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燥的理论知识灌输使学生成为了学习机器，只能通过死记硬背应付习题和考试，可以说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仅仅是个被动接受者。而将时政话题引入课堂教学中，也就将发生在身边的时事热点和课本知识紧密结合起来，学生可以主动地从听到的、看到的政治现象中把握课堂讲解的内容，并通过课堂理论知识的学习更深入地理解政治现象。与此同时，新课改也对高中政治教师提出了新要求，要想恰当地把时事政治与政治课本有机结合，教师必须丰富备课内容，通过网络等多种形式随时关注和了解热点时事，建立自己的时事政治库，丰富政治知识，提高政治专业水平。教师可以在一堂课开始的五分钟说出一件政治时事或者一个政治现象，让学生参与讨论，从而引出本堂课的教学内容；或者先说出本堂课的教学目标，然后让学生充分联系发生在身边的相关政治现象，使学生由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主动的参与者，从而达到深刻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的目的。比如在讲解“收入分配”一课时，教师可以先让学生统计父母或其他亲人的月收入、年收入和平均收入，比较不同职业和劳动强度下收入的差异，从而引出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并且在全班同学的讨论中更加直观地了解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这样的教学方式能够使原本单调的政治课堂气氛活跃起来，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出自身能动性。
二、讨论社会热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现如今的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学生通过网络、电视、广播等多种媒体能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时事政治信息，但大多数都只是停留在了解的层面，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其中的内涵，作为一名新课改环境下的政治教师，应该充分抓住学生的探索需求和求知欲望，将近期发生的社会政治热点问题引入政治课堂中，对大家普遍关注的时事政治进行讲解和分析，为学生答疑解惑，使学生在解决问题和深刻理解内涵的基础上激发继续探索学习的兴趣。比如北京APEC会议召开期间，很多学生都会关注大国领导人之间的会晤，而很少有人会深入了解各国的外交政策，教师就可以在政治课堂上引入这一话题，激发学生兴趣，让学生畅所欲言描述国家主席同志和不同国家领导人会晤时的情景，进而通过引导和分析让学生自己总结出我国和其他世界主要国家的外交政策。再比如讲解“对外贸易”一课时，由于话题比较宽泛和不贴近生活，生硬的讲解往往无法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用图片、视频等教学方式介绍在中国举办的南亚博览会、深交会等贸易活动，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对贸易活动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再层层递进地引入学习内容，这样学生接受起来比较容易，学习的过程也会充满乐趣。
三、创造政治情境，鼓励学生发散思维
高中政治课本理论较多，内容相对滞后，传统的教学又仅仅停留在应付考试的层面，不利于学生发散思维的形成和政治素养的培养，与当今社会发展和人才需求严重不符。将时事政治引入政治课堂中，教师可以通过创造不同的政治情景和设置相关的政治问题，将学生分成各个讨论小组，鼓励学生深入思考，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新课改后的课堂教学不能拘泥于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的传统形式，尤其政治课堂更要打破沉闷的课堂氛围和老旧的教学模式，教师可以通过创设不同的政治情景，让学生参与其中，提高主动思维的能力。比如讲解“中国领土”一课时，教师可以将“事件”引入其中，让学生提前上网搜集有关事件的素材和评论文章，形成自己的初步观点，课堂上分成若干个讨论小组，讨论面对日本将国有化的问题上中国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最后可以每组派一名代表进行演讲，这样的方式既可以发散学生的思维、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而且能够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观点，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四、结语
一、时政教育的形式生动活泼，多种多样，让学生人人参与，寓教育于活动之中。我们的主要形式为：
1、一周要闻时政演讲。
内容包括国内国际，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体育等各个领域，也可讲有地方特色的内容，要求学生事先做好卡片，要求在内容相对全面的基础上，突出重点。这种方式较适合低年级学生。
2、专题评析时政演讲。
一周要闻时政演讲由于内容多，演讲时间有限，不太可能对国内外的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因此专题评析时政演讲就成为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时政教育的较好形式。如朝鲜核问题，党的十四大、十四届二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发行等。由于专题评析时政演讲有一定难度，也能体现学生的能力，适合让一些成绩较好能力较强的高中学生担任评析员。
3、时事追踪评析。
国际、国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大大小小的事件。任何事件都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只有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把握事件发的全过程，才能认清事件的本质。当国际、国内的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成为热点问题时，我们不能满足于一周要闻演讲和专题评析，而是要按期发展的线索和趋势，作连续性的评述分析。
4、时政知识介绍演讲。
时事政策教育中，往往涉及许多时政知识。如我国的复关问题，教师就有意安排同学在时政演讲时专门介绍国际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有时是学生主动讲的。由于经常进行时政知识介绍，并与国内外的重大事件相结合。不仅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国内外大事，也增加了知识面。
5、办好时政小报。
每年的几个重大节日（五一、国庆、元旦）是进行时事政策教育的重要时机，办好时政小报是一种较好的形式。小报由学生自己命题、设计、编排、摘抄、撰文。有时还举行竞赛。
二、时事政策教育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在时政教育中，学生是主体，但由于中学生往往受到年龄、知识、能力、思想方法的局限，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大事、社会新闻，在时政演讲的选题、评论、分析中难免产生认识上的偏差。因此，这就需要教师的正确引导，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如有的学生在时政演讲中对我国政府在联合国对有些国际问题，像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彼黑问题等表决时投弃权票，感到不理解。这就需要教师加以正确引导。
又如由于时政演讲的题目、内容、形式都是学生自主选择的，这就难免出现从个人兴趣出发，使演讲的内容比较散，或者遗漏重大事件，或者认识发生偏差。
这就需要教师从总体上加以把握。
另外，时事追踪评析是时政演讲各种形式中较难的一种。一是重大事件、热点问题的发生、发展具有动态件、连续性和时效性；二是需要多个学生连续一段时间进行配合，因此，教师的主导作用更显得重要。一是要选好题目，二是要组织的学生，三是教师在过程中适当的讲评及事件结束后的小结。
三、时事政策教育必须与教材有机结合。时事政策教育具有时效性、丰富性和灵活性的特点，是活的国情教育。把它和教材有机结合，可以弥补教材内容的滞后性和抽象性。时事政策教育是教材的延伸和补充。进行时事政策教育时，必须以教材中阐述的基本原理为指导，通过两者的有机结合，既提高对基本原理正确理解的程度，又加深了对所结合的时政问题本质的理解，从而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初一年级的教材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教育。时政教育可以把层出不穷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光荣事迹及新风新貌引入课堂。初二年级教材是社会主义法律常识。
