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
在现代科技叙事中，充斥着大量基于科学的技术和技术导向的科学，面对生命技术（biotechnologies）和新材料科学（newmaterialsscience）之类的称谓，人们往往为难以明晰区分科学与技术而倍感困惑。这种困惑的根源在于，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看来，科学主要涉及抽象纯粹的理论知识，技术是纯科学理论知识的应用。这就是源于启蒙理性主义并为逻辑经验主义所强化的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科学是追求自然永恒真理的活动，科学理论知识是对自然实在的镜像式的反映或表征（representation，又译“表象”，两种译法各有其意味，本文中采用“表征”，但在若干引文中为尊重原译也采用“表象”），技术被界定为应用科学；另一方面，虽然经验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保障，但经验的获得要么被简化为被动的观察，要么被视为理所当然，工具和实验等技术性因素在经验获取中的作用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在科技通史或科技通论中早就以“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论及科学与技术渗透互动的事实，但这些大而化之的叙事的前提依然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就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而言，对这一科学－技术观的超越经历了一个迂回而趋同的过程。
在科学哲学中，经过后实证主义与新经验主义两次转向，实现了从理论偏向的基础主义到理论偏向的相对主义再到注重科学的技术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汉森等人阐发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论点对中性观察语言的解构以及杜恒－奎因论点对知识整体论的倡导，从内部削弱了逻辑经验主义主张的基础主义预设，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则导致了后实证主义转向。在后经验（即后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共同体将自己的理论表征与其他理论表征相比较，而不是与被观察的、未经解释的世界相对照（劳斯，2004，第4页）。但不论是历史主义或后实证主义，依旧是理论知识偏向的，在科学－技术观上依然重科学理论而忽视工具与实验等技术性论题。后起的新经验主义则既不愿意回归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的基础主义，又不满足于历史主义和后经验主义的相对主义立场。赫斯（MaryHesse）、卡特赖特（NancyCartright）、哈金（IanHacking）等新经验主义者意识到：技术已经内化于现代科学之中，对自然过程进行技术控制不再是理论发现的副产品；科学或许无法通过实验室环境下产生的理论推演出统一的理论架构，但人们依然可以在发现现象、建构唯象理论、操控自然与获得经验的能力上不断进步。（同上，第9－11页）哈金看到，“值得惊喜的是从17世纪以来，我们居然积累了如此之多的经验知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2页）他认为这表明实验室仪器能够稳定地捕获和累积物质现象，而导致这种稳定性的原因在于，当实验科学在整体上是可行的时候，它倾向于产生一种维持自身稳定的自我辩护结构。这自然会令人联想到杜恒－奎因论点，但哈金却明确指出，基于心智论的杜恒－奎因论点拘泥于理论论题，而未看到：我们在调整理论与观察的不一致时所改变的不仅是思想，还有我们的世界；如果从物质论（materialism）出发，将论题扩展至思想、事实和制造过程的关联性，杜恒－奎因论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何以具有如此显著的确定性，而不再止于暗示经验证据对理论知识的不充分决定性。（同上，第32－33页）由此，新经验主义最终超越了基础主义的理论优位的科学－技术观，形成了凸显科学的技术性与物质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
在科学与技术研究中，经过社会建构论与异质性实践分析两个阶段，实现了从基础主义到建构论的相对主义再到基于异质性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早期的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因受到基础主义的影响而鲜有针对科学认知过程和技术实践过程的探讨。在历史主义学派和后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新技术社会学（如SCOT）分别打开了科学知识的与技术实践的“黑箱”，试图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行动者的力量）还原概念网络与人工物的不确定性的形成、拓展和终结。而这种社会建构论难以克服的悖论是，它一方面导致了相对主义并主张多元主义，另一方面却建立在本质主义的预设之上——将社会利益视为隐藏在科学概念和技术人工物背后的更本质的因素。使建构论得以摆脱本质主义的是拉图尔（BrunoLatour）等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它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过程，从实践要素的异质性出发，关注实验室、仪器等技术性情境，用异质性要素的互动整合描述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过程。由此，科学、技术、知识、人工物、文化、社会等要素不再拘泥于逻辑与概念上的分殊，而在实践层面互动整合。正是基于此视角，拉图尔进一步引入了“technoscience”（鉴于这一概念较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更为重视物质性与技术的作用，本文将其试译为“技术化科学”）这一实践性概念。以此诠释具有内在关联的科学与技术实践的复杂性与多向性，便带来了基于异质性的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强调技术与科学在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中整合为同一过程；另一方面坚持物质论立场——“科学与技术通过物质性的行动与力量的相互转换而运作起来，科学表征是物质性操控的结果。”（Sismondo,p66）
技术化科学这一新的科学－技术观的提出，超越了基础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使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整合为科学与技术研究。但从哲学或科学哲学的层面来看，其内涵显然远不止于此。在进一步探讨这一观念的内涵及其对于当代科学哲学的意义之前，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观吗？
二、技术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科学－技术观吗？
纵观两千年来的科学技术史或者“真理的历程”，从阿基米德的杠杆到波义耳的空气泵，从高能加速器到多莉羊，这些技术与科学的相互交织与结合，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技术对于科学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很多现代思想家并没有无视这些事实。意味深长的是，在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研究之前，海德格尔和杜威两位思想大师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阐发过与技术化科学十分投契的科学－技术观，对这些思想资源的回顾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的源流与谱系。
在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存在论反思中，所持的是一种超验化（transcendentalize）的本质主义立场，其基本理路是：（1）现代的命运取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共同具有的“技术之本质”——“座架”（Gestell）——兼具限定（stellen）与促逼（herausfordern）的去蔽（revealing）方式，使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沦为技术对象和持存物（Bestand）(Heidegger，P252-264)；(2)然而，其所揭示出的并非存在而只是存在者，现代性的危机源于这种方式遮蔽了其他的去蔽方式，令真理无法彰显，并使存在本身无处安身；(3)由此，即便这个世界有其超验的本质，也跟现代技术与科学无关，从而在根本上颠覆了“科学探究真理，技术应用科学”这一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批判，实质上是从反思的角度论述了他的科学－技术观，其基本论点有二。其一，现代技术与科学统一于现代技术之本质。而在这种超验视角下，科学与技术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指出：“科学乃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按地位而论，同样重要的现象是机械技术。但我们不能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纯粹的实践应用。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唯有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迄今为止的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海德格尔，1996，p885)在《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与其说科学是技术的基础，不如说现代自然科学拥有技术化思维的基本形式。(参见Glazebrook，p252)正是在共享“技术之本质”的意义上，“技术将存在揭示为持存物”与“科学将存在表象为对象”互为基础，科学与技术成为相互交织的统一体。
其二，现代技术与科学是一种操控性和制造性的实践。根据《世界图象的时代》的论述，科学研究即“认识把自身建立为某个存在者领域（自然或历史）中的程式（Vorgehen）”，在本质上具有可操控性；而“唯有在自然知识已经转换为研究的地方，实验才是可能的”，因为实验意味着“表象出一种条件，据此条件，在其过程之必然性中的某种运动关系才能成为可追踪的，亦即通过计算事先可控制的。”因而，内在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技术之本质”，导致了世界成为图象和人成为主体这两大相互交叉、决定了现代之本质的进程，此进程就是作为图象的世界被征服的过程，其中“图象”（Bild）的内涵是“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海德格尔，1996年，P887－904）
