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实物期权，金融企业，共享服务转型，决策方法论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optimal organization mode of firm and discovers that the optimal threshold value is an increasing function of market uncertainty. The increase of market uncertainty induces an higher proportion of shared service production. Further， we develop the notion of real options into a unique theoretical lens for conceptualizing service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 in an uncertain business environment. We create a taxonomy of these options， and introduce a decision methodology for valuing alternative shared services transformation approaches.
Key words： real option， finance firm， service transformation， shared service， outsource
0 引言
在一般的共享服务模型中，通常企业会将不同业务子单元提供的具有共同性质的服务合并为单一的服务传递组织。服务传递组织可以是内部的，也可以是外包的（Ulrich，1995）[1] 。可以共享的业务职能是分散的，包括前台工作（如产品销售）和后台工作（如财务、法律、人力资源以及信息系统）。显然，共享服务不仅在私有部门实施，还在公共部门实施。共享服务中心的活动种类涵盖了基于交易的活动（如日常管理、大批量作业）和基于转型的活动，后者需要广泛的专业知识，对企业的发展有战略意义。共享服务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潜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减少雇员人数、提高效率，从而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促进企业向新的组织形式转型，从而提高企业的敏捷性；强调技术和管理专业知识，促进知识分享，提高组织的学习和创新能力；通过在服务组织中形成消费者导向的理念体系提高服务质量，对服务传递进行专业化；带来政治优势，如提高可信度以及解决内部冲突。然而，共享服务的执行也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如系统和流程的过度标准化、运营灵活性的缺失、权力集中失衡、系统复杂性的增加、服务可靠性的不清晰、雇员士气下降、无效沟通、未预期的成本攀升以及项目时间表的延长。在波动的经济环境和未预期事件发生时，这些负面影响可能进一步放大 （Tibken，2009）[2]。 在Shy and Stenbacka （2005）的框架中，部分共享服务涉及异质性投入，并产生与共享服务生产线数量呈凸函数关系的监督成本[3]。
近年来，由于多方竞争带来了大量的金融创新，金融企业的共享服务正在经历一场重大变革。如在数字化支付等某些领域，新兴金融机构已经逐渐取代银行，成为最主要的服务提供者；金融企业的创新远未能跟上数字化交易的步伐，更不用谈促进和引导作用，例如对公数字化支付仍停留在10年前采用的电子银行、银企直联等水平。在技术及供给激发需求带来的金融企业共享服务迭代式创新的数字化时代，金融企业数字化交易领域也将面临快速和剧烈的变革，必须前瞻性地予以应对，包括对公数字化支付，也包括交易管理、信用管理、数据管理等衍生领域。
基于此，本文拟基于实物期权理论，对金融企业的共享服务最优化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不确定性对金融企业共享服务实施的影响。在本文的模型中，假设共享服务服从金融企业组织重构的最优动态权衡。
众所周知，在面临组织重大变迁可能性时，金融企业需要制定战略决策，以决定是否进行业务转型以及怎样进行业务转型。战略决策需要与金融企业的长期目标一致。为制定决策，金融企业需要对已有的服务战略进行深入的评估，并对其价值有深入的把握。经验研究表明，为成功实施共享服务，金融企业需要逐步对其服务作业进行转型，具体步骤包括简约化、标准化、重组、内包和外包。在不确定环境中，战略决策需要对不同的共享服务转型方式进行合理的分类和估值。本文将服务组织视为能给金融企业带来获取未来转型机会优先渠道的一系列战略实物期啵这个视角整合了组织理论和金融理论，并在不确定性假定下为战略决策灵活性的价值做出解释。基于该视角，本文建立分类方法，将嵌入在服务组织中的期权进行分类，并引入决策方法论来协助金融企业管理人员识别和比较不同的共享服务转型方式。
1 组织转型中的实物期权
实物期权是价值评估和战略决策的重要思想方法，是战略决策和金融分析相结合的模型。它是将现代金融领域中的金融期权定价理论应用于实物投资决策的分析方法和技术。在项目评估中，传统的方法是贴现现金流法（DCF），DCF方法无法涵盖战略性、成长性项目中的各种潜在的投资机会所带来的价值，往往导致项目价值低估。实物期权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DCF方法在估值中的缺陷。实物期权指出，投资项目的价值等于现有资产所创造的价值与未来投资机会的选择权价值之和。实物期权使项目评估可以以期权估值的方法进行。金融期权定价理论是实物期权方法的基石，随着期权定价理论的发展，特别是B-S公式的提出，实物期权理论在投资决策与项目评估中获得广泛的应用。
实物期权是处理具有不确定性投资结果的非金融资产的投资决策工具，相对金融期权而言具有以下特性：（1）非交易性。实物期权标的物的实物资产一般不存在交易市场，而且实物期权本身也不大可能进行市场交易；（2）非独占性。实物期权一般不具备所有权的独占性，可能被多个竞争者共同拥有；（3）先占性。先占性是由非独占性所导致的，它是指率先执行实物期权可获得的先发优势的效应，结果表现为取得战略主动权和实现实物期权的价值最大化；（4）复合性。一般情形下，各种实物期权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包括多个项目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同一项目内部各子项目之间的相关性。实物期权方法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在不确定性环境下进行战略投资决策的思路，其一般形式包括分步期权、延迟期权、改变规模期权、放弃期权、转换期权以及增长期权等。实物期权法是投资决策的主要方法之一，而二项式模型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实物期权估值方法。
实物期权理论对组织理论和金融理论进行了整合，以未来战略选择的创生能力来看待组织资源的投资，为决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启发式框架，从而将企业战略概念化。 实物期权视角的主要优势在于明确考虑了决策制定未来灵活性的价值。 “选择权思路”应用于战略决策的广泛领域，包括合资企业终止、风险资本投资（VC、PE）、全球制造协调、技术投入 、与客户和卖方签订的外包合同。实物期权以项目到金融期权的映射为基础，通过引入管理灵活性为现金流贴现估值方法提供了补充。管理灵活性的价值和现金流贴现净现值之和可以为项目决策提供参考。在信息技术相关服务中，实物期权视角帮助管理人员在不确定环境中对信息技术（IT）投资进行估值。Brautigam et al （2003） 指出了期权思路在真实的商业环境中制定IT投资决策的可行性和价值[5]。行为研究也在经验的层面上检验了经理的警觉性和实物期权在IT投资决策中的应用。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决策制定者在直觉层面对实物期权进行认知和估值；另一方面，管理者的专业判断存在偏差。实务中，实物期权是IT相关服务投资的量化决策工具。Benaroch and Kauffman （1999）证明了基于实物期权的理论有效性[6]。一系列案例研究阐明了支持不同IT投资决策的实物期权应用。实物期权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使服务组织及其转型能够概念化，从而协助管理者制定决策。
2 不确定性环境中的共享服务
作为逻辑起点，本文在实物期权模型框架下探讨金融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中的共享服务规模选择。根据Grossman and Helpman （2002），假定投入品和服务供应商专注单一作业，从而能更有效地进行生产[4]。为了获取共享服务的收益，金融企业必须在这方面进行投资，而这些投资是不可逆的。假定组织重构所引发的成本与共享服务规模 呈严格递增及凸函数关系。投资成本包括发现有效缔约方的搜寻成本和质量控制成本。引入成本函数：
由（2.7）式和（2.8）式可推导出定理2： 建立完全或部分共享服务的（自然状态）执行门槛是市场波动的增函数，即 ，共享服务生产的最优比例也是市场波动的增函数，即 。
传统观点认为，不确定性的增加将促进共享服务。本文的模型支持不确定性的增加通过延迟共享服务系统不可逆转的投资使前期阶段延长，这似乎与传统观点冲突。然而，从结构性长期视角来看，传统观点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共享服务合约对经济环境的潜在波动非常敏感。 意味着对已经决定实施部分共享服务的金融企业来说，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加通过提高最优共享服务比例刺激共享服务。直观来看，部分共享服务生产模式的引入意味着利润流的转移。组织模式的转移表明，当部分共享服务所引发的成本节省贴现值高于不可逆转投资支出时，部分共享服务被采纳。而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加会放大成本节省的贴现值，从而使金融企业增加共享服务生产的比例。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文的模型与普遍接受的商业规律一致。