隐喻（metaphor）是一种语义变化的过程，这种过程从语义角度看是迅猛的，即在两个语义域之间通过某种抽象图式类比的方法，将一个词从一个语域（始源语义域）应用到另一个语义域（目标语义域）（LakoffandJohnson,1980）。从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现代语言学所探讨的隐喻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已经超出了传统修辞学的范围。隐喻不再只是一种修辞现象，它贯穿于一切自然语言之中，是语言更是思维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英国语言学家I.A.Richards曾说，人们时刻都在运用隐喻，如果不使用隐喻，就不可能流畅连贯地说上三句话（转自詹蓓，2003）；如果不使用隐喻，要描写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是难以想象的。现代隐喻理论已明确把隐喻看作是一种认知现象，是认知活动的反映和手段之一。隐喻是一种认知模式，把熟知的、一致的、具体的范畴概念投射映现于抽象的范畴概念而形成的隐喻性表征，是人类认知和思维的基础；而且，语言就其本身而言具有隐喻性（Lakoff&Johnson,1980）。许多习语、诗歌，甚而是篇章都可以被看成隐喻，来满足人们“以某一领域的经验来看待或认识另一领域”的需求。
在传统修辞学中，隐喻和明喻被当作两种并列的辞格。而在现代隐喻学中，明喻则是广义的隐喻的一个种类。明喻一般用like，as等连接方式，典型形式是：AislikeB或AisasB.作为修辞格的隐喻，它的主体与喻体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典型形式是AisB.在使用时，明喻的本体与喻体同时出现，喻体也经常出现。喻体的出现省去了读者的思考时间，显得很直白，但同时也缺少了一种朦胧美，因此明喻往往被用于说理性文章，而隐喻则更多地用于文学文体中，让读者费尽心思地去理解，进而获得一种深层次理解所带来地。
二、时政翻译中的隐喻
纽马克把时政翻译体裁归之为“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text）中的“官方文告”（authoritivestatements），主要包括“领导人的讲话、条例法令、政治法律文件、科学和哲学以及学术方面的权威著作”等：
Typicalauthoritivestatementsarepoliticalspeeches,documentsetc.,byministersorpartyleaders;statuesandlegaldocuments;scientific,philosophicaland‘academic’workswrittenbyacknowledgedauthorities.(Newmark,1988:39)
时政翻译体裁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文本，一是关乎国家大政方针的政策文件，二是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公众演说等。西方时政文体的主要形式是公众演说，包括竞选演说、就职演说、会议发言等内容。公众演说历来在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而在今天，我国的政论文形式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和丰富，主要有社论、政治评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文章、报告、讲话等，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如果说竞选演说、就职演说是西方特有的政论文形式，那么我国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报告则称得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论文形式，也是时政文本的主要形式。
在时政文本中，隐喻是一种极为重要并被广泛运用的修辞手段，例如：
1.KeepingUStroopsinEuropeisthepsychologicalepoxyofthealliance,thegluethatholdsNATOtogether.
译文：将美国兵力保留在欧洲是盟军的心理黏合剂，它能把北约纠合在一起。
句中的epoxy原意是环氧基树脂，即一种粘合剂，在这里是一种隐喻。
2.ThepoliticalfalloutfromthegasolineshortagewasspreadinginAmericaatthetime.
译文：那是，汽油缺乏在政治上的灾难性后果正在美国蔓延。
例句中“fallout”原意为原子弹爆炸后存留在空气中的微粒，即放射性微尘，在这个句子里词意扩展为“灾难性后果”，形成隐喻。再如一些短语也具有隐喻意义，如：informationsuperhighway(信息高速公路)，theneckofabottle(瓶颈)等等。
我国学者束定芳（2000：50）认为，传统修辞学把隐喻仅仅看作一种语言的修辞活动是不够的。他把隐喻分为三类：根隐喻，新隐喻和明喻。其中，根隐喻也被称为亡隐喻（deadmetaphor），是指使用者完全把喻体和本体看成同一事物，没有意识到人们是在使用一个隐喻，并逐渐成为固定的说法。例如：Valueshaveshrunkentofantasticlevels;taxeshaverisen;ourabilitytopayhasfallen;governmentofallkindsisfacedbyseriouscurtailmentofincome;themeansofexchangearefrozeninthecurrentsoftrade…
译文：价值难以想象地贬缩了；课税增加了；我们的支付能力下降了；各级政府面临着严重的收入短缺；交换手段在贸易过程中遭到了冻结……
以上例句中“frozen”原本不应修饰货币，但其比喻性随着在金融界的长期使用已失去了新鲜和生动，成为一种固定说法。汉语中例如说一个人“早晨10点才从床上爬起来”，这里的“爬”也是属于根隐喻。
新隐喻是指使用者借用彼此不同但又具有相似性的两事物来传达一种用别的方法无法传达的信息，形成生动、形象的比喻。例如：ThereisamixtureofthetigerandtheapeinthecharacterofaFrenchman.虎恶猿狡的性格，法国人兼而有之。此处借用“虎”和“猿”来描述法国人的性格，达到了很好的比喻效果。明喻指利用喻体和本体之间某一方面的相似性，并常常指出这一相似性。例如：Thenewfinancialpolicyislikeamish-mashofthosepoliciesthatwehavecarriedoutinthepastthreeyears.新的金融政策就像是我们过去三年实施的那些政策拼凑而成的大杂烩。
三、时政翻译中隐喻的译法
Newmark(2001:113)指出“隐喻翻译是一切语言翻译的缩影，因为隐喻翻译给译者呈现出多种选择方式：要么传递其意义，要么重塑其形象进行完美的结合，林林总总，而这一切又与语境因素、文化因素密不可分。”对于时政体裁中隐喻的翻译，主要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1.直译法
（1）由于人类具有共同的思维方式以及共同的自然规律和自然现象，使英汉两民族有着许多对应的比喻。显然直译法是求得形神兼备效果的最佳途径，可以有效地保留隐喻的形象及喻义的色彩。同时，为了促进文化交流，有时不妨中英直译对方的比喻以保存原文的形象描述，以给人一种新的视角，予人以新鲜的语言感受。
Anorganizationisamachinethatoccasionallybreaksdown,andrequirestheservicesofanexternalexperttofixit.Whenthathappens,itneedstobere-tooledtobecomemoreefficientandmayevenrequireperiodicre-engineeringinordertoremain“cuttingedge”.
译文：一个组织机构就是一台偶尔会出毛病的机器，它需要外部专家经常进行维护和修理。在进行维护和修理时，它需要更换零件，以便更为有效地运转；它甚至还需要进行定期重新装配，以保持其“犀利”。
例句原文明显使用了隐喻，由于英语和汉语均可采用相同的隐喻方式来描写组织机构，故汉语译文中可以采取同原文一摸一样的隐喻进行完全对应的翻译。
（2）英国最近在伦敦城举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式，以庆祝马岛之战的胜利。……还动用了飞机，大炮，坦克，导弹这些道具，场面可谓不小。但是，在有识之士看来，这不过是一场闹剧。
译文：TomarkitsvictoryintheMalvinasWar,BritainheldrecentlyintheCityofLondonamilitaryparade,thelargestofitskindsincetheendofWWII.Alsoinspectedwassuchparaphernaliaasplane,artillerypieces,tanksandmissiles.Averygrandiosespectacleitwasindeed!Buttopeoplewithkeeninsight,itisnothingbutafarce.
