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音乐教育史；乐教；音乐教育；音乐教育思想；音乐教育制度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2）02
中国音乐教育史，是研究历史时期中国音乐教育思想、内容、活动等问题的学术领域。早在20世纪初，这一领域即已成为中国音乐史学、中国教育史学的重要内容。有学者考证，萧友梅博士论文对周朝音乐教育体制的简要论述，是我国音乐教育史上第一次对周朝音乐教育进行近代教育意义上的总结。 据笔者所及，对这一学科从文献、学科理论与方法论等角度展开专门性的研究，是近30年来（尤其是近20年来）才开始集中、深入地展开的。这期间，有关中国音乐教育史的论文、著作共发表、出版200余种，内容涵盖了我国音乐教育的起源、音乐教育思想史、音乐教育制度史、历史时期的音乐教育价值论、音乐教育内容史、音乐教育方法论，以及中国音乐教育史学科自身的理论探讨等十分宏阔丰富的论题。一些音乐院校和科研院所，陆续形成了教师科研与硕博士研究生选题相配套的研究团队。除此之外，一些来自文、史、哲、教育学界的学者也从各自的角度探讨了上述部分论题，为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做出了贡献。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音乐教育史已经从20世纪之初蔡元培大力倡导“美育代宗教”的国民教育思潮时处于边缘位置的话题，逐渐更新壮大为当前我国音乐教育学学科版图上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我国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建设、学科建设过程中，规划学科蓝图、挖掘本土资源、强化本土话语、革新音乐教育实践所必不可少的音乐教育学分支学科。那么，以往的200余种学术著述，具体研究了中国音乐教育史中哪些具体问题？反映了历史时期中国音乐教育的哪些经验？研究中还存在着哪些弊端？尤其在中国音乐教育史的学科自身的自觉探索中，还存在怎样的困局？面对这些困局，今人当如何逐步破解？本文将在对这些文论展开综述的基础上，试对上述问题加以探讨。
关键词：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高潮；史学理论
从甲骨文对中华民族教育活动的记载开始，中国教育史学便开始漫长的孕育时期。由于中国教育一直依附于政治，未出现学科专业分化，教育史学一直未能成为一个专门学科。19世纪后半叶，随着近代西方学科分类方法的传入，尤其是20世纪初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新式学堂中有了专门的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教育学科才呼之而出。在建立近代教育制度过程中，为满足1904《癸卯学制》中“大学堂、进士馆、师范学堂课程中必需设教育史科”的需要，一大批传统学人，在新史学思潮启迪及日本学者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热潮的带动下，开始第一次致力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1901年，史学大师罗振玉、王国维在上海创办中国近代最早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并陆续发表有关教育史、学术史的论文，开学人研究中国教育史之先河。1910年湖北学使黄冯箕提出设想、后由两江师范学堂课务柳诒徵著成的《中国教育史》则标志着中国教育史学科在学术界地位的最终确立。
从1904年至今，中国教育史研究已走过了近百年历程。百年以来人们在对中国教育史不断深入研究的同时，却忽略了对历史研究本身历史、即中国教育史学史的关注。中国教育史学史发展的近百年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回顾近百年以来这一学科研究高潮的特点对于今天教育史的发展具有极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民国时期教育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及特点
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第一时期从1904《癸卯学制》颁布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结束。在这段时间中，中国教育史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启蒙、发展、兴盛到停滞的过程，并形成了教育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五四运动”后，王朝更迭的政治动荡开始折射于中国学术界。中国教育史研究除继续翻译日本著作外，开始学习美国，出现了以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研革史》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史专著。民国《壬子·癸丑》学制颁布后，上海商务印书局、中华书局竞相出版师范学校教育史课本，教育史研究初次形成热点。这为1920年到1937年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第一次研究高潮打下了基础。
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被梁启超称之为“全民族人格觉醒的新时期”。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界全面觉醒、社会革命风起云涌，形成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思想最为自由的时代”。得益于时代熏陶，中国教育史学科在这一时期也摆脱了简单模仿日本和欧美教育史研究的模式，开始在学理上走向成熟，其中不少研究成果时隔半个世纪依旧为教育史研究者所重视。
以民国第二次学制改革为契机，研究者迎来了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第一个研究高潮。这—高潮酝酿于20年代前半期，20年代后半期大量成果开始出现。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记载，仅各类出版著作即达60部以上，其中既有教材亦有专著，既包括通史，也有编年和史料研究；表现在研究方法上，运用西方教育科学和史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专著均有发表。总体来看，中国教育史理论的提出、教育史资料的整理、研究领域的开拓都是这—时期的显著特点。而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学界社会史论战在教育史学界引起的震荡、对中国近代教育70年历史、30年新学制发展的反思无不刺激着研究者敏感的神经，时代感与忧患意识成为了近代教育史研究的另一鲜明特点。“欲通今则必先知古”，陈宝泉的《中国近代学制制度变迁史》是有感于“切合国情之新教育一时无由而发的”，而陈启天的《中国新教育思潮小史》则认为“一种新教育必有一种新思潮为之先导与后盾，应注意教育变迁，更应注意思潮”。面对现实，从传统入手探索现实教育发展的出路，这一特点是此前中国教育史研究所没有的。
教育通史究始终是衡量中国教育史研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凤喈著的《中国教育史大纲》是中国的第一部教育通史著作。该书自中国教育起源起、止于当代，以教育制度及教育学说为主要研究内容。由陈青之著、1936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是一部内容更详尽，体系更宏大，理论色彩更浓厚的中国教育通史著作。另外，余家菊的《中国教育史要》、周谷城的《中国教育小史》、陈东原的《中国教育史》也为此时之代表作。
中国教育断代史研究的开创标志着教育史研究的深入，30年代后始有著述出版。在古代教育史方面有毛邦伟著的《中国教育史》、陈东原著的《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而陈翊林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和为数不少的近代教育专史论文，则使中国近代成为教育史关注的一个热点，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就是舒新城。
出于强烈的时代感，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成为教育界的自觉意识，涌现出了积累教育史资料的大量著述，一些教育杂志也经常编辑若干年教育回顾之专刊。如《申报》编辑的《最近之五十年》、商务印书馆35周年纪念刊《最近三十五年之教育》都把教育史资料的整理放在当前问题的关注上。从1925年起，舒新城以10年的研究对中国近代60年的新教育进行了反思。他以“存中国新教育之文献”为目的，从收集整理近代教育史资料入手，写出了《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汇编》、《中华民国之教育》两书，开创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全新领域——教育史史料学。在书中，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起点、近代留学教育、近代教育思想史都进行了全面探索。他认为中国选择近代教育是被迫的，是表面上学取西学而内地里排斥的结果，走过的道路不算成功。他企图通过自己的研究，使人们知道教育与社会组织的深层关系，启发人们注重传统文化并重建中国教育。
专题史研究方面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以陈宝泉《中国近代学制制度变迁史》为代表的学制史；(2)以陈启天《中国新新教育思潮小史》为代表的思想史；(3)以教育行政管理史、书院制度、女子教育、科技教育、地方教育史为专题的专门史研究；(4)教育家思想研究等。此间的教育史面对现实、反思新教育、探索教育出路，不少专著虽显得粗疏，却创下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多个“第一”：第一部近代学制史（陈宝泉），第一部教育行政管理史（薛人仰），第一部女子教育史（程谪凡），第一部书院制度史（盛郎西），其开拓之功难以磨灭。
回顾教育史第一次研究高潮时期的特点，从其发展逻辑过程来看，通史研究到一定程度必然引发专史研究，而独特的社会环境又使这一时期的专史研究带有鲜明时代气息。此间的学者多为大师级人物，不仅具有厚实的中国传统文史根底，而且深受现代西方特别是美国教育史学理论之熏陶，在研究方法上引入了实证主义及分析批判主义的教育史观。舒新城、方与严、姜琦、陈东原、盛郎西都明显的打下了这一烙印。而周予同、杨贤江、陈青之等人则进一步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史观，杨贤江的《教育史ABC》是第一本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史观撰写而成的著作。从“五四运动”后期到抗战爆发的十余年时间中，广大教育史学者有感于动荡时局而对中国教育史未来发展道路进行思索。在近20年探索中，他们对中国引进西方近代教育制度60年和新学制30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出现了一大批绚丽多姿、时隔半世纪后至今仍具有灿烂生命力的代表性成果，基本奠定了中国教育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并形成了第一代中国教育史学家群体。这种高潮迭起的研究热情直至抗战爆发才被突然打断中止。
