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它有商品的品牌、人才的品牌、艺术品的品牌，它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种品牌之间存在外延和内涵的联系。
所谓品是品质也是品位的意思，牌是标志，我们可以形象地认为品牌意味着一类拥有相同品位的人共同认同的食物的标志。
一般情况下，关于品质这个广泛而深刻的概念，因“质”的存在被局限在科学技术范畴。品位意味着人文艺术的概念，而艺术又通常被认为是特定专门的领域，其他这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无法分割。古代的中国瓷器，它是商品中的艺术品，精美瓷器是中国文化艺术品中的瑰宝。
据史料记载中国的英文名china即是瓷器之国，是国人引以为荣，对世界有着广泛深远贡献的品牌，它经过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商品贸易，传授到当今世界每一个角落，世界上著名的博物馆独有中国瓷器的珍藏，人类的生活和历史无法与它分割。
中国瓷器从汉、唐、宋、元、明、清、民国到现在，有近2000年的历史，历史上有过唐、五代的越窑“纤峰翠色”的秘色青瓷，宋代的汝、哥、管、钧、定五大民窑瓷器。可因规模的局限，只能作为历史瑰宝，真正能作为商品和艺术品的中国瓷器的品牌，应该是从景德镇作为中国瓷器中心开始，这个品牌影响了世界几百年。
景德镇瓷器作为艺术品的地位举世瞩目，2005年7月12日，伦敦佳士得一件元代至正时期青花《鬼谷子下山》圆罐，以1568.8万英镑成交（合人民币2.3亿元），创下了中国艺术品最高拍卖价，这说明中国瓷器在历史和艺术品牌价值的造诣得到世人公认，特别在中亚土耳其、伊朗各大博物馆以历史珍品收藏。
明代可以说是中国瓷器生产百花争艳的时期，瓷业中心景德镇的瓷器，生产数量巨大，质量优异，新品迭出，为中国瓷业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特别是永乐、宣德、成化三朝瓷器之精良，享誉欧亚大陆，成为郑和七下西洋的极品之物，它作为中国先进的文化艺术品牌传向世界。
清代近300年期间，特别是前期、中期景德镇瓷器发展到最高的艺术境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瓷器，特别是乾隆朝的官窑瓷，从工艺、美术、科技各方面水平都达到了瓷器制作的颠峰。“中国瓷器看明清，明清瓷器推乾隆”，这时期景德镇制瓷发展到完美境界。2006年世界瓷器成交第一位的就是编号为1309号乾隆御窑珐琅彩《杏林春燕图》这只直径为11.3厘米的碗，由香港佳士得11月28日以1.5132亿港元成交，近次于元青花罐《鬼谷子下山》的天价。这又证明了景德镇瓷器品牌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可谓史无前例。
清中期鸦片战争失败后，列强入侵、国力衰败，中国瓷器没有创新的品牌，工艺水平和质量呈下降趋势，在此期间以后欧洲、日本的瓷器工艺、管理等水平开始赶上并超过了中国瓷器的品牌优势。
新中国在期间，景德镇瓷器曾昙花一现，轻工业部景德镇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为专门定制日用瓷和存设瓷，由于制作为1975年又是一件头等大事，故称为“7501”《红梅》瓷品，俗称为“红色官窑”釉面洁白如玉，靓丽的釉下彩绘，它是新中国瓷器的新亮点。1996年12月14日上午北京太平洋拍卖有限公司举办“当代瓷器拍卖会”，68件“用瓷”总成交870万元，但这只是一个新亮点，闪了一下，不能成为发展的大方向。真正要做到继往开来，重新树建品牌要从头越。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要获得一个品牌的成功必须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无论怎样定义设计管理，获得好的产品是核心目标，没有足以吸引消费者的产品，去搞特殊的人为的优劣是毫无意义的。
历史上的景德镇瓷器是符合那个时期人们对当时瓷器的使用价值、审美价值等各种需求设计制作的，再结合当时的工艺、科技、材质的各种历史条件创作的，它符合当时人们的价值观。我们现在可以清楚而全面的分析产品设计管理的全部内容，并从中根据具体的开发需要，开发新时期，新一代的品牌，这就是品牌的更新、创新所应有的途径。我们已进入新世纪，品牌更加需要，如果一件产品或一项服务具有一定的价值，就能刺激消费者购买，而如果同消费者疏远联系，不去留意品牌对消费者的核心价值重要性，割裂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这品牌设计管理是不成功的。
不过我们不能以过去自满，我们要进一步追求制瓷艺术质量的提升与品牌内涵的充实，让中国的制瓷艺术大步迈向“优质的品牌”。
2008年为奥运年，也是景德镇置镇1004年的又一个历史轮回，瓷都推出千年纪念珍藏瓷《瓷韵1004》，以本色、精粹瓷器文化为千年华诞献礼，瓷品的材质选用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岭土，工艺上请制瓷大师凌宗正把关，整个制作自清乾隆朝后的官窑瓷器上难得一见，可谓精益求精，共向海内外发行1004套，每套价格不凡（36800元），这是新制瓷品的天价，它体现了景德镇瓷品新品牌的复兴，历史品牌又以新的姿态出现。
一、从美学的角度对文艺复兴时期美术理论的再认识
从古代美学发展到近代美学，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自然演进过程。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原则是与哲学的发展同步演进的，而从某一方面来说，美学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并与哲学密切相关。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理论强调对自然的模仿，正如这一时期的理论原则是渊源于对古代艺术的借鉴一样，他们也效仿古代希腊人的哲学原理。因此也可以说，文艺复兴的审美原则直接依附于古希腊、罗马哲学，并成为这一时期美术理论研究的主流。
文艺复兴的理论家们如阿尔伯蒂、达・芬奇将其理论原则建构在普罗提诺和新柏拉图主义对理念的推崇上，并把这种理念贯穿于其美术原则之中。从真正的理论上来看，美被认为是理性通过审美形象的方式在感官中的直接表现，它是与道德相并列的。因此，文艺复兴的美术家们将其理论创作在美学哲学上与古论联系了起来。尽管有其美学的积极意义，但不管是在理论研究的创新上，还是在更全面的理论分析上，文艺复兴――正像它的时代特征所展现的一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伴随着真正哲学的发展，审美理论凭借学术性哲学维持了美与生活的联系。它一方面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哲学、美学研究的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拓展了古希腊、罗马的美术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新的时期有其新的理论思想风貌，文艺复兴的理论家也正是在其对古代哲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理论研究。伴随着真正的审美思辨的发展，美术理论自始至终都与时代审美趣味的发展同步演进，而理论是真正审美思辨的唯一任务，并借助自由思辨的复苏和对理论原则的深化，从而使探索近代美学审美理论的发展成为可能。
二、从历史学的角度上对文艺复兴时期美术理论的再认识
美术的发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和美术理论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从而构成了美术创作和美术理论研究的立体框架。在这一结构中，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按照特定的规律和次序，逐渐将其组合、建构。对于文艺复兴来说，这是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因此在学术研究上也显示了它作为这一过渡性历史阶段的原则性特征。而作为特定时期的文艺复兴，对美术理论的研究不仅具有美学和艺术的意义，而且具有一种历史的意义。在对古代思想的着力研究上，美术理论家举起了反对中世纪艺术粗俗外表的旗帜，并沉浸在古代艺术家的色彩鲜明之中不能自拔。但从其本质上说来，文艺复兴美术理论家们的这些理论成果则富有审美的气质与潜力，因为，正如时代特征所赋予的那样，他们开启了美术研究真正的开端。
因此，文艺复兴美术理论体现了这一特殊领域中“纯视觉艺术批评”的发展和大致风貌。虽然，文艺复兴的理论家们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一说法有所意识，但是，在对文艺复兴美术理论的认识上，它确实已经存在于批评家对艺术进行解说的分析之中了。然而，对美术理论家的这些具体规定，一方面说明了他们作为特定时代对美术理论作出的积极意义，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