（3）反腐败的斗争仍然只是个口号。但是，即使口号也是一个开端。腐败地图上最深的印迹有些正在褪色。
译文：Thewaroncorruptionremainsaslogan,butevenasloganisastart.Someoftheblackestspotsonthecorruptionmapareturningpaler.英汉比喻型习语常常表现出很大的共性，因而也可以用直译法翻译：Asbusyasabee像蜜蜂一样勤劳
Acunningfox一只狡猾的狐狸
Aslightasafeather轻如鸿毛
Ashardasastone坚如磐石
Asboldasalion像狮子一样勇猛
Rottentothecore腐烂到核心坏透了
Throwcoldwateron泼冷水
2.借用法
当两种文化中喻体差别较大时，为了便于理解，可以采用借用目标语意象翻译的方法。例如：Iftheprovisionsforourlifeherecontinuetoshrinkwhileourtasksandresponsibilitiesgrow,governmentunitsmayfindthattheyhavebeenpenny-wiseandpound-foolishitwillbecomeincreasinglydifficulttorecruitcompetentprofessionalsforimportantjobsrequiringforeignexpertise.
译文：如果我们在这儿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而工作任务和责任却越来越重，那么政府部门可能会发现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要想在需要外国专家的重要岗位聘到称职的专业人士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此例句出自于一位在华工作的外籍专家，他在感谢中国政府以及工作人员给其提供的良好条件的同时，也善意地呼吁要想聘请到高水平的外籍专家，需要提高他们的待遇。作者是通过这样一个比喻让人们掂量孰重孰轻，提醒有关人员莫要贪小利而毁了大事。译文翻译时借用了汉语中类似的俗语“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可谓非常贴切，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作者的本意。
我们还可以看一些采用借用的隐喻表达：
Gooseflesh/skin(鹅的皮肤)——鸡皮疙瘩
Aspoorasachurchmouse(想教堂里的老鼠一样贫穷)——一贫如洗
Fishintheair(空中钓鱼)——水中捞月
Teachafishtoswim(教鱼游泳)——班门弄斧
Setafoxtokeepone’sgeese(用狐狸看守鹅群)——引狼入室
Castpearlsbeforeswine(把珍珠丢在猪面前)——对牛弹琴
Spendmoneylikewater(花钱如流水)——挥金如土
theappleofone’seye(想眼睛一样珍贵)——掌上明珠
3.意译法
英汉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基于不同的观察体验，产生了不同的审美心理，既是对同一事物也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和价值标准。因而在翻译时无法找到对应的表达，这时则可以采取意译的方法。
PleasedobesttoconvinceSINOCHEMthattheyreallybarkingupthewrongtree.Weareliablefornothing
译文：请尽量说服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他们确实怪错人了。我们没有任何责任。
句中“barkupthewrongtree”如果直译成“啃错树皮”，显然会让人感觉匪夷所思，因而意译成“怪错人”则比较恰当。有些习语也宜采用意译方法，舍弃原文形象，直接表达其比喻意义，如：
asboldasbrass厚颜
asclearasnoon一清二楚的
ascheerfulasalark兴高采烈的
ascleanaspin非常整洁的
ascoolasacucumber非常冷静的
ascrossastwosticks非常生气的
asdeepasawell高深莫测的
4.注释法
如果隐喻喻体对目标语对象而言虽不陌生，但喻义却不易被理解，这时就要对喻体进行简短释义，运用注释法，以补足翻译过程中所造成的语义损失。例如：
（1）SmallenterprisescomplainthatgettingloansfrombanksnowisCatch-22.
译文：小企业抱怨说要从银行得到贷款真是比登天还难。（注：Catch-22是约瑟·赫勒的代表作《第22条军规》，根据这条军规，疯子可以不执行飞行任务而回国，但必须自己提出要求。可凡是意识到飞行危险而要求停飞的，要求本身就证明他不是疯子，所以不能回国。这是条自相矛盾、无法执行的军规。据此，Catch-22常被用来指“难以逾越的障碍”。）
（2）TocarrycoalstoNewcastle.
译文：运煤到纽卡斯尔，多此一举。（注：纽卡斯尔是英国的一个产煤中心地，运煤到此是多余之举）
5.明喻化
这是指把有些隐喻翻译为明喻，既保留其原有的意象，又可避免隐喻造成的突兀。例如：
龙飞凤舞：likedragonsflyingandphoenixesdancing
电子政务系统规划的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问题的确立，即政府对全球信息化建立目标的确立、资源策划问题的确立和发展实施战略问题的确立。政府在分析自身状况和社会状况的同时，还应该结合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确保电子政务系统可以与政府各个部门顺利的沟通和交流。在电子政务系统规划之前，必须要做相关的调查和研究。第一调查研究国家相关信息化政策，明白电子政务主导的中心思想，了解国家有关电子政务发展的策划方案，掌握国家某些电子政务示范单位的信息。向他们学习丰富的经验，为将来规划电子政务系统做准备。
第二，把调查好的结果作为依据，开始制定实施策略，把好基础关。制定实施方案必须要考虑到信息技术、信息应用以及各个机制等面对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我国为了更快速的实行网络化管理、网络化决策，推出了电子政务系统。电子政务系统的中心环节在于电子政务系统的策划、制作和管理。本文就针对于电子政务系统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等方面进行具体的阐述，并且提出了应对每个环节的主要方法和建议。摘要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和联系。本着统一策划、统一达标、统筹合作的原则，把各要素之间的层次缕清、突出中心、有条理的实施方案。依据各地方现实中的调查结果，设计出实施方案，并作出统筹计划。
第三，聘请专家组来验证结果。政府部门可以聘请有关信息技术的专家或者有关的资深人士组成专家组，对结果进行充分的论证，保障最终规划方案是最合理、最科学、最切合实际的。
2电子政务设计建设
2.1应用原则电子政务系统的设立是为了政府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所以，电子政务的主要指引方向是需求。在实践活动中，广泛的应用电子政务系统，就越能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应用的过程是优化电子政务系统最佳的方案，也是设计电子政务的基本前提。我们必须坚持应用的原则，落实相关部门管理、使用以及问题反馈等综合业务与职能。
2.2发展方向每个国家和地区在面临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现代化的同时，都会决定建立电子政务系统。从宏观角度来说，电子政务的规划建设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具有指引未来政治发展方向的作用；从微观角度来说，电子政务的规划建设关系着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2.3效益原则目前国内和国际上都开启了电子政务评价系统，评价系统中最重要的三大指标就是关于电子政务的建立、运行以及成本费用，关于电子政务带来的经济成效和社会利益，社会大众对电子政务服务的满意度。电子政务是不是建立的成功，主要看电子政务的效益，电子政务的社会经济效益好，证明受到广大公众的认可。所以在建设电子政务的同时，应该把效益作为基本原则，把最大化实现电子政务系统价值作为终极目标。
2.4规划、实施、监理相结合原则电子政务作为国家信息化建设中最重要的任务，并且具有一定的战略性。电子政务工作中最重要的就是电子政务系统的建立和维护。所以，我们必须要科学合理的规划好、监管好、运行好，保证电子政务系统迅速的持续下去。电子政务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规划，规划好才能指引电子政务向快速的发展方向前进，才能具体的实施规划战略，电子政务的建立是否成功，直接由实施过程中的质量决定着。建立了电子政务系统，需要顺利的实施和长期的维护，那么，具体如何使之持续发展下去呢？据研究证明，电子政务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不但包括系统本身具有可行性，而且包括业务也具有可行性，两者是相互依赖相互生存的。电子政务的管理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赋予系统生命力、促使健康快速发展、完成基本功能。很多因素都决定了电子政务未来的发展状况。稳健的组织，系统需要人来操作管理，需要更多的人组织成团队来进行管理；建立激励的制度，通常情况下，采取激励的措施可以使企业的经济效益运转的更好，可是在政府部门工作中，有时候付出加倍的努力也换不来成果，这样直接打消了政府工作人员对工作的热忱度，因此，政府管理部门必须要建立激励机制，带动工作人员积极性，保障电子政务工作顺利的实施。
