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一、汇率变动对国际直接投资流的影响
1.货币的贬值或低估有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
一个国家货币的贬值或低估降低了以外币计算的该国资产的价格、市场上原材料的价格以及名义工资，从而降低了外国投资者在该国的经营成本。来自强货币或币值被高估的国家的投资者能够以较少的资本在这个国家建厂、办公司或并购企业，以较少的投资做较大的生意。许多跨国公司把一部分生产放在弱货币或币值被低估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以此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然后将产品出口，在强货币或币值被高估的国家市场上以较高的价格销售，从而获取高额利润。所以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或低估往往有助于该国吸引更多的外来直接投资。
八十和九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吸引了大量国际直接投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汇率的变动。某些亚洲及拉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这一时期不断贬值，这使在这些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变得很有吸引力。1997年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泰铢大幅贬值，在巨额短期外国资本逃离泰国的同时，流入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反而猛增。泰国货币的大幅贬值使外国投资者并购泰国的企业变得十分容易，因为对他们来说泰国的资产比危机前要便宜得多。
从表1所示，我们可以发现在1997和1998两年中泰铢大幅贬值，1996年一美元只能兑换25泰铢，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这一年，一美元能兑换31泰铢，1998年一美元已能兑换41泰铢。我们也发现在泰铢大幅贬值的同时，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也直线上升，1996年为23亿美元，1997年为39亿美元，1998年达到73亿美元。由此可见，泰铢贬值是引起外国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货币的大幅贬值或低估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因为别国的资产、原材料和人工会变得很贵。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本来就弱，货币的国际购买力较低，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十分困难，若货币再大幅贬值就会给对外直接投资雪上加霜。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非常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2.货币的升值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
货币的大幅升值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但不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这一论点可从日本的情况中得到证实。从七十年代初开始一直到1995年，日元对美元不断升值。1970年一美元可兑换360日元，但是到了1995年在外汇市场上一美元却只能兑换94日元。日元的升值极大地提高了日元的国际购买力，使日本投资者在国外能较容易地进行企业并购、开公司和建厂。在历史上的一段时期，由于日元价值低估，日本的经济曾长期从产品出口中获利。自从日元大幅升值后，日元的高估削弱了日本国内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日本企业就开始大举对外直接投资，将其一部份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人工成本较低的国家，特别是一些货币处于弱势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其能继续保持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计量数学模型的测试结果显示，在1977年到1997年时期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国外直接投资的变化呈正相关（ρ＝0，61），在1977年到1988年这段时期两个变量的相关度非常高（ρ＝0，95）。由此可见日元升值是一个可用来解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因素。
日元的大幅升值促进了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却阻碍了外国在日的直接投资。由于日元的不断升值，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在日的直接投资却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因为日本境内的资产、原材料和人工变得越来越昂贵，令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因此在工业发达国家中，日本是吸纳外国直接投资最少的国家。笔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公布的数据进行了计算，在1980年至1997年期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3478亿美元，外国在日本的直接投资只有121亿美元，两者之比为28.74：1.然而在这同一时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7096亿美元，外来直接投资达到7633亿美元，两者之比为0.93：1.英国此比为1.52：1，法国为1.43：1.计算的结果显示，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在此期间流人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极少。
一个国家货币的大幅升值会减少在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不仅体现在日本的情况之中，而且也适合其他国家。根据塔卡拓喜·依托（Takatoshiho）和比德·易萨德（Pe-terIsard）1997年的研究结果，在APEC地区实际汇率升值10％将造成相当于o，25％的GDP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也就是说，如果某个APEC地区的国家的GDP为10000亿美元，该国的货币升值10％会减少2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二、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外来直接投资输入的影响
1.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促使外来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进入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2、1993和1994这三年外来直接投资的流人更是增加迅速。此情况的出现首先应归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离不开我国改善投资环境的有效努力，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人民币的大幅贬值。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笔者用计量经济数学模型就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与国际直接投资流人中国的增加这两个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测试的结果显示这两个变量呈正相关，从1983年到1994年期间这两个变量的相关度很高。以下为计算结果：
1983年至2000年：ρ＝0.65
1983年至1994年：ρ＝0.86
注：ρ为相关度
从测试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是一个可对外国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中国进行解释的因素。
从八十年代初到1994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持续走低，1981年1美元兑1.7050元，1993年官方汇价为1美元兑5.7620元。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官方牌价与调剂价并轨，汇率变为1美元兑8.7元。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对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涌入我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9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来直接投资达到338亿美元。从1995年开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小幅上调，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影响逐渐减弱，外来直接投资的增幅也开始下降。
90年代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量的变动起伏或多或少都受到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其中以日本的情况最为明显。人民币对日元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变动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显示，在1989年至1999年时期日元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量的变化呈正相关（ρ＝0.80），在1989年至1995年时期该两个变量的相关度非常高（ρ＝0.97）。
首先，我们注意到从1989年到1995年期间日元对人民币大幅升值。1989年一百日元只能兑换2.736元，然而到了1995年一百日元可以兑换8.9225元。在此期间伴随日元对人民币的升值，我们发现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同样在快速地增长。1989年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只有3亿5千6百万美元，但到了1995年却达到31亿1千万美元，六年中增加了7倍多，由此可见日元对人民币的升值对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影响是明显的。
2.人民币的升值影响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从近几年欧元区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动可以说明人民币的升值会造成外国直接投资流人的减少。1991年1月1日欧元正式问世以后欧元对美元的汇价不断下跌，从1欧元兑1.18美元跌至1欧元兑0.84美元，欧元的大幅贬值使国际直接投资的两个输出大国德国和法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急剧下降。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对欧元的大幅升值也带动了人民币对欧元的大幅升值。2000年、2001年和2002年欧元区的德国和法国的对华直接投资都比1999年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可是在这三年中，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对华直接投资都比1999年有较多的增加，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人民币对欧元的大幅升值。
3.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
由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提升，货物出口能力不断提高，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近年来人民币开始面临升值压力。这说明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在提升，我国的国力在不断的增强。然而根据我们的上述分析，若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大幅上升必然会造成流入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减少，而且以出口为主要目的已在中国境内的一些外资企业也会变得举步艰难，它们会将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和业务转移到其他国家去。
