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世界在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的联系日益紧密，人民币的国际需求越来越强烈，人民币跨境使用取得重大进展。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上，目前货物贸易进出口的人民币结算比重已达15%;在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结算上，截至2014年11月，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已达1．67万亿元;在人民币跨境金融投资结算上，截至2014年9月，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试点额度已达7400亿元;在人民币离岸市场和货币互换业务的发展上，人民币清算行已在香港、台湾、新加坡、伦敦、法兰克福、巴黎等地初步设立，截至2014年10月，人民银行先后与26个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额度约2．9万亿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同时，人民币已被部分地区的货币当局纳入外汇储备，并成为世界第七大储备货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我国在金融实力、外贸结构、信用评级体系和资本项目开放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本质性问题，人民币国际化仍面临如下困境。
1.中国在全球的金融竞争力，不足以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路径支持从美元和欧元等货币的国际化历程来看，货币国际化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具有高度相关性。虽然中国已成为经济贸易大国，但缺乏深度和广度兼备的金融市场，这既不利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又不利于分散来自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中国本土金融市场长期过度依赖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有商业银行，其垄断行为造成资本运作和风险内控能力的低下，制约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股票市场运作效率不强，未能与国民经济形成有效互动;债券市场发展缓慢，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国际债券的发展亦刚刚起步。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建设虽然成果颇丰，但仍困难重重:首先，人民币离岸市场缺乏高效、安全的清算系统和跨境支付系统，制约了离岸市场的交易规模;其次，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法制体系尚未形成，其运行中可能面临国际法律冲突、逃税漏税和资产非法转移等问题，这将降低其对海外资金的吸引力，不利于国内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协调配合;第三，离岸人民币市场缺乏投资工具，难以进行人民币资金的体外循环，其国际吸引力无法充分展现;第四，离岸资金运作会使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定价机制日趋复杂，离岸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后，就会冲击本土金融体系，对我国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形成新的挑战。
2.经常项目顺差背后的外贸结构缺陷就货币国际化的理论路径而言，通过对外贸活动进行本币计价结算是推进本币国际化的重要途径。但我国在推进人民币外贸结算的过程中仍面临众多困难，美元等国际货币在我国外贸结算中仍占据主导地位。我国目前正处于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攻坚期，长期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对外贸易大而不强等结构缺陷在短期内难以解决。首先，在出口贸易构成上，加工贸易长期占据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但无论进料还是来料加工，其附加值在整个贸易过程中占比都很低。国际分工中，由于国内企业创造附加值的能力处于劣势，只能被迫采用美元、英镑等进行定价结算，使人民币在对外贸易中的使用空间大幅压缩;其次，在进口贸易构成上，国际大宗商品占比近40%，由于大宗商品普遍以美元计价结算，人民币在进口环节的使用空间再次受限，输出路径受阻;最后，我国外贸企业多数长期由境外母公司注资，而境外企业对汇兑风险较为敏感，通常避免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因此，运用贸易定价的方式将人民币推向世界举步维艰。从国民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以上缺陷都与境内企业的生产方式落后和国际竞争力低下密切相关，这会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潜力形成制约。
3.信用评级体系的缺陷，阻碍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危机引发了对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质疑，也为中国信用评级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机遇。随着中国经济与信用规模的高速增长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未来必将凸显中国信用在全球信用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目前人民币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因缺乏有效的信用评级机制和评级机构，投资者利益和金融市场的规范运行难以得到有效维护。近年来，穆迪、标普、惠誉等西方评级机构利用中国信用评级的薄弱环节，在几乎毫无障碍情况下，已经掌控我国评级市场，严重威胁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安全。自2006年起，美国运用股权或技术合作对中国评级体系全面渗透，目前已收购中国信用评级行业中3家最大的龙头企业，控制了中国2/3以上的信用评级份额。美国对中国评级市场的控制，歪曲了我国的金融和企业的实际偿债能力，增加了资金成本，影响着金融资产的定价权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话语权;其次，美国利用信用评级搜集我国重要行业的战略信息，侵蚀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削弱人民币国际化的后备动力
4.资本项目以及汇率、利率形成机制改革面临众多矛盾经济学界尚未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证明，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利大于弊。国内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应全面加快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步伐，但这种观点有待商榷。罗纳德•麦金农等(2014)认为，若让人民币浮动，放松资本管制并追随发达国家进入零利率陷阱，那将得不偿失。不发达的商品和资本市场的货币吸收能力较低，中国将受到快速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的冲击……中国作为不成熟的债权国，完全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是做不到的。长期以来，中国面临严重的三难困境。但我国逆转三难困境，依赖的是货币冲销，即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发行央票并调整法定存准金率，回收因国际收支顺差而投放的流动性，潜在通胀压力得以控制。长期冲销对国内利率形成上涨压力，为维持被低估的实际利率，中国陷入美元陷阱，其不合理性日益凸显;冲销造成的资源错配，导致中小型企业信贷资金紧张，它们被迫转向影子银行融资，累积了大量债务风险;强售央票和提高存准金率等冲销手段，使商业银行的利润受到压缩，从而刺激商业银行过度涉足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加剧金融市场的风险。
5.全球货币体系改革进程缓慢，霸权主义国家有意识地遏制人民币崛起人民币短期内未必能撼动美元的霸主地位，但势必会挤占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份额，使其重要性下降。目前，美国经济逐步复苏，QE3如期结束，美元升息势头高涨;欧元区经济疲软，通缩风险激增，欧版量化宽松呼之欲出;日本经济延续复苏势头，为实现其就业和通胀目标，将维持量化和质化宽松。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逐步开放，各大经济霸主之间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外部冲击，势必会加剧人民币汇率波动。就大国政治角度而言，经济问题背后都是政治问题。纵观世界货币史，只有英镑和美元彻底实现了国际化，其背后遍布政治军事力量的支撑。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项复杂工程，不仅需要国内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更需构筑全球的政治经济力量体系来接受世界市场的血腥洗礼。我国正处于经常项目跨境流动、资本项目逐步开放和离岸市场搭建的三重敏感期，人民币今后还会进军全球储备货币和大宗商品交易体系，这对美国等世界强国而言，意味着分割其在全球的核心利益。美国重返亚太和南海领土争端，也可能对人民币国际化造成威胁。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既要尊重市场的逻辑，更需在国际战略角度针对外在不利因素拿出应对之策。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宏观选择
1.培育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打牢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各大强势货币走向世界的幕后都有着国力深厚的经济体系作支撑，人民币的金融血液若要成功汇入国际货币的洪流，则必须拥有高效、开放且结构合理的实体经济作后盾，尤其要不断提高外贸和战略投资在全球经济战场中的地位。首先，应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为实体经济注入内生动力。我国经济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已成定势，今后必须在对经济增速放缓容忍的同时，加强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出口品的附加值，从而改善我国的外贸结构，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跨越。其次，要推动实体经济国际化，提升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打牢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随着经济增速稳中放缓，产能过剩加剧，国内投资低迷，我国更应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国内过剩产能的转移配置，建立以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服务于本土经济的海外强大桥头堡一旦建成，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必然随之提升，这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广阔的天地。
