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法实践课教学国内研究现状
总体上，我国的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都是经济法学课应开展实践教学。但是，学者们对法学课程的任务驱动法研究甚少，有研究者也仅限于刑事案件处理能力训练、公司法方面，而对合同法、经济纠纷解决、财税法、市场秩序法等方面还没涉及。虽然近年来市场上也出现了《法学实践性教学与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课题以及《经济法实务》方面的教材，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针对法学专业学生而言的，而且大多是建构在实训基地建立、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校外实习、实地观摩、义务法律咨询等层面上，实训的设计及组织等问题谈及较少。学者们通过研究非法学领域方面的任务驱动法教学模式及它带来的正面影响，进而将非法学的任务驱动法教学模式应用于公司法、刑事诉讼法、环境法法学课的教学过程中。这是对法学领域实践教学模式的一大创新。但是，这一创新对非法学专业(主要是经济类专业)学生法学教育的合理性和实效性值得商榷。首先，这种将任务驱动法应用于法学课堂的研究都只是理论，没有付诸实践。其次，法学课的任务驱动法教学模式是照搬别的学科的任务驱动法的设计方式进行的，而对是否适合经济类专业学生没有研讨。再次，法学知识能否用任务来驱动以及实际效果如何值得商讨。
二、对经济类专业学生经济法教学的思考
本研究试图将这些纯理论教学或大篇理论教学的模式用任务驱动方法进行替代，进而详细分析任务驱动法与经济类专业学生经济法课程的适用性与实效性以及如何实施等问题。特点是:(1)以实训为重点，重新组合经济法教学内容;(2)在实践的方式上不拘泥于模拟法庭、法律诊所、实习实训、实地观摩等方式，而是以任务驱动为主线，有效结合“案例导入、问题引出、分组讨论、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多种方式，根据所学知识特点灵活运用这些方法;(3)在学生知识的获取上，与时俱进，结合经济前沿新现象或典型案例，争取每块知识都能用线条直观地表现出来。为此，本课题重点要研究的是适应经济类专业学生的经济法课程内容设计以及经济类专业学生经济法课程的教学方式改革两大问题。课题组成员通过文献研究、问卷调查、专家咨询等多种方式进行调研，以学生“有所学、有所用、有所悟、有所知”为目标，以“合理、适度”为原则，设计经济法课程教学内容为以下四大模块:(1)企业法模块:主要包括企业设立实训、企业机构治理实训、企业合同管理实训、企业用工管理实训;(2)财税法模块:主要包括政府预算实训、政府采购实训、企业涉税(缴税实务与节税实务)实训、基础会计记账实训、审计实训;(3)市场秩序法模块。主要包括竞争法实训、产品质量法实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训;(4)经济纠纷解决模块。主要包括谈判实训、调解实训、仲裁实训、民事诉讼实训、行政复议实训、行政诉讼实训。教学方式确定为:以“针对性、实践性、灵活性”为原则，以“任务驱动”为主线，“案例导入、问题引出、分组讨论、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相结合的方式。实训的组织行式是:大模块情景假设/问题引入———子模块之间的关系———子模块实训环节(认识子模块———子模块情景假设———学生讨论———法律分析———角色扮演———实训评价———作业回顾)———总结大模块所学知识。
作者：祝华 单位：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全会认为，市场调节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在长达三十多年对市场经济的探索中，经过争论、反复、坎坷，我党终于认清了市场经济的本质面相与发展规律，对市场经济有了成熟的、清晰的、准确的科学定位。我们知道，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计划工作的主观性因受制于道德、人情关系、理性能力都难以事无巨细地精准、科学。有一则寓言故事说，一只驴，又累又饿，来到了两堆干草面前，欣喜若狂，它跳起了舞蹈；但是，有一个难题等着它，即它如何最大化地消费这些干草？理论先于行动，但它又如何能计算出最大化的消费方式？它在冥思苦想中逐渐失去了知觉……因此，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强大的、无处不在的计划所呈现出来的各种问题来看，马克思的经济学“导师”亚当•斯密还是比较正确的：市场经济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能够创造秩序、一定程度的平衡、发现公共利益。这就是说，市场经济本身具有发展的动力与纠偏的功能。因此，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说让市场归位，使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于是说“市场调节为主”、“市场调节是基础”。当然，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近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可能认识不到市场经济的缺陷：唯利是图、垄断障碍、调节滞后、冷酷无情。所以，我们就要用政府调节去矫正、补充市场的功能，使之更好地平衡并朝着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公平目标前进。我们既不提“计划调节为辅”，也不提“计划调节为主”，我们提倡在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的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好”既是对权力的限制，也是对权力的要求。
政府太强大即是以计划为主，市场经济可能要被政府压垮；政府调节能力太弱，矫正市场的能力不足，经济发展不够理性，人民要被拖垮。这就需要我国进一步探索：政府的权力范围与作用方式；政府调节行为的合规化。因此，我们把政府改革目标定义为：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行政机关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于是，我国政府改革将主要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是政府可被授予哪些经济调控权力，这就是政府的权力清单课题。如果说，对于市场主体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那么，对于政府而言，法无授权即不可为。政府的正面权力清单，要在试错中确定其调节权力的所在区域，也要在探索中确定调节方式的组合拳。而所谓“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在笔者看来主要是要规范我国现有的8000部左右的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多如牛毛的行政规章以下的各种规范性文件，防止其在国家法律的基础上“私搭乱建”，扰乱市场经济，破坏法治建设。二是政府经济调节权力的控制问题。孟德斯鸠有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为了进一步规范政府经济权力，我党提出：第一，确定科学决策的考量指标———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第二，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据权力清单，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第三，建立法定机制，即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第四，公正文明执法，严格责任追究机制，加强执法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干预，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惩治执法腐败现象；第五，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第六，加强民主建设。马克思讲过，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由此可见，民主与法治同行。发扬民主，就是坚持人民群众在法治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全会强调：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必须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二、经济法治的法律配置
依照一般法理，经济法治是民商法、经济法，辅之以劳动法、环境法、刑法等法律。在此，主要想谈一下民商法与经济法如何搭配以较好地达到控制市场经济的目的。民商法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创造市场主体自主创业、自我发展的自由空间。就像四中全会《决定》强调的：“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无论如何，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经济规律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所谓计划调节，就有可能成为无所不包、能够吞噬一切的“黑洞”———自负自大、超级癫狂。因此，我国首先“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这是经济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讲，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这里的“平等”以尊重商品所有者的产权为前提，以契约精神为道德精髓，以形式平等为价值目标。产权保护，意味着公有制产权、私有者产权一律平等，一律受到法律的神圣保护；而马克思所说的“天生的平等”的含义，则意味着市场主体讲究诚实信用，一诺千金；要求亲兄弟明算账，一切放在纸面上、阳光下；其行为更是服从公认规则，非抢非夺，文明交往。这些权利、精神与理念，实际上都可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中的“自由”加以概括。换言之，民商法的任务的就是要保护自由竞争。社会主义的“自由”与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同：资本主义的自由就是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自由（马克思语），而社会主义的自由则是广大人民群众自我做主、自我发展、共同富裕的自由，自由中包含更为丰富的公平的含义。社会主义的“自由”也不同于自由散漫或自说自话。
