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艺术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 师道 孝道 经典 内学
当代中国的艺术教育,应根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这块土壤。这是艺术教育发展、成长的源泉,离开它,艺术教育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各种不同的艺术教育模式,不管是舶来的,还是本土的,无论是学习、继承还是发展,我们本身应具有一个较高的视点去评判。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否则舶来的东西就难辨良莠,或导致另一个结果,即盲目地排外而妄自尊大。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今天的艺术教育出现了偏颇,即重技艺而轻人文。我们今天的艺术教育与传统的人文教育产生了严重的断层,这足以导致人的精神领域极其浅薄与苍白,加之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介入,我们正在加速度地蜕变为“香蕉人”,而我们的艺术教育也增加了“功利”与“竞争”的倾向。过分重功利就会轻仁义,人与人的过度竞争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国与国的过度竞争最终的结果将是共同毁灭。
一、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比较
近现代西方注重的是科技教育。在科技进步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犯罪率上升、环境污染等。核能的开发本来是可以造福于人类的,但我们今天却随时都要遭受核战争的威胁。因此,人们形容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盲目地发展科技无异于盲人骑瞎马。
近现代西方注重的是竞争教育。孩子从小就被灌输竞争意识,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中国传统的教育是教人礼让、互助合作、共存共荣。中国古人并非不懂科技,但更懂得科技发展的弊端,因此,大力提倡发展人文教育,认为这样,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当前是科技发展的时代,我们无意开历史的倒车,只是尽可能地让科技发展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状态。科技好似一匹野马,需要一名睿智的骑手去驾驭。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方面可以发挥其积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并非基于一种民族情结去赞美和宣扬自己的文化,也并非基于一种复古的情结而厚古薄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集称为经典,“经”是纵贯通达,“典”是典范、标准,古今一成不变之真理,可以超越过去、现在和未来。
二、 艺术教育包含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之内
马一浮先生在《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文中曾提到:“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举其大概言之,如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艺术教育依托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可使其理论更加完备、深广,还可使其教育理念达到一个更高、更新的层面,在其空洞的“形式”中摄入更多的人文色彩,使其能够更多地关注人本身、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三、艺术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现
艺术教育不应被认为仅仅是画画、唱歌、弹琴等技艺的传授,艺术教育是要把人类最高的智慧、德能与才艺以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造福于人类。
中国历史中的绘画、雕塑、戏剧等大多展示、宣扬的主题思想是“忠、孝、仁、义”,在娱乐之余不失其“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教育功用。无论是过去的君主时代还是现在的民主时代,艺术教育也要承担起一种责任与义务来改善我们的身、心、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的典集又可称为内典,内典即是内学之典集,其中所盛载的智慧与德能来自心灵的最深处,是人心本来具有而非从外学来的一种亲证的现量境界,不是一种想象、推理构建的理论。通过这些典集可以开启我们内心深处处于休眠状态的智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启发式教学”。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国学,被马一浮先生称之为“六艺之学”。马一浮先生在《论六艺统摄于一心》的文章中写道:“举网者必提其纲,振衣者必挈其领。”先要识得纲领,然后可及其条目。六艺之教可以统摄一切学术,这是一个总纲领,真是“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一遗。学者须知六艺本是吾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吾人性量本来广大,性德本来具足,帮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出的,性外无道也。”艺术也本是人心中分内的事。艺术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表里的关系。艺术教育中的“教育”本身就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艺术教育中的“教”,左边是“孝”,意思是说老与子、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右边是“文”,其意为文以载“道”。教育是师道,其根本是孝道。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师道与孝道。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是人生宇宙的真理、规律。在人与人之间表现为五伦十义,即“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人与人的关系应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长惠幼序、朋谊友信、君敬臣忠等关系为原则。思想、行为不违背自然规律,并把这种品德保持、发扬、增长就是“育”,久而久之会有所得,德者,得也。人与人的关系依止于“仁”,仁者爱人,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他人,这种爱是“仁爱、博爱”,而非贪爱,这种博大而崇高的品质正是出自这样的文化背景的熏陶,这种品质可物化、外现于各种艺术表现形式。
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艺术教育以人为本,首先要确立一种正确的人生观和艺术价值观。艺术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它的出现对于社会人群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是艺术教育首要关注的事情。高雅的艺术对于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生的境界是大有益处的。艺术即使不能起到“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用,至少也不应是“精神污染”而有害于社会人群,何去何从基本上取决于艺术教育的导向。
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持反对意见者不外乎两个原因:其一是对于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深刻、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其二是由于年代久远,必然会产生一些流弊,这是人的原因,并不代表主流文化,且不可因人故而废其法。儒、释、道三家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三者之间名词、名相虽有异,但理无二致。南怀谨先生把儒家比喻成开粮店的,把道家比喻成开药店的,把佛家比喻成开百货店的。“儒”字即人需要“仁”,就像人需要粮食一样重要;得了病不能不吃药,此病是不懂得爱物的“心病”,物是指我们的生活环境,再广一点如山河、大地、宇宙万物,“物”与我们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体;百货店自然无所不包。三家的典集称为“经典”,这些典集并非是某个人的学术观点,所述都是古圣先贤之法,都是真性的流露。真性也叫真心,心、佛、众生不二,否定了经典也就等于否定了我们自己本身。
以传统文化注入艺术教育,并作为其精神内核,“真、善、美、慧”四字足以概括。“真”是真实之理,是人生宇宙的真象;“善”是完善,我们内心深处本来具足无限完美的智慧、德能与才艺(美、慧自然在其中)。“真、善、美、慧”这种教育理念完全可以凭借经典的引导开发出来。
五、传统文化中的修学方式给予艺术教育的启示
从前有成就的读书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博学多闻;另一类是一门专精,众多的“典集”只学一部,一部经通达,部部经都通达。全部心思用于一门,久而久之心就定了,由定能萌生智慧,这种智慧深藏于心灵的深处,不是从外学来的,所以这种学习方法称为内学,经典又可称为内典。经典就是心灵深处智慧的外现,形于外的经典又可启发内在本有的智慧。这种本有的智慧也就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人之初,性本善”中的“善”,善是完善,是本有而非从外学来的。这种优良的教学方式完全可以给我们的艺术教育一种新的启迪。它不但能使学生减轻学习负担,而且能开发、增长智慧,的确是事半功倍。这种教学尤其在人生的早期阶段效果会更佳。人在少儿期,心灵是较为纯净的,接受外来事物快速。十二三岁以前是“黄金季节”,一旦错过甚为可惜。近现代以来,我们不知有多少代人在重演这样的悲剧 ,然而幸运者也不乏其人,如老舍、矛盾、鲁迅、朱自清等一代有成就的文人,他们的白话文文章写得好,都是从小读古文读出来的。清代的金农,五十岁才开始学画,能名留史册,全凭其深厚的国学基础;潘天寿在黄宾虹先生简介中提到:“先生幼年颖异,笃学好问,曾延宿儒馆于家,弱冠游学金陵扬州,得广交时贤文艺之士。能琴剑,擅诗古文辞治印,兼攻经史与图释老氏及金石文字之学,均深有造诣。”由此可见,黄宾虹先生的艺术成就无不得益于国学渊源。从小受过传统教育的有成就的人不在少数,而从小读白话文长大的敢称大家的又有几人?不同的教育理念造就不同的时代与人,如果今天的艺术教育能从传统的教育理念中获取更多的借鉴,对于促进艺术教育的进步与全面发展,提高全民素质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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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戏曲；表演艺术；意境美