与海德格尔相反，早在1929年，杜威就在《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中从正面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的科学－技术观。首先，他将科学视为一种借助行动来进行认知的知行合一的探究活动。他认为，科学认知过程事实上已经废弃了对知行界线的划分：“知识必须有观察而观察是深入自然界所知对象之中的”（杜威，2005，P165）；“实验的程序已经把动作置于认知的核心地位”（同上，P26）。其次，他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控制，知识的价值取决于操作结果。他指出：“思想的任务不是去符合或再现对象已有的特征，而是去判定这些对象通过有指导的操作以后可能达到的后果”（同上，P104）；“知识的准绳在于用来获得后果的方法而不在于对实在的性质具有形而上学的概念”（同上，P170－171）。
在杜威的思想中，渗透着两种基本的哲学立场。其一为反本质主义。他将那种认为科学的发现揭示了最后实在和一般存在的固有特性的见解视为旧形而上学的残余，并对哥白尼革命做出了反本质主义的诠释：“我们并不需要把知识当作是唯一能够把握实在的东西。”（同上，P227）也就是说，基于知觉和经验的知识观念，不应该被视为被知觉和被经验的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形而上学本质，不可以上升为形而上学的独断。其二为实用主义的实在论。他认为，认知活动意味着一种存在与另一种存在的交互作用。认知者在世界之内，其所经验的世界就是一个实在的世界（realworld），但其原始状态并非我们所认知的世界，所经验的对象唯有通过一系列的认知操作才可能被赋予以形式和关系，实在因此得到重构并可能被纳入受控制的变化进程。他认为，真正可与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哲学变革在于：放弃本质主义并诉诸经验实在，不再试图通过把握本质而获得绝对的确定性，转而运用主动控制调节的方法寻求高概率的安全性，即把判断的标准从依据前件转变为依据后果，从无生气地依赖过去转变为有意识地创造未来。（同上，223－224）
三、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杜威的反本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实在论观点发表多年之后，在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中，才开始反思杜威拒斥过的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所谓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在认识论层面的表现，可上溯至西方哲学的源头，其大意是：我们可以获得对世界的表征，但世界又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表征，因此知识所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抵达那些被设想能与表征相符合的事物（劳斯，2004，p2-3）。在这种对于知识的镜像式的理解模式中，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为了保证表征的无误，认知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并反映认知对象或所与（given）；另一方面，在表征的过程中，认知主体又必然有其自身的视角并受到工具（即便这种工具拥有超越的透视功能）等条件的制约。因此，受到这种观念影响的传统科学哲学虽然曾经在对科学理论知识的研究中收获颇丰，但在其内部的知识整体论和历史主义学派的冲击下，作为其预设的经验论的基础主义和超历史的真理观不得面对相对主义的挑战。
在这一挑战下，科学理论不再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具有真理性的、与世界相符合的表征，也不再拥有绝对优先的地位。这迫使科学哲学领域内外的一些学者或者视技术为科学的内在要素，或将技术与科学整合进异质性的实践网络，或将技术与科学统一于人的知觉层面的现象，开始从新经验主义、科学与技术研究（如后SSK）和现象学等不同的视角关注“作为技术的科学”（scienceastechnology），不再将技术视为低科学一等的“科学的应用”，而从技术与科学相互交织（interwoven）的角度统观二者，形成了一组不同于基础主义的科学与技术意象的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1、从实验实体到现象创造
面对基于后实证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的挑战，新经验主义的基本策略是诉诸实验以拯救实在论，强调实验实体与现象创造，这使狭义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作为实验科学的意象得以凸显。
针对由相对主义激发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哈金（IanHacking）提出了实体实在论。他指出，关于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探讨大多拘泥于理论、解释和预言等层面，在这些层面上的争论必然是没有结论的。只有在实验等技术实践层面，才可能为科学实在论辩护，并且这种实在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关于理论和真理的实在论，而是关于实体（entities）的实在论。哈金认为，尽管两种实在论看似孪生关系，但事实上大多数实验物理学家都是实体实在论者而非理论实在论者。在实验物理学家看来，电子不是理论实体，而是实验实体；当他们承认电子和夸克真实存在时，是因为对这些原则上无法直接观察的实体的有规则的操控，能产生出新的现象，并引向对自然的新探究。在他看来，干预与制造都是形成实在的素材（stuff）。他从培根的思想中看到，实验者之所以相信实体的实在性，是因为他们能把握实体具有的因果属性（casualproperties）并将其用于干预自然。一些实体在发现之初，不过是假设的实体，而一旦掌握了它们所具有的因果力量（casualpower），就可以用它们建造一些实验设施并产生新的效应，实体因此变得真实。（Hacking，1983a，p71-87）在实体实在论的基础上，哈金又提出了现象创造的论点，强调实验现象是由科学家创造的。他拒斥了“实验科学家发现世界中的现象”这一刻板意象，并指出“实验就是通过创造和制造获得精致而稳定的现象”，而现象是“公开的、规则的、可能是规律般的，但也可能有例外的”（Hacking，1983b，，p222，230）。他认为，有史以来在实验室中首次产生的现象就是制造出来的，如霍尔效应就是由霍尔在实验室中创造出来的。当然他也注意到现象创造不等于物理实体的创造。
对此，哈雷（RomHarre）也主张，论及真实世界的行动与实体时必须研究实验，科学之所以有所发现是因为它能制造人工物，研究者训练有素的行动是实验现象与自然的因果属性的中介；并且实验现象不能纯化为仪器探测的语用（pragmatics）关联，实验室技能不可通过归纳论证模式加以还原。他强调，在当代科学中，科学发现所与（given）实在而技术仅以造物为旨归的二分已经消弭，真实世界的因果属性是某些实体在一定条件下可探测到的能力（capacities，此概念在卡特赖特处得到发挥），只有透过恰当的仪器才能揭示实验现象的因果机制进而驱使自然释放其能量。（DanielRothbart,GeneralIntroductionin:Harre,ppⅷ-ⅸ）显然，正是实验实体的功能性的呈现和发挥使其得以证明自身的真实性：一方面支撑起理论实体对世界的结构性描述，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可以揭示的现象的范围及其深度。实验科学中涉及的实体和现象的内在的功能性和技术性是使其成其为科学的前提，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验科学是技术化科学。
2、从实验室科学到实践的冲撞
拉图尓等人倡导的实验室研究和渗透于技术化科学概念中的异质性实践分析方法激发了后SSK研究，形成了整合性的科学与技术研究进路，也带来了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实验室科学”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拉图尓在《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1987）一书中提出了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旨在描述“正在形成的科学”（scienceinmaking），并冀图以此涵盖所有与科学或技术实践相关的异质性要素。他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在符号学的意味下考察了各种人和非人的作用要素的相互作用，从文本到实验室再到自然，将其诠释为一种以技术为中介并负载权力的创造和解决争端的社会建制。显然，他所说的技术是一般的操作和制造意义上的。一方面，作为中介的实验室是产生记录的地方，但我们并不是通过仪器直接把握自然，而是对仪器所显示的可视的内容进行解释。为了减少不同解释间的冲突，实验室会引入新仪器，直到就解释达成某种共识。因此，人们所说的自然或科学事实并不像传统科学观所声称的那样——被发现、独立于科学解释而存在并作为科学争论的裁判，而是恰恰相反——科学事实是在实验室中建构的，是实验室与权力关系相互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科学并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一种大规模的知识生产机制；当人们使用“科学和技术”这一虚构的概念来谈论科学活动时，会形成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少数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生产事实的全部责任。（拉图尔，2005，第289页）
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并不仅仅指涉内在于当代实验科学的技术性，而意在进一步揭示当代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特征——异质性的社会文化实践。在拉图尔等人的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实验哲学家哈金从对科学实验的关注转向对“实验室科学”的讨论，并与皮克林（AndrewPickering）等人共同开启了后SSK研究。在哈金看来，“‘实验室’（laboratory）是一个远比‘实验/试验’（experiment）严格得多的概念”，“实验室科学在孤立状态下使用仪器去干预所研究对象的自然进程，其结果是对这类现象的知识、理解、控制和概括的增强。”（哈金，《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载皮克林编著，第36页）而引入这一概念辨析的根本原因是，实验室科学能够较实验科学承载更多的实践与文化意蕴，以此为要津，可以透过实验室之中和实验室之外所有可见的异质性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的过程。（皮克林编著，中文版序言第2－3页）正是在此意义上，实验室科学呈现出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沿着后SSK的脉络，其代表人物皮克林运用“实践冲撞”的概念，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大抵受到德勒兹的影响，皮克林一反西方对隐藏于世界背后的永恒秩序的追求，转而主张一种基于人与物的力量（agency）的实践冲撞（mangleofpractice）所带来的开放式的世界场景。他指出，我们不应该认为世界是由隐藏的规律控制的，不应只关注表征，因为那样只会导致人和事物以自身影子的方式显示自身，即便是科学家也只能在观察和事实框定的领域中制造知识。而真实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力量，始终处在制造事物（doingthings）之中，各种事物不是作为人的观察陈述而依赖于我们，而是我们要依赖于物质性力量，人类一直处在与物质性力量的较量之中（皮克林，2004，第6页）。因此，应该超越仅仅作为表征知识的科学，运用操作性语言（performativeidiom），把物质的、社会的、时间的维度纳入其中，将“科学（自然包括技术）视为一种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持续与扩展。更进一步，我们应该视各种仪器与设备为科学家如何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核心。作为人类的力量，科学家在物质力量的领域内周旋……构造各种各样的仪器和设备捕获、引诱、下载、吸收、登记，要么使那种力量物化，要么驯服那种力量，让它为人类服务”（同上，第7页）。在他的论述中，有一种德勒兹式的后人类主义存在论，即主张以人和物的非二元论组合来取代人类在历史行动中的中心地位。在作者看来，这不仅仅凸显了技术化科学的文化实践意象，更昭示着技术化历史这一后人类情境。3、从知觉拓展到工具实在