生活中，一些自以为是的自负者常常在自说自话意思上表达但丁的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其实不是追求自由价值，而是实现了黑格尔所说的“任性”。自由是意志的本质属性，也是道德意志的本质属性。它以道德规律为追求目标，并力求达到至善。康德说过，自由固然是道德律的存在理由，道德律却是自由的认识理由。如是，自由出于道德规律，自由出于社会责任，自由出于记录道德规律与道德责任的法律，那么，自由则一定是法律下的自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自由”则是服从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所确定的普遍规则的自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回到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基本精神就是：在法律之内最大限度地尊重个体、市场上每一个分散的主体的经济自治权与经济行为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说，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孟德斯鸠语）。这样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就是：为人诚实，不损害他人，给予每个人应得的部分（古罗马查士丁尼语）。社会主义最终要建设的是属于人民的、更为公平的社会、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围绕“公平”价值，四中全会决定多处强调：“平等交换、公平竞争”、“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公平交易、平等使用”，等等。所以，如果要说，中国的市场经济与美国的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或市场竞争更偏重于公平的市场经济或公平竞争，而美国的则偏重于自由经济或自由竞争。笔者认为，虽然，民商法也强调平等、公平，但其更偏向于形式平等、形式公平。例如，在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没有责任的机动车车主要向负有责任的行人负责一点赔偿责任，这种公平，偏重于安慰的性质。一般地，民法上的公平责任原则有两种情况：一是法院在处理损害赔偿案件时，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赔偿数额。二是指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时，由法院根据公平观念确定由当事人分担责任。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注意：民法上的公平责任原则，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因为它妨碍了自由意志的过错责任原则。例如，德国民法放弃了公平责任原则，而日本的小口彦太教授也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32条所规定的公平责任原则妨碍了过失理论的发展，“而且有导致中国侵权行为法体系解体的危险”。公平竞争，一般来说，是指各个竞争者在同一市场条件下以比较公平的竞争起点、共同接受价值规律和优胜劣汰的作用与评判，并接受来自法律对竞争过程与结果的矫正准则的约束、最终各自独立承担竞争的结果。公平竞争原则，是指经济竞争的起点、竞争的过程、竞争的结果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而确立竞争公平的矫正规则———起点或结果的调整、竞争过程的强制、权利义务的重新配置等主要由经济法加以规范。对结果也就是起点的调整主要是税法、金融法等宏观调控法（未来可能还要制定遗产法）；竞争过程权利义务的重新分配的法律主要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企业社会责任法。例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
论文摘要：该文从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出发，针对现行教材的不足，通过对学者已有观点的总结，提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以此完善经济法体系，有助于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并为制定《经济法纲要》指出了立法方向。论文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中图分类号：D92在中国，经济法学在1979年我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改革开放的实行而产生的。在20年来的学说争论和法治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法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理论界相当普遍地承认了经济法是一个独立而且重要的法的部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体系渊源、地位作用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正在日益深入。本文正是基于这个基础来讨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的。一、经济法基本原则提出的理论依据和背景在我国，经济法学界已经一致承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整个法学界绝大多数人也承认经济法在法的体系中的地位是确立的。法律部门是“按照法律规范自身的不同性质，调整社会关系的不 同领域和不同方法等所划分的不同法律规范的总和”。①法律所调整的对象无非是以各种形态为表现形式的社会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宗教关系等等。法律部门就是以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作为依据来划分一部法律属于哪个部门的。那么，一个法律部门地位的确立，必须有其特有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简称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或国家经济调节管理关系”。②具体分为：宏观调控关系，微观规制关系，国有参与关系，对外管制关系，市场监督关系五个方面。③而且，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同其他法的部门的调整对象是可以分开的。与此同时，我国经济法的立法工作紧密结合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制定了一大批经济法律和法规。调整经济关系的规范性文件体系已初具规模，为经济法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奠定基础。法的分类（divisions of the law）是指“在任何一个已有合理的，成熟的理论和已形成内容丰富的原则和规则的法律体系中，法学家为了评注和研究的方便，总是把所有规则分成一定数量的部门和次部门，并不断寻求合适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归类和分组”。④由此可见，法的部门的确立和法的分类必须具备另一个条件——“形成内容丰富的原则”。民法作为一个完善和重要的法的部门，有以《民法通则》为核心的规范性文件体系，有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禁止权利滥用等基本原则。相对应的，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的部门，也应该有其基本原则和核心基本法。二、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学说明确经济法原则的含义是评判学说的前提和基础。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他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的原理或出发点”。⑤基于这个论述，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能够全面反映它所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寓存于整个经济法体系中的指导思想。首先，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律作为其工具性的一面，是为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服务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主权者有不同的利益追求，那么经济法所调整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其指导性原则也就随之变动；第二，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带有国别色彩的，英美为主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法往往着重于国家干预，而我国需要的是开放自由的市场，防止行政垄断的干预；第三，原则必须是高度概括性的，若确立得过于具体化，就是属于法律规则的范畴了。