3结束语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怎样使一门枯燥、死板的政治学科的课堂教学活跃起来，让学生能够以十分的注意力去开始学习，是所有思想政治教师值得去探究的问题。通常在每堂思想政治课的开始，学生都很难以最佳的精神状态进入到课堂学习当中，这时授课教师应该根据当前课本理论知识所教授到的章节内容为主，以当前正在发生的或曾经发生的相关经典新闻话题作为这堂课的开始。例如，当教学“市场多变的价格”时，教师可以利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猪肉价格持续上涨这一经典现象，让学生对话题展开讨论，并分析猪肉价格为什么会持续上涨，持续上涨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充分调动学生的求知欲望，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入到有效的课堂教学中。
教学“财政有何作用”这一内容时，如果直接按照课本上的内容讲授，学生就很难从根本上理解财政的作用，似懂非懂，这样很容易使学生丧失对学习的信心。授课教师可以通过我国财政部2012年在北京召开的节能减排工作会议内容为主要的切入点，介绍我国2012年在节能减排和再生能源方面投入资金979亿元，与2011年相比增加251亿元。然后继续延伸话题，介绍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在建设体育馆、奥运会举办活动、环境污染治理等方面投入资金共1045亿元人民币等。通过这些巨额数据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引发思考：投入的这么多钱都是哪里来的呢？教师可以先让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积极讨论，有的学生认为是通过集资而来，有的认为是国家投入资金，此时，教师要及时点拨：这是财政的巨大作用。这样就将学生对“财政的作用”的好奇心激发出来，接下来的教学效率必定是相当高的。
2.时事热点与理论知识相结合。
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授课教师可以根据本学期的教学目标，从当前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实际理解能力出发，选用一些学生感兴趣的新闻素材辅助课本理论知识的讲解，使学生对每一堂政治课都有新的发现、新的见解，从而让学生感觉自己在政治课堂上真正学到了知识，开阔了视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例如，教师在讲授商品的价格时，可以利用民间炒作农作物，导致农作物价格上涨的现象作为教学资料，要求学生利用相关理论知识分析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并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后教师对学生的观点进行评析，这样可以使学生对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商品价格的知识内容掌握得更加透彻，并通过延伸掌握影响供求关系的因素。通过时事热点与理论知识的结合，充分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讲到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时候，授课教师应该特别注意避免学生受到负面观点的影响，导致学生对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产生误解。因此，教师应该正确利用与爱国主义有关的时事新闻和课本中爱国理论知识两个方面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有的教师一提到爱国，就只会想到岳飞、林则徐等与现实相距甚远的古代爱国英雄，殊不知，这些远离当今社会的话题已经很难让当代的高中学生产生共鸣。教师应该选择归属问题、新疆事件等全国人民关注的话题作为素材，让学生积极参加到话题讨论中，这样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掌握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大意义，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率。
3.把握时事政治的及时性。
授课教师在选用时事政治话题作为授课素材时，选择的素材应具有一定的现实作用和及时性，多选取更贴近学生现实生活的热点话题，结合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将时事热点话题所反映的与课本内容相关的问题运用到实际的课堂教学中。例如，在讲授“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内容时，教师可以利用投影仪将2013年3月5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相关资料和会议过程图片展示给学生看，边展示边向学生介绍人民代表大会就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并通过师生互动，让学生了解人民代表大会所拥有的四项权利。其中包括：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通过图片和教师讲解相结合，课堂教学形式更加多样化，学生能更好地理解课本理论知识，帮助学生及时了解时事新闻。
1.有效提高初中政治教学的有效性
传统初中政治教学模式存在着普遍的问题，教学内容大多倾向理论性，且教材上的时政材料具有滞后性，学生学习起来比较枯燥，因而难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甚至可能使学生产生一种排斥的消极情绪。然而引入时政教育渗透在初中政治教育中，教师通过讲述案例、分析最新发生的国内外的时事热点、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等时政教育，能有效对政治教材起到诠释作用，把抽象、概括性强的理论知识具体化、形象化，有助学生对课本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还能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初中教学的有效性。
2.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需要
时政教育属于德育的一部分，教师引入时政教育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德育。利用时政教育可以增加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关注，从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对社会时事有一定的见解，对初中生本身的人文修养和综合素质有着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用积极的态度看待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培养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二、在初中政治教育中渗透时政教育的有效方法
1.突出时政材料的时效性和教育性
在初中政治教学上，教师作为一个知识的传播者，本身需要不断学习了解最新的时事，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渠道获得最新的时政新闻，并根据课本的理论知识将时政新闻运用到教学中。如，我在讲“做个知法守法用法的人”的时候，导入最近发生的一则新闻，以此时政作为反面教材，讲述社会中贪污现象，这是一种知法犯法行为，不可取，要纠正学生的错误思想，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
2.采用多种教学方式渗透时政教育
初中政治教育从课程内容上而言，学习的理论知识比较枯燥，尤其对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而言，因此教师要采用多种教学方式教学，尽量避免一味灌输的教学方式。在课堂外可以通过在黑板上设置时政快报，每一天安排不同的学生来写新的时政，向大家传播。还可以利用课前几分钟，教师给学生播报时政新闻，将事实引入课堂当中。还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来演示一些身边的时政生活，如，最近我们学校所属的社区举行人大代表选举，我叫学生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来演绎“区人大代表”的选举，这种教学方式形式新颖，容易吸引学生的兴趣，通过这种课本剧加深学生对时政生活的理解，促进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吸收。
3.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对时政的思考和评论
一直以来，学校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着较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而忽略了其娱乐性和生活性，从而使得教育效果并不好。而时尚文化作为一种娱乐性、消费性和商业性的文化形态，其中的很多时尚观念和时尚文化产品等都有着积极向上的文化主题诉求，这也使得时尚文化在传播和发展中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一定的借鉴价值和积极影响。
1、时尚文化中所具有的现代元素有利于丰富青少年的思想
