出生物物理学与生物化学等分支学科[5]。19世纪初,细胞学说被提了出来。到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菲尔肖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研究深入到细胞层次。他学说的基本原理包括:细胞来自细胞;机体是细胞的总和;疾病可用细胞病理来说明。在这些医学思想引导下,西方医学研究非常重视微观实验数据,并一直将人体细化到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确定了DNA 双螺旋结构,这一发现被誉之为20世纪生物学最伟大的发现, 是分子生物学诞生的标志, 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 也是还原论、分析法有效性的一项明证。
西方医学在诊疗中的思维模式是分析性思维。人体疾病的发生部位,通过各种现代仪器对身体相应部位进行检查和体液化验来作出准确的判断,作为诊断结果和治疗依据。西方医学在临床治疗中也已直接消除眼见的和实在的人体确定部位病变为目标,并采用有严格标准的药物进行化学治疗,或同时给予物理方法治疗,以排除这个部位器官的故障。因此,西药往往由单一或有限的几种人造化合物组成,药物的有效成份一清二楚,药量准确无误,并以生化、生理和病理的准确实验数据为依据。从西方医学诊疗技术水平看,由于采用各种高技术的诊断设备,西方医学对于器质性病变的观察和定性更加快捷,病位确定更加准确。西方医学所开发出来急病救护技术和设备也常常能起到极好的临床疗效。长期以来西方医学实践证明,在还原论与分析法的指引下,西方医学文化获得了显着的丰富和发展,在诊疗中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人类的身体和人的种种生理与心理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进而对人类的疾病和健康问题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西方医学界逐步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一个生命有机整体,离开生命整体的任何器官只能是一种物体。 同时,社会中的人和生物性的人在医学文化中都应该得到关注。虽然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与细胞和生物大分子无关,但也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不和社会相关。因此,西方医学文化需要超越笛卡尔的观念,需要一个新的医学文化,它依据人是生命有机整体和社会有机体的观点,把人的疾病的生物学研究与人的整体及相关的社会、环境、心理因素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医学研究中,我们应该看到,人既是生物性存在,又是社会性存在,只有全面深刻把握人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身心状态,医学才能真正做到养生保健和有效治疗。
3 西方医学文化缺陷及发展方向
西方医学在把人越分越细的过程中, 人逐步被分解成器官、细胞、分子,而整体的人不见了。为了查清病因及确切致病原理,西方医学病理学研究一贯尽量排除切断不可控因素因素,尽量将病因与机体发病现象放置在在一个单纯可控的孤立环境条件下,通过单因单果的直线思维模式,研究病理过程。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与实际存在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多因多果关联网络远远不符。1980年,德国东方史研究所满晰驳说:学者们应该觉醒,要认识西方医学的基本危机, 西方医学已经进入方法学的死胡同。匡调元[6]指出,原论与分析法的片面性、西医发病学说的逻辑基础线性因果论、临床上的对抗疗法等方面,也提示了西方医学的局限性,需要在今后注意在医学哲学和临床诊疗中增加整体论与综合法的尝试。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界已开始领悟到,用还原论分析法研究人体,有着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 必须注意吸收其他医学模式优势,对西方医学文化进行整合,在未来医学研究中争取走整体论与综合法的道路。当前世界卫生组织(WHO)给人体健康定义为:“健康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道德健康。”这个定义就认知了人体健康的网络支持系统,而不是一个单因单果的问题。北美现代医学教育的开拓者威廉?奥斯勒也认为,“人们过分强调科学,容易忽视医学的人性关怀与怜悯。现代医学异常发展有可能毁了自身”[7]。可见,对于医学研究与实践,医学科学和医学人文都必不可少。西方医学文化,在继承西方古代医学界的经验与智慧之后,在实验科学研究长足发展之后,需要在人文研究方面逐步加强,避免在治疗上只看到病看不到人,或是只治病不治人,只治局部不治全身。今天西方医学模式的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也是其进一步完善发展的重要表现。
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在《从存在到演化》[8]一文中说:人类新医学将从东西方文化双向接轨与融合中诞生,就是一种对新的自然哲学与自然观的说明与试探。西方医学文化和中国医学文化趋向接轨的信号,也可能是西方医学文化未来发展趋向。而且,我们还会发现,医学信念也是医学文化发展中应该重视的一个方面。对于医学由其文化特征带来的文化功能,比如说疗效,法裔德籍自然科学家阿达尔贝特?冯?沙米索(Ada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早有阐述:“对于需要医学的人来说,医学几乎是一种神奇的魔术,而它的效力总有一部分来自对它的信念。”这段话明确表达一个观点:部分医疗效果来自于人们对医学的信念。这里的“信念”,就是典型的文化因素[9]。因此,西方医学文化在建立医学信念方面也应有所举措。
医学是一门生命学科, 历史以来为人类健康作出了突出贡献。西方医学即西医学,是最近三四百年来建立在解剖学、生物学及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重视人体解剖的现代医学科学理论体系。西方医学主要采用科学实验方法,从宏观到微观,直至目前的分子基因层次水平,发展极为迅速,超过其它任何一门医学科学,一度成为世界医学舞台的主角。西方医学从19世纪初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了很大影响。医学与人文学科具有天然联系,因为医学的对象是人,文化关注的对象也是人,这是从文化角度来讨论医学的基础。当前,人类对科学的迷狂状态,使得人文精神受到挤压,医学人文学科的研究相对薄弱。昝加禄,昝旺[1]提出,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医学教育,重科学技术轻文化内涵、重实用功利轻人本情怀的现象,缺乏文化的理性与自觉,尤其缺乏从文化层面去认识医学的高度。因此,本文就西方医学文化为研究对象,帮助人们重视认真其其各方面特点。
2 西方医学文化的历史哲学渊源和诊疗特点
医学现象十分复杂, 医学文化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西方医学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最为原始的两个源头来自两希文化:即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
古希腊人曾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方法引入欧洲,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医学文化。当时重要的医学文化成就包括较高的解剖学技术和生理知识如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血液循环理论等。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和着名的医学理论,也说明了希腊医学文化的重要成果。希腊医学在希波克拉底以后,在亚历山大达到顶峰,且不久即开始渗入罗马。罗马对健康和疾病的态度与希腊颇为相似,解剖学进一步得到发展。古罗马医学的高峰时期,在“神圣的医生”盖伦时代。
从西方医学文化的另一个历史渊源看,西方医学文化也是对希伯来医学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希伯来医学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宗教与医学的密切结合。鉴于当时希伯来民族的知识水平, 希伯来医学文化中包含着浓厚的宗教因素。马月兰[2]指出,西方医学文化是古代希伯来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希伯来医学主要是僧侣医学, 经验医学作为补充而存在,《圣经》就是犹太教渗透到希伯来医学文化中的例证。其中,僧侣医学文化意识有这样的基本观念:只有信上帝, 精神和肉体才能得到医治和拯救。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在律法书的613 条诫命中, 与疾病有关的达213条,其中许多犹太教戒律和饮食禁忌对人体有益,可养生保健。沐涛,季惠提出,当时医学主要采用大自然提供的药物疗法,这很类似于我国的中医疗法[3]。可见,希伯来医学文化是在僧侣医学和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蕴含的医疗理念对之后乃至现代西方医疗保健仍有重要影响。
