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的过程中，威海市的对外加工贸易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瓶颈问题，具体来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1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中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虽然近年来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出口商品结构有了较大程度的改观，但与沿海发达省份的地级市，如温州、无锡、苏州、泉州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纵观威海地区加工贸易，农副产品、纺织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重较大，影响了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的整体结构水平。
1.2加工贸易产业链短，对经济增长和产业拉动作用有限尽管加工贸易对威海市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但由于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中很大一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相对较低，且仍处于简单装配加工阶段，国内生产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下游，因而利润较低，加工贸易的示范带动效应相对偏弱。外商投资企业往往对所在企业先进技术实行严格垄断，引进外资所期盼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明显。
1.3.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企业大多缺乏所有权优势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企业很少有当地特色品牌，缺乏所有权优势。大多数企业只能进行微利的贴牌生产，成为制约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发展的瓶颈之一。
2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对策
面对以上问题，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亟须转型升级，具体来说，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2.1政府要完善引资政策，推进对外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稳定的加工贸易扶持政策体系是稳步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这就要求威海市除了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进出口设备政策、园区配套设施等相关转入产业的优惠政策之外，还要制定相应的财政优惠政策，以改善产业成长与发展的软环境，简化有关投资项目审批办事程序，为客商主动搞好各项服务。同时扶持并引导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企业走出一条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转型升级之路。
2.2对外加工企业需提高产业品牌，增加高科技附加值，延长国内价值链产业链条较短、科技含量不高，是制约威海市对外加工贸易发展的根本原因。威海市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要在提高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上下功夫，从提高加工贸易附加值入手，大力发展国内配套产业，同时大力吸引国外技术。近年来，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在我国的布局日益系统化，跨国公司近年在华投资加大了在价值链上游研发环节的投资。威海市应抓住价值链模块化的机遇，利用跨国公司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鼓励企业加强国际间的科研交流与合作，把对外加工贸易作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有效平台。要采取加大对大型跨国企业的吸引力度、鼓励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研发中心等措施提升加工贸易水平档次，充分利用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将劳动力优势转换成产业技术优势。
2.3结合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相关规划，因地制宜发展海洋产业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本质是培育海洋优势产业、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并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因此，山东省威海市要审时度势，乘势而上，在选择承接相关产业时，应注重充分发挥临海产业优势，充分发展船舶产业、海洋开发与保护产业、现代渔业、电子信息产业、医药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等产业。
2.4形成产业集群，提升三个部级经济开发区和十个省级旅游经济开发区的承载能力产业园区被公认为区域品牌建设的最佳载体。威海市产业园区现在做得比较好，威海市现有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威海出口加工区、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个部级经济开发区，另有乳山经济开发区、文登经济开发区、荣成经济开发区、荣成工业园区等十个省级旅游经济开发区。威海市应充分发挥所辖的三个部级经济开发区和十个省级旅游经济开发区的投资洼地效应，引进有可能形成产业链的企业集群。在园区建设中，威海市及所辖乳山、荣成等区县应注重高起点规划园区，多层次建设产业园区，设置合理的企业准入机制，把威海市打造成不断扩大园区的产业生态空间，加强产业链的密集程度的极具吸引力的国外先进产业转移的目的地。
当国内有些军工企业还在疲于转换机制和扭亏为盈时，周边环境已经推着这些企业必须迈出新的步伐，在加快军工企业改革的同时，适时地研究和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在不可避免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调整国内军工企业，拓宽民品开发的路子，在开发生产成套设备产品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外加工贸易，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尽快提高军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适应国际分工、占领国际市场的能力。
一、加工贸易是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链条
从一般意义上讲，对外加工贸易是指一国从国外进口主要原材料、零部件，在国内加工、装配后再出口的一种贸易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加工贸易通常是外国企业以合资、合作方式，把某些生产能力转移到东道国，或者利用东道国的已有生产能力为自己加工、装配产品，然后行销到全世界各有关地区的一种贸易做法。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是参与亚太区域乃至世界产业分工的重要链条，符合当今世界贸易发展的潮流。例如发展“两头在外”的轻纺、机电产业，通过对外加工贸易扩大了出口，适应了国际市场，有力地增强了国际竞争能力；同时也加快了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进程。
我国航天系统对外加工贸易的发展显得不太平衡，地处内陆的企业发展比较缓慢，而地处沿海的企业，有的已通过对外加工贸易形成产值数亿元的规模。例如八院的上海仪表厂，就是抓住了日元升值、日本企业急于寻找海外生产厂家谋求发展的机遇，同美能达公司签订了多批合作生产复印机组件的合同，第一年产值就达1亿多元，第二年接近3亿元，出口创汇达2500万美元，产品直接销往欧美等国家。这在当今不少国有大中型企业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奇迹。上仪厂通过对外加工贸易，不仅使企业生产经营快速增长，而且还通过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建立了一家新的专门发展对外加工贸易的企业--航仪控制工程有限公司。这就是抓住了国际产业分工的机遇，通过对外加工贸易有力地激活了企业，同时增强了军工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二、加工贸易的结构已发生很大变化
从加工贸易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一环，符合当今世界贸易发展的潮流。加工贸易的发展实际是我国通过对外开放承接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某些中等技术产业，充分发挥了我国的优势，包括廉价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成本低廉、以及有一定工业和技术基础等，加快了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进程，增强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90年代以来，我国加工贸易的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外商投资的合资企业逐步取代了小型企业和乡镇企业，成为加工贸易的主体；二是加工贸易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为主导，逐步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三是加工贸易的技术档次在逐步提高，出现了一批批技术先进、规模领先的大型项目；四是加工贸易企业相互之间的配套程度在提高，不少企业使用国产原材料和国产零部件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加工贸易与国内产业的协作联系正在加强。从这些情况看，加工贸易升级的步伐在明显加快，今天的加工贸易同改革开放初期的加工贸易已产生了质的差别。事实上对外加工贸易已成为我国现代工业生产和流通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加工贸易迅速发展后，其经营格局对海关监管和整个经济管理形成了日益严峻的挑战；二是加工贸易的外向循环与国内产业的循环，未能形成有机的联系，因此制约了加工贸易对国内产业带动作用的发挥；三是走私漏洞现象增多，这对国内的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都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因此，置于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加工贸易，并在此基础上理顺加工贸易的政策，加强和改进加工贸易的管理，仍是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
三、加工贸易将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
