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文化涉及面广阔，其包括文学、艺术、体育、历史、科技等，一般通过农村风貌、村民素质、乡土风情得以体现。一般来讲，农村文化是农民在长期社会劳动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四方面；同时，农村文化实则具体表现为农民文化水平、思想观念、行为价值、处世态度、生活方式等，是农村人民精神状态的反应[1]。农村文化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以下四方面特征：①乡土性。乡土性表现出农村人民以村为居，以土为生的生活方式，其中又以家庭为单位，在村落之间形成交流、合作、认同、共创等文化精髓，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土地为煤价，进行相互之间的市场活动。②归属性。由于农村条件有限，农民群众在接受新文化时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理解消化过程，但一但认定了某种文化思想，就会积极投入并融入自身生活。③直观性。农村经济发展的缓慢导致农民对文化信息的接受能力只能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相之适应，发杂的文化难以接受，简单的文化乐于接受，呈现明显直观性。④季节性。农民以土地为主，土地以作物为主，因此农民的文化活动与中制作物季节有关，只有在农忙后的空闲时间，才能积极乐于接受新文化，体现其季节性特征。⑤多样性。特定的地域风貌形成独特的农村文化，因此不同地域农民受其各自的地域风貌、生活方式、、传统习俗等，都会导致农村文化呈现多样性的特征。
2当前新农村文化现状及问题
农村文化建设的目的在于提高农民文化素质，营造良好农村氛围，为农民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与精神动力，并满足农民多层次的精神需要。但由于目前农村还处于传统文化向新文化转型的过渡时期，因此有必要认清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现状，并从中找出问题。
2.1农村文化发展不均衡
受城乡二元结构影响，农村与城市文化生活差异显著明显，而当地政府也存在着重城市而轻农村的发展理念。其次，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导致各地经济水平的差异，致使我国东中西部地域的农村文化差异拉大，体现在农村文化经费、文化设施、人才分配投入趋与东部沿海及经济发达的农村，导致各地域农村文化发展不均衡。
2.2农村文化设施不完善
我国早在“六五”时期就提出了“县县有图书馆、文化站，乡乡有文化站”的目标至今尚未实现。某些农村尽管有“两馆一站一室”的文化设施，但利用率极其低下，名存实亡，体现不了建设当初的预期效应。由于文化设施的不完善及利用率小，导致农民文化生活单调枯燥，文化生活简单乏味。
2.3农村文化市场管理不善
受市场经济影响，农村文化市场冷清，某些乡镇无书店、放映厅。且由于农村文化市场经营者的小农意识，扭曲了正确价值观念，从事一些非法经营的文化活动，如宣传暴力、色情的书籍或音响制品，使农村很难享受到健康的文化饮食，与农民群众需要的正当文化娱乐生活相偏离。
2.4农村人才结构不合理
人才是推动农村文化发展的源动力，是发展农村文化事业的保障与基础。现有农村人才队伍多是改革开放30年的老一辈人才，缺乏与时俱进的观念，多数属于经验型人才；少数年轻的文化人才也缺乏专业培训，文化水平与专业技能低下，与现今发展农村文化建设与之适应的文化思想理念、专业技能、组织能力还相差甚远，从而导致文化市场人才缺位，影响文化建设发展的提升速度。
3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路径思考
上述问题让我们看到了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迫切性。我们必须以有效措施推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
3.1加大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应在政策上加大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发展区、村、乡、镇的文化设施与文化场所，切实完善“两馆一站一室”的文化设施；同时还要将这些富有特色的文化基础设施进行大力推广并加以利用，以使建成后不至于荒废，使整个文化设施能以相应的预期效应渗透于千家万户。
3.2利用农村资源规范文化市场
市场经济的规则是同量资本获取同量利润，这要求管理者和经营者做好市场调查，掌握农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心理，选准项目，锁定消费层，形成具有品牌优势的演出团体，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同时，政府文化部门在审批民营文化产业时要注意市场经济的缺陷，合理利用农村资源，避免农村文化供给与消费失衡、群众文化建设大起大落，促进农村文化持续稳定发展，构建农村和谐文化，使农村经济在和谐文化中又快又好地发展。
3.3打造多元农村文化的活动
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能有效提高人的文明素养，使自我身心得到长久的健康调适。在新农村文化建设当中，要广纳意见，采用群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活动方式，不断创新文化活动内容，使他们远离低俗的牌桌、赌桌活动，参加丰富自身素质的高雅文化活动，使农民群众“有戏看、有书看、有电影看、有活动参加”，从而尽可能的贴近生活，走进实际。同时，在开展文化活动当中，开展以文化、科技、卫生为医体的对口文化支援活动，建立活动的互联网，并根据当地农村文化的地域性、传统性优势，开展当地具有浓郁风土人情的民间文艺活动。在实践中，要注重将文化活动与乡村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实施农民“读书工程”，支持农民自发成立群众性读书组织，通过多种途径，比如吸引企业购买图书等方式建设图书室，为乡镇图书室和村级图书室增添科技书籍，开展读书活动，组织引导农民多读书，使农民在积极健康的文化活动中提高自身的素质、修养，从而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同时，在农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针对传统文化实行与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民俗文化与时尚文化相结合的多元文化格局，大力丰富农民群众对文化的多元化需求。如在原有的传统文化上开展农民歌手大赛、红歌秧歌比赛、农民时装比赛、农民礼仪大赛等等，从而达到丰富农民群众文化修养，提升文化水平的目的。
3.4鼓励农民自办文化
农民是新农场文化建设的主要载体，我国具有丰富的农村文化资源，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例如各族人民的节庆文化，在各自节日中举行的文化活动；二是大众的民俗文化，即能受广大农民群众欢迎并主动参加的节日类民俗、生产类民俗、生活类民俗、礼仪类民俗等；三是农村自然山水景致、地域风光与当地历史文化遗产、新建农业生态园区等，这些既是农民群众的生活乐地，也是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四是各地乡镇建立的企业文化、乡镇文化，二者之间相互联系、渗透，为建设好新农村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理论基础，承担着建设村镇文化的重要责任。以上这些文化的相互衬托，必定能打造出富有当地特色的农村文化资源，从而调动农民参加热情，形成乡、镇（区）、农家为一体的良性网络农村文化系统，让农民以自我喜乐的方式来深化发展文化活动。例如在兰州永登县苦水的“高高跷”社火。由于极具乡土气息和地域特色，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当地农民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自豪感，每年都主动倡议、筹划、组织、表演“高高跷”社火，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3.5加大非政府组织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援助
农村文化建设仅仅依靠政府投入难以收到完全奏效。因此应加大非政府组织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援助，一方面组织城市各级文化机构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义务帮助，帮助培训人才及建立定点定是联系；另一方面引导企业与农村进行合作，鼓励企业与私人投资农村文化事业，建立多渠道的农村文化建设投资渠道。
关键词：农村教育；农民素质；新农村
随着支农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也越来越快，但是，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经济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没有改变，根本原因在于农村教育落后，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不高，从而造成农业生产能力底，农民收入、农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因此，教育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
一、农村教育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稳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
发展农村教育，促进农民增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要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核心是农民增收。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人地矛盾突出，要实现农民增收，只有发展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加快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并开发多种经营，拓宽增收渠道，才能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促使农民致富。
发展农村教育，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发展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多元化就业，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经济中转移出来,才能把农村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形成可持续推动农村建设的力量源泉。因此，发展教育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作用。
发展农村教育，营造文明乡风。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农民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他们在求富、求知、求美、求乐的同时，一些地方封建迷信活动猖獗，黄赌毒现象时有发生，一些消极落后思想和陈规陋习沉渣泛起，群众中出现了公德缺失、是非观念模糊等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及时加以解决，农村的一些优良传统就会逐渐弱化，不但影响到乡风民俗，而且会影响到农村发展稳定的大局。因此，只有发展教育，才能形成文明向上的乡风，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精神动力。
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和文明习惯，促进村容整洁。农民的综合素质和文明习惯是村容整洁的内在支撑。外在的村容整洁可以通过物质形式建立起来，但持续的村容整洁需要农民的内在素质来维持。发展教育，广泛开展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树新风活动，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和文明习惯，营造清洁卫生的生活环境，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村容整洁。
发展农村教育，促进农村管理民主。管理民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发展教育，培养农民的民主法制观念，才能提高农村人口的民主法制意识，消除地方宗族、地域观念和由于不懂法律而引起的违法事件，促进农民用法律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村教育就是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和发展能力的教育，也就是通过发展农村教育，“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这一发展方向既是把当前农村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转移和充分就业的主要途径，又是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
新型农民内涵丰富，培养要求高。“有文化”,要求农民具备良好的文化素质，具有先进的思想观念、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并要知法守法、崇尚科学、勤劳致富。“懂技术”，要求农民具有较高的科技素质，熟练掌握一项或多项从事农业和农村生产的技能和技巧，实现科学种田、养殖和从事其他生产活动。“会经营”，要求农民应具有一定的经营管理素质，能够合理组织配置家庭的人力、财力、物力以及土地等资源，组织生产和参与市场经营活动，获得经济效益。随着科技进步、先进文化发展，新型农民的内涵和要求也将随之提高。
