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类学；发展历史；发展前景
一、人类学的发展历史
人类学的英文anthropology源于希腊语“人的学问”的复合含义。[1]关于人类学的思想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产生，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性的思考。人类学的相关思想产生久远，但人类一直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人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19世纪中叶。在较为流行的北美人类学的知识构架下，人类学主要包括生物或体质人类学（biological or physical anthropology）、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考古人类学（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和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或民族学（ethnology）[2]
西方人类学理论流派主要有进化论学派、传播论学派、历史学派、社会年刊学派、功能学派、结构主义学派、新进化论学派、文化相对学派、社会生物学派等。
进化论学派是19世纪中叶西方出现的第一个人类学派，其主要思想来源是当时较为流行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摩尔根、巴斯蒂安、巴霍芬、麦克伦南以及弗雷泽等人。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类学家，如拉伯克、马瑞特等。尽管这些进化论学派人类学家们彼此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都认同人类追求进步的心智和本质一致；社会文化进步的路线和阶段一致；社文化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一致。传播学派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出现的西方人类学流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拉策尔、格雷布纳、施密特等人。他们相信传播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认为文化的采借多于发明，他们主要是从传播的角度重构人类文化史。美国历史学派形成于20世纪初。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博厄斯及其弟子。该学派以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主张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张过早的作理论概括。该学派最重要的贡献是使文化相对论成为了人类学的共识。法国社会学年刊派形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涂尔干、莫斯、列维布留尔等人。该理论流派既是社会学派也是人类学派。其代表人物各有自己的研究侧重点。英国功能学派是20世纪20年代在英国形成的人类学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他们都强调文化是一个整体，研究文化应该首先研究文化的功能，同时都注重共时性研究。功能学派确立了现代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典范。结构主义学派诞生于20世纪40-50年代。结构主义几乎可以说是由列维斯特劳斯独自创造的。他认为尽管社会文化现象非常复杂、多样，甚至极度的无序，但在其中却蕴涵着某种深层的统一性和系统性，只有极少的一些关键原则在其作用。新进化论学派是美国在20世纪40-50年代形成的人类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怀特、斯图尔德等人。他们一方面恢复19世纪以摩尔根为代表的进化论学派的名誉，另一方面提出了与19世纪进化论不同的学说，如文化学与能量进化、文化生态学与多线进化论等。文化相对论学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现的人类学流派。该学说认为每一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与其经济条件相适应的。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3]主要代表人物是赫斯科维茨。社会生物学派是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人类学派。该学派以基因理论为基础，认为一切动物的行为都有其生物学上的基因，动物的行为，包括社会性的行为，都是基因为保存自己而精巧设计的结果。[4]主要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昆虫学家威尔逊。以上是关于人类学历史发展脉络的简要介绍。
二、人类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前景
人类学在被引入中国的同时，几乎也开始了它的本土化过程。西方的人类学于20世纪初传入我国。在中国谈及人类学，普通大众基本上是无人知晓，即便在学术界，人类学圈外的人也很少有人知道这门学科的具体内涵和价值。我们应该看到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中国丰富的文化；（2）丰富悠久的文献；（3）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很多少数民族仍保存着各自的文化传统；（4）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类学走出国门去研究的机会越来越多。总的来说，在发展我国人类学时，应注重将我国的传统文化与当展实际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导言，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2]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11.
关键词：科学整体方法、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科学人文学派、科学的整体发展观
在马克思的科学整体方法引领之下，一个新的美学与哲学学派，即科学人文学派诞生了。这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全新学派，又是一个涵盖人类进步文化的、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价值指标的学派。它是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整体事实的研究上远远超越西方现代哲学与美学的、以揭示人类生存与发展原理并构成科学发展理论为主旨的一个独特的学派。
这一学派的出现与存在，在国内酝酿了二十余年，一系列文章与著作行销国内，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曾多次交流观点并获得众多知名专家的认同或支持；只是因为传统思维方法和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的严重滞后，人们无法认定它的名称与实质而已。现在依实而命名，称之为“科学人文学派”。其实质是以科学态度与方法对人类古今文明发展事实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揭示出属于人类生活中自然存在的美学、哲学和人文文化本质与发展规律，从而建构一个以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为核心的科学人文思想体系。科学主体论美学与科学主体论哲学是统一为一体的科学思想体系，二者都以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完整事实为研究对象；但是哲
学倾向于人本身和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研究，本质上是研究人怎样掌握世界亦即掌握世界的思维与方法的问题，而最终又回到人自身的现实生存、文化存在、创造超越与价值实现等问题上的研究；而美学则要以此为基础提升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上，建构美学价值的科学原理体系，并用于评判人类各类文明的价值。当然，这不是旧美学，而是科学主体论美学。如果说科学主体论哲学是学问的王冠，那么，科学主体论美学便是王冠上的明珠与钻石。这一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体系的特征是科学与人相融合的整体性和这一整体组织的历史实证性；基于此，便具有较严格的科学性、极强的现实应用性、无限的开拓性与未来发展性。
一、科学的呼唤，时代的需要
现代美学、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正在进入科学化的新里程。科学，不是随意性的、独断论的、猜测性的、工具主义的谎言或假学问，而是严格科学的与实证的、努力追求真实而具有较大完整性的学问体系。 东西方一切有科学与人文价值的文化，也必然要在新的理论高度上——即恩格斯指出的美学观与历史观的高度上汇合。这里必须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观是在历史发展的整体事实高度上审视人类文明现象的价值观体系。马克思认为，人类是按美的规律造形。美的规律指的是人们审美需求和审美评价的内在原理，也就是美学的科学原理；按美的规律造形，就是按美学的科学规律去创造一切文明事物，包括人自身、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可见，马克思是站到人类历史高度上把握审美与创造规律的，这里体现了美学观与历史观的统一性，也体现了整体的思维方法。恩格斯的美学观同样主张用美学和历史的观点评价文学艺术作品，并认为这是最高的标准。显然，这也是在历史高度上掌握美学价值指标，在美学与历史观统一的整体高度上评价文明事物的美学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显示出他们思维的完整性与科学性。只有较完整的事实才是更为真实的，也才是更为科学的；反之也一样，凡科学的，就必须是真实的；而真实的，必须是完整的。美学、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必须达到完整（相对），它们才可能是真实的与科学的。对经验（关于事实的知识）来说也一样，只有完整掌握对象而构成经验总体，才能形成科学的知识；而不完整的经验虽有部分真实性，却达不到对于对象的真知。因而，一切真知都必然是整体把握事实的完整经验或经验总体（即马克思所谓“具体总体”）。
马克思的科学治学态度和科学研究的整体观点是马克思学说科学性的精髓，在社会人文学科科学化的今天，它必然要被弘扬承继；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研究成果，在日益重视科学化的当代，也必然要被吸收而融合为一体。在现代美学与历史的高度上，人类思维与思维方式达到一个新的完整高度；更为符合人类自身的学问——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也就适应社会历史发展需要而悄然诞生。我们可以说，各门科学，特别是美学、哲学和其它人文学科的科学化，既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社会人生和现实生活发展的自然规定。人类科学意识呼唤各门学科的科学化，社会生活发展的今天迫切需要人文意识的科学化。
可是，历史总是走着曲折的发展道路，人类的传统文化总是以无形的网络牵制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导致文明进步与相反力量的矛盾对抗，这种对抗主要是自然人性的伸展力量与扭曲或异化人性的力量之间的根本对抗。自20世纪向21世纪行进的人类历史出现了新的人生矛盾和社会矛盾——即人性出现新的分裂、压抑、片面膨胀与恶化，特别是出现科学技术压迫并误导或扭曲人性等深层的精神矛盾。这主要是根源于自然人性与反自然人性力量的矛盾而出现的、科学与人本怎样统一的问题。在社会历史沉重的车轮压力之下，自然人性发出了新的拯救呼唤，而倾听自然人性的代表人类良心的思维则做出了洪亮的应答——需要科学人文思想！科学的美学、哲学和真正科学的人文学科是这个时代的强烈需要！
科学与人本的分裂必须改变，不能再片面强调科学或者片面强调主体。也不能再机械地强调或人为地制造（“人为”者，伪也，亦即反自然合理性）物质与精神、世界与主体、文化与主体、科学与主体的对立。科学必须是人类主体健全发展的科学，主体必须是科学地存在和发展的主体。围绕这一核心，必须建构科学与主体、世界与精神二方面统一或从根本上亦即本源上即是同一的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和其它人文科学。自然合理的人生在根本上或本源上就体现着精神与世界的同一性；或者说，人的生存即是心物同一、精神与世界同一的运行过程；而世界与人矛盾的一面则是尚未化入人生的异己力量。违背人性自然合理性的人为事物都是人生的异己力量。西方现代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各执一端，前者抓住人生经验作为理论根基，后者抓住人的生命冲动或生命体验作为依据，将人分割为经验的人和生命冲动的人，至今难以吻合；而机械论哲学则强调心物对立、精神与世界对立，忽略了心物同一的人类生存事实，导致人与世界关系的僵化和人的封闭化,人与物失去互动互化的统一发展关系，人成为不敢大胆想象与创新的毫无价值的庸夫俗子，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人生事实！在社会生活中，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压迫人性，使人性发生异变、扭曲和膨胀，走向自然人性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又是人性的张狂、失控、放纵和腐败堕落，走向人性的沉沦与毁灭。人生的矛盾、文化的矛盾、社会的矛盾如何解决？历史发展尖端上的科学与主体、文化与主体、世界与精神的对立如何调整？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在成全了人类欲望的同时，也对人性健全发展产生了破坏性后果，这一矛盾如何解决？流行的旧美学和旧哲学面对这一现实已经无能为力。它们强调心物分立、主体与对象分立这一套非科学理论，导致科学与人本分立，从而促使心物关系僵化，心灵物化，主体坍塌，人性异变，生活发展迷失了方向。现代人性在呻吟呼唤，呼唤属于人的世界、属于人的科学人文，而不是撕裂人的异变力量。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对这一呼唤给予了关怀应答。
科学，应是生发于人而又回报于人的属于人的科学，而不是背离或危害人生、破坏人性完整性的科学；人性或人生的健全，应是依照对人的科学而完整的认识来设计人的健全发展和实现，而不应是异变的、扭曲的、恶性膨胀的、腐败的人性，不应是浪掷生命、庸碌无为、自暴自弃、价值虚化的人生。科学必须化入健全人生，人生必须达到科学而完整的境界。完美的科学与完美的人生应是统一实现的；二者相背则必然导致双方的共同毁灭，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关怀人生，以实现人生和科学完满统一、健全发展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
二、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应运而生
深邃而科学的学问来自广泛的采撷、冷静而执着的思考、求实与实证的反复推敲、艰苦的掘进和不懈的探索。
科学主体论美学观与哲学观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系列文章见于《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艰难出版《美学的反思与辨正》（云南人民出版社），美学界出现了挑战者和旧美学的终结者。书中显露着破坏伪科学的锋芒，透露出一个新的美学与哲学体系，一种符合人本身生存与发展的科学主体论美学和哲学已告诞生。但是由于文化和时代局限，人们只知道它是新体系而无法看清它的真实面貌，也就无法认定和评判它的价值，更不可能进入它所达到的科学人文境界。
显然，必须让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走向应用，才能让人们逐渐认识并理解它。1998年出版了以系统人性观为出发点研究文艺学的《文学概论》（云大出版社）和研究西方文学名著的《文学审美透视——西方文学名著的主体论批评》（四川大学出版社），形成科学主体论的文艺学和科学主体论的文学批评观。这两本书用于高等院校教学，已经发生一定影响。《文学审美透视》一书应用科学主体论美学观审视古今西方名著，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得出了与过去基本上不同的结论，揭示了西方文学名著的人本意义、人性意义和文化意义，透视出文学作品深层的真实意蕴。这一批评综合并超越了西方多种文学批评方法，达到一个整体批评或系统分析评价的高度，为科学主体论美学的应用奠定了应用性的基础，也即建立了应用性的支柱。2000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文艺思想主流》及2002年修订后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文艺思想源流——“摹仿自然”理论的发展》，从科学主体美学的深度和高度审视西方文艺思想发展，指出西方文艺思想总体上是人性文化体系发展的一个分支，它以“摹仿自然”理论为发展框架，涵盖了西方古今文艺思想并在现当代推向严格摹仿自然的新水平。这是过去西方文论研究未达到的整体认识，也是人们未注意的历史整体事实。按照这一思路研究西方文论或西方文艺思想，就可达到对西方文化与文艺思想的整体的、科学的、历史高度和美学高度上的理解与提升，看到西方文艺思想与文化思想古今一贯的涌流，从而对各个时代的文艺思想与文化思想做出历史的、科学的与现实的解读。