从中国有了教育史学科到1949年共和国建立，中国教育史学科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在45年时间中，这一学科一度达到辉煌，其中不少研究成果甚至在五十年之后仍显示出理论价值。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教育史学者，以要求改革的资产阶级教育家为主，始终与近代新教育发展和改革相结合，积极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批判地分析中国封建主义教育，在中国教育史料搜集整理方面做出了成绩，并在史学理论上对诸如教育史学科内容体系、社会功能和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关注当前教育问题、有强烈的现实感始终是前45年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最大特点。但也应当指出，先后经历了“五四”时期思想大解放和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问题大论战，中国教育史研究虽有所触动，却未能真正介入并在其思想交锋中受到深层次洗礼。与国内学术大潮若即若离的表现的确影响了中国教育史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水平。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当时中国教育史学者的研究势头突然停止，并在以后战乱中难竟其业。然而，薪尽火传，中国教育史研究第一次高潮时期培养的一大批青年学生，却在这种环境熏陶下成为20年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教育史研究者。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史研究二次高潮的方兴未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教育史学科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历程。在建国后到80年代初的30多年中，教育史研究走过了起步、展开、歧路、恢复的四个阶段。中国教育研究的第二高潮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并一直延续至今。这次研究高潮是基于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教育史研究成果和建国后引入苏联教育理论基础上的一种艰辛曲折的回复和重建。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确立了理论主导地位，各个领域都掀起了一股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思想运动。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同时，教育界还聘请了苏联专家来华帮助建立新中国的教育理论。凯洛夫的《教育学》和米丁斯基的《世界教育史》都在教育界产生巨大影响。在这种背景下，从旧中国走出的第一代教育史研究者大多在这一时期接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洗礼。从1956年文教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后来“反右扩大化”、“大跃进”的兴起，中国教育史研究在暗流中前进，“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势头进一步进入到中国教育史学研究领域。1963年，随着教育界对“母爱教育”和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中国教育史研究终于失去环境。官方及苏联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使建国后学术研究一开始就纠缠于阶级属性、政治立场及思想倾向。“文革”的中后期，在“批林批孔”及“反击右倾翻案风”带动下，建国后近二十年教育史研究领域的种种偏颇观点最后终于积累爆发，从而演化为“文革”中教育史界的种种偏激及荒诞见解。
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社会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全国“真理问题的讨论”的展开，在教育基本理论界和历史学界的推动下，中国教育史学界思想进一步开放。1979年全国性教育理论刊物《教育研究》创刊，1980年12月全国教育史研究会就“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问题进行了讨论，而这则标志着教育史界科学精神的全面复苏。1979年底，人民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毛礼锐的《中国古代教育史》、陈景磐的《中国近代教育史》、顾树森的《中国历代教育制度》、孟宪承的《中国古代教育文选》等凝结了中国教育史界前辈学者心血的系列成果。这四本教育史教材跨越了10年动乱，既为随后的研究起到了范式作用，又留下了相当空白，呼唤着中国教育史研究高潮的到来。
中国教育史学科的新高潮开始于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教育史研究在宽松的学术环境中进行，形成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研究热潮。其高潮主要表现在新研究热点的形成、研究领域的再拓宽、中国教育史学理论的科学化构建等特点上。
中国教育史第二次研究高潮的热点形成主要集中在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研究上。从人物教育思想方面来看，这一时期对孔、孟等先秦诸子；汉唐的董仲舒、韩愈；宋明朱熹等理学教育家；近代康有为、严复、梁启超、陶行知、梁漱溟及无产阶级教育家杨贤江、恽代英等的研究都全面展开。在教育制度研究问题上，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古代教育制度、历代文教政策、科举取士制度、书院制度、近现代学制都进行深入研究，并形成大量著作。
这一时期的第二个特点是教育史研究领域的再开拓，尤其表现在比较教育史、教育文化史、民族地方教育史、高等教育史、教学思想史等方面研究的方兴未艾。在成果上主要表现为各种专著的陆续问世，其中尤张正藩著《中国书院制度考略》、陶愚川著《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王承绪、张瑞璠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丁纲主编《中国文化与教育》丛书、熊贤君著《中国教育管理史》、程斯辉著《中国近代教育管理史》、熊明安著《中国高等教育史》为代表。80年代，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六卷本出版，引起海内外学者关注。1987、1988年毛礼锐主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家传》及沈灌群、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家评传》的出版，则反映了教育家专题研究的代表成果。1994年由王炳照、阎国华主编、八卷本290万余字的《中国教育思想史》是迄今为止最为浩繁的中国教育史论著。
近二十年来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开拓，有的拓宽了原有领域，有的填补了以往空白，对整个近代史研究产生了重要作用。在有关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方面，出版了章开沅主编的《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顾学稼主编的《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等书。在晚清新式学生和知识界社团方面，桑兵已出版《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和《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及活动》两部专著。近代留学生教育方面，如田正平的《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董守义的《清代留学运动史》、李喜所的《近代的中国留学生》、王奇生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等都是代表著作。
在教育史学史研究回顾方面，毛礼锐、郭齐家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十年的回顾与展望》、周德昌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四十年》、蔡振生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反思》等论文都对此进行了反思。而杜成宪等所撰的《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则成为目前国内教育史学史研究的第一本专著。而韩达的《关于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问题的讨论》、田正平的《关于中国近代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几点思考》、杜成宪的《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试构》等文章，则对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构建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建国后的五十多年中，教育史研究在50年代初通过学习苏联得以再起步，在60年代中曲折展开并走入歧途，在80年代至今的二十多年中渐入佳境。广大研究者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宽松学术氛围，掀起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第二个高潮。其主要表现在学科队伍不断壮大，中青年学者快速成长；学科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并形成了以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为研究主体的教育内部史研究，以教育与文化、社会之间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外部史研究。重要的是，随着教育史学观念的转变及与海外学者交流渠道的开辟，以教育史研究本身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史学理论研究框架开始形成，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渐趋成熟。因此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第二个高潮在时间跨度上要长于第一次，以至于其势头至今未衰，还有可能再延续下去。
三、中国教育史两次研究高潮的比较及反思