政治教育内容时尚文化中所包含的现代性元素主要反映了当前社会的最新发展趋势和发展动态，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透视最新信息和新潮事物。在新时期的发展中，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时尚文化传播与发展中所折射出的社会热点现象和热点问题来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和社会认知。同时，时尚文化所传播的最新思想、最新观念和最新知识等有积极意义的文化信息可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起到良好的更新和补充作用，并增强其教育中的时代气息和时代风格，对于满足青少年的追新逐异和求知心理有着重要的意义。时尚文化来源于人们的实际生活，并在生活中得以广泛传播和流行。青少年在平时的生活中通过网络、大众媒体等接触到的高品质的电视、电影作品，励志的流行歌曲以及别样的时尚服装展览等有益的时尚文化都可以极大地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对于青少年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有积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中对各种有益时尚文化的积极吸收和关照不仅能够充实和丰富其教育的内容，克服教育内容上的滞后、单一和枯燥性，还可以增强青少年对思想政治课程的吸引力，让他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更好地满足精神文化需求，从而达到良好的思想教育目的。2、时尚文化多样化的传播形式可以扩展青少年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青少年获取教育信息的渠道也得以不断地扩展。在新技术和互联网络的应用中，青少年能够更加灵活和及时地掌握自身所需要的各种知识信息，并有效地将其纳入自身的思想行为和知识结构当中。随着微博、短信、微信和QQ等网络活动的流行，青少年可以根据自身的爱好和兴趣来自由地设置个人的私人空间和版面，并通过博客和个性签名来尽情地表达自身的观点、思想。同时，青少年通过网络形式还可以及时地关注和了解身边所发生的动态和最新的社会热点与资讯信息，并把专题新闻、动态消息和相关的热门评论等舆论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他人，从而增强了青少年学习的趣味性和主动性，有利于拓展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和渠道。
二、时尚文化对当前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
1、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流思想有着严重的冲击
我国的国家性质和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坚定社会主义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坚持共产主义的正确发展方面，并让青少年在良好的思想政治文化教育中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觉悟，促进他们综合素养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着力提高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他们法纪意识，并把他们培养成社会主义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但由于受商业利益的趋势，当前的时尚文化带有着浓厚的商品消费性和娱乐性，其在诱导青少年过分注重感性享受和追求物质消费等方面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青少年由于身心发展不成熟，他们在追求时尚的同时容易被其精美的外观所迷惑，并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时尚文化的感性和物质层面上，而将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伦理价值排斥在门外，从而弱化青少年对思想政治教育所弘扬的主流文化的接受和认同。
2、削弱对青少年学生思想上的“灌输”作用
“灌输”是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方法。对青少年学生来说，由于其身心发展尚不成熟，其世界观和人生观容易受到外界思想的影响，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引导，就必须要对青少年进行理论思想上的“灌输”，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身观。由于时尚文化具有较大的娱乐性和趣味性，如果在生活和学习中不注意对青少年进行思想上的正确引导，就容易使他们受到一些负面时尚文化的影响，从而削弱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形态对他们的影响。此外，由于时尚文化在诱导人们进行消费的同时迎合了青少年的心理特征，这就使得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奥和严肃性更加排斥，从而不利于他们思想道德素养的提升。
3、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化
教育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在时尚文化引领下的商业消费已经成为影响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外部环境。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时尚文化所带有的市场化和商业化特征是其对感官和物欲享受有着过度的追求。随着时代的发展那，时尚文化的这种消费理念正在以各种渠道和路径在迎合着青少年的爱好和兴趣，从而容易让他们在其负面因素的影响中更多地关注商业利益，而忽略对文化本身价值的追求和关注。此外，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西方国家的一些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各种形式的社会思潮也会趁机借助时尚文化进行流动，从而使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也更加复杂化。
三、时尚文化条件下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对策
1、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来加强对时尚文化的引领
在新时期的发展中，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作为宣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和党的精神的主阵地，加强对青少年爱国主义思想的培养，并让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步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养。因此，在当前时尚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影响下，为了更好地让青少年学生坚定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形态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必须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并加强其对当前时尚文化的引导，从而让青少年在多元文化背景的影响下更加理性地看待和接受时尚文化，以促使他们正确文化价值观的形成。
2、加强对时尚文化的合理利用，促进青少年综合素质的提升
在复杂的多元文化时代背景中，时尚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正在影响着青少年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青少年对时尚文化的不同需求，在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应加强对时尚文化有益成分的引导和借鉴，以规避其产生的不良影响，从而让青少年在良好的教育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养。这就要求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要加强青少年时尚消费和审美情趣的引导，提升他们的时尚文化品位，让他们在教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健康理性的消费观念，从而促使时尚文化积极作用的有效发挥。
3、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综合素养和教学能力
面对时尚文化给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消极影响，为了更好地迎接挑战，适应新时展的需要，学校必须要加强对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胶水队伍建设，加强对教学骨干教师的培养，让他们在对青少年的良好思想政治教育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具体来说，要加强对学校教师的专业知识培训和技能锻炼，让他们在培训和学习的过程中不断转变教育观念，提升政治文化素养，让他们在教育中更好地把握学生的时尚文化需求，增强他们对青少年的正确引导能力。同时还要不断提升教师自身的信息素质，促使他们树立敏锐的时尚意识，促使他们对学生时尚教育能力的提升。
四、结语
“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为前提，专制政治
体制、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特定的政治符号、学校教育、家庭等政治社会化
途径充当了放大上层政治文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 政治社会化 政治文化