进入21世纪，社会历史发展需要创新，国家与民族发展需要创新，于是适应新时代创新要求的美学著作《美学思想发展主流》与《现代美学原理——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及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于2001年和2002年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美学创新体系和学科建设的基本完成，也是哲学与社会科学在科学主体论思维与方法的引领下全面创新的开端。前者站到现代科学主体论美学的高度审视古今美学思想发展，从人性文化系统的整体高度和审美意识组织原理的深度上描述了美学思想发展主流，对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思想家的美学观点作了较为科学的批判或评价，特别是指出其负面影响和积极作用，从总体上把握美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走向与趋势，从而指出科学主体论美学诞生的自然合理性、历史必然性和社会现实发展的应用性。同时，也从总体上否定了独断论的非科学思维和非科学的哲学与美学体系，推出一个力求符合科学人本事实的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体系。
《现代美学原理——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一书标志着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的基本完成，也即美学发展到当代的一个科学总结。这既是美学原理体系科学化的一次尝试，又是哲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科学化的一次探索。它的科学意义、原理发现价值和体系创新程度还待人们去从原理体系中领悟；但作者站在古今文化革新的历史长流之中，看到了人类古今创新的内在必然或基本原理，也就确信自己提出的原理不仅具有美学意义，而且具有贴近人生的哲学和人文学科体系的创新意义。
我们可以说，一个新的学术派别，一个符合社会历史及人类文化发展必然性和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美学、哲学与人文学科的学科群体已经在中国现代文化海洋中浮升出来；也是作为一个新文化现象的事实在思想界显现出来。上述一系列书籍以一个新知体系面对世人诉说，正期待着人们按自己的本性——即人的生存、存在与发展需要的本性去理解。在多次全国性美学会议上，这一美学—哲学体系得到了广泛交流并获得广泛支持，已产生全国性影响。而在这一系列学科的教学中，已经在省内发生了广泛影响。受教育者正在各项事业中运用科学主体论美学原理，按照人生完整健全实现的模式，科学地去设计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一个新的学术派别，通过它的载体，通过它的影响力量，证明它作为一个文化事实，确实在中国西南存在着。这一新学派——科学人文学派，具有坚强的科学性的理论支撑和人类历史事实的实证。它期待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支持论证，也准备着迎接来自各方面的反驳与挑战。
三、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的现实意义
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是一个超越前人的、更为科学也更合乎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的自然合理性的、真理性更高的理论体系。这是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理论性意义。这一体系将成为人类一切科学的始基和出发点，也会成为一切科学的归宿和凝聚点。这一体系会从深层次和高水准上为一切科学提供多方面启示、多方位视角和最高的立足点，从而对人类从古至今的一切人文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形成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各种人文学科。本学派的研究将人类生存中自发的完整性追求揭示出来，使之成为自觉的完整性追求，最终达到人类事实上的完整实现。这一完整性的模式——人类生存发展的终极模式已经在美学体系中描述出来，目的在于使人从自在生存到自觉主动地去存在和发展。这一科学理论性的意义目前不可能很快获得认同；因为传统文化观念的根深蒂固，加之西方各派哲学思想和众多文化派别提供了多种说法和选择，人们的头脑正忙于赶热潮；还有现实利益追求的强烈性与急迫性，人们多忙于营生或获取眼下名利，不愿认真看书和坐下来思考问题，学问越做就越浮越假，这一来，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的科学理论性意义就难能被人们认识、思考、理解和认同。
科学主体论美学、哲学和各人文学科构成的科学人文理论体系，是一个合乎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事实的科学文化体系，它的形成具有重大的人生意义、文化意义和社会历史的意义。因为它揭开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原理，也就是从本源上揭示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性或必然性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也就能运用于人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研究，并且也能运用于指导人生的科学设计、文化体系的合理建构、社会历史的发展设计和未来把握；从而达到人类生存与发展、文化体系建构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人文化，避免人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混沌和发展失误，也使人生与文化探索和社会历史发展少走弯路或错路。
由于传统文化的杂驳与混乱，以及人类生存与思维的片面性，人们不可能很快走出混沌文化和片面生存，人们不可能很快看到这一科学人文理论的重要意义；但是，当代人经过自身的艰难生存和痛苦体验之后，反思自身经验，会凭自己的悟性和科学人文理论的提示，意识到自我生存与发展科学设计的重要性，也会领悟到人的生存发展同社会文化与社会历史的内在适应性和矛盾性，从而找到人性系统的完整健全发展与实现的规律，即科学的人道规律；这时，人们就会以此为依据去改造旧文化，改造旧的社会观念，创造适应人性系统发展的科学人文文化和科学人道社会，取得人性健全实现、社会与文化健全建构和历史健全发展的三方面互相适应的人类发展状态。这就达到了科学人道的最高境界。
虽然人类的最佳理想世界不会很快到来；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回归健全人道的信念，人生、文化、社会历史就会迅速回到健全人道上来。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达，人们就可以用合乎人道的科学技术服务于人道社会，而不是背离人道；那么，科学人道的文化与社会的建构就会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基本完成，再经过数十代人的努力而达到越来越高的境界。这不是空想！想一想古希腊雅典社会民主政治带来的科学人文现实，人们就应该充满信心去改变目前的反科学人文现象；人们完全可以用部分地区或国家的成功为示范，带动人类社会中各民族、各国家一致地投入现代健全人道社会建构。在这方面，北欧发达国家与加拿大等国家似乎已经走在前面。从“二战”到现在，不过五十多年时间就有了这样的发展，这说明人类是充满希望的，关键在于是否回到科学人文规律上，是否回到健全人道上来。只要人们的智慧、精力、才能及现代科学技术都一致投入健全人道社会建设，那么人类智能聚合而生的神奇效应就会显示出来。如果众多人生与民族各怀异志，将人生智慧、精力、才能和科学技术用于人类之间的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甚至国际战争，那么人类之间的内耗就消磨了发展的力量；这样的局面之下，经济越发达，科学越发达，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越危险。任何个人、集团与国家的发展，若不是以人类共同发展为目的，这种发展迟早会导致严重的利已主义（含国家利己主义）和对他人他国的欺侮甚至野蛮掠夺。如果人类共同发展的指标都较明确；那么，从个人到民族或国家，甚至全人类都将会出现共同发展的自觉意识，这就会出现比现在的混沌局面好得多并越来越好的社会历史面貌。
不管现状如何，人的最佳生存的追求，社会最佳结构与发展的设计，历史发展最佳道路的探索，总要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既然如此，以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为核心的科学人文理论就至少可以给人们的生存、文化存在、价值追求和健全发展提供参照，也为真心追求科学人文真理或完整学问的人们指点迷津；同时也为了尽快实现人生价值意识启蒙，有更多的人从价值催眠的旧文化中惊醒起来，共同追求自身科学的生存、 文化存在和超越发展，从而以文化巨人的实力支撑起社会历史的发展。这就是发展的“硬道理”，即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根本原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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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恩格斯《致婓—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2012年11月9日至10日，第二届亚洲人类学民族学论坛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国民族学学会联合主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室承办，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民族研究》编辑部协办。开幕式由中国民族学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室主任色音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先生、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宋敏教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秘书长黄忠彩先生、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何星亮研究员、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山泰幸教授等领导和专家先后致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宏举编审、《民族研究》常务副主编刘世哲编审、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包智明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学鳴田羲仁教授等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开幕式。参加本次论坛的代表，既有长期献身于亚洲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学养深厚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又有一大批思想敏锐，朝气蓬勃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
张昌东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此次论坛是上一次论坛的拓展与深化，并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向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表示欢迎和感谢。宋敏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基本情况，并希望借此会议，该研究中心能够与参会的各位专家、同仁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日本名古屋大学崲田羲仁教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福泉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包智明教授做了主题演讲，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张小军教授进行了评议。与会学者围绕本次论坛的主题“资源环境与人类社会”，就资源环境与人类生存、地理环境与人类文化多样性、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与人类可持续发展、亚洲环境问题与文化生态个案研究、生态危机与环境政策、生态人类学的新进展、文化资源与民族文化产业、亚洲人类学民族学前沿理论与分支学科发展等具体议题展开讨论。论述内容丰富、范围广阔和角度的多样化，是本次论坛的突出特点。
在2012年11月10日下午举行的闭幕式上，色音对论坛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本次论坛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归功于国内外与会专家学者的充分准备，归功于参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大力支持。
（作者色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摘 要 题】理论纵横
【关 键 词】理论图书馆……
1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与历史任务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应当是系统总结19～20世纪世界图书馆学的理论成果，在准确把握当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历史基础的同时，确定新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建设——理论图书馆学研究的学术使命，而建立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为21世纪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建设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则是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理论图书馆学的基本任务一般可归纳为3个组成部分：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通过建立起上述两个系统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机制，构筑图书馆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1.1 关于图书馆的理论系统
（1）图书馆的理论系统应具有如下理论功能：
①准确把握并系统阐述图书馆的哲学本质
对图书馆的名称与概念的准确把握是对其哲学本质理论把握的前提。关于图书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称谓，各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关于图书馆的概念，各国也往往根据各自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认识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这些具有不同民族和历史文化特征的社会称谓和定义不仅直接反映了图书馆的社会生存环境的实际状态，而且对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中图书馆的社会组织形态具有直接的社会影响。就图书馆的社会称谓而言，在中国历史上就有“院”、“馆”、“楼”、“阁”等一系列名目繁多、各具细微语义差别的社会称谓[1]。就图书馆的概念而言，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图书馆的概念加以定义。大体而言，世界各国对图书馆概念的定义基本上有3种不同的角度。其一是从图书馆的内容角度加以定义，指“为阅读、研究和参考而收集的一批书”；其二是从图书馆作为一种具有藏书和阅读功能的建筑和场所的角度加以定义；其三是从图书馆作为一个具有文献收藏和利用功能的社会机构的角度加以定义[2～7]。然而，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伴随社会的进步、图书馆的发展和人们对图书馆认识的深化，其结果都是殊途同归，将关于图书馆概念的最终认识统一在分别从上述三个角度所作出的定义的统一之上。