3 共享服务转型的分类
研究不确定性环境中共享服务的重要性之后，本文在实物期权理论框架下研究不确定环境中服务组织分类和转型，创建了嵌入服务组织的期权分类以及对不同共享服务转型方法进行估值的决策方法论。
从资源观来看待金融企业，可以视金融企业为一束资源和管理能力。管理能力存在于企业的不同职能区域，如日常管理、研发、营销、风控和财务 。服务组织无论是分散还是合并的、内部还是外部的、特质化或标准化的，一律都可视为管理能力的集合。管理能力可以以先进技术、专业技术知识以及管理最佳选择的形式存在 。在动态环境中，管理能力集合经过适当的开发和管理，能够使金融企业产生价值、提高灵活性和效率、促进创新，从而构建战略优势。从实物期权的角度来看，产能是为金融企业提供优先获取未来增长机会的一系列期权的集合，这些机会包括扩张和剥离。管理能力可以为金融企业提供一个期权，使金融企业对变化的环境作出最优反应。根据同样的框架，服务组织作为管理能力的集合能够被概念化为一束实物期权。在波动的环境中，实物期权对组织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起关键作用， 它通过追踪未来服务转型机会，如内包和外包，使组织对外部环境变化做出反应 （Janssen and Joha，2008）[7]。接下来，本文详细阐述这些服务转型机会。
3.2 服务转型期权分类
广义实物期权分类能帮助决策制定者识别嵌入在服务组织中的机会。实物期权包括六种类型：分步、延迟、改变规模、放弃、转换以及增长。在服务领域，很多普遍接受的服务安排能与这个分类方法相容。例如，向新的供给市场外包时，金融企业可选择先将小部分IT服务进行转移，然后增加委托事项，转移项目相当于嵌入了推迟和阶段性期权；在追踪服胀獍时，作为中间步骤，金融企业可以先创立几个内部服务中心，然后在接下来的阶段将其外包，内部服务中心相当于嵌入了推迟和阶段期权；外包关系建立之后，金融企业逐渐加强自身与卖方的合作关系并获得共包，外包关系相当于嵌入规模变化期权；对离岸服务中心进行转型的过程中，金融企业可以选择为外部客户提供服务，离岸中心相当于嵌入了一个转换期权；金融企业也可选择对离岸中心进行剥离，此时，服务中心相当于嵌入一个放弃期权；在IT服务管理中，金融企业选择对IT服务平台进行升级，以更好地对新兴技术提供支持，此时，平台投资相当于嵌入增长期权。表1总结了不同类型实物期权的定义及其在服务转型背景中的含义，并进行了举例。不同类型的期权通常是重叠的，因此，同一个机会可以解释为不同的期权。实物期权的分类有不同的变体。例如，Copeland and Keenan （1998） 识别了增长、延迟、以及放弃期权，将其视为实物期权的主要类型[8]； Benaroch （2002） 在IT投资中增加了探索、外包以及租赁等实物期权[9]。引入实物期权的分类方法是为了提供一个概念框架，从而使决策制定者对嵌入在服务组织中的机会予以重视。
4 共享服务转型的决策方法
服务组织相当于一束期权，因此，在决定是否以及怎样将其服务组织转型时，金融企业应该将期权价值考虑在内。本文在分类的基础上构建可行的决策方法论，对不同服务转型方法进行估值。决策方法包含三个种递推步骤：转型方式识别、定量战略估值以及定性权衡分析。
4.1 对服务转型路径进行识别
共享服务到期矩阵 （Gould and Magdieli，2007）作为概念化工具能诊断金融企业服务的当前状态，并对不同的转型方法进行识别[10]。对于一个给定的服务，决策制定者需要对当前的状态进行判断，了解服务是否最优化、是否标准化以及被整合的程度，然后确立转型目标。在当前和未来状态之间，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转型。组织可以采用阶段化方法。例如，首先将业务流程流线化、进行技术更新、积累内部服务能力，等待一段时间后向整合的共享服务转型。组织也可选择整体化方法，直接转型为共享服务模式。
4.2 对不同转型方式的价值进行定量分析
不同的服务转型路径带来不同的C会，可通过服务转型期权的分类方法对不同的机会进行概念化。例如，在分散的标准化服务组织中，可嵌入将分散服务整合为共享服务中心的期权。当共享服务转型存在显著风险时，这种期权尤为有价值，因为金融企业能够根据外部条件来制定共享服务决策。在估值时，应该对管理灵活性予以考虑。实际的量化计算包括两个步骤。首先，用传统的DCF方法（贴现现金流）获取服务转型的净现值。然后，将未来的转型机会映射为欧式看涨期权，推出转型机会的实物期权价值。最后，将期权价值与转型的NPV相加，以涵盖管理灵活性的价值。具体来看，进行服务转型时，金融企业可以获取一个进行额外投资的期权，即在未来某个时间利用可以带来进一步收益的新的转型机会。如果届时外部条件对将来服务转型成功有利，金融企业将进行追加投资实施进一步转型行权，否则，金融企业放弃跟进转型的期权。与之类似，在金融市场，投资者观测到股票的当前价格，并获取股票收益的历史方差。然后，投资者可选择支付一个溢价（期权价格）来获取欧式看涨期权。期权赋予其所有者以既定的价格在一定时间区间去购买既定数量的股票的权利。到期时，如果实际股价比行权价格高，投资者行权，从而获取利润；否则，投资者放弃行权，损失期权费。通过以上比较，可在未来转型机会和欧式看涨期权之间构造一个映射。建立了上述映射之后，可将利用新转型机会的期权价值或管理灵活性对应于欧式看涨期权的价值（表2）。通过BlackCScholes公式，我们可以计算管理灵活性的时间价值。由于未来转型期权嵌入在当前转型计划中，金融企业没有因为这个期权向任何利益相关者进行费用支付。因此，未来转型期权的价值可被视为当前转型的额外价值。
4.3对不同转型方式的价值进行定性分析
前期步骤用贴现现金流（DCF）计算了财务收益并定量测算出嵌入在转型中的战略选择灵活性的价值。然而，实物期权定量方法还存在如下局限性：模型的假设需要与所研究的实际问题一致；需要找到与期权定价模型变量相匹配的项目变量；期权定价模型的数学算法复杂。前期步骤中，与服务转型相关的风险仅以现金流的预期方差代表，而服务转型引致风险的实际范围超出了预期财务波动性。
为了将更广泛范围的价值和风险纳入考虑，平衡积分卡和无形资产监测 （Kaplan and Norton，1996）可被接受为概念框架[12]。平衡积分卡意味着应该从如下角度对企业进行管理：财务、流程、客户、学习和增长。对于IT和服务管理来说，平衡积分卡有不同的变体。无形资产监测着重组织的无形角度（如人力资源和知识），认为金融企业应该围绕增长、创新、效率以及结构和竞争力的稳定性来发展。表3综合了已有研究的发现，列出了定性分析时共享服务转型通常考虑的价值和风险。价值和风险因素在不同的转型方法中的定性分析能导致定量估值中某些变量的调整。例如，定性分析能辅助决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服务转型所引发的风险，并对未来转型的风险进行更好的估计。图1展示了对共享服务转型进行估值的三个主要步骤。最后，决策在定量结果和定性比较的基础上制定。
5 结论
本文以演绎的方式讨论了金融企业如何设计组织生产模式的实物期权框架，为不确定环境中共享服务的重要性提供了证明。 共享服务生产（完全或部分）的最优执行槛值是市场潜在不确定性的增函数。与传统观点不同是，本文认为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加延迟了共享服务系统采纳。然而，一旦共享服务模式被接受，不确定性将激发共享服务的数量。通过整合组织理论、金融理论以及新兴的服务科学，本文将实物期权的概念引入理论框架，从而将服务组织视为一束使金融企业优先进入未来转型机会的期权，构建了嵌入在服务组织中的期权分类方法，并提出了可操作的决策方法，从而使管理人员能够对企业服务组织转型的不同方法进行估值和比较。
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对研究进行扩展。第一，定性分析中的一些因素可以实施参数化并引入定量模型，从而构建更系统的方法来衡量服务转型中的风险，这种衡量方法会对估值结果产生影响。第二，本文提出了期权分类方法的概念框架，因此，可以对期权的每种类型及其与服务转型决策的交互作用进行建模。第三，可以通过行为研究方法对服务转型决策中的期权决策模式进行经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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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期权价值投资；中小企业；融资模式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the option value investment theory，three financing patterns are discussed：“Qiaosui Pattern”，“Guarantee Exchange Option Pattern”and“Luqu Pattern”. It is found that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derivatives are effective to connect the credit and capital markets and balance the risk and return. Thus，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MEs development，this paper suggests an innovative financing pattern for SMEs in PRD：Based on the credit derivatives——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it introduces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QFII）into the system as the venture capitalists and exchanges CDOs in the Inter-bank Bond Market.