2.提高中国在全球的金融竞争力，构筑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基石在本土金融体系的建设上，要逐步改变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为其注入更多社会资本。在运作稳健的前提下，不断拓宽国有银行经营范围，提高其运作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同时，要鼓励金融创新，规范中小银行的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融资渠道，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直接融资领域，应加强金融监管，并推动金融产品研发，建立多元化的投资市场，提高股市运作效率，使股票市场、银行借贷市场和实体经济形成有效互动，使国内金融体系成为实体经济的坚强后盾。在离岸市场的建设上，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应合理借鉴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建立全球离岸人民币清算系统，提高离岸市场的广度与深度，扩大其国际影响力;逐步完善离岸市场的法制体系，建立针对离岸市场的监管机构和监管制度，并与相关国建立互信机制，化解监管冲突;加强对跨国洗钱和金融犯罪的法律规制，遏制境内资金向海外非法转移，并完善国际税收合作机制，打击逃税避税，维护我国的税收秩序;加快金融工具创新，促进人民币资金在离岸市场的体外循环，并搭建离岸资金的回流渠道，逐步摆脱其投资渠道匮乏、回流机制不畅的困境，提高人民币投资工具在全球的竞争力。
3.完善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维护金融安全，为人民币国际化保驾护航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有序推进，政府应完善我国信用评级体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从而给中国金融边疆和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稳健的信誉屏障。在短期内，相关部门应采取措施，整顿被西方评级机构所控制的信用评级市场，明确规定外资评级机构在我国评级市场的业务范围，逐步限制外资机构在中国信用评级机构中的持股比例。在长期中，我国应加强本土信用评级机构的建设，完善国内信用评级法规，并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培养信用评级的高端专业人才，为金融风险的控制提供制度基础和人才支持，从而逐步建立完备、统一的国家信用风险管理体制，提高金融风险管理和控制的效率，逐步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
4.有序推进资本项目以及汇率、利率形成机制改革由于我国当前面临经济增速下降、全球金融动荡和国际金融形势日趋严峻的挑战，结构矛盾突出，在资本项目改革中，套利机会普遍存在。汇率市场化完成之前，跨国套利的短期资本流动，会给宏观经济带来严峻挑战。资本项目完全开放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最敏感、风险最大的改革，一旦完全解除资本管制，中国金融体系就完全暴露在国际投机资本的强大炮火之下。因此，应结合经济改革的进展，利用上海自贸区测试自由化改革的效果，确保负面影响可控后，再在全国推动资本项目有序开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路径支持。在利率和汇率改革中，长期冲销和利率管制使资金供需失衡，影子银行的存在使管制利率和市场利率共存。如果贸然实行利率市场化，管制利率会迅速向市场利率靠拢。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减速期，完全放开利率将使以官方利率为参考的企业和中小银行不堪重负。因此，短期内不应完全解除利率管制，而应化解企业预算约束并加强存款保险制度建设，使利率市场化稳步实现。随着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逐步开放，三难困境将日益严峻。长期冲销的代价巨大，近期应在维持资本项目管制下，有序推进汇率市场化。当外汇市场达到动态均衡后，人民币真实汇率将缓慢上升，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最终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建设分离性国际金融市场是一个有效途径，但是目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立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还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亟待解决。
1．长吉图先导区经济的强劲增长的需要。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发展纲要中，提出长吉图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到2012年经济总量翻一番。到2020年，长吉图地区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2009～2013年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基本上高于全国的总体水平，详见图2。2013年吉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2981.4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3%，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速0.6个百分点。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总量居全国第21位，比2012年前移一位。
2．长吉图区域的进出口贸易发展的需要。根据海关统计，自2008－2013年吉林省进出口总额连年增长，各年分别达到133.41、117.49、68.46、220.43、245.72和258.53亿美元，详见图3。2013全年全省累计完成外贸进出口总值258.53亿美元，同比增长5.2%。其中，累计完成出口总值67.57亿美元，累计完成进口总值190.96亿美元。全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67.64亿美元，同比增长16.3%。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额18.19亿美元，同比增长10.4%，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长水平5.1个百分点。全年全省实际利用外省资金达到4852.10亿元，同比增长26.6%。在2008～2013年吉林省进出口数据中我们发现，吉林省的进口总额中占绝对比重的是进口，详见图3。仅以2013年来计算的话，吉林省的进口总额在全省进出口总额中大约占到了73.86%。进口规模增大所带来的货款结算压力对外进出口贸易平稳发展至关重要，结合吉林省进口规模大和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增长的实际，需要建立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便捷迅速的资金融通，保证和促进省内经济的平稳发展。
3．长吉图先导区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的需要。根据吉林省统计局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2013年我省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的报告，吉林省包括长吉图先导区2008～201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维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5年间维持了平均每年32.62%的增长势头。［3］2013年吉林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880.00亿元，同比增长20%，高于当期全国平均增速0.4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完成投资246.38亿元、5446.85亿元和4186.7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2.1%、19.7%和18.7%。重点制造行业投资保持了较高增速。全省汽车制造、化纤制造、医药、建材、纺织服装服饰等行业的投资额分别比上年增长32.5%、85.3%、40.7%、25.8%和57.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32.6%、109%、135%、170%。居民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餐饮业、娱乐业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121%、52.8%、36.1%、48.8%、96.0%。但是，在维持了5年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之后，2013年的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到了20%。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有很多原因，资金供给不足是原因之一，如果国际金融市场能够提供长吉图先导区经济建设足够的资金供给，就能够给吉林省及长吉图先导区的跨越式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更好的保障。
4．吉林省金融资源整合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来，吉林省内金融机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较快增长，一方面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构筑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吉林省金融资源与金融要素的配置与整合不容忽视。长吉图先导区设立之后，吉林省及长吉图区域内，金融机构数量、从业人数量及金融资产总额都有了一定的增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吉林省拥有政策性银行2家: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6家: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普通股份制商业银行7家:光大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外资银行1家:韩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4家:华融、长城、东方、信达。这些金融机构在吉林省设有一级分行20家，异地城市商业银行1家;属地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87家，城市商业银行1家，农村商业银行6家，农村合作银行1家，农村信用合作联社43家，农村信用社4家，村镇银行21家，贷款公司1家，农村资金互助社4家，信托投资公司2家。还有2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一汽财务和森工财务，1家汽车金融公司。支行及以下营业网点4554家。［4］金融机构的广泛设立为打破金融垄断创造了条件，但是也容易造成一哄而上、服务质量差、人员素质低、甚至是不正当竞争的局面，严重的情况下可能造成金融混乱。
二、长吉图先导区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构建策略
所谓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是指受政策诱导与推动，专门为非居民交易设立的在岸金融业务与离岸金融业务分离的市场。其优点在于既便于金融监管又可以阻挡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长吉图先导区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的构建，应该依据国际金融市场形成的一般条件:政局稳定、有较强的国际经济活力、外汇管制少、国内金融市场发达、地理位置好、拥有高水平的专业人才等，创造条件积极促成。
1．尽力减少资本跨国流动的费用。减少资本跨疆界流动的审批手续与费用、缩短资金流动的时间、降低资金流动成本是吸引国际资本和构建国际金融市场的的重要手段。早在2012年的博鳌论坛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发表主旨演讲时就指出，中国未来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欢迎外商投资的同时，鼓励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中国鼓励资本“走出去”的战略，鼓励中国企业和居民在海外投资。目前中国企业和其他一些商业机构，有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中国未来可能进一步放松管制，允许中国企业和居民能够更方便地进行海外投资，这是政策改革的一个方向。长吉图先导区自建成以来便享有一些国家税收政策，经吉林省地税局对现行的涉税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分进行归纳，发现长吉图先导区共享有189条适用税收优惠政策，其中涉及地方税收的12个税种，采取9种税收优惠方式，惠及16大行业。2012～2013年以来，吉林省地税局为长吉图区域内高新技术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9531.09万元;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1231.33万元;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4399.79万元;为金融保险服务业减免营业税6.2亿元。但是要建成国际金融市场，还需要进一步放松管制降低税负，使长吉图先导区产生资金吸引力，这点尤为重要。