从当前世界贸易的发展趋势看，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加快，必将推动全球加工贸易以更大规模、更高水平，并在更大范围得到发展，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一种主要方式。当前，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发展迅猛，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增长速度已大大超过其他非高技术制品。高新技术产品的部分加工组装业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
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研究与发展领域的突出优势，不仅将加剧其产业向国外转移的过程，并且也将以具有较大接纳能力的市场，作为其转移的目标。在这个发展趋势中，中国将成为未来高技术产业结构转移的主要目标。其次，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具有成熟技术的产业，也将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对外加工贸易将会获得进一步发展，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建筑等支柱产业，以及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核能、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均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
像日本与韩国等国家一样，我国的加工贸易今后必将经历一个从初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在加工贸易内涵、市场营销和科研开发等环节，不断优化和升级。实现这个转变，需要一系列政策保障，特别是外贸制度与政策环境面临重大抉择。其中国有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经营机制难以适应
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自主技术开发能力和国际市场营销能力极为薄弱的状况，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我国与欧盟双边谈判达成协议后，WTO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在即将给国内企业带来许多新机遇的同时，一种极富挑战性的竞争局面也将展现在国人面前。前不久，在北京举办的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吸引了北美、欧洲、南美、东南亚和非洲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组织和企业，世界著名的500强公司也有不少代表汇聚北京。 当国内有些军工企业还在疲于转换机制和扭亏为盈时，周边环境已经推着这些企业必须迈出新的步伐，在加快军工企业改革的同时，适时地研究和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在不可避免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调整国内军工企业，拓宽民品开发的路子，在开发生产成套设备产品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外加工贸易，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尽快提高军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适应国际分工、占领国际市场的能力。 一、加工贸易是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链条 从一般意义上讲，对外加工贸易是指一国从国外进口主要原材料、零部件，在国内加工、装配后再出口的一种贸易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加工贸易通常是外国企业以合资、合作方式，把某些生产能力转移到东道国，或者利用东道国的已有生产能力为自己加工、装配产品，然后行销到全世界各有关地区的一种贸易做法。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是参与亚太区域乃至世界产业分工的重要链条，符合当今世界贸易发展的潮流。例如发展“两头在外”的轻纺、机电产业，通过对外加工贸易扩大了出口，适应了国际市场，有力地增强了国际竞争能力；同时也加快了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进程。 我国航天系统对外加工贸易的发展显得不太平衡，地处内陆的企业发展比较缓慢，而地处沿海的企业，有的已通过对外加工贸易形成产值数亿元的规模。例如八院的上海仪表厂，就是抓住了日元升值、日本企业急于寻找海外生产厂家谋求发展的机遇，同美能达公司签订了多批合作生产复印机组件的合同，第一年产值就达1亿多元，第二年接近3亿元，出口创汇达2500万美元，产品直接销往欧美等国家。这在当今不少国有大中型企业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奇迹。上仪厂通过对外加工贸易，不仅使企业生产经营快速增长，而且还通过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建立了一家新的专门发展对外加工贸易的企业--航仪控制工程有限公司。这就是抓住了国际产业分工的机遇，通过对外加工贸易有力地激活了企业，同时增强了军工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二、加工贸易的结构已发生很大变化 从加工贸易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一环，符合当今世界贸易发展的潮流。加工贸易的发展实际是我国通过对外开放承接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某些中等技术产业，充分发挥了我国的优势，包括廉价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成本低廉、以及有一定工业和技术基础等，加快了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进程，增强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90年代以来，我国加工贸易的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外商投资的合资企业逐步取代了小型企业和乡镇企业，成为加工贸易的主体；二是加工贸易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为主导，逐步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三是加工贸易的技术档次在逐步提高，出现了一批批技术先进、规模领先的大型项目；四是加工贸易企业相互之间的配套程度在提高，不少企业使用国产原材料和国产零部件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加工贸易与国内产业的协作联系正在加强。从这些情况看，加工贸易升级的步伐在明显加快，今天的加工贸易同改革开放初期的加工贸易已产生了质的差别。事实上对外加工贸易已成为我国现代工业生产和流通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加工贸易迅速发展后，其经营格局对海关监管和整个经济管理形成了日益严峻的挑战；二是加工贸易的外向循环与国内产业的循环，未能形成有机的联系，因此制约了加工贸易对国内产业带动作用的发挥；三是走私漏洞现象增多，这对国内的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都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因此，置于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大背 景下来认识加工贸易，并在此基础上理顺加工贸易的政策，加强和改进加工贸易的管理，仍是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 三、加工贸易将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 从当前世界贸易的发展趋势看，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加快，必将推动全球加工贸易以更大规模、更高水平，并在更大范围得到发展，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一种主要方式。当前，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发展迅猛，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增长速度已大大超过其他非高技术制品。高新技术产品的部分加工组装业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 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研究与发展领域的突出优势，不仅将加剧其产业向国外转移的过程，并且也将以具有较大接纳能力的市场，作为其转移的目标。在这个发展趋势中，中国将成为未来高技术产业结构转移的主要目标。其次，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具有成熟技术的产业，也将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对外加工贸易将会获得进一步发展，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建筑等支柱产业，以及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核能、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均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 像日本与韩国等国家一样，我国的加工贸易今后必将经历一个从初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在加工贸易内涵、市场营销和科研开发等环节，不断优化和升级。实现这个转变，需要一系列政策保障，特别是外贸制度与政策环境面临重大抉择。其中国有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经营机制难以适应 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自主技术开发能力和国际市场营销能力极为薄弱的状况，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外贸体制改革以及我国加入WTO后，关税壁垒的逐步减让，关系到为一般贸易创造便捷、高效的政策环境，是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变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在保持现行加工贸易政策稳定性、连续性的基础上，尽快完善加工贸易的政策，加强监管力度，最大限度地遏制走私现象。 军工企业在这种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只有加快经营机制的转变，抓住日益增多的国际机遇，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加工贸易，从而增强国际竞争能力，争取给企业带来新的转机。如能在对外加工贸易中崭露头角，那么在我国加入WTO后，便能面对更多、更为激烈的国际大市场，使企业的军转民和民品开发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 老挝 对外贸易 经济增长 贸易开放度 贸易成本