Key Words：option value investment theory，SMEs，financing pattern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2）08-0028-06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热点。由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弱点以及客观条件的不成熟，导致了银行普遍存在惜贷心理，而其主要靠内源融资来支撑企业的资金需求，严重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因而，寻求间接融资渠道的创新模式成为关键。本文运用期权价值投资的思想，探讨我国各地中小企业间接融资的创新模式，并以珠三角中小企业为例，探讨如何有效疏通中小企业间接融资渠道。
一、期权价值投资基本理论
价值投资理论在二十世纪30年代由格雷厄姆和多德（Benjamin Graham和David Dodd）提出，在股票投资中得到普遍认同和广泛运用。1977年，迈尔斯（Stewart Myers）提出了实物期权理论，将期权理论运用到实物资产中，为资产的内在价值提供了更为科学有效的定价理论，并使得价值投资理论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使其不再局限于股票投资，而广泛运用于各种实体投资领域，例如项目投资和企业并购等。
期权价值投资与一般的套利投资方式不同。期权价值投资基于不确定性和未来的信息带来的不可预计的收益，而一般的套利投资是在预计了未来收益的基础上做出的投资选择。如果某项资产在市场上的价格只体现其现金流价值，一个套利投资者可能因其高风险而放弃，转而选择具有同样现金流价值的金融产品，如债券；但一个价值投资者则会因其高不确定性而做出投资，因为买下该项资产不仅获得其未来现金流，还免费获得其相关的期权，长期持有至到期所包含的期权价值逐步实现。其核心在于构造一项期权，限定风险，获取其时间价值。
企业作为一项资产，包含了一项实物期权，其价值在于拥有各项“能力”克服不确定性，从而创造新价值。对企业的定价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准确地预期现金流，二是企业所具有的各种技术、生产、管理和资源等“能力”可视为一套期权组合。企业的现金流源于盈利、分红、库存净值、现金等，企业经营越稳定，其现金流价值越大；而企业的期权价值来源于技术、品牌、资源、核心竞争力、专利等，企业发展越快，期权价值越高。从这一角度看，高增长的中小企业有较低的现金流价值，但是其期权价值却很高。通常来讲，期权投资所带来的投资回报会大大超过稳定的现金流收入。因而，把处于高增长的中小企业作为一项期权价值投资，将吸引更多的风险投资者，获得各方游资的青睐。
期权价值投资思想运用于中小企业间接融资，是提高中小企业信贷满足率的有效途径（孙鑫、张启文，2010）。在我国民间金融创新中，浙江的“桥隧模式”、“路衢模式”以及深圳的“担保换期权”模式是该理论应用的范例，特别是“路衢模式”，采用信用衍生品CDO的运作方式，成为中小企业融资创新的重大突破。
二、民间创新融资模式的分析与借鉴
（一）“桥隧模式”的期权价值投资分析
关键词：融资偏好；股权融资；过度融资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2-0090-06
自从著名的MM理论提出以来，公司融资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并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焦点，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其中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美国经济学家Myers等人对公司融资顺序的研究(Myers，1977；Myers，et al,1984)，即著名的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 order theory)。根据这个理论，企业的融资顺序应该是内部资金优先，债券融资次之，最后才是股权融资。目前，中国学者关于中国上市公司融资选择的研究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尽管多数学者认为中国上市公司存在股权融资偏好，但是近年来有学者对这一普遍接受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郑祖玄 等，2004；张军 等，2005；周健男，2006)。屈耀辉等(2007) 针对中国目前广泛流行“股权融资偏好”的观点，利用Ordered-probit模型应变量可以排序的特点，研究发现，就中国上市公司的外部融资顺序而言，样本总体上是支持融资顺序理论，但分类分析则发现，融资顺序理论以及股权融资偏好的说法均得不到完全的支持。由此可见，中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股权融资偏好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文献评述
企业在实际的融资过程中是否遵循融资顺序理论呢?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由于研究方法和选择样本的差异，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还存在较大分歧。以国外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为研究对象，Fama等 (2002)的研究结论支持了融资顺序理论；而Frank等(2003)、Fernandez(2005)等的研究却不支持融资顺序理论。就中国上市公司而言, 黄少安等(2001)和Chen(2004)等认为,中国大陆的上市公司存在股权融资偏好,并一致认为股权融资成本偏低是股权融资偏好的直接动因。而Tong等(2005)却发现, 融资顺序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大陆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
仔细分析国内已有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支持股权融资偏好的学者并不是在严谨论证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而是简单推断的结果。其中，大多是以资本市场中全部上市公司总的资产负债率来考察各年度间资产负债率的变化趋势，然后根据各年间资产负债率持续下降或稳定在某一水平而认定在上市公司的外部资金来源中，债务融资的比例总体上趋于下降，股权融资比例不断上升，进而得到中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结论(黄少安 等，2001；王小哈 等，2002) 。但是本文认为，已有的研究存在两点缺陷：首先，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各年间总的资产负债率中包含了当年新上市公司，而当年新上市公司普遍具有较低的资产负债率。根据张军等(2005)的研究，1992―2000年新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只有38.93%，远远低于同期所有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约为50%)，由此可见，当年新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对总资产负债率的平均值有较大影响，如果不排除新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其结果势必存在偏差，简单地根据各年间资产负债率持续下降或稳定在某一水平而认定中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显然难以令人信服。其次，理论上判断一个公司是否偏好股权融资，要与负债融资相比较，即在同时可以负债融资和权益融资时，如果优先选择了后者，才可以称之为股权融资偏好，否则，就不能这样说。因此，有必要考察同时具有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资格的上市公司对再融资方式的选择，以证明中国上市公司是否确实具有某种融资偏好。基于以上两点，本文拟利用中国上市公司融资实践的经验数据，重新考察其融资行为，以判定其是否具有某种融资偏好。
二、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特征再检验
首先，本文从CSMAR数据库中选取1992―2006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排除当年新上市公司和资产负债率异常的公司，计算1992―2006年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如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1992―2000年期间，排除当年上市公司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中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经历了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特别是2000年以后，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这显然难以用股权融资偏好来解释。再看表1中流动负债比率，其变化趋势与总资产负债率基本保持一致且数值相当接近，这暗示，中国上市公司负债融资中相当大比例来自短期负债，这与我们观察到的现实情况是吻合的，现实中大部分上市公司通常利用不断的短期借贷或债务展期来取得长期借贷的效果。
为了进一步考察中国上市公司融资方式选择是否具有股权偏好，本文还从CSMAR数据库中选取1992―2006年期间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按照公司上市年度将样本公司分组，计算上市年份不同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变化趋势，如图1。
从图1中可以发现，尽管不同年份上市的上市公司在上市后年度里平均资产负债率存在差异，但上市公司真实的资产负债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随着上市时间的增加，上市时间越早的公司资产负债率值越高，且并未有趋近某一数值的趋势。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如果排除当年新上市公司和资产负债率异常的公司的影响，中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并不像支持股权融资偏好的学者观察到的那样逐年下降，相反，历年来中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大致保持一种上升的趋势。如果仅仅以资产负债率水平来判断上市公司是否具有某种融资偏好，显然很难说中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
其次，为了进一步考察中国上市公司究竟是否具有股权融资偏好，本文从CSMAR数据库中手工收集1995―2004年期间各年度具有配股或增发资格的上市公司，考察其对再融资方式的选择。结果如表2。
表2显示：1995―2004年期间具有配股或增发资格的上市公司中，有相当一部分公司虽然具有股权再融资资格却并没有选择股权再融资。尽管在2000年和2001年选择股权再融资的公司所占比例较大，但还是有超过1/3的上市公司自动放弃了股权再融资，2002年以后，绝大部分具有股权再融资资格的上市公司都自动放弃了股权再融资，这种现象显然与股权融资偏好的观点相违背。
通过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国上市公司并不存在所谓的股权融资偏好，“几乎没有已上市公司放弃其利用股权再融资的机会”只是前几年中国上市公司选择股权再融资比例较大而给市场造成的一种“错觉”，事实上，这期间，还是有将近1/3的上市公司主动放弃了股权再融资。本文认为中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不存在股权融资偏好问题，其行为特征表现为过度融资。“几乎没有已上市公司放弃其利用股权再融资的机会”这一现象只是公司过度融资表现方式之一，中国上市公司过度股权融资的同时也在进行过度债务融资，表现在中国上市公司上市后资产负债率持续上升。表3是1995―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
