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长尾理论；互联网金融；信息处理成本；个性化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2
2004年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en）首次提出长尾（The Long Tail）这一概念之后，在互联网时代长尾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互联网技术持续快速发展、经济社会正朝大数据时代过渡、移动终端持续扩张的前提下，安德森（2012）同时指出了“长尾理论”与互联网经济的依赖关系，并相信“长尾理论”将指引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方向并能创造出巨大的盈利空间。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成熟，线上财富潜力的进一步挖掘，众多互联网企业开始进军金融业，同时传统金融业也紧随时代脚步开始了互联网金融的征程，互联网金融成为最近一段时间在金融界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之一。
然而，“长尾理论”究竟核心在哪里，互联网金融参与者们又应该从哪些方面尝试实践？本文将结合“长尾理论”的内涵及其与互联网金融的关联尝试提出部分实践建议。
一、长尾理论的内涵
根据克里斯・安德森在其著作《长尾理论》（2012）中对“长尾理论”进行的定义，其可以简单概括为“我们的文化和经济中心正在加速转移，从需求曲线头部的少数大热门（主流产品和市场）转向需求曲线尾部的大量利基产品和市场”。
“长尾”实际上是对统计学中幂律和帕累托分布特征的一种口语化表达。在正态分布中，曲线的头部代表着重要的人或事（这往往是之前人们关注的重点），而曲线的尾部，则是需要花费更多精力与成本才能关注到的大数量的人或者事。在之前的黄金“二八理论”中（帕累托，1897），20%的重要部分会造成80%的重大影响，可以理解为20%的热门产品会创造80%的收入。而在“长尾”经济理论中，利润将被一分为三。2%的大热门产品、8%的次热门产品以及剩下90%的长尾产品会创造出相等的，也就是33%的利润。克里斯・安德森通过运用大量的数据统计，证明了大热门产品实际上与冷门产品拥有相同的利润创造能力。这也就意味着关注“长尾产品”与继续争夺热门产品是可以达到相同的现实意义。
二、互联网金融
虽然目前互联网金融正处在蓬勃发展期，但各界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定义是众说纷纭。根据辛琪等人论述，各界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理解可以粗略的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认为互联网金融是利用网络手段达到去中介化、去中心化金融业态；二是强调互联网金融的行为主体是互联网企业，也就是互联网企业领导的金融；三是从技术层面出发，认为利用了互联网技术的金融就是互联网金融；四是认为互联网精神或者互联网技术与金融业融合并实现金融创新为互联网金融。进而，辛琪等人对于互联网金融的进行了定义：以互联网经济为基础、互联网为信用平台开展金融活动的金融业态就是互联网金融。
目前业界对于在互联网上进行金融活动的这个概念存在分歧。有些人将其一分为二：互联网金融以及金融互联网。根据辛琪等人的论述，这两者是统一的。但马云认为“未来金融有两大机会，一个是金融互联网，金融行业走向互联网；第二个是互联网金融，纯粹的外行领导。”也就是说他将其严格划分为了两个概念。但是这种划分排斥了二者融合的可能性，在现实意义上作用有限。
三、“长尾理论”对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实践启示
不难看出，长尾理论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信息成本下降；另一方面，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正是长尾理论的实际体现。对于互联网金融而言，“长尾理论”会带给互联网金融企业怎样的启示呢？结合我国商业银行实际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要实现扩大数量，降低门槛，加强客户与产品的对接的“长尾”优势，平台的建设将会是重中之重。在“长尾理论”中，“个性化”是盈利的核心，从而产品的设置可以更大程度上放回客户自身，让客户自己来为自己定制产品，选择服务，甚至自己为自己提高用户体验。而这些的实现都要建立在一个强大的平台基础之上。
硅谷投资教父约翰・杜尔（2011）提出“SOLOMO”概念：“SOLOMO”实际上是三个词的组合“Social（社交），Local（本地化），Mobile（移动化）”。目前，商业银行的手机银行已经实现了较出色的用户体验，较完备的功能设置，较突出的实用价值，是一个非常先进且潜力极大的用户平台。移动终端APP的设置实现了移动化的金融运用，定位功能及周围网点功能也在向本地化靠拢。但是，在此基础上如果加入Social的元素将会极大的提高用户体验和用户粘性，甚至会创造出巨大的其他财富空间。目前的运用当中，商业银行手机银行交流部分是以客服为主，以通知式的活动宣传为主。例如，在平台中设置游戏币或者积分，实现整个商业银行电子银行营销奖励的规范化，然后通过这种类型的积分或者游戏币给用户更多的空间去发挥使用，同时通过平台内社交规则来激励用户，从而使用户产生对平台的粘性。并且在用户粘性产生的同时也就实现了推广和营销。
另外，本地化也是该平台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对现实没有意义的社交可能并不会引起大部分用户的注意，从而会使平台变成“白送”的一种网络游戏。本地化的加入不仅会让用户体会到实实在在的“价值”，更多的，对银行来说也会是衍生产品的扩张。例如，平台中可以签约大量的本地商户，商户打折或者其他类型的商户活动都会以游戏或者论坛帖子的形式出现在平台上，这样pos收单、信用卡业务也会随之得到扩张。更进一步，平台建设甚至可以通过收购或者邀请加盟的方式扩大功能窗口，从而实现一站式的金融加生活服务。例如，和携程或者去哪儿合作，可以开拓更加全面的旅行金融服务。当然这样的一个平台的建立并不能单纯依赖金融产品方面的考虑，更多的可能是需要技术上、人才上乃至机制上的支持。
其次如何才能有效地降低信息处理成本将会是互联网金融参与者的首要课题。长尾效益的实现是要将大量的“长尾”进行划分、整合从而实现产品的在长尾市场上的蔓延，在小市场收获大利润。从而，这样的整合过程中的成本将会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徐子沛（2013）的《大数据》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扁平化社会、互联网时代，正在将“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精神传递给社会的各个方面。据《大数据》所述，大数据时代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新一轮的竞争必然是围绕大数据进行。进而，步步为营的大数据基础建设可能会为企业在下一轮竞争中奠定更扎实的基础。
大数据的基础必然是数据获取与处理的技术机制。但是，对于技术系统的改革在短期内效果应该并不是很明显，并且在技术上的变革转型及被接受相对较快。然而要在管理机制以及文化方面做好对大数据准备将会是相对长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先行企业则会赚取这个相对的时间差中所带来的利益。一个方面，就目的而言，商业银行可以考虑设立独立的互联网金融部门，专门负责互联网数据以及互联网产品相关事宜，并且采用平行的管理模式，自主人事权，更多地考虑借鉴互联网企业的管理模式，以激发员工的创新意识和数据运用。另一个方面，整个企业文化中需要更多的加入大数据要素，以“是否有数据佐证”为重要决策依据，并且为一线员工提供更多的数据信息，在整个企业中形成对数据的尊敬语重视。然而，在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数据信息安全以及对客户隐私的保护也应该得到制度化的控制。同时，大数据要求更深层次的数据挖掘，所以相关人才的吸纳以及培养也应该尽早列上日程。但只要建立起了相关部门以及文化基础，相信相关人才力量的支持也会水到渠成。目前，有部分商业银行对于数据的获取及分析工作已经是走在行业前沿，然而对于大数据的价值运用还可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其中一个部分就是本文的下一个观点：基于数据基础上的“定制化”特色产品。
最后打造更多“个性差异化”产品。“长尾理论”有效的前提是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产品可以通过互联网等新技术与新方法将渠道成本趋近于零。这个前提一个方面决定了产品数字化是“长尾理论”是否有效的关键：同时也说明了“长尾”产品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个性差异化”。目前对于定制化产品不少商业银行已经都有相关的定制产品，如招商银行的金葵花贵宾卡、广发银行生意人卡、平安银行的贷贷平安卡、光大银行乐惠金卡等特色卡种实现了不同人群的定制服务。然而随着互联网精神的深化，单纯的卡种绑定服务的定制并不能完全满足所有客户的个性化要求。这样，客户可以清楚地看到某一项服务所需要的要求，从而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及喜好选择其中的某几项服务，从而形成各式各样的新型产品。例如，我们可以将商业银行白金卡卡的各大优惠单列出来，每一项都设立固定的达标要求及管理费标准，客户可以自己在网页上打勾，并且有些部分客户不想要的可以按照金卡甚至普卡的标准进行配套，从而形成各式各样的符合客户想法的新卡种。同时再赋予每一项服务以分值，按分值来划分卡种档次，从而形成卡种的大数据。这种大数据就为进一步细分市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同一档次的卡种中又可因为偏好或者生活及经济环境不同再次进行划分，这样就为更深层次更个性化的产品开发提供了更多数据支持。