一、引言
1.1 选题的意义
通过对外贸易合作，国与国之间和地区与地区之间可以调剂余缺，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获得比较好的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也是世界各国普遍乐于接受的形式，易于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实施起来也比较简单容易，便于克服目前存在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各种障碍。
本文是在经济全球化、老挝正式加入东盟的背景下，研究开放经济系统中对外贸易对老挝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更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1.2 本文的创新点研究内容的创新
本文研究老挝加入WTO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目前的文献中，系统的论述老挝加入WTO对外贸易结构提升关系还很少。现有的资料只介绍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没有在结构提升的因素中分析到对外贸易的贡献，而且据本人查找的资料来看还没有看到运用系统理论和计量工具研究此问题。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老挝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技术水平落后，资金短缺，对外贸易结构不合理等因素，经济改革后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那么，对外贸易是否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实行对外开放是否有利于老挝经济长期发展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老挝加入WTO对老挝外贸结构提升是具有实际意义的。
二、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贸易结构的问题即一个国家或地区怎样间小同国家出口小同产品拉动本国经济增长，又应当从哪些国家进口何种产品以增进本国福利，更好地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论到当代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都在为各国间的贸易活动寻求适当的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然而贸易结构优化与优化贸易结构是不同的。前者从静态角度出发，强调利用现存资源，强化现存结构的作用；后者则从发展的角度出发，要求改变现存的结构。
有关学者从老挝国情以及CAFTA建立后的客观情况出发，重点研究老挝与中国在CAFTA合作框架下的经济合作共同面对的机遇与挑战，并针对两国如何推动经贸发展、加强合作、最终实现共赢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由以上综述可以看出，对老挝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解决老挝国内资本不足的问题，并由此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但并未对引进外资后优先发展哪些行业做详细的研究，本文就在对加入WTO的老挝对外贸易结构分析的基础上为老挝贸易结构优化与产业发展提出建议。
三、老挝加入WTO前后对外贸易结构分析
老挝经济体制改革前的对外贸易政策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垄断的保护贸易，以高度集中和行政管理为主为主要特征。该贸易体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面临西方国家经济封锁、资源严重短缺、国民经济函待恢复的种种问题时，传统的社会主义贸易体制有利于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有计划的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稳定国内市场，并有效地控制进出口水平。但是随着老挝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展，国际环境的变化，这种贸易体制的历史使命逐步完成，弊端口益突出，例如，计划经济不利于社会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对外贸易经济作用的发挥受到传统体制的严重束缚，并阻碍了对外贸易及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因而，老挝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一方面，鼓励出口，利用外商投资涉及到进出口贸易活动，另一方面，利用引进外资和技术，同样需要扩大出口创汇为技术引进规模的扩大提供资金支持，技术引进作为进口贸易的组成部分，势必要求降低对进口贸易的限制程度。对外贸易是其它所有对外经济交流活动的基础，因而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不仅决定着对外贸易发展的规模和水平，而且对其它各项对外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对传统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老挝的对外开放包括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和技术、对外实行工程承包招标等诸多内容。
四、对策与建议
老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强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扩大农业生产、鼓励工业发展等措施，基本上保证了经济稳定增长。但是长期以来，老挝的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在东南亚国家中属于较为贫穷的国家，工业相对落后，90%以上的生活制成品和生产资料需要进口，出口贸易也非常落后。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虽然进出口贸易的绝对量都有一定的增长，但贸易结构并未得到很好的优化，出口逆差长期存在。因此，老挝需要对目前实施的对外贸易战略作根本的反思，应以促进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为中心来构建老挝新的对外贸易战略，使老挝的对外贸易战略逐渐从原材料和资源型产品出口贸易转到产品加工贸易的轨道上来。
另一方面，要更多的引进外资，与世界接轨。积极高效的利用外资，不仅可以加速本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促进产品生产和出口，同时也可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增加引进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制定相关完善政策，特别是增强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对外资引进的支持力度。如，针对引进外资，培养知识技术型人才；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良好的环境，给予较多的优惠；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提高需要高新技术的工业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并加强实施，为技术贸易创造安全的环境；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益，从提高吸收能力和促进技术扩散两方面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等。
五、结论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加入WTO对老挝外贸结构的提升作用，并对此进行国际比较分析。本文以贸易结构理论和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理论为指导，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理论研究成果，对老挝近些年的对外贸易结构及其发展趋势做了研究。
老挝的主要进出口贸易国都是泰国、老挝和越南，这三个国家与老挝邻国，地理位置相近，但占老挝贸易总量比重过大，不利于老挝扩大世界市场。因此老挝应多申请加入贸易组织，扩大贸易国范围，与贸易国保持良好的国际关系，为贸易市场的扩大打好基础。第三章在对老挝对外贸易产品技术结构分析的过程中，才有用了贸易品技术水平分析法和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分析方法。总体上来看，老挝的进口商品的技术水平要高于其出口商品的技术水平，老挝的出口商品的技术复杂度水平也较低，这进一步反映出了老挝工业基础薄弱，且近些年尚未得到良好的发展。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优化老挝贸易技术结构方面，老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老挝政府在一边鼓励出口的同时要大力发展本国工业，提高工业技术，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进而扩大出口，优化出口结构。另一方面要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制度设计增强外商投资的资金技术吸收利用率，优化本国的产业结构。另外，老挝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实行科教兴国战略，多培养高科技和经济类人才，增加科技研发的资金投入，为本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服务。
总之，优化对外贸易技术结构有利于老挝外贸市场的扩大、贸易总量的增加和工业品出口创汇能力的增强，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在优化贸易结构的时候也要根据老挝的国情，选择好行业，做好发展规划，提高资本、技术、人力的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
[1] Sanjaya Lall， John Weiss and Jinkang Zhang. The‘Sophistication' Of Exports：A New Measure Of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2005，123（1）.
[2] 祝树金.出口品技术水平的决定性因素：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证据.世界经济，2010，（4）：28一46.