从表3中可以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外部融资偏好，在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中，内源融资比例偏低，对于未分配利润为正的上市公司，外源融资比例远高于内源融资，一般比例都在80%~90%，而那些未分配利润为负的上市公司几乎完全依赖外源融资。在上市公司的外源融资中，股权融资并没有明显多于债务融资，相反，在未分配利润为负的公司中，在2005年以前的年度中，都是债务融资优先，只是在2006年，股权融资才多于债务融资。以上融资结构再一次证实了本文的观点，中国上市公司并不存在股权融资偏好，其融资行为表现为过度融资。
注：表中指标的含义分别是：(1)“内源融资”=“未分配利润”+“折旧”；(2)“股权融资”=“本年股本增加”+“本年资本公积金增加”；(3)“债务融资”=“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其中，1995―2000年的数据引自国信证券上市公司的外部资金来源问题研究 ，上证联合研究计划第三期课题报告(2002，省略/sseportal/ps/zhs/yjcb/yjcb.shtml)。2001―2006年数据，系作者根据CSMAR数据库整理得到。
判断公司是否过度融资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第一，公司进行融资后，是否能提升公司经营业绩，有没有给股东带来合理的回报？由于上市公司一般不向社会公众披露其债务融资及其使用情况，我们很难获得债务融资资金及其使用情况的相关数据。但是，可以通过分析中国上市公司自从首次发行上市(IPO)以后历年来经营业绩变化趋势来大致考察其融资效率。本文采用代表单位净资产盈利能力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按上市年度分组来考察各组公司上市以后单位净资产盈利能力。由于1993年以前上市的公司只有53家，样本数量较少，加上一些数据不全，因此本文选取1993年以后上市的公司为样本，所有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结果如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趋势，即各组公司在上市之后的经营业绩均持续下降。我们取表中上市年度为1998、1999、2000及2001的四组数据，绘制成折线图（图2），可以给出更直观的结果。
从图2中可以明显看出四组上市公司都有着极为相似的经历，即在上市后的几年里，公司的经营业绩持续下降。这部分反映了中国上市公司在融资后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企业经营效率欠佳的事实。
如果说中国上市公司自从首次发行(IPO)后，经营业绩持续下降。那么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后的经营业绩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呢？为此，本文以1995―2004年股权再融资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将样本公司按股权再融资年度分组，考察其在再融资后3年的经营业绩，结果如图3。
为了进一步考察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的资金使用情况，我们以1995―2004年股权再融资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不分再融资年度，综合考察其在再融资后3年的经营业绩变化，结果如图4。
图3显示，总的看来，与首次公开发行公司相似，1995―2004年期间，所有公司在再次融资后公司的经营业绩持续下降，尤其是2001年股权再融资公司，其经营业绩下降幅度最大，其次是1999年再融资公司。图4显示，总的来看，中国上市公司在再融资后经营业绩持续下滑。这表明，与首次公开发行一样，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高，企业经营业绩持续下滑，形成“一年绩优，两年绩平，三年绩差”的怪状。
判断公司是否过度融资的第二个方面是：融资金额有没有用在企业的主营业务上，是否按照招(配)股说明书的有关承诺如期足额投入到预期的项目，也就是在企业进行融资后是否随意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造成募集资金浪费或闲置。为此，本文参照刘少波等(2004)的做法，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分为两种类型：显性变更和隐性变更。本文调查1995―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结果如表5。其中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情况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上市公司变更募集资金资料是根据上市公司相关年度报告和上市公司发行主承销商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在媒体上公开披露的回访报告等公开数据整理而成的。
从表5中可以发现，1995―2004年期间再次募集资金的706家次上市公司变更资金投向的有405家次，占所有募集资金公司总数的57.36%，其中516次配股事件中有311次配股后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占配股总数的60.27%；190次增发事件中有94次增发后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占增发总数的49.47%。由此可见，大多数中国上市公司在根本没有较好投资收益项目的情况下也急于从资本市场募集资金，而募集资金后的必然结果就是要么投资到其他项目，要么资金闲置，或者被大股东挪用。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大股东占用资金就是过度融资的一个最好诠释。
从以上两点来看，中国上市公司在募集资金后，一方面，普遍存在投资效益低下、经营业绩持续下降的现象，另一方面，大量的上市公司在融资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很多上市公司将募集资金用于非主营业务，甚至是委托理财。这充分说明中国上市公司即使没有收益良好的投资项目，也不断地进行融资，是一种典型的过度融资行为。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的分析发现，国内学者普遍认同的中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观点并不是在严谨论证的基础上得出的，而是基于早期中国资本市场“股权融资热”的简单推断。重新检验中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本文发现，如果将短期债务考虑在内，并剔除首次公开募股的影响，中国上市公司不存在股权融资偏好。进一步分析，发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表现为典型的过度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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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Prefer Equity Financing or over Financing？
Some Empirical Evidences from Listed Companies Re financing
LI Xiao 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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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金融期权的初始确认包括金融期权交易日和结算日的初始确认。本文论述了在结算日对金融期权进行初始确认的理由,并进行了举例说明。
一、金融期权是在交易日还是在结算日进行初始确认
就金融期权的初始确认而言,首先必须明确区分交易日和结算日。交易日是指金融期权合约的签订日,结算日是指金融期权的履约日。目前关于金融期权的初始确认存在着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交易日会计和结算日会计。交易日会计认为,对金融期权的初始确认必须在金融期权合约的签订日进行,一旦金融期权的买方和卖方达成约定并成为该期权合约的一方,那么金融期权引起的权利和义务就必须在资产负债表内确认;结算日会计则认为,金融期权在交易日所引起的权利和义务应在表外披露而不应在表内确认,只有当金融期权的买方实际行权或转让该期权合约时(也即结算日),才能确认由该期权交易引起的利得或损失。
事实上,交易日会计的观点是基于《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金融期权的持权者或立权者成为该期权合约的一方时,该金融期权应确认为资产和负债”的表述。然而笔者认为该表述并不能充分支持交易日会计的观点,理由有三:
第一,金融期权在交易日所引致的权利和义务并不是一项真正的资产和负债,它在本质上属于一项或有资产和或有负债。众所周知,期权合约是一种选择权合约,其持权人享有在合约期满或期满之前按约定的价格购买或销售一定数量的某种金融资产的权利。如果在合约到期日之前,该金融资产的价格对持权人有利,他就会选择行使权利买进或卖出该金融资产。如果在合约到期日之前,该金融资产的价格对持权人不利,他就会放弃买进或卖出该金融资产的权利。而立权人则有义务在买方要求行权时出售或购入该金融资产。可以看出,作为期权合约的买方和卖方,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等的。期权合约所引致的权利和义务的发生与否取决于期权合约的执行与否,而期权合约的执行与否,又取决于期权合约标的物的公允价值的有利变化这一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与否。既然是未来的不确定事项,那么这种权利就不是一种“很可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流入”的资产,而这种义务也不是一种“很可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流出”的现时义务。因此在交易日,持权人和立权人最多只能在报表附注中以或有资产和或有负债的形式披露该未来不确定事项,只有当持权人决定行使期权合约时,潜在的权利和义务才能转化成现时的资产和负债。
第二,金融期权属于衍生金融工具,它的交易具有不同于基本金融工具交易的本质特征,因此对金融期权的初始确认就不应该采用基本金融工具的处理方法。众所周知,对基本金融工具(如股票、债券)的初始确认,一般在投资者从资本市场取得股权或购入债券时按照历史成本入账。然而对金融期权我们便不能采用这种方法,因为金融期权具有不同于基本金融工具的本质特征。这里引用美国《衍生工具和套期活动的会计处理》的相关规定:①不要求任何初始净投资,或者所要求的初始净投资远少于可望对市场因素变化做出类似反应的其他类型合约所要求的初始净投资;②合约条款要求或允许净额交割,或易于通过合约以外的方式进行净额交割,或者进行的资产交付将导致并不严重偏离净额交割的情况。也就是说,金融期权交易允许买空、卖空,它不需要或只需要很少的初始净投资,并且一般采用差额(净值)结算方式,投资者只要缴纳相当于标的物公允价值较低比例的保证金就能参与交易,实现“以小搏大”的杠杆效应。一般的金融期权交易更多的是出于投机目的,真正实际交割的很少,因此,对金融期权的初始确认就不应该在交易日直接确认为一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第三,结算日会计比交易日会计更能简化会计处理,也更有利于向会计报表使用者提供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如果对金融期权采用交易日会计,那么在交易日必须确认一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而在合约到期日必须根据标的物公允价值的变化对原先的入账价值进行调整。如果对金融期权采用结算日会计,那么在交易日只需确认期权费,在合约到期日根据标的物公允价值的变化确认该期权交易的损益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假如资产负债表日在交易日和结算日之间,那么在资产负债表日,采用交易日会计将虚增企业资产和负债,以资产和负债为基础得到的财务比率就会受到影响,从而对会计报表使用者的投资决策产生误导。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交易日对金融期权的初始确认应该仅仅确认期权费,由该期权合约引致的权利和义务应该在表外作为一项或有资产和或有负债进行披露,等到持权人决定行使该期权合约或转让该期权合约时,才能在表内将标的物确认为一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并同时确认由该期权交易导致的利得或损失。