根据以上对图书馆概念的认识，图书馆的哲学本质是：通过一定的信息技术，记录、承载于一定物质载体和社会载体并传输于相应传通媒介的人类知识的集合。即图书馆的本质是其知识本质、技术本质与社会本质三者的统一。这三合一的统一体由作为精神层的知识本质、物质层的技术本质和社会层的社会本质三个层次结构而成。就是说，图书馆作为人类的文明成果，不仅有其精神内容，而且有其物质存在手段和物质存在形式，同时还有其社会存在手段和社会存在形式。即图书馆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存在，而且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在精神、物质、社会这三者关系中，图书馆精神层面的知识本质是图书馆本质即其内在规定性的哲学基础与核心要素，即图书馆本质的核心层；图书馆物质层面的技术本质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赖以物质性存在的技术手段，是人类知识的物质外壳，是人类精神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中间层；而图书馆社会层面的社会本质则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与技术本质的统一体赖以社会性存在的社会手段，是以信息技术为表现手段的人类知识的社会外壳，是人类精神、信息技术与具有相应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的现实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外层。这三个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关于图书馆本质的整体。吴慰慈教授所提出的图书馆中介性的本质，其深层意义即应是以这一由精神、物质和社会这三层要素所构成的整体性综合性很强的哲学本质为基础的[8]。图书馆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实现其中介性这一本质特性，以信息和知识为内容，以信息技术和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为手段，在人类历史上有效发挥着精神媒介、物质媒介和社会媒介的传通作用。
②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知识本质。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是：与具有一定历史文明特征的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形态相联系的人类知识的集合。这一知识集合是表现为人类知识的历史文明形态。
③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技术本质。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是：关于人类知识、信息的记录、存储、传输技术的社会应用形式即信息技术的社会应用形态。
④把握并阐明基于上述哲学本质所确定的图书馆的社会本质。图书馆的社会本质是：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
⑤阐释构筑在上述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基础之上的社会属性（基本属性和一般属性）的社会功能。
⑥阐释图书馆社会功能的社会实践形态——社会职能。
⑦阐释图书馆社会职能的具体的社会实现形式。
⑧揭示通过上述知识系统的内在联系所反映出来的由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内在的社会生存依据、社会发展基础和社会发展动力所构成的关于图书馆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运动规律。
⑨揭示图书馆在与其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时代背景这些外在因素的互动过程中，通过这些外部联系所构成的图书馆的社会运动规律。
⑩揭示通过上述内在规律与其社会规律的互动与融合所形成的关于图书馆本质与其事业发展的总规律[9～10]。
（2）在阐述图书馆事业发展总规律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阐述其社会运动规律的过程中，其理论关键是在准确把握图书馆本质的基础上，把握以下图书馆与相关社会要素的互动原理。
①图书馆与其知识本质的现实基础——人类知识的互动。
知识是人类智慧的表现和存在形式，是图书馆社会实践活动的直接对象，是图书馆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依据，其发展和发达程度是人类文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所达到的历史水平的历史标志。人类知识发展的直接结果对图书馆而言就是其本质和内涵的深化。而图书馆本质和内涵的深化反过来又为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可再生资源。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构成了具有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意义的重要一环。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的信息、知识资源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作为人类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系统的社会标志的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创新的社会实践二者之间这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同步发展的循环与互动过程便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构成了人类社会信息化知识化进程的核心内容。图书馆与人类知识以及人类文明三者内在的统一与一致以及这种统一与一致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是准确把握21世纪图书馆本质与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依据。
②图书馆与其技术本质的现实基础——信息技术的互动。
图书馆是信息技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是图书馆的技术本质所揭示的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因此，图书馆与信息技术具有天然的和本质的内在联系。正因其如此，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信息技术的每一次变革与飞跃，无不引发图书馆事业的历史性剧变与进步。而图书馆作为信息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最主要的社会应用领域，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断促进信息技术向更高层次发展。当然，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的互动过程中，同时交织着图书馆与人类知识发展的互动。图书馆与信息技术互动与同步发展的历史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样一个历史规律：信息技术的变革与飞跃所引发的历史效应决非图书馆的消亡，而恰恰相反，是人类社会的图书馆实践活动在新的技术背景下的迅速发展与历史深化。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正在给传统图书馆带来根本性冲击的今天，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这一历史规律意义重大。
③图书馆与其社会本质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态环境的互动。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和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在与其社会环境，具体而言，与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社会组织环境和社会管理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中，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特征的对人类知识资源进行整序、存储、传通和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形态。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所形成的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构成了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历史沿革。
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反映在社会表象上，相应表现为具有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三种性质不同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特质形态的结合与统一构成了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下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即图书馆的社会形态是其具有一定历史时代特征、民族文化特征和社会现实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统一。
在人类文化史上，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和各国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图书馆往往呈现为各具特色的社会形态。
以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构成了当代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信息技术形态。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人类客观知识得以空前活跃与便捷的方式生存与交流的虚拟空间。这一虚拟的知识空间，启动了人类客观知识虚拟化的历史进程，结束了人类客观知识只能固化在物质实体之上的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知识形态——由单一的物质实体形态转变为实体形态与虚拟形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消长的互动形态。图书馆信息技术形态与知识形态的质变，必然引发其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和发达国家所十分重视并竞相实施的数字图书馆计划，已经启动了这一变革的历史进程。这样，21世纪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其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趋向不仅仅是理论图书馆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也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世界图书馆界所十分关心和密切关注的现实问题。
上述三个方面的互动构成了图书馆与其生存环境——人类社会的互动原理。对这一原理的准确把握，是把握图书馆发展规律的理论前提。与人类文明相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与历史进步的方向相一致是图书馆发展的基本规律。
1.2 关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
以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为基础构建21世纪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应考虑以下研究内容：
（1）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史
通过对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回顾与总结，结合对图书馆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把握，把图书馆学的学术思想与知识和知识时代的社会发展建立起内在联系，构筑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历史基础。
（2）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基于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以图书馆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必须把其研究工作深入到关于图书馆的本质——人类知识的研究。这样就必须把哲学及其分支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作为其核心层次——哲学层次的理论基础。图书馆学对知识的研究，不仅关注人类个体认识和个体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的个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同时更十分关注作为社会群体的社会认识和社会知识的形成规律，以探索图书馆在促进人类整体发展中的社会作用。这样，社会学与其分支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知识学、社会认识论必然是其第二个层次即与其核心层次相对应的社会知识层次的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的信息技术本质，图书馆学必然十分关注信息技术与社会特别是与图书馆之间互动关系与相互影响。这样，科学学、信息科学便构成了当代图书馆学科学技术层次的科学与理论基础。基于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即人类知识资源的整序、存储、传通、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这一社会本质，传播学和与之相关的知识交流学、文献交流学、情报学、档案学、知识社会学等，以及文化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分别从社会知识信息交流、社会经济、社会管理乃至社会文化诸方面为图书馆学提供了社会与文化理论层次的科学基础。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信息知识资源是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础。在这一形势下，越是高层次的社会竞争，越体现为对社会信息知识资源组织管理与开发利用的科学水平上的竞争。因此，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便构成了当代社会管理的核心领域。与此同时，以信息知识资源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信息管理科学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代社会管理学学科群的核心研究领域。从研究对象角度加以分析，21世纪的图书馆学显然是信息管理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11～13]。基于整体大学科群与小学科群乃至具体分支学科的关系，社会管理学和信息管理科学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层次和理论层次构成了21世纪图书馆学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如上所述，在信息和知识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图书馆学与众多学科建立了各种复杂的内在联系，通过这些联系，图书馆学在当代人类科学体系中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学科地位。图书馆学应在与上述各相关学科的交流与互动中，一方面及时吸收这些学科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理论营养，一方面用自己的学术思想促进这些学科不断向纵深发展，进而推动当代科学的整体发展。就是说，21世纪的理论图书馆学应该发展成为上述众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综合成果，形成21世纪综合性最强，最能代表本世纪科学整体发展趋势的最具活力的学科之一。
（3）21世纪图书馆学的基本问题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理论；视角
[作者]赵红梅，厦门大学人类与民族学系2005级在读博士生。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030-009
一、旅游人类学的研究目标
