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均衡是“在教育公平思想和教育平等的原则的支配下，教育机构、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有平等待遇的理想和确保其实际操作的教育政策和法律制度，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教育机构和教育群体之间平等地分配教育资源和份额，达到教育需求和教育供给的相对平衡”[3]，教育均衡是教育公平的重要内容。教育均衡是一个复杂均衡，“从宏观层面分析是教育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从中观层面分析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从微观层面分析是学校教育过程包括内部课程教学资源配置的均衡、教育结果的均衡以及教育评价的均衡”[4]。由于“均衡”一词是涉及主体和过程的词汇，因此“教育均衡”一词的出现往往与矛盾主体相联系，当前社会群体关注的教育均衡发展，“主要是指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同一地区不同学校之间、同一学校不同群体之间的教育均衡发展问题”[5]。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极其复杂的，教育非均衡发展根源于国家法律政策等宏观层次因素，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群体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的中观层次因素，以及学校内部的教学和管理等微观层次因素。因此，对教育均衡发展水平的评价也是极度复杂的过程。基于“国内外没有研究建立起有关教育均衡发展的指标体系”的事实判断，我国学者提出了利用教育均衡发展系数(指数)衡量教育均衡发展的水平。早在2003年，袁振国教授提出了“教育发展均衡系数”[6]概念，翟博则系统的提出了“教育均衡发展指数”[7]概念，提出了利用差异分析方法与定量分析方法混合的教育均衡分析方法，并构建了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指数，从区域、城乡、学校、群体等方面对我国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进行考察，有效地评定了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均衡的状态。
二、信息技术提升教育均衡发展水平的分析框架
《规划纲要》中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在未来学家和技术专家的视野中，信息技术似乎可以为学生提供在任何空间、任何时间、利用任何工具进行任何内容学习的泛在学习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教育均衡发展将不是问题。然而，作为一种建制的社会教育活动，受社会中诸多因素的制约，更受社会发展现状的制约，超现实的分析是缺乏说服力的。因此，在未来没有到来的当下，信息技术提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仍需要多元的分析框架。在“信息技术提升教育均衡发展水平”这一命题中，教育均衡发展是一个目标性的状态语，这些状态由相应的系数(指数)描述，信息技术对教育均衡发展水平影响的研究要充分分析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及衍生功能对这些状态系数(指数)变化的影响。由于教育均衡发展是由宏观、中观、微观的诸多要素构成的复合体，因此必须考虑信息技术是对这个复合体整体发挥作用还是对某一具体层面发生作用，或者是综合作用。同时研究者必须看到，由于研究目的、研究价值取向、研究对象等差异，不同的组织、研究者构建的教育均衡指标及系数是不同的，因此要刨除这些差异，需要找到教育均衡发展的核心指标与系数要求。基于上述认识，研究者基于对《欧洲教育系统的公平性：一套指标体系》(EquityoftheEuropeanEducationalSystems:ASetofIndicators)[8]、教育部制定的《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9]、“北京市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指标体系”[10]等成果的研究认为：教育均衡发展指标涉及的内容极其丰富，在宏观层次上，教育均衡需要教育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指标，包括教育权利的公平和教育机会的均等，以及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相互协调的指标等；在中观层次上，教育均衡包括区域均衡、城乡均衡、校际(包括各类教育之间)均衡、群体均衡等指标；在微观层次上，教育均衡包括课程、教学和教育评价的均衡方面的指标。如果信息技术对提升教育均衡具有一定的效果,那么信息技术应该在上述三个层面的各个指标改进方面发挥作用。
三、信息技术提升宏观教育均衡指数的机制与方法
教育非均衡发展有其客观的根源，也有社会的主观成分。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社会呈现出区域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着社会发展的程度和水平。与之相应，一些问题也随着差异的出现而出现，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导致极其复杂的结果。在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中，一些机制导致了教育的非均衡发展。
(一)宏观机制与教育均衡发展
教育均衡发展是社会问题，社会中的各种因素对教育的均衡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影响。在诸多影响因素中，两个因素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首先，教育均衡发展是与人的社会权利相关的，对人的权利的尊重程度将会影响教育均衡发展水平。有研究者指出，“教育均衡发展是教育平等的问题，是人权问题”[11]“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是教育公平和教育和谐发展的基本保证，也是很多国家政府孜孜追求的目标”[12]，维护教育均衡发展，就是保障人权。然而，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中，一些政策并没有充分的尊重人权，在一系列的政策出台后导致了教育的非均衡发展。1953年5月，党中央就以“要办好重点中学”为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1953年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要求‘今后应首先着重办好城市小学、工矿区小学、乡村完全小学和中心小学’。同年，教育部向中央提出《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和师范的意见》，从而确定了全国重点中学194所，占当时全国中学的4.4%”[13]。此后邓小平提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14]也延续着这样的思路。1978年之后，教育部先后颁发了《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中，重申办好重点学校的必要性。这些文件加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将区域学校人为的分为重点学校、一般学校，从政策上为学校之间的差异提供了基础。高等教育也存在上述的现象，如部属、省属院校的划分，“211工程”“985工程”等均是类似上述政策取向的结果。上述政策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强调了“效率”忽视了“公平”，这一现象目前已有所改进。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人权保护，加大了对教育均衡发展的保障力度，例如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提出了“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思想，并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相关问题给出了明确的规定，有效地保障了社会群体的教育权，但传统的学校划分已经深入人心，并导致了事实上的学校之间的各种差异。其次，教育均衡发展是与责任主体履行责任相关的，积极的责任主体及行为，将保障教育的均衡发展。教育是社会中众多活动中极重要的部分，是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教育均衡是维系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工具。然而，作为社会中的活动，哪些机构和人应该对教育发展负责，他们如何履行责任，这将对教育均衡发展产生重要的责任。一般来说，政府是教育均衡发展的第一主体，根源于教育是政府强化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领域之一。在我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从法律上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第一责任实施主体。然而，将教育均衡发展的责任都推给政府，也是社会成员对社会中教育活动不负责任的体现，这根源于教育是社会活动，社会活动的主体对社会活动发展具有一定的责任。目前，我国社会更多的将教育均衡发展的责任赋予政府，社会成员对教育均衡发展的责任没有充分的体现，这也影响了教育的均衡发展。
(二)教育均衡发展的宏观改进机制
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制约，一定时期的公共政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适用性，为了保障社会群体公平的获得教育权，享受优质的教育，需要在宏观层面进行有效的改进。基于上面的论述可以知道，立法保护是教育均衡发展的基础，拓展教育均衡发展的责任主体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目前，世界各国都努力通过立法程序将教育均衡发展纳入法律的范围。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将教育均衡发展作为政府的重要工作，并给与立法保护。1947年3月日本国会审议通过并颁布了《教育基本法》，《教育基本法》11项条款中，突出了“教育机会均等”“义务教育”“男女同校”等方而的规定；此后颁布的《学校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办学基准，对学校选址、占地而积、校舍而积、师资水平、实验器材、图书配备等方而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必须依法严格执行。德国《基本法》第72条第2款要求为居民“创设同样的生活条件”(HerstellunggleicherLebensverhltnisseimBundesgebiet)，《基本法》第3条第3款规定：“任何人不许因为其性别、出身、种族、语言、出生地、信仰、宗教或政治观点而受到歧视或优先对待。任何人不许因为残障而受到歧视”[15]。美国政府制定了《不让一个儿童落后(NoChildLeftBehind)》的教育蓝图等等。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经验表明，通过立法程序把国家关于教育均衡发展的方针政策、制度等用法律文本形式固定下来,是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最有力的保障措施之一。立法保护是用法律程序强制保障教育均衡发展的一种方式，是基础性的行为，拓展教育均衡发展的责任主体是一种创新，是社会主体充分参与社会事务的重要体现。一般来说，教育是由学生、教师、家长等社会成员共同构成的社会活动，因此从本质上讲，学生、教师、家长、管理者等个人主体，学校、政府等组织主体均是教育均衡发展的实施主体，他们在教育这一社会活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充分的调动这些人员和机构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将其纳入到教育均衡发展责任主体中，对教育均衡发展是有益的。与立法保护相比，这种做法将更加有效、持久。
(三)信息技术提升宏观教育均衡发展指数的方法
建立保障教育均衡发展的法律，拓展教育均衡发展的责任主体对提升教育均衡水平是极其重要的。从宏观视角来看，信息技术发挥的作用可能既不是生产力性的作用，更不是资源性的作用，更多的是媒体工具作用。在提升宏观教育均衡发展中，信息技术可以充分发挥宣传报道和舆论监督作用，使社会群体更加清楚教育均衡发展的现状及教育决策的过程。首先，信息技术充分发挥宣传报道的作用，将更多的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原因报道出来，特别是加强对落后地区教育发展的报道，可以有效引起社会群体的关注，将这些问题变成公众问题，促使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完善；其次，信息技术充分发挥信息传播的作用，将世界各国解决教育非均衡发展的作用、经验进行有效地传播，使其社会群体更加清楚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信息技术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进一步监督社会对教育均衡发展的各项措施的执行情况，从而保障各项措施落实到实处。
四、信息技术提升中观教育均衡指数的机制与方法
从表现形式上看，无论区域均衡、城乡均衡、校际(包括各类教育之间)均衡、群体均衡其实质均是教育、教学资源占有量的不均衡。办学政策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取向，资源投入机制是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信息技术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生产力及生产方式，在教育资源共享方面存在一定的优势，对区域间教育资源差异的改善具有一定的作用。
(一)资源供给与教育均衡发展
从某种角度上讲，教育均衡会强调教育资源的均衡，这些资源包括人、财、物、时间、空间、信息等诸多方面。这些资源的分布情况直接决定了教育均衡发展的状态，这些资源的均衡供给是教育均衡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建国后的教育发展史中，由于教育资源供给总量的不足，我国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存在“政策的错位”[16]现象。首先是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教育发展政策，使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比西部和农村地区更优越的教育资源，特别是资金和教师资源的有效供给保证了东部沿海地区教育的快速发展。其次是教育资源的管理体制有利于先发展起来的地区配置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基础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政策，以及当前义务教育领域实施的“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对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差异提供了政策保障。当前，由于区县财力强弱和对教育投入力度的不同，区县之间教育经费投入水平差距较大，学校办学条件差异越发显著，区域间教育均衡发展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最后，微观的教育资源投入机制错失区域内教育均衡发展的良机。在区域内教育资源配置中“重点校”“示范校”“改制校”政策导致了区域内教育资源配置的落差，从而形成了区域内教育的非均衡发展。从某种角度上说，2012年以前，我国政府对教育系统的投入相对较少，导致教育投资总量不足及使用不均衡。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教育投资比重的上调，教育资源投资总量不断提升，可以有效改善资源供给问题。
(二)教育均衡发展的中观改进机制
在教育发展过程中,教育系统遵循共同的法律和制度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在教育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态势时，相同的政策可能会加剧这种不均衡态势的发展。在教育非均衡发展基础上提升教育均衡发展水平一般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标准化建设，二是弱势补偿。为了解决教育非均衡发展问题，一些地区的政府实施了标准化校园建设，即区域政府按照区域内统一的标准建设校园，在校舍条件、生均经费、实验室仪器配置、教师情况等方面统一标准及设计，降低学校间的条件差异，规范办学环境。这种方式强调了统一性、规范性，主要用于区域内教育非均衡发展问题的解决。为了解决区域间教育非均衡发展问题，政府更多的是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即所谓的“弱势补偿”(InferiorCompensation)。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教育公平更多的是关注弱势群体的教育，以改善弱势群体的教育状况；倘若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就会依然存在”[17]。从教育资源分配的角度来看，弱势补偿原理的实质并不是在社会群体间平等分配教育资源，而是从资源分配机制上向着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方向去倾斜，用以减少弱势群体在接受教育方面的不公正，进而减少教育的不公正。因此，弱势补偿原理要求社会群体充分关注受教育者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差距，对落后地区、对薄弱学校、对处境不利的受教育者在教育资源配置上予以额外补偿。从某种角度上说，补偿是最重要的内容。弱势补偿是符合正义原则的，正如罗尔斯所言，“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例如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只要其结果能给每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他们就是正义的”[18]。《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努力缩小区域差距。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就是弱势补偿原理的应用。