从百年历史的回顾可以看出，中国教育史研究第一次高潮是“新文化运动”后大师级学者对于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初建和探索，第二次高潮则是“文化大革命”中教育史学科被打碎后的重建和修复；第一次高潮的研究者从传统历史学背景中走出，第二次高潮的研究者则是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五十年建构的新传统中突破；第一次高潮的研究者在教育史料的收集上关注于当前与现实，而第二次高潮的研究者们则关注于以前而忽略了建国后特别是最近二十年教育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同第一次教育史研究高潮相比较，目前中国教育史研究在日益高涨的同时，还存在一些缺陷，如参与教育实践、为现实改革服务的力度不够；研究队伍后续力量不足、研究方法老化、研究经费缺乏等。这些除了受社会外部环境影响外，也有教育史学自身的原因：(1)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长期借助其他学科特别是通史研究成果，自身独立框架体系尚未发育成熟，教育史学科学化、理论化、从教育自身逻辑探索其内在规律的研究做的还不够。(2)在教育事件、教育人物及教育思潮评价标准方面，过分重视政治尺度而忽视多元化标准，教育学科自身特征未能充分表现等。因而当整个教育学科不断蓬勃发展时，教育史学在教育学科体系中反而呈现出令人担忧的下降趋势，教育史学与其他历史学学术研究水平之间也出现了差距。
在回顾近百年教育史研究挫折与成就的同时，我们该如何适应教育科学改革实践的需要，努力促进21世纪我国教育史学科健康良性发展呢？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教育史学科必须打破史学、教育学的界限，从教育学中走出，进入历史学，在教育学、历史学之间寻找跨越的桥梁，确立全面的教育史观以促进教育史学的理论更新。作为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教育史研究即受制于教育学的知识体系，又为历史学科规范所约束。经常有人问“教育史研究是教育学出身好还是历史学出身好”，其深层次问题则是教育学界与历史学界的教育史研究有何区别？其实，教育史虽横跨教育学与历史学两个学科，但却不是二者的简单叠加，真正的教育史即从属于社会科学中的教育学，又具有人文学科的鲜明特征。历史学出身者掌握史料的方法路径较熟，比较注意求证史实之真伪，长于研究教育思想史及史论结合之专题；而教育学者教育理论素养较好，研究注重探求教育发展规则，多作教育制度史及教育现象本身之专题研究。对于教育史研究而言，教育学、历史学二者缺一不可，没有教育学做指导的教育史研究可能比较盲目，而没有历史学作基础的教育史学则必然流于空洞。正如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要深入研究教育史就必须把教育学、历史学二者结合起来，努力做好以下工作：
其一，要深入研究教育史，必须具有教育理论、特别是教育基本原理及教育哲学素养。新的教育理论不但会使我们对教育史有新认识，找出研究新视角，发现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而且还会使研究者具有其他历史学者无法具备的专业理论素养。具有良好的教育理论是教育史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教育史研究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科的一个显明特点。
其二，要深入研究教育史，还应该打好史学基础，借鉴史学研究成果，使教育史学体系科学化，从而提高教育史研究的理论水平。近年来史学界开始关注教育史研究，并以史学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善于思辨的全新视角，占领了教育史研究的一些领地。如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李华兴著的《民国教育史》、台湾大学历史系高明土教授的《隋唐贡举制度》都是明证。当史学界不断注重引文出处、版本目录、关注海外同行研究成果之时，争鸣的风气却还未完全进入教育史领域。教育史领域忽视对一手资料及考据功夫的把握，古文、外文水平较低，甚至还沿袭过去旧史学中相对陈旧的观点。如继续抱残守缺，就很难改变教育史学在教育及历史两个学科体系中地位不断滑落的现象。
一些学者认为，教育史学科地位正在呈下滑趋势，教育史与其他历史学科研究水平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还有拉大趋势。实际上自近代以来东西方国家都出现了教育史学由盛转衰的现象。中国自《奏定学堂章程》颁布至今，大陆和台湾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教育史课时都出现了由密转疏的趋势。教育史既不像教材教法、教育心理学那样具有实用性，又不象德育原理、教育哲学具有理论性，能配合实际应用调整内容。因此，在各门课程争夺有限学时的情况下，教育史只能沦为被削弱的地位。台湾师范大学周愚文教授主张，教育史不应极力争取重回师范教学课堂，而应力求打破教育与史学隔阂，朝专门学术研究发展，如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在与历史学交融过程中扩大新生领地。教育史只有在从教育学科核心向边缘移动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新生，最大限度的进入对方就是最大限度的占领对方。教育史研究打破史学、教育学的界限，从教育学中走出进入历史学，不是教育史的消亡，而是教育史阵地的扩大和再生。
（二）教育史学科必须突破史学与社会学界限，进入社会学领域，从而实现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在人们心目中，教育史是已经发生过的特别是1949年以前的事，它与教育理论及将要发生的教育现象没有直接关系，教育史研究者应该沉溺于故纸堆中梳理旧史实，而不应研究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和理论，这是一个狭隘、错误的观点。
首先让我们看历史学，特别是教育史研究的目的。历史与现实的区分仅仅是相对的，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属于广义的历史科学。教育科学的各方面都属于广义教育史，由于教育的继承性特别强，教育史与教育现状一直都是紧密结合。李大钊认为“社会与历史二者是同质而异观的，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一切史学研究，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陈编，乃是过去、现在、未来和永世生存的人类生活的全部生命”。今天中国的教育现象就是昨天中国教育历史的延续与发展。我们研究历史之目的，就是为了指导今天，研究的历史性与现实性必须统一起来。我们致力教育史实的发掘，回复教育历史的使命就是力求发掘教育自身发展规律，从而解释现实中国教育的即成结论。研究教育史的目的是为了解释现实教育问题，而解释的真正目的则在于修正现实。英国教育史学家哈德罗·珀金认为：“真正的历史学并不是一味按照年代顺序挖掘整理史实材料的学科，而是一门解决问题的学科，它向现实世界提出种种问题，并努力探寻问题答案。因而，教育史的历史性与社会性必须统一起来，研究者必须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在研究思维上社会学化。
在21世纪，教育史学界只有树立大教育史学观念。才能实现教育史学在指导教育改革实践方面的指导功能。广大教育史工作者必须走出书斋，深入到教育改革实践中，才能真正领会教育史研究的内在真谛。现实教育问题不但会使研究者发现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还可以促使我们转换思维，促进教育史学科本身理论水平的提高和更大程度与社会学的交融。当教育史研究发挥了其在教育改革、教育学科建设方面的指导功能时，教育史学科自身价值才能真正实现。
树立大教育史观、发展教育史学科理论，指导教育改革实践是目前教育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这都需要一批高素质的教育史研究人才。因而打破专业限制，建立通才式教育史研究队伍则成为了一切工作的关键。纵观上一代教育史学界的老一辈学者如舒新城、孟宪承、陈学恂等，无不融会贯通了西方教育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治学经验，并立足于中外文化交汇前沿去把握教育史发展的轨迹。21世纪，随着现代学科交叉的不断加剧，学科研究之间方法的互用已成为了一种必然。就教育史而言，它涉及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各个学科，这就不光要求教育史研究者本身知识结构要不断完善，还需要一支各个学科专家共同组建的专兼结合的队伍。只有这样，才能在研究中真正实现各个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实质性共用。例如我们教育考古时对考古专业人员及知识的借鉴；教育调查过程中对于统计学知识、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在进行教育史资料收集、存储、传输过程中对于信息技术的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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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史学科；学术危机；历史学属性；出路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1-0026-06
在中国高校学科体制内，教育史学科隶属于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教育史学科的诞生有两个标志：一是学校中有了中国教育史课程；二是有了专业的教育史学术研究。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规定教育史成为中国师范类学校的必修课程，而1901年创刊的《教育世界》杂志的创刊与随之黄绍箕提出设想、柳诒徵撰成的《中国教育史》乃至1914年郭秉文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等学术著作的相继问世，标志着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随之得到了蓬勃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当整个教育学科不断蓬勃发展时，教育史学在教育学科体系中反而呈现出令人担忧的下降趋势，教育史学与其他历史学学术研究水平之间也出现了差距。”[1]59所谓的教育史危机成为理论与现实中不争的现实。教育史学科的危机内涵究竟是什么？具备历史学与教育学双重属性的教育史究竟该如何突围与前进？笔者拟一阐己见。
学界普遍认为：教育史的危机在课程上的体现为师范类学校的教育史课程的合并与课时的压缩；在学术上表现为研究范式与成果的相对落后。实际上，中国教育史学科自成立那天开始，就与危机相伴随，它至今没有建构起独立的学科研究根基，仅依靠课程与教学的强制要求而存在。百年来，虽号称拥有教育学与历史学双重属性这两条腿，但发育极不平衡。依靠课程教学的保障与所谓实践应用性的招牌，教育史学科的教育学属性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与发挥。但历史学属性这条腿既先天不良，又后期无人关爱，成为教育史学科危机的致命病因。其实教育史课程的合并与课时的压缩这些教育史的教育学属性方面的问题仅仅是让教育史学科危机浮出表面的现实表现，危机的实际内涵是对历史学属性的长期忽视。各种华而不实的范式争鸣掩盖了教育史学科的学术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危机早已存在，仅仅是今天才更加明显与急迫。
一、偏向与不足
中国教育史学科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偏向与不足。
（一）研究者热衷于理论而不善于与实际结合