【论文摘要】 本文通过单位根和协整检验对我国加工贸易产生顺差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从出口方面探究了原因。文章表明我国加工贸易出口额年年增长主要源于我国低廉的劳动力价格，逐步降低的交易成本，以及近年来外商投资的不断引入。通过实证表明长期中出口与劳动力工资负相关，与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投资额呈正相关；并且在短期，加工贸易出口呈现出明显的惯性。 【论文关键词】 加工贸易 单位根 协整 一、引言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商品进出口连续5年快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8%，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巨额顺差的问题引起了世界的关注。2006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额为5103.84 亿美元，进口额为3214.96亿美元，顺差达到了1888.8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2.6%。2006年加工贸易顺差额占全部对外贸易顺差额的106.43%，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由加工贸易顺差问题所引起，加工贸易顺差是我国贸易顺差的首要来源。 本文主要分析加工贸易顺差状况，基于以下三点考虑，首先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间的要素转移迅速增加，特别是国际经济中产业内贸易比重迅速上升和大量产生的跨国公司经营活动对国际间的加工贸易活动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加工贸易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并且加工贸易顺差为对外贸易顺差的最主要部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对加工贸易分析清楚了，整个对外贸易的情况也就更容易理解了。第二，是由加工贸易的特点决定的，加工贸易的特点在于“两头在外，中间在内”，加工贸易是由“进口原材料－加工生产－出口产成品”三个环节组成的有机整体，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成为加工贸易。因此加工贸易只是在中国加工生产，其两端都是外币主要由美元计价，这样就规避了汇率波动的影响。第三，外资在加工贸易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虽然自1995年开始，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占全部加工贸易出口比重有所下滑，但比重基本维持在80%左右。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将其生长过程外包出来，我国凭借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拿到了国外厂商的外包，通过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获得价值链最低端的那么一丁点收益，同时，还要背负巨额贸易顺差的“恶名”。 二、文献回顾 近年来众多国内外学者对于我国贸易顺差的成因问题都有论述。张薇，陈仲常(2005）指出我国巨额的贸易顺差一方面来源于不断涌入国内的外商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则源于我国廉价的劳动力，从比较优势理论角度分析了我国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对于我国商品贸易顺差的贡献。但是，文章同时指出这种仅仅依靠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来促进贸易的手法是不利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稳定健康的发展的。张曙光（2005）在分析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长短期压力的同时测度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函数和进出口函数及其汇率弹性，估算了不同幅度汇率升值的成本，主要包括引进外资和出口贸易减少的数量，以及由此带来的GDP 和就业人数减少的规模。文中发现汇率升值对进出口额具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在三个季度后下降了一半以上，七个季度以后近于消失。这从一定程度上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进出口的影响，从汇率的角度上分析了贸易顺差的成因。 陈继勇、刘威（2006）指出我国贸易顺差激增源于以下几点：首先，投资需求的减少和消费的有效不足抑制了进口；其次，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使得加工贸易在我国发展迅速，间接扩大了我国出口贸易规模，从而贸易顺差“虚增”；最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外出口对我国贸易顺差的迅速提高也产生了做用。胡吉嵘（2007）指出我国的顺差产生的原因除了别国转嫁和消费品进口偏少之外，还源于我国对于一些产业先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产出的效益。汽车、钢铁等产业初步完成了进口替代的过程，使得我们国家对这些产品的进口大幅度减少。同时，国内市场对于先期发展的一些产业产能已经趋于饱和，使得这些产品不得不出口，从而扩大了顺差。此外，文中还指出我国丰富的劳动力储备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也加速了国外制造业向我国的转移，促进了出口的快速发展。 上述论文着重分析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原因，主要表现在理论逻辑阐述方面，很少有实证检验，而且专门分析加工贸易顺差的论文极少。本文重点对产生加工贸易顺差一些原因进行实证分析，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产生加工贸易的因素，以期为中国解决贸易失衡提供一些思路。 三、中国加工贸易顺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劳动力成本、交易成本和跨国公司投资作为实证分析的变量，研究它们对加工贸易顺差额的影响。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 择从1981年到2006年的时间序列。由于早期的加工贸易为逆差，如果选择加工贸易净出口作为因变量，该变量就不能对数化，于是很难消除误差项的自相关现象。为了能够对模型中的变量对数化，本文采用加工贸易出口额作为因变量，分析它与劳动力成本、交易成本和跨国公司投资的关系，得出影响加工贸易顺差的效应。加工贸易出口(PTE)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劳动力成本选取制造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wage)加以度量，交易成本选取公路里程(road)加以表示，跨国公司投资以外商直接投资(FDI)签订利用外资协议金额代表，这三列数据均来自中金网数据库。本文运用EViews3.1进行分析。 1.单位根检验 对各变量及其差分变量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由表1可知，在给定的检验类型(c，t，k)下，lnPTE、lnPTI、lnroad是二阶单整I(2)序列，lnwage、lnFDI为一阶单整I(1)序列。由于lnroad为二阶单整，和lnPTE同阶单整，所以lnPTE与lnroad、lnwage、lnFDI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同理lnPTI与lnroad、lnwage、lnFDI之间也可能存在协整关系这样。下面就对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作进一步的检验。 表1 平稳性检验结果 注:检验类型(c，t，k)分别表示ADF检验中是否会有常数项、时间趋势项以及滞后阶数为k，*表示1％显著水平 2.协整检验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2）表明，lnPTE与lnroad、lnwage、ln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为 这表明在长期lnPTE和lnroad之间正相关，lnPTE和lnwage之间负相关，lnPTE和lnFDI之间正相关。协正方程的系数说明，公里里程每增加1%，会促进加工贸易出口增加4.2989%；工资每增加1%，加工贸易出口减少8.8378%；FDI的引入每增加1％，加工贸易出口增加5.3876%。三个因素都对加工贸易有显著影响。 表2 Johansen协整性检验结果 3.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方程式(1)的残差项ECM，建立下列误差修正模型。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时，首先需要选择每一个变量的滞后长度，本文使用Hendry的从一般到个别的建模方法。一开始，每个变量滞后2期，然后，删除那些不显著的滞后期，获得最终的简洁形式模型(2)。误差修正项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在误差修正模型(1)中，差分项反映的是短期波动的影响。加工贸易出口额的短期变化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前期的加工贸易出口额变化对本期的加工贸易出口额变化有的影响，即：加工贸易出口有一种惯性，本期的出口额会促进下期的出口；另一部分是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误差修正项系数表明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当变量偏离长期平衡时，0.96%的偏离均衡部分会在一年之内得以修正。 四、政策建议 1.区分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加工贸易产品的技术含量 开展加工贸易是现阶段与外资合作，吸引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形式。通过对外商投资的利用，可以减少资源和资金的约束，推动企业与国际接轨，增加出口的各种渠道，将国内生产的产品打人国际市场。而且，随着外资进人水平和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加工贸易产品档次、技术含量也在提高，所以，它对推动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技术进步均有促进作用。在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中所占比重更大，而且外商独资的来料加工贸易发展趋势增强。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外销渠道和市场均优于国内企 业。未来我国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主动权将主要掌握在外资企业手里，其发展战略势必影响我国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方向。从国际生产布局和技术周期来看，电信、电脑等高科技产品的硬件制造都实现标准化生产，逐步从发达国家转移出来，我们必须引导外商对我国进行高技术含量的投资，争取使我国尽早介入到国际化生产链条中附加值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环节，以跟随世界工业技术和产品的发展趋势，使整体加工贸易产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通过提高技术含量，可以减少贸易顺差额，又可以分享更多的贸易附加值。 2.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减少交易成本 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于中国的贸易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的铁路、公路的发展非常迅速，铁路已经第四次大提速，高速公路的里程已居世界前列。基础设施作为硬件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外资的投入，国家应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引导外资的合理转移。适国际产业的转移，在中国内部形成合理的区域布局，减少加工贸易的数量，增加加工贸易的质量。 3.积极完善产业配套能力，加快产业链条的延伸 配套产业发展是加工贸易带动当地产业成长、实现产业升级换代的基础。为此，我国需要充分利用和不断提高当地企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加快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积极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为配套产业的快速增长提供微观主体。最终带动中国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出口，延伸加工贸易在中国的产业链条。这可以通过改革关税制度，逐步降低制成品关税，减少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的税收差异； 改革海关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率，为深加工结转提供便利条件；完善出门退税政策，缩短退税时间，减少退税环节。今后还要加快培育能为大型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配套的各类中小企业，逐步实现产品的配套与服务的配套，尽快融人跨国公司的生产链
