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范式社会科学范式范式结构
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科学知识进步增长的基本单元不是具体理论，而是“一般理论”或“伟大的理论”。为此库恩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学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纳方法论”理论，劳丹提出了“研究传统”的概念。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我认为，若奖“范式”的思想观点扩展至社会科学领域，它对于社会科学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问题是现代科学哲学的重要主题。库恩认为科学进步是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学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语法中词形的变化规则，可引伸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库恩对范式有许多解释。英国的玛斯特曼认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至少以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这二十一种含义可分析为三种主要意思：(1)形而上学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种信念、一种有效的形而上学的思辩、一个新的观察方式、一个指引感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则，是某种决定广大实际领域的东西等等。(2)社会学范式：范式是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象一个公认的法律判决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书或经典著作，是一些供给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认为，科学总是以研究纲领的形式向前发展。研究纲领由三部分组成：(1)“硬核”。“硬核”是相对稳定的，是作为研究纲领未来发展基础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2)保护带。硬核外部是柔韧多变的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助假设构成，遇到反常时可通过调整保护带以保护硬核；(3)方法论规则。包括反面助发现法和正面助发现法。反面助发现法告诉我们应当避免哪些研究途径，禁止将矛头对准硬核。正面助发现法体现长期研究方针，提示、暗示如何改变、发展该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保护带。正面助发现法还提出一个纲领，此纲领开列一系列模拟实在的越来越复杂的模型，科学家遵循这个模型进行研究。[2]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有一部充满研究传统的历史。“一个研究传统就是这样一组普遍的假定，这些假定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的假定，是关于在这个领域中研究问题和建构理论的适当方法的假定。”[3]
不仅自然科学存在科学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也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过程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认为：“社会学理论象任何其他科学的理论一样，它的巨大基础是未说明的假定。……这些假定包含社会学家对他们的主题的基本意象、他们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调查而对具体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4]我们认为，所谓社会科学范式，是指隐含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过程中，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的一组基本观念。这组基本观念包括：
[1].关于研究对象属性和作用过程的本体论社会历史观观念；
[2].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认识论方法论观念；
[3].由[1]和[2]所影响决定的作为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出发点的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以及
[4].研究领域和理论的兴趣主题；
[5].（某些学科中的）基本政策纲领。
无论科学家是否承认或有没有意识到，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哲学思想和方法论观点对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影响。虽然某些人宣称拒斥形而上学，然而实际上哲学从前门被赶出去又从后门或窗口偷运进来。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两者在关于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性质以及认识论方法论观点上具有不同的信奉倾向。科学主义以实证哲学、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于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受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和比较法等，从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出发，描述社会现象的外部联系，研究和发现社会历史领域的普遍一般规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释义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价值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一种个别的、……仅仅一度发生于一定时间内的事件。”与自然科学追求“普遍的定然判断”不同，社会科学的目标是“单称的实然判断”。因此，社会科学是运用“个别化方法”去研究对象。[5]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扩展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韦伯则提出了“移情式领悟”的理解方法。如果说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更多地表现为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不同认识，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则由主要反映在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方法论整体主义以新黑格尔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迪尔凯姆客观社会学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社会规定制约着个人的活动。一个社会事实只有通过与其他社会事实的整体联系才能得到解释。因此，他们主张应该通过社会的整体来研究社会的理论，对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或个体现象，而是社会的法则、倾向和运动等等。他们强调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客观性，社会科学能发展客观规律进行科学预言。方法论个体主义受到霍布斯等“社会契约论”社会历史观的影响，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是其哲学基础，以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个体的存在、活动必然先于、高于社会整体的存在和活动，这种个体及其属性又往往归属为某种特定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所以，现代个体主义往往表现为心理主义。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单元是个人活动，而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所以，应从主观动机、人的人性等着手去解释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只具有从属意义，应从个人行为、个人心理动机出发去建构社会整体。两次大战以来，社会科学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很主要的内容是研究方法论的变化，由以前的定性方法为主发展为定性定量方法相结合，由以前的分析归纳为主转变为走向系统综合研究。总之，本体论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方法论观念是社会科学范式的基本成份。
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从感性认识中抽象出反映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理性认识。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谈到科学抽象时说：“抽象使我们能够从一种观点观察一个对象或一组对象，而抛开对象的所有其他特性。”[6]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抽象过程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研究对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符合科学条件和要求的假设条件，往往构成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一般地说，各种理论之间的区别往往是基本理论假设的区别，而新旧理论的更替也首先表现为基本理论假设的变化。例如，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经济自行调节、自动均衡等人们拥有完全知识能进行理性预期这些最基本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而所谓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摧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最基本的假设。对此西蒙说：“研究纲领的转变已成为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在经济学中，人们开始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利用更为现实的（和心理的）假设，即承认人类理性的限度以及这个限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取代传统经济学中过于简单化的假设。”[7]在社会学领域，G.里茨尔认为社会学有三种基本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而这些范式的区别的基础是基本的理论假设的不同。例如，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是认为社会与有机体一样，社会制度和过程都有它们的生命。而互动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同，他们认为社会和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过程的产物。可见，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是研究范式的重要因素。