当前学术界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主要有⑥：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原则；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实行责、权、利相结合和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经济民主和经济法制相结合的原则；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原则；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等等。三、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上述学者提出的观点，有其可取的部分，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我国经济法学界一般认为，传统民法强调“私法优先”，传统行政法强调“公法优先”，而经济法则是将私法和公法放在“互为优先”的地位。这个“互为优先”反映的即是一种社会本位思想，即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兼顾；然而像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原则就不应该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因为这 个思想不仅仅是经济法要贯彻的，同时也是商法、行政法等部门法都应坚持的，故应该将其视为宪法原则。笔者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主要是以下四方面的内容。第一、协调经济原则。市场管理法，如反垄断法律制度、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票据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等等都是国家对经济的调整管理，“国家之手”在经济关系中的作用是协调本国经济，完善产业结构。在调整过程中应该遵循客观的经济规律，注意客观经济条件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主动灵活地发挥经济法的调节作用。第二、效率公平原则。“效率是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的特性；公平是经济成果在社会成员中公平分配的特性。”⑦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效率和公平往往是不能兼顾的，一项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要么重效率轻公平，要么重公平轻效率。经济法的作用就在于用法律的形式保护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和公平。在某一个阶段可以促进其中的一面，但就整体而言必须兼顾二者。第三、利益兼顾原则。要贯彻利益兼顾原则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四个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与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企业与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⑧经济法的任务就在于坚持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兼顾地方、企业、个人等各种利益，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第四、可持续发展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考虑的重大课题。经济的发展涉及到资源的开发利用，废弃物的排放，环境保护和治理等一系列社会性问题。因此，经济法必须强调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能为眼前的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四、经济法基本原则确立的意义上述四个原则是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联系着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分配，贯穿了国家调控经济的全部过程，使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得到结合，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基本原则的确立，巩固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的部门的地位，完善了经济法学理论体系，有利于抵制“大民法观念”和“经济法学说”，有力驳斥“经济法没有理论”的观点。其次，在实务上，原则的确立为经济法规则提供了基础和出发点，对新法律法规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对理解经济法律具体条文亦有指导意义。经济法原则可以作为未被法条规定的疑难经济案件的断案依据和审判依据，并且为制定《经济法纲要》指出立法方向。经济法学界、整个法学界，乃至国民经济发展都会因基本原则的确立而受益。注释：①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8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② 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第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③ 顾功耘、刘哲昕著《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载《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和前瞻——2000年全国经济法学理论研讨会论文精选》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④ [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第264页，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组织编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⑤ 同注①第74页⑥ 主要参考 刘隆亨著《经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肖平主编《中国经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昌麒主编《经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⑦ N?格里高利?曼昆著《经济学原理》第5页，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⑧ 刘隆亨著《经济法概论》第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经济法论文1500字(一)：试论经济法中权力主体的经济法律责任论文
摘要：经济法律制度的成熟和完善，对规范经济市场秩序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起到了显著作用。在经济法律责任认定与归责中，权力主体承担责任的形式比较单一，并且存在经济法律责任失衡的情况，这些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市场经济管理和经济法的公信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探究经济法中权力主体的经济法律责任优化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经济法；权利主体；法律责任；经济赔偿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20）13-0199-01
一、经济法律责任的特殊性
通过对比经济法律责任与行政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从责任目的上，经济法律责任更加强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非单一的个体；二是从归责原则上，所有权力主体在法律地位、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上，保持公平和一致，适用于公平归责，这与其他法律中采用的过错归责等有明显区别；三是从责任形式上，除了要求行为人提供经济补偿外，还会以经济法律作为后盾，强制实行限制或剥夺经营性资格的方式，予以补偿。这样就更好地维护了受害人的经济损失，相当于一种变相的司法救济。
二、权利主体承担经济法律责任中的问题
（一）权力主体经济法律责任重心偏移
在经济法律责任的归责中，确定责任主体是首要任务。我国经济法中关于责任主体的限定，主要以政府工作者为主，即具体到个人。但是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政府工作者虽然享有法律赋予的经济权力，但是本质上只是一种“代理人”。在经济法以外的其他法律中，如《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权力主体的说明，都强调了政府部门要承担受害人的赔偿责任。
（二）权力主体的经济法律责任形式有限