纵观整个西方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不管是从美学方面对文艺复兴美术理论的演进概况进行研究，还是历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对美术家或美术理论的研究还涉及心理学、文献学、社会学、图象学等等新型人文学科，它都从不同层面上拓展了当时美术理论的新领域，也不管它是从内容还是形式、创造还是自由、艺术还是自然、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为此后的美术批评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因此，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因为，文艺复兴时期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其美术原则是这一特定时期的特别产物，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不能不说，它构筑了整个美术理论原则完美近善的根基，从而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 陈传才.《艺术本质特征新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2] 黄才郎.《西洋美术词典》.北京：外文出版社，2002。
[3] 叔本华.《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关键词]人文主义 传承性 思辩性
继盛唐之后的又一艺术颠峰――中国宋朝，与欧洲艺术的曙光――意大利文艺复兴，为世界艺术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这两个时期升华了艺术的本质，并对后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中国宋朝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成就
中国宋朝(公元960～1279年)，宫廷美术富丽堂皇。士大夫美术高逸典雅，市民美术活泼通俗。以李成、范宽、关仝为代表的“三家山水”；郭熙的经典艺术理论著作《林泉高致集》李公麟、苏轼为代表的文人画；张择端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等，使宋朝艺术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著名史学家陈寅格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可见中国的传统艺术，在宋朝时期发展到了顶峰。
14世纪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最早发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以“人文主义”为思想体系，提倡人权以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人身依附。艺术领域中，卓越的“文艺复兴美术三杰”达・芬奇(1452～1519)、米开朗基罗(1475～1564)、拉斐尔(1483～1520)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他们的作品使后世艺术家叹为观止。这一期间意大利的艺术领域人才辈出，如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雕塑家多纳太罗、艺术大师乔托、波提切利、提香等。此外，绘画理论的总结与画技的精进，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仅是艺术领域的一次突破性变革，而且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改变了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命运。
中国宋朝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令人瞩目，然而作为指导艺术行为的艺术观，两地却截然不同。中国的“传承艺术观”，意大利(以下简称西方)的“思辩艺术观”，不仅是成就之本，更是中西艺术的差异之源。
二、艺术观传承性与思辩性的比较
1、产生的背景
中国儒家思想的“仁、义、礼、信、中庸、德、道”等观念几乎为历代统治阶级所推崇，在意识上对人们的影响长达几千年，受其影响，人们信奉经验，崇拜长者，将传授与继承作为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这种技艺与观念的传承性不仅存在于艺术领域，甚至影响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西方国家受基督教的影响十分深刻，基督教平等、博爱的教义使人们在思考问题时更加注重个体的主动性。在生活中更加注重个人价值的体现，因此也导致了西方艺术观带有思辩性的特征。
2、传承性与思辩性在艺术观上的差异
由于指导艺术发展的观念不同，中国和西方艺术在服务对象、发展方式、风格定位上都体现了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更深刻地诠释了中西艺术的本质。
(1)服务对象的差异
中国传统艺术中以宗教和政治为题材的作品很多，统治阶级利用这一点，使艺术以宣传教育的形式为巩固其政权服务，并且代代相传。到了宋朝，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狂热地追求艺术，该时期艺术成就达到了中国的历史之最。无可否认地说。统治阶级的支持和艺术技法的传承，是宋代艺术之大成的主要原因。因此，不论宋代艺术怎样丰富精彩，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前提没有变，封建性的本质更没有变。
经历1000多年的封建教会势力统治，14世纪意大利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先进的思想意识唤醒人们的思辩精神，使大家勇于批判中世纪的思想观念，从而逐渐确立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本位的世界观。文艺复兴的爆发是一场彻底的思想领域革命，此时，艺术从本质上已不在只为统治阶级服务，而是成为一种反映人自身价值的表现形式。
(2)发展方式的差异
具有传承性的中国传统艺术，经常带有一定的超现实主义色彩，中国艺术作品较为重视技法与形式，情感与意境，例如国画中的山水情趣，留白处理等。在传承观的推动下，这种具有鲜明特色的传统艺术形式，以积累的运作方式，不断充实、完善、发展。
西方具有思辩性的艺术，总是在发现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求发展。例如，中世纪时期的美术带有强烈的神学与宗教色彩，禁锢人们的思想。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们按照人体比例和透视学原理辅助绘画，尽管还是宗教题材，但这种画法产生的效果真实生动，从而有意识地把神人性化，拉近了人与神的精神距离，提高了人的地位。这种融合科学与艺术的艺术形式。具有通俗的视觉语言。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力回击了中世纪的神学思想。思辩性观念使西方人的艺术理念不断推陈出新。
(3)风格定位的差异
在传承性艺术观的影响下，中国传统艺术总体上呈单向性发展。虽然不同朝代的艺术观念有所差异，却从来没有动摇过传统艺术的理论基础和阶级本质。可以说传承性的中国传统艺术风格定位是明确而稳定的。
西方艺术受思辩性观念的影响。不断在艺术本质问题上产生激烈的辩论，艺术流派斗争纷繁复杂。自文艺复兴之后，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流派相继出现，虽然每种流派都能自成体系，但无一可以在艺术领域长期占主导地位。思辩性的西方艺术，在风格定位方面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和多变性。
总揽世界美术史，可以发现传承艺术观具有很强的钻研性。思辩艺术观具备高度的创新性，这两种艺术观揭示了人类艺术发展的本质。
