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医学理论；保健食品；搭配与研发
一、基于中医学理论的保健食品的搭配原则
（一）结合中医文献，科学搭配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于健康也愈发重视，而保健食品也愈发被人们重视。保健食品是指在说明处标明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食品。保健食品的服用并不适应所有人群，保健食品有其特有的使用人群。并且保健食品并不具备治疗疾病的功能，服用保健食品对机体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对身体健康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同时随着近年来我国对中医知识的重视，中医理论知识也被应用到保健食品的开发中。中医学理论首先被应用到保健食品的搭配之中，形成具有中医学理论特色的保健食品搭配原则。在保健食品搭配中首次通过翻阅相关的中医学文学，了解中医学习的内涵，再制定其中的搭配内容。在我國饮食保健历史悠久许多中医学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如在《吕氏春秋·尽数》、《伤寒杂病论》、《五十二病方》等中都明确的记载了我国饮食保健的发展，因此在进行保健食品搭配的过程中，首先应结合中医学进行参考，再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调整搭配内容。同时在结合中医学理论知识调整保健食品的搭配过程中，应做到中西结合，科学搭配。即在保健食品搭配过程中，可以利用病理学、微生物学、营养学等西医学，从而使保健食品以中医学理论为搭配原则，以西医学知识进行检验与探究，从而促进保健食品的研发。
（二）原料功能健康，食品来源明确
在保健食品搭配过程中，通过中医学文献了解到中医饮食保健食品的功能性较强，且其保健功能种类全。经过科学探究发现中医中的饮食保健食品其保健功能可以满足各种保健需求。在保健食品搭配过程中可以根据需求不同，调整其原料。在保健食品搭配过程中，应确保其食品来源明确，形成绿色搭配原则，即做到搭配过程透明化，健康化。并且让搭配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都清晰的展现出来，进而做到绿色化搭配。同时在把中医学理论知识应用到保健食品搭配的过程中，应严格做好食品监督，做到科学化生产，并把所需的每一样原料都用科学化的手段检查其毒理与药理，进而确保保健食品的安全性。
（三）符合配伍禁忌，食疗为主
在保健食品搭配中应用中医学理论知识时，应重视其配方中的药物配伍禁忌，虽然用于保健食品中的中医药物与中医食品大多数的性质都比较平和，但仍有少数具有温热寒凉的特性，通过调整原料中的配伍方法和用量，进而抵消了其温热寒凉的特性，从而让保健食品更好的搭配。如对于一些滋腻、壅滞气机的原料可以用以山楂、莱菔子、砂仁、陈皮等进行调整。同时在进行保健食品搭配过程中应以食疗为主，充分发挥中医学理论中饮食保健的基础，进而减少配伍禁忌的产生。从而提升了保健食品搭配的安全性。
二、基于中医学理论产生的保健食品研发理论
（一）整体与辩证相结合
基于中医学理论研发保健食品研发，应结合中医理论基础探索保健食品的构成。首先在保健食品研发中可以应用中医学中的整体观。整体观是中医学中特有的理论知识，即强调人体是一个整体，肺腑之间互根互用，气血之间互相循环。并且人与自然、与社会之间也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循环机体。因此保健食品的研发也应遵循整体观这一原则。以中医中的整体观分析病症，再用整体观研发保健食品。同时还应用中医学中的辩证理论对保健食品进行研发。在中医理论中认为可以通过中医食品与中医药品的不同特性，发挥其特有的保健功效。即在研发过程中以辩证的思想去看待保健食品的研发，让保健食品在研发过程中具有相应的针对性，细化其保健功能，进而让保健食品更加具有针对性，提升保健食品在某一方面的功效。
（二）“扶正”与“却邪”共同应用
在保健食品研发中应用中医学理论中的“扶正”思想。中医“扶正”思想是指调补脏腑的气血阴阳，从而增强体质、抵御外邪。应用“扶正”思想指导保健食品的研发即是帮助保健食品对病症的外因进行研发，通过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进而达到促进身体健康的作用。同时中医学中的“却邪”思想也被应用到对保健食品的研发之中。中医“却邪”思想是指通过利水、化瘀、祛痰、泻火等方法去除身体中的病邪，从而促进人的健康。应用“却邪”思想指导保健食品的研发即是帮助保健食品对病症的内因进行治疗。即让保健食品具有减肥、降脂等功能，进而达到对认同“却邪”的目的。
（三）治未病思想的体现
中医学中治未病分为未病先防，已病防变两种思想。未病先防是指在病症未出现之前，就对病症进行预防，应用未病先防的思想指导保健食品的研发，即是通过对病症的相通性的研究，把因相同病因引发的病症整合在一起，研究具有针对性的保健品，从而达到未病先防的思想目的。同时在保健食品研发中还应用已病防变的中医学思想，其保健食品的研发方向是针对已有病症，利用中医学保健食品，防止病情继续恶化或加重，进而促进了人们健康水平的提升。
三、结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在保健食品搭配与研发中应用中医学理论知识，已愈发普遍。保健食品在搭配过程中合理利用中医医学文献，形成科学化的搭配方法，并在制作过程中确保其原料来源明确，功效强的特性。同时利用中医学习理论知识推动自身研发，形成具有中医特色的保健食品，让保健食品具有健康性与绿色性的特征，从而促进保健食品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晶晶，徐方旭，冯叙桥，王月华.中药类保健食品的研发：从食品科学角度的思考与建议[J].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2015，6（04）：1350-1355.
【关键词】中医；预防；保健；社区；价值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4.01.637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1-0528-02