论文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 国际直接投资 实证 论文论文摘要：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是生产要素、商品国际流动的两种途径，也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两种方式。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随着各国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程度不断提高，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间的关系成了争论和研究的焦点。本文对现有相关实证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并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海外机构数量不断增多。据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6年底，中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共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906.3亿美元。与此同时，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也成了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从实证研究结论看主要有两种观点：国际直接投资减少（替代）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增加（互补）贸易。 国外相关实证研究 （一）替代关系 替代模型最早由Robert Mundell（1957）提出，他根据标准的H-O-S定理，认为如果两国的生产函数相同，那么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是完全替代的。Adler和Stevens（1974）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对美国1966年在加拿大、德国、日本的海外生产和母公司的出口额进行了统计比较分析，发现海外子公司的销售和母公司的出口负相关，因此也支持替代关系。Svensson（1996）认为国外生产对于母国最终产品的出口具有替代效应，但是同时促进了中间品的出口，但是净效应是替代。Belderbos和Sleuwaegen（1998）研究了日本在欧洲FDI的影响因素，其结论也支持FDI和出口的替代效应。Helpman Melitz和Yeaple（2004）用38个国家52个产业的数据分析了出口和FDI销售额之间的关系，也发现了两者的替代关系。 （二）互补关系 相比较而言，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得到了更多的证实。根据考察对象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国家、行业和企业。 1.以国家为分析对象。Bergsten等（1978）发现美国的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Blomstrom、Lipsey和Kulchycky（1988）使用美国和瑞典1978到1982年的数据进行研究，他们既研究了出口的水平又研究了出口的变化，发现用出口变化代替出口水平时，互补的效应更加突出。Agarwal等（1994）发现德国和日本1989-1992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和进口正相关，而美国此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的相关关系要弱很多。Eaton和Tamura（1994）使用了美国和日本1985年到1990年的数据，发现日本的数据显示出对外直接投资与未来的出口之间相关性更大，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过去的出口之间相互性更大，并且推测这种现象是因为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成本导向型的，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市场导向型的缘故。Pfaffermayr（1994）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奥地利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发现这些变量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且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Lin（1995）使用进出口等式分析了中国台湾对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四个亚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存在互补效应。Tamim Bayoumi和Gabrielle Lipworth（1998）研究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和国外固定投资以及汇率之间的关系。文章使用了日本FDI的流量和东亚、北美、欧洲地区前20位贸易伙伴的双边数据，来分析FDI的决定因素和对贸易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是由在日本的投资和汇率推动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有暂时的影响而对进口有持久的影响。他们还认为，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导致日本贸易结构的变化。Hejazi和Safarian（2001）用引力模型，使用美国和51个贸易伙伴1982-1994年间双边贸易的数据，验证了美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较大，而外国直接投资对进口的影响较大。此外，研究还发现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和进口都具有创造效应，而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只对出口具有创造效应。Oscar（2001）根据西班牙1977-1998年的季节数据，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的关系，结果存在互补关系 ，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在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在长期内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Joshua Aizenman和Ilan Noy（2006）使用了207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数据，将这些国家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两类，实证研究发现，贸易和FDI的相关系数，在发展中国家显著为正，而在工业化国家则不太明显。另外，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尽管存在双向关系，但FDI对于贸易的效应大于贸易对于FDI的效应。 2.以行业为研究对象。Lipsey和Weiss（1981）使用了美国14个产业的截面数据发现存在积极的出口效应，并且发现，如果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那么互补效应更为突出。Lee（1994）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会随着FDI的类型不同而不同，成本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补充效应比市场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强。Bernard和Jenson（1999）测量了1984-1992年美国制造性企业的生产率，发现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表现出更高的生产率并且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更容易转变为出口商。Hejazi和Safarian（2001）使用引力模型，采用美国和51个贸易伙伴1982-1994年间双边贸易的数据，研究发现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和进口都具有创造效应，而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只对出口具有创造效应。 3.以企业为研究对象。Lipsey和Weiss（1984）、Rugman（1990）、Grubert和Mutti（1991）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增加对母公司最终产品的总需求，也就是说，对外直接投资会导致贸易的增加。 Sung-Hoon Lim和Hwy-Chang Moon（2001）运用韩国企业层面的数据，证实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的出口有积极效应，但是这种效应在欠发达的东道国比发达的东道国更强，尤其是如果海外分支相对较新，而所投资产业在母国处于下降阶段时。 Girma和Kneller（2003）利用Onesource和ELIOS两个数据库所提供的英国5332个企业的数据，所采用数据包括不同企业不同时点的就业、物质资本、产出销售成本的数量、跨国活动和销售收入的数据，把国内企业分成以下三类本国不出口企业、本国所有且对外出口的企业和本国的跨国公司。生产率的衡量指标采用的是Caves的非参数指数，用统计占优的概念将生产率分布进行排列，使用非参数双边和多边进行统计检验，认为跨国公司的生产率分布占优于出口公司，而出口公司生产率分布占优于非出口公司，总体看对外投资对国际贸易均起促进作用。Keith Head 和John Ries（2003）将1070家公开上市日本制造业企业分成四组：只服务于国内市场、服务于国际市场但不对外投资、又出口又对外投资但不出口，从公开上市的企业财务报表中获得出口、跨国经营活动、销售额、成品采购、原材料采购、可折旧资产、劳动力成本等微观数据，对企业生产率水平进行多种方式计算，并采用两种验证方法：第一种为对所有行业内各类企业的平均生产率进行比较，即把所有企业的缩减行业均值的生产率均值、规模均值价值的对数、人员的对数、产出的对数进行比较；第二种为对企业所属不同类赋予虚拟值，与生产率和规模变量进行回归。平均值验算结果中规模变量显著支持，国内企业规模较出口企业小19%-33%，出口和对外投资企业规模大于出口类企业105%-332%，TFP验证结果不显著，ATFP验证结果相同，但是差异较少，投资和出口的公司生产率仅高于出口公司4%-10%。而序列回归中规模变量结果和ATFP结果同样显著支持互补理论。Lipsey和Ramstetter（2003）使用日本跨国公司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的影响，结果也支持互补关系。 国内相关实证研究 国内方面，因为我国是外资的净流入国，因此关于国际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外资流入对于我国进出口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也在不断的深入。 蔡锐和刘泉（2004）基于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从中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和中国对非发达国家投资两个视角，运用岭回归方法，对于1990-1999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于进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作用不大，与出口的关系则不显著；中国对非发达国家的直接投 资累计对于进口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出口有一定影响。 张如庆（2005）综合运用了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多种方法，对于1982-2002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进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而对外直接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对贸易的替代或促进作用不明显。 项本武（2005）基于引力模型，采用合成数据回归方法，对中国1999-2001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但对从东道国的进口却具有替代效应。 陈石清（2006）采用国际比较的方法，实证研究了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在此问题上的差异，文章选取了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以及中国在1979-2003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年度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并且两者之间也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关系认识在不断提高，不断深入，虽然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但不同学者的不同视角和观点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一是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均十分迅猛，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相对稀缺。发展中国家从事国家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背景、动机及其自身条件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异，而现存文献的研究对象仍以发达国家为主，对发展中国家的指导意义有限。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二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绝大部分属于净外资流入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集中在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对外贸易的影响上，对东道国尤其是对发达东道国的影响缺少关注，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三是对中国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停留在国家层面上，行业和企业层面的文献较少，这可能是由于数据获取上的困难。但宏观目标最终要靠微观层面的具体实践来实现，因此对我国微观层面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内容摘要 当今世界国际资本的跨国流动日益活跃，跨国投资中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的形式。改革开放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规模日益扩大，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经济要寻求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利用好外国直接投资。而我国也从今年1月1日起正式履行在入世议定书中作出的各项承诺，如何在符合WTO各项要求的前提下采用合适的对策解决对外商直接投资准入问题就成为了亟待我们解决的问题。关键词 外国直接投资（FDI） 外资准入 国民待遇一、 引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其一、国际直接投资超越了国际贸易成为国际经济联系中更主要的载体；其二、国际直接投资超过了国际银行间贷款成为发展中国家外资结构中更重要的构成形式，各国政府为了争夺有限的国际资本，纷纷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准入“门槛”，从“原则限制，例外自由”走向“原则自由、例外限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在这场国际资本争夺战中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程度的逐步加深，发达国家掀起了投资自由化浪潮，促使发展中国家推行以国际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开放其国内市场，实行自由化倾向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12009年1月1日起，我国正式开始履行WTO项下的各项义务，我国政府多次强调，将切实履行我国在入世文件中的所有承诺。