(三)信息技术提升中观教育均衡发展指数的方法
由于中观层面的均衡发展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因此在资源存在形式、资源共享方式上存在一定的优势，利用信息技术共享资源是最重要的教育非均衡发展问题的解决方式。鉴于此，《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中明确指出，“以建设、应用和共享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为手段，促进每一所学校享有优质数字教育资源”[19]用以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与传统的实体、不可复制资源不同，信息技术构建了一种虚拟、可复制的资源，这类资源不会因为大量的使用而对实体资源进行消耗。基于信息技术，人们能够利用数字、虚拟方式记录、储存、再现各种教育资源信息，可以将一些实体资源虚拟化，将文本、声音、图像、动画等信息以数字格式存储并传播，有效降低教育资源制作成本，在投入一定的条件下形成更多的教育资源。同时，由于信息资源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快速传播、共享，因此信息化教学资源共享实现教学资源的快速、廉价共享，从而有利于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我国实施的“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等国家项目、区域资源库建设项目、“网络专递课堂”等项目均是信息技术改进中观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方法。然而，完全依赖信息技术并不能完全改善教育非均衡发展的资源配置问题。虽然信息技术可以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特别是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共享，但这些资源与实体的资源仍有较大的差异，是一种替代性资源。在教育非均衡发展中，是因为人、财、物、时间、空间、信息等资源的非均衡化配置造成的，这些资源有些能够利用信息化资源替代，有些不能被完全替代，信息化资源并不构成上述资源的全部替代。鉴于上述认识，为了利用信息技术提升教育均衡发展水平，需要人们对信息化教育资源建设给与更多的深入研究，研究信息化资源替代实体资源的更多方法，改进评估标准中信息化资源的地位和比例等。
五、信息技术提升微观教育均衡指数的机制与方法
信息化教学资源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资源存在方式，为教育、教学创新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对改善落后地区的教育、教学质量具有一定的效果。然而，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落后地区的教育发展中的作用，改善教育非均衡发展的教育态势，仍需要更多的努力。
(一)教育过程与微观教育均衡发展
作为社会活动的教育活动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过程完成其社会责任,满足社会的需求，其完成过程的质量受到社会系统的监督和评价。教育过程是教育活动的最重要的过程。同时，由于教育系统需要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因此区域社会系统的发展对区域教育过程的评价存在一定的差异。教育过程是极其复杂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不可预知性。教学活动是教育活动中的最重要的内容，其活动过程直接影响教育过程的质量。首先，如果把教育活动当作一个艺术的过程，教学活动中很多不可预料的因素将发挥特殊的作用，如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Effect)就是典型的例证；其次，如果把教育活动当成一个信息传播的过程，教育传播学的诸多研究可以揭示诸多因素影响着信息传播的过程及结果；最后，如果把教育活动当成一个可设计的活动，大量无知的因素影响这一过程，从而出现“教学有法，教无定法”的结论。从教育研究的结果来看，教师的能力、丰富的教学资源、教师的态度等诸多因素影响着教学过程的结果。一般来说，教师的能力、教学资源丰富程度等诸因素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具有一定的关系，主要受“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文化资本”(LeCapitalCulturel)的影响。对教育活动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是与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因此区域教育活动乃至微观的教学结果评价都会受到诸多社会要素的影响。一般来说，教育系统内的评价并不能充分代表区域社会对教育评价的结果，即教育系统内评价和社会评价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当社会评价不能区域统一时，对教育结果的均衡评价是不存在的。因此，消除区域之间教育评价的差异，需要消除区域间社会评价之间的差异，而区域社会教育评价与区域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是高度相关的。1964年，美国学者科尔曼(JamesS.Coleman)了“科尔曼报告”，该报告显示，“以前认为与学生成绩有关的因素，诸如班级规模、课本质量、学校设施、教师经验等对学生的学习影响都很小”[20]“学生在学校75%的成功是来源于其社会经济、家庭、文化背景”[21]，虽然该报告的结论受到了诸多学者的批评，但该结论基本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价值。然而，“科尔曼报告”是一个“大样本”研究的结果，其研究将学生群体的成绩与社会、文化资本有意联系起来，其结论的得出是有较大的局限性的。与之相对，学生个人的学习成绩必然与教师素质、学习资源等高度相关。从学习的角度来看，基于学习的信息加工理论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学生的学习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较大，丰富的外部信息、有效地学习支持工具是学习成功的关键。因此，教育过程质量的提升需要大量的资源和信息。与之相应，资源和信息的匮乏将导致学习的失败。
(二)教育均衡发展的微观改进机制
教育的发展是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高度相关的，微观的教育过程及教育评价也受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要素的制约，这是无需质疑的。因此，推进教育均衡发展需要推动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够根本地改善落后地区的教育发展现状。然而，区域社会、经济、文化需要一个持续的动力，教育无疑是这个系统中最合适的动力，因此，增加教育系统建设是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的必然要求。虽然诸多研究结果认为“影响学生学业的因素与学校设备条件基本无关”[22]，但是去除学生群体的考虑，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是学生个体学习的基础、创新的基础，利用这些资源将促进其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这是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就目前来看，“没有指标能够用来体现国家投资是如何跟踪管理教育效果以促进学校教育可持续发展的”[23]，但这些投资对教育发展、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好处。因此，世界各国都在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教育装备投入，提升落后地区教育资源的总量。基于上述认识可以认为，加大落后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是改善落后地区教育面貌的基本要求，利用信息技术实现落后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是提升当地社会、政治、经济等水平的革命力量，从而逐渐改变落后地区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并反馈到教育质量上。
(三)信息技术提升微观教育均衡发展指数的方法
与宏观、中观教育均衡发展中的信息技术相比，在微观层面信息技术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优势，具有生产力性质的作用。首先，信息技术可以打破时间—空间上的界限，为落后地区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开展必要的教育活动，这是利用信息技术的高效传播原理进行的。我国开展的“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网络专递课堂”等项目就是通过信息技术改善落后地区教育资源匮乏现状的重要举措，冰岛和新西兰也通过应用信息技术改变地理位置与主岛相隔离的社区部落的教育现状。这种方式并没有极大地提升落后地区的文化资本，只是满足了基本的需求。其次，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新型媒体，拓展传统媒体的功效，丰富媒体的作用。“加拿大、比利时、荷兰的工作重点是拓宽学习环境和延长校外能够利用的学习时间，特别是对学业成绩出现问题的学生、因故在家的学生以及需要更多灵活日程安排的学生”[24]。然后，信息技术可以为落后地区提供提升教学质量的工具和方法。信息技术的出现，为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动力，也为落后地区的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基于网络环境的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创新试验研究”[25]表明，通过创新教学理论、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有效运用信息技术，完全有可能使办学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学生综合素质大幅度提升，从而在教育起点不太公平的条件下，实现教育结果的相对公平；另一方面，新型的教育、教学模式可能会促使新型的教育评价机制形成，从而形成有利于发展的评价机制。最后，信息技术可以构建一体化的新型教育、教学环境。信息技术的出现，使人们可以构建一个虚拟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和重组信息；可以广泛地交流和传播信息；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的更加平等”[26]，使得“世界是平的”[27]，实现教育活动中的人平等交流、互动。当前大力推进的“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就是这一原理的直接应用。上述方式和方法并不是处于一个层次上的，其中第一、第二种方法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简单应用，强调信息技术对落后地区的补偿，对教育质量、教育均衡水平的提升不具有跨越式、革命性的影响；基于信息技术的教育创新是使落后地区教育快速发展的重要方法；利用信息技术构建平等的教育、教学空间是提升教育均衡发展的革命性做法，是在人的权利一致、责任一致的基础上构建的新的方式，是与人类社会走向信息社会相一致的做法。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力图通过教育信息化带动区域教育现代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说“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抓住这些技术所提供的旨在缩小其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机会的话，那么他们将是十分有害的”[28]。相对应，落后地区不能抓住这些信息技术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的机会的话，那么他们将是十分有害的。
六、研究探讨
信息技术对保障落后地区的教育活动开展是具有积极作用的，这是世界各国公认的事实。然而，信息技术能否独立支撑起教育均衡发展的重任？信息技术如何改善落后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情况？信息技术如何支持落后地区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这些都是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一)作为教育均衡发展手段的信息技术
如果承认教育均衡发展是一种状态，那么信息技术就是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工具，是众多工具中的一种。因此推广信息技术的教育应用可以在一定层面上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但是要想全面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仍需要众多的工具、手段，而信息技术的教育应用与其它工具、手段的协调应用是教育均衡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由于教育均衡发展是多层面共同作用同的复合体，因此信息技术在不同层面上需要发挥不同的作用，信息技术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并不是发挥信息技术的单一作用。
(二)从替代到独立的信息化教学资源
单纯利用信息技术提升教育均衡发展水平，更多的是一种对落后地区教育替代性的资源补偿机制，这种补偿机制能够在低水平上保障落后地区接受教育，提升教育普及状况，并缓慢提高教育质量。然而，伴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深入，大量的教育资源将会被虚拟化、数字化，当落后地区拥有一定的信息技术设备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这种替代性补偿将逐渐淡化，最终成为教育发展的支撑资源，信息技术将有可能成为教育均衡发展的核心动力。
(三)支持持续变革的信息技术
就目前来看，在传统的教育、教学活动中使用信息技术，信息技术对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并且众多教师对信息技术的使用存在批判性的思维。因此，要想提升落后地区的教育质量，需要该地区进行持续的基于信息技术的教育、教学变革。
(四)信息技术支持教学改革的社会层面
作为教育均衡发展的手段之一，信息技术要想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需要落后地区教育系统持续使用信息技术，即应用是关键。然而，由于社会文化资本等因素的影响，落后地区的教育工作者及学习者的信息素养可能与发达地区的教育工作者及学习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需要更多的教师培训、资源保障等持续的支持。
七、结束语
论文关键词：知识管理；教育技术；知识价值链
知识管理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它关于知识及与知识相关的资源和过程的管理方法与管理技术可以为教育技术实现理论的创新与应用的拓展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一．知识管理与教育技术概述
20世纪90年代初，知识管理的概念首次出现在管理学领域。知识管理是对组织知识的生产、分配、交流、整合、内化、评价、改造的全过程管理，其目的在于实现知识共享，增加组织的知识总量，提高组织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从宏观角度来看，知识管理关注整体，是对一个组织系统所拥有的全部知识及相关资源的管理，任何一个管理过程都应考虑组织整体效益的实现。组织还应有与外部环境交换知识的通道，从而保证知识来源的丰富性。组织成员通过共同努力，更新组织的知识，提高组织的知识总量。知识管理的目标定位是实现知识共享与知识创新，提升组织的竞争力。
