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能自发地建成一样，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种发达的现代制度文明，也不会自发地建成。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是由于封建专制统治的深重影响，由于民主政治实践还经历较短，使得政治领域还存在着不少漏洞和弊端。毫无疑问，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定要把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参照系，同时我们又要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开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纪元。
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按其层次来划分，可以分为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体制，它们的有机结合与协调运行，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结构。我们要始终坚持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在此层面上，决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必须坚定不移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之路。然而，这并不排斥在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层面上，借鉴西方国家政治文明建设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人类共同创造的价值成果。事实上，我们不仅仅是要注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特殊性，还要关注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一般性。而且，随着我国与国际交往和合作的进一步加强，需要全方位的和国际接轨，也要比照发达国家政治文明的一些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作出我们相应的调整和完善。
在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如何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列宁当年头脑十分清醒，极力主张苏维埃政权和管理组织要同资本主义最进步的东西相结合。他还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注：《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事实证明，通过大胆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是加快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那么，资本主义文明的优秀成果包括不包括政治文明的成果？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世界上有不少政党，在长期的执政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党治国经验。其中作为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的这部分经验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是可以为我所用的（例如民主共和制）。民主作为一种与封建专制相对立的政治制度，具有一些基本的要素，这些要素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共同具有的。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是完全绝缘的，这是非历史的、虚无主义的态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资本主义民主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和发展，创造了一整套现代民主运行机制和操作程序，其中有许多思想和形式，显示了人类的智慧，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还有益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实际上，等领导人早在建国不久就多次阐明过不同政党和政治制度之间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认为斯大林破坏法制的现象，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资产阶级的某些制度也可以参考”，“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在50年代中期，又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这体现了我党在对待人类文明有益成果这个问题上的唯物辩证态度。
遗憾的是，这些重要思想在后来的实践中未能发扬光大。很长一个时期，受“左”的倾向干扰，我们自缚手脚，自我封闭，拒绝了任何形式的从别人的经验和错误中学习的机会。不仅是我们，许多执政的共产党只看到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只看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却忽视了又是历史过程中的“后继者”。认为凡是西方的东西就是“姓资”，凡“姓资”的就是腐朽没落的，这就把许多属于人类共同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加以抛弃。把人类共享的政治财富统统归到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名下，从而使自己的理论空间变得狭小而闭塞。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和抵制，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和机制的僵化；背弃权力制衡的原则，使权力过于集中，造成苏联、中国、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有不同时期出现个人专制以及大清洗、大镇压等政治异常现象，执政的共产党声誉受到极大损伤。
戈尔巴乔夫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号下，推行西方那种多党制和民主化。任由一些政客恣意美化西方政治模式，引起人们盲目崇拜，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步步紧逼的和平攻势，缺乏警惕，妥协退让，这是造成前苏联解体的一大原因。
“左”右两方面教训都值得记取，在面向世界的今天，我们要有开放的视野来看待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大胆借鉴是必须的，这一点应当予以突出强调。
二
借鉴，怎样批判地吸收，辨证地扬弃？执政党具有远见卓识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只有用敏锐的眼光和科学严谨的态度对西方政治体制进行了解比较和研究，才能在借鉴中创新。唯有创新才有生命力。
首先，分权和权力制衡制度。这一制度历经三百多年的发展与完善，成为资本主义法治的重要制度和基石，充分地证实了西方国家运用权力约束权力的原则，防止权力被少数人垄断和滥用，在维护政治稳定等方面的作用。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这一制度，对“三权分立”我们不能照搬，但对权力的制衡却不能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不是分权制，而权力制衡对社会主义同样是需要的。现实十分清楚地表明，权力不被制约必然导致和加重腐败，权力的过度集中是我们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弊端，关于社会主义的权力制衡需要创造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其次，代议制度。这一制度在16-18世纪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和限制王权的有力武器，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成为资本主义民主的重要标志与体现。它把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于实行代议制，就使资本主义民主不再为地域和人口所限，在西方被视为人民控制政府的根本途径和法治的支柱，其本质上是法治的政治体制。列宁曾明确指出：“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什么是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1页。）由此可以断言，没有代议制度及其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法治及其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的精神实质是同一的，或者说是一体两面。我们当然不能搞“两院制”，也不搞西方式的那种一院制议会。我们要依法治国，首先就要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法治的基石。在我国党的领导权力和人大的监督权力是最高层次的权力平衡关系，党对人大的制约体现党的领导，人大对党的制约体现人民民主。
再次，人权保障制度。这是法治实际上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在法治条件下，公民的基本人权要在宪法和法律上全面确认和规定，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在这种渐进实现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中，没有具体的人权保障制度，便不可能有法治。马恩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关于平等和人权的要求，“特别是通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的作用，在大革命的时候以及在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差不多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动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
对人权的关怀虽然难以取代对权力、安全、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的考量，但是却已经成为近年来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背景下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关怀——成为人们言论、有时甚至是行动的一个典型议题。美国人权学家杰克·唐纳利认为，“一个战略，无论它在其他方面的吸引力有多大，如果要以牺牲政治参与、人权的享有和人的最高本质的展现为代价去实现物质进步，那它绝对是不完整的。”（注：［美］杰克·唐纳利著，《普通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社会主义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当然也高度关注人权事业建设。因此，我们要加紧人权立法，注意同《世界人权宣言》特别是我国已经参加的国际人权公约接轨。近代西方国家在形式上重视并建立的各种人权保障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制度，诸如司法公正、律师自由、权力救济等构成法治的重要内容。而其中有些东西，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法治所用。
第四，树立法律权威。法制本身不是资产阶级的创造，而是有了阶级和国家之后就产生了。一般来说，一个注重法制的国家，除了具有比较健全的法律规范以外，还要看其“法治”程度如何。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在法制方面的一个重要创造，就是建立了有效的“法治”机制，树立了法律权威，把国家政治生活的运转纳入了法律轨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了资产阶级治国的重大原则。封建社会的法律是与民主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的，资产阶级却首创了资本主义法制作为资本主义民主的“守护神”。把法制与民主结合起来，以法制保障民主，寓民主于法制之中。
中国正在实行依法治国，其前景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331页。）毫无疑问，我们要比照、借鉴法治国家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理论，形成法律至上、司法独立、法治和民主相结合等法治理念，引入无罪推定、沉默权、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相结合等法律规范。坚持不懈推进立法进程，到2010年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到2020年，实现社会生活基本法制化。
第五，政党制度。政党制度是现代国家政治体系的中枢，西方政党制度由专门的政党法或根本法的某些条款加以规定，使政党活动具有较高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我国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我们如果搞多党竞争那一套，必然出现如邓小平所说的四分五裂、连年内战的局面，但是需要在有些方面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党要在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下，解决好以党代党的问题，明确参政党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以及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党际关系，加强友好合作和相互监督，有利于释放参政党的政治活力。还要解决好以党代法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应按政党发展规律、法治化的要求和国际惯例，由法律详细规定政党活动。
第六，政党的定位问题。在西方国家的现代政治体制中，政党是将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联系起来的纽带，是社会能量转换的中介。执政党对政府过程以间接调控为主，政党与政府之间的职能有较明确的划分，很少会被在野党指责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西方有关“党民关系”、“党政关系”、“朝野关系”等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参考比照。我们党既不应当包揽一切，代替人民当家作主，更不应当是国家机器本身，而应当是人民参与政治、当家作主的工具。党领导和执政的一切观念、内容、形式，都应当从这个基本的定位出发。这是符合政治文明建设规律的。党要继续以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为导向，调整或重构执政党同国家、公民、社会的政治关系，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改进党的执政方式。