WTO中诸多与国际直接投资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协议必将对我国的外资法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我国入世后应如何对待外国直接投资的准入问题具有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二、 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FDI）的现状（一） 中国吸收FDI的现状自1993年以来，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已连续八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但是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我国的地位有所下降，2详见下表：世界、发展中国家和中国FDI流入量的情况（FDI流入量 亿美元 占世界百分比）年代世界发展中国家中国（净值）FDI百分比FDI百分比FDI百分比（1）百分比（2）1990203810033716.5434.871.7110.351991157810041326.1743.662.7710.571992168010050429.98110.076.5521.841993207910073135.16275.1513.2337.641994225710087038.55337.6715.0038.811995314910099731.66375.2111.9237.6319963636100138038.00417.2611.4830.2419974680100172036.75510.0410.9029.6519986600100179027.12437.516.6324.4419998650100208024.05404.004.6719.42注：百分比（1）为占世界百分比，百分比（2）为占发展中国家百分比资料选自联合国贸发会议1998、2000年《国际投资报告》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的投资激励机制比较单一，而软环境不过硬；3进入九十年代后，FDI越来越多地以跨国兼并与收购(M&A)的形式出现，这种导向与我国利用外资的初衷存在距离；4我国相关立法的滞后也影 响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二） FDI对我国经济的影响1、 FDI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长期以来，国际贸易一直被认为是推动世界各国经济的主要力量，但是随着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国际直接投资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 20年也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逐步增加的20年，实践也表明，FDI对推动中国经济的作用十分明显。a) 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长期以来，建设资金短缺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5因此，除了充分利用好国内的资金以外，还应该积极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以弥补我国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b) 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就现代经济理论而言，现代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中一系列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一个经济开放的国家中，国际资本的流动可以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从我国的情况看，外国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和投入生产领域，其本身构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6积极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防止FDI的大幅度下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7c) 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的国际贸易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出口和进口规模及结构的影响上，在全球经济逐步一体化的今天，FDI与贸易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互动的关系。（1）FDI促进了我国出口的发展：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曾对52个东道国1995年数据进行的一项统计分析（可以把它称为跨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出口贡献弹性分析），论证了跨国直接投资流入和其对制造业出口贡献的正相关关系，对发展中国家，吸收跨国直接投资人均1%的增长，制造业出口增长0.45%，高科技产品出口增长0.78%，低技术产品增长0.31%。8（2）FDI促进了我国进口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者在运营的初始阶段由于往往对我国市场和当地投入要素可供性了解有限，其进口可能要比后来阶段为多，从贸易平衡的角度来说，跨国直接投资对出口市场扩大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甚至随着进口的增多，可能出现负效应，但是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只要这种进口有利于缓解国内供给的不足，特别是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供给的不足，将会增强东道国产品的竞争力，促进其经济发展。9d) 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80年代以来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通常表现为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的一揽子转移。投资者在为东道国带来资金的同时，还通过引进生产技术设备等方式为东道国带来其国内所没有的设备和管理模式。现代经济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运用新技术在对自身现有的生产经营行为改造、升级的同时，也推动了东道国国内的产业结构的调整。e) FDI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外部资金来源，最近几年，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时期，FDI比那些追逐收益的间接投资和银行贷款更具有稳定性。2、我国吸收FDI的风险分析a) 放松对产品出口的最低限额，形成局部垄断我国修改前的外资法体系中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企业生产的产品有着明确的产品出口比例规定。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各国吸收 FDI的竞争加剧以及我国入世谈判进程的加快，我国逐渐放松了对产品出口比例的管制。同时，制定了“以市场换资金”、“以市场换技术”的吸引FDI的新战略。各FDI企业大规模扩大其在华的产品销售数量，导致了部分行业如饮料、化妆品、通讯产品等形成了相对垄断的局面。b) 谋求控股地位，致使中方利益受损我国的外资法体系中只规定了外国直接投资者在企业中所占的最低比例，在实践中，各国投资者往往要求能对投资企业拥有控股权，企业被外资控股后，东道国的宏观经济控制能力会随之下降，从而可能导致市场控制的失灵并引发经济动荡。同时中方对自身品牌的无形价值往往认识不足，出于对资金的迫切需求，在引资过程中经常发生评估价值过低的现象。在外资控股后，企业往往着力于对外资品牌或新创品牌进行运作，刻意搁置我国的本土著名品牌。这种合资丢牌的现象时有发生。10c) 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和行业结构不合理市场机制的作用往往导致外国直接投资偏离我国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布局策略。目前， FDI仍然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一般加工工业，对于国家大力发展的农业、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的直接投资较少。截止1999年，投资于农业的外资占投资总额的1.76%，科研技术服务只占0.31%。11同时绝大部分的投资集中于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各经济特区，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吸引的外资较少，这也加剧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状况。d) 投机性的外资涌入和撤走，会放大国内资本的流量变化、导致金融动荡、引起经济失控。我国吸收FDI的风险还表现为：引资过程中仍有部分污染产业进入，不利于我国的环境保护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引资过程中缺乏全局性意识，造成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浪费了社会的资源；同时我国的外资法体系仍不健全，使得部分不法投资者转移企业利润，使国有资产流失。三、 中国FDI的市场准入立法资本的国际流动，以有利的投资环境为前提。形成一国的投资环境的因素和条件多种多样，可以概括地分为有形环境和无形环境。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等属于有形环境；社会安定、政局稳定、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政策的稳定性、法律体系的健全程度、社会意识的开放程度等则属于无形环境。而上述的有形和无形的因素中，又以法律因素占主导地位，因为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各种因素，往往都是通过法律的形式表现，并直接对投资者的利益产生作用。在外资立法上，通常把外国投资活动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外资准入阶段(Admis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和外资经营阶段(Oper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12其中，外资准入阶段是先决条件，历来为各国立法所重视。13所以，要研究规范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首先要研究的就应该是对外国直接投资准入的相关法律。在研究外资准入的过程中，往往也会牵涉到另一个相关的概念——外资待遇。外资准入与外资待遇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外资待遇是前提和基础，外资准入则是外资待遇的具体表现。14我国现行外资法纷繁复杂，但从整体上看，对外资的待遇表现为一定范围的国民待遇、优惠待遇和差别待遇三个方面。15改革开放后，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权掌握在政府手中，采用行政审批的方式，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a) 三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长期以来我国对三资企业实行了内外倒歧视的“超国民待遇”，形成了我国企业界特殊的内松外紧的二元体制。16使得国内企业与三资企业处于不平等竞争状态。b) 外资的准入掌握在政府手中，企业自主权小，对外资偏于审批管理，忽视市场手段。“筑巢引凤”成为不少地方政府最时髦的口头禅，“招商引资”成为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17这些提法正说明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还难以替代，另一方面说明企业至今还未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在投资措施方面，虽然2000年10月和2001年3月，中国分别对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进行了修改，直接废除了为TRIMs协议明确禁止的外汇平衡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出口实绩要求和当地采购要求等投资措施，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外资法的重大进步，表明中国外资法已经与国际多边规则接轨，而且这些改革措施必将有利于中国的外资准入环境的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资法中还存在其他与TRIMs协议精神不符的规定。四、 WTO协定中对外资准入问题的相关规定作为“经济联合国”的WTO中，直接和间接涉及投资规则的各协议都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投资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WTO体制的调整，而且，投资规则的自由化倾向也会越来越明显，同时，我们也不能轻易排除WTO演变成全面调节国际投资问题的场所的可能性。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历经几年努力未能达成一个全球性综合性多边条约的背景下，已经有学者建议在WTO体制内谈判缔结综合性投资条约，试图将WTO演变成国际投资的国际组织。18从总体上看，WTO法律规则都是围绕着开放市场和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人为干预的主题，目的是促进货物、服务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从WTO协定中具体的多边协议的角度看，《与货物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和《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无疑都是对外资准入自由提出了更高要求。TRIMs协议首次在 多边贸易体制中对各国采取的投资措施进行了规范和约束。通过两种立法方法，TRIMs协议事实上对外资准入的自由化提出了要求。首先，TRIMs协议中的概括性立法对准入规则提出了要求。TRIMs协议第2条规定“在不妨碍1994年关贸总协定中其他权利和义务的情况下，各成员国不应适用与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3条规定不相符的任何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同时第2条还规定“在不妨碍关贸总协定中其他权利和义务的情况下，各成员国不应适用与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11条第1款规定不相符的任何投资措施”。19TRIMs协议第2条对投资措施的概括性禁止，事实上可以约束各国随意将投资措施用作外资准入的条件或障碍做法的，从而，TRIMs协议第2条也可以是一种外资准入自由化规则。其次，TRIMs协议附录的解释性清单中，明确列举了为TRIMs协议禁止的5种投资措施，20值得注意的是，TRIMs协议目前只对5种投资措施进行了明确禁止，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TRIMs协议的调整范围不会有所拓宽，事实上，早在TRIMs协议谈判过程中，不少西方国家就主张宽泛地明确禁止各种履行要求。21而且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投资措施包括投资鼓励和投资限制，只要是政府的行为造成了扭曲贸易的效果，都应当受TRIMs协议的约束，因为TRIMs协议约束的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并未限制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限制措施，22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TRIMs协议可以和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反补贴协议相互配合，共同对东道国实施的一系列投资鼓励措施进行约束。