百年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理论与分析方法、工具，但恰恰是中国教育史学科工作者对教育理论与方法的执著，使得这些理论与分析方法、工具的引用与研究成为中国教育史学学术研究的热门之一，忽视了将理论指导实践研究，将研究分析方法、工具与教育史料、教育生活相结合。这种集中于方法论的研究倾向使得很多研究者，尤其是研究当代教育史者误会研究教育史就是研究教学模式等方法论范畴，而忽视了其他内涵。同时集中于个人思想的研究，忽视历史生态环境影响下的群体性教育思想研究。以最高思想层次代表全体，忽视对历史生态环境范围内的整体教育思维层次的把握。普遍缺少群体性研究意识，只注重对精英人士的研究，无视普通大众的意识层次，造成对中国教育思想的历史层次人为拔高。如学前教育史领域，就普遍以陈鹤琴、张雪门等人的幼教理念作为关注重点，无视其他幼教工作者的普遍水平与贡献。在教育学社会调查范畴，也往往规范不严谨，使得调查结果缺少合法性与证据性。就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来看，大量数据的引用与分析缺少合法手续，易引发粗制滥造与学术造假等不端行为。相比较目前的口述史学，其合法性、规范性建设的步伐却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二）中国教育史研究者的实证史学功力与运用明显不足
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产生与发展，是和师范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定位于教育教学科目而非学术研究领域。每当师范教育发展兴盛时，教育史研究就处于高潮，反之亦是。中国教育史学科主要突出培养师范生的目的要求。这种狭窄的定位影响了其学术功能的发挥。由于不是纯粹的历史学研究，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学术成果大多为教材而非学术著作。中国教育史学科工作者学术背景大多为教育学，普遍不具备历史学研究所须掌握的古典知识结构，对史料的收集、考订、分析皆有欠缺，无法将实证史学的先进成果运用于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史料建设也落后于其他史学领域。上世纪出版了《中国教育大事典》、《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等资料书后，则少有大型的教育文献集成问世。直到2003年，第一本中国古代教育文献索引书才由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整理出版。梁启超、舒新城等人所关注的实证史学研究理论及方法在今天的中国教育史学科学术研究中已很少见到。
（三）制度化、模式化、概念化教育研究一家独大，缺少历史学研究的细致与多样
“上个世纪初，西学东渐，中国的教育学伴随着师范教育的出现而产生。从那时起，中国的教育研究基本上是按照西化的简单逻辑来思考和言说中国教育的。”[2]长期以来，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学术研究以制度化、模式化、概念化为主要研究范式，在此种思维强势指引下，对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一批成果。但由于娴熟此种研究范式，使得研究者以制度化、模式化、概念化为主要研究客体，不愿意脱离此范式，去关注教育的种种多样化的现实与史料积累，造成研究成果的重复与肤浅。“当前的教育著作，受‘大一统’的思想影响，忽视人的独特性，使许多精辟的见解淹没于‘大一统’教育思想的洪流中，整个教育失去了多样性。”[3]此外，中国教育史学科学术研究多以模仿他国教育史为主要内容，体现一种外生依附式的发展模式，从而导致研究与中国具体国情相脱节。
研究者的视野也较狭窄，大多就教育史而谈教育史。钱穆曾指出：“历史即文化，文化即历史。”[4]中国教育史是对发生在中国社会生产与生活中教育现象的一种历史性解读，包含教育本身的历史演变及教育与个人、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变迁。所以“教育之历史，非仅探索、列举真的事实，乃力求相互之关系及其与社会生活他项要素之相依处；且关于各个特殊的发达之非孤立的，乃关联于全社会生活，受时代趋势之影响，而为思想的大潮流中之一现象也。”[5]在这一点上，中国教育史学科工作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教育制度研究，“重视的是国家教育机构的形成及其演变，重心放在了描述制度的内容及因袭过程。”[6]存在着割裂时空的研究倾向，对于历史学界普遍流行的总体史观、系统史观、大历史观等视若无睹。不能揭示历史生态与教育制度发展的关联，也就不能很好地解答教育制度的演变路径。尽管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有所尝试，但受限于历史学学术背景的不足，像赵宇静《近代幼儿教育社会背景简析》这样的论文仅片鳞只爪。研究的领域相对集中，对于新的研究领域涉足不多，缺乏创新。对矛盾的揭示与分析不足，缺少深度。由于对历史生态缺少认识，研究者大多绕道而行，顾左右而言他。
对分析的教育历史学与教育史概念的混淆也是长期困扰中国教育史学科学术研究的问题之一。中国教育史学科学术研究一般以教育理论的建构先于教育史实的梳理，缺乏教育史实证基础。而中国教育理论的构建主要是以前苏联凯洛夫（N.A.kaiipob）教育学为基础。“新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在充分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此所形成的教育学体系明显带有‘凯洛夫’的印痕。……从而导致我国的教育学只在一种模式下谋求发展，人们只在一种实界里构造着承袭了‘凯洛夫’基因的中国的教育学。”[7]凯洛夫教育学属于学校教育理论范畴，它重思辨轻经验，重理论轻实际，重学校轻社会，重体系的建构而忽视对活动场域的关注，对中国教育史学科工作者的影响就是：片面追求“体系”，而先天对教育活动的研究以“被教育学化”和“体系化”为目标。此外，对苏联教育史研究的全盘吸纳，也对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依据五种社会发展形态的观点划分教育史发展阶段，运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理论分析教育现象，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去展现教育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评判教育历史和教育家，依据教育学理论范畴和框架去构建教育家的教育思想。”[8]巴克尔（H.T.Buckle）曾指出：“观察应当在发现之前，收集了事实才能发现规律。”[9]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理解和解释，而非对预设的立场进行评价。以想象中的分析的教育史学来指导教育史学术研究的客观实际，自然谬以千里。
二、研究主体差异与单纯对实践性的追求
研究主体的差异是导致教育史学术危机产生的首因，而单纯对实践性的追求不是走出教育史危机的正确路径。
（一）教育史学术危机首先在于研究主体的差异
从发生论角度看，西方教育史学科的肇始源于人类对理智的探索，先期的教育史著作都出自历史学家或哲学家之手。随师范教育扩张，逐渐成为教学科目，进入教育学领域。同很多其他领域一样，中国的教育史学科学术研究的起步也是在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刺激与民族意识的感召下开始的。罗振玉、王国维、柳诒徵等具有史学家或史学研究背景的研究者奠定了最早的中国教育史科学学术研究的基础。换句话说，西方与中国的教育史学科学术起步并非或主要不是专门教育家的贡献。但这个成长于历史学襁褓的学科却吮吸着教育学乳汁而发育成长。从学科的编制归属，到学科队伍的建设，到学科研究的主观任务，都打上了教育学的烙印。今天，全国教育史硕士点达到了34个，博士点达到了12个，但学生中具备历史学教育背景者寥寥无几。出于对历史学的陌生与回避，我国教育史学科工作者大多抛弃历史学主体研究模式，直接将教育的过去与现在的工作相联系，注重从现实需求出发，思辨性地解决问题。虽然教育史研究不能缺少思辨，其目的也为实践服务，但实证性研究的缺乏反应了教育史学科工作者与专业历史工作者学术功力上的差距。上世纪末，马立武指出：“教育史学与其他历史学学术研究水平之间也出现了差距。”[1]59十年过去了，蕉鹿自欺，这个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周洪宇教授曾一针见血地评价今天的教育史研究者：“教育史学研究者及其成果现有的学术水准还不太高、历史学界难以普遍认可”[10]8
（二）单纯对实践性的追求不是走出教育史危机的正确路径
对教育史学实践价值的错误定位与单纯追求是造成中国教育史学科出现偏差的原因之一。很多教育史学科工作者认为，教育学下的教育史与历史学下的教育史具有不同的属性，教育学下的教育史首先要强调的是实践性，并且认为这是走出教育史危机的出路。任何学科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指导实践，都需要在实践中体现学科的价值。但是，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各自实践的强弱。教育学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一门具有实践性的学科，其理论也是一种实用理论[11]。但教育史归属于教育学这个实践性强的学科并非因其学科内在属性的统一，而是在于其学科划分、体制归属的要求。其实，教育史不应单纯以应用学科的面目出现，它的基础学科属性也同样强烈。滕大春援引巴茨（Freeman Butts）在《教育文化史》一书中的言论：“研究教育史，就其本身而言，是不能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的，但它能使我们更为聪明地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12]
很多教育史学科工作者以为教育史学科走出困境的根本处理是关注现实教育问题，以其独有的方法回应现实，以增强其应用的实践性来增加学科生存与发展的筹码。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教育学史学科开始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景化的教育意义。近年来，又兴起一股以描述和诠释社会经验现象为特征的叙事研究热潮。实际上这是一种回避根本，误付洪乔的路径方式。如果没有踏实的历史研究基础，就匆忙开展对现实的关注，只是无本之木。中国教育史学科普遍遵循西方的“理论―实践”的认识观，尽管这种认识观与中国历史研究传统的“知―行”观有一定的联系，但由于历史原因，导致教育理论的建构先于史实的梳理，这就造成丰富多彩的教育历史被教育学理论人为限制与僵化分类，其真实性与广泛性都大打折扣，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实践结果也可想而知。
“懂得历史价值的人便会渴望学习历史。”[13]有学者提出教育史具有展现性、思辨性、应用性与人文性四种功能。而教育史学科的应用即实践价值体现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正如学者所说[14]：
外国教育史如何对待“用”的问题是值得思考的。要求一种教育基本理论学科给当前某些具体教育业务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是难以胜任的。但在另一方面，教育史却能培养人们较为远大的教育眼光和对教育课题的领悟能力，而这种眼光和能力每每能产生人们意识不到的威力。所以教育史对实际工作的效能常常是迂回的，而不是直线进行的，是须经过较长时期才能显明其伟效的。
这种认识也与西方学者的观念一致。美国教育史学家布里克曼（W.W.Brickman）认为教育史教学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就是减少无知。[15]395舒尔曼（Lee Shulman）提出教师促进学生学习所应具备七种知识和能力，其中一种便要求教师应对教育历史有一定的认识。[16]
三、教育史学科双重属性定位的不当
教育史学科的危机与偏向，皆出于对教育史学科双重属性定位的不当取舍所致。
（一）对教育史学科教育学属性的过度偏爱