参考文献：
2004年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en）首次提出长尾（The Long Tail）这一概念之后，在互联网时代长尾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互联网技术持续快速发展、经济社会正朝大数据时代过渡、移动终端持续扩张的前提下，安德森（2012）同时指出了“长尾理论”与互联网经济的依赖关系，并相信“长尾理论”将指引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方向并能创造出巨大的盈利空间。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成熟，线上财富潜力的进一步挖掘，众多互联网企业开始进军金融业，同时传统金融业也紧随时代脚步开始了互联网金融的征程，互联网金融成为最近一段时间在金融界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之一。
然而，“长尾理论”究竟核心在哪里，互联网金融参与者们又应该从哪些方面尝试实践？本文将结合“长尾理论”的内涵及其与互联网金融的关联尝试提出部分实践建议。
一、长尾理论的内涵
根据克里斯?安德森在其著作《长尾理论》（2012）中对“长尾理论”进行的定义，其可以简单概括为“我们的文化和经济中心正在加速转移，从需求曲线头部的少数大热门（主流产品和市场）转向需求曲线尾部的大量利基产品和市场”。
“长尾”实际上是对统计学中幂律和帕累托分布特征的一种口语化表达。在正态分布中，曲线的头部代表着重要的人或事（这往往是之前人们关注的重点），而曲线的尾部，则是需要花费更多精力与成本才能关注到的大数量的人或者事。在之前的黄金“二八理论”中（帕累托，1897），20%的重要部分会造成80%的重大影响，可以理解为20%的热门产品会创造80%的收入。而在“长尾”经济理论中，利润将被一分为三。2%的大热门产品、8%的次热门产品以及剩下90%的长尾产品会创造出相等的，也就是33%的利润。克里斯?安德森通过运用大量的数据统计，证明了大热门产品实际上与冷门产品拥有相同的利润创造能力。这也就意味着关注“长尾产品”与继续争夺热门产品是可以达到相同的现实意义。
二、互联网金融
虽然目前互联网金融正处在蓬勃发展期，但各界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定义是众说纷纭。根据辛琪等人论述，各界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理解可以粗略的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认为互联网金融是利用网络手段达到去中介化、去中心化金融业态；二是强调互联网金融的行为主体是互联网企业，也就是互联网企业领导的金融；三是从技术层面出发，认为利用了互联网技术的金融就是互联网金融；四是认为互联网精神或者互联网技术与金融业融合并实现金融创新为互联网金融。进而，辛琪等人对于互联网金融的进行了定义：以互联网经济为基础、互联网为信用平台开展金融活动的金融业态就是互联网金融。
目前业界对于在互联网上进行金融活动的这个概念存在分歧。有些人将其一分为二：互联网金融以及金融互联网。根据辛琪等人的论述，这两者是统一的。但马云认为“未来金融有两大机会，一个是金融互联网，金融行业走向互联网；第二个是互联网金融，纯粹的外行领导。”也就是说他将其严格划分为了两个概念。但是这种划分排斥了二者融合的可能性，在现实意义上作用有限。
三、“长尾理论”对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实践启示
不难看出，长尾理论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信息成本下降；另一方面，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正是长尾理论的实际体现。对于互联网金融而言，“长尾理论”会带给互联网金融企业怎样的启示呢？结合我国商业银行实际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要实现扩大数量，降低门槛，加强客户与产品的对接的“长尾”优势，平台的建设将会是重中之重。在“长尾理论”中，“个性化”是盈利的核心，从而产品的设置可以更大程度上放回客户自身，让客户自己来为自己定制产品，选择服务，甚至自己为自己提高用户体验。而这些的实现都要建立在一个强大的平台基础之上。
硅谷投资教父约翰?杜尔（2011）提出“SOLOMO”概念：“SOLOMO”实际上是三个词的组合“Social（社交），Local（本地化），Mobile（移动化）”。目前，商业银行的手机银行已经实现了较出色的用户体验，较完备的功能设置，较突出的实用价值，是一个非常先进且潜力极大的用户平台。移动终端APP的设置实现了移动化的金融运用，定位功能及周围网点功能也在向本地化靠拢。但是，在此基础上如果加入Social的元素将会极大的提高用户体验和用户粘性，甚至会创造出巨大的其他财富空间。目前的运用当中，商业银行手机银行交流部分是以客服为主，以通知式的活动宣传为主。例如，在平台中设置游戏币或者积分，实现整个商业银行电子银行营销奖励的规范化，然后通过这种类型的积分或者游戏币给用户更多的空间去发挥使用，同时通过平台内社交规则来激励用户，从而使用户产生对平台的粘性。并且在用户粘性产生的同时也就实现了推广和营销。
另外，本地化也是该平台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对现实没有意义的社交可能并不会引起大部分用户的注意，从而会使平台变成“白送”的一种网络游戏。本地化的加入不仅会让用户体会到实实在在的“价值”，更多的，对银行来说也会是衍生产品的扩张。例如，平台中可以签约大量的本地商户，商户打折或者其他类型的商户活动都会以游戏或者论坛帖子的形式出现在平台上，这样pos收单、信用卡业务也会随之得到扩张。更进一步，平台建设甚至可以通过收购或者邀请加盟的方式扩大功能窗口，从而实现一站式的金融加生活服务。例如，和携程或者去哪儿合作，可以开拓更加全面的旅行金融服务。当然这样的一个平台的建立并不能单纯依赖金融产品方面的考虑，更多的可能是需要技术上、人才上乃至机制上的支持。
其次如何才能有效地降低信息处理成本将会是互联网金融参与者的首要课题。长尾效益的实现是要将大量的“长尾”进行划分、整合从而实现产品的在长尾市场上的蔓延，在小市场收获大利润。从而，这样的整合过程中的成本将会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徐子沛（2013）的《大数据》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扁平化社会、互联网时代，正在将“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精神传递给社会的各个方面。据《大数据》所述，大数据时代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新一轮的竞争必然是围绕大数据进行。进而，步步为营的大数据基础建设可能会为企业在下一轮竞争中奠定更扎实的基础。
“移动终端、云服务、大数据以及社交媒体是未来的第三平台，这个平台会在未来8年的时间里创造2.1万亿美元的市场，大数据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将起到重要的撬动作用。”这番言论是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在idg-accel主办的“大数据论坛”上阐释的。
大数据正在改变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行业的未来——从基础设施、数据管理平台，到一系列软件应用——包括数据分析、商业智能、工作协作、移动化办公以及各垂直行业的方方面面，因此，2012年也被称为大数据元年。
中国是体量上的数据“大”国，许多应用产生的数据量已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随着中国的互联网巨头纷纷走上开放道路，如何制定开放策略？如何应对开放过程中面临的众多技术挑战、对数据进行有效管理？是整个大数据生态系统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idg-accel主办的“大数据论坛”邀请了上百位业界资深专家参与此次论坛，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先生、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张亚勤博士、accel partners合伙人吉姆·布莱耶（jim breyer）先生担任联。
本次论坛就大数据领域最值得关注的话题，设置了数据平台开放策略和生态、企业如何拥抱大数据、大数据处理和管理技术、移动互联网和数据驱动类应用等五个小组讨论环节。30多位大数据领域的业内人士在讨论中发表了精彩观点。
数据平台的开放性决定了数据的流动性，也决定了数据未来的收益性。factual公司营销及运营副总裁eva ho与参会嘉宾分享了数据作为资产如何解决流动性和可分享性的问题；淘宝网首席商业智能官车品觉则认为，没有首先很好解决自己公司的数据管理问题，开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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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几乎不可能。