既定的政治文化（注1）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发生并
持续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为“文革”提供了相应的政治主体、社会政
治氛围等等一系列必要条件。既定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对“文革”的支持与推
动作用是以政治社会化为前提的。“文革”前的消极政治文化借助于政治实
践、大众传媒、政治符号、学校等教育机构、家庭等政治社会化（注2）［1］
途径，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迅速地强化、固置于人们的内心和政治意识结构之
中，塑造出了“文化革命”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
一、专制政治体制及其运行
“文革”把此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之弊端发展到极至，形成了专制政治
体制。这种体制下的政治实践通过其政治社会化功能，对大众政治文化的畸变
起了明显的作用。
第一，政治主体（注3）［2］素质下降，政治社会化功能偏失。
首先，“文革”时期，作为政治主体的人（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政治素质
整体下降。毛泽东在政治思想、政治思维上的失误乃至错误足以表明，相对于
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来说，他的政治价值指向已经发生严重偏转──尽管
他发动“文革”的某些主观政治意图可能是正确的，甚至是纯洁而美好的。由
于他居于整个金字塔式专制政治体制的顶端，所以，他的政治价值取向的偏转
给政治文化的畸形化带来全局性影响。同时，林彪、江青集团等极左分子窃取
了大部分中央与地方领导权，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权力
被极度削弱。在当时全能专制政治体制下，政治权力特别是中央政治权力分配
结构对政治社会化的整个过程的方方面面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处于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的林彪、江青等人运用所掌握的极大政治权力，控制了学校教育、大众
传媒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等政治社会化中介，把他们错误的政治言论、政治意识
等政治文化与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强制性地向整个社会传播，从而控制了政
治社会化的发展方向、功能、结果等等各个方面。作为“文革”这场社会政治
运动的“被动性主体”，大众为当时负向运行的政治社会体制严格控制，其文
化、政治能力等方面的素质急剧下降。这导致他们在一定时期内极易接受政治
社会化过程中所传播的政治文化，为其同化控制，而不可能对其正确性提出质
疑和非议。
其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各类政治组织功能缺失。政治组织是政治体制运行
中的重要政治主体，在政治社会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政治人的政治活
动提供群体性组织场所，使之在参与组织性的政治活动中接受、发出政治文化
信息，形成特定的亚政治文化。同时，各政治组织间也相互影响，使不同的政
治亚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融合，从而赋于整个政治文化以生命力。“文革”
时期，包括中共各级党委、人大、政协等在内的各种原来常设政治组织或残缺
或虚置，其正常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随之缺失。同时，一些松散的完全听命于
林彪、江青等的极“左”政治组织如革命委员会等不断出现，它们传播着错误
的政治文化信息，使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化负向发展，而不受任何限
制。这两方面都为专制的个人或少数人任意传输其错误政治意志提供了条件。
从政治文化上下交流与互动过程来看，“文革”中的政治组织只为上层精英政
治文化（主要是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政治文化）向下层大
众政治文化的强制性传输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条件，而下层大众政治文化向上层
精英政治文化的传输与反馈则失去了组织程序性渠道。所以政治文化传输和流
动过程中的反馈渠道被斩断，政治文化呈现明显的单向流动。同时政治组织结
构的单一性也使得政治文化信息流通渠道阻塞。
再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国家政权与公共机关职能变形。公检法、军队、监
狱等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活动与实践也具有政治社会化意义。
“文革”时期先是公检法合署办公，到1969年取消人民检察院系统；1975年宪
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使侦查权和起诉权合二为
一，实际上取消了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检察监督。“群众专政、群众立案、办
案和群众审判”，即“甩开公、检、法，走群众专政的道路”，于是一些地方
私设公堂，私立监狱，出现了“贫下中农高等法院”之类的组织。［3］在法
制残缺又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公检法系统的执法行为相当混乱，直接制造了大
批冤假错案，给人们的政治心理与感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更不可能培养人们
的法制意识。在“文革”后期，军队“三支两军”，对遏制社会政治的混乱局
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军队在如此程度上参与政治运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行
为，而它又是以“左”的政治路线为指导执行其政治职能的。所以，它在政治
社会化中也起到了传播错误政治文化的作用。“文革”中，监狱则成为关押政
治文化异端的“中国巴士底狱”。
第二，政治运行制度规则极度失范，政治文化日趋非法理化。
政治运行规则在政治实践与政治文化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从政治实
践塑造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说，政治制度把政治人、政治组织的政治行为规范约
束在法定的范围之内，以维持政治系统正常运行，这些合法的政治实践见之于
政治文化则是法理型政治文化。“文革”期间，各项政治制度与规则或残缺虚
置或极度变形，整个政治系统的政治实践处于随意化、无规范化的状态。作为
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遭到严重破坏，1975年召开的全国四届人
大实际上也失去了人大的根本性质，因为它的代表根本不是普选产生的，而是
通过革命委员会协商指派的，这次大会丝毫不意味着人大制度有任何的恢复。
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制度也被践踏、取消。各项原有法律被废弃不用，代之以
体现极少数人政治意志的“暂行条例”（如《公安六条》等）。正常政治法律
制度的缺失本身就使人们感觉不到法制的概念，特别是自己的合法权利应受到
法制的保护，也就不可能培养起什么民主法制意识。同时，《公安六条》之类
简陋而扭曲的规定则强化了人们政治文化传统意识中对法律（主要是刑法）的
敬畏恐惧感。
第三，政治实践紊乱无序，加速了政治文化的畸变进程。
首先，政治参与采取“大民主”的形式。“文革”期间的“大民主”不是
一种政治民主制度，而是轰轰烈的群众运动，其主要方式是“大字报”、“大
鸣”、“大放”、“大辩论”、“大串连”。它借助个人崇拜发动，违背了民
主的本义与民主的程序性，歪曲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只要民主不要法制，民
主也不可能实现。无法律政治制度制约的群众运动看似人人都参与了政治生
活，充分行使了政治权利，其实这只能是极浅层次的政治参与，根本不能体现
宪法规定人民拥有一切国家权力的原则。因为人民拥有权力的“必要条件是人
民阻止任何无限的权力”……“否则它只会把得到的绝对权力带进生活中。它
的实际效果同所希望的效果正好相反”。［4］（p80）在“大民主”的情况
下，人民的利益要求根本进入不了政治决策过程，民众政治参与的基本功能
──表达民意、制约政治权力、调节政治系统运行——已完全丧失。这种“民
主”的实践后果只能是无法无天的无政府主义，是对民主法制、人民的政治权
利及其它权利的空前践踏。这种政治实践形式，使人们长期压抑的政治热情以
狂热的异化方式暴发出来，本来就极其淡溥的民主法制意识荡然无存。其次，
在政治运行中，政治录用成为制造和强化个人崇拜等政治文化内容的操作性手
段。当时，以“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
的标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5］这种政治录用标准不但具有
模糊性，而且是以毛泽东错误政治思想和扭曲其正确政治思想理论为前提的。
所以，它只能起到强化人们的政治依附、个人崇拜意识，把上层主导政治文化
绝对化的消极作用。
再次，在“文革”时期，政治领袖的公开的政治活动对大众政治文化具有
明显的示范与引导作用。例如，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以表示对他们的支
持，煽动了他们狂热的政治感情；林彪、江青、周恩来等在公开场合高呼“毛
