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夏天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资产价格泡沫依次破灭,众多持有次级房贷的银行和与之相关的金融机构纷纷破产,金融产品风险及流动性短缺进一步扩散,从而引发了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房地产业持续低迷、房价暴跌、抛售银行股、银行提挤现象加剧,使得短短数月内,华尔街五大投行三家倒闭两家改制,正式宣告次贷危机演变成为金融危机。时至今日,本次金融危机的破坏力已扩至全球,并严重和持续地摧残了实体经济,有学者将目前的状况描述为经济危机。
2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总结与检讨
金融监管体系是一个国家金融竞争力的重要构成因素之一,美国金融业能够领先其他国家和地区,从另一侧面表明它的监管体系基本适应了市场发展,并具一定优势。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是一种典型的分权型多头监管模式,也被称为伞式监管+功能监管体制,是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的混合体。在这个监管体系中,存在多种类型、多种层次的金融监管机构,换言之,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介于分业监管与统一监管之间的金融监管模式。其中,金融持股公司实行伞式监管制度,美联储为其伞式监管人,负责对公司的综合监管;同时,金融持股公司又要按所经营业务的种类接受不同行业监管人的监督。伞式监管人和功能监管人的共同作用,促进了美国金融业的繁荣。
然而,随着金融全球化和混业经营的发展,金融产品创新加速、交叉出售、风险传递加快,原先的监管体系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本次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笔者认为美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以下不足:
(1)“双重多头”的监管模式容易出现监管重叠与真空。监管重叠是由于监管机构众多,对某一行为均具有监管权力而发生的现象。监管重叠最大的弊端就在于在监管过程中会产生不必要的内耗和监管资源浪费,但理论上可通过合理权力划分的方式得到解决。而监管真空是指所有监管机构的职权都无法触及某些金融风险。由于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中并不存在一个法定的统一最高监管组织,因此在类似于分业监管模式下“各管其一”的机构设置,极易使得各监管部门在金融混业经营的环境下,出现对某些金融市场行为,尤其是对一些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出现空白。因此,貌似全面监管的“双重多头”机构设置事实上是存在监管重叠和盲区的。
(2)金融监管制度落后于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业的全面发展和金融产品创新步伐的加快,对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遗憾的是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并未适时地进行调整,从而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在没有足够金融风险管控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不断开拓市场和开展新兴业务实质上变成了积累危机的行为。美国分散的监管体制决定了在风险蔓延的过程中,并没有机构对此负责,现有的监管体系与各类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发展趋势并不适应,加之监管者面对市场新的变化和发展由于没有相关法规的明确授权,使原本具有优势的分散监管体制反而成为一种缺陷。
(3)监管机构本身职责并未履行到位,次贷源头贷款质量监督缺乏。在次级贷款发放时,特殊客户层没有抵押资产、没有连带保证,监管部门只是事后对贷款机构的财务状况进行判断,并未职履行事前监管的相应职责。由于这类贷款机构都积极介入资产证券化进程,因此财务状况很难及时反映其贷款质量,因此直到最后资金链断裂时,监管当局才能意识到风险的存在。
(4)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乏力。次贷产品属于复杂的结构性融资产品,投资者难以准确评估其内在价值与风险,因此信用评级成了投资者决策重要甚至是惟一的依据。但美国政府及监管部门在将信用评级制度纳邦证券监管法律体系之后,并未建立相应的针对信用评级机构本身的监管与问责机制。正由于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乏力和这种权重责轻的制度错位助长了信用评级业的道德风险,为危机的全面蔓延和爆发埋下了隐患。
3对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再思考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业兴起并发展于上世纪90年代,在金融改革后,我国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制度。就金融监管体系而言,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四个互不隶属的行政和事业机构组成,并设置了除上述四部门之外,包括财政部等在内的多部委领导参加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但是,“会议”并非法定监管机构,也无法律授权,与会主体各顾其利且彼此间不存在隶属关系,故而跟像是“搞平衡”,会议目的往往难以达到。因此,多头监管、自律组织弱化、法律配套措施不足、执法力度不够等缺陷仍然是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顽疾,尤其是多头监管,一直以来并未得到较好解决,监管权力分散,既不利于监管的实施,也有违效率原则。金融业的自身特性需要独立和统一的监管,以迅速应对突如其来的市场变化、化解并减少市场风险。在金融混业经营的大背景下,按照银行、保险和证券划分的分业监管模式已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为及时疏导和控制混业经营过程中累积的系统性风险,旧有的分业金融监管改革势在必行。虽然此次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诸多不足,但鉴于当前我国金融混业经营尚未形成规模和分业监管模式相对固化的事实,参照美国伞形监管模式,结合我国实际建立一套有自己特色的金融监管体系将是我国金融监管改革较为现实的选择。
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在统一监管的框架下,实行监管机构内部专业化分工的方式构建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即成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一个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其职权由法律直接赋予,向全国人大及常委会负责,与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协调开展工作。在其下分设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督委员会,根据各自的专业分工而形成“一统三”的功能型监管体系,而央行则专门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鉴于美国伞状监管模式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尤要明晰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责任,并通过制度形式加强在“金融监管委员会”领导下的各监管职能部门间的沟通和协调。在此过程中,首先应特别注意强化金融监管功能。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行业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业务进行统一监管标准的制定和实施,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其次,金融监管应更贴近市场一线,从金融机构业务末梢出现的隐患抓起,防止问题从个别性演变为普遍性;最后,应正确认识、把握金融创新和风险控制的关系。尽管这次金融危机与大量金融衍生工具的推出不无关系,但这绝非是禁锢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和推动金融创新的理由。事实上,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够发挥活跃交易、转移和分散风险的功能,同时也可能凭借杠杆效应掀起金融波澜。因此,在推动金融创新的同时,应注重风险管控机制的配套建设,“放得开,管得住”。只有结合我国金融业现实发展的水平和承受力,在提高整个金融系统效率的同时增强其安全性,中国经济才能获得持久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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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表面上是美国房价走低、利率走高所致,根本原因是资金供应方降低信贷门槛、忽视风险管理,需求方过度借贷、反复抵押融资。尽管这种风险基本上通过证券化的方式已经分散了,但是这些风险并没有消失,一旦条件具备,风险就会暴露出来,而且风险通过证券化的渠道影响更为广泛。著名金融学者易宪容认为,中国按揭贷款实际上比美国次级债券的风险要高。如果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逆转,其潜在风险必然会暴露出来,国内银行所面临的危机肯定会比美国次级债券出现的危机要严重。[1]可以说,完善房地产信贷及其证券化风险防范的法律制度是中国避免重蹈覆辙的当务之急。
首先,要加强信贷风险管理,提高住房按揭贷款的信用门槛。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规定,90平方米以下的首套自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20%;90平方米以上的不得低于30%;对已利用贷款购买住房、又申请购买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4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的1.1倍,而且贷款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应随套数增加而大幅度提高,且借款人偿还住房贷款的月支出不得高于其月收入的50%。在紧接着的《补充通知》中明确“以借款人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为单位认定房贷次数”。在次贷危机阴云密布的背景下出台上述严格住房消费信贷管理的措施,表明我国监管层已经意识到了住房按揭贷款市场的高风险,显示了监管层切实加强信贷风险管理的决心。