英语世界的社会学学者做旅游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但似乎还尚未有学者坦然地将旅游研究视为正经八百的学问。原因不言而喻，旅游固然与审美、求知、猎奇、遁世、逃逸等高尚超脱之行为紧密联系，但其还以刻意迎合低级趣味(譬如、色情等)的恶劣形象，而被多数学者斥之为肤浅、庸俗与虚假，学者们亦因此不愿正视之。如今，学术冷落旅游现象的时代已然过去，在旅游社会科学中，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科学、休闲学、历史学、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以及营销管理学，都对旅游做出了积极的学科回应。人类学首次界入旅游是在1963年，而正式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则是以1977年瓦伦・史密斯(Valene Smith)的《东道主与游客》(Hosts and Guests)一书为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对旅游的研究，完全是从其他研究中开出的偶然之花，但不管怎样，这朵花确实符合人类学的研究旨趣。
从研究内容上看，40多年来，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内容集中在两方面，即旅游对目的地社会的影响与旅游对旅游者的影响。具体可细化为：一、旅游影响研究，即旅游目的地社会的文化接触与文化变迁。这方面研究者甚众，主要关注主、客互动中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问题。此类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定性描述、片面评价阶段；细分量化研究阶段；跨学科、多方法结合阶段。二、旅游体验，虽然研究者不多，但此研究旨趣风格明确，主要关注“通过礼仪(rites ofpassage)”式旅游，将旅游与仪式进行比对，从中探寻一种类似“朝圣”的神圣旅游体验。旅游体验研究主要借用人类学仪式理论，但研究成果解释范围不大。此类研究逐渐激发了人类学学者对自身社会的兴趣，从而引发对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叩问，譬如：人们为什么旅游，为什么出现不同类型的旅游，为什么特定旅游模式总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社会群体相关，影响旅游行为的因素是什么等等。此后，人类学研究方法与理论在旅游人类学学者的不断调查与论证中得到运用与完善，旅游人类学的学科体系已初步建立，并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应用性学科。
正如《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的主编詹法・詹夫瑞(Jafar Jafari)所言，旅游人类学的目标应为：研究离开惯常环境的旅游者；研究旅游企业；研究旅游者与旅游企业的影响效应。而纳尔什・格雷本则对旅游人类学的未来研究提出更多的展望：1、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与不同文化背景之旅游者的比较研究；2、研究制度发展(如博物馆与节事活动)与旅游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意义，包括“真实性”问题；3、对旅游开发与旅游游记的研究，尤其是后者，将揭示出个人社会心理生命周期中的世界观与旅游体验之间的关系；4、将旅游视为一种上层建筑，研究决定此上层建筑的基础结构，亦是未来旅游人类学应该深入拓展的领域。
尽管学者们雄心勃勃，力图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使研究内容进一步拓展与深入，但他们亦不得不承认，就旅游的人类学研究现状而言，很强的理论意识与缜密的方法论相结合的“高兴状态(happystate)”尚未到来。当然，部分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理论已经在旅游研究中得到运用，而对部分理论进行介绍与阐述，正是本文的主旨。
二、旅游人类学的三个研究视角
理论是拓展与提升调查成果的必要手段，如果缺乏理论的知会与提炼，实证资料的简单堆积将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对人类学学者而言，理论的建构主要来自田野工作与文化比较，通过田野工作这一具体实践，人类学学者了解某一文化，建构对人、社会、文化的理论。而从事旅游研究的人类学学者似乎并不关注学科界限，他们毫不犹豫地借用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理论与方法，而不问其学科渊源，只要这些东西适用其研究。事实上，旅游人类学对人类学理论的借鉴并不很多，主要还是表现在对人类学方法与视角的把握上，因此，要求旅游人类学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与特别的方法论，目前看来似乎不太可能，而唯一现实的办法是，对旅游现象能形成某些一致的观点，从而使学科内部或学科之间的学者的研究能够融合起来。总体来看，旅游人类学亦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分：前者主要与科学性问题有关，比如某一特定旅游形式的形成原因；后者回答与现实相关的问题，比如旅游对生活方式的影响。以下将介绍三个人类学视角下的旅游研究，以及其他学科之理论在旅游基础与应用研究中的运用。
(一)从涵化与发展的视角看旅游
1 涵化
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涵化(acculturation)是文化变迁的一个主要内容，亦是文化变迁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关于文化变迁理论，必须明确几个关键词：传播、媒介传播、文化接触、采借、选择、整合、涵化。不难看出，文化传播、文化接触可以说是涵化的先决条件，而涵化则是文化传播导致的一种结果。厘清文化变迁与涵化的关系，可使研究者不仅仅桎梏于涵化理论，对于文化传播与接触的模式，亦可关注与研究。
涵化一词最早出现于1880年。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关于涵化的研究主张，对后人影响很大。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有人类学学者专门从事涵化研究。最早的三种研究成果都于1932年出版：一是比尔斯(L.Beals)的《马约文化中的土著遗存》，着重讨论文化接触问题；二是特恩窝尔德(R.Thumwald)的《涵化的心理学》，首次提出涵化的心理学问题并对其概念与过程作了系统分析；三是米德的《一个印第安部落的变迁中的文化》，描述一个北美印第安部落安特勒人与白人的文化接触从开始到最终的结果。赫斯科维茨(M.J.Herskovits)于1938年出版的《涵化一文化接触的研究》是最早的涵化研究，对当时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论，讨论了涵化研究的方法论等。许多人类学学者都对涵化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最终形成完备的涵化理论。因此，人类学关于涵化的界定、原因、模式、过程与结果的阐述，都可运用到旅游研究之中。
将旅游者生成社会、旅游者、东道主社会之间的互动视为涵化，实际是一种判断，即此三者间的遭遇过程(touristic encounter)就是多种文化接触、影响、发生变迁的双向互动过程。这说明，旅游不仅对东道主社会产生影响，也对旅游者、旅游者生成社会产生影响。关于旅游者及其生成社会的文化对东道主社区的影响，人类学的内化、适应、示范效应、对抗、复兴等概念都等到应用。旅游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当属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因此许多关于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的研究。莫不是以人类学完善的涵化理论为研究基础的。
2 发展
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通常是指GDP的增加或贫富差距的缩小，而“增长本身是不够的，事实上也许会对社会有损害”。“发展”这一概念在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中使用的范围则很广，指一切指向理想中目标的社会文化变化。
“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源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以发展为研究对象，分为广义的发展研究与狭义的发展研究两方面：前者指研究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阐述全球背景下各地区、各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后者以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问题为对象，主要探索这些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方针及至具体的政策、做法与经验等。有关发展的理论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即：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
“现代化理论(Modemizational Theory)”于上个世纪50年代诞生，其吸收了涂尔干、韦伯等社会学家关于传统与现代之分的观点，强调在两种类型的社会中，起作用的规范与价值观是不同的。简言之，这种理论认为世界各国都有可能接受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渗透与全盘传人，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今天就是不发达国家的明天。由于无视国际经济格局以及不能解释某些具体事实，这种片面的发展理论招致一片骂声，也导致“依附理论”的产生。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由弗兰克等人创立。他们认为，在现行世界体系中，强国对弱国的贸易与投资只能使弱国陷入贫困与依附他国的困境，因为经济剩余都回流到强国去了。弗兰克提出“依附链条”理论，链条的一端是高度发达地区，依次是渐贫渐弱的地区，直至另一端的最贫困城镇与乡村，而弱国的经济剩余就沿着这链条，流回到强国。这一流派认为对外来资本的依赖将导致不独立、经济漏损、结构不平衡、民众怨恨、经济偏斜等后果。依附理论同样遭到实证研究的反驳，研究者亦开始不妄谈“依附”，而改谈“低度发展(Undeveloped Theory)”，因为在外来资本的帮助下，许多国家的确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发展。
“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 Theory)”的提出是以美国学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为标志。“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必须把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无论研究体系中的哪个方面，如民族、国家、地区、族群等，都必须置于整个体系中来考察；而现代世界体系在16世纪就在欧洲出现，并以资本主义贸易体系为基础，超越国家界限，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世界体系理论”亦并非完美无缺，它忽略单个社会的独特历史发展过程，并且过分夸大世界体系的力量，抹煞了边陲社会独立发展的历史与可能。
应该说，“发展研究”的三个理论虽然并未有足够的解释力，但人类学学者却将旅游视为一种发展现象或发展手段，在此视角下研究旅游这一复杂现象，这三个理论的内容，人类学学者在旅游研究中都有涉及，比如现代性、全球化导致的标准“国际(旅游)空间”在偏远山区的出现；旅游收入的渗漏(leakage)到外来利益集团、因色情旅游而引发的弱国对强国的经济与心理依附、由当地人与开发商、旅游者之间的权力、地位悬殊而造成的文化间统治一从属关系，即纳什所谓的“旅游帝国主义(touristic imperialism)”等等。当然，亦不乏因发展旅游而使经济发展、文化复兴的案例，旅游人类学学者对旅游影响的看法，也从全面否定走向客观看待。正是在旅游过程中的文化接受、文化适应与文化复兴等方面，涵化与发展的概念得以衔接。
另一方面，在旅游对东道主社区的影响上，人类学学者也许并非完全会无能为力。在社区的发
展研究与实践上，早期人类人类学学者曾尝试过，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实证经验。
维柯斯计划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家在秘鲁维柯斯庄园所进行的一项较成功的社区发展研究，这项计划1951年到1964年，为期14年。他们积极介入与参与到当地的政治、经济与教育中去，并通过研究与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去改变维柯斯人的价值观，使得一个社区最终确实有所发展。在研究中，人类学学者们既是观察者，又是设计者，指导者、辩护人、保护人与变迁促进者，并因此形成一块后来称之为“发展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在另一个称为“福克斯计划”的案例中，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家们将当地人的“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作为行动原则，尽可能提供多种方案，供福克斯人自由选择，而不是像维柯斯计划的人类学学者那样直接介入与参与。这项计划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持续了几十年。福克斯计划的实施，意味着“行动人类学”的诞生。行动人类学学者在研究中只是尽量发现问题，尽量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却不施加主观价值判断，这种判断由社区自身来完成。关于这两个案例的更多信息，可参阅石奕龙教授的《应用人类学》一书。
由上述两个案例，不难总结出，人类学学者对社区发展的贡献至少可以有两条途径，一是积极参与控制；二是提供发展方案，促进社区自决。对于将旅游作为一种发展手段的社区而言，人类学学者的参与控制是理想模式，一段时间内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旅游社区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外来力量的干涉控制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后续效应，况且目前人类学学者在旅游研究与实践中，并未获得任何特权；而提供发展方案对于间接控制消极旅游影响来说，则现实而可行，比如替代性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概念的提出，以及人类学学者充当顾问、咨询员等手段。当然，还远远不够，而欲使人类学学者对旅游社区的文化变迁研究得以运用到实践中，以促进社区发展，尚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
(二)从个人经历转换的视角看旅游
“个人经历转换”这一视角，关键词是“转换”，转换意味着与原来、过去相比，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一样。当人们刻意追求与原来或过去不一样时，他们往往借助某类仪式来完成这种转换。范金纳普就世界各民族的仪式中归纳出一类特殊仪式，这类仪式帮助人们完成人生旅途上各个重要关口的“转换”，无论是出生、成年、成婚、生儿育女、死亡，还是晋升、离职、离婚、孀居等，范．吉内普将此类型仪式命名为“通过礼仪(rites of passage)”。“通过礼仪”的思想，对往后的人类学、宗教学有深远的影响，以至仪式研究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另一个热点。象征人类学大师v.特纳指出，通过礼仪的第二阶段最为重要，是整个仪式过程的核心，因为它充满“两义性(be―twixt and between)。正如罗杰・D・亚伯拉华所言，范・杰内普对提升仪式(elevation)、成长仪式(initiation)、治疗仪式(healing)、融合仪式(incorporation)与超越仪式(transience)的结构相似性提出了深邃的认识，而特纳的任务，则是根据这些认识，来分析仪式是怎样成为生命进程之标志，又是如何在人们之间生效的。特纳在《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一书中就详细分析了各种类型的仪式过程，重点放在阈限与仪式参与者的“共睦态(communitas)”体验上。
受范金纳普与v.特纳的仪式理论所启发，以纳尔什・格雷本为代表的人类学学者将旅游视为一种特殊的世俗仪式，进而寻找旅游与仪式的相似处，以使仪式理论能够适用于旅游研究。詹夫瑞的“跳板”理论与格雷本的“世俗一神圣―世俗”的提法，都是对旅游现象的象征性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分析在接近旅游本质与旅游动机方面不无裨益，但它却更适用于旅游体验的研究。仪式中的阈限体验与“共睦态”体验，都可在旅游过程中找到踪迹。“阈限”体验中的个人，体会到“自由”与“再创造”的快乐，因为来自社会规范的结构束缚被暂时解除，或暂时失忆；而“共睦态”体验，则让旅游者领略到结构社会绝无仅有的群体共同的“高峰体验”。
将旅游视为仪式的视角，并不能解释旅游体验的多样性。是否人人都有转换身份的需要，或者说，是否所有去旅游的人都是为转换身份，这一点，很难得到确认。旅游是否具有仪式的功能，是否会成为现代人的宗教替代品，亦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从另一方面看，将旅游视为一种过渡仪式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旅游体验的全面研究。挖掘旅游体验的“深层语法结构”固然是掌握体验本质的一种方法，而对林林总总的体验类型的忽略，则是避重就轻的做法。格尔兹(CliffordGeertz)说，“……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因此，人类学的民族志应该追求一种“具有厚度的记述”，即“深描(thick description)”。所谓“深描”，就在于要揭示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来解释行动的意义。这一理念在旅游体验的研究中，亦不乏学者运用。旅游体验，既需心理学的剖析，也需要通过对体验者行为之流(flow 0f behaviors)的观察与解释，来揭开这体验背后的文化与历史渊源，而且“一种好的解释总会把我们带入它所解释的事物的本质深处”。对于这一解释视角在旅游体验研究上的运用，尚需更多学者的深入研究。当然，研究方法与找寻规律亦非常重要，毕竟，观察一切旅游者是不可能的，或许正如梭罗所言，为数清桑给巴尔的猫而走遍世界是不值得的。