[论文摘要]艺术家自我肖像(self-portraiture)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种艺术类型。与现代人的理解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自我肖像不仅仅是艺术家自我性的表达，它的出现及发展、变化，都与该时期新的艺术和艺术家观念的形成及艺术家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变迁密切相关，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自我肖像表达了该时期艺术家的理想、抱负、价值观，并生动了记录了他们为此所做的努力及取得的成就。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关键时期。在宗教精神主宰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几百年之后，从14世纪意大利开始的古典文化“复兴”使人们日益关注自身及其周围的世界。世俗君主、贵族、军人、富商、学者等各色人物肖像的出现，正是该时期人们个人观念及对自身价值不断增长的自信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这一时期的肖像中，艺术家的自画像或塑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并不仅仅是艺术家自我个性的表达，而是与艺术家阶层自我意识觉醒及其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变革联系在一起。
新观念的产生和传播
艺术家自我肖像的出现首先与文艺复兴时期新艺术观的产生密切相关。在欧洲中世纪，绘画、雕塑和建筑分散在相关手工行业内。一般被视为体力劳动性质的“机械学科”(mechanical arts)，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也只是与鞋匠、理发师等一样地位卑微的手艺人。他们穷困潦倒、目不识丁、举止粗俗，为上层人士所鄙视。13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首次将画家奇马布埃和乔托的名字写进其《神曲》，并将他们与两位诗人相提并论，这显示了对艺术和艺术家态度的某种变化。到14, 15世纪，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激发的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化的热潮中，老普利尼、贺拉斯、瓦洛、维特鲁威等古罗马作家的艺术理论逐渐获得复兴。按照他们的观念，艺术不仅与诗歌一样同属于知识性的“自由学科”(liberal arts)，艺术家也不是卑微无知的手艺人，而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其中，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其《论建筑》中就强调了建筑师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他“应当擅长文笔、熟悉制图、精通几何学、深悉各种历史、勤听哲学、理解音乐，对于医学(解剖)并非茫然无知，通晓法学家的理论，具有天文学和天体理论的知识。”在文艺复兴时期崇尚和模仿古典文化的氛围中，这些古代作家的理论或言论被文人、学者们一再重申和引用，古代作家的艺术观念便也由此传逐渐播开来，并对当时的艺术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观念的影响下，艺术家们逐渐意识到艺术和自身的价值。从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初的切尼诺·切尼尼、洛伦佐吉贝尔蒂、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到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的安东尼奥·菲拉雷特、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和莱奥纳多·达·芬奇等，艺术家们日益感到，三门艺术(即绘画、雕塑和建筑)不是“机械学科”，而是建立在理论知识基础上的、知识性的自由学科，艺术家也不是卑微无知的匠人，而是具有古典文化和艺术修养、通晓自由学科和科学知识的社会精英。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们开始在自己艺术作品的一角留下本人的肖像。借助自我肖像，借助对自我知识修养、社会地位、财富、服饰、仪态、风度等的展示和炫耀，艺术家表达了他们关于艺术和自身的新观念，及提高艺术和自身的地位，重塑自身形象的理想和愿望。
文艺复兴早期艺术家自我肖像的特点及其意义
新艺术观的影响在14世纪早期的艺术作品中便开始有所体现。1330年，在佛罗伦萨雕塑家安德烈亚·皮萨诺为乔托所建之钟楼制作的装饰浮雕中，绘画、雕塑和建筑的拟人浮雕就独立于其他机械学科，而紧挨着七门自由学科。第一件真正的艺术家自我肖像出自佛罗伦萨雕塑家安德烈亚·奥卡涅亚之手。1359年，在为佛罗伦萨奥尔圣米歇尔教堂创作《圣母升天》浮雕时，他在最右边的角落做了本人的半身像:圆而光滑的脸，双目下垂，身着带风帽的当代服饰，其尺寸明显大于其他使徒，五官的刻画也较少理想化，观众一眼就能辨认出来。16世纪艺术家和艺术史家乔尔乔、瓦萨里在其名著《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中也提到奥卡涅亚的这件自塑像:“这是一个老人的雕像，圆圆的脸，胡子剃得干干净净，头戴风帽。"15世纪初，洛伦佐·吉贝尔蒂在为佛罗伦萨洗礼堂铸造第一座和第二座青铜门时依然分别作了自塑像，而且，第二件自塑像还刻意采用古代诸神和帝王的半身像风格，以显示其古典文化修养。15世纪晚期，雕塑家和建筑师安东尼奥·菲拉雷特在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制作浮雕装饰时，也制作了一幅与作坊学徒在一起的浮雕，并以此表达了他关于建筑师的新观念。图中，菲拉雷特与学徒们分别拿着一件与建筑相关的工具，象征他们在作坊内的工作和身份。其中，学徒们手中拿着的是镰刀、锉刀、泥瓦刀、锤子等与体力劳动相关的工具，而菲拉雷特手中却是一支大圆规，圆规象征几何学，菲拉雷特用圆规强调了建筑与数学的联系，也表达了建筑师是从事知识性话动的学者这一观念。
不仅如此，在这此艺术家自我肖像中，作为身份和地位之重要象征的服饰的变化，也反映)艺术家对白身社会和文化角色的认识及提高自身地位的愿望。1400年，画家科拉·佩特鲁乔在佩鲁贾城的圣多明我教长装饰壁画中的自画像还穿着象征手艺人身份的罩衫和尖顶卜作帽。后来，这种传统的手艺人装扮逐渐被贵族式的华贵服饰取代。如15世纪晚期，画家贝诺佐·哥佐利为美迪奇宫制作的湿壁画《三王来拜》中的自画像，就一改手艺人的形象。画中的他不再是身穿罩衫、头戴工作帽的画匠，而是穿着暗红色绣花锦缎紧身上衣和头戴天鹅绒红帽的绅士。另外，艺术家肖像在其作品中的位置也从不起眼的角落或边缘逐渐靠近画面中心，尺寸也不断增加。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在美迪奇宫的湿壁画《三王来拜》中的自画像，不仅与其美迪奇赞助人一样是全身像，而且_占据着与赞助人完全平等的位苦，他侧睑望着画外，神态大胆甚至有点趾高气扬。另一位画家多梅尼科·吉兰达约在佛罗伦萨新圣马利亚医院创创作的《约阿西姆被逐出圣典》中的自画像也是如此：他与老师和两个助手都以全身像出现，而且与其美迪奇赞助人两两相对，两组人像的尺寸及在画中的位置均完全平等。
事实上，艺术家与赞助人在肖像画中获得的“平等”，并非只是艺术家的理想或愿望而已，到15世纪晚期，艺术家与赞助人的关系确实发生了重要变化。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艺术品，像壁画、装饰祭坛的木板}叫、大型雕塑等往往都是赞助人订做的，因此，赞助人在艺术仁作中享有极大权力。从当时赞助人与艺术家签定的委托制作合同或其他文件来看，赞助人能决定艺术品的构图、题材、圣像，布局、背景，甚至人物的姿态和服饰等细节。而到15世纪晚期，至少就著名艺术家而言，情况有了很大改善。贝诺佐·哥佐利在为美迪奇宫绘制湿壁画《三王来拜》时，赞助人皮耶罗·德、美迪奇曾写信要求他删除画中两个天使，但他并没有顺从。威尼斯画家乔万尼·贝利尼也曾迫使倔强的费拉拉女赞助人伊莎贝拉·代斯特在题材上问题上做出让步。而这位女赞助人在雇请莱奥纳多、达·芬奇时一开始就给子对方很大自主权，让他自己决定题材和工_作时间。所以，这一时期艺术家在其肖像中位置和尺寸的变化既表现了他们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愿望，在·定程度上也是他们现实成就的生动记录。当然，这此与赞助人在一起的自我肖像对艺术家来说也是一种有用的宣传手段，与这些显赫人物的密切关系必定有助于改善他们传统的卑微形象，抬高其身价。
像章是15世纪出现的另一种类型的艺术家自我肖像。在占代，像章主要是为神、英雄和帝王而做，艺术家为自己制作像章这本身就颇有深意。不仅如此，艺术家的像章与其自画像和塑像一样，也表达一r他们关于艺术和自身的新观念及提高社会和文化地位的愿望。1458年，威尼斯艺术家乔万尼·波尔杜为自己制作了两枚像章。他在其中一枚的正面肖像身穿锦缎紧身衣，头戴高帽，像个贵族;而另一枚的正面肖像则采用仿一古风格以显示其古典文化修养。非拉雷特也在1460年制作了一枚像章，正面是其侧面像，个性特点极为鲜明，鼻孔凹陷，目光凝视前方，皮肤上布满麻点，嘴唇紧闭。头顶上方是他希腊名字的寓意图(“菲拉雷特”在希腊语中意为“热爱美德的人”)，三只象征忠诚美德、勤奋与卓越创造力的蜜蜂点缀在“architectvs(建筑师)”字母中间。16世纪，建筑师布拉曼特也为自己制作了一枚像章，在其正面，布拉曼特以自己仿古风格的半身裸体像展示了他的古典文化修养;在像章背面是建筑的女性拟人像:她左手拿着测量标尺，右手举着象征几何学的圆规，脚放在铅锤上，在她身后左侧是布拉曼特为圣彼得教堂制作的模型。需要注意的是，该像章正面和反面的图案都没有任何关于体力劳动的联想，而都强调了布拉曼特作为一位新型的建筑师的形象:他是博学、智慧并具有神圣创造力的学者，他不参与任何建筑实践，而只从事构思和设计。