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是“范式的多重性”或者说是存在着许多“不可完全通约的”范式。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所持范式中上述[1][2][3]三方面的区别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者的着眼点和理论兴趣主题的不同。例如：在社会学理论中，社会现实包括个人层次、人际关系层次和社会结构层次等不同层面。不同的范式往往关注不同层面的社会现象。象征互动理论和交换理论主要关注人际关系层面的问题，而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的兴趣主要放在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边际革命”的边际效用学派与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区别，是研究重点或兴趣的转变。他们一反传统经济学着重研究供给（生产）的传统，转而注重研究经济现象的需求消费效用方面，主要研究经济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行为如个别的消费行为等。同样，在凯恩斯革命中，也包括研究主题的变化，从传统经济学视野中的个人、厂商的经济行为以及个别市场、个别商品的经济问题等微观分析，转变到全力考察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分析上，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在历史学领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之所以“新”，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突破封建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研究主题，把史学研究领域扩大到人类生活和各个方面，特别是重点研究与现实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史学问题。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论述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世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时，把研究兴趣的变化列为重要方面。[8]英国经济学家W.哈奇森分析社会科学革命构成因素时认为：“兴趣或研究重点的变化理所当然地也应该算做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9]所以，范式应包含研究主题这一因素。
在一些应用性鲜明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中，理论研究往往与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理论研究为政策纲领提供理论支撑，而政策纲领的实践效果则检验其依据的理论学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认为：“大多数经济学说不仅是拉卡托斯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纲领，而且也是政治行动纲领。”[10]例如凯恩斯经济理论。他在理论上否定了传统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上也坚决反对自古典学派以来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大力鼓吹只有国家干预经济才能确保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赤字财政、通货膨胀等具体经济政策。政策纲领是应用性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因素。所以，社会科学范式也包含基本政策纲领。由于社会科学范式包含政策纲领，这就给评价范式带来特殊困难。社会科学理论会影响人的意识和行动，特别是转化为政策纲领加以推行，其本身成为改变社会现象和运动进程的重要因素。仍以凯恩斯理论为例。两次大战后，凯恩斯经济理论和根据这一理论提出的政策纲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在整个社会推行，从而大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使得经济周期的频率和幅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出现了象滞胀这样前所未有的现象。随着这种政策的宣传推行，公众对国家政策由开始时的毫无预期逐渐转变为理性预期，结果导致了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纲领的失败，公众和国家对经济学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凯恩斯理论本身虽不是唯一因素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可能出现一个范式既是“进步”的科学范式又是“退步”的政策纲领，或者出现相反的情况，从而使得社会科学范式的评价更为复杂。
社会科学范式是上述五个方面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有序整体。本体论观念和方法论观念是范式的核心，它们影响决定着其他因素，而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政策纲领则体现着本体论和方法论思想，表征其特征。范式中本体论与方法论观念对基本理论假设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例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哲学基础，以伏尔泰、爱尔维修、边沁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为理论基础。洛克从感觉论出发，认为经验的标准是欢乐和痛苦。爱尔维修宣称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是趋乐避苦。在方法论上，他们受到方法论个体主义思想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正是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作为他们经济理论基础的基本假设：无数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在一双无形的手的指挥下，从事着对整个社会有益的活动。斯密说：每个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11]
范式中的基本理论假设，对研究主题具有更直接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基本理论假设规定了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基本特征和逻辑起点，因而常常逻辑地包含着理论的主题和研究方向。例如，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无数个“经济人”的自私自利的活动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因此，他们的研究主题是个人、个别厂商的经济行为。凯恩斯认为人们不能完全预期经济现象，否定了供需自动平衡的伊森定律，由此出发，他自然要把研究视线投向国民经济的总体宏观问题。如前所述，社会学中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与互动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不同，因而它们关注的问题也不同。互动理论从社会现象是人们互动的产物的基本假设出发，把理论视点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层次的问题。
政策纲领是以整个理论学说为基础，因而范式中其他四个因素对它都有影响作用。由于政策纲领与理论的具体观点内容联系紧密，而基本理论假设和研究主题对理论的具体内容观点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相对地说，基本假设和研究主题对政策纲领更具影响。以上分别对社会科学范式五个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作了分析。其实，在实际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中，范式的五个因素的相互联系、互为影响是错综复杂的，每一因素还受到其他条件比如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科学家的气质、个性等等的影响。因此，范式五个因素之间，不存在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就一定采用某种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又一定提出某种理论假设这样简单的推衍关系。
社会科学范式与具体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每种范式都与若干具体理论相联系。范式体现在存在于这些具体理论中，这些具体理论则说明或部分构成范式，例如：科学主义范式，在社会学中包括孔德的实证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功能理论、冲突理论等，在历史学包括结构主义史学理论、科学主义史学理论，在经济学中包括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绝大多数流派等等。范式对具体理论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规范着具体理论的研究范围，指明哪些理论和问题是恰当的，哪些观点和问题是不恰当的等等；范式对建构具体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能为具体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对具体理论还具有辩护作用，从更高的层次说明具体理论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范式的转换是社会科学理论演进的主要模式。
范式和具体理论也有区别。首先，两者的内容结构和表现形式不同。具体理论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并系统地加以陈述的命题所构成的系统，它既概括地描述和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及其规律。在具体理论的各种载体（如理论论著）中，理论的具体内容被明确地详细加以表述和论证。而范式是由一组基本观念组成，它本身不是对具体社会历史现象的陈述和解释，在具体理论的载体中，这些观念常常没有被明确地加以陈述和讨论，而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理所当然”的自明公理而隐含在具体理论中。其次，两者的作用目标不同。具体理论对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问题的描述和解释，为人们认识、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因而，具体理论原则上是可以直接检验的。范式则不同，它不是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也不预测未来的经验现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具体理论和研究工作的影响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经验现象直接地检验范式。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范式是由本体论社会观观念、认识论方法论观念、基本理论假设、研究主题和基本政策纲领等五个因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整体，是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