英国爱丁堡大学/ 苏格兰皇家学院院士樊文飞也介绍了他的观点。樊文飞认为，“看大数据不光是要看量还要看质，质和量一样重要。”与会嘉宾的讨论涉及数据的生产、存储、处理平台，到分析、隐理、数据分享各个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环节。
此次会议还邀请了来自美国的大数据公司、学者和行业专家介绍了美国大数据领域的最前沿技术进展。
随着互联网宽带接入和应用的不断发展，网络数字音视频服务需求增长迅猛。最新统计报告显示：网络音乐和网络视频分列互联网应用使用率的第一位和第四位，用户量分别达到2.14亿和1.8亿人。
网络数字音视频需求的增长，在催生出大量视频网站的同时，也对网络传输环境提出新的要求。尽管目前有CDN和P2P等技术解决方案，但服务器端的建设成本、大量无功流量对网络带宽的占用，以及网络数字音视频的服务品质等问题，仍制约着产业发展。本文通过对中国工程院李幼平院士提出的广播网络和互联网络相互融合的“播存结构”理论的理解，结合近年在IP数据广播技术和业务领域的实践，构思了广播网络和互联网络相互融合的数字媒体网络基本架构。希望藉此文抛砖引玉，引发有关专家和业界同仁的关注和研讨。
基本架构篇
借用清华大学宽带网络实验室戴琼海主任及程鹏博士在国家广电总局《下一代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对广播电视发展的影响》项目调研报告中提出的“数字媒体网络”概念，本文对所研究的“数字媒体网络”定义为：“有线电视广播网络与互联网络相融合的，以IP技术为基本框架的，以媒体服务为主要承载业务的网络。”
选择IP技术为数字媒体网络基本框架，主要是考虑目前IP技术在广播网络和互联网络两种异构网络应用均非常成熟，在数字电视传输标准DVB数据传输协议中，对lP数据传输有明确规定。
数字媒体网络理论基础
经过多年对互联网与广播网络信息服务的研究，李幼平院士指出：互联网已演化成幂律分布／随机分布同时并存的网络。一方面，少数网站集中了大量的用户访问量，而且随着互联网“传媒化”的发展，这种现象将越发显现；另一方面，Web2.0带动草根文化的风行，仍反映了互联网文化的多元化特征。图1为对某网络端口某一时刻用户通过P2P下载视频文件的行为统计分析。
互联网上述信息服务特点，需要构建一种更合理的新型网络传输体系，以适应网络信息服务，特别是网络媒体服务需求的发展。李幼平院士创造性地提出，通过广播技术与存储技术相结合的“播存结构”，构建一个互联网的覆盖网(Overlay)，全面提升网络媒体服务品质。以“播存结构”为核心的网络融合技术体系的实现方式是：互联网络在保留TCP/IP为主结构的基础上，增添“广播传输和分布存储”的“播存结构”做为次级结构，通过主结构实现个性化的交互服务，通过次级结构实现共享信息内容的分发服务，通过用户端透明计算实现业务汇聚，用户无需了解内容从何种网络提供。
上述网络结构体系，也被李幼平院士称为“双结构互联网络”，奠定了数字媒体网络的理论基础。
数字媒体网络基本架构
1 数字媒体网络的技术核心
数字媒体网络将以IP技术为基本框架，实现有线电视广播网络与互联网络两种异构网络在传输层的融合，应用具有内容计算的“广播传输+分布存储”的“播存结构”理论，实现有线电视广播网络与互联网络融合所形成的双结构网络在应用层的汇聚。
2 数字媒体网络的层次化体系结构
数字媒体网络自上而下由应用层、传输层、网络层和物理层四层结构构成，如图2所示。
3 数字媒体网络的协议体系
IP技术为基本框架，通过以TCP/IP为主要传输协议标准的互联网络，与以UDP为主要传输协议标准的有线数字电视广播网络的相互融合。形成数字媒体网络协议体系，如图3和表1所示。
4 数字媒体网络的网络拓扑结构
如图4所示，数字媒体网络为广播网络和互联网络两个互为重叠的网络结构。
数据传输协议
在上述数字媒体网络协议体系中，多种协议标准及技术在互联网络中已得到广泛使用，在这里不复赘述。本文只对在协议体系中所涉及的数字电视DVB标准中的数据传输协议做简要介绍。
目前，在我国数字电视采用的DVB标准中，定义了六种基于MPEG-2 TS流的数据传输协议，分别为数据管道(Data Piping)、数据流(Data Streaming)、多协议封装(Mutiprotoeol Encapsulation)、数据轮播(Data Carousels)、对象轮播(ObjectCarousels)以及用户定义服务。
考虑到多协议封装协议对IP数据传输的支持，具有很好的通用性和可扩展性，因此在本文所论述的数字媒体网络中，广播网络选择采用多协议封装的IP数据传输技术。
关键技术篇
关键技术一：IP数据广播播发控制技术
IP数据广播播发控制技术主要提供数字媒体网络广播传输通道带宽分配、内容播发时间、服务优先级控制和管理，这里主要体现为差分并播技术机制。应用64QAM调制方式，有线电视广播网8MHz模拟带宽，数据传输速率可达到38Mbps，差分并播技术将用于解决高优先级的数据内容在广播网络的及时传输(Qos)和广播带宽的有效利用的问题。差分并播技术原理如图5所示：
在数字媒体双网络传输体系中，根据信息传输的路由选择策略，共性信息内容(如广播信息)一般通过广播网络传输通道进行传输。为保证广播网络传输带宽的有效利用，在优先级别高的业务结束后，其所占用的带宽应及时释放，供优先级别低的业务使用。图5将四种优先级别的播发业务对广播带宽的占用情况做简单示意：在广播通道信息传输开始阶段(t=0)，广播网络传输通道正在播发“立即播发”级别的几路视频直播流，其余带宽用于传输“尽快播发”级别的业务(一般为传输共享IP数据包)当一路视频直播播发结束时(t=TO)，系统将其占用带宽释放，而优先级别低的“尽快播发”的业务马上填充所释放的带宽；当优先级别最高的“紧急播发”的业务需求提交时(t=T1)，系统将立即响应，分配所需传输带宽，正在传输的“立即播发”级别的业务所占带宽不受影响，而优先级别低的“尽快播发”的业务所占带宽将被压缩；当前三个优先级别业务传输带宽需求小于广播网络传输通道总体带宽时(这里为38Mbps)(t=T2)，剩余带宽将由优先级别最低的“争取播发”业务所填充。
关键技术二：IP数据包传输路由选择技术
IP数据包传输路由选择技术关键在于共享IP数据包的确定。并将其通过广播网络快捷地分发到用户端，用户对两个传输通道接收的数据包进行组包。通过这种方式，热度越高的内容，用户获取的速度越快。整体的服务品质得以提升。
共享IP数 据包主要通过以下三种策略形成：
首先是用户需求动态捕捉策略。通过互联网络响应用户的下载需求，同时对用户行为进行动态分析统计，根据信息内容需求热度，形成共享lP数据包，通过广播网络进行播发；
其次是信息内容订阅策略。通过对用户的服务内容预订信息进行统计，形成信息内容热度排行，确定共享IP数据包，通过广播网络进行播发；
第三是用户需求预判策略(也可称为Cache方式)。根据用户消费习惯，对用户需求进行预判，事先将热度较高的内容，按一定比例(如80％)通过广播网络播发、预存在用户端，将热度次之的内容，也按一定比例(如60％)通过广播网络播发、预存在用户端。依此类推，通过在用户端对内容的预存，减少用户需求的响应时间，提高服务品质。
关键技术三：内容计算一语义标引(UCL)
根据本文对数字媒体网络定义，数字媒体网络应是以媒体服务为主要承载业务的网络。因此，有关信息内容的标引(定位)就显得十分重要。
受香农(Shannon)信息理论忽略语义的影响，在通信工程中缺失语义管理，只注重端对端的连接，不关心通信中传送的是什么内容。针对上述问题，李幼平院士在“播存结构”理论中提出了一个创新的概念：语义标引(或语义地址)，也称为统一内容定位(Uniform Content Loca60n，UCL)，并就应用UCL对传输的信息内容进行标识，提出在IP报头的任选(Option)段，嵌入UCL代码。使得IP数据包带有了内容的语义标引，这种ID数据包称为BIP分组，由此形成的传输规则称为BIP标准。数字媒体网络用户接收端通过对BIP分组自动进行识别，可从网络传输的大量的IP数据包中，将符合要求的IP数据包过滤出来，收存在本地。
如果说“广播+存储”带来了广播网络信息服务由“瞬态”到“常在”的变化，那么“语义标引”概念的提出，则带来广播网络与互联网络双网络传输环境内容的识别与重组，实现了广播网络与互联网络在存储节点(Buffer)的融合。同时，改变网络信息内容的无序状态，使用户可以从海量的信息中，准确地找到自己所需的内容，保证了网络所信息的准确性、权威性，实现了对网络公共信息的控制监管，这将是网络走向“新媒体”的必由之路。
应用篇
基于“播存结构”理论构建的广播网络与互联网络相融合的数字媒体网络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特点一：帮助互联网络克服带宽瓶颈、提升服务品质
随着互联网应用，特别是互联网音视频应用的不断发展，对互联网传统的传输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有调查显示。互联网很可能会因承受不住大量数字媒体对带宽的拥塞而崩溃，
同时，目前互联网应用所呈现的需求趋同特征，为数字媒体网络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通过将大量共享信息从互联网中剥离出来，通过广播网络一次传播给所有的需求用户(而不是为每个用户都单独发送一遍)，这将大大缓解目前互联网面临的带宽危机，提供网络服务品质。
特点二：提升广播网络在信息传播领域的价值
数字媒体网络构架充分发挥了广播网络的传输优势，而这种优势过去一直被业界所低估和忽视。通过“播存结构”理论的引入，使广播网络信息服务由“瞬态”改变为“常在”，实现了用户互动。而与互联网络的融合，又满足了用户个性化的需求。
广播网络运营商可利用广播网络所特有的低成本传播特性，建立有别于其他网络运营商的、差异化数据业务经营模式，为数据增值业务的开展，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特点三：语义标引实现了公共服务信息的规范管理