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主要指的是古印度梵剧、古希腊戏剧以及中国传统戏曲等，古老中国传统戏曲可以追溯到上古对图腾顶礼膜拜的歌舞，中国传统戏曲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慢慢从上古歌舞孕育成明清传奇、宋金院本、汉百戏、元杂剧以及唐戏弄等，表演艺术不断完善，成为一门集合“杂技、表演、舞蹈、文学、美术、音乐、武术”等多门艺术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一个“诗”的国度，比如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等，通过几千年凝聚以及升华，古代文人中已经形成了以“诗”为主体的一种审美模式。中国传统戏曲蕴含了几千年的深厚文化底蕴，散发着强烈的“诗”一般的气质以及神韵，不管是表演还是文本，其审美思维都和西方戏剧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传统戏剧之所以在世界戏坛上大放异彩，主要是因为传统戏剧自身具备中华民族特有的“诗”性。意境属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范畴，具有深邃幽远、意与境谐、虚实相生等审美特征，这样才可以引起读者的联想和想象，使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样也可以感染到读者的思想情感。中国传统戏曲的意境美不仅仅体现在文本的字里行间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舞蹈表演中。下面是笔者对中国传统戏曲表演艺术意境美的几点思考。
一、情景交融的诗意化
中国传统戏曲的意境论中“剧诗”通常都是来自于诗歌的意境论，因此戏曲意境基本上和诗歌相同，这主要包括景、情两方面。在《闲情偶寄》中，李渔指出“情”、“景”两个字，情发欲言、景书所睹，景主要指外景，情是油然而生的，情景交融共同产生了意境美，但是这种意境美也不是简单的叠加“情”和“景”，必须由外“景”和内“情”完美融合。本来情感是虚无缥缈、抽象的，中国传统戏曲属于代言体，戏剧中的人物思想感情无法让全知全能的第三者进行表述，这就需要妥善的处理这种矛盾。《第七才子书琵琶记》中，毛声山举了一个令人深思的例子，月明、雪寒、花香等都是比较抽象的人体感官感受，并不能通过画笔直接描绘出来，但是月下画看书人、雪中画拥炉之人、花旁画碟等都是实在、具体的景象，可以勾起观赏者的联想和想象，更加深入的体会画外的含义。这种诗词比兴手法以及绘画手法实际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近年来，很多戏剧作家都在研究、分析诗词比兴手法以及绘画手法的精华，有机结合了藏露、比兴手法，使戏曲变得情景交融，整个戏曲也变得更加具有诗意化。绘画、诗词只是一种平面静态欣赏，相对于绘画、诗词而言，中国传统戏曲意境美的动感更加立体，因为戏曲艺术的综合性比较强，包括剧作家的文本创作，以及演员的舞台表演。因此，戏曲意境需要剧作家自己进行一度创作，同时也需要表演艺术家自己在舞台上的真实演绎以及二度创作，使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立体、直接的意境美更容易引起广大观众的共鸣。中国传统戏曲对于演员的基本功具有很高的要求，基本上可以把其概括为“四功五法”，具体而言就是“念、唱、打、做（四功）”、“手、步、身、眼、法（五法）”，其中“唱”是最好的抒情方式，基本上剧诗戏曲的意境美都是体现于演员的唱词方面。
二、虚实结合的写意化
在《诗格》中，盛唐诗人王昌龄曾经说过“一日物镜，二日情境，三日意境”。意境都是各种艺术因素虚实结合形成的结果，由特定艺术形象及其表现出的艺术气氛、艺术情趣、可能引发的幻想形象以及丰富的艺术联想等共同组成。大多数中国古代文人不仅是诗人，同时也是画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古代画论以及诗论是相通的。诗词中的实镜以及虚镜可以更加形象、深刻的理解中国画的传统技法。总体而言，中国画主要可以包括写意画、工笔画两种类型，其中“实”是指画家用笔勾勒的实景，而“虚”指的是画家下笔稀疏甚至完全空白的一部分。画中虽然有实景、实物的景象，但是画家往往对于空白的“虚化”更加重视，这部分“虚化”描绘才是构成意境美的关键。中国传统戏曲实际上也是“剧诗”，因此也更容易受到“重神轻形”、“虚实相生”的影响，这样就会形成“以虚带实”、“以形传神”的写意化艺术风格。
1、时空写意化
西方戏剧结构理论中提出一种“三一律”原则，使戏剧创作的情节、地点以及时间等均保持统一。但是中国传统戏曲并不用遵守“三一律”的原则，可以自由变换舞台的时间以及地点。舞台表演时间不仅可以在白天进行，也可以选择在黑夜进行。就算是十几年也可以压缩成几分钟，就算只是几秒钟的思想冲突也可以经过创作后成一场戏。比如，《水浒记》中，《坐楼杀惜》这部分的内容中，在黄昏的时候，宋江遇到阎婆后到乌龙院和阎惜姣会见。因为阎婆将房门反锁，从深夜到五更天的这段期间，阎惜姣、宋江一直都各怀心事，相互不理睬，都是自己闷坐、闷睡，宋江一直到黎明才打开门下楼。这出戏描述了黄昏——深夜——黎明整个过程发生的事情，这很容易看出戏曲舞台比较灵活、自由，横跨度比较大。而且空间上也有很大的跨度。
2、道具写意化
西方戏剧理论比较注重写实再现手法，一直想方设法的采用各种道具将日常生活情境尽量重现，因此使用的道具数量通常比中国传统戏曲更多。但是我国传统戏曲恰恰相反，比较偏向虚拟的写意手法，应用的道具比较有限、简单。比如，戏曲舞台上只是一张方桌、两把方椅不仅可以设置深宫大院、欢快家宴、深闺小阁、都严肃公堂等情境，因此戏曲舞蹈道具设计比较自由、灵活，写意化以及艺术化都比较强。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戏曲蕴含着我国几千年来深厚的文化内涵，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魅力，也有独特的意境美，深入研究分析中国传统戏曲表演艺术的意境美，可以深入挖掘出戏曲独立的审美价值，也有利于增强中国传统戏曲表演的艺术魅力，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戏曲的发展。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可谓是从现实生活立足的具有实用体征的内容与形式融和贯通的哲学思辨体系，更注重戏剧艺术理应遵循于特定的伦理学和美学的价值规范。可以说，“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潜质”，也是华夏审美文化的“中坚思维”，它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成为文化艺术精神流变的一种支配力量与文化底蕴，始终渗透于中国地方戏审美的诸多时空。因此，中国地方戏曲崇尚“天人同构”的自由、和谐、恒定、隽永的生命状态，并成为东方戏剧艺术苑囿中一朵靓丽的文化奇葩。
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可谓是从现实生活立足的具有实用体征的内容与形式融和贯通的哲学思辨体系，更注重艺术理应遵循于特定的伦理学和美学的价值规范。可以说，“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潜质”，也是华夏审美文化的“中坚思维”，它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成为文化艺术精神流变的一种支配力量与文化底蕴，始终渗透于中国地方戏审美的诸多时空。
一、中国地方戏“天人同构”艺术精神的文化底蕴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精神秉承传统文化“大一统”思想的审美观照，蕴涵着独特自然生命的艺术范式。它反映在音乐艺术上则强调一个“和”字，即要综合“五声、六律、七音、八风”诸种因素以及，清浊、大小、短长、疾综、哀乐、刚柔等生命情慷。为此，“大音希声”、“至乐无乐”的形而上境界则随着音乐之和的世俗化，而采取了“以人合天”与“以天合人”的方式存活于戏剧王国。诸如:“大乐与天地同和”以及“天”、“地籁’.、“人籁”等艺术生命理念的诊释和体认，而其间最为典型化的审美表征就是“和”的文化折射。由此，从审美价值取向的角度观之，“和”可谓是华夏地方戏美学期待视野的终极目标，即“天人同构”是我国传统地方戏精神所追求的最佳境界。
儒家文化强调音乐能反映世人的痛苦和欢乐，但在感情上却必须受到节制，不应该超越“中庸之道”的伦理准则。倡导形式与内容须统一，推崇“乐而不淫，衰而不伤”的稚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郑卫之声”等民间俗乐，故“恶郑声之乱雅也”。《乐记》云:“凡间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用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即言地方戏的根源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悄受到外界事物的激荡，“物动心态”是原始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观点。《乐情篇》云:“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盖言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而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而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由此，儒家的地方戏理论体系:首先充分肯定了戏曲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尤其在政治生活的价值。然在戏曲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标准上，内容的“善”、“和”应放在第一位，而戏曲艺术形式的“美”却放在次位。同时，审美主体视戏曲艺术为一种认识真理和穷极人生的最佳途径。子曰:“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比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由此观之，天下太平则礼乐并行，礼乐乃王政之本。对地方戏而言，从形而上的哲学高度必然要跌入以政治伦理为主导的尘世之中。于是.天在此时，变成王的代表，王者，即天也;而人，亦王也。在“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中，到孔子这里，通于“天、人”的“乐”，完成了与世俗的成功结合。
道学文化却倡导“天人和合”乃是一种理想的超越的、超载客观世界的审美之境，形而上的追求是它的宗旨，其最典型表征就是“大音希声”、“至乐无乐”的生命境界。《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关涉到戏曲就是。
“大音希声”的美学哲理。老子主张“无为而无不为”，而“无为”即是“道”，然则“道”是先天地而生的成物之“母”。庄子则从崇尚自然的角度主张音乐美的本质表现为人的自然情性、抒发胸臆、娱乐人心。即戏曲美的最高准则是自然而不造作、朴素而不华饰，追求音乐能摆脱“礼”的束缚而合乎自然以及人的本性。由此，声音分为“人籁”、“地籁”、“天籁”，概指人为的乐音、风吹草动的声音、完全自然的音响，推崇音乐“听不闻其声，视之不风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然老庄的戏曲美学只是在逻辑上摒弃世俗之“礼”的内容，而作为中国地方戏美学的历史演绎却无法回避“礼与乐”的现实关联，即表征为以儒家为代表的戏曲审美思想对戏剧之“和”的世俗化与现实化的生命擅变。庄子《缮性》阐释了道家最具特色的戏曲美学观:“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一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礼乐偏行则天下乱矣。即称“道”恬静而无为、自然适性而淡和，故学道者以此为要，即可得真智和真性情。而礼乐同样应以“道”的恬淡平和、自然无为作准则，“中纯实而反乎情”，惟此音乐才能保持人的“纯朴”之性或免遭异化，方能使世间无君子小人、等级上下之分，人人平等，社会“一而不党”，不谋私利，无尔虞我诈，使人保持“天放”的本真性灵，从而使生命个性获得充分自由的拓展。闻一多称庄子为“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他那婴儿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惆怅，圣睿的憧憬，无边的企慕，无崖岸的艳美”又在后现代思想家“追逐那无家的潮水”的“流浪者的思维”中找到了知音。。可以说，庄子主张戏曲音乐源于大自然且是自然本身性情的自由抒发与生命体现，具有天然素朴的本真品格，如此的地方戏方是“道”的音乐，更是“天人合一”的大美至乐。可见，庄子以自然无为的审美人生方式，对束缚人性解放和钳制平等自由的等级社会、政治异化哲学给予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所表现出的对理想社会追求的炽热之情，也是“思想与文学、哲学与诗的奇妙的化合二。