本文的目的在于甄别关于我国贸易顺差成因的“储蓄论”与“产品内分工论”。我们 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验证储蓄和贸易顺差的关系,计量结果并不能支持储蓄论,此外我国 贸易顺差的地区结构也是储蓄论无法解释的。文章认为国际产品内分工以及我国特殊的二元 经济结构是贸易顺差形成的重要原因,并指出传统的政策工具在调节贸易顺差上的无效性。
[关键词] 贸易顺差 产品内分工 储蓄论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6-0055-06
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金融学教科书还在讨论国际收支逆差的危害以及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的时候,中国的 国际收支顺差极其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问题却成为令官方以及学界最头疼的难题之一。在构 成我国国际收支顺差的诸多项目中,贸易顺差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贸易顺差的成因及其福 利影响成为近期国内国际经济领域研究的热点。
对于贸易顺差的成因,较为流行的观点有四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贸易顺差产生的原因是 我国政府对汇率的人为操控。通过低估汇率提高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形成 持续的贸易顺差。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实行“奖出限入”的贸易政策,通过各种手段鼓励出 口限制进口,实现持续的贸易差额。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持续的贸易顺差产生的原因是国际 分工的变化。国际分工正在从产品分工发展到中间产品生产环节上的分工,由于中国特定的 劳动力成本优势,众多的企业通过产品在中国加工再出口的方式提高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对于中国来说则形成了正的净出口。[1]第四种观点认为贸易顺差这种外部失衡是 因为我国内部 的储蓄过度引起的。近年来我国国内的储蓄率呈稳步攀升之势,这种增长的储蓄在不能形成 投资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向世界出口的方式来完成。
关于汇率的观点已经得到不少实证研究的证伪,这些经验研究显示我国的贸易顺差对无论是 真实汇率还是名义汇率都不敏感。关于商业政策的观点也受到一些证据的反驳,这些证据认 为既然我国实行统一的商业政策,那必然对各国的贸易都会形成顺差,而实际上我国对亚洲 的贸易伙伴一直是逆差。后两种观点得到较多的认同(Feenstra等人,1998;李稻葵、李丹 宁,2006;余永定、覃东海,2006)。对于储蓄过度论,存在这样的疑问:根据国民收入恒 等式,储蓄减去投资必然等于净出口。那么存在不存在这样的可能?在储蓄率稳定的情况下 ,大量外资流入中国开展加工贸易,形成净出口,而表现在国民收入恒等式中储蓄则会增加 ,形成所谓的储蓄过度?不同的成因所蕴涵的福利变化以及政策含义是不同的,本文的目的 在于甄别储蓄过度论和产品内分工论。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贸易顺差的结 构,讨论有关贸易顺差的特征事实;第三部分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储蓄论进行验证,并讨 论与储蓄论不相吻合的我国贸易顺差的地区结构;第四部分讨论产品内分工背景下贸易顺差 的特点;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贸易顺差的特征事实
仅从国际收支平衡表来分析中国的贸易顺差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贸易顺差并不是出口大于 进口那么简单。与世界经济史上美国、日本、德国早期所发生的持续的贸易顺差相比,至少 有两个方面不同,一是全球化的背景发生了变化,这其中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近年来出现的 国际产品内部分工都是以前的世界经济所不具备的;二是中国的贸易顺差是作为一个发展中 国家产生的,持续的贸易顺差与对外放款是等价的,一个资本匮乏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持续对 外贷款也颠覆了发展经济学的教义,因为在发展经济学那里,发展中国家常常表现为投资缺 口和外汇缺口双重的资金缺口压力。这两个方面的差异说明绝不能套用教科书上对贸易顺差 的分析。我国贸易顺差表现出两个与众不同的特征事实:一是我国的贸易顺差中加工贸易顺 差占很大比例,二是外商投资企业产生大量的贸易顺差。
1.一般贸易顺差与加工贸易顺差
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个渐进式的过程。为了不至于一下子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大的冲击,鼓励 在沿海开放地区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贸易政策,这种政策安排类似于出口加工区 ,为加工贸易的发展埋下了政策伏笔。我国的这种政策安排同时适应了国际上发达国家的贸 易政策安排。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开始 考虑把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2]顺应这一潮 流,美国1963
年开始实行所谓“生产分享项目”(Production sharing scheme),通过特殊免税措施( Tariff provision)来鼓励某些生产工序分散到其他国家进行。这一政策的关键内容,是对 在国外全部或部分利用美国出口部件和某些中间产品组装的产品,在经过国外加工环节返回 美国时,可以享受减免关税待遇(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1996)。这是发达国家较早实行 的鼓励加工贸易政策之一,并促进了美国企业把它们产品的组装工序转移到邻国进行[ 3]。类 似政策在欧盟称为“外向加工贸易”(Outward processing trade:OPT),又称为“外向 加工流通”(Outward processing traffic)或“外向加工救助安排”(Outward processi ng relief arrangements)等(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1996)。这种政府间的政策安排在客观上推动了国际分工从产品分工向产品内部生产环节的分工演变 ,我国把这种产品内分工产生的贸易称为“加工贸易”,由于产品内分工需要在每个生产环 节实现增值,对于承接中间环节加工的国家来说,特别容易形成贸易顺差。图1显示20世纪9 0年代以来,我国不同贸易方式的贸易顺差都得到快速的发展,90年代中后期以后,加工贸 易顺差迅速超过一般贸易顺差(图中分别以Process和Ordinary表示)。图2给出了两种贸易 方式所形成的贸易顺差在总的顺差中的比例,加工贸易在顺差中的贡献呈不断加大之势,而 一般贸易顺差在顺差中的比例呈下降之势,近几年来,这种状况似乎正在得到扭转,一般贸 易顺差的比重开始上升,这是否是一个转折点还需要观察[4],但从总体上看,加 工贸易对顺差的贡献要大于一般贸易。
2.外商投资企业贸易顺差
我国的开放政策除了鼓励对外贸易外,对外资的流入也采取欢迎的态度,设立诸多优惠条件 甚至是给予“超国民待遇”以吸引外资的流入。在国际产品内分工的背景下,这些流入资本 的目的和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所揭示的不同,它们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要抢占一国的市场, 而是要充分享受东道国的“比较优势”。随着贸易量的不断增加,其间的中间品贸易也不断 增加。由于中间品贸易规模的扩大导致中间品市场交易成本的下降,协调中间品生产所需要 的努力减少,这将进一步吸引资本流入。因为跨国企业发现,通过对外投资来取得对中间品 生产的控制,尽管在地理距离上变得更加遥远,但由于各国之间巨大的禀赋差异,而且协调 成本不断降低,跨国企业将取得更大的利润。
如图3所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外资企业所形成的贸易顺差(图中以Foreign表 示)在总贸易顺差中的比例不断上升,而内资企业所形成的贸易顺差(图中以Domestic表示 )在总顺差中的比例不断下降,在图形上形成“剪刀”状,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因为越来越多 的外资流入导致外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增加速度远快于内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增长速度。
我国贸易顺差的这两个特点都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有关,这两个特点支持产品内分工论。对于 储蓄论,这两个特点并不能给予鉴别。
对储蓄论的验证
储蓄论的观点在理论论证上多从国民收入恒等式出发,推导出经常项目差额是储蓄大于投资 的结果。假如一国在储蓄率稳定的状况下设立出口加工区,就会出现在真实储蓄不变情况下 贸易顺差增加的情形。实际上我国的贸易安排类似出口加工区,我们有理由猜测是否是由于 贸易顺差增加反映到国民收入恒等式上的储蓄增加。我们从两个方面验证这个猜测,先从统 计意义上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检查储蓄和贸易顺差的关系,第二从地区结构上观察贸易顺 差。
1.储蓄与贸易顺差关系的格兰杰因果性检验
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取1978―2006年的储蓄和贸易顺差数据,首先对两个序列进行单位 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两个序列均不是平稳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序列变得平稳,这样我们 对储蓄和贸易顺差的差分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其含义是两个变量的变化之间的相互关 系。