几乎所有的教育史学科工作者都承认教育史学科是具有教育学与历史学双重属性的学科，但亦是几乎所有的教育史学科工作者都在实际工作中侧重教育史的教育学属性。我们知道，教育学是研究人类教育现象和问题、揭示一般教育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历史学是揭示历史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教育史学科以课程要求为基础诞生于中国，其学科建立之初即确定通过教育史的讲授以改造、训练受教者的教育史观与教育学认识的教学目标。但教学目标的强制规范与学术科研的科学严谨之间产生了矛盾。这种教学的应用主义变相使得教育史学科的课程教学成为简单化的应用史讲堂，背离了教育史本身。同时，教育史课程压缩、课时减少所导致的教育史课程危机的表象，迫使教育史学科工作者更加迫切地需要证明教育史学科的价值，而体现学科价值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指导现实问题的能力。从理论与应用的角度而言，教育学较历史学更具有直观性与可操作性。这也是教育史学科工作者们将努力的重点向教育史的教育学属性转移的主要动因。
（二）对历史学属性的漠视与抛弃成为一种习惯
尽管学界普遍认为教育史学科具有双重学科属性，但从学科属性的性质来看，我们可以将历史学作为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属性，而将教育学作为教育史学科的应用属性。“任何对现实的教育认识活动都是以过去的教育作为起点的。”[15]228从这个角度，笔者赞同周洪宇教授提出的“学科性质史学论”[10]5一说。历史学作为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属性，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程中，历史学属性也曾受到广泛关注。如在近代，舒新城等人开创的教育史史料学就很好地发扬了教育史学科的历史属性，也为中国教育史学科的近展奠定了基础。但近二十年来，由于对教育史学科教育学属性的偏重，历史学属性一直游离于学科边缘。随着教育史学科课程危机的浮现与加重，教育史学科工作者对其历史学属性的发扬，已是无暇顾及。一切围绕教学科目运转的教育史学科，难以兼顾教学科目与科学研究两个目标的实现。从教育史课程内容看，以制度化教育为主，无法体现全景教育史实。从课程主导思想看，简单单线观与进步史观统领一切，无法体现教育史的生动丰富与宏观。历史学者与教育学者都是研究教育史的主要力量，但教育史学科竖起金城汤池，教育史学科与历史学科的交流仅是个别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历史学研究者不断进占教育史学科领地，却少见教育史学科研究向历史学学习。教育史学科队伍的单一结构使得研究者未能操刀，而去割锦。“教育史领域忽视对一手资料及考据功夫的把握，古文、外文水平较低，甚至还沿袭过去旧史学中相对陈旧的观点。”[17]教育史学科成果史料引用不规范严谨，结论多有重复，述而不论，理论层次相对低，深度与广度皆较历史学不足。类似于西方国家教育学科与历史学科之间或国际性专业组织“教育史国际常设会议（ISCHE）”这种建立机构与机构间相互联系的制度性渠道，尚无人提议。
（三）教育史学科追求国外理论及社会学理论的偏差
中国的教育史学科需要国外先进理论的指导与提升，也需要在具备历史学与教育学属性的同时，引进其他学科规范与思维，以适应学科发展需要。例如社会学与人类学，“有学者提出突破历史学、教育学的学科界限，从历史学走向社会学，教育史学科才能真正取得长久发展。”[18]“教育学也需要人类学提供新的理论方法，开阔视野。教育学家只有在人类学的帮助下，才能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革新传统的教育模式。”[19]但引进不应是盲目的。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与历史文化环境、人文价值观与国外有很多不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的凯洛夫教育学理论被引进中国，并迅速占据主流地位。由于它是建立在苏联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与中国社会的结构并不兼容，无法准确对中国本土教育历史及现状进行阐述与解释，拾人牙慧，引发了系列矛盾。再如上世纪末开始盛行于中国学界的西方社会学理论，这种完全架构在西方社会基础之上，以结构、系统为主要阐释模型的社会科学，并非完全契合中国国情。但我们一律照搬，大量模仿。并完全以西方理论来建构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基础，以致出现了大量无法还原中国教育真实历史与理解中国教育实情的所谓研究成果。在对国外教育史理论大量引进的同时，对传统史学理论却不甚重视。“对本国的教育遗产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和完全脱离本国的教育实际生搬硬套国外的东西。”[20]这种低层次的“拿来主义”一方面误导了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范式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增加了学科内部忽视史学研究基础的浮躁风气。
四、教育史学科历史学属性的学术危机是根本
教育史学科的危机自其教育学属性的课程危机而体现，但实质源于历史学属性的学术危机。学术危机造成整个教育史学科的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研究层次相对低下；研究成果相对简单与重复。学术危机的长期潜性存在与不被重视，伯仁由我，使得教育史学科在课程建设上的理论构建和内容阐释成为无源之水，导致课程危机不可逆转的发生。要彻底解决教育史学科的危机，就必须从其学术危机下手，这就需要我们重新重视教育史学科的那条瘸腿――历史学。历史学也在经历危机，历史学的危机实质与教育史学科有相同表征，也有不同内涵。但在教育史学科学术危机领域，恰恰是历史学最为强势与骄傲的地方。弥补教育史学科的学术危机，疾风劲草，历史学是值得信赖的。
（一）历史学研究思维模式的新拓展完全能够适应教育史学科的要求
上世纪上半叶，陈青之在其《中国教育史》中开篇谈道：“教育史之内容，包括实际与理论两方面。教育制度、教育实施状况及教育者生活等等，属于实际方面。政府的教育宗旨，学者的教育学说，及时代的教育思潮等等，属于理论方面。”[21]这种归纳具有超前意识，但是今天已经远远不能概括教育史的范畴。上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年鉴学派史学理论和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传入中国，为历史学研究打开了新思维。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对自身研究思维的否定之否定，历史学科在教育史研究领域已经突破了学校教育、制度教育的思维模式，在更开阔的领域展开研究。周洪宇教授提出的教育史研究重心下移的观念在教育史学科也有体现，但不是主流，而在历史学界，这已是普遍的潮流。
（二）历史学研究方法论的拓展能保证教育史学科的要求
除了一些功力深厚的学者还在坚持历史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外，大部分教育史学科工作者认为历史学传统研究方法处于落伍状态，这是错误的观点。王炽昌教授曾经说：“历史的研究法为现世各种科学所普遍采用之方法。”[22]这里所指的历史研究法为传统的实证史学研究方法。19世纪诞生于西方的实证史学思潮在20世纪传入中国，迅速与中国传统史学考据方式相结合，并由此奠定了现代历史学学科的方法论基础。实证史学贯穿史实的考据、历史现象的记叙，直至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研究历史本质。在实证史学的影响启发下，中国历史学界开拓了对人类史、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乃至教育史等领域的研究深度与广度。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具体还包括版本学、目录学、训诂学、校勘学、辨伪与考证、辑佚与注释等。这些研究方法至今仍具有强大的学术生命力。上世纪下半叶至今，一些新的史学研究方法也被广泛运用。心理分析法、计量法、口述记录、结构法、整体史、总体史、“长时段”等研究方法及众多的史学流派理论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学研究的手段。加上社会学理论的介入与跨学科研究的提倡，历史学研究方法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并非古调不弹的，完全可以适应当今教育史学科研究目标的实现。
周洪宇教授等提出：“新世纪中国教育史学发展将呈现三大发展趋势，即转向加强自身学科理论建设，转向研究教育历史的日常问题，转向发掘本土的学术传统，也可称之为中国教育史学的‘三大转向’。”[23]此三个转向，我们以为都与发挥教育史学科的历史属性有关。教育史学科要向走出危机，不能仅思考课程危机的解决，只有从解决其学术危机的根本入手，认真补上历史学属性的缺口，才能彻底解决目前的危机。英国历史学家柏里（J.B.Burry）说：“史学是不折不扣的科学。”[24]教育史学科应大胆地借鉴当代史学思维与方法论，解决学术危机，在客观上为中国教育史学科搭建一个扎实的研究积累平台，为解决课程危机，为学科的理论构建与未来发展奠定基础。笔者也相信，作为一门正在发展而不是已经完成的研究领域，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者们有这样的智慧与能力，历经穿杨贯虱，使中国教育史学科早日克服危机，别开生面，走上更加辉煌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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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文独立设科教育110周年之际，由上海师范大学李杏保教授领衔主编的《国文国语教育论典》（以下简称《论典》）隆重面世。是年，恰巧又恭逢上海师范大学60周年校庆，作为一名长期与李教授共事的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我有幸见证如此盛事，不免往事历历，心潮澎湃。
李杏保先生1961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有18年中学语文教学的实践经验。从教伊始，他就常常光顾旧书店，搜罗夏D尊、叶圣陶、朱自清、罗常培、胡怀琛、朱光潜等语文教育前辈的著作。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于1962年就已搜集到时人并不熟知的王森然的著作《中学国文教学概要》（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始知其为刘志丹、谢子长的老师，同志则为中国王森然学术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并倾心研读这部论著，萌生了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诚意。
1978年，他支教返沪，调入上海师范学院分院。在撰写《试论陶行知教育思想》论文时，无意中接触到大量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论文。不久，又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搜集到了大量民国时期的上千种教科书。于是，酝酿既久而一气挥就了《编纂〈中国新语文教育大系〉构想》。1984年，他与陈必祥等好友撰著了《语文教育发展史》；1986年，易名《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语文传统教育名家张志公乐为之题签），在云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实际上，这些已经吹响了我国语文教育史研究的集结号，同时，也擘画了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宏伟蓝图。