随着医疗改革不断敌深入，社区群众对疾病保健需求的不断提高。具有中医特色的中医预防保健是预防保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预防保健在目前医疗机构中的社区服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中医治未病的理论基础在社区医疗服务中越来越得到认可与重视[1]。本文就中医预防保健在社区服务中的作用做如下分析和探讨。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随机选取社区群众2000名，其中男1100例，女900例，年龄（22-65）岁，平均年龄52.6岁；学历有高中760例，大学以上540例，中专420例，大专280例；无病人群1050人，有病（包括各种急慢性病）950人。
1.2方法在随机选取的社区群众2000名后发放中医预防保健知识问卷，内容包括中医预防保健基础知识，对中医预防保健基础知识的知晓度、认可度及接受程度等相关社区服务知识。
1.3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2.0进行统计分析，以x2，P
2结果
由上表1所知，中医预防保健知识问卷调查人群结果分析显示，问卷回收率100%，知晓度有病人群86.3%，无病61.9%，高中43.2%，大学以上95.6%，中专75.9%，大专85%；认可度有病人群73.1%，无病55.4%，高中38.0%，大学以上90.6%，中专71.7%，大专75.7%；接受度有病人群85.8%，无病59.5%，高中34.2%，大学以上92.8%，中专70.9%，大专86.4%；结果分析显示有病人群对中医预防保健知识的知晓率、认可率及接受程度均高于无病人群，而且随着教育程度文化水平的提高，越对中医预防保健知识的作用认可和接受，因此，中医预防保健在社区服务中具有重要的医疗保健作用。
3讨论
3.1中医预防保健指导原则随着医疗体制的改革，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群众；继承和创新中医优秀医疗文化，弘扬中医特色，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需求作为出发点，丰富发展中医“治未病”理论与预防保健实践[2]。不断完善中医特色的健康保障服务模式，构建具有中医特色的预防保健服务体系，充分发挥中医预防保健的独特作用，不断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
3.2中医预防保健理论基础中医学的整体观认为人是一个整体，局部组织或一个器官的生理功能一旦失调，或受疾病等侵害，则整体功能受损，各脏腑功能失去协调关系，就会发生阴阳失调，动态平衡发生病变。而中医预防则注重整体，以扶正为主，治未病为主要法则，重在保健。中医基础理论认为人体生命根本机理在于人体内部“阴阳、气血平衡、脏腑之间协调”。同时顺应四时气候、外界环境不同的变化加强保健防病措施，减少疾病的发生[3]。这种“治未病”、“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的理论在中医整体观点的指导下发挥中重要的预防保健作用。
3.3中医预防保健在社区服务中的作用本组中医预防保健知识在社区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显示有病人群对中医预防保健知识的知晓率、认可率及接受程度均高于无病人群，而且随着教育程度文化水平的提高，越对中医预防保健知识的作用认可和接受，因此，中医预防保健在社区服务中具有重要的医疗保健作用。主要表现在①中医预防保健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治未病”为指导的中医基础理论和技术方法，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医疗健康文化元素，长期以来在保障和预防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中发挥着独特作用。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人民群众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健康及养生观念变化，中医“治未病”理念和预防保健知识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发展；②随着医疗体制的改革深化，积极探索和发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是中医药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继承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优势的预防保健作用。是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发挥中医优势，保障和实现人民健康权益，为全面建设小康及和谐社会奠定重要的生产力基础；③中医预防保健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健康文化。在社区服务开展以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是以中医“治未病”为基础理论，坚持以个体健康状态为中心，规范地开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是充分体现中医特色，反映个性化、系统化、全程服务化及切实保证服务质量的新的医疗服务模式；④中医预防保健的开展是在《中医预防保健服务提供平台建设基本规范》[4]的指导下以现有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为主要依托，按区域需求进行规划，设立社区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科室。利用各种医疗资源，发挥中医预防保健在社区服务的作用。更好地为人民群众健康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光荣，施永兴，潘毅慧，等.社区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实践[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9：110-119.
