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能源战略安全问题逐渐突显出来。论文从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出发，在分析了4大国能源战略的基础上，利用博弈思想，提出了解决中国能源战略安全的基本思路。 【论文关键词】 能源 能源战略 战略安全 国际关系 最近十年，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能源战略安全问题突显出来了。中国石油进口在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已达40%以上。预计，到2015年，中国对石油进口的依存度会达到50%。从国际关系及地缘政治来看，真正能对我国石油战略安全真正构成威胁的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及印度。从长远和全球的观点来看，“能源问题”的核心就是“石油问题”。 一、美国石油战略及对我国石油战略安全的影响 美国以石油作为遏制中国的战略工具主要表现在：首先，美国势力竭力将中国排斥在“世界石油心脏地带”之外。北非、西非、中东、中亚、里海、俄罗斯所构成的一个条状带就是“世界石油心脏地带”。其次，美国试图影响或操纵油价以遏制中国经济快速的增长。美国已经控制着世界上60%以上的石油资源，并在冷战后牢牢控制着世界石油价格50%以上的话语权，能够极大地影响和左右世界石油价格。第三，作为中国石油安全国际战略实施主体的中国石油企业屡屡遭受来自美国的政治干涉。 二、日本石油战略及对我国石油战略安全的影响 日本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高度依赖进口的能源消费大国。首先，日本对能源迫切需求向中国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近年来中日两国对东海石油资源的开采的争夺，实际上是双方战略利益冲突的提前表现。从俄罗斯安大线与安纳线的争夺上，可以看出日本的能源战略的意图及对中国利益的威胁。其次，台湾问题态度暧昧。一旦台海开战，依美日安保条约，日本一定会协助美国实现对中国进口石油的封锁。还有中日之间的高度不信任和钓鱼岛的领土之争。 三、印度石油战略及对我国石油战略安全的影响 首先，领土之争是中印互不信任的根源，表现在威胁方面是对中国石油运输的安全以及对国际石油资源的争夺。印度对我国的能源安全威胁是石油运输的安全。长期以来，印度把中国当作假想敌，由于中印之间存在着悬而未决的边境领土纠份，导致了印度对我国的石油运输的严重威胁。其次，印度在对国际石油资源的争夺上，与中国有高度的利益之争。 四、俄罗斯石油战略及对我国石油战略安全的影响 俄罗斯是中国的战略伙伴，两国关系比较友好，高层往来不断。但俄罗斯跟中国若即若离，政热经冷，民间不信任。其在安大线对中国的暧昧态度和白俄罗斯在天然气上的争端以及对印度的武器出口超中国的先进程度都表明，它在各各方面间寻找最大的利益点，不是一个十分可靠的伙伴。如果我们把能源战略重点放在俄罗斯身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冒险。另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希望在它的周围出现强国。 五、我国石油战略安全对策选择 一是构建和谐的中美关系。尽管中美两国在石油安全观念、战略乃至行为等方面存在着差别，但根据和谐世界的理念，在石油安全领域，只要中美双方相互包容，求同存异，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合作或竞争下的合作，那么两国就会在国际石油领域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实现各自的石油安全和利益双赢。 二是加大石油储备量以防台海有事。中国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充分的准备理应包括能源的供应与运输安全，建议应在目前的和平时期，利用我国充裕的外汇储备来收购石油加大储备。中国的石油战略储备量至少应有5个月的消费量为标准；在条件成熟时，应大力发展石油进口的管道运输。 三是积极构建以中印为基础的亚洲经济共同体以突破美国的战略封锁。在台湾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中国应积极建立与印度的友好关系突破美国的战略封锁。尤其应阻止印度加入“亚洲版的北约”，以保证我国在台海战争爆发的大纵深战略的安全。印度是俄罗斯的传统盟国，况且中俄关系又十分友好，因此印度是我们争取的对象，如果印度能与中国友好，那么我们的石油运输就有了一定的保障。 四是积极发展中日之间的能源合作。中国和日本同属经济大国，经济发展又都高度依赖石油的进口，从总体上，中国之间的在全球的石油竞争将会长期化。中日之间能源战略博异，应首选合作为主，竞争为辅。在合作方面中国应主要集中在能源技术方面和经贸合作方面。 五是政府应加强对俄罗斯的能源合作的工作力度。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 应多利用长期合约的共同开发方式，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获取我们在俄罗斯的石油利益。 六是增强内功提高综合国力。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能源领域的科研投入，加大深海勘探油气资源的开发；加大开发可再生能源并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提高国民的节能意识和节能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建立石油的陆路、铁路、海路、石油管道的多种运输方式；大力研发可替代能源等。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7[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561-572 ]BP世界能源统计2007[M/CD].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 2007.6:6-28
一、对石油供应安全必须坚持“两点论”
石油供应安全是指任何时候都能以合理的价格获得足够数量的石油。这里面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供应既不能中断, 也不能严重短缺(按照国际能源署IEA的标准, 供应短缺量达到上一年进口量的7%, 就标志着进入了不安全期)；二是不能出现难以承受的高油价。
1. 传统的石油安全观
传统的石油安全观认为，石油安全是指减少石油消费和进口的依赖性。石油供应安全度用石油进口依赖度来表示，石油进口依赖度越高，石油供应安全度越低。
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和1974年IEA成立以来，国际石油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供应者增加，探明储量和石油储备增加；价格变得灵活和透明，由市场而不是垄断来决定；世界的紧张局势总体有所缓和；贸易更加发达，自由化和全球化进一步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石油供应国没有再使用过石油制裁的武器，世界上也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石油短缺。即使一些石油供应国受到联合国或其他国家的制裁，也未影响世界石油贸易或引发石油供应短缺。
2. 新的论点
今天，一部分人心目中的石油安全观在悄悄地改变, 石油安全已成为进口国和出口国共同的问题--大部分石油进口国渴望有可持续供应的资源和稳定的市场以保证供应安全，而石油出口国也渴望有一个稳定的出口市场，以保证需求安全和可持续的收入。高油价是一柄“双刃剑”，不仅伤害石油消费国，也伤害石油供应国。因为高油价既能使石油出口国获得更多的利润，也会促使消费国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及替代燃料，从而加速改变石油在世界能源结构中的主导地位。
由此，一些专家认为，石油已从战略性资源和“武器”回归到一般商品的属性，石油进口依存度的提高，不值得大惊小怪，它与石油供应安全没有直接的关系。动用很多资金去搞石油储备，是得不偿失。有的专家甚至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已使我国可以不用一兵一卒就可以在国际市
场上买到任何所需要的矿产资源。
3. 石油安全的两点论
应该承认，产油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向以互相依赖为共识的合作方向发展。但是，正如1999年5月IEA部长理事会发表的声明所指出的那样 ：虽然故意中止石油供应的危险得到了缓和，但自然灾害、技术上的障碍以及政治混乱所引起的危险仍然继续存在。
今后如果再发生石油危机，其原因不一定是产油国的企图。例如，2002年12月至2003年3月，委内瑞拉内战一触即发，其石油行业几乎陷入全部瘫痪的状态，造成了1990年8月海湾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石油供应中断，高峰中断量达到260万桶/日。
过去发生的石油供应中断事例，大部分都与中东地区的局势有关。中东拥有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三分之二，其石油产量占世界的30%，其石油生产成本在世界上是最低的，而且中东原油占国际市场原油总贸易量的44%，今后20年世界石油需求对中东的依赖程度将进一步增加。最近的伊拉克战争所引发的高油价更说明，中东产油国局势的不稳定是世界石油供应安全的潜在威胁。
IEA在不久前的《2004年世界能源展望》中指出，“能源安全在短期内将有更大的风险。近年来的地缘政治形势以及能源价格飙升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多数OECD国家、中国、印度等油气进口大国将越来越依赖产自遥远、动荡地区的进口能源。石油供求的灵活性将下降。石油将越来越集中用于交通运输，且没有唾手可得的替代能源。对石油与日俱增的需求将由少数几个拥有庞大储量的国家来满足，如欧佩克的中东成员国和俄罗斯。贸易的蓬勃开展将强化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与此相联系，海盗、恐怖袭击或者事故导致油井或者管线封闭、油轮停航的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大。”
鉴于客观的现实，我们认为石油安全观必须坚持两点论：一方面承认国际石油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石油安全形势有了很大的改进；另一方面，认识到天下并不太平，发生大规模石油供应中断并带来重大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对石油安全问题必须提高警惕，丝毫不能麻痹大意。
二、我国石油安全对策及评价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的研究，2020年中国石油的需求量将为4.5亿～6.1亿吨，届时国内石油产量估计为1.8亿吨,进口量将为2.7亿～4.3亿吨。进口依存度将处于60%～70%。IEA《2004年世界能源展望》的预测值是能源研究所的中值5.3亿吨。
有专家认为，当一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5000万吨时，国际市场的行情变化就会影响该国的国民经济运行；当一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1亿吨以后，就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供应安全。当石油进口依存度超过60%时，石油供应的不安全性加大。