从当前我国农民的教育情况看，农民教育落后、劳动力整体素质低。我国农村有4.9亿劳动力，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1.62％，系统接受农业职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不到5％。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及时改变，将会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如期实现。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把农村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
1.义务教育。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村孩子的科学文化素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后继力量。加快推进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从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把农村义务教育作为整个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优先领域，率先发展；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农村义务教育的政策，彻底改变“义务教育不义务”、“农民教育农民办”的情况，绝不能再产生新的文盲、半文盲；加大对教育重要性的宣传力度，引导农民正确认识当前大学生的就业现状，使农民高度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彻底改变“读书无用论”的错误思想；加快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城乡教育体制，提高教师素质，使城乡学生享受同等的教育资源。
职业教育：组织实施对农村劳动力的免费培训工程，培养出千千万万“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中坚力量。通过举办各种免费的技术培训班，重点抓好对青年农民的以科技为主的综合培训工程，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中坚力量；农业科技人员要坚持走到田间地头，把先进的种植、养殖技术送到农民手里，手把手地教会他们；国家建立专项资金用于对农民的技术培训，让他们掌握一项致富的技术，增强他们科技致富的能力；要面向城乡劳动力市场需求，加快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培训体制，发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提高农民就业本领和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
2.市民素质教育。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和农村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民进城务工或者转变成城市居民的人数日益增多，因此，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市民素质教育，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德意识，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以新的文明理念全面融入现代城市生活。
3.市场观念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农民破除计划经济、小农经济的思想，牢固树立起符合时展要求的市场观念、竞争观念，增强发展意识；破除单一国有的旧观念，树立自主创业、多元就业的新观念；破除等靠要思想，树立先就业、后择业观念；破除好高骛远、追大求全观念，树立有活干、有合法收入就是就业的观念；破除老守田园的旧观念，树立走出去闯天下的新观念；强化农民参与市场、规模效益、规范化理念、社会化协作、一体化经营理念，提高经营管理能力。
4.思想道德教育。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普及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倡导文明和谐新风。加强传统美德教育，传承中华民族传统优秀美德，破除迷信，以“小家”的和谐构筑“大家”的和谐；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他们摆脱小农意识，增强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形成良好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意识，做到顾“小家”，更要顾“大家”。
5.民主素质教育。加强政策法规教育，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观念。大力开展农村普法教育，重点围绕《宪法》、《民事诉讼法》、《土地管理法》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大宣传力度，采取法律讲座、法律培训、现场说法、临时法庭等方式，对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和法制培训。进一步引导农民增强遵纪守法意识，提高依法经营致富、运用法律手段表达自身利益需求的能力，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切实抓好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作，做到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尤其是财务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充分发挥基层干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农村共产党员教育：加大对农村共产党员的教育培训力度，充分发挥农村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农村共产党员中认真开展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活动，提高其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增强党性修养，使农村共产党员不仅在组织上入党，更要在思想上入党；加大对农村共产党员的政策、法律和业务知识培训，提高其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效率；加大对农村共产党员先进科技培训，增强其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本领和能力；进一步健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同志选拔到基层党组织领导岗位上来，尤其是要注重对青年人的教育培养，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充实新鲜血液，不断增强其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其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
总之，农民素质提高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所以，发展教育，加大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力度，把培训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当做一项根本任务来抓，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发展提供强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N].人民日报，2006-02-21.
开展农村公共管理势必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传统风俗习惯、宗族以及家族势力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渗透到农村公共管理的不同阶段和领域，制约着农村公共管理的发展。
1.决策机制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管理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考虑更多的是供给主体的利益，较少顾及农民的实际需求，其供给总量、结构和程序是由上级部门以政策形式向下传达的“单边行动”，带有浓厚的指令性，导致服务结果被过度聚集、服务过程被过度简化，使得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农民需求严重脱节。这种脱节体现在农民急需的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量严重不足，如农村消防服务、基础教育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等。公共管理决策应适应环境及时变化，并且鼓励农民在公共管理过程中进行充分的利益诉求，从而真正改善农村公共管理的决策机制。
2.缺乏利益驱动，服务效率低下。受到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包揽了绝大多数的公共事务，以“垄断者”的角色向农村提供公共服务，垄断必然意味着排他，这种高成本低效率的政府供给机制难以适应农民的公共需求变化。因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是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因此具有显著的非市场化特征，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的供给价格从农民那里直接收取相应的费用，公共服务的资金投入主要来源于税收，较难计算成本及其收益，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其次，由于政府的“垄断性”供给，在缺乏竞争者的前提下，较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的追求，并且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是由众多机构或部门共同参与的，众多的参与者使得职权划分交叉、部门利益纷争、协调配合缺乏等问题普遍存在，直接影响着农村公共管理体系的运转效率。
3.财政投入严重短缺。虽然国家提出了“城市反哺农村”的发展思路，但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财政资金在解决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农村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较少，甚至有些地方政府拖欠农村教师工资，更遑论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据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的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仅为29.5%，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和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4和25个百分点。政府服务的供应不足，说明在国民收入第二次分配时，居民所得较少，迫使居民用自身收入来支付本应由政府支出的开支，并从心理上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预期。
4.农村公共管理人才匮乏。农村公共管理人才是指那些活跃在农村基层组织的公共管理型人才，他们主要分布在乡、村两级中的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在众多类型的农村人才中，农村公共管理型人才的作用尤其突出。而农村人才资源问题现已成为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村人才资源处于贫乏状态。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在社会成员中的印象根深蒂固，因此在选择工作和就业地点时，绝大多数人才选择留在大中城市。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黄敬宝的统计结果显示，北京地区的2011届大学毕业生首选在北京就业的占71.6％，首选广东和上海的分别占5.6％、5％，由此可见，绝大多数毕业生希望在工资高、工作和生活环境好、发展前景广阔的发达地区就业，而愿意去农村工作的只占26.4％，71％的大学生明确表示不愿意去农村工作。
二、加强农村公共管理的具体措施
构建农村公共管理新秩序，必须从公共管理理论的系统性角度出发，找出阻碍农村公共管理效率提升的障碍性因素，通过改革的手段来破除农村公共管理的旧秩序，形成高效的公共管理新秩序。
1.完善农村公共管理机制。科学的管理机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应努力完善符合农村现状的社会公共事业管理制度，构建以政府占主导地位、社会和市场多主体参与的管理机制，从而共同推进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在坚持城市优势资源向农村输送的同时，城市基础设施也应不断地向农村地区延伸，充分发挥城市发展带动农村进步的联动效应，逐步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机制，在实践中探索我国农村公共事业发展与管理的规律。山西省政府在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出台了十余项相关的政策法规文件，建立和完善了该省农村地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长效机制。这些文件涵盖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了农村劳动力、社会治安、暂住人口管理、食品安全、公共卫生、社会救助、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和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等方方面面，体现了政府完善农村公共管理机制的坚定决心和信心，被称为农村社会管理的“强肋工程”。