二、金融期权交易初始确认的举例说明
例:a公司2005年11月1日与某经纪公司签订了一份期权合约,该期权合约赋予a公司2006年3月31日前按500 000元买入股票的选择权,a公司同时支付10 000元的期权费给该经纪公司。假如2006年1月15日,此项股票期权市价上涨至600 000元,2006年2月28日,a公司对该股票价格看好,于是决定执行此项期权合约,假设当日此项股票期权市价又上涨至700 000元,同时支付期权交易费6 000元。那么,a公司持有的金融期权在交易日和结算日应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呢?下面列表(见表)说明并做简要分析。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
第一,金融期权不管是在交易日还是在结算日进行初始确认,a公司在整个股票期权合约的投机活动中,都赚取了190 000元(700 000-500 000-10 000)的利润,扣除6 000元期权交易费,实际赚得184 000元。
第二,若金融期权在交易日进行初始确认,那么在资产负债表日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期末余额为500 000元;若金融期权在结算日进行初始确认,则在资产负债表日并没有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假如a公司除该项金融资产外的其他流动资产合计为50 000元,除该项金融负债外的其他流动负债合计为100 000元,那么采用交易日会计计算,则a公司2005年12月31日的流动比率为91.67%[(500 000+50 000)÷(500 000+100 000)],采用结算日会计计算,则a公司2005年12月31日的流动比率为50%(50 000÷100 000),两种结果截然不同,91.67%的流动比率意味着a公司的偿债能力处于中等水平,而50%的流动比率则意味着a公司面临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大。因此,采用交易日会计可能会对一些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决策产生误导。
主要参考文献
①常勋.财务会计四大难题.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5
关键词：私募股权；理论基础；梳理和评述
一、私募股权投资的内涵界定
私募股权投资产生、壮大于美国，随后被引入到世界各个国家，由于受到每个国家特殊的政策、经济金融环境的影响，各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又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
目前，由于监管和进一步规范私募股权投资发展的需要，各国的风险投资协会一般都根据本国内私募股权投资的一般形式和特点对本国私募股权的内涵做了一个界定。譬如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VCA）对美国PE范围的界定是所有为企业提供长期股权资本的私募基金均属于私募股权基金；欧洲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协会（EVCA）认为私募股权投资就是为未上市的公司提供权益资本的一种投资方式，其所提供的权益资本可以用于研发新产品或者技术、增加营运资金、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或者用于解决家族企业中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继承问题，或者用于管理层收购或者出售企业；英国风险投资协会（BVCA）指出私募股权投资是指提供中长期融资以换取具有高增长潜力公司部分股权的一种投资方式，其所投资的这些公司没有在股票市场上公开上市，注入其中的私募股权资本包括风险资本和管理层收购资本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本。
在我国，并没有一个正式的行业组织或规范性文件对我国私募股权投资的内涵进行一个界定。盛立军（2003）认为私募股权投资从广义上来讲应包括对种子期、初创期、发展期、扩展期、成熟期和Pre-IPO等各个时期的非上市企业所进行的权益性投资，狭义上来讲就是指对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并产生稳定现金流的非上市成熟企业进行的股权投资；胡晓灵将私募股权基金定义为以非上市企业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各类创业投资基金或产业投资基金。卞华舵（2007）对私募股权基金与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与我国的产业投资基金，从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界定和辨析，他认为风险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都是从属于私募股权投资的。
从以上各国行业协会和学术界对私募股权的内涵界定来看，私募股权投资比它的前身——杠杆收购和其相似物——创业投资的范围和内涵均要广，它不仅包括了创业投资、并购投资，还包括产业投资、夹层投资等其他形式的投资。总之各国的私募股权投资涉及到不同的产业及企业成长的各个阶段。
企业融资生命周期理论综述
企业融资生命周期理论不仅要分析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特征，还要分析企业在不同生命阶段融资方式和融资结构的选择以及促使企业做出这些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关于企业融资规律的研究，Sahlman（1990）和Wetzel（1994）最先指出处于创业时期的企业，其融资非常严重地依赖于初始的内部融资和贸易融资。Sahlman和Wetzel等早期的学者虽然已经开始认识到企业融资的规律性，但是他们并没有系统地分析企业哪些内外部因素在制约和影响企业在各阶段的融资方式选择。
第一个系统分析企业融资规律的是企业融资生命周期理论的创始人Berger（1998），他指出在企业每个阶段信息约束条件、企业规模和资金需求变化均是影响企业融资结构变化的基本因素，在婴儿期和青壮年期企业的融资主要是依靠内部融资，而到了中年期以后，企业的外部融资会迅速增加。
我国学者在对企业融资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上，钱海章（1999）将企业的风险敞口和外部投资的风险偏好对应起来，他认为在初中期风险较大，在中后期风险较小，而由于金融体系内各投资主体风险偏好存在差异，故而在初中期应该而且可以主要采取利用风险投资的方式，而在中后期则可以利用多种融资方式。何鹏（2005）从企业财务的角度分析了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企业融资战略选择，处于初创期的企业为建立牢固的财务基础，应选择权益资本筹资；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债权性融资和权益性融资相结合的筹资组合是明智的选择；处于成熟期的企业，为兼顾财务杠杆利益和财务风险，在选择权益性投资方式的同时，还应保持适当债性融资，以降低融资成本和保障股东控制权。
梁琦等（2005）运用实证的方法探讨了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规律，得出生命早期阶段的企业不得不依赖自有资金、商业信贷和亲友借款，这种依赖程度随企业发展阶段的演进而降低，即随着企业的成长，企业对内源性融资的依赖程度逐渐减弱，外源性融资的依赖程度逐渐增强。
姚梅芳、张丽琨（2006）以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分析了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方式优先序，得出的结论是处于种子阶段，企业的融资方式优先序为自有资金、民间借贷资金、天使投资和政府投资；处于创建阶段，企业的融资方式优先序为风险投资、自有资金和政府投资；处于成长阶段，企业的融资方式优先序为风险投资和自有资金；处于加速成长阶段，企业融资方式优先序为私人投资、风险投资、上市融资、投资公司投资和自有资金；处于成熟阶段，企业的融资方式的优先序为债券融资、银行贷款、上市融资和风险投资。
当然，也有学者的研究结果与主流研究结果所相悖，如Fluck和Rosen（1999）使用美国威斯康星洲企业的数据，得出公司在早期发展阶段更倾向于发行权益或可转债融资而不是主要依靠内部融资的结论。
总之，企业融资生命周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企业选择不同融资方式和融资结构的理论原因，尤其是对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为什么大都选择较高的财务杠杆率作为其主要融资方式，我们都可以据此找到理论基础。（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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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产证券化 美式期权 鞅方法 风险中性
1、研究背景
目前，国内金融市场日新月异，证券市场机制日益完善，而文化产品市场发展却相对滞后，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与各类资本对接。文化产业只有依赖市场这个载体，才会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基于我国艺术品交易市场的发展现状，如何很好的借鉴金融市场、证券市场的成功经验，开辟我国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繁荣的创新之路，成为文化资产的证券化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
本文结合证券市场的成功经验，考虑到期权定价理论常用连续时间连续样本轨道的随机过程描述标的资产的价格变动，本文以此为鉴。在文化资产价格变化上，本文参考诸如Fischer Black和Myron Scholes（1973），Merton（1976），Smith（1976），Rubinstein（1983）。在文化资产类期权的构造与定价方面，本文参考Cox and Ross（1976），Hull（1977） ，Jarrow and Rudd（1983）等文献在股票期权研究上的成功经验，给出文化资产证券化一种渠道，把份额化以后的文化资产以期权票的形式发行，进而可以在市场上流通交易。
1.1研究思路
第一节阐述我国文化资产市场发展的现实背景和研究文化资产证券化思路及理论基础，借鉴国内外学者在金融、证券市场的成功经验，给出文化资产的价格变动创新模型。该标的资产具有专业、权威的价值评估机构，在文化资产交易所这样交易平台上，会有一个近乎理性、权威、合乎市场需求的价值波动过程；然后在第二、三节分别展开对文化艺术品资产证券化的研究：第二节给出文化资产欧式期权型证券化的构造，并在特定的数理模型的基础上，利用鞅方法给出风险中性条件下的理性定价，从而为文化艺术品资产的上市交易打下了理论基础；在笔者参阅大量美式期权文献的基础上，第三节阐述了文化资产美式期权证券化的基础理论知识，给出文化资产美式未定权益的复制和定价过程；最后对比两种类型证券化的优缺点，并审视本文的不足，展望发展前景。
1.2 文化资产证券化和价值评估