语义标引UCL技术数字媒体网络传输内容增加了定位标识，实现对传输信息有效的识别和过滤，保证了信息内容传输的安全性，也有助于政府对公共信息的可靠监管。
特点四：促进网络媒体服务盈利模式的形成
关键词：互联网普及率；logistics模型；Bass模型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8.001
1 引言
互联网的出现影响到世界的发展进程，加速了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速度，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第37次统计报告可知，截止到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互联网大国。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人思维方式，加速了国民经济的社会发展进程。随着互联网在生活和生产方式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其发展水平及其规律和特性也成为各方研究的关注重点。只有了解到互联网内在发展的规律，才能相应的了解和利用互联网的力量，从而便于我们对于我国互联网发展扩散情况有一个清楚全面的认识。
2 文献综述
程鹏飞，金兼斌（2006）在论文中使用基尼系数去度量我国互联网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使用回归的方法探究影响互联网扩散的因素。汪明峰（2010）研究我国31个省市区的互联网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研究表明距离是影响省际互联网扩散的重要原因，且互联网扩散的效应与距离呈现负相关关系。程鹏飞，刘新梅（2011）分析了35个国家互联网扩散的不同情况，发现上网价格、人口密度情况及电信基础设施发展程度等三个因素对互联网扩散速度起着重要作用，城市化水平并没有对扩散速度产生显著影响。
国外关于互联网发展扩散有着许多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采用用创新扩散理论来探索互联网发展扩散的内在规律。创新扩散理论是研究传播效果的重要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新技术的扩散势头符合S曲线的发展趋势。Dieu Lam，Jonathan BoymaL（2004）通过研究1997-2002年间越南的互联网普及情况，发现其普及扩散的情况符合S曲线的发展趋势，结论认为设备资源和上网价格是影响互联网扩散的显著因素，法律和历史因素是早期影响互联网扩散较慢的重要原因。Hongxin Zhao等（2007）研究发现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教育和工业化水平因素是影响一个国家互联网扩散的重要因素。Sangmoon Kim（2010）利用1994-2007年间美国的现时人口数据，对互联网扩散进程进行了基本分析，结果表明数据能够很好的拟合logistic S曲线。
3 实证分析
3.1 创新扩散理论介绍
美国大学教授埃弗雷特・罗杰斯在其著作《创新扩散》一书中，考察了影响了创新扩散的各种影响因素，提出了创新扩散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新技术的扩散刚开始会很慢，随着使用者人数增加以后，扩散过程就会开始加快，且一直持续到潜在的使用者大都采用新技术后，则扩散达到饱和点，随后的扩散速度开始放慢，因此使用新技术的人数数量会随着时间呈现出S形的发展趋势。创新扩散理论适合新技术和创新的扩散，而互联网作为一项新技术也是符合创新扩散理论的。罗杰斯的创新扩散S形曲线如图1所示。
关于互联网扩散国内外有许多研究成果，但国内外学者对互联网扩散研究都集中在其扩散符合S曲线这个特点，较多采用符合S曲线发展规律的Logistic模型和Bass模型。本文研究就是基于Logistic模型和Bass模型对我国互联网扩散发展规律进行分析，从而便于对互联网扩散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3.2 Logistic模型和Bass模型简述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发现互联网的扩散发展符合S曲线的发展趋势，因此本文也采用普遍使用的Logistic模型和Bass模型对互联网扩散发展规律进行拟合研究。两个模型的形式如下：
Logistic模型的函数表达式为：
其中，y表示中国互联网普及率，t表示时间，α>0。b>0，0
Bass模型是由美国的管理心理学家弗兰克.巴斯提出，且根据巴斯模型的假设认为互联网用户数量的增长速度主要受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影响。外部因素指宣传推广、大众媒体等相关因素，内部因素指已采纳互联网的人对没有使用互联网人群的口头宣传。根据这两种因素的划分从而将互联网使用者分为两种：一种是创新者，一种是模仿者。因此，在巴斯模型中使用三个不同参数进行扩散的预测分析。巴斯模型的基本函数形式如下：
其中，m、p、q为模型的基本参数。m表示增长的上限，即y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能达到的极限值，且，m>0，0
“两个舆论场”的概念最早由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提出。他很早就注意到，在当下中国，客观存在两个舆论场，即党报、国家通讯社、国家电视台组成的官方舆论场，都市报特别是互联网构成的民间舆论场。两个舆论场重叠的部分越大，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越强；两个舆论场重叠的部分越小，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就越弱。如果两个舆论场根本不能重叠，主流媒体就有丧失舆论影响力的危险。互联网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改写了“舆论引导新格局”。
2008年，《人民日报》在建立舆情观察室的时候，也提出要打通体制内和民间的两个舆论场。
2012年《南方传媒研究》第38期的“本期焦点”就专门针对“两个舆论场”组稿。
其中，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撰文《“两个舆论场”的由来和融通之道》指出：“两个舆论场的隔阂，需要体制内和民间双向拆除‘精神之墙’。”
资深传媒人石扉客则撰文《两个舆论场的纠葛渗透融合》指出：“到2011年以后，两个舆论场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影响与相互影响，已经呈现出相当细密的技术特征。”
而现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的韩国记者李成贤则撰文《中韩两个舆论场的比较》表示“两个舆论场的存在并非中国特色，韩国也有类似的问题”，并指出：“中国两个舆论场的‘一体化’将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打通两个舆论场这件事上，《人民日报》与《人民日报》法人微博、新华社与“新华社中国网事”微博都是值得关注的范例。其他党政机关、单位的政务微博也逐渐成为沟通“两个舆论场”不可忽视的力量。
社交奥运会
2012年伦敦奥运会是第一届在社交媒体上联欢的奥运会。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带来的传播革命，给奥运会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伦敦奥组委负责传播事务的主管杰基·布洛克·多伊尔的话充分体现了新媒体与奥运会的关系：“2000年悉尼奥运会时，互联网上网速度还很慢；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智能手机还未出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社交媒体还没成气候。在伦敦，万事俱备，每个人都可以用社交媒体来关注奥运会的比赛。”为此，国际奥委会针对2012年伦敦奥运会专门《社交媒体、博客和互联网使用指南》。
同时，全球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还获得国际奥委会的授权，面向64个国家和地区直播超过2200个小时的赛事。
而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合作上，独家买断奥运转播权的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主动迈出了一大步。它首次在网站或通过各种新的移动应用程序进行现场直播，而它与推特的合作，通过台网联动打造“我推（特）故我看”的传播模式，也初见成效。统计数字显示，观看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奥运节目的10岁～19岁的青少年观众上升了54%。
而在我国，几大门户网站和开心网、人人网等社交网络也与独家转播商CNTV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合作，社交媒体更显得积极主动。
当然，本届“社交奥运会”也不乏在运用新媒体上引以为戒的案例。比如开赛前，希腊三级跳远女运动员沃拉·帕帕克里斯托因在推特上发表了歧视非洲移民的内容，被希腊奥委会取消参加奥运会的资格。而在男子足球第二轮小组赛后，瑞士队后卫米歇尔·奠加内拉因发表针对对手韩国队的不当言论，被瑞士代表团提前一轮驱离奥运会。