2.加大投入力度，强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主要应该集中在农村道路、水电和通信等方面，从而在硬件方面切切实实地改变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面貌。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应该根据农村地区地理位置公布的不同，并结合不同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特点，有步骤、分层次地进行重点改造，乡镇一级要重点建设道路、通讯、医院、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设施，而村一级除了要搞好公路交通和通讯建设之外，要提高对人畜饮水工程、卫生所、学校、电视接受设施、文化站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力度。建设资金除了财政投入之外，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效力，大力推动大中型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以参股等方式参与到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当中来，逐渐打造出多元化投资格局。当然，对村集体和农民个人也可以积极引导，通过市场经济手段使农民的投入有一个合理的、稳定的回报，使得这些闲置资金能够参与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来。
3.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农村工业化进程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简单的农业劳动、原始的生产方式、落后的农业技术和守旧的生产生活观念，这些因素的存在导致了生产效率的低下，有限的农业资源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用。综观导致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的种种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农业在当前我国属于低效益的弱质产业，因为农村经济的落后导致其无法支撑起庞大的农村公共管理体系，因此必须推动农村工业化进程，使其为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例，它们在实施农村工业化之后，农村公共事业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态势，这些成功的案例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如为了解决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日本政府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积极且有计划地将工业引入农村，在1973年制定的《农村地区工业引进促进法》是最为典型的法规，该法规通过有计划地向农村地区引进工业企业，增加了农业从业人员的就业机会并改善了农业产业结构，实现了农业与工业的平衡发展。在我国，农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性方针，它为农村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发展思路和源源不断的动力。如可以依据自身富余的矿产资源发展矿业、依据自身的地理优势建立生态园区发展旅游观光业和依据农业资源的独特性发展食品深加工业等。
想要明确掌握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的有效对策，首先就要对其概念予以理解.所谓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就是指社区管理和服务主体各方的组织结构、职权划分、协调机制、制度管理以及运行方式的总称.该内容的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完善发展逐渐转变而来的，完善的农村社区管理能力和服务体制的创新是影响农村建设和未来发展的重要内容，也与运行成本有着很大的关系，有助于农村形成良好的风气氛围.在基层民主政治逐步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农村管理和社会建设体现出了自治化的新特征，实施创新服务，构建农村建设完善体系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2坚持农村社区有效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家经济水平持续攀升，构建城乡一体化、打造和谐国家也成为了社会探讨的主要话题，新农村建设逐步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内容.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加强农村社区管理，创新服务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如下：第一，做好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有助于促进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提出的新举措，所谓的新不仅是要提高农村经济建设水平，还要加强管理、创新服务、做到统筹兼顾.做好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工作，能够帮助农村地区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完善管理水平，强化地区发展，并逐步提高农村人民的综合素质，从而全方位的提高农村的综合竞争力，真正构建和谐农村.第二，做好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有助于提高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传统的农村管理形式比较单一，社区服务缺乏针对性，内部管理不协调，服务不到位，且监管不严，经常出现权责不明的情况.加强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工作，有助于改进社区中存在的问题，细化管理职责、确立明确的权利与责任，提升员工的素质文化修养，从而让他们坚持以百姓为基础开展服务，切实从农民的利益出发开展工作，提升他们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第三，做好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现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发展，我国的经济水平、国民整体素质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如何促进社会公平、统筹城乡发展、坚持一体化建设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做好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坚持协调发展，进而更好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国家良好发展.
3新型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形式
社区管理体制是阐释社区管理理念、落实社区管理内容、达成社区管理目标的一种新体系.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形势下，其结构特征也有了进一步创新，管理形式和管理模式更加多元，已经呈现出了全面开花的新局面，其职能和管理能力也有了明显的提升.
3.1政府主导型
顾名思义，“政府主导”就是指坚持政府在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中的基础性地位，利用政府服务加强社区管理，促进社区发展的模式.该类型主要应用于人口分布较为集中且地域范围较小的社区，它有利于对资源进行整合规划，便于集中服务，在具体设置上大多为“一村一社”或“多村一社”的形式.例如，某政府主导型社区管理模式，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建立了便民服务站、图书阅览室、文体活动中心以及便民超市等等，依托政府管理集中开展服务，切实提高了村民的满意度，并搭建了信息平台，实现了新技术管理.总的来说，它主要是基于政府强大管理力量基础之上的服务创新模式，实现了社区成员的大面积覆盖，促进了农村社区的和谐统一.
3.2企业主导型
企业主导型是与政府主导型相对应的管理服务模式，它主要是基于企业管理基础之上的服务类型，社区基本管理大多数都基于企业供给，并形成了自我管理和服务的新形式.但是该类型的管理方式仅仅适用于发达的农村地区，在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域才能实现企业的高效管理和服务.例如，我国河南某农村社区就坚持企业主导模式，探索出了一条村企合作的发展路径，对村民实施集中规划，村民即是企业内部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村民经济发展.此外，该种管理服务创新类型，还能够加强村民自治，实现外来人民与当地村民的和谐发展，做到共同参与、共同管理，打造多元化发展的新农村.
3.3民间组织型
民间组织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模式是打好社区组织基础，重视民间力量的一种服务管理形式，它较多的存在于“一村多社区”和“社区设小区”类型之中，村委会领导是组织的基础领导人.某农村社区就在发展建设中采用该种模式实施管理，坚持“产业趋同、共享利益”的原则，建立村委会，开展社区选举，选拔先进党员代表组织发展，并进行有效指导，实施农村自治.这样一来，就可以以村委会为基础载体坚持建设，做好社区服务，并实施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发挥民间力量集中精力办大事，从而更好的为社区服务.
3.4政府、社区互动型
从字面上不难看出，政府社区互动型管理服务模式就是强调政府与社区居民的协调合作，坚持两者的有机结合，坚持双向互动，探索政府行政与社区管理的有机衔接，该类型的管理服务模式大多针对“一村一社区”或“集中建设区”.我国江苏一农村社区就建立了该种类型的管理服务模式，建立了农村社区服务中心，设立了宣传咨询平台并打造了新的服务团队，加强建设服务站.经过两者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政府与社区实现了创新建设，深化了民主管理模式，将社区延伸到了政府管理之中，将政府与社区进行了紧密结合，真正构建了其纽带发展模式，形成了农村社区多元化发展的新样式.
3.5政府、社区、社会互助型
该种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突破了传统的管理样式，实现了政府、社区和社会的三方协作发展，有助于三者的互动，将多种力量集合在了一起，提升了管理和服务的有效性.该种类型适用于“一村一社区”的发展建设之中，做到了社区居委会和村民居委会的有机统一，发挥了各方的巨大作用.我国辽宁某农村社区就利用了该种模式实施管理，提升了村民的自治能力，加强了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并实现了对制度、组织的有效保障，创新了组织管理新方式.与此同时，社区服务中心作为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的延伸，打造了政府窗口，为居民提供了一站式服务，将三方力量发挥到了最大化，并引导社会力量进入了公共服务体系，真正探索出了新的发展机制.
4如何做到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创新
在上述内容中，我们已经清晰直观的看到了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发展的重要作用，明确了解了其主要内涵和多元形式.如何根据这些特征，将其意义发挥到最大化，进一步加强管理和服务，就成为了社会各界探讨的重要话题.下面我们就结合我国农村社区管理服务的基本情况，谈谈有效策略予以完善：
4.1逐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的观念认识
想要从根本上加强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管理水平，就一定要提升广大人民和政府人员对其的认识度.对此，国家要加大宣传力度，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帮助农村人民了解与农村社区管理有关的制度内容和相关法规政策，开展教育，组织学习，让广大村民切实了解农村社区管理与自身发展的密切关系，进而转变人们的传统观念.此外，社区内部管理服务人员也要明确自身的职责，从自身出发，树立新的管理理念，善于从广大百姓的角度出发看问题，完善服务，创新管理，从而做好社区管理，实现体制创新.
4.2健全完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使其更加贴近群众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想要做好任何事情都要有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作基础，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创新应用更是如此.对此，社区单位要健全完善具体的管理内容、细化管理规章、创新管理方法，使其更加符合群众的要求.首先，要实现综合办理和分类处置，开设窗口展开服务，对问题进行集中受理，取消以往的组班制模式；其次，利用现代化技术实施网格化管理，将管理人数分组规划，使用计算机等现代化设施开展记录，加强人员管控，对社区管理实施网络运用；最后，采用服务制进行管理和服务，尤其是对面积大、办事不便的地区更是如此.社区要建立服务网点，有针对性的开展服务.
4.3坚持提升农村社区管理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
农村社区内部的管理服务人员决定着其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在本质上体现着农村的整体竞争力.社区要结合实际，做好管理服务人员的选拔工作，挑选素质能力过硬的员工上岗，做好岗前培训，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和鼓励政策，并实施综合考评对策，调查员工的社会满意度和村民满意度，从而不断提升管理服务者的综合能力.