现行的经济法下，采取的追责方式主要有通报批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等几种。从受益对象上来看，责令改正、消除影响的受益者为权力主体，而没收违法所得的受益者是国家。权力主体所承担的经济法律责任，并不能直接对受害者给予补偿。从法律层面上来看，虽然权力的主体客观上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也承担了不法行为的应负责任。但是作为受害人，遭受的实质性损失没有得到彌补，这对于受害人权益的保护显然是不到位的，与我国经济法中适用的公平责任原则不符。
三、经济法中权利主体法律责任的优化措施
（一）在经济法中凸显权力主体的法律责任
通过完善立法的形式，在经济法中明确规定国家政府部门承担主要甚至是全部的经济法律责任。如可以坚持市场规制权力主体的责任本位性，侧重于国家的经济赔偿。从违法程序方面分析，其方式、实际作为的行政行为存在于市场规制中，在实行国家的经济赔偿责任以后，能够对市场主体的不作为加以合理控制。在这种规制的实行中，能够防止执法权和管理权行使中为受害人带来经济的损害。
（二）继续引进多种形式的经济法律责任
针对现阶段存在的经济法律责任主体赔偿形式单一化，导致受害人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所得损失无法得到赔偿的问题。应在经济法中继续增加其他形式的责任追究机制，如增加强制赔偿、司法救济等形式。此外，也要具体到各个行业、领域，对于食品、药品等关系到公众切身利益且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行业，国家政府部门应当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经济法中，明确界定权利主体的法律责任，可以根据受害人所受损失，要求权利主体及时做出相应的赔偿，体现了经济法的公平责任原则。现行经济法下关于追责形式的设定还比较单一，下一步还需要继续引进更多追责形式，维护受害人权益及市场经济秩序。
经济法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经济法课程改革创新研究论文
摘要：高职经济法课程教学必须立足教学实际，认真研究存在的问题，实施教学改革创新，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切实提升的综合素养和专业技能，保障学生快速就业，稳定发展。
关键词：高职院校；经济法；教学改革；问题；策略
就业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高职经济教学需要认真研究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切实提升的综合素养和专业技能，强化学生的社会性能力训练，提高学生的核心竞争力，保障学生快速就业，促进学生终身发展，也实现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
一、高职经济法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1、课程教学缺乏明确的针对性
高职经济法专业课程教学很多都是没有明确的专业划分，教学内容非常统一，教学模式较为单一，孤立地对学生进行经济法教学，很多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应用统一的教案教授不同专业的学生，不能体现学生的差异性和专业的特殊性，不能把经济法教学与专业学习和行业发展有机结合，不能立足学生的专业基础，也不能很好地服务学生未来的就业和从事行业的发展，学生学习起来兴趣不高，对学生的教育意义和影响较小。
2、岗位适应能力不够突出
高职经济法教学意在培养学生的法制意识，引导学生结合行业性质、经营环境、岗位性质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学生毕业以后根据专业学习和行业性质，选择具体的工作岗位，工作岗位性质要求学生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和法律知识，不同的工作岗位对经济法的要求各不相同，而高职经济法教学不能针对学生未来的工作岗位性质，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无法培养出真知胜任岗位需要的具有较好法制应用能力的符合型人才。高职经济法教学需要真知结合学生的岗位性质，注重基础理论和应用能力培养，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领域和行业环境学习经济法，能够强化学生的法律应用意识和能力，突出高职的应用性特征。
3、缺乏教与学的积极互动
教学是教师和学生的积极互动过程，教师和学生形成良性互动能够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又能让教师根据学生的信息反馈及时调整教学节奏、教学策略、教学内容，更好地适应学生的学习和发展需要；学生和教师互动能够真正感知教师的教学思路和特点，提高学习效率。但是，高职经济法教学不能形成和学生的良性互动，学生只能被动接受教师的提供的知识，对于教学中的案例能参与其中讨论，也就不能真正表达自己的认识和看法，不能结合自己的专业和工作需要提供问题分析能力和解决能力。
二、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经济法课程改革策略分析
1、立足高职院校实际，强化就业发展导向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企业对人才的要求不断增强；我国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压力不断加大，人才竞争的趋势日益明显，给高职院校的办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职院校要想更好地发展，必须重视学生的就业能力培养，切实提高就业率，以此更好地服务学生发展，也实现自身的健康稳定发展。作为教育管理机构和教师必须树立就业意识，坚持以保障学生就业、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为主要教学目标，制定完善的教学计划和管理制度，设置科学合理的课程教学和实习实训体系，切实保障学生的综合应用技能。并且还要紧跟时展变化，做到学校教学与社会发展需求相接轨，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及时调整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就业的核心能力是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最主要的是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个能力必须在实践中才能获得，为此，必须充分注重实践教学，开展有针对性的实践指导，强化学生的应用技能和创新能力。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经济法教学要求做好企业的密切联系，通过校企合作更好地保障教学质量，和企业联合制定适应社会发展教学目标和计划，立足企业和社会发展需求变化实施人才培养，构建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保障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2、根据学生就业发展需要设计教学内容
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经济教学模式改革，需要真正立足岗位需求，结合市场发展，制定适合学生发展的教学教学、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改变单一的理论教学，更多地侧重学生的具体应用技能训练，围绕学生专业学习和行业发展实施项目教学法，把教学内容设计成不同的学习发展项目，构建有利于学生岗位能力提升的课程体系，对学生实施系统项目教学。课程项目化改革能够真正体现职业教育的本色，根据企业或者行业实际工作内容和过程进行教学分析，根据工作岗位需要把教学内容分成若干个项目，形成不同的模块体系，以此为基础对学生进行综合化训练，切实培养学生的岗位意识、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真正根据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进行培训，实现教育和市场需求的无缝对接，促进学生更好地就业。
3、突出案例教学以增强课程的实战性训练
经济法教学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更应培养学生的法制意思、法律思维和法律处理能力，案例教学法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最好方法之一，结合学生的专业选择典型案例，让学生结合案例感知具体的法制现象，透过表象感知法理脉络，分析经济现象背后的法律问题，引导学生结合具体实际来感知经济法的有關知识，强化学生的应用意识，真正提高他们的分析能力，帮助学生结合具体案例来处理相关工作，以此更好地维护权益，遵纪守法。
4、注重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以强化学生的综合能力
“naturalrights”在汉语中被译为“自然权利”、“天赋人权”或“天然权利”。它的根据是代表宇宙秩序的自然法。自然法就是天然的法则或天法。按照古希腊罗马哲学里的自然法理论，自然法是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而存在的正义体系，它来源于人的本性，普遍适用，永恒不变。既然自然法被认为来自自然并由自然来规定的标准或规则，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必须遵守自然法。同时自然法高于人为法或任何社会契约，是一切正义的来源和依据。［4］它超越实在法而存在，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但是，这个理论并不是完美的。因为自然权利理论是基于人本性的理论，而人的本性是多样的，不同的人对本性的标准也不同，从本性中衍生出来的需求又五花八门。同时，对于每个人如何凭借自己的本性，通过既存的法律来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主张权利也众说纷纭。所以通常人们仍然认为，权利需要依托实在法才能得以确立和实现，即使有超越法定权利的权利，也需要通过国家法律来实现。［5］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以法律、秩序为名施行残酷暴行，使人们意识到:每个人都应该享有一些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些权利无论政治制度或法律规定如何，都不可侵犯。然而，这些“基本权利”与普通权利之间或“基本权利”之间也会发生冲突。