[2]王思成.基于治未病理论的预防保健体系构建思路及公共卫生政策措施分析[J].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08，9（9）：851-853.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努力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目标，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精神，高等教育发展应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选择多样化的人才培养体制以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和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因此，21世纪中医类人才的多层次培养更应及时跟踪市场需求的变化，主动适应区域、行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对中医类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建立培养中医类技能型人才和管理人才的新模式，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医疗和保健需求。
中医养生保健技能和管理人才的需求背景
世界经济的重心已转向服务经济。美国《财富第五波》作者保罗·皮尔泽指出，继汽车、电脑、微波炉、网络之后的财富第五波，全球下一个兆亿产业将是保健产业。根据人们对保健的需求，未来医学任务也将从防病治病为主逐渐转向维护和增强健康，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为主。随着中国经济高速持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疾病谱的变化、大量亚健康人群的产生，人们的保健意识不断增强，对保健服务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中国医疗保健市场将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据有关资料统计，到2005年，中国医疗产业总份额为6400亿人民币，到2010年从事保健产业的企业总数已达60多万家，相关链产业300万家，从业人员3000万人，年产值超过2000亿人民币。中国保健协会理事长张凤楼预计，中国保健产业生产总值在2010、2015和2020年将分别达到9600亿、24800亿和57200亿元的规模，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将达到200%。其中，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业市场发展前景尤为广阔。一方面，传统医学的“上工治未病”是中医药理论体系中重要的预防保健思想，表现在“治未病的”预防保健的手段与方法上丰富多样，而且在预防保健上突出了人文化、人性化和个性化，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并与人文哲学紧密相关；在人性化方面主张重人贵生，在个性化方面强调整体观，强调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地提供个性化医疗保健服务，这正符合现代人对提高生活质量，从人的生理、心理、社会多方面整体个性化地维护人的健康的需求。另一方面，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意见》和《国务院印发关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0）》，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组织开展了“治未病”健康工程，并在17个省（区、市）确定了46个试点单位，在全国推广了一批“治未病”的服务方法、技术和设备，在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治未病”服务政策及人员、体制机制、机构管理和技术规范等方面加强了研究和探索，中医治未病服务得到了高度重视，从而加快了中医特色预防养生保健服务体系的构建。综上所述，中医药服务已从过去注重中医药治疗逐步转向同时注重预防保健服务，并由此促使中医养生保健产业的形成和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也应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医药养生保健产业存在突出问题：一是在中医行业重治疗、轻保健；二是中医养生保健企业资本和规模较小；三是服务结构单一老化，以推拿按摩为主要手段；四是服务标准缺失，市场良莠不齐，存在假冒伪劣宣传和从业人员无序竞争；五是具有中医养生保健技术的技能型人才和企业管理人才严重缺乏。这些都是制约目前该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而要解决以上问题，关键是必须有一批掌握中医养生保健技术的技能型人才和执掌中医养生保健产业的企业管理人才作为支撑，形成一批以国家标准规范服务和技术的大型企业，在挖掘继承中医药传统保健技术的基础上提升创新，优化服务结构，建立先进的现代服务管理体制，在管理思想、方法、模式上进一步创新，发展具有全面健康管理功能的保健服务。因此，大力发展中医养生保健产业教育，是培养造就创新性专门人才的唯一途径。
中医养生保健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培养
在“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前提下，目前中医教育根据不同层次分为专科和中职进行分方向培养，同时又按照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和各自的职业规划，把中医类学生分为医疗方向和技能型方向（技术型和企业管理型）。目前，大中专院校的培养模式和定位均属前者，定位技能型方向（技术型和企业管理型）的学生则侧重中医技术、养生保健知识、企业管理知识的学习，需要学校与企业共同进行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
（一）建立校企合作联合培养的途径
选择合作的中医养生保健企业学校应根据企业资质，认定具有大型资本和大型规模，经营业务结构以中医理论、基本保健技术、中国传统文化指导等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为主，并以国家标准规范中医养生保健技术和管理行为，具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社会信誉度较高，建立了自己的企业文化和先进的服务管理体制并走上连锁化经营道路的企业。企业还必须有自己的培训学校或培训中心，有一支技术优良的带教队伍。
采取“订单式”培养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技术丰富多样，因而养生保健行业的每个企业经营业务有一定的特异性和差异化，了解合作技术服务特点和人才需求量以便定向为企业培养人才。大专层次的中医类专业属处方类专业，课程设置应满足培养医疗型人才的需要。校企合作的企业应分阶段到学校进行中医养生保健行业宣传，公布企业人才需求状况和相应的工作单位及岗位，物色选拔需要的人才，然后校企双方根据各企业经营业务的特异性和差异化，以及技术服务特点和职业能力构成、岗位需求，量身定制不同的选修课、顶岗实习和以岗位为前提的培训。
校企合作建立实训基地培养中医养生保健人才，根据行业需求必须突出实践技能，由企业提供资金、设备、行业技术、部分场地、技能教师，学校提供部分场地和师资，校企双方共同建立实训基地加强学生实训，切实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一般可采取三种模式：（1）在学校内建设与企业真实经营环境高度仿真的实训基地，以保证学生的校内实训。（2）企业自身建立培训学校或培训中心，接纳学生顶岗实习前的工作过程培训。（3）以企业经营场所为实训基地，
转贴于论文联盟
推行工学结合和顶岗实习：中专层次的到相关企业带薪顶岗实习一年，大专层次的在二甲以上医院临床实习6～8月后转入企业顶岗实习2～4个月。
校企双方共谋学生职业发展在培养中医养生保健人才的过程中,学生除了学习中医养生基本理论和基本技术,熟悉以岗位为前提的工作过程外，校企双方还需在学生顶岗实习期间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知识结构，帮助学生做好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或从事技术服务、或从事技术研发、或从事企业管理。企业建立技术服务或管理岗位升级考试制度，使学生自我发展目标明确，能积极主动地按照自己的职业规划提升自己的综合水平。
（二）校企合作联合培养的措施
课程设置改革与特色教材开发校企合作课程建设是校企合作非常重要的环节。目前，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开展课程建设存在形式单一、范围有限、内容和理念有误的问题,课程建设层次有待提高。针对我国大专院校培养的中医类人才主要定位于临床医疗工作，培养掌握中医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能熟练运用中医学及相关西医知识对临床常见病、多发病进行诊断、治疗和预防的基层医务工作者，那么，中职则定位于技能型中医类人才，主要培养其掌握中医基本理论，特别是中医养生保健理论、中医保健基本技术，运用中医传统养生知识和现代养生保健技术，从事中医养生保健企业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工作地点主要在企业。因而，在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不能单纯从学科出发，应从职业岗位需求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出发，除了中医基本理论和基本技术外，更应将中医养生保健理论、中医文化、中医传统养生保健技术、中医现代保健技术、企业管理知识、各相关岗位任职要求、工作流程等知识纳入教学内容中，将工作过程导向的教学理念融入课程设计中。通过校企双方共同开发，编写特色教材，使得课堂教学与实际工作保持一致，使培养的技能型中医养生保健人才与行业和企业需求一致。同时，为配合国家对中医养生保健企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的规定，在课程设置中还应将相关职业资格（按摩师、公共营养师、刮痧师、反射疗法师）标准内容纳入课程体系中，改变现行教材重理论轻实践、内容重复和滞后的弊端，实现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或多证并举，为学生择业就业以及创业提供有利条件。