现象学作为一种欧陆的思想资源更倾向于将科学和技术作为一种整体现象加以考察，也就是说在相关的语境中，提及科学往往也包含了技术，谈到技术并不排斥其科学内涵。因而，在现象学乃至解释学层面更易于呈现技术化科学意象。
在科学哲学中，克里斯（RobertP.Crease）曾用现象学的方法探讨过实验（Crease，1993）。他将实验类比作表演（performance），认为其所上演的是自然之剧（playofnature）。他从胡塞尔的知觉现象的双重视域（内与外）出发，结合杜威的科学探究观，将科学实体视为可以运用可读技术加以把握和探究的现象。在后SSK谱系中，论及实验室作为解释科学成功机制和过程的场所时，诺尔－塞蒂娜（KarinKnorrCetina）放弃了理性或合理性等视角，转而诉诸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自我－他者－事物”（self-other-things）系统和科学所制造的现象域（phenomenalfield）在形式上的重组。她认为，“对于梅洛－庞蒂来说，‘自我－他者－事物’系统并不是独立于人类行动者，独立于主观印象，或独立于内在世界，而是一个被经历的世界（world-experienced-by），或与力量者相关的世界（world-related-to-agents）。实验室研究所暗示的实验室是一种改变与力量者相关世界的手段……它改进了与社会秩序相联系的自然秩序。”（诺尔－塞蒂娜，《睡椅、大教堂与实验室》，载皮克林编著，第122页）这种改进依赖于自然对象的可塑性：实验室很少研究那些仿佛是在自然中显现的现象，而大多研究对象是想象或视觉的、听觉的或电的等的踪迹，并进而研究它们的构成、提取物和纯化了的样本；以天文学为例，随着观测仪器和信息处理手段的提升，天文学正在从观测科学转变为处理影像的实验室科学。（同上，第133页）
伊德（DonIhde）的现象学意味的工具实在论所彰显的也是技术与科学相互会同的意象。他认为，假如人们可以借助仪器拓展知觉，即便是一些涉及高深抽象理论的科学研究也是与知觉高度相关的，甚至可以在知觉层面使人的身体获得拓展，而涉身（embodiment）于最前沿的科技现象之中。（ValDusek,pp22-23）他运用“知觉解释学”的方法将身体对世界的知觉与解释结合起来，由情境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作为经验中介的科学工具如何创造出新的知觉，并获得了工具实在论的立场：科学是一种解释学实践，依赖工具对事物的科学分析，真实的世界只有当其为科学工具所构建时，才成为科学探究的对象。他十分重视可视性，进而主张科学的视觉主义（scientificvisualism）。他指出，X射线、CT、MRI、声纳等图像技术使得事物变得可视，甚至像文本一样可读。在较弱的意义上，这种视觉主义的工具实在论认为，已经有越来越多实在被工具转换为图像。在较强的意义上，则意味着工具可以使得其他不可视的实在变得可视。这些科学透视装置不仅意味愈来愈多的科学的对象得到显示，还可能塑造和改变我们所能感知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德也谈到了技术建构（technoconstruction）。（Ihde,1999,pp158-177）伊德的研究再次表明，在现象学层面科学与技术可以在现象域整合为技术化科学。
四、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
在对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和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的思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能否给我们带来一套新的科学哲学观念？
首先值得思考的是，技术化科学这一视角对物质性与技术性的强调有何存在论意味？在当代相关研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杜威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诺尔－塞蒂娜（KarinKnorrCetina）在《知识的制造》中声称，实验室科学是关于可以制造什么的科学而非什么独立存在的科学。哈金在《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中强调，他的主题是物质论的，其中只有一点与被称之为“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相冲突，即“实在论者通常设定科学的终极目的或终极理想是‘获得一个关于宇宙的真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4页）。他认为，“理论不能在与我们所期望它们对应着的一个被动世界中得到检验，我们不能形式化一些猜想，然后去考察他们是否为真的”，“我们的理论至多对于那些从仪器抽象出来的现象来说是真的，而这些现象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地契合理论”（同上，第59页）。哈金和卡特赖特都曾表示，高能物理之类的理论只能在实验室中严格成立。这些观点表明，至少在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中，科学知识是关于那些可以用于制作的自然物的知识，其目标不是（或不必要）由理论知识上升到真理性认识。人们很容易由此联想到实用主义，但根据艾慕士（S.Morris.Eams）的观点，实用自然主义（pragmaticnaturalism）能够更确切地涵盖通常被称为实用主义的美国哲学运动（艾慕士，序论第1页）。其中对自然主义的强调在于凸显人对自然的适应（adjustment）——顺应（accommodation）与改造（adaptation）（同上，第33页），透过这一立场，可以从人在世生存的视角反思技术化科学。
实用自然主义较一般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更关注人的在世生存，并与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简称“在世”）的思想具有类似的存在论（ontology）视角。在此视角下，人（此在）首先要应对（dealing）最为切近的周遭世界。在这种应对中，我们并非被动的观察者，而是现实世界的主动参与者。人（此在）周围的事物首先不是作为感知和认知的客体出现，而很自然地成为与日常实践相适切的工具性对象——最切近的应对方式并非一味地进行知觉的认知，而是操控事物并加以使用之类的操劳，这种操劳有其自身的“知识”（海德格尔，2006年，第79页）。基于人的在世生存的存在论是局域性的（regional），从这种存在论出发，认知对象乃至知识观念都不必纯化和提升为形而上学层面的实在（reality），人们只需在现象层面视其为局部实在（localreality）或情境性（contextual）的“现实”（actuality）。人们不再孤立地追问，认知对象是否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知识能否用于表征某种真正的实在？探求知识的直接目的转向以知识对象为手段带来行动上的差异或产出更多可以作为手段的知识和知识对象，即认知服务于行动并与行动整合为一体。
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科学－技术观与基于行动导向的知行整合观是契合的，这种契合或许与传统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理论化、知识化解读大异其趣，但却更接近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的真实情境。在实用自然主义的影响下，包括新经验主义在内的很多科学哲学研究事实上都是以技术化科学为背景而展开的，我们不妨称之为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它们在科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带来了哪些新的研究纲领？下面是对这个问题的尝试性回答，并以此作为本文的开放性结论。
（1）在形而上学层面，反对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m），支持局部实在论（localrealism）。启蒙运动以来的基础主义的理性科学观将科学视为一种揭示所有自然现象背后的宇宙真理的独特的理性活动。但卡特赖特和吉尔（RonaloN.Giere）等人认为，这种科学观并未真实地反映科学家的探究实践。如果认真研究科学家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建立抽象程度不同的模型和理论时真正做了些什么，就不难发现，科学所面对的不是基础论预设的理性化的世界——一个受系统的或齐一的规律（law）支配的统一的世界，而是一个斑杂的世界（adappledworld），科学家们只能获得适用范围有限的经验定律和模型，通过定律拼凑（patchworkoflaws）建立起非金字塔式的定律系统（卡特赖特，第25－36页）。值得指出的是，基于自然主义的立场，他们虽然不赞成形而上学的实在论（metaphysicalrealism）并质疑一切先验的宣称，但并未因为反对基础论的科学观而否定科学的实在性，或走向建构论的相对主义（constructivistrelativism）。他们所认同的实在论是局部实在论，其基本辩护模式是：我们通过局部科学活动可以进行预测、计划、操控等一系列活动，如果这些活动的对象不是某种实在，所有的活动会是不可能或难以想象的。（同上，第25页）