(三)从上层建筑的视角看旅游
“旅游是一种上层建筑”，来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存在决定意识”的思想。文化唯物主义论者马尔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与戈德利尔(Godelier)则用一种更宽泛的唯物观点来看待社会，他们的共同观点就是，像人口、技术、经济、环境等物质基础，最终决定了人类的其他活动。由此可推断，旅游亦是由这些基础结构决定而出现的。把旅游看作一种上层建筑的观点是由新进化论者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率先提出的，他认为休闲是“与经济动态适应的上层建筑对应物”。由此，休闲研究者提出两种观点，即“满溢效应”与“弥补效应”，前者认为现代生活的表面现象满溢到了旅游活动中，后者认为旅游者在寻找生活中缺失的东西。两种观点都可以解释旅游的产生，并且都将旅游产生的原因归诸于旅游者生成社会，因此，“上层建筑”之视角针对的是旅游客源地社会，要解决的问题是旅游现象之本质。麦坎内尔对旅游客源地的分析可谓这方面研究的先驱。
不过，文化唯物论者过于强调基础结构的决定作用，忽视上层建筑对基础结构的反作用。因此，虽然旅游可能对社会的其他活动施加一定影响，但在研究中，它往往只是被当作一个因变量。况且，研究者认为，旅游者不仅受自身社会“推力”因素的影响，也受旅游目的地“拉力“因素的影响。即使可将旅游视为一种上层建筑，它也是不同于艺术、科学与宗教的特殊“上层建筑”，因
为旅游是一种现代人行为的社会外逸出，其反作用更多地施加于自身社会之外。譬如人们司空见惯的旅游模式：欧美的单枪匹马、日本人著名的团队旅游、后现代青年的另类旅游等，都是自身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在另一种文化类型中的展演。不过，旅游者生成社会的基础结构所决定的，决不仅仅是旅游模式，其他方面，如旅游需要、旅游行为、旅游体验等，都或多或少地被它决定着。然而正如前述，人类学学者对旅游客源地的研究还远未开始，“上层建筑”的视角能做些什么，尚待到实践中去探索与求证。
三、旅游人类学研究的跨学科视角
人类学学者的旅游研究，并不十分关注学科界限，这一点可从卷帙浩繁的旅游民族志或专论中看出。人类学学者与社会学学者都倾向于在对方的领域里挖掘自己的所需，因此，在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中，社会学、心理学理论随处可见，以下将对其中几个常见理论作简要介绍。
(一)旅游的界定
“旅游”概念的界定是旅游人类学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因为只有澄清旅游现象的性质，研究才有深入的可能。麦坎内尔与科恩都曾对旅游做过界定，但前者以偏概全，认为旅游者就是观光者，后者的归纳较为全面，但失之简练，与人类学缺乏直接的关联。与“休闲、工作”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旅游概念又试图将一切休闲活动视为旅游，显然，不是所有休闲活动都可定义为旅游。
在法国社会学家乔弗里・杜马泽迪尔(Joffre Dumazedier)“休闲”理论的启发下，人类学视野下的“旅游”概念与休闲的某种特性联系起来。杜马泽迪尔值得借鉴的论点就是：休闲是自由，即能够从公认的社会主要责任中解脱出来。其“休闲”有“纯粹休闲(pure leisure)”与“半休闲(semi-leisure)”之分，人类学者的任务就是要寻找“纯粹休闲”的特性，此特性就是“旅行(travle)”。人们公认，旅游者应该是寻找生活变化的人，因此合格的旅游者必须离开家居社区，离开就意味着旅行。当然，对于旅游者生成社会而言，旅游就意味着休闲与旅行，而就整个旅游过程而言，它还意味着主、客间的跨文化互动、对旅游社区的文化影响、旅游的历史等。为此，纳什建议：人类学者可将旅游视为两种、或多种文化在历史上的交叉产物，这样，旅游就变成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拔拔旅游者旅行而至，随之与东道主社区发生一系列互动，它影响着所有介入此过程的人群与文化。
(二)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
“社会交换”概念有许多学科来源，比如人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与莫斯(Marcel Mauss)的交换概念都不大适用于旅游中主、客间的互动研究，倒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相关交换理论可以借用。
埃克(Ekeh)的“一般交换(generalized exchange)”理论。比如在旅游者与当地人的互动(touristic transactions)中，文化的示范与交流并非一对一的关系，这种影响效应会扩散到下一拔旅游者或旅游社区的其他成员身上。其他譬如Skinner的“行为心理学”、盖奥里格。齐美尔(GeorgSimel)的“冲突社会学”、霍曼斯(George Casper．Homans)的建立在公平原则上的“六命题”，都可为旅游者、旅游中介者与当地人之间的各种互动(give and take)提供理论资源。以上理论涉及颇广，篇幅所限，恕不赘述。
(三)“陌生人(strangerhood)”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与哲学家盖奥里格・齐美尔的“陌生人”概念早为社会学者所熟悉，“陌生人”与人类学的“他者”正好对应起来，前者是旅游者，后者是东道主。齐美尔认为，“陌生意味着远方的人是在附近的”。旅游者，似乎非常贴近于齐美尔的理想型“陌生人”，“现实中近在眼前，文化上远在天边”。结果，主、客间的互动成为熟悉与疏远的奇怪混合物，于是对待彼此既像同类，又如远客。当然，由于旅游频率与旅游人数的不同，这种互动的性质亦会相应不同。“陌生人”的出现，勾勒出一条明显的族群界线，强化着当地人的族群认同，这亦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四)“前台”与“后台”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兴趣在于研究日常生活中人们面对面的具体互动细节，展示那些隐含着的、不公开的互动规律。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主要探讨一个问题：人们在互动过程中是如何在他人心目中创造出一个印象的?或者说，运用哪些技巧使自己作出某种行为，来让别人产生一种希望别人产生的印象。戈夫曼对这个问题的精彩论证对哲学、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语言学、管理学、文学等学科都有一定影响。首先，’戈夫曼将戏剧表演的“舞台设置(setting)”定义为“前台(front)”，进而将之隐喻为“个人前台”，后者的组成部分有：官职、地位标记、服饰、性别、年龄、身材与外貌、仪表、言谈、表情、姿态等等，这是个人呈现给其周围环境的“前台”，是潜意识下的刻意“表演”，亦是他期望让别人看到的一面。如戏剧一样，“前台”具有理想化、神秘化、甚至误传的特性。“后台”是表演者能够确认没有观众能够闯入的地方，在此他们不需要表演，相对于“前台”的表演，“后台”即为真实的呈现。对于个人而言，其在行为上无意中流露的真实，就是“后台”。当然，整个戏剧的呈现需要场景、剧班人员、表演、沟通等环节，这些在个人生活中亦可找到对应的隐喻。
麦坎内尔在《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中专辟一章，论述“舞台真实(stage authenticity)”，他认为寻找“真实性”的旅游者，往往看到的是“前台真实(即舞台真实)”，这是东道主刻意提供给旅游者的，或者说是他们期望旅游者看到这精心布置的“前台”后，能产生他们期待的印象，这样做的目的大概是出于保护传统文化或是真实的文化已不堪搬上舞台。总之，“舞台真实”因为有别于“后台”而被研究者们认为不真实。而所谓的“后台真实”又是东道主处心积虑的安排与设计，它让旅游者以为进入了“后台”，实质上却是装扮成“后台”的“前台”，但此举满足了旅游者对“后台”天生的好奇感。当然，“前台”与“后台”的设置，需要有表演者、场景、不可或缺的细节，以让旅游者觉得真实。在“前台”与“后台”之间，旅游者、东道主、中介者是必不可少的观看者、表演者与旁观者，他们共同搭建了这两个舞台，研究者可以通过这两个舞台，考察三者间的互动，进而揭示旅游对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影响。
以上介绍只属挂一漏万，旅游人类学研究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借用，远不止这些。其他譬如“示范效应”、乘数效应、“畅爽”理论、“真实性”理论、“商品化”等，都在旅游研究中频频出现，这些都亟待研究者做进一步的追根溯源，以免误用。
四、未来的研究
(一)困境
正如《旅游者研究》(Tourist Study)编者所言，当前的旅游研究已陷入到困境中。
首先，旅游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发展，而旅游研究团体却仍属新手，他们对旅游者的研
究，还只限于追踪与记录大量相关案例与旅游者类型。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旅游者研究仍被政府、企业所支配，这成为旅游市场调查的重要部分；二是由于研究者自身的学科背景所限，他们缺乏分析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并将之理论化的能力。许多旅游研究者往往只依赖一小部分核心理论家”，而这些理论家的理论则以其标准化的解释、公认的理论以及原创性观点，而令人茫然失措。正如莫里斯(Morris)所说，学术的“繁荣”不仅意味着研究数量上的扩展，而且还暗示着对一种特定方法的重复、巩固与模式化运用的倾向。
其次，对旅游的理解，已囿于将之视为一件事、一件产品、一种行为，而且尤其是一件经济事项。对此，罗杰克(Rojek)与厄里(Urry)曾指出：旅游性质的确定，问题重重。那些刻意集萃社会、文化重大事件以吸引游客的行为，被认为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而旅游者爱好、旅游模式与族群认同等问题则被认为是旅游经济体系所衍生的非核心内容。
再次，旅游研究通常只限于将旅游视为一系列孤立的地方性事件，旅游目的地，则是有边界的空间区域，被动地接受外来力量的影响。由此，旅游就成了与旅行、到达、活动、购物、离开等相关的一系列无数孤立的事件，而旅游者则成为冷酷的“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旅游者研究亦成为对旅游者类型的执迷追逐，这容易让人联想到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与市场调查之间的“不幸联姻(unhappy marriage)”。
最后，旅游研究的理论匮乏。不仅如此，大量旅游研究的概念与理论方法尚未得到严格检验，而不断累积的田野研究亦缺乏明确的理论导向，亦因此对理论构建毫无贡献。
以上评论虽然并非绝对正确与全面，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揭示出旅游研究的现状与缺陷，某些状况尚未出现在国内，但上述警示或许可使部分研究者少走弯路。
(二)展望
首先，要对旅游有新的认识。旅游不再单纯是某种消费产品或消费模式，而旅游现象也突破了早期那种被视为“现代国家生活的镜像反观或短暂仪式”之时代，而呈现出“跨国界现代生活’’的形象，因此，旅游的移动性与感受性就成为必须予以关注的内容。旅游不再局限于一项孤立的活动，或是清晰完整地囊括在特定区域与特定时段内，它成为一种多维的、全球性的社会生活，不会再仅仅是被看作是离家旅游者在旅游景区所发生的系列事件了。它是包括移动性、变动性、寻找真实性、逃避、经济调整、全球化、场所消费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内的复杂现象。旅游研究需要反映出这种现象的新意义。那么，旅游究竟会演变成什么呢，L6fgren在1999年的论断对这种预测可能会有帮助。
将度假活动视为一个文化实验室，人们在此能体验到不同层面的认同感，社会关系，与自然的互动，其间，他们会利用白日梦(daydreaming)与心灵旅行(mind-travelling)等文化技巧。总之，旅游将成为一个舞台，而幻想(fantasy)则是这个舞台上的重要社会实践。
其次，要反映出旅游现象的新意义，必须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譬如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表演研究、休闲学、人文地理、文化研究、消费学与都市研究等，这些学科的理论亦可在旅游研究中得到重新论证与检验。当然，多学科方法与跨国界研究人员的结合，将会使旅游研究更加广阔与深邃，因此激励非英语世界的研究者加入到旅游研究中来，势在必行。
再次，发展新的研究视角。比如分析社会结构、中介与文化在现代性背景下的关系，及其对旅游社会实践、旅游政策的影响；旅游形象的功能、象征、文化展演过程与指号过程等。
【关键词】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创新
【作者】陈英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066-007
理论是学术思想的最高形式。理论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本质特征，当然也是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本质特征。人类学民族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与许多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它本质上的“跨学科性”，当然不可避免地分化出一些独立研究领域和共同研究题材的分支学科，这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认识论的必然，其理论创新，作为学科构建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从现存的理论和今后各分支学科的发展趋势上去考虑。
一般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体系包括基础理论和一般理论两个方面。
基础理论涉及人类学民族学定义；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其他相邻学科，如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与人类学民族学关系的理论；人类学民族学其他分支学科，如历史民族学、考古民族学、经济民族学、社会民族学、政治民族学、语言民族学、地理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构建及其同人类学民族学主体学科关系的理论。另外，还有人类学民族学学科体系建设等其他理论。
一般理论涉及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理论；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制度和家庭婚姻理论以及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形成、发展、变化的理论和观点等。
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分3类：一是宏观理论，如人类学中的进化理论、传播理论、功能理论、结构理论；二是中观理论，如人类学中的婚姻家庭理论、亲属制度理论、国家形成理论；三是微观理论，认为一个归纳经验现象，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命题就是一个微观理论。
以上这些理论归纳起来，有些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少数则属于自然科学。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或是处于两个学科的交汇地带；或是相关学科外延部分的交叉、渗透或融合，构建起一个学术共同体，一直支撑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研究：对社会制度的研究，对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的研究，对的研究，对社会文化的研究，对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对种族的研究，对民族分布的研究，对民族迁徙、相互同化、相互融合的研究，等等。
近些年来，由于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理论的支持，其研究方向逐渐转向新时期的社会热点问题，诸如新时期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地区儿童和青少年研究、农民工城市化和市民化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研究、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边疆地区民族研究、少数民族权益研究、少数民族女性研究与性别文化研究、少数民族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民族地区戒烟和艾滋病防治研究、民族地区突发性事件的应对机制及重大灾害后重建研究、周边国家民族问题及国外民族志的研究等。对于上述研究，我们不应该把它仅仅看成是传统研究的惯性延伸，而应该看做是一些学者在不脱离人类学民族学的主要旨趣――描述文化现象和理论诠释的同时，致力于推动人类学民族学的专业知识应用于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这当中触及到一些分支学科的文理交融，是加强各学科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思考和解决方法，改变学科分割状况，鼓励以问题为中心打破学科壁垒和解决跨学科问题的最佳路径。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在引领社会变革及推动自身理论创新的要求亦显得更加突出，尤其是跨学科互用互证地融合创新已成为促进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的新路径。