二、权利限制的界限
按照康德的理念，自由的个人是引导其实现自我生活方式的最佳人选。为了实现自由，人们需要行使权利。但并不是所有权利的行使都是绝对有利的，许多选择对他人甚至自己有害。很多时候，两种同样合理合法的权利会发生冲突，必须做出一种选择。费因伯格拒绝将权利依据价值高地而排出位阶。在他看来，权利是个人对于正义的表达和选择。这样的选择不可能仅通过对比其基本价值而以命令的方式下达给偏好各异的人们。因此，他明确地拒绝以“爱”、“怜悯”或“神圣义务”为理由而取舍权利，认为这样做将会违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允许克制一个人的权利，也就是赋予立法机关对于善的选择以特权。”［6］但是除了像费因伯格一样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大部分学者还是赞成限制权利的，因为事实证明，个人权利的无限制行为将会侵害其他社会成员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关于权利限制的标准也是各陈一词。有人认为，关于权利的冲突和权利的限制，最主要的就是区分哪些权利绝对不能侵犯，哪些权利优于其他，哪些权利可以适当进行限缩。一般来说，对于国际人权立法中的“不可克减的权利”就是公认的无论以何种理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侵犯的权利。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列举的七项权利:生命权(第6条);禁止酷刑(第7条);禁止奴役和强迫劳役(第8条第1款和第2款);禁止因欠债而被监禁(第15条);禁止有溯及力的刑法(第15条);被承认在法律面前的人格(第16条);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第18条)。另外，也有人将宪法和普通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与一般权利的划分作为不能侵犯和可以限制的依据。这样的方法将所有权利进行人为位阶划分，把权利分为上位法和下位法，以达到保护较优权利，化解权利冲突的目的。但其实不妥。划分“不可克减权利”与可克减权利的依据是属于公法的国际法，而国际法的主要参与者是国家，也就是说这七种不可克减权利主要是针对国家而制定的义务。但是我们所谓的权利冲突，更多是从一种私法意义上来讲，是平等法律主体之间权利与权利的冲突。苏力先生在其《“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一文中提出，当两个权利，特别是非物质性权利发生冲突，“尽管当事人无恶意伤害他人，但事实上有或没有过错地造成了伤害，这种伤害应该由谁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什么才是恰当和必要的限制。”［7］对此，他的解决方式是:当权利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高位阶权利(如反映公共利益的言论自由权)，因此而牺牲较低位权利(如私人权利的肖像权)也无需予以赔偿。因为社会必然有风险，总得有人来承担风险的损失或代价。“将这种代价通过法律转移给他人来支付，或许是可以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8］苏力先生认为这种冲突权利配置效率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科斯的法律经济学思想的核心，即避免更大伤害或实现产出最大化，认为这是其对法学的最大贡献之一。那么这种权利配置效率观是否具有普适性?
三、法律经济学与科斯定理
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开篇就指出，在分析产生“公害”及其类似工商业企业行为时，传统的做法就是要求企业对其引起的公害给予损害赔偿。但这种做法不一定是合适的。因为一旦将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了损害，人们便常常会不由自主同情“受害者”。但实际上权利并不绝对，权利和权利之间存在交叉重叠，在这种情况下严格界定和保护其中一种权利并不意味着界定和保护了另外一种权利。如果我们不事先假设哪一方的权利更重要，就会发现无论法院支持哪一种权利，都必然会损害另一种权利。“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9］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法律的本质都是利益的分配，并且是基于国家强制力的利益分配，与私人意思自治的利益交换不同。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经济学家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技术性因素，而是制度性因素。制度经济学作为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为实现法律制度的效率最大化提供理论依据。传统古典经济学假定“理性人”，即每个人都能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进行最优选择，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然而实际上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加上市场信息的不完善，人不可能成为“理性人”，此时制度的产生与完善降低了不确定性，减少了交易成本，将人的有限理性所带来的风险降低。正如科斯所言:“在一个重新安排法律体系确立的权利需耗费成本的世界上，法院在处理妨碍的案件中，实际上是在决策经济问题和决定种种资源如何利用。”［10］科斯在其文章的最后部分，将传统经济学的生产要素分配转化为权利配置，并得出如下结论:“显然，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求的。”但是由于“理性个人”为基础的经济学前提下，社会安排的选择并不简单等于个人选择的叠加，依据权利的相互性和利益的分配，现有制度的变化在使得某些人受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让另一些人处境恶化。无论是市场调控还是政府管理，每一项机制的变化都会产生成本，我们应当考虑总的效果。［11］可以看到，即使科斯定理开创了新的研究方向，但是直接将其运用到权利冲突中仍然是略有不妥。首先，科斯将法院类比为企业，忽视了两者的差别。企业相当于一个理性个人，以营利为目的，自负风险。但法院不需要负担盈亏，但却要对社会公众负责，因此法律考虑的不仅仅是法院自身的司法执行，而是对于社会公众在规则选择时付出的机会成本。冲突权利配置效率观没有也无法推广到社会全部领域，特别是难以估价的精神领域。其次，平衡是法律的基本要求。在大陆法系，法官无权创设法律，只能遵守并运用既存法律。而现有的法律制度安排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即使不完美不合理，一旦破坏也需要耗费极大的社会成本来重新达成平衡。而现存的制度一般规定，除特殊情况［12］外应该保护既存的合法权利，侵害方承担赔偿义务。这明显与苏力文中支持的牺牲既存的肖像权的观点不符，与权利配置效率观不符。可以说，《秋菊》剧组仍应该承担疏忽大意的责任。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学分析的前提是所有竞争对手天然平等，并通过自由竞争实现优胜劣汰的资源优化配置。而在法律世界中，不能草率的贯彻优胜劣汰进行权利优化配置，因为矫正社会分配不公、保护弱者更是法律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片面追求效率目标是无法实现的。［13］
四、结语
在经济学的分析中，成本可分为很多类型，如总成本与平均成本、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机会成本、边际成本等。对于法经济学来说，研究的是总成本、显性成本、隐性成本、机会成本和边际成本。因而，从经济学角度讲，诉讼活动也是有成本的，且基本上与经济学上的成本相对应。机会成本是指法院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因选择诉讼而放弃其他可供选择机会的经济成本；显性成本包括当事人支付的诉讼费、反诉费、上诉费、案件费及法院审理案件的成本；隐性成本是指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消耗的人力物力以及法官、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在进行诉讼过程中所消耗的时间、精力和承受的精神压力。这里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诉讼成本——错误成本，具体是指由于法院的错误判决所带来的损失，错误成本取决于犯错的程度与该错误对激励机制的扭曲程序，而犯错程度一般是指完美信息的判决与实际判决的差别。
与成本相对应的是收益。收益分为总收益和边际收益。总收益是与总成本相对应的概念，总收益也就是获得，它是指人们进行某一行为所能得到的全部价值，或者说是投入一定的资源所带来的总产出。
民事诉讼的预期可以理解为当事人认为在诉讼过程中会得到什么及失去什么，也就是国家通过司法资源的投入所带来的稳定的社会法律秩序和当事人通过诉讼所维护的自己的各种利益。诉讼预期受到诉讼成本与预期收益因素所决定，与之相关的就是效益，亦可谓净收益，用公式表示就是效益=收益-成本。在理论上讲，只有当效益大于零时，即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况下，这种资源的投入才是合理和经济的；而当效益等于或者小于零时，也就是没有效益，此时就不应该对其投入资源。在诉讼情况下，如果诉讼的预期收益大于诉讼成本，那么当事人显然会选择诉讼；相反，则会选择其他非诉讼的替代方法。
二、环境侵害诉讼的具体经济分析
(一)环境侵害救济方式的选择