注：
[1][2]拉卡托斯等《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10第1版第76—84页、第171—178页。
[3]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1页。
[4]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2月第1版第61页。
[5]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3年8月第1版第67—68页。
[6]转引自科普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09页。
[7]转引自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71页。
[8]参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2—15页。
[9]同[7]第368页。
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群中有3个国家重点学科，数十个省级重点学科;有3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6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一些学科和研究领域已经或正在全国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力。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哲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宗教学、民族学、教育学原理等多个学科已建成为特色学科。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队伍建设卓有成效。
在人才队伍方面，学校已经拥有一支年龄与职称结构合理、学缘关系好、创新能力强、学术视野开阔、事业心特别强的文科教师队伍。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拥有3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位“国家千百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古典文学家霍松林教授、民族学家周伟洲教授当选为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历史学家赵世超教授现任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尤西林、郝文武等教授入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100多人在全国性或陕西省各类学术组织中担任理事以上学术职务，其中担任会长、副会长或秘书长20余人。一大批“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霍英东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入选者等中青年教师已在学术界脱颖而出。
三、学术影响进一步提升，在科研项目、经费、成果等方面获得长足进步。
近年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年均30余项，2014年又有新的进步，全年获得42项国家社科基金(不含单列学科)，居全国第12位次。同时，承担国家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解决的能力也在增强。2010以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18项。研究成果产生了良好影响，获得同行认同，相继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二、三等奖多项;获得陕西省人文社科奖第一、二等奖占陕西省的1/3;一些服务社会的成果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有些成果直接被吸收进入政策层面。
四、科研基地与平台建设稳步推进。
目前，我校已建成多层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平台。“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发挥着积极的辐射和引领作用，“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西北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宗教研究中心”、“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等4个中心已建成为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已成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旅游研究院西部旅游发展研究基地”成为西部旅游发展研究的高起点、高水准平台。我校与陕西省文物局等部门共建的“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为陕西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对推进中华文化传承和区域文化建设正发挥着积极作用。
五、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学术期刊建设成绩喜人。
目前，高校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大都以定量评价为主，即不管是对于所发表的学术论文还是对于所承担的科研项目，亦或是所获奖项等科研成果，都统一制定了一定的分值衡量标准，将难以衡量分量和水平的科研成果进行分值的量化，将科研成果换算为具体、确切的分值以实现对其的直观评价。具体地说，在进行科研成果评价时，按照主持科研项目的等级、数量，出版学术著作的、部数、字数，发表学术论文的篇数、等级，折算成具体、确切的分值，例如，西安科技大学对于人文社科学术论文的评价，是将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上的论文，每篇计8分，发表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每篇计4分，发表在普通刊物上的论文，每篇计1分。这样一来，将难以衡量和评价的科研成果进行了有效的量化，能够很好地把握和进行有效评价，看上去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的，但事实上，这种评价体系是缺乏科学性的，因为不同学科的科研应遵循不同的科研规律，人文社科不能完全用自然学科的量化指标来做硬性要求［4］。这种对于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认定与评价是形式化、简单化的“一刀切”模式。显然，这种“一刀切”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缺乏科学性，不能够客观、公正地对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进行评价，也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学术激励机制。
2创新理工类院校人文社科科研水平的管理
2．1更新科研管理理念如前所述，由于人文社科的学科建设、科研基础均较为薄弱，存在长期陈旧的科研管理理念，因此，对其的科研管理不够重视，呈现出松散、疏忽、轻视的状况，进而表现为人文社科科研项目的设立名额较少、经费投入不足。要彻底解决目前理工类院校中人文社科类科研工作的发展困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校和教育主管机构领导者必须改变观念，尊重人文科学科研规律［5］，更新科研管理观念，转变对于人文社科类项目的传统管理理念，从项目的选题立项、开题论证、申报审批、签订协议等前期工作，到项目的具体研究过程等中期工作，再到最后的结题验收、成果鉴定、技术推广等后期工作，都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树立严格、规范的管理理念，提升管理水平，改善管理效果，加强对其的管理。具体地说，理工科院校的科研部门应改变以往对于科研重心的定位呈现出“一边倒”的取向，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不论是在政策的制定还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做到既十分重视理工科科研项目的组织申报、验收、评奖等工作，对于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的组织申报、验收、评奖等相关工作也应加以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支持。2．2完善科研管理体制要实现对理工类院校人文社科科研管理的创新，应从人文社科自身的学科特点出发，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首先，应该从管理理念上进行彻底的转变，科研管理部门应从管理思想上给予人文社科类科研以足够的重视，在管理目标、管理过程、管理方法等方面，都要充分尊重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的特点，强化服务理念和意识。相关的科研管理部门应从各方面给予人文社科青年教师以综合的科研管理服务，力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科研创新能力和水平，帮助他们取得科研进步。其次，建立和完善各项科研管理规章制度，是人文社科研究得以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6］。建立适合人文社科科研特征的科研管理体制，规范其科研组织过程和管理过程。相关科研管理人员应提高自身的科研管理素质，优化对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的管理规范和管理过程，实现对人文社科科研管理水平的提升。再次，可以尝试开掘新的管理体制，例如，改变目前科研管理工作过于集中的状况，充分调动院系科研管理的积极性，使其承担一定的科研管理工作责任，较好地发挥其科研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和创造性。
2．3建立科学的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建立人文学科的科研成果评价的科学体系、机制，要充分尊重人文学科科研生产的规律、充分尊重学科个性和研究个性［7］。事实上，人文社科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与理工科有着截然不同的科研特点，即人文社科的研究具有基础性、长期性的特点，其科研成果及其价值的转化也不可能像理工科的科研成果那样能够在短期内快速而有效地得以获取和显现，它既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科研效果，也不能在短期内立刻投入到生产实践活动中进而获得巨大的产出，从而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因此，在评价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时候，就不能按照评价理工类科研成果的评价标准来评价它，而是要摒弃衡量理工类科研成果那种追求立竿见影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的评价标准，要摒弃长期以来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在制定科研成果评价体系时，应充分考虑到人文社科类科研基础性、长期性的特点，改变“短平快”的评价心理，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树立将单纯重视科研短期目标向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相结合转变、将单纯重视经济价值向重视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结合转变、将单纯重数量向重数量与重质量相结合转变、将单纯定量向定量和定性相结合转变的评价理念。