第七，政府职能。纵观资产阶级政府发展的历史，曾经出现过“自由放任型”和“积极干预型”等不同的政府管理模式。这些政府管理模式虽然不同，但赖以确立的基础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在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延伸。
当代资产阶级政府在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转变政府职能，淡化行政管理，强化公共服务，把执法治理同公共服务结合起来，把无限权力变为有限权力，把神秘政府变为透明政府。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唐宁教授认为，政府应该成为一个公共的必需品而不是必要的恶魔。“我们需要一个弱势的、柔性的、能够预知变化的政府。”（注：JohnH.Dunning.Govermment,Globalization,andInternationalBusiness.NewYork:Oxford
UniversityPressInc.,1999.p.13.）
这对我们正在强调的依法行政，转变政府职能不无借鉴意义。我们要减少政府对公共权力的垄断，纠正行政行为不规范，行政审批事项过多，自由裁量权过大，政策透明度低等缺陷。积极发挥人民群众在公共管理中的主体作用，使人民群众能充分运用民主与法治的武器，防止政府脱离国家本质的消极现象，保持政府活动与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一致性。
第八，普选制。虽然这是资本主义标榜民主与自由的一种形式，其实质在于“金钱是政治的母乳”。但这种形式本身马、恩、列宁都认为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政权巴黎公社就有过成功的实践：“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7页。）我们在完善以公开、公平、竞争、择优为原则的干部选任制度中，要逐步扩大“民选”的广度和深度，以健全的制度体系实现“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并通过实行对主要领导干部的差额选举，使党政官员的选举更富有竞争力，真正贯彻人民的意愿。还要把那些不具有阶级性的制度，如弹劾制，回避制，引咎辞职制，限任制，转化为我们用以管理干部队伍的有力措施。
第九，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在西方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被人们形象地喻为“第四种权力”。按照西方的民主理论，大众传媒是为公众服务的，而政府是公众的会犯错误的公仆，它有可能侵害公众的权利，因此需要对政府进行监督。尽管大众传媒难免有时偏激，但是，一旦政府及其官员腐化、渎职以及违法等丑闻被公诸于众，就会对政府及执政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因而比行政监督更有效，更快捷，更有威力。社会主义应当创造自己的舆论监督，包括进一步加大政治生活的公开化、透明化程度，进一步扩展舆论监督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制定一整套舆论监督的制度和法规，使之为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为篇幅计，此处不再细述。
三
我们党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选择，必将在新时期接受一次政治现代化的洗礼，并努力创造出辉煌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就需要既坚持改革开放、吸取西方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不动摇，又对可能出现的“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保持警觉，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江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种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反思人类文明的走向，展现为从线性的、排他的发展观转向系统的、兼容的全球视角和多元文明关系视角。在今天，历史已成为“世界历史”，文明的脚步已经踏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社会主义离不开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达到了从新的历史高度来认识自己，加强和完善自己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新觉醒，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和实践中，正在实现由“革命党”向着“建设党”的转型。中国加入WTO等国际组织，意味着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接受人类文明的共同观点。因此，在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中，如何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如何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还应有一层重要的含义，即：要有马克思主义宽广的眼界，从世界的角度看我们自己，通过比较、借鉴，广纳博学，外为中用，获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发挥我们的优势。
然而，要借鉴别人的经验，始终应有清醒的头脑、强烈的机遇意识和稳妥的态度。
一是划清界限，既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有一个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的问题。如同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政治文明也不等于照抄照搬西方模式。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模式植根于这些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土壤，搬用西方模式导致失败和混乱的教训已经足够多了，远如拉美国家移植西方多党制带来的政权更迭，军事频繁，导致经济始终低增长与负增长；近如90年代非洲多党制引起的混乱和冲突，给非洲各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在这些现实面前，就连亨廷顿这样的西方文明优越论者也承认，照搬西方模式往往不能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成功。中国有自己的特殊的国情，在建设政治文明方面无疑应当走自己的道路。
一、政治理论是追赶时髦吗？
政治问题是个古老的话题，政治学科却是门年轻的学科，具有不成熟性，它需要不断地发展与完善。人们误把理论的发展性当成是追求时髦。
然而，政治学科也确实存在一些近似于追求时髦的问题。1、政治学科构成的知识体系复杂，有经济、政治、哲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发展简史、思想品德等等，给人的感觉是政治学科什么内容都涉及，把其他学科的知识也包含进政治学科，没有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成为一门“杂科”。政治学科的内容什么都包括的同时，也表现为政治学科的知识体系具有不确定性，教材经常更换。频繁地更换教材，甚至一年一套的教材，连政治老师自己也不能讲清楚政治到底教了些什么和应该教什么了。政治学科没有形成自己固定的学科体系，给人假象是政治学科属于“伪科学”。2、政治学科的具体知识内容也是经常调整更新，虽然政治理论应该与时俱进，需要不断地发展、丰富与完善，但是知识更新走向了一天一个说法，过于时代化的极端。有时为了体现政治教学的时政性的特点，在中高考的政治问答题中，还要把考试前几个月的某个政治家的言论作为政治题的标准答案，在以考试为指挥棒的教学中，难免要渗透时政理论，并且尽量地把最新的政治理论安排进教材。朝令夕改的理论与政策在中学教学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效应，让人们的思想无所适从。尤其是学过政治学科的一些“过来人”更是困惑于政治理论的朝秦暮楚。政治教师夹在中间，只能顺应形式的发展，政治学科从某种程度上讲变成了永远追逐时代浪尖的学科。理论是需要有一定时间的研究与检验，如果缺少必要的思考与沉淀，理论难免会有些浅薄甚至错误。
二、政治理论是“假大空”的学说吗？
政治学科是一门学科，它介绍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知识，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的特征。政治学科还是一门社会学科，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它不同于物理、化学、数学等自然学科，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人文性等特征。
政治理论具有理论性的抽象性，人们总是很难认清它的本来面貌，常常对政治学科容易产生“伪科学论”和“无用论”，并把政治理论看成是假、大、空的学说。
首先，政治理论具有抽象性，理论虽然反映现实，但是，理论不等于现实，理论是相对独立存在的思想体系。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即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理论与现实既有统一性，理论与现实之间也往往存在差距，现象能反映本质，但理论与现象本身不是亦步亦趋的，理论可能超前于现实，也可能滞后于现实。如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的民主的性质高于资本主义的民主性质，我们看到的现象却是我国民主发展程度较低。对理论产生迷惑，主要原因是不能正确理解哲学上的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所以不能理解政治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把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性当作是政治理论是虚假性。
其次，政治理论常常以理论的形式来介绍国事，天下事。有些人一看到条条是道的理论就先入为主，觉得是大道理，从内心里排斥它。其实，政治理论谈得就是我们身边的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不能把身边的道理看成是“大”道理。
第三，政治理论区别于现实，具有抽象性，抽象的东西使人理解起来使人感到理论晦涩。同时，目前教材中政治理论的阐述一般表现为条条框框，教材的教条化编写模式使得教师教“条条”，学生背“条条”，考试考“条条”。再加上教学方法的陈旧落后，把政治教育当成是纯粹的思想灌输，具有空洞说教的特点。致使人们误认为政治理论是空洞的、言之无物的大道理。把思想性当成是空洞的理论。政治理论的抽象性，
于是有人认为学习政治理论主要是应付考试，假如不要考试，就不要教与学了。如果把政治理论的作用的眼光仅仅局限于应付考试的话，考完后，政治学科难免要遭受“兔死狗烹”甚至“掘棺抽尸”的命运。还有人认为学了政治理论后，社会中的思想政治问题仍然很多，所以学习政治毫无用处。这种观点属于典型的 “伪科学论”与“无用论”，实质上是否定了政治学科的科学性与社会功能，否定了社会领域中社会理论的价值作用。否定社会学科，显然是陷入了思想认识的浅薄与功利的色彩，甚至反映了一个民族急功近利、浮躁心理，是民族心理不成熟的表现。政治理论本来就只是理论，它本身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科学的理论只能指导人们正确地处理问题。
三、政治理论是为了美化社会吗？
政治理论和其他学科一样，具有社会教育的功能。政治学科又不同于其它的学科的社会教育功能，它具有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有人认为因为社会上存在许多不良的思想，所以要加强政治学科的学习。这种观点看到了政治理论的积极作用，但是夸大了政治学科的教育功能，政治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除了具有教育的积极功能，也不可避免它带来的某些教育负面效应。其实政治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只是一门学科，它研究的是社会中的一些现象。虽说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等特点，但政治学科的理论并不是“万金油”，不能包治社会中的各种疑难病症，政治学科不应该也不能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一、政治理论是追赶时髦吗？
政治问题是个古老的话题，政治学科却是门年轻的学科，具有不成熟性，它需要不断地发展与完善。人们误把理论的发展性当成是追求时髦。
然而，政治学科也确实存在一些近似于追求时髦的问题。1、政治学科构成的知识体系复杂，有经济、政治、哲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发展简史、思想品德等等，给人的感觉是政治学科什么内容都涉及，把其他学科的知识也包含进政治学科，没有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成为一门“杂科”。政治学科的内容什么都包括的同时，也表现为政治学科的知识体系具有不确定性，教材经常更换。频繁地更换教材，甚至一年一套的教材，连政治老师自己也不能讲清楚政治到底教了些什么和应该教什么了。政治学科没有形成自己固定的学科体系，给人假象是政治学科属于“伪科学”。2、政治学科的具体知识内容也是经常调整更新，虽然政治理论应该与时俱进，需要不断地发展、丰富与完善，但是知识更新走向了一天一个说法，过于时代化的极端。有时为了体现政治教学的时政性的特点，在中高考的政治问答题中，还要把考试前几个月的某个政治家的言论作为政治题的标准答案，在以考试为指挥棒的教学中，难免要渗透时政理论，并且尽量地把最新的政治理论安排进教材。朝令夕改的理论与政策在中学教学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效应，让人们的思想无所适从。尤其是学过政治学科的一些“过来人”更是困惑于政治理论的朝秦暮楚。政治教师夹在中间，只能顺应形式的发展，政治学科从某种程度上讲变成了永远追逐时代浪尖的学科。理论是需要有一定时间的研究与检验，如果缺少必要的思考与沉淀，理论难免会有些浅薄甚至错误。
二、政治理论是“假大空”的学说吗？
政治学科是一门学科，它介绍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知识，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的特征。政治学科还是一门社会学科，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它不同于物理、化学、数学等自然学科，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人文性等特征。
政治理论具有理论性的抽象性，人们总是很难认清它的本来面貌，常常对政治学科容易产生“伪科学论”和“无用论”，并把政治理论看成是假、大、空的学说。