其次,要完善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风险防范法律制度。金融资产证券化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与理论研究的热点。经济学界广泛探讨了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如交易结构风险、信用风险、提前偿还风险和利率风险。法学界则重点研究了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所面临的主要法律障碍,如资产支持证券性质界定的模糊性、SPV(特殊目的公司)运作模式所存在的法律问题、“破产隔离”与“真实出售”以及实质性风险转让的法律依据等[2]。目前规范资产证券化的主要法律是2005年央行颁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和中国银监会颁布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以上法律对信贷资产业务的市场准入和风险管理做出了专门规定,专门设立了“业务规则与风险管理”一章,对资产证券化的各个参与主体提出了统一的风险管理要求,强调了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隔离和风险揭示问题,要求参与证券化交易的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内部风险隔离机制。以上法律属于部门规章,法律层次较低,难以解决现存的一些法律问题。应当借鉴国外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专门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法,处理好外部监管和内控制度之间的关系,完善我国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
二、加强市场化监管,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
次贷危机表明,要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以存款保险为核心的金融安全网在强调金融安全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机构经营上的道德风险。也许激励结构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使所有方都明白,即是管理良好,银行也可能倒闭,因为银行业务涉及风险承担的问题。而监管当局将允许那些偿付能力不足的银行倒闭。不幸的是,监管当局不可能做出一个完全可信的、不救助破产银行的事前承诺,但是,可以建立一个增加承诺难度的体制[3]。新《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也强调监管不能够代替市场约束。
加强市场化监管要求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必须根除金融领域“不破产、无风险”的传统观念,并充分认识到金融破产制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第一,可以有效抑制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第二,存款人的破产观念转变必然带来风险意识的提高,进而自觉对银行通过“用脚投票”等方式来监督银行的监督管理,从而加强市场约束的力量。[4]尽管我国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等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及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是自我经营、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企业法人,但是我国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尚不完善。2006年制定的《企业破产法》第134条规定:“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国务院可以根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已进入立法进程。它对于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提供银行经营风险的激励具有重要意义。一旦危机发生,它能够为政府干预危机措施的效果提供威慑力,同时也有利于确定政府干预的合理界限,防止政府过度干预破坏市场约束机制。
三、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分权型多头监管模式,被称为伞式监管+功能监管的体制,实际上是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混合体,监管机构形成横向和纵向交叉的网状监管格局[5]。这种监管体系存在的明显不足是容易造成重复监管或监管真空,从而导致金融体系的风险。因此,必须加强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由美联储作为综合监管的上级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总体监管,其它监管机构负责功能性监管,OCC、FDIC等监管机构负责对银行进行监管,SEC和州保险监管机构分别对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进行监管,即美国在原有分业监管的框架下加强了各金融机构的协调和综合。
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联储以及美国财政部联邦住房局等监管机构采取了干预措施,但收效甚微。这引发了人们对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反思,最终引发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革命。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2008年3月31日宣布,美国政府将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第一,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权限,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第二,新建“金融审慎管理局”,整合银行监管权。把目前由5个联邦机构负责的日常银行监管事务收归“金融审慎管理局”统一负责。第三,新建“商业行为监管局”,负责规范商业活动和保护消费者利益。主要行使目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职能。此外,还新建了“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和“全国保险管理局”,将抵押贷款经纪人和保险业监管权从各州政府分管逐步收归联邦政府统一管理。美国媒体称,这将是美国自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次级按揭贷款债券涉及到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各个金融行业,如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甚至养老基金都是次级债的重要投资者。次贷危机的发生表明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对投机风险产生了监管真空,最终引发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爆发。此次金融大改革中美联储的监管权力进一步扩大,作为“市场稳定监管者”不仅可以监管银行、金融控股公司,还可以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这表明其加大了金融监管协调的力度。另外,减少多头监管者,整合金融监管机构,为协调金融监管清除了障碍。
美国的经验教训警示中国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本国国情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2003年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形成。在混业经营趋势下,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也成为我国近年来理论和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在立法上,《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5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6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在实践中,2004年6月28日,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正式公布《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以制度形式赋予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的使命。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实践效果不尽人意,而且作为重要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主体的中国人民银行被排除在外。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国际金融论坛第三届年会上透露,我国正在尝试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
另外,我们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的成本意识。不仅要考虑到新增监管机构增加的直接费用以及采取金融监管措施的必要费用,还应当考虑这些措施可能导致的市场损失,这是政府监管替代市场调节的一种机会成本。这是我们过去往往容易忽略的。例如我国是否真的需要建立一个凌驾于“一行三会”之上的机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还是通过扩大中央银行的权力赋予其履行金融监管协调的最终职责?这取决于不同监管方式之间的成本比较以及边际监管成本与边际监管收益之间的比较。一般而言,金融监管协调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这是进行金融监管协调的经济学基础。增设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成本大于通过扩大中央银行权力增加的成本,就成本最小化而言,应赋予中央银行以协调金融监管的最终职责。
四、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的一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受损失的不仅是美国的金融机构,欧洲与亚太地区的金融机构也损失惨重。实际上从遭受冲击和损失的程度看,欧洲的金融机构远甚于美国的金融机构,甚至有市场人士认为这一次次按风波实际上主要是由欧洲的金融机构为美国的金融风险埋单[6]。难怪欧洲央行会率先对金融系统注资以增加市场流动性。中国亦有不少金融机构购买了部分涉及次贷的金融产品,如共汇出109亿美元资金的银行系QDII、基金系QDII,近期纷纷遭遇净值缩水。金融全球化也是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波动会影响人们对国内金融市场的预期,增加国内金融市场的风险。中国金融机构及监管层应当谨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稳步有序地推进金融开放。