航母slyle
看到“肮母style”，自然就会想到之前的原型——“江南style”，以及其后势不可挡地复制出来的各式各样的“XX style”。
《江南style》（英文Gangnam Style）是韩国歌手朴载相（PSY，网上俗称“鸟叔”）的一首单曲，于2012年7月15日。SY击量一路狂飙，12月22日凌晨时分突破10亿大关。
《江南style》的走红掀起全球范围内的模仿秀，各种Style亦纷纷出炉。在我国，至“航母Style”达到高潮。
2012年11月24日，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成功完成舰载机起降训练。在媒体报道的图片和视频中，起飞指挥员以半蹲为姿势，右手食指和中指指向飞行甲板前端，代表“允许起飞”信号。
这个动作迅速引起网友蜂起模仿，且被网友与网上流行元素“江南Style”结合而命名为“航母Style”，很快在各种社交媒体上传花样百出的模仿秀照片、图片，短时间内即在网上引起极大轰动。11月26日，“航母Style”登上了央视“新闻联播”。
抛开具体意义不论，无论是《江南Style》，还是“航母Style”，体现的部是互联网迷因（Internet meme）的巨大传染性和传播力。互联网迷因指的某个观念或信息迅速在互联网用户间传播的现象，通常以超链接的形式通过电邮、博客、社交网站还有即时信息等途径传播。
“迷因”（meme）这个词最早是由英国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他1976年出版的科学畅销书《自私的基因》中使用的。他判断“任何生命都是通过复制实体的差别性生存而得以演化”，而有生命的地方必然有复制因子，他给这种复制因子命名为“迷因”。稍后的1983年，美国学者侯世达提出了“迷因学”。
从“江南Style”到“肮母Style”，作为一种流行的、以衍生方式复制传播的互联网迷因，和任何优秀迷因一样，都发展出了各自的诸多变体。这恰恰体现了互联网作为新媒体的病毒式传播效力。
一句话，要想真正理解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不能不深入了解互联网文化基因。
OTT IV
2012年8月，第一届中国OTT TV峰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的议题围绕着“OTTTV”概念，集中在中国视频新媒体的转型探索上。“OTT TV”是“Over The Top TV”的缩写，是以Over-The-Top方式服务的互联网电视，指的是“基于开放互联网的视频服务，终端可以是电视机、电脑、智能手机等等。意指在网络之上提供服务，强调服务与物理网络的无关性。从消费者的角度讲，OTT TV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集成互动功能的互联网电视”。早在2010年市场上推出的Apple TV及Google TV就属于这种模式。
相比于国际上的OTT TV概念而言，OTT TV只是中国电视触网在当前的一种新提法，属于互联网电视概念的演进。
电视触网是在三网融合的趋势下电视行业自身不得不走的一步棋。在互联网电视概念之前。由电信运营商主导的IPTV实验、运营早在2004年就开始了。而互联网电视作为一个市场概念早在2009年就开始走红，各家店厂商纷纷以上网看视频为名推出互联网电视产品，并通过与各大门户网站或专门的视频网站合作，获取视频内容资源。
目前，国家广电总局掌控着IPTV业务的集成播控权，并绕开电信开展互联网电视等产品。不同于美国以Google TV、Hulu和iTV为代表的开放式OTT TV模式，我国的OTT TV模式强调内容的可管可控，广电总局采取牌照制方式以实现其对OTT TV的可管可控，而且将电信运营商排除在外。
实事求是地说，OTT TV真要在我国发展起来，相关政策和带宽一样，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而这将影响到电视产业的未来。
APP
“App”是“Application”的缩写，意思是“应用程序”。这个词按说不算2012年的新词，笔者将APP列在2012年新媒体关键词里，则有两个主要理由：
首先，这是移动互联网新时代到来的一个重要表征。本世纪的头一个十年，互联网在全世界的大规模普及给传统媒体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移动互联网浪潮到来。新技术不断推动新媒体的变革与创新。随着3G网络的规模化发展和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已经接近5亿，使用移动终端收看视频的用户已经过亿，PC用户正加速向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智能移动终端+APP”的移动新媒体模式迁移。
2012年9月召开的2012年度中国互联网大会的主题“开放·诚信·融合——迎接移动互联网新时代”，就充分体现出这一趋势。APP正是这一趋势的重要表征。
其次，作为自媒体的载体之一，APP在2012年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如果说作为游戏、工具类应用的APP此前早就受到用户热捧，那么媒体形式的APP的出现则是我国移动互联趋势下水到渠成的事，比如腾讯在2012月15日推出的全新自媒体产品平台《大家》，表示会开放移动APP，实现其在移动终端的渠道触达。
大数据 云计算
罗列2012年热词，“大数据”不能少。不过，在笔者眼里，“云计算”（Cloud Computing）与“大数据”（Big Data）这两词现在有点“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关系。索性，就把它们搁在一起。
2002年后，Wi-Fi技术迅速普及，上网越来越方便。于是，“随时随地访问、处理和共享信息的需求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云计算的概念因此诞生。Google、IBM和亚马逊在2005年就提出了云计算的概念。”
谷歌董事长施密特曾打比喻说，“云计算”就仿佛银行的自动取款机（ATM），我们出门再也不用随身携带大量现钞，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取用。
抛开具体技术细节不说，大数据其实是云计算的延伸。因为只有在云计算的平台上，大数据才有真正的用武之地。
最早提出“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的机构是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麦肯锡在研究报告中指出，数据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逐渐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
随着云时代的来临，大数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大数据分析也就经常和云计算联系到一起。大数据的特点有四个层面：第一，数据体量巨大。从TB级别，跃升到PB级别；第二，数据类型繁多。比如网络日志、视频、图片、地理位置信息等等。第三，价值密度低。以视频为例，连续不间断监控过程中，可能有用的数据仅仅有一两秒。第四，处理速度快。1秒定律。最后这一点也是和传统的数据挖掘技术有着本质不同。
为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趋势，促进大数据研究的学术交流，2012年10月，中国通信学会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在北京成立。而传媒界也普遍认为，随着诸种媒介之间的相互融合，新媒体的多元化发展，信息数据、用户数据的积累与整合不仅成为一种可能，而且势在必行，特别是新媒体的数据存储量庞大、数据信息处理量巨大、终端多样化、要求数据格式多样化，正需要云计算技术的支撑。可以说，大数据、云计算和新媒体可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关键词：大数据；互联网民营银行；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5）12-0048-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5.12.10
2014年3月11日，根据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务院的有关要求，银监会在各地转报的推荐试点方案中择优确定首批5家民营银行试点方案[1]。有10家民间资本作为发起人参与其中，其中以腾讯、阿里巴巴两家互联网企业作为互联网民营银行的发起人尤为引人关注。以互联网为主要手段和工具，全网络化运营，不设物理网点，不做现金业务，提供具有网络特色的金融服务和产品。互联网技术的核心在于大数据的运用，而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银行实现金融安全和稳健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互联网+”的产业形态下，银行业的公司治理也势必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大数据对互联网民营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基础
（一）公司治理的理论概述