4.4利用现代化技术开展网络管理和服务
随着现代化技术水平的逐步创新，以往的人工管理和服务模式已经落后于时展的潮流，将现代化信息技术应用于农村社区管理服务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能够建立信息资讯，一目了然的看到社区管理和服务情况，建立信息网，采取网络互动的方式与村民进行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意见.与此同时，将网络运用到其中还能够帮助领导干部分析社区管理的进展情况，也更加便于对员工开展考评，加强管理服务的有效性.
5结束语
（一）农村基层政府职能不够清晰
建设新农村始终是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一项十分重大的历史任务。它不能只是依靠农民群众自身进行孤军奋战，而是必须要有党的正确领导、政府部门的积极扶持。然而，部分地区基层政府在职能划分与转变上依然具有大量问题。村可以说是我国农村行政的最基层单位，但是如今还是有相当多的村干部对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农村公共管理不够了解。与此同时，政府对农村基层村干部下达了过多强制性的任务，比如，计划生育、收定购粮和别的当地中心工作，以至于让农村公共事业管理进入到恶性循环之中。乡镇政府是最基层的政府，其职能的定位与管理上尚无法适应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之要求，而政府部门公务员所具有的官本位意识较强，在政府管理中通常使用行政命令却而不注重于使用法律、经济等方式来管理公共社会事务，以至于影响到了我国农村社会事业的良性协调运转。
（二）农村公共事业投入呈现出城市化的倾向
公共事业管理的显著特点之一即为扶贫性，而最为贫穷，生活水平最低的还是农民群众。但是，因为国家对于农业和农村的公共事业投入比例始终偏小，远远无法满足当前农村公共事业发展之所需。与此同时，农村地区的生产性、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也不够健全。近年来国家对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所进行的投资主要被用在了农村电网、水利、道路以及退耕还林等生产、生态建设上和农民群众生活紧密结合的公共设施投入还不够多，大量农民群众的生活条件、生存环境尚未得到显著改进，比如，一些地方饮用水和污水处理等公共生活设施建设滞后，从而极大地影响到农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
（二）我国涉农公共管理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善
虽然历经多年以来的持续努力，我国已建立起公共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然而，当前能够直接破解我国农村公共管理中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冲突的法律法规处于空白状态，也没有合理的市场准入以及政府管制等方面的政策，缺少规范化的政府授权企业以及大量群众参与其中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诸多企业往往会因为害怕出现纠纷、冲突而对投入农村公共产品抱有望而却步的心态，即使有投入的也往往会出现中途退出的现象。
（三）农村公共管理人才十分缺乏
如今，农村人才资源的稀缺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总的重大瓶颈。在政府给予农村以大量政策性支持的新形势下，各地农村的面貌虽然在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有了新的改善，但是在软件设施，也就是人才和管理制度等方面还是十分薄弱，农村地区的人才资源始终处在贫乏状态之下。我国农村的滞后状况在社会成员们的头脑中显得根深蒂固，所以，大学毕业生们在选择就业地点之时大部分人才依然会选择留在城市中，尤其是在当前大学生供需差距非常大的状况下，高等院校的应届毕业生中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生源，多达70%以上的学生愿意在城市就业而不愿回农村就业。
2在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强化公共管理的几点对策
（一）加快农村基层政府治理结构的变革
农村基层干部一定要取得农民群众的充分信任，这是农村公共管理的重要前提。农村的基层选举已经为村干部们进行工作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为此，应当积极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及村民选举制度、财务公开制度的普及。与此同时，为了能够给村干部们提供更好的外部工作环境，我国各级政府应当尽可能地减少硬性任务的下派，并且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笔者相信，假如能够给广大村干部提供更加多的支持与帮助。与此同时，还应当注重传播村级公共管理的各种经验，教授给村干部们以民主管理的方式方法，这样一来，村级公共管理状况必然能够得到改善。我国乡镇政府管理应当切实加快由传统型政府行政管理往现代型公共管理进行转型，而政府行使之权力则是广大公民所委托的一种公共权力，其源头是对公民权力进行让度，而人民才是权力的最终所有者。公共权力之终极指向是公共利益，政府一定要向人民群众负责，并且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二）实现农村公共事业主体的多元化
运行我国农村公共事业之所以落后，其源头就在于投入并不够，因此，积极发展我国农村的公共事业，首先就一定要强化国家对于农村公共事业之投入，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之重点全面转到农村地区，从而让公共财政能够真正地惠及广大农村地区，而重点则是要持续增加对我国农业基本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以及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力度。要着力向"三农"加以倾斜，新增加教育、卫生以及文化等社会事业经费要用在农村地区，并且要不断增强中央财政支持的力度与管理。
（三）注重公共转移支付
促进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首先是要不断优化我国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结构，大力缩小各个地区之间的财政差距，切实改基数法为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全面压缩专项转移支付的幅度，并且有效增加一般性的转移支付，从而确保广大农村地区居民能够享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其次是要切实规范一般性的转移支付。要健全完善依据标准收入、标准支出所核定的各地区标准化人均财力机制，对于低于标准人均财力的欠发达地区，应当运用一般性转移支付加以补偿。最后是要持续健全完善现行的预算法规制度，切实确定各级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框架以及具体形式，对于转移支付所具有的资金源头、核算标准、计算公式等应当进行合理的规定，并且通过法律形式加以固定，从而切实有效地消除转移支付所具有的随意性。要重新调整财政分配的格局，有效加大农村投资占有之份额，我国各级财政预算每一年用在农业支出上的增长幅度应当高出财政经常性收入所增加之幅度。要切实明确各级政府在支持和保护农业上的相应责任，使用立法手段来制约省内各级财政部门所具有的支农行为，有效保障支农资金得到合理地增加、及时到位以及专款专用，切实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基本建设投资之中的比例。
（四）推动农村公共事业管理的法制化要加快制定
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尤其是要加快我国司法独立之进程。要通过法律、政策等手段来保障非政府组织建设新农村公共产品之权益。前几天，我国已颁布实施了《物权法》，这肯定会对农村地区公共事业的多元化发展产生正面而积极的意义，但是，我们还应当在这一基础之上制定出更加细致、更为具体、和广大农村公共产品的多元化投资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让投资者们能够切实消除顾虑，树立起良好的自信心，并且产生更好的投资预期。
（五）加强农村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工作
如今，我国农村社区群众的总体文化素质并不算高，即使村干部也是年龄偏大，整体文化层次不高，大学毕业生更是稀少。有鉴于此，应当在农村地区开展人才培养工程，重点是要强化党政人才队伍、公共事业管理人才队伍以及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等三支队伍的建设，从而为我国农村造就出新一代的高素质农民。与此同时，还应当通过体制与机制的创新，将城市之中的人才、科技引入到农村地区，运用优质人力资源来全面支持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而教育、卫生、科技等相关部门应当制定出具体的面向农村基层的人力资源对口支援措施。要积极探索与尝试选聘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农村担任村官工作。近些年来尤其是中共中央关于鼓励与引导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意见出台之后，各地均结合各自新农村经济建设之实际，大力探索选聘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地区任职的办法以及途径，并且在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与农村就业的基础上，为我国的新农村经济建设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与保障。
（六）高度重视农村教育工作
要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为基础，大力调整农村地区中小学校的布局，切实优化农村教师的资源配置，有效提升教育教学的质量，并且在切实有效地巩固与提升我国农村目前教育教学体系的基础之上，切实扩大初中、高中教育的规模。县城高中教育应当在目前的基础之上不断扩大招生的规模，而乡镇与中心集镇则应当着重点建设初级中学，而有规模的村镇则要重点建设好一所小学，并且撤并那些在校生人数偏少、办学质量不佳的农村中小学校，切实形成县、乡（镇）、村等相互联系的三级教学体系，有效满足我国农村地区适龄人口在教育上的各类需求。在此基础上，还应当积极改进环境与提升待遇，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农村地区教师队伍，致力于实现农村地区教师生活的城镇化，使其能够安居和乐教，从而切实解决好广大教师的就医、保险以及养老等各类问题。
3结束语