从西方医学哲学思想上看,西方人认为,天下万物都可以无限分割的, 这是西方自然科学分析法的哲学基础。余谋昌[4]指出,西医立足于笛卡儿哲学,依据机械论思维,认为“人体是机器,疾病是机器失灵,医生的任务是修理失灵的机器”。它按照还原论的方法把人体视作机器,从而将其分割成各种各样的部件。西方医学研究问题,偏重于结构还原、解剖分析和实验比较。西医一般是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简单的因素来,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质去说明复杂事物。
笛卡尔奠定理论基础的分析方法,其着眼点在局部或要素,遵循的是单项因果决定论,虽然这是几百年来在特定范围内行之有效、人们最熟悉的思维方法。西方人进而认为,生命现象最终可以还原为物理过程与化学过程, 于是在医学生理学中逐渐派生出生物物理学与生物化学等分支学科[5]。19世纪初,细胞学说被提了出来。到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菲尔肖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研究深入到细胞层次。他学说的基本原理包括:细胞来自细胞;机体是细胞的总和;疾病可用细胞病理来说明。在这些医学思想引导下,西方医学研究非常重视微观实验数据,并一直将人体细化到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确定了DNA 双螺旋结构,这一发现被誉之为20世纪生物学最伟大的发现, 是分子生物学诞生的标志, 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 也是还原论、分析法有效性的一项明证。
西方医学在诊疗中的思维模式是分析性思维。人体疾病的发生部位,通过各种现代仪器对身体相应部位进行检查和体液化验来作出准确的判断,作为诊断结果和治疗依据。西方医学在临床治疗中也已直接消除眼见的和实在的人体确定部位病变为目标,并采用有严格标准的药物进行化学治疗,或同时给予物理方法治疗,以排除这个部位器官的故障。因此,西药往往由单一或有限的几种人造化合物组成,药物的有效成份一清二楚,药量准确无误,并以生化、生理和病理的准确实验数据为依据。从西方医学诊疗技术水平看,由于采用各种高技术的诊断设备,西方医学对于器质性病变的观察和定性更加快捷,病位确定更加准确。西方医学所开发出来急病救护技术和设备也常常能起到极好的临床疗效。长期以来西方医学实践证明,在还原论与分析法的指引下,西方医学文化获得了显着的丰富和发展,在诊疗中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人类的身体和人的种种生理与心理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进而对人类的疾病和健康问题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西方医学界逐步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一个生命有机整体,离开生命整体的任何器官只能是一种物体。 同时,社会中的人和生物性的人在医学文化中都应该得到关注。虽然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与细胞和生物大分子无关,但也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不和社会相关。因此,西方医学文化需要超越笛卡尔的观念,需要一个新的医学文化,它依据人是生命有机整体和社会有机体的观点,把人的疾病的生物学研究与人的整体及相关的社会、环境、心理因素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医学研究中,我们应该看到,人既是生物性存在,又是社会性存在,只有全面深刻把握人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身心状态,医学才能真正做到养生保健和有效治疗。
3 西方医学文化缺陷及发展方向
西方医学在把人越分越细的过程中, 人逐步被分解成器官、细胞、分子,而整 体的人不见了。为了查清病因及确切致病原理,西方医学病理学研究一贯尽量排除切断不可控因素因素,尽量将病因与机体发病现象放置在在一个单纯可控的孤立环境条件下,通过单因单果的直线思维模式,研究病理过程。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与实际存在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多因多果关联网络远远不符。1980年,德国东方史研究所满晰驳说:学者们应该觉醒,要认识西方医学的基本危机, 西方医学已经进入方法学的死胡同。匡调元[6]指出,原论与分析法的片面性、西医发病学说的逻辑基础线性因果论、临床上的对抗疗法等方面,也提示了西方医学的局限性,需要在今后注意在医学哲学和临床诊疗中增加整体论与综合法的尝试。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界已开始领悟到,用还原论分析法研究人体,有着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 必须注意吸收其他医学模式优势,对西方医学文化进行整合,在未来医学研究中争取走整体论与综合法的道路。当前世界卫生组织(WHO)给人体健康定义为:“健康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道德健康。”这个定义就认知了人体健康的网络支持系统,而不是一个单因单果的问题。北美现代医学教育的开拓者威廉?奥斯勒也认为,“人们过分强调科学,容易忽视医学的人性关怀与怜悯。现代医学异常发展有可能毁了自身”[7]。可见,对于医学研究与实践,医学科学和医学人文都必不可少。西方医学文化,在继承西方古代医学界的经验与智慧之后,在实验科学研究长足发展之后,需要在人文研究方面逐步加强,避免在治疗上只看到病看不到人,或是只治病不治人,只治局部不治全身。今天西方医学模式的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也是其进一步完善发展的重要表现。
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在《从存在到演化》[8]一文中说:人类新医学将从东西方文化双向接轨与融合中诞生,就是一种对新的自然哲学与自然观的说明与试探。西方医学文化和中国医学文化趋向接轨的信号,也可能是西方医学文化未来发展趋向。而且,我们还会发现,医学信念也是医学文化发展中应该重视的一个方面。对于医学由其文化特征带来的文化功能,比如说疗效,法裔德籍自然科学家阿达尔贝特?冯?沙米索(Ada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早有阐述:“对于需要医学的人来说,医学几乎是一种神奇的魔术,而它的效力总有一部分来自对它的信念。”这段话明确表达一个观点:部分医疗效果来自于人们对医学的信念。这里的“信念”,就是典型的文化因素[9]。因此,西方医学文化在建立医学信念方面也应有所举措。
“气一元论”属于我国古代哲学理论范畴，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奠定了中医学的物质基础。本文试图从中医学以及物理学、生物学等现代自然学科角度，进一步探讨中医学“气一元论”的科学内涵，以期有益于中医学气学理论的发展。
1从中医学角度解析“气一元论”
中医学吸纳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气是宇宙的本原”这一基本观点，认为气也是生命的本原，是构成生命的基本物质。《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灵枢•天年》亦云:“人之始生，何气筑为基，何立而为楯……以母为基，以父为楯。”因此，人的生长壮老已，皆本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长，气衰则老，气散则死。天人相应理论是中医学基本理论之一，充分体现了中医整体性思维内涵。中医认为，人与天地万物能够相互感应，也藉“气”的媒介和桥梁。《素问•六微旨大论》云:“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而变作矣。”故大千世界一气相牵，事物之间之所以会相互感应，根源就在于它们存在着“气”这一共同的物质基础。《庄子•知北游》云:“通天下一气耳。”可见，中医学“气”的概念，既有微观特征又具宏观内涵，既有本身的统一性，又有不同的层次性。《内经》中描述的“气”多达2997种，笼统言“气”者近800处，更有19篇直接以“气”冠名，就是依据“气一元论”，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阐述自然与人体生理、病理变化规律。近年来，很多学者只注重其概念的分层归类，而忽略了此概念的统一性。甚至有专家提出质疑，认为中医概念只是抽象的哲学概念而已。而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是文哲不分的［1］，哲学、文学、历史、自然科学杂糅于一体。中医学的哲学概念是建立在一定的自然科学之上的，“气”的概念同样如此。
2从多学科角度解析“气一元论”
2.1物理学研究与气一元论在物理学领域，量子物理学家戴维•玻姆认为，物质无论其质量大小，实质上皆由高度凝聚的光组成，其运动速度低于光速而呈现为固态。而中医则言，大至无形的太虚，小至有形的万物，均是“气”的不同存在形态而已。根据爱因斯坦质能方程与波粒二象性，有物质必有能量，有能量必有物质，两者本质是统一的，中医将之归于统一的“气”。清•喻昌《医门法律》亦云:“气聚则形存，气散则形亡。”由此可见，实物与无形的场有着本质的统一性，这非常符合中医“气为万物本原”的论述，也论证了古代哲学中“无中生有”的哲学论断。
2.2生物学研究与气一元论《内经》云:“升降出入，无器不有。”中医学认为，无论是生命的繁衍，还是无生命体的形气聚散，无不因于气化。气化的本质是机体质量(物质)与能量(功能)之间的交换，气是生命功能与物质结构的中介。现代生物场理论对生命现象的研究印证了此论点。赵林立［2］实验发现，人体不明复合势场……不仅对动物的脑电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植物体内的电信号，甚至对盐溶液都有着类似的作用。黄仲林［3］将病人身体上的针与植物体进行串联，形成病人-植物体(铁树、五针松)-串联“闭合回路”，对风心病导致二尖瓣狭窄女病人进行了30次治疗，2个月后患者痊愈，但铁树枝端新叶发生变异，五针松死亡。这说明植物与人体通过经络可以进行信息能量交换，这也证明了气在生命体间可以传递转化，不存在物种的差别，这些科学实验与中医气功学的观点不谋而合。