公司治理对商业银行稳健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公司治理理论的根本问题是公司的本质和目标，这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法系有不同的理解。其中以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和公司契约理论为主要学说，另外还有团体生产理论、公司理论等新近理论成果[2-4]。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是相对于股东利益至上原则（shareholder primacy norm）而言的。该观点认为，随着现代公司企业的发展，公司应被视为最大限度保护和实现包括股东在内的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之利益的组织体系或制度安排。公司契约理论则认为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而董事的义务是使股东利益最大化。外部人利益只是一种外在性（externality），亦称第三方效应（third-party effects），更宜通过成本“内部化”实现对外部人利益的保护。
时至今日，两个学说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①，但银行业本身具有高杠杆率、高风险性和外溢性，无论是立法思想还是实践中均较为倾向于承认商业银行治理目标应包含“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2010年10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在最新的《加强银行公司治理的原则》中规定“银行除了应对股东负责外，还要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利益相关者”包括“监管机构、政府、债券持有人和存款人等”。
（二）互联网民营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分析范式
互联网民营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民营银行公司治理的体系结构，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等机构的地位、功能、作用和权力配置，明确股东、董事、经理和其他利益相关人之间权责分配，规定公司的议事规则和程序，以及监督公司经营的监督机制；二是互联网民营银行公司治理的目标实现，主要指公司利益的指向。根据现代公司法的发展，社会责任融入公司治理，需要处理的利益关系包括股东利益、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非股东的公司参与人的利益保护。
根据制度经济学交费费用的分析范式，制度具有减少交易费用的作用[5]。威廉姆森认为经济制度的主要目标和作用都在于节约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分为交易因素和人的因素[6]。不同的互联网民营银行公司治理制度会导致不同的交易费用，一个好的制度会降低交易费用，而交易费用的降低亦会促进制度的不断创新[7]。因此，这一分析范式的的基本思路可归纳为：交易之特性――交易费用最小化――可采的治理结构――实证研究。具体而言：一是分析大数据模式下互联网民营银行交易模式、大数据、商业银行行业的特点等方面；二是互联网民营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一种秩序治理制度的影响因素；三是受大数据模式影响的互联网民营银行的公司治理制度的交易费用的变化预测；四是通过实证进行比较制度分析。
（三）大数据对互联网民营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因素
从2014年选定5家民营银行的试点方案，到2015年相继正式批准5家试点银行开业，腾讯和阿里巴巴两家互联网企业作为首轮参与的民间资本的优势在于：一是互联网金融在吸揽小额资金上的优势，二是两家互联网企业在发放小额贷款方面积累的业务经验。大数据对互联网民营银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因素的分析，需借助物理上的“耦合”（Coupling）概念①，借以指代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通过各种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从而联合起来的一种均衡状态。这种良性互动体现为相互依赖、相互调和、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通过耦合理论，可以发现大数据的特殊经营模式和互联网民营银行的公司治理具有四个维度的契合点：大数据模式、互联网民营银行的行业特点、互联网民营银行的经营特点和公司治理制度的基本影响因素。
第一，大数据模式具有四大特点（4V）：体量（Volume）、速度（Velocity）、多样性（Variety）和价值（Value）。体量是指大数据之“大”，大数据模式的数据库存在海量信息且不断处于更新之中；速度是指大数据之“快”，大数据模式之快，更新快、运算快、分析快、结论快；多样性是指大数据之“繁”，数据来源呈现多元化，可为浏览记录、购买记录等，甚至可细化从网页浏览、悬停的时间分析客户的偏好；价值是指大数据之“质”，数据即信息，信息即价值。
第二，互联网民营银行作为商业银行的一种，亦存在资本结构的复杂性、风险的集聚和外溢性的行业特性。
第三，互联网民营银行的经营特点为差异化市场定位，主要服务中小微型企业。互联网民营银行独特的市场定位，其针对性的服务导向能使其发挥独特作用。
第四，公司治理机制可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主要为一个核心机制、三个主要机制缺一不可。核心机制即为董事义务制度，谋求董事独立性和负责性两个价值目标的平衡，而三个主要机制为法律规则、市场约束和社会道德。
二、大数据对互联网民营银行治理结构法律影响的三层维度
互联网民营银行作为一种新型的商业银行模式，以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运用为基础，以低成本高效率为服务质量，以数据挖掘为基本方式，矫正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供需失衡，从而实现民间资本在银行业进行合理资源配置的根本目标。大数据对互联网民营银行治理结构的影响可以通过三层维度分析。
（一）资源配置角度：足够的用户群体、用户亦客户与复杂的股权结构、小资本控大资产的耦合
互联网民营银行存在复杂的股权结构，负债规模远大于股权规模。这种高资本杠杆率、流动性管理难等特点使互联网民营银行处于小资本控制大资产的境地。大数据模式使互联网民营银行依托成熟的互联网平台，使庞大的用户群均成为潜在的客户群，直接接触需求市场。同时，互联网民营银行能够合理引导民间资本，也有利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一直以来，民间资本经过改革开放得到迅猛发展却碍于投资渠道有限，民营企业已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却难得充足的信贷融资。民间资本游离于正规的金融体系之外，处于内发无序的状态，稍有偏颇便触雷池。2011年浙江省温州市许多中小企业主为逃避民间高息借贷而跑路的现象，就是民间资本没有得到合理的引导和配置，导致金融体系不稳定的突出表现。另一方面，用户群体的庞大亦会由于互联网的无界性，使互联网民营银行的债权人具有分散性，使得股东与债权人利益的调和需要加大制度成本。因此，这一组耦合关系在交易费用的分析范式中表现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整体法律规制的成本。互联网缓解区域的不平衡发展，使不论哪个梯度的区域均能直接引进先进技术，实现地方竞争的反梯度推移发展。同时，信息渗透到各个产业的各个环节，利用信息的不断交换减少实体经济的冗余，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秩序是创新必要的前提，但秩序的可预测性往往使其缺少内生性的创新源泉。互联网在激活产业创新的同时，也在与秩序的博弈中探索制度本身的创新，并且以此过程往复作用，循环发展。在这一角度上而言，民营银行的公司治理实现法治必须为金融创新和发展留白。
（二）信息对称角度：海量的客户信息、数据与矫正的供需结构、差异化市场定位的耦合
银行本身就是信息不对称的产物，而信息获取是主要的交易成本。作为民营银行和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互联网民营银行，其核心优势之一，就在于可以减少信息获取成本。在交易前的阶段，互联网民营银行依托成熟的互联网平台（比如电子商务平台），已然积累了海量的客户信息数据。以阿里金融为例，客户数据就包括电商平台的交易数据、信用记录、客户评价等内部数据，以及纳税记录、征信记录等外部数据信息。互联网民营银行通过互联网技术挖掘分析庞大数据库的信息，得出一定的逻辑和规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资金供需失衡。在交易阶段，互联网民营银行的信用评级和贷款管理可由数据的量化模型进行自动化的分析，有效迅捷地甄别企业资质，提供具有针对性的贷款方案，形成高效率的存款吸收方案。同时，互联网民营银行能够促进银行业间竞争，提高银行服务质量。互联网民营银行以市场为导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由于国有银行长期垄断地位导致的服务质量不高、服务效率较低等现象，促进多层次、多规模、多所有制的金融机构并存竞争，产生“鲶鱼效应”，倒逼既有的银行金融机构提高服务质量，深化银行业体制改革。在这一角度，互联网民营银行有利于降低由于银行业垄断导致的社会成本。因此，这一组耦合关系在交易费用的分析范式中表现为：互联网民营银行通过差异化的市场定位，以海量数据库为基础，缓和信息不对称，矫正资金供需结构。信息获取的交易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降低，但需要防止互联网民营银行过于追求利益，导致过度的冒险行为。对于互联网民营银行的监督成本应相对提高，必须在治理目标中体现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宏观治理目标。