2．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利率市场化是指货币利率由国家统一管理制定的直接利率管理体制，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间接利率管理体制过渡的过程。包括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利率结构和利率管理的市场化。实际上，它就是将利率的决策权，由国家包揽转变成由金融机构根据资金状况和对金融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的变革，最终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指导，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国际金融市场一般容易形成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也包括了利率管制放松，资产定价机制灵活，资金价格可以随着市场资金供求的变化而变化，利率风险较小、金融企业操作灵活、有利于金融企业市场化运作的地区。
3．积极吸引国外金融机构入住。分离型国际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形成，是由众多的微观金融主体的进驻与密集集合构成的，金融机构是金融市场的交易主体。经历几年的发展，吉林省金融机构的数量、规模、从业人员、业务覆盖范围、金融机构的密集程度等都有了较快发展。但是与建立国际金融市场的条件相比差距还很大。英国、美国、日本在1996年时单是离岸金融中心商业银行数就分别达:493、472、219家，其中外国银行分别为347、328、92家。根据长吉图先导区未来建设的基本构想，适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积极引导域外重点金融机构在长吉图区域设立省级分支机构，鼓励已入驻吉林省的金融机构在长吉图区域设立二级分行，并支持域内外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在长吉图区域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推动社会资本在长吉图区域发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形成密集的金融机构群是金融市场运行的基础条件。
根据金融功能观的有关论点，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就是在不确定性中进行资源的时间和空间配置，而这种基本功能又可分为一些子功能，主要为：清算和结算功能、资源积聚和股份分割、风险管理、信息提供和激励等。与传统商业银行等相比，资本市场具有其独特功能，主要体现在：一是融资功能，资本市场那个可以通过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增发等为融资主体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需求；二是资源配置功能，资本市场借助于市场定价和兼并收购等有效实现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三是风险分散功能，与传统银行相比，资本市场并非将万千风险集于一身，而是将风险分散给不同的资本市场参与主体，从而有效实现整个金融体系风险的分散；四是定价功能，通过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有效实现不同资产的合理化定价；五是财富成长功能，与传统商业银行相比，资本市场可以通过财富效应，让市场参与主体分享宏观经济增长和上市公司成长所带来的红利。价；五是财富成长功能，与传统商业银行相比，资本市场可以通过财富效应，让市场参与主体分享宏观经济增长和上市公司成长所带来的红利。
二、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特有功能，创建开放及国际化的资本市场
对于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转型以及金融国际化进程而言，大力而有效地发展资本市场显得至关重要：
1.扩大资本市场规模，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
与当前中国每年接近10万亿元的信贷规模相比，中国资本市场的融资规模相差甚远。要改变当前现状，一方面，中国应该不断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如允许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理财资金等市场主体参与资本市场，为资本市场规模扩展提供持续性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创造需求的同时，扩大资本市场供给，并提高市场供给质量，鼓励一些成长性企业（包括高科技企业）上市，从而实现资本市场的供需平衡。在此基础上，中国监管机构还应该加强监管，尤其在信息披露、内幕交易、市场欺诈等方面的监管，努力实现资本市场的“三公”（即公开、公平、公正），从而为资本市场的持续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
2.鼓励兼并收购以及建立市场退出机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与传统商业银行相比，资本市场可以借助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给予不同定价而建立竞争机制，有效实现优胜劣汰，从而有效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努力将当前资本市场的审批制向注册制转变，实现资产定价本身不受监管因素的影响，努力打造资本市场良性发展通道，为资源配置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应该鼓励资本市场兼并收购以及有效建立市场退出机制，从而实现资本市场存量资源的有效配置。
3.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定价功能，努力打造人民币资产定价中心
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然而，不管是利率市场化，还是汇率的市场化，其仅仅是实现了资金的市场化改革，也即人民币资金在境内和境外的定价，而这仅仅是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初级阶段。为何当前石油、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等大宗商品均是以美元定价，而不是以其它货币进行定价？这与美国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一个国家要真正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也必须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只有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才能实现资产的国际化定价。当前中国要实现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努力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定价功能：第一，通过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包括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这一方面有效促进资本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并实现资本市场本身的市场化改革，从而有效实现未来有稳定现金流资产定价的市场化；另一方面，通过资产证券化盘活银行信贷资产，避免银行将万千风险基于一身，从而也有利于降低银行业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第二，中国还应该逐步加快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加快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力度，一方面，借助沪港通、深港通、QFII、RQFII等方式，在实现境外投资主体所持有人民币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扩大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定价，从而促进人民币从结算货币向储备货币转变；另一方面，中国在引入境外需求的同时，还应该吸引优质的境外上市公司在中国资本市场挂牌上市，有效提升中国资本市场投资标的质量，有效吸引更多境内外资金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从而不断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地位。第三，中国还应该充分发挥对石油、矿产等潜在巨大需求等有利因素，大力发展期货市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努力改变当前大宗商品交易定价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4.加快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
如前所述，资本市场与传统商业银行存在的根本不同就是资本市场可以充分实现风险让不同投资主体承担，这就决定了资本市场在为一些高风险、高成长以及高效益等产业融资方面更具优势。为何20世纪80年代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在美国爆发，而非在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发生？这同样与美国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是密切相关的。当前，中国在努力打造创新型国家，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民营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无论是高科技产业还是民营经济，风险和效益都相对偏高，尤其是对于民营经济而言，融资难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这其中就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本市场不发达。因而，中国应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努力建设大盘蓝筹股市场、中小板市场、创业板市场、柜台市场、债券市场等不同类型的市场，为不同的融资主体提供资金需求，从而努力发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潜力。
三、改变上市公司利润分配制度，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财富成长功能，努力实现中国经济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