总的来说，14、 15世纪，随着新艺术观的形成和传播，艺术家开始在其绘画或雕塑作品的一角留下自己的肖像，虽然这些肖像还不是近代意义的独立画像或塑像，但它们仍在很多方面生动地表现了新观念对艺术家的影响。从这些自我肖像来看，艺术家们逐渐意识到艺术和自身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他们不仅努力为三门艺术争取自由学科中的一席之地，同时也竭力自我塑造为从事知识性活动的“自由”学者。
独立肖像中的廷臣一艺术家
到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艺术家开始制作真正的独立肖像。独立自画像就像艺术家的自传，表达了艺术家更远大的理想、抱负，对自身价值的更高自信及社会地位方面的更大成功。在这里，艺术家成为作品中唯一的主角，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借助赞助人来证明其价值。不仅如此，从这一时期艺术家视觉形象的自我塑造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艺术家关于艺术和自身观念的许多重要变化。
15世纪晚期，雕塑家安德烈亚、曼特涅亚为自己的墓室制作了一件独特的自塑像。这件青铜像不再出现在作品一角或边框中，而是一件真正的独立塑像，它采用古罗马的帝王半身像风格，以斑岩圆盾为背景，四周环以伊斯特利安白石边框，肖像为头戴桂冠的半身裸像。在这里有几个细节非常重要，首先是桂冠，因为此前它只出现在君王和伟大诗人的肖像中，曼特涅亚无疑以桂冠将自己比作“艺术王国之王”。其次，塑像的仿古风格展示了曼特涅亚的古典文化修养，事实上，曼特涅亚在古典文化方面确有很高造诣，曾被伊莎贝拉?代斯特称为“古物学教授”。最后，曼特涅亚还以青铜、斑岩、伊斯特利安白石等昂贵材料炫耀了自己的富有和成功。
大约同时，画家佩鲁吉诺在佩鲁贾城的康比奥( cambio，银行家行会会所)会客厅作了一件“独立自画像”。这幅自画像虽仍出现在湿壁画的一角，但与以前的艺术家自画像不同的是它有独立边框，并被描绘成一幅挂在墙上的架上画。此时，佩鲁吉诺正处于其艺术事业的颠峰，声名远播，订件应接不暇，这件“独立自画像”无疑表达了作者更远大的理想、抱负及对艺术和自身价值的更高自信，事实上，画像下方刻写板上的署名就印证了艺术家的这种自ir"“假如绘画艺术已经衰落，杰出的佩鲁贾人皮耶特罗会使他复兴。假如绘画艺术根本未曾存在过，他也能在这样的水平上为我们创造。
到16世纪，佩鲁吉诺的杰出弟子，乌尔比诺的天才艺术家拉斐尔将其师开创的这种艺术类型发展为真正的独立架上画。独立自画像在拉斐尔这里发展成熟并非偶然，因为拉斐尔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改善自身社会和文化地位的最成功典范之一。拉斐尔出身艺术之家，其父乔万尼·桑蒂曾在乌尔比诺宫廷工作且深受公爵赏识，在事业和社会地位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功。拉斐尔早年曾投身佩鲁吉诺门下，后者是当时意大利最走红的画家之一，享有崇高声望和地位。宫廷的氛围、父亲和老师事业和社会上的成功，使拉斐尔很早就深刻感受到艺术家的价值。在他眼里，父亲和老师与那些穷困潦倒、粗俗无知的手艺人必定有是有天壤之别的。1506-1507年，拉斐尔二十岁出头，但已在当地艺术界赢得很高知名度，也就在此时，他创作了第一件独众自画像。这幅画像生动表现了拉斐尔早熟的、强烈的自我观念。画像以3/4示人，黑色的直发垂到双肩，画中的拉斐尔英气勃勃，以无比自信、大胆的眼神望着观众。他像贵族一样穿着整洁、质料昂贵的衣服，外套的胸口处有两个以其名字构成的圆圈。
拉斐尔具有莱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那样的卓越天赋，却不像他们那样傲岸不驯。瓦萨里说他“谦虚、善良，就像那些和蔼、温柔，又知书达礼、举止端庄的人一样，在任何场合下，其一言一行都让各阶层的人感到亲切、友善……。除优雅的举止、迷人的风度、非凡的艺术天赋外，他还能吟诗作赋。所以，当成年后的拉斐尔来到罗马，很快便得到教皇朱利乌斯止世和利奥十世的垂青，使他得以成就一生的伟业并获得万贯家产。他住在山布拉曼特设计的宫殿般的豪宅里，一位枢机主教打算把侄女嫁给他，利奥十世甚至许诺封他为枢机主教。事业和社会上的成功也表现在拉斐尔的自画像中。在成年时期的所有白画像中，拉斐尔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在宫廷赢得巨大成功的、高贵的廷臣:多才多艺、仪态高雅、风度迷人。
拉斐尔非凡的个人魅力及社会地位方面的巨大成功，使他成为该时期学者巴尔达萨雷·卡斯提廖内笔下“廷臣”的原型。按照卡斯提廖内的观点，“廷臣”是最完美的人的化身，他多才多艺，既有高超的武艺和无比的勇气，也能吟诗作赋，他还能歌善舞、擅丹青，他仪态优雅、风度迷人，是君主的得力助手，也是其亲密的朋友，廷臣的高贵并非来自血统或门第，而是源于其修养和德行。
在拉斐尔的影响下，“廷臣”成为16世纪艺术家进行自我形象塑造的典范。在拉斐尔之后，艺术家们纷纷制作独立肖像并努力把自己塑造成拉斐尔式的“廷臣一艺术家”，画家帕米加尼诺借一面凸镜绘制的独立白画像就是如此。画中，他身穿皮毛镶边的细麻布上衣，尤其是那在前景被放大了的右手，是一只白皙、修长、细嫩的贵族的手(小指上还戴着一枚金戒)，而不是肮脏的、饱经风霜的劳动者的手。艺术家巴乔·班迪内利也制作了许多此类独扭自画像，在几乎所有自画像中，他都以廷臣面貌示人:整洁、昂贵的服饰及显眼的贵族标志(他曾在西班牙被授予“圣迪亚哥骑士团”骑士)。乔尔乔、瓦萨里也是一位成功的宫廷艺术家，而他自己最满意的独立自画像也以是廷臣艺术家的面貌出现的:昂贵、整洁的衣服，胸前金链上坠着“金马刺和圣彼得骑士团”标志，圆规和平面图(象征他的建筑师身份)及钢笔(象征他的巨著《意大利艺苑名人传》)。
另外，16世纪艺术家的自我肖像还反映了该时期重要的艺术理论，即“构图”对艺术家的影响。最旱提出“构图”这一概念的是彼特拉克，他把“构图”视为绘画与雕塑艺术共同的基础:“画家和雕塑家从事的是同一门艺术，如果说它们不同，它们至少也都来自同一本源一构图(disegno)。 "吉贝尔蒂在其《回忆录》中也指出构图是绘画和雕塑的理论基础。巧世纪晚期，莱奥纳多·达·芬奇将构图与某种先验的理念联系在一起，认为画家必须“借助构图，以一种直观的形式向视觉提供最先在他的想象中形成的一种理念(idea)或创意”，并认为“无论何种以本质、材料形式或想象存在的事物，无不首先形成于艺术家的头脑，然后才通过手表现在其艺术作品中。到16世纪，乔尔乔?瓦萨里系统地阐述了“构图”理论，并将其普遍运用于三门艺术。瓦萨里认为“构图”是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之父，是一种源于“理念”(idea)或“普遍ail断”(universal judgment)的图像(image)及用双手将其表现出来的过程。“构图”理论深刻影响了当时人们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观念，按照这种理论，不仅三门艺术与其他手工活动分离开来，它们还统一成一门具有共同理论基础的、独立的知识性学科(这为后来五门“美术”学科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构图”理论还使三门艺术摆脱了对自由学科的依赖，按照这一理论，艺术成为具有自身特点但与自由学科一样高贵的知识性学科，艺术不再需要借助与自由学科的联系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艺术中的手工操作也如同诗人或作家的写作，获得了独立的重要性。“构图”理论的影响在该时期艺术家的自我肖像中得到生动体现。
由于绘画、雕塑和建筑都成为“构图”学科，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自我肖像逐渐摒弃画笔、画刷、刻刀、泥瓦刀、大头锤等传统的职业标志，而采用“构图”的象征，即绘画、雕塑的素描或建筑模型、平面图作为其身份和职业的标志，如在巴乔·班迪内利1540年作的一件独立自画像就只用一幅《赫拉克勒斯打败卡库斯》的素描来表明其雕塑家的身份。稍后，乔尔乔·瓦萨里在为“老宫”绘制的壁画《科西莫·德·美迪奇公爵与其建筑师、工程师和雕塑家在一起》中，也把科西莫公爵描绘成手拿建筑平面图的建筑师，而艺术家g.b.迪.圣马里诺、巴蒂斯塔·德尔·塔索、特里波罗和瓦萨里本人，也都以各自艺术作品的素描或模型作为身份标志。另外，这幅画还向我们显示了带此时为止，文艺复兴艺术家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以前是艺术家需借赞助人提高身价，但在这里却是赞助人仰仗艺术和艺术家的光辉来为自己增色。而瓦萨里在“老宫”的另一幅壁画《艺术家作坊成员的肖像》则是其“构图”理论的生动阐述:画中，瓦萨里作坊的学徒，即那些传统上被看作体力劳动者的石匠、木匠、镀金匠和怪诞花饰画匠，也脱掉了手艺人的围裙和工作服，换上了绅士的高贵服饰，因为按照“构图”理论，手工操作也是“构图”必不可少的内容，因而那些需要大量用手工作的学徒也一样成为从事“构图”的学者。