23如果说TRIMs协议只是间接涉及投资准入问题的话，那么，GATS则是以更加明确的方式对国际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问题进行了规定。GATS第三部分为“承担特定义务”，包括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和附加承担义务。GATS的市场准入从性质上看，正是一种逐步自由化的市场准入，即在WTO框架下，各成员方只能分轻重缓急对各种服务贸易进行谈判，以制定逐步减少直至最后消除对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产生不利影响的规章、制度和措施。强制性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可能会影响有关国家的宏观经济和发展政策的自主权，若外资对本国服务业市场并无积极作用，东道国可能不愿意让其进入服务市场。五、 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准入立法的基本立场及改革对策（一）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准入的基本立场综观各层面的投资立法，外资准入自由化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限制，从单边立法层面看，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在不少行业部门禁止或限制外资准入；在双边立法层面上，所有的双边投资协定（BIT），包括美式的BIT在内，都不敢否认东道国对外资的管辖权。在多边立法层面上，TRIMs协议和GATS等WTO框架下的投资协议都带有GATT体制长期以来形成的特色——“有规则必有例外”。24 WTO框架下的投资协议的准入自由化是有限度的，而且，协议中有不少条款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需求给予了适当考虑，在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世界里，各国外资自由化的程度和范围是受到限制的，不可能立即出现各国一致认可和接受的统一的高度准入自由化规则。发展中国家只要还没追赶上发达国家，就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需要，需要不同的理论和政策空间。251、 国民待遇并不意味着禁止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准入领域给予“低国民待遇”。尽管外资待遇发展的趋势是实行国民待遇，但这并不意味着内资和外资的绝对平等，或者说任何主权国家都不是对外资实行绝对的国民待遇，而是可以根据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传统民族产业、特殊自然资源等需要，保留国民待遇的合理例外，这并不违背国民待遇的义务。在外资准入领域内，不存在纯粹的国民待遇，每个国家都会划定一些部门作为外资的禁区。即使是号称对外资最开放的美国，其在国内航运、原子能、水电等行业中同样禁止外资进入；在通讯与航空、矿业等领域则只允许外资拥有少数股权参与。26从总体上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外资准入领域方面限制要严，且传统上各国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的部门多属服务性产业。272、国民待遇并不意味着禁止对外国直接投资在准入条件上给予“超国民待遇”。对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其关键是给予外国投资者以不低于本国投资者的待遇，但并不等于不能给予外国投资者某些优惠待遇，毕竟相比发达国家，我国在机制、市场、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不足，需要优惠政策加以弥补。28但应逐步从以税收激励机制为主的优惠政策转向以公平竞争机制为主的优惠政策，即由基于激励型的FDI政策转向规则性的FDI政策 。（二）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准入的改革对策外资准入自由化是一种趋势，中国应冷静地看待和适应这种趋势，并找出相应的对策。一方面，减少投资障碍，加强投资保护、放松投资管制、减少政府干预的确是中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所需，另一方面，对外资的非市场经济性质过多的要求和过滥的刺激、鼓励应予以废除。应结合考虑以下各项对策：1、 进一步废除明显违背WTO各与投资有关的协议的相关条款的国内立法或国内立法中的相关条款和规定。清理过多过滥的FDI“超国民待遇”和“低国民待遇”，实行“国民待遇”。并根据WTO的公平透明度原则加强投资软环境的建设。2、 在不违背WTO协定要求下，通过合理的市场准入限制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市场准入限制是范围最广、数量最多的“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29这其中包括原产地规则、国家技术标准、特定产业部门的贸易限制、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等。30这些措施一般限制或通过其他方式阻碍竞争，从而增加直接投资取得市场准入的吸引力。3、 立法改革要具有长远眼光，要密切关注世界立法的动态。WTO将使中国经济真正进入全球市场，市场经济法则将成为最重要的竞争规则，因此，中国今后的外资法改革应当着重贯彻和推行的原则是政策法规的透明度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减少政府干预推动公平竞争原则；4、 认真调查研究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实力和各部门、各领域接受外资竞争的承受能力，分阶段、分部门、分层次地开放市场，科学、透明地立法，不能搞一刀切，立法要减少不必要的“模糊”条款，贯彻WTO制度下的透明度原则，当然出于特殊的利益，我国也可以援引WTO有关协定的例外条款，暂时背离国民待遇的义务，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当然，如果暂时背离国民待遇义务是为了扶持国内幼稚产业，则对幼稚产业的保护要适度。31 对能够开放的领域和部门，要痛下决心，将企业真正推向市场，让它们彻底摆脱对政府的依赖。5、 简化采用国际通行的并购方式进行外国直接投资的手续。在过去的20多年中，跨国并购发生额大约以年均42%的速度递增，现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方式。而我国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大国，20多年来引资方式却没有大的变化，仍然以合资、合作和独资形式为主。随着我国日益同WTO联系加深，应转变我国吸引FDI的思路、与时具进，顺应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方式，大胆采用跨国并购方式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提升。32六、 结语我国入世将给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带来新的契机，但同时也会给国内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我们要抓住机遇，按照我国在入世议定书中做出的各项承诺，修改并完善我国对于外国直接投资准入的相关立法，给予外国直接投资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待遇，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一定会上一个新的台阶，也必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1 都毫：“论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当代法学》2001年第6期，第67页。2 唐以今：“外国直接投资的新特点和我国引资环境的重整”，《国际论坛》2001年第5期，第51页。3 王国安、杨小华、林龙泽：“中国入世与外商直接投资”，《决策借鉴》2001年2月号（第14卷第1期），第29页。4 前引唐以今：“外国直接投资的新特点和我国引资环境的重整”，第55页。5 卢进勇编著：《入世与中国利用外资和海外投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6 腾家国著：《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7 张宏：“跨国并购和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第17页。8 吴国生：“跨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贸易的影响”，《商业研究》2001年第7期（总第231期），第133页。9 前引吴国生：“跨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贸易的影响”，第135页。10 如广东省岭南饼干厂1999年将60%的国有资产作价3000万元与香港远东公司合资时，广东著名商标“岭南”牌却是无偿地让给合资企业使用；乐凯公司与外资合作时，“柯达”这一洋名牌作价116亿美元，而“乐凯”仅作价6.3亿人民币。 11 易雪玲：“引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风险防范”，《财经理论与实践》2001年3月号（第22卷，第110期），第70页。12 徐崇利：“外资准入的晚近发展趋势与我国的立法实践”，《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第67页。13 杨鹏慧：“世贸组织法框架下我国外资准入制度研究”，《投资研究》2000年10月号，第43页。14 徐箐：“加入WTO与我国外资法的完善”，《法学》2001年第1期，第67页。15 邹立刚：“TRIMs协定与我国对外资的待遇标准”，《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第59-60页。16 前引易雪玲：“引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风险防范”，第69页。17 同上注。18 Thomas L. Brew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The Evolving Regime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aw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Vol.26, 1995, pp.658-662.19 外经贸部国际经贸关系司与关贸总协定上海研究中心编：《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最后文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20 前引刘笋：“外资准如法律管制的放松及其影响——结合WTO和中国入世进行研究”，第578页。21 David MAC Dougall&Peter Cameron, "Trade In Energy and National Resources,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Focus on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World Trade 1994,Vol. 28, p.174.22 刘笋：“论如何正确认识TRIMs协议”，《现代法学》1999年第6期，第97页。23 前引刘笋：“外资准如法律管制的放松及其影响——结合WTO和中国入世进行研究”，第579页，转引自Pierre Sauve, "Qs and As on Trade, Investment and the WTO,"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31, p.56-63.24 曾令良著：《世界贸易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15页，转引自J. H. Jackson, World Trade and the law of GATT, 1969, p.533-534.25 前引瞿宛文：“自由开放有利于经济发展——如何看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第40页。26 参见姚梅镇著：《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修订版，第43-57页。27 前引杨鹏慧：“世贸组织法框架下我国外资准入制度研究”，第44页。28 卢进勇编著：《入世与中国利用外资和海外投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29 余劲松：“论‘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中国法 学》2001年第6页，第115页。30 前引余劲松：“论‘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第123-125页。31 张向展著：《发展中国家与WTO的政策经济关系》，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32 前引张宏：“跨国并购与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第18页。
当今世界，经济正在日益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构成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两大支柱除了国际贸易活动之外，便是国际投资活动。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以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为主要特征的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领导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加入WTO后，中国将更加全面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FDI必将以更大的规模进入，对中国未来的市场结构和经济走向产生更加巨大的影响。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初步分析。
一、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影响的理论回顾
（一）市场结构的决定理论
在产业经济理论中，一般将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概括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进入壁垒、企业合并和市场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杨沐，1989）。贝恩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统化地提出了进入壁垒的概念，并将进入壁垒的形式概括为三大类：绝对成本优势、产品差异优势、规模经济优势（Bain，1956）。斯蒂格勒认为，进入壁垒就是指在每一产量或部分产量中，必须由寻求进入的厂商承受而已有厂商不必承担的生产成本。即已有厂商相对于新进入厂商所拥有的优势（如在市场需求、成本条件等方面）就是进入壁垒的表现形式，且是已有厂商拥有长期垄断性收益的基础。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市场条件的不对称，已有厂商和新进入厂商所面临的需求和经营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会存在行业的进入壁垒（Stigler，1968）。