【相关摘要】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及其法律监管制度是国际金融法上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本文运用国际金融法学理论和比较法对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及其市场监管中的若干法律问题进行了研究。除导言外,全文共分八章,约22万字。上世纪国际金融创新的一个主要标志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和发展。大量国际衍生产品的诞生和发展,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和发展趋势,也对传统国际金融法的演变和发展带来了影响。有关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研究通常可以从合同法、侵权法、信托法、公司法等私法角度展开,而本文则主要是从公法角度来研究金融衍生产品的国际法律监管制度。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种类繁多、金融创新持续正在进行等原因,本文主要是对现行国际监管立法中的重点问题,如金融衍生交易场所和交易中介机构的法律问题、金融衍生交易中的客户保护、金融衍生交易的风险管理制度等。第一章是对金融衍生产品及其市场演变的基本介绍。在该章内容中,本人首先对金融衍生产品从法学和经济学两个角度概括了其基本含义,并对金融衍生产品的主要分类和新出现的复杂品种做了介绍;其次,文章对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做了简要介绍,重点是对参与衍生交易的资格、交易目的,以及不同种类衍生产品的法律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第二章是对金融衍生产品国际法律监管制度的分析。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金融创新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国际货币金融法律制度,也促进了金融衍生交易相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立法的改革。在本章中,本人分析了各国金融衍生监管立法的演变和发展趋势,并概括出金融衍生产品国际监管法律制度的五大法律特点。第三章研究了金融衍生交易场所及其非互助化改革的法律问题,包括场所设立、产品设计、市场监管和非互助化改革所产生的法律问题等。第四章论述了金融衍生交易中介机构的法律问题,重点是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业务行为的法律监管、交易透明度,以及禁止的业务行为等。第五章是有关金融衍生交易中客户保护的法律研究。由于金融衍生交易的风险性和创新特点,因此对客户保护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立法的重要内容。本章从金融衍生交易的适合性和风险揭示原则入手,对衍生交易的行为规范、投资者赔偿制度和争议解决机制等法律问题进行了论述。第六章是金融衍生场外交易市场及其法律监管制度的研究。本章主要从合同发的角度对场外金融衍生交易合同的成立、法律性质、合同转让与变更、合同违约与法律救济、合同法律适用与法院管辖等问题进行分析。此外,对场外衍生交易市场国际法律监管制度的确立提出了本人的思考和建议。第七章是有关金融衍生产品风险管理制度的分析。首先本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识别和衡量做了论述,其次是对风险管理的法律框架,以及交易场所和场外市场的风险管理重点法律制度做了比较研究和阐述。第八章是金融衍生产品在中国的实践和监管立法的思考。在对中国金融衍生产品失败实践的法律原因进行分析归纳以后,文章论述了中国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的必要性、衍生交易法律制度建设、国债期货交易法律制度重建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文章的最后部分还对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理念的更新做了一定的探讨。
【关键词】国际金融市场 机遇 风险因素
观察我国近些年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了解到，想要加快金融行业发展的速度，使其更加完善，就必须要和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由国际金融市场作为支持。这就要求业内人员一定要在短时间内针对国际金融市场存在的一系列机遇和风险进行预测和分析，提前制定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以规避风险，充分地发挥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的价值。因此，下面将进一步论述国际金融市场面临的机遇和风险因素。
一、国际金融市场面临的机遇
（一）国际金融市场统一化。基于网络计算机科学技术持续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促使全世界范围各个国家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的密切起来，不断出现新的技术使得全球资金融通以及划拨可以快速完成。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九十年代仅有少部分国家真的参与当中，同时其掌控着整个金融世界。而现在，由于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信息科技持续发展，更多国家采取开放的态度参与到国际金融市场当中，促进全球范围的资金和资本进行充分配置，进而对于全球经济的良好发展起到推动性作用。同时，跨国银行的发展促使原本专门属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逐渐也接受了很多发展中的国家参与其中，对其注入了新的血液。直到现在，金融市场的构成包含多种不一样性质的国家金融市场和多种构造的金融部门，呈现出一个完善的统一化市场。
（二）国际金融市场证券化。在全球经济恢复发展中，国际银行贷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国际银行信贷整体额度达到的比例为86%，这个时期是信贷在国际金融当中的最佳时代，然而，后期信贷同期比例呈现下滑的趋势，在很短的时期内，国际融资模式由之前的银行贷款改变成为证券。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国际银行的贷款额和国际证券的融资额二者之间呈现反向关系，国际银行贷款率持续下降。发展到今天，证券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已经占有十分稳固的地位，必须要在顺从形势的同时把握好这种改变的机遇，这才是促进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核心。
（三）创新发展形势。所有事物想要发展都必须要创新，这样才能屹立不倒，国际金融市场发展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当前存在很多复杂的因素，分别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全球经济发展属于影响较大的因素之一，特别是全球范围内的次贷危机过后，世界经济虽然处于缓慢恢复的阶段，但是还留下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致使世界经济的完全恢复存在较多阻碍因素。而金融创新属于其中一个切入点，即通过新兴金融工具的产生和多项金融新业务的发展，避其锋芒而行之，逐渐缓解因次贷危机造成的全世界经济发展疲劳的尴尬局面。
二、我国金融市场面临的风险因素
（一）金融产品风险转变成资源价格风险。在目前的国际金融市场当中，美元利率与汇率产生较大的波动，显示出其金融产品拥有不稳定的特性，致使国际金融市场面临新的风险。针对这一情况，若使用美元模式对于资产实施定价，那么将会造成资产风险较高，进而导致国际金融信誉问题更加明显和严重。这种问题表明了在国际金融市场当中，金融产品与资源价格这两种风险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同时金融产品风险具有朝着资源价格风险转换的势态。另外，在国际金融市场当中，美元占有无法替代的位置，只要是美元存在不稳定提升和下降的现象，那么均会造成资源价格大幅度的升高，进而造成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对于国际金融造成严重不良的影响。与此同时，每个国家的金融资源战略不一样，这也会在某个程度上导致资源价格风险出现。如果资源价格风险因为未获得及时的应对策略，导致不断恶化，将很有可能导致国际危机，因此，一定要强化国际金融市场政策方面的调整控制，不断提升风险防范的意识。
（二）价格风险转变为制度风险。自从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之后，对于国际金融行业造成了严重的打击，随之而来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信用风险，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形势处于深入拓展当中。这些风险的日益演化将很有可能由之前的价格风险慢慢转变成监督管理制度方面的风险。不管国际金融市场具有哪个种类的风险，均会对于金融市场的顺利运行造成严重的影响，并且无论是哪一种风险的不断扩大，最后都会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危机产生，严重的甚至会导致金融部门信用失去控制这种局面，特别是价格和制度风险等等。因此，风险转变必须要由各个国家对其给予高度的重视，同时主动采取相应的防控手段，尽量减少风险发生的几率及其对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
（三）经济全球化转为投资全球化。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和推进，每个国家经济发展不断加速，与此同时，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密切。例如，各国收益和价格之间差距缩小、资本期望收益与资本流动速度存在趋同等。这种持续提升的密切性会导致不同经济体之间十分容易产生资本流动过强的现象，这对于投资全球化新局面的形成起到了催化作用。除此之外，国际金融市场当中的收支均衡和价格竞争等相关问题对于风险转变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结束语：通过本文对国际金融面临的机遇与风险因素的进一步论述，使我们了解到自从我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金融市场慢慢朝着国际化方向衍变，人民币和外汇等各种类型的金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空前的发展。这就代表我国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二者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要求业内人员一定要在短时间内对于国际金融市场存在的一系列机遇和风险，进行预测和分析，提前制定出相应的应对方案，避开风险，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的价值。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能够给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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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周灵表示，为加快广东金融强省和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检验过去一年广东金融业贯彻落实《广东省建设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的进展和成效、充分发挥广东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机制优势等，省政府决定今年6月21日-23日在广州举行第二届金交会。同时，周灵代表金交会组委会就本届金交会的总体筹备工作情况作了介绍，他表示，目前金交会的招展、招商等各项工作都进展顺利。
据了解，本届金交会将围绕“产融结合，跨越发展”的主题，着力办成广东金融强省、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重大战略平台、广州新的城市名片。其主要内容将包括大会开幕式、论坛、展览、产融对接和金融交易活动。其中论坛部分拟设 1个主题论坛：第二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高峰论坛；5个分论坛：科技金融发展论坛，多层次商品市场论坛，民间金融发展论坛，财富管理论坛，穗台金融合作论坛。
值得注意的是，与首届金交会相比，本届金交会不仅引入了市场化运作机制，同时也强调了融入国际元素和文化元素，并紧扣金融服务民生的主题。
坚持市场化运作
金交会组委会表示，本届金交会在借鉴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举办金博会等经验的基础上，坚持市场化运作，专门成立了广州金交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按市场化运作思路，承办金交会的各项招展招商工作。
据周灵透露，目前已初步确定粤财控股、民生银行、东莞银行等作为第二届金交会合作伙伴，并与广州股权交易中心等进行了联系沟通。参展方面，银行、保险、证券等传统金融机构和交易所、贵金属公司、股权投资机构等地方金融组织踊跃参展，签约参展单位数量和展位面积均超预期。
融入国际和文化元素