知识管理的另一个重要理念就是显隐知识的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个人首先通过摹仿习得他人的隐性知识；接着将这一部分隐性知识经过思考表达出来后，外化成为显性知识；显性知识再与先前的显性知识组合，成为一个新的整体，在组织内共享；最后组织中的成员将其内化为个人所拥有的隐性知识。在实际的转换中，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即隐性知识社会化为隐性知识、隐性知识外化为显性知识、显性知识与显性知识重新组合、显性知识内化为隐性知识，这四个转换环节是知识转化理论的核心内容，并由此形成一个循环上升的知识增值系统。
从微观角度来说，知识管理的实质就是对知识价值链的管理，清除影响知识价值链形成的阻碍因素，加快价值链的形成速度，使组织的知识在运动中不断增值。通过对知识管理定义与管理过程的分析，知识价值链可以具体化为如图1所示的K9知识链。
在具体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知识管理又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环节，即知识生成管理、知识应用管理、知识交流管理，由此又形成诸多知识管理工具。网络技术、人工能技术等信息技术手段在知识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较常见的专家系统、数据仓库等都在知识管理中得到了应用。
教育技术是通过创造、使用、管理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促进学习和改善绩效的研究与符合道德规范的实践。教育技术在发展中注重创造新的资源和过程，重视技术手段的运用，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既关注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也关注学习者的学习成果。同时，教育技术一直是抱着一种开放的态度来促成自身的发展。信息技术的每一次飞跃发展都能带动教育技术的进步，其他学科的理论创新也能引发教育技术的关注。知识管理对教育技术的发展意义也正是如此。教育技术关注较多的仍然是可以传播和表达的显性知识，未能对价值更大的隐性知识进行有效地开发与利用，也未建立健全的管理机制。而知识管理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隐性知识比显．陛知识更能创造价值。从这点出发，教育技术可吸收和借鉴知识管理关于隐性知识的管理理念。
二、教育技术借鉴知识管理理念的可能性分析
如前所述，知识管理与教育技术虽然分属于不同的学科范畴，两者却存在着诸多相同或相似的方面，这就为教育技术借鉴知识管理的理念提供了可能。
1．知识管理与教育技术都具有整体观
知识管理与教育技术所需实现的都是组织的整体效益。知识管理关注的是提高组织的知识总量与核心竞争力，组织的知识储存量直接影响到组织的后续发展潜力。教育技术服务于整个教育系统，注重提高系统的绩效，并且一直致力于去寻找能够完成这一使命的方式方法。系统科学、信息科学等在教育技术领域中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即可说明这点。归结起来，两者有着共同的目标，即提高个人和组织的知识和学习，进而提升个人素质，组织智慧。
2．知识管理和教育技术都具有相同的知识观
知识管理通过对知识的一系列开发过程，实现和完善自身的管理理念，达成管理目标。教育技术则从关注信息转变为关注知识，通过对知识进行整体研究，实现教育组织中知识的发现与再创造。而两者最终都需创设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的平台，增进组织成员的相互交流，同时需建立有效的保障机制，促使知识流动系统的形成。
3．知识管理和教育技术都倡导人本主义的思想
以人为本的思想既存在于知识管理中，也存在于教育技术领域。知识管理认为只有组织中的人才能创造知识、更新知识、利用知识，因此对知识的管理最终须体现在对人的管理上。教育技术也一直强调人本主义思想，即不仅要关心学习者学习目标的实现，还要积极倡导为教育者提供一个再学习的平台。
4．知识管理与教育技术在技术手段上的相同点
两者在技术层面也有着共同之处，即两者都运用了计算机网络、人工智能等技术。由这两种技术还衍生出来许多新型的交流和学习方式，如Blog、网络社区、电子邮件系统、知识资源库等。知识管理和教育技术可以相互借鉴彼此在应用这些技术手段时的经验和成果。教育技术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构建学习平台，营造学习环境，促进学习者学习，提高教育组织的绩效。管理知识的过程实际上直接影响到学习者学习效率的提高以及教育功能的实现，吸收知识管理的理念，也是教育技术为完成这一任务而进行的一次努力。
三、利用知识管理，创新教育技术
知识管理中的知识分类思想、知识转化理论、知识价值链的形成等理念，均可以引入到教育技术中来。通过借鉴这些理念，教育技术可以为学习者营造更为有利的学习环境。学习者或者教育者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如面对面交流、网络社区等直接或间接共享到他人的经验、技能等，从而最终提升学习者的学习效率、教师的工作能力，进而提升整个教育系统的组织智慧。
1．知识分类思想对教育技术的意义
知识管理将知识分为隐性知识和显胜知识，而且更关注隐性知识。教育技术在多年的发展中一直致力于将显性知识通过各种途径传播给学习者，并为学习者所熟知和掌握。学习者对更加重要的隐性知识的学习则处于一种未知的状态。在面对面的传统教学过程中，学习者或多或少能够通过一些亲身体验的方式学习到隐性知识。但是在非面对面的教学过程中，这种隐性知识的学习就被完全忽略知识分类思想提醒教育技术相关人员应该更加关注开发和利用隐性知识。
2．知识转化理论对教育技术的启示
教育技术必须关注隐性知识对学习者的作用，在实际开发过程中创设一种能让学习者感觉到这种知识的存在，并且学习和使用这种知识的环境。知识转化理论详细阐述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相互转化的过程，并且强调隐性知识只有被转化成显性知识才能被认识，而显性知识在被学习者学习并内化为隐性知识后才能达到提升个人素质的目的。教育技术已经能够成功地将显性知识利用信息技术转化成各种产品，然后传递给学习者，学习者也能够利用这些产品来促进自身的学习。但是教育技术还未能创造出一种有效的机制去利用隐性知识。教育技术通过借鉴知识转化理论，思考利用隐性知识的途径，创设能促进隐性知识转化成能被学习者利用的显性知识的环境教育技术还应该具备合并显性知识和显眭知识的能力，以及鼓励学习者与教育者将自身的知识拿出来共享。
3．教育技术对k9知识价值链的借鉴
K9知识价值链的对象是知识，如前所述包含有九个过程。教育技术在AECT94定义中则划分为五个范畴——设讥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其对象界定为学习资源和学习过程。相比之下，K9知识价值链更具有操作性，同时还揭示出知识在传递过程会不断地增值。教育技术可按照K9知识链的划分方法，将实际开发知识的过程细分为获取、开发、利用、管理、更新和评价知识。此外，教育技术还应该要创造出具有增容性的学习环境——能支持知识的螺旋上升，提高知识的总量和价值。
4．知识管理环节的划分对教育技术的启迪
知识管理通过总结k9知识价值链，得出知识管理包含四个过程：知识生成管理、知识积累管理、知识应用管理和知识交流管理。从这点出发，教育技术在运用知识管理的理念时，首先必须解决的是明确教育知识的来源：应该包括已经被认识到的可以拿来学习的知识、还掌握在少数教师、专家、学习者头脑中不能被传播的知识以及新创造的但还未纳入到教育领域中的知识。其次，应该运用一定的鼓励机制和技术手段识别、提取和组织这些知识，使之有序化、系统化。当拥有了大量的知识之后，教育技术可以利用教育资源库、专家系统等手段将这些知识积累起来，并进行管理。学习者和教育者可以通过教育资源库获取大量的知识，同时又可以将自身独有的知识拿出来供所有人使用。知识通过交流和共享获得增值，这也为产生新产品和新技术提供了前提条件。
5．教育技术在技术层面上吸收知识管理的成熟经验
知识管理运用了诸多先进的技术手段。教育技术可以吸收这些技术在知识管理中应用的成熟经验，来促进自身技术能力的提高。教育技术和知识管理一样都很重视计算机网络技术——利用网络可以整合组织内部和外部的信息、创设组织成员的交流平台，还能利用其中的群件技术为学习者和教育者提供知识共享的基础通讯设备。知识管理应用的另一核心技术就是人工智能。教育技术已经在实践过程中尝试使用人工智能，如专家系统、机器学习等，但还处于起步阶段。教育技术可以尝试从知识管理的角度更加深入地了解和使用人工智能。
知识管理为发现、分析和管理教育信息资源提供了一条综合的途径。教育技术可以吸收和借鉴知识管理的很多东西。何克抗教授在其主编的((教育技术学》一书中，甚至将知识管理视为教育技术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教育技术相关人员已经开始试着去研究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中应用知识管理的途径。
四、知识管理在教育技术中的应用现状
1．校园知识管理系统的研究
建构校园知识管理系统是知识社会对于教育技术提出的要求。教育技术通过构建校园知识管理系统为学生提供适当的知识源和知识环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学校建立信息管理系统和校园网工程后，为信息的获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途径，但由此也引发了赢息垃圾、信息冗余和信息无序化等新问题。教育技术利用技术手段建立校园知识管理系统，可以有效地对校园中存在的信息如学生信息、教学信息、教育资源、头脑中的知识、知识行为、知识资产等进行开发、利用和管理，促进校园内知识的共享，同时也可以利用教育者和学习者的集体智慧完成创新知识的目标。
2．远程教育中的知识管理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远程教育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借助互联网进行在线学习、在线培训已经成为远程教育的新特征。然而，在远程教育领域，存在着一对亟待解决的矛盾：一方面网络信息膨胀，另一方面学习者迫切需要精炼的知识。教育技术可以通过借鉴知识管理的理念来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是知识管理可以为远程教育的核心——教育资源库的建设提供可以借鉴的理念和技术。资源库建设的目的是要达到教育资源配置的最佳化、教与学效果的最优化。从知识管理的角度来看，其实质就是一个知识流的过程，即知识如何以最佳方式和最好的效果从教育者传播到学习者的过程。另外，深度标引技术、知识挖掘技术、知识关联技术等知识管理技术也可以应用于资源库建设。
其次，远程教育的另一核心要素就是卜学习者和教育者。两者均可借助个人知识管理来提高个人的知识总量，完成学习和工作的目标。个人知识管理的实质在于帮助个人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的信息，快速有效地获取所需知识，准确地表达知识，提升工作效率，提高个人的竞争力。在远程教育中，学习者和教育者是分离的，但是通过个人知识管理工具，可以让任何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和学习心得都能在自我思考的基础上外化为一个学习组织可以分享的知识，教育者也可以针对这些情况做出最为恰当的指导。
五、结论
知识管理对教育技术的发展究竟有多大的推动作用，到目前为止，是无法得出结论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知识管理能够促进教育技术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深入。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预测教育技术今后将关注的焦点：关注整个教育系统。传统学校教育、现代远程教育等教育形式都应纳入到教育系统这个整体中来。教育技术应该从整体出发，探讨系统利用教育知识的方式。任何一种教育形式都应该能够使用公共的教育知识库，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教育系统的效益最优化。
实现对知识最大程度的开发。教育技术需同时关注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开发，通过创造学习环境，完成知识从获取到评价的一系列过程，实现知识共享与创新，帮助教育者和学习者提升自身素质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一)旧有的教学观
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本质和目的是培养学生熟练使用计算机快速获取、综合分析、组织加工并利用信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奠定学生应用计算机技术自主学习的基础。但现行的教学目标重理论讲解和工具操作轻实践应用，教学内容大多仅局限于软件工具的使用与操作步骤的讲解，涉及利用信息技术处理学生实际问题的内容不多。教学模式主要以教师为主导，基本上依照教材按部就班地进行教学。学生大部分时间处于被动接受地位，自主学习机会较少。很多教学课件制作粗糙，照搬书本上的文字内容，没有真正起到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目的。这种落后的教学内容和传统的教学模式使原本应该生动有趣的信息技术课程变得枯燥无味，压抑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因此就出现了“学生喜欢玩电脑，但不喜欢上信息技术课”的现象。
(二)旧有的教材观
1.信息技术教材内容滞后于信息技术发展的实际。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相比，教材内容的更新速度显得相当迟缓，致使信息技术课程无法突显信息技术特有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学生对于不断更新的信息技术知识，包括一些方便快捷的操作方法以及他们特别喜欢的网站和动画设计等的兴趣和需要无法在信息技术教育课上得到满足。
2.重技术轻人文，忽视对学生人文精神与信息责任的培养。现行教材中很少有诸如“计算机安全与网络道德”、“计算机道德规范与安全”、“计算机病毒与安全”等人文专题内容，也没有将人文背景与信息伦理渗透到技术章节内容中去。相当数量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也缺乏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培养与教育的意识，对《新课标》所提出的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课程目标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3.教材忽视对信息技术教与学活动、评价与考核的指导设计。我国信息技术课程由计算机课程发展而来，课程目标由单纯技能训练上升为全面信息素养的培养，高中信息技术的教学与评价也将随之面临着内在理念到外在方法的全面转型。现行教材中并没有对整个课程和各个专题模块的教与学的方式与考核评价方法提出中肯的建议，也没有设计一些具体的教与学活动过程作为师生的参考范例，大多数教师干脆沿用传统学科的讲、学、考模式。这种教学与考核方式不符合信息技术学科特征的现状是学生喜欢电脑但不喜欢上信息技术课的主要原因。
4.教材配套光盘的教学设计理念落后，无法给主动探究学习提供资源支持。现行的信息技术课程教材绝大多数是文字课本，远未能体现信息技术网络化、电子化的学科特点。有些教材虽已开始配套辅助教学型或学习资源支持型光盘，但当前很多配套光盘是在以“教”为中心的传统教学设计理念下设计开发的，落后的设计理念无法给师生主动探索与创新学习提供资源支持，也只是流于形式的文字教材的数字化翻版，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三)旧有的管理运作模式
一些学校的领导者崇尚搞形象工程，为了“积极”响应上级号召，使学校在综合实力排名中占据优势，即使在财力相当紧张的条件下，仍盲目购置大量设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中学的电教设备无论是规模还是档次还都十分先进，但目的并不是为了把这些设备真正用于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也不是把它们作为辅助教学的工具，实现教与学的优化。而只是作为应付上级检查和参观的展品。有的学校领导甚至认为机器使用的次数越多就坏得越快，故将计算机“供”起来，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除了每周少有的一两次上机时间对学生开放之外，其余时间宁愿机器闲置都不允许学生使用，设备的使用率极低。笔者曾在市区一所中学里实习，真切地感觉到，信息技术和多媒体的应用在学校领域还尚处浅层次的水平，该校一年级学生每周有两节信息技术课，但教学内容主要限于基本的理论讲解，学校虽然有一个电子阅览室，但学生配合所学知识上机操作的机会很少。学校对这种现状也并不认为有什么不正常------由于目前网络消极因素的存在，老师家长甚至都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孩子的信息技术课上不上根本无所谓，甚至学的越差反而对其它学科的学业成绩的提高越有利。
(四)缺乏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信息技术教师是指在从事信息技术教学及应用的专业教师，他们是教师队伍中的IT人才，他们的素质水平不仅决定着信息技术课的教学质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学教育的信息化进程。但是就目前的现状来看，高中信息技术教师队伍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1.业务素质整体水平不高。中学信息技术课程是为适应教育信息化浪潮而开设的一门新兴课程，由于师范院校对口专业毕业生数量不能满足中学的师资需求，因此目前中学从事信息技术教学的教师多还是从其他专业或学校管理人员队伍中转过来的，他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信息技术知识的学习和技能培训，而主要靠教师自学或短期的、临时的专门培训。因此相比语数外等课程，信息技术课程教师整体的业务素质更有待进一步提高。
2.现有师资队伍不稳定，人才流失严重。在高考指挥棒的影响下，语数外等高考主考课程与信息技术教育等课程在中学的受重视程度差异显著。相应地，不同课程的教师在学校所处的地位和享受的待遇也有明显差别。对于信息技术教师所提出的一些改进教学方法或教学设备条件的要求往往不被学校领导所特别关注，使得这部分教师对于全心投入做好本职工作缺乏应有的热情和动力。他们甚至常被视为非教学人员，不被重视。另外，信息技术课程课时少，课时费低，又没有辅导和补课等其他额外补助。致使信息技术课教师待遇普遍偏低。