（1）村可以说是我国农村行政的最基层单位，但是如今还是有相当多的村干部对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农村公共管理不够了解。与此同时，政府对农村基层村干部下达了过多强制性的任务，比如，计划生育、收定购粮和别的当地中心工作，以至于让农村公共事业管理进入到恶性循环之中。乡镇政府是最基层的政府，其职能的定位与管理上尚无法适应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之要求，而政府部门公务员所具有的官本位意识较强，在政府管理中通常使用行政命令却而不注重于使用法律、经济等方式来管理公共社会事务，以至于影响到了我国农村社会事业的良性协调运转。
（2）农村公共事业投入呈现出城市化的倾向。公共事业管理的显著特点之一即为扶贫性，而最为贫穷，生活水平最低的还是农民群众。但是，因为国家对于农业和农村的公共事业投入比例始终偏小，远远无法满足当前农村公共事业发展之所需。与此同时，农村地区的生产性、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也不够健全。近年来国家对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所进行的投资主要被用在了农村电网、水利、道路以及退耕还林等生产、生态建设上和农民群众生活紧密结合的公共设施投入还不够多，大量农民群众的生活条件、生存环境尚未得到显著改进，比如，一些地方饮用水和污水处理等公共生活设施建设滞后，从而极大地影响到农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
（3）我国涉农公共管理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善。虽然历经多年以来的持续努力，我国已建立起公共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然而，当前能够直接破解我国农村公共管理中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冲突的法律法规处于空白状态，也没有合理的市场准入以及政府管制等方面的政策，缺少规范化的政府授权企业以及大量群众参与其中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诸多企业往往会因为害怕出现纠纷、冲突而对投入农村公共产品抱有望而却步的心态，即使有投入的也往往会出现中途退出的现象。
（4）农村公共管理人才十分缺乏。如今，农村人才资源的稀缺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总的重大瓶颈。在政府给予农村以大量政策性支持的新形势下，各地农村的面貌虽然在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有了新的改善，但是在软件设施，也就是人才和管理制度等方面还是十分薄弱，农村地区的人才资源始终处在贫乏状态之下。我国农村的滞后状况在社会成员们的头脑中显得根深蒂固，所以，大学毕业生们在选择就业地点之时大部分人才依然会选择留在城市中，尤其是在当前大学生供需差距非常大的状况下，高等院校的应届毕业生中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生源，多达70%以上的学生愿意在城市就业而不愿回农村就业。
2在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强化公共管理的几点对策
（一）加快农村基层政府治理结构的变革
农村基层干部一定要取得农民群众的充分信任，这是农村公共管理的重要前提。农村的基层选举已经为村干部们进行工作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为此，应当积极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及村民选举制度、财务公开制度的普及。与此同时，为了能够给村干部们提供更好的外部工作环境，我国各级政府应当尽可能地减少硬性任务的下派，并且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笔者相信，假如能够给广大村干部提供更加多的支持与帮助。与此同时，还应当注重传播村级公共管理的各种经验，教授给村干部们以民主管理的方式方法，这样一来，村级公共管理状况必然能够得到改善。我国乡镇政府管理应当切实加快由传统型政府行政管理往现代型公共管理进行转型，而政府行使之权力则是广大公民所委托的一种公共权力，其源头是对公民权力进行让度，而人民才是权力的最终所有者。公共权力之终极指向是公共利益，政府一定要向人民群众负责，并且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二）实现农村公共事业主体的多元化运行
我国农村公共事业之所以落后，其源头就在于投入并不够，因此，积极发展我国农村的公共事业，首先就一定要强化国家对于农村公共事业之投入，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之重点全面转到农村地区，从而让公共财政能够真正地惠及广大农村地区，而重点则是要持续增加对我国农业基本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以及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力度。要着力向"三农"加以倾斜，新增加教育、卫生以及文化等社会事业经费要用在农村地区，并且要不断增强中央财政支持的力度与管理。
（三）注重公共转移支付促进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首先是要不断优化我国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结构，大力缩小各个地区之间的财政差距，切实改基数法为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全面压缩专项转移支付的幅度，并且有效增加一般性的转移支付，从而确保广大农村地区居民能够享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其次是要切实规范一般性的转移支付。要健全完善依据标准收入、标准支出所核定的各地区标准化人均财力机制，对于低于标准人均财力的欠发达地区，应当运用一般性转移支付加以补偿。最后是要持续健全完善现行的预算法规制度，切实确定各级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框架以及具体形式，对于转移支付所具有的资金源头、核算标准、计算公式等应当进行合理的规定，并且通过法律形式加以固定，从而切实有效地消除转移支付所具有的随意性。要重新调整财政分配的格局，有效加大农村投资占有之份额，我国各级财政预算每一年用在农业支出上的增长幅度应当高出财政经常性收入所增加之幅度。要切实明确各级政府在支持和保护农业上的相应责任，使用立法手段来制约省内各级财政部门所具有的支农行为，有效保障支农资金得到合理地增加、及时到位以及专款专用，切实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基本建设投资之中的比例。
（四）推动农村公共事业管理的法制化
要加快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尤其是要加快我国司法独立之进程。要通过法律、政策等手段来保障非政府组织建设新农村公共产品之权益。前几天，我国已颁布实施了《物权法》，这肯定会对农村地区公共事业的多元化发展产生正面而积极的意义，但是，我们还应当在这一基础之上制定出更加细致、更为具体、和广大农村公共产品的多元化投资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让投资者们能够切实消除顾虑，树立起良好的自信心，并且产生更好的投资预期。
（五）加强农村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工作
如今，我国农村社区群众的总体文化素质并不算高，即使村干部也是年龄偏大，整体文化层次不高，大学毕业生更是稀少。有鉴于此，应当在农村地区开展人才培养工程，重点是要强化党政人才队伍、公共事业管理人才队伍以及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等三支队伍的建设，从而为我国农村造就出新一代的高素质农民。与此同时，还应当通过体制与机制的创新，将城市之中的人才、科技引入到农村地区，运用优质人力资源来全面支持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而教育、卫生、科技等相关部门应当制定出具体的面向农村基层的人力资源对口支援措施。要积极探索与尝试选聘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农村担任村官工作。近些年来尤其是中共中央关于鼓励与引导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意见出台之后，各地均结合各自新农村经济建设之实际，大力探索选聘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地区任职的办法以及途径，并且在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与农村就业的基础上，为我国的新农村经济建设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与保障。
（六）高度重视农村教育工作
要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为基础，大力调整农村地区中小学校的布局，切实优化农村教师的资源配置，有效提升教育教学的质量，并且在切实有效地巩固与提升我国农村目前教育教学体系的基础之上，切实扩大初中、高中教育的规模。县城高中教育应当在目前的基础之上不断扩大招生的规模，而乡镇与中心集镇则应当着重点建设初级中学，而有规模的村镇则要重点建设好一所小学，并且撤并那些在校生人数偏少、办学质量不佳的农村中小学校，切实形成县、乡（镇）、村等相互联系的三级教学体系，有效满足我国农村地区适龄人口在教育上的各类需求。在此基础上，还应当积极改进环境与提升待遇，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农村地区教师队伍，致力于实现农村地区教师生活的城镇化，使其能够安居和乐教，从而切实解决好广大教师的就医、保险以及养老等各类问题。
3结束语
一、传媒业界：积极参与、提供新思想
新农村建设包括修建水利设施、实施防洪、防旱对策、完善输电网和通信网、在农村免除义务教育的学费等一系列措施和目标，因此很多人将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与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的“新村运动”相比较。
的确，韩国的“新村运动”与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在实质上是有相似之处的，前者是“一场由政府发起的、以缩小城乡差距、改造农村、造福农民为目的、以倡导‘勤劳、自主、合作’精神为核心，开展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村庄建设项目和提升农民文明素质的思想教育为载体、物质文明建设与伦理精神教育互动的农村现代化建设运动。”[1]在新村运动中，韩国媒体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运动刚开始时，政府在没有寻求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支持的情况下在整个农村地区实行新村运动，当农村的居民积极参加新村运动时，很少有记者对新村运动进行报道。当政府试图将新村运动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时，就需要在社会各界人士中形成一种共识，新闻工作者和作家们对这项在农村实行的所取得的惊人的成果的宣传将是很重要的支持。”[2]