佛教文化则为世人重新认识世界以及自身与社会的解放给以博大而深刻的启迪，使戏曲音乐、艺术和人性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与自由超脱。为此，禅宗所崇尚的“悟”乃特指那种与众不同的、非逻辑的甚至非理性的直观思辨。禅学认为要认识自我的本性以及世界的本质就必须涤除支配世人日常生活的思维习惯，去寻找一种新的认知途径。禅者的“顿悟”正如白云禅师诗褐所体验:“为爱寻光纸上钻，不能透外几多难，忽然撞着来时路，始觉平生被眼瞒”。正像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词所描摹:“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即坦言一种豁然开朗的欣慰愉悦。可以说，《坛经》吸纳了印度佛教的“中道”范式，察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一如”的思维原则，拓展了“得意忘象”的直觉思维方式，它可谓是中国传统的直觉体悟思维模式的顶峰，也是中国传统心理文化的集中写照。它融汇印度佛教的“空、有二宗”及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中的“心性之学”，顺应着华夏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需求，从而构筑了一种以心性理论为核心的崭新的心理生活样式。其特质是:在“终极解脱”的人格理想的认知上，以彻底的中道原则，超脱了人类心理生活的一系列对立的心理生活观念，提倡“即众生而成佛”、“即烦恼而成菩提”、“即无明而成智慧”、“不舍生死而人涅架”的“超越精神”，并在“终极解脱”的人格理想的实践上，采取“顿悟”的方法，达到“自在解脱”、“无用之用”的“自由境界”。为此，惑能认为“悟”就是一种自在解脱的心灵状态，即所谓:“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常净自性，使六识从六门走出，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即是般若三味自在解脱”。它阐明了悟后之人在心灵上任运自在，于万法不取不舍、不离不染，即人伦日用之中而超脱于世俗偏执之外。在行为上则表现为“来去自由”的了无滞碍，此悟后光景实是世人尊崇的一种不著意、不计度、任运自在、一切放下的开悟解脱的自由生命的心灵妙境。
二、华夏地方戏“夭人合一”艺术理念的生命情韵
中国传统戏曲张扬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体认出炎黄子孙的情感、意志、力量、理想和追求。可以说，民族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道亮丽的景观，它折射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精神，透视了华夏民族独特的情感天地。因此，它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更是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文明硕果。由此，华夏戏曲音乐艺术就本能地透射出中国哲学的精神理念。究其根源，概因国人的心灵秉性之中除了具有玄妙超越的潜能之外还具有一种务实平常的天生气质。中国古代哲学体认着玄远、幽渺、神思以及切近、平实、实践的生命情趣。
可以说，华夏民族儿千年的演绎历史创造了无比丰富的民族戏曲文化，并以其渊源流长、弘萃通远、博大精深、温稚畅融的历史传统和绚丽多姿的生命硕果屹立于世界戏剧文化艺术强林。诸如先秦气度恢弘的钟磐乐舞、隋唐华光璀璨的歌舞大曲、宋元清新淳朴的戏曲音乐等皆显示出中国民族音乐独具匠心的艺术魅力和丰厚旷达的文化底蕴。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崇尚以“礼”、“乐”为治理世间的两大法宝。儒家思想认为戏曲音乐的形上根源是“道”与“天”，故圣人作乐乃是为了体现天意和顺应天道。即“圣人作乐以应天”，“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为此，儒家学说从社会教化的角度对“乐”有着严格的审美尺度，只有那种能够表现了“德”的戏曲音乐才是最适合用来教化世人。《乐记·乐象》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记·乐施》云:“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浮也。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者著其教焉”。可以说，戏曲音乐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一直是用来作为治理天下人心的调控法规。倡导文质彬彬的君子须接受的“礼、乐、射、御、书、数”或“琴、棋、书、画、驭、射”的“六艺”教育。《乐记·乐言》云:“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喉杀之音作，而民思优;口单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责之意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是先王本之情、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可见，华夏先祖既右到了戏曲音乐上接天道的形上根源，从而给予戏曲音乐至高无上的文化地位，同时又看到了形下的戏曲音乐，大化可以敦风易俗、调和人群，小化可以陶冶性情、提升气质。同时指出没有节度的戏曲音乐也可使人心散乱、行为失范。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价值倾向的规范儿千年来就深深地折射着中国传统戏曲音乐的演变。
一、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在当下重申与活用的必要性
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法与言说方式。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在当下的重申与活用既是一个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现代价值转化问题，更是一个中国当下艺术创作、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缺失与重申--中国当下艺术现象的一种症候式反观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当代艺术在大众文化和各种后艺术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进人一个不断嬗变、发展的新境地，更多的艺术家摈弃了对“意”的创作追求，转而迈向了以时尚流行为准则，以娱乐消遣为目的,以市场价值为尺度的“象”的制作。如是，这种以“象”为价值取向的艺术创作不仅遮蔽、消解了艺术的审美性、神圣性，还致使当下艺术创作滋染上了一些不良病症，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中国当下艺术创作出现了某些认识论上的偏差。艺术认识论是一个关涉艺术本质和艺术创作的基本命题。笔者认为艺术是人们以审美的方式把握世界、认知世界的产物，这种把握世界、认知世界最基本的特点就在于它是非功利性的、超越性的、付诸生命情感的。但在消费至上并发展成为一种主导性生活方式的当下，艺术已经被市场资本所绑架，逐渐失去自主性，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人们的曰常生活，成为了消费品,(PM8>。艺术家的创作不再是为了揭示客观真理、寻求一般规律和表达生命情感，而变得急功近利，唯利是从。于是，各种艺术策展、艺术拍卖、签名售书、首映礼、娱乐选秀活动铺天盖地，各种网络小说、网络神曲、网络游戏、低俗视频、暴走漫画层出不穷。特别是近年来的电影创作，不少作品“圈钱”的意图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冯小刚拍《私人订制》就坦言自己是为《一九四二》补差价，结果一部翻版《甲方乙方》的续貂之作却获得了7亿多的票房；同样，据制作方透露只花两周时间拍摄的《爸爸去哪儿之大电影》也赚取了1亿多的票房。足见，一旦艺术沦为商品，流通于市场，艺术自身的审美价值必然会遭到遮蔽、扭曲，甚至消解，而艺术的娱乐价值、消费价值则会被无限放大，成为艺术家、艺术市场新的追求目标。
第二，中国当下艺术表现趋于追求形式上的浮华，缺乏深刻的思想和韵味。在消费社会，艺术作为商品，其交换价值并不等于审美价值和使用价值，还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和消费状况。为了取悦和迎合消费者，艺术家在艺术创作时往往不再着力去追求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而是借助多元化的表现形式来传递一种思想观念或者自我感受。审视我国近年来的艺术发展趋向，由于受到市场资本和消费观念的影响，艺术和现实都变成了“仿象”，艺术作品中的传统因素越来越少，审美价值被抽空，艺术创作只是为了满足大众的感官刺激与娱乐消费,缺乏深刻的思想和韵味。如郭敬明导演的系列电影《小时代1、2、3》虽然获得了超过13亿的票房收人，但其浮华、时尚、夸张的视觉符号背后仍掩饰不住内容空洞、言之无物的缺陷。在电影《小时代1、2、3》中，导演致力于利用浮夸的影像语言来堆砌一个虚拟的“景观世界”，从演员的选用到人物角色的设计与造型，再到道具、场景的运用都极其奢华，赤裸裸地展现了摩登都市人那种恋物的生活价值取向，而在故事叙述和电影艺术性的?表达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硬伤。因此，笔者认为电影《小时代1、2、3》在票房上的成功，一方面证实了当下的电影创作在商业资本和市场法则的导向下越来越趋于市场化、娱乐化；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当下的艺术生产已逐渐沦陷为消费欲望、消费激情的生产。
第三，中国当下部分艺术家过于注重对名利的追求，导致人格、艺格的缺失。艺术作品是由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家的人格和修养决定着艺术作品的生命力。纵观整个人类艺术发展历史，古今中外凡是卓有成就的艺术家，他们对自己的艺术理想均有着执着的追求和信念，都保持着高尚的艺术情操和良好的艺术品格。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艺术的商品化不仅改变了艺术创作的价值尺度和表现形式，也改变了艺术家的人格和艺格。不少艺术家在经济利益与社会名誉的诱惑下，开始追名逐利、迎合市场，创作了大量缺乏文化品位与思想内涵的媚俗之作。如邓超主演的《分手大师》为了博得观众的青睐，不惜在剧中搞怪、卖萌，把各种低俗手段毫无遮掩地搬上了银幕。再如最近由歌手王蓉演唱的MV《小鸡小鸡》，不仅歌词低俗，衣着暴露,还充满了性暗示。的确，不管是《小苹果》，还是《小鸡小鸡》等网络神曲，创作者为了追求网络点击率，忽视了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与思想内涵，结果被不少评论者垢病为“贱艺术”、“贱文化”。从这个层面讲,我们认为“贱艺术”、“贱文化”背后更多地是艺术创作者对市场的妥协,是艺术创作者人格、艺格缺失的集中体现。
由此可见，商品化后的艺术不再为人们提供任何经典的意义和经验，取而代之的是平面感或无深度感。艺术作品中的传统因素越来越少，艺术家的主体地位被市场资本和消费者所取代。但我们更应看到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认知世界和表达情感的方式，即便是在消费社会，它也分属于商业的和文化的两个领域。所以，如何在艺术的商业和文化两个领域寻求一个艺术创作的平衡点？如何处理好传统艺术理论与现代艺术理论之间的关系？这既是中国当下艺术理论建设所要面临的重点课题，也是中国当下艺术创作和艺术文化发展所要正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继承与活用--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元理论价值反思