为了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必须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机制主要包括信息交换、政策的相互融合、危机管理、确定合作的中介目标以及联合行动[5]。如为了控制次贷危机的蔓延,美联储与全球主要国家央行联手行动,向金融系统注资,以增强市场的流动性,引发了全球股市的积极调整。中国已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证监会国际组织、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国际金融组织,并且与许多国家或地区签订了金融谅解备忘录,为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应当善于利用金融监管合作机制,获取信息,了解政策甚至要求就某些具体目标采取联合行动以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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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
论文关键词: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组织结构
文章摘要:次货危机警示我国金融监管:在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下，必须建立完善的监管协调机制，而完善的协调机制有赖于一个良好的组织结构。有基于此，本文认为，针时我国分业监管格局下的协调机制存在的问题，应该建立公一私复合监管的组织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2010年达沃斯经济年会上，金融监管成为人们讨论的的焦点。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海啸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上了生动的一课，改革现有的金融监管机制，特别是强调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重视，已经成为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识。然而，对于如何构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结构，不同的学者看法不一，但大多数是强调要进一步发挥政府公共监管机构的作用，而对于私人监管机构的媒体，独立评级机构等却很少提及。本文认为，构建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结构，离不开私人监管部门，只有将公共监管与私人监管相结合，构建公一私复合监管的组织结构，才成真正发挥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作用。
公一私复合监管的理念最早是应用于保险业，后来不断扩展到整个金融业，其就是让私人部门来帮组衡量公共部门的监管要求，并充当应对监管者与银行业相勾结或掩盖事实的制约力量。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主要是建立在“一行三会”的政府公共监管部门之上，代表私人监管的存款保险机构，独立资信评级机构才刚刚起步，都很不完善。私人监管部门的缺位使得公共监管部门失去了一个外部监督的力量，金融监管协调成了纯粹的政府公共监管部门间的内部“行政调整”，这制约了监管协调机制的有效性，以及金融市场的公正，公平，公开。
二、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结构缺陷
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协凋机市主要提:建立在“一行三会”的公共监管机构之间，然而，在金融市场不断创新的今天，公共监管在监管协调方面的不足引起了人们的担比:
(一)部门利益严重
我国的监管协调机制建立在“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格局之下，但近些年来，随着金融全球化加快，金融业务不断创新，金融业逐渐由分业走向混业经营。我国加人WTO后，金融市场变得更加开放，国内金融机构为增强自身竞争力逐步尝试混业经营。在政绩为先的行政文化驱使下，各监管机构为了促进自身部门利益的发展，一方面鼓励业务上的创新，突破自身领域，不断与其他部门形成业务交叉;另一方面又出于风险的考虑在监管方式和监管标准方面各执己见，各行其是，导致监管重叠和监管不一致，增加了协调的难度。
(二)部门间具体安排不完善
一是联席会议安排不完善。尽管在2004年，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就联合公布了《三大金融机构银行业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然而，从实践的效果上看联席会议制度并不尽如意，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仍然大量存在。这一方面是因为联席会议的参与主体过于狭小;另一方面是联席会议的权威性不够，协调后达成的安排没有法律约束力。二是信息收集的渠道，方式及标准不统一，导致监管部门间的信息不对称，重复检查、重复处理，监管合力不大。
(三)部门内存在“道德风险”
监管“俘获说”认为，监管措施在实行之初可能还是有效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被监管者变得对立法和的行政色彩过于浓重
在进行监管协调时，协调的主体过于单一，都是政府性公共监管部门，协调的行政色彩过于浓重，私人监管部门，如独立资信评级机构，新闻媒体等没有参与其中。参与协调的主体过于单一使得协调的内容过于狭隘，协调的信息不充分也不全面，隐藏的问题不能及时发现，降低了协调措施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三、措施建议
由于公共监管存在问题，本文认为进行金融监管协调应充分发挥私人监管机构，如独立的评级机构，体等的作用，将公共监管与私人监管相结合，建立公一私复合监管的组织结构。
1、要放宽独立评级机构参与监管评级的限制，鼓励其参与金融监管协调。信用评级应该是个包括多个角度评价的体系，不同的评级机构评定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从各自的角度对金融机构做出评价也不一样，这样才能够促成对金融机构全方位认识。针对我国独立评级机构的现状，本文认为一是要进一步为资信评级机构的发展创造条件，放宽商业评级机构的市场准人限制，打破“玻璃门”和“弹簧门”，或者适当引进境外著名评级机构进行参股，提高我国资信评级机构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二是保证资信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完全按市场来运营。
2、要重视网络媒体的监督作用，可以赋予这些社会中介机构直接向相关监管部门呈送意见的权利，并为其开设呈送意见的专门渠道，以便保障社会监督不受政治因素的左右和干扰。
关键词：金融混业经营金融监管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出于竞争和金融业本身发展的需要，世界许多国家纷纷放松对本国金融业的限制，实行金融自由化，由此推动了全球金融业混业经营发展和金融监管改革。本文拟就我国金融业混业趋势和相关的监管问题作肤浅探讨。
一．混业经营的界定及在我国的发展前景（一）对混业经营的界定
综观全球的混业经营，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1．商业银行在其法人实体内部设立非银行金融经营部门，一个法人多种金融业务；2.商业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投资，设立控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与其投资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商业银行）是母子关系，一个法人一种金融业务,母公司是金融机构，来实现商业银行与其它金融业务的混业经营。3．一家非金融的母公司控股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银行与其它金融机构的关系是兄弟关系，它们同属于同一个母公司。这种兄弟关系的混业经营，也能通过业务的协同，来实现银行与其它金融机构析利益共享，但不能直接从其它金融机构中取得利润，只能通过业务关系或关联交易来实现。我国光大集团，及美国金融控股公司是该模式。
严格来讲，第1种混业是绝对的混业经营,如德国的全能型银行；而第2种混业含有分业的性质,从机构上体现出分业的迹象，如英国、日本，我国的中信也是第2种模式，信托公司控股银行、证券。第1和第2种模式中，控股金融机构通过投资收益可以从被控股金融机构中获取利润，真正实现金融业务一体化。
第3种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混业经营。第2种和第3种模式又都源于本国分业经营的历史背景，是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为了冲破政策限制的产物。三种不同模式的混业经营对宏观金融监管提出了不同要求。
（二）我国金融发展趋势是混业经营，但分业经营仍将是今后一段时间的政策选择。
金融业混业经营将是21世纪金融业发展的趋势。因为金融业混业经营有利于金融创新，能改善金融服务，更好服务于投资者和社会大众，从而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混业经营有利于金融企业开拓市场，优化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增强其国际综合竞争力。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目前又即将加入WTO，金融业的国际接轨勿容置疑的决定了混业经营将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趋势。
然而，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社会中的特殊而又核心的产业，金融混业经营的实行是有条件的，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面性，金融混业经营相应地加大了金融风险。因此金融混业经营诸多条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较高的金监管水平。
目前我国正处在从长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金融混业经营的条件尚不成熟，分业经营仍将是现阶段的政策选择。主要因为：1．宏观监管环境方面：（1）我国金融监管机构风险控制能力较差，,实行混业经营不利于保障金融体系的安全。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水平较低，具体表现在：金融风险的监管仍处于事后监管，扮着"救火队"角色，监管还不能实现超前性和预警性，监管机构仍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监管手段和方式已逐步市场化，但还带着深深的"计划"印记，监管手段也显得单一，不能满足混业经营监管的需要；在分业经营的体制下，形成了分业监管的基本框架，但监管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协调性较差，不能适应混业要求。随着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的成立与运作，标志着中国金融业全面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格局，金融监管当局由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三驾马车"组成。由于现代金融业的迅猛发展，各金融领域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根本不可能做到泾渭分明。