共建“双师型”教师队伍目前，医学类的大中专院校教师的知识结构主要面向培养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人才，因而要培养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技能型中医类人才，校内专职教师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改变教师观念，重视对中医养生保健人才的培养；（2）加强教师对中医养生预防保健基本理论和基本技术的学习和提高，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3）指导专业教师及时跟进行业技术发展动态，及时更新知识结构；（4）专业教师定期到相关企业兼职，通过对企业进行养生保健技术培训、技术研发、技术管理，在对企业的技术服务工作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5）除考取高校教师资格证和执业医师证外，考取相关职业证书，如《按摩师证》、《反射疗法师证》、《公共营养师证》、《刮痧师证》等，在相关职业证书的考取过程中学习职业标准，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和管理水平。组建企业教师队伍，主要针对学生技能培训和工作过程指导，提高企业教师队伍的带教能力。要求：（1）到学校学习专业教师教学的基本方法、教学技巧，掌握教学环节和教学规律，提高教学水平；（2）到学校提升中医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素质；（3）到学校担任兼职教师，讲授校企合作教学改革后与企业人才需求一致的课程内容；（4）学生顶岗实习的带教。
fisher 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 “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 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 (consumption 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 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 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 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 = f (m, ls, e; 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 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 dardanoni and wagstaff (1987), selden (1993), and chang (1996)
3. 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 and 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 fuchs，jopse newhouse martin 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 医疗技术 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 m 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 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 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 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 and outcomes) 。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 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 market） 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 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 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 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 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 (folland et al. 2001, 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 hhe, 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 (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 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 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 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 (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 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 (physician induced demand，以下简称pid) 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 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 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 (2000)建构一个pid 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 to changes in md/population 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 to fee changes) 。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 gruber and owings(1996) yip(1998)
a） 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 and 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 gruber and 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 rate)下降约13.5 %。gruber and 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 %，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 point)。 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 %到32 %。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 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 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 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 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 response) 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 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 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 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 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 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 (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 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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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fuchs (1996) “economics, values, and health care refor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1):1-24
三、 fuchs, victor r. (2000), “the future of health economics,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19(2): 141-157.