文化资产证券化是资产证券化的一种，是指企业机构把自己持有的流动性较差，具有较为稳定的未来现金收入的艺术品资产汇集重组为抵押贷款池，由金融机构或其他特定机构以现金方式购入，经过信用升级后，以证券形式出售给投资者的融资过程。
对于文化资产本身而言，其自身的价值来自于其历史科研定位、艺术美学观赏等多个方面，另外文化资产还有其一定的时间价值，一般来说时间越久远的文化资产价值就越高。这些价值都可以由专家评估得以量化，承销商通过向多个机构投资者询价的方式来确定投资者购买意向与购买价格预期，进而合理确定证券发行价格。
相反文化资产的保存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就其本身的价值而言，同时也受到市场需求，市场炒作的影响，这些因素会时刻文化资产价值在市场上的波动。
1.3 文化资产的价值变化模型
本文考虑文化资产价格变动采用随机过程进行描述，可以把随机过程视为连续随机过程过程，即扩散过程。形如Merton（1990）对连续随机过程的分析，连续时间连续样本轨道过程，即扩散过程，一般设定文化资产价格变量S变化过程如下：
2、文化类资产欧式期权型证券化的研究
2.1文化类类资产欧式期权型证券化知识预备
2.1.1定义
2.1.2命题
2.1.3定理
2.2文化资产欧式期权型证券化模型与定价
本节首先对文化资产欧式期权证券化必备的知识进行总结，特别是文化资产期权的构造方法、经典B-S期权求解等知识进行了归纳整理。从连续市场情形对金融市场进行阐述，利用文化资产创新价格模型，给出文化资产欧式期权的创新模型，初步建立了文化资产证券化的研究框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文化资产美式期权定价问题打下铺垫，文化产业市场融资提供了理论基础。
3、文化资产美式期权型证券化的研究
对美式未定权益的出售方来说，出售相同类型的美式未定权益要比欧式未定权益有更大的潜在风险。然而无红利支付的美式买权已被证明提前执行时是不明智的，而在有一定数额红利发放的情况下，则不能肯定美式买权提前执行而达到收益最大，这是因为发放红利将使股票跳跃的下降，使期权的吸引力下降，提前执行美式期权可以避免价值下降所造成的损失。
目前，在金融市场上交易的期权大部分是美式期权，美式期权的定价问题要比欧式定价复杂的多。由于美式期权可以在到期前的任何时刻执行，这就涉及到期权的最佳执行时间问题，而最佳执行时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美式期权与欧式期权不同，它不可能得到价格显示的表达式，所以研究其数值解、近似解析解及自由边界等问题尤为重要。
3.1 文化资产美式期权型证券化知识预备
3.2 文化资产美式期权型证券化的复制和定价
在理想假设的条件下，文化类资产美式期权是一个可以复制的未定权益，本文指出文化类资产美式期权的价格实际上就是一个差分方程的自由边界的问题，进而给出理性定价。
4、主要研究成果及展望
本文借鉴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的成功经验，以数理金融为研究工具，把文化资产的价格变动过程视为连续的随机过程，把金融衍生产品的发行和定价机理成功应用到文化资产的证券化过程中。文化类资产期权型证券化的上述两种产品，是对文化类资产市场产品的创新，可以形成完善的价格发现机制，也是我国文化产业长足发展的重大举措，同时会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文化资产所有者而言，文化类资产的证券化无疑也是一种融资渠道，从而达到固定资产流通化、活跃金融证券市场的作用。
本文研究展望未来发展方向如下：一是文化资产价格的变化过程，考虑更好描述市场波动的随机过程，如跳扩散过程；二是文化类资产美式期权的模型可以进一步研究有定期现金支付的情景，进而完善美式定价模型上的不足；三是从证券化的整体角度来讲，文化艺术品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很多，可以进一步研究发行质押债券或者可以转股债券等多种证券化融资方式。鉴于金融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取得的卓越成果，文化艺术品资产的证券化必然会引导文化产业突破传统封闭的经营理念，走向时尚，便捷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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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代资产定价基础
现代金融理论的发展与两大基本主题密切相关。首先是研究和发展跨时期模型，把静态的单一时期资产定价模型推广到动态环境下进行研究，这是金融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一大进步。其次是认识和研究在跨时期框架下、与静态模型无关的变化因素之作用。
罗伯特。C.默顿于1973年提出了跨时期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该模型把资产的预期额外收益与资产额外收益状态的协方差联系起来，该状态的变量和价格被假定为遵循联合扩散的过程。这表明资产额外收益状态的空间变量呈多元化正态分布。事实上，默顿运用随机过程分析发展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金融学家们通过动态规划和后向逆归法，把以时期依赖（time-dependent）政策为研究目标的跨时期问题转换为人们所熟悉的静态问题。为方便起见，又把消费的剩余效用分成两部分而使总量达到最大化。t时的第一部分为当期消费效用，第二部分为今后所有时期的预期效用，目标函数为：
Max{uk（ck，t）+Eki[jk（wk，s，t）]} {c，w}对当期消费求导得：Max{Ukc[ck（wk，s，t），t]=[Jkw（wk，s，t）]}由此可见，单时期和资本定价模型与跨时期（多时期）均衡状态之最优化结果的区别在于财富J（w，s，t）的间接效用函数的性质。个人间接效用函数不仅取决于当前财富，也取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因为S×1向量S是一组状态变量，包括消费、投资和就业机会。只要一个人的生活不是在一瞬间所完结的，投资组合和消费比率就总会不断地得到调整。
消费的β模型又被称为基于消费的资产定价模型，这是布里敦（Breedon）于1979年所提出的模型。在多时期模型中，针对个人消费的政策至关紧要。在单时期模型中，最终财富被假定完全消费掉。
正如在静态模型中，个人根据资产对最终财富的贡献来评估资产那样，在动态环境中，最重要的是财富与消费流量的边际关系，这就是消费的β模型。该模型还把默顿的跨时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被定价的所有变量合并成单一的消费β。
跨时期的预期模型是针对默顿的跨时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而提出的。默氏的模型忽视了资产价格确定的路径与合理预期。1985年考克斯、英格索尔和罗斯用扩散过程构造了理性预期跨时期资产均衡模型（即CIR模型）。在CIR模型中，生产技术与偏好被事先规定，而用不确定的债务对定价理论进行分析并求解价格。结果，合理均衡价格的确定路径是具体技术规定的函数，这一模型现已被应用到利率期限结构之中。
总而言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即便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消费与组合的建模仍然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跨时期资产组合理论与资产定价模型是最突出且最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理论模型。
二、 期权定价理论及其发展过程
1972年，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Black）和迈伦。S.休尔斯在《金融》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期权合同定价与市场有效性检验》（ValuationofOptionCon tractsandTestofMarketEfficiency）的论文，标志着金融革命的到来。从此之后，金融理论复杂的数学模型对金融实践有着直接的、广泛的，金融理论与金融实践相结合成为当今金融研究领域的主流。
然而早期的金融研究并非如此。现代金融数学的渊源可追溯到1900年，当时法国学者路易斯。巴谢列（LouisBachelier）完成了有关投机理论的博士论文。这项工作标志着两门分支学科的诞生：即研究连续时间随机过程的金融数学和研究连续时间条件下衍生证券定价理论的金融经济学。
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伊藤清（KiyoshiIto）发展了巴氏的理论，使其成为金融学重要的数学工具———随机技术。1965年，保罗。萨缪尔森发表了认股权证合理定价理论。从五十年代后期到整个六十年代，马柯维茨（Markowitz）、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米勒（Miller）、夏普（Sharpe）、林特勒（Lintner）、法马（Fama）和萨缪尔森等人都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而在此之前，所谓金融理论只不过是个人轶事、粗算规则和数据所组成的大杂烩。
六十年代末及七十年代初，金融学模型变得日益复杂，涉及到定价和最优决策的短期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等。动态资产组合理论、跨时期资本资产定价和衍生证券定价的新模型均应用了随机微分和随机积分等式、随机动态规划及偏微分方程等数学工具。就对金融实践所发生的影响而言，应当首推布莱克。休尔斯的期权定价模型。
后来的研究则主要按三个方向展开：定价技术在非金融期权产品中的推广与应用；对定价公式的实证性检验；放宽假设条件以及加强应用的理论基础。
期权定价公式主要基于五大假设条件，其中第五条假设，即期权定价公式的函数相关性———假设期权价格是资产价格、无风险债券价格以及时间的二阶连续可微函数。对此，约翰。B.朗（JohnB.Long）和克利福德。W.斯密斯（Clif fordW.Smith）等人提出了质疑。默顿（Merton）于1977年作出数学推导，证明了假设五是推导结果，而并非假设条件。
范围更大、至今仍在讨论的研究问题是，在不存在动态资产组合战略的条件下，定价公式的有效性、完全复制的可行性以及不完善的程度是问题的关键。连续交易只是理想的条件，因而在离散交易的情况下，所谓复制至多只是逼近而已。
后来的模拟工作表明在现有的交易间隔和投机价格的波幅内，只要其它假设可行，误差完全可以控制。约翰。C.考克斯（JohnC.Cox）和史提芬。A.罗斯（1976）以及默顿（1976）放宽了连续样本路径的假设，采用阶跃和扩散过程来分析期权定价，以捕捉标的资产（Underlyingasset）返回过程的非局部性移位。在不存在连续样本路径的情况下，复制是不可能的，排除了严格的无套利推导。
相反，期权定价模型推导的完成则借用了均衡资产定价模型，比如跨时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套利定价理论（罗斯，1976）。有关非完全复制方面的资料很多，以后研究者们又对定价公式的基本框架进行了扩展和补充。作出重大贡献的主要有以下学者：默顿（1974，1992）、布莱克（1975，1976）、约翰。考克斯和罗斯（1976），迈克。帕金森（1976）、休尔斯（1976）、奥尔德里奇。A.韦萨切克（OldrichV.Vasicek）、道格拉斯。T.布里顿和罗伯特。H.利茨伯格（1978）、威廉。马格里布（1978）、斯科特。F.里查德（1978）、夏普、迈克。J.艾图多和S.施瓦茨（1978）、罗伯特。盖斯克（1979）和迈克。哈里森以及大卫。M.克里普斯（1979）。
对基本定价模型的修正表明，即使放宽模型的假设条件，定价公式仍然有效。索普1973年研究了卖空的约束条件，勒兰（Leland）则在1985年将交易成本也考虑进去；英格索尔和休尔斯研究了不同的资本收益税率和红利税所产生的影响，默顿于1973年推导出红利和随机利率因素的一般模型；考克斯和罗斯以及默顿使用了交错随机过程，研究了在股票价格的变化不依赖连续样本路径情况下期权问题。鲁宾斯坦和布里南分别于1976年和1979年通过限制典型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得出了在离散时间交易条件下的布莱克———休尔斯期权定价。
三、 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范例