3提高理工类院校人文社科科研水平的管理举措
3．1加强对人文社科科研项目的管理力度由于受到学校总体、长远建设定位和传统学科发展情况的限制，以及有限的资金制约，理工类院校的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各方面条件都是无法与理工类项目相提并论的。针对这一状况，应充分尊重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的特点，加大对其的投入力度，增加人文社科科研项目立项比重和经费数量，为人文社科科研项目的申报提供有力条件。充分发挥人文社科的学科优势，重视其潜在学术价值和长远社会意义，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和长处。此外，还应加强对人文社科科研项目过程的管理，这对于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的顺利完成是十分重要的。例如，《西安科技大学培育基金管理办法》、《西安科技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金管理办法》等，都从制度上保证了科研项目的顺利开展和圆满完成。科研项目的管理一般是具有阶段性的，通常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管理，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也不例外。对于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而言，从项目的选题立项、开题论证、申报审批、签订协议等前期工作，到项目的具体研究过程等中期工作，再到最后的结题验收、成果鉴定、技术推广等后期工作，都应进行严格而有序的管理工作，这是项目研究能够顺利进行和圆满完成的必要保障。
3．2转变人文社科科研项目的管理体制理工类院校对于科研工作的管理一般是由科技处完成的，但其下并没有设置专门负责管理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的具体机构，这样一来，“一刀切”的管理体制势必存在问题。因此，可以尝试设置负责组织、管理、研究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的专门机构，如西安科技大学科技处已经设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科，实现了对科研项目分门别类的管理，这在本质上尊重和强调了人文社科科研工作的特点，体现了人文社科类科研管理工作是有别于理工类科研管理工作的。此外，在长期以来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的传统之下，理工类院校科研管理部门往往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对校内所有院系的科研工作进行全面管理，这样以来，就存在管理层面较大、头绪纷繁复杂、管理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因此，可以考虑适当扩大院系的科研管理权限，让其承担一定的科研管理工作的责任，充分而有效地调动院系科研项目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体制创新形成良好的学术科研氛围［8］。
3．3完善科研成果的评价方法人文社科自身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科研成果价值的体现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不能简单地依靠量化的办法对其进行评价，这样的评价必定缺乏准确性和客观性。只有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其进行评价，才能获得较为科学的评价结果。定量评价之前已经有所提及，它是各高校惯常使用的一种科研成果评价方法。定性评价最常用的是同行评议法，包括公开评议和匿名评议［9］，即邀请一些同行对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进行公开或匿名地评价。定性评价方法充分体现了人文社科类科研特点，打破了单一的、较适合衡量理工类科研成果的定量评价方法，提供了除去一些刚性衡量标准之外的、较为主观的评价方法。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实质上是将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相结合，只有采用这种主客观互补的评价方法，能有可能对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进行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此外，还有许多不同于理工类科研评价方法的、较适合人文社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评价方法。例如，应将短期评价与中长期评价相结合。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不能在短期内显现，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在对其进行评价的时候，应将短期评价与中长期评价相结合，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考查其所获得的科研成果的效用。再如，应将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相结合。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不能产生像理工类科研成果那样显性的经济收益，它的成果所产生的价值往往是隐性的、深远的、潜移默化的，因此，不能单一地用是否产生经济效益去评价和衡量其成果的大小和价值的高低，而是应该在考虑其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到它所产生的隐性而深远的社会价值。
1.1技术特性
从技术上看，社交媒体表现在媒体丰富度和便捷性更高两个方面。每种媒体的丰富性反映在四个方面:反馈、多线索、语言变化和个人关注点［3］，丰富度高的媒体是指那些可以得到及时反馈、可用多种线索反映同一个信息、可用更加丰富的语言表达、更多地传达一个人的情感的媒体。社交媒体的另一个技术特征是使沟通变得更加便捷。这主要是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人与技术的融合程度日趋紧密，可穿戴式设备在未来必将大行其道。根据思科的研究，未来将是一个万物互联的世界，任意两人、人与机器之间的沟通呈现前所未有的方便。
1.2社会特性
社交媒体的社会特性体现在广泛性和自组织性两个方面。广泛性既有参与的广泛性，又有应用的广泛性。社交媒体的用户数动辄以亿计海量而活跃的用户数让社交媒体对经济、社会产生了以往传统企业无法企及的广泛影响力。在应用方面，随着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成为(移动)互联网上的入口，各类应用都将基于社交媒体平台，或者逐渐向这一平台迁移。社交媒体根本上是其作为一个平台，给用户自组织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一点在微信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微信的基础构成单位就是根据一定的相似度而自组织起来的朋友圈。用户在其中聊天，自愿贡献内容。圈子的成立、规模和解散又非常自由，正是这种自由组合的圈子构成为社交媒体重要的社会特性。
1.3突显特性
在上述技术特性和社会特性的交互作用下，社交媒体进一步呈现出各项突显特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个性化和赋能性。个性化是指当社交媒体与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紧密结合，社交媒体上各项活动都刻下了深深的个性化烙印。个人的活动圈子、谈话记录和评论、点赞等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其个人的偏好。这构成了系统为个人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基础。赋能性是社会性与技术性共同作用的结果。Web2.0让很多产业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产业之间的界线逐渐变得模糊，从而推动新型产业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新应用的爆发，并非事先精心设计，而是从社交媒体使用中突显出来的。可以预期，通过社交媒体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会涌现出更多的新产业和业态，激发互联网上的创业热情。本研究认为，社交媒体对于科研创新的影响，主要是基于其突显特性。科研创新可以分为技术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两个基本类别，但是更多的、更容易获得成功的创新，必然是二者的结合。
2社交媒体对科研创新的影响
社交媒体首先影响了政产学研体系的核心要素———知识和信息的沟通和合作互动的过程，并以较低的技术门槛让用户可以利用网络参与社会交往，贡献其专业才能，集体地建立一种新的、传播信息的工具［4］。其本质是一种嵌入在人们互动之中的、复杂的新型信息技术。而在社交媒体的三大特性尤其是突显特性的作用下，用户作为重要的创新极加入到科研网络之中，科研网络主体回归到科研人员本位，对传统合作模式的科研专业性网络进行重构。在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带动下，科研管理机构的管理方式变得更加公开透明，进而提升科研效率。本研究将其归纳为社交媒体所形成的四个方面的冲击:
(1)重构网络:消费者作为不可忽视的创新极加入到科研创新体系之中。社交媒体让消费者真正成为未来学家阿•托夫勒所说的“产消者”，消费者作为一极加入到区域创新体系之中。社交媒体通过影响企业与消费之间的沟通方式，从而影响到企业创新全过程。企业的创新已经不仅仅是自身封闭式的活动，而需要用户主动地参与到创新和产品设计的过程中，甚至创造出自己的新产品。产品使用者应该参与到产品的设计和生产中的思维，最早是麻省理工教授埃里克•冯•希贝尔提出的。以往多数公司只是将此作为一种与公司核心市场无关的边缘活动。但社交媒体出现之后，客户可以创立自己的产消者社区平台，将原本边缘的活动日益成为公开的和主流的活动。最早而且至今仍然最为活跃的生产消费者社群之一，由乐高(Lego)所建立。乐高所推出的“头脑风暴”机器人系列(LegoMindstorm)，使用者利用“可编程”的积木，能够组合出用两脚站立走路的真正机器人，组合出想象得到的任何东西。当这项产品在1998年推向市场的时候，不仅吸引了青少年，还有成年爱好者。很多黑客在破解程序后给乐高提建议，该公司一开始的反应是威胁要提出法律，结果引起用户群起反抗。最终乐高不得不让步，发展到后来希望主动采纳用户的点子。
(2)网络重心调整:社交媒体构建出更加侧重于科研人员本位的创新网络。在社交媒体下，节点由组织变为个人，更加偏向科研人员本位。这一新型组织方式有别于传统方式之处在于，以往过于强调组织化的、自上而下的科研方式，并不利于调动科研人员的兴趣点和积极性。科研人员之间通过自组织，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更容易激发出创新。随着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知识分布变得更加分散。“科研人员”不仅仅包括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科研人员，还包括很多科学爱好者。“科学2.0”的出现，被认为“一个更有意义的新的科学模式即将拉开帷幕”［7］。很多研究强调科学研究应该是一个社会过程，依赖于社会互动和沟通［8］。国外科研社交媒体发展如火如荼，Re-searchgate，Academia等科研网络目前用户数量已经以百万计。麻省理工学院的OpenWetWare项目正是这样一次成功的尝试。2005年，该校生物工程专业两名研究生发起了这一项目。它以维基百科为原型，任何人都可以进行编辑。但学生很快就发现，在这个网站他们所学到的实验技巧(如提取DNA，细胞培养等)也非常便捷。到2007年，麻省理工学院将其剥离，成为一个独立运作的网络社区。