面对本学科及相邻、相近、相关分支学科的大量新旧内容，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认识、掌握、提炼，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有学者指出，人类学民族学学术创新包括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观点创新。笔者认同这种提法。笔者以为，理论的形成与学术的发展呈反哺作用，两者的完善与发展是相辅相承的。理论的产生要做到逻辑上的自洽，尽量减少内在矛盾，并能够提供新的解释力。而目前的人类学民族学一般理论和基础理论都显得跟不上时展的要求，这表现在有些基础理论阙如；有些理论研究与应用分割运行；有些理论套路简单。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学民族学推进自主理论创新，妨碍学科理论水平的提升及学术实践的可持续发展，举以下3个例子为证：
例证1：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缺失在讨论这一问题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形形的哲学定义，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爱智义、逻辑义、世界观义……。爱智义在古希腊意味着“爱智的学问”，是指通过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追思”，以获得智慧；逻辑义是狭义的哲学概念，古希腊亦称“逻各斯”；世界观义则是19世纪通行的“哲学就是世界观”的说法，这种说法今天依然根深蒂固。哲学与世界观看起来有差别，但关系密切，必定回避不了“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这一命题”。随着时代的演进，当今“哲学”涵盖宽泛，大致分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其功能也有所不同。中国哲学重视对人生观和宇宙观的感悟与塑造；西方哲学关注思辨精神，主流坚持逻辑分析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归属和指向而言，与现代哲学发展走向具有高度的契舍性，它注重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其基本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总体上说，哲学作为人类自我意识的宏观大理论，其特有的存在方式及其对“事情”判定方式的独到之处，体现了人类思维的超越性追求，根植于人的反思、批判与超越本性。从这种意义上讲，哲学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既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精华，也是一个民族理论思维的基本内核，它的秉性之一就是对时代主题给予关注，以便在理论与实践的思辨性竞合中修炼、提升合理的判断。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上个世纪初，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们在量子力学创立过程中对其原理和方法论方面所涉及的“物理实在”、“自然的因果性”、“空间和时间”以及对于观察与理论之间关系的理解等问题的争论，也已经不单纯是从物理学的角度，而更像是一场哲学争论。科学巨匠们如此这般地执意将物理学研究延伸至哲学领域，恰恰说明是其研究的内在需要。自然科学领域况且如此，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我们社会科学更离不开哲学。特别是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和国情的要求。应该看到，当下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同样活跃，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资源的挖掘及其当代意义的阐释相当热门。
对于人类学民族学而言，笔者以为，哲学是魂，人类学民族学是根，没有哲学思想内涵的人类学民族学是不存在的。应该看到，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散见于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学术体系中，其思想资源主要是通过对社会生活各种现象的观察与研究，去发现其本质和规律，为研究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方法论。今天，站在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结合人类学民族学现实问题的研究重新温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自然会有新的视角和关注点。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人类社会纷繁事项方式相比，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些理论、概念、问题等一般具有直接的现实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具有基本的概括性，是对多门学科的再抽象。可以说，人类学民族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是现实与思想的对话。如果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推导、验证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使其哲学化，不仅能够使人类学民族学整体特质随之丰盈，还能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视野，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提供启发，同时也能够以此作为切入点，一方面反思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发展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超越困境提供思想储备，以便更好地拓展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使其发展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由此而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如果能够努力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学派，用人类学民族学哲学构筑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思想基础，并由此构建起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理论原点①和研究的逻辑起点②的学术平台，并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范式，对于人类学民族学今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更需要哲学的直接介入。从认识论层面，人类学民族学注重实践，往往以问题为先导而缺乏抽象的说明作为其研究的核心或主题；从方法论层面，人类学民族学追求实证、量化标准而遑论自身的理论问题。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如果能够从上述两个层面上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发挥其对人类学民族学在概念、意识、规律以及与其它学科的同一性等问题的澄清作用，其原则上所要求的是持续地置理论于鲜活的实践之中，并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地吸收新的经验，以便更新理论，而不是简单的看成是纯粹理论概念的演绎，不失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操作层面上的科学化提供了重要途径。这既存在着构建一个新理论体系的学术需要，也存在着解决工作中碰到问题的实际需要。换言之，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兼具实践价值和评判功能，其主要特征应该是：通过一些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的研究，致力于发现规律性的认识；提供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实践进行哲学反思的平台，探讨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主要功能；以期对人类学民族学的逻辑、方法、模式的探讨，构建一种实践理论的可能与边界；增加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实践的理性重建，展示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基本旨趣；坚持对人类学民族学的实践、经验、理论、假设等给予评价，并为这些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则是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研究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整体提升我们的学术境界，深入探讨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规律与趋势，基本了解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理论的形成与演变，尽快厘清人类学民族学的概念界定，不断追问人类学民族学的时代背景和哲学背景。这对于推动哲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的因果关系问题的思考以及保持传统人类学民族学的思维风格也极具积极意义，它既能使得我们研究中思维线索清晰，也能清除我们实践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还能在人类学民族学调查与研究中转换视角，不断地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研究范式，使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在这一点上，我曾在《民族学通讯》第122期上，就民族学哲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等做过提纲式的刍议。
例证2：“田野调查”研究范式老化“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产生的基石，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也应该在田野调查中得到提升和总结。
真正的“问题”来自于社会矛盾。作为一名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要注意“问题意识”，面对的问题是现实的，回答问题的方式是理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尽量长期在一个地方进行实地调查，尽量融入到当地社会，与不同阶层、性别、年龄、信仰的人群接触，对关注的事项进行观察与思考，详细了解一个地方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以“非我”来论述“我”，这是人类学民族学的优势所在。但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是，我们虽然没有脱离田野，可我们的田野实践并没有真正实现由民族调查向人类学民族学调查的转变。例如，当今的“田野调查”，有些还在沿用当年那种对特定民族做叙事式描述的研究模式，它所呈现的主要是纯粹的“客观”描述。少数研究成果甚至还在“炒”《五种丛书》的研究体例，在先前老课题的模式上兜圈子，有意无意地让人看出一种抄袭的游丝，这种没有创新的陈陈相因，对学科发展没有多大补益。还应该指出的是，有些田野的研究时段基本上属于历史学的研究问题――“过去”，只注重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强调事件的历史性。过多地采用文献和历史考证方法研究问题，引用现实田野素材非常有限。而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除了非常注重尝试对现实现象进行的客观性说明外，还非常注重文化的“深描”及意义的阐释，总是对现实变化中的人与事怀有浓厚兴趣，常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突破自身的研究手段，来认识当今社会的文化及其变迁。例如，20世纪50年代之前，人类学民族学家只关注有边界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系统，“民族”是其最主要的研究单位。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逐渐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现代化元素涌入我国乡村社会。由于市场因素渗入，农民们挣脱了土地的束缚，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模式及农民的价值观念迥异于过去。现今农村问题的落脚点并不是生存问题，而是发展和消亡问题。从农村城镇化发展速度上看，多数农民“田夫野老”式的生活方式将从“田园时代”进入“都市时代”。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可能会达到70%。那时的“田野”，或被称作是“身边的田野”，而现在的“田野”，或被称作是“远方的田野”。
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学民族学出现了质疑田野工作中的时态性、客观性与科学性的声音。我们应该承认，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成果的质量考量，除了同田野工作时间的长与短、调查地点的生与熟、观察事物的粗与细，以及撰写者对问题的认识水平有密切关系外，方法论上也存有重要因素。可以认为，“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跟不上时代要求，其研究成果的偏颇之处在所难免。简言之，“当前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除了一般方法外，还包括建立范式”。所谓“范式”，从本质上讲是包括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的研究模型，它是研究问题、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所使用的一套相对固定的分析框架，是由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它已成为近几十年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概念。“范式”在库恩那里，是一个内容丰富、包括了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科学工作者所共同信奉和共同遵守并奉为圭臬的重要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然而，我们还是知道了以牛顿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一次革命，即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范式转变到伽利略――牛顿范式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科学界，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也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学术规范和理解范式，它的研究范式应当随着某些问题的探讨而不断变换模式。因为，田野调查往往是对同一问题研究视角的不断变更，更是对不同相关问题的连续探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调查的深入，我们就会发现，当一种研究范式持续到一定阶段已经欠缺完善，必须探讨、表征新的研究范式，这不仅影响到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也影响到田野调查新的理论范式的产生。由此而论，要想摆脱前人窠臼，更新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理论范式，首先应该在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上不囿于以前的框架，在不断地借鉴和融合现念及其他成分的基础上，实现自身伦理的提升与优化，尽量用新的研究视角思考问题。因此，在研究范式上，除了通过深入参与观察特定人群，俗称“蹲点”来获得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实证性研究外，还应该尽量掌握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后实证范式中，研究方法多以量化分析为主，其理论依据为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人类学民族学应该更多地使用“定量方法”，在以往文字叙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定量数据的收集（如人口普查、问卷式调查、成绩测试），采用移动、多点、多元的田野调查方法来横向比较社会人群中的差异性，也可以采用广泛用于社会科学中的“多方验证法”，尽情地表达人文思考。