主席的路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
岁！万万岁！”，尽管这些同样的政治行为所包含的意图可能不同，但对处于
政治运行最外层的大众来说，相同的政治行为所传递的政治文化信息却是相同
的，都强化了大众已有的个人崇拜意识及对“文革”的认同与盲从。因为，政
治领袖的特殊贡献、人格魅力或政治权力地位和大众低下的政治认知水平、依
附性较强的政治文化传统都使得普通大众容易认同和模仿政治领袖的行为及其
包含的政治文化。
二、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
大众传媒几乎完全被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等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所掌
握、利用，成为发动”文革“、为“文革”制造舆论、宣传错误政治理论、传
播错误政治文化信息的工具。同时，大众传媒自身在“文革”中也受到一些冲
击。我们先来看看报刊。所有晚报全部停刊，正常出版的只有中央、省级和一
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各种小报满天飞。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报纸处于
“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非正常状态。结构单一、内容单调的报刊以文
字为主兼有图象类的政治符号，持续地传播着错误的政治文化信息，严重地扭
曲着大众政治文化。再看看广播电视传媒。十年间，广播电台增长了12座，发
射总功率也增加了95％。县（市）级有线广播站增加了322个，广播喇叭增加
了10倍，全国97％的人民公社，93％的生产大队，86％的生产队通了有线广
播，60％的农户安装了广播喇叭。［6］电视业经过1967年的短暂破坏后，此
后也有较大发展。但这些发展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因
为，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作用是由其传播的政治思想与言论等政治文化信息
的内容与性质决定的。在传播媒介为一部分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控制的情况下，
广播电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成为表达人民政治愿望、要求和进行正常社会政治
控制与管理的渠道，反而成为扭曲毛泽东正确政治思想，宣传“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错误政治思想、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及其它种种政治言论，压制
人民言论自由，控制社会舆论，禁锢人们政治思维，维护“文革”政治实践的
有力工具。例如，“四人帮”长期控制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大
权，竭力宣扬极左思潮，使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极度猖獗。许多优秀节目被取
消，地方台的自办节目一度取消，只能转播中央电台的节目。电视节目单调、
枯燥，假大空的画面充斥荧屏。特别是农村中广播喇叭普及率较高，它传播的
错误的政治言论与政治文化信息极大地毒害了原本政治认知能力很低、承载着
较多消极政治文化传统的农民。
在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强制性控制与引导下，社会舆论完全政治
化，并呈现出极不正常的舆论高度一致。“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家之言，它
不受干扰地向下流，从不中断，因为这时的水潭是由哑然无声的回音板制造，
所以不过是些共振箱而已”。［7］（p112）舆论高度一律主要表现为：毛泽
东、林彪、江青集团等少数人的思想意志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放大为群众言
论的主题；社会舆论的自主性为政治上层权力控制，其认知、价值评价倾向几
乎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文化指向毫无二致；舆论的权威性表现为上层政治
掌权者的权威，其独立性完全丧失，根本起不到监督政治运行的作用。一言蔽
之，“文革”时的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在塑造畸形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转贴于
中导致了“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恶劣后
果。
三、特定的政治符号
“文革”时期，政治符号泛滥成灾，其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政治社会化
功能变得极为扭曲，并得到强化。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政治口号。最典型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简短的“打
倒某某”、“油炸某某”、“万岁、万岁、万万岁”、“反击”、“某某反动
堡垒”等等。这些政治符号把它携带的具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和战争鼓动性的
政治信息快捷地通过直接刺激人们的听觉、视觉传递给接受者的大脑，形成特
定政治心理与政治意识等。
（2）文字类政治符号。这类政治符号主要指“大、小字报”、“红宝
书”（《毛主席语录》）、“红卫兵小报”等。“文革”中大、小字报满天
飞，绝大多数是用“把文字当手榴弹迫击炮使用的表达方式”［8］
（p6、14）来传播各种错误的政治言论。有的政治口号被“刷，刷，刷！刷满
大街刷上瓦”［9］，成为造成强烈而混乱的社会政治氛围的重要原因之一。
“红宝书”则几乎是人手一册，是制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肢解、歪曲毛泽东
思想、传播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塑造畸形大众政治文化的重要手段。
（3）带有特殊政治涵义的政治图像。在“文革”时期这种政治符号的典
型代表是毛泽东的塑像、画像、头像像章及报纸、电视上的毛泽东、林彪等人
的照片、图象，还有批斗大会的现场照片等。当时，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工
厂、学校以及各种公共场所到处都有毛泽东的塑像、画像。人人争戴毛泽东像
章达到空前狂热程度。在携带与传递政治信息、塑造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
方面，这类政治符号比口号型文字型政治符号，更具形象性、直接性、持续性
和诱导性。它更强调感性认知过程，更紧密地与人们的情感相联系。它不需要
细致、精深的逻辑理解能力，只需直观的体认，就可以将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
内化于心，所以，图像型的政治符号对当时广大文化层次较低的接受者具有强
大的同化作用。
（4）体态型政治符号。这主要是指“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
每天三鞠躬等。其政治社会化作用主要在于强化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消
蚀他们的政治自我意识与独立政治人格。
（5）“革命样板戏”。它集语言、文字、体态、图象符号于一体，是
“文革”期间政治社会化的特有形式。它极片面地突出革命时代的家庭政治
化、为服务于特定阶级斗争和政治目的的集体主义等政治文化，“依靠自己的
宣传职能去推行一种严格的行为法则，在建立社会政治的法典，在构筑完整的
社会政治理论秩序”［10］。作为一种观赏性的文艺形式，“样板戏”建立社
会政治法典、构筑社会政治理论秩序的过程，只有通过人们观看它，形成“样
板”政治文化后才能完成，所建立的社会政治法典与秩序才能得到认同。
此外，许多原本不具有政治意义的符号如地名、机关、街道名、人名乃至
服饰、生产机具也被人为地革命化，强加以政治涵义，成为“文革”期间特有
的政治符号。如北京东交民巷改为“反帝巷”、济南第三十三中学改成“八一
战校”、有的生产大队直接改为“造反生产大队”。［11］以立新、文革、卫
东等为名字的人难计其数；自从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破例地
穿上军装后，绿色军装成为最时髦的服饰；推土机也取名“东方红”。这些被
强行涂抹上浓重政治色彩的符号铺天盖地而来，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将人
们团团包围，对人们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起着强烈的塑造作用，对政治
文化伦理道德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政治符号使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表
达能力，乃至丧失了个性，甚至理性，最终成为“文革”政治文化的载体与玩
偶。卜大华回忆说，“政治”、“接班人”、“国家革命”、“修正主义”、
“红色江山”、“阶级斗争”、“毛主席语录”等等词汇、观念、概念、理转贴于
论，“与我们这些十七八的学生的青春期一起，融进了我们的头脑各血液，迎
着我们一张张洞开的饥渴的精神大门，走进了我们的灵魂。……当毛泽东把他
的思想化入社会的伦理，他的思想不再仅仅是某种理论，而且成了千千万万青
年做人的道德标准”。［12］当然，就“文革”时期来说，也成为中国人的道
德标准。
从政治符号的政治社会化功用来看，“文革”中的政治符号异化现象是很
明显的。具体说来，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全面专
政”等一系列政治符号，总体上是为其主观防止党与国家变色、实现其理想社