(3)改变科研管理方式:社交媒体让科研全过程管理更加公开透明。科研管理传统发标、申报、评标、发包、结题和跟踪的流程虽然不会有大的改变，但在社交媒体的支撑下，项目申报、评标等管理活动都可以更加公开。尤为重要的是，社交媒体可以帮助进行跟踪，方便地了解企业在应用科研成果之后产生的绩效。在科研管理方面，国外科研基金机构已经大量应用社交媒体，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将运用社交媒体作为开放政府内容的一部分，秉承透明、公众参与和协作的原则，通过各类社交网络(如Facebook，Twitter，LinkedIn等网站)研究成果信息、资助机会、招聘信息，并提供两个软件应用Science360(仅供iPad)和Science360radio(供移动终端)，内容由NSF所资助的科学家、大学和研究机构所提供。
(4)提升研发效率:社交媒体影响不同机构的沟通方式，加快产品研发速度。社交媒体影响了不同机构的沟通方式，让各方面有了更广的选择。项目合作本质是一种供需匹配，社交媒体让供需双方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更多地了解，实现更好的匹配。由于社交媒体是不同领域专家个人为单元的，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有更密切的互动、更广泛的接触，从而可以保持全过程的沟通，加快产品研发速度。
3两个科技创新网络的比较
传统科研创新网络与基于社交媒体的科研创新网络形成了两个网络。本文提出，它们之间存在一些相近之处，但也存在重要的区别。
3.1两个网络的相近之处
(1)总体目标相同。从总体目标上看，两个网络都是为了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知识交流和转移，促进更多的创新，是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社交媒体网络的产生和形成虽然多是自发的，但是其实现创新的目标是始终坚定的，而且其创新资源是来自于社会。
(2)网络核心主体相同。无论是传统还是社交媒体环境中，科研创新最核心的主体都是企业，这是与企业的使命分不开的。企业的最终目标是在变化的环境中通过创新获得超出竞争对手的利润，维持自身的长期生存和发展。其他主体如科研机构、消费者都只能是作为企业的外脑，为企业的产品创新提供知识和思想来源。
(3)网络交换内容相同。尽管创造信息和知识的主体不尽相同，网络中流动的主要内容同为与创新产品或服务相关的各类信息和知识，是知识的交换。对于企业来说，它具有一定的知识和信息筛选功能，与其产品和服务相关的信息和知识是最欢迎的，是这一网络中流动的最主要的内容。
3.2两个网络的不同之处
(1)从结构上看，主要体现在网络稳固性和开放性两方面。
①网络稳固性:传统科研合作网络中的机构合作表面上相对稳固，但是这种稳固和长期经常会受到机构及其负责人变动的影响，中间具有联系的人群也受到个人兴趣和离职的影响而变动，因而具有短期导向。而后者以个人的连接为基础，是真正基于兴趣的自发组织的社交网络圈子，因此连接更加紧密，具有长期导向，网络更加稳固。
②网络开放性:传统科研网络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网络，由于涉及技术和商业机密，很多研发活动排斥外人的参与。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科学2.0倡导科研人员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放在社交网络上予以免费公布。企业的创新之中越来越重视用户、供应商等相关方的参与，大大提升了网络的开放性。
(2)从主体上看，包括网络合作主体和主要参与企业类别的不同。
①网络主体特性:传统科研创新网络是机构为合作单位，这其中也不乏个人的交往，但不是重点，合作网络相对比较稀疏。而基于社交媒体的网络则以个人合作的基本单位，网络连接较为密集，密度较高。
②参与企业类别:在传统环境下，科研创新体系主要关注于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由于资金和人才实力弱，基本上被排除在外。而在社交媒体环境中，创新门槛较低，小微企业都能参与其中，各类企业的参与度更高。
(3)从功能上看，两个网络在合作方式、知识分享度和知识产权保护上的理念有所不同。
①合作方式:传统科研网络合作和联系大多是具有路径依赖性，不同组织之间的合作是由于历史原因结合在一起的，着重于现有网络合作的加强而非新网络连接的建立;而借助社交媒体，可以跨越空间限制，可以更有利于新的网络连接的建立，促进创新。
②知识分享度:在传统科研网络中，知识共享属于组织安排，在圈子内部分享度较高，但对外保持封闭性。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知识共享出于自愿，不同主体之间分享度相对更高且更开放。
③知识产权保护:在传统环境下，由于知识产权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可能受保护情况更好，但保护过度会限制其影响，最终抑制应用。而基于社交媒体的开放式创新，则通过声誉机制，使知识产权在发挥影响中更好地得到保护，使基于知识产权的创新不断涌现。
(4)从创新上看，反映在创新方式和创新效果上的不同。
①创新方式:传统环境下的创新基本上是自上而下式，属于命题作文型，虽然也存在科研人员的自发性，但是与社交媒体环境下众多人员参与，激发出各类自下而上式的创新相比，显然是非常有局限性的。
②创新效果:鉴于知识工作的特殊性和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传统网络创新效果不显著。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组织内部、组织之间、专业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自愿的共享和交流，更易激发出创新，产生的创新效果更好。值得注意的是，从企业层面来看，这两个网络并不是互相替代，而是可以通过有机的组合，形成互补。例如，基于社交媒体的网络更适合于观点的汇集，在项目形成初期，需要多方面的思想的汇集，社交媒体的优势很明显。到了集中攻关阶段，需要形成核心团队，目标更加明确，传统科研网络优势相对更高。
4启示和建议
根据研究方法适用范围的大小和概括的程度不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一般可以化分成三类。一类是最普遍的研究方法即哲学方法和逻辑方法，它适用于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二类是适用于各门自然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例如观察、实验（试验）、模拟、数学等方法（广义的观察、实验和数学等方法，研究社会科学也需要）。三类是适用于某一门或几门自然科学的特殊研究方法，例如在生物学研究中运用解剖法研究生物的构造和功能的关系。根据人类认识过程的发展顺序和深度不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又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通过科学观察、实验、模拟、调查获取感性经验材料的基本方法———经验方法。二类是通过对科学技术研究资料的加工得出科学结论的基本方法———理论方法。例如科学抽象法、各种逻辑方法、想象和灵感、数学方法、科学假说等等。由此可见，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层次性，且在每个层次里，经验法和理论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在许多基础科学理论研究中，研究者将研究工具、仪器设备作用于研究对象从而获得第一手事实材料，在这一阶段研究者使用观察实验和模拟等方法。然后研究者运用经验方法进一步将事实材料进行加工和整理。再次研究者把通过经验方法加工获得的事实材料，通过科学抽象，使用数学、逻辑、模型、归纳、演绎、假说、等方法上升为科学理论，这个阶段所使用的方法即为理论方法。因此可以看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是呈立体网络状结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三大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本身、与之相关的统计方法以及计算机统计软件的应用（如SPSS）。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有探索、描述、解释和评价四种。科学家在进行探索性研究时，往往采用定性的方法。问卷调查、实地研究、内容分析等在描述性研究中较为普遍使用。解释性研究常常需要运用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等方法进行。而评价研究则较多的采用实验研究和比较研究。可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构是平面化的。社会科学在研究过程中虽离不开理论思维方法，但更多运用的则是感性认识的方法。社会科学试图说明个人和群体的动机和行为，以及社会制度对它们的影响等复杂现象。这些现象往往不能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直接观察到或者加以量化，而更多的是依赖于人们的感性认识。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呈现出大体上以感性方法为主，理论方法为辅的平面结构状态。
2研究方法的特性不同
2.1刚性与弹性自然科学较为关注数据，它总是在受控的条件下收集数据，并把数据作为检验理论的一种方法。其研究结果具有很强的可检验性。在同等的条件下，运用适当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很高。这是因为，不同的研究者在运用同一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时要求严格遵循方法本身所给出的规则，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刚性。而社会科学的很多研究，尽管在同等条件下，运用同样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唯一的。例如，两个研究者在同一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比较法对相同的两个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来的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就在于研究者在比较对象时，待入了不少主观选择性，所观察和比较到的结果自然不一样。可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弹性。
2.2精确性与价值性自然科学的研究强调在同样条件下运用同一方法的可检验性，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更具有精确性。其研究结果依赖于实证数据的支撑。例如，在经典数学中，科学家用微积分方程将力学、热力学、电磁学等等的基本规律一一地表示出来，然后运用这些微积分方程去解决问题。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之所以具有精确性，是由于它本身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决定的。在对自然现象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描述中，往往描述的是量的关系。事物的量虽然常常以变化的形态出现，但这种处于变化形态的量，在每个确定的条件下，也是有确定的值的。即使是数学中的概率与统计规律，其量的变化也是有规律的。与自然科学不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们的价值观对研究目标、研究工具、研究路径的选择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研究者在探索中渗透着个人的价值观，在数据中参杂着个人意愿。例如，为了考察城市居民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接受性程度，我们可以采取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首先问卷的设计就会因人而异。由于研究者对这个题目的主观感受不同，所以所设计的题目的侧重点和考察点就会有很大差异。有的从邻里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有的从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评价来考察。其次，访谈中，即使访谈的提纲一样，调查者在记录被访者的回答时，也会因为个人价值的差异而使得记录的侧重点完全不同。调查很容易被个人情感所驱使，对受访者产生同情、怜悯等心理。虽然社会科学研究一再强调价值中立，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价值性不可能完全的消除。