因此在1974年－1980年参加新村运动培训的高级官员及社会精英分子的职业分类中，新闻工作者及作家有602人（总数为10513人），是继教授（2272人）、牧师和僧侣（782人）之后的第三大类人群。“大多数是报社、电台或者电视台的管理者或高级职员。”
这些对新村运动有了深刻认识的精英分子所带动的韩国媒体不仅仅是宣传了运动成果。“快速方便的大众媒体，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农民阶层中影响着他们如何最有效的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获得最大的现金收入，并能赶上城里人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平。这产生了他们极大的兴趣去学习更多关于农产品定价的策略、农产品的市场改革、经济作物和畜产品的生产饲养技术。对农民的训练课程随着他们需求的变化进行调整。”[3]这些农民观念上的变化，离不开韩国媒体对新村运动的深刻认识和参与。
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渴望看到的农民观念变革，也同样离不开媒体对新农村建设的深刻认识和积极参与。因此我们需要改进的方面至少有以下几件：
1．从单纯的“反映”功能到建设性作用
2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信中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农民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也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正是媒体对“三农”问题的持续反映和呼吁，农村这一被遗忘的角落和农民这一被忽略的社会群体才重新回到社会的大视野中，今天提出的建设新农村的规划，也正是建立在对农民问题的真实认识基础之上的，这些真实的认识离不开媒体的反映。反映固然重要，但是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更需要建设性的报道。
所谓建设性报道，是能够对农村的现代化起到积极作用的报道。南京师大新闻学院方晓红教授在研究农村与传媒时认为：“推动一个社会或地区的现代性增长的因素非常多，大众传播媒介不是唯一因素，也不是第一因素，但在大众传播媒介如此发达的时代，尽管它不是唯一也非第一却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4]关于这种认识，此前已有很多学者谈到，例如现代化的理论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所描述的：“大众媒介给人们带来有关现代生活诸多方面的信息；给人们打开了注入新观念的大门，向人们显示新的行事方式，显示有助于增进效能感的技术；启迪并探讨多样的意见，刺激并加强对教育流动性的期望。歌颂科学，为技术大唱赞歌。所有这一切在能够接受外来影响的人那里，将会导致更多的现代性。”[5]
显然，媒体不能仅满足于一般的沟通消息，而要成为改变农村落后观念意识的理性力量，像韩国媒体在新村运动中所做的，能够激发农民学习先进技术的兴趣和欲望，能够使农民通过报道得到启发和教育，能够最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获得最大的现金收入。
其实，媒体的这种建设性作用已经在部分农民中有所体现。安徽省含山县半湖村的260户蟹农，从（中央电视台）七套节目中获知香港市场河蟹需求旺盛的信息后，立即多方联系，最后与香港创业集团签订了1.2万亩的无公害河蟹订单。和县菜农多年来只习惯种植辣椒、茄子和西红柿。七套节目开通后，他们跟着电视引新品，调结构，仅早春菜就改种了彩椒、瓠子、樱桃番茄等20多个品种。在安徽，这种“看着电视种田，盯着市场挣钱，依靠科技致富”已经成为一种时尚。[6]然而，这种建设性作用在过去还没有形成媒体的共识，而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这种建设性作用应该是媒体的理性力量所在。
信息的效益不是永恒的，观念的变革才具有长效性。信息，尤其是经济信息，是很容易过时的，而培养农民对信息的追求和肯定、承认信息的价值并愿意为交流信息投资，这才是农民在信息社会中非常重要的生存理念。这一过程离不开传媒建设性的作用。
2．从报道农民到做给农民看的新闻
在传媒与社会发展方面做出学术贡献的韦尔伯·施拉姆，把大众传媒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概括为四个方面：推广农业新技术、普及卫生知识、扫除文盲、实施正规教育。[7]这四个方面正是媒体在农村最基本作用的体现，因为“大众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补偿自然形成的乡村隔绝状态。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为农民传播了现代道德，大众传播开阔了农民的视野，传播了信息，说服农民接受变迁。”[8]而要发挥这些基本作用，首要前提是：将农民从报道对象转化为报道的接收者，即做新闻给农民看。
做农民的新闻，是让世界了解农民；做给农民看的新闻，是让农民了解世界。
传媒业界所进行的三农报道是城市了解农村、市民了解农民生活的一个主要通道，在这个意义上，传媒的功能如同一个放大器，将原本被忽略的农村、农民、农业放大后展示到公众面前。在这种报道模式中，无论是对农民工遭遇的报道、还是直接针对农村的扶贫报道、农业典型报道等，农民始终是报道对象，农民之外的群体才是受众，农民被排斥在受众群体之外。作为报道对象，农民可以借助媒体来表达自身利益要求，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但是同时，农民的形象是依受众旨趣而设，农民命运的转折机会也是始终把握在他人手中。
城市居民也经常作为报道对象，但是在媒介行为中，他们能够始终以接收者的身份来实现成为自己行为的主体承担者的能动性。这种情形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的研究报告所分析的那样：“在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城市逐渐成为新型经济活动、新兴社会阶级、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场所，这一切使城市与仍被传统的桎梏所羁绊的乡村有着本质区别。换言之，工业化改变了城市的性质，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平衡，经济活动和经济机会在城市骤增起来，简直不可胜数。与此同时，也改变了城市居民的文化机制和政治意识，使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文化和组织程度，并不断滋生出新的社会意识或越来越多地接受新的观念。……与作为顺从者群体的农民不同，他们某种程度上可称为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参与者，……并且表现出对社会的输入过程，即他们对介入政治的过程有一定的认识，并形成了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一定程度上相信自己努力去做就能够或多或少地影响国家的政治事务，进而产生行动的意向。”[9]
工业化与城市居民的主体性认识的确有很大关联，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参与态度也往往因此被认为是工业化的结果。但是他们对政治或经济的介入，大都需要经过传媒这个通道。因此，是传媒伴随者工业化进程促成了城市居民对社会的“输入”。
那么，要改变农村的面貌，农村、农民现代性增长的因素也必须与工业化、现代城市文明尽可能密切接触。早在19世纪中叶，恩格斯徒步从巴黎到伯尔尼的一个月的行程中，就敏锐地感觉到城市文明对农村现代化影响的决定性意义。他在谈到法国种植葡萄的农民时写道：“居民们由于做葡萄酒生意，经常同外界发生关系，因此，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些文明，而在接受这种文明方面，任何人都没有妇女那么快，因为她们从这种文明中可以得到直接的和最明显的好处。任何一个法国的城市妇女都会这样唱：
如果我敢在美丽方面，
同乡下姑娘比较，
我就戴上一顶
缀有玫瑰色或天蓝色带子的草帽。
恰恰相反，她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魅力的全部财富应该归功于城市，归功于摆脱了一切粗活，归功于文明和金钱”。[10]
方晓红在对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苏南和苏北进行研究时进一步提出：促进现代性增长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使用”。[11]参与意识是主体性的一种表现，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或者文化方面，这种参与意识的培养与媒介行为都具有很大的关联。媒介的参与，对于农民来说是少有的能够直接接触外界文明的途径，当他们能够以自己的眼光透过媒介来感受城市乃至更远的地方，对自身处境的思考和行动的意向才能够激发出来。那已经不是简单地“借助媒介来表达自身利益要求”，而是“借助媒介来追求对自身利益的要求。”
二、学术界：担负起现实农村传播问题的研究任务
我们以2000－2005年《当代传播》、《新闻界》、《新闻大学》以及《新闻记者》这四家新闻学刊物为一种参照（它们的主办单位分别是报业集团和大学），它们关于传媒三农报道的研究内容、深度以及力度等方面，一定程度可以反观新闻传播学界对三农问题的关注。
下表中所列数据为这些年所发表文章总数（不包括不署名文章，比如预告、简讯、传媒链接等）与涉及三农的研究文章之比：>年份
《当代传播》《新闻界》《新闻大学》《新闻记者》
20000/2420/1111/1323/449
20012/2140/1530/1100/413
20021/2552/2220/992/423
20031/2922/2132/952/423
20043/2581/2472/854/390
2005（不完全统计）2/2302/2581/402/324
显然，无论是《当代传播》、《新闻界》、《新闻记者》这样的由新闻业界的研究所主办的刊物，还是《新闻大学》这样的学院派刊物，对三农报道问题的研究始终处在零星而分散的状态。这与传媒运作的现实状况也是相吻合的。三农问题是自2000年两会以来的社会难点、焦点问题，但是，学界对农村传播问题研究很不充分。
在涉及三农问题的研究文章中，研究者的关注点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分析传媒关于弱势群体中的农民工报道（比如《大众媒介与社会边缘群体的关系研究――以拖欠农民工工资报道为例》）；二是分析传媒的农业农村报道（比如《解析农业典型报道中的“新闻伤害”现象及对策》）；三是直接分析对农传媒现状（比如《农村网络传播：问题与对策》）；四是通过实证调查方式解析传媒与农民农村变化的作用关系（比如《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文化生活关系研究》）。