艺术学理论升格为一级学科后，国内各艺术院校、综合型大学的艺术学院以及艺术研究所等纷纷忙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点的申报，为自身的学科建设谋求新的发展机遇。然而我们十分清楚，“艺术学理论”的建设不仅仅只是学科升级、正名那么简单，它还涉及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理论体系的建构等诸多问题。关于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已有不少学者作出较为全面的论述'但目前更为严峻的问题应该是 艺术学理论的体系建构问题。正如金丹元教授所言：“当下中国的艺术学理论在研究话语、范式和体系上还不够成熟，中国艺术学理论建设的首要问题就是中国艺术学理论的体系问题。那么，如何才能建构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理论体系呢？笔者认为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继承和活用。
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文论、诗论、书论、画论、乐论、曲论等方面都有非常经典的理论着作，对中国乃至世界艺术的发展也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然而，新时期以来，在西方艺术思潮的冲击下，中国自身的艺术理论体系在概念范畴、表达方法、话语规则等方面受到了十分严峻的挑战。随着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日趋频繁，无论是在艺术学的基础理论层面，还是艺术批评层面，我们总是喜欢参照、模仿、照搬西方的艺术理论，甚至常常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艺术理论与西方进行对话。这样的对话不但不公平，而且还会致使我们自身的艺术理论处于一种被冷落、被压制的境地，失去发声的平台，患上了所谓的“失语症”。当然，我们不反对学习、借鉴、吸收西方经典的艺术理论，但我们强调中国艺术理论的建构应该以中国的艺术实践为主体，应该继承和发扬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传统艺术理论。因为任何国家、民族的艺术题材、艺术表现形式、艺术理论等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历史继承性，然后才是创新性。所以我们在艺术学理论升格为一级学科的语境下来谈论中国传统艺术学理论的重申与活用问题，其实质是在为当下艺术学理论的建构寻求一个理论基石和元理论。或许有人认为，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许多新的现代、后现代艺术不断涌现，而这些新的艺术类型、艺术现象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阐释。但我们知道，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植根于中国五千年丰腴的历史文化之中，不管新的艺术类型在表现形式上如何翻新，表现手法如何多元，仍旧脱离不了中国历史文脉的艺术生命主线。如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情景交融的意象创作方法以及追求气、神、韵、味的意境效果,都可以融人当下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之中，并用其来指引当下各种艺术门类的创作实践。
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不是一种僵死的历史现象，而是当下艺术理论建设的活的源头。即便是在当下艺术类型、艺术形式、艺术传播媒介不断更新的情况下，一旦离开对古代艺术理论的继承与活用，很多艺术现象的解释都将变得苍白无力，很多新类型、新形式的艺术作品都将变得索然寡味。例如随着3D技术崛起，近年来国产3D武侠电影蜂拥而至，不仅有重新翻拍的《龙门飞甲》《苏乞儿》《白蛇传说》《血滴子》《白发魔女传》等作品，还有诸如《太极》《四大名捕》《狄仁杰》《冰封侠》等系列作品。几乎所有的武侠电影都寄希望通过3D技术来“借尸还魂”，吸引观众的眼球，然而大部分3D武侠电影却被垢病为平庸之作。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当下的武侠电影过分依赖于3D技术，未能处理好“技”与“道”的关系，而丧失了故事性和文化性的武侠电影，也只不过是徒剩3D技术的躯壳，缺乏内在的艺术生命力。但与此相反的经典武侠电影《英雄》，则不仅注重视觉效果，更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思维精神。在电影《英雄》的创作中，张艺谋深谙“意境”的营造之道，无论是从故事到主题，还是从色彩到音乐，抑或是从场景到人物，都可谓匠心独运。特别是“胡杨林打斗”这场戏，飞雪与如月身穿极夸张的红色戏服，两人在金灿无比、落叶漫天的胡杨林中来回飞舞，整个打斗动作柔美、飘逸，极为巧妙地营造出了空灵、幽远的意境效果。足见，无论是当下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还是艺术作品的创作都离不开对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继承与活用。
二、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在当下重申与活用的可行性
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在以“天人合一”观为主导精神的追求下，形成了“虚静”“神思”“玄鉴”“气韵”“风骨”“空灵”“境界”“机趣”等艺术范畴体系。它们不仅指引着中国艺术千百年来的创作和发展，更作为中国重要的文化资源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言行。因而，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在当下的重申与活用，应该处理好传统艺术理论与文化发展、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当下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
(一）把对传统艺术理论的重申与活用同中国当下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建构结合起来
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升格，既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来自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重重困境。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一方面，中国艺术学作为学科意义虽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巳被提出，但长期以来，我们的艺术学只是文学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所谓的艺术理论也只是作为文艺理论或文艺美学的一个部分而存在，缺乏独立性和系统性。另一方面,20世纪以来，由于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我国的艺术观念、艺术术语、艺术创作方法、艺术批评标准等出现了严重西化的倾向，导致我国的艺术、艺术理论在非常长的时间里呈现为“西来东去”局面'失去了话语的主动权。从现实困境的角度看，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宗旨在于“打通各门艺术之间的壁垒，通过各门类艺术之间的关联，构建涵盖各门艺术的普遍规律的宏观理论体系”。然而中国艺术博大精深，分门别类，又都拥有各自独立的艺术理论体系。所以，要以打通各艺术门类之间壁垒的“大艺术”观来建构当下的艺术理论，就必须在梳理传统经典文论、诗论、书论、画论、乐论、曲论的基础之上，融会当下戏剧、影视、音乐、舞蹈、美术、设计等各艺术门类发生的艺术现象,探寻制约、引发这些艺术现象的普遍规律。为此，中国当下艺术学理论的建构问题，不仅是一个学科的升格、学科点的申报问题，更多的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理论的现代价值转化问题、中西方艺术理论的对话问题。而在中国传统理论的现代价值转化、中西方艺术理论的对话中，笔者认为中国传统理论的现代价值转化是前提，是进行中西方艺术理论对话的资本。因为中国艺术理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身的文化根脉，中国当下艺术理论的建构必须重视传统艺术理论的元理论功能和阐释价值。只有打通我国传统艺术理论与民族文化的血脉，夯实自身艺术理论的体系和内涵，才能具备同西方艺术理论进行对话的底气，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当下的艺术实践和文化建设。
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是中国当下艺术理论建构的基石和源头，其内在的丰富性、科学性决定了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给自足、自我发展的良性体系。中国传统艺术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孔孟之道和老庄哲学。先秦儒家倡导美、善合一，强调艺术对社会的积极作用，重视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所以才有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如果说先秦儒家非常注重艺术的社会道德教化功能，那么老庄则是从“道”到“游”，追求道法自然、物我两忘的艺术审美境界。先秦儒家、道家虽未形成比较系统的艺术思想，但却建构了中国哲学和传统艺术理论的根基。先秦之后，随着艺术理论的发展，不仅涌现出了诸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阮籍的《乐论》、谢赫的《古画品录》以及李渔的《闲情偶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经典着作，还形成了诸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澄怀味象”“气韵生动”“离形得似”等一批富有生命哲思的理论命题和“虚静”“神思”“玄鉴”“气韵”“风骨”“空灵”“境界”“机趣”等一批富有人生情致的理论范畴％这些经典理论着作、理论命题、理论范畴的构建之初虽各有侧重，有的是文论、诗论、乐论、画论，有的甚至是戏剧理论，但它们大都能把人生体悟与艺术的形象、意趣相融会，体现出艺术创作与人生追求相统一、艺术品鉴与人物品格相一致、真善美相贯通的“大艺术”思维和审美情趣。因而，当下艺术学理论的建设必须要在继承、活用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基础上，以“大艺术”的理论观和思维方法，兼容并包、博采众长，从各类具体艺术现象中探寻适合“大艺术”的普遍规律。
(二）把对传统艺术理论的重申与活用同中国当下的艺术创作结合起来
由于受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影响，中国当下的艺术观念以及艺术创作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艺术与现实、艺术和生活、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艺术置身于商品、技术、娱乐这三极之间，艺术家的主体地位被资本、媒介所取代，艺术创作的表现形式变得多元化、碎片化。如是,艺术家变得急功近利，艺术创作变得浮华、空洞，大部分艺术作品缺乏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韵味，既无灵动感又无创新性。那么，如何才能创作出具有文化内涵和艺术韵味的作品呢？笔者认为，对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继承和活用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也是一种非常关键的方法。例如中国的传统艺术理论中的“虚静”“气韵”