德姆赛兹则将进入壁垒的存在与政府的行为、势力相联系。他认为，结果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的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任何限制都会产生进入壁垒，或换句话说，凡不是由市场自然产生的政府限制活动所造成的经营成本的额外增加，就表明存在进入壁垒（Demsets，1982）。德姆赛兹还提出“所有权进入壁垒”的概念。按照这一概念，只要产权存在，壁垒就存在，壁垒的撤除有可能损害原有厂商，而这一损害并不是天然正当的，德姆赛兹认为“所有权进入壁垒”不是保护原有厂商，就是保护新进入厂商，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有这种保护，而在于以总效率提高为标准，判断给予哪一方以什么样的保护。以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教科书的出版为标志，产业组织理论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论（Tirole，1988）。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博弈论，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作为以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存的个体间竞争和冲突为基本分析对象的数学理论，博弈论为研究厂商的市场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别对寡占行业尤为合适。近年来，博弈论模型已几乎触及到了市场研究的各个方面，如市场卡特尔和价格联盟、价格歧视、一体比、产品差异、不完全信息、技术创新竞争和市场出清机制等，并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二）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关系
随着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的发展，产业组织理论的应用研究领域更加广泛。以产业组织理论为指导，探索FDI和市场结构相互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相关研究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FDI与市场集中。普遍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外直接投资进入与东道国的目标产业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迹象更为明显。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比较看，在同样的FDI进入下，发达国家市场集中度要略弱于发展中国家（张纪康，1998）。
2.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进入壁垒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进入壁垒方面研究还比较新。邓宁（J.Dunning）1975年首先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进入效应分成了两个部分：直接投资进入对厂商数量、规模格局、进入壁垒的影响；进入之后导致的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包括在母国市场的反馈效应和东道国的前馈效应）。1993年，邓宁就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3.伴随FDI的市场结构跨国传导。凯夫斯认为，由于投资国与东道国通过投资而建立起来的双边相互依赖使投资国的寡头市场结构有向东道国传导的趋势（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场中寡头间的相互依赖格局随着寡头们向相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而跨越了国界。
4.FDI进入后的东道国市场结构变迁。弗农按照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一个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产业市场结构动态转换模型（Vernon，1977）。即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凭借各种优势建立起来的最初垄断地位，将随着跟随者的进入（包括其他国外厂商及较晚进入的当地厂商）而会转为寡头垄断或竞争；然后再随着当地厂商的工艺模仿、走向成熟而使东道国市场最后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5.直接投资进入的阶段特征及其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在有国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外资进入的方式和东道国原有的产业市场结构。外资进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资或兼并收购进入、初次进入或第二阶段进入。就初次进入而言，弗农认为，东道国原有厂商的市场份额将随着来自国外的进入发生而下降，但劳尔却有不尽相同的观点。劳尔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不管是初次进入还是第二阶段进入，都将因其拥有的更大规模、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术、工艺、更多样化的产品及在融资、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优势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更高份额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影响
贝尔曼和邓宁等列举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种目的：寻求自然资源、占领当地市场、寻求经营的高效率、竞争策略的考虑（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进外资是中国开放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一国能否有效引进外资，除了取决于该国的政局稳定程度、资源丰裕程度、劳动力价格、市场规模等因素之外，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垄断为特征的FDI进入必然对我国相关行业的市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一）FDI对规模经济的影响
达到有效的规模经济所要求的水平会推动市场集中，政策决策者的目标是既要利用规模经济，又要保持市场的充分竞争。
在市场需求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随着FDI的进入，行业内在位企业数量增加，平均的企业规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场开放除了带来外来的直接投资之外，也带来了更新的技术和更大的市场需求。更新的技术使生产可能性曲线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则从需求方面为扩大规模提供了条件。因此，FDI对国内规模经济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
关于FDI对规模经济影响的典型案例是汽车产业。据有关资料，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国内汽车制造企业达200多家，平均生产规模为二百多辆/年，最小企业的仅为年产十多辆，规模经济效应根本无法体现。随着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等跨国公司的进入，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经过一段时期的竞争，国内汽车制造业优胜劣汰，存活企业的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如美国通用在上海的投资10多亿美元生产别克轿车，年设计生产能力15万辆，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规模。
（二）FDI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资。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完整、部门比较齐全，FDI进入之初一般都会使国内市场集中度降低，从而促进市场竞争。
同时，在我国有两种情况导致跨国公司在华新建投资提高了市场集中度：一是跨国公司的产量超过国内厂商所生产的数量，二是因为跨国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在国内是全新的产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计算机产业为例，90年代初国内厂商还无力进行自主开发，结果国外产品迅速抢占了我国计算机市场，跨国公司大有垄断我国计算机市场的趋势。这种状况直到90年代中后期国内联想等厂商引进和自主开发之后才开始改观。另外，我国的汽车工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幼稚行业，FDI所带来的产品一般都是国内空白的产品，如80年代德国大众进入我国汽车市场之时，基本上垄断了我国的中档轿车市场，90年代末，三资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约占整个行业的65％，创造的利润占整个汽车行业的80％以上（王洛林，2000）。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国公司把目标主要集中在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在外资并购过程中，这些企业大量让渡股权，低价甚至无偿出让品牌、商业信誉、原材料、供货渠道、产品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资的进入门坎，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同行业的国内其他企业面前树起了竞争巨人。如柯达进入中国市场时，对我国除乐凯之外的感光材料实行了全行业的兼并，从而很快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而且我国政府承诺在4年内不批准其他国外厂商在中国的投资。柯达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达到了37.4％，超过了富士（25.6％），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也随之提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FDI对东道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跨国公司在当地的规模以及持续增长的能力、跨国公司的市场绩效以及对当地厂商长期的生存竞争能力的影响、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贸易品的进入、东道国本地厂商对FDI的反应以及本地厂商的技术开发和模仿学习的能力、东道国市场其他竞争者的数量和规模。
由于中国市场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之后，其他跨国公司也会采取跟进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没有赋予跨国公司独占权，单一的跨国公司不可能长期控制我国的某一行业或产品的市场。如通讯行业，国际著名程控交换机厂商纷纷加盟中国市场的竞争，如AT&T、爱立信、北方电信、西门子、NEC、三星、阿尔卡特、诺基亚等国外厂商都在中国抢占滩头阵地，到1995年底这些企业的年生产能力占到了全国程控交换机生产能力的70％，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以上。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竞争的同时，民族企业奋力抗争，积极利用跨国公司之间残酷竞争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在程控交换机行业，国内技术最早实现突破，发展最为成熟。大唐、华为、金鹏、中兴、巨龙等公司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开发能力，不断推出新产品。1998年以后，国内厂商不断从国外厂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场份额开始大幅提高，国外厂商垄断我国程控交换机市场的局面开始被突破。
在跨国公司刚刚开始进入，我国一个行业中只有一两家跨国投资企业时，的确存在跨国公司的市场集中度很高的问题。例如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较长时间内几乎是我国中档轿车的唯一生产企业，产品价格也处于相对高位，但是随着众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它们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一汽捷达、二汽富康都与上海桑塔纳展开竞争，桑塔纳的市场占有率开始下降。
从彩电业看，在大屏幕彩电上国外品牌市场占有率曾经达到60％以上。但是，以长虹为首的国内彩电厂商不断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努力推出新产品、提高质量、完善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夺回了市场。到1998年，我国彩电市场集中度CR4达到63.3％，国外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国产品牌占领。
（三）FDI对进入壁垒的影响
市场进入壁垒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垒，另一方面是来自在位企业的经济性壁垒。
随着FDI大量增加，来自各方的力量会促使我国不断地降低对外商的政策性壁垒，减少对外商进入的限制，从而大大促进市场的竞争程度。另一方面，市场进入壁垒也会同时随着FDI增加而提高。
1.FDI进入提高与成本有关的进入壁垒
先期进入的跨国公司凭借其庞大的自有资本优势和多渠道的融资渠道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提高了行业的平均必要资本规模，对于潜在的进入者要想达到在位厂商相同的成本，其资本必要规模至少要达到在位者的规模。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如果没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内厂商要想进入高档轿车市场必须达到通用生产规模，否则会面临成本的竞争劣势。与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之前相比，这同样也提高了国外厂商进入我国高档轿车市场的进入壁垒，虽然相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具有垄断优势和雄厚资金实力的跨国公司更易于跨越这些壁垒。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以及高度垂直一体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关键的资源，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工优势在供应资源上享有价格优势，FDI可以提高绝对成本壁垒。如我国计算机产业关键部件长期依赖进口，而在我国进行生产的跨国公司几乎都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电子产品的垂直一体化生产，因而在我国生产计算机的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内部的分工取得廉价的中间产品，对于在国际市场采购关键中间产品的国内厂商来说必然在这些中间产品上存在成本劣势。