在环境侵权纠纷的处理上，目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程序；另一种便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直接向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审理。这两种方式在程序设计上是并列的，这就意味着，一旦发生环境侵害，当事儿可以任意选择程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至于当事人选择何种方式，主要在于哪种方式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那么回到环境侵害上来说，如果当事人选择诉讼的机会成本大于选择选择行政处理的机会成本，那么当事人便会主动行政处理方式。但是在现实中，由于行政处理方式不具有前置性和非终局性特点，而且在实践中，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决定的实际执行力并不非常有效，故环境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的机会成本过大，于是出现扎堆进行诉讼的情况。
(二)环境侵害诉讼的当事人的选择
根据传统民法理论和诉讼实践，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都要求诉讼主体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任何人不得对于自己无关的财产主张权利，以此来限制公民的诉权。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明确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然而，基于环境侵害的特殊性，如果仅仅让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来提讼，成本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此时，当事人可能也仅仅从自身利益角度来进行成本收益的权衡，最后会因成本大于预期收益而放弃诉讼。然而，环境诉讼产生的预期收益并不仅限于维护受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收益便是对整个人类生态环境的保护，而这个却是非经济性的公共性产品，因此会被很多经济个体所忽视。所以，目前备受推崇的环境公益诉讼，与其说是扩大了公民诉权的范围，还不如说是公民私人成本的公共化。在放宽资格后，直接利害关系人和非直接利害关系人都可以提讼，以寻求法律保护，那么因诉讼而产生的各种成本因为主体的扩大而出现分担，而且能实现信息共享，多样主体形成的优势地位等等，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降低诉讼成本。
(三)环境侵害的责任认定
按照传统侵权法理论，如果要追求其侵权责任，那么其基本要素之一便是其要有“过错”。显然，这是无法在环境侵害领域内得到完美适用的。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以及整个生态环境，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于认定环境侵害方面，有了很多改良和创新，在环境侵害的责任认定上，大陆法系更倾向于忍受原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往往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来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方的权益。这种做法的成效是明显的。但如果从环境侵害的加害方来说，无疑是增加了其诉讼成本，而且现代研究发现，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在其通过合法途径创造社会财富、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必然要产生对环境的破坏或污染这个副产品，这是无法避免的。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如果适用前述的责任认定方式，对于处于如此加害方的企业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那么，处于裁判地位的法院来说，又该如何权衡两者的利益呢？我们继续以成本收益来分析：成本理论的鼻祖科斯认为，在决定甲侵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的问题上，关键在于避免较为严重的损害。也就是说，两权相害，取其轻。具体说就是，甲或者乙并不具有损害或者避免损害的自然权利，在决定配置权利之前关键在于考虑哪种权利的配置更能增进社会财富。因此，如果从社会财富最大角度，妨害治理的关键在于治理模式的交易成本的大小。进一步说，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或者无法避免的前提下，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预期收益的大小，即社会财富如何认定。如果抛开环境侵害中非常特殊的人类生态环境这样的非经济财富的话，那么很容易出现一个弊端，那就是政府乃至法院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保护那些环境侵害的加害方，因为，这些加害方在一定区域内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远远超出了自身所需，仅仅其所带来的财政收入，足可使“地方父母官”对加害方马首是瞻。因此，法官的自由裁量对于社会财富的衡量与配置来说，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四)环境侵害的责任承担方式
根据《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我国目前有十种民事责任形式，但以环境侵害的民事救济方式来说，应该主要有排除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这些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可谓方法多样，运用灵活。那么究竟该使用何种方式能够实现保护最大化，这应该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按照法经济学的观点，根据财富最大化的原则，当交易成本过高的时候，即主体谈判的成本过高，比较适合于赔偿方式，当交易成本较低的时候，适用于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等方式。在英美法系，还会比较多用禁令。所谓禁令，就是法庭发出的做某事或者不做某事的指令。英国法院一般是认同侵权方面的救济，金钱赔偿损失不是最好的，因除计算困难外，也常出现被告赔不出钱的情况，或是被告不在乎赔钱也要继续侵权。所以，法院毫不犹豫发出禁令去禁止被告继续或重复去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一经做出，原告受了保护外，也会可能得到被告一大笔钱或其他好处，以交换去允许侵权或者放弃权力。“禁令”在英美法国家作为环境侵权救济措施得到广泛地应用，但我们国家并没有这种承担方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不强，擅自颁布禁令关闭一个企业，有时甚至就是给自己“断奶”。
三、环境侵害诉讼的改进和完善
在经济分析的视角下，侵害诉讼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就是通过制度不断实现更高的诉讼效益。而提高效益的做法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减少成本，另一个便是提高收益。通过前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提高收益的做法并不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人类环境利益是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合体，本质上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在诉讼成本上便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这里所谓的减少成本，其实就是减少受害方的诉讼成本，而对于加害方来说，则是增加其诉讼成本，两者并不矛盾。如果从环境治理的角度来说，就是通过环境侵害诉讼成本的变化，发挥环境侵害诉讼的预防作用。
该作用的发挥，有懒于诉讼预防机制的建立。所谓诉讼预防机制，就是任何当事人如果认为存在潜在的环境损害，并可向法院提讼，请求法院判令企业停止侵害。该机制的建立目的就是增加加害方的诉讼成本，使其努力通过其它途径，如改进技术消除污染等避免诉讼程序的启动。具体做法在先前对环境侵害诉讼的具体经济分析已经有所涉及，现归纳如下：第一，扩大受害方的资格；第二，适用社会财富最大化原则认定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综合权衡受害方和加害方的各自合理利益；第三，根据第二点来具体决定承担方式；第四，建立相关惩罚与保障机制，如设立诉讼保险等，确保诉讼预防机制的有效运行。
摘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保护环境势在必行。传统法学研究方法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局限性也日益明显，难以满足我国环境保护实际需要。在法经济分析的视角下，对我国环境侵害诉讼制度进行经济分析，均衡诉讼成本和收益，提高诉讼效益，鼓励公众积极参与诉讼，发挥诉讼预防作用，加大环境保护力度。
关键词：法经济分析;环境侵害;预防机制
参考文献：
[1]王遂起.经济法概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江伟,汤维建,康守玉.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4]秦绪才.诉讼资源论[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3).