（2）在认识论层面，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主张透视主义的操控性认识论。杜威曾经预言：如果将认识中的“所与”（given）称为“被采取的”（taken），整个认识论可能会完全不同（杜威，2005，第136页）。古德曼（NelsonGoodman）也曾经指出：“规律的发现涉及草拟，模式（Patterns）的识别与构想和强加（imposing）高度相关，理解与创造同行。”（Goodman,p22）如果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就意味着操控不仅是认知的手段也可能与认知的目的发生关联。正是由于认知与主体的行动及目的相关，任何表征与干预的过程不必是绝对或唯一的，其认识论是操控性的和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乃至多元主义）的：某人S为了对A施行某种操控M而以B表征A，其中，A可以是自然实体，也可以是人工实体等各种实体及其混杂（hybrid），B所揭示出的命题或模型能够使S把握B的某些因果属性，以便实现操控M。科学中最常用分析方法（analyticmethod）也基于这种操控性的认识论：“要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把事物拆分成更基础的部分；要控制一个情境，我们把这些部分组合起来，并重新安排这些部分，它们一起作用时使事情如我们所愿地发生。”（卡特赖特，第97页）但这些都只是原则上的宣称，如果仅仅将科学观的重心从表征的一方移到操控一方，最多只能重申罗蒂的断言：所谓知识的“力量就是存在在那里有待人们去认识的一切——断言‘知道X’等于断言‘能够用X做些什么或对X做些什么？”（罗蒂，2003，p30）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何以找到那些因果属性，进而“能够用X做什么或对X做什么”？而这是方法论层面所必须回应的。
（3）在方法论层面，注重操控性（manipulability）因果观和溯因法（abduction）。恰如杜威所言：“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动力因（efficientcause），而不是目的因（finalcause），在于寻求事物的外在关系，而不是寻求固有的形式。”（杜威，第78页）这里的外在关系应是科学方法论的着力点所在，即在操控之前或操控过程中，要对操控对象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所了解。这就涉及所谓因果属性或因果力——只有把握实验实体的因果属性，才可能以它们为工具展开深入的探究。对此，有关因果性与操控相关联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关注的思想资源包括冯.赖特（VonWright）等人对因果性与主体作用（causationandagency）的讨论，以及伍德沃德（JimWoodward）最近提出的操控性的因果观。
冯.赖特很早就提出，可以用主体（agents）的作用来界定因果性：“P是一个与q相关的原因，q是一个与P相关的结果，当且仅当通过做p，我们能导致q，或者通过抑制P，我们能消除q或阻止其发生。”（转引SosaandTooley,p16）尽管其中的操控性的概念在科学家思考因果解释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一直不为科学哲学与哲学界所重视。伍德沃德在2003年出版的《使事情发生》中指出，造成这一漠视的原因在于哲学家依旧持纯科学与应用科学（技术）截然二分的观点，而未看到科学中的因果解释往往与对自然的操控和改变相关（Woodward,2003a,pp9-11）。
伍德沃德认为，在表征主义的实在论那里，因果往往诉诸于形而上学层面，故容易受到工具主义的攻击，作为其对手的工具主义者则只谈关系，而回避因果性。但作为一名工具实在论者，他坚持任何科学理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真实的，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因果主张（casualclaims）：如果某个反事实条件改变了，可能会发生什么。（Woodward,2003b,p115.）在背后支撑这种主张的，就是某种相对稳定不变的因果关系，而且并不定需要诉诸规律、跟踪时空过程或把握整个系统也可能获得这种因果关系，即可以从模态或反事实条件出发，依据对条件的操控（manipulation）以及结果的获得来寻找原因：
声称X导致Y意味着，至少对于某些个体而言，在适当的条件下（可能包括的操控是使其他变量取某个值而保持不变，以与X区分），他们有可能操控X所拥有的某些值，以改变Y的值或者Y的可能分布。（Woodward,2003a,p40）
这种与主体作用（agency）相关的操控性因果观中所内涵的就是寻找因果属性、建构因果力的方法。正是由于物质性的操控力量的介入，使人们得以超越纯粹的逻辑与认知层面，而不断构建出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甚至形成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果链。这令人回想到杜威意义上的哥白尼革命：“在知识中，原因变成了手段，而效果变成了后果，因而事物有了意义。所认知的对象是经过有意的重新安排和重新处理过的事前的对象，也是以它所产生的改造的效果来验证其价值的事后的对象”（杜威，第228页）
在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的构建中，探究新的原因（或需要揭示的因果属性）的对于技术化科学的运行尤为重要；而新的原因的寻求，又是一个由（新的或重新组合的）物质性操控力量所引入的试探性行动与有助于形成假说的推理方法相结合的过程。关于后者，值得关注的是在最佳说明推理等领域得到应用的溯因法（abduction，又译假设推理、诱设法、外展推理等）。这个方法是皮尔斯在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相关工作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推理形式是：
令人惊讶的事实C被观察到了，
而如果A为真，C当然会发生。
因此，有理由猜测A为真。（转引Clarke,p11）
在皮尔斯看来，现代科学是实验性的，“溯因法”是一个形成“假设”的关键过程，是唯一能够导出新概念的“逻辑运作”（logicaloperation）；“演绎法”证明出某些东西“必然是”（mustbe），“归纳法”表明某些东西实际上运作着；“溯因法”仅仅提议说某些东西“可能是”（maybe）。（转引自古添洪，第41页）。值得注意的是，皮尔斯是在讨论认知与视觉判断的关系时提出溯因法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一渊源，它在基于模型的推理、可视化、仿真的哲学研究中倍受青睐。
如果将溯因法与操控性因果构建相结合，就有可能建立起基于现象外部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关系的因果链。显然，这类因果链首先是相对于实验实体而不是理论实体而言的，是技术化科学得以重构世界和操控环境的基础，它们恰似莫比乌斯带，能够使原因与条件、规律与规则相互转化，将技术与科学内在地整合为不可分割的技术化科学。这种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不仅有助于把握当代科技的真实过程，还使我们能够通过对可错的操控性因果链的追问，审视技术化科学中所渗透的内在风险和价值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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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活动不同于人类一般生活所需求的社会活动，工程活动的定义是人类的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它不旦具有科学内容，同时还具备科学内涵。是为了创造更能满足人类需求的新存在物。工程技术的定义指的是运用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如何研发成为有效的生产力做为原则和方法，它是更好的服务于工程活动，把工程和技术的统合为一体。工程与技术都是为了更好的改造世界。这一点看。二者都是都是属于同一实践范畴之内，二者除了相互联系，但也是有所区分的。工程实施过程之中是以改造自然为主要目的，尤其是主要是针对实施一些规模较大、并且非常复杂的组织系统的实践活动。然而，技术也同属实践活动，但一般对于技术活动的规模和形式是没有要求的，而更为看重的是在技术活动中所运用的手段和方法。我们讨论到这里，就形成一条知识链，即“：哲学—科学—技术—工程—生产力”。哲学指导及影响科学，科学推动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实践转化为工程，最终工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这几点之中“，科学、技术、工程”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过程，充分体现了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从科学理论到工程技术实践的飞跃，体现了科学理论经过技术理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
2.树立正确的工程观
工程活动的辩证内容与自然界的辩证法是不同的，工程活动相比之下更丰富一些，它是以人造物为目地的社会活动过程，它把自然界的辩证法，人的活动的辩证法、科学技术的辩证法、社会辩证法组织一起。理论的角度来说，许多科技工作者都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但对于工程活动和概念的整体理解与本质区别还是掌握欠缺，他们需要对工程哲学深入研究，真正理解工程活动在人、自然与社会这三大体系之中的作者、地位与价值。如今，很多科技工作者在工程实践过程中，会出现各种盲目性或盲从性，主要分析原因就是对工程的理解还停留在经验认识的层面之上，并没有升华到理论认识层面。所以，这就要求科技工作者要在工程哲学和工程实践过程之中，认真正确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还应该重视工程和审美的研究，工程伦理的研究，这些研究会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当然，还应该讲的一点，工程哲学研究现在已经在独立推进，但是同时也应该关注和工程科学哲学的关系，技术哲学的关系和社会哲学之间的关系要相互借鉴，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工程是现实生产力、直接生产力，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工程能力是一种软实力，它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甚至是兴起或衰落。由此可见，工程哲学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深入研究工程哲学是认识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工程实践占据着科学的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地位，工程也被看成是由各种社会要素共同塑造的。整个工程系统都要运用哲学思维来分析、统筹综合，亦达到尽可能接近事物的客观规律，努力与周边环境的生态、与社会和谐相处。
3.结束语
科技论文；生物科学素养；文献检索
高中生物学教学使用的教材以及生物科技书籍与生物科技新进展存在较大的时差，将生物科技论文中的新观点、新作法，以及相关的新知识、新成果和新应用传播给学生，可促进学生对不断发展的生物科学及其研究的理解和应用，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提高生物学学习能力和生物科学素养。
一、科技论文的概述
所谓科技论文是指论证、描述运用科学技术，开展科学研究，获得一定科研成果的学术性文章。中国国家标准GB7713-87明确指出：“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做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科技论文能体现最新的科技成果及科技发展，科技成果已广泛运用于生产、生活。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有效地运用科技论文，能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促进学生对生物学的认识，提高生物科学素养。