结语
文艺复兴时期的视觉艺术主要是以14世纪至17世纪的意大利及北欧部分国家盛行的艺术形式如绘画、建筑、雕塑以及工艺美术品等为主，作为物质文化的基本组成，视觉艺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物质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被看做功能性的物品，通过精心选择的意象服务于明确的宗教或世俗目的，通过特定形式传递着信仰和价值观。比如，遍布市井街区的教堂及壁画形成的反复且持久的日常经验就起着维系着群体意识与的作用，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最重要的文化氛围无不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基督教艺术形式的变化中可以逐步显现出人性精神的高扬。从形式上看，文艺复兴是对古希腊和罗马艺术的隔代复兴，这一时期基督教精神与人文主义精神的张力构成了艺术创作的内在驱动力。
不同于中世纪宗教观念一统天下的局面，文艺复兴时期除继承了古典时期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之外，对世俗化倾向、个人主义和科学自然主义等人文主义的新观念的表达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期艺术创作的主题、题材的选择、宗教人物及世俗生活、宗教意蕴的表达，以及空间、色彩、线条等形式要素描绘的图像都充满了象征意义，透过符号语言可以揭示文艺复兴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处在中世纪和西方近现代社会的过渡期表现出的独特文化精神。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90%以上是以宗教为题材或者为宗教服务，但是世俗化的倾向仍然可以从宗教绘画中描绘的家族事务和贵族人物身上体现出来。
建筑及工艺品中的宗教意象也往往是为世俗生活的目的，而非宗教的目的服务。艺术创作除了在精神内涵上表现人的觉醒之外，在形式方面，比如透视法的使用也是通过平视的视觉方位彰显了人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流行的肖像画和家族形象画同样也是个人主义高扬的表现。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主义彰显的文化价值。对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继承使这一时期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更加紧密，对几何学、解剖学、数学、透视等原理的运用，不但使艺术家成为博学广识的通才，对艺术鉴赏者的知识要求也极高，理性主义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创作和欣赏过程，同时艺术家地位的凸显甚至影响了当时的教育和学术观念。
[关键词]威尼斯乐派；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宗教音乐；世俗音乐；歌剧
文艺复兴是14～16世纪在意大利兴起的一次深刻的新文化运动和一场文化思想变革，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人文主义是这场变革的指导思想，文艺复兴的先进思想家们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个性自由，反对禁欲主义。他们颂扬现实的欢乐和幸福，赞美爱情是人最高尚的感情，认为人有追求荣誉和财富的权利。
人文主义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在新时代的精神带动下，哲学、自然科学、文学和艺术等领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对音乐领域也有非常大的影响。音乐是人们用来表达情感的古老且无处不在的一种方式，这个时期的音乐更多地与人和人的生活结合起来。西方文艺复兴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不单是一个以人文主义思潮为基础的思想飞跃的时期，更是各种事物发展转换的一个平台。作为文化中重要的部分之一，音乐同样沿着这样整体的轨迹前行着。在此时期，音乐艺术逐渐世俗化、大众化，并相互融合。
16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威尼斯乐派开创了“复合唱”风格的经文歌，并将这种风格延伸到了器乐领域，促进了协奏曲风格的发展，将世俗音乐的发展推向了高潮，并引领了歌剧的发展。威尼斯乐派的音乐家们在创作中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把文艺复兴时期音乐艺术推向了高峰，使威尼斯成为文艺复兴后期音乐文化的中心。
一、威尼斯乐派的宗教音乐
（一）“复合唱”经文歌的继承与发扬
“复合唱”的风格是圣马可大教堂特有的宗教音乐形式，它是分开的合唱队交替演唱的。据资料记载，在中世纪时就已经存在，特别是在教会仪式中将唱诗班分成两组进行交替式演唱的传统在公元1世纪就已出现。维拉尔特担任圣·马可教堂乐长后，继承了法国弗兰德斯的复调传统，而且将其与主调和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更加有效地挖掘了复合唱风格所能带来的影响上的效果，开创了唱诗班分开演唱的复合唱风格。分开的两组合唱队分立教堂两侧长廊，时而交替，时而相合，形成威尼斯乐派特有的“复合唱”或称“双重合唱”的风格。
维拉尔特为圣马可教堂写过的一首双合唱团的诗篇合唱，让两个唱诗班在教堂的两边廊厅相对而唱，这是音乐史上交替合唱的一座里程碑，维拉尔特的弥撒被称作当时模仿弥撒中最优秀的作品。之后，乔瓦尼·加布里埃里的复合唱经文歌使这种风格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他的大型复合唱经文歌大多为特定的节日庆典而创作，复合唱的规模，音响的对比和音色组合的丰富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宏大与辉煌的程度。歌词内容不再受严格的基督教义的限制，更加灵活多变，大部分歌词内容简单，所表达的情感直接，赞颂式的歌词更提现了威尼斯人民乐于用更加外在、直接的方式来表达对上帝的祈祷，迎合了威尼斯庆典的隆重氛围。
（二）器乐音乐的丰富和创新
威尼斯乐派出现了许多出色的管风琴家他们致力于器乐音乐创作，创造性地利用管风琴、琉特琴等乐器演奏技术，发明了利切卡尔、托卡塔等体裁，并且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琉特琴曲集。
乔瓦尼·加布里埃里将复合唱多团组的风格引入到了器乐合奏当中，并将已经孕育成熟的器乐法应用于合奏坎佐纳和奏鸣曲的创作中，为巴洛克早期的器乐发展指出了方向。早期著名的《弱声强声奏鸣曲》这首器乐合奏曲其实是一个供乐器演奏的复合唱经文歌，在历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因为它是历史上出版的器乐合奏曲中第一个标明每一声部所用的乐器的作品。另外，在《弱声强声奏鸣曲中》乔万尼·加布里埃利还首次引入了强、弱力度记号，这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创举。他创作的《神圣交响曲》第一卷中巴洛克协唱（奏）风格的主要原则已经初步确立，即人声与乐器结合在一起，乐器部分不再仅仅是简单地重叠人声，而是有时也承担独立的角色，声乐与器乐两者之间处于既相互对比，又彼此协调的关系当中。
这一时期的威尼斯乐派继承了“复合唱”经文歌的表现方式，开创了特有的 “双重合唱”风格，并将复合唱曲技巧移植到了器乐重奏上，从而为近现代配器法奠定了基础。他们谱写宏伟壮丽的教堂音乐， 真挚的情感，迷人的音色， 使每个听众都深感亲切，音乐的表现更加注重人的自我情感表达和体验，不再脱离人民的生活，是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人民感情的真实反映，它的影响力遍及到了整个意大利。
二、威尼斯乐派的世俗音乐
意大利牧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重要的世俗音乐体裁，是以较高水准的诗歌为词谱写的复调歌曲。随着牧歌的发展，意大利涌现出大批的牧歌音乐作曲家，作曲家们对牧歌的创作手法、风格各不相同。其中，意大利牧歌以威尼斯为发展中心，音乐多以五声部居多，罗勒是这个时期比较有影响的牧歌作曲家，他注重歌词的表达，既采用主调的风格，又大量运用复调的手法，还大胆探索和声。蒙特威尔第对牧歌进行各种实验性手法的探索，半音化的音阶、宣叙性的音调、色彩的对比等被大量运用，他的牧歌大胆地突破传统，创作的牧歌被称为“现代牧歌”。威尼斯乐派的音乐家们既是宗教音乐作曲家，又热衷于意大利牧歌的创作，罗勒和蒙特威尔第曾任圣马可大教堂的乐正，同时把意大利牧歌发展到了顶峰。