对两个变量的差分序列的格兰杰因果性检验见表1。格兰杰因果性检验对滞后期的选择十分 敏感,对于年度变量并且是差分序列选择6期滞后应该足够。如表1所示,不同的滞后期结果 有所不同,究竟哪个滞后长度最为合理一般从两个方面进行筛选,一个是从统计意义上的AI C准则上进行选择,选择小的AIC值那个,另一个是从经济意义上进行选择。从AIC准则上看 ,检验贸易顺差的变化(在表1中以Surplus表示)是否是储蓄变化(在表1中以S表示)的因 的检验方程随着滞后长度的增加AIC值相应增加,表明2期滞后最为合理,检验的结果是贸易 顺差的变化不是储蓄变化的因的原假设被拒绝,也就是贸易顺差的变化在格兰杰意义上引起 储蓄变化。检验储蓄变化是否是贸易顺差变化的因的检验方程则选择4期滞后AIC值最小,表 示储蓄的变化在格兰杰意义上引起贸易顺差变化。
再看经济意义上的选择。尽管格兰杰因果性检验试图包含一切的过去信息,但难以理解对于 差分变量的年度数据会需要3年以上才发生影响。我们认为选择2～3期较为合理。意味着是 贸易顺差的变化引起储蓄的变化。
当然我们不能贸然下结论,认为我国的贸易顺差不是因为近年来储蓄的提高引起的,因为格 兰 杰因果性检验理论本身也是有缺陷的。但格兰杰因果性检验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信息:可能是 我国贸易顺差的变化引起恒等式上储蓄的变化。
2.贸易顺差的地区结构
仅仅从总量上来看并不足以观察我国的贸易顺差的独特性,我国对外开放的渐进性导致各个 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是不同的。沿海少数地区的对外贸易占总贸易的绝大多数,同时贸易顺 差也是由这些地区完成的。图4给出了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的地区结构,沿海地区的省份广 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对总的贸易顺差给予了很高的贡献,而多数中西部地区是贸 易逆差。2006年以外的其他年份也呈现同样的特点。
储蓄论对于这样的地区差异是无法解释的。尽管我国各地区间存在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但消 费模式不可能有很大差异,或者说各地区间贸易顺差的差异已经远远超过储蓄论所能解释的 范围。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看,如果储蓄率意外上升超过了国内投资,必然会造成顺差的增加 ,但顺差的增加并不必然是储蓄率上升的结果;反之,顺差的增加可能会表现为国民收入恒 等式上储蓄的增加。
产品内分工与我国的贸易顺差
从以上所展现的我国贸易顺差的两个特征事实以及我们对储蓄论的验证,可以比较有把握地 认为,国际产品内分工是导致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增加的最重要原因。在本部分我们尝试讨论 其在我国形成的特殊机理,并初步讨论传统的政策工具在应对产品内分工情况下贸易顺差的 困难。
1.我国贸易顺差形成的特殊机理
我国沿海地区形成的贸易顺差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部分,这些地方形成的顺差有其特殊性 。如果仅从资源禀赋上看,沿海地区与内地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然而要素的流入改变了这个 地方的禀赋结构。这其中包括国外资本要素的流入和中西部地区流入的劳动力要素,这两种 流入的要素与当地的要素相结合开展加工贸易。要素流入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我国的对外 开放政策吸引了国外的投资,流入的外资提高了当地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高工资吸引了内地 的劳动力向沿海地区流动,并且由于我国长期二元经济结构所形成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对 工资增长的压制,以及先入企业的成功示范,沿海地区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国外资金流入。大 量的证据表明,我国沿海这种加工贸易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较弱,其目的主要是利用我国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其产品面对的是国际市场,这种通过进口、加工、再出口的生产模式必 然会形成贸易顺差。可以说,我国持续的贸易顺差是产品内分工背景下我国劳动力在国际市 场竞争力的集中体现。
这种特殊的生产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贸易模式对于参与各方来说应该是多赢的。对于发达国 家来说,由于技术的进步导致产品生产可以打破地理上的限制,就使其在国内所面临的日益 昂贵的劳动力成本的压力得到缓解,同样的生产环节安排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大大节约了成本 ,也使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大大提高,发达国家实际上在享受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 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短期内由于滞留在农业上的大量“隐性失业”人口的 就业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可以说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水平。至于长期的影响,有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我国加工贸易只能换取可怜的加工费,赚的都是血汗钱,实际上这种观 点是不客观的,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没能彻底转换、市场机制还不能有效形成的情况下,很 难想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农业隐性失业问题的机制和方法。应该看到,我国的农业人口在参 与加工贸易的过程中将得到一种自然的培训,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得到技术的自然积累,这 都为我国经济在长期向更高级别的经济转变奠定了基础。
2.传统政策工具的困难
汇率手段失效。在传统的国际金融理论中,在资本项目不开放的情况下,汇率的自动调节可 以使贸易差额趋向平衡。在产品内分工的背景下,汇率的变化则不能再有效调节“加工贸易 ”顺差,汇率的升值导致出口产品价格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出口,但汇率的升值 导致进口价格的下降,这就意味着“加工贸易”生产成本的下降,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升值对 出口的抑制作用。[5]
商业政策失效。当一国面临贸易顺差时,传统商业政策调节方法是通过关税、非关税等贸易 壁垒下降,加大进口来实现的。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商业政策有可能取得相反的效果。[6]关 税、非关税等壁垒下降,这意味着加工贸易生产成本下降,进口扩张,由于进口的目的是出 口,因此同时引起出口的扩张以及更多的贸易顺差。
总之,传统的政策手段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的效果与产品分工时代有很大不同,在实践中应 该审慎使用。
结论
本文的目的在于甄别关于我国贸易顺差成因的“储蓄论”和“产品内分工论”。本文研究发 现,我国的贸易顺差呈现这样的三个特点:一是加工贸易顺差构成顺差的大部分,二是外资 企业贸易顺差构成顺差的大部分,三是沿海地区少数省份的贸易顺差构成顺差的大部分。三 个特点均支持产品内分工论,其中第三个特点是储蓄论所不能解释的,此外我们还采用格兰 杰因果检验来验证储蓄和贸易顺差的关系,计量结果并不能支持储蓄论。文章进一步分析了 产品内分工背景下贸易顺差形成的特殊机理,并指出传统的政策工具在调节贸易顺差上的无 效性。
注释:
[1]崇曦农,刘晶.我国贸易顺差可持续性的实证分析――基于要素价格的解释.现代经 济探讨,2008(12)
[2]王应贵.美国制造业外包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对应关系。现代经济探讨,2008(5)
[3]这一项目也被称为OAP (offshore assembly program),又被称为9802条款。在1989年 以前,美国还没有采用关税协调制度(Harmonized System),这一计划被称为806/807条款 。
[4]而恰恰近几年我国的加工贸易的政策有所调整,从大力支持到有所限制。当然,政策 效果同样需要观察。
关键词：加工贸易；产业升级；自主创新；外资引入；要素禀赋
一、 前言
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是和改革开放密不可分的，1979年后，中国的加工贸易大体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1986年，我国形成了加工贸易的雏形，即“三来一补”的贸易方式。87年至95年我国加工贸易快速发展，主要采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贸易方式。96年至今，加工贸易则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加工贸易的迅猛发展不仅使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也得到了加强，贸易结构也随之改变。
二、 我国加工贸易产业升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结合学者们的研究，总结出我国加工贸易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技术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投入和要素禀赋等因素。
（一） 变量选取
选取1985-2015共3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因为85年之后我国加工贸易发展速度加快，贸易方式逐渐成熟，对我国加工贸易情况具有较高代表性。选取加工贸易增值率ICR 用作反映加工贸易产业升级水平的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ICR= （pex-pim）/pim（1）
1、技术水平（TECH）
使用我国历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作为衡量技术水平的标准。
2、外商直接投资（FDI）
由于近年来我国改变统计口径，不再统计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额，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于是本文使用历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占中国G D P 的比重表示外商直接投资这一变量。
3、劳动力投入（Labor input）
使用加工贸易产业职工数与全体职工数的比率，本文由于数据获得性的问题，使用制造业职工数代替加工贸易产业职工数，将其与全体职工数的比率作为衡量劳动力投入的尺度。
4、要素禀赋（factor endowment）
本文要素主要选取劳动力要素和物质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的禀赋（LE）采用劳动者报酬法来衡量，即使用加工贸易产业的员工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来作为衡量要动力要素禀赋的指标。物质资本要素禀赋（KE）的衡量则采取王璇、秦茜茜（2005）的方法作为衡量指标。
5、其他因素
①贸易开放度（Trade Openness）
贸易开放度是一个衡量一国某年进出口贸易金额在该国当年GDP总额中占多大比重的概念，本文使用一个被大家广泛使用的衡量尺度，其表达公式是 ：
贸易开放度 = Mi+Xi/GDPi（2）
公式中 Mi为我国某年的进口总值， Xi为我国某年的出口总值， GDPi 为我国某年的GDP总值。
②产业基础
使用历年加工贸易产业的进出口总额占所有贸易总额的比重来衡量。