首先，政治理论具有抽象性，理论虽然反映现实，但是，理论不等于现实，理论是相对独立存在的思想体系。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即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理论与现实既有统一性，理论与现实之间也往往存在差距，现象能反映本质，但理论与现象本身不是亦步亦趋的，理论可能超前于现实，也可能滞后于现实。如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的民主的性质高于资本主义的民主性质，我们看到的现象却是我国民主发展程度较低。对理论产生迷惑，主要原因是不能正确理解哲学上的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所以不能理解政治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把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性当作是政治理论是虚假性。
其次，政治理论常常以理论的形式来介绍国事，天下事。有些人一看到条条是道的理论就先入为主，觉得是大道理，从内心里排斥它。其实，政治理论谈得就是我们身边的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不能把身边的道理看成是“大”道理。
第三，政治理论区别于现实，具有抽象性，抽象的东西使人理解起来使人感到理论晦涩。同时，目前教材中政治理论的阐述一般表现为条条框框，教材的教条化编写模式使得教师教“条条”，学生背“条条”，考试考“条条”。再加上教学方法的陈旧落后，把政治教育当成是纯粹的思想灌输，具有空洞说教的特点。致使人们误认为政治理论是空洞的、言之无物的大道理。把思想性当成是空洞的理论。政治理论的抽象性，
于是有人认为学习政治理论主要是应付考试，假如不要考试，就不要教与学了。如果把政治理论的作用的眼光仅仅局限于应付考试的话，考完后，政治学科难免要遭受“兔死狗烹”甚至“掘棺抽尸”的命运。还有人认为学了政治理论后，社会中的思想政治问题仍然很多，所以学习政治毫无用处。这种观点属于典型的 “伪科学论”与“无用论”，实质上是否定了政治学科的科学性与社会功能，否定了社会领域中社会理论的价值作用。否定社会学科，显然是陷入了思想认识的浅薄与功利的色彩，甚至反映了一个民族急功近利、浮躁心理，是民族心理不成熟的表现。政治理论本来就只是理论，它本身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科学的理论只能指导人们正确地处理问题。
三、政治理论是为了美化社会吗？
政治理论和其他学科一样，具有社会教育的功能。政治学科又不同于其它的学科的社会教育功能，它具有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有人认为因为社会上存在许多不良的思想，所以要加强政治学科的学习。这种观点看到了政治理论的积极作用，但是夸大了政治学科的教育功能，政治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除了具有教育的积极功能，也不可避免它带来的某些教育负面效应。其实政治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只是一门学科，它研究的是社会中的一些现象。虽说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等特点，但政治学科的理论并不是“万金油”，不能包治社会中的各种疑难病症，政治学科不应该也不能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走出科学社会主义范畴，确立学科体系时期；二是重新研究、学习和借鉴西方政治理论与政府管理体制时期；三是理论联系实际，开始比较全面地考察和研究中国政治时期。第三个时期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政治学开始走向成熟。但是，由于基础和条件的限制，第三个时期尽管把研究的重点放回到中国政治领域，从而确立了有生命力的生长点，但还是有比较大的局限。因为，这个时期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还仅停留在体制性分析上，没有进行很好的理论抽象和概括。
中国政治学研究和发展的现状，是我们思考和推动中国政治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学术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可以选择的，因为在学术研究中，人的主观意志具有重大作用；但同时学术的发展在一定的意义上又是无法选择的．因为学术的整体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社会发展客观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往往是决定性的。当我们面对新世纪的来临，为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而努力时，既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学术要超越现实，但又不能脱离现实．尤其是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国发展经验都充分表明；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必然会催发出政治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预示着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将有更为良好的现实条件，从而孕育出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对于正逐渐走向成熟的中国社会来说，政治学发展与政治发展，应是在一种积极的互动中共进的，即在政治发展赋予政治学发展以机遇和条件的同时，政治学也应能够及时有效地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从而推动中国政治的健康发展。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学应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的政治发展时代。为在更高的层次上把中国政治学带入二十一世纪，政治学者应进行开创性的工作，这种开创性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拓和丰富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二是以自身科学的研究引导中国政治学走上一条科学的、规范的发展道路。前者实际上是研究的方向和领域开拓问题，后者则是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问题。在这两方面工作中，后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方向和领域的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对此，我们年轻的政治学研究者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时间虽然十分有限，但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还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易的发展和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丁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因此，对于走回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就有一个如何在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上实现积极有效的创新问题。如果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百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与之相呼应，那么中国政治学就能更快地走向成熟。根据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我认为进行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的创新，有必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第一、政治研究的学术性和学术研究的政治性的关系。政治学是一问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到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又决定了它所研究的问题往往既是学术问题，又是政治问题。这就使得政治学研究不得不面临如何正确处理学术性和政治性关系的问题。实践证明，在政治学研究中，这两者是不能偏废的，关键在干如何以学术的精神研究政治学中的问题．又如何以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态度去回答所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将影响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定位及其生命力。
第二、体制研究与过程研究的关系。体制研究是政治研究的基本，但不是政治学的核心。任何政治生活都是在一定的体制下展开，但其展开的过程深受各种体制内外因素的影响，因而体制所规定的政治生活与实际展开的政治生活往往有很大的距离，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政治作体制研究的同时．更应作过程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政治学研究还主要在体制层面上展开。所以，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政治学研究能否上一个台阶，从浅层研究走向深层研究。
第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关系。政治学的核心主题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其终极关怀是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这决定了理想主义对政治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政治学所研究的许多政治问题又是非常现实的，深受各种各样现实的客观因素作用和决定。研究对象的现实规定性决定了政治学研究中不能没有现实主义态度。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精神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由于在一定条件下．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容易产生冲突，所以，如何在政治学的民体问题研究中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政治学研究时刻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高低。
第四、核心领域深化和边缘领域扩展的关系。政治对社会作用和影响是全方位的，因而，对任何一个政治问题，人们往往可以从不同角度给予说明和解析。这就使得政治学研究很容易借鉴或借取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来研究政治问题，从而形成许多政治学研究的边缘领域，如入口政治、环境政治、民族政治等。边缘领域的扩展对政治学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在推动政治学研究整体水平提高方面，它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因此，政治学整体水平提高，除了有赖边缘领域的扩展外．更主要的还有赖于政治学核心领域的深化，如对国家问题、问题、民主问题、政党问题的研究。对于发展还不十分成熟的中国政治学来说如何深化核心领域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五、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的关系。这是政治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由干传统因素的影响，在很长时间里，我们的政治学研究主要是规范研究，忽视经验研究。这种状况，在这几年已有所改观，经验研究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但是，由于人们在政治学研究中对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性缺乏足够的追求，所以，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具体运用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如何在具体问题研究中将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二是如何使研究中的概念规范化的问题：三是经验研究如何提高科学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有助于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我认为处理好上述这些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应是：以学术为本，以科学为本。
从世界政治学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来看，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将可能以这几个领域为中心展开：一是中国政治，这与中国社会发展将对中国政治发展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有关；一是地缘政治，这与国际政治单位日益从国家向各种类型的地区或跨地区组织转化有关；三是政治哲学，这与文化和价值在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中的影响与作用日益增大有关；四是多元化的民主成长道路，这与后发性现代化国家给世界提供了多样化的成功发展道路有关；五是全球化对各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这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化有关。六是国家，这与全球化以及高度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对国家所形成的全面性挑战日益激烈有关。其中，在中国政治研究中．这样一些领域将可能成力人们关注的重点：（1）转
一、主流理论的无政府状态假设