2.3生物基因学研究与气一元论现代生物学基因重组与克隆技术发现，地球上外观千姿百态的生物从基因的层面可达成统一。在整个生命世界中，从病毒到人都是一致的［5］。不同的生物物种基因之所以能够拼接在一起，关键是生命在几亿年前起源于一体(生命一元论)［6］。这与中医“气一元论”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
3从身心医学角度解析“气一元论”
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证明，很多种疾病都能找到其致病的心理因素。现代医学正在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转变，心理和社会因素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作用也相应得到重视。这正符合中医“形神合一”的基本论点，而“合一”就是本于“一气”。据报道，美国加州大学的马嘉列金曼博士研究证明情绪与免疫功能的关系。而美国琳内•麦克塔格特［7］以世界各地顶尖科学家的发现为依据，证明了“人的意念足以影响物理世界”，并撰写《念力的秘密》一书，揭示出整个宇宙是由一个浩瀚的量子能量场互相连接，引起现代医学领域特别是西方心理医学的广泛关注，促进了身心医学的快速发展。而这些研究成果恰好证明了“气一元论”的科学性内涵。
关键词：生物医学期刊；英文摘要；结构；句长；时态；语态
中图分类号：G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3-0113-03
摘要是论文的核心浓缩，国内编辑界及科研工作者、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1-4]。英文摘要作为国内期刊与国际接轨的重要纽带，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开展医学类科技期刊英文摘要研究有利于我国国内医学类科技期刊的国际化传播与交流，有利于国内医学科技人员借鉴与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医学科技信息，加强学术的沟通与交流，从而为提高医疗技术和科研水平创造有利条件。
目前，国内外期刊研究界对英文摘要的研究和讨论呈现出不断深入、趋于规范、灵活运用的几个阶段。从1982年国际生物期刊编辑委员会公布温哥华格式，明确提出abstract，到1991年结构式摘要被国际期刊编辑委员会正式列入，医学论文摘要开始广泛采用结构式摘要写作模式[5]。本文从生物医学期刊英文摘要写作入手，采取调查统计的方法，基于生物医学期刊英文摘要的结构、时态、语态等方面，对中外生物医学期刊英文摘要进行横向比较，总结我国生物医学期刊英文摘要的总体写作现状，并从国内外对比研究中，得出有益结论和建议，从而为更好地指导生物医学期刊英文摘要写作、提高英文摘要写作水平和质量、促进国内生物医学期刊国际化接轨和学术交流创造有利条件。
一、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对象的代表性、权威性、可比性等原则，以pubmed和中国知网收录期刊作为研究对象，按比例各抽取了国内外10种中英文期刊，其中5种国外医学类科技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GU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GIE：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oncolog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 and treatment》《JACC：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和5种国内医学类科技期刊《中国肿瘤临床》《中华消化内镜杂志》《中华消化杂志》《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中华医学杂志》作为研究对象，并随机抽取了国外期刊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55篇，国内期刊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50篇，采用对抽取论文英文摘要逐句标注的方式，统计每篇英文摘要的结构、句长、时态、人称、语态等信息，进行中外医学类科技期刊英文摘要的横向比较与分析。其中外文期刊在研究中分别标注为A1、A2、A3、A4、A5，国内医学类科技期刊标注为D1、D2、D3、D4、D5。
二、结果与分析
通过统计，我们分析了国外医学类科技期刊英文摘要496句，国内医学类科技期刊英文摘要447句。对英文摘要的结构、句长、时态、人称、语态等信息进行了全面统计和分析。
（一）摘要结构分析
根据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目前摘要的结构大体可以分为结构式摘要（structure abstract）和非结构式摘要（non-structure abstract）；指示性摘要（indicative abstract）和报道性摘要（information abstract）等。在国际《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定中，采用的是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的四层结构式摘要。这种摘要的优点在于层次清晰、篇幅短小简洁却表达明确，便于在短时间内把握论文内容，利于查阅和交流。目前，绝大多数的生物医学期刊都采用这种模式。在本次统计分析中，上述10种期刊基本采用了结构式摘要模式，反映出结构式摘要模式在生物医学期刊摘要写作中的巨大优势。
（二）字数分析
研究中对于样本的字数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国内期刊的摘要平均字数为237字，平均句子数为9.2句；国外期刊的摘要平均字数为314字，平均句子数为10.2句.比较而言，国外的生物医学期刊摘要显得更长，句子数没有显著的差异，句式相对复杂些。主要由于国内期刊英文摘要存在缺乏研究意义、研究背景的描述，同时各部分内容的表达不连贯，因而句子较短；相比较而言，国外期刊比较重视背景、结果和研究意义的描述，摘要更长、句式更复杂[6]。与国外生物医学期刊摘要比较而言，国内生物医学论文英文摘要内容上严重依赖中文摘要的简单翻译，过于简单，不能反映论文的全貌和深度。
（三）时态分析
一般现在时多用于描述研究内容、结果和结论；一般过去时多用于描述论文撰写前的准备工作，也可用于表示转述已发表文献的报导、讨论和研究内容[7-8]。从样本的时态统计分析中，我们发现：国内外生物医学期刊在时态上运用情况大体相似，主要运用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而现在完成时、将来时等时态的运用较少，只有在摘要中需要有这种表述时才使用。（见图1和图2，单位%）
另外，根据国内外生物医学期刊的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的四层结构式摘要模式，背景（background）一般采用一般过去时或者现在完成时，方法（methods）一般采用过去式，结果（results）、结论（conclusions）一般采用现在时，但也有采用过去时的情况。
（四）语态分析
根据对样本句型的分析，按照主动语态、被动语态以及无语态句统计结果显示：国外生物医学期刊语态中主动句、被动句、无语态句比例分别为46.2%、21.3%、32.5%（如下图3）；国内生物医学期刊语态中主动句、被动句、无语态句分别为31.8%、45.3%、22.9%（如下图4）。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外生物医学期刊语态中主动语态占比明显高于国内，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生物医学期刊语态中被动语态占比明显高于国外，另外无语态句占比国外也高于国内。
在摘要样本对比分析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例如，将2012年8月至2013年8月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疼痛治疗科接受药物治疗且VAS评分>4分的102例NCP患者随机分成安慰剂联合OST治疗组（A组）和NTP联合OST治疗组（B组）。比较两组VAS评分、疼痛缓解率、爆发痛发作次数、OST使用剂量及药物不良反应。
译文：NCP patients who received drug therapy with a visual analog scale （VAS） score of > 4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placebo combined oxycodone group （group A） and Neurotropin combined oxycodone group （group B）. The VAS score， pain relief rate， frequency of pain outbreaks， average dose of oxycodone per day， and adverse drug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在介绍临床诊疗的方法时，作者采用了过去时的被动语态。而此类表述在国外期刊中则往往采用主动语态，如采用“we analyzed……”、“we performed……”例等模式开头，例如we analyzed a detailed subset of data on 3343confirmed and 667 probable Ebola cases collected in Guinea，Liberia，Nigeria，and Sierra Leone as of September14.