“空灵”等不仅可以为当下的艺术创作提供方法论的指引，还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精神被凝结在艺术作品之中。
第一，“虚静”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丰富的艺术内涵和审美精神可以指引我们更好地进行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虚静”要求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必须保持一种“虚空澄明”的心境，方能进人最佳的创作状态，正所谓是“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而当下许多艺术家在市场与资本的绑架下，急功近利。他们为了迎合市场、取悦受众，可以创作一些低俗，甚至是恶俗的作品。例如当下的一些所谓的畅销书，为了争夺市场资源，不惜找人，短短几个月可以出版一个系列作品，算得上是“皇皇巨着”。再如近年来的电影市场，一些像《泰囵》《分手大师》《老男孩之猛龙过江》《心花路放》等作品虽然获得了较高的票房，却被垢病为内容低俗、逻辑吊诡的“嘻剧”171。与之相反的是电影《白日焰火》从剧本创作到作品完成，导演花了近8年时间，这种“虚空澄明”的创作精神使得该片一举获得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足见，“虚静”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精神，能让艺术家远离世事纷扰和功利之心，回归到最本真、最自由的创作状态。
第二，从中国艺术理论和艺术创作的发展走向看，“气韵”经历了由气、韵分说到“气韵”并举的变化过程。由于受老庄哲学和禅宗思想的影响，自魏晋南北朝的谢赫提出“气韵”为六法之首后，“气韵”说便逐步占据了中国画学、诗学精神的核心位置。正如徐复观所言：“由气韵生动一语，可以穷中国艺术精神的极谊。,宗白华也认为：“气韵生动，不仅是绘画创作追求的最髙的目标、最高的境界，也是绘画批评的主要标准而邓以蛰则把“气韵”理论推到了另一个髙度：“盖艺术仅有种类之不同，而艺术之理则当一致。此理何为？气韵生动是也。”既然如此，那么如何才能创作“气韵生动”的艺术作品呢？朱志荣教授认为气韵的创构首先要依赖于艺术家的灵感，需要与生俱来的天赋与后天的品格、涵养；其次还需要遵循合理的艺术法则以及对艺术语言的灵活运用。”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可谓大气磅礴，韵味十足。这既与总导演张艺谋本人的艺术素养有关，也是综合运用多种艺术表现形式,精心创作的结果。
第三，“空灵”可谓艺术创作追求的审美极致，是一种虚实有无、飘逸灵动的艺术境界，展现了宇宙的静穆深远和大自然的生机流荡。“空灵”艺术境界的创构，既要求创作者保持自由、超然物外的创作心态，又强调运用简约、淡雅的艺术语言和表现形式，以达到超逸的艺术效果。如张艺谋在创作电影《归来》时就谈到只想“安安静静地拍一部电影”，“用删繁就简的方式去反映一个大时代的故事”。的确，张艺谋的《归来》一改他以往那种浓墨重彩的艺术处理风格，采用最传统的中国式叙事，运用简约、简洁、简练的表现技法，让有限的银幕空间蕴含着无限的思想意味。在叙事模式上,他对原着内容进行了大量的缩减，追求一种平实的叙事；在影像语言的表达上，他褪去浮华’舍弃绚烂，没有让色彩喧宾夺主，而是应用简练质朴的白描手法，使得整部影片充满了真实感；在演员的表演上，陈道明、巩俐更是举重若轻、点到为止、引而不发，强调通过人物的心理刻画来传递饱满、深层的情感。总之，张艺谋在《归来》中对“留白”“空灵”等传统艺术技法进行了很好的应用，创造出了一种“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的审美意境和诗意效果，而这恰恰又是当下艺术创作所缺失的和需要借鉴的。
(三）把对传统艺术理论的重申与活用同中国当下的文化建设结合起来
艺术学的升格与中国当下的文化建设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艺术学理论学科内部的相关范畴，还应对当下文化建设中诸多社会问题展开思考，从整体上把握艺术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顽强的生命力。在大力推进文化建设和文化复兴的现实背景下，我们认为对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重申与活用至少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实施：
第一，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不但是我国当下文化事业和艺术学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我国当下文化事业和艺术学理论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当下文化事业的发展，还是艺术学理论的建设，都离不开对我国传统艺术理论的继承与活用；反之，也因我国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和艺术学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的传统艺术理论才能焕发生机。艺术学理论的升格既是我国艺术创作与理论发展的客观结果，亦是我国当下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艺术学理论的建设“不仅要引导人民群众的文化追求，还要引领艺术创作转化为符合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实现艺术作品本身思想品质、艺术品格和观赏品味的有机统一，力求创造出一条全民参与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光辉道路，建设出中华民族共有的美好精神家园”。因而，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我们应当继承、吸收那些诸如“虚静”“气韵”“空灵”等优秀的、有生命力的理论，并将其活用于当下的艺术创作和文化建设，使之得到传承和再生。
第二，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所强调的“天人合一”的和谐观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是相一致的，可以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中得到传播和发扬。中国的传统艺术理论是一种“和合”文化,特别强调天地万物间的整合关系、辩证关系以及有机性联系。从庄禅艺术到儒道思维，从刘勰的“澡雪精神”到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无不体现了“天人合一”，天、地、人和谐发展的艺术哲学观。可以说，这种以整体性、辩证性、有机性来理解宇宙万物关系的“天人合一”观既是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主导精神，也是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本质内容和基本特征吒因此，无论是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讲究真善美的统一，还是以和谐化、辩证性的思维方式等，这些经典的传统艺术精神可以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被贯穿到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中,从而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发扬。
第三，对传统艺术理论的重申与活用是创作更多优秀艺术作品，让中国艺术走向世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密切，推动艺术走出去，以艺术的方式赢得文化上的认同，是一个国家塑造国家形象，促进民族文化传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中国艺术的海外交流和文化传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仍然存在着具有持续影响力的艺术作品太少，艺术传播的方式、方法创意不够，国际艺术作品交流对话的平台不公平等诸多困境D如进人新世纪后，“中国制造”的商业大片开始进军海外市场，电影《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集结号》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大部分作品在海外市场遇冷，像拥有12亿票房的《泰回》在北美点映三天票房仅为3.2万美元（约合19万人民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差异性导致的文化折扣现象，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因为我国电影本身的质量水平较低，缺乏国际竞争力。那么，作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关键之一的电影，该如何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走出去”呢？笔者认为中国电影要“走出去”必须实行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巧妙相结合的策略，要重视作品创作中的中国文化精神，尊重他国观众的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创作出真正具有“普世价值”的优秀作品。
三、结语
民族性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是在世界文化的总体构成的视域之内，在与其他民族的彼此对比、相互参照中产生的。文化、学术的民族性问题其核心是在全球化或世界性的语境当中，民族文化建设、学术研究自我身份的认同问题。所谓身份认同，是指在世界性或全球性的语境当中，民族文化或学术身份的确立、定位，是对文化学术民族的独特性、存在的合法性的论证、认可与尊崇。民族性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所展示出的形象及其应有的地位，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所以，近现代以来，随着世界性语境的形成，人们从事文化建设、开展学术研究，民族性追求就成为了人们的一种自觉意识。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文化建设、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对普世性价值的追求、是能够向全人类说话。但是，脱离了民族性空泛地、抽象地进行文化建设、学术研究毕竟难以获得成功。我们考察中外文化史可以发现，任何有价值的对世界文化、学术研究有所贡献的文化成果，都是富有民族特色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也不例外。通观古今美学、文艺学的发展历程，真正有价值的世界性美学、文艺学话语，如古希腊美学、德国古典美学、法国实证主义自然主义文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俄国形式主义、现代欧洲的存在主义美学、英美的分析美学、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文论等等，无不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烙印。就此而言，民族性追求与世界性眼光与胸怀并不矛盾。只有首先是民族的，而后才有望提升为世界的。而那些企图抹去民族性的印记和痕迹，一味追求所谓的“世界性”的学术活动，通常是没有什么学术生命力的。所以，以全球化的视野做本土化的学术，就成为了近现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人一种自觉的治学原则。