在随后的15年，杏保先生等在语文教育史的教育和研究方面筚路蓝缕地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荦荦大者，有著作《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曾获1992年第六届全国图书金钥匙优胜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1999年被中国新闻出版署、中国版协教育图书研究委员会授予第一届全国教育优秀图书奖二等奖）、《语文学科教育参考资料类编》、《20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等。杏保先生在壮年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当时的语文学科教育界，都可列为翘楚。今年，他年届古稀晋五，依然壮心不已，应语文出版社之诚邀，“新编”了《国文国语教育论典》，实在令人称道。
《论典》的另外两位主编方有林、徐林祥先生在语文教育史研究方面亦用力甚劬。方有林在上海师大虽然师从于我，但是在专业深造方面向李教授请益尤多。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吕叔湘语文教育思想研究》已正式出版，并获得学术界好评。徐林祥教授，是语文教育史研究专家顾黄初先生的入室弟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持筹建并于2004年3月开通了中国语文教育网（http：//）。他的《历史追问：语文教育发展篇》，堪为语文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佳作。
30多年前，上海师范学院（分院）建立的“民国教育资料库”，在孕育《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方面功不可没。近年来，上海师范大学十分注重近代教育资料的搜集和开发，校图书馆在合并了原上海师院分院（现为上海师大奉贤校区）后，进一步建成了具有师范教育特色的“教师教育资源库”，包括“中小学教材资源库”“民国教育期刊电子资源库”等，为语文教育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为扎实的史料支撑。这些，将为《论典》的再度开发和完善，提供必要的条件。
语文出版社为语文教育事业做了一件大好事。复兴中华国文国语教育梦，是中华语文教育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梦”“中华文化复兴梦”的必要条件。《论典》这部典范文献，将久远地迸射中华近现代语文教育的灿烂光辉。
为了更好地发挥《论典》的典范作用，倡议围绕《论典》的出版，语文出版社还可以联合相关出版社、语文类学术期刊，引导定期开展全国性的《论典》研读活动，团结和吸引有志于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同道，不断拓展和深化语文教育史的学科研究，不断涌现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或结集出版，或在相关杂志上刊载，或在网络上发表……假以时日，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史料将更为丰富，研究力量将不断涌现和集聚，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将不断注入凝重的文化历史积淀。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政策；政策变迁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2-0161-04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名称曾经历“新民主主义论”、“社会主义教育”、“马列主义基础”、“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概论”等，直至现在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变化。每一次课程名称的变化，都与党和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紧密有关。依据中国社会、中国高等教育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等宏观政策变化过程，可以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发展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过渡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1949―195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这一规定为相关部门制定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1949年10月8日，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华北专科以上学校一九四九年度公共必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将“新民主主义论”列为文、法、教育（或师范）学院的公共必修课之一。此后，“新民主主义论”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前身，正式进入大学课程体系。
事实上，1949年10月8日颁布的《办法》只是一个指导性的文献。例如，它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学目的及重点并没有详尽的规定，对政策如何实施也缺乏规划。这种情r到了1950年有了改变。1950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强调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和任务，详细说明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学重点，应包括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等七个方面。
但是，各高校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所以，1953年6月，高教部下发了《关于改“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国革命史”及“中国革命史”的教学目的和重点的通知》，正式将“新民主主义论”调整成为“中国革命史”。这一做法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密切相关，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将课程内容扩展为“中国革命史”是一种必然趋势[1]。为了提高教学质量，1956年9月，高教部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试行方案）》，这是对以往课程政策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其中规定了“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学期、学时以及课堂讲授与讨论的学时比，以及课程的考核要求等等，较为详细。
总之，自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高校“新民主主义理论”（后改为“中国革命史”）属于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相关部门在制定课程政策时基于以下背景：一是对学生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决定了高校“新民主主义论”课程的开设。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课程，结合政治运动开展教育，使学生的政治认识有明显的提高[2]。二是国家的政治任务及全国高校教学实际情况的发展和要求决定了该门课程政策的调整和变迁。三是在课程目标上，突出强调革命性。有的文件中就强调要让学生树立和巩固革命的人生观。因此，这一时期，反映在历史教育方面的政策有以下特点：一是对于历史教育而言，更多的是基于政治需要的视角而制定政策。至于“新民主主义论”课，在教学目标教学任务上往往也是围绕着国家政治任务而展开。例如，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文提到的高教部于1953年6月颁布的《通知》中指出“中国革命史”的教学目的：要“特别着重说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以加强学生的反帝爱国主义思想。”[3]二是历史教育一直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点，这个指导思想也一直持续到“98方案”出台以前。“新民主主义论”（后改为“中国革命史”）在全国各个层次的院校都要开设，在排课顺序上也经常排在其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首位，一般情况下，课时也最多。
二、加强社会主义教育的十年（1956―1966）
1956年底，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国家制定课程政策时也从“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为主，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政策”为主的转变。与之相适应，高教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下发了一些文件，根据这些文件，高校开设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取代了“中国革命史”。后来“社会主义教育”又被‘马列主义基础’取代。1959年以后，“中共党史”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之一在高校逐步开设。1964年10月，下发了《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和过去的政策相比，该文件对“中共党史”的教学任务，教材教学方法以及教师队伍建设、教学体制方面都有更加详细的规定。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高校历史课属于曲折发展时期。首先，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也是基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课程自身发展的需要。但相较于第一阶段，该阶段的政治倾向性更加明显，这在当时党的教育工作方针中有明确反映，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明：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当然，从课程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也是相关部门进行课程政策调整的原因。例如，鉴于“中国革命史”教师无一人是从大学本专毕业的，所以教育部主张建立专门培养和提高高校政治课教师的学校，要求中国人民大学设立“马列主义基础”系或专业[4]。和以往政策比，在培养师资方面，这是一个进步。总之，这一时期围绕历史教育方面的政策有如下特点：一是党和国家依然重视历史教育。从1957年到1958年，高校其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一律停开，只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虽然这一做法并不科学，但足以看出党和国家对历史教育的重视。二是这一时期历史教育方面的课程政策随着国家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有时摇摆不定。例如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课程名称亦曾频繁变化。课程名称变动大，内容变动也大。所以历史教育的教学内容在这一时期缺乏相对稳定性。但总的来说，“中共党史”基本保持了正常教学，取得了一定成绩。 三、文革时期一度停开“中共党史”课（1966―1976）