（2）我国金融法律体系尚不健全，加上我国金融市场的发育水平较低，其中资本市场虽然初具规模，但还不成熟，投机性仍较强。加上,实行混业经营有可能引发较大风险。目前,尽管以《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为代表的金融法律框架基本形成,但还只是粗线条的,亟待进一步健全。在1993年以前，我国金融业实行的也是混业经营。到1992年下半年时，社会上出现了房地产热和证券投资热，银行大量信贷资金通过同业拆借市场进入证券市场，导致了金融秩序的混乱就是一个教训。
2．微观主体制度基础方面：金融机构内控制度脆弱,缺乏混业经营所要求的严格自律制度。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较为落后,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导致银行法律规章和约束机制往往"形同虚设"。而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大都建立在较严格的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基础之上。金融机构风险自始至终都受到来自金融机构自身和国家监管两股强大的力量控制。因此，要使监管更加有效，不能单纯依赖监管当局的现场和非现场检查，而应将重点放在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内控制度上，金融机构要建立有效的内部约束和激励机制，尤其是约束其分支机构的行为。如果金融机构自身缺乏约束能力混业经营势必会加剧金融体系的风险。
（三）混业经营在我国初露端倪
1．政策转变：全球性金融创新的高潮推动着金融的全球化，我国即将加入WTO，金融业混业经营势不可挡。面对新形势，中央政府开始对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银行、证券、保险三业出现了互相渗透共同发展的趋势。1999年8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颁布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从事同业拆借和债券回购业务。同年10月27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又一致同意保险基金进入股票市场。
2000年2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证监会又联合了《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为抵押，向商业银行借款。这十分重要的"三着棋"，使得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长期分隔的局面终于被打破了。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直接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意味着货币市场的需求将会增加，这不仅会活跃银行间同业市场，使商业银行增加资金运用渠道，而且还为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调控市场开拓了更加广阔的空间。由于保险公司的资金是长期、低廉的资金，保险资金进入股市，使得证券市场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为股市增加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同时也适当拓宽了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进而满足了保险公司长期投资的需要。允许券商向商业银行质押贷款，就意味着商业银行可以间接进入股市，也就意味着我国的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政策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2．金融控股公司出现：目前中国光大集团拥有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光大信托三大机构，同时持有申银万国证券19%的股权，此外还拥有在香港上市的三家子公司：光大控股、光大国际和香港建设公司。去年12月15日，该集团又宣布与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联手组建中加合资人寿保险公司。目前的光大集团就是在一个金融控股公司下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同时又实现了在同一利益主体下互相协作的混业经营局面。
以信托公司名义注册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并列控制着16个直属子公司、10个地区子公司、7个海外子公司、3个香港上市公司以及4个下属公司，涉及境外内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融资租赁、实业、房地产、旅游以及贸易等几乎是全方位的行业。
以保险公司名义注册的平安保险公司可全资控股平安信托投资公司，信托公司又以61%的比例控股平安证券公司。
业内人士认为，虽然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在我国尚很不规范，但却为中国金融业未来的混业经营指出了一条路子。
3．未来发展趋势判断：笔者以为，鉴于金融风险的防范和金融业本身的发展规律，我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必然会遵循循序渐进的发展节奏。
面对日益加大的混业经营趋势，尽管总体上我国金融业尚不具备条件，还是应该在坚持整体分业经营的前提下大胆试点：选择内控制度较好管理水平较高的少数金融机构以适当的混业模式试点。鉴于我国当前的分业管理体制，混业经营的模式在今后较长阶段将以前述第二和第三种模式为宜，即一个法人一种金融服务，通过控制或控股某些法人（从事金融服务的法人）来达到一个集团的混业经营，实现金融机构控制金融机构和实业机构，以及实业资本控股金融机构的资本融合。通过这两类模式，可以为宏观金融监管积累经验，也可为微观金融的制度创新提供缓冲时间。目前有关部门正加紧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工作。
而金融百货商场或全能化银行的模式已属真正的混业经营，该模式要求微观市场主体和宏观监管当局有完善的监管体系和较高的监管效率，只能是我国混业经营具备一定发展基础后的趋势，因为从我国金融业的实际出发，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需要一个条件的创造过程。
二．混业经营趋势迫使我国金融监管需要作出调整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水平较低，混业经营趋势又对我国金融监管提出了挑战
：（一）混业经营加剧金融风险。
混业经营趋势源于金融创新的需要，混业经营趋势又进一步提高了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能力。金融创新能力的提高将加剧金融风险：因为金融创新的产生是金融机构提高其自身竞争能力及逃避金融监管的需要。金融监管于金融创新的关系本质上是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最优化问题，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金融监管代表宏观面，它寻求的是稳定，效率和公平的平衡，而金融创新则代表了微观面，它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从短期内看，二者是矛盾的，但从长远考察，二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金融发展史表明，创新与监管是金融业发展的永恒主题。"监管--创新--再监管--再创新"由此推动金融业的不断向前发展。混业经营一方面提高了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能力，增强了竞争能力，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造成金融市场的频繁动荡，加剧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给金融业带来了巨大风险，越来越大的金融风险已经成为金融监管的难点和重点。当然，监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营造一个创新环境，提高金融效率，我们不能单纯为了防范风险而牺牲效率。金融监管要有应变能力，适时跟踪金融创新活动；加强监管不能扼杀和阻碍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具有"双刃剑"的作用，金融监管也同样具有"双刃剑"的作用。这就提出了监管的适度性问题。
否则就会对金融创新和资源配置产生负面影响。
（二）我国目前的分业监管模式不适于监管业务多元化的在华外资金融机构。
例如，一些银行集团的商业银行业务、证券业务在华虽然是两块牌子或两家机构，并分别由人行和证监会监管，但两机构同属一个集团，两机构可以充分互通信息、人员，调拨资金。这种外资合业经营而我国分业监管的模式使人行、证监会、保监会彼此间难以共享信息，对外资机构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难以有效监管。
因此，混业经营趋势迫使我国金融监管需要作出调整，提高监管有效性和灵活性。
三．混业经营下国际金融业监管改革的趋势
英国的大卫·卢埃林(DavidLlewellyn)教授在1997年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发现有13个国家实行单一机构混业监管，35个国家实行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监管，25个国家实行部分混业监管，后者包括银行证券统一监管、保险单独监管(7个)、银行保险统一监管、证券单独监管(13个)以及证券保险统一监管、银行单独监管(3个)三种形式。并且受金融混业经营的影响，指定专业监管机构即完全分业监管的国家在数目上呈现出减少趋势，各国金融监管的组织机构正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即全能型监管）的模式过渡。那么混业经营下国际金融业监管模式改革的趋势究竟是部分混业监管抑或是全能型监管呢？让我们简要考察几个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情况。
（一）英国监管机构改革：70年代以后，英国政府放松对银行业竞争的限制和对金融业的管制，英国各金融机构间竞争激烈，金融工具、金融交易手段不断创新，金融业务、金融品种不断交叉，呈现出混业经营的局面，特别是1986年的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大*"("BigBang")式的改革，使银行业可以从事其他业务，如从事证券及其他投资等，更是加剧了这种趋势。但此时英国的金融监管并没有跟上混业经营的步伐，以至发生巴林银行倒闭事件，自此，英格兰银行开始注重对银行业全面业务的监管，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银行业务，而是迫于银行业务及金融市场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为迎接金融全球化、自由化的挑战，英国政府1997年在劳工党上的台后专门成立了金融服务监管局(FSA)，负责对银行、住房信贷机构、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的审批和审慎监管以及负责对金融市场、清算和结算体系的监管。英格兰银行审慎监管银行业的职责被剥离，其任务是执行货币政策，发展和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充当最后贷款人以及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另外，所有的自律组织合并为一个单一机构，所有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由金融服务监管局负责。新成立的金融服务监管局负责所有金融机构和市场的审慎监管和日常监管，英国开始正式实行全能型的混业监管模式。