由于上述原因，高中信息技术课教师往往难以获得成就感和归属感，由此导致这支队伍极不稳定，许多教师纷纷通过考研深造、改行等途径谋求新的发展，流失相当严重。
二、相关思考
(一)转变观念，加强领导，推进信息技术课与其他课程的整合。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明确提出“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普遍应用，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和有力的学习工具。”在这一点上，学校管理者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尤为重要。必须充分认识到信息技术在实现各个学科内容的更新、教学方法的革新以及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等方面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改变以往不重视信息技术课程，认为可有可无的错误观念，而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充分发挥信息技术资源对整个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促进作用。将信息技术以工具的形式实际地融入到学科课程的整体和课程教学体系各要素中，将教学理论、方法、技能与教学媒体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保持协调一致，发挥系统的整体优势以产生聚集效应。使信息技术真正转化为教师的教学工具，学生的认知工具，重要的教材形态，主要的教学媒体。
通过整合，不仅有利于加快各门学科知识的更新速度，进一步丰富教育资源，而且给学生创造了在数字化情境中进行自主发现学习和师生、生生协商交流、合作讨论的良好氛围，从而大大提高学生搜集信息、筛选信息、加工信息的能力，为其终身学习打下坚实基础。要实现信息技术与各学科课程的有机整合，必须用系统论、控制论的方法，在教育学、心理学和教育技术学等教育理论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协调教学系统中教师、学生、媒体、信息等诸要素的关系，最大限度地优化教学资源的配置，发挥资源的潜力，在有限的物质基础上，开展高质量和高效率的教育教学活动，提高办学效益。
(二)从信息技术教育本身的特点出发，积极探索教学改革的新途径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更新速度也在逐步加快，特别是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更是日新月异.教学内容很难超前或与社会同步，学生学习到的一些信息技术知识与技能，过不了多久往往就会过时。就常用的操作系统和文字处理软件而言，几年前还普遍流行“DOS+WPS”，现在几乎被窗口化的“Windows+Word”完全取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学习方法，努力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积极主动地去获取知识信息。因此，信息技术课在介绍基本概念、原理以及用计算机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等相对稳定的内容的同时，应注重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应用计算机处理实际问题及独立获取知识、新技能的能力。
笔者认为，目标教学法可能更切合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目的和要求。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和粉笔加黑板的教学方式为以学生为中心，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人机互动的教学方式。通过教师引导、学生操作应用、交流讨论、巩固提高和总结这样一系列的环节，实现信息在不同个体间的传递与交流，既使学生掌握了学习内容，也更好地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有助于学生独立探索、开拓的自学能力的培养。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给学生多创设一些探究性、协作性和自主性学习的环境，使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学习的全过程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认知过程与感悟、体验过程的统一。既满足了学生内在求真探索的心理需求，也使他们丰富多彩的个性心理品质和良好的人际协调能力得以培养和提高。这对于扩大课堂教学信息、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着积极的意义。
“授之以鱼，莫若授之以渔”，只有让学生学会学习，具有选择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才能终身受益，价值永恒。
(三)设计符合信息技术教育学科特点和实际需要的新教材
要实现信息技术课程教学改革目标和课程的有机整合，在具体实践中就必
须有相应配套的新教材。依据《新课标》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要求，在设计新教材时应致力于落实以下几点。
1.要引导学生在学习与使用信息技术、参与信息活动的过程中，实现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层面信息素养的综合培养。这就要求信息技术教材设计者不能将教材定位于技术知识课堂灌输与技术训练的工具，而要求将信息技术定位为服务学生生活与学习的工具，定位为支持终身学习和合作学习的手段。
2.选取学生熟悉、有利于个性选择与全面发展的教材内容。从学生日常生活和学生感兴趣的角度去选取信息技术教材内容；从地区信息技术教育的实际和城乡差异的角度来选择教材内容；从教会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处理信息过程与方法的角度选取教材内容，不过分注重于某个软件的具体操作；从信息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前沿趋势的角度，从技术产生的原因、社会影响等人文因素的角度来选取教材内容。
3.设计多学科综合的、难易不同的探究式主题研究活动。教材应考虑设计多个不同主题的多学科综合实践活动，供不同知识水平、爱好和特长的学生进行个性化选择。同时要提供各种资源以创设学生为中心的研究性、协作性、主动性学习环境，创设“做中学”和“学中做”的条件，从实际问题的解决出发，让学生亲历处理与交流信息、创造与评价信息的过程与方法，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力求实现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
(四)教师资源是关键
信息技术教育能否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信息技术教师队伍是关键。
1.学校管理者要切实转变观念，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教师队伍的稳定。要积极引进优秀的高校信息技术专业毕业生来校任教，充实教师队伍；制定各项措施切实改善他们的地位和待遇，使他们能够安心本职工作，全身心投入信息技术课程教育教学和改革实践中；为他们开展教育教学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尽可能满足他们对教学所需的软硬件设备以相关配套设施的合理要求。与此同时，针对信息技术更新速度快的特点，还要为教师的培训和再培训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条件。
2.信息技术教师要具备过硬的综合素质。作为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师，除了作为教师必备的一般素质外，还应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素质。
一是现代的教育理念。要使信息技术教学改革真正落到实处，信息技术教师必须首先转变观念，要将“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新的教学模式真正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去。要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实践活动空间，让他们在实际操作中逐步学会适应环境的变化，学会在自主的学习空间中生活。但要注意的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自主学习并不能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为学生创设的自主空间不能成为“上机任你玩”的游戏课堂，教师要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在面临比较复杂的问题和任务时，应如何进行主动探索和自主研究，并最终学会学习。
二是熟练的专业知识技能和完善的知识结构。信息技术课是一门知识性与技能性相结合的新兴基础工具课程，首先要求教师要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技能。这里所言及的技能，不仅仅局限于电子信息技术，还包含很宽泛的实验技术、研究技术。首先，教师要能够利用各种设备、器材、工具(其中包含计算机与网络、先进的数字化仪器等现代甚至前沿的软、硬技术)和信息资源(如文字材料、书籍、音像资料、各类软件与多媒体课件以及各种网络信息等)。其次，要能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特点，选择适当的教学媒体和教学模式，实施既定的教学方案，保证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再次，教师要具备多媒体课件制作与开发的能力。在自身所具有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对各种各样的“原始材料”进行加工，改变以往“有什么教什么”一成不变的授课方式。
论文关键词：观察技术，科学思维
科学与技术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技术的创新，往往能推动科学的快速发展。在小学科学课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创新观察技术，推动学生科学思维的发展。观察是人类获取信息的手段，人们通常直接运用眼睛、耳朵、鼻子、舌头、手（皮肤）等感觉器官观察世界。但人类的感觉功能是有局限的，人的感官能够直接观察到的只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更多的未知世界需要不断的创新观察技术去感知。
一、借助媒介观察
有些现象用肉眼不能直接观察到，为了将现象直接的展现出来，教师通常可以引导学生思考采用借助媒介达到将不可视的现象可视化的目的。
气体观察方面：如空气是怎样流动的，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借助红旗、烟雾、尘土、小纸片等可视的物体将空气的流动变化展现出来。再如，空气的热胀冷缩，通常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观察：在烧瓶上塞紧一个带玻璃导管的塞子，导管内滴一滴水，然后用手捂住烧瓶，这样就可以借助观察导管内水的移动变化来推测烧瓶内空气热胀冷缩的变化。声波的实质是物体振动的传播，而声波在空气中的观察是一个难点，在教学中可以这样设计：竖放大鼓，在离大鼓的另一面大约距离40厘米的地方悬挂一排平行鼓面的细纸条，当敲击大鼓时素质教育论文素质教育论文，就可以观察到纸条随之振动。从而证明当鼓面振动的时候，会带动邻近鼓面的空气振动，通过振动的传播，又使得纸条发生振动。
液体观察方面：水是怎样流动的，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把适量的树叶、锯末等轻小的物体放入水中，借助对这种轻小物体的观察来推测水的流动变化。在科学课中，水的对流现象通常借助锯末观察。
物质的溶解方面：如盐在水中是怎样逐步溶解的，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借助观察高锰酸钾的溶解过程来类比推理盐的溶解过程。
光的观察方面：光在空气中是沿着直线传播的，在课堂中如何直观的让学生看到呢？在教学中经常使用的激光笔照射在黑板上我们只能看到一个红点，教师可以借助一个装满烟雾的透明瓶子，让激光通过这个瓶子，学生就会看到一段直的红光。
二、借助工具观察
有的物体（或现象）用感官是不能（或不易）仔细观察到的，教师要引导学生运用合适的观察工具进行观察。
1、利用工具直接观察
红外线和紫外线都是一种不可见光， 1800年，威廉·赫胥尔正是利用棱镜和温度计对太阳光谱做了实验，发现了红外线的存在；紫外线是电磁波谱中波长从10nm到400nm辐射的总称， 1801年德国物理学家里特利用含有溴化银的照相底片发现在日光光谱的紫端外侧一段能够使底片感光，从而发现了紫外线的存在。
2、“改变”观察对象的大小
有的观察对象太小了，或太大了，都不适宜观察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这时，教师就要引导学生选择一定的工具，使之能观察到一个合适大小的“像”。例如，利用放大镜可以观察到昆虫的很多细部特征，望远镜也可以使远处的物体放大，而更小的细菌则需要采用显微镜进行观察。
再如，地球是球体，现在已经是人类的共识，但认识到这一点，人类花了漫长的时间，寻找了很多的证据来证明。造成认识到地球是球体需要漫长时间的根本原因是：人类就生活在地球上，地球对于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物体，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地球上看到她的全貌。随着观察技术的创新，假如采用杨利伟在环地球轨道上对地球拍摄的照片或录象（我们观察到了一个“缩小”的地球）观察，就能直接证明地球是一个球体。
3、“改变”观察对象变化的速度
有的现象变化速度太快或太慢，也不适宜学生观察。例如在《声音的变化》一课中，为了比较粗弦振动快，还是细弦振动快，学生进行仔细的观察（目的是研究音高的高低和振动快慢之间的关系）。但是弦振动的太快了，肉眼很难进行客观比较，学生也很难形成共识。这时素质教育论文素质教育论文，假如我们能采用高速摄象机将粗弦和细弦的振动同时拍摄下来，然后放慢若干倍数观察，就能清楚的比较出它们的振动速度的快慢。
再如，花儿的开放速度一般是很慢的，要想在课中观察一朵花真实的开放过程是不可能的。但是借助摄象机，就成为了现实。我们只要将一朵花采用慢速拍摄，快速播放的办法，就能清晰的观察到花开放的过程了。
4、“改变”观察对象变化的强度
鼓面的振动用肉眼不易观察，假如在鼓面上放置米、沙子等一些细小的物体，就能将这一现象放大；同样的，音叉的振动用肉眼也不易仔细观察，假如将振动的音叉头部部分的放入水中，就能观察到溅起的水花和荡起的波纹。在观察固体振动实验中，通常还可以借助一杯水，通过观察平静水面的变化来发现物体振动的变化。
在科学课中，教师要使学生内化并形成遇到类似观察难题时解决问题的思路，引导学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观察技术的不断创新。这样，不仅能促进学生观察能力的提高，还能帮助学生揭开一个未知的世界，这种全新的领域开拓，对学生科学思维的发展作用是很大的。
一、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是创新教育的前提
在教学进行创新能力的培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教师应该认识到，教育不应该仅仅是训练和灌输的工具，它应该是发展认知的手段。素质教育的实施，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都应得到了极大的尊重，由于学生积极参与，由于每个学生的创造性都受到重视，教师的权威将不再建立在学生的被动接受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教师借助学生积极参与以促进充分发展的能力之上。一个有创造性的教师不单是上好一节课，而是怎样充分应用启发式、讨论式、参与式的教学方法把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即获得知识的方法交给学生，发展学生的聪明才智，开拓学生思维来获得新的知识。在创新教育体系中，师生关系将进一步朝着教学相长的方向转化和深化。
二、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关键
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教学环境，这包括教学心理和计算机教学环境的营造，当学生的思维活动和结论超出教师所设计和期望的轨道时，教师不应强行把学生思维纳入自己的思维模式之中，教师要善于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欢迎学生与自己争论，要给予学生发表意见的机会，使学生逐步具有创新的意识。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某个学生提出了与教师截然不同的见解，教师不应只是简单地否定学生，而应引导学生审视其观点，并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样做可以保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树立起进行独立学习及创新的自信心，使其创新思维处于活跃状态。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创设创新教育的大环境，使之与创新能力培养相适应，计算机教学应该是一个开放式的教学体系，教师要注意计算机发展的最新动态并把它及时地反映在平时的教学之中，计算机作为一种工具，其教学从课内扩展到课外，从校内扩展到校外，要加强与其它学科的交叉渗透，将计算机巧妙地用于各个学科的教学中，加强学科创新能力之间的有效迁移，以提高学生综合应用知识、创新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各学科教学之间应加强联系与合作，使学生的创新能力达到整体提高的目的。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新潜力，学校要采取措施构建创新的教育环境。如在校内组织网页制作比赛，对学生的创新成就进行奖励，并将优秀作品在网络上交流。这不仅为学生提供自主性、首创性和个性化表现的机会，还可在校园中形成浓郁的崇尚创新、尊重创新人才的氛围。