二、科技论文的选择
应选择近期发表的较高水平的科技论文，注意选择研究角度新颖、涉及生物学热点话题的研究文章。如学习有关育种知识时，介绍有关华中农业大学科研人员克隆出控制水稻光敏感核不育的基因pms3，该科研成果可加速水稻“两系”不育系培育，促进作物杂种优势利用。引导学生由此相关信息为主题，检索有关科技论文，让学生获取科学性、权威性的基因工程育种的最新科学进展。
还应注意选择有关促进社会、生产、生活等方面研究的科技论文。例如，在学习“生态环境的保护”时，根据不断加剧的“雾霾”天气，引导学生学习《北京一次持续性雾霾过程的阶段性特征及影响因子分析》，帮助学生了解北京地区持续性雾霾天气过程中的气象因素和气溶胶演变特征。学生结合“雾霾”天气亲身体验，加深了对“雾霾”天气的了解，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有利于学生掌握生物科学知识，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许多实验验证性的科技论文包含有实验材料、实验方法、实验结果、讨论和结论，不仅具有科学的、最新的实验技术和方法，还有翔实的实验数据，让学生易于理解实验过程、实验数据和结论之间的关系，体现科技论文的应用价值与社会意义。
三、科技论文的教学应用
首先在课堂上为每位学生提供一份论文，要求学生围绕“文章的研究的目、研究的对象、研究的结论或结果、研究的问题对社会或研究领域有什么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阅读，培养学生快速地获取有关信息的 能力。
然后指导学生罗列论文中相关的生物学概念和难理解的专业名词，并尝试理清生物学概念与难理解的专业名词之间的关系，通过新情境的构建，培养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分析、应用等迁移能力，为理解实验和科学进展打下良好基础。
科技论文表述的实验原理和步骤等具有前瞻性，专业性比较强，学生难以理解。课堂教学时教师应简要地解释实验过程，引导学生理解新的实验方法和实验设计，尝试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简化复杂的实验条件和方法，设计相关类似的实验，提高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
四、科技论文的教育价值
1.促进学生学会文献检索
指导学生从公共媒体如报纸、公共科学杂志，比如《新科学家》《科学新闻》或者中国知网等相关网站，采用“文献检索方法”“数据库检索方法”“出版物检索方法”，使用关键词搜索，在论文期刊上网站上或搜寻合适的论文，比如早期原创性研究论文，进行对比阅读，培养学生学会求知、学会学习，掌握认识世界的工具、学会最迅速、最有效地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和运用信息的能力。
2.促进学生对生物学核心概念的掌握
高中生物核心概念是建立在一般概念、原理和规律之上的对生物学核心问题认识和理解，从不同的角度阐释生命的本质，有利于帮助学生理解与掌握生物学主干知识。在有关“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等核心概念学习中，以关键词“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影响光合作用、呼吸作用速率等”检索到《不同营养条件对金鱼藻净化作用及其生理生态的影响》《静止和充气培养条件下光强对龙须菜光合生理效应的影响》等科技论文，通过学习，拓宽视野，加深对光合作用速率、光合效率、净光合作用速率等生物学核心概念理解和掌握。
3.提高学生图文转换和图表处理能力
生物科学经常以生物绘图或图表方式呈现科学研究方法或成果，在教学中尝试将论文的数据用简化的图表进行特殊处理，剔除冗余信息，并将图表与文字相结合，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和习惯，提高图文转换和图表处理能力，加深对新的科学实验的理解。
4.提高学生解决问题能力
1.1策划实施者
为使期刊顺应时代的发展，编辑要有调研、策划和推广实施的能力。首先要对自己刊物有清晰的认识，并与同类型的期刊作对比分析，结合时展的要求，制定符合自身刊物的发展目标，与同伴共同朝着目标努力。科技期刊的网络出版是多媒体出版时期出版者的共同目标。编辑应不再满足于借助知网、万方等数据库进行网络出版，而应策划、研发集网络投稿、在线审稿、网上办公、同步出版等服务一体化的网络平台。现在读者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不仅是纸质阅读，如网络阅读、光盘阅读、手机阅读等方式也层出不穷。编辑要顺应潮流，不断进步，适应出版新形势的发展。医学期刊编辑不但要策划全局，细节也不容忽视，要制定一些策略，更好地促进期刊发展。如为科研项目作者开设绿色通道；与优秀作者保持联系，鼓励其多写好文章，争取稳定稿源；对部分潜在的作者要热情、耐心，加强沟通，取得其信任，增加稿源，扩大影响力。医学期刊编辑平时要利用文献检索及时捕捉医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积极联系相关潜在作者，为其提供支持和帮助，鼓励其撰写相关文章，以求期刊在内容上处于优势。另外，栏目具有导读、分类和索引功能，医学期刊栏目的策划具有重要意义，编辑应结合相关专家的建议，策划出个性鲜明、适应作者需求的栏目，以求期刊的更好发展。总之，医学期刊编辑要正确定位自身角色，及时更新观念，不断探索，在选题策划、栏目策划、经营策划方面下工夫，不断创新，推进期刊的发展。
1.2学术审定者
编辑承担着传播社会文化、维护作者权益的责任，所以编辑是科技期刊的“把关人”，既是传统角色，也是主要角色，是整个期刊出版的中心环节。医学期刊作为医学科技成果和学术交流的平台，其编辑人员要做好把关工作，在明确期刊的办刊宗旨和报道范围的前提下，除了把关医学论文的政治性和政策性问题，还要正确应用网络产品———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杜绝抄袭、剽窃、篡改等学术不端行为，要以敏锐的判断力，判断稿件的科学性和创新性，能够发掘其真正科学价值，最后结合专业科学领域专家的外审意见，对稿件给予准确公允的评价。进入全媒体时代，网络出版的低成本和开放性、便捷性以及人们对“快餐”文化的需求，使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通过网络论文与成果。在网络海量信息增长、市场经济影响以及目的不纯洁性的促使下，出现了许多“非审定性”的“发表”，导致科学论文良莠不齐，使其科学性与权威性受到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文章进行学术审定的编辑工作则显得尤为重要，编辑要增强学习意识，积极累积专业信息资源，了解最新发展成就，以专业的鉴定能力，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去伪存真，坚守科技论文的把关职责，保证科学研究的纯洁和公正。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医学分科越来越精细，学科之间的交叉也越来越多。在审稿过程中，医学期刊编辑要借助于学科专家的审稿意见以及自身专业素养决定稿件的取舍。循证医学是医学领域的新学科，在循证医学实践的过程中，医学期刊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在医学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是临床决策的最佳来源，因此医学期刊编辑的学术审定身份起关键作用。编辑要对其临床资料的准确性、试验方法和治疗方法的合理性、统计学方法的正确性等方面进行审查，准确评估稿件的价值。随着伦理医学对医学临床的影响，医学期刊编辑要依据医学伦理学的规范，注重文章所涉及的实验动物的伦理道德问题，避免影响期刊的内容质量。
1.3技术加工者
技术加工者是编辑主要传统角色之一，优秀论文在与读者见面之前不但要经过编辑和审稿专家的把关，更要经过编辑工作者的技术加工。编辑的技术加工要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内容上要在尊重论文原稿前提下，对学术论文价值进行再创造，对语句成分残缺或表述不清进行修改，达到用词准确、表述精炼，要把好语言文字关。形式上要调理论文的整体格式与体例，规范表达方式与书写方式，调整图表格式与编排等，保证文章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全媒体时代不仅带来期刊出版模式的变革，由纸质出版变为网络出版，对科技期刊编辑业务工作也带来深刻的影响和挑战，由传统的单一、静止、平面的方式转变为复杂、立体的形式；由传统纸质手工操作方式转变为熟练应用Word、WPS文字编辑软件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在编辑加工过程中要求编辑具有在海量信息中收集和整合信息的能力，能够通过搜索引擎以及专业数据库中的信息，查证论文的一些内容并能正确给予修改或指正。编辑可通过计算机的画图功能或简单的制图软件，对图片进行处理，提高其质量以达到刊物的要求。对于稿件的加工而言，医学期刊与其他期刊既有共性又有自己的特性，编辑应结合这些特性进行编辑加工，以提高期刊质量。医学期刊的专业性较强，对作者的修改意见和专家的审稿意见，编辑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必要时发送校样给作者，充分沟通后再定稿。医学期刊要注重文章科学的严谨性，对内容增删、医学术语、剂量和单位、标点符号、参考文献等要认真校正，及时与作者沟通，以免发表错误信息，给科研和临床造成危害性的后果。医学期刊编辑要正确处理医学伦理问题，包括医患关系、医学进步、卫生改革、医学教学等工作领域中的问题，编辑在加工处理稿件的过程中要遵循科学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例如对于临床医学类文章，患者有权了解自身接受治疗及预后情况，因此文章中是否签有知情同意书是加工时必须要注意的问题。总之，医学期刊编辑要掌握网络知识和计算机技术等现代编辑技能，不断提升自己，适应全媒体时代带给“技术加工者”这一传统角色的内涵变化。
1.4产品营销者
医学期刊作为出版商品是知识产业的一部分，其发展需要受市场的制约和支配，为保证期刊自身的发展，编辑要成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的营销者角色。在市场经济时代，编辑不可盲目追求经济利益，急功近利，要坚决维护自身期刊的办刊宗旨和品牌，仍要坚持以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为首位。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传播方式立体化，对期刊编辑“营销者”的角色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期刊的经济利益主要取决于期刊影响力的深远与否，而期刊的影响力又取决于期刊出版的内容、出版形式以及读者群等。首先，医学期刊作为医学论文的载体，它包含着先进的医疗技术、疗效好的用药方案以及严谨的科研成果，这些本身就会为个人和社会带来经济利益，编辑要以敏锐的市场嗅觉挖掘这类文章，医学期刊应该采取优秀论文绿色通道等方式吸引优秀稿件，提高期刊的学术水平，提高竞争力，提高市场占有率。其次，作为医学期刊编辑要有经济意识和危机意识，聘请有影响力的专家审稿，提供高水平的修改意见，增加稿件的内涵，为读者提供优秀论文，在以“内容至上”的全媒体出版的大潮中，以内容优良使期刊立于不败之地。最后，全媒体时代使期刊的出版形式发生了变化，医学期刊编辑要适应形势的发展，跟随市场趋势，以多元化的方式出版期刊，提高网络营销能力，以网络为平台，以一定的网络宣传技巧，加强宣传，扩大影响力。读者是期刊的上帝，在期刊与读者的需求之间，体现了编辑营销角色的重要性。随着网络的发展，读者多采用网络搜索和手机阅读等方式获取信息，编辑要建立一种新的营销方式来吸引读者，例如，借助免费阅读部分内容，以吸引读者购买全文。网络传播有即时性、广泛性和互动性的优势，编辑要利用此优势结合营销策略的运用，与读者交流互动，更好地为读者服务，稳定读者群，吸引更多的读者。