确保石油安全，需要采取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
1. 大力节油
2000 年我国的原油消费量为2.33亿吨，如果我们希望将2020年的原油消费量控制在4.5亿吨以内，原油消费的年增长率就必须低于3.4%。实际上，2003年我国的原油消费年增长率超过了11%，2004年上半年超过了20%。显然，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改变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石油应主要用于交通运输业和石油化工业。当前的问题，一是小轿车增速过快，如不加引导，2020年我国汽车保有量将达1.3亿～1.5亿辆，燃油需求将达3亿吨，将难以实现把石油需求控制在4.5亿吨的目标；二是一部分人追求豪华的高耗油的大排量小轿车，增加了石油消费，而相比之下，许多发达国家的小轿车都在向1.3甚至1.1的排量发展(例如德国)；三是目前我国机动车的燃料消耗水平普遍比世界发达国家高10%～20%。值得欣慰的是，“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已经正式颁布，将于2005年7用1日起实施，这必将大大改进机动车燃油利用的效率。
与邻区和发达国家比，我们的油品税相当低，以油品税占售价的比例计，日本为50%，新加坡为40%，韩国为65%，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为56%，而我国大陆地区仅为10%左右。我国的油价大大低于日本和欧洲，为什么我国不能提高税收和油价以抑制石油消费过快的增长？为什么议论已久的燃油税还不能出台？笔者认为，贯彻总理的指示，“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机制，抑制油气消费，节约和合理使用油气资源”已刻不容缓。政府应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将节油工作推向一个新水平。
2. 加强国内油气资源勘探
根据2000年以来我国三大石油公司对部分盆地进行的油气资源重新评价，全国有石油地质资源量1041亿吨，最终可探明地质资源量619亿吨；全国石油最终可采资源量约150亿吨，目前已探明可采储量65亿吨；可采资源探明率为43%，尚有85亿吨可采资源待探明。全国主要含油气盆地属于中等勘探程度，未来储量增长仍有较大潜力。石油资源量还将随着地质理论的创新、勘探认识的深化、工程技术的进步和勘探投入的增加而增加。
为鼓励石油公司加强风险勘探，建议国家设立风险勘探基金。一是可以仿照日本政府对石油公团的做法，石油公司可以向国家申请风险勘探基金使用权。一旦获得重大发现，可从利润中收回资金用于新的风险勘探。勘探无发现时，沉淀的资金由石油公司和政府按比例分担。二是免征稠油、高凝油和三次采油的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三是制定“尾矿”政策，促进老油田、低渗透油田的开发利用。
3. 开展石油资源的国际化经营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的保守评价，全球拥有石油可采资源总量4582.2亿吨(含天然气液)，约3.35万亿桶。截至2003年，全球累计探明石油可采储量2693.7亿吨，其中剩余探明储量1567亿吨。从资源的探明程度上看，全球尚有41.2%的石油资源，即1888.5亿吨，有待进一步发现和探明。截至2003年底，世界已累计采出石油1126.7亿吨，约占全球石油可采资源总量的24.6%。IEA《2004年世界能源展望》指出，“根据多数估算结果，探明石油储量足以满足未来30年的全球累计需求。我们的分析显示，如果必要的投资能够到位，全球常规石油的生产到2030年之前还不会达到顶峰。天然气和煤炭的探明储量比石油还要充裕。未来发现更多油气煤资源的潜力还是很可观的。”
除常规石油资源外，世界上的非常规石油资源(如重油、沥青、焦油砂和油页岩等)颇为丰富。据估计，全球拥有非常规石油资源4000亿～7000亿吨。非常规石油资源主要分布在加拿大、委内瑞拉和前苏联。目前，加拿大沥青砂生产的合成油和委内瑞拉超稠油生产的奥里诺科乳化油已成为商品，技术进步也将使油页岩的开发和利用具有可行性。因此，随着技术和经济条件的改善，非常规石油在今后的石油产量中将占据重要的份额。
未来全球能供应石油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东、非洲以及俄罗斯。根据IEA预测，到2030年，全球每天的原油供应量约为6600万桶，中东地区仍将是全球最大的原油出口地区，其每天的原油产量将达到4600万桶，占全球每日原油供应量的69.7%，而非洲将超过俄罗斯成为原油的第二大供应地区，其每天的原油产量为800万桶，占全球原油供应量的12.1%。俄罗斯则将以7.6%的占有率排在每日原油供应量的第三位。中国的三大石油公司已经将注意力投向了这些地区，实行石油的国际化经营。
从目前看，中国石油集团在海外有三个战略选区；以苏丹项目为基础的北非战略区：以哈萨克斯坦项目为基础的中亚和俄罗斯战略区；以委内瑞拉项目为基础的南美战略区。已签项目合同26个。中国石化集团的战略区更多在中东。现在它已经进入伊朗油田进行合作开发，并已在卡山区块风险勘探中成功地打出了高产油气井。目前重点跟踪评价的海外油气项目还有20余个，今后两年内，将根据研究和评价情况对其中有利项目进行投标或报价。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已经收购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三块石油天然气田，并且并购了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在印度尼西亚5个海上油田的部分石油资产，这将带来每年约500万吨份额油。
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已经在苏丹、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等国取得了成绩，但是也并非一帆风顺。2002年，中国石油集团在最后一刻被迫放弃收购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2004年7月下旬以来，随着美国推动对苏丹的经济制裁，中国石油集团在苏丹石油的开采成效很可能遭受影响；中国企业在印尼、苏丹、哈萨克斯坦等敏感地区的海外油气田作业，存在着一定的政治风险。一些专家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公司在进行国际能源合作的过程中，由于调研不够，动作迟缓，各自为政，谋略欠缺，错失了许多机遇。为此，建议政府建立海外协调机制，协调三大石油公司的海外活动，以减少内耗，降低成本，集体作战，提高效率；同时，对石油公司的海外活动给予多方面的支持。
4. 保障运输通道安全
目前中国的原油进口主要来自中东、非洲和亚太地区，2003年从这三个地区进口的原油分别占进口总量的50.9%、24.3%和15.2%。进口原油的运输量的约五分之四需通过马六甲海峡，而从中东到东亚的这条海上经济命脉，存在着一系列的安全威胁。这就要求中国寻找更多的运输线路和运输手段，提高运输通道的安全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输油管道意义重大。从俄罗斯远东地区进口能源，距离短、成本低，而且相对稳定，是能源进口多元化的较优选择。经过10年的起起伏伏，俄罗斯终于在2004年的最后一天做出了远东石油管线的决策，决定由俄罗斯国营石油运输公司修建一条从泰舍特至纳霍德卡的石油运输管道，即“泰纳线”。“泰纳线”比“安纳线”北移150千米，减少了污染贝加尔湖的风险，并有利于俄罗斯实现石油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目标。虽然俄政府的决定暂没有确定分阶段修建该管道等其他具体细节问题，也没有说明输油管道建成的确切日期，但修建至中国的原油管道已写入俄2020年前的能源战略中。另外，俄罗斯将用铁路增加向中国的石油供应。
中哈石油管道的“阿塔苏-阿拉山口”段已于2004年9月28日正式破土动工，并将于2005年12月竣工。工程第一阶段完成后每年至少为中国输送1000万吨原油，随后展开的管道二期工程将使输油能力达到2000万吨，这将缓解中国的石油供应紧张局面。
解决马六甲海峡问题的另一大胆设想是开凿横穿泰国南部的克拉运河。这条运河将横贯泰南，全长120千米，宽400米，深25米，预算耗资达200亿美元，耗时10年。运河建成后，从中东来的油轮无须经马六甲海峡就可直接从印度洋到太平洋，对中国石油进口必将产生有利的影响。另外，横贯马来半岛的泰国管线项目，也是缓解中国石油运输压力的备选方案。泰国计划在取得相关国家的支持后，在泰国南部克拉地峡地区修建一条长达260千米的石油管线，该工程包括位于克拉地峡两端的两个深水油港、石油储库和连接印度
洋安达曼海与太平洋泰国湾的输油管道。但输油管道或运河的建设成本非常之高，泰国的力量能否支撑，尚不敢肯定。另外通往缅甸的石油运输管道也在考虑中。但是考虑到复杂的政治关系，这条管道的修建绝非易事。
预计，今后中国石油企业还将进一步加快走出去。然而，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石油资源的竞争将更趋激烈。对中国来说，不论是进口石油或是企业在海外获得份额油，都需要经过安全的运输通道将油运回中国，这仍将是有待解决的课题。
5. 燃料替代
(1) 煤制油
用煤制油的工艺可分为“直接液化”和“间接液化”两种，从世界上来看，无论哪一类液化技术，都有成熟的范例。
“直接液化”是对煤进行高压加氢直接转化成液体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早在1927年纳粹德国就从战略需要出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煤炭直接液化厂，年产10万吨飞机和坦克发动机燃料，到1944年产量达到423万吨。“间接液化”是先将煤气化，原料气经净化后再行改质反应，调整氢气与一氧化碳的比例后生成液体。20世纪50年代，南非为了应对进口石油的制裁，成立了南非萨索尔公司，主要用煤生产汽油、柴油、乙烯、醇等120多种产品，年总产量达到700多万吨。目前，这家公司的3个液化厂，年耗煤4590万吨，年产合成油品1000万吨。
自1997年至今，中德、中美、中日通过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对我国煤炭直接液化示范厂进行了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神府煤田、内蒙古东胜煤田和云南先锋煤田的煤都可以液化。2004年8月25日，中国神华集团“煤制油”直接液化工业化装置已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开工，成为世界上第一套煤直接液化的商业化示范装置。2008年一期工程建成后预计可年产合成油产品500万吨。
对于煤制油技术是否符合我国的发展方向，国内专家有不同的观点。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它的经济性。神华案例研究中采用的煤价是80～100元/吨，这有无代表性？既然经济，国外为什么不发展？我国煤炭供应已经紧张，今后能不能支持用3～5吨煤转换为1吨油以供汽车消费？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讨论的是石油供应安全，我国又是富煤少油的国家，我们就需要煤制油的技术以应不测；至于发展多大的规模，可在工业化示范评估后，视当时的油价和煤制油的技术进步状况再定。重要的是应不失时机，加快工业化示范项目建设的速度。
(2) 生物质制油
燃料乙醇
燃料乙醇在汽油机上的应用技术已经完全成熟，美国和巴西已经大量使用。现状表明，应用燃料乙醇，发动机不需改造，动力性能基本不会改变，可使一氧化碳排放减少30%以上，碳氢化合物排放减少10%，油耗略有降低。