三、激发创新思维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
(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
学生学习，要有正确的学习动机和浓厚的学习兴趣，这样学习才会有主动性和积极性，只有产生了兴趣，才会有动机，这样思维活动得以启动运行，获得信息，检验信息，使自己的知识水平由量变到质变，才能结出丰硕的成果，因此计算机教学中，我采用多种方法激活学生的思维。
1、目标激学：目标是一人奋斗的归宿，只有目标明确才会争取目标的实现。针对实际确立目标，激励学生拼搏进取，自觉地朝着预定的目标不懈地努力追求。于是我采用远景目标与近景目标相结合的方法：远景，告诉学生社会的变革，计算机将逐步成为全社会使用的工具，二十一世纪的文盲不是不识字，而是不会使用计算机，让学生从认识上领悟学习计算机的迫切性。近景，上课伊始，展示目标，在课堂上不断创设情景，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自觉投入参加学习，激发进取心。
2、竞赛激学：争强好胜，学生对竞赛性的活动很乐意参加，因此，对于汉字输入练习这一节，学生学起来枯燥无味，针对这一现象，利用好恰当的契机，组织一次汉字录入竞赛，测试软件进行竞赛，人人上机，看谁的速度快，这样一来，你追我赶，促进了键盘操作及汉字录入的熟练程度，有助于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和敢于冒险挑战的精神。
(二)、灵活结合教材，激发学生创新思维
计算机课程具有灵活性、实践性、综合设计性较强的课程，在教学中，我结合教材，大胆进行教学设计，注重激发学生创新思维，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1、重组教材激发兴趣。
学生对于趣味性的知识较为敏感，所以，根据学生这一阶段的年龄心
理特征，开设的计算机课就以指法练习以及益智教学游戏这些容易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知识为主要内容。这样做，不仅符合儿童现阶段的认知结构，以便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处于一种愉悦的学习状态之中，便于接受老师赋予的新事物，并且易于培养动手操作及发展自我的能力。为此，我用画图、“扫雷”、“纸牌”、“连连看”等益智教学游戏，来激发和调动学生学习计算机的兴趣。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在上机操作课中，我通过学校的双向控制系统，将高年级学生的电脑作品制成小电影、配上优雅的音乐在教室里播放，教室里顿时沸腾起来，同学们纷纷举起小手问这问那，我都一一给他们解答，并鼓励他们只要努力学，就一定能成功。于是就开始手把手耐心给他们讲解画图的有关知识。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学生们对电脑已不陌生了，我就带着他们进入Windows 的“画图”。在画图纸上进行画点、画线、画图形等操作，使得抽象和枯燥的讲解变的形象有趣。经过操作训练，学生们学会了许多工具和菜单的使用。通过复制、剪切、粘贴和移动，学会了画《春游》、《未来世界》、《我们的校园》、《美丽的家园》等作品，互相欣赏，直到下课，同学们仍然余兴未尽，围着老师问这问那久久不愿离去。学生对计算机的学习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了。
作品做好了，如何输入汉字给自己的画取名或将自己的大名也写在画上呢？这时让学生认识键盘，用键盘练习卡一遍又一遍的练习，同学们终于能找到26个英文字母的位置，汉字也会输了，我又指导学生构思新的作品，给自己的画起上名字，也把自己的大名写上。看着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同学们非常高兴。对自己的创新能力有了全新的认识，找到了自我，提高了自信心，学习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2、针对学情化繁为简。
给四年级上计算机课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学生键盘上的字母不认识，更谈不上让他们去记住字母和其它字符的位置，给计算机基础知识的讲解带来很大困难。通过实践，我把有趣味性的内容、图形编制成动画，配上音乐设计成新颖的课件，让学生欣赏，激发他们的学习欲望，或找一些较贴切且又能让学生感兴趣，能轻易理解的事物作比喻，效果显著。
如：在学习《认识计算机》一课时，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我先读一些少年电脑报上的科幻文章吸引他们，再讲计算机的神奇功能，吸引学生。接下来就开始讲计算机的组成了。首先提问：人是怎样处理问题的？然后在黑板上写“2 + 3 =？”这道题，你是通过什么知道的呢？我又读“2加3等于几？”，你又是怎样知道的呢？告诉学生：1.通过自己的耳朵、眼睛将信息输入给大脑；2.通过自己记忆的知识，经过大脑运算；3.通过手写出答案或用口回答。同样计算机也是这样工作的。这时马上有学生举手问计算机的耳朵、眼睛、大脑、手和口是什么呢？我告诉学生：计算机是由五个部分组成的，用键盘和鼠标把信息输到计算机内，这两个部件就是我们说的耳朵和眼睛。大脑就是记忆运算部件，也就是我们看见的那个形状象箱子一样的东西，它叫主机。最后的运算结果就通过显示器(形状象电视机)和打印机显示出来，这就是电脑的手和口。经过这么一讲，学生明白了，计算机是由：键盘、鼠标器、主机、显示器和打印机五个部分组成的。接着讲：主机内部除了有运算器外，还有一个“仓库”又叫存储器，一个“心脏”中文名字叫中央处理器，英文缩写：CPU。形象的类比，把复杂、抽象的机械原理说得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学生一听就懂，很快都学会了。
3、教学方法生动灵活。
小学生天真活泼、好奇、顽皮好动，但他们形象思维能力强，抽象思维能力差。如果仅仅凭口头上讲授计算机知识，显得比较枯燥，学生会没有兴趣，课堂效果肯定不理想，必须要采取用特殊的方法才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在给五年级上《浏览我的电脑》一课时，不是单纯讲解，而是侧重于画各种各样有趣的图形。在上课前，我首先用教学光盘将我的电脑中抽象的内容形象地表现出来。上课时通过双向控制系统在计算机上进行演示。这种由静变动的教学手段直观、形象、清楚，易于控制进度、重点的地方可以反复演示方法，极大地刺激了学生的感官，使之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学习之中，充分调动了学生观察“我的电脑”中的内容，我又让学生看着屏幕上的演示，反复练习，达到了理想的教学效果，排除了心理障碍，大大的激发了他们的学习欲望。上机时，我又将探究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给他们多一些求知的欲望，多一些学习的兴趣，多一些表现的机会，多一份创造的信心，多一份成功的体验，给学生一种到达成功彼岸的力量。由于我有了这种新理念、新意识，学生们平时就主动积累了大量的操作题。
4、精讲多练加深印象
精讲多练就是多一些上机操作的时间。俗话说熟能生巧勤能补拙。多
练习，学生自会在不知不觉中掌握所要学习的知识。例如：我在“文字编辑”练习时，采用了使用多种文字编辑练习软件的功能对比，使学生对word2000产生新鲜感和好奇心。为了增强课堂效果，在教学中，先熟悉word工具，再熟悉软件。接着就进行文字录入比赛，使他们在玩中练，练中学，学玩结合。由于学校计算机数量有限，上课时不能保证一人一机，于是我们就让机房全天向学生开放，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充足的练习机会。同时，为了给学生们一种信心，在课堂上及时公布学生成绩，并鼓励操作成绩不理想的人，一下子就把学生的情绪调动起来了。使被动的学习，变成了愿意学，主动去学。根据这一情况，我又趁热打铁，及时总结他们在操作中存在的问题：准确性和速度不够，不能盲打等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进入指法综合练习后，我提出了操作要求和技巧，许多同学自己“挑战”，课堂学习氛围即活跃又充满竞争性。
一、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是创新教育的前提
在教学进行创新能力的培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教师应该认识到，教育不应该仅仅是训练和灌输的工具，它应该是发展认知的手段。素质教育的实施，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都应得到了极大的尊重，由于学生积极参与，由于每个学生的创造性都受到重视，教师的权威将不再建立在学生的被动接受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教师借助学生积极参与以促进充分发展的能力之上。一个有创造性的教师不单是上好一节课，而是怎样充分应用启发式、讨论式、参与式的教学方法把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即获得知识的方法交给学生，发展学生的聪明才智，开拓学生思维来获得新的知识。在创新教育体系中，师生关系将进一步朝着教学相长的方向转化和深化。
二、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关键
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教学环境，这包括教学心理和计算机教学环境的营造，当学生的思维活动和结论超出教师所设计和期望的轨道时，教师不应强行把学生思维纳入自己的思维模式之中，教师要善于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欢迎学生与自己争论，要给予学生发表意见的机会，使学生逐步具有创新的意识。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某个学生提出了与教师截然不同的见解，教师不应只是简单地否定学生，而应引导学生审视其观点，并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样做可以保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树立起进行独立学习及创新的自信心，使其创新思维处于活跃状态。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创设创新教育的大环境，使之与创新能力培养相适应，计算机教学应该是一个开放式的教学体系，教师要注意计算机发展的最新动态并把它及时地反映在平时的教学之中，计算机作为一种工具，其教学从课内扩展到课外，从校内扩展到校外，要加强与其它学科的交叉渗透，将计算机巧妙地用于各个学科的教学中，加强学科创新能力之间的有效迁移，以提高学生综合应用知识、创新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各学科教学之间应加强联系与合作，使学生的创新能力达到整体提高的目的。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新潜力，学校要采取措施构建创新的教育环境。如在校内组织网页制作比赛，对学生的创新成就进行奖励，并将优秀作品在网络上交流。这不仅为学生提供自主性、首创性和个性化表现的机会，还可在校园中形成浓郁的崇尚创新、尊重创新人才的氛围。
三、激发创新思维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
(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
学生学习，要有正确的学习动机和浓厚的学习兴趣，这样学习才会有主动性和积极性，只有产生了兴趣，才会有动机，这样思维活动得以启动运行，获得信息，检验信息，使自己的知识水平由量变到质变，才能结出丰硕的成果，因此计算机教学中，我采用多种方法激活学生的思维。
1、目标激学：目标是一人奋斗的归宿，只有目标明确才会争取目标的实现。针对实际确立目标，激励学生拼搏进取，自觉地朝着预定的目标不懈地努力追求。于是我采用远景目标与近景目标相结合的方法：远景，告诉学生社会的变革，计算机将逐步成为全社会使用的工具，二十一世纪的文盲不是不识字，而是不会使用计算机，让学生从认识上领悟学习计算机的迫切性。近景，上课伊始，展示目标，在课堂上不断创设情景，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自觉投入参加学习，激发进取心。
2、竞赛激学：争强好胜，学生对竞赛性的活动很乐意参加，因此，对于汉字输入练习这一节，学生学起来枯燥无味，针对这一现象，利用好恰当的契机，组织一次汉字录入竞赛，测试软件进行竞赛，人人上机，看谁的速度快，这样一来，你追我赶，促进了键盘操作及汉字录入的熟练程度，有助于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和敢于冒险挑战的精神。
(二)、灵活结合教材，激发学生创新思维
计算机课程具有灵活性、实践性、综合设计性较强的课程，在教学中，我结合教材，大胆进行教学设计，注重激发学生创新思维，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1、重组教材激发兴趣。
学生对于趣味性的知识较为敏感，所以，根据学生这一阶段的年龄心
理特征，开设的计算机课就以指法练习以及益智教学游戏这些容易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知识为主要内容。这样做，不仅符合儿童现阶段的认知结构，以便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处于一种愉悦的学习状态之中，便于接受老师赋予的新事物，并且易于培养动手操作及发展自我的能力。为此，我用画图、“扫雷”、“纸牌”、“连连看”等益智教学游戏，来激发和调动学生学习计算机的兴趣。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在上机操作课中，我通过学校的双向控制系统，将高年级学生的电脑作品制成小电影、配上优雅的音乐在教室里播放，教室里顿时沸腾起来，同学们纷纷举起小手问这问那，我都一一给他们解答，并鼓励他们只要努力学，就一定能成功。于是就开始手把手耐心给他们讲解画图的有关知识。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学生们对电脑已不陌生了，我就带着他们进入Windows 的“画图”。在画图纸上进行画点、画线、画图形等操作，使得抽象和枯燥的讲解变的形象有趣。经过操作训练，学生们学会了许多工具和菜单的使用。通过复制、剪切、粘贴和
移动，学会了画《春游》、《未来世界》、《我们的校园》、《美丽的家园》等作品，互相欣赏，直到下课，同学们仍然余兴未尽，围着老师问这问那久久不愿离去。学生对计算机的学习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了。
作品做好了，如何输入汉字给自己的画取名或将自己的大名也写在画上呢？这时让学生认识键盘，用键盘练习卡一遍又一遍的练习，同学们终于能找到26个英文字母的位置，汉字也会输了，我又指导学生构思新的作品，给自己的画起上名字，也把自己的大名写上。看着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同学们非常高兴。对自己的创新能力有了全新的认识，找到了自我，提高了自信心，学习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2、针对学情化繁为简。
给四年级上计算机课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学生键盘上的字母不认识，更谈不上让他们去记住字母和其它字符的位置，给计算机基础知识的讲解带来很大困难。通过实践，我把有趣味性的内容、图形编制成动画，配上音乐设计成新颖的课件，让学生欣赏，激发他们的学习欲望，或找一些较贴切且又能让学生感兴趣，能轻易理解的事物作比喻，效果显著。
如：在学习《认识计算机》一课时，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我先读一些少年电脑报上的科幻文章吸引他们，再讲计算机的神奇功能，吸引学生。接下来就开始讲计算机的组成了。首先提问：人是怎样处理问题的？然后在黑板上写“2 + 3 =？”这道题，你是通过什么知道的呢？我又读“2加3等于几？”，你又是怎样知道的呢？告诉学生：1.通过自己的耳朵、眼睛将信息输入给大脑；2.通过自己记忆的知识，经过大脑运算；3.通过手写出答案或用口回答。同样计算机也是这样工作的。这时马上有学生举手问计算机的耳朵、眼睛、大脑、手和口是什么呢？我告诉学生：计算机是由五个部分组成的，用键盘和鼠标把信息输到计算机内，这两个部件就是我们说的耳朵和眼睛。大脑就是记忆运算部件，也就是我们看见的那个形状象箱子一样的东西，它叫主机。最后的运算结果就通过显示器(形状象电视机)和打印机显示出来，这就是电脑的手和口。经过这么一讲，学生明白了，计算机是由：键盘、鼠标器、主机、显示器和打印机五个部分组成的。接着讲：主机内部除了有运算器外，还有一个“仓库”又叫存储器，一个“心脏”中文名字叫中央处理器，英文缩写：CPU。形象的类比，把复杂、抽象的机械原理说得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学生一听就懂，很快都学会了。
3、教学方法生动灵活。
小学生天真活泼、好奇、顽皮好动，但他们形象思维能力强，抽象思维能力差。如果仅仅凭口头上讲授计算机知识，显得比较枯燥，学生会没有兴趣，课堂效果肯定不理想，必须要采取用特殊的方法才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在给五年级上《浏览我的电脑》一课时，不是单纯讲解，而是侧重于画各种各样有趣的图形。在上课前，我首先用教学光盘将我的电脑中抽象的内容形象地表现出来。上课时通过双向控制系统在计算机上进行演示。这种由静变动的教学手段直观、形象、清楚，易于控制进度、重点的地方可以反复演示方法，极大地刺激了学生的感官，使之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学习之中，充分调动了学生观察“我的电脑”中的内容，我又让学生看着屏幕上的演示，反复练习，达到了理想的教学效果，排除了心理障碍，大大的激发了他们的学习欲望。上机时，我又将探究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给他们多一些求知的欲望，多一些学习的兴趣，多一些表现的机会，多一份创造的信心，多一份成功的体验，给学生一种到达成功彼岸的力量。由于我有了这种新理念、新意识，学生们平时就主动积累了大量的操作题。 4、精讲多练加深印象