本届金交会的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亮点是，将融入国际元素与文化元素。周灵在会上表示，本届金交会不仅得到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金融投资协会、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台湾三三企业交流会和华南美国商会的特别支持，还积极发动欧美大型金融机构进驻展会，邀请国际著名金融专家学者前来参会，进一步突出金交会的国际元素。
在突出国际元素的同时，本届金交会还将大力促进金融与文化相融。广州市金融办副主任陈平表示，今年一个比较大的亮点就是中国金融图书“金羊奖”评选活动，这个活动由市金融办和中国金融杂志社合作举办。“应该说这在全国目前来讲是层次比较高的一个金融图书评奖活动”，陈平说道。
此外，展会期间还将在综合展馆内设立金融文化展区，推出名人签售书籍等文化宣传活动。
紧扣金融服务民生的主题
本届金交会将紧扣民生和为实体经济服务主题，力求通过论坛、推介会、现场问答等，与市民形成互动，让百姓更好地认识金融，更多地利用金融工具解决融资、理财等问题。
【关键词】离岸金融市场，金融创新，天津滨海新区
一、离岸金融的定义
刘振芳（1997），韩龙（2001），国际货币基金组（IMF，2000）认为离岸金融指银行及其他机构吸收非居民资金向非居民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欧洲美元市场是离岸金融市场的前身，随着欧洲美元市场的不断发展，其含义也有所扩大，一是地域上扩大到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如新加坡、日本、香港等；二是币种上扩大到欧洲马克、欧洲英镑、欧洲日元等。
二、国际离岸金融理论研究综述
离岸金融市场产生晚、发展快，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其中，制度学派理论认为从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两个角度考虑，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会从一个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遴选出来，以规避政府管制，从而出现了以规避政府管制为目的的更加自由的离岸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理论认为金融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是对离岸金融市场的直接呼唤，当全球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表现在金融要素上就是对欧洲货币市场或者说离岸金融市场的需求。金融自由化理论也是当代世界金融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其实质是要求各国突破传统的金融管制，形成全球统一的金融市场和运行机制，保证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金融资源。综上所述，这些理论都为离岸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分析
天津滨海新区地处环渤海经济带的中心位置，面向东北亚，这一地理位置决定了滨海新区将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活跃的地区之一，在滨海新区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天津港保税区、天津东疆保税港区都坐落在滨海新区，为天津离岸市场的运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发展机遇。天津滨海新区对外经济开放度较高，具有良好的金融环境，金融业较为发达，金融市场体系初步形成，金融业聚集相应初步显现，具有较好的离岸金融发展条件。2007年，渣打银行、花旗银行、瑞穗实业银行等外资银行在开发区设立办事机构，开发区金融业结构和规模得到显著提升。天津滨海新区总体上具备了建成离岸金融市场的条件。
四、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规模决定因素分析模型构建
（一）模型介绍及数据选取
衡量离岸金融市场的规模的一个较简单的标准就是该地外汇存款数额，本文构建离岸金融中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包括中资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与其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本文选取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中心作为标的区域，选取外汇存款作为离岸货币，以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外汇存款为被解释变量，所有币种都包含于外汇存款中，而不是只选取一个币种，选取外汇存款作为研究的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解释变量分为：
1.收益性：无论是国内金融市场、在岸金融市场还是离岸金融市场，它们的利率都是其主要收益的表现，因此存贷款利率是离岸金融中心银行业务的重要收益所在。本文用天津滨海新区的实际利率与美国实际利率之差表示。另外，成本对收益性有着一定的影响，本文采用人均年收入作为衡量人力成本的指标。
2.便利性与流动性：离岸金融市场的一大特点是高度自由的金融制度。同时，对于离岸金融市场做出保障的是它的流动性。本文采用的衡量便利性和流动性的要素主要是开放程度，并且以进出口额来衡量离岸金融中心的开放程度。
由此建立回归模型，Y=？琢0+？琢1x1+？琢2x2+？琢3x3
其中，Y为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的外汇存款额，单位是亿美元，数据来源于1993年-2012年天津统计年鉴，本文选取1992年-2011年外汇存款数据。
x1为利差，是1992年-2011年年度美元实际利率与天津离岸金融中心实际利率的差额，单位为%。美元实际利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天津离岸金融中心实际利率来源于1993年-2012年天津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二者都是年度数据，为了保证利差都为正值，便于回归，这里取x1为美元实际利率与天津离岸金融中心实际利率的差额的绝对值，表示两者的差异程度。
x2为离岸金融中心开放程度，用1992年-2011天津滨海新区港口的进出口总额，单位为亿元，数据来源于1993年-2012年天津统计年鉴。
x3为天津离岸金融中心1992年-2011年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中从事金融业的人员年度人均工资收入，单位为本币元，数据来源于1993年-2012年天津统计年鉴。
（二）用SPSS做多元线性回归及其结果分析
1.相关性分析。用SPSS做外汇存款、进出口额、利差、人均工资收入的相关性分析，以说明外汇存款与进出口额、利差、人均工资收入的相关性是否显著。相关性分析结果为外汇存款与进出口额、利差、人均工资收入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0.904、0.691、0.885，说明外汇存款与进出口额、利差、人均工资收入相关系数都较高，且相关性比较显著。所以用外汇存款与进出口额、利差、人均工资收入做回归是合适的。
2.散点图分析。根据外汇存款与利差，进出口额和人均工资收入的散点图可知，除个别特殊点之外，外汇存款与利差，进出口额和人均工资收入分别存在近似的线性关系，因此可以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3.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外汇存款为因变量，以利差，进出口额和人均工资收入为自变量，做多元线性回归。从回归结果的模型汇总表得出，判定系数R2为0.875，即该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方程对样本点的拟合效果很好，自变量可以解释大部分因变量，即利差，进出口额和人均工资收入可以解释大部分外汇存款。
从回归模型的方差分析表得出，F值为37.386，显著性概率为0，表明回归极显著，即进出口额、利差、人均工资收入对外汇收入有高度显著的线性影响。
根据回归系数表中未标准化的回归系数可以得出回归结果，建立回归模型，即为Y=22.821-2.474x1+0.003x2+3.675*10-5x3，从回归系数表的sig值可以看出，人均工资收入的检验结果是其影响不显著，由此可以得出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规模决定因素回归模型中人均工资收入对离岸金融市场规模的影响较小，利差和进出口额对离岸金融市场规模的影响较大。
根据回归标准化预测值图得出，各散点随机分布在e=0为中心的横带中，标准化残差都在-2至2之间，证明该模型是合适的。
综上所述，根据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的回归模型：
Y=22.821-2.474x1+0.003x2+3.675*10-5x3
有如下估计：
美元和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的实际利差对离岸金融市场的外汇存款影响最大，美元和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的实际利差上升1%，将使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下降2.474亿美元。因为如果美元的实际利率高于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的实际利率，美元资金立刻会流向高收益的美国。
天津滨海新区的进出口总额对离岸金融市场的外汇存款影响较大，天津滨海新区的进出口总额上升一个单位，将会使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上升0.003亿美元。天津的开放程度上升，必将引进更多的国外资源，这就可以提高贸易资金的往来。天津滨海新区的人均工资收入对离岸金融市场的外汇存款影响最小，因此不能构成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规模决定因素，在此将它忽略。
综上所述，美元和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的实际利差和天津滨海新区的进出口总额是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规模决定因素，因此，要扩大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规模，加速离岸金融市场发展，可以从美元和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的实际利差和天津滨海新区的进出口总额方面进行改革。
五、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分析，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的竞争加剧，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如何在竞争中领先，如何维系和提高其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并扩大其规模，可以有以下几个措施。
1.使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的实际利率高于美元的实际利率。这是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可以把握和利用的，因为离岸金融市场业务既不受货币发行国的金融法规约束，也不受业务开展所在国金融、外汇政策限制，因此，保证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的实际利率高于美元的实际利率，可以吸引更多的美元存款进入天津离岸金融市场，从而扩大天津离岸金融市场的规模。
2.完善基础设施，保证开放程度。较高的开放程度使天津滨海新区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离岸金融中心之一，并保持其地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天津港有低税率及简明的税制结构等优势，并且在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较高。天津滨海新区离岸市场虽然出现较晚，但只要保证一定的开放程度，就一定会发展迅猛。