在英文的语态运用上，国内生物医学论文英文摘要往往存在被动语态过度使用的误区[9]。在生物医学英语摘要写作中，很多人持这种观点：认为生物医学是客观性事物和过程的描述，需要采用被动语态这一句法特征。实际上，无论是采用主动语态还是被动语态都不是问题的实质，关键在于符合论文的内容和表达的需要。相比较而言，国外生物医学期刊摘要中采用的主动语态明显多于被动语态，与英美国家文化和语言表达相关；而我国生物医学期刊摘要中被动语态过度使用的情况依然存在，但已经逐步改善，这得益于生物医学论文作者开放性视野的扩大和我国对外生物医学交流的广泛和普及。
三、建议
与国外生物医学期刊摘要写作的灵活性和准确性相比，我国生物医学期刊摘要写作显得过于格式化，差距明显。针对我国生物医学科技期刊摘要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对于医学科技期刊作者和编辑而言需要在以下方面加强和提高：
第一，提高国外生物医学期刊、资料的阅读量。英语书面表达能力与英语阅读能力息息相关，因此，为提高生物医学论文英文摘要的写作能力和编辑能力，首当其冲是需要增大国外生物医学期刊、资料的阅读量，对于论文作者而言要在本专业国外期刊资源阅读上下功夫，尽可能多阅读，熟能生巧，从而写出地道的英文表达；对于编辑而言，只有掌握丰富的国外生物医学资料，不断提高阅读量，才能准确把握国外英文摘要撰写的主脉络和新趋势，从而提高英文摘要的编辑能力，使国内生物医学期刊的发展更具国际化。
第二，扩展视野，加大生物医学国际交流和专业培训。无论论文作者和专业编辑，参加相关的生物医学国际交流和专业培训都是必须的。生物医学的发展瞬息万变，知识的更新周期变短，必须加强生物医学的国际交流，通过聆听生物医学国际会议等形式，及时了解生物医学动态，掌握生物医学新事物、新表达，从而紧跟国外生物医学发展步伐，提高英文摘要表达能力。有条件的单位可以通过举办专业培训等形式，加编辑人员英文摘要编辑水平。
张三，培养英文表达风格。由于国内大多数生物医学论文作者采用的是先写中文摘要，再进行转译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不了中国式英语的模式。在实际中，可以通过摹写英文摘要原文的方式，逐步培养独立的英文表达思维和表达风格，从而写出出色的论文英文摘要。对于编辑而言，也要培养英文表达风格，通过与论文作者的反馈，促进论文英文摘要的完善。
本文从客观的角度对于国内外生物医学期刊的英文摘要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我国生物医学期刊英文摘要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实际上，由于英语并非我们的母语，在实际运用和表达中，存在不足是客观情况，但要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这种差距，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掌握英美语言表达习惯，创新英文摘要写作编辑方式，与国际接轨，促进国内外期刊的相互交流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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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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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瑞清.中外科技期刊英文摘要比较――语态分布和“头重脚轻”句的使用频率[J].上海科技翻译，2004，4（1）：16-19.
〔4〕吴涛，赵娟，袁天峰.中外医学科技期刊英文摘要写作对比分析与建议[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3，24（3）：609-612.
〔5〕韩仲琪，李炳汝，王庆法.医学论文英文摘要格式及其写作问题[J].编辑学报，2002，14（6）：411- 414.
〔6〕王志娟，法志强，郭洪波.6种国内外神经医学期刊英文摘要结构和内容分析[J].编辑学报，2012，24（3）：233-235.
〔7〕腾真如，谭万成.英文摘要的时态、语态问题[J].中国科技翻译，2004，17（1）：5-7.