[5]科斯.企业、市场与政府[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6]沈燕萍.论诉讼成本的价值[J].社科纵横,2007,22(4).
[7]李俊林.环境公益诉讼的经济分析[J].晋中学院学报,2006,23(3).
[8]李可书.关于诉讼成本收益的分析——一种法律经济学的新视角[J].辽宁警专学报,2005,(4).
法经济学是通过运用经济学中的概念和方法去研究法律现象和问题的学科,著名的法经济学家波斯纳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法律的经济学分析”,西方理论界习惯称之为“法学与经济学”。这恰当的说明了其内容是一种法学与经济学融合形成的法律体系和法学流派。经济法是指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政府为了弥补市场运行的缺陷,充分履行经济管理职能,从而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长效发展,由此产生的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依靠市场已无法解决日益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为了达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迫切需要将法律手段纳入到对国家干预经济的规制当中。
二、二者的相互关系
(一)二者的相同点
法经济学与经济法学都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现象进行研究的理论,都研究法律制度与经济运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涉及到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二者都有同样的理论基础。二者都巧妙的将公平正义与效益理论相结合。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效益,这正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念。其对法律的研究以效益为核心,强调使公正观念等价于效益观念。法经济学家科斯和波斯纳都对“经济效益”在法经济学中的具体定义有所论述。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书中阐述了经济效益的本质,他通过普通法中规定的妨害问题指出:1、当交易成本为零时,社会资源不会受到有无赔偿责任的影响;2、当存在交易成本时,经济制度运行会受到是否规定了合法权利的影响。总体而言,科斯认为要将社会的整体效果考虑到赋予法律相应权利时,要以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多的回报。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指出了效益的含义,效益作为根本标准用来衡量一切法律乃至所有公共政策是否适当,更意味着“资源配置达到价值最大化的具体实现”。效益理念在法经济学的许多理论观点之中都有所体现并贯穿其中。从古至今,人们对法律价值的基本判断就是法律应符合公平正义,而法经济学开辟了新领域,把效益加入到法律价值体系,认为法律除了将正义作为目标以为还应当注重效益,效益与正义一样都可以作为分析和评价法律问题的原则。其主张无论是在立法过程还是司法过程中,都不可忽略法律制定、法律执行和法律实施中蕴涵的经济效益。研究法经济学的学者认为,应将效益作为法律制度的宗旨和价值取向,并最终使法律朝着促进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所有法律制度的制定废止和法律活动的进行,都应注重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尽量将社会财富增加到最大限额。
经济法学的理论基础是法学的价值观念,即公平和正义,其研究的目标是在经济法上实现公平正义,并以此为核心建立理论体系,但这一观念似乎与效益思想相矛盾。但是法经济学家波斯纳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公平应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公平代表着社会分配绝对公平,即个人收入实现均等化;另一方面则是公平具有的普遍含义,即效益。因为在现实社会中资源是有限的,对资源的浪费应该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应该受到谴责,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不公正的。正如波斯纳的理论认为,将能否有助于实现社会财富增加的目标作为判断好坏的重要标准,作为衡量社会善恶的最高标准应该是是否追求效益。总之,对于波斯纳而言,效益作为判断行为和制度好坏与否的标准,其目的是追求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财富最大化,即是最高的公正。显然,波斯纳将效益作为法律的最高价值,替代了传统公平正义的法律概念。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包括效益原则,也就提供了明确的经济价值,即要在经济性的基础上追求公平正义,追求公正必须考虑其本身价格,放弃不具有经济性的公正。因此,应当将效益作为选择和评价法律制度的首要标准,如何确定法律责任和分配权利义务,都应当成为实现效益的重要考虑因素。从而使资源从生产效益低的领域向生产效益高的领域转移,赋予经济发展足够的空间,使其在更高层面和长远意义上实现公平和正义,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在这个意义上说,效益与公平是可以协调的。
(二)二者的不同点
1、学科性质和调整对象不同。法经济学是通过运用经济学中福利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等经济学原理来分析法律的形成、体系和运作以及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法律学科,著名法经济学家波斯纳的理论研究认为,法经济学是“把经济学的原理和分析方法系统运用到法律体系分析”的学科。由此,笔者认为法经济学是“通过运用经济学理论论述法律问题及法律现象”的理论法学学科。法经济学涉及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又包括宪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几乎所以法律部门。经济法学是研究探讨经济法理论问题以及经济法规律的部门法学,其主要是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它着重于运用法律原理和方法分析经济问题,研究对象是特定经济社会关系中的法律调整和规制问题。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时产生的经济关系,不调整其他经济关系或非经济关系。经济法的目的是使国家干预经济在适度规范的范围内进行,因而通过对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的进行规制。因此,通常认为它区别于行政法,行政法主要调整的是国家行政管理关系,虽然经济领域或者具有经济性内容在行政管理中有所涉及,但其本身是一种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它与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经济运行有本质差异。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由于出现了国家干预经济所产生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并且在原有法律体系中没有部门法与之相适应,因此只能通过经济法进行调整。
2、研究方法不同。法经济学是通过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分析方法来解释法律概念、法律体系和法律运行等具体法律问题,对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判例进行经济分析,因其研究方法独特,从而形成独立的法学流派。经济法学是通过规范性以及非规范性法律文件,法律判例和法学学说为研究来源,运用法学理论方法研究特定经济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其研究方法并没有特殊之处。虽然二者都是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边缘学科,但是其运用的理论基础与原理不同,研究对象不同,研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因此用到的研究方法也不同。由于法经济学的特殊性,使其形成了不同于一般法学独特的研究方法,成为独立的法学分支。而经济法学属于一般部门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研究方法并无太大区别。
3、研究目的不同。法经济学是法学和经济学在融合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边缘性、交叉性的理论体系和法学流派,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为了完善和变革经济法体制甚至整个法律制度。法经济学服务于对法律的经济分析,运用经济原理和分析方法思考法律相关问题。经济法学是以具有经济法性质和基本特征的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部门法体系,其主要以解释经济法现象并发现运行规律为研究目的,是对经济法与其他相关部门法的关系进行调整。经济法学着眼于运用法律制度规范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情况下有效规制国家的行为,保护经济活动参与主体的利益。
三、结语
一、对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及其行政法关系认识的析评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布，宣告了以“纵横统一论”为基础的大经济法的解体，尽管自此以后经济法学界仍有个别学者坚持以“纵横统一论”作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注：孔德固：《“纵横统一论”是科学的经济法基础理论》，《政法论坛》1997年第1期。），但属经济法学研究中的个别理论现象，多数学者转向“经济管理关系论”，将经济法定义为“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注：李中圣：《经济法：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1期。），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即国家经济调节管理关系（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有学者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经济法学研究中，人们的最大共识莫过于‘经济法应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判断”，并认为“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为经济管理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也符合经济法的本来含义”（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因此，经济法学在近十多年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理论研究中，“经济管理关系论”基本上占据了经济法学研究的统治地位，成为经济法学研究中代表性的理论基础（注：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的基本观点很多。在诸多观点中，以“经济管理关系论”最具代表性，其他的观点或难引起理论界的共鸣，或为“经济管理关系论”的不同表述方式，所以，本文以“经济管理关系论”为基础展开讨论，其他的观点不再一一评析。）。