精讲多练就是多一些上机操作的时间。俗话说熟能生巧勤能补拙。多
练习，学生自会在不知不觉中掌握所要学习的知识。例如：我在“文字编辑”练习时，采用了使用多种文字编辑练习软件的功能对比，使学生对word2000产生新鲜感和好奇心。为了增强课堂效果，在教学中，先熟悉word工具，再熟悉软件。接着就进行文字录入比赛，使他们在玩中练，练中学，学玩结合。由于学校计算机数量有限，上课时不能保证一人一机，于是我们就让机房全天向学生开放，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充足的练习机会。同时，为了给学生们一种信心，在课堂上及时公布学生成绩，并鼓励操作成绩不理想的人，一下子就把学生的情绪调动起来了。使被动的学习，变成了愿意学，主动去学。根据这一情况，我又趁热打铁，及时总结他们在操作中存在的问题：准确性和速度不够，不能盲打等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进入指法综合练习后，我提出了操作要求和技巧，许多同学自己“挑战”，课堂学习氛围即活跃又充满竞争性。
[关键词] 教育技术研究； 文化； 理论溯源； 学派
[中图分类号] G40-057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李艺（1956―），男，山东临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哲学、教育游戏和信息技术教育研究。E-mail：。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技术在学科建设、指导实践、与其他学科对话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进入21世纪，伴随着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求，教育技术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逐渐被整个教育界所关注，在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回顾教育技术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教育技术研究的学术品质落后于时展的需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形象地说，将教育技术比喻为一支队伍，在它初创时期，因安身立命的需要，要讲求实效，可以不拘形式，可以是一支游击队，可以打游击战。但当发展到一定规模，产生一定影响，承担“正面战场对敌”责任的时候，就必须是正规军了。这时候，教育技术必须在继承传统优秀品质的基础上，一扫游击队习气，将自己打造成一支在思想、技术及方法各方面都合格过硬的正规军。
历史责任落在了当前一代教育技术学人肩上，我们必须将教育技术带入一个由“游击队”向“正规军”转型的阶段之中并使其顺利地完成这个转变。而所谓“游击队”和“正规军”的差异，在教育技术研究上，表现在文化传承、思想溯源和科学精神的缺失与建构上。
一、教育技术研究文化传承的缺失
这些年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无论是基本理论还是整个学科体系的建设，主要是依赖对国外理论的引进。类如叶澜教授指出，“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离‘根’离‘土’，长期未构筑起自己的‘家园’，长期保留着‘舶来品’这一从降生之日就带有的‘胎记’”。[1]在学科发展的初期，“引进”情结在所难免尚有情可原，但在后续的发展中，应避免习惯性地简单模仿和移植，应在借鉴参照的同时更强调根植于自身文化的健康发展。教育技术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在倾听、领会别人的文化精神时，更重要的是守护自己的文化家园，以本土问题为先导，借鉴先进国家学者的研究，建构本土的概念框架和理论路线。唯有如此，才能既更加有效指导本国实践，又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进行平等而有尊严的对话。
在教育技术研究中，缺乏文化传承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
1． 思想引进“食洋不化”
任何教育理论都有其生长的社会土壤，都会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不同民族的教育理论也都体现着不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西方的教育技术理论，特别是美国的教育技术理论，其形成有深厚的本国教育实践背景，即先有教育实践，积累经验，然后再形成理论，深深地带有美国式的实用主义文化的烙印。无论是AECT几次对教育技术定义的更替，还是遍布美国本土的其他形形的派别思想的形成，都有其深厚的实践基础。范寿康曾说道：“美人论学，往往轻系统，重实利，其弊流域肤浅驳杂。”[2]美国学者如同美国公众一样，在享受着“冠誉”全球的“美国式”声望之时，对其崇尚的实用主义更是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渗透到其骨髓里。他们更热衷于在实践中解决问题，而无暇去寻求更加深邃的答案。实用主义有利弊两个方面：好处是可以不受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困扰，将焦点放在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上；缺点是由于缺乏扎实稳固的思想支撑，限制了其对具体问题的超越，从而影响到对问题的深刻认识，在启发思考和引领发展方面就必然有所不足。因此，无论是拿其二百年文化成绩和人类数千年文明相比较，还是拿美式思想和林立全球的众多学派相比较，亦步亦趋、盲目地迷信而唯其为是，照搬照抄囫囵吞枣乃至逐字把玩，实在是非常不可取。
对于理论的引进，必须考虑理论的适应性和适用性两个问题。在适应性方面，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引进的理论能否适应中国的教育实际。在教育技术领域，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屡见不鲜，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文化理念的不相容，在理论上盲目模仿，而在实践中却忽视了实际问题的文化情境，必然会遭到文化理念排斥，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这就造成了由于文化土壤不同而产生的“南橘北枳”现象。在理论适用性方面，我们会追问这个理论本身对问题解决的可满足性如何。卓有成效的理论学说会引领我们对问题认识的深入。近年来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入，国外的许多理论被引入国内，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学术的发展，但有些理论的效用却被夸大了。如前所述AECT教育技术定义的引进和解读，就是典型的问题之一。同样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后现代课程理论本是学术上的一家之言，却在我国上升为课程改革的国家意志，几乎没有深入考虑我国的文化背景、社会意识、管理体制及我国教育的发展诉求等诸多要害问题，不得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2. 理论建设缺乏本土意识
理论具有鲜明的文化性。理论是对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实践问题的抽象、论述和反思。我国的教育技术发展二十多年，问题争论无数，却陷于肤浅琐碎，引进大量理论但鲜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创见，理论创新缺乏本土意识。略举一例，据南国农先生介绍，“日本的‘教育工学’这个名称，是在读过《天工开物》这本中国名著后受到启发而提出来的。并说，日本教育工学界的许多学者都把《天工开物》、《梦溪笔谈》作为必读的经典文献。”[3]这不禁让我们教育技术界的学者们羞愧不已，这个“工”，不是工业的工，是一个饱蘸着传统技、艺乃至思想的“工”。可以想象，一个“工”字，若被妥当地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上，会给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带来什么不同？遗憾的是，实际上我们为了一个“针尖上的天使”式的定义争论不休，我们拿着“教育”、“技术”、“Education”、“Technology”甚至“Technique”排来排去，却把自己拥有的文化遗产遗忘在脑后。如有学者所言，“一旦我们取消本土的自我反思能力，以西方的需要为需要，以西方的反思为反思，长期压制本土的真实需要的表达，就会导致在文化、心理、思想、精神诸方面成为西方的附庸”。[4]实际上，何止是附庸，更是不伦不类。
在教育技术理论本土化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教育技术所具备的文化性，增强我们的本土文化意识。首先，守望与传承文化血脉也将成为当前理论研究与创新的生命之源。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民族认同的前提。文化传统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支援意识”，它为新理论的创生和推广提供文化支撑，离开了文化传统，任何理论研究都将失去其赖以生存的根基，成为空洞之物。另一方面，新的理论需要经受文化传统的选择，特别是对外来移植的理论，“文化的新项目，不论来自一个社会的内部或外部，必须能为原有文化的意义所接受。如果这些意义完全是另一回事或不协调，那么新项目，不论是一个观念、一件人工制品、一种另一方信念或一种方式，都将直截了当地被拒绝。新项目也常常被接受，但在接受过程中必须对之进行诠释和修正，以适应原有的文化。”[5]
考虑到教育技术较多关心教学设计问题，不妨再以其为例谈谈这个问题。教学设计是西方理性与教学需求相结合的产物，旨在促进教学活动的程序化和精确化，提高教学的效率。上世纪80年代，教学设计被引进到我国，并在教师教育和培训中得以推广。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能对教学设计及其条款如数家珍，但对教学设计的理解和运用却显得机械而肤浅，正是因为该教学设计的理念没有很好地和中国文化融合，没有将教学设计的精华融入到教师的文化灵魂之中。教学设计理论要真正根植于中国的教育土壤，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要经过“借鉴―协同―融合―创新”的过程，若要生搬硬套，就必然会形成理论和实践的脱节。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真正智慧的实施推动，看到的只是简单的抄搬和灌输。即便有少部分教师能对整个教学过程驾驭得得心应手，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个人经验，归功于在其内部偶然顺利地完成了文化融合，而未必是对教学设计及其相关理论进行形式化“推销”的结果。或者说，凡有老师对教学设计的诠释有精到之处，多为渗透着浓郁传统精神以及面对我国特定教学文化的独到解读。
二、教育技术研究理论溯源的缺失
教育技术作为一个新兴、复杂的研究和实践领域，需要吸收多方面的理论养分，综合各种教育经验。一方面，需要接受教育学、心理学、哲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知识的指导，另一方面，教育技术也在实践中丰富、发展这些学科知识。而目前教育技术研究和实践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新概念、新模式、新策略层出不穷，却甚少审视本领域、本学科的理论基础。诚然，在理论积累不甚丰富，研究方法不甚完善时，理论研究不免会出现“摸着石头过河”的情景，但若要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必须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教育技术研究理论基础的缺失表现以下两方面。
1. 基础理论研究的缺席与忽视
首先，技术哲学的缺席造成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缺失。桑新民教授指出，“教育技术学最深层次的基础理论应该是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因为这决定了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技术观和教育观，并由此决定了他们的教育技术观。”[6]长时间以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仅局限在“工具和活动”上。这种认识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也“遮蔽”了技术的本质，也对教育技术的认识和实践造成了不良影响。“技术不同于技术之本质”，马克思主义技术观认为技术不仅展现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展现了他的生活生产的直接过程，因而也展现了人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由他们而产生的文化表现。[7]技术哲学作为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基础，将会更全面地理解教育与技术的关系，有力地拓展教育技术研究的视野，丰富教育技术的内涵。所幸的是国内部分高校的一批学者，不盲从国外，主动开展了这个方面的思考并形成了一定的积累。
其次是教育技术研究对自身理论体系架构的忽视。教育技术作为一个研究和实践领域，使人们更热衷于其工具价值的追求，实践倾向较为明显，理论建设与研究则显得较为平淡。所谓理论，大多是教育学、心理学的简单的抄搬式的“借用”，或者是相关技术应用层面的经验总结，这样教育技术研究就成了教育的技术研究，成了研究教育技术。当然，我们也不完全排斥这样的研究，甚者认可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教育的技术研究、研究教育技术，而是教育技术研究，前者是达到后者的途径和手段，这也如同将各个学科知识的各行其是的“独奏曲”变成教育技术的“交响乐”。
如何完成“交响乐”乐章的谱写?有学者提出的教育理论发展“分层模式”可供参考：“我们将研究分为三大类，并依次分为三大层面，第一层是事实研究，第二层是价值研究，第三层是技术研究。”[8]相应地，事实性研究即本体论研究，即对“教育技术是什么的研究”，旨在运用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知识透过复杂的教育技术现象寻求本质。价值研究是对教育技术以“应该”的方式来追问的，是对人、技术与教育三者价值的追问，表现为教育与技术的价值关系、教育技术与人的发展的价值问题等，有助于树立良好的教育观、技术观和人的全面发展观。技术研究则应在实践领域展开，将先进的理论理念转化成实践的精神财富，也从实践中不断地丰富理论，促进理论与实践相互支持，教育技术研究的目的所在。
2. 理论引进的简单“拿来主义”
作为一个新领域，教育技术的创生和发展是各学科知识整合的结晶，是教育实践的需要，是时代精神孕育的结果。只有顺应时展和学科潮流，才能体现其独特的综合性和实践优势。20世纪初是科学大发展、思想大飞跃的时代，现代科技成果和思想逐步渗透到教育领域中，为教育技术的发展吹响了号角。随着学习心理学、传播学、系统科学以及其他理论的引进，教育技术逐渐走向成熟，这些独特的“基因”应该成为教育技术发展的优势所在，也成为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来源。而这些时代精神的变革及其所产生的教育技术理论内在的演化却未被我们所重视。
比如，大家比较认可教育传播学是教育技术学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这个基础理论的建设远未完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内曾掀起一股传播学向教育移植的热潮，譬如有人认为“传播理论是全面研究人类进行信息传送、交换、加工的科学。它建立起来的传播过程模式的理论，传者、受者与传播媒体的理论，对教育过程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用它解释教育过程产生了教育传播学，成为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之一”，[9]其实多是对传播学的抄搬，并未就教育传播这样一个承担特定社会责任、有特定的组织形式、有特定的管理方法的特定“传播”的“特定性”进行深入思考，未能得到一个真正的“教育”的“教育传播学”。进入本世纪，教育传播学又颇受冷遇，恰好错过了教育信息化的高速发展期，面对网络等新传播媒体和网络教学等新教育传播模式的出现，教育传播学并没有与时俱进，紧随时展，严重滞后于教育实践的发展，从而对教育实践的解释和指导功能大为减弱。
再如，教育技术研究方法的探索也仍在迷茫之中。根据传统的学科范式要求，各学科有自己相对独特的研究方法。所谓独特的研究方法，一是根生于本学科的方法，二是从其他学科借鉴并作适应性改造的方法。当前教育技术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从其他学科借鉴而来，教育技术研究者会无意识地、自发地借鉴与改造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借鉴与改造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育技术没有研究方法的问题，拓展了教育技术的研究视野与领域，但由于缺乏方法论的指导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存在研究方法的运用肤浅与研究视角散乱问题：由于不同学科的研发方法其衍生的知识背景不同，在相异的知识领域中会表现出不同的适用性或局限性，不考虑教育技术研究对象特征与情境的差别而机械套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势必会造成研究的肤浅；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造成的研究视角散乱，有人形象地把它称为“坑道视界”，研究者虽然同处一个教育技术学科和领域内，但由于存在不同的话语沟壑，彼此之间却难以展开对话，研究方向与方式也日趋分散。