四、 fuchs, victor r“the health sector’s share of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五、 fuchs, victor r“health，government and ivring fisher”nber working paper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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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culyer, a.j. and j. p. newhouse, (2000),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volume 1a and 1b.
九、 feldstein, martin (1995), " the economics of health and health care: what have we learned? what have i learned?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2): 28-31.
十、 feldstein, martin：the welfare loss of excess health insurance
十一、 m grossman，1972，the demand for health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r nber
十二、 grossman ，1999， the human capital model of the demand for health，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十三、 m v pauly，1987，“nonprofit firms in medical marke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vol.77，pp.257-274
十四、 j p newhouse ,1970,“toward a theory nonprofit institutions” 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 thomas mcguire，optimal health insurance provider payment，j－store
十六、 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 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fisher 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 “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 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 (consumption 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 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 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 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 = f (m, ls, e; 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 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 dardanoni and wagstaff (1987), selden (1993), and chang (1996)
3. 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 and 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 fuchs，jopse newhouse martin 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 医疗技术 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 m 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 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 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 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 and outcomes) 。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 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 market） 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 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 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 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 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 (folland et al. 2001, 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 hhe, 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 (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 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 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 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 (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 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 (physician induced demand，以下简称pid) 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 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 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 (2000)建构一个pid 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 to changes in md/population 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 to fee changes) 。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 gruber and owings(1996) yip(1998)
a） 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 and 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 gruber and 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 rate)下降约13.5 %。gruber and 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 %，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 point)。 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 %到32 %。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 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 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 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 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 response) 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 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 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 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 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 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 (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 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一、 arrow, kenneth j. (1963), “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5): 941-973.
二、 fuchs (1996) “economics, values, and health care refor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1):1-24
三、 fuchs, victor r. (2000), “the future of health economics,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19(2): 141-157.