（二）台湾的一元化监管改革：台湾早在八十年代就逐步放松了对银行业务的限制，允许混业经营。但过去长期存在着金融管理规范不健全、金融管理机构多元化等问题。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台湾各种国际金融业务规范和金融管理机构出现了整合的趋势。1997年11月，"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草拟了《金融监督管理制度改进方案》，方案中明确提出将设立专门机构负责金融监理事务，其目的在于改变以前各自为政的状况，力争做到金融检查的一元化。
（三）美国金融监管的变革：99之前美国金融监管是一种二元多头制模式，其银行可在联邦或州政府注册领照，联邦和州有各自的监管机构和法规制度，也可同时在联邦和州注册，接受监管。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有4个：一是货币监督官，二是联邦储备体系，三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四是州金融监管机构。面对金融业新形势，因监管机构的重叠设置，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大大降低了监管的效率，因此于1999年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法案》(简称《法案》)允许以金融控股公司方式实现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之间的相互渗透，为保证金融监管的健全性，《法案》对金融监管框架也进行了改革。按《法案》规定，由联邦储备体系(FRS)继续作为综合管制的上级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实行监管，另外由金融监理局(OCC)等银行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州保险厅分别对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分业监管，因而采取了综合监管与分业监管相结合的模式，该模式通过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实现对金融服务领域的全面统一监管,避免了旧监管体系按金融机构分类监管的弊病,顺应了金融服务业混合经营的发展趋势。尽管美国金融监管与英国有较大差异，但可以看出全面监管的必要性。
此外，德国是实行“全能型银行式”混业经营最成功的国家，其金融监管也相应地极为续密。德国银行监督局依据银行法、投资公司法、证券交易法、股份公司法等对银行的各种业务经营进行全面监督，以控制银行所承担的风险。
四.几点结论：
从混业经营下国际金融业监管改革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出：
1.一方面，金融业监管模式是各国金融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同时受制于各国的经济体制，制度，文化传统等。另一方面，金融业监管模式也应该随着金融业的不同发展水平适时作出调整。因此，面对混业经营趋势，事前设定一成不变的我国金融业监管模式是不切实际的。我国金融业监管模式应该根据混业经营试点中出现的具体情况逐渐调整成熟。
2.从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金融业监管机构改革看，笔者认为，业务统一客观上要求监管机构的统一。
混业经营下的金融业监管趋势是以德国，英国为代表的全能型混业监管，政府监管机构的设置倾向于集中单一。这是各国宏观金融监管水平提高以后的结果，也是真正混业经营下实现有效监管的必然要求。
3．现阶段及今后一段时间，金融控股公司作为我国混业经营的试点模式，仍应将坚持分业监管原则，但应进一步加强三个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避免出现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由人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建立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就是一个举措。但我国的金融监管应为过渡到全能型混业监管早作准备。
与此目标相适应，建议将政府监管机构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可考虑将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建立相对独立的金融监管局。由于中央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和特殊地位，在未来全面放开混业经营之前，金融监管局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但赋予它较大的自和较强的独立性。中国人民银行内部仍保留"金融监管"这一职能部门，其主要负责对银行业的监管。
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下，金融监管局的职责是：（1）负责三个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工作；（2）对金融控股公司试点中出现的监管真空履行职责；（3）金融控股公司各下属子公司依据各自的主营业务分别划归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监管。在三个监管机构分业监管的基础上由金融监管局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综合监管，比如研究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条件;审批金融控股公司的业务范围，允许或禁止金融控股公司以自己名义或通过控股子公司从事的某些业务;会同财政部研究确立控股公司内各公司会计报表的并表原则。涉及境内外企业的，要考虑不同国家的会计制度差异和会计年度的差异;研究实施对整个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监管，包括资本充足率要求、流动性要求、监督大额内部交易、防止集团内不良关联交易等。
待混业经营条件成熟，金融监管局再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集中全面地行使金融业监管职能。
参考资料：1.《英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徐忠/中国改革报20000年8月14日
2.《金融控股公司:分业/混业难局下的现实选择》夏斌2000年8月16日
从监管主体来划分，金融监管框架主要有四种：(1)以美国为代表的混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主要是美国银行以及储蓄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由国家财政部货币监管局、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三大联邦级监管机构和各州监管机构共同负责；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证券经营机构、证券信息披露机构、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履行监管职能；保险机构由所在各州的保险监管局负责监管。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负责协调各州保险立法，保证各州保险法和保险监管的统一性、协调性。(2)以英日为代表的统一监管模式。主要是对于不同的金融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不论是审慎监管，还是业务监管，均是由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如中央银行或是单独成立的金融监管局来负责。目前韩国、中国台湾都开始采用这种模式。(3)以巴西为代表的牵头监管模式，即在实行分业监管的同时，特指定一个监管机构为牵头监管机构，负责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工作。(4)以澳大利亚和奥地利为代表的双峰式监管模式，即设置两类监管机构，一类负责对所有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以控制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一类负责对不同金融业务进行监管[1]。
二、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情况
中国开始是金融集中管理体制，中央银行负责对整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督，从1998年开始实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各司其责的分业监管，2003年4月，国务院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由此形成了中央银行代表中央政府对我国国有重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业务实施监督管理的分工明确、互相协调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2]。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不平衡，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资本市场还不成熟，市场投机成分仍然较多，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和相应的约束机制不健全，整体内控水平不高，金融法规也还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人员综合素质较低，金融创新处于较低层次，分业监管在我国金融发展初期是必要的。但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金融业将逐步开放，金融混业经营已是发展趋势，商业银行进行包括金融衍生业务、各类投资基金第三方托管、各类基金的注册登记、认购、申购和赎回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等；证券公司股民保证金账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银行储蓄存款的功能。在保险业务方面，投资联结险、万能险等新的保险业务，既具有投资功能，又具有储蓄功能[3]。这些金融混业发展的趋势对我国传统的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
三、我国分业监管模式存在的弊端
(一)分业监管缺乏有效协调机制，不利于信息交流和资源配置
在我国现行分业监管模式下，三家监管机构属于平行部门，相互没有隶属关系，也缺乏为自己和对方约定义务和权利的法律效力，加之各监管主体均是负责其业务模块下的金融监管，监管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信息共享程度低；而且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多个监管机构的设立容易造成监管设施的重复投资，不利于监管资源的优化配置。尽管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三家金融监管机构在2003年6月形成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旨在以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来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但由于监管协调会不定期召开，并且透明性差而被普遍认为形同虚设[4]。