三、教育技术研究学派精神的缺失
所谓的“学派”，是指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学术观点、倾向、风格有别而形成的派别。[10]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史就是学派史，正是因为学派的争鸣才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波普尔认为，理论源于问题，“应该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同时，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催生了不同的理论体系的诞生。“只有当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重大的，独特的，并具有深刻的学理意义时，理论才可能成为范式，并形成一种主导话语。这种主导话语界定了理论研究的议程，而围绕这种主导话语也就形成了所谓的‘话语联盟（discourse coalitions）’或理论学派。”[11]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派的发展主导了科学的发展，足见学派及学派精神的重要性。而我国教育技术研究中的学派建设及学派精神是严重不足的，有下列表现。
1. 对“学派”朴素的误解
有论者指出教育技术存在若干学术流派，[12]诸如“电化教育学派”、“教育技术学派”、“计算机多媒体学派”与“教育应用技术学派”等。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的教育技术领域学派还未充分形成，因为学派除了具有师承性，还具有独立性、可持续性和对话性。
学派具有独立性。与学科强调制度性不同，学派更强调研究者的文化和精神认同。学派的立足点是追求真理，学派成员围绕自己的学术带头人，共同拥有相同或相近的理论核心，并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和风格，而且这些稳定的要素形成了学术上的内聚力和排他性。这种凝聚力一方面对学派内理论学说加以辩护，另一方面也能对其他研究者的观点加以排斥。古今中外的学术史上不乏学派的存在，学派的存在能积极地活跃学术气氛，有力地推动学科的发展。反思过去的教育技术研究缺乏丰富性和长久生命力，多以经验的表述为主，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学术话语中核心概念使用随意，核心概念之间亦未能形成有机的内在联系，没有形成内在的富有逻辑性的架构，如此种种，根本无法导致学派的诞生。
学派具有可持续性。学派的发展需要清晰的脉络。每种学派理论都具备一个理论硬核，起源于问题，并且永远不会完全脱离这一初始问题意识，在学派理论的演化过程中，也必然遵循“一以贯之”的主导话语体系和学术传统。在这一点上，我们在系统考察六十多年来美国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主要是“媒体派”和“学习派”两大学派的争鸣。“媒体派”更具学派特征，并形成了导师和博士生三代传承的查特斯（W. W. Charters）―戴尔（Edgar Dale）―芬恩（James Finn）―海涅克（Robert Heinich）谱系，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是此派的学术重镇。[13]
学派具有对话性。学派具有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学派就是封闭的，一方面，学派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派生态系统，需要健康适宜的学术环境，对于教育技术学派来讲，这显得尤为重要。正确处理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和计算机等学科学派以及教育技术学派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学派之间“生态链”的平衡，这对促进教育技术学派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任何学派都有理论盲点，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各个学派不是替代、倾轧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另一方面，学派间需要良好的对话，学派是在对话与磨砺中成长的。各学派间往往在对话中立足于本学派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吸取其他学派的理论学说或者受到其他学派的启发，不断充实、丰富、扩展自己的理论体系、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因此，这是“平等式”对话而不是简单机械的套用。有类似描述为：“真正的教育学学派必定是这样的：它虽然难以拒绝相关学科学派资源的诱惑，但并不把这种外来资源当做‘根基性资源’，它试图将其纳入到教育学的语境中加以转化、再生。”[14]
2. 学派精神及其缺失的表现
我国的教育技术，学派意识的淡漠与学派精神的缺失相伴随。可以认为，学派精神是学派组织、活动及其学术成果的精神积淀，学派精神主要体现在“求真”和“创新”两方面。“求真”是学派创生和发展的灵魂，在“求真”精神的鼓舞下，具有共同学术旨趣的研究者在对问题探索过程中形成相对稳定、独立的理论立场；“创新”精神是学派发展的立足点，“学派的核心思想必须是对传统理论的重大突破，或者是对一个全新领域的开拓。它给人们提供了一幅新的视野图景，使人们具有通过进一步工作而获得成功的巨大希望。”[15]创新也是学派发展的根本动力。
教育技术学派精神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教育技术研究问题零散，形不成理论硬核。如前所述，教育技术研究的游击习气不利于对理论体系的探索与完善，对问题的“浅尝辄止”式的描述又阻碍了对真理的发现。第二，教育技术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话语体系。学派精神的存在也是研究者聚集并开展研究的精神动力，也只有具有学派精神才能真正促使学术团队向学术流派的转化。目前在教育技术领域存在为数不少的研究团体，但仍然缺乏研究的合力，“散沙式”的研究难以形成统一的话语。第三，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原创性不足，缺乏创新性，教育技术研究的现状就是“引进多，原创少；成果多，精品少；问题多，思想少”。教育技术学派精神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其研究的理论品位的提升与学科的发展。
3. 从“逻辑起点”到“学派”
建设教育技术学派，对于我国的教育技术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既是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内在驱动，也是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教育学对其“逻辑起点”的讨论众说纷纭的气氛也感染到了教育技术学领域，对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讨论一时间风生水起。参与讨论的学者们虽未能最终就逻辑起点究竟是何达成共识，但都默认了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具有“唯一性”，并机械地套用了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及其探讨的思路来探讨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然而，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值得探讨。
我们先辨析“科学”与“学科”两个概念。蔡曙山指出“科学研究是以问题为基础，或者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成熟的产物。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领域最后都能发展成为新学科……学科以规范化为目标，英文的‘学科’一词，本身就含有‘规范’、‘纪律’这样的意思。从学科的这种特性可以看出，在时间上它相对于科学而言是滞后的，在空间上它相对于科学研究是不连续的，仅仅是若干科学研究领域的集合”，“在科学与学科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中，科学是第一性的、决定的方面；学科则是第二性的、被决定的方面。这个关系不能颠倒”。[16]从上述两个概念的辨析看开来，我们更倾向所谓逻辑起点应该是针对教育技术“科学”的，而不是教育技术“学科”的。科学是以“问题”为中心，需要有形成专门的说理系统及专门的特定的“逻辑起点”，而学科是“容器”，其间可以容纳不同的学说或派系。逻辑起点针对科学理论流派而言是必然的，即它在某一理论流派具有唯一性，逻辑起点不仅因理论体系而异，更是该理论体系定的部分。具体到教育技术，作为我国的一个学科，首先应该有关于不同学说和流派的包容性，即使当前教育技术领域的学说和流派仍在迷雾之中未能清晰显形，也万勿轻率遑谈什么唯一的逻辑起点。可以看出，我国教育技术领域中关于逻辑起点的讨论，首先是学派和学派精神发展不够成熟而致的模糊认识，其次是对“科学”和“学科”两个概念区分不清所致。
我们也关注到教育学领域关于逻辑起点的讨论，也在默认教育学学科的逻辑起点唯一的基础上进行，如有参与该问题讨论的学者就含混了科学和学科的差异，称逻辑起点“是指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指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是使整个逻辑体系由以开展和得以丰富完成的一个最初的规定。”[17]似这也是教育技术界学者们在关于自身逻辑起点讨论中默认其为“唯一”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考察，在我国建国后的教育发展历程中，一直坚持的是“党的教育方针”，尽管在不同时代党的教育方针也在发生细微调整，但其作为我国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的灵魂却一直是不变的。就是说，我国的当代教育，从同志倡导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描述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与所谓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本质描述不同，是在倡导“使人成为人才”，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之需导致的，实际上可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在这种特立独行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教育有着延绵不绝的传统继承，有着锲而不舍的价值追求，它就是一个学派！所以，它的逻辑起点有唯一性！
再说到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问题上来。在我国的官方规定的体制中，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从属于教育，但放眼全球实践，教育技术既是与教育高度相关又是一个似有着某种特立独行品质的领域。因此，要讨论我国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首先要从这里开问，即在它是否是一个学派的基础上开问，而不是在默认“唯一性”的基础上盲目地自说自话。
中国教育技术问题必须由中国学者来解决，必须怀着一颗“中国心”深入生活，面对中国客观存在，关注研究解决中国教育技术的实际问题。历史赋教育技术以重任，然而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技术研究学术品质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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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技术学；文化逻辑；文化自觉；教育技术文化
作者简介：覃泽宇，王卓玉(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桂林541004)
在我国，教育技术学作为独立的本科专业始于1983年，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则始于1993年，历经几代学人殚精竭虑的建设，其彰显的中国教育文化特色日益显著，正如“信息化教育”的提出承接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的文化脉络，以及AECT历次定义的译介也在不断地寻找适应中国教育文化的契合点。在信息化时代，教育技术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于生机勃勃的中国教育文化图景中，描绘着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但是，纵观教育技术学自身的文化发展脉络，仍存在相当程度的困境，包括教育逻辑和技术逻辑的乘离、教育技术学学理逻辑的游离、教育技术实践文化的漂移等。借鉴科学的逻辑方法对其文化逻辑进行厘定，从而为教育技术学人的文化自觉提供推理思路。
一、文化逻辑对教育技术学的解释效力和限度
“逻辑(logic)导源于希腊文logos(逻各斯)，原意主要是指思想、言辞、理性、规律性等”[1]，是“一门以推理形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2]。古希腊、古代中国和古印度为逻辑学说的三大发源地，意味着逻辑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土壤。“我们在现代文化中证明：无论在元理论还是在对象理论层面上，无论是从描述还是从规范的角度看，逻辑均相对于文化”[3]，即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逻辑，逻辑的发展体现出不同程度的文化向度。逻辑如果离开了文化，便丧失了生发的土壤，更不可能成为普遍意义上的言说方式。文化如果离开了逻辑，便成为无法把握的神秘之物，与人的实践活动脱离开来。
“文化逻辑”出自美国文化学家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但他并未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逻辑起源于不同的文化类型，文化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逻辑的完备。通过归纳，可发现文化与逻辑的交融分为：第一，将文化作为变量引入逻辑的范畴，从文化上为逻辑推理骨架赋予血肉，以实现逻辑观念上的文化功能。第二，将逻辑作为变量引入文化的范畴，从逻辑方法上考察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说理方式和交流方式，以达到提升人类理性精神、构建公共话语和改造文化性质的目的。第二个层面上的文化逻辑，即是本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分析框架。
文化逻辑作为特定文化情境中相对的真理体系，是人类认知文化的有效思维模式，即对客观事物的文化规律进行探索和改进的思维方法。将文化逻辑引入教育技术学的研究，目的在于借鉴逻辑方法，对教育技术学的文化图景和发展趋势进行勾勒与推理，从而实现教育技术学的科学发展。但文化逻辑对教育技术学的解释仍有限度。第一，逻辑的产生不仅根植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其运用也受制于文化的类型和发展水平。在中国教育文化语境中，逻辑的运用会呈现出中国的直觉思维逻辑和西方的科学思维逻辑相结合的特征；第二，逻辑所包含的归纳、演绎、矛盾和对称等推理方法，明显受到推理主体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等因素的制约。文化逻辑既包括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包括主体对客观规律的认知推理，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第三，教育技术学是一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的学科，直面具有能动性的复杂的人，其文化发展呈现出人文性和科学性相互交融的复杂局面。
厘清文化逻辑对教育技术学的解释效力和限度，是为了更好地界定研究边界，这也是运用逻辑方法的应然要求。
二、当前教育技术学发展的文化困境
(一)教育逻辑和技术逻辑的乘离
教育逻辑与技术逻辑，曾经在人类生存和进化的过程中具有混沌的一致性。正是在早期教育的钻木取火、结绳记事等技术和经验的传递与模仿中，人猿得以揖别，人类也才能不断改造和重组生存的经验，逐渐走向更高级别的文化形态。
教育是人之为人的特殊实践，它遵循内在的生命发展逻辑。教育逻辑是关于促进人类生命成长和发展的教育规律，既包括主观意义上的对教育价值规范的思维规律，也包括客观意义上的教育各要素之间组合和运行的规律。教育逻辑亦是生命逻辑，是在教育视野中对人类生命起源、发展和完善的思维，是对实现完满人性规律的探索，即叶澜先生所言之“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虽然教育形态会随着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不断更迭，但生命逻辑作为内在的逻辑，始终坚如磐石，具有恒久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还体现在人的发展的一般规律上。因此，教育逻辑是生成性和规律性的统一，即人的生命成长具有建基于人的发展的一般规律之上的无限可能性，是主观价值尺度和客观普遍本质相统一的生命逻辑。