我国文化界、学术界民族性意识的产生与我国外缘性、后发性的现代性追求有着密切的关系。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天朝帝国国门洞开，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相继发生。打一次仗割一次地赔一次款丧一次权辱一次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中华民族陷入了一种亡国灭种的危难境地。为了拯民族于危亡，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向西方学习，以西方文化学术救民族危亡于万一，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建设现代性的文化，逐渐成为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们的共识与共举。所以，对于中国而言，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也就是救亡的过程，同时也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而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民族性意识的觉醒也就与这一过程相伴而生。具体到美学、文艺学研究，其情况也是这样。
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启动，世界性眼光的形成，中国学术界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也开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中国整个现代性进程相一致，中国学术界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的变革与创新也是以对西方美学思想、文艺学思想的引入与介绍、学习和借鉴为契机的。回眸百多年来中国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的现展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已经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我国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几乎每一次变革都少不了有对西方理论的借鉴或者干脆就是对西方理论的移植。梁启超以西方政治文艺学作为理论参照倡导“三界革命”，王国维在康德、叔本华、尼采美学的影响下展开文艺评论，胡适改造美国意象派理论倡导文学改良，陈独秀运用进化论发动文学革命；五四以后，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理论，建国后，以几个斯基为代表的俄苏文论等都先后被拿来奉为圣典。在全面“拿来”的文化策略下，中国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发生了向西方文化的全方位移动。以至于百年中国几乎成了西方文化、西方学术的一个角逐场。与中国美学、文艺学的这一现代性进程相伴随，在西方美学理论、文艺学理论的强力压迫下，文化界、学术界还萌生了另一种文化焦虑、学术焦虑：那就是滋生于西方社会文化与文艺现实的美学理论、文艺理论是否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我们的引进借用是否可以不必考虑中国社会文化与文艺实践的特殊语境?我们大规模地引进借用西方理论，以西方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那么，我们文化、学术的民族身份何在?我还是我吗?我是谁?我何以是我?背离自我的传统规定性的这个我还是真正的我吗?未来应该向什么样的方向生成?所有这些问题一直与中国美学、文艺学的现展进程相伴随，并构成了中国学术界近现代以来几代学人们的一个根本性的困惑。这也就是民族性问题的困惑。问题的核心是，在引进借鉴西方美学、文艺学思想创生新理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才能确保新创生的美学理论、文艺学理论的民族文化归属、民族文化身份。围绕着这一问题，我国学术界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并一再发生西化、传统、本位、体用之争。五四时期，学衡派力主中华本位调和中西以发展中国文艺；30年代，以左翼为核心发起了的民族形式的大讨论；抗战时期，提出了中国化的命题，倡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建国以后，国外新儒家又提出了中西互为体用的发展模式。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论争、探索，尽管在许多方面还难以形成共识，但是也获得了一个大致一致的认识，那就是，我们引进西方理论，并不是为了代替我们的创造，而是为了“中用”、为了借鉴。我们的现代性美学建设、文艺学建设必须要立足于中国当下文化的需要、社会现实的需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随着国门的又一次打开，新启蒙运动的广泛开展，我国社会文化领域又一次涌现了西化的大潮。各种各样西方新老美学理论、文艺理论以一种潮水般的气势涌人中国，与五四时期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存在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纷纷登陆。在这样一种西方美学、文艺学理论强力压迫的文化语境下，中国美学、文艺学研究的民族身份问题再一次以一种非常激烈的方式凸显了出来。中国学术界应该何去何从?是认同西方理论的普适性而顺着西方说、跟着西方说，还是立足于本国文化实际与文艺实际“别立新宗”进行本土化的创造?这一问题一时成为了我国文化界、学术界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构成了当时乃至整个新时期文化界、学术界一个“基本焦虑”。前有中国现当代美学、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得失、我国几代学人所进行的学术民族化探索的经验可供参照；外有西方美学、文艺学理论的强力压迫；还有西方美学史、文艺理论史上的大量史实及一些规律性的经验可供镜鉴，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之下，任何一个拥有一定学术敏锐知觉的中国学者，其选择都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我们带着这样一种眼光审视20世纪70、8O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所倡导建立的文艺美学学科，其文化史、学术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建立文艺美学学科的倡议一经提出，便立刻获得了广大学者的赞同、响应，并且其文化史、学术史意义也一再为广大的学者所论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谭好哲有一次在谈到这一问题曾深情地指出，“中国现代的文学观念以至文艺研究学科和流派，一般都是由西方移植过来的，其学术上的根子和渊源也在西方，而文艺美学是个不多见的例外。它是在现代美学和文艺学交叉融合的基础上，纯由我国学者自己开拓和命名并不断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文艺研究学科。这一新的研究学科的诞生和目前良好的发展态势，表明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已走出了以往单向移入与摹仿的传统路数和思维定势，而步人了自主自主创造的新境界，标志着中国几代学人一直在追求着的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民族化或中国特色终于有了切实的收获。”当然，也有不少学者立足于西方美学、文艺学学科谱系的角度，对文艺美学学科建立的合理性、科学性一再进行质疑。但是，倘若我们从中外文化史、美学史、文论史发展规律的角度，从文化、学术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的角度来加以审视，他们的言论是没有什么理论依据的。
二、传统美学、文艺学学术资源与文艺美学的建立
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之所以在中国产生，而不是在西方，这与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思想的历史形态有关。“它的出现实际上是文艺美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深厚的文化无意识底蕴的促动，这种促动呼唤着我们回到中国文艺美学悠久的、深厚的学术传统上去。”
由于历史背景和文化精神差异的原因，美学与文艺学在中国与西方分别有着不同的呈现形态。如果说西方美学更多地偏重于对于美与审美问题的哲学沉思，美学与文艺学的边界较为清晰的话，那么，中国美学与文艺学则更多地偏重于对于文艺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呈现出美学与文艺学相互融合的状态。由于受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中国古人谈美、论艺，一般很少去刻意探讨什么“本质”，也很少从某一假设出发进行抽象的条分缕析，他们更为关切的是文艺的实践问题。他们往往是在文艺创作或阅读的基础上，将审美直觉中的神来之兴捕捉住，记下来，三言两语，却往往如沙中之金，闪闪生辉。也就是说，中同传统美学、文艺学关注的重心是“怎么样”、“如何做”的问题，而不是文艺与美“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翻阅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文献，看到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对如何进行文艺创作、如何进行文艺欣赏的感悟与说明，是对文艺存在样态及品格的感觉与描述。什么“立主脑”、“密针线”、“简头绪”，“心斋”、“虚静”，“原道”、“宗经”、“征圣”、“神思”、“夸饰”、“附会”、“熔裁”，“用事”、“取境”；“风骨”、“韵味”、“境界”、“豪放”、“雄浑”、“自然”、“婉约”、“典雅”、“飘逸”、“高古”等等这样一些话题或概念，可以说构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的主体。正因为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对于文艺实践、文艺状态品格的高度关注，以至于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很少能够脱离具体的文艺门类在抽象、种属的层面上谈美论艺。在浩瀚的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文献当中，我们看到基本上的是《诗品》、《六一诗话》、《石林诗话》、《沧浪诗话》、《诗薮》、《原诗》、《姜斋诗话》、《渔洋诗话》、《人间词话》等这样的诗话词话，是《毛诗序》、《昭明文选序》、《河岳英灵集序》、《古文约选序》等这样的选家序跋，是《画山水序》、《叙画》、《古画品录》、《历代名画记》、《林泉高致》、《画语录》等这样的画论画品，是《草书势》、《笔赋》、《古今书评》、《书品》、《书谱》《艺舟双楫》等这样的书论书品，是《乐记》、《乐论》、《声无哀乐论》等这样的乐论乐评，是曲话、赋论、文论、剧说、小说评点等这样的一些具体艺术门类的美学、理论，而基本上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那种具有很强涵盖性、抽象性意义上的美学、文艺学。非常明显，在西方，美学在更多情况下是与哲学相互伴生在一起的，而在我国，传统美学则更多地与文艺学相互伴生在一起。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传统美学就仅仅存在于历代诗人、画家、戏剧家、书法家……所留下的各种各样的“论”、“品”、“序”、“话”之中，中国历代的哲学家就不谈论美的问题。实际上，我国古代的哲学家也常常谈美论艺，在他们的哲学著作比如《论语》、《庄子》、《论衡》、《抱朴子》等当巾也都包含有很多的美学、文艺学思想。