（二）模型构建
于是，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ICR=η+αLE+βLI+γTECH+δFDI+εK+ut（3）
其中α、β、γ、δ、ε为系数，η为常量，即线性方程的截距，u为扰动项。
在进行线性回归时，选择有截距的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得到结果如下：
ICR=-7.533+1.26LE+ 8.567LI+1.65TECH-13.509FDI+0.708K
三、 结果分析
第一，在我国绝大多数的外商直接投资依然集中于处于产业链结构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加工。虽然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经济也随之快速增长，但是，我国的加工贸易依然是一种“贫困型”的增长模式。过高的贸易开放度以及大量的不经筛选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反而会抑制了加工贸易结构的升级。
第二，劳动力投入对劳动力投入也对加工贸易结构升级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我国近些年来，随着工资的上涨，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于是为产业节约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有利于产业链的延伸，进而促进加工贸易结构的改变。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投入对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正效应超过了负效应。
第三，加工贸易产业员工的平均工资增长率对加工贸易产业升级有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据此，加工贸易企业可以通过适当提高员工的工资增长率来作为促进产业链的延伸，加快产业升级的一个途径。
第四，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该国的要素禀赋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进而使该国所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发生变化，从而使得该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贸易结构发生变化。由此可见，我国的加工贸易结构升级随着资本要素禀赋的加强而增加。
第五，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加工贸易产业链得以延伸，促进加工贸易产业升级。因此，加工贸易企业可以将适当增加技术投入作为促进产业链的延伸，加快产业升级的一个途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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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序贸易；外包；规模经济；不完全合约
中图分类号：F74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4－0057－05
收稿日期：2010－04－01
全球分工细化使得国际贸易模式不断发生着变化，贸易的对象已经从产品层面深入到了工序层面，探寻工序贸易动因、模式及其利益分配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前沿课题。本文试图在梳理近期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回答这些理论问题，并与传统一般贸易理论作简要对比分析。
一、工序贸易的基础和动因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有关制针的经典描述为工序和劳动分工给出了一个鲜活的概念。自斯密时代开始，随着运输和通讯成本的降低，生产流程的专业化分工不再局限于企业内部。从18世纪60年代到如今的200多年时间里，国际分工经历了由产业间国际分工到产业内国际分工，再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历程，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也由完全制成品转向半成品甚至是生产工序之间的交换。特别在20世纪末，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国际分工的深化，国际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新现象，即产品制造过程中包含的不同工序和环节被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从而形成了以工序、环节为对象的新型国际分工形态。Grossman等(2008)为此提出了工序贸易(trading tasks)的概念，是把生产过程看作一系列连续的工序(tasks)，发达国家可以把一部分工序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它通常表现为指跨国公司将价值链中的低端流程分包给国外的第三方公司，然后再通过贸易完成生产链工序的全过程，应该说它是处于内部化交易与市场化交易之间的一种商业关系。
近年来的文献表明，工序贸易的研究框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标准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下推进。另一类是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信息经济学和跨国公司理论融入贸易理论的全球生产组织理论，在阐述国际贸易理论时，大都从微观的角度，研究当代国际贸易主体跨国公司的投资选择和贸易方式，包括跨国公司纵向一体化生产与外包投资方式选择以及世界贸易模式的转变等，并由此展开一系列有关贸易发展和包括产业转移在内的经济全球化问题的探讨。
(一)生产国际化、分散化和贸易垂直化：规模经济视角
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假定存在两个具有相同消费者偏好和生产技术的国家，经济体之间不可能产生国际贸易(只有劳动一种投入，从而排除了要素禀赋差异的可能)。但根据克鲁格曼的报酬递增模型，每个国家都可以从国际贸易中得到好处，并改进每个国家的福利水平。他对这个模型的一般化扩展也表明，“一个国家可以出口它具有较大国内市场份额的产品”这个观点是有一定理论依据的。这一结论为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提供了简洁而令人信服的证据。
而杨小凯(2001)等经济学家从分工和专业化角度对新型的国际垂直分工与工序贸易形式做出了很好的解释，他沿着斯密“市场范围限制分工”的观点，将消费者和生产者合二为一，并用数学将这些思想加以形式化，形成了国际贸易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随着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会不断提高，较高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必须和较大的市场容量相适应，而国际贸易可以使得市场的容量有效扩大。因此，随着国际间交易效率的提高，国际贸易就会自发形成。不仅如此，不断拓宽的世界市场规模为分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提供了可能，国际贸易的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除了那些天然连续性的工序或者环节无法在空间上分割外，任何存在报酬递增的工序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被重新分布，从而出现了生产的国际化现象，即产品的中间投入品的生产实际上是在许多国家分工生产完成的。这就为解释生产国际化、分散化、贸易垂直化的缘由和趋势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分析框架。
从跨国企业生产角度看，我们知道生产国际化和相关要素的跨国流动受边际报酬高低的影响，它的本质是产业和产品在国际地理空间内分工的深化与特殊的区位优势(如地理优势、劳动力价格优势、投资环境优势、特定技术优势、人力资本优势等)相适应的结果。生产国际化的主要实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垂直型FDI的一体化形式，另一种是国际外包的不完全合约形式。跨国公司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本质上都是由市场规模扩大所引起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高，使不同的产品或生产工序在不同的区位进行专业化的生产。垂直型FDI跨国公司的相关生产定位于全球市场，这些跨国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从母公司或其他第三方进口中间投入品，生产的中间产品或产成品除了满足东道国消费需求外，还要出口到母国和其他第三方国家或地区，因此，这类投资有很强的贸易创造效应。而外包的贸易创造效应就更是显而易见，所以，市场规模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最终决定了分工和贸易的模式。
(二)从福特主义到温特尔主义：全球生产组织理论的回答
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生产发包主体的跨国公司面临着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顾客个性化要求的提高、企业竞争的加剧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强调垂直控制产业整体实物价值链的福特主义不能适应市场快速变化的要求。从跨国公司的产业组织结构和竞争模式的角度来看，福特主义属于追求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的垂直型结构，从产品的设计、制造到销售，以至售后服务，都是在同一个企业内部完成。这个过程中，虽然许多产品具有多节点的价值链，但企业都是以价值链的整体来竞争的，各价值节点对竞争结果影响不甚明显，特别是各价值节点还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因此，福特主义在全球生产外包活动中的典型代表依然是汽车工业。
而温特尔主义(Wintelism)生产模式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限，这种新型的国际生产模式在信息技术行业的全球化生产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根据定义，这种新型跨国生产体系是一个企业赖以进行的研发活动、产品设计、采购、加工、销售以及各种支援活动所构成的关系网络，这种网络曾经是由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和由此发生的内部贸易带动起来的，但现在更多的是依靠企业之间的协调，对于一个跨国企业而言，它的生产体系包括其子公司、分公司、
分包商、供应商、分销渠道、合资公司以及其他各类的合作安排。以前所有这些组织活动或者经营活动都是在一体化的跨国公司内部完成，现在的跨国公司生产体系令资源相对匮乏的中小型企业也能像大型企业那样进入全球化进程中。与传统的福特主义跨国公司相比，新型跨国生产体系的突出特征是跨国界企业之间的非股权合作关系，使价值创造过程的很大一部分都在主导企业之外完成，甚至整个企业的经营功能都可以通过外包的方式来实现，当然，由于主导企业控制着销售渠道、市场标准，价值的实现依然会控制在主导企业手中。由此看出，不完全控制的企业生产组织形式，自然成为工序贸易存在的微观基础。
二、不完全合约与工序贸易的模式选择