四、 fuchs, victor r“the health sector’s share of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五、 fuchs, victor r“health，government and ivring fisher”nber working paper6710
六、 iglehart (1999) “the american health care system: expenditure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40(1):70-76.
七、 culyer, anthony j. and joseph p. newhouse (2000), " introduction: the state and scope of health economics, " in culyer and newhouse ed.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volume 1a, pp.1-8.
八、 culyer, a.j. and j. p. newhouse, (2000),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volume 1a and 1b.
九、 feldstein, martin (1995), " the economics of health and health care: what have we learned? what have i learned?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2): 28-31.
十、 feldstein, martin：the welfare loss of excess health insurance
十一、 m grossman，1972，the demand for health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r nber
十二、 grossman ，1999， the human capital model of the demand for health，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十三、 m v pauly，1987，“nonprofit firms in medical marke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vol.77，pp.257-274
十四、 j p newhouse ,1970,“toward a theory nonprofit institutions” 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 thomas mcguire，optimal health insurance provider payment，j－store
十六、 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 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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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马建中在“中医养生保健治未病健康工程学术大会”上说，要多方研讨养生保健“治未病”的深刻内涵，继承创新中医药预防保健方法和技术，促进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全面发展。
早在2000年前《黄帝内经》中提出的“治未病”理念，一直是中医药重要思想，始终贯穿于中医药预防保健治疗康复等各个环节。马建中说，近年来，随着健康观念和医学模式的深刻变化以及医学目的的重大调整，“治未病”这一古老而前沿的理念，显现出独特的优势和魅力。建立在“培元固本”、“辨证论治”基础上的养生理论、内外兼修的养生功法、治外调内的经络技术、调节脏腑的养生产品，对当今重大疾病尤其是老年病和慢性病方面，有着明确的现实意义。当一些所谓现代病、文明病相继出现之时，“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愈后防复”的系统理论及灵活多样的技术手段，体现出重要的应用价值。
马建中说，中医养生在社会各个层面广受欢迎，中医“治未病”思想受到广泛关注，各级政府推动中医养生预防保健的力度不断加大，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亚健康人群、老慢病人群从中获益匪浅，中医养生保健“治未病”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医“治未病”的理念尚未得到广泛普及，服务模式尚需不断完善，服务质量有待提高，手段和形式需要丰富，专业技术队伍缺乏，服务体系尚未形成，尚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同时，广大群众对于中医养生基本知识、基本原理的认知有限，对于当前中医养生的各种说法和做法不具有判断力，一些打着养生旗号的人用极端的、片面的、违反中医基本原理的甚至是欺骗的手段，不实传播，在社会上造成大众对中医养生的认知偏差，长此以往，将对整个中医药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马建中强调，当前在医药负担不断增加的大环境下，中医养生在社会上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国家将加大对中医养生保健的推广和投入：一是不断创新和推广“有特色、系统化、实用性”相结合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方案，发扬光大“治未病”思想，为众多中老年、亚健康、老慢病人群提供优质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二是中医养生既要有理论深度，又要有科普宣传，要坚持“科学客观、实事求是、以人为本、服务社区”的原则，让广大群众学习到中医养生思想真实内涵，真正让群众受益；三是要积极引导中医养生产业健康发展、自我约束、科学规范。