我国已批准建设燃料乙醇项目共4个，主要是利用陈化粮做原料。吉林60万吨/年第一条生产线已经运行，河南等地也在加快建设，2004年底可望建成90万吨规模装置。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等省已经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计划2004年底东北三省车用乙醇汽油的市场覆盖率达到80%，2005年底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安徽5省及湖北、山东、河北、江苏部分地区将基本实现车用乙醇汽油替代其他汽油。
推广燃料乙醇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生产成本尚高于普通汽油，目前由财政补贴解决；二是目前我国燃料乙醇的原料主要是玉米、甘蔗、甜高梁等，平均每生产一吨燃料乙醇需要3.3吨玉米。转换陈化粮显然是合理的，但是每年的陈化粮数量有限，在规划生产规模时应考虑上述因素。
生物柴油
生物柴油是利用动植物油脂为原料，经反应改性成为可供内燃机使用的一种燃料。全球对此一致看好，生物柴油的生产能力已达200万吨/年。在美国，生物柴油已成为增长最快的车用替代燃料。发展生物柴油不仅可缓解我国车用燃料油中的柴汽比矛盾，还可减少二氧化碳、多环苯类致癌物和“黑烟”等污染物排放，亦可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我国生物柴油已开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建成了年产万吨生产规模的生产厂。建议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制定生物柴油中长期发展规划，建立标准，出台经济激励政策，规模化发展生物柴油。
6. 石油储备
IEA主要国家有着成熟的石油储备经验。从美、日、德三国的战略储备制度比较中可以发现：三国都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开始对战略石油储备立法，三国对于储备目标和规模在法律中都有明确规定。在政府储备方面，美、日、德的储备量或目标储备量分别是10亿桶、3.15亿桶和5350万桶。加上民间储备，美、日、德的石油储备量分别相当于本国158天、169天和117天的净进口的石油消费量。
三国的储备体制各有不同。美国实行自由市场型，石油储备的主体是政府，对于民间储备，虽然有一些优惠政策和存放服务，但没有任何资金支持，也不进行管理。日本是政府导向，储备主要由政府进行，但也严格规定每一个石油企业都有一定的储备额度，没有完成的要被罚款。德国是“联盟储备”机制，官民联盟储备、政府储备、民间储备量的比率为57∶17∶26。
我国“十五”能源规划指出：为保证石油安全供应，提高政府调控国内石油市场的能力，应加快建立国家石油储备制度，逐步形成我国完备的石油储备体系。“十五”期间要争取建成一定规模的国家战略储备能力，同时也应鼓励企业扩大储备。根据上述精神国家已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内建立了国家石油储备办公室，负责处理国家石油储备事务。
石油储备包括国家储备与企业储备两种。国家储备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主要功能是防止和减少因石油供应中断、油价大幅度异常波动等事件造成的影响，保证稳定供给。企业储备是企业在与生产规模相匹配的正常周转库存的基础上，按有关法规承担社会义务和责任所必须具有的储存量。其主要功能是稳定市场价格、平抑市场波动。
石油储备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件大事，一般应首先立法，明确储备目标、政府和企业各自的职责、管理机购、运行规则、储备地点、资金筹措等问题。
石油储备是一件长期的工作，不宜操之过急。油价高时缓进口，油价低时多进口，避免不必要的花费。
石油储备不能单靠一国的力量，要加强国际合作。IEA成员国(目前共有26个国家)通过国际能源协议(IEP)组成了应付石油紧急事态的国际合作共同体。这是石油进口国对抗石油输出国组织利用石油作为武器的措施，应该说是有效和成功的。据IEA估计，2000年全球石油库存量在8亿吨左右，相当于90天的世界石油消费量。其中战略储备1.7亿吨，商业库存6.3亿吨。2000年IEA成员国的石油储备规模约为3.7亿吨，相当于110天的净进口量。如有可能，我国应参加IEA 的活动，交换信息和观点。
目前亚洲除日本和韩国这两个IEA成员国外，持有的石油储备都不多，而今后亚洲国家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应当早商对策。近年来,日本、韩国一些人士建议成立东北亚能源共同体，虽然呼声很高，但是未能产生实质性的结果。笔者认为，我国应该积极主动倡导和参与东北亚和东南亚石油安全共同体的建立；亦可仿照IEA的做法，在北京或其他城市建立石油安全的研究中心，从事信息收集、政策研究，提出问题，供各国政府协调各国的行动。当前立即可从事的工作是合作研究如何加强马六甲海峡运输通道的安全和开辟第二通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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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ina’s Worldwide Quest for Energy Security. IEA,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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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凤起. 中国石油供需展望及对策建议. 国际石油经济, 2001(5)
[6] Erica Strecker Downs. 中国寻求能源安全2000
摘要：50中国石油企业CHINAPETROLEUMENTERPRISE我国石油工业标准化工作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而不断成长、前进，为规范和科学管理石油工业上游领域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的生产经营和施工作业，在制定、修订技术标准和规范方面进行了长期的、艰辛的探索。
一、在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它所走过的路程，展望今后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事情。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和成长在十年“”时期，石油工业质量管理、标准化、计量管理与各项技术工作虽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在原石油工业部和燃料化学工业部的领导下，广大石油职工和石油工业技术监督工作者仍然坚持了对石油工业工作质量要求不放松，标准化工作和计量工作等基础工作不放松，并继续前进。
1982年，**副总理在接见参加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石油系统代表时，就石油工业标准化工作在石油勘探、开发各专业领域里的全面发展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在1984年举办的油田标准化工作成果展览上，国务委员康世恩又作了重要指示，他说：“美国有个API（美国石油学会），日本有个JPI（日本石油协会），我们能不能搞一个CPI（指中国石油工业标准组织）？”。这对推动石油工业标准化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这一时期，许多企业根据国家和主管部门的要求，建立了企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使石油工业企业标准化工作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为了理顺标准化工作机制，石油工业部经国家标准局批准，于1984年11月4日正式成立了由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李天相任主任委员的第一届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随后陆续成立了十多个石油工业的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从事石油工业标准编写和审查工作的“专标委”委员、“分标委”委员和技术专家达700余人。
这一时期，是我国石油工业标准化工作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快速发展时期。1985年创办了《石油工业标准化》期刊；编制了《石油工业标准体系表》(第一版)；1987年在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组建了石油工业标准化研究所；全面开展了石油企业标准化工作检查和表彰活动，进一步提高了石油工业标准的制定速度和质量水平；初步建立了石油工业标准的出版、发行渠道；强化了石油企事业单位的标准化管理工作；开展了石油工业标准化的国际交流。
1990年5月，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换届，产生了第二届委员会领导机构，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工程师李虞庚担任主任委员。第二届油标委开展工作的四年，标准化继续取得快速发展。石油工业标准化工作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伴随着石油工业深化改革和持续发展的步伐，在标准制修订速度，提高标准水平，促进标准化标准化是石油工业生产发展的技术基础，是石油工业新技术发展的助推器，是石油工业市场化发展的支持与保证，是石油工业国际化发展的桥梁与纽带。
万战翔我国石油工业标准化的发展工作与国际接轨，以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建章立制，维护油田企业利益等方面做出了新的成绩。加快了标准制修订速度，提高了标准水平。在这一期间行业标准的数量已近1280项，基本满足了当时石油工业（上游领域）生产的需要。按第二版《石油工业标准体系表》计算，标准覆盖率达到了49％。在标准制修订工作中，勘探开发主专业标准比例达到了47％。
第二届油标委将标准化工作的重点，放在与国际接轨和采用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方面。组织各相关专标委和专家对美国石油学会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开展了大规模的翻译工作。1991年初，为了提高石油工业标准水平，积极采用美国石油学会（APl）标准，正式成立了“石油工业国际标准工作委员会”，下设“API标准翻译出版组”，统一组织，系统翻译，配套出版。这一工作得到了美国石油学会API的认可，授权“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中国翻译出版API标准。
这一期间共翻译API标准110种，出版106种，为我国石油工业的采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还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活动，派团参加IS0／TC67，IS0／TCl93和API等国际标准化会议。有7名专家被API接受为投票委员和替补委员。还承办了国际标准化组织天然气技术委员会第七次年会。1994年7月19日，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产生了第三届领导机构及委员，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张永一担任主任委员