例证3：生态人类学研究重心还需强化“生态”一词最早用于人们对生物学领域的研究。50多年前，西方国家就提出了生态德育，如今已步入规范化和系统化阶段。学界关于生态的探讨在哲学、史学、法学等领域也从未停息，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生态学作为生物科学领域中的子科学取得了快速发展。生态学研究的对象是生物个体、生态系统、生物种群等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其分析原理和研究方法早已被各门科学所采纳，有些已成为某些学科发展的新路径。在生态学方法的推动下，一些新兴学科，如生态经济学、生态心理学、认知生态学、历史生态学、生态人类学等亦应运而生，有的渐趋成熟。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也成为经济建设中一项有价值的基本诉求，自然也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比如，为人们所熟知的我国生态经济学，始于上世纪80年代，30多年来取得了迅速发展。目前学界对“生态经济”的内涵存有3种不同的认识：①它是一种生态型的经济类型。②它是一种“生态与经济协调”的指导思想。③它是由生态学和经济学交叉结合形成的新兴边缘学科。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生态经济学这些理论是为“生态与经济协调”这一生态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建立和“生态型经济”的实现提供理论基础和具体实践的一种居于领先地位的理论和理论体系，正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还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些关注生态政治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者开始认真发掘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自此，较为活跃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异军突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探讨生态问题时，有别于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强调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工具来解决当代生态危机，比西方其它绿色思潮具有更大的优势，其理论的侧重点不仅仅停留在人与自然辩证关系层面，而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升至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及社会制度的层面上来研究分析。他们明确宣称自己的生态学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只有诉诸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然而，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这就决定了他们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所有努力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还是对我们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马克思现代性理论和推进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迪作用。
从以上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到，生态经济学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有各自的研究重心和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相比起来，虽然源于西方并已拥有150多年历史的人类学于20世纪初被引入我国，在当时就已经开始了对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并于20世纪60年展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可现有的理论还存在着短板，除了引用目前比较主流的基本理论“二元制衡论”，认为：从终极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存在所导致的生态问题，都是地球生命体系与人类社会两大体系并存、互动、延续、派生的结果。除此之外，余下的有关理论则显得有些庞杂，或是明显缺乏主导性理论，或是基本理论存在偏颇。就好比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的由美国学者J・H・斯图尔德借用生态学的研究视角及方法提出的“文化生态学”，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学者赞同他的主张，转而采纳了文化和环境可以互动的主张。
有学者认为，目前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可以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文化，另一块是生态；或者分为三大块，一块是思想观念，一块是社会结构，再一块就是生态环境。可见生态研究的学术地位。对于这样一门人文学科，厘清其学理，关系到学科的基本定位和未来发展，而目前我国生态人类学需要认识的问题是：能否凸显学科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学科本位意识与学科融合趋势的张力中，深入到人类学与生态学的交汇地带，在学理上构建起新的理论框架，真正认识到，生态观念来源于神话传说、、禁忌习俗、乡规民约、习惯法、生产方式等文化形态；认识到，生态人类学是研究生态文明及生态文化发展和生存规律的学科。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有以下两点愚见：
其一，就“生态文明”而言，对其重视并展开研究，标志着生态人类学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彻悟。“如何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关键在于实现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关涉到如何看待生态文明的本质”。单从生态价值观来说，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存有对立或差别，但它们都把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和重建看做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而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恰恰也是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问题。笔者以为，我国生态人类学要超越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确立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用生态有机整体意识的思维方式来指导研究，启发人们以生态整体利益自觉主动地限制超越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物质欲求；在探寻人类充分享有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的同时，提出保障自然资源合理开发的建议或意见，努力把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的观念变成人们的价值追求。为此，其研究重点或理论侧重点应该放在生态价值观视域下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的“文化”现象和由此而产生的后果等问题上。应该承认，生态文明意味着经济增长和生态改善并重，当然是一个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但对于生态人类学而言，生态文明是其研究的重心。生态文明从文化历程上考察，是人类获利于自然和还利于自然过程中的文化表白，这种文化介入是自觉或不自觉进行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在审视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探究生态文明现象，使其促进更新生态文化，达到人与自然始终保持和谐统一。例如，发展生态农业是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点。生态农业中的“文化因素”应该是我们学术上所关心的内容，从这方面展开研究，既可以少有疑义地证明我国生态人类学学科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又可以以此为基础，加深对生态人类学基本概念的理解和基本理论的挖掘，不断梳理和拓展我们的研究空间，使生态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二，从“生态文化”角度讲，文化生态学作为人类学生态研究的发端，同时也就有了人类生态学研究的意义。“从文化生态学到生态人类学，标志着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从人类主位到人类与自然互为主位的变化……。在文化生态学时期，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人类与自然的互动，是以人类文化为主位的互动。到了生态人类学时期，这种互动就成了双方互据主位、互为主体、互为主导、互为宗旨的一种平衡的共生”。笔者以为，无论哪个时期，文化本是人类与非人动物之自然生存状态的超越，而人与自然则具有“社会的人”和“自然的社会”双重属性。作为“社会的人”，不论怎样，文化因素始终决定其在生存中的主导作用。作为“自然的社会”（可以理解为纯自然和社会两者的结合），亦离不开社会文化的渲染。也就是说，无论是人类保护自然，利用自然，还是破坏自然，自然界一经人类参与立刻就被打上“文化”的烙印。自然界中，人的存在是社会发展各种条件所依托的根本，由此所产生的各种文化是人与自然界发生效应的各种行为。“文化”从另一个角度讲，是一种传统的存在，是知识、认识引发人类行为的含金量，人类生活中面对自然的一举一动都应该看做是文化的传承。例如，举世闻名的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境内的龙脊梯田，上溯元代，下迄清朝，是当地民族生存意愿和共同文化心理的集中表现，堪称稻作文化的典范。谁都知道，它并非是原生态自然景观，而是人化生态的悉心再造。龙脊梯田除了核心内涵是以水稻种植为手段，提供人们粮食为目的之外，所折射的人类在经年累月劳作过程中不断积淀形成的文化形态，就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了。对此，我们不想追随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文化决定环境”观点的骥尾，只想从生态人类学角度认证：人与在人类涉足下的自然界仍然是一种非平衡的共生，即使存在着平衡共生，对于宇宙运行而言，也是暂时的平衡，它的被打破，有时作用于带有人类文化色彩的行为；有时作用于大自然对生态本源的影响。由此证明，“人类带有文化色彩的行为”不仅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命题，也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之一。因为，“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破坏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人的‘无限性’和‘绝对理性’支配下的社会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我们要从生态的角度研究“人类带有文化色彩的行为”，重点审视其在人类生态危机中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深挖其研究视角中“与人有关”的现象。只有找出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耦合运行的文化特点，才能真正克服人与自然的矛盾。
一、1848年至1920年，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孕育阶段
我们可以把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先驱分为三类：默默无闻的女人类学家、所谓“不专业”的先知先觉者和声明显赫的女学者。早在女权主义运动爆发之前，许多女性人类学家、男性人类学家和他们的妻子们的研究成果就已经陆续发表。但是，在那个年代，这些具有开创性并填补空白的研究成果的价值并没有显现出来。1848年，美国正式发起了女性选举权运动，并在纽约州的塞内卡福斯尔举行了首次会议。19世纪后半期，女性选举权运动在英国、美国、新西兰等国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1920年，美国宪法第19次修正案批准了全国范围内的女性选举权。这一时期，是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孕育阶段。这一阶段，人们不断地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自身进行着全方位的研究。尤其是体质人类学家对人类这个种群做了多项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向公众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即“生理性别对个体的社会角色起决定作用”。女权主义者试图将女性的声音纳入体质人类学的范畴，从女性的视角来分析这一结论，这为人类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因为之前的人类学家往往是男性，研究的对象也主要是男性，所以他们关注的重点是男性，对女性的理解仅限于自己的臆想、猜测或是男性想当然的认为女性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在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孕育阶段，一位名为埃尔西•克鲁斯•帕森斯（ElsieClewsParsons）的女性发挥了根本性作用。1899年，她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博士，之后她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将其研究领域转向了人类学。帕森斯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知识鼓励人们以新的方式思考自己的经历和生活。同时，她还认为人类学应是所有自由教育的一部分，这一观点进一步推进了那一时期的教育改革。帕森斯的一些女权主义观以及对社会文化规范决定因素的独到见解深刻影响着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她利用自己的财富建立了《西南社会》（SouthwestSociety），她还认购了《美国民俗杂志》（TheJournalofAmericanFolklore）。同时，鼓励并资助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等优秀女人类学家，并在她们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帮助。这些都为女性主义人类学的成功孕育奠定了基础。紧接着的主导人物是爱丽丝•弗莱彻（AliceFletcher），她是第一代专业人类学家中的一员，也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学获得职业岗位的女性人类学家，主要致力于美洲印第安纳人的仪式和音乐研究。与帕森斯一样，弗莱彻也是一名积极的改革者和活动家。[3]彻致力于研究平原印第安人，但她对妇女选举权问题非常感兴趣，帮助妇女社团创办了妇女进步协会（the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Women）。[4]在英国人类学领域，马林诺夫斯基的女学生菲利斯•凯博蕾（PhyllisKayberry）是女性人类学家的先驱者，她研究的主要方向是特殊社会政治背景下的妇女地位。凯博蕾在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主要工作便是探究男性和女性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她在《草原上的女性》（WomenoftheGrassfields）一书中针对性别关系开展了一项系统性调查，书中重点讨论了女性的劳动与农村发展的关系，揭示在经济发展中人们往往忽略了女性所做的贡献。[5]在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孕育阶段，关心女性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人士，尤其是专业的人类学家已经开始逐渐意识到生理性别并不能决定个体的社会角色。女权主义者为女性争取到的选举权，为女性的政治地位的改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一批专业的优秀女性人类学家正在慢慢成长起来。