经史子集也是我国古代美学、文艺学的一种主要存在形态。但是，与西方美学、文艺学不同，中国哲人也一般很少脱离具体的文艺实践在抽象的层面上或从某一假设出发谈论美与艺术的问题。比如，孔子对于美的谈论就是这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螂“《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昧”如此等等。总之，在古代的中国，人们对于美的思索与把握大都是在具体的文艺活动中进行的。美学成果也大都是对文艺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所以，相对于西方美学来说，中国的传统美学准确地说更应该属于文艺美学的范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学术的发展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学术土壤，离不开本民族文化、学术传统的滋养。当然，也不存在不变的历史与传统，但是，也不可能存在发展链条完全断裂的历史传统。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在这数千年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美学、文艺学学术资源，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文艺美学传统。这种资源与传统可以说为我们从事新的美学、文艺学建设提供了丰厚的前提与基础。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美学与文艺学建设不可能脱离这种传统的影响来进行。文艺美学作为一个以文艺实践为研究重心、研究旨趣的学科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同产生，应该说与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所积累的学术资源、所形成的学术传统不无直接的因果性关系。
三、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现代转化的学术诉求与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
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在新时期发扬光大的需要，“也是中国学者长期思考如何总结中国古典美学经验，并将其运用于现代并介绍到世界的一项重要成果。”
建设立足于中国当下文化需要、社会需要、具有现代性、世界性品格的美学、文艺学，这是我国近现当代以来几代学人的努力方向。但是，现代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并不矛盾，传统与创新也不矛盾。现代性、世界性不可能脱离民族性而存在，创新也不可能在脱离传统的条件下进行。传统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创新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美学、文艺学建设，必须在继承传统美学、文艺学遗产的基础上进行。只有继承传统，才能确保我国美学、文艺学建设的健康进行，才能确保我国美学、文艺学建设的民族性文化身份。但是，近现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历史形势下，由于中国文化建设在总体上采取了“西化”的策略，而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与西方美学又有着完全不同的存在形态与意义模式，从而致使传统美学、文艺学在现代性美学、文艺学建设中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近现代以来乃至当下，我国美学与文艺学研究中所运用的美学、文艺学概念和话语主要来自西方。这种状况是不健康的，这种发展也是不能持久的。怎么样才能继承传统、激活传统，怎么样才能够把本民族有价值的美学传统和文论传统同现代性的美学、文艺学建设结合起来，于是就成为了中国几代学人苦苦寻求的世纪性理想，并为此做出了艰难的尝试和不懈的努力。
王国维是中国近百年来自觉尝试进行古代美学、文艺学现代转化的第一位伟大的学者。在《人间词话》里，他把西方美学理论与我国传统美学、传统文论相结合，创造性地建构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论体系。宗白华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艺学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也是继王国维之后进行传统美学、传统文论现代转化的一位重要的探索者。宗白华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美学遗产拥有许多值得发扬继承的东西。在此思想指导之下，宗白华在进行现代美学的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吸取古代作家艺术家的美学见解，善于总结他们的艺术实践经验，并常常把古代美学、文艺学中的有关术语，如理趣、意味、神韵、风骨、飞动、空灵等运用于现代文艺批评，进而将中国传统的美学、文艺学理论的术语带进现代批评领域。与王国维、宗白华相呼应或相承续，还有朱光潜、钱钟书的美学与文论实践。朱光潜以中西文论相互结合的方式撰写出版了《诗论》，钱钟书则以评点感悟的传统模式撰写了《谈艺录》和《管锥篇》。
此外，中国几代学者亦有人一直在尝试着进行．古代美学、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作。解放前，陈钟凡、郭绍虞、方宗岳、罗根生、朱东润、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著作。李笠、段凌辰、陈怀、刘麟生等借鉴西方文论的框架，出版了建构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著作。新时期开始后，我国美学及文艺理论界古代美学、文艺学研究也曾一度出现热潮。研讨古代美学、文艺学，探讨和争论古代美学与文艺学的有关范畴和术语，一时问似乎成为了学术话语的中心。所有这些研究都具有转化的性质，从中都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中国古代美学、古代文论向现代转化所做出的艰苦努力。
宗白华先生曾经指出：“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的一些成见，而从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里，去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这不仅是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时也将对世界的美学探讨做出贡献。现在，有许多人开始从多方面进行探索和整理，运用了集体和个人结合的力量，这一定会使中国的美学大放光彩”“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特别注意研究我们自己民族的极其丰富的美学遗产”如上文所述，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独具特色的、丰厚的美学遗产，对于这些遗产加以发掘整理并在当代加以运用，一直以来就是诸多美学家与文艺学家的强烈愿望。在新时期之初，在冲破各种藩篱的良好学术氛围当中，文艺美学学科的提出恰恰反映了宗白华先生等几代中国美学家、文论家们总结弘扬中国古代美学传统的强烈愿望，当然，这也是一个世纪多以来，几代中国学人尝试对中国古代美学、古代文论现代转化探索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一，现代性与传统性话语的中国语境
中国艺术学改革开放30年，有两组词一直贯穿其中，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艺术学的面貌，也影响了中国艺术学的理论思考。这两组词就是：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化与全球化。具体来说，传统性与现代性从改革开放始到整个80年代占了主导地位，9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化与本土化成为核心关键词，而且把传统性与现代性纳入自己的话语系统中来，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的新解。这样，传统性和现代性、本土化与全球化，又构成了一种历史递进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了这两组词，就能更清楚地理解中国艺术学30年的演进。这两组词不但是中国史的关键词，也是世界史的关键词，因此，从这两组词，又可以看到中国艺术学30年的演进，与世界史的演进的紧密关联。
现代性理论模式本是在以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代表的世界两大阵营对立中提出来的一个理论模式。这一理论模式有一整套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指标，其中最基本的指标（即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由传统进入到现代的基本指标），是经济（生产力）指标。这一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性质的理论。而用这一指标来衡量，中国没有达到现代（所以需要经过巨大的努力去实现现代化），从而处于前现代之中。而前现代在现代性理论模式里作为一个总的概念，它包括了中国古代和中国现代。按照现代性的理论模式，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传统的因素越来越少，而现代的因素日益增多的一个虽然很复杂但却可以从逻辑上进行清晰把握的过程。而中国现代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还没有实现现代化，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传统的因素还极大地存在于现代中国里面。因此与古代中国一道处于前现代的现代中国中的传统因素是需要被否定的。只有清楚现代与传统二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才能让人们看清传统的面目，特别是看清以现代的面貌呈现出来的阻碍现代化的传统。今后回头看去，可以知道这首先是把现代性理论看成是一个具有世界普适性的模式，然后把这一模式直接运用到中国的一种简单演释，这一演释构成了80年代的启蒙思潮。而中国政治领导层的目标是，第一，接受现代性的经济指标（生产力标准），将之作为中国社会在世界进化图式中的性质定位（从世界普遍定位来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属于发展中国家，从社会主义的定位来说，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两种定义表明中国处于与世界的互动之中的一种哲学智慧），第二，力图将经济指标（生产力标准）结合在一个政治稳定的结构之中，形成的理论表述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或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一理论表述中，一方面，中国现代化的特色是社会主义，另方面，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是现代化。当中国走出文革之初，一方面，中国正走向改革放开，走向解放思想，另方面，现代性的理论模式进入中国，整个中国以四个现代化为旗帜，以现代化的理论重新凝聚民族的精神、热情、信心、活力，形成一个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共识的时候，不同的现代化的理论需要进行讨论、对话、磨合。