对于从事国际政治的人员来说，无政府状态一词无疑是国际政治理论的关键词，被置于国际政治学的中心地位。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通过国内与国际的比较，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体系结构的组成部分来分析国际政治的本质，认为国际政治的其他现象都是从这一特征中派生出来的。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对合作的分析也是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开始的，他要论证的是即使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威的自助体系中，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体也可在霸权国并不存在的情况下，通过国际制度的安排，仍能够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在阿特和杰维斯主编的《国际政治》这本论文集中，第一部分就从无政府状态的意义、无政府状态的摆脱和无政府状态的缓解三个方面论述了无政府状态的环境，他们认为，“无政府状态代表了国际政治环境的持久概念和现象..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事实，要处理无政府状态的后果，或者改变它，就必须首先理解它。”2肯尼斯·奥耶（KennethOye）在其主编的《无政府状态的合作》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由于没有中央权威对利益的追求进行限制，国家处于永久的无政府状态中，并且明确地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的中心条件，书中的作者都是以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的中心背景条件来展开对合作的探讨”3秦亚青教授对无政府状态在理性主义学派中的意义作了简明归纳：“首先是其本体论意义，即无政府性是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既然是事实，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也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特性。只要国家体系存在，无政府性就是这个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其次是论意义，即无政府性成为国际政治的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就是无需质疑即可以认为属真的东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几乎所有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都以这个假定开始。如新现实主义从无政府性开始考虑生存的竞争，新自由主义则从无政府性开始讨论为的合作。第三是学科意义。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这两个政治学的基本次领域也是以这个基本假定分解的。这样，无政府性就具有对国际政治定义的功能。”4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它被查尔斯·利普森称为国际关系的罗塞塔石碑。5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都是从这里开始他们的理论演绎。没有人否认国际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也是“新新综合”的一个方面。但应该注意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对无政府状态并没有统一的定义。米尔纳给我们提供了国际关系理论关于无政府状态的两种定义。6第一种定义是指缺少秩序，意味着混乱和无序。即霍布斯所描述的人反对人的状态。这样一种定义遭到了国际关系学者的广泛质疑。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尔则从国际的角度来理解国际体系的秩序，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没有秩序。在国际社会中，广泛地存在着各种规则和安排，如对使用武力的一定限制；对契约神圣性的尊重和对财产权保护的某些共同安排。“现代国际体系也是一种国际社会，至少在一定意义上说，国际社会一直是国际体系中起作用的因素之一。”7因而我们不能说无政府状态就是霍布斯描绘的自然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一书中，作者们认识到：“国际社会虽然处在一种碎化状态。但是，无政府状态的世界政治并不意味着它完全缺少组织。在一些事务领域，存在对各个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较为细致的安排，即使其它一些领域仍是松散的。”8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虽然认为国际体系处在无政府状态中，但同样存在着秩序。这种秩序是和均势联系在一起的。均势以两种方式为体系提供秩序。一是通过力量的平衡来防止战争的发生，二是国家之间反复组织起来的均势表明，在国际政治动荡的背后存在着秩序。就像在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无形之手支配市场一样，国家的行为总是受国际体系结构的制约。无政府状态的第二种定义是指缺少政府。这是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但由于国际关系学者对政府的理解不同，因而对无政府状态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华尔兹借用韦伯的观点，把政府定义为拥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权：“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别，不在于武力的使用，而在于两者处理暴力的组织方式不同。一个有效力的政府，垄断了对武力的合法使用。”9英国学派的学者则把政府与确保秩序的制度和而不是与武力联系起来。马丁·怀特指出：“无政府状态具有将国际政治和一般政治相区别的特性。国际政治研究的前提假设是缺少政府体系，正如国内政治研究的前提是存在这样的体系一样。但大致的事实是，国内政治中追求权力的斗争是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限制和支配下进行的；而在国际政治中，法律和制度是受追求权力的斗争限制和支配的。”10奥耶认为国际体系缺少特定的政府功能，没有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中央权威去强制国家实施承诺或协定。这三种关于政府的观点反映了不同派别的学者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尽管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这三种观点存在着质疑和争论，但基本上都同意无政府状态是指国际关系中缺乏明显的政府特征。11
新现实主义的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从国内和国际二分法的类比角度说明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的区别，从中推导出无政府状态的逻辑。主要区别表现在三个方面：121、国内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上下级关系，某些部分有权指挥，其它部分要服从。国内体系是集中的和等级制的。国际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同等关系。在形式上，每一个国家与其它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国际政治体系是分散的和无政府状态的。2、在国内，一个政府的武力是在权利和正义的名义下使用的。在国际上，国家则是为了保护自身和自己的利益使用武力。在国内，与权威的各种关系建立起来了。在国际上，产生的只是实力关系。3、国内政治是权威、行政和法律的王国。国际政治是权力、斗争与和解的领域。国际领域显然是政治领域。人们描绘出国家领域各种各样的特征：等级的、纵向的、集中的、异质的、受领导的、由人设计出来的；人们把国际领域描绘为无政府的、横向的、分散的、同质的、不受领导的和相互适应的。这种区别使国际政治体系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华尔兹从国际体系结构角度建立起属于这一领域的理论，即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按照华尔兹自己的说法，他虽然保留了现实政治的主要内容，但对现实主义有两项重要修正：1、现实主义把国家的行为视为对权力的至死方休的追求，理性的政治家就是不断地积累越来越多的权力。而新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所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2、现实主义把因果关系看成是单向的，即主要从处于相互作用的个人和国家的单位（unit）层次上寻找原因，而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行为的后果是双向产生的，既有单位层次的原因，也有结构层次的原因。而且结构层次的因素是单位层次因素发生作用的背景。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这种特征决定了国家必须时刻关心自己的生存与安全。而由于在国家之上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所以在一个现实威胁随处可见的世界中，国家不得不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际体系是一个自助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安全困境，一方聊以的源泉成为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国家不得不在对外政策中推行权力政治，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因此华尔兹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推导出来的唯一逻辑就是自助，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权力政治。二、建构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再认识
自从华尔兹以简约的方式建立起国际大厦后，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这一理论虽然受到了不同的批评，但其核心假设和基本命题并没有撼动，依然处于霸主地位。13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国际政治理论的新思维的产生，主流理论的根基开始动摇。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命题提出了大胆的质疑，要超越无政府的难题。14他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只有一种特性：自助，而是存在自助和他助两种特性。体系的性质到底是他助还是自助取决于体系中的行动者的身份。身份不同，体系的特性也不一样。如果体系的成员之间是敌人，那么，行为体的存在和安全就会成为最重要的。彼此之间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在这种情形下，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才表现为自助的性质。但是如果体系的成员之间是朋友，行为体就不会担心对方对自己的安全造成威胁，反而会形成一种安全共同体。在这种情形下，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则表现为助他性。因此，在温特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无政府逻辑。15国家的身份并不像华尔兹所假定的那样，在互动之前，在形成国家体系之前就是考虑自我的，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体。恰恰相反，国家的利己性并不是它的天生特征，而是在一种相互关系中产生的，由相对于他者的特殊身份建构而成的特征。尽管国家易于接受利己的身份，但是国家并非天生具有这种身份。国家的身份是在国家互动的过程中确立的。在互动的实践过程中，行为体通过文化选择的方式建立起主体间性的意义。不同的主体间性的意义造就了不同的体系特性。自助并不是无政府状态的逻辑特性，而是一种制度，只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认同结构中的一种而已。所以，国家体系的特性与无政府状态没有关系，换言之，从无政府状态中并不能推导国际体系的特性就是自助。“无政府状态是一个空的容器，没有内在的意义。使无政府状态产生意义的是居于其中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构。”16如果我们接受了国际体系的特性既可以是自助也可是他助，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导致自助的观点，那么，国家和国家的关系就不一定陷入到安全的困境中。这样，国家的行为并不一定就是不断地追求权力政治。也就是说，华尔兹的权力政治是由无政府状态决定的论点是有问题的。权力政治并不是赋予的，无法改变的行为。如果国际体系是自助的体系，那么，国家的对外行为就是追求权力政治，以确保自己的生存。如果国际体系是他助的体系，那么，国家的对外行为并不是权力政治的行为，不仅不会陷入安全两难中，反而，还可以建立安全共同体。因此，权力政治是建构的产物，而不是国家行为的构成特征。温特以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展示了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假定自我和他者是两个行为体，以前不存在互动的经历，如果第一次相遇，是否像新现实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对方是对自己的威胁，会发起对自己的攻击。温特认为并非如此。我们可能会保持高度警觉，但我们是发动攻击还是保持警觉取决于对对方意图的理解。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威胁性的，自我经过接收，解读和赋予意义后，也被理解为威胁，那么，威胁感就会产生；如果自我采取一种针对他者的威胁行为，那么，行为体通过不断地再现他者和自我的威胁感，就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形式。这样，安全困境就会孕育而生，并不断地加以强化和依赖，权力政治就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友好的，自我经过认知的加工过程后，也把他者发出的信号理解为友好，那么，他者和自我对情景的定义就是友好的，而不是威胁。因此，第一次相遇并一定造就出一个安全的困境。他者和自我通过发出信号，解释和反馈的过程完成了一次社会行为，并开始创立主体间性意义的过程。主体间性的意义赋予了行动者身份和利益。通过这种实践活动，行动者在无政府状态中，既可成为朋友，亦可成为敌人。因此权力政治是在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
这样，温特就通过对华尔兹的无政府状态的解构，破除了新现实主义所谓的无政府状态的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无政府状态并不像现实主义所描述的那样，它本身根本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17没有国家的实践活动，就没有国际结构，也就没有无政府状态的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虽然在国际体系中不断地表现出来，但它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不是其内在的构成特性，而是行动者在互动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因此，从无政府状态中不能推导出自助和权力政治的体系特性。无政府状态不过是一种形式，国家的鲜活互动创造了丰富的。从无政府状态演绎出来的并非只有一种逻辑，而是存在多种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只是其中的一种。温特为我们刻画了三种理想类型的无政府状态，或者说三种无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逻辑。所谓文化就是社会共有知识。社会共有知识是个体之间共同的和相互关联的知识。共有是指社会意义上的共有。共有可以是合作性质的，也可以是冲突性质的。互为敌人和互为朋友同样是文化事实。18文化形式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角色结构，即共有观念是指这些观念的行为体所具有的主置格局。无政府状态的核心不过是一种主置。主置是由自我和他者的再现建构的，这种再现是对自我和他者作为以某些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特别类型施动者的再现，它又建构了独特文化体系的逻辑和再造条件。角色结构不同，无政府状态的文化也不一样。在温特看来，国际体系中存在三种角色结构：敌人、对手和朋友。敌人角色结构建构了霍布斯文化，对手角色结构建构了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结构建构了康德文化。无政府体系的结构和趋势取决于三种角色中哪一种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逻辑。