期权定价模型对金融服务领域的实践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同时，金融实践反过来也为金融提供了实验场地，从而促进了金融理论的进一步。金融服务业迫切需要理论研究，以便了解和掌握为客户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定价和生产成本等方面的技术。有关衍生工具的研究成果很快就被到金融实践之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同步发展。
六十年代的金融学术研究，包括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运行绩效与风险测算以及实证研究所必需的有关证券价格的大规模数据库的建立等等，对金融实践产生了重要。然而，七十年代，定价模型的推广速度和影响力均是前所未有的。期权定价理论对金融实践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衍生证券（如：公司债券、期货、浮息按揭贷款、保险、投资咨询和税法），用来推导期权定价公式的理论框架也可应用于金融产品的定价。事实上，期权定价技术在支持金融新产品以及市场开发等方面一直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七十年代全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波动加剧。其中比较重大的事件有：随着布雷顿森体系瓦解和美元的贬值，汇率由固定制度向浮动制度转变；欧佩克成立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石油价格冲击；美国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和利率水平；美国道。琼斯指数的大幅下跌（由1973年初的1050跌至1974年底的580）。期权定价模型可以说应运而生，从此，风险管理的地位开始逐渐凸现出来，七十年代所设立的簿生证券交易所的成功原因不言而喻。当时挂牌交易的品种包括股票期权、主要货币期货和固定收益的债券期货。
交易的成功加快了金融数量模型的应用节奏，从而方便了对期权定价和风险强度（水平）的评估。1975年期权定价模型的发表，促进了在交易所上市的期权以及柜台衍生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而市场的超常规扩展与成功也同样促进了衍生证券定价模型等金融技术工具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自期权定价公式发表以来，美国金融业的运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家期权交易所———芝加哥商交所属下的期权交易所于1973年4月开始运作，仅隔两年，该交易所的交易商用模型就对期权头寸进行定价和保值。同时，清算所也用模型和保值比率确定交易商的净风险，美国全国性抵押市场开始形成。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职工退休收入保障法案》，促进和推动了此后的养老基金行业的发展。同年，货币市场基金问世，共同基金飞速发展，共同基金旗下的资产由25年前的480亿美元扩张到今天的约50，000亿美元。
金融衍生工具的主要功能之一便是降低成本，便于风险管理。对于机构而言，利用衍生证券实施金融战略的成本仅相当于现货市场证券交易的十分之一。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金融服务业早已变得面目全非。首先，政府限制竞争，保护行业利润的作法已经被废止。第二，固定佣金制度被取消，代之以各公司根据市场竞争自主定价。第三，各行业相互渗透，行业界限变得非常模糊。例如，大经纪行与银行和储蓄贷款社竞相争夺生意，发挥自己的优势对按揭贷款进行包装和再包装，以扩大市场广度。银行业也不甘示弱，开始与投资银行、经纪公司和保险公司争夺商业房地产，高风险并购贷款。第四，机和通讯技术降低了交易成本，促使金融产品和服务走向全球化，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
到为止，衍生工具应用得以迅速推广的主要原因是证券化趋势，此外便是人们对衍生工具在风险分散、打包和转移中所起作用的认识日益增多。事实上，没有哪一家金融服务公司只是出售直接从客户手里购买进来的同一产品。相反，他们将产品拆零销售或重新组合成新的、能够满足客户具体要求的混合型金融工具。
不难想象，金融服务公司正在扩充资本，以便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用特有的专业知识解决客户要求，为自己的长期衍生产品创新牌子。他们的利润来源于对市场的认识和了解、建立具有应用价值的金融模型，并为客户提供资产增值方案。一般而论，风险管理系统提供具有何种风险和对何种风险进行保值的信息。另外，它还需要解决高级管理层和雇员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并且协调雇员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
四、 金融学与其它学科的交融
现代金融学尤其注重金融理论在金融市场上的实际应用，人们经常运用金融理论对市场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甚至对金融资产的价格进行预测，充分展示了这些理论的应用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在国外的一些金融学教科书中还可以看到鞅理论在金融学领域的应用。
通讯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将会逐渐降低消除信息不对称状况的成本，并且加快利用期权定价技术进行创新的步伐。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组织形式将会发生巨变，交易技术和工具将会继续发展，为了认识和促进这一变化，学术界与实务部门所进行的研究变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学术领域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同时，对于经过严格培训、深谙期权定价技术的熟练从业人员的需求将越来越大。
金融创新给金融带来绝好的发展机遇。教育机构应当如何应付挑战？这是每一专业教育机构必须面临的问题。金融衍生工具使金融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同时也使学科设置的界限越来越难以确定。商学院和经济学系已经遭遇来自数学系、所和工学院、管院所进行的研究和课程设置方面的强有力竞争，金融学科建设与课程设置的改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而对不确定条件下签约行为的治理则已受到法学院方面的有力竞争。金融理论的诸多进展迫使金融服务公司比以前更有效并且更经济地满足客户复杂的需求。商学院和经济学院的毕业生与工程师、数学家、物理学家和电脑专家搭档，将会更好地解决客户的融资需求。
在我国，目前金融衍生工具的研究仍处于初级和低层次阶段。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有学者开始研究衍生工具，但当时仅限于入门性的介绍，未作深入研究。199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休尔斯和默顿之后，我国也掀起了金融衍生工具的研究热潮，不断有大量的专著、译著和论文面世。清华大学宋逢明等人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翻译出版了好几种国外名著。然而遗憾的是，大多数专著的理论水平不高，基本上是仿照或改写国外同类著作，真正有见地的东西并不多见。从国内已发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也是鲜有进展和突破。但可喜的是，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研究院所、高等院校、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都非常重视金融工程理论的研究与应用，并着手组织并拨专款资助有关研究。我们热切期待着金融理论研究的长足发展与进步，并愿为此添砖加瓦、贡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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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融资偏好；修正的优序融资模型；Odered_Prob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9-0070-05
一、文献综述
自20世纪50年代末MM理论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关于企业融资行为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不断创新，其中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就是美国经济学家Myers等[1]对优序融资理论的研究，根据这个理论，企业的融资顺序是留存收益、债务融资、股权融资。那么，企业在实际融资过程中是否遵循优序融资理论呢？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次求证。其中，Shyam-Sunder和Myers[2]，Fama和French[3]认为企业融资遵循优序理论；而Nuri和Archer，Frank和Goyal，Fernandez等人则持相反意见。国内学者对于企业融资偏好也是持两种意见。其中黄少安和张岗[4]、陆正飞和叶康涛[5]、屈耀辉和傅元略[6]、李冬妍和李学明[7]认为上市公司存在股权融资偏好；而葛永波和张萌萌[8]、李小军[9]均认为上市公司不存在股权融资偏好。
仔细分析国内外已有的文献，对于融资行为偏好的研究基本上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建立融资偏好度模型（李冬妍和李学明[7]），通过各种融资度指标描述性统计结果的大小确定企业对融资方式的偏好，也就是通过融资结构特征的表现判断企业融资行为的偏好（葛永波和张萌萌[8]），而事实上融资特征和融资偏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融资偏好是企业在面临各种融资渠道时，对融资方式的偏好和选择顺序。融资结构特征是融资人依据融资偏好进行融资的最终数量结果，这种结果体现出客观上的可能融资渠道与主观上融资行为偏好的双重影响特征，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种是Shyam-Sunder和Myers[2]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验证模型，葛永波和张萌萌[8]、盛明泉、李昊[10]分别对该模型又进行了修正，使该模型适合内―外融资偏好检验以及股权―债权融资偏好的检验，该模型的缺点是仅能进行内源融资与外源融资、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比较，无法对多种融资方式同时进行排序。第三种是屈耀辉和傅元略[6]提出的模型，该模型通过各种融资方式发生概率的大小判定融资的先后顺序。但每个样本选择某种融资方式的拟合概率差异很大，如果由拟合概率来计算某种融资方式的平均概率并确定融资优序难免会有一定的偏差。
本文在Shyam-Sunder和Myers[2]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验证模型的基础上，首先检验了上市公司的内源融资、外源融资顺序，然后对于外源融资又进一步检验了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顺序，但该检验模型无法将内源融资、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同时进行排序，本文又采用了模型将内源融资、债权融资、股权融资放在一个模型中检验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
二、融资偏好检验模型构建
（一）修正的优序融资理论检验模型
Shyam-Sunder和Myers[8]提出了测试优序融资理论的检验模型，该模型为：
?驻Dit=?琢po+?茁poDEFit+?着it（1）
其中，?驻Dit是债券发行的数量；i和t分别代表公司和时期；
现金流赤字DEFit=DIVit+Iit+?驻Wit+Rit-Cit