全媒体时代的医学编辑工作，机遇和挑战并存，医学期刊编辑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架构好读者与作者之间桥梁，为其提供优质服务。为读者提供优质服务的关键是为其提供优质、高水平、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全媒体时代，读者获取参考文献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不再单一借助于纸质期刊，而是更多地通过电子介质来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读者多通过网络和数据库中的检索功能，通过检索题名、关键词和阅读摘要来判断文章的价值，因此编辑要本着对作者负责、为读者服务的理念谨慎对待，要在题名、关键词和摘要上下工夫。题名和关键词要符合规范、通俗易懂、简明扼要，摘要要抓住全文的核心，使读者能够真正了解文章的价值和创新之处，引起读者进一步阅读的兴趣。高水平的文章是期刊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医学期刊编辑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充分尊重作者的研究成果，建立与作者的互动机制，构建编辑与作者的和谐关系，保障期刊的可持续发展。全媒体时代，网络技术快速发展促进了编辑更好地为作者服务。编辑可以通过期刊网站、电子邮件、即时聊天工具（QQ，MSN）、网上论坛、微博等更方便、更快捷的方式与作者沟通，实现与作者的即时沟通，倾听作者的需求、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编辑的各项工作，提高工作效率，缩短文稿处理周期，提高优质稿件的时效性，方便学术交流。医学期刊编辑要培养“作者至上、读者至上”的核心价值观，为作者和读者服务应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及时向作者反馈读者的建议和需求，向读者传递自己的思想和理念，真正起到桥梁作用。
3结语
关键词科学技术影响微技术
1科学技术对人类的积极影响
由于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及其他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人类在自然界面前获得空前的主动地位，人类的生产、经济、军事等实践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着越来越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脑科学、神经病理学、认知心理学的迅速发展为进一步揭开大脑秘密积累了许多新的实验材料，也提出了种种脑工作模型。生命科学、遗传学的发展，特别是生物工程技术(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微生物工程)的产业化，在不断地揭示生物遗传和变异规律的基础上为人类创造着新的生产力，给人类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现代科学技术和人类生活紧密地结合在—起，社会的科学化技术化速度不断加快，规模也不断扩大。
目前，信息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国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技术。由于计算机互联网的产生与普及，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货物、技术、服务等各种信息都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政府信息化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推动政府机构的改革，使政府依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能为公众提供更有效的服务，并开启了一扇公众参政议政的窗口。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教育将呈现出现代化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多媒体教学正在走向普及，教育方式个性化、远程化。随着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实施，人们广泛地利用信息网络，自觉或不自觉地使日常生活便捷化，居家上班、网上购物、远程医疗、网上交友等。总之，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是人类在科学上取得的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之一，人类文明将越来越多地通过信息技术被创造和发展。
2科学技术对人类的消极影响
科学技术会积极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它也有另一面，会给社会带来潜在的不良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科技异化的问题。科技成果应用不当，会异化为一种破坏人类生活，违背人的本意，制约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目前人类掌握的核武器可以毁灭地球几十次，“克隆人”会不会成为一支可怕的异己力量也很难断言。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科技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突显，知识经济初露端倪，掌握科学技术者会不会逐步集中，形成其自身特定的利益范畴，上升为一个阶级？若果如其然，那么社会又一次趋向于阶级的简单化——技术阶级与非技术阶级，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第三，科技的进步带动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因特网的建立，电子计算机的普及使网络安全、高技术犯罪成为不可不防的问题。经济发展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然严峻。宇航技术的发展，移民月球并非遥不可及，人们对月球甚至太空的开发是否会造成许多太空生态灾难亦未可知。
生物工程技术也向人的传统形象、传统价值和社会伦理观念提出了重大挑战，提出了急待解决的社会伦理问题。如基因工程会不会对人类带来危险，遗传重组的生物杂种会不会引起生物公害、破坏生态平衡；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体外孕育也提出了夫妇双方生育权问题、血缘关系问题、父母亲的确定问题、“母亲”的社会合理性问题、对待胚胎的道德问题、无性繁殖是否可以应用于人的问题等。
信息商品化也有负面影响。第一，它可以削弱社会的凝聚力。由于信息商品化促进了社会的分工专业化，因此它使得社会成员越来越成为一个一个的“经济人”，变成只顾自己利益，不顾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自私自利者，从而大大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信息的多样化或分散化导致了不同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多样化，也不利于社会内部的整合和团结。第二，使社会的许多犯罪和腐败现象更加隐蔽。当信息成为商品，成为社会财富后，有人就可能利用自身的有利地位或采用非法手段非常容易地攫取他人或社会信息，并用来进行交换，而把所得占为己有。还有人可能通过炮制假信息来非法谋利。由于信息的非物质性和非有形性，因而利用信息进行犯罪和非法占有属于他人或社会的信息就具有极大的隐蔽性，不易被察觉，惩治起来也较困难。
3全面认识科技的影响，正确认识微技术
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许多事实表明，同一种科学技术的同一种用法在一些条件下起着正面的积极影响，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则起着负面的消极影响。科学、技术、社会的关系问题已成为科学技术专家和哲学家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出现了诸如唯科学主义、技术决定论和反科学主义、悲观论等不同观点。人们特别严肃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人类应该以什么态度和价值目标来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科学家在“求真”的过程中应不应该承担道德义务和责任。科学技术是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而成，既有其自身的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也会受到社会力量、社会条件的制约。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关键看它为谁所用和怎么用。
科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给科技一点人文关怀，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每一个人追求的现代科技生活理想。同时，在经济发展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每个人有权利、有义务去了解科技发展的新动态，从而能够估量它们对于人类有什么利害。原因很简单，今天科技发展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不能否认，科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并将进一步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拿微技术来说吧。现在，有些人在谈论“培育人类”，有些人在设计机器人的“进化”步骤，使它们能与人脑相当，甚至超过人脑。在这一潮流中，人们把微技术当做革命先锋。美国科学家雷恩在给美国国会的一封信里说，与信息和生物技术相比，微技术将对21世纪的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正式向我们宣告“微技术时代”已经到来。美国科学家麦克尔是推动微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说再过十几年我们就能生产出微型电脑，生产出比细胞还要小的微机器人用于医疗，这些小机器人能穿过人的身体，为我们清理血液，清除影响我们长寿的不利因子。他还说，非常便宜的微太阳能设备将代替煤炭、石油和核能。他介绍说，不久将制造出一种材料，糖块大的面积就可以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全部信息存进去，饥饿、营养缺乏这些问题将成为过去。这是一个梦想，但按科学家们的说法，这种梦想有可能在今后十几年内变为现实。我国的科学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件事不仅涉及微技术，也涉及电脑学、遗传技术、人脑和人工智能研究，还涉及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与技术。它也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我们要全面地看待这一现象，从整体上看待这一过程，在更大的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这种讨论还不够多，人们对技术的了解和技术的发展之间还不成比例。为此，德国总统也不得不呼吁，要加大这一工作的透明度。