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文化是敌人角色结构。它的核心内容是敌意。国家的相互角色定位是敌人。19敌人是由对他者的再现建构的，这种再现把他者表现为具有如下特征的行为体：1、不承认自我作为独立的行为体存在的权利；2、不会自愿限制对自我使用暴力的程度。敌人的角色结构使国家的对外政策姿态和行为表现出以下的含义：1、国家往往会采取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方式来对待敌人，即试图摧毁或制服敌人。这并意味着国家的利益在于改变现状。一个国家的利益可能是维持现状，但是敌人的威胁可能迫使国家根据“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原则，采取看起来好象是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行为。2、决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不考虑未来前景，向最坏处做准备。3、相对军事实力至关重要，实力是生存的关键因素。因为敌人一旦有着取胜的实力，就会发动进攻。要想和平，就需要准备战争。4、如果真正爆发战争，国家就会以敌人的方式来进行战争，就会无限制的使用暴力。如果战争没有爆发，但是迫在眉睫，国家必须准备先发制人，尤其是当进攻性技术处于领先地位的情况下，这样，可以避免敌人通过第一次打击取得决定性的优势。霍布斯无政府状态的逻辑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行为体的行为原则是不顾一切地保全生命。国际体系是真正的自助体系。在这种体系中，行为体不能求助于其它行为体，甚至不能采取最小的自我克制。生存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国家间的安全是一种高度竞争的零和游戏。在霍布斯的无政府文化中，产生了四种宏观层次模式或趋势。1、常年不断的无限战争。这不是说国家总是处于战争状态，而是说只要国家之间的相互集体再现是霍布斯式的，战争就会“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2、消灭不适应的行为体。3、国家一旦强大到不至于被消灭的地步，就会制衡相互的权力。4、趋于把所有体系的成员全部拖入战争状态，使中立和不结盟十分困难。霍布斯无政府状态逻辑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刻画了一段国际关系的特征。第二种理想类型的文化是洛克文化。20洛克文化的角色结构是竞争，不是敌对。竞争对手像敌人一样是通过对自我和他者涉及暴力行为的再现而建构的。但是，这样的再现却不像敌人角色的再现那样具有威胁意义。竞争对手不像敌人，他们有相互行为的基础，即对的承认，而不是消灭对方。但这种基础并不排除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如果体系的角色结构是竞争对手，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至少有四种意义：1、无论国家之间有什么冲突，但作为一种国家共同享有的制度得到了普遍的遵守和维持。即国家不会试图夺取相互的生命和自由。2、的存在使得安全变得不那么紧迫，绝对收益成为国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家就不担心安全问题，但这种担心已经大为减弱。3、军事实力的作用下降。虽然武力在解决争端中仍发挥重要作用，但这种力量对对手和对敌人的意义是不同的。军事实力不再主宰一切政策。4、如果争端真正导致战争，竞争对手会限制自己的暴力行为，不以消灭对方为目的。战争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这样的限制表现为在正义战争理论和文明标准之中。这一体系界定了国家相互使用暴力的条件和程度。洛克文化的逻辑是生存和允许生存。在温特看来，华尔兹所描述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洛克体系，而不是霍布斯体系。因为他对市场的借鉴，对均势的强调，对国家低死亡率的认识，对国家寻求安全而不是寻求权力的假定等都是与一种相对自我约束性质的洛克文化联系在一起。
康德文化则由朋友的角色结构决定，核心内容是友谊。21在这种角色结构中，国家期望相互遵守两条基本规则：1、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争端（非暴力规则）；2、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双方将共同作战（互助规则）。友谊的两条规则产生康德文化的逻辑：大家为我，我为大家。多元安全共同体和集体安全就反映了这种逻辑。在多元安全共同体中（一种诸国家组成的体系），国家所持有的相互和平的共有知识使得战争不再被认为是解决争端的合法手段，而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虽然不能保证在共同体中不发生冲突，但是一旦发生冲突，成员会以谈判、仲裁或诉诸等方式解决，即使战争的代价不大的时候也是如此。武力不是实现目的的合法手段。因此，军事力量在安全共同体中所具有的意义与在竞争状态下不同。对于竞争对手之间的争端，军事力量是决定结果的重要因素，对于朋友之间的冲突，其他种类的权力（如话语、制度、）则可以成为更加重要的因素。在集体安全体系中，互助原则是其安全的基础。当一个体系成员的安全由于侵略而受到威胁，其他体系的成员应该帮助这个成员，即使是他们自己的安全没有受到威胁也要这样做。集体安全和结盟不一样，在表面上看来，它们都是以军事力量来维护成员的安全，而实际上，两者具有质的不同。在结盟关系中，国家从事集体行动是因为结盟中的国家自身都感受到了同样的威胁，他们之间的合作是出于利己目的，一旦威胁不复存在，结盟就随之解体。因此，结盟的动力来自外部的威胁之剑。集体安全不是与具体的威胁或具体的时间联系在一起。成员之间的互助是因为他们认同自己属于同一个安全单位，是一个团队，与外在的压力（如威胁）没有多大关系。这样，军事力量对集体安全的成员与对结盟的成员是不一样的。在结盟关系中，成员知道，一旦结盟瓦解，盟友的军事力量反过来就会成为打击自己的力量。在集体安全体系中，一国的军事实力不仅不是对自己的潜在威胁，还是自己的安全财富。在这里个体与集体融为一体，自助也是他助。
三、对结构变化的再解读
当建构主义把无政府状态理解为文化，是国家建构的时候，它所理解的结构变化就与新现实主义的结构变化大不相同。在新现实主义的结构中，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因素组成：单元（国家）的排列原则、单元特征和权力分配。排列原则指结构中的因素是处于平等地位还是处于等级地位。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具有平等的地位，因而其排列原则是无政府状态；单元特性是指体系中的成员所具有的功能。在国家体系中，国家在功能上是相同的，即维护国内秩序和对外防御，国家的差异只是力量的不同，而不是功能的区别。权力分配是指物质力量在体系内的集中程度，即极的多寡。在这三个因素中，只要其中一个发生变化，体系的结构就发生变化。不过，新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常量，这是国际的基本特征。单元的功能是相同的，可以不考虑。因此，只有权力分配这个变量了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虽然权力分配是单元层次特征的集合，但它是结构体系的特性，其作用不可能还原为单位层次。至于与物质实力无关的其他国家特征如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敌对还是友好都被排除在结构之外。因此，华尔兹的结构是权力分配，结构的变化是权力分配的变化，从一种权力分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权力分配形式，即极的变化。国际体系往往是由一个在物质上属于霸权国的大国所主导，大国的兴衰决定了国际体系的演变。温特认为，华尔兹的结构是一种结构物质主义理论。他定义的国际结构实际上恰恰不是国际结构。国际结构不是物质现象，而是观念现象。国际体系的结构不是物质力量的分配而是知识的分配，是一种文化。因而，建构主义的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是指文化的变化或无政府状态的变化，即行动者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出新的文化，从霍布斯的文化向洛克文化的转变，从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建构主义的结构变化是可能的，但并不意味着其变化是容易的，因为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具有自加强的作用。一旦一种文化形成，行动者的身份就会被不断的再现，从而使国际体系的结构被再生产出来。“国家越是像现实主义那样思维，利己主义及其在体系层面的连带结果——自助——就越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22
因此，虽然建构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涉及到结构变化，但其内涵是不同的。新现实主义展示的结构变化是单元物质力量的分配变化，而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性质不会发生变化，国际政治的自质也就保持不变。冲突和战争是国际社会的固有现象和组成部分。建构主义呈现的结构变化是观念分配的变化。虽然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在继续，但每一次变化都使国际社会发生质的变化，使其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国家不断地使无政府状态具有新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性质在实践活动中可以发生改变。物质力量变化的意义取决于国家处在何种文化状态之中。这种对结构变化认识的差异使得建构主义认为的结构变化如封建体系到国家体系的转化，冷战的结束和欧洲联盟的产生等在新现实主义看来都不是体系结构的变化，因为它们要么没有改变权力分配状况，要么没有超越无政府状态。建构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源于对国际体系的本体论的理解。本体论指身份和利益是被看做需要社会因素支承的进程，还是被看做在某种意义上置身于社会时空范畴之外的固定客体。23新现实主义认为，行动者的身份和认同是不变的，与国家互动进程无关，由于新现实主义把行动者的互动层次看成单位层次，而不属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因而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被排除在结构之外，即外生于体系的结构。因此，结构对行动者的作用只是约束它的行为，而不是改变它的身份。结构一旦从行动者中脱离出来，就成为凌驾于行动者之上的力量，行动者不过是结构的木偶。所以，不管力量分配如何变化，行动者的自利性质不会变化。新现实主义的这种结构-行动观类似于涂尔干的功能主义的观点。24华尔兹的结构与行动者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即从结构推导出行动者的行为。建构主义认为行动不断地造就和再造自我和他者的概念，行动者的身份和利益不是外生于体系的过程之外，而是由体系的过程所支承。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也是体系结构层次的内容（微观结构），而不是属于单元层次。当行动者的身份和利益在互动进程中发生变化的时候，宏观上的结构（文化）就会产生变化，因为，结构变化是附着于身份变化。结构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就不只是结构对行动者的约束，而且还有使动的一面，即行动者和结构是相互建构的。这种结构-行动者观点的社会学来源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如果进一步追溯为什么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对待身份和进程有不同理解，这种追问就变成了对国际政治的本体论思考：国际体系是什么构成的，结构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物质主义，权力和利益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是一种物质事实，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决定的。有目的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国家和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类别。它不仅仅是事物，而且还是进程。权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意义和作用，是观念使然。单纯的物质力量和利益不可能解释国家之间的关系。
（一）思想政治立场
政工师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坚决拥护和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并且也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的丰富自身的理论文化知识，用具体的丰富的理论知识来感染影响员工，来教育引导员工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
（二）思想政治素质
政工师要具备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坚强的政治责任感，必须能够在重大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第二，则是实事求是，政工师在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对所有的员工要保持平等对待，要实事求是的处理所遇到的各种情况与问题。第三，则需要以身作则，政工师一定要严于律己、真诚待人，关心与帮助员工解决所面临的困难，用自己良好的品行和实际行动来感化员工，并以此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共同的为企业的发展而努力做贡献。
二、加强企业政工师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的路径与方法
（一）加强政工师的思想政治理论学习
要提高企业中政工师的政治素养与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就必须高度的重视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只有熟练掌握思想政治理论的相关知识。才能更好的在企业员工中开展自己的工作。才能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培养优良的思想道德修养