1997年2月19日，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油标委”领导成员进行了部分调整。“油标委”主任委员由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黄炎担任。
第三届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恰逢石油工业经历重大的历史性变革时期。石油工业的标准化工作又跨上了一个新台阶，体系趋于合理，标准质量有所提石油论文出石油高，标准制修订机制的改革开始起步，标准化研究工作得到加强，标准实施监督开始起步，国际标准化交流进一步拓展。对促进石油工业的发展和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经过十多年艰苦努力，1996年石油工业标准的综合覆盖率迅速提高到60.8％。到1999年底石油工业标准综合覆盖率已达85％以上。1999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经过重组，分别成立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完全取消了原有的包括行业标准化管理等的政府职能，原有的“油标委”运行机制已经不能适应工作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经中国石油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撤销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其职责和相应业务工作由集团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归口负责。石油工业标准化工作再次起步和发展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为了使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真正成为代表全行业的标准，2000年10月，经原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批准，由中国石油集团公司牵头联合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等，重新组建了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第一届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阎三忠出任。委员会下设16个行业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同时负责协调石油钻采设备和工具、天然气两个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涉及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及相关事宜。
二、全行业范围的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成立，是我国石油工业在重组改制的新形势下，走向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标志之一；是我国各大石油公司加强协调，谋求共同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我国石油工业迎接“入世”挑战，加快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步骤。
对我国石油工业加强技术基础，加快发展步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重新组建的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今后的发展提出了以下目标：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改革为动力，完善石油工我国石油工业标准化工作进一步发展的指导思想，应该是：用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指导石油工业标准化工作，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国际化为目标，以信息化为手段，加强标准化战略研究，主导发展石油工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提高技术标准质量和水平与国际接轨程度。完善企业标准体系，不断提升企业的总体标准水平，使我国石油工业技术标准成为在国内有权威、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技术标准。业标准体系，提高标准的质量和水平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力争通过三到五年的努力，使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为在国际石油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标准化技术组织，使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逐步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标准，满足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油标委借鉴了国际上通行的作法，吸收了国内外各标准化组织的经验、采用了新的工作机制。“油标委年会制”，年会每年定期召开，由参加油标委的三大石油公司轮流承办；“主任委员办公会议制”、“秘书长办公会议制”、“秘书长联席会议制”、“工作经费分摊制”、“技术标准专家审查制”，以及“技术标准委员投票表决制”等制度，有效地保证了油标委的工作正常运行。
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从只制定标准向注重标准项目前期研究转变。标准的制定是总结经验、提取精华、规范行为的过程。因此，新组建的石油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汲取了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在分析、评价的基础上认识到，石油行业标准的制订也需要开展前期研究，即使不能对每一项要制定的标准全部进行研究，也要开展对重点标准的研究。几年来经油标委组织，开展了多项综合性的标准化研究，其石油论文出石油中《石油工业标准化工作机制研究》、《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与国际接轨研究》、《油田总体开发方案编制指南的前期研究》等研究项目，均为开拓标准化工作的新局面起到了先导作用。从战略角度思考石油工业标准化的未来在新的历史发展条件下，加强标准化工作是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石油工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保证我国石油工业持续发展的技术基础；是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承担起我国石油工业与国际接轨的桥梁，实现我国石油工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保证。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国家能源消费和供应安全需要石油工业的持续发展。石油工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先进适用的技术标准指导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活动的全过程，以提高科学决策水平，降低生产消耗，保证产品质量，提高管理效益。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技术标准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
发达国家石油公司纷纷借助技术标准优势，强化其石油论文出石油经济和技术的国际竞争地位，使我国石油企业面临着严峻挑战。积极开展技术标准发展战略研究，改变我国技术标准滞后的状况，建立和完善我国技术标准体系，已成为我国增强竞争能力的必然选择。2002年，国家科技部制定的《重大科技专项启动实施若干意见》提出，要大力推进“人才、专利、标准”三大战略的实施。标准化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技术经济政策，确定了国家技术标准的发展战略。我国石油工业标准化工作进一步发展的指导思想，应该是：用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指导石油工业标准化工作，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国际化为目标，以信息化为手段，加强标准化战略研究，主导发展石油工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提高技术标准质量和水平与国际接轨程度。完善企业标准体系，不断提升企业的总体标准水平，使我国石油工业技术标准成为在国内有权威、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技术标准。
[论文关键词]石油企业；跨国经营；配套政策；分析 [论文摘要]石油企业跨国经营步伐正在加快，但我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政策存在着审批繁琐、政治保险服务缺失、信息不畅等问题。国家必须进一步制定投资导向政策，完善跨国经营法律体系和联合投资机制，建立财税支持政策和海外投资金融保险体制，强化信息服务和外交支持。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不断增加，走出国门实行跨国经营，参与国际竞争，加快国际化经营步伐，大力实施跨国经营，全面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集团，是我国实施多元化战略，保障国家石油供应安全稳定的需要。石油公司实施跨国经营战略，除了要有正确的战略选择外，还必须要有相应的配套政策支持。 一、外国政府的配套政策与跨国经营战略的实施 不同的国家，由于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条件不同，特别是石油的产量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石油的依赖程度不同，因此，所制定的有关配套政策也不同。我国是石油进口大国，与美国等国家的情况比较相似，这些国家的政府对石油石化企业的支持对我国也是有借鉴作用的。20世纪70年代接踵而至的两次石油危机使美国如坠深渊，为了应对能源安全的挑战，美国经过30多年的调整，建立起了一套应对石油危机、保障石油安全的机制。 1 权威管理，统一领导。美国为了加强石油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布什就任总统后，特指定一个由副总统切尼领导的能源政策小组，专门研究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能源战略与政策问题。