（三）技术变迁角度：独特的互联网技术、便捷又迅速与全新的信用体系、实时化全息化的耦合
信用体系作为互联网民营银行外部治理的社会基础，对于交易费用有重大影响。一方面，信用体系可以有效减少交易费用，在达成契约、执行交易和监督合约等方面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信用体系会通过影响“市场半径”影响交易活动①。信用体系构建的成本取决于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以阿里巴巴为例，阿里巴巴作为互联网民间资本参与首批互联网民营银行的建立，核心竞争力就是基于长数据链的信用体系，数据链越长信用风险越低，信用体系越完备。对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引入互联网数据模型和在线视频资信调查模式，通过交叉检验和第三方检验。这种新型的信用体系具有实时化和全息化的特征，前者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而后者是互联网海量数据的体现之一。因此，这一组耦合关系在交易费用的分析范式中表现为：信用是银行业发展的基石，对于新生的互联网民营银行而言更是维系发展的动力。互联网民营银行的治理机制需要完善信用体系的支持和监督，而形成这种信用体系需要投入庞大的企业资本和社会资本。民营银行推动资金融通，助力兼顾银行业的法治保障和金融创新，其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的特点能使互联网民营银行提供更多惠及各方的公共金融产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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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技术互联网+时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F014.1文献标识码：A
1理论内涵和概念定义
1.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内涵
人类的两大基本活动是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生产力尤为重要。生产力也就是人实际进行生产活动的能力，也就是劳动产出的能力，是具体劳动的生产力。从作为具体劳动的生产力来看，它包括了体力和智力。智力在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首要的作用，社会越发展，智力发挥的作用越大，而科学是人智力发展的产物。所以，智力在生产力中的作用决定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两次科技革命中看，18世纪在英国爆发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促使人类实现了由传统的手工工业过渡到了蒸汽机时代，这是人类智力对生产力的第一次贡献也是科技作为生产力第一要素的首次体现。第二次科技革命，我们由蒸汽时代进入到了电气时代，这是人类历史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跨越，依旧是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邓小平同志总结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就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作用及其理论内涵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科学技术改变了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劳动者的智力迅速发展，大大改变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比，使得劳动力的结构向智能化趋势发展。
（2）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改变了人们的劳动形式。从第一科技革命开始，我们摆脱了手工工业和纯体力活动，开始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运用机器代替人工，脑力劳动逐渐占据重要地位。甚至部分的机器完全取代人类的体力和脑力活动。
（3）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经济结构影响较大。过去，国民经济主要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为主导，现在第三产业在占据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例。所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理论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时代的发展，其内涵也在不断的发展和丰富。
1.2“互联网+”的概念定义
随着两次科技革命之后，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以信息技术为主，包括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崭新的技术革命。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则是这场技术革命胜利的一个巅峰时刻。在《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指出，“互联网+”就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即将互联网与传统企业相结合。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是信息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产物，是世界发展的一个潮流和趋势，正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积极迎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积极发挥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优势，发展中国经济，适应经济新常态，同时，也在“互联网+”时代到来的契机下，更加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这一理论的新时代意义。
2“互联网+”概念出现的必然性
2.1大数据时代的必然选择
在《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提出，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交汇融合引发了数据迅猛增长，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互联网与大数据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大数据与互联网的发展相辅相成。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为大数据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数据、信息与资源；另一方面，大数据的发展为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支撑、服务与应用。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应该是同步的，因为大数据发展要以互联网为载体。同时，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也为互联网填充了更多的内容。所以，“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是大数据时代的必然选择。