(二)分业监管易造成监管效率低下
混业经营使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业务划分日益模糊，金融结构也趋于复杂，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多头监管容易造成多个监管主体对开展某项交叉性业务公司的重复监管，导致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各监管主体由于监管侧重范围不同易造成冲突，往往不能及时发现风险和有效控制风险，容易导致监管疏漏和监管缺位同时并存，不利于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三)分业监管阻碍金融创新
我国监管形式主要以审批制为主，目前的金融创新产品主要是融合不同领域的产品而研发的，而在当前分业监管模式下，由于各监管机构只对自己负责的范围比较了解，需要通过部门间多次协调商讨才能作出决定，增大了监管时滞和协调成本，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时间对金融创新尤为重要，这种低效率的监管将逐渐不适应国际金融的发展。同时，分业监管还容易造成监管部门因为业务的局限盲目扩大新产品的风险，抑制金融创新。
(四)不利于监管业务多元化的外资金融机构
2007年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对外资开放后，大量外资银行不断涌入中国市场，或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或参股中资银行，外资银行的混业经营模式给国内金融机构带来巨大压力，国内金融机构为提高竞争力，发展金融控股公司，实现混业经营。但金融控股公司在分业监管模式下存在许多监管空白和盲区。金融控股公司为逃避不同监管主体的监管，有可能利用自身业务的模糊界限在下属各子公司之间转移资产，或将某一特别的服务项目或产品置于监管成本最小或监管最宽松的领域，从而产生“监管套利”引起的监管真空。这对目前中国的分业监管模式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四、我国当前金融监管的重要工作
(一)更新金融监管理念，建立有效的信息协调与信息共享机制
可以建立综合大型的数据库，由各监管机构提供监管中获得的数据和信息，由牵头机构负责维护该数据库和向有需要的监管机构提供数据，通过法律加以约束，保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制度，交流分析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发展与合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建立公告制度、通报制度、督办制度、咨询制度、金融机构整体测评制度等，从而减少业务交叉和重复、提高监管效率。在信息披露方面，要充分发挥信息披露制度的市场化风险防范作用，重视舆论监督，依靠市场力量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约束。
(二)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建设，控制金融机构经营风险，提高独立监管机构的监管水平由于混业经营必将大大增加混业经营机构的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而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可以起到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的作用。因此当前监管重点就是要督促银行、证券和保险各监管机构努力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综合评价体系和权责制衡机制，提高独立监管机构的监管水平和监管能力，同时，各监管机构应加快监管方式电子化的步伐，努力实现监管标准的国际化和现代化。
(三)加强国际合作，不断创新监管制度
中国的金融监管发展还不成熟，监管体系还不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也不健全，在向混业经营过渡和中国金融市场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的过程中，要加强国际合作，广泛参加国际联络和信息交流，通过参加国际性金融监管组织，进行金融监管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对跨国金融机构进行联合监督及金融监管国际规范的推广应用等，积累监管经验，从而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不断创新，完善监管体制。
参考文献：
[1]朱宏晋.构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兼谈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趋势[J].中国商界，2008，(4):29-30.
[2]徐燕.对混业经营趋势下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思考[J].今日南国，2008，(4):107-109.
[3]孔曙东.对我国实行金融监管一体化的可行性探讨[J].武汉金融，2007，(9):9-10.
[4]谢云英.综合经营趋势下我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J].福建金融，2008，(7):24-27.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风险；金融监管
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巨大的连锁反应，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其对金融监管的严重缺失，当前众多国家都在审视自己的金融监管机制并逐渐完善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迅速，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加快，但在金融监管方面一直落后，必须警惕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并尽快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机制。
一、金融监管不力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有一定的历史背景。2000～2004年，美国经济遭受“互联网危机”和“9·11事件”的冲击，当时美联储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一直降到1％，信贷环境非常宽松，各商业银行纷纷放宽房贷标准，一些金融机构甚至推出“零首付”、“零证明文件”的贷款方式，即借款人仅需申报其收入情况而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数据显示，到2006年末，次级贷款已经涉及500万个美国家庭，贷款规模达到1.2万亿美元。美国房地产业由此迅速发展起来，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与此同时，为分散美国抵押贷款机构的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美国投资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将次级按揭贷款打包，以债券形式在次级债券市场出售。一般来说，次级债券的利息相对较高，吸引了众多银行、共同基金、对冲基金、投资机构在资产组合对高风险资产的配置。在这种情况下，物价开始不断攀升，为抑制通货膨胀，从2004年6月开始，美联储先后17次提高利率，联邦基金利率最终达到5.25％。由于政策效应的时滞性，2006年美国次级房贷仍有上升。但随着加息效应的逐渐显现，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房价下降，抵押品贬值。贷款利率的上升由此加重了还贷者的负担，拖欠次级贷款的现象日益严重，这意味着利益供应链从源头开始出现断裂。2006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借款者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同时抵押贷款坏账高涨，金融机构濒临破产。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NCFC)申请破产保护；8月6日，美国第十大抵押贷款公司——美国住宅抵押贷款投资公司正式向法院递交破产申请书。截至2007年8月底，美国已有30余家次级抵押贷款公司停业。2008年，随着美林证券、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的倒闭，美国对“房地美”和“房利美”的接管及政府的救市计划，预示着美国开始大力干预金融市场。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欧美证券市场暴跌。由于全球很多机构投资者包括投资基金、养老基金及保险公司等都持有美国次级贷款债券，导致美国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全球金融市场。投资价值的大幅缩水，使许多基金投资者要求赎回基金，基金公司只好被迫卖出手中债券、股票套现，以便将现金还给投资者。由于美国国内债券市场流动性接近枯竭，债券无法套现，投资者只能将手中的股票抛出，由此造成股市下跌，一些国际基金甚至要卖出外国股票，以缓解赎回压力，进而产生全球连锁反应。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金融危机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其所引发的信用紧缩。信用紧缩打乱了原有的借贷关系，提高了融资成本。在美国，由于对经济前景信心不足，作为信贷资金主要来源之一的银行采取避险措施，使金融市场出现浓重的“惜贷”气氛。据统计，2007年以来美国商业贷款市场利率相对国债利率的利息差已明显上升，比2006年底翻一番。这一上涨反映出资金供应趋紧、“风险溢价”提升。市场融资成本上升的情况如果成为常态，影响就不仅限于资本市场上借助高杠杆的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还进一步影响到消费信贷和企业的正常融资需求，进而对整个实体经济产生影响。
三、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亟需建立。2003年，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形成。当前，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成为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国是否需要建立“一行三会”之上的机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还是通过扩大中央银行的权力赋予其履行金融监管协调的最终职责?这取决于不同监管方式之间的成本比较及边际监管成本与边际监管收益之间的比较。一般而言，金融监管协调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这是进行金融监管协调的理论基础。