小组成员包括了国务卿鲍威尔、能源部长、财政部长、内务部长、农业部长、商务部长、运输部长、总统助理等政府要员(刘助仁，2007)。对能源的领导和管理提高了规格。美国能源部在《2025年前能源战略计划》中，将能源安全目标锁定在国防能源、科学和环境等四大问题上，强调美国将提高“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能源安全”的综合保障能力(刘助仁，2007)。为美国石油企业界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领导保障。 2 财税优惠，金融支持。美国的政府机构各部门分工合作，通过补贴、技术援助和融资手段支持国内能源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能源部、贸易开发署和美国进出口银行是支持能源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三大主要机构。能源部矿物能源办公室下的矿物能源国际计划(FEIP)和石油天然气进出口办公室承担支持美国油气产业界开发新的商业机会和技术的职责。美国贸易开发署(TDA)通过资助可行性研究、专业培训补贴、商业研讨会和其他技术援助，帮助国内油气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参与能源项目的竞争。多年来，TDA已提供3300多万美元支持美国企业在全球参与油气开发和扩建项目。美国政府直接采取减税的方法支持石油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美国“新能源法”提出，在未来10年内，美国政府将向全美能源企业提供146亿美元的减税额度，以鼓励石油、天然气、煤气和电力企业等采取节能措施。为提高能效和开发可再生能源，法案还决定将给相关企业总额不超过50亿美元的补助(刘助仁，2007)。 3 海外保险，激励投资。为减少海外投资风险和有效保护资本输出国海外投资的安全和利益，许多国家纷纷建立了海外投资保障制度，以促进和保护本国的海外投资。1948年4月，美国根据《对外援助法》制定了《经济合作法》，并设立“经济合作署”管理援外事务，开始实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1969年，美国再次修订《对外援助法》，同时设立“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直属国务院领导，成为美国海外投资保险与保证的专门机构。这种保险制度以资本输入国与美国订有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为条件，故称为双边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这样极大地激发了美国石油企业的海外投资热情。 4 信息服务，外交护航。美国为了开辟新的海外油气资源基地，通过提供能源信息服务，为企业经营决策和政府能源政策提供重要依据。联邦政府提供的能源信息服务包括收集和分析油气市场的数据；研究影响油气供应的事件和政策；评价资源状况。能源部所属的能源信息局(EIA)负责对能源供应、需求和价格趋势等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EIA的信息服务包括历史和当期数据，短期和长期预测，统计数据的范围覆盖石油、天然气、煤、电力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为扩大统计信息的传播面，EIA通过书面报告、印刷品、光盘和互联网等各种渠道信息。而且，美国将保障能源安全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其外交和军 事行动往往围绕此核心展开。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到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美国都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在中东的军事和政治存在，从不断强化与格鲁吉亚的关系，到积极插手中亚事务寻求在中亚驻军，美国近年来的这些行动尽管都打着冠冕堂皇的借口，但始终难以摆脱争夺能源的影子(李岩，2007)。美国还成立了专门的“里海能源工作小组”，除政治和军事手段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措施，向该地区国家提供大量与石油有关的经济援助，为本国公司提供开发机会，并以技术优势争得其油气资源开发的优先权。 5 有效监管，法律保障。美国在长期的能源监管实践中，建立起了完整的监管法律体系。1977年美国制定了《能源部组织法》，并据此成立了能源监管委员会。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就制定的《天然气法》、《菲利普斯决议》、《天然气政策法》、《联邦能源委员会436号令》、《放松井口管制法》等，把对石油企业的监管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美国对石油行业的监管设立的是专门的监管机构，为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属能源部，监管委员会主要监管管道输油公司的运营和费率，审批跨州天然气管道输送项目，天然气管输价格、管道服务和开放，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建设和运行等。 二、我国政府有关配套政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1 政府对外投资事前审批繁琐，事后监管不能到位。在石油企业对外投资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商务部等部门均对境外投资负责，但审批内容重叠，职能交叉，不仅加大了项目的成本，而且审批程序繁琐，直接影响海外投资效率。中方投资额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需要经过我国驻外使(领)馆、地方计划部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国家外管局等多个部门的审批。投资1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也要经过3个部门的审批。不仅审批部门多，而且各部门内部还实行层层报批制度，这进一步降低了审批效率。各部门都利用立法权为自己设定权限，谋取部门利益。然而，对事后监管却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或无能为力的状态。我国现行海外投资的宏观调控措施仅是一个项目审批制度，投资后期的监管、跟踪、统计和分析等功能非常弱，完整的宏观调控和管理链条尚未形成，缺乏应有的监管和服务措施(陈峰燕，2007)。 2 境外政治保险服务缺失，企业投资风险增大。我国石油企业境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中东的一些地区，而这些地区局势并不稳定，外国企业面临着众多风险。而我国并未建立适应石油企业实施跨国经营战略所需要的政治风险担保制度、信用担保制度、外汇管理体制。按国际通行做法，海外直接投资的保险应属于国家授权或委托进出口银行或开发性银行开展的政策性金融业务。除一般的技术、市场和建筑等方面的商业风险外，应限于境外企业自身无法控制的风险，如战争、动乱、财产没收、国有化、外汇管制等造成的政治风险等。我国目前在一些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有不少石油投资项目，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海外投资保险的相关政策。在用汇、信贷和融资等方面，我国政府也不能给企业提供有力的、稳定、可靠的支持和帮助，新出台的鼓励石油企业“走出去”的金融财税优惠政策，审批制度过于繁琐，与企业获取技术、拓宽销售渠道、扩大海外优质资产、开发国内稀缺资源从事境外投资的要求及不适应。 3 对外政策信息来源不畅，企业决策基础薄弱。我国石油企业对国外有关法律、政策、投资环境等信息的了解十分有限。有关的专门研究、咨询机构较为分散，难以为企业提供有效的服务。石油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难以避免地存在着政治、经济、政策、汇率等各种风险。在投资的区域、市场和合作对象的选择上，企业的取向也可能有悖于国家主权、国家安全，或技术失误、经营亏损等潜在风险。在这些方面，政府占有更多的信息，应本着对国家负责、为企业服务的精神，尽可能及时地向投资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我国政府缺乏对海外企业的辅导和信息咨询等公共服务职能，缺乏明确的产业导向和国别市场导向，没有系统化的海外投资促进目标，不能满足企业对相关基础性信息等公共服务的需求。企业缺乏必要的信息，对外投资处于盲目、冒险的状况(陈峰燕，2007)。企业对海外投资信息的渠道仅限于驻在国宏观经济信息、市场需求信息和一些基本的法律框架的现状。 三、完善我国相关配套政策的建议 完善我国相关的配套政策，要有利于保障我国的石油安全，有利于提高我国石油 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有利于我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战略的实现。 1 确定海外能源战略，制定投资导向性政策。石油企业跨国经营实质上是国家的经营战略行为，国家应制定具体的能源跨国经营战略，出台政策性规定，使石油石化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有明确的战略方向。要加强政府的宏观指导和协调，制定“走出去”总体市场发展战略，做好投资项目规划，编制“走出去”发展的重点区域、重点产业、重点产品具体的指导目录，制定指导性投资政策，帮助企业作好境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等(陈峰燕，2007)。石油公司实施国际化经营的战略，应当依托国家力量和政府能源外交，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实现国家石油安全为己任，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核心，以油气勘探开发和经营为龙头，以低风险竞争或竞争下的合作为纽带，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尽早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和中国特色的现代跨国石油公司(舒先林，2005)。 2 确立依法管理战略，完善对外投资法律。为了适应石油企业跨国经营的需要，建立中外石油联盟，必须完善国内各种法律法规，建立有效促进国际合作的政策体系(徐文荣，2005)，使对外投资法律体系系统化、规范化，使对外投资行为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为石油石化企业的对外投资提供有效可靠的支持。制定相关法律方面应适当参考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既要考虑过去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状况，也要为将来的投资发展留有余地，做到保护国家和企业的利益，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增值。