由于工序贸易理论兴起不久，对工序贸易模式的研究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代表性文献主要集中在运用不完全合约理论解释工序贸易的模式选择方面。
不完全合约是跨国公司进行工序贸易的主路径之一，以跨国公司所主导的贴牌生产(OEM)、许可经营等已经成为这种路径的重要方式。因此，研究跨国公司的工序贸易模式离不开合约理论。代表性的合约理论包括经典的委托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以及不完全合约理论。不完全合约理论一般是指由格罗斯曼、哈特以及哈特、摩尔所建立的GHM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交易费用尤其是专用性投资导致了合约的不完全性，其中专用性投资的可观察但不可证实的特性是导致合约不完全的主要原因。
Grossman等(2002)、Antras(2003)和Helpman等(2003)把Grossman－Hart－Moore不完全契约模型引入贸易理论，分析了跨国公司获取中间投入品的所有权安排问题。一般而言，相对依赖性较大的企业，会较愿意维持合作关系，也较容易接受合作伙伴所提出的要求与改变。而相对所有权较为独立的企业，会利用其优势地位要求合作伙伴接受改变。但这些研究在分析外包的区位选择时抽象了企业边界问题，在分析国际生产的企业边界时没有考虑贸易成本和市场规模差异。胡国恒(2004)以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和不完全契约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完全契约条件下的母国国内生产，不完全契约条件下的国际生产，构建了一个两阶段国际生产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把纵向生产结构中的所有权和区位问题统一起来，分析全球经济中贸易、投资和企业组织之间的关系，对国际生产体系的形成和演变机制予以完整的理论解释。模型表明分工结构是决定国际产业布局变动的基本因素，贸易自由化、规模经济和良好的契约环境是其重要的推动力量。
Feenstra(2004)、Hanson(2005)以加工企业的所有权和中间投入采购的归属为标准，将在中国大陆的跨国公司加工贸易模式分为四种，外方同时拥有所有权和采购权；中方拥有所有权，外方拥有采购权；外方拥有所有权，中方拥有采购权；中方同时拥有所有权和采购权。第一种生产模式的是外商独资企业，第二、三种为中外合资企业，第四种为非外资企业。Feenstra(2004)、Hanson(2005)通过建立博弈模型来说明跨国公司对这些贸易模式的选择。在完全合约下，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第一种模式，或者第四种模式。在不完全合约的条件下，跨国公司与加工企业将分治两项权力，但最为常见的是，跨国公司拥有所有权，而东道国企业得到中间投入品的购买权。这种分析方法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合资企业生产贸易模式有较强的解释力。
三、工序贸易的经济效应
(一)工序贸易的经济利益
尽管从表象上看，与传统的国际贸易形式相比，工序贸易是一种更为细致和发达的国际贸易形态。然而，从理论上讲，工序贸易并未超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适用范围，只要在传统贸易理论框架内加入当代国际分工条件，仍然可以用于解释产品不同工序间的国际分工。Grossman等(2008)构建了一个Trading Tasks模型，将交易成本变量和技术因素加入传统国际分工理论框架，建立了加入交易成本因素的“拓展李嘉图模型”和“拓展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从而将传统分工理论拓展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利益分析上。
工序贸易理论模型有两个假设，一是假设现有技术水平下各潜在任务之间具有不可替代性。二是假设部分加工贸易的运输仍需要费用。他们将需要较低技术水平的任务定义为“L－tasks”，较高技术水平的任务定义为“H－tasks”。发包国的跨国公司可以生产x和Y两种产品，其中x代表技术密集型产品，Y代表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于不同任务所需的要素数量关系可以表示为：aHx／aLx>aHy／aLy，并且规模报酬不变。
用w和w代表国内与国外的低技术水平工人工资，这种外包的工资关系就可以表达为
w=βt(I)w (1)
在完全竞争市场，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都应该不大于一单位这种商品的生产成本。一单位J产品的成本是四方面的总和，包括生产一单位产品所需国内(发包国)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任务外包给他国工人的工资、国内高技术任务中熟练工人的工资、其他生产要素的成本，表示为
pi≤wai(・)(1－I)+waLi(・)βt(i)di+saHi(・)+…，for j=x，y，
厂商选择将生产任务外包给国内低水平劳动工人时，可能会支付较低的工资水平，但也可能面l临着较高运输费用的问题。将(1)式代人，可得
pi≤wdLj(・)Ω(I)+saHj(・)+…for j=x，y
国内(发包国)要素市场，x、y代表着两个产业的产出，当市场上低技能劳动力出清时，每个厂商在国内完成L／1－I的任务。
那么对于低技能工人和熟练技术工人，就可以推出
aLx(・)x+aLy(・)y=L／1－I
aHx(・)x+aHy(・)y=H
通过以上几个基本等式，Grossman等(2006，2008)将任务外包的低成本效应分解为：(1)生产效率效应，相当于劳动所增加的效率提高，提高了低技能工人的工资；(2)相对价格效应，就是说外包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相对价格下降，从SS定理可知，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也会下降；(3)劳动力供给效应，外包相当于提高了低技能工人的劳动供给，他们被吸引到产业生产中去，尽管有可能减少他们的工资。这个模型第一次较为系统的解释了跨国公司进行离岸外包的现象。在同一文献所做的实证分析证明了上述效应的存在。
(二)工序贸易对工资水平的影响
发达国家的学者站在发包国的立场，更关注由工序贸易所改变的全球劳动力供求关系对发达国家工人失业率和工资水平的影响。Grosman等(2008)的研究发现，在关于外包的讨论中，不仅应该考虑新增海外工人对全球劳动力供应和发达国家总体福利的影响，还应考虑外包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另外两种经济效应。首先，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结果
造成劳动密集型商品价格下降，受全球新劳动力市场影响最大的发达国家低技能工人工资面临下行压力。第二个效应是生产率方面的：任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会降低企业成本，尤其是在更依赖于低技能工人的行业。那么，这些行业就会产生扩张的动机，低技能员工也会找到生产率和薪资更高的新工作。这两位经济学家估计，生产率效应主导着劳动力供给效应。也就是说，某些产业的转出不仅没有降低美国的薪资水平，实际上还抵消了中国和印度等大型新兴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带来的一些薪资降低效应。即便更高技能的工作任务成为贸易候选品，这些正面效应仍可能会存在。对于各级技能水平的美国员工而言，外包的性质类似于提高生产率和薪资水平的科技进步。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在工序贸易中得到提高。一是就业扩大所引起的收入提高效应。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目前的基础是劳动力丰富这个比较优势。因此，当中国处在为全世界生产劳动密集型的工序时，全世界的就业机会就或多或少转移到中国来，即使工资没有上涨，由于扩大了全社会的就业面，本身就会带来整体劳动者群体收入的提高。二是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工资增长效应。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任务，比发展中国家原有的产业需要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发展中国家所从事的生产任务中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度也比以前高了，这也相对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另外，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时，本身也会带动劳动力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转移，产生一种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实际上也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一旦生产率得到了提高，一方面通过产品价格下降，增加了低收入者的消费，扩大国内需求，从而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就业，另一方面也使企业具有了增加工资的物质条件，如果其他条件具备的话，工资水平也就自然得到了提高。
四、结论与前瞻
较之传统贸易理论，工序贸易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第一，研究对象和前提假定不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在研究国际分工与贸易的起因和模式时，均以最终产品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有关工序贸易的研究文献将研究视野由产品层面拓展到了工序层面。建立在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被用于国际垂直生产的分析时，同样将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等因素扩展到各个生产工序来考虑。这种调整使得贸易理论更贴近于现实，但也使该理论模型更加复杂化。第二，分工基础不同。传统理论认为，决定国际分工的根本因素是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而工序贸易理论认为，无论两个国家的禀赋差异如何，决定两个国家分工的根本原因在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别化。同时，科技进步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和贸易提供了可能，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政策也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分工的细化。第三，贸易的利益不同。建立在差别禀赋基础上的传统贸易模式是产品层面的贸易，其利益来源主要是各方现有差别优势的充分实现。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别化基础上的工序贸易模式是工序层面的贸易，其利益来源主要是规模经济在各个工序环节的充分实现和产品消费市场的扩大。此外，对于贸易经济效应的分析也更加微观化，主要集中在对参与国总体国民福利与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对国际间技术扩散的影响以及对世界贸易增长的影响等方面。从研究结论看，工序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其他几方面的经济效应分析均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在一般情况下工序贸易对参与国贸易利益、国际技术扩散与世界贸易增长有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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