“文革”是一场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高校也是个重灾区。“文革”开始后，从1966年到1969年，高校在校学生被停开所有课程。1970年秋季恢复了高校招生，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也得到了恢复。“中共党史”即为当时开设的政治理论课之一。
“文革”时期党和政府制定政策时的特点依然是以政治为中心，受其影响，“中共党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特性，在政策的制定上“无视大学生群体的特殊要求，无视教学规律的特性，完全与当时政治气氛的变化相结合。”[5]尽管从1970年开始，高校恢复了“中共党史”课程，但是在林彪和“四人帮”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口号下，以“革命大批判”取代了课堂教学，政治理论课完全成为政治运动的附庸。”[6]属于历史教育的“中共党史”课程仅仅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教育作用。
四、“三大课改方案”：从“中国革命史”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1977―2015）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包括历史教育在内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新得到了高度重视，到目前为止，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经历了三次改革，产生了三个课程改革方案，包括：“85方案”、“98方案”和“05方案”。
（一）“85方案”中的“中国革命史”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要求，1985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中指出：对高校大学生要“进行以中国革命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所以，这一时期，从课程设置上看“中共党史”又改回到了“中国革命史”，该《通知》也被称为“85方案”。
与改革开放前比，该阶段在政策制定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首先是制定政策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所以，政策制定时不但强调以政治为中心，而且也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就是从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制定的课程政策更加符合实际。其次是对高校“中国革命史”课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有了深刻认识。国家相关部门的文件中也曾多次重点强调了这一点：早在1979年5月的《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中就曾明确“必须明确肯定每门政治理论课是一门科学。”[7]三是政策制定更缘于提高课程的教学时效性的需要。例如，突出对实践教学的重视，根据相关资料统计，从1985年到1995年，涉及到历史教育方面的政策文本大约有十个，其中至少在七个文本中都强调要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四是政策制定上注重中国革命史教师学历哟蔚奶岣摺G康鳌耙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培训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师资。”[8]在政策实施上除了和过去一样，在一些高校开设“中国革命史”本科专业外，更鼓励肯定试办“中国革命史”研究生班，这在以往的文件中是没有明确提到的。应该说，“85方案”中关于历史教育政策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在政策实施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在教学中有的教师往往忽视思想性，影响了教学实效性。针对“85方案”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出台了“98方案”。
（二）“98方案”中的“毛泽东思想概论”
“98方案”出台的背景之一是为了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以及规范“两课”课程设置，1998年6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该文件被称为“98方案”。为了加强中国革命史教育的理论性，“98方案”用“毛泽东思想概论”取代了原来的“中国革命史”，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该政策使得高校历史方面的教育从理论层面上得到了提升。
这一时期，国家对历史教育课程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具有创造性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策导向发生明显变化，浓厚的政治色彩降低。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一度以“德育”这一名称代替原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思想概论”即为德育课程之一。二是在政策制定上重视历史课程和其他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课程名称的调整即为证明。在“85方案”中，将“中国革命史”课调整为“毛泽东思想概论”课，这一调整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从“毛泽东思想概论”到“邓小平理论概论”的课程逻辑[9]。可见，该阶段的政策在强调历史知识的同时，更突出了对历史理论的重视。三是历史教育课程不再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核心课程，取而代之的是“邓小平理论”。
（三）“05方案”中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2005年3月， 、教育部下发了《实施方案》，史称“05方案”。“05方案”规定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
与其他阶段比，这一时期课程政策的制定有一个突出的背景：那就是中国高校的教育指导思想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苏联“三中心”教育思想的影响，即以“教师为中心，课堂为中心，书本为中心”[10]。进入21世纪以后，开展素质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政策导向上，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开始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政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05方案”及其以后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政策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一是提倡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制定的政策更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价值取向上，则突出以人为本，强调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二是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时会充分考虑一线任课教师及学生的建议及需求，重视实地调研，制定政策。三是将教材建设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集全国之力编写“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改变了过去历史教育课程“一纲多本”的现象，全国高校使用统一教材，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四是重视课程建设。首先是出台相应课程建设标准。如2010年提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指标具体细化，易于高校操作，如课堂规模一般不超过100人，鼓励小班教学等等。其次是在有条件的高校推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部级精品课程建设。目前为止，较典型的有华中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以及武汉大学等等。最后是结合实际需要，多次修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大纲，使得教学目标更加明确。五是抓学科建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二级学科已于2008年增设，使得“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研究对象明确，功能定位更加科学。