2.FDI提高了国内市场的产品差别化壁垒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跨国公司全产品系列化的投资在产品空间上构筑起了对潜在进入者的高进入壁垒。一是因为进入者进入时难以找到足够的产品空间，挤入已有的产品空间必须付出比在位厂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为在位厂商的多样化产品可以进行风险成本的转移，在竞争对手进入之时可以采取灵活的竞争手段以阻止进入者的进入。比如汉高公司在华建立了11家企业生产金属化学品、民用粘合剂、家用洗涤品、化妆美容品和工业用油脂化学品，汉高的6大系列产品5个已来到中国。
（2）FDI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实行多品牌的战略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以我国的洗发护发用品市场为例，自从美国宝洁公司在1988年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很长时期处于市场主导地位，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宝洁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战略形成了产品差别化壁垒。“海飞丝”、“飘柔”、“潘婷”、“沙宣”等，这几大品牌占据了洗发护发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间，品牌之间既有竞争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协同保护的功能。潜在进入者要想在这已有多种品牌占据的特性空间找到能获利的需求空间难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织地对特性空间的占有使进入者的渗透成本很高。
（3）FDI因为消费者的偏好忠诚而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必然花费更多的广告推广费用才能把消费者从跨国公司吸引过来。如可口可乐进入我国之后的碳酸饮料市场。
3.FDI提高研发、广告上的进入壁垒
跨国公司研发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复制和在跨国公司内部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在国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发上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化销售中分散研发的成本。同样，在广告上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对于某些标准化的产品，广告可以向子公司的产品延伸。因此，跨国公司不仅本来在研发实力上强于国内厂商，而且进入我国市场时可以利用研发和广告上的规模经济在我国市场上构筑进入壁垒，在相同条件下，潜在进入者要以更高的研发和广告支出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三、结论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场结构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具有双重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市场结构的构成要素（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度、交易成本等）是决定贸易流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FDI的进入也对东道国市场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具体影响的程度，则有赖于进一步以数据来进行更深入的实证，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详细的研究。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十分注重其理论的政策含义的研究。宏观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一方面，促进国内市场结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竞争条件（规模、技术、成本、信息、资本获得性等）不同，导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样。为了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防止部分企业滥用垄断势力，必须设计一套适合WTO要求和中国国情的竞争政策。
【参考文献】
[1]李太勇：《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市场结构的影响》.[北京]《中国工业经济》1999年第11期。
[2]王洛林：《2000中国外商投资报告——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贸易与投资关系
在贸易方面，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4.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6%，居世界首位。在投资方面，根据《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2013年突破千亿美元，同比增长22.8%。与此同时，投资覆盖的国家（地区）更为广泛，截至2013年底，中国1.53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2.54万家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地区）。在“走出去”的战略指引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势头良好。
在这样的背景下，挖掘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显得更为重要，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和目的多种多样，这些投资对贸易是产生正向的补充和创造作用还是负面的挤出和替代效应，有待实证。
一、文献综述
1.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替代关系理论
在1960年海默首次突破自然禀赋理论解释了美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后，FDI理论进入国际生产分工的理论阶段，经众多学者发展成为垄断优势理论。在市场不完全的基础上，企业特定优势成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之一。
弗农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行为解释为对出口贸易的替代。该理论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创新期、成熟期和标准化时期的对外投资的行为。但该理论局限于跨国公司制造业产品，并且不适用于解释发达国家直接互相投资的行为。
蒙代尔（1957）利用标准国际贸易模型研究证实投资与贸易的替代关系，即当OFDI不能发生时对贸易的影响。证明了对国际贸易的阻碍会促进资本的流动，而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则会促进国际贸易。
2.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互补关系理论
小岛清的理论基于日本对美投资，强调国际生产分工，并指出国际资本流动还包括技术、人力资本、管理经验等。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都支持贸易创造理论，认为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在专利技术、管理方式上具有专有优势，会与其海外子公司产生大量的公司内贸易。Lipsey等在80年代的研究证实了海外生产和母国出口具有互补关系，在2000年对日本、瑞典、美国的跨国公司的研究证明了OFDI与贸易互相补充的观点。
3.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权变关系理论
权变关系理论综合了以上两种观点，认为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存在“门槛”，而不具有统一解释。陈立敏（2010）汇总了一些国外学者的观点，例如Bergsten（1980）认为，投资与贸易替代或互补是由国际化投资程度决定的，而Markuson和Svenson（1985）的观点是二者关系取决于贸易与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否合作。Gray（1998）指出，对外投资的动机和类型直接影响了它与贸易的关系，Head与Ries（2001）指出对外投资的水平或垂直决定了它与贸易的关系。Blonigen（2001）的研究认为，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与投资的短期和长期效应有关。Svenson（2004）指出，这与其涉及的产业分类精细化程度有关。
二、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
本文研究内容是中国对外贸易与国际投资行为的关系，因变量为中国对外贸易金额，自变量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FI）和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FDI）。与贸易有关因素还有很多，如一国GDP和人均GDP，鉴于以往学者的研究，可以很清晰地认识到这些变量与OFDI和FDI有着显著的回归关系，因而本文只选取OFDI和FDI为自变量。
本文选取我国2004年～2012年对北美洲、拉丁美洲、欧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贸易及投资数据。其中贸易指标为中国对各地区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万美元），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实证检验
（1）模型建立
由于本研究使用面板数据，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对进行单位根检验，最优滞后期由SIC原则自动判断。得出结论：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一阶单整。
其中i代表地区，j代表时间。TRADEij表示j年中国对i地区的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OFDIij为j年中国对i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FDIij表示j年i地区对中国的实际投资额。
此时R2为0.84，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对华实际投资对贸易额具有较好的解释作用。模型可表示为：
经检验，模型不存在异方差，具有一阶序列相关性。修正后不再具有序列相关。此时模型应为：
（2）模型分析
FDI每增长一万美元，双边贸易额就会增加十万美元，而OFDI每增长一万美元，会使贸易额增加二万八千美元。可以看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于国际贸易具有正向的影响，且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
根据新新贸易理论，投资与贸易一体化的原因在于公司内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通过企业专业化和规模化促进增长。公司内贸易则说明，先有对外投资才有贸易产生，因此投资是贸易的先导。但一般理论认为，在中国是贸易先行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基本遵循贸易在前为投资积累经验、熟悉市场，再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根据实际情况和理论分析可以看出，外商对于中国的投资目的在于产业转移，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不具有这样的性质。并且，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增加了跨国公司位于中国的子公司对机械设备和技术等方面的需求，从而拉动了中国与投资母国之间的贸易。
三、结论与建议
中国一直以来是吸引外商投资的大国，同时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区域分布广泛，在各个行业都有所涉及，但集中于资源和初级产品制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持续大幅上涨，在政策导向下，商品结构也发生调整和优化。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证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对华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是促进关系。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可以发现，不同行业和不同类型的投资对于贸易的影响有所不同。对于一国贸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应当能带来更多经济效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营收略显不足。
因此，应当根据国际经验选择适当的对外投资方式，使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同步增长，彼此促进，更好更快的带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应该协调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从监管体系、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等方面全面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质量，扩大对外贸易，推动我国跨国公司的建设与发展，提高跨国经营企业综合竞争力，尤其注重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培养国际化人才，同时规范海外企业经营，提升经济效益，选择适当的国际化战略。
参考文献：
[1]陈立敏.贸易创造还是贸易替代：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010（4）：122-128.
[2]党远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3]陈鑫.我国国际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相互影响研究[D].江苏：苏州大学，2013.
[4]Mundell，R.A.（1957）：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Ameri can Economic Review.