2.2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概念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熟识。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全球通过经济、文化联系越来越紧密。而这一联系与载体互联网有直接的关系。过去，我们要认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必须通过书本或是亲身经历，才能认识，而今我们通过互联网真正实现了“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将会把全球化推向一个巅峰。经济上，我们的“全球购”是典型的案例，过去我们必须得出国才能买到外国的东西，如今，只需要“一张网”，这就是“互联网+”带来的又一形式的经济全球化。文化上，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在互联网上对全球任何国家的文化进行了解和学习。甚至，政治上也产生影响。世界政坛的网络发展——“推特”吸引了大家的眼球。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公布自己的“朋友圈”并在朋友圈上相互交流，我们也能从这样的交流中看到国家与国家间的发展态势。而政坛“推特”的出现，也是“互联网+”时代所给我们的有利启示，我们需要更加积极的迎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与此同时，国内领导人近年来也频繁在网络上与民众互动，总书记在微博给全国人民的新春祝贺也迎来了我们大家的关注。
所以，“互联网+”不仅是大数据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应该积极迎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3“互联网+”赋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意义
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之后，互联网技术在科技因素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都有明显的影响，尤其是在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中，作用巨大。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际，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3.1推动科技与经济相结合，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国家“五位一体”的建设中，经济建设是基础。过去，我们的经济建设主要依赖于我们的传统企业、实体经济，进行传统生产、传统销售。虽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一部分消费领域的实现了与互联网的相结合，并获得较好的效果，但这完全不能满足“互联网+”的时代潮流。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们的传统企业与实体经济受到了较大的冲击，这些传统的方式已不能满足我们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所以，要求我们要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实现“互联网+”传统企业，即推动科技与经济相结合。
所以，在中国经济转型期，我们必须顺应“互联网+”的浪潮，转变我们的经济展方式。充分发挥我们互联网的规模优势和应用优势，坚持改革创新和市场需求导向，突出企业的主体作用，大力拓展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只有推动互联网与经济的各领域相融合，形成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互动的发展格局，我们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继续推动中国的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3.2推动科技与生态相结合，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保障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全面建生态设小康社会，生态环境是关键。总书记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大计，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生态文明的建设中，主要有三个路径：加强引导，培育生态文明理念和意识、强化措施，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完善制度，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保障机制。其中加强引导是主要的建设路径，因为只有从民众的意识入手，才能真正的实现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
但是如何才能实现对广大群众的意识宣传教育呢？推进互联网与生态文明的建设相结合。“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未来的生活将会是与互联网息息相关的，我们切实进行生态文明相关的宣传教育就必须运用互联网传播的快速性和广泛性。最后，大数据时代下，互联网对于数据的统计和分类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充分运用互联网的这些功能，统计环境质量的相关数据，在精准数据之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完善和保障机制，从而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效率和效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3.3推动科技与社会服务相结合，以科技惠民生
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加强民生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推动科技与社会服务相结合，以科技惠民生是我们走进“互联网+”时代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理论的贯彻和新的运用。互联网对于社会服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近几年就业压力的剧增，使得待就业人数大量增加，这不利于我们和谐社会的建设，同时也是民生建设的一个较大缺口。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我们应该借助这一机遇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例如，近几年迅速涌现的运用互联网而出现的相关产业。阿里巴巴创下的淘宝和天猫，为众多人提供了一个网络商城，许多人通过这一平台销售东西而致富。又如，微信商家，通过微信的朋友圈而进行的又一售卖方式；滴滴打车的出现，使得有车一族可以借助平时休闲时间进行偶尔的“载客”，帮助减轻车贷等一系列的经济压力。这一系列的借助互联网的创业、谋业方式大大减轻了就业压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随着全社会对互联网融合创新的认识不断深入，互联网的融合，不仅仅体现在增加创业机会，减轻就业压力，同时还体现在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众多的方便与便捷。在健康医疗、教育、交通等民生领域应用也更加丰富。医疗、医院在网络挂号等方面的运用，解决了许多人排队挂号、提前预约专家等方面提供了便捷；教育方面也是普遍运用互联网，网络课程的出现为学生们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微课的出现也是适应互联网而应运而生、以及网络评课、精品课程等加大了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互联网使得创业机会增加的同时，这些创业的成果又将福利于民众。例如，滴滴打车，一方面解决了就业，另一方面，这些成果又将使得民众的生活更加便捷。所以，在未来要更加推动科技与社会服务相结合，使得互联网与民生建设相结合，实现以科技惠民生。
3.4推动科技与社会治理相结合，推动政府走向生态化治理
阿里巴巴总裁高红冰提出：政府的生态化治理是政府治理的未来模式。政府的生态化治理是相对与传统的治理方式而言，改变原来政府治理方式的自上而下，变为自下而上。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之下，民众对于政府的治理越来越多的参与，在许多社会治理难题方面，可以聚集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例如，在生态建设，厦门的XP项目的实施与否，社会民众的参与力量显著。虽然许多民众参与的方式不正确，但是民众的参与意识却大大加强。
但是，这种科学技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给我们带来众多益处之时，也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网络给我们带来自由的空间和平台的同时，也给一些犯罪分子以机会，在网络上传播淫秽、不健康的信息，甚至一些人恶意诋毁政府、诋毁人民群众。所以，我们在积极迎接这个时代的同时，也要提高我们的辨别能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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