此外，应加快《海外直接投资法》和《海外投资保险法》等相关法规的制定速度，统一和规范对不同性质企业进行境外投资的标准、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以及投资支持、鼓励措施、争端解决等问题，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李洪江，2003)。在此基础上，还应建立以《海外投资审核法》、《海外投资外汇管理法》、《海外投资企业所得税法》、《海外投资银行法》以及《海外投资保险法》等单行法，建立国内法与国际法相协调，程序法与实体法相衔接，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相互补充的完备详尽的法律体系。 3 确立优势进入战略，完善联合投资机制。鉴于我国境外石油勘探开发尚处于探索阶段，应该组建一家专业石油勘探开发公司统一对外，其他有投资意向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国家石油公司，采取项目参股的方式参与境外石油勘探开发活动；要明确石油公司海外投资向国家发改委报告的制度，避免产生国内企业的互相竞争。要彻底改变国内石油企业在海外单打独斗的局面，避免在“走出去”寻油的项目中“撞车”，甚至进行“自杀式”的恶性竞争。石油企业必须建立统一协调的机制，可以借鉴日本和韩国综合商社的经验，整合内部资源，加强联合、形成合力、一致对外。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相互合作与促进，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为国家找到更多的油气来源。中国的石油企业应该加强和国外石油企业的联盟，寻求竞争中的合作。政府政策应当适应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超级化的条件，适应国际竞争的“非零和博弈”和“合作博弈”，即竞争伙伴实行协作竞争，通过一定程度的合作，提高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获得最大化的利益(徐文荣，2005)。 4 确立财税支持观念，完善特定财税政策。国家应尽快健全金融支持体制，为企业“走出去”并购提供优惠贷款和担保等更多的服务。并应尽快发展、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鼓励银行参与到企业“走出去”并购活动中。相关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可以并购企业相互参股或签订合作协议，实现银企合作，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紧密结合(姜义平，2007)。同时可设立海外投资基金，对境外投资项目进行参股，对石油企业境外投资项目给予资金上的支持。在信贷政策上，对于在境外投资的重点建设项目，国家金融机构可以根据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的原则提供贷款，在必要的情况下给予贷款贴息和实行贷款利率下浮；为境外企业获得境外银团贷款、租赁提供担保，以及其他金融服务；选择经过挑选的境外投资企业，在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和债券，为境外投资项目筹资。对我国石油企业到境外投资所涉及的国际税收应实施专业化管理。应行使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和公民税收管辖权。政府应与更多的国家进行谈判，避免被国际间双重征税，为我国境外投资企业取得东道国的国民待遇。境外投资企业应上缴我国财政的收入应缴入国库。对资源开发型境外投资项目的产品给予进口关税优惠政策，对已经批准的境外投资项目可以享有出口退税优惠。 5 确立保险支持政策，建立境外投保机制。国家 应尽快建立石油企业境外投资保险机制。保险机构设立一般是政府或专门成立的国有保险公司或是两者的结合体，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遭受的政治风险提供的一种保险制度，包括货币风险、外汇风险、征用风险、战争风险及其他非商业性风险。境外投资保险制度涉及到保险机构、代位求偿、保险范围、承保条件、保险期限、保险费率损失补偿等问题。境外投资保险制度能避免个别企业同东道国打交道的不利局面，容易使争端得到解决，向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方面发展。 6 确立信息支持政策，提供专门信息服务。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全面性和真实性。国家应建立一个高层次的境外投资信息服务中心，面向市场提供开放式的信息服务，提供国外获得的准确、全面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资源、地理、市场等信息，提供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的准确信息，从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市场可行性论证，提供从项目考察－谈判－审批－实施的全过程服务。要开放信息资源，使信息能够在政府部门和企业间双向流动。这样的一个信息服务中心，需要有获取全面可靠信息来源的渠道、有分析信息和组织信息的手段，具备政策水平和知识的网络能力，对项目有判断决策水平。要建立起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咨询服务系统，包括加速建立政府主导的对外投资国别地区项目库，为希望对外投资的企业提供及时有价值的信息；成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专门中介机构，全面提供各国别地区的政治、经济等投资环境，当地外商投资条件，当地投资程序、政策法规、合同形式及其他基础信息，提供介绍合作伙伴、合作项目等直接贸易促进服务。 7 确立外交支持策略，强化石油外交手段。政府应充分利用外交资源，为石化企业的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环境。要巩固并加大力度寻求可能的能源合作伙伴国家，以多种形式与其建立良好关系，为石化企业的投资铺开道路。我国的外交机构，尤其是驻产油国使馆，应该积极开展石油外交，为我国石油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国际保障。
中国中东：石油合作向纵深 中国石油石化企业与中东在油气下游的合资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未来，中国与中东的合作会日益多样化，上游和工程技术服务将与下游产业合作共同开花。 ■文/本刊记者 石杏茹 追随着张骞的脚步，伴随着声声驼铃，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来到了中东，而阿拉伯的香料也辗转到达了中国。遗憾的是，随着世界中心的西移，丝绸之路在17世纪走到了尽头。古道还在，只是再也看不到骑着骆驼的东西方商队在沙漠中的某处泉眼偶然相遇。如今，一条新的丝绸之路重新兴起。这一次，是石油让中国和中东这两个老朋友再续前缘。2009年，中国石油石化企业与中东在油气上下游的合资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0月26日，中石化与科威特合资广东大炼化项目签署谅解备忘录，将投资600亿元/人民币，建1500万吨/年大炼油，100万吨/年乙烯的大炼化项目。接着，11月3日中石化与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在京举行中沙（天津）石化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双方将合资运行天津百万吨/年乙烯项目。就在同一天，中石油和BP与伊拉克签署了伊鲁迈拉大油田服务合同。 “中国和中东之间的石油合作已经进入互相引进投资、共同发展下游产业的新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杨光研究员如此评价中国和中东石油企业目前的合作关系。 互相投资 发展下游 中国为什么招揽中东资本合建炼厂？ 中国石化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舒朝霞说：“在炼化领域，我们加强与中东产油国的合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外合作之初，我们与欧美等国合作，赛科、扬巴就是这一阶段的成果，我们需要借助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与炼化技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国内资金非常充裕，技术方面也有了独到之处，目前最缺乏的是资源。无论是去中东发展下游产业还是吸引中东来我国合建炼厂，我们都可以获得稳定的油源。” 在杨光看来，吸引中东国家来华投资炼厂还和中东原油含硫量较高有关。我国精炼高硫油的能力比较弱，高硫原油进口会导致我国环境不安全因素进一步增加。尽管我国在1995年至2003年期间通过新建和改造炼油厂，以及建设了配套的大型原油码头、输油管线和储存罐区，使含硫原油年加工能力达4000万吨左右。但这一能力仅与2003年进口的中东原油数量大致持平，难以满足我国对中东石油进口不断增长的需求。通过和中东炼厂合作，提高中国精炼高硫磺原油的能力和标准，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差距，无疑是上上之选。 杨光认为：“吸引中东主要石油输出国投资，对中国来说，无疑还是回流石油美元，在资本项目层面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方式。”随着我国从中东进口石油量的增加，双方贸易额增长很快，我们用于石油进口的开支也在扩大，石油进口逐渐成为影响中国与石油输出国贸易平衡的一个重要项目。如何在扩大中东能源进口的同时保持贸易平衡，实现“石油美元”的顺利回流，正在成为涉及中国经济安全的重大问题。 保值美元 抢滩市场 与中国合作发展石油下游产业，也符合中东国家的利益。 “中东国家具备的是资源，缺乏的是市场。”舒朝霞说，“通过提供丰富的原油，投资到中国位于下游的炼油厂，使中国与中东的进出口市场之间直接实现对接，避免了国际商家和跨国公司的中介获利环节，两方面都能避免损失。另一方面，通过和中国企业合资建设炼厂，借助中国油企的销售渠道，节省了中东开发中国市场的时间。” 杨光认为：“中东国家到中国投资建设炼厂也是资产增值保值的一项重要措施。受前几年高油价所惠，中东产油国积累了大量的石油美元，成为了美元资产的主要持有者。为了减少经济对原油出口的依赖，中东各国政府把原油出口收入投入到促进经济多样化发展的计划中，但由于国内资金吸收能力有限，中东国家尤其是沙特，通过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等途径实现石油美元的增值保值。随着美元贬值，沙特等国的海外资产大幅缩水，他们把目光转向了经济快速平稳发展的中国。北京麦健陆顾问公司估计，2008～2013年由中东流向中国的资金会达到2500亿美元。杨光说：“随着国际油价逐渐走高，新一轮的石油美元积累投资又开始了。” 中东产油国普遍看好中国巨大的石油需求市场，尤其是9•11事件后，一些中东产油国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矛盾上升，遂提出“能源东向”的经济能源发展合作战略。其主要考虑是确保能源输出安全，通过扩大