“中医养生保健治未病健康工程”由中国保健协会、中华中医药学会、元润堂治未病研究院共同发起，以学术方式推动中医养生的继承和传播，旨在推广科学的养生保健文化，推行正确的养生保健方法，推进健康的养生保健方式，建立完善的养生保健体系，探索并构建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养生保健需求的健康机构，让真正优秀的传统养生文化与技术为当今和谐社会服务。
【关键词】 医疗保健价格； 医疗保健需求；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价格形成机制
一、引言
医疗保健价格的过快增长与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形成巨大矛盾，“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亟待解决。我国医疗供给价格的增长速度远远高出人们的收入增长水平，这一点也可由提供医疗服务单位的收入增长幅度反映出来，从1998年到2000年（药品价格改革前），省级医院收入增长了39.7%，市级医院收入增长了42.0%，而2000年到2002年（药品价格改革后），省级医院收入增长了46.6%，市级医院增长了69.1%。此后，医疗保健价格更是一路飙升，远远超过人均实际的收入水平；高昂的医疗价格成为老百姓一项沉重的负担。
医疗供给成本的上涨以及医疗需求的增加等因素推高了医疗保健价格，成为人民群众看病困难的重要原因，因而控制医疗保健价格，使医疗保健价格回归到一个合理水平是解决“看病难”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医疗保健价格的高企有其复杂的社会与历史原因，要想有效地控制医疗保健价格需要协调和平衡各个方面的利益，必须弄清楚目前我国医疗保健价格的形成机制，只有这样，医疗保健价格的改革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目标明确。下文对我国目前医疗保健价格的形成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并厘清医疗保健价格各个形成渠道，以期从源头控制住医疗价格上涨，满足居民不断的健康需求。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有许多文献探讨了国内医疗保健价格过高的问题，为探索医疗保健价格的形成机制以及医疗价格体制的改革作出了许多探索性的贡献。例如王正斌和刘慧侠（2003）在对城镇医疗保险体系的研究中提出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一个关键措施在于加快医疗服务体制和药品价格体系的改革。王保真（2007）从卫生经济角度论述了“看病难、看病贵”是城市优质医疗资源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价格，高于城乡众多患者有支付能力需求之间矛盾的突出反映；提出了治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需要标本兼治的一些建议。王淑敏和刘华（2006）对药品的生产领域与流通环节作了深入研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应对方案。陈文玲（2005）系统探讨了药品价格高的问题，并对医疗体制对于药品价格高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孟庆跃（2002）等在分析医疗服务价格体系存在的问题时讨论了药品定价对医疗费用及医疗资源配置的影响。
尽管这些文献都对医疗价格以及医疗体制等方面进行了描述性阐述，但却很少有文献利用实际数据展开实证分析，从医疗的供给成本与医疗需求两个方面来同时分析医疗价格形成因素，本文的研究将采用省际面板数据来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医疗价格各个成本因素与需求因素对医疗价格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理论模型构建
下面将采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展开实证研究，省际居民医疗保健价格指数作为因变量；医疗器具及用品价格指数、中药材及中成药价格指数、西药价格指数、保健器具及用品价格指数以及医疗保健服务价格指数作为解释变量以反映成本因素对于医疗保健价格指数的影响，这些指标为面板数据；而用医疗保健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作为解释变量以反映影响医疗保健价格指数的需求因素。为了防止遗漏变量偏误，本文还包含了医疗卫生投资总额增速与医药制造业投资总额增速作为解释变量，以上指标为时间序列数据。数据均来自中国经济信息网统计数据库，样本区间为：2003年第一季度—2012年第二季度，包含28个省份、自治区与直辖市，其中北京与天津的医疗保健服务价格指数缺失。
从计量经济学建模方法角度来看，包含多余变量的后果不会破坏参数估计的一致性，只会降低有效性，但遗漏变量的后果非常严重，会导致估计的有偏和非一致性。因此，尽量包含重要的解释变量是符合计量经济学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思想的。其中，模型的设定形式如下：
式（1）中，yit表示居民医疗保健价格指数，x1it表示医疗器具及用品价格指数，x2it表示中药材及中成药价格指数，x3it表示西药价格指数，x4it表示医疗保健服务价格指数，x5it表示保健器具及用品价格指数，x6t表示农村医疗保健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x7t表示城镇医疗保健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x8t表示医疗卫生投资总额增速，x9t表示医药制造业投资总额增速，μi是观测个体的异质性差异，εit是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分析
（一）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参数估计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为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两种模型设定形式，为了比较模型估计的稳健性，表1给出的是考虑组间异方差与组间、组内自相关方程的三种估计结果。