另一方面，微技术也可能带来害处。而估量微技术的害处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还与人文学科密切相关，至少要考虑到“生活世界”这个问题。微技术可以生产出微武器，这种武器具有前所未有的杀伤力。谁拥有这种武器就等于拥有一种不寻常的优势。防备这种武器是否意味着另一种军备竞赛呢？更大的问题恐怕是在于这种武器被哪种国家和组织所掌握。谁也不能担保这种国家不会出现。根据销毁核武器的经验，即使要销毁这种武器，也可能会遇到难以想象的麻烦。在预防种种可能爆发的瘟疫时，要防止因此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细菌与病毒，引出新的危险。要有未雨绸缪的思想准备，而且要坚持不懈。其实，微技术和其他新技术一样，即使防护和免疫系统也可能是利害双全。这是一个怪圈，仿佛是新科技的天生特性似的。微技术最大的危险不是它本身，而是人用这种技术来反对人。从历史经验看，不能把新技术简单地看作新福音。20世纪人类在这方面已有了惨痛的经验，我们无权说新技术带来的未来总是美好的。何况新科技理论家中的确有一些让人不放心的东西，有些东西现在就不能接受。今天，我们首先需要学习，比如学习分辨利害，因为一般说来，人在盲目地追求幸福与成功时而犯了重大的错误，但很少清醒地估量它带来的艰险与痛苦。《易经》中提倡明辨好坏，要有忧患意识。它不仅仅给我们设计好，而是同时也提示坏。如果要说什么是智慧的话，这就是一种智慧。这也关系到直接参与研究、试验和生产的人。他们也是人，也处在这个由他们设计的为“自己复制自己”的系统之内。他们不可能逃脱这一系统。诚然，我们必须避免731细菌部队的暴行再发生，避免德国科学家在纳粹时期所犯的那种难以想象的罪行重演。但也不能接受像冰岛德考得生物技术公司这样的研究所这几年来的行为，事先不加说明和不经国际社会同意，就把几乎人类的遗传体与资料收集起来，进行分析试验，还把这些作为自己的专有财产，在国外上市，在全球进行交易。如果对这类做法听之任之，无异于把我们的命运交给一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
在基因上没有一个人是单单的个人，我们都要重视并正确把握科技发展的方向，使科技真正为人类服务。
参考文献
1（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1984
2齐振海主编.未竟的浪潮——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社会发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美）塞·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4朱松山，任容编.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
虽然大学生科技创新工作在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从教育体制来看，虽然素质教育开展多年，但是高考的指挥棒还在发挥着作用，考试成绩依然是决定考生升学去向的关键决定因素，因此，高中生进入大学学习后首先摆脱掉巨大的学习压力后，对学习和研究的兴趣荡然无存，其次由于学习方式的机械化、技巧化导致学生思维模式固化，这种僵化的头脑直接阻碍了大学生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形成。另外，许多高校对大学生科技创新宣传、组织的力度还不够，认为这仅仅是一项任务，甚至有的学校将学生创新成果的多寡看作政绩。而多数院校，在组织过程中甚至把自己的课题拿来让学生参赛。从师资队伍建设来看，多数高校还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指导学生开展科技创新的专门指导教师队伍，许多指导教师基本上都是在正常的教学、科研任务之外指导学生，或者在自身研究的项目课题中分配任务给有志参与科技创新的学生，这样学生的创意得不到施展。从以往学生提交作品的方向和创新内容看，许多大学生科技创新计划选题过于宽泛，致使研究难以形成实用的成果，这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类作品中尤为明显，在研究方法上往往不能突破学科，没有形成多学科、多专业的组合、交叉。当然，依然有高校对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宣传组织没有提升到带动学风建设的高度，没有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出现了学术氛围不浓厚，参与面不宽的现象，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或影响着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有效开展。
二、完善大学生科技创新带动学风工作的路径选择
1.通过完善课程体系培育科技创新在学风建设中的引导作用
随着高等教育对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视和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过去忽视时间、缺少创新的传统教学模式、方法等受到极大冲击。网络公开课等第二课堂的开发、开放，各高校开展的科技创新课程的实践，在网络上平台上逐步建立，创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教育体系呼之欲出。大学生科技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系，是重塑高校学风的要素。各高校发挥自身行业特色和传统学科优势，在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平台建设以及营造创新学风的实践活动的维度、广度、深度依然有空间去研究探索。重新审视大学生科技创新在推进学风建设中发挥的潜在价值，开展协同创新，建立更完善的教育体系制度，构建大学生科创引导学风建设新机制，协调各方面的新问题，综合社会、学校、教师、学生、企事业单位、国际合作办学等的优势，构建更加完善的大学生科技创新体系来推进学风建设。
2.以传统为基础，以培养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为目标建设学风
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取决于高校学科建设和教育体系建设的结构和目标的合理设置。学科建设是高校教育发展的核心，而学科建设的目的是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素质，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学科建设水平能否带来学生教育质量的提高体现的是一所高校的教育质量的核心竞争力。当今社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发展仍然是高校的三大主要职能，而大学的人才培养、学风建设又是其他两个职能的基础，更是其他两个职能的体现。专业设置应按照从事某类或某种社会职业所需要的专业素养和技能设置，培养方案应结合学科体系与社会职业需求。只有不断提高大学的学科水平，才能更好地培育符合社会需求的学生，承担起服务社会的职责，这一切都要求高校学风建设要以科技创新为目标，科技创新又应该是学风建设的题中之意。因此，高校应进一步立足、发展自身特色优势学科，以学科建设为基础，发挥其对人才培养影响因素的作用；同时要紧跟时展需求，加强专业建设的时代性，培养创新氛围，营造良好学风，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最终为大学生科技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服务。
3.创新和拓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载体和形式
第一，开展学生学术活动，建设科技创新宣传平台。营造良好学风，吸引学生参与科技创新，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应该加大学生活动中大学生科技活动的宣传。高校要组织科技活动来普及科技创新信息、培养科学兴趣、组织经验交流会交流科研心得，邀请专家学者和指导教师开展讲座、指导课，丰富科技节的内容，提高科技节的水平，吸引学生参与科技创新活动，从而营造人人关心、知晓，人人志在参与，实践知识提升动手能力的学习氛围。通过这些活动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科技活动，带动学风建设。第二，积极组织学生参加观摩大型科技赛事。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应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等各类高层次科技竞赛。完善选拔机制，组建专业固定的指导教师队伍，有制度、有程序的组织学生、选拔培养优秀人才，帮助学生将创意、想法转化为作品。在检验大学生科技创新实力的同时，培育良好的校园科技创新氛围，激发更多学生的科技创新热情。
4.营造鼓励科技创新的校园文化氛围
创新活动的深入开展需要高校科技创新文化氛围的培育和推动，因此高校应重视科技创新文化氛围的培养工作，将其作为校园文化的主要内容设计、积极培育、推广，加强制度规范建设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创新项目，提升大学生参与学术创新和科研项目的积极性。对参与创新活动并取得成果的学生予以精神和物质层面的奖励，例如：申请专利、发表学术论文，在大学生综合素质考核体系中加入创新能力指标，在奖学金评定体系中增加科技创新的类别，以形成大学生追求真知、勇于实践的育人氛围。高校管理者还应重视为学生组织营造更多的学术交流机会和平台，鼓励学生参加校内外乃至国内外的各种学术论坛，开放科研文献检索平台，引导学生利用网络公开课等形式开展交流活动，开拓学生视野，鼓励学生发展多元化思维能力，以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文化氛围，从而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
三、结语
1．1把握创新方向
坚持战斗力唯一的根本标准，充分认清军队医学科技创新对生成和保障战斗力的重要作用。坚持医学科技创新服务官兵、服务部队的正确方向，切实把解决卫勤保障重点难点问题作为医学科技创新的首要任务抓紧抓好。坚持把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聚焦到完成平战时卫勤保障科研任务上来，坚持在选题上充分结合医院担负的使命任务，充分结合体系部队官兵的实际需求，充分结合医院的传统优势和科研特色，积极开展军事医学科研，为增强卫勤保障实力，提供坚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1．2强化创新意识