其中，DIVit代表支付的股利，Iit代表资本支出，?驻Wit代表营运资金的增加，Rit代表期初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Cit代表息税后经营现金流量；?着it代表随机误差项。
该模型默认企业融资选择时首先选择内源融资，因此只需对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顺序进行检验即可。但我国资本市场并不成熟，企业在融资选择时也未必按照先内源融资再外源融资的顺序进行，因此有必要对内源融资、外源融资顺序进行验证。本文借鉴盛明泉、李昊[10]的做法，分别对内源融资―外源融资顺序、股权融资―债权融资顺序进行检验。
1. 内源融资偏好的检验模型
?驻IFit是指企业第t期的内源融资量；Ait-1是指企业第t-1期期末的资产总额，考虑到不同企业规模对融资方式的影响，本文对模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DEFit是企业的现金流赤字，DEFit=DIVit+Iit
+?驻Wit+Rit-Cit。
模型（2）检验标准是：如果?琢po=0,并且?茁po≈1，则企业偏好内源融资，否则，企业偏好外源融资。
2. 股权与债权融资偏好的检验模型
?驻Dit是指企业第t期主动性债权融资的增加额，包括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的增加额之和。
如果模型（2）的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是内源融资偏好，即?琢po=0且?茁po≈1通过了检验，则我们将利用模型（4）来检验当内源融资不足时，上市公司是偏好债权融资还是股权融资。如果模型（2）的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时偏好外源融资，即?琢po=0且?茁po≈1通过了检验，则我们将利用模型（3）来检验上市公司是偏好债权融资还是股权融资。
（二）Odered_Probit模型
修正的优序融资理论检验模型只能进行内源融资―外源融资顺序检验、债权融资―股权融资顺序检验，但没有办法对多种融资顺序进行排序，本文将采用Odered_Probit模型，对多种融资方式进行排序，以全面了解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
Probit模型采用的是累计正态概率函数。本文所使用的有序Probit模型如下：
Y*ij=?茁x'ij+?着ij（5）
其中，Y*ij表示第i个公司选择了第j种融资方式的的趋向，j=1，2，3，…，j；?茁表示影响因素的系数，?着ij表示随机误差项，且?着ij是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x'ij表示影响因素。
Yij可以通过Y*ij按下式得到：
Yij=1，Y*ij?燮cut12，若cut1＜Y*ij?燮cut23，若cut2＜Y*ij?燮cut34，若Y*it＞cut3（6）
其中，cutn表示第n个分类阀值，n=1，2，…，J-1。
因此，每种融资方式选择的概率为：
P（Yi=1）=F（cut1-xi′?茁）
P（Yi=2）=F（cut2-xi′?茁）-F（cut1-xi′?茁）
P（Yi=M）=1-F（cutm-xi′?茁）
该模型强调被选作响应类别Yij的实际值是完全任意的。模型的要求就是较大的类别值对应于较大潜在变量值，即Yi＜Yi。
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用的包括如下因素：
（1）股权集中度：Faccio，Lang和Young认为在对投资者保护较弱的情况下，债务融资可以增加大股东对上市公司更多资源的控制，不会稀释他们的控制权，因此大股东有增加债务融资的的动机。本文对于股权集中度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来表示。
（2）股权制衡度：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可以起到抑制大股东非效率融资的行为。本文用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来代替股权制衡度。
（3）市盈率：新股发行价=市盈率×每股收益。市盈率越高，新股发行价格就会越高，公司就可以筹集到更多的资金。
（4）成长能力：公司的成长性好，意味着公司投资机会多，因此，需要的现金流也较多。古永嘉等人发现，未来成长性高的企业偏向于权益融资。Tong和Green发现，成长性和债务杠杆间显著正相关。Leary和Robert也发现，未来成长能力对公司外部融资以及权益融资的选择均有正面显著影响。本文用Tobin'sQ代替公司的成长能力。
（5）盈利能力：根据Myers[1]优序融资理论，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越容易进行内源融资。Fama和French[3]的研究显示，盈利能力强的公司的融资行为服从于融资优序理论。Drobetz和Fix发现，盈利能力较强的公司使用较少的负债。Tong和Green发现，盈利能力和债务杠杆间显著负相关。本文用Roe表示净资产收益率。
（6）GDP增长率：一国GDP增长率是反映该国整体宏观经济状况的指标，当GDP增长率较高时，企业的盈利水平较高且有良好的预期，企业会倾向于债权融资。相反，企业更倾向于股权融资。
（7）信贷配给：信贷规模的大小反映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信贷配给总量增加时，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下降，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债务融资。本文使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总额（用自然对数表示）来度量信贷配给状况。
（8）信贷利率：债务融资的成本主要取决于贷款的利率，当贷款利率上升时，企业的债权融资成本升高，企业将更倾向于选择股权融资。本文用3―5年贷款利率表示信贷利率。
（9）违约风险：当贷款的违约风险增加时，信贷市场的信用状况恶化，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成本将上升，企业倾向于选择股权融资。本文采用不良贷款率作为信贷风险的替代变量。
（10）股票市场的规模：股市规模越大，意味着上市公司从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越多，在融资总额一定的前提下，意味着债务融资的需求将会降低。本文用股票市值/GDP来表示股票市场的规模。
（11）股票市场的流动性：李小平等[11]研究表明股票换手率与股权融资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这显示我国上市公司在进行股权融资时会选择有利的市场时机。本文用换手率代替股市的流动性。
（12）现金流赤字：Frank和Goyal发现，与优序融资理论相反，当需求外部资金时，股权融资优先于债券融资。Lemmon和Zender发现，基于现金需求的优序融资理论很好地描述了公司的融资政策。
三、数据和变量
（一）样本选取
1. 优序融资理论检验的数据是以1999年1月1日以前在我国A股证券交易市场上市的1 028家公司为初始样本，剔除了金融类和ST、*ST、SST和S*ST公司后，剩下703家上市公司，研究其在2001―2009年的融资行为，共得到9年的面板数据，总计6 327个观测值。
2. Odered-Probit模型在优序融资理论检验数据的基础上剔除了同一年度同时出现多种融资方式的样本，最终得到2 061个样本。对于融资方式的界定采用如下方式：（1）内源融资：借鉴Haan和Hinloopen[12]的做法，如果公司留存收益增量/总资产>5%，则认为公司进行了内源融资。设定一个阈值的原因是这样做可以避免原始数据统计上的误差。（2）债权融资：如果上市公司在当期发行了企业债券、可转债、可分离交易可转债或者当长期借款增量/总资产>5%，则定义为公司进行了债权融资。对于长期借款设定阈值的原因是为了确保银行借款的真实存在。（3）股权融资：若上市公司在当期实施了增发或者配股，则定义该公司进行了股权融资。
模型的特点是对于每一种具体的融资选择都可以进行编码。比如对于不同的融资方式｛股权融资，内源融资，债权融资｝，可以编码为｛0，1，2｝，其中，0，1，2表示因变量的有序分类排序。因此，对于内部融资、债权融资、股权融资三种形式，可以形成6种融资优序组合，其中两两相反，在我们的实证检验中仅需列出不存在两两相反的三种即可，定义如下：（1）融资优序h1：｛股权融资，内源融资，债权融资｝；（2）融资优序h2：｛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内源融资｝；（3）融资优序h3：｛内源融资，股权融资，债权融资｝。模型估计后，以似然比检验法确定这三种融资优序的排名，排在首位的即是实际中最可能出现的一种融资优序。
（二）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四、实证检验结果
（一）修正的优序融资理论
首先对全部样本进行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分析，经过Hausman检验，最终确定了随机效应模型为最优模型，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采用stata11.0进行模型估计。
根据R2的回归结果可知，内―外融资和股―债融资模型的拟合效果都非常好。但对自变量的检验结果不支持原假设，即?茁po≠1，上市公司存在外源融资偏好，而外源融资中偏好于股权融资。
（三）Odered_Probit模型检验
为了进一步了解上市公司对于内源融资、债权融资、股权融资三种融资方式的偏好，本部分采用Stata11.0对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了估计，得到3个对数似然函数最大值，表3是似然比检验的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x2的临界值是3.84。
通过表3似然比检验结果可知，上市公司的融资存在最优排序，即h1：｛股权融资、内源融资、债权融资｝。
对于最优排序h1进行Probit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知方程拟合较好，在5%显著性水平下，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净资产收益率、GDP增长率、金融机构对人民币贷款总和、3―5年贷款利率、不良贷款率、股票市值/GDP、换手率、现金流赤字均会对融资行为的选择构成影响，而且从估计系数来看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总和以及股票市值两指标对融资行为的影响力更强，而市盈率、Tobin'sQ指标对于融资行为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
五、结论
通过以上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与Myers优序融资的检验结果不相吻合，通过修正的优序融资验证模型证明我国存在着明显的外源融资偏好，而在外源融资中我国存在着明显的股权融资偏好。通过Odered-Probit实证检验模型进一步对内源融资、债权融资、股权融资顺序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为：首先选择股权融资、其次是内源融资、最后选择债权融资。Odered-Probit的影响因素中既包括公司特征因素，同时也包括了信贷市场因素和股权市场因素，其中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总和以及股票市值两指标对融资行为的影响力非常显著，至于信贷市场和股权市场是如何对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构成影响，则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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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ection on Pecking Order of the Listed Company based on Probit Model
Jiang Yi, Liu Shulian
（Accounting School,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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