“第四大”已经成为国内石油第二梯队中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但它也是一个行业“魔咒”——不同的企业都雄心勃勃地追逐它，靠近它，但有的渐渐衰弱，有的因此灭亡，这已成为中国石油产业界的一道独特的现象。 文 | 本刊记者 王高峰 李毅 按照公司的绝对实力进行排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下称“中石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下称“中石化”）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下称“中海油”）是公认的中国石油企业前三甲。 不论是美国《财富》、《福布斯》，还是《石油情报周刊》抑或英国《金融时报》，也不论这些媒体是以何种指标进行排名，上述三大公司均毫无争议地位列前三。 事实上，在中国石油业改制之后，就分别确立了它们的各自优势和地位。而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提起中国大型石油公司，人们也大都笼统地认为它们就是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 然而，三甲之后，谁是中国第四大石油公司，业界却一直存有争议，从延长石油到中化集团，从天发石油到泰山石化，从中信资源到珠海振戎，在国企与民企之间，不同时期、不同企业曾被冠之以“第四大”的美誉。而事实上，不同的判断标准和公司的发展进程一直伴随着这种争议，时至今日，“第四大”仍然难有定论。 “第四大”轮回 在中国众多的石油公司中，有多家企业一度被认为是“第四大”，或具备“第四大”的潜质。 2005年，在与中石油多次交锋和自身重组之后，位于中国陕北地区的延长石油集团新鲜出炉，这家在三大石油公司之外惟一具有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资质的地方石油企业随即被媒体誉为“中国第四大石油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到2007年，延长石油原油产量、加工量和成品油销量均突破千万吨大关，且近两年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成为我国石油领域位于西北地区的一支独特力量。 同样有“中国第四大油企”称号的还有中国中化集团，该公司在石油贸易方面具有传统优势，随着近年来的不断壮大，其业务范围也积极向石油产业上下游延伸，为了更多地获取海外资源，中化集团在2002年成立了中化石油勘探开发公司。 经过多轮收购和兼并，目前中化集团在海内外拥有了多个区块，成为了一家产业链较为完善的国家石油公司。用中化石油勘探开发公司副总经理赖豪魁的话说，“作为四大国家石油公司之一，中化集团在中国能源市场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显然，“第四大”早已融入了中化集团的内部。 能够与上述两家相提并论的是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资源公司，该公司是一家以进出口贸易、矿产资源为主的企业，2011年起，其在运作石油项目上开始发力。随后，公司在海外发起多起收购，其中2007年收入囊中的哈萨克斯坦Karazhanbas区块，被看做是该国最优质的资产之一。 中信资源作为港股上市公司之一，在油价高企阶段曾被多家投资机构追捧，一时间，被市场冠之以“内地第四大油企”的称号。 时至今日，中信资源已经在上游拥有包括印尼Seram、哈萨克斯坦Karazhanbas等多个石油区块，综合实力已与大中型石油公司比肩。 除了“国家队”之外，“第四大石油公司”的称号还曾被赋予过运作较好的民营企业。曾几何时，力争在国有石油公司之外开辟第三条道路的天发石油就是一例，其掌门人龚家龙经过10多年的经营，将一个100万元的小公司打造成了一个资产上百亿、拥有两家上市公司的庞然大物，并一时间向中国第四大石油公司发起攻势，只可惜好景不长，随着2006年底龚家龙的悲情谢幕，“天发系”瞬间陨落。 另外，据分析人士介绍，民营油企巨头泰山石化、一直低调发展的中央企业珠海振戎，以及后起之秀振华石油也一度瞄准过“第四大”，或者具有“第四大”的发展潜力。 标准争议 在第四大石油公司排名“更迭”的背后，实际上是衡量标准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议。 “评判一个公司，需要从总资产、净资产和人均创造的价值来衡量”，谈起这一话题，中国石油基金论坛研究员冯跃威颇有兴致，“总资产代表企业规模，净资产代表盈利能力，而人均创造的价值代表其员工的创造能力和潜力。” 这样看来，中化集团、延长石油和中信资源都具有“第四大”的潜力。 但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石油人士表示，石油公司排名还是应当以上游，也就是勘探开采业务板块为最基本的评判标准，要么是在国内拥有油田，要
论文摘要：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石油短缺问题日益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核心和国家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石油安全问题不能不通过国际石油市场来解决，然而，当今世界石油市场的发展趋势却使中国石油安全面临一系列严峻的国际环境。为此，必须广泛参与国际石油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实施维护石油安全的对外战略，以确保中国海外石油供应安全。 论文关键词：中国 能源安全 石油短缺 国际环境 国际战略 中国经济多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导致对能源需求特别是海外石油需求的不断增长。中国石油安全问题不仅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面临一系列严峻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充分认识影响中国石油安全的国际环境，采取积极的应对之策，确保中国海外石油供应安全，对于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和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石油短缺是中国能源安全问题中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中国对能源尤其是海外石油资源的需求呈迅猛增长之势。中国能源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大影响因素。如果从总量和结构的角度来分析，中国能源的总需求略大于总供给，供求总量矛盾不太突出，但结构严重失衡。 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内能源供给总量基本大于需求总量，当时还是能源净出口国。从90年代开始中国能源呈现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态势，且随经济增长缺口逐渐扩大，1992年中国的能源供求缺口为19.14 Mt标准煤，2000年扩大到190 Mt［1］，从1993年起，中国由能源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在新世纪之初，中国能源安全形势日益严峻起来。 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核心，或者说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矛盾并不是能源总量问题，而是能源结构的矛盾。基于资源禀赋特点和建国初期所制订的经济建设路线，中国能源供应几十年来一直采取完全依靠国内资源的方针，从而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占到75％左右。尽管石油勘探开发取得相当大的成绩，但由于长期实行油品限供与高价政策并大量出口原油以获取外汇，2000年，2000年，中国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的比重仅为23.6％，而煤炭的比重高达67％，天然气仅为2.5％，一次电力为6.9％。然而全世界1998年平均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39.9％、煤占27％、天然气占23.1％，一次电力高达23.8％［2］。这表明，与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相比，中国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多年来在中国的能源构成中，煤一直居主要地位，而石油、天然气等其他烃类能源相对较少，水电等非烃类能源所占比重也比煤少。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能源消费呈不断增长之势，并在世界能源消费增长份额中占有很大比重，导致中国能源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据有关机构统计，2002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增长了2.6％，远高于10年来的年平均增长趋势1.4％。可是，同年中国的能源需求却增长了l9.7％，而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能源消费增长则低于1％，连续第二年低于经济增长趋势。煤是2002年全球消费增长最快的能源，而中国的煤消费增长高达28％，而世界的煤消费只增长了7％，如果把中国除外，世界煤的消费仅增长了0.6％［3］。在中国，目前消费量最多的是煤、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的常规能源。尽管水电、风力、核电和太阳能是理想的清洁能源，但由于资本、技术差别等原因，在可预见的将来，它在中国能源的总构成中还不可能担当主要的角色。从能源清洁度、使用价值和开发成本来看，煤、石油、天然气各有优缺点。同煤相比，石油是较清洁的能源；同石油相比，天然气则是更为清洁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在许多方面可以代替煤，但煤却不能完全代替石油和天然气。煤同石油、天然气、水能、核能相比，是笨重而肮脏的能源，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必然对交通、生态和地理环境形成极大的压力，并直接影响能源利用效率。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大国，国民经济各部门除交通运输之外几乎均以煤为主要燃料。然而，要想用煤能完全代替石油和天然气，必须通过深度加工的代价来开发洁净煤、洁净燃料新技术，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看，这样做短期内未必能够奏效。 综上所述，在现阶段，中国国内能源供求的突出矛盾主要是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为清洁高效的能源供不应求，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总产量和品种规格的增长赶不上迅速扩大的需求。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煤一直是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在能