由于“经济管理关系论”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因此，什么是经济管理关系或者说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这是经济法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在1992年以后，经济法学界逐渐从争执不休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从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经济管理关系，把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理解为国家干预经济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但是，国家干预经济所形成的经济管理关系是否都属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呢？对此，经济法学界分歧较大：有的认为所有的经济管理关系皆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围（注：谢次昌：《论经济法的对象、地位及学科建设》，《中国法学》1990年第6期。），有的认为笼统地讲经济法调整所有的经济管理关系是不妥的，因为经济管理关系中还包含有行政管理关系，而行政管理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经济法只应调整部分经济管理关系（注：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但哪部分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经济法学界意见又不一致：有的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以公有财产和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纵向经济关系（注：尹中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初探》，《法学研究》1993年第6期。），有的则根据国家经济管理手段的不同把国家的经济管理划分为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认为在直接管理领域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以权力从属为特征的行政关系，这部分管理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而在间接管理领域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则是一种非权力从属性的经济关系，这部分经济管理包括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管
理经济关系两个方面，它们才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注：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还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的仅仅是间接宏观调控性经济关系（注：王希圣：《经济法概念新论》，《河北法学》1994年第2期。），等等。所以，尽管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主张或赞同“经济管理关系论”，但学者们对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并不一致。
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虽然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区分开来，但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行政管理关系发生了碰撞，所以，经济法学界在诠释这一基础理论的同时一直致力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讨论，力图将经济法从行政法中分离出来。
（一）在经济法学界，学者们大多从以下诸方面阐述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1.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不同
从调整对象的角度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这是经济法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方面。但由于学者们对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性质及其范围缺少统一认识，因而，在讨论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之间到底有哪些本质的不同和区别时其观点亦各不相同。从总体上说，凡主张经济法应调整所有经济管理关系的学者多依据管理内容有无经济性而将国家的管理关系分为经济性的管理关系和非经济性的管理关系，认为行政法调整的是非经济性的管理关系，而经济法调整的则是经济性的管理关系，从而依据调整对象是否具有经济内容而将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分开来（注：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凡主张经济法只调整部分经济管理关系的学者则多从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包括部分经济管理关系）的不同法律属性方面去分析两者的不同和区别，他们从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出发，将行政管理关系理解为一种直接的、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隶属性的社会关系，因此，在经济管理领域，如果经济管理关系是依据行政命令而发生的，是一种直接的管理关系的话，那么，这种管理关系就是一种仅具经济外壳的行政关系，它应由行政法去调整；相反，如果经济管理关系的发生根据不是行政命令，而是普遍性的调控措施、间接的调节手段，那么，这种宏观的、间接的、非权力从属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因为这种经济管理关系与一般的行政管理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
2.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不同
基本的看法认为行政法主要依靠直接的调整方式作用于管理对象，而经济法则主要采用间接的调整方式（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行政法主要采取单一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行政手段，而经济法的调整手段主要体现为普遍性的调控措施，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利率等经济手段的运用，经济法发生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注：李中圣：《关于经济法调整的研究》，《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从而以经济管理的方式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作为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标准之一。
3.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法律性质不同
在经济法学界，有学者引证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观念而将我国的行政法定性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认为行政法并不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性内容，它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程序性内容，并以行政程序监督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的滥用；而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需是控权法，经济法最关注的是用以干预经济的调控政策、竞争政策是否得当，并认为对作为经济法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这种观点将经济法视为一种实体法、授权法。
此外，还有学者从行政法与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行政法与经济法产生的不同历史背景等方面去分析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不同：认为行政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国家利益，而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行政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理念下产生的，是政治法，而经济法则是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产物，它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向垄断过渡的阶段，是国家干预经济的结果；在我国，行政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计划经济的法律代名词，它无法承担起管理市场经济的任务，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管理只能依赖经济法，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等等。
（二）经济法学界在讨论经济法以及其与行政法的区别时以下问题值得一提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