综上所述，天津滨海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有着其内在的机制和优势。美元和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的实际利差和天津滨海新区的进出口总额是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规模决定因素，对其成为规模较大的离岸金融中心有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在离岸金融市场的模型构建上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在模型的构建和数据的选取上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另外，在提高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中心地位及扩大其规模的政策建议上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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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融资约束是企业异质性的一个重要来源，金融发展影响融资约束从而对企业的出口决策和行为产生作用。本文基于中国2000―2007年近50万家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通过引入外生的地区金融发展变量与企业自身特征变量的交互项，研究了地区金融发展对不同特征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差异性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更容易推动规模大、融资约束少的企业实现出口沿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所有制信贷歧视对企业出口影响显著，国有企业是金融发展作用于出口的优先受益者；只有在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民营企业才有可能享受到金融发展的好处，从而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
关键词 金融发展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引 言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贸易大崩溃（Trade Collapse）引起了众多学者和实践部门的关注。2009 年全球GDP 下降约为1.98%的同时，贸易下挫幅度却高达23%，全球贸易依存度随之大幅下降约33%，表明良好运转的金融体系对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事实证明，金融发展不仅是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1][2]对一国对外贸易的流量和模式也具有重要影响。[3][4]金融部门的效率高低是决定国际分工模式的关键因素，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外部融资依赖性较高的行业上更具有比较优势。随着以Melitz模型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更多的研究从微观层面探讨异质性企业的出口问题。[5]Chaney将流动性约束纳入到模型中，发现融资约束是企业异质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对企业的出口决策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6]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企业融资约束与出口有着紧密联系，[7][8][9]然而对两者相关性方向上却存在着较大争议，即到底是融资约束程度低的企业更容易出口，还是出口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10][11]由于很难找到合适的反映融资约束的外生变量，其结果本身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试图通过引入外生的区域金融发展变量，探讨地区层面的金融发展因素与企业自身特征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一方面可以有效回避融资约束内生性问题的争议，另一方面也能从微观企业角度透视宏观金融政策对不同类型出口企业的冲击。考虑到我国目前不仅存在一般意义上的金融抑制，还存在基于企业规模和所有制性质的信贷歧视，并且各地区之间金融发展的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一研究无疑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外贸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进一步将企业出口增长分为扩展边际（extensive margin growth）和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 growth），探讨金融发展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根据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一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沿扩展边际（extensive margin）和集约边际实现的。[12]出口的扩展边际表现为新企业的进入、出口种类的增加新的出口市场的开拓；出口的集约边际表现为已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在单一方向上的扩张。从企业生产成本的角度，企业进入国际市场通常需要支付一定的固定成本，固定成本的降低有利于催促更多的企业选择出口，形成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而可变成本则更多地决定了企业生产商品的价格，可变成本降低有利于企业出口数量的增加，也就是集约边际的增长。Egger研究了2001―2005年中国企业融资约束对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实证结果得出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均存在负向影响效应。[13]陈琳和何欢浪利用世界银行企业微观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外源融资约束对出口二元边际均有显著影响，且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对出口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东部地区的中小企业比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对外源约束的敏感度更高。[14]雷日辉、张亚斌借助各省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发展、融资约束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发现所处省份金融发展程度越低，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金融发展对出口二元边际的作用越强。[15]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区域层面的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究竟体现在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金融深化在不同规模、生产率、所有制等异质性企业层面的影响是否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论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模型；第三部分是计量方法的设计，主要包括样本的来源与处理、计量模型的设定与构造以及变量的选择与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理论模型
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本国有两个经济部门：一个提供可自由贸易的同质产品，价格为1，ω为本国劳力工资；另一生产部门提供差异化产品Χ，每个产品的生产企业都处于垄断地位，企业生产率为φ，差异化产品间的替代弹性为σσ>1。消费者对差异化产品的需求量为qφ，对同质产品的需求量为q0。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Uq01-γ∫Χqφσ-1σdφσσ-1
垄断竞争下DixitStiglitz需求函数qφ：
qφ=Αpφ-σ （Α为垄竞争行业的市场容量）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差异化产品出口，企业必须支付预付固定成本（upfront fixed cost）Cf以及可变冰山成本τ（τ>1）。可变冰山成本表示在国外市场卖出单位产品需要国内输出τ单位对应产品。
参照Manova的研究，假设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可外部融资获得，融资比例为d（0
此时，企业出口面临的最优化问题为：
maxp，q，Fφπφ=pφqφ-q（φ）τωφ（1-d）-ωCf（1-d）-λF（φ）-（1-λ）μωΩ
s.t.p（φ）qφ-q（φ）τωφ（1-d）-ωCf（1-d）F（φ）（1）
-dωCf+λFφ+（1-λ）μωΩ0（2）
下面讨论三种情况：
（1） 金融市场完备，不存在融资约束的情况下，企业面临的最优化问题即为：
maxp，qπφ=pφqφ-q（φ）τωφ-ωCf
此时企业出口的最优价格p*φ为：p*φ=σσ-1ωτφ；出口收益为： r*φ=A（σσ-1τωφ）1-σ；利润函数为：πEφ=r*φσ-ωCf。
令πEφ=0，则得到一个出口临界生产率φ*（πEφ*=0），当企业φ>φ*，则会选择出口。该种情况的讨论和结论与Melitz相同，生产率高低是企业扩展边际增长的决定因素，企业生产率越高，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利润支付预付固定成本，因此越有可能出口。[5]
（2）外部金融市场不完备，企业存在融资约束，将约束（2）代入约束（1），外部融资预付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则此时企业面临的最优化问题为：
maxp，qπφ=pφqφ-q（φ）τωφ-ωCf-1λ-1 dq（φ）τωφ+dωCf-μωΩ
此时，企业出口需要满足的生产率条件是：
πEφ-（1λ-1）dq（φ）τωφ+dωCf-μωΩ0
该式显示，当dq（φ）τωφ+dωCf-μωΩ>0即企业遭遇融资约束困境时，企业需要支付额外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1λ-1）dq（φ）τωφ+dωCf-μωΩ，所以企业出口的临界生产率φ*'>φ*。这表明融资约束的企业需要满足更高的生产率要求方能发生出口行为。生产率、融资约束（与Ω方向呈反向关系）共同作用于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生产率越高，融资约束越少，企业出口的概率越高。
与此同时，此时企业出口的最优价格为：p*'φ=σσ-1ωτφ（1-d+dλ）>p*（φ）， 出口额为： r*'（φ）=Aσσ-1ωτφ（1-d+dλ）1-σ
（3）加入金融发展，企业出口情况：
金融发展意味着融资约束的缓解。[3][16]根据Harrison，金融发展可表现为上述模型两种形式的变换：一是μ的增加，由原来的μ0转变为μ1=μ0+Δμ0；二是Ω累积分布均值的增加：由原来的G0（Ω0）转变为G1（Ω1）=G0（Ω0+ΔΩ0）。[17]
金融发展将推动融资约束（dq（φ）τωφ+dωCf-μωΩ>0），生产率介于φ*和φ*'的企业因为融资约束的缓解而实现出口扩展边际增长，推动融资约束（dq（φ）τωφ+dωCf-μωΩ>0）、生产率高于φ*'的已经出口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增长。因此，基于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金融发展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金融发展将更加凸显生产率对出口的作用。在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容易实现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金融发展与生产率的交互项系数应该显著为正。
其次，不管金融发展程度如何高，金融发展带来的μ或G（Ω）均值的提高都只会惠及那些Ω接近dq（φ）τφ+dCf/μ的企业获得更多融资。因此，金融发展将扩大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阻碍作用。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融资约束越少的企业越有可能出口，出口得越多，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的交互项系数应该显著为负。
再次，企业规模、年龄、劳动者工资、所有制性质这些企业特征也是银行发放贷款考察的重要指标。企业规模越大、存续时间越长、劳动者工资水平越高以及国有企业，越有可能符合银行发放贷款的标准，金融发展带来的流动性的增加越有可能惠及这些企业，使其dq（φ）τωφ+dωCf-μωΩ