全球石油资源分布与消费概况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关于全球石油资源储量、产量及消费量的统计（BP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June2004,Oilsection），至2003年底，世界探明石油总储量为1567亿吨，主要分布在中东、南美、俄罗斯、北非及中亚等地，其中OPEC成员国储量为1204亿吨（约占总储量的79%）。在世界石油储量十强国家中，OPEC成员国就占了八席，其余两席为俄罗斯（95亿吨，居第七位）和美国（42亿吨，居第十位）；前五名国家位于海湾地区，依次为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和阿联酋，其储量均在130亿吨以上，约占世界的54%。因此，世界原油市场的产量和价格由沙特、伊朗、伊拉克等为首的OPEC组织所控制也似乎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的探明储量为32亿吨，约占总储量的2%，居第十一位。
2003年世界原油总产量约为36.97亿吨，其中欧佩克(OPEC)国家产量约为9.975亿吨（占27%），原油产量超过1亿吨的有：沙特阿拉伯(4.748亿)、伊朗(1.901亿)、委内瑞拉(1.534亿)、阿联酋(1.178亿)、科威特(1.102亿)、尼日利亚(1.072亿)，伊拉克产量为0.659亿吨（受伊拉克战争的影响而大幅下降，2002年为1.015亿吨）。除了委内瑞拉（南美）和尼日利亚（非洲）外，其余都位于中东海湾地区，这与该地区富庶的石油资源储备极其相称。石油产量世界十强的非OPEC国家有：俄罗斯产量为4.214亿吨，美国3.411亿吨，墨西哥1.888亿吨，中国1.693亿吨，加拿大1.419亿吨。
2003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首次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达2.752亿吨，仅次于美国的9.143亿吨。从原油贸易的供给方面看，现今石油净输出国前十名中，中东占了5席（沙特4.681，伊朗1.361，阿联酋1.028，科威特0.965，卡塔尔0.395亿吨），俄罗斯居第二位（2.967亿吨），拉美北美各占一席（墨西哥1.062，加拿大0.455亿吨），北非中亚亦各占一席（阿尔及利亚0.69，哈萨克斯坦0.427亿吨），这也从供给能力上解释了当前石油战略争夺的焦点地区的所在。从原油贸易的需求方面看，就石油消费缺口而言，2003年中国排在第四位，为1.059亿吨。美国以其庞大的经济总量，长期占据着石油消费量和消费缺口的榜首位置，这也是美国尤其重视其石油安全的主要原因。
中国石油安全战略
2003年中国原油净进口8330万吨，原油外贸依存度高达30.3%。中国现在的原油进口结构为：中东原油占进口总量的56%，非洲占22.5%，亚太地区占14%。石油进口运输主要通过海路，且多集中于波斯湾(经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台湾海峡一线（占总进口量近80%）。
鉴于当前过于倚重海上运输的单一进口路线所隐藏的巨大风险，我国正加紧实施进口多元化战略，即从进口的来源和运输途径上进行多元化的选择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进口风险。该战略目前主要通过地缘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开展积极主动的石油外交，改善中国现有的石油进口格局，避免对中东、非洲和海上线路的过分依赖。积极寻找更多的石油贸易伙伴国：如尽快推进哈萨克斯坦中国、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哈萨克中国的陆上石油运输管网的建设。努力改善石油进口通道：如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中俄石油铁路运输贸易，积极推进中俄远东石油管线的建设；促进中巴在石油管线运输方面的合作，将进口自中东/非洲的石油，借道巴基斯坦敷设陆上石油管线进入中国新疆，既避开了海上咽喉要道马六甲，又降低了运输成本。多维开展国际能源合作：如加强同东北亚地区能源消费大国日本、韩国的能源合作，避免恶性石油竞争；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优势，努力开展同东盟各国的石油能源合作；加强同拉美地区石油输出国的能源合作等。通过实施进口多元化战略，预计到2020年中国原油进口的构成为：中东45%～50%，非洲25%，亚太5%、俄罗斯和中亚20%～25%。当然，也存在同南美进行石油能源合作的可能性。
值得重视的是，在全球主要石油进口大国中，中国是惟一尚未建立起战略石油储备体系的国家。一旦发生能源危机，石油供应中断，后果将不堪设想。目前，美国石油储备可以维持150天的紧急状况，日本石油储备可供165天使用，德国储备规模达112天，韩国96天。
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也是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家，美国将其敏感的石油触角探触到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石油输出国或潜在的输出国所在的地区，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手段拉拢或逼迫这些国家作为其全球石油安全战略体系的合作者或非对抗者，并积极遏制其所谓的非盟友石油消费大国的石油安全战略的实施。基于我国进口多元化战略的思想，要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优势和强盛的经济发展势头，在这场牵动国人神经的石油“大博弈”中，抓住机遇，拓展在相邻地区的地缘经济影响，努力成为一支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为此，中美之间在石油问题上的博弈是一种遏制与反遏制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中东、中亚/里海等资源国的石油输出及海湾、南亚等地区的石油运输通道上。
中东石油来源
在中东，美国屯兵海湾，以其强大的海军力量为其海上石油运输提供安全保障。同时，为了控制该地区的石油资源，美国利用各种借口遏制两伊，极力阻止其他国家进入两伊能源区域，而伊朗是中国传统的主要原油进口国，约占中国进口量的18%。美国在占领伊拉克后，已将目标瞄准了伊朗，并在积极寻找战争借口。一旦战事爆发，美国将切断伊朗经波斯湾的石油出口。这对于石油消费缺口日益扩大的中国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中哈石油管线
里海及其周边地区巨大的石油储量可缓解世界石油市场对中东的依赖。为此，美国联合欧美的大型石油公司挺进里海地区，同俄罗斯逐鹿中亚，展开激烈争夺，并对石油需求急剧膨胀的中国保持高度的戒备心理。在里海诸国中，哈萨克斯坦又是争夺的焦点。哈萨克斯坦石油资源丰富，陆上石油可采量为28.8亿吨，里海地区可采石油储量为36亿吨，里海大陆架远景储量高达70亿吨。根据哈政府的规划，2010年将达到1.18亿吨（可输出1.03亿吨），2015年约为1.8亿吨（可输出1.61亿吨）。目前哈通过俄罗斯出口的石油约占其石油出口总量的70％，可以说在石油出口方面完全受制于俄罗斯。为减轻对俄罗斯的依赖，哈一直在寻求石油出口的多元化。由美国、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和土耳其六国提出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输油管道设计过油能力5000万吨，计划于2005年完工。但是，哈原油经巴杰线的外运方案需要扩大发展油轮船队和港口设施建设，加上该管线途经四国，运输利益的协调也存在一定困难。
对于中国而言，中亚/里海地区的石油资源是中国实现多元化进口战略、保障石油安全的关键来源，而中国日益膨胀的市场容量，也给中亚石油稳定低成本的输出带来了可预见的光明前景，中哈石油管线的筹建就明确地印证了这一点。该管线将成为中国联通里海、俄罗斯西西伯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如伊朗）石油资源的重要纽带。目前，中国仅通过铁路每年从哈萨克进口约150万吨原油。中哈管线一旦建成，可将运力迅速提升至5000万吨，除哈输出的2000万吨外，还可利用该管线从俄罗斯西西伯利亚进口原油3000万吨，极大地改善中国的原油进口结构，并大大降低进口运输成本。这条线路很有可能促成中俄石油对美合作博弈。此外，更具战略意义的是，中哈石油管线有可能逐步发展成为泛欧亚能源桥梁，东衔亚太、西接中东，在现代全球石油安全战略中，其作用可与古丝绸之路相媲美。
中巴石油运输系统
美国在插手里海石油的同时，积极倡导的南向通往印度洋的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也已签署协议，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出口里海/中亚地区的油气资源，使里海石油摆脱俄罗斯和伊朗的控制，并以此利诱巴国，影响修建中的中巴石油运输系统，后者用于中转从中东北非进口的石油，经巴基斯坦进入中国境内，以避开海盗猖獗、美军重兵把守的咽喉要塞马六甲海峡。
当然，美国在博弈中坚持突出“有效遏制”的特点，其目的是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以便为其对华战略调整提供一个缓冲。中美双方都强烈意识到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及其迅猛发展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正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对策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美石油博弈直接关系到我国石油进口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哈石油管线的建设。它不但可以拓展新的石油来源，更为中国的原油进口开辟出一条安全稳定的通道，甚至是一座泛亚能源桥梁。从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出发，中美能源博弈应该追求一种理性的战略均衡。即，在全球生产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不要过度强调自身的既得利益，应适当照顾到区域的、全球的合理利益，谋求共同进步，努力避免产生不良政治博弈带来的恶性石油竞争，少数国家受益的格局必然被均衡发展所替代。为此，中国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地缘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加强同俄罗斯、哈萨克等石油输出国的能源对话，在适当认同其效益最大化的同时突出能源多边合作机制的健全和完善，借助能源合作的契机，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共同、稳健发展，达到双赢的目的。另一方面，应尽快建立同美国、日本等石油进口大国的能源战略协商机制。毕竟，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能源需求大国，中国经济能否健康、稳定发展，不仅关乎中国的前途，也关乎日本经济的复苏、东亚地区的稳定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
此外，我们还应结合其他措施有效强化石油进口战略的安全性，如大力开展石油外交，改善与推进同石油输出大国的友好政治经济关系，为多样化石油来源建立坚实的政治基础；通过国际石油期货市场进行“风险采购”，从目前的防御型体系向主动出击型体系转变，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建立海外石油战略基地，尽快营建中国的全球能源多边合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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