根据表1给出的是分别利用三种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混合OLS考虑了组内集聚标准误，而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分别考虑了组间和组内的异方差与自相关的调整。从表1的结果来看，无论采用哪种估计方法，结果都是相当接近的，这说明模型的估计结果是非常稳健的。在医疗保健价格的成本构成因素中，医疗器具对医疗保健价格的影响较为微弱，尽管估计的参数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但因为实际值太小，没有明显的经济含义（医疗器具每个百分点的变化只会影响医疗保健价格0.02个百分点）。对居民医疗保健消费价格指数影响最为显著的是中药、西药、医疗服务以及保健器具价格指数。其中西药的边际影响是最大的，西药价格一个百分点的变化平均来说会提高医疗保健价格指数0.36个百分点；其次是医疗服务，医疗服务一个百分点的变化平均会提高医疗保健价格0.24个百分点；中药价格、保健器具价格对医疗保健价格分别也有0.22和0.10的边际影响。这说明遏制医疗保健价格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控制中药、西药的价格以及严格控制医疗服务中挂号、手术、检查的费用。
农村与城市的医疗需求对医疗保健价格的影响，无论是从统计意义上还是从实际经济意义上来看都没有明显的影响，卫生投资与医药制造的投资对医疗保健价格的边际影响尽管在统计上显著，但边际影响的数值过小，没有太大的经济含义。因此，医疗需求以及医药卫生行业的投资并不是解释医疗保健价格过快增长的重要原因。
（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参数估计
以上的模型设定基于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框架展开，鉴于数据集的时间序列观测期较长，还可以从动态面板模型的角度展开分析。动态面板模型能够更为细致地观测到预期对于医疗保健价格的影响，本文采用适应性预期，引入医疗保健价格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并且为了比较地区间的差别，也引入了一个区位虚拟变量region（中、西部地区取0，东部地区取1）作为解释变量，模型的设定如下：
式（2）中，region表示的区位差异视为外生变量。下面对式（2）采用Arellano，Manuel & Bond（1991）提出动态面板模型的差分GMM和系统GMM两种估计方法。采用两种方法估计主要是考虑比较估计的稳健性以及系统GMM更加有效一些，并且系统GMM能够估计出不随个体变化的外生变量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三）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从表2估计结果来看，差分GMM与系统GMM估计的结果与静态面板的估计结果都非常接近，这说明无论采用静态或动态模型的设定形式，估计的结果都是非常稳健的。医疗保健价格主要还是受到中药、西药价格以及医疗服务价格的影响。医疗保健的价格预期对医疗保健价格的影响尽管不如药品价格和医疗服务价格的影响强烈，但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系统GMM的估计结果中，边际影响有0.07，这也说明对医疗保健价格的调控要注意政策的连续性，一个可信的医药价格调控措施能适当降低调控成本。
从Arellano-Bond 的AR（1）和AR（2）的检验来看，系统GMM的估计结果不能拒绝AR（1）的原假设，但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AR（2）的原假设，这说明随机扰动项是序列无关的，因此，系统GMM估计方法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并且与差分GMM比较，系统GMM估计的一个优势是能估计出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的参数（这样的变量在差分GMM时被直接差分掉了），但根据表2系统GMM估计结果，region变量的参数由于数值太小以及统计上不显著，被直接删掉了，这也说明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医疗保健价格并不会受到地区差异的影响。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3年第一季度—2012年第二季度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静态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医疗保健价格的各个形成渠道的贡献，研究结论表明：
1.各个省份、自治区农村与城镇的医疗需求对居民医疗保健价格的边际影响非常小，医疗需求（用医疗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每变化一个百分点只会影响居民医疗保健价格零点零几个百分点，这在实际情况下并没有很大的经济意义。因此，居民医疗保健需求的增长并不能成为医疗保健价格过快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前居民医疗保健需求仍得不到有效满足。
2.医药卫生投资对医疗保健价格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增加的投资并不会推高医疗保健价格。
3.医疗器具及用品价格对居民医疗保健价格的影响与农村与城镇的医疗需求的边际影响相似，尽管统计上对居民医疗保健价格存在显著影响，但估计参数值过小，并没有太大的实际经济意义。因此医疗器具及用品价格的上升也不能成为医疗保健价格过高的一个重要理由。
4.中药材及中成药价格、西药价格、保健器具及用品价格与医疗保健服务价格对居民医疗保健价格有很大的影响，说明药品以及保健品价格过高以及挂号、手术、检查的费用过高是看病贵、看病难的主要问题。因此，控制医疗价格上涨，应该采取的政策是控制医院手术、检查等费用，并对部分药品、保健服务价格进行补贴，来满足民众健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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