计量方法的设计
（一） 模型的设定
在出口的扩展边际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反映企业是否选择出口，模型为二元选择模型，采用probit方法估计。probit模型是假设事件发生概率服从累积正态分布函数的二分类因变量模型，其假设每一个体都面临两者择一的选择且其选择依赖于可分辨的特征，旨在寻找描述个体的一组特征与该个体所做某一特定选择的概率之间的关系。在模型设定上根据Roberts和Tybout构建的动态模型，[18]同时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同步性问题 ，采用影响企业出口的滞后一期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因素 （Bernard and Jensen ， 2004）。[19]基本思路如下：当一个企业现有和预期收入大于现阶段的成本加上出口的沉没成本，企业选择出口（Xijkt=1）：
Χijkt=1，假如π-ijkt>Cijkt+F（1-Χijkt）
0，否则
其中，π-ijkt是产业j中的企业i在年份t的即期和预期收益，k是该企业所在的省份， Cijkt是当期成本，F是出口的预付固定成本，基本模型如下：
p（Χijkt=1）=αi+αjt+αkt+ηFDktΖijt-1+δΖijkt-1+εijkt
p（Χijkt=1）表示企业出口参与的概率，αi代表企业固定效应，αjt代表产业固定效应，αkt代表区域固定效应，FDkt反映金融发展水平，Ζijkt-1是反映企业特征的向量集，比如反映企业异质性的生产率、融资约束、规模、年龄、工资水平等变量。
在出口的集约边际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企业的出口密集度，参照Gugamelli（2008）的处理方法，[20]用企业的出货值占销售收入（EX）表示，采用OLS估计，计量方程如下：
EXijkt=αi+αjt+αkt+ηFDktΖijkt-1+δΖijkt-1+εijkt
（二） 变量的选择
（1） 解释变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FD）。我国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与其他经济发达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单一金融机构到现在门类较为齐全的金融机构，都是银行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是垄断地位，股票市场对投资以及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非常微弱，债券市场和保险市场的规模较小。因此，要度量我国区域层面的金融发展程度，应该重点考察银行体系方面的指标。现有文献对金融发展指标的度量，大多沿用金融相关率指标，即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的价值之比。在衡量国家层面金融发展水平时采用广义货币存量M2与GDP之比，而地区层面由于缺乏金融资产方面的数据，一般采用各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占GDP比例来表示，本文同样采用该指标作为各地区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15]
（2） 控制变量：企业的特征向量（Z）。在借鉴新新贸易理论相关实证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具体引入了以下几个控制变量，包括：① 企业规模（SIZE）。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克服贸易中的成本约束问题以及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风险，从而更可能参与国际市场。对于企业规模的度量指标，有销售收入、总资产和雇员人数三种规模指标，本文根据Buckley和Clegg，采用总资产作为企业规模的度量变量。[21]② 工资水平（WAGE）。工资水平是反映劳动力成本的指标，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尤其重要。本文采用企业应付工资总额除以雇员人数。③ 企业年龄（AGE）。企业年龄的增长可能意味着出口“学习曲线”的实现，管理、生产技术和营销手段的成熟以及企业声誉的建立，出口能力也会有所差异，本文计算从企业成立到当年年份的时间段。④ 企业的融资约束（FR）。融资约束使用1-固定资产净值/总资产度量。[22]⑤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在Melitz的模型中，生产率是决定企业是否出口的决定因素。[5]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才能克服出口市场的障碍，并在国外获取额外的利润，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只能在国内市场销售，甚至有可能因为贸易开放导致的竞争压力而被淘汰。本文基于LP法，选用工业增加值作为企业的产出值，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三） 数据来源及描述
本文研究的样本企业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2000―2007年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该数据库是目前最全面的企业数据库，其中既包含企业的基本情况也包括翔实的财务数据信息，涵盖本文研究需要的各种数据。鉴于该数据库所存在的偏差与错漏问题，本文借鉴聂辉华（2012）方法，对数据进行了筛选。[23]
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以1999年为基期，使用统计局公布的价格指数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平减。宏观方面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年鉴》、《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统计数据汇编》等。其中，相关价格指数、地区GDP、人口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地区金融机构存款额、地区金融机构贷款额来自《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统计数据汇编》；金融业市场化指数来自《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市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
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 初步的估计结果
表1的估计结果显示，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第一，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显著正向影响，对集约边际影响不显著，而后在heckman修正模型检验中证明生产率对企业集约边际影响亦显著为正。这一结果与Melitz模型的判断结果一致，贸易能够促使高生产率企业发生出口，而低生产率企业只能在国内市场销售或者被市场淘汰。[5]李春顶等人认为的“生产率悖论”没有得到验证，这可能与本文没有考虑加工贸易的情形有关。[24]第二，企业规模对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具有正向影响，企业规模越大，出口沿扩展边际增长的可能性会提高。事实上，大企业相比较中小企业而言，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能够承担较高的固定成本投资，而且，大企业在中国在银行融资、政府关系等各方面都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因而，企业资产规模扩大，出口的可能性会显著增加。而企业规模对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却为负向影响，这似乎有悖客观事实，而后拆分样本的实证结果亦是如此。这可能源于中小企业是我国对外出口的中坚力量的事实。第三，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该结果与韩剑运用2003―2007期间样本得出的结论相同：中国出口企业存在“融资约束悖论”。[11]与Manova理论和实证证明的融资约束阻碍企业出口的
注：***、**、*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显著，回归参数下方的括号内数字为T值；限于篇幅，年份、省份、行业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没有给出。
结论相反，我国金融市场竞争不完全带来的融资约束的现实情况使我国企业不得以转向“出口”来缓解企业内外部的融资约束，为企业发展寻求出路。[7]这样的现实情况并非只存在于中国。Greenaway运用英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实证证明企业健康的内外部融资情况不是推动企业出口的原因，而是企业出口的结果，即出口的自选择行为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10]第四，工资水平对企业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的影响显著为正。即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越高，其出口的可能性越大。一般情况，较高的工资反映了企业的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素质越高的企业生产率越高，出口的可能性也越大。第五，企业年龄对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却与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负向相关。企业的存续时间越长，企业出口的可能性越大，这可能得益于学习曲线的实现。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管理、生产技术和营销手段的成熟以及企业声誉的建立，使得资深的企业相比于年轻的企业更有能力进军开拓国际市场。但企业年龄与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负向相关，这可能意味着年轻的企业相比于老企业，一旦进入国际市场，更加追求市场份额的增长。第六，外资的所有制性质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增长均有显著正向关系。外资企业可能从其海外关系企业获得融资，且在开拓海外市场方面相比于内资企业具有信息、经验等多方面的优势。[25]因此，外资企业更可能出口，且出口份额增长更快。国有的企业所有制性质对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影响均显著为负。事实上，国有企业因长期享有国家资金和政策的支持，不愿走出去承担国际市场的风险。因此“国有”的标签并没有给这些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上提供很多“便利”。据统计，2001―2008年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约为50%以上。
在对金融发展与企业特征的连乘变量考察中，金融发展与生产率交叉项的相关系数在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模型中均不显著。说明地区金融发展通过生产率途径作用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增长的效应并不明显。这一结果与理论预期相悖。金融发展与企业规模交互项的相关系数在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该结果表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更多推动地推动了大规模企业出口沿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增长。事实上，企业规模越大，资产越多，抵押物（collateral）也越多，从而金融发展带来的融资约束的缓解能使其优先受益，原来不出口的变得有能力出口了，原来出口少的变得出口多了。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交互项的系数在扩展边际模型中显著为负，这一结果与理论预期相同。该结果表示金融发达地区融资约束少的企业出口的可能性更大。金融发展带来的μ或GΩ均值的提高都只会惠及那些Ω接近Cf/μ的企业获得融资。因此，金融发展将扩大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的阻碍作用。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融资约束越少的企业越有可能出口。金融发展与工资水平的连乘项在扩展边际模型中显著为正，在集约边际模型中显著为负说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高工资企业比较倾向出口，但相对低廉的劳动成本更容易实现出口份额的快速增长。这为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现实情况提供了经验证明。金融发展与企业年龄的交互项在扩展边际模型中显著为负，集约边际模型中显著为正。该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更容易推动年轻企业走出国门。但是对于已经出口的企业，金融发展对资深企业的出口集约边际的正向推动作用更加明显。存续时间长的企业，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商业经验更加丰富，客户资源更稳定，更有可能符合银行发放贷款的条件，从而金融发展带来的流动性增加能优先惠及该类企业，从而为其提供出口集约边际增长所需的可变成本。