会服务的。毛泽东对乌托邦式社会政治目标的执着追求，使他与普通大众一样
成为他自已提出的政治符号的俘虏。在这里，政治符号的提出是以他主观中多
数人的政治价值尺度为标准开始，而以政治符号（其实是所代表的政治文化）
的尺度为标准结束，人成为政治符号的奴隶。即以实现人的某种目的而由主体
创造出来的政治符号却反客为主，其工具性压倒了其目的性。林彪、江青集团
制造政治符号从一开始就是以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索求为标准，以愚弄人民窃
取政权是其最终目的。对他们来说，政治符号的工具性与目的性是统一的。所
以，我们可以说，尽管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制造政治符号的目的根本不
同，但却殊途同归，都起到了同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消极作用。
四、学校教育
“文革”中，在“教育政治挂帅”的总体思路指导下，各级学校正常教育
受到严重破坏，其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发生了严重的转向。首先，设置
政治课程是发挥学校教育政治社会化功能最主要的方式。通过具体的政治教
育，向学生传授的政治知识、政治观念、政治信仰，来培养他们的政治态度和
政治情感，从而强化他们对现存政治体系的认同、信任、忠诚与支持。学校教
育的政治社会化作用的方向则主要取决于政治课程的内容。“文革”中学校的
政治课程内容设置极端不合理。中小学的政治语文课合并，以毛泽东著作为基
本教材；［13］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
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
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既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设置毛主席著作
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1971年4月到7月，张春桥、迟群等人炮制的《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本来，从作为正常政治社会
化环节与政治文化整合途径来说，学习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但
以之完全代替政治课程则是极其片面的。更重要的是在“文革”中，毛泽东著
作被寻章摘句地肢解，多数学校政治教材不是毛泽东的原著，而是在很大程度
上渗透着林彪、江青少数人政治阴谋的《毛主席语录》。与之相联系，毛泽东
思想也被教条式地曲解，将其错误的政治思想放大，而阉割了其正确的政治思
想。丰富的毛泽东思想被其“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等错误理论所替代。学校政治课程几乎成为传播毛泽东的左倾思想、培养对毛
泽东个人崇拜的工具。这无疑激活放大了受教育者心中积淀的崇拜心理、使他
们的政治独立意识萎缩，形成了对既有专制政治体系与少数专制者特别是毛泽
东的愚忠。在学校政治课程内容偏失的同时，它还大量挤占了其它非政治课程
的内容与教学时间，使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急剧下降，进而影响了他们的政治
觉悟能力与理性政治参与能力。因为，现代政治学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
的人，越具有较高的理性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能力，越可能“理解宽容准则的
必要性，阻止他皈依极端主义学说，……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
实践”。［14］但“文革”时畸形学校教育的政治社会化结果却是：受这种教
育越多的人，其理性政治意识、政治心理等政治文化方面的觉悟能力越低，越转贴于
易受极端学说和非理性政治情绪的影响。其次，学校成为当时政治运动与政治
实践──搞阶级斗争进行“文革”的重要场所之一。这是“文革”这一特殊时
期中学校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特殊方式。作为“文革”发动标志之一的《关
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学生“也要随时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斗争”。“文革”之初，各地方大、中、小学先后造反，揪斗“走资派”。
当年7月底，宣布“停课闹革命”，随后，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兴
起。数以千万计的大中学生进行“大串联”，使全国交通和大城市陷入混乱状
态。学校开展的政治实践活动所传递的错误政治信息内化于心，严重毒化了学
生的政治文化的认知、情感、评价等方面。再次，在“文革”中，教师被诬称
为“臭老九”，成为被揪斗、批判的的对象。学校党委领导被踢开，代之以文
化层次与业务水平很低的工宣队、甚至是贫下中农，对学校实行所谓“全面专
政”。学校特别是高中、大学招生废除入学考试，单纯强调“突出政治，贯彻
阶级路线”，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仅凭阶级出身就可以优先入学。进入大学的
工农兵还被赋予了“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历史使命。总之，所有这
些都对学校正常教育形成了巨大冲击，严重降低了教学质量，也使作为政治社
会化的重要途径的学校教育仅成为向学生与教师灌输扭曲的上层政治文化观
念，激活他们原有的消极政治文化的工具，并取得了相当的效应。由于这种教
育旨在将政治社会化的对象塑造成一个模样：“这种模样……伴随着这种教育
的有效与成功，便形成了对思想专制禁锢进而形成对人的肉体的专制”。
［15］所以，可以断言，“文革”时期的学校教育对畸形政治文化的形成起了
重要推动作用。
五、家庭
从对政治文化畸形化所起的作用来说，“文革”时期家庭在政治社会化作
用极具特色。与政治学一般意义上讲的家庭政治社会化作用有很大区别。它主
要不是通过影响儿童的政治潜意识来实现，而是借助现实的内部政治氛围来影
响其所有成员特别是成年人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政治评价、政治态度等个
体政治文化的诸方面，从而在造就“文革”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过程中起作用
。这主要表现在家庭成为当时社会政治大环境影响个人政治文化观念的中间环
节。诸多家庭氛围极端政治化，扭曲的政治观念与意识充斥于每个家庭成员的
头脑，阶级感情被置于维系家庭关系的血缘伦理纽带之上。社会上流行的“唯
阶级论”、“血统论”等错误观念造成许多家庭分裂。家庭成员或彼此划清阶
级界限，或因株连获罪。比如“给自己的爸爸写封公开信，批判他要‘扩大资
产阶级法权’，或许能换来一官半职”；“家庭里夫妻各怀鬼胎，正在相互揭
短”。这使得“夫妻决裂，父子异路，成为常见的世态”。［16］（p39、4）
综观“文革”时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以上诸种政治社会化方式把基本相
同的政治文化信息以聚焦、辐射包围的方式传递给大众，强烈地塑造着人们的
政治认知、政治心理、政治评价标准与政治价值取向，使大众政治文化内容趋
同，结构走向畸形。这些政治社会化方式酝酿产生、发展及其影响的整个过程
都渗透着上层主导政治文化（主要是毛泽东错误政治思想与林彪、江青精英集
团的政治文化），以政治权力为后盾，强行改造大众政治文化的意图。从政治
文化接受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相近的教育水平、经济地位、社会与群体环境，
特别是其政治文化传统，如依附性的政治心理基础、较低的政治认知能力、唯
上是从的政治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等等与政治社会化所传递的政治文化具有相
当程度的亲合力与契合性。这些因素都使接受者对强大而霸道的主流政治文化
具有较强的承受能力，意识不到传输中的政治文化中实际存在的强制性，对之
较多地吸取而不是舍弃，从而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内化、认同、接受。
从这两方面看，与一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相比，“文革”期间的政治社会化具
有鲜明的强制性、社会性、快速性、持续性、特殊双向性（即一方面是主流政
治文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传输；另一方面则是大众对强制性传输的主流政治文
化表现出极大的认同与亲合）。这些特点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
化的畸形化过程，进而影响到了整个政治文化的结构变动和功能指向。
注释：
（1）对于政治文化的确切含义，政治学界见仁见智。本文使用的是中观
政治文化概念，即政治实践活动在社会成员观念上的反映与积累，包括政治心
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政治意识、政治思想、政
治理论等。
（2）政治社会化是指一定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变动的过程。
（3）政治主体是在政治体系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种构成要素，它
是政治权力的载体和对政治运用产生主导作用的政治实体的总和。它有这样几
个层次：1、处于政治关系中的人，包括群体的个体；2、政治性组织；3、国
家政权及公共权力的物质附属物，即军队、监狱、法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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