近现代以来，中医在其生成的本土不断被边缘化。这一处境是政治、经济、文化多重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在本质上是一场文化危机，在中西文化交汇和冲突的背景下，民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文化出路的时候，常常积极地以西学来改造中学，力图达到救国存亡的目的。因此，他们比较中西文化的时候，常常用进化论思想，排列和对比中西方文化，以西方为进步，以东方为落后。从最初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逐渐走向了全面向西方学习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也就是说，近现代的文化史，是一场知识分子用西方启蒙主义思想观点，以“科学”作为价值评判标准，来宣布自身社会的迷信和落后的过程。中医就被包括在这种迷信、落后和不科学之中。①中医在近现代中国的边缘化正是这一社会背景下的结果。1929年，国民政府通过以余云岫为首所提出的“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等四项废止中医的提案，2006年张功耀以“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再次提出废除中医，并在互联网上贴出《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公告》，何祚庥、方舟子等知名人士相继批评中医，方舟子出版《批评中医》一书，声称中医是“伪科学”，从而引发了新一轮中医学发展的困境与危机。②此种有关中西医之争的现象正如杨念群所说的，是一种科学隐喻，“在这种隐喻的控制下，中医得为无法用科学方法治愈身体疾病承辩护也得从是否具有‘科学性’入手才有说服力。”①以医学人类学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分析，上述中西医之争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致使西方科学主义成为一种统治性价值和观点向非西方社会推进。以“科学”与否判定中西医学之优劣，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权力和文化隐喻。伴随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的推崇和鼓吹，政府在制度层面上建立了以西医为主体的现代医事制度，它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一种表现方式，也是非西方社会接受以“科学”为评判标准的一种象征。
因此，“疾病与医疗模式的改变，隐喻了文化和政治的扩张和征服。国家和政府处理疾病和医疗的策略和方式，恰好反映了‘科学’政治殖民的隐喻。”②这一场科学政治殖民的隐喻对中医所带来的困境是空前的。中医的处境在科学的节节胜利下，陷入不断萎缩的局面。有学者对目前中医的这种困境有着精炼地概括:“‘中医教育’在大量安排西医学课程的同时，中医基础理论中掺杂的牵强附会的西医学诠释内容也越来越多。‘中医科研’全面采用西医的思路、方法和价值标准。实验研究、动物模型、还原分析、客观标准、定量数据几乎成为‘中医科研’的全部内容，课题的设计、立项、鉴定、评级完全按照西医的标准与规范。‘中医临床’以辨证分型为特色而纳入西医病名之下，使其变成辅助疗法;‘中药研究’实际上是植化研究提取有效化学成分，使其变成辅助西药等等。”③除此之外，中医从业人员从清末民初的80万人，至1949年剩下50万，现今仅有27万人。此外，“各中医院仅有约10%的中医开汤药方，即按中医思路看病的不到3万人。……尤其可怕的是:许多中医基本上不会用中医思路看病，只会看化验单。”④至于在宣传层面，国家缺少公开正规地对国民开展中医学的知识普及，偶有的与中医药相关的影视作品亦远离真正的中医，因此国民对中医的认同也在消解。许多老中医忧心忡忡:21世纪，中医学界陷入了严重的乏人又乏术的尴尬境地。此种现象，似乎真的把千百年来护卫民族身心健康的中医陷入“遗产”位置上:即具有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却处于濒危状态的文化。
二、“申遗”:中医复兴之路及其悖论
当原来是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使用的活态的中医，陷入萎缩乃至消亡的危险之境，中国政府积极投身于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成为一种被多数人认为是表达中医、展示中医、拯救中医、复兴中医的途径和方法。自2003年，中国政府启动了中医“申遗”工程。在首批10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传统医药便为其中一类。不少中医界的从业和研究人员都积极发文，按照联合国教科文所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来确认中医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符号来拯救处于困境中的中医。如沈劫指出，“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在与疾病作斗争的漫长实践和历史性观察认识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原创性学科，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它世代相传，与中国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并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不断地被再创造，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认同和尊重。中医药学完全符合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应当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⑤把中医往“非物质文化遗产”上靠，获得“合法性”、“话语权”、“生存空间”，并非不是。至少如刘更生所言，“(中医)申遗最大的好处是在思想基础上、指挥上、国家和人民的观念上达成共担责任。反过来，为中医识。”①这种对中医重视认可的共识，是中医复兴的基础。然而，在中医申遗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思路与做法，却存在理论上的矛盾和悖论。
一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1972年制定《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开始，到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再到2007年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都不断地在调整文化遗产的分类和评估体系，以确保文化主体性和多样性保护的初衷。换而言之，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文化持有者应当在积极探索自身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来形成自己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参与到“世界遗产”的博弈中。在这一方面，日本和韩国就是典型。他们“坚持不懈地以本国的遗产保护和遗产理论研究，引导和推进着基于传统文化的遗产本体认知:强调多样性、无形性、非精英性、活态的民间民俗遗产类型，并最终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的形式，拓展和重构了世界遗产的崭新体系。”②反观中医，我们一直缺乏从中医自身出发，来强调建立一套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这可以从中医申遗之路具体经历中看到:我们如何一直在“屈从”当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概念”、“定义”、“规定”和“体系”，而不断地分解自己的整体性来“削足适履”地适应它们，以获得“中医非遗”的符号和地位。2003年，为避免中医药文化遗产也(诸如端午节一样)被其他国家抢先申报，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始酝酿中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当时起草的“中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方案”中，第一步是将中医药学整体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③2008年9月，中国将“中医”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然而却因为不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申报规则的具体要求，撤回了中医的申报，在2009年10月改为“中医针灸”申报。④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年所申报的35项中，“中医”被认为是“最重要、无需讨论与评审”、“名列榜首”的选项。恰恰是这被中国人认为是重中之重、无需讨论的“中医”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非遗部的评审委员会认为是不符合相关规定。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深思的事情，它折射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未被纳入到国际遗产体系标准中去博弈、接受、吸纳的事实。王旭东先生曾撰文对该事件和现象进行了分析，概而论之，有这几个层面:首先，根据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即“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进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中医申遗必须符合所有的条件，而在评审委员会看来，中医的非遗申报中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该遗产项目使社团或群体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凝聚力。⑤其次，《公约》规定“非遗”的形式包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这就是对文化“形式化”的约定。中医的形式极为丰富，但是，从项目名称上，专家们却无法看到“表现/表演”之类的具体形式。这是因为“中医”二字不是项目名称，而是一个知识领域的总称。