罗勒继维拉尔特后任圣马可大教堂乐正，被看作是第二实践的先驱，它确立了模仿复调为写作5部牧歌的规范，和声的变化有清新的色彩性，半音变化，重视复调性织体或复调与主调相结合的织体手法，例如：《从那美丽的东方》表现了青年所爱的姑娘复杂的情感——焦虑，忧伤，胆怯，激情，具有戏剧性，融合了复调与主调的音乐，表达了主人公对美好情景和情感的愉悦诉说，第30～35小节的音乐就是一个所谓“词语描绘”的范例，极富艺术趣味。这六小节的歌词大意是：“你走吧，你让我一人在此！别了！”这一诗行的语词只用了6小节的音乐，罗勒的写作却十分精致，30～32小节，当姑娘呼唤“你走吧”，作曲家用了“破碎的”模仿来强化这一情感的焦虑。1548年罗勒为短歌《美丽的圣母颂玛利亚配曲》，写成了八首牧歌，开创了类似套曲的创作风格。
蒙特威尔第是意大利重要的作曲家、指挥家，1613年他任圣马可大教堂乐长一职，在供职期间，创作出版了两部大型世俗音乐集，其包括《仙女的悲歌》、《坦克雷迪与克洛迪亚》等作品。《仙女的悲歌》是他晚期优秀的作品，这是一首女高音歌曲，蒙特威尔第创作了一个充满悲彩的旋律，他为了表现这种“痛苦的折磨”，运用一种紧张的音乐技巧来表现，即下行级进的固定音高。旋律的下行往往伴随痛苦的积聚，这个音型就像是少女的叹息与哀怨，就是这个音形无休止地重复，象征着少女不断重复着孤独与痛苦的叹息。
蒙特威尔第的牧歌创作跨越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两个时代，全面地反映了欧洲音乐风格从文艺复兴向巴洛克过渡时期的变化趋势。他的牧歌反映了人文主义思想，它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反对封建主义的禁欲主义，鼓励人们积极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推崇人的理性思维。
三、威尼斯乐派的歌剧
歌剧是音乐的戏剧，它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文艺复兴时代的音乐艺术在各个领域发展的结果。歌剧艺术不仅具有本身的艺术魅力，更重要的是它思想的先进性和世俗性。文艺复兴运动赐予了歌剧产生所需要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条件，它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动向，歌剧所包含的每一个成分都受到这个时代的深刻影响，不管是从思想到表现，还是从精神到肉体，全都渗透了那个时代的特色。1637年，威尼斯建立了第一座歌剧院——神卡西亚诺剧院，后来又相继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歌剧院，吸引着众多的音乐大师来到这里。此时的威尼斯成为了欧洲歌剧的中心，而歌剧在威尼斯公众的心里深受喜爱，欣赏歌剧已经成为民众的主要休闲娱乐方式，上有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
蒙特威尔第作为威尼斯乐派的代表人物，他也创作了大量歌剧，其中《奥菲欧》是第一部真正的歌剧，他认为歌剧的音乐要表达人类深刻的情感，并且要符合歌词意义。他运用了相当近代化的管弦乐队为戏剧配乐，用不谐和音烘托气氛表现矛盾，在歌剧中，独唱（宣叙调、咏叹调）、重唱、管弦队和舞蹈综合在一起表达剧情。《波佩雅的加冕》是蒙特威尔第为历史歌剧树立的一个最早的样板。在剧中， 第一次表现了真实的人类，他们感情和举动都很容易让观众理解，全剧的基调就落在爱的力量最高这一主题上。蒙特威尔第对人物刻画栩栩如生， 音乐与戏剧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与平衡， 在表达人类感情方面取得的成功标志着现代歌剧的诞生。在歌剧的启蒙时代，蒙特威尔第把歌剧推向了第一个高峰，被誉为“近代歌剧之父”。
关键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神权；艺术；限制；赞助；人文主义者
中图分类号：K54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4 ― 0124 ― 03
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发生在14至17世纪初的弘扬资产阶级思想的文化变革运动，这场运动起源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而后波及整个欧洲大陆，史学家们将其视为欧洲中世纪与近代的分界点，并认为它是欧洲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之一。而“人文主义” 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要求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中解放出来，所以普遍认为它是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这一时期最鲜明的旗帜。
一、关于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必须弄清的几个问题
1.文艺复兴初期的发生地
文艺复兴的起点在意大利，也在这里取得了丰硕的艺术成就，但是“ITALY”这个词在当时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文艺复兴的初露峥嵘只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等工商业经济繁荣的发达城邦，其中以纺织业、银行业发达著称的佛罗伦萨更被视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所以从这点来看，并不是整个亚平宁半岛都是文艺复兴的沃土，局部地区的条件不成熟对文艺复兴的全面发展产生了阻力，也决定了这一时期人文主义之花不可能得到整体盛开。
2.文艺复兴的内在动力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兴的“市民阶层”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为了经济效益的更大化，他们需要获得更多的权利和地位，因此产生了冲破宗教神权绝对控制的愿望，而挑战“神权”最好的旗帜便是后来史学家们所谓的“人文主义”，即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要求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中解放出来，这是文艺复兴发展的内在动力。
然而，新贵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倡导人性解放只是一种工具，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价值追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对古典主义和人身世俗权利的向往，但是他们并不具备彻底革除神权对世俗社会统治的意志，这种不彻底的价值追求也决定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发展的不彻底性。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权结构对人文主义的限制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社会架构、政权体系都十分复杂，既有强权统治的君主国，如米兰、那不勒斯，又有新型的共和政体，即城邦共和国，如威尼斯、佛罗伦萨，虽然如此，天主教的神权统治地位在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依然相对稳固，但是这种稳固状态已经远不如中世纪。事实上，人文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得以发展的论点毋庸置疑，但是其发展程度和影响力不宜被过分夸大。首先，文艺复兴文化本身就属于当时的精英文化，只发生在小部分精英团体之中；其次，从艺术品的社会功用方面来看，最突出的莫过于它的宗教职能和政治含义，理解了这两点，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认识便会更加客观。
1.艺术品成为宣扬神权的工具
首先是艺术品的宗教性。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和雕塑最明显的用途正是宗教性，集中表现为“虔敬功能”和“说教功能”，能够论证这两个方面的实例不胜枚举。例如15世纪意大利修士乔万尼・多米尼就曾指出，“父母都应该在家中放置神圣图像，因为他们对孩子有道德影响”〔1〕，在佛罗伦萨，无论是年轻的修女还是新娘，都要有一些小基督像或是玩偶，以促进她们对圣母的认同。而关于f教功能的典型案例便是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委托波提切利绘制的《惩罚可拉》，这幅画表现了《圣经・旧约》中的一个场景，在可拉胆敢挑战摩西和亚伦后，大地裂开，吞噬了可拉及其追随者，以此来教化人们教皇是高于宗教大会的，这种将绘画作为说教工具的做法与人文主义者的雄辩术是一个道理。