要做一个优秀的企业政工师，除了其自身要具备的政治素养与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之外，还必须重视培养优良的思想道德修养。政工师必须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中更要做到以德服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员工起到指导与教育作用。政工师必须要保持良好的工作态度和生活作风，随时的深刻反省自己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且做到严以律己，通过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来为同事和员工树立榜样。
（三）重视实践锻炼
政工师的工作能力与实践才能都是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通过实践锻炼，能够有效的增强企业政工师的社会责任感并且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同时使他们在实践生活中增长才干，而且这还对加强他们的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在实践工作的过程中，企业政工师还能够了解当前的国情形势，了解社会现实存在的复杂性，明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艰巨性。通过增强历史责任感与时代紧迫感，海能促使政工师更好的开展日常工作，为企业的发展和整个社会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四）自我反思，与时俱进
企业的政工师对于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应该及时的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检查与自我解剖。时刻的联系思想政治理论实际，对于发现的工作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应当虚心的听取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并以此来不断的完善和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同时在实际工作生活中，要虚心学习以博采众家之长，并根据自己所面临的新情况与问题来采取新的措施，真正的做到与时俱进，以更好的适应政工师所面临各种实际工作，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水平。
三、总结
在国家建构之后，就产生国家发展的问题。国家发展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探讨。第一个层面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即国家发展是从秩序国家到赋权国家和创新国家的过程。如前所述，国家在建构之初最主要的功能是汲取资源和垄断暴力，然而这两大功能都会产生强烈的社会反抗和社会压制。所以，从国家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具体而言，国家治理至少还需要包含其他两大类功能:第一，合法。④暴力的过度使用可能会导致暴力垄断的丧失，而过度汲取资源同样会引起社会的反抗，所以汲取资源和垄断暴力需要更为复杂的多方参与的社会过程，这种社会过程可以承担将汲取资源和垄断暴力合法化的功能。在现代社会，国家治理的合法主要通过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等形式来实现。第二，激发经济和社会创新。过度汲取资源可能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枯竭，所以一个卓有成效的国家治理模式不会过度汲取社会资源，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汲取社会资源的同时激发经济和社会的创新。经济和社会创新可以将社会资源的“蛋糕”做大，从而保证国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汲取资源。从这两点来看，一个完整意义的国家治理体系应该包括秩序系统、赋权系统和创新系统。第二个层面则涉及国家治理能力，即国家发展是从弱国家到强国家的发展过程。区分国家强弱的主要标准是看国家财政自主和暴力垄断的程度。强国家意味着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非常强，即非常高比例的社会资源被国家提取，并用于再分配。强国家还意味着除了国家之外没有其他的暴力使用。即便存在其他的暴力形式，这些暴力使用也需要获得国家的允许和授权。当然，国家治理能力还存在完整评价和效率评价的问题。完整评价是指国家治理能力要相对完整，即不仅要包括资源汲取能力和秩序稳定能力，而且还应该包括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和公共危机应对能力。效率评价是指强国家能力不只是看其财政自主和暴力垄断的绝对程度，还要看其实现这些程度所使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简言之，基于效率评价的国家能力是财政自主和暴力垄断的绝对程度与实现这些程度所使用的资源之间的比值。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会逐步出现国家转型的问题。国家转型的路径与国家建构时的初始路径密切相关。如果在国家建构的初始阶段，社会部门很强大，那么就很容易形成赋权国家。如果在国家的初始阶段，经济部门很强大，那么国家就很容易形成创新国家。如果社会部门和经济部门很强大，那么国家的汲取能力就会相对弱些，国家就会相对比较弱，换言之，国家的自主性就比较差。这样，国家转型的内容就是要使得国家变得强大，而国家强大使得再分配的能力进一步提高。这类国家转型可以总结为国家集权化的过程。美国和英国的国家转型就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在美国建国之初，社会部门的影响尤为突出。美国是一个在相对扁平化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国家，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对美国公民社会的赞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建国之初的强社会特征。
因此，从建国一开始，美国就体现出赋权国家和创新国家的特征。之后，美国的国家转型也就体现为国家集权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集中表现在罗斯福新政以及二战后美国的福利国家建设之中。英国的情况也类似。在国家建构之初，英国社会力量的强大体现在其参与式地方政府的传统中。⑥同时，英国的强社会特征还体现为贵族的力量。⑦英国绝对主义王权的建立就是国王向贵族借钱，并以大的形式约定双方权力边界的过程。在“光荣革命”之后建立的英国议会政体中，立法权力明显优于行政权力。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代表，而后者则更多是国家的代表。19世纪末工人运动的兴起更加强化了社会的力量。此后，英国的国家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国家权力集聚的过程。这一转型过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启动，并在战后达到高峰。如果在国家的初始建构时，社会部门和经济部门相对较弱，那么就会容易形成强国家。这样，国家转型就是强国家向赋权国家或创新国家的转型。法国和德国的国家治理就体现出这一路径的特征。在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建立之初，社会的力量相对薄弱，所以从一开始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建构和国家发展就体现为以魅力型领袖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形成。在法国，中央集权是由路易国王、拿破仑和戴高乐完成的。而在德国，中央集权则是由俾斯麦和希特勒完成的。然而，在强国家形成之后，社会力量逐渐积聚和发展，并在不同时段产生出一些对国家的反抗。在法国，社会反抗的典型案例是巴黎公社和1968年运动。在德国，社会反抗主要是二战后的反思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的社会运动。幸运的是，法国和德国基本上以比较和平和改良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国家的转型。无论是英美的集权化转型，还是法德的赋权化/社会化转型，国家转型的最终目标都是平衡国家。“平衡国家”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能力平衡。能力平衡又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能力都比较强，相互之间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二是能力的效应与能力的成本之间相对比较平衡。第二，体系平衡。体系平衡则主要表现为秩序系统、赋权系统和创新系统之间的平衡。秩序系统过于强大，那么经济和社会创新就可能受到压制，同时赋权系统的活动空间则可能会被秩序系统以安全之名进行限制。过于强大的赋权系统会导致过度的社会动员，并可能最终引发政治失序，而政治失序的国家无法有效地激励经济和社会创新。创新系统过于强大可能会导致资本泛滥和技术统治，这些都会对政治秩序和公民赋权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三大系统之间的平衡对于国家治理是至关重要的。
二、比较政治学对国家治理研究的意义
国内关于国家治理的研究主要采用规范的分析方法，即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讨论国家治理的价值、意义和基本逻辑。规范分析对于国家治理研究非常重要，毕竟理论和逻辑的推演对于厘清概念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国家治理是治理的一部分，国外关于治理的研究也首先是从规范分析的角度展开的。然而，规范视角的国家治理研究也有其不足。这种方法高度依赖研究者的价值定位，持批判立场的研究者总会认为自己国家的国家治理模式有问题，而持自我中心立场的研究者则总会认为自己国家的国家治理模式是最优越的。缺乏公正立场的规范主义研究很容易出现自说自话的问题。因此，国家治理研究不仅需要在规范层面上展开，而且更需要在实证层面上展开。国内关于国家治理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这些实证研究成果一方面集中于对中国国家治理经验的探讨，⑧另一方面则集中于某国的国别治理模式或经验研究(案例多为俄罗斯和东亚国家等)。⑨本文在这里希望从方法论的角度更为完整地讨论国家治理的实证研究。根据美国政治学家阿伦•利帕特(ArendLijphart)的划分，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四种:实验方法、统计方法、比较方法和个案方法。⑩这四种方法都可以用来进行国家治理研究，然而它们都有其优势和不足。实验方法更加接近科学的特征，但是对国家治理进行实验在现实中很难操作。统计方法在国家治理研究中有一定的可行性，然而，统计方法的适用也只能限定在一些微观数据容易获得的领域，如选举、经济、社会福利、人口等。对于国家治理中更为常见和主要的非量化信息，统计方法显然无能为力。
个案分析更多适用于社会学和民族学等研究中，主要基于田野调查来获得研究数据。对于国家治理研究而言，个案分析是必要的，譬如，对某国国家治理的模式、特征、内在机理等内容进行研究;同时，个案研究也是不充分的，与规范研究相似，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具有自说自话的缺点。相比以上三种方法而言，比较方法最适合进行国家治理研究。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比较方法可以突出多国比较。国家治理的特征和优势需要放在比较的环境下才能更好地加以总结。或者说，国家治理的科学性需要放在比较中进行验证和观察。第二，比较方法是少案例比较。这一点与国家治理的研究特征相契合。国家的比较很难获得太多的案例，如果案例太多，案例的细节特征就很难把握，如果案例数量足够多(如30个以上)，而且量化的数据容易获得，那么就可以进行定量研究。但是，国家的比较如果强调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较为质性的变量，并且，假如影响结果的质性变量又很多，那么较为适合的方法就是比较方法。简言之，比较方法最适合针对那些“案例少、变量多”的问题展开研究，而国家治理就非常符合比较方法的研究特征。国家治理是相对宏观的研究问题，其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影响变量，同时，要完整地把握这些变量，又很难获得较多的案例，所以，国家治理最适合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比较方法。应该说，比较方法有非常浓重的质性特征。当然，这里的“质性”是基于科学设计的质性研究。比较方法的基本逻辑仍然是控制，即通过比较来控制无关变量，并观察结果变量和原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用比较方法研究国家治理可以从如下领域着手:第一，国家治理的类型学。类型学的研究是比较政治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主要在知识归纳的基础上展开。可操作的类型学研究至少有两种:一种是标签类型学，即在基本特征的基础上进行类型总结。其实质是归纳逻辑，其把现实的案例通过合并同类项，归为几个可以贴以标签的类别。这种类型学分析的优点是接近现实，即分类的类型容易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例子。另一种则是矩阵类型学，即以两个变量或多个变量为基础进行矩阵的排列组合。标签类型学和矩阵类型学都可以帮助总结国家治理的模式特征。第二，国家治理的质性比较分析。质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缩写为QCA)是比较政治研究近年来的新进展，其内容主要由清晰集和模糊集等方法构成。该方法的主要逻辑是将多个案例在不同变量上的基本表现(在清晰集中就是0或1的赋值，而在模糊集中则是0到1之间的刻度值)，用一张真值表(truthtable)表现出来，然后再用逻辑运算得出结果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该方法最接近传统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同时也是传统比较政治研究的科学化。质性比较分析最佳的案例数是15—35个(其中包括负面案例)，最佳的解释变量数为5—6个。质性比较分析的优势是可以得出导致结果的原因组合。换言之，运用质性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找到导致国家治理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组合。目前关于国家治理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可以用QCA方法来进一步提升其分析结果的质量。譬如，目前关于失效国家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那么我们可以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国家失效进行原因组合分析。第三，国家治理的比较历史分析。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HistoricalAnalysis)也是目前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进展，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的分支发展上。第一类分支力图在过程性机制上有所突破，尝试对统计分析的结构性缺陷进行弥补。一般来说，统计分析只关注自变量X和因变量Y之间的相关性，对自变量X的变化如何导致因变量Y变化的过程和方式往往缺乏研究。而这种方法则尝试通过对中介性机制的发现，来找到X与Y之间的内在关联。第二类分支则试图建立比较历史的综合分析框架。这类方法试图发展出关于比较历史分析的一系列完整概念，如路径依赖、初始条件、偶发事件、关键节点、自我强化、顺序、持续时长、时机等，并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建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以试图找到事件在历史中的位置、持续时间以及先后顺序等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比较历史分析是一种过程分析，运用这种过程分析，可以把国家治理的动态过程完整地剖析和展现出来。