因此，评审专家无法将其与《公约》规定的五类项目形式对应。①基于上述分析，王先生认为，要想解决中医申遗的障碍，必须要使中医具备《公约》中所规定的明显的形式感，否则无法通过申报。因此，需要将“大中医”分解为“小项目”，以“针灸”、“养生”、“气功”等等作为单项分别申报，否则连审查都无法通过。他认为“要认真组织专家改变或完善申报方略，认真解决‘持续的认同感’、‘代表性特征’两大核心问题，……只需要顺应UNESCO审批非遗项目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中医申遗应该是毫无悬念。”②由此可见，王旭东先生从中医“申遗”的困境及其原因出发，为了能适应联合国“申遗”的要求，提出把中医“化整为零”，去符合《公约》所规定的非遗的几种形式，比如“针灸”。无疑，这一过程表明了，在申遗的过程中，我们为了符合联合国的标准，而忽略了按照自己的遗产特点来建立自己的遗产理论和实践体系。在我国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类)中，传统医药作为其中一类被纳入其中。在这一类别下包括了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同仁堂中医药文化、胡庆余堂中药文化，藏医药等9项内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而言，这种分类体系延续了“化整为零”的思路，以更加符合UNESCO的认定标准和思维。尽管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等六项被认为“基本上是涵盖了中医药的精髓”③，但是并不能体现中医的整体性、系统性。无论是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又或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等，它们都是在一个共同的哲学、宇宙观层面下的“技术”，是一种“道用”。现在中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其“道”的层面濒临危机，即“中医认知方法、价值观念、思维特点越来越难以被现代人领会和理解，中医文化的根基面临萎缩乃至消亡的危险。这才是中医必须申遗的最关键的诉求。”④实际上，中医作为“非遗”的亮点，是它所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宇宙观层面的“道”，在这个“道”之下所形成的自身的知识分类体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诸如此类种种，在中医的“申遗”过程中都不能得到很好的主张和认可。更不用探讨更多深层的细节问题，诸如，“中医药所具有的系统完整性特征说明中医药知识自身的密切不可分割性、认识主体和客体的相融不可分割性，同时也具有和自然生存环境的相融和不可分割性特征”⑤、中医系统里头讲究“医药不分家”的辩证事实，等等。
三、启示:中医中的中国“非遗”理论图式
作为一个文明未曾中断的古国，中国拥有大量的文化遗产。在加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项遗产公约的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便拥有了47项世界级的遗产，名列世界第三;有36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列世界第一。但是，“所有申报成功的‘遗产’都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的知识体系和管理体系为根据，都是‘项目性申报’的成果，未能体现中国独立的遗产体系。”⑥上述“中医”申遗而改为“中医针灸”这一事件恰好注脚了我们有着丰富的遗产却未形成自己独立的遗产理论体系这一现实。从中医角度而言，在“遗产”时代的大背景下，虽然我们还会痛惜中医沦为“遗产”的地步，但是，如果能认识到中医沦为“遗产”的原因，并加以弥补，我们应该庆幸中医能够成为“非遗”而得到新的生机。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实践和理论角度而言，中医作为一个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遗产，如果能得到自我的表述，不仅仅是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探索的一个很好的实践，也是增进和完善世界遗产评价标准的实践。彭兆荣先生在探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的时候，指出要在我国传统中寻找和建立遗产体系，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非物质文化理论体系。他认为可以从“遗存之道、遗存之相、遗存之技和遗存之法”四个核心内容展开。所谓“遗存之道”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层面的普适性观念，涉及宇宙观、人观和价值观等;“遗存之相”是指现象学层面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验、逻辑和文化语法，一套自己的认知、命名、概念和分类系统;“遗存之技”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的践行系统，包括形而下层面工艺、技术、技能;“遗存之法”是指一整套应变逻辑、策略和模式，以保持活态遗产生命力。①下文拟从这四个面向来探讨中医作为中国一项突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在中国的文化脉络中表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自己特有的整体性和体系性。
1．医道:遗存之道
中医之于中国文化而言，她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核心的内容。“医以载道”，中国文化中最抽象的要素，如气、阴阳、五行、和合、中庸都集中体现在中医之中。离开中国文化的“道”，中医就不成为中医。中医的理论核心包括阴阳、五行、脏象、经络、气血，药物的四气五味，诊断的四诊八纲，都是中国文化核心之“道”的体现。《易经》中的“阴阳”是中国哲学最核心和抽象的概念，其运用大到无外，小至无内。日月昼夜四时方位男女人伦都能用阴阳来解释。而整个中医的核心和基础就是“阴阳”，《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②健康和谐就是阴阳的平衡，反之就是阴阳的失调。故而《内经》中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③出自《尚书•洪范》的“五行”是中国文化中另一个核心的概念，指自然界五类基本物质木、火、土、金、水的相互作用和运动变化。中医将五行特性及其生克制化规律用以解释人体内脏之间的相互关系、脏腑组织器官的属性、运动变化及人体与外界环境的关系。木火土金水的特点和属性不仅对应了了肝心脾肺肾五脏、怒喜思悲恐五志等的功能和特性，同时“五行”相互资生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也对应了五脏五志等的生克乘侮的关系。当人体的五行相生相克保持平衡时，身体表现为健康;当正常的生克过度，转为乘(乘虚侵袭，克制太过)侮(被克强势，反欺侮主)，人体就会产生相应的病变。相应的，在治疗的方法上，也运用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来进行医治，如“虚则补其母，实则泄其子。”④因此，“‘五行’在中医学中的运用，应是‘天人相应’的实体化。”⑤阴阳五行是中国最抽象的哲学概念，也是贯穿整个中医理论和实践始终的概念。无论是从致病理论、八纲辨证、还是“君臣佐使”的用药配伍，又或者是人与晨昏四季八方等自然环境之间的整体联系、以及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整体联系，都蕴含着阴阳五行、形神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无不展现着整体性与辩证之美。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医承载着“道”，也彰显着“道”。离开“道”，而谈中医，就是失去了灵魂;更不用说离开“道”而专注于某一味“药”，某一门“技”。因此，医道既是中医之“道”、也是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道”。是在“道”这一层面上，根本性地决定了中医整体作为“非遗”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也是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是以“项目”的形式单独孤立地面对世人，而应该从自己最深的“道”的层面———即宇宙观、人观和价值观上入手来建立自己的遗产理论体系。
2．医学:遗存之相
我国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中医名录包括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同仁堂中医药文化、胡庆余堂中药文化，藏医药等9项。诚如前述，这9个项目是作为单独的项目被列出来的，而不是以一套依照中医自有的文化逻辑、理论要素、基本研究单元及其结构模式，以系统的、整体的方式呈现出来。在中医非遗之路上，我们依然没有摆脱以“科学的”、“他者的”的标准来“修正”自己。上述中医“非遗”实践的逻辑延续了从晚清以来的历史困境和悖论:中医始终在西方科学隐喻下，无法以自己的体系完整地自我言说和证明，而要用近代科学和西医学作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至今日，中医学界需要采用西医的概念、术语、标准、规范，应用西医的病名、病因、病理、药理来解释中医药的有关理论，来获得所谓合理性、创新和发展。关于这一点，柳长华先生曾以《神农本草经》指出问题的症结:“多年来，人们习惯地认为传统知识没有标准，也无法制定标准，标准必须是可以量化的、可以被实验室证明的。其实，有些传统知识是有标准的，如果需要的话，也是可以制定标准的。以中药新药和中药专利的申报、审批为例，我们多年来采用西方化药的标准，其所带来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使得民族产业受到压制，因为至今仍有人认为中药本身没有标准。其实，中药在长期的应用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标准———从《神农本草经》的出现，到历代本草文献的总结，实质上都是在追求实现一种‘标准化’，只是这种安全有效的传统标准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承认而已。有的人一谈标准，就要求与国际盲目接轨，从没想到尚不存在的‘国际标准’是需要自己去建立的……”①上述提到的从《神农本草经》到《本草纲目》的“本草”形制就是中医医药学的一类从自己文化、经验出发的一套认知、命名、概念和分类系统。在《神农本草经》中，将中药分为“上、中、下”三品，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析族区类，振纲分目”把中药材分为矿物药、植物药、动物药。此外，有关经络、穴位、疾病等等，中医也有自己的命名和分类系统。以疾病中的痹病为例，“痹”一词就是中国文化中对于“风湿”一类疾病的命名，并有自己的解释和分类。中医学界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形成了一套关于“痹”的表述系统:痹病是人体正气不足或脏腑气血功能失调，风寒湿热燥等外邪侵袭(也可内生五邪及瘀、痰引起)，造成经脉气血不通、不荣，出现以肢体关节肌肉疼痛、重着、麻木、肿胀、屈伸不利，甚则关节变形，或累及脏腑为特征的一类疾病的总称。单单关于“痹”的成因上，又分为:按外因命名(风痹、寒痹、湿痹、热痹、八风五痹、八风十二痹、风冷痹、外感痹、暑湿痹、湿风等);按内因命名(内伤痹、实痹、虚痹、痹弱、气虚痹、血虚痹、阳虚痹、阴虚痹等);按不内外因命名(食积腰痛、损伤痹、蓄血痹、瘀痹、瘀血痹、痰痹、溢饮等)。②事实表明，中医中极为丰富和特色的关于宇宙、生命、身体、疾病、医药等认知、概念、命名和分类系统，本身就是一套能自我言说的“非遗”知识体系，要充分梳理出自己知识谱系，参与到世界遗产的构建中来。因此，“如果想不照搬西方知识谱系来框囿中国的遗产事项，就必须回到中国丰厚的遗存中去，从名实之辩的根本点出发，梳理千年中国的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谱系。”③