2.艺术品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其次是艺术品所承载的政治含义，文艺复兴时期为维护教皇权力，或是为某一政体歌功颂德的作品不计其数，无论是从共和国、君主国入手，亦或是从雕塑、绘画甚至是小装饰品等不同作品类型来看，他们的政治含义总是首当其冲的。例如在佛罗伦萨与米兰的战争期间，佛罗伦萨人自诩为击败歌利亚的大卫，砍掉何乐佛尼头颅的犹迪，或是屠龙的圣乔治，由雕塑大师多纳泰罗创作的这三件著名雕塑（现藏于佛罗伦萨的巴杰罗美术馆之中），在当时就是充当共和政体的宣言，而米开朗基罗的旷世之作《大卫》也是在类似的环境下诞生的，正如史学家们评价这件雕塑所说的，“要求你在将其看做一件艺术品之前，要先了解当时的政治事件”〔2〕。
由此看来，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艺术品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但是对于“人”的形象的刻画并没有落实到解放人性和彰显人身世俗权力上来，而是将主要的精力用于塑造高尚正直的统治者，或是培养温良顺从的习性上〔3〕。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形式对人文主义的限制
从经济层面来考量意大利文艺复兴，不难发现新兴的市民阶层（包括商人、银行家、手工艺者以及律师等）在当时社会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商人和银行家是出手阔绰的赞助人，手工艺者中孕育着杰出的艺术家。本文所探讨的经济因素只关注财富对艺术家和艺术品的赞助层面，这有助于分析当时的赞助体制对人文主义发展的影响有多大。
1.私人赞助仍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繁荣的源泉
首先要弄清的问题是：谁是赞助人？这可以从划分赞助人的类别着手，最有效的分类是将其划分为宗教性的和世俗性的，从中世纪以来，教廷一直是最主要的艺术赞助人，这是宗教画在欧洲长期独占鳌头的根本原因，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宗教画也更多的被世俗人所订制，这与新兴商业阶层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财富有关，他们会订制宗教画挂在家族礼拜堂或是自己家中，这一点可以从美第奇家族的财富目录中得到证实。
第二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赞助人和艺术家，究竟谁是作品的决策者？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新兴的市民阶层的出现，他们作为新的赞助人的力量也在壮大，这种财富的分流促使了艺术品市场体制的萌芽，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和赞助人的决策权博弈正在朝着有利于艺术家的方向转变，这使得作品中更多的个人主义风格得以发展。但是直到16世纪中期，市场体制仍远未赶上个人赞助体制，不难看出，文艺复兴时期有利于个人主义发展的体制转变的力量是多么的微弱，艺术的繁荣最终还是要取决于赞助人的意志。
2.私人赞助对艺术的人文主义追求的禁锢
赞助可以分成长期性的和一次性的，长期赞助人通常是君主及其宫廷，他们雇佣艺术家作为自己的“廷臣”，例如达芬奇在米兰斯福尔扎宫廷期间；一次性委托更像是一种市场行为，这也预示着艺术市场体制的形成，但是对于艺术家来说，这种市场自由也不可被过分夸大。
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来说，艺术的繁荣究竟取决于赞助人还是艺术家自身？有一点是肯定的，意大利尤其是佛罗伦萨艺术的繁荣，是由于这些城邦产生了自己的艺术家，但是还有一些地方是依靠从别处引进的艺术家，罗马就是典型的例子，由于教皇和红衣主教们的慷慨赞助，使得涌入这里的艺术家和作家络绎不绝，甚至是在费拉拉、曼图亚等一些小城市，也因为其统治者或其家族的赞助而变成了重要的艺术文化中心，最著名的人物莫过于曼图亚伯爵的妻子伊莎贝拉・埃斯特，她赞助的艺术家名单里包括了贝利尼、达芬奇、提香等人，对于这些小宫廷而言，“正是由赞助人在艺术的不毛之地唤起了艺术的诞生”〔4〕。
所以，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繁荣仍要依赖于个人而不是市场，而作为主要赞助人的教廷与宫廷主导了艺术品的形式与内涵，也主导了人文主义精神的被禁锢的命运。
四、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自身的不彻底性
1.人文主义者作为艺术家的人文主义顾问的身份
被现代史学家视为文艺复兴核心思想的“人文主义”，在15世纪的意大利被称为“人文学”（studia humanitatis），事实上，在当时这是一套有关教育学的变革运动，它注重语法、修辞、诗歌、历史以及伦理学这五门学科，而“人文主义者”们便是在这套教育纲领下接受的大学教育并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是贵族或是职业人士家庭出身，这一点其实很容易理解，当时的大学教育费用相当昂贵，普通的家庭是负担不起的，以当时最著名的帕多瓦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为例，“其一年的学费相当于贵族家庭的仆人两年的收入”〔5〕。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还有一份重要的工作，便是充当艺术家的人文主义顾问，事实上，这就是艺术家与赞助人之间的一个学者中间人，由于当时的艺术家普遍缺乏古典文化教育（他们与人文主义者不同，多是出身于作坊而不是大学），所以当艺术家们要在古代历史或神话中选择题材时，便需要人文主义者给予建议，通常这些给予建议的人都是赞助人指定的。
2.人文主义者的价值追求的捷径和精神追求的不彻底性
正如前面所述，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为教会或国家服务才是他们追求的自我实现，因为他们与艺术家一样，只要获得了君主的青睐或宫廷的赞助，就意味着名誉、地位和高收入。文艺复兴时期从事人文主义和科学的社会精英甚至比视觉艺术和音乐领域的精英更受尊敬，然而选择人文学科仍要冒很大的风险，首先，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的人很多，但最终能够脱颖而出的却寥寥无几；其次，想要获取某个职位就要面R激烈的竞争，这要求他们既要有出众的文学才能，又要有玩弄权术的本领，最常见的手段就是为君主著述一部史诗以讨主子的欢心。
由此可以看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虽然试图复兴古典文化艺术，但是作为“奴仆”的身份让他们无法摆脱神权的控制，更有如“完美廷臣”卡斯提廖内最终成为了一名主教，这种价值追求决定了人文主义者们对“以人为本”思想贯彻的不彻底性，无论这是由客观环境造成的，亦或是由人文主义者本身不努力造成的，总之寄希望于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来建立“以人为本”的解放思想自然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五、结语
纵观人文主义的发展历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西塞罗时期只停留在表面和谐的社会生活之上，并进一步的集中到人自身上来，这是这一时期人文主义发展的最大成就，但是，诚如牟宗三所言，这种成就只可以归纳为一种“经验”，是一个混沌的自我意识，它与18世纪启蒙思想所形成的“知性精神”尚有较大差距。
〔参 考 文 献〕
〔1〕彼得・伯克.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M〕.刘君，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138.
〔2〕Seymour C. Michelangelo’s David： a Search for Identity 〔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4：77.
〔3〕Grafton A. and Jardine L. Humanism and the School of Guarino 〔J〕.Past & Present，1982：51-80.
〔4〕彼得・伯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M〕.刘君，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102.