(二)对住房贷款信用风险的监管尚待完善。我国金融机构存在信息不畅通、连环贷款、连环抵押等问题，虽然近几年有所好转，但也应从美国的次贷危机汲取教训，加强监管。近年来，我国以房地产和股票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其中，中国房地产价格指数从2002年开始上涨，到2007年已经上涨一倍多。比起美国次贷危机时期的数据，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程度甚至更高。2008年下半年，房地产价格又开始下跌，与美国出现次贷危机前的背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应加强风险防范和监控，及时防范和化解各种潜在风险。
(三)金融创新层次低，监管不足。金融创新使衍生产品层出不穷，这有利于分散风险，增加流动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我国金融创新起步晚、层次低，金融市场衍生产品的种类少，金融服务相对匮乏，金融体系不够完善。如，长达10～30年的按揭贷款，对发放银行来说，发放时间跨度大，回收周期长，流动性差。而针对房贷衍生产品，由于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程度低，不良贷款风险集中在银行体系内，一旦房价下跌引发还贷违约，将对银行系统产生严重冲击。但对金融衍生品的推出必须坚持审慎性原则，根据经济发展需求和条件成熟程度以及监管能力逐步推出产品。
四、我国加强金融监管的对策
(一)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当前，美国金融监管的最大特点是多头监管，即存在多种类型和多种层次的金融监管机构。如何规避多头监管模式下的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已成为美国金融界普遍意识到的问题。如，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控股公司至少存在三个独立的监管者，再加上以州为单位的保险体系，这使美国在国际保险领域或其他领域里无法用一个声音讲话，因为没有一个联邦层面的监管者可以代表美国保险监管体系发表意见。2004年6月28日，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正式公布《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以制度形式赋予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的使命。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实践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作为重要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主体的中国人民银行被排除在外。因此，我国有必要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另外，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的成本意识。不仅要考虑到新增监管机构增加的直接费用及采取金融监管措施的必要费用，还应考虑这些措施可能导致的市场损失，这是政府监管替代市场调节的一种机会成本。
(二)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完善金融创新监管。金融创新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在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往往会隐藏巨大的风险。所以，设计不好的金融创新产品往往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积累，当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会演变为金融危机。当前，我国正处于金融市场发展的关键阶段，许多新型金融产品已经推出(如权证、抵押支持债券、公司债券)，一些金融创新产品正在积极筹备(如股指期货)，金融资产证券化也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与理论研究的热点。在认识这些金融衍生产品的问题上，一定要理性对待，只有在各方条件完全具备时，才能稳步地推进金融创新。
一方面，从金融监管的设备来说。由于农村经济的落后，使得监管体系所需的设备较落后，不同监管机构间的信息共享程度不够，出现较多困难。加上监管设备的落后，使得信息共享程度较低，最终导致无法充分发挥金融监管的作用。另一方面，自律性较差。由于组织结构的分布大多尚未涉及到农村地区，使其相关制度及信息披露性还不够完善，金融市场的自律性几乎不存在，更别提自我监督机制。由于自律性较差，又没有设立相应的监管工作及信息披露制，使农村金融的外部监管丧失作用。
二、农村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
1.缺乏金融监管法律法规。
我国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主要由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行政法规三部分组成。其中较为重要的两部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监督管理法》及其《中国人民银行法》，基本构成了农村金融监管的法律依据。然而，由于农村金融的持续性仅仅依靠这两部法律无法很好地监管农村金融，监管工作无法正常运转，较难准确把握监管尺度，操作性较弱，监管工作工作无法真正做到公平及公正，制约了农村金融业的发展。
2.没有完善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当前在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由于缺乏政府主导作用及各个部门间的协调，使得监管环境无法深入到农村金融体系中，仅仅停留在村、户的建设上。由于地方政府及主管部门未充分认识金融环境的重要性，缺乏统一监管的认识。导致大部分执行部门仅仅做一些日常业务，而忽视了金融监管。另外，农村企业及居民的信息意识普遍不高，缺乏自律监管意识。
3.民间金融监管缺失。
农村金融监管体系中民间金融监管尤其重要，然而，在实际监管工作中，民间金融监管缺失，农村民间金融无人监管。尚未建立完善的金融风险防范制。由于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没有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使得较多人群通过不透明的方式进入到民间金融领域中，进而增加了民间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难度。
4.未充分发挥监管职能。
就当前来看，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机构如形同虚设，并未充分发挥监管职能。加上监管内容不科学，使得农村金融难以快速发展。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注册资金得到降低，相应扩大了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建立。然而，由于注册资金的降低使得进入金融机构的门槛得到降低，导致更多没有多大信用的金融机构出现，使得金融监管范围面得到扩大。但我国金融监管制、监管人有限，存在较大金融风险。
三、农村金融监管体系的构建
1.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
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金融机构与储蓄者利益不能协调统一的最主要的因素，而完善的法律法规的建立能有效地克服这种不利因素。规范农村金融机构自身的行为，协调金融机构与储蓄者之间的委托关系，这也是农村金融服务“三农”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农村资金合作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是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与大型的商业银行相比较，新型的金融机构在市场定位、资产规模、员工素质等方面有很多的差别，它不仅处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社区银行法》的监管范围，并且其设立、经营都会受到银监会所设立的原则性规定的约束。一个健全的法律环境对农村金融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我国应尽快建立《合作金融法》、《社区金融法》等一些列农村金融法规。以期改变目前无法可依的情况，让具有明显合作金融性质的农村资金合作社、农村信用社有法可依，满足农村金融快速发展的需求。《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侧重于对金融机构进入市场的约束，但并没有关于金融机构退市的内容，影响着农村金融机构退市机制的建立，并且由于新型金融机构的出现，其部分内容已不适应现阶段农村金融发展的需要，所以要加快对现有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
2.建立有效的金融监控体制。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一会三行）形成的金融监管格局的弊端越来越明显。银监会与中央银行是农村金融的主要的监管者，由于保险业在农村的发展缓慢，监管有许多不足之处：一是监管机构之间不能有效地配合，导致监管死角出现，这样不仅拉升了监管的成本，还阻碍了监管效率的提高：二是由于中央银行与银监会不能及时进行信息的互换和共享，导致监管合力的力度不大，影响协调机制的建立；三是监管机构的基层组织薄弱，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在人力和物力上投入有限，不适应对农村金融进行监管的需要。而各监管部门间协调机制的建立，能有效地减少“一行三会”在监管上形成的空白和交叉，各机构相互配合，并有所侧重，能提高工作效率。特别是在农村金融发展较快的地区，为了全面协调各监管部门的工作，可建立由政府主导、“一行三会”参与的联席会议机制。考虑到农村金融组织与国有银行相比缺乏国家信誉担保，主要以服务农村地区中小经济体为主，为刺激农村经济发展，国家还要给予一定优惠政策扶持，比如增加增设网点的权力，扩大业务范围的权利，适度范围内的税收优惠，地方政府还可根据本地经济发展需求动员当地大规模企业和农民等参与金融活动，给予这些金融组织拓展业务、壮大自身实力的机会，以更好地服务农村经济个体，增加农民就业与创业的机会，逐步建立起企业与个人信用制度，并紧跟全国信用制度建设步伐。
3.建立科学的金融风险预警体系。
科学高效的金融信息收集与金融风险预警体系对农村金融监管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自身原因和所处环境的影响，农村金融机构对信息的收集效率低、传递速度慢，导致监管机构获取的信息不完整、不准确、不及时，严重影响着监管机构对风险的识别、预警和规避。为了有效地推进社会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督，要加大农村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力度，金融机构要及时、准确、完整地其主要业务数据、风险状况，这不仅方便了社会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也促进了农村金融机构加强自身经营和管理，还为支农效果的测评提供了信息支持。
4.建立行业自律体系。