3．医技:遗存之技
由前述可见，中医在“道”的统摄下，用自己的概念、术语、标准、规范建立起来自己的分类体系和知识系统的“学”。然后，在“学”下，生长出各种具体的用来预防、判断、医疗疾病，维护身心健康之“技”:它涉及到了生态亲和、器物工艺、活态操演、身体技术。现在被列入首批部级非遗项目的医药类非遗中的“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都可以算是属于“技”的层面。此外，中医的导引养生功、心理疗法、食物疗法、推拿、巫祝等都是属于具体用以预防、判断、治疗疾病的“技”。这些“技”是显在的，能为一般人所接受。在中医中，还有一种潜在的“技”———“内证法”。因为它的神秘性、直观性，为一般人所难以理解和接受，从而成为一种真正濒危甚至消亡的“非遗”。但是它很细微、很精深地存在于传统文化中，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①在某种程度上，诸如针灸(经络、穴位)、正骨、制药等技术的形成和有效性是建立在“内证”这门神秘的技术之上的。由于中医除了治疗人的肉体，还治疗人的精、气、神，其精气神部分，比如经络穴位、五运六气、五藏六腑，而这些就需要通过内证的方法来获得。②这门极其精深细微级别的“非遗技术”完全是要按照一定的方法通过自身修炼来实现的。著名当代中医刘力红曾经举了《胎胪药录》一书中提到“胎息”来大致解释“内证”获得的条件，即人要恢复到胎儿时期的特殊呼吸状态(胎息)，心明的状态就会自然产生，从而就能达到内证所需要的条件，而进行“内视反观”。古人讲的经络穴位、药物气味、药物的归经，并不都是思考出来的，而是内证实验出来的。③由于后世之人越来越少有人能掌握并亲证这门技术，而只是直接应用这门隐性技术所证得的显性技术(如针灸)，所以“内证”慢慢就淡出了人们的经验和认识。因此，要真正成就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存之技”，不仅仅要整理和保护显在的“技”，还要重新认识和恢复隐性的“技”，这是中医所特有的，区别于西医的精华之所在。今天，我们绝大多数人之所以对中医所主张的“精、气、神”的东西无法信任，原因在于长时间地中断了“内证”之“技”的践行(doing)，因而影响到了中医(尤其是其形而上方面)的存续(being)。“非物质文化遗产唯有‘技’的践行(doing)而成就其存续(being)的本身。”④
4．医承:遗存之法
中医千百年来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遗存之法”，使得中医能几千年以来不断地保持生命力，一代一代地延续下来。这套“遗存之法”概而言之，有这样几点:
第一，培养一个“完备”的人。中医不仅仅只是一种医疗技术，它更是一种深厚的文化，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优秀的医者需要具备良好的天文地理道德等的全面修养。中医理论与中国儒释道的文化精神相同，即便是民间的医生，通常也要把医德放在首要位置。古代很多读书人未考中功名转而学医，上手很快，成就很快，说明中医医承之法的首要在于保持它所依存的文化生态———中国儒释道的传统文化。
第二，研读《黄帝内经》、《伤寒论》、《金贵要略》等中医经典。从张仲景开始一直到当代的颇具威望的李可、刘力红、徐文兵、倪海厦等中医，凡是在中医领域有所成就的，无一不是从研读经典中成就出来的。尽管后世中医著述汗牛充栋，但是都无法超越和替代经典。
第三，师徒带。中医这门特殊的学问和西医标准化、科学化的教育不同，它强调“师徒相授”，强调“师传”，通过师传的方式，得到言传身教、耳提面命、随师临床、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如此依师三到五年，出师后即能临床。近现代以来，中医之所以式微，就与上述三种最基本的中医“遗存之法”逐渐被取消，取而代之以“现代的”、“科学的”、“西式的”教育和传承的方法有关。古人“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从事学习和从事中医者都是综合素质极佳，通晓天文地理道德等的全面修养的人，现在很多人考中医是因为分数线不够，无奈才选择中医，而非如张仲景等古德“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⑤，奋而学医，以救苍生。所以，现在在中医人的传承上，出现的一个问题是“高素质的人对中医不屑一顾，低素质的人压根儿又学不好中医”。考入中医学院后，学校里头的教学方式又是按照现代西制办学，使中医内部结构科学化，外部形式现代化，用西医的理论、方法和实验研究来发展自己，对于中医的经典之作，不仅没有加以研读，反而被认为是传统的、过时的、阻碍中医进步的内容，处于选修，选读的地位。作为中医的学生，倒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学习解剖学、细胞学、各类实验，床头放《内经》、《伤寒》等经典加以日日研读的几乎没有。如此在中医学院毕业后出来的中医生，自然无法用中医来临床而取得成效，现代中医教学体制基本上是一个扼杀中医传承的助推剂，因而中医后继乏人，青黄不接。从非物质遗产层面而言，中医传承中的一代一代口传心授、心领神会、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形式，是一种非常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无形性、活态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的中医学院的教育方式恰恰是忽视和否定这种深层次传统文化传承方式的核心，从而导致中医药非物质文化的传承随之出现了断层。由此可见，在中医“申遗”的道路上，只是去争取一个中医的非遗项目是远远不够的。西学的性质决定了它的标准化、批量化的现代课堂的传授方式;但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中医在本土社会中所采取的“遗存之法”有自己与其性质和生态相适应的的生命力法则和逻辑。在追求中医“申遗”的道路上，重新去理清和传承“人”、“经典”、“师徒制”的中医传续之法、传习之法和应变之法，才能恢复和保持中医生命力，使之源源不断地传承和发展。
中医文化，是指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文化社会背景以及蕴含的人文价值和文化特征。它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文化，以其整体的治疗思想，多角度观察病理的方法，奇特的治疗技术，和谐有用药手段而著称于世，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学文化构成了中华中医文化的基础和主干。
有了人类，就有了医药的活动。中原地区是中华中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早在伏羲、黄帝时期，就有了医药起源的美妙中华中医文化的源头。
河南是中医的源头，是中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人们在长期的采集生活中，逐渐发现了植物药，车渔猎生活中，逐发现了动物药；在冶矿生产实践中，逐渐发现了矿物药。与此同时，又发明了针法、炙法和外治法等。
战国秦汉三国时期，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时期，其标志是《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等医学经典相继同世，《黄帝内经》大约是战国秦汉时期，为后世中医理论之源。《伤寒杂病论》系东汉南阳郡涅阳张仲景所著，该书的最大贡献原则，奠定了临床诊断理论的基础。《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的洛阳，其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中药学理论。而这三部医药学原完成的，可以说中华医药理论的形成是在中原。
南北朝至隋唐进期，中医学得到了全面发展。
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曾长期在中原行医，著有《千金要方》、《千金》大成，对《黄帝内经》有大量征引和深入阐发。同时，他收录了张仲景著作有关伤寒病症的部分，从而医圣文化得以广泛。
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医学的发达兴盛时期，其重心在中原。这一时期医学发展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医政设施的进步，当时都城开封设立“翰林医官院”、“太医局”及其他保健或慈善机构，把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分立起来。同时还设立“御药局”、“医药惠民局”等专职药政机构，这一传统至今仍被沿用。
明清时期，由于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我国医学在南方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河南仍涌现出了众多著名医家。
宋代以前，河南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中原大地名医荟萃，是名医最多，献最大的地区之一。
中原地区在历史还形成了独特的药文化。产于怀庆府（今焦作市）的“四大怀药”，即怀山药、怀、怀地黄、怀牛膝，距今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在众多的中草药中，独享有“华药”的美称，由此产生、发展成怀药文化、怀商文化。