三、国家治理对于比较政治学的意义
从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史来看，国家治理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内容。比较政治学最重要的发展出现在二战后的美国。到20世纪末期时，比较政治学已经发展出结构主义、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三大流派，而这三大流派中有许多关于国家治理的经典研究。结构主义的比较政治学以旧制度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基础，并吸纳了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一些成果。结构主义将人类的社会生活视为由过程、关系以及互动形式构成的宏观系统。具体而言，结构主义的国家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主题:第一，国家治理模式。例如，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Moore)所考察的便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国家治理模式(民主或专制)的不同，同时摩尔在选择案例时也基于民族国家(英国、法国、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瑢第二，国家崩溃和国家建构。例如，西达•斯考切波(Theda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将民族国家作为她的分析单位，并重点考察了国际背景和国内因素如何影响旧政权的国家崩溃以及新政权的国家建构。瑣另如，杰克•戈德斯通(JackGoldstone)在《现代世界早期的革命与反叛》中对国家建构和国家崩溃的问题进行了颇有见地的讨论。瑤第三，国家自主性。埃里克•诺德林格(EricNordlinger)的《民主国家的自主性》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Krasner)的《捍卫国家利益》则对国家自主性的问题有非常深入的分析。第四，国家与现代化转型。彼得•埃文斯(PeterEvans)在《国家与工业转型》中的研究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的工业化转型，而另一些国家则还远未成功。整体来看，结构主义学派对国家治理研究是非常重视的，这一点还可以从论文集《找回国家》中得到印证。正是因为这本书，埃文斯和斯考切波等人还被学界赋予了“国家回归学派”的称谓。总而言之，结构主义使用一种整体主义的视角关注国家治理模式、国家建构、国家发展以及国家崩溃等一系列宏大问题。结构主义将国家治理视为一个宏观的历史进程，强调关键事件、历史节点以及时序等因素在国家治理模式形成中的特殊作用。理性主义的比较政治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下发展出来的，主要借用理性人假设、产权、交易费用等基本概念来分析比较视野下的政治问题。该流派重点关注个体行为如何导致集体结果。理性主义关于国家治理的经典研究集中体现在曼库尔•奥尔森(MancurOlson)和罗伯特•贝茨(RobertBates)等人的作品中。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中试图证明国家衰落和经济萧条与利益集团的分利行为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国家可以形成限制分利集团的低成本制度，那么国家就可以获得持续的经济繁荣。瑨贝茨的《热带非洲的市场和国家》也遵循了这种“微观着手，宏观着眼”的分析路径。通过对政治精英的行为和选择的调查，贝茨试图找到导致这些非洲国家病态政策的宏观原因。玛格丽特•莱维(MargaretLevi)的《同意、异议与爱国主义》则从微观视角出发考察了国家(统治者)与社会(被统治者)之间的税收谈判问题。理性主义的国家治理研究从利益集团或政治精英的微观行为出发，探讨这些理性选择行为如何导致国家兴衰以及政策失败等宏观问题。文化主义的比较政治学以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为基础，并汲取了文化学和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成果。文化主义试图把握人们对生活方式、意义系统以及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其重点关注是其所观察的政治现实的特殊性及其背后的文化意涵。文化主义路径的这一研究特征集中体现在以下经典作品之中。在《公民文化》一书中，阿尔蒙德等人力图表明国家对文化的建构作用实际上微不足道，而更应该重点关注的是公民价值对政治的深远影响。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对国家以及以国家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即民族主义)采取了一种解构的手法，把国家和民族主义解释为一种在印刷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想象的共同体”。瑢格尔茨的《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则将这种国家的文化解释发挥到极致。格尔茨认为，在巴厘的政治模式中，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剧场，国王和王子是主角、祭司是导演，农民是群众演员、舞台职员是观众，而场面、仪式、荣耀以及冲突则构成了剧情的内容。格尔茨的这种文化主义解释将国家的作用倒转过来;“权力为场面服务，而不是场面为权力服务”瑣。在这里，仪式不是权力的工具，而本身就是一种目的。整体而言，文化主义的国家治理研究尽管在研究国家，但是其结论却是在削弱国家的作用，或者说是给国家层面的互动提供一种文化解释。尽管国家治理对于比较政治研究如此重要，但之前的研究者并没有非常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也并没有将国家治理作为一个比较政治学的重要内容抽取出来。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比较政治学的核心议题逐步转向民主化和民主转型，而实际上这两个概念中都蕴含着某种知识的霸权。按照西方学者的表述，民主化和民主转型都是指一种从非民主政治(权威政治)转向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政治)的过程。瑤而且，从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界定来看，中国不是民主国家，而是需要向民主转型的权威主义国家。
所以，按照这一思路，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差等制度。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一表述，实际上也就接受了西方知识对中国制度的一种带有意识形态特征的安排。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美国是西方比较政治学学科最发达的国家，而美国的比较政治学有着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的比较政治学一直在为美国的对外战略服务，即通过政治知识的传播，确立发展中国家对美国模式的尊崇地位。尤其是美国的一些比较政治学者长期接受美国政府部门(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这种资助使其很难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简言之，西方比较政治学的这种“民主化转向”使得人们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重心产生了一种误解，即认为只有政治转型和民主化研究才是真正的比较政治学。这种观点有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特征，也带有强烈的知识霸权特征，其潜在含义是要求非西方国家复制西方的道路。这种观点用政治转型和民主化替代了真正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治理”，忽视了国家治理的阶段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并且让比较政治的研究范围变得狭窄和局促。因此，比较政治研究需要恢复国家治理在其内容中的核心地位。国家治理对于比较政治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点:首先，国家治理是一种系统性思维。如前所述，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秩序系统、赋权系统和创新系统三部分。秩序系统的主要内容是自主性征税和暴力的垄断，其标志是行政国家的建立。赋权系统则主要包括选举系统、代议系统和协商系统等。创新系统则要激发和保障经济部门与社会部门的创新。国家治理的这种系统性思维可以克服西方比较政治研究中的线性逻辑，从而可以更完整地把握国家治理的整体框架。换言之，这种系统性思维可以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逻辑。前文中讨论的QCA方法所关注的原因组合就试图发现组合性原因对于国家治理的意义。其次，国家治理是一种实践性思维。目前西方政治科学出现了严重的知识论与实践论分离的倾向。一些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西方公认的政治科学的顶尖期刊)的文章完全沉溺于知识的游戏(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数学知识的游戏)，而对现实指向的意义越来越淡薄。这种知识论与实践论分离的倾向可以被看做是西方知识的一个普遍特征，然而，目前这种分离越来越明显和强化。这对比较政治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国家治理研究可以有助于消解这种知识纯粹化的问题。国家治理本身源于实践，并且基于丰富的地方性知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案例都表明了国家治理的特殊性。因为国家治理研究本身源自具有充分特殊性的实践知识，同时国家治理研究的目的也是对国家的治理实践有直接的指导或参考意义，所以国家治理研究可以将知识论与实践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前文所述的关于国家治理的比较历史分析也重在探求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过程以及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
四、中国的国家治理与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
多年以来，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一直在蓄势待发中酝酿着新的发展。之前，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一直在借鉴和学习西方的成果。这在学科建立之初非常必要，但是仅仅停留在借鉴的阶段很难推动学科走向成熟。应该说，中国比较政治学成熟的标志是有自己的议题、价值和方法，并在其基础之上产生有影响的作品。在这里，研究议题是第一位的。只有对经典的研究议题进行充分研究，才会产生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概念和理论。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首先需要总结中国的国家治理经验。一方面，中国的比较政治学者对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更为熟悉。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也确实值得深入研究。1993年，中国第二轮国有企业改革启动时，国内外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整体经济都不是很乐观，然而，20年之后中国却实现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中国是如何实现这一经济奇迹的，这背后的原因和经验有哪些?这些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启示?这显然是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主题和内容。同时，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和总结同样需要放在世界文明的大范围中考察。这里既要分析中国模式的特殊性，也要考察中国模式的普遍性。这里的普遍性有两层内涵:一是中国模式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是相通的。譬如，社会财富的初期积累与储蓄有密切的关系，二是中国模式可以被其他国家所借鉴和学习。譬如，中国形成强国家能力并用以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参考。再如，中国建立相对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的经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参考价值。