3结束语
论文摘要：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N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生命工程。因此，我们必须端正学风，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人民把产生于19世纪4O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思想理论，是经过长期历史选择的结果。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为了找到一条拯救民族危亡，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与辛亥革命，但最终都失败了。实践证明，无论是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还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不能救中国。中国人同俄国人一样，经历了半个世纪时间，才“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惟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各种各样的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人民作出的郑重历史选择。指出，自从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后，中国革命的面貌便为之一新。
中共领导中国人民8O多年的奋斗历史，反复证明了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理论都带有根本性，理论建设都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理论正确，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发展、胜利；理论错了，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将遭致挫折和失败。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内有两种马克思主义者：一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教导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是照抄照搬俄国孟什维克的策略，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因而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的“左”倾错误，是照抄照搬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认为俄国武装攻打大城市，中国也应走这条道路。另一种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杰出代表。他在反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独创性贡献。他紧紧抓住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主题，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党领导人民正是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实践证明：中国人在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前，革命不免遭致失败；在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没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也还是不免遭致挫折；而一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就无往而不胜。新中国成立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比较好地完成了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
后来在长达2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所以先后发生了“”特别是“”那样全局性的重大错误，固然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也是出在理论。如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等等。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着手解决的也是理论问题。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探索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条贯穿其中的基本线索，从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全面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重中之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关系党和国家的方向和前途命运。“工程”的第一项任务是着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我们党在80多年奋斗历程中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理论财富。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活水与源头的关系。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丢老祖宗，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是了解和熟悉马克思主义，为此要切实做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又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讲出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不断创新理论，把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坚持是发展的前提，不坚持就谈不上发展；发展是坚持的条件，不发展就坚持不住。“工程”的第二项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及解决对策，如“三农”问题、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地区差距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工程”的第三项任务，是要编写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教材。教材与专著不同，它的对象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而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大学生。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对于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和现代科学知识武装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如果不坚持以本阶级的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它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统治地位也坚持不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坚持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世界观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已是多元的了，但是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只能一元化。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多元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原苏联已有前车之鉴。多元并存与一元主导，几乎是任何一个有阶级社会的共同特征。社会主义是这样，资本主义也如此。
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中的社会理论观点和思想体系，在有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意识形态领域不是真空的，也并不平静。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各种文化、思潮、思想理论应有尽有。重要的是坚持原则，区别对待，正确引导。所谓坚持原则，就是对于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不能含糊。所谓区别对待，就是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和主义应当有所区别。所谓正确引导，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领域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反马克思主义就会去占领。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决不给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人以可乘之机。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它的基本内涵是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邓小平曾经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同样，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也有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改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首先，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科建设。这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学科建设。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所有学科的理论基础。