国外金融制度建设发展经验表明：作为在行业内部进行协调及监管的组织，行业自律协会能有效地对行业实施保护。在2005年，我国成立了中国银行业协会农村金融工作委员会，作为农村金融行业的自律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其主要的工作对象。同时，要尽快进行论证和确定，是否需要建立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的自律组织。如果不需要，可以把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吸收为会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农村金融行业自律体系的建立有利于良好的金融秩序的形成，行业自律组织与监管职能部门统筹合作，依托于同业自律公约，对同业经营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
5.建立社会监督体系。
金融关系到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经济活动。而造成金融风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并且这些因素大多复杂。所以说，单依靠官方机构，难以进行全面周详的监管和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应该建立以基层政府为核心，由广大社会公众、社会中介机构、各职能部门参与的社会联合监管防范体系，这样不仅为农村金融监管体系的构建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又避免了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过度干预。
6.建立被监管金融机构自身内控系统。
被监管金融机构自身的内控是建立有效监管体系的关键。内控系统既是有效监管的基础也是金融机构生存和发展的要素，使金融机构能及时规避金融风险，保证金融活动的有序进行。规模小，人员少是农村金融机构的特点，决定了它不能像大型金融机构设立专门的自律机构。但是，由于没有关于农村金融机构内控系统的相关法律法规，且农村金融机构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和自身的脆弱性，内控机构建设显得尤为必要，所以农村金融机构要根据自身状况，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的内控系统。为了从源头上加强内控制度的操作效力，内部组织和管理制度建设的程序要规范；为了保障内控制度的执行力和威慑性，要奖罚分明，加强违规惩治力度；注重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为长效风险管理体制的发展创造条件。
四、结束语
关键词：金融监管新的理念对策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成为目前的热点之一。但是由于受到过去计划经济的影响，我们对金融监管体制的认识还存在着很多误区，这严重地影响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必须紧跟国际金融监管理念新的演变趋势，并引进新的金融监管理念，以保证改革持续推进。
国际金融监管理念新的演变趋势
1金融监管更强调市场力量
从国际范围来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市场机制与政府监管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被理解成一种平行替代关系，金融监管力量的强化也就意味着市场机制力量的弱化，从而形成金融监管对金融市场压制性特征。随着全球市场化趋势的发展，金融监管不再是替代市场，而是强化金融机构微观基础的手段，金融监管并不是在某些范围内取代市场机制，而是从特有的角度介入金融运行，促进金融体系稳定高效的运行。重视市场机制的理念在即将在全球金融界正式实施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例如，新资本协议提供了可供金融机构选择的难度不同的风险管理体系，同时，那些选择难度更大的风险管理体系的金融机构，其所需配置的资本金要少，从而在金融市场的竞争中更为主动，这种监管理念较之1988年巴塞尔协议所采用的单一的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显然是更好地协调了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和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另外，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不仅强调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约束，还补充强调了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以及通过信息披露引入市场约束，有效的信息披露是加强市场约束的必要条件。各国的金融监管当局越来越强调市场约束对保证金融体系安全的重要作用。美联储认为：未来监管者不得不更多的依靠市场纪律─—通过有效的公开信息披露─—来更多地分担监管任，减少对政府监管的需要。
2金融监管更鼓励金融创新
对待金融创新，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监管机构也经历了一个从严格抑制到积极鼓励的过程。实际上，在那些具有浓厚行政管制色彩的监管环境下，不少金融创新可能都是以绕开行政法规审批规定等为最初目的，但是，这并不能构成监管者消灭这些创新的理由，而应当成为改进监管方式的推动力，因为这些来自金融机构的创新，往往反映了市场的金融服务者的新需求，往往反映了金融体系发展的新趋势。例如，通过绕过税收法规等产生的金融创新，可能本身就反映了经济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税收部门据此可以改进税收体系加强管理，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互动过程。为了促进这一良性的金融创新互动过程，保持一套清晰透明公开的金融创新监管规则和程序最为关键，减少金融创新过程中的人为干预和随意性也最为重要，这样才会给金融创新主体一个清晰的创新预期和稳定的创新环境。
3金融监管更强调成本收益分析
金融监管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往往只注重监管的收益而忽视成本，使监管决策建立在非科学的基础上。金融监管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金融监管机构日常运行的行政成本和金融机构为了满足各种监管要求所产生的成本；另外还包括间接成本——金融监管对国民经济体系运行带来的效率的损失，如过度的管制抑制了竞争，使优胜劣汰的机制得不到实现，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而带来的效率的损失。监管的收益主要包括金融体系安全稳定有效的运行和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增强公众的信心。科学的监管措施应对监管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权衡考虑，只有监管的预期净收益达到最大时，才是理想的监管强度。因此，监管并不是越严越好。英国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要求金融服务局在推出任何监管法规和指南时必须同时公布对它的成本收益分析，证明该项措施的收益大于成本。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第一，在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形势下，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我国金融机构如何来应对国际金融机构的挑战成为一个现实而紧迫的课题。众所周知，在影响金融机构经营的众多因素中，金融监管体制是最为关键性的因素之一。从全球金融市场竞争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往往也是金融监管效率的竞争。因此，如何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也同时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的挑战之一。
第二，外资银行将在我国经营那些我国较少开展的新型金融业务，如金融租赁、投资组合、保险中介及金融衍生产品；国内金融机构出于市场压力，也将加快金融创新。金融监管体制如何在监管与创新之间进行权衡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第三，随着我国金融服务领域不断开放，各类金融机构的竞争将更加激烈，速度和范围，金融衍生产品的大量使用，也加大了金融风险。如何对各类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保持我国金融的平稳健康发展，是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对策
第一，在当前的金融监管中应当引入重视市场机制的理念。如何确保市场机制得到有效运行，除了法律和制度上的要求外，在这里强调两点：首先，制定监管目标必须和金融机构的商业目标保持一致和协调。仅仅根据监管目标，而不考虑金融机构的利益和发展的监管，必然迫使商业银行为付出巨大的监管服从成本，散失开拓新市场的赢利机会，而且往往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其次，监管措施必须保证市场机制运行的效率，促进优胜劣汰。从整个金融组织体系的发展来看，重视市场机制的监管应当是从整体上促进经营管理状况良好的金融机构的发展，抑制了管理水平底下的金融机构的发展。
第二，金融监管要改变目前过度的抑制金融创新的状况。目前我国存在着严厉的行政审批和行政管制抑制金融创新的状况。在目前的商业银行法中，就存在着许多直接干涉商业银行自主经营和自主创新的条款。例如，《商业银行法》第七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信贷业务，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资信，实行担保，保障按时收回贷款。”但是从商业银行的实际运作来看，是否提供担保，完全取决于商业银行的风险决策。对金融创新采用管制堵塞的办法最终是行不通的，创新是时时会发生的，这一点甚至不以监管部门的规定而有所改变。只要市场有需求，存在赢利空间，创新产品就一定会被供给出来。那些不理性的禁止，只能改变创新主体的成本，而不能取消创新本身，所以堵塞不能解决问题。只能用疏导的办法，理解创新，理清创新线索，促使监管目标和创新目标一致。
第三，要建立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的问责机制。在我国行政管制色彩比较浓厚的监管体制下，金融监管行为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往往为了追求监管的收益而执行过严的监管措施，这不仅会带来过大的金融监管成本，还会抑制金融创新和市场竞争。因此，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必
须尽快对监管措施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监管预期收益大于成本的监管措施才能够实施，同时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科技力量的推动、管制的放松，金融机构之间竞争的空间拓展至全球并日趋激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的背后，同时也是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和理念的竞争。因此，摈弃过时的监管方式，引进新的金融监管理念刻不容缓。
参考资料：
[1]巴曙松：巴塞尔新资本协议[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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