[5]Markuson，James R.and James R.Melvin（1983）：Factor Movements and Commodity Trade as Complemen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es，13：341-356.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贸易效应；动机差异；行业差异
中图分类号：F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3－070－05
一、国际直接投资中贸易的替代论与促进论
最早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是Robert A.Mundell，他从传统的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的两国家、两要素、两商品的分析框架出发，并假定：有两国家A和B，分别生产终端产品棉花和钢，相对于B国来说A国是劳动力丰富的国家，但是缺乏资金，而B国则情况相反；相对于钢来说棉花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A国的生产条件和要素禀赋无法对B国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当A国和B国之间不存在要素流动和贸易壁垒时，会出现两国的商品和要素价格相平衡，这时A国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一棉花来交换B国的钢。即使假设一些外部因素消除了跨国资本流动的障碍，也不会发生跨国资本的流动，因为很明显，资本的边际收益在两个国家之间是相同的。但是，如果假设A国对钢征收高额关税，开始的时候A国钢的价格相对于棉花来说将会提高，由于高的资本收益率的吸引，资本会大量从棉花产业流向钢产业。所以，在自由贸易情况下，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因此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必要。然而，当两国存在关税壁垒、产业壁垒等障碍时，两国的资本要素价格就会不同进而导致两国的资本回报率不同，一国的资本势必会通过投资到另外一个资本回报率较高的国家，从而扩大该国的生产规模。由此，Mundell得到的结论就是，当不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跨国投资会取代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体现的是替代关系。
Mundell提出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替代论的理论推理很完美，但却必须在满足一系列假设条件下才能成立，在实际情况下，虽然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也会表现出替代的关系，但是替代程度距离Mundell的模型却相差甚远，并非Mundell所描述的那样完全替代，所以有许多学者对Mundell的理论提出了质疑。除此之外，Mundell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是作为两种独立的行为进行研究的，而如今的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行为都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进行的，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应该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前提进行研究。因此，Mundell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结论不是在以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得出的，不适合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今天。但是，他提出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替代论为研究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开辟了先河，也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首先对Mundell提出挑战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教授，他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国进行贸易前先进行投资的观点，从而发现了比较优势理论不仅适用于研究贸易也同样适合研究投资的问题，而且他认为目前的国际化分工现象也要归功于贸易前的投资机制。贸易前的投资机制是一种从进口到进口完整的循环：进口一国内加工生产一出口一海外直接投资一进口，贸易和投资在整个循环中表现出促进的关系。而且，他在所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中也表示到，一国应该对该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并且按照比较成本的顺序依次进行。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对本国的贸易产生矛盾，相反对自由贸易是一种补充，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量，应给予提倡。小岛清教授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对两者的关系提出了互补理论，然后对其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他把国际直接投资分为两种类型，日本型和美国型。两种投资的特点有很大的不同，导致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不同。他认为，美国的FDI是贸易阻碍型的，对国际贸易的作用是替代的，而日本的FDI属于贸易促进型，对贸易的关系是互补的，即日本的FDI促进贸易的发展。
小岛清教授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互相促进的理论，对Mundell的投资与贸易替代论是一种挑战，但同时也是一种补充，是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他指出Mundell没有明确的说明，在资本流动后的新的均衡条件下两国间是否还会存在关税，而且也不同意Mundell所阐述的在资本流动后关税就没必要存在的观点。他认为，Mundell的理论是要证明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关系是完全的替代或不相关，但是证明二者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却有太多假设的前提条件，那么二者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替代或不相关的关系。虽然，小岛清教授的理论对Mundell替代论进行了补充和延伸，但是他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模型是从传统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大量的实证检验，而且，小岛清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并没有普遍的说服力，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也，相去甚远。
二、国际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与Mundell理论和小岛清理论最大的不同是，传统的理论是以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进行的，而随着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理论分析是建立在跨国公司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许多学者以跨国公司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得到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既存在替代关系又存在互补与促进的关系。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有益探索。Markuson和Svensson是比较早运用计量手段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并得到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两者关系不确定的结论。
他们利用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它们之间不仅表现为替代性还具有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关系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那么商品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就相互促进；如果两者之间是非合作的，则商品贸易和非贸易要素的流动就会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而Neary的研究也发现，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在不同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不同。Neary运用3x2特定要素模型，得出FDI与贸易之间是不确定的关系，而FDI与贸易究竟是替代还是互补要取决于引入的因素和理论假设。而且Neary认为，大多数的FDI是水平型的，而不是垂直型的。而一般的FDI理论认为当贸易成本下降时，水平型的FDI会减少，这就说明FDI与
贸易是替代的关系。但这种理论分析与20世纪90年代所经历的实际情况有些矛盾。贸易自由化和科技的进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但FDI发展的也很快，这体现出FDI与国际贸易的互相促进的关系。Markuson&Svensson、Neary等学者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相似的结论，那就是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在不同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不同。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不同国家表现不同，主要是因为许多因素可以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而在不同的国家这些因素会发生变化。虽然影响二者的因素很多，但是从投资的角度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投资的不同时期、不同动机和不同行业是影响二者的主要因素，也是影响二者关系的内在因素，而其他因素属于影响二者关系的外在因素，例如：东道国的投资政策、人口因素等。因此，从国际直接投资的角度来分析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就会发现在不同的投资阶段、动机和行业下，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体现出不同的替代或促进关系。
(一)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差异
美国经济学家Patrie对不同投资动机下的投资与贸易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发现，激发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贸易与投资的关系也不同，他根据投资的不同动机，把国际直接投资分成三大类：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其中，市场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是指跨国企业为了逃避严厉的贸易保护壁垒，或者出于侵占当地市场的需要，通过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在当地销售；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受到低成本生产区位的吸引，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而进行的直接投资；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企业出于更好的配合本身的出口贸易活动，为企业的出口提供各种服务而进行的直接投资。按照上述分类，Patrie认为，只有市场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才会对贸易产生替代的作用，而其他两种类型的投资都会促进贸易的发展。所以，Patrie认为，在分析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时，首先要分析投资的动机，动机的差异会导致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不同。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分类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Dunning将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分为四类：寻求资源动机、寻求市场动机、寻求效率动机和全球战略动机。他认为前两种动机多数为跨国公司在初步发展阶段的动机战略，而当跨国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会采用后两种战略。经济学家们一直试图对直接投资的动机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但是由于分析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一，得出的结论自然会有所差异。
显而易见，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划分更适合于分析不同动机下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替代或促进关系，但随着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其海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也在发生变化，鉴于此，本文对于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划分进行一些修改和补充，把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分成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市场导向型。市场导向型的直接投资主要是跨国公司为了巩固、扩大和开发国外市场，即通过对国外投资生产，以满足东道国市场的需求，或者向第三国出口，具体又可分为几类不同的情况：第一类是，投资企业本来是出口型企业，它原在本国对商品进行加工然后出口到目标市场，但是由于目标市场实行贸易保护措施，给企业的出口制造了很大的阻碍，企业不得不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绕过贸易壁垒，通过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维持原有的市场或开辟新的市场；第二类，跨国公司本身在海外已经占有部分市场，为了给其顾客提供更方便的服务，巩固其市场地位，因此对海外进行投资，以便就地供应，以免失去顾客；第三类，一些餐饮服务行业，为了开辟新的市场只能对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进行。比如一些食品的保质期很短，无法进行长途运输，还有一些无形商品根本无法运输，只能通过在海外设立企业，边生产边消费。所以市场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了投资母国本来应该通过出口对东道国的产品。第二种是生产导向型。生产导向型的直接投资主要是跨国公司为了利用投资东道国的相对廉价的原材料和各种生产要素等，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益，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生产导向型的FDI一般出于以下几类原因考虑：第一类，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来自于国外，最终产品有部分销往原料来源国，出于节省运输费用，或是出于该地原材料、劳动力或土地资源比较丰富或廉价，一些企业会在该地建立分公司，利用当地原材料、劳动力或土地资源，地产地销，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很显然，这种动机下的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返销扩大东道国对母国的贸易规模；第二类，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中，FDI主要发生在劳动力密集的国家，跨国公司会从投资母国出口原材料或半成品到投资东道国，并利用当地的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从而降低生产成本，之后的成品会返销回东道国或出口到第三方国家，所以这种动机下的国际直接投资很难确定是替代还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第三类，有些国家对特定的产业收取高额的关税，为了进入当地市场，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直接投资从而绕过高额的关税壁垒，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很显然，这种动机下的国际直接投资会替资东道国对投资母国的出口。第三种是技术与管理导向型和分散投资风险导向型。技术与管理导向型的直接投资是为了获取和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许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很难进行购买，而只能通过设立合营或并购当地的企业来获取，从而促进投资企业的发展，提高其竞争力。这类投资一般都是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除此之外，还有分散投资风险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一般该类跨国公司的投资是为了分散和减少各种风险，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自然风险和社会文化方面的风险。分散风险动机下的直接投资不仅可以起到规避风险的作用而且还可以起到扩大销售的积极作用，从而使企业不受国内条件的限制。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国际直接投资的根本动机就是利润最大化，而各种类型的国际直接投资动机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不同途径和方式。除此之外，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一般都是相互交叉的，一项对外直接投资一般都有同时存在两种或三种动机，因为，动机越多对投资的企业的好处就越多。
(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
不同的发展阶段下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不同的，正确划分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对于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还是国内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划分，都是按照对国际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投资金额的变化以及一些具有重大影响事件进行的。然而，笔者认为，如果分析投资与贸易在不同发展阶段下的关系，更应该结合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发展阶段为依据。由于FDI对投资东道国的贸易会有滞后的效应，在由投资规模作为依据进行划分的不同投资阶段，投资流入国的对外贸易可能没有明显的变化。所以，结合FDI东道国的对外贸易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为划分依据来分析FDI的贸易效应，可以更明显看到在不同的阶段下，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变化。