〔5〕Martines L. The Social World of the Floren
关键词： 文艺复兴 历史价值 文化
一
作为欧洲社会所特有存在的历史时期，“文艺复兴”的开始和“复兴”是伴随着神学文化的没落与衰退，由意大利的文化和艺术的全面兴起延绵发展到欧洲各国，从而产生巨变和伟大的历史影响。文艺复兴起始于14世纪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实现了艺术与文化的鼎盛，感受到了社会全面的繁荣。历史的进程往往都伴随着产生这种现状的历史诱因，而历史的诱因则成为发展的导火索。在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社会进步性的飞跃。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当时先进的生产力，使原本处于普通市民阶级的人民，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得到显著提高，不仅仅是在财富上，物质的丰满也带来强烈而巨大的精神需求和渴望。在如此环境中，人们对精神生活中的审美意象、审美意识有更高层次的美学要求。这种美学理念与思想反映在对文学和艺术的推崇欣赏之中，思想观念的改变，使得新艺术理念不断创新，艺术审美意识不断增强。文艺复兴的产生中其核心思想，是以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人文主义古典艺术，反对中世纪以来被封建神学所禁锢的“人性”思想，以改变封建神学中对于人性美的极端压抑与蔑视。把文艺复兴与古希腊罗马艺术进行比较而言，文艺复兴并不是单纯直接地对文学艺术进行复制模仿，作为欧洲艺术中最绚烂的一章，其本质是以艺术的精神进行再创造，是文化艺术领域的一场伟大的思想革新。
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中最突出的一点，即它的核心思想“以人为本”，作为以“艺术”为表象的革命核心议题“人”，他的世俗欲望与精神追求，内在气质与个性的描绘体现在艺术的创作价值之中。文艺复兴是对人的内在心灵进行探索和自我价值的肯定，其根本目的是区别针对神权统治，并且提出与之完全不同的思想观点，反对神权主义的压迫。文艺复兴即是人文主义，相较历史而言，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界限与界定，而在文艺复兴中则需要以人文主义作为艺术的探讨思想与框架，以人文主义为基本内涵探索文艺复兴中的历史价值。
二
起初文艺复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只是被认为简单肤浅地追求了古典文化的外在表象，并非拥有实际意义与内涵。但其实，文艺复兴的根本目的并非追寻与恢复古希腊罗马的艺术与文化，而是以更深刻的古希腊罗马存有的高度精神文明和思想内涵抨击当时社会所积累困束旧的文化和制度，反对其枯朽不堪的内在，并且为即将进行的新的思想方向与新的社会制度进行舆论的铺垫和基础的培养。从根本上说，“文艺复兴”的实质，是以复兴古典文化为源头，改变人们的精神思想状态，使其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利器反对旧时代的封建神权制度的腐败与黑暗。
在欧洲封建社会的中世纪，思想精神长期被教会控制与束缚，神权与皇权相互斗争，同时也像两座大山一样压迫着人民。当时社会，所受到和影响的所有精神主张都来自于教会的宣扬与自身信条，随着时间的推移，资产阶级的财富与思想不成正比，教会宣扬的主张却与资产阶级的要求产生矛盾。在资产阶级寻求精神引导和自我主张的同时，却又不能迅速地提出适应自己的思想解放要求的精神理论。在苦苦寻求中，他们发现古典文化的民主自由思想，正好契合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需求，使得由文艺复兴作为思想斗争的利器，与黑暗的中世纪与教会皇权进行斗争。同时选择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基础，不是以历史为甜蜜的外衣，在其包裹下避免与教会产生冲突，由此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和对人民精神需求的充实。古希腊罗马文化在中世纪被视为教会的敌人与异类，其所承载的文化思想受到鞭挞和戕伐。在文化与艺术的精神发展中选择古典主义为思想的核心，其实根本上是放大教会之间的斗争和矛盾，无论输赢，无论结果如何，文艺复兴的勇士们艺术家们以自己所拥有的最有利的最强大的力量，与黑暗的教会进行殊死搏斗，文艺复兴唤醒了人民对教会的怀疑与反感，如路德的“我是一个人，这个头衔比君主还重要些”反映的是对人本身的渴望，“神并没有创造君主，神却创造了人，而我是一个人”这些思想表明文艺复兴的内涵，对于教会与教义的反抗，为这个世界有不知、不为到可知、可为，精神的复兴创造了灵魂与自我。
从时间上来说，文艺复兴并不是一小段一小段时间的文化变革，而是以逐步的发展和思想事件作为精神的体现，点点滴滴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文艺复兴并没有像其他历史事件或历史革命一样，有明确的分界线和事件，但是一点一滴地改变了当时文化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与精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历史学角度认为，如“地理发现”、“科学发展”、“民主国家的产生”，其根源与开端都是来自于文艺复兴所延绵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文艺复兴新兴的思想观念改变人们对“科学的态度”。中世纪被称为思想文化的“黑暗时代”，相似于我国清代康熙乾隆的“文字狱”时期，而文艺复兴则是摆脱中世纪的黑暗腐旧，是近代科学文化复兴发展的分水岭，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急先锋和精神的支持者，它不仅仅为革命创造了舆论与基础，更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持着革命者们。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在于，以文化艺术作为精神基蕴，在黑暗的旧社会中力图摆脱欧洲封建宗教的束缚，吹响世界性科学文明的前奏曲，使思想得到进一步的繁荣，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奠定思想基础。
三
对于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与历史评价很多，如恩格斯曾经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为伟大的变革与进步，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而且产生了巨人。”文艺复兴是人类对未知的精神文化世界的开发、交流与融合，以追寻精神的道路，在不断的探索中感悟文化精神的内涵，以丰富自我价值，展现自我精神的“人性”，并感受文化艺术的美妙。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中最重大的是促使欧洲社会以“神”到“人”的中心思想，以“人”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展现精神世界的觉醒，由往生到达现世。文艺复兴的存在价值，唤醒了人们思想中积极进取永不言弃的精神渴求，以“人”的力量创造觉醒，放弃鬼神，开启科学创新之路。
文艺复兴不仅仅从精神与文化方面增强了资本主义的信心，更开辟了新的胜利道路，确立了以科学思想观为主体的精神世界。在历史发展中，既有进步性又有局限性，没有任何革命可以完全摆脱历史固有的束缚，文艺复兴中虽然突破了精神领域的束缚，但没有完全跟宗教划清界限，在信仰的文明与科学的同时也有大量的宗教信徒，但是早已区别对“鬼神”苦苦信仰的旧教徒。他们不再受思想的束缚，不是因为渴求而信仰，只是为了“信仰”而“信仰”。其实从根本上说，文艺复兴并没有否定宗教所拥有的独特意义和内涵。
文艺复兴的根本是思想的解放和文化艺术的革新。如“文艺复兴前三杰”但丁的《神曲》、彼特拉克的《歌集》、薄伽丘的《十日谈》在文化上的创作，无不强调人的理智，反对盲目的精神崇拜，从精神方面解析受困的意识。“文艺复兴后三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拉斐尔的《椅中圣母》都摆脱了神的形象，文艺复兴把圣母变成了普通而又慈爱的人间妇女，或是对于人体艺术的赞颂，都表现艺术中的“人性之美”。文化与艺术的复兴，使得人民的审美与精神不断提高，人性思想因为得到理解而解放，彼特拉克说：“真正的贵族并非天生，而是自为之。”文艺复兴的精神，否定了封建，否定了教会，否定了鬼神，开了资本主义的先河，奠定了社会发展的基础与变革的舆论。文艺复兴是对黑暗的旧世纪的反抗，是一场残酷的较量与决裂。它不仅仅局限在精神中，更冲破了神学对人身心的局限和封建社会的专制，使得欧洲开始思想文化的繁荣，由思想到现实，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周春生.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个体精神[J].学海，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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