技术实践是人的类本质活动，但技术也有自己内在的连续发展逻辑，即技术逻辑。勒鲁瓦—古兰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考察技术逻辑的普遍性，并提出了“技术趋势”的概念。他认为“技术趋势具有普遍性，虽然构成趋势的一系列技术事件具体地实现于各种不同的种族区域中，但是趋势本身却独立于种族的文化区域。”[4]这种普遍性指的是技术在不同的文化形态上具有抽象的共性，即贝尔纳·斯蒂格勒所认为的，技术能在历时性上自组织地形成和发展“技术体系”。斯蒂格勒进一步指出，“现存的技术物体从来不可能完全具体，它们永远不会被有意识地构思并实现。具体化的‘逻辑’是经验性和实验性的，它是一种几乎具有生存意义的逻辑。”[4]技术在发展意义上的逻辑，意味着技术在与人的耦合中，会朝着组合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不断走向更加智能的发展形态，形成技术自身的发展逻辑。
“乘离”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市场指数或收盘价与某条移动平均价格之间的差距。用乘离来描述教育逻辑和技术逻辑在人性发展方向上的偏差，凸显出更为形象的文化画面感。在现代化进程中，“教”“技”之间的紧张关系根源于教育的生命逻辑和技术的发展逻辑的乘离，这种现象会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入愈演愈烈。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Schwab)认为，人类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技术之间的融合，以及它们横跨物理、数学和生物几大领域的互动，决定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前几次革命有着本质不同。”[5]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技术作为人体的物理性替代，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但仍处于人类的可控范围之内。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发展逻辑仍然遵循人类生命发展的逻辑。然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技术在理论上能极大地渗透甚至改变人类生命的进程。“基因人”“机器人”等将会集成人类的智慧和能力，成为能够独立于人类存在且生命机能很有可能全面超过人类的“超人”。因此，构建教育技术文化体系，从根基上消弭教育逻辑和技术逻辑之间的乘离，使人类的生命逻辑继续保持对技术的发展逻辑的规范与引领——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二)教育技术学学理逻辑的游离
“‘学理’源自法学概念‘学理解释’(academicinterpretation)，它是指教学研究机构、学者、专家、法律工作者等非官方主体对法律规范或案例所作的阐述与解释。”[6]学理是某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内所应具备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相融合的学术理路，它包括概念、话语、知识等基本理论体系和主流的实践文化脉络。学理逻辑则是在阐述或建构学术理路时遵循的逻辑推理形式，是文化逻辑中的学术体系。学理解释的主体和思维不同，决定了学理逻辑的立场与推理不同；基本理论体系和实践文化脉络不一，也决定了学理逻辑的出发点与发展方向各异。
从文化层面对教育技术学的学理逻辑进行审视，可以发现其存在较为明显的游离特征。游离即根基不稳、依附不牢、脉象紊乱。教育技术学学理逻辑的游离，主要是因为基本理论的孱弱。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教育技术基本理论主要源自其他学科，其中，“媒体派”主要源自教育学和传播学，“学习派”主要源自教育学和心理学。但是，教育学理论和传播学理论的贫乏以及心理学理论的自我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这就导致了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的先天不足以及文化脉象的紊乱。
自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问世，教育学已诞生近400年，赫尔巴特曾开创教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先河。但直至今日，教育学理论一直饱受争议，其与实践的脱离更是为人诟病。传播学孕育于20世纪20年代，其理论来源颇为庞杂，如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等。至20世纪50年代，传播学之父施拉姆对当时颇具影响的传播思想进行整合，建构了至今仍占主流的施拉姆派传播理论，但其理论体系的完备也并未见长于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内部的相互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行为主义、认知主义、人本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表现出对其他理论的排斥。因此，教育技术学在历经“视觉教学”“视听教学”“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学(信息化教育)”等发展阶段中，经常对教育学、传播学和心理学等不断涌现的某种理论显示出较为单一的偏好，并且这种偏好呈现出极大的跳跃性。因此，教育技术学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理论时也会呈现出迷茫的状况，并且在这种迷茫中很容易将技术发展的标准作为衡量自身发展的尺度。事实上，技术的进步对教育技术学的发展比理论的渗透影响更为明显，这是导致其学理逻辑游离的根本原因。
基本理论的孱弱必然导致学科话语的失真，这也是教育技术学学理逻辑游离的主要表现。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教育技术学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却备受其他学科的质疑，引起了教育技术学和教育学原理之间的对话[7-8]。虽然教育学原理没有在其堆积如山的“教科书”中很好地向教育技术学提供高效的技术性理论，但教育技术经常被夸大为革新整个教育体系的力量，也同样令人对其产生怀疑。学科话语的失真，原因在于学理逻辑推理主体普遍存在着理论焦虑，也反映了教育技术基本理论建构的艰难。
(三)教育技术实践文化的漂移
实践主体的多元化和主体实践的试错欲望，是导致教育技术实践文化漂移的根本原因。我国教育技术实践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是有目共睹的，研究人员涉及教育、心理、计算机、物理、电子和传播等多个领域。多元化的实践主体，决定了教育技术实践文化的多元背景。而且，马克思赋予了“实践”以“试探、冒险探索和开拓性的含义”，即“通过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来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的活动。”[9]这与当代西方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的“试错”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教育技术主体实践的试错欲望，可以说是教育学领域最为强烈的。这主要表现在研究人员热衷于将高新技术引入教育领域，并对技术呈现出明显的“喜新厌旧”态度，在目不暇接的“试错”中证明高新技术促进教育的有效性。“试错”固然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途径，但缺乏了理性的规整，“试错”不仅会沦为单纯的试错，还会衍生出僭越于教育之上的利益链条。
我国教育技术学的西学东渐，是教育技术实践文化漂移的外部原因。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简称AECT)1994年对教育技术的定义中“设计”“开发”“利用”的价值取向，虽然有效地规定了教育技术实践的范畴，但也不可避免地凸显了极其强烈的“有用性”思维，不仅在中国教育技术的实践中投下了巨大的工具理性阴影，还弱化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文化脉络，强力改变了其文化发展方向。“教育技术的工具定位，使得教育技术研究取向物化，研究者忘记了其所置身的领域和应用的对象，并建立了‘媒体技术发展等于教育技术发展，教育技术发展等于教育发展’的等式。”[10]当AECT2005定义将AECT1994定义中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评价”等五个范畴整合为“创造”“使用”“管理”等三个范畴，再次在我国掀起波澜之时，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中国教育技术界如何建设自己的专业？中国如何确定自己的‘教育技术定义’？我们如何借鉴AECT的经验，通过专业协会汇聚全国的智慧和理论，发展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11]等根本性问题。难以避免的是，在引进西方教育技术理念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文化依附，以及使用发达国家文化模式来裁剪中国经验事实等现象，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消除，这也使我国教育技术实践文化的漂移进一步加剧。但是，教育技术定义的本土化探索一直在不断进行，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技术研究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如AECT2005和AECT2017都对技术伦理给予持续的关注，这在我国也同样如此。
三、诠释中国经验的教育技术学的文化自觉
中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奠基者孙明经先生，曾“在蔡元培的指导下将电影当作唤起民众之利器和教育之有力工具”[12]，致力于通过技术来普及教育和改造文化，实现中国的救亡图存。南国农和萧树滋等先生，完成了遭遇“文革”浩劫后电化教育的文化重建。当代诸多先生，则实现了当代教育技术学的文化繁荣和发展。在新时期，教育技术学只有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吸收更多的养分，汲取西方的有益经验，完成自身的文化自觉，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经验的表达。
(一)聚焦教育技术文化的研究
聚焦教育技术文化的研究，就是要将教育的生命逻辑和技术的发展逻辑置于文化逻辑的框架内加以调适。以文化经验来统合教育逻辑和技术逻辑，能使教育技术的发展无限趋近于人类生命成长的向度。通过探寻教育技术文化的范畴、规律和功能，实现教育文化与技术文化的理论复调和实践交融，从而不断地改造人的文化经验，促进人的发展和完善。
“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13]通过这些网上纽结，人类可以对客观事物编织合乎逻辑的认识之网，进而建构科学的理论体系。范畴之网的编织，遵循存在论(本体论)、本质论、概念论的先后顺序。教育技术文化范畴的研究，即是对教育技术文化存在(本体)、教育技术文化本质和教育技术文化概念等三个方面进行推理和论证。教育技术文化存在的范畴，是对教育、技术、教育技术、技术文化、教育文化等原始的教育活动和现象进行抽象和概括的基本范畴，是教育技术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教育技术文化的本质范畴，既揭示内部各要素发展的普遍属性(共相)，也探索作为“教育技术文化”有机整体的独特个性。教育技术文化的概念范畴，则是在存在和本质的基础上，通过概念的学术化表达来建构理论体系的大厦。
教育技术文化的规律，取决于教育和技术的文化逻辑及其融合。相对于教育来说，技术的文化逻辑更容易受到忽视。技术的工具理性成分固然是异常凸显的，但应将其视为内涵更为广泛、更具人性化的技术理性范畴，强调其充满文化品位的实践属性。“马克思把技术实践看做人的全部实践活动的基础、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根基。在他看来，技术实践并非仅仅是一种工具性操作活动，而是人的整体生存方式，它表征着人的基本生存境遇，内蕴着人之生存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关涉人的现实生存与历史发展。”[14]简而言之，技术实践也属于人之为人的文化过程范畴。技术实践渗透于教育领域，不仅是教育上的进步，更是文化上的改造和突破。教育技术博物馆的诞生，正是教育文化和技术文化在当代交融所生成的教育技术文化标识。
教育技术文化的功能，应该聚焦于人的文化经验的改造。马克思认为，“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15]经验作为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认识自己、适应和改造外部世界的技术性体验。“教育的定义应该是经验的解放和扩充”[16]，“教育是在经验中、由于经验和为着经验的一种发展过程”[16]。文化经验，是人类在特定文化体系中生成的充满活力的地方性思维与惯习。经验作为文化的内核，不仅建构了文化的模式，还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机制，而文化则是不断被诠释的经验。教育技术不仅是教育的工具，其文化功能的研究，应该着眼于对教师和学生文化经验的重组与改造。譬如，虚拟现实技术作为逻辑和形象的有机结合，不仅能使人通过虚拟实践体验到与真实经验相媲美的人工经验，还可以改造封闭式的班级授课制教育文化经验，使教育趋近于回归真实的生活与文化场景。
(二)廓清教育技术学的学理逻辑
廓清教育技术学学理逻辑，包括厘清自身文化发展的基本理路和参与教育学公共文化的建构。前者是探寻学科的文化之本，后者是形塑学科的文化形象。
厘清教育技术学文化发展的基本理路，即探寻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文化理论渊源，不仅要从教育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学科中汲取丰富的理论滋养，还应将理论之根扎进文化的土壤，在中华文化母体中探寻其基本理论的生长点，注重对教育文化和技术文化以及两者交融的逻辑进行考察。教育文化的目的是文化经验的传承，内蕴教育理论的文化生长点、文化理路及文化表达方式，伴随着教育活动的始终。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如儒家讲究伦理、道家讲究无为、法家讲究法治、墨家讲究逻辑等，都给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打上深深的烙印，诚如梁启超所言之“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之“国性”，构成中国教育技术学文化之根。技术文化的逻辑支点是技术理性，它“在其中扮演着组织者和领导者角色，是技术发明与改进的逻辑支点，引导和驾驭着众多非理性因素及其活动。”[17]我国古籍中同样蕴含丰富的技术文化思想，如《庄子》《天工开物》等，奠定了中国技术文化发展的逻辑基础。因而，教育技术在形态上是教育与技术的结合，其背后的文化逻辑，是经验的教育文化与理性的技术文化在人的生命成长向度上统合的规律。这正是教育技术学的文化基本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
参与教育学公共文化的建构，是形塑教育技术学学科文化形象的重要途径。教育学在结构上是一种统合性学说，在其多元化发展的既定情况下，只能为绝大多数的教育活动提供普遍性的理论。教育技术学要与其他学科形成对话，应秉承“学术乃天下公器”的理念，遵循由重叠共识到公共理性的对话逻辑，致力于参与教育学公共文化的建构。公共文化的要义在于意义共享，包括交融的思想、有效的表达、严谨的对话等。事实上，“教学设计”“教育信息化”“信息化教育”等概念，自教育技术学引进或创制以来，基本得到其他学科的认同，形成了教育学的公共概念，实现了学科对话的公共理性。但是诸如“慕课”“翻转课堂”“魔灯”等概念，还是引起了诸多的争议。因此，教育技术学参与教育学公共文化的建构，应当充分考虑中西文化的异同、话语逻辑的理性规约、说理方式的严谨性等因素。惟其如此，教育技术学的话语体系才具备自明性、完备性和通约性，才能有效渗透到教育学中，涵养和建构教育学公共文化，使其学科文化形象更加清晰和饱满。
(三)培育教育技术实践主体的文化自觉
教育技术的实践文化应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才能在构建特定的文化场域中持续发挥育人的效应。因此，通过提高实践主体的理性能力，培育其文化自觉，是教育技术实践文化的旨归。
康德认为，“在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那里，产生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的能力，也就是产生一种使一个存在者自由地抉择其目的之能力的就是文化。”[18]康德建构了以理性为能力，从而自由通达目的的文化图式。理性是文化的内核，文化自觉的实现在本质上是理性的提高。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因此，在实践主体多元化既定的情况下，以理性来规整主体的试错欲望，是教育技术实践文化得以稳定生成和发展的根本途径。具体来说，要求教育技术实践的主体，把兼具认识理性和解释理性的理论理性与兼具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过程理性的实践理性统一起来，不仅要依据技术的尺度进行实践，还要将教育的核心理念贯穿其中，将技术改造成能够持续促成个体生命成长的稳定的文化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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