由全样本的估计结果得出，金融发展对我国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均有显著的影响。它可通过企业的规模、融资约束、工资、企业年龄等多因素作用于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具体作用效果表现为：金融发展更有利于推动规模大、融资约束少、工资水平高、存续时间短的企业出口沿扩展边际增长；利于拉动规模大、融资约束少、工资水平低、存续时间长的企业出口沿集约边际增长。这一结论，对于我国外贸转型，防止贸易贫困化增长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作为贸易大国的中国，出口沿扩展边际的增长，即更多企业、更多样化的产品出口不仅有利于维持出口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而且也利于提升我国产业结构的质量，防止贫困化增长，提高整体国家福利。因此，推进金融深化改革，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出口扩展边际的增长意义重大。
（二） 按金融制度分地区的回归结果
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需要辅之以开放的市场化的金融制度，才能使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公平公正地惠及市场的各个主体。在不同的金融制度下，金融市场的深化对贸易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本文欲直接比较在不同的金融制度下，金融发展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差异化影响。按照如下处理方法将全样本拆分为金融市场化程度高和金融市场化程度低两个子样本：将樊纲指数中“各省份金融业市场化指数”2000―2007年的数据算术平均，从小到大依次排列，排名位于前16位判定为金融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地区，剩下的15个地区判定为金融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有：安徽、陕西、宁夏、天津、河南、福建、河北、辽宁、山东、重庆、江苏、海南、广东、上海、浙江；金融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有：黑龙江、青海、新疆、内蒙古、吉林、甘肃、贵州、广西、江西、湖北、云南、湖南、四川、北京、山西、。。子样本的回归结果见表2，比较分析如下：
第一，在金融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与生产率交互项系数在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模型中均不显著。而在金融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金融发展与生产率交互项系数在扩展边际模型中显著为负，表明金融发展能有效地推动低生产率企业成为出口者。第二，无论金融市场化程度高还是低，金融发展与企业规模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无论一个地区金融制度如何，金融发展均首先推动规模大的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第三，在金融制度好和差的地区，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的交互项系数在扩展边际模型中均显著为负，说明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少的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推动作用不因金融市场开放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无论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还是相对封闭的地区，金融发展均首先使融资约束少的企业出口受益。第四，无论在金融制度好还是差的省份，金融发展与工资水平的交互向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金融制度能更快地推动劳动报酬低的企业的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这一机制与金融制度优劣关系不大。第五，在金融制度好和差的地区，金融发展与企业年龄的交互项系数在扩展边际中均显著为负，在集约边际中均显著为正，与全样本的估计结果一致。第六，国有企业虚拟变量与金融发展的连乘项系数在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模型中均显著为负，表明金融发展更容易带来非国有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即地区金融越发达，非国有企业出口的可能性越大。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情况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从而更有利于其在国际市场上扬帆起航。而国有企业虽然也会得益于银行贷款的荫蔽，但因其满足于国内丰厚的利润，并不愿走出去承担国际市场的风险。而这一机制与企业所在地区的金融制度优劣无关。第七，无论金融开放度高的地区还是低的地区，外资企业所有制性质变量与金融发展的连乘项的相关系数在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表明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所有制对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作用力越大，金融发达的地区，外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这一结果与外资企业可能更少得到国内资本市场的支持的想法相悖。发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外资企业更多地分布在我国相对比较有竞争力的产业，这一产业得到国家的信贷支持比较多；外资企业被认为有较低的经营风险和较高的增长可能性，所以也使得其更容易地获得贷款，从而推动其出口行为的发生。
综上所述，在不同的金融制度下，金融发展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途径差异并不显著。金融发展最先的受益者都是规模大、融资约束少的企业。唯一有区别的是，在金融制度较好、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民营企业有可能享受到金融发展的好处，从而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
注：***、**、*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显著，回归参数下方的括号内数字为T值；限于篇幅，年份、省份、行业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没有给出。
（三） 稳健性检验
在集约边际模型中，使用OLS估计直接将非出口的企业剔除，只对出口企业进行回归。事实上，企业是否出口并非随机的，而是受一系列因素影响的。直接忽略非出口企业可能造成样本选择误差，得到有偏估计。因此，本文欲采用heckman两步法对模型进行修正，考察OLS估计结果的质量。Heckman两步法将企业出口贸易模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probit出口选择模型估计，即首先考察企业是否选择出口；第二阶段为修正的集约边际模型，加入第一阶段估计中得到的逆米尔斯比（inverse Mill’s ration），克服样本的选择性误差，重新估计集约边际模型。估计结果对比如下：
注：***、**、*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显著，回归参数下方的括号内数字为T值；限于篇幅，年份、省份、行业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没有给出。
Heckman和OLS的估计结果比较显示：第一，生产率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由原来的不显著变为显著为正。第二，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交互项系数由OLS中的不显著变为显著为负，这一结果修正了OLS估计结果的偏差，与理论预期相符。事实上，企业遭受的融资约束越少，拥有的固定资产越多，抵押物也越多，金融发展带来的融资约束的缓解能使其优先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等融资，用于支付扩大国际市场份额的可变成本，从而推动其较快的扩大市场份额。除了上述两点差异外，heckman估计相关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均与OLS估计的结果一致，说明前述OLS估计结果是大体稳健可信的。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的理论框架下，基于2000―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企业数据，研究了地区金融发展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关系问题。通过引入外生的地区金融发展变量与企业自身特征变量的交互项，透视宏观金融政策对不同类型出口企业的冲击。鉴于此，本文首先对全样本497 499家企业进行了初步的估计，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我国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均有显著的影响，金融发展能最先推动规模大、融资约束少的企业缓解融资约束的困境，实现出口沿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然后本文对不同所有制和金融制度的子样本企业出口情况进行分别考察，发现金融发展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作用途径存在所有制的差异，但不存在制度的差异。具体表现为金融发展对民营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影响并不显著，无论是生产率、规模还是融资约束、企业年龄、工资等途径都难以实现其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可通过以上几个因素传导充分发挥金融发展对贸易增长的推动作用；不管是在金融制度较好还是较差的地区，金融发展最先的受益者都是规模大、融资约束少的企业，唯一有区别的是，在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民营企业有可能享受到金融发展的好处，实现出口沿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最后本文运用了其他计量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原来的回归结果是大体稳健可信的。
这一研究结论反映了我国金融体制中存在的基于所有制和规模等因素的严重信贷歧视现象，即将更多的流动性给予规模大、融资约束少的国有企业，而亟需资金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则难以实现出口沿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发展。因此，深化发展中小企业金融和小微企业信贷，推动金融的发展水平的提高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创新，对于优化配置社会资源，推进我国外贸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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