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社会科学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应通晓历史唯物主义。其次，指导学科建设和处理学术问题，不能采取行政手段，给不同学派贴上政治标签，而必须用学术方式，这就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双百”方针是促进科学文化理论繁荣发展的正确方针。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支持和鼓励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为的是创造一个适合于科学、文化、艺术和理论发展繁荣的良好环境。古语云：“欲致鱼者必先通水”，这是通水求鱼之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没有“海阔”、“天高”的条件，鱼就无法跃，鸟就不能飞。“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是不可分割的。“双百”方针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二为”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一定要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线，不要把学术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重犯过去“左”的错误，也不应把政治问题当作学术问题。所谓政治问题，就是反对也要萋把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主学科建设搞好，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其它学科的建设。我们一定要花大力气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搞清楚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长期坚持；哪些是针对当时历史条件所提出的个别论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过时；哪些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需要重新认识和理解；哪些是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需要澄清。只有把这些是非界限搞清，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指导学科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还要加强理论创新，用创新的理论指导学科建设。
【关键词】社交网络；科学论文；传播机制
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6）01-201-02
社交网络作为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公众新媒体信息沟通平台，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距离、加速了信息传播，科学论文作为信息传播中的分支，通过科研工作者及大众的应用、传播实现了科学论文在社交网络中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现在学术期刊的发展受到了新媒体与网络技术的影响出现危机，既有科学交流体系不断变化，开放存取模式的应用使得越来越多的科学论文为大众所用，这对于变革现有科学论文交流模式与传播体系有重要意义。下面对社交网络中科学论文的传播机制进行探究。
一、社交网络中科学论文的传播现状分析
（一）社交网络对学术传播的影响
社交网络的出现极大的改善了现代人的交际活动与形式，科学论文作为有别于一般的信息资料，在社交网络出现后进入了“零壁垒”传播时代，社交网络诸多功能的开发与应用为信息的传播、应用等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同时也使得现代科研工作者进入了全新的交流时代，促进了学术的大范围与高质量传播。
社交网络使得学术传播不再局限于纸质杂志，突破了原有的科研小圈子，极大的拓展了学术交流的时空界限、组织界限与知识边界，移动社交网络的存在使得现代学术领域与其他领域的沟通变得更加频繁且多元化，使得更多公众参与了学术论文的理解、参与了科学的发展与实践过程。社交网络中，人们对于优质知识的渴望与汲取让学术传播变得火热，多样化的知识传播途径与形式让科学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不再遥远，开放网络环境下，公众对个人价值的认可更多的由知识贡献程度决定，这使得在交互性、即时性网络平台中，科研工作者更愿意谈论自己的工作，在不影响科研工作进展或保密性的前提下，将有价值的知识传播给更多公众人群，也方便作者与读者在开放的交流互动中不断进步。科学论文在网络上的传播，本身就代表了学者将自身认知结构、知识背景展现给更多人的渴望，是对自身知识体系的一种完善与架构，社交网络工具的应用也让更多第三方参与了知识的传播与建构，为进一步提升学术信息的价值与含金量奠定良好基础，为学术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应用提供支持。
（二）开放存取对论文传播的影响
仓储网站对论文的传播有较大影响，以典型的开放存取运动为例，其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主要是根据期刊文献类型提供各种下载服务，有收费、免费之分，也有网络电子期刊、纸质试刊等之分，有专门学术机构创造的专门学术资源数据库，也有专门网站创造的期刊资源数据库，提供不同权限、不同类型的下载服务。就目前来看，免费下载无疑会极大的提升学术资源的下载量，促进论文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这对于更多用户享受到优质学术资源服务有重要意义。就目前论文传播数量而言，国内的知网、万方、维普等一系列平台都提供了大量的论文下载，包括出版商、杂志期刊等在内的支持者在进一步加强网站资源建设、提升优质的硬软件服务、提供增值服务、升级服务质量、探索个性化服务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探索。
（三）社交网络中开放存取论文传播情况
社交网络开放环境下，开放存取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扩大，学术论文的门槛被降低，越来越多的公众可直接接触到论文而无需通过专门网站，随着学术潮流的掀起，科研工作者也更愿意参与大范围的学术互动，使得论文资料的传播更为快速。以开放存取较为典型的存储网站为例，从传播速度和实效性来看，仓储网站无疑不及社交网站，虽然在论文出版与收录上有一定优势，但是网站的专业性与知识性决定了它始终只能为小部分人服务，在社交平台上，可供应用的群体潜在可能性被不断扩大，因而论文传播的范围、影响了也得到了进一步扩展，这缩短了学术论文融入信息交流所用的时间、降低了传播成本。
结合当前国内最为典型的新浪、腾讯微博两大社交网络平台中论文传播情况来看，无论是论文数量、转载次数、下载次数都有着显而易见的逐年提升，话题讨论数量与热门程度远非之前可比，提示了社交网络环境下科学论文传播的新局面、新气象，这对于促进科研论文的进一步创作、传播与应用都有积极效果。论文传播在社交网络的火热并不单纯有利于促进有价值知识的大范围传播，对于提升知识的利用速率、加快知识向技术与实践转化都有重要价值。
二、社交网络中科学论文的传播机制分析
（一）传播客体分析
社交网络中的科学论文传播，科学论文本身是重要客体，受社交网络本身开放性影响，客体被面向全体公众开放。由于科学论文本身的特殊性，在知识域下科学传播以高价值的知识信息为主，在事件域下以社交平台信息向公众传播，这个公众包含一切科学研究者及普通层面上的社会公众。正是由于科学论文作为传播客体的这一特性，它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才凸显出极具特色的表现，使论文传播展现出不同层次。
知识域下作为专业知识载体的论文本身就承担着专业领域范围内的知识传播重任，社交网络环境下这一传播责任以更快、更广、更为鲜明的方式存在，更多学者可以依靠社交平台的开放性与功能性参与到论文的讨论中来，原本借由仓储平台与网站发挥的文献引用功能逐渐被弱化，科学传播变得更加专业且高效。尤其是社交网络中即时评论、在线互动等功能的开发和社交网络技术的成熟，更为专业且高深的专业领域的讨论将会逐步形成规范，在出版前后形成一定专业话题热潮，有助于专业领域内研究更进一步，为更多科研工作者提供新想法、新思路、新灵感，有助于促进专业进步与创新。
事件域下的公众传播，科学论文更多的是作为事件进行传播，根据论文的题目与内容引起相关人群的兴趣，在讨论过程中不断增强话题的兴趣度与影响力，从而进入诸多新闻媒体或媒体工作者的严重，使得论文的影响力得到扩大与发酵，从而使论文传播作为事件的特质越发明显。这种传播模式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内增强公众对于专业知识的兴趣、好奇心，有利于知识的科普与应用，在社会范围内向掀起更广泛的影响力。
（二）传播过程分析
社交网络与开放存取的结合极大的改进了科学论文的传播模式与途径，使得学术信息的传播以全新的姿态展现在人前。在传播过程上，论文文档或通过电子出版平台或借由信息平台进入公众视野，在社交网络平台运作下，新闻媒体、公众、学科同行都积极参与到扩散中来，如果有高知名度与话题度的名人进行推送，这种影响力将会在短时间内上升一个台阶。论文在传播的过程中，将会被无数读者进行评价、转发或者再加工，在这期间，论文的含金量、话题度或者公众的感兴趣程度都会进一步变化，有可能自媒体、新闻媒体、专业知识平台都会参与到其中，这将会对论文的传播形式、传播途径、传播内容造成进一步的影响，方便更多公众接触到论文资料，并为传播影响力的提升贡献力量。
（三）传播机理分析
社交网络中科学论文的快速传播主要受成本机制、宣传机制与动力机制共同作用。成本机制上，社交网络信息传递成本较低，主要由网络工具成本、网络费用成本为主，在传播渠道上成本可忽略不计，社交网络凭条本身的低门槛极大的降低了获取论文资料的成本，通过各类直接或间接链接让学术资料在短时间内快速、大范围传播。宣传机制上，社交网络中最典型的宣传机制是名人效应与社交平台或软件自身的推荐精选，前者主要以公众知名人物为代表，诸如明星艺人、知名作家、科研工作者、小说家、意见领袖等等，这些人有着大量关注人群，这类人的推送将会形成传播的中心节点，以此为中心连接着网络的各个角落与人群，也是目前社交网络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群体。推荐精选作为社交平台或软件等推出的相应功能，主要是针对个人关注取向、知识点与兴趣点等进行推送，并就一些优秀精选资料等进行强力推荐，扩大影响力。内容机制上，论文内容本身或者经过后期加工的内容实体直接构成传播优势，公众对标题、对内容感兴趣的程度都会直接影响传播影响力，或者公众对论文的评价与推选也会直接影响传播路径与传播速率。以上三种机制共同作用，构成了社交网络中科学论文的传播机制，对现代开放网络环境下学术资料的新传播产生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网络环境下，随着新媒体、自媒体等与学科同行、专业知识平台愈加密切的联系，论文的传播更被推波助澜，在知识域与事件域之间的游走，无论是话题度、公众认知度都会大幅度提升，虽然这种影响力有好有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社交网络中科学论文的传播都将迎来全新的形态与局面。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社交网络中科学论文的传播比以往更快、更高效，科学论文传播影响力的扩大使得现代学术交流、传播质量逐步提升，有利于构建全新知识传播平台，对于社交网络环境下了提升信息传播含金量、促进知识普及与应用有重要意义。要立足于现代社交网络环境下科学论文传播机制，进一步挖掘学术传播与社交网络的融合潜力与价值，为科研工作的进步与创新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1]王乐，王勇，王东安，等.社交网络中信息传播预测的研究综述[J].信息网络安全，2015（5）：47-55.
[2]胡海洋，李忠金，胡华，等.面向移动社交网络的协作式内容分发机制[J].计算机学报，2013（3）：613-625.
[3]卢长宝，李娜.社交媒体负面口碑的传播机制及理论模型研究[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46-53.