由于现代性理论的西方来源和接受现代性理论的中国基础，关于现代化的争论或者对话，不从其表达形式而从其实质内容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观念上只坚持或只习惯原样社会主义（苏式社会主义或共和国前期社会主义）的人对原样的现代化（即西方的现代化）不是反对就是反感的，甚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路线也反感，这被主流理论界称为“极左”；另方面，只坚持或只接受原样现代化（即西方现代化）人，对原样社会主义（苏式社会主义或共和国前期的社会主义）不是反对就是反感，甚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路线也反感，这被主流理论界称为“极右”。不管是主流的、极左的、极右的，都一方面在一个共同的现代性的话语框架之中取得共识，另方面在这一共识中又有极大的分歧。而中国现代性自1840年以来是被战争带着上路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崛起一直都是以斗争性的方式进行的。百年来的斗争性传统在改革开放之初仍然在按自身的内在惯性发挥作用，因此，80年代的现代性话语争论也是以一种斗争性的激情展开的。自20世纪初期以来，文艺就被看成是一种观念的表达，是斗争的工具，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整个的语境已经变了，但把文艺作为一种社会反映的观念，作为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工具，成为思想启蒙的工具，这一思维定式，还是没有改变。因此现代性理论模式中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就以一种斗争性的方式出现。与传统的对立是现代性理论自身就本有的，中国在接受现代性理论时，同时接受了现代性对传统的对立。在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中是如此，在80年代的思想启蒙中也是如此。
二，艺术学上反传统的现代性话语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艺术设计教育 创新
一、中国当代艺术设计教育现状
我国艺术设计教育正处于发展时期，各大艺术院校专业教学体系还不完善，尤其是近年来日益火热的艺术类招生考试，催生了一批新成立的艺术院校与艺术专业，尤以艺术设计专业居多。但这些刚成立的艺术院校或艺术专业，其教学条件和师资水平良莠不齐，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设计类专业的人才需求日益增加，出现了艺术教育水平与社会需求衔接不上的情况，且在某些方面同我国国情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针对这种社会情势及艺术设计教育本身的客观规律，我们应研究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体系，甚至要打破生硬地搬用德国包豪斯教学体系和办学模式，以及前苏联和日本等国的办学理念习惯，即止步于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陈腔滥调。
近年来，在高校设计艺术教学中，包裹中国传统文化外衣的“新中式”设计受到青睐，但作品多流于表面、僵化，成为无意义的元素堆砌。由于对传统文化理解的肤浅，更谈不上表达出传统艺术一向倡导的清新雅致、闲情野逸、意在笔先。究其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艺术教育中的缺失意识需要得以纠正。
二、艺术教育创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与实践
1.艺术教育与理论教学
理论是指导性的，应先于实践，但我国的设计理论教育远落后于设计实践，目前的理论研究比较多地集中于从设计实践中总结和归纳具有指导价值的理论，这类研究成果表现出两方面：一是有很强的实践性，二是多偏向于设计教学的方式与方法，缺少纯粹的理论探讨，而关于设计的价值和意义，设计与人、与自然环境，以及设计的民族化与时代性的理论研究都相对较少。后者对于今天的艺术教育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中国本土设计如何成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式设计还有待研究与探索，但我们的立足点一定是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当下中国艺术理论的研究应当秉持对传统文化的敬意，在研究艺术理论的同时，应该不忘对传统文化的探索，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以及“意境”的探讨。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中，不仅仅包含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更应当拓展中国古典诗歌曲赋、民间手工艺、哲学以及中国历史的理论课程。
2.艺术设计教育与创新
由于艺术设计专业的特殊性，要求我们不仅要培养综合型的设计人才，更要培养创新型的设计人才，当下的艺术设计教育方式不仅要重视理论培养，更要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这种创新是建立于对特有元素的了解之上，并在实践中加深印象，通过长期积累的艺术抽象创作，逐步形成个人的创新。我国香港平面设计大师靳埭强就是将中国水墨和现代设计艺术相结合，在巧妙表达出设计主题的同时，还体现出了鲜明的民族韵味，这种创新使他获得了国内和国外的双重认可。所以，应当通过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感受到创新的重要性，认识到创新的巨大意义，从而获得创新行动上的自觉。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实现艺术设计教育创新的重要意义
不同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不同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民族修养及其独有的地理风貌和时代精神。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延续不绝，以致影响到人们今天的生活。所以，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复兴就是当下人类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早在1997年，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提出“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以及自我创建。在艺术设计教育转型的关键时期，有了这种文化自觉就加强了教育转型的自我创新能力，催生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设计理念及设计风格。可以说，不了解本国文化、不会独立思考的设计师只会一味模仿，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创新载体，但这种文化载体的发展并不是简单地把传统文化全盘回归。在艺术设计教育中，应取其精华，顺应时代，与艺术设计实践性相结合，总结出一套针对本国文化的教学体系，培养出尊重本国文化、热爱本国文化，具有保护传统文化意识的设计师。只有这样，在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艺术设计才能掌握文化主动权。
结语
关键词：中国现代；民族声乐；文化继承
中图分类号：J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4-0166-01
中国民族音乐之所以有如此辉煌的成绩，正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虽然在这期间也走了很多弯路，但是并没有迷失自我，如何更进一步认识民族音乐，继承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民间音乐、戏曲、戏曲艺术精华，同时认真学习，吸收西方音乐艺术经验，是一切有至于中国声乐艺术发展的共同愿望，悠久的文化渊源，浓重的历史积淀，醇厚的艺术底蕴，独具的色的审美观念，是中国现代民族声乐艺术永远也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源泉。
中国民族声乐的文化内涵如果说民族声乐艺术发展到今天已是一个“基础雄厚，力量强大，影响越来越广的声乐学派”的话，那么滋养着旺盛生命力的歌唱艺术的正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而直接作用于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的主要是民族的情感，民族的音乐风格，民族的语言和民族的审美。
早在《左传》中的“晏子论乐”中就提出“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由此可见，哪怕是在两千多年前，古人对于音乐的功能以及声乐演唱中的各种情绪表现等其实也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的，这是极为可贵的。到后来的《春秋繁露》、《白虎通德论》、《毛诗序》、《乐论》、《白氏长庆集》，包括《周子通书》、《梦溪笔谈》、《碧鸡漫志》等著述之中，也都有着许多有关音乐理论、声乐理念和演唱实践的记载。
中国的现代民族声乐艺术是在继承了传统民族声乐的许多演唱技法之上，使其成为不可分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伴随着传统戏曲及各种声乐演唱形式在各地区、各时期的流变，古代的声乐演唱技法和理念逐渐以“活态文化”的形式流传了下来。而中国的现代民族声乐艺术在诸多的方面，其实都承袭了传统声乐艺术的演唱技法和特点，更继承着传统声乐艺术中的审美理念。
在专业性和群众性的音乐演唱活动之中，中国的民族声乐经过对传统民族声乐的继承发展以及对于西洋声乐艺术的借鉴和吸收，逐渐开始发生了质的嬗变，从而才能一步步地从传统走向了现代，到如今，也算是成就了一门既不同于传统而又有别于西洋的声乐演唱方面的艺术。
中国现代民族声乐是一种基于中国传统声乐艺术、但同时又借鉴了西洋“美声”的现代声乐艺术，是20世纪中西音乐文化交流与对话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作为一种声乐艺术，中国现代民族声乐具有极强的艺术生命力，在当今中国歌坛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并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中国现代民族声乐源于20世纪40年代，在建国后的第一个30年（1949-1979）形成，在1979年后的新时期得以充分发展，并逐渐成为“显学”。中国现代民族声乐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声乐，体现出其“民族性”；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民族声乐又吸取和借鉴了西洋“美声”，显露出其“现代性”。这种“民族性”和“现代性”即中国现代民族声乐最主要的文化特征。中国现代民族声乐具有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时代性。这既是中国现代民族声乐的艺术特征，又可视为中国现代民族声乐的审美追求。
从人物贡献上来看，在中国现代民族声乐艺术的形成过程中，可以称得上前辈的大批仁人志士们，在这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作曲家萧友梅、黎锦晖、赵元任、黄自、青主、冼星海、聂耳等，他们在以中国传统的诗词或者是以当时的那个时代环境为题材所创作的歌曲中，在良好地运用民族曲调素材的基础上，同时也借鉴西洋旋律、和声等技法，所以，他们的一些作品也算是开创了中华民族艺术歌曲的先河，而其别以赵元任、冼星海的创作最为成功和可贵。其次则是老一代早年从国外学成归来的歌唱家，他们都在积极地对民族音乐文化进行探索和开发，试图以种种努力，走出一条中国人自己的声乐实践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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