这四个研究方面在文章数量上基本处于持平的状态，也就是说，研究者给予这四个方面的关注度是大致同等的。这种平均注意力的分配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结果。其中最具有前瞻价值的是第四个方面，解析传媒与农民农村变化的作用关系文章。
上表所涉及的此类文章共有七篇，分别是：《中国受众之回顾》（2001《当代传播》陈崇山）；《加强农村传播服务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学术研讨会综述》（2002《新闻记者》张宁、方晓红）；《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高级研讨会举行》（2002《新闻界》方晓红）；《苏南农村受众群分化的调查与分析》（2002《新闻记者》曹刚、方晓红）；《我国农村受众媒介接触行为调查分析》（2003《新闻记者》王玲宁、张国良）；《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文化生活关系研究》（2004《当代传播》方晓红）；《农村传播生态失衡研究――“江西省农民致富与传播状况”调查后的思考》（2005《当代传播》赖浩锋）。
从这个列述中可以看出，参与这部分研究的学者并不多，其中陈崇山的文章并不是以农村受众为主要研究对象。方晓红承担了四篇，这四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围绕“苏南农村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这一课题成果而来的。相对于非实地调查性研究来说，要完成这样大型的针对农村地区的受众调查需要花费相当的人力、物力，这也是这种研究在涉及三农研究中所占比例并不占优势的原因。而恰恰是这种需要较多投入的研究，能够对整个农村传播环境和现状的宏观把握，提供政策调整或者调控的科学依据。但是目前这种课题给予的资助，实在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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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还涉及提供关于这个问题的新认识、新视角。例如，现在已经提出的关注农民的素质教育，培育现代人文精神。人的素质也必须同时“开发”，这个难度不亚于物质开发，可报道的内容更多，持续性更长。首先需要打破的是农村地区对外来新技术和新观念存在的由来已久的不自觉的隔膜，同时，逐渐培育农民的市场经济的观念。再如，当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来到农村时，以何种方式适时保存农村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需要长远考虑的问题。约翰·奈斯比特曾谈到高技术与高情感（hightech/hightouch）平衡问题时说：“每当一种新技术被引进社会，人类必然会产生一种要加以平衡的反应，也就是说产生一种高情感，否则新技术就会遭到排斥。”[12]随着农村建设的城镇化和随之而来的社会转型，那里人的社会心理的需要如何满足，如何保障人文资源不被破坏和消亡，如何与高技术产业相配，奠定“高情感产业”的基础，都是需要关注的大事。
在传播内容方面，我国的研究也提出了一项被忽略的内容，即提供世界各国各地开发落后地区的可借鉴经验。[13]在我国农村走向现代化之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积累了不少开发落后地区的经验或教训，其中较重要的是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和俄国的西伯利亚大开发。类似规模的开发还有英国、西班牙等国对其前殖民地的开发（经验和教训都有，教训更多一些）；印度、巴西对其不发达地区的开发（经验较多）；日本对北海道的开发（经验较多）等等。
在法治建设方面，美国开发落后地区时颁布的许多法律以及日本的《北海道开发法》等，我国应有所借鉴。中观层次上，美国1965年制定的《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值得我国省级地区开发时借鉴。关于国内区域间的经济援助，英国对衰老工业区、德国对统一后的东部地区采取的经济政策，值得我国城市与农村之间借鉴。在设立基金支援欠发达地区方面，意大利的“南方发展基金”、法国的“农村改革基金”、巴西的“亚马逊投资基金”、日本的“开发公库”，以及欧盟的“欧洲区域发展基金”，都有借鉴意义。
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人文生态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也值得借鉴。例如欧洲各地的天然人文和自然生态博物馆、美国印地安人的保留地、日本一村一品的“造乡运动”，以及我国台湾的“社区营造”等等。
以上这些的经验或教训，在我国知晓的人目前还限于少数研究者。把这些东西从专家那里变成公众历史知识的一部分，传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政府：必须给予传媒和研究者一定的激励与扶持
然而，不论是传媒业界还是新闻传播学界，对于农村的关注都很少。在2002年10月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陈崇山研究员，通过对大量调查数据的研究与分析，指出：当前我国传播及宣传中“重城市，轻农村”的现状仍然普遍存在。[14]1997年对全国电视观众进行抽样调查时，农村观众就已经占到了总数的75.9%（当时我国的电视观众总数为10.94亿人），这一数据充分证明农民在电视观众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三年后，黄鸣刚不得不指出：“中国的电视市场日益扩大，但是农村电视节目所占有的份额却在缩小，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多数电视台的农村节目比例都在相对下降。2003年6月在央视推行的‘末位淘汰制’使得12个频道的10个栏目从电视消失，其中《农业新闻》这个少有的为9亿农民服务的节目也包含其中。在惟收视率是图的现在，农民这个最大的群体却正在失去他们的表达场域。”[15]张振华也指出：“到2003年底，我国共开办广播节目1800多套，电视节目2200多套，但开办专业对农频道的电视台只有吉林、山东两家，广播也只有陕西、山东两家。在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大约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介相比，开办率仅有4%。”[16]
这些数据印证了这样方晓红的结论：“农村受众是信息传通领域的弱势群体，农村受众在信息资源的享受和利用方面、接收工具的拥有量方面、媒介消费时间方面、接受及处理信息的能力方面、表达意见的自我意识方面，均明显弱于城市受众，这是当前我国农村传播所面临的现状。”[17]
这些问题存在原因在于，传媒是城市的产物，它的主要服务对象天生是市民。传媒可以也应该为“三农”服务，但是需要政府出面进行政策协调，使得这种为农村的服务可能持久。学术研究当然也只有在城市化实现以后才可能出现，这种研究可以也应该为“三农”服务，但是同样需要政策对三农研究的倾斜。因为传媒的运转和学术研究都需要成本，如果要求传媒和学者像做好事那样“新闻扶贫”、“学术扶贫”，偶然、短暂的做做可以，若要求长此以往，是不可能的。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媒体，追求自身效益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大众传媒更乐意向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受众群提供信息服务，常常忽视农民受众的信息需求，从而造成了公共信息平台的倾斜。”[18]另一方面，农村经济的落后现状客观上限制了农民的媒介产品购买力，加上“农村传媒设施的建设是个投入高、周期长、回报低的工程，光靠媒体自身很难完成，政府要从宏观角度认识改善农村传播状况、提高农村传播效果对于发展‘三农’的重要性，对开拓农村市场的媒体给予政策倾斜。”[19]
在2002年南师大的那次会上，我谈到的西部报道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西部的“三农”报道问题，当时我说：“一个问题：把宣传任务与媒体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单纯把报道西部大开发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不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西部大开发是传媒赢得广泛受众的一个持久而广阔的报道领域。不仅西部人关注，东部人更关注，那里是他们投资的新的重要区域；不仅中国人关注，外国人也关注，那里可能成为新的财源。把持续的西部大开发的报道和言论作为传媒扩大影响、赢得受众的一种品牌来做，真正做出风格、体现人性、实话实说，我国的传媒是可以“三赢”，让党满意，让受众满意，同时赢得相当的广告客户。”[20]也就是说，在要求传媒关注三农报道的时候，需要政府出面创造一种良好的投资的环境（包括传媒集团对农村的投资），提供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保障传媒有可能持续地报道农村，还要提供可能的规模化的农村受众群。否则，没有规模化受众群的新闻是不可能持久的。方法包括真正实现广电的“村村通”和传递报刊渠道的低成本。关于后者，在没有解决传递低成本的时候，需要政府直接出资给负有报道农村任务的传媒，至少得保证它们能够维持正常的投入、产出的平衡。
在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中，中国政府将为农村学校、医院、农作物补贴和其他项目拨款52亿美元，在如此大力度的基础建设投资中，如果能够给予媒体在农村传播以一定的资金倾斜，使这部分媒体能够在部亏损的情况下顺利度过拓展农村市场的初期，对农村的长远发展来说不失为一种办法。
至于关于传媒与农村研究的课题，则可以通过各种研究基金课题指南的倾斜来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对课题研究的宏观把握，虽然不难，但是主持这方面工作的机构需要解决轻视三农的认识问题。
注释：
[1][韩]朴振焕：《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潘伟光译），序言，第3页
[2][韩]朴振焕：《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第158－159页
[3][韩]朴振焕：《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第P114－115页
[4]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中华书局2002年第一版，第112页
[5][美]英格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页
[6]未玉：《农村节目的淘汰与普及》，《新闻记者》2003年第6期，第51页
[7]张国良:《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页