中医学文化是在中华文化母体滋养下发展成长的，从传统文化这一母体文化中，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积淀起深厚的医药文化，是中华医药文化的根基和主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张仲景医圣文化为代表，以其高尚的职业道德治思想、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成为中医学的灵魂，对整个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黄帝内经》开始，中医药文化的哲理就十分明晰，阴阳学说、五行相生相克、整体宇宙观等哲学思想基础已经奠定。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开创了辨证论治的先河。中原医家所创造的理论价值时至今日仍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其一，阴阳及平衡理论，提出了人体阴阳之气的平衡是生命健康的基本条件，“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和谐学中的和谐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二，五行及脏腑、经络理论的提出，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整体观念与联系的观念。其三，藏象及辨证理论，通过对小体外部现象的观察，得知人体的健康状况，体现了中国古代医学对本质和现象问题的独特理解。张仲景的辨证论的提出，反映出对差异性问题和分析的独特理解。此外，中医治病包括无病养生和有病调理两个方面，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整体观在医疗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总之，中原中医药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
中原医学文化以张仲景文化及张仲景医圣文化为代表，其高尚的职业道德、科学的辨证论治思想、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张仲景的医德观完全体现了中华民族以“仁爱”为核心的传统美德，形成以“仁”为核心；二，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诊疗方法，为中医临床医疗的通用模式，一直是中医诊疗疾病所遵循的基本法则，一直指导着中医；三，承前启后的医方文化。仲景所载方药，被尊称为“经方”、“祖剂”。时至今日，仍为广大医药工作者所喜用。医圣发展，已成为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对中国、对汉字文化圈，乃至世界的医学、人文等均有较大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作为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备的医学专著，成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之作，不仅是界人民的巨大财富。国人奠仲景为医圣，奉《伤寒杂病论》为医经，称之为“活人书”。其影响早已跨越国度。进而又形成“伤寒学”、“伤寒文化”。一些国外的医家还专神祠，将此称之为“归宗”。由此可见中原医学文化的魅力的影响。
中原医学文化以其独特性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要传承医学文化，发展中医药事业，就必须把握其本质特点：文化的内涵，使中医文化真正作为国粹不断发扬光大。
中医文化，是指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文化社会背景以及蕴含的人文价值和文化特征。它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文化，以其整体的治疗思想，多角度观察病理的方法，奇特的治疗技术，和谐有用药手段而著称于世，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学文化构成了中华中医文化的基础和主干。
有了人类，就有了医药的活动。中原地区是中华中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早在伏羲、黄帝时期，就有了医药起源的美妙中华中医文化的源头。
河南是中医的源头，是中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人们在长期的采集生活中，逐渐发现了植物药，车渔猎生活中，逐发现了动物药；在冶矿生产实践中，逐渐发现了矿物药。与此同时，又发明了针法、炙法和外治法等。
战国秦汉三国时期，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时期，其标志是《黄帝内经 》、《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等医学经典相继同世，《黄帝内经 》大约是战国秦汉时期，为后世中医理论之源。《伤寒杂病论》系东汉南阳郡涅阳张仲景所著，该书的最大贡献原则，奠定了临床诊断理论的基础。《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的洛阳，其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中药学理论。而这三部医药学原完成的，可以说中华医药理论的形成是在中原。
南北朝至隋唐进期，中医学得到了全面发展。
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曾长期在中原行医，著有《千金要方》、《千金》大成，对《黄帝内经》有大量征引和深入阐发。同时，他收录了张仲景著作有关伤寒病症的部分，从而医圣文化得以广泛。
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医学的发达兴盛时期，其重心在中原。这一时期医学发展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医政设施的进步，当时都城开封设立“翰林医官院”、“太医局”及其他保健或慈善机构，把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分立起来。同时还设立“御药局”、“医药惠民局”等专职药政机构，这一传统至今仍被沿用。
明清时期，由于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我国医学在南方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河南仍涌现出了众多著名医家。
宋代以前，河南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中原大地名医荟萃，是名医最多，献最大的地区之一。
中原地区在历史还形成了独特的药文化。产于怀庆府（今焦作市 ）的“四大怀药”，即怀山药、怀菊花、怀地黄、怀牛膝，距今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在众多的中草药中，独享有“华药”的美称，由此产生、发展成怀药文化、怀商文化。
中医学文化是在中华文化母体滋养下发展成长的，从传统文化这一母体文化中，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积淀起深厚的医药文化，是中华医药文化的根基和主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张仲景医圣文化为代表，以其高尚的职业道德治思想、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成为中医学的灵魂，对整个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转贴于
从《黄帝内经》开始，中医药文化的哲理就十分明晰，阴阳学说、五行相生相克、整体宇宙观等哲学思想基础已经奠定。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开创了辨证论治的先河。中原医家所创造的理论价值时至今日仍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其一，阴阳及平衡理论，提出了人体阴阳之气的平衡是生命健康的基本条件，“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和谐学中的和谐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二，五行及脏腑、经络理论的提出，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整体观念与联系的观念。其三，藏象及辨证理论，通过对小体外部现象的观察，得知人体的健康状况，体现了中国古代医学对本质和现象问题的独特理解。张仲景的辨证论的提出，反映出对差异性问题和分析的独特理解。此外，中医治病包括无病养生和有病调理两个方面，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整体观在医疗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总之，中原中医药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
中原医学文化以张仲景文化及张仲景医圣文化为代表，其高尚的职业道德、科学的辨证论治思想、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张仲景的医德观完全体现了中华民族以“仁爱”为核心的传统美德，形成以“仁”为核心；二，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诊疗方法，为中医临床医疗的通用模式，一直是中医诊疗疾病所遵循的基本法则，一直指导着中医；三，承前启后的医方文化。仲景所载方药，被尊称为“经方”、“祖剂”。时至今日，仍为广大医药工作者所喜用。医圣发展，已成为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对中国、对汉字文化圈，乃至世界的医学、人文等均有较大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作为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备的医学专著，成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之作，不仅是界人民的巨大财富。国人奠仲景为医圣，奉《伤寒杂病论》为医经，称之为“活人书”。其影响早已跨越国度。进而又形成“伤寒学”、“伤寒文化”。一些国外的医家还专神祠，将此称之为“归宗”。由此可见中原医学文化的魅力的影响。
中原医学文化以其独特性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要传承医学文化，发展中医药事业，就必须把握其本质特点：文化的内涵，使中医文化真正作为国粹不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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