在医学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医疗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只有抢抓机遇、迎难而上、主动作为，大力开展科研攻关，掌握一批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和项目，才能在医疗市场竞争中勇立潮头、引领［5］。因此，首先在课题选题时就必须遵循科学性、前瞻性、创新性及实用性等原则，保证后续研究也具有一定的领先地位。这就要求医务人员学会查阅中外文献，具备敏锐的观察力，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研究。
1．3营造创新氛围
科技创新不仅仅是高学历、高职称人员的义务，同样也是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责任，人人皆要为、人人皆可为。医院要提高全员全程参与科研工作的热情，分层次分类别明确各级各类人员的科研目标任务。广泛依托科主任、中青年骨干、高学历人才开展院内科研学术讲座，依托科研能手传授创新经验，依托地方高校、军内专家开展统计学、循证医学等科研基本方法的指导［6］，开展科研能力培训，不断提高科研技能。完善科研沟通协作平台，浓厚科研创新氛围。
1．4打造科研品牌
科技创新是学科建设的生命线，但科技创新如果只停留在申报课题奖项、上，没有做好转化运用、形成品牌效应，科技创新的生命力就会变得暗淡无光。因此，要围绕“科技兴院、技术强院”的建设思路，以“跟进国际前沿技术、开创国内创新技术”为目标，贴近临床需求，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整合优势资源，加强集成创新，搞好科研成果转化运用，做大做强优势学科品牌。
2对策
2．1坚持以建设研究型医院为目标，深化科技工作改革
着力强化全院人员“科技兴院、科技兴医”的意识，坚持把医学科技工作列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实施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注重搞好顶层设计、总体规划和政策制定，修订完善《科技工作管理暂行规定》，完善科研激励机制。对科技工作突出的集体和个人进行重点表彰，对SCI论文实行分层次奖励，加大学科平台建设及军事题材科研工作扶持力度；规范科研经费管理，明确课题资金的使用范围［3］，逐个项目设立专项科研经费本，控制不合理开支；对课题研究、申报实施统一计划管理，强化全程跟踪、全程评价，确保科研任务有效落实。加强学术活动管理，承办各级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多学科联合协作攻关力度，提高医院学术影响力。
2．2坚持以军事斗争卫勤准备为龙头，加强军事医学科研攻关
坚持以“能打仗、打胜仗”为指导，紧贴热点地区、应急卫勤作战样式和战斗力维护开展科技创新。以训练相关疾病和战创伤防治、野战救护为突破点，以体能储备、心理素质、野战救护信息平台等服务战斗力因素为重点方向，开展军事特色科学研究，力争形成高质量的军事医学科技成果。院级重点课题立项，设立创新基金［4］，鼓励科研骨干积极开展军事卫勤科学研究，对卫勤研究实施政策倾斜，结合医疗“三送”、代职和挂钩帮带等活动，与体系部队共同开展课题研究，进一步搭建军事医学科研合作平台，浓厚科研创新氛围。
2．3坚持以拓展科技研究平台为支撑，打造学科品牌
以拓展科技研究平台为支撑，全面加强学科建设，持续打造“六大基地”（大器官疾病诊疗、疑难危重病救治、地方特色病防治、器官衰竭替代、百岁老年病康复、目的地医疗示范基地），发展“三大学科群”（部队常见病训练伤战创伤救治、特色优势品牌、潜力弱势学科群），重点建设老干部保健、高血压管理、胸痛、腹痛、头痛、肿瘤介入诊疗、甲状腺疾病防治、临床检验“八个中心”。全面实施资源整合，在人才、设备、资金等方面重点倾斜，实现“基地”、“群体”、“中心”品牌的整体提升。
2．4坚持以科技兴院人才强院为方针，培育创新人才
1.两者内涵。科学技术是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主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的一种活动，是发现和发明的统一体，它的最高目标是求真。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现象，它为人类的行为提供一种规范和准则，并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导向作用。它是通过人的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的力量来起作用的。情感、美好、幸福等一切“善”是道德存在的力量之源。科学技术与道德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是真善的关系，两者的完整结合必然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可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矛盾正在日益凸显。
2.两者关系。在中外思想史上，对于科技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关系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一种是科学技术与道德相斥论。持有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科学与道德是对立、排斥的关系。他们认为科技的发达只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灾难，与此同时也将伴随着道德底线的降低和道德思想的堕落。另一种则是培根等学者支持的科学决定论。他们认为科学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而科技的成熟自然会给人类带来益处，从而进一步提升人们的道德素养。他们把科技进步看作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上述两种观点有些片面。科学技术与道德应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既有区别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科学技术是人类所积累的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反映了客观世界的行为及其规律，而道德，则是反映人自身的行为规范以及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二者被赋予不同的社会功能，并存在于不同领域。科技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使得人们的道德意识和观念得到提升，道德情感得到升华，并促成了良好的道德行为与规范。而进步的道德观，也在精神力和文化观上积极推动和支撑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利共生。因此一方面，我们决不能因科技革命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而对社会的道德教育持悲观情绪，持无所作为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能认为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会自然改善和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这会导致对伦理道德教育的忽视。总之，我们不仅要瞩目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而且还应当重视通过伦理道德教育使人们的思想和道德有长足的发展，使二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二、科学技术对道德的影响
1.科学技术对道德产生的利处。科学技术为促进人们对伦理道德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它的发展使人们传统而保守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得以改变，并逐步地渗透进道德情感中，使之得到升华，人们的价值观渐趋科学、合理，并促进了智慧的生成，进而带来了很多创新，又进一步带来了科技的更新与社会的发展。
2.科学技术对道德产生的危害。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科学技术所表现出的工具理性转化为操纵人类一切生活的手段时，人自身也成为工具理性所任意摆布和支配的工具，人为物所奴役，失去了各种精神的追求。于是出现了以下一系列的问题。计算机的兴起与网络技术的繁盛，使得世界越来越虚拟化、隐蔽化，网络的不真实引发了很多道德伦理问题，如网络欺诈、网络色情……青少年更是整日沉迷在游戏与聊天中不能自拔，甚至出现亲情淡化冷漠现象，更有甚者走向自杀。网络像一根纽带，联系着人们的方方面面，但也像一堵墙，导致了人际关系的疏远。生物技术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伦理难题。基因技术使人类揭开了遗传的秘密，也为人类疾病的医治带来了希望，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相当多的问题。人们利用基金技术来“设计和制造后代”，克隆人的商品化、商业化，还有贩卖人体器官等犯罪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秩序和安全。人们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心灵的空虚、恐怖、焦虑和绝望成为了当代人的精神面貌。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运用得是否得当合理，这是科学技术本身所无法解决的，因为它的工具理性价值必须有一个正确导向才能使自身优势实现最大化、最优化。而伦理道德正是这样一个人文精神工具，所以，我们应当用伦理道德去关怀科技，对它进行规范和导向，才能使其真正服务于人类，服务于社会。
三、如何进行人类伦理道德教育
1.从知识出发，形成哲学思维方式。正确的哲学思维方式是一种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精神武器。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说过：“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这一点已为科学发展的事实所证明，我们应当努力使这种“最重要的思维形式”成为人们普遍掌握的思维形式。只有掌握辩证的思维方式，才能正确认识、说明和把握以空前速度向前发展的客观事物，才能认识任何事物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从而树立变革的观点和革新的精神。不能把任何一种知识奉为绝对真理和固定的信条，除按常规一点一滴积累以外，还要打破旧规范，树立新规范。我们应具备辩证法的独立性、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想，使自身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也要加强马克思主义道德研究，并对西方的道德思潮加以选择性地吸收，突破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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