[8]罗吉斯•伯德格：《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3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与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NO.5：聚焦“三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570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1]方晓红：《大众媒介与农村》，中华书局2002年第一版，第115页
[12]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第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13]陈力丹：《关于西部大开发可持续报道的七个话题》，《新闻界》2001年5期
[14]张宁方晓红：《加强农村传播服务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学术研讨会综述》，《新闻记者》2002年第12期，第67页
[15]黄鸣刚：《经济因素还是文化差异――对农电视节目稀缺现象的深层思考》，《当代传播》2005年的2期，第27页
[16]张振华:《对农广播电视建言》，《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5期
[17]张宁方晓红：《加强农村传播服务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学术研讨会综述》，《新闻记者》2002年第12期，第67页
[18]黄鸣刚：《经济因素还是文化差异――对农电视节目稀缺现象的深层思考》，《当代传播》2005年的2期，第27页
关键词：新农村；地籍；城乡一体化。
随着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城乡经济和建设日趋融合以及对集体土地产权管理逐渐加强，对地籍管理提出了城乡地籍一体化管理的要求。根据《地籍管理“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我国将在2010年前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基本建立土地统一调查制度；全面、准确掌握全国土地数据，建立城乡一体化、四级（国家、省、市、县）联网互通的土地数据库；城镇地籍调查覆盖率达到100％以上，村庄地籍调查覆盖率达到95％。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今天，如何抓住新农村建设的契机建设城乡一体化地籍，以促进农村健康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对搞好地籍管理工作，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国土资源，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我国地籍建设的现状
我国目前的地籍管理实际上被人为的分成了两块。城镇地籍管理注重资产管理主要是完成地籍调查、土地登记、变更调查及相应的统计等工作，管理的范围主要是建成区国有土地，包括建制镇和独立工矿。农村的地籍管理则偏重资源管理主要是土地利用现状管理，主要是管理土地的利用情况和集体土地权属状况、完成地类变更，统计等工作。目前城镇地籍的主要管理模式：按市—区（县)—街道—街坊—宗地—面状图斑对数据进行组织和管理，管理单元为街坊；农村地籍管理主要方式：按市—区（县)—乡（镇)—村—面状图斑对数据进行组织和管理，管理单元为行政村[2]。由于受技术条件的限制，导致了城镇地籍和农村地籍多年来实际上按照不同的体系分别进行操作，实施的是城乡分割的地籍管理。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颁布和土地管理部门的成立，使得城乡地籍一体化建设有了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一体化地籍建设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各地的土地管理部门及专家学者也都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可行性的思路。但是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现实情况比较复杂，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形成城乡一体化地籍建设的统一认识和模式，只是各地在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城乡地籍的一些改革，思路和方法不尽相同。
2、城乡一体化地籍建设的探索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要以地籍信息化带动地籍管理工作的跨跃式发展，推动土地资源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促进地籍信息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为满足和适应现代经济发展和信息建设的需要，以及具体细致的掌握土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信息，明晰土地产权关系，全面提升地籍管理工作水平，建立城乡一体化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已势在必行。国土资源部在地籍工作“十五”计划纲要中曾明确指出,将地籍信息化和城乡地籍一体化作为奋斗目标,同时颁布了新的城乡一体的土地分类标准,为城乡一体化工作做了标准化方面的准备.城乡一体化地籍建设不仅业务性强，而且涉及大量的技术问题。因此，必须着眼未来，科学设计，规范实施，确保可持续发展。纵观城乡地籍建设的历史和现状，目前我们应该优先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探索。
2.1功能设计与系统结构
城乡一体化地籍建设首先要确保当前及未来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土资源管理的需要。因此，系统在功能设计上，应以需求为导向，不仅要满足当前所需的初始土地调查、统计、登记、土地利用分析、变更调查、变更登记、查询、信息等功能，而且要为以后的发展预留扩容空间，以便适时调整完善，发展多功能地籍。同时也应兼顾性价比因数，确保上下联网并可持续发展。系统可采用四层体系结构：第一层为用户操作界面；第二层为自动流程控制；第三层为逻辑处理、数据访问和数据隔离，最低层为系统空间数据库[4]。
2.2土地分类与数据标准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根据新土地管理法的要求，国土资源部已经颁布了以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3个一级地类，15个二级地类的新的土地分类标准以及《城镇地籍数据库标准》和《县（市）级土地利用数据库标准》。新的土地分类标准较原有城乡两套不同标准更能适应现代土地管理的需要。考虑到全国各地的发展状况和实际情况不同以及实施的进度和新旧资料的衔接，全国马上全面执行新的土地分类有一定的难度，国土资源部又颁布了现阶段的过渡方案，原有资料可以作为过渡方案实施操作，但新开展的城乡地籍一体化建设必须以全新的土地分类标准为依据，确保各项调查直接到位。另外由于目前尚无统一的城乡数据库标准，所以，各地在执行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应结合实际制定城乡统一的数据标准，确保与国家标准的转换，以便最终形成覆盖全国的城乡地籍数据库。
2.3坐标系统与成图比例
目前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主要是54坐标系，城镇地籍调查部分是80坐标系和54坐标系，而且绝大多数是各个城市的自有坐标系，而必须要在同一投影方式和同一坐标系下对相邻地区不同比例尺空间数据进行拼接，对于不同投影方式和坐标系统下的坐标必须进行转换。所以，城乡地籍一体化建设必须有统一的坐标系和投影方式，确保城乡地籍调查和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坐标系一致，同时确保与原有成果、与周边单位的成果数据衔接。此外，为形成统一的成果，日常开展的建设用地勘测定界工作也必须采用该坐标系[5]。
城镇与农村地区的数据精度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城乡不同比例尺势必存在接边问题，必须按照“不重不漏”的要求，从应用的角度，积极探索大比例尺地籍调查，以提高基础图件的精度，拓宽成果的应用领域同时又要确保无缝连接，以解决城乡结合部位普遍存在的权属关系混乱、权利主体不明等问题。
2.4数据组织模式和结构
城乡一体化地籍建设的重点是城乡地籍数据统一的组织模式和结构，在这种模式下不再对城乡地籍进行区分，而只有业务管理要求上的不同,城乡一体化地籍数据组织管理模式为：市—区（或县）—街道（或乡、镇）—街坊（或行政村）—权属单位—图斑,数据组织的最小单位为街坊,一个街坊可包含多个权属单位，如城镇地籍中的街坊；时一个权属单位也可由多个街坊组成，如农村的一个行政村。
2.5编码方式
原农村土地利用现状调查采用县（区）－乡镇－村－图斑编号体系，以图幅为数据管理单元，在数字化地籍实现之前，不失为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的有效的管理体系，但由于图幅线为理论界线，不仅实地无法确定，而且人为造成了许多宗地和图斑的分割，实际使用存在许多问题，也很不方便，在当前数字地籍情况下，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编号体系和城镇地籍调查地籍编号体系相比缺乏科学性。城镇地籍调查地籍编号体系按照《城镇地籍调查规程》的要求，执行街道－街坊－宗地编号体系，对于同一宗地的不同地类反映的不够全面、科学。要建立统一的方式来管理城镇和农村的地籍数据，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制定一个城镇、农村统一的分类和编码标准。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编码，前提是要兼容以前的城镇和农村的编码标准。该要素编码不仅能用于建库后的数据库管理，而且要能够知道前期的数据采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发挥其作为编码标准的作用[6]。
3、政策建议
1）土地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密切相关。要解决好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下的土地管理工作。找准土地管理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佳平衡点和切入点。要抓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契机，促进城乡地籍管理，建设城乡一体化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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