二、1920年至1980年，女性主义人类学的产生阶段
女性人类学家注意到之前的民族志里处处充满了男性意识的偏见，人类学家多数是男性，在做田野调查时总是有男性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主导概念，“理所当然”认为“他文化”中也是男性主导，完全忽视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组织中，女性与生产经济活动的联系，这使得早期的民族志无法真实描述田野工作地点的文化与习俗。女性人类学家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报告中，女性的行为开始同男性的行为一样受到人类学家的关注并有相关描述，开始努力记录女性的各种活动和经历，展现女性的内心世界。1928年，著名的女性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出版了《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ofAgeinSamoa），此书创作之初，她将美国及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男女青年在青春期经历的躁动、困惑和反抗等问题是不是人类所共有的，如果不是，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西方社会的这种青春期躁动等问题带去了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经过细致的田野工作后发现，这里的居民文化中根本没有青春期这一概念，对儿童成长为青年的这一过程在当地文化中也没有受到关注。[6]这本著作成为人类学“文化决定论”学派的一面旗帜，人类学这一学科开始在美国大众中深入人心。1935年，米德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SexandTemperamentinThreePrimitiveSocieties）出版，分别对居住环境完全不同的三个原始部落人的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细致的研究与比较，用扎实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力图探索社会对男女不同的行为规范到底是文化因素还是生理性别因素造就的，并从深层次研究了社会中所谓的“正常行为”与“不正常行为”。这本书的结论是，男性与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不同气质并不是由人们的生物性特征决定的，男女不同的性别气质根源于社会的文化建构，在一个社会中那些被人们认为的不正常的社会行为主要是因为不符合该社会文化的期待。[7]米德的这两本书不仅在普通大众中广受欢迎，而且奠定了性别的文化决定论。用翔实的人类学民族志再现了社会文化（而不是生物性别）塑造了人们的行为。此时的女性人类学家将性（sex）与社会性别(gender)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之前这两个词是可以通用的。女性主义学者们认为，性由生物学决定，而社会性别是一个文化层面的概念。这一时期的一些概念通常使用二元对立的方式进行划分，比如，性与文化、男人与女人、工作与家庭。这样的划分法不允许术语间存在重叠。米德为二元对立的划分法做了重要贡献。她主要研究的是文化多样性，这也使得她可以摒弃偏见，理解“自然”（natural）这一概念对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性。米德是女性主义人类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创作了很多人类学方面的作品，研究了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并分离了控制人类行为和个性发展的生物和文化因素。[8]1949年，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的代表作《第二性》（SecondSex）出版，这本著作指出，一直以来，女人这一概念都是由男人定义的，女人只有去打破这个定义，才能让男人定义而产生的风险远离自己。[9]1963年，“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之母”贝蒂•弗里丹（Betty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FeminineMystique）一书出版，她在书中讨论了在家庭内部性别所扮演的角色，并对现代女性是否会满足于传统角色这一问题提出质疑。[10]这两本著作对人类学和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两本著作引发了1974年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大讨论。这次讨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分别是，米歇尔•罗莎（MichelleRosa）把男女不平等现象归结为男女分别活动在公共范畴和家庭范畴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这种男外女内被片面地理解成男尊女卑。露西•斯洛克姆（LucySlocum）认为，过去的人类学研究主要以男性为主，以欧洲为中心，所以存在偏见，批判了男性狩猎论（man-the-hunterhypoth-esis）即，基于生物学差异而导致的工作和角色的简单分配理论。[11]路易斯•兰菲尔（LouiseLamphere）认为，女人、文化和社会这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做田野调查时必须进行更大系统的分析，以理解性别之间的不等关系。[12]简•科利尔（JaneCollier）和西尔维亚•亚娜基萨科（SylviaYanagisako）深入分析了社会性别的构成。葛尔•罗宾（GayleRubin）认为必须将性别问题搬到人类学层面上来讲，并且引入了“性别与社会性别系统”（sex/gendersystem）这一女性主义人类学概念。[13]谢里•奥特纳（SherryOrtner）认为，不同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女性从属于男性的现象，根源在于意识领域里女人被看作是自然，男人被看作是文化的象征，文化总是高于自然，自然从属于男性。[14]在这次广泛的大讨论以后，女性学的研究（women’sstudies）正式成为了女性主义人类学（feministanthropology）。[15]
三、1980年至今，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的议题得到绝大多数妇女的肯定，在个人和集体诉求上成为普遍接受的话题。[16]在为数众多的国家中，女性领袖不仅是该国优秀的政治人物，甚至已经成为民族与发展的共同象征。虽然大多数女性从政者依然是在父权政治的构架中从事政治活动，但是，作为女性的模范样板，她们对社会禁忌的破除与对年轻女性的冲击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到人类学学术界就不难发现，在所有批判理论中，女性主义人类学产生的影响是最大的。20世纪末，女性主义人类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各种思想的影响。开始研究后现代话语，鼓励人们评判政治，阶级、种族、民族、宗教、社会经济地位等，认为这样是女性多元化范畴的重要特征。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后现代阶段承认所有女性的需求和经历均不相同，所有理论均受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研究者将目光集中在生产与工作、生育与、性别与国家这三个问题上。[17]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后现代阶段提倡解构“男性”和“女性”这一对二元范畴，既不要男尊女卑也不要女尊男卑的二元结构，而是建立一个包含两性特质的、多元的、涵盖一系列中间色的色谱体系。后现代女性主义人类学既是解构性的也是建构性的，它要解构的是原有的概念、意识形态、路径和方法，它要建构的是新型的社会性别关系。后现代女性主义人类学重视妇女阶级、种族、文化和人种的不同，凸显了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和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以及女性所处的“他者”的地位。这比仅仅把女性看作被压迫的、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具有更多的含义，这种反本质主义立场超越了以往的一切辩论，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第一，实践理论。简•科利尔（JaneF.Collier）指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两个概念，必须通过个体与社会复杂整体之间的实践关系来理解，所有社会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实践。[18]实践是由真实的人所做的真实的事，文化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实践，应当研究人类如何表现，而不是考虑他们身上具备的品质。这是对涂尔干的神圣与世俗观点中认为女性不具备象征性地位的驳斥。此外，该理论还对如何再现系统提出了质疑，因为系统之间存在不平等、不稳定以及矛盾问题，所以不能将所有事物都用二分法进行划分。第二，关系结构理论，作为一种反文化女性主义的观点得到发展，该理论认为女性不应该穿上西装进入男人的世界，而是应该改进其内在本质与积极性。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包括玛丽•戴莉（MaryDaly）和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Rich）。批评文化女性主义忽略了那些创造出价值的压迫力量。最终，形成了一种“消极女性主义”（negativefemi-nism），这一理论撕裂了概念而不是建立概念。[19]第三，表演理论，该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关注生产力，不强调话语意义，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认为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存在利益竞争和不同优势之间的竞争，所以女性和男性的地位会不断发生变化。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lter）的《性别麻烦》（GenderTrouble）认为性别角色及特征是表演的结果，人们的衣着、行为举止都是表演的道具，社会又将此固定成社会性别模式。因此，打破男权制度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男女混装”这类手段消除男女两性的社会分野。[20]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当人们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性别时，性别差异乃至性别压迫就有可能消失。第四，酷儿理论，是一种将其本身定义为反“常态”的理论，挑战了异性的规范性以及人们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强调了社会化对性认同的影响。酷儿理论试图超越传统观念来研究性别领域。该理论一直受到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朱迪思•巴特勒（JudithButler）和戴安娜•菲斯（DianaFuss）的强烈影响。
四、女性主义人类学在中国
关 键 词：体育社会学；体育人文理论；人类学；传统体育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2)04-0013-04
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要发展社会学、人类学，紧接着由中国社科院胡乔木牵头，费孝通负责操作，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就这样重新步入学术正轨。在此基础上，经后来体育界诸多专家、学者的努力，又创建了一门体育二级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按照卢元镇[1]的观点：“体育社会学和体育人文科学合称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简称体育人文社会学。”其基本研究思路是关于体育人文与社会的联系，集中关注社会各种体育现象，着眼点在体育文化。目前，体育史、体育哲学、体育伦理、体育美学、体育文化、体育人类学等，主要探讨内容包括体育的人文价值、伦理和审美等。作为新兴学科，从体育人文理论发展趋势来看，应有所突破，而不是不断重复前人所述。本文将从理论上围绕哲学思维(价值判断)、理论体系、研究方法(范式)等作简述。体育人文理论研究可借鉴人类学研究，以促进体育人文理论向深层发展。未来体育人文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多将体育归于大文化范畴，所以，发展体育人文理论，可以回到人类学中去找寻那些有价值的东西作参考。
1 人类学与体育人文理论
人类学研究“人”本身及其文化，是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把日常教育的零散科目合为一个便于掌握的整体[2]。人类学最早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多关注体质方面，现在则多集中于文化方面的研究[3]。而体育人文理论的研究对象就是人本身以及人参与的体育文化活动，研究内容包括对人与体育的哲学分析、伦理关系、审美、价值判断等，也可说是属于人类学研究的部分内容。胡小明[4]教授认为：“体育人类学，属于应用人类学的范畴”。
从人类学看体育人文理论研究，会显得哲学思想更开放、更加具有包容度。人类学注重站在上层(文化的角度)看问题，蹲在下层(田野调查)研究问题，问题集中在人的文化(思想层面)和文明(技术层面)两个层次。从上层看，中国体育人文理论整体架构，即学科的构建问题(体育文化研究的构建)，首先是研究的哲学思维，其次就是学科的哲学、理论框架的构建。从下层看，目前中国体育人文理论的路线，主要是以文化学作理论指导，一直在研究人的身体娱乐活动与社会的关系，具体研究对象表现为“体育文化”。但是，到底什么是体育文化以及如何深入研究体育文化等，体育学界一直还在商讨中。人类学最早研究的是人类体质(解剖特征)，后转向民族、宗教等文化层面，已经从“文化概念”的漩涡中走出，把关注焦点定位于“何时”使用文化这个概念。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人类学能为体育人文的研究提供相对成熟的理论。人类学属于“新”科学的第一个，而不是“旧”科学中的最后一个，它正在探索如何理解人们广泛著述的人类状况之新方式[5]54；“人类学是现代人文社会学科的基础学科，人文社会学科的世界性，是由人类学从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的两个面向的世界性所支撑的”[6]。
2 体育人文理论研究的结构性问题
2.1 哲学思维和理论体系的缺失
每个民族、国家都应有自己的哲学观、文化观。哲学思维的缺失，会使体育终极价值观不够清晰。中国体育发展的哲学思维，往往被“权势思维”所替代，在这种状况下，体育顺势为权势服务，但是，保障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还需保持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从人类学研究的经验来看，开展体育人文理论研究，首先要找回体育的历史渊源以及自身哲学，其发展方向才不会偏离本位。
中国的体育人文理论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支撑，没有明确的理论方向作指导。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体育哲学研究局限于历史唯物主义。不少体育学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唯一的理论工具，坚持在思维领域形成的辩证逻辑关系，过分强调其在社会领域中的应用及外推作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人们必须将理论与社会密切联系，才能深刻洞察社会。实践也表明，如果仅仅背几条耳熟能详的原理，而脱离与社会的联系，就与马克思的要求相背离。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中的理论，还应是被重新创造的理论[7]。僵硬地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束缚了体育哲学研究，使其停滞不前。二是存在着一些不求甚解的时髦理论。不少研究者将全球化、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理论生硬地强加到体育人文理论研究中，由于缺乏深刻的理解与剖析，显得非常牵强。
2.2 研究方法以文献提炼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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