跨国公司在海外的不同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发展战略，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根据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不同，跨国公司的FDI一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跨国公司的进入阶段和跨国公司的经营阶段。跨国公司的进入阶段，即直接投资发生的初期，在此阶段，跨国公司会对东道国出口机器设备等资本货物和中间投入物，为下一阶段的生产以及运营做准备，这时跨国公司的FDI会明显地产生利于母国出口贸易的效应，扩大了对投资东道国的出口规模。随着跨国公司成功的进入东道国并开始生产运营时，便进入了跨国公司的经营阶段。在此期间，通过产品返销回国，会不断地扩大东道国对母国的制成品出口，与此同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跨国公司不仅会扩大在东道国的市场份额，还会增加对其他国家的制成品出口，从而增加了当地的对外贸易额。随着海外基地或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为了获得更多的消费者，跨国公司会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给新贸易创造了机会，从而扩大了东道国的对外进出口贸易。所以，在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不同发展阶段下，FDI的贸易效应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三)国际直接投资的行业差异
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经验表明，不同行业下的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在制造业，母国的企业在从事跨国投资之前，一般都是从国内的生产与销售开始，然后通过出口、签发许可证和其他合同安排以及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实现公司生产、经营的国际化。跨国公司的这种从贸易到投资的线性先后顺序，使从事制造业的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往往也和国际贸易之间发生的是替代关系。在自然资源部门，跨国公司一般先从事进口贸易，然后在纵向的国际整合过程中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促进东道国更多的出口；或者顺序相反。因此，从事自然资源的国际直接投资往往会促进东道国的出口。而在其他的一些行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并不仅仅是这种单纯的替代或促进的线性关系。例如在服务行业，跨国公司的许多服务都无法用出口来实现，只能通过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来实现，这种国际直接投资不会对服务的出口造成太大的冲击，所以从事服务行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往往没有产生明显的替代或促进作用。所以，在某些行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是很明显或者二者之间没有关系。
以上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无论是Mundell或是小岛清还是后来热衷于实证分析的学者，都是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学者们过多的关注二者的相互关系，并没有把太多的精力集中在一方对另一方影响的单向研究。事实上，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应该有四种组合：FDI的贸易替代效应；FDI的贸易促进效应；国际贸易的投资替代效应；国际贸易的投资促进效应。这四种组合包括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所有关系。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出口规模 出口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1-0036-06
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一方面，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是发达国家经济殖民化和南北两极分化加剧的过程。但是，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显著特征和必然趋势，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离开全球化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作为第三大外贸国，第四大GDP国的中国，与其被动地、消极地适应全球化，不如理性地、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而对外直接投资正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理性、积极之举，也是“走出去”经济战略的核心内容。
国际直接投资有外国直接投资(inward 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DI)之分，前者研究外资的流入，后者研究外资的流出。无论是从总量还是相对量来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要远远落后于外国直接投资，因此理论和实证研究的重点是外国直接投资。但是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体现，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并日益成为国际投资领域的研究热点。而探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有助于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
文献回顾和问题的提出
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是一国融入全球化的主要渠道，也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两种重要模式。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联系极为密切，两者之间的关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研究和争论的焦点。站在母国的角度来看，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主要有替代和互补两种，即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减少(替代)母国的贸易，也可能增加(互补)母国的贸易。但是正如Helmberger和Schmitz(1970)所指出的那样，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究竟是互补还是替代关系其实是一个实证问题而非理论问题。国内外的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实证研究，成果极为丰富。
从国外的研究结果来看，主要的结论有三类：一类支持替代关系，一类支持互补关系，还有一类认为结果不确定。
在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上，关于国际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在华的外国直接投资对于我国进出口的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方面，蔡锐和刘泉(2004)[1]、张如庆(2005)[2]、项本武(2005)[3]、陈石清(2006)[4]等运用我国不同阶段的贸易和投资数据，也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国外的实证研究多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国内的实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实证研究的结果与国外学者的研究差异很大，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属于发展中大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相对较弱，学者们考察的时间跨度也有所不同的缘故，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还需要作进一步的验证。
此外，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不仅仅体现在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进出口规模的影响上，还体现在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上，虽然国外的研究重点是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进出口规模的影响，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贸易大国，其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应当有利于绕开贸易壁垒，寻求原材料供应和改善管理技能，还应当有利于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优化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探讨并加以实证的支持。
本文将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和特点，实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出口贸易额和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以期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借鉴。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
1.模型的建立
为了实证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出口额的影响，采用如下回归模型：
lnEXt=β0+β1lnOFDIt+β2lnSOFDIt-1+β3lnIFDIt+β4lnSIFDIt-1+β5lnGDPt+β6lnWGDPv+β7lnWIMt+μt (1)
其中，EXt是当年出口额，OFDIt是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SOFDIt-1是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IFDIt是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流入额，SIFDIt-1是上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流入存量，GDPt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WGDPt为当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WIMt为当年世界进口额。β0、β1、β2、β3、β4、β5、β6、β7是待估计的参数。β0是截距项；β1测度当年出口额对于当年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弹性大小，β2测度当年出口额对于当年上年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的弹性大小(考虑到时滞效应)，β1和β2是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是否具有推动效应的关键变量，如果两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β1或β2的估计结果应该为正；β3和β4测度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流量和上年存量对于出口的影响；β5测度的是中国的GDP对于出口的影响；β6和β7是在考虑到中国的出口受到世界经济增长和进口需求的基础上，测度世界GDP额和世界进口额对于出口的影响；μt是扰动误差项，测度的是其他没有考虑进去的变量扰动。
2.数据说明
我国外资流出入的数据可以从商务部、国际收支平衡表和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国际投资报告三个渠道获得。在数据采集时发现，1985―2004年度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和金融项目下对外直接投资差额栏中的数据与UNCTAD国际投资报告中的数据完全一致，因此外资流出入的数据直接采自各年度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国GDP和世界GDP的数据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进口额的数据来自于《国际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或根据年鉴计算得到。模型回归引用的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是1990―2005年。模型的回归及相关检验全部运用SPSS12.0完成。
3.模型的估计
对(1)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参数估计时，变量的选取采用了向后剔除法，以排除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通过检验计算，回归中移去了变量lnGDPt (β5)和lnWGDPt (β6)，最终得到如下结果：
lnEXt=15.878+0.131lnOFDIt+1.036lnSOFDIt-1-0.413lnIFDIt-0.541lnSIFDIt-1+2.058lnWIMt (2)
从回归分析报告(见表1)来看，模型拟合情况很好：调整后的R2为0.993表明lnEX的变动中有99.3%可由自变量解释；相关系数R为0.998表明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相关程度为99.8%；每个回归系数的t值都是显著的；衡量回归方程显著性的F值也是显著的。具体来看，回归结果的经济含义为：
(1)β1=0.131和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出口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并且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加1%，出口额会增加0.131%；
(2)β2=1.036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对出口存在推动效应。β1和β2的对比还说明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积累对于出口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大；
(3)β3和β4的值为负表明1990―2005年间我国外资的引进非但没有起到显著的促进出口的作用，反而对于出口是一种阻碍；
(4)β7=2.058说明世界的进口需求对于中国的出口起到了重要作用；
(5)β1、β2和β7的估计结果说明尽管对外直接投资和世界的进口需求都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增长，但是相比较而言，世界的进口需求对于出口的推动作用更大。
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1990―2005年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效应，也就是说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这一结论与国内学者项本武(2005)[3]的研究一致。从模型的估计参数中还可以看出，外资的流入并没有能够起到显著的促进出口的作用，而我国出口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世界进口需求的增长。这一方面能够说明我国的出口产品能够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出口是适应型的而非主动推进型的。
第二，国际利益的分配法则表明，一国越处于产业链的后端，它从国际贸易中的获利也越大。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两次质变，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结构优化的诸多因素中，人们一直看好的外资流入因素并没有能够起到显著的影响，而起关键作用的是GDP的增长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积累，即自身的经济发展。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外来的力量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会主动地推进中国的结构优化。改变结构低级化的状态，争取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变化、利益变化的关键还是靠自身的力量。
虽然无论是从总量上、从相对于GDP，还是从相对于外国直接投资而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之快已经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统计数据，200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了113.06亿美元，是2004年的6.26倍，几乎等于前五年对外投资的总额。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会迅猛发展。诚然，对外直接投资应当以企业为主体，但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则需要政府加以适当的指导。鉴于上述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如下：
首先，从动机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有资源导向型、出口导向型、贸易转移型、技术导向型和产业升级导向型之分，而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多为前三种类型[5]。更好地“走出去”需要政府对于技术导向型和产业升级导向型等逆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引导，鼓励企业在科技资源密集的国家和地区建立研发中心和研发型企业，鼓励服务业等的对外直接投资，以主动获取技术，推进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对外直接投资也是如此。在“快与好”的问题上，应当是“又好又快”而非“又快又好”地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走出去”只是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发展战略，但根本的还是要立足自我，因此，政府应当在鼓励自主创新的基础上，适当地推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以便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地发挥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出口、优化结构、增加就业，乃至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
最后，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于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就说明引进外资的效应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离开全球化的大环境独自进行，在更好地“走出去”的同时，同样重要的是更好地“引进来”的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在利用外资战略上的相应调整，有选择地引起外资，而不只是机械地、被动地承接国际产业的转移大潮，使外资真正服务于国内经济的发展。
注释：
[1]蔡锐，刘泉.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吗?――基于小岛清“边际产业理论”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4(8)：64-70
[2]张如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5(3)：23-27
[3]项本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与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6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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