[4]王超，刘骋远，胡元萍，等.社交网络中信息传播的稳定性研究[J].物理学报，2014（18）：83-89.
社会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较之其它学科更能全面、整体地体现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理论创新、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这一学科功能源于社会学本身的优势与特点，即更具有整体性、传承性、创新性、对策性及应用性。从社会学学科本身的发展与实践结果来看，它的地位和作用，它的理论与方法，亦具不可替代性。
一、认识世界的全球社会学更具整体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在全球化研究方面已取得众多的新发展。[1]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即东西方国家及区域间的比较、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国家间的比较，找出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间的异同、发展差距、经验和教训。社会学则以其理论的跨国性把全球化首先定义为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继而发展到涵盖文化、艺术、伦理、学术和政治的全球化过程。我国的全球社会学理论拓宽了社会学自身的视野，已呈现出从中国化、本土化向国际化的趋势发展。
在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1979年恢复重建以来，事实上所走的就是一条全球化的道路，它所研究的重点包括现代化及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研究，现代性与现代人格研究，特别是从文化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角度，通过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文化融合、文化的经济力以及不同政治制度的社会结构安排的比较中，寻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令人瞩目的新经济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信息化、全球化与网络化。[2]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信息技术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缩短了时空距离，地球作为一个大社区已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网络社会，人们产生了共生共享的互动理念，认识世界的整体性增强了，谁缺乏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缺少全球化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谁就会被动挨打，谁就会处于落后和失败之地。因而不能不说，社会学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中，在认识世界方面已先行一步。
二、传承文化的实证社会学更具综合性
尽管社会学自身的发展只有150多年的历史，但在文化研究、文化理论、文化发展的比较方面，已充分发挥了传承文化的功能。文化社会学通过大量的田野作业、追踪研究、人类学的资料采集以及借鉴历史考古等方面的实证成果，对东西方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大众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等众多的文化门类和现象，都有独特精要的研究。社会学家已进入以往主要由艺术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构成的文化传承行列。
从传统到现代，立身于社会事实的社会学对文化研究更具综合。无论是文化的“冲突论”还是文化的“融合论”，无论是文化的“异质论”还是文化的“趋同论”，名目众多的文化论说更多地缘于考察立场与价值取向的不同，但任何文化首先都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任何文化也都有共性和差异，值得传承借鉴的是优势文化，需要淘汰的是劣势文化和不良文化。这好比在全球化时代，人们既要学习使用世界性语汇，又要继承捍卫民族的语汇一样。社会学不仅研究主流文化、次文化（衍生文化），同时也研究副文化（反主流文化），在弘扬主流文化、批判和抵制不良文化方面尤有贡献。
文化社会学在域别、国别、族别，在不同年龄群体和不同群体当中所进行的大量实证和个案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价值论及文化价值学说的内容，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和载体。特别是对现代文化如企业文化、商业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宗教文化、影视文化等研究更加细化和深入。
三、创新理论的宏观社会学更具前沿性
21世纪开辟了知识经济的新时代，互联网络信息遍及全球的千家万户，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以及家庭办公的信息图像由单向、双向传输发展到多向多维传输，人们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受到严峻挑战，这种创造性的“破坏”和革命，迫使人们必须要进行理论创新，否则难以适应和解释飞速变幻的时代。以研究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为己任的社会学必须把握时代脉搏，对社会发展的宏观、微观领域进行战略性、前瞻性、对策性研究，调整规范人们的行为，进行观念、机制和体制创新。
宏观社会学主要研究的方向是不同群体、不同社会制度、体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结构与发展战略，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法律等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
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处于关键的历史时期，面临着新世纪发展的历史重任，面临着经济社会生活中诸多制约因素和社会矛盾的考验。这一切，一方面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供舞台；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学工作者现实地承担了应有的职责。当代中国社会学必须进一步积极适应社会发展实践对社会学理论创新的需要，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和主要矛盾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推动理论创新，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提升我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水平服务，充分发挥在此相关领域的学科作用。
四、咨政育人的应用社会学更具对策性
运用各种各样的社会学理论来解决众多纷繁复杂的实际问题是应用社会学的主要功能之一[3]，由于应用社会学比较注重方法的研究，包括社会统计的一整套定量方法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因而由社会学家提出的许多重大决策咨询建议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
应用社会学工作者素有社会建构的工程师和社会病医生之称，他们特别注重理论与应用的结合。所谓社会学的“中距理论”亦称“中层理论”就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有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事实上，解决许多重大问题的本身，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际意义。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会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客观上要求社会学必须将很大注意力放在城市发展及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社会学的城市社会研究正逢其时，开展了包括城市生态研究，城市化道路研究，城市社会结构转型研究，城市人口和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城市低收入群体或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研究，城市家庭与生活方式的研究，社会问题及社会控制的研究，以及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的发展和社区建设等问题的应用性和综合性研究。
在农村研究方面，应用社会学非常关注农村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诸如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农村的家庭与生活方式的变革，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实现的形式都已进入应用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尤其关注农村的穷困问题及相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建设。
在企业发展方面，应用社会学注重企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效果，市场的伦理基础，企业外部环境和以企业首脑、人际关系、职工积极性、企业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外部环境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在政府职能、企业的功能和角色、企业发展的法规环境和制度保障等方面也有深入研究的成果。
应用社会学研究的广泛性、调查的科学性、论证的严密性、预测的准确性和对策的有效性，更加充分发挥了社会学的描述功能、阐释功能和预测功能，从而为咨政育人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五、服务社会的分支社会学更具专业性
应用社会学学科中囊括了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分支社会学。这些学科在研究和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具体的社会问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经济层面主要关注的有如下问题：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及其社会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经济、社会、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加入世贸组织后对我国社会的冲击和影响，等等。
在文化层面，文化社会学研究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整体上引发文化体系的重构和社会价值观的转变，给大众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承受力带来巨大震动和影响。当前文化市场刺激了大众的文化消费，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尽管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给社会发展带来某些负面影响。在这一题域中，社会学有关文化发展战略、文化产业的研究也直接为社会服务。
在政治层面，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加快，要求政治社会学要探讨社会政治的稳定问题，市场经济下政府组织结构与功能运作的机制，现代化发展中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化问题，等等，所有这些社会学研究都是服务于政治社会的。
综上所述，社会学研究的功能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职责紧密相关，本文所阐述的社会学功能也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五项职责已成为社科工作者的研究方向和检验学科建设成就的指标，只有努力完成这五项职责，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才能真正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界为了更好地担当起这五项职责，充分发挥社会学的研究功能，还应在学术环境、科研条件、政策规范等诸多方面给予支持和保证，要推出名家品牌，多出精品力作；增强科研队伍的凝聚力，切实解决社科工作者的实际问题；积极引进竞争机制，主动输入新鲜血液；保证学术公正性，抓好科研管理以及加快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早日实现科研手段的现代化等。
【参考文献】
[1]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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