这两层内涵都是比较政治学的内容。因此，对中国模式的总结以及将中国模式置于国际比较的视野当中，可以进一步激发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比较政治研究是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准。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世界贡献自己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政治研究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能成为超级大国，不仅是因为美国的硬实力居世界首位，同时还因为世界上的许多规则和标准都是由美国制定的。换言之，支撑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文化影响力。美国的政治模式、消费文化以及美国梦构成了美国软实力的组成部分，而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则在美国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比较政治研究的另一重要目的则是充分了解世界。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和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迫使中国必须更加积极和主动地了解世界。中国在海外投资时，需要首先对投资国的整体治理状况有充分的了解，特别是对其政权的未来变化要有一定的研究和判断，否则很容易造成海外投资的损失。另外，中国要成为开放的大国，就要有动力和有信心了解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只有充分地了解世界，才可以更为完整和客观地认识自己。越希望成为世界性大国，越要虚心地向世界求教。这里也要充分地意识到，中国的国家治理仍然存在许多的缺失和不足。从模式来看，中国的国家治理与法国、德国的经验有类似之处，即先形成强大的国家，然后再进行赋权化/社会化的治理转型。因此，中国的国家治理研究不仅需要研究中国经验对世界的意义，还需要谦虚地继续向世界学习。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者需要在世界文明的坐标中找到中国的位置。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还存在进一步现代化的空间。首先，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还不够完善。中国的秩序系统已经比较发达，同时中国的创新系统也有长足的发展。然而，中国的赋权系统还不够完善，或者说，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政治输入”还不能完全匹配“政治输出”。提出要“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正是此处的题中之义。未来中国赋权系统的完善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增加人民代表大会在政治代议和决策审议过程中的实际权力;二是增加人民政协在政治协商过程中的实际权力;三是推动党群协商以增加群众意愿对党的直接输入。其次，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相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已经很强，特别是在资源汲取能力和秩序稳定能力这两方面。然而，如前所述，国家治理能力还应该包含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和公共危机应对能力，而这两点内容则具有一定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要求是不同的。伴随着生活水平和审美能力的提高，人们对公共服务的要求和界定也不一样。因此，公共服务提供能力是一种相对变动的并且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要求。公共危机应对能力也具有不确定性。公共危机应对是一种非常态的事件，而这种情况很难在常态下训练和形成，所以公共危机应对的能力准备也很难有明确的尺度。因此，这两项内容的能力需要不断地进行提升和现代化。同时，国家治理能力还存在一个效率标准，即不能只看实现这些能力的效果，而且还要计算治理能力的效果与成本之间的比值。换言之，治理能力的使用要更加符合科学规律和效率原则。
五、结语
关键词:江泽民;政治文明;文明;民主
自从江泽民同志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个命 题以来,关于政治文明的探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 文试图就有关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首先,政治文明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要说 清楚这个问题,就得先弄清楚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明。政治 学上的或者说科学意义上的“ 政治”,指的是在一定的经济 基础条件下,人们为了协调和实现社会全局利益而谋取、组 织和运用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以及在这种活动中形成的社 会关系。自从人类社会有了国家以后,社会公共权力则表现 为国家权力。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第一,国家权力是一切政 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根本问题,任何问题如果没有涉及到国 家权力,就不算是政治问题,由某些一般社会机构进行的活 动之所以成为政治问题,则必定是与国家权力机构发生了一 定的关系。第二,国家所协调的是社会全局的利益,如果只是 局部、部分的利益而且与社会全局利益没有关系,则保留给 社会的或民间的机构去处理和协调,譬如企业、行业、社区、 村社、家族或家庭,但在社会或民间机构无力协调时国家保 留最后的裁处权。第三,孙中山说政治就是“ 管理众人之 事”,我们可以认为政治就是国家的管理。国家作为一种特殊 的社会组织,国家的管理是特殊的管理。国家作为统治机器, 国家管理以公共强制权力为后盾,管理的对象在主权范围内 无所不及,无所不至,因而不同于任何其他社会机构所从事 的管理,人们似乎更爱用“ 治理”一词来强调这种特殊性,这 意味着政治是最高层次的社会管理活动。第四,政治又是围 绕国家管理和治理的博弈过程。不仅有统治者、执政者的活 动,不仅是国家机构,广大的社会成员作为各种利益的当事 人也要关注和参与国家治理以及国家权力的谋取和运用的 过程,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里,参与的形式大不相同,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简言之,政治就是国家治理活动和人们 围绕国家权力结成的关系。
什么是文明呢?在语义上,作为名词的“ 文明”,是指一定 历史阶段上社会的存在形态及其发展所达到的水平,是人们 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 制度成果的总和。因此,我们可以把某种文明分析为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物质文明是整个文明的基础部分, 表现为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方 式。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方式也影响和造就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和思想意识及其表达方式和交流方式( 包括语言的、文字的、 艺术的、哲学的、宗教的,等等),这些就构成了精神文明。而 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表达和交流的过程中必然结成一定的社 会关系、建立一定的组织结构,这就是制度文明。那么,什么是 政治文明呢?有人认为它是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制度 保障的,这就把政治文明等同于制度文明了,在逻辑上显然是 有问题的。所谓制度,既有政治制度,也有经济制度、社会制 度,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和采用的劳动组 织形式,这是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而所谓经济就包括了生产 力、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等等。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 的集中表现,这一经典表述说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同时也 提出了社会存在形态的两个方面。除了这两个方面外还有另 一个方面,这就是文化。经济、政治、文化,其实是对社会存在 形态的另一种三分法。文化具有更强的持续性、稳定性、渗透 性,文化既渗入经济,也渗入政治,可以通过许许多多细小的 象征事物和细微的行为举止表现出来,也更能映射出社会发 展所达到的水平,因而有人把文化等同于文明,但它主要是用 来特指人们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哲学、文学、艺术、科学、 教育、民俗等,表明了人类对自然、对社会以及对自身的认识所达到的水平。于是,我们可以把整个文明的构成分析为经 济文明、政治文明和文化。根据以上所述,政治文明就是一定 历史阶段上国家为协调和实现社会全局利益而进行的最高 层次的管理活动所达到的水平,即国家治理形态及其达到的水平。
文明又是一个形容词,意味着社会发展的较高形态、精 神生活的较高境界、行为方式的较高修养、社会组织较为严 密,等等。文明意味着先进、高雅,不文明则意味着落后、野蛮、蒙昧、粗野、粗俗等等。我们通常说要“ 讲文明”,就是提倡精神更加高尚,语言更加文雅,行为更有修养。而就社会发 展而言,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野蛮到文明,是人 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基本线索。
同样,政治也有文明的和不文明的。人类社会的政治发 展也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到高级、从不文明的政治向文明政治 发展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文明也是对一个国家的政 治发展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和国家治理的先进水平的描述和 概括。政治的文明程度和国家的治理水平表现在哪些方面 呢?我们可以顺着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一、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形式中的天然成分与人为成分所 占的比重。近代欧美思想家曾经提出了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 的问题:人类社会要建立一个好的政府,是靠机遇还是靠深 思熟虑的选择?政治制度是合理选择和预先设计的结果,还是自然的产物?从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历史来看,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形式中天然的成份愈来愈少,而人为成份愈来愈多。在原始社会,人类仍处于蒙昧状态,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受天然的血缘关系支配,因而是完全自然的。随着国家的产生,社会公共权力机构也变得复杂起来。奴隶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盛行的是君主制度,一方面建立了复杂的国家机器和官 僚组织,同时却保留了由血缘关系支配的世袭君主。而到了近代,实现“ 共和”,结束世袭的贵族制和君主制曾经成为资 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标。资产阶级在创建自己的国家的过程 中,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了一整套政治制度。 二、在国家治理中感情因素与非感情因素所起的作用。古希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在政治治理中非感情的 法律优于有感情的人。尽管人们在制定制度和法律时是有偏 好的,但被制定出来的法律毕竟是人类智慧的产物,而法律 一旦产生,就是没有感情的,对一切人都是不讲情面的,不因 统治人物的改变而改变,不因其好恶的改变而改变。在社会 政治发展的历史中,法律和制度也愈来愈复杂,到了近代,除 了规范一般领域社会生活的普通法,还产生了规定国家的治 理过程和国家管理活动的宪法,从功能上说,宪法之不同于 普通法的特点就在于“ 举国上下,同受其治”,无论何人,包 括最高统治人物,都必须受宪法的约束和限制。
三、对政治参与的宽容程度。国家的产生结束了人类的 蒙昧阶段而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国家同时又成为凌驾于社会 之上的特殊力量。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是否允许更多的人参 与国家的治理,从而更好地协调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利益( 包 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就直接体现了国家治理 的文明程度。国家的治理愈开放,政治参与的范围愈广泛,国家也就愈能实现长治久安,统治者的统治也愈稳固。在封建社 会,开明君主总是带来盛世之治。近代产生的民主制度,在政 治参与的广泛度和对被统治者的宽容度上则超过了以往的任 何制度。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一种统治方式,其特征就在 于允许甚至动员社会成员( 包括被统治阶级的人们)参与国 家政策的制定过程,并对不同的政治主张给予了充分的宽容。 随着民主的发展,不仅统治阶级而且被统治阶级的成员都获 得了投票权。而政治的博弈过程也抛弃了封建专制制度下“ 非王即寇”的逻辑,实行了现代政党政治。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文明的政治必须是理性的政 治。无论政治制度的设计,法律的制定和对政治参与的宽容, 都需要理性的力量。文明政治的实现是需要理性的,统治者与 被统治者双方都需要理性,通过缓和社会矛盾,抑制社会冲 突,建立起双方都能忍受、接受的社会秩序。值得强调的是:要 实现文明政治,统治者必须首先文明起来。文明也意味着精湛 的技艺、人道的手段、讲道理的风格。而不文明的政治则意味着简单低劣的治理艺术,非人道的、野蛮的治理手段,霸道而 不讲理的作风。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最新发展,社会主 义的政治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一种文明的政治。亚里士多德在探讨“ 至善”的统治时区分了为统治者的利益、既为统治者也 为被统治者的利益、为了公共( 全城邦)的利益这样三种统 治。但是,剥削阶级的国家无论统治者多么开明,都不可能真 正实现为公共利益的统治。在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的政治文 明第一次在本质上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以人民的广泛参与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国家协调社会全局利益的出发点,因而获得了实现高 度文明的政治的可能性。
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政治,必须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 讲的是治国,也就是说作为最高层次的管理的国家治理要依 法。国家的管理虽然要以公共强制权力为后盾,但绝不能枉法 滥行,而必须遵守法律。法治的要义就说的是政府要守法。首先,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宪法和法律,并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和管理国家、管 理社会,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保证国家、各级政府、 各级政府官员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运用所赋予的权力, 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其次,依法治国也要求依照法律规范国 家管理的博弈过程,即规范国家各种权力的谋取和行使过程,由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公开、有序地完成各项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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