综上，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政策的变迁受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较深，政治性比较明显，体现出了该学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的属性，对于帮助大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具有重要作用，但这一时期的政策变迁充分体现了国家主体的意志，对大学生个体需求的关注略显薄弱。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思想政治教育认识目标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学科地位的确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政策除关注其政治性和思想性之外，更关注该门课程的理论性、实践性和学术性，尤其是拓展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育的有效途径，更关注大学生整体素质教育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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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公共历史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很多在外人看来高校里“高、大、上”的专业知识走出“象牙塔”，走上了向社会“布道”之路，高等教育的专业知识传授对象由学生逐步扩散到社会人士。其中，人文社科专业的历史课程颇受大众的欢迎，百家讲坛的兴起、淘课的流行即是典型，关于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和网络剧也让人眼花缭乱，甚至公务员考试以及许多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中都不乏对历史知识的考查。与全民“历史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校公共历史教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育的尴尬：学生兴趣的缺乏以及实效性不强。
之所以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列为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笔者认为，虽然2007年开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作为一门全新课程被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授课对象为所有本科层次学生。该课程从课程性质上看属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其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相关通知文件也界定了该门课程的政治理论课属性。但是，由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内容的弱理论性、偏史实性，其采用的教学方式、方法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些理论性较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同时，为了便于和美国高校本科通识类必修课程美国史教育对应比较，笔者在本文中称其为高校公共历史教育（该课程从性质上分析仍属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范畴）。
一、我国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普遍问题
首先，我国高校公共历史教育中，学生历史学习意识缺乏。“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大部分学生眼中是一门基础知识学科，有不少学生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开设没有必要，他们认为在高中时已经学习过历史，本科阶段不需要重复学习。更多的学生则认为该课程的学习对日后的工作与生活没有帮助。学生没有正确的历史学习意识，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学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通过考试拿学分。特别是对理工科学生而言，几节专业课的学习能够让他们学会设计出一个小零件、一个程序，而对历史的学习似乎不能起到这么直接的实际效用，“历史无用论”观点在高校学生中普遍存在。龚自珍曾指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历史承载的知识和技能是非常丰富的，历史知识与政治、教育、经济等领域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历史的学习能够帮助学生开阔视野，提高学生对于人类社会变化的认识，培养他们对于现代文化的透视力。这些都是学生无法主动意识到的，需要教师引导他们树立历史学习意识。
其次，传统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要求。我国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方式主要还是以教师讲授、学生倾听为主。虽然教学手段有了很大改善，大部分教师早已运用多媒体教学，但是教学内容还是一样局限于书本，一些基础的历史知识学生在初中、高中时就已经了解熟悉，到了本科阶段，变动不大的教学内容和传统的教学模式，必然会使大部分学生失去学习兴趣。
最后，高校公共历史教育考核的方式比较单一，需要作出改变。目前大部分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考核还是传统的考试形式。考试试题类型固化，内容固定，对学生的历史理解、思考方面的考查较少。学生学习历史的意义并不在于记住一个时间点或者一个英雄人物，更在于了解这段历史的意义和对现代的启示。对学生历史知识的考查与数学、物理、化学等理工类基础学科不尽相同，记住公式，套用解题不是历史学习所需要的结果。
二、美国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启示
美国的高等教育极其重视公共历史教育，美国高校一般把美国史设置为通识类基础课程，要求本科生必修。根据近几年对美国一千多所四年制本科大学的调查，美国史作为公共历史教育课程是美国大学本科中必修比例最高的。一般来说规模大的州立大学，如加州大学体系、马里兰大学体系等，统一把美国史设置为本科必修课程。即使在那些不要求美国史必修的全美顶尖的三十所文理学院，本科必修课的选课目录中依然保有美国史。
事实上，对于这些不必修美国史的全美顶尖学院来说，由于进校学生的素质极高，学生在美国史方面的素养已相当不错，传统的公共历史教育课程――美国史对这些学校和学生来说显然不适合，因而这类学校一般以其他美国史领域的专门课程作为必修课，这种其他课程，很可能是关于美国历史文化或经济、政治方面等更为专门的课程，如清教、天主教、新教等基本的宗教知识以及这些教派对北美殖民地的塑造作用。这些课程需要相当的美国史训练，许多选择该类课程的学生高中时在美国史方面的训练就极其过硬。
美国高校为什么如此重视公共历史教育？从根本上看是以“通识教育” 为根本理念的教育原则和精神决定的，而历史教育是“通识教育”重要的基本内容之一。所谓“通识教育”，即不管是文科、理工科抑或其他学科，把全面培养学生的人文与科学知识以及思维方式作为主旨，使学生对人类的物质、精神文明有系统和深入的认识理解，养成学生科学与人文兼具的思维方式。美国高校一般不将自己视为培养技术专家的地方，专业技能和技术的教育在美国高校教育中并非首位，美国高校重视的是历史这类人文社科知识的培养在技能与专业学习中的基础地位，本科阶段许多技能性和专业性较强的学科专业一般不设置，必须要等学生在本科阶段打 下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才能去学习。
另外，由于美国高校强调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非常注重在公共历史教育中让学生理论结合实际，比如在课程实践环节安排学生到政府、社区、企业等工作单位实习，让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了解如何研究材料、编辑报告、收集文献等，这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研究和应用能力，促使学生在专业课的学习研究中锻炼了思维、收获了方法。
三、我国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改革
第一，明确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目标，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历史是记录了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全人类的生活。通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育教学不仅仅是为了让学生了解1840年之后中国一步步滑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又一步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以及在此基础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事实，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启发学生习得的历史经验、激发学生的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意味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对自身历史的记忆和描述，并在求真求实的基础上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进而运用于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观念和要求。现阶段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帮助学生树立历史意识，让青年人能够彰往察来，学会运用历史经验，应对现今社会生活。
第二，教学联系实际，帮助学生实现“学以致用”，提升历史知识的转化率。笔者认为，高校公共历史教育应该注重以下几点：其一，增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与其他学科的整合。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科的界限已经不像以往那么明显。高校学生特别是人文社科类的学生，通过接受公共历史教育可以增强其对专业学科的理解。文学专业，需要学生了解相关的文学史，理解特定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历史环境，以理解该文学作品的核心；旅游专业，更是需要学生了解当地历史文化，知晓当地古迹的历史内涵。学习，本身就是一个各科文化交汇相融的过程，只有弱化历史学科的专业意识，才能帮助学生找到公共历史教育的意义所在。其二，公共历史教育不应该与社会生活、社会工作割裂。公共历史教育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部分，其主要作用在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帮助学生更好地步入社会、接轨社会，为实现“四个全面”战略服务。在公共历史教育中，教师作为引导者，要注重分析历史事件与现代事件发生的关系，探讨其中的历史规律，增强学生对于历史和现实关系的理解。
第三，改变考核形式，让学生从心里接受历史、学懂历史。高校公共历史的教学目标，更多的在于教导学生如何理解历史、运用历史。所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考核方式应该以考核学生的能力为主，以考核学生的基础知识为辅。在考核形式中，不仅可以采用试题的方式，还可以采用课题讨论、撰写报告或者论文的方式，多方面考查学生收集资料、整合资料以及撰写报告的能力。考核还应结合平时课堂的表现和作业的完成情况。学生课堂讨论是否积极参与，对于教师每次布置的思考作业是否有独特、新颖的想法，这些都是最终考核结果的重要参考标准。
除此之外，公共历史教育的考核内容应该从一些基础知识点的考查向灵活运用能力的考查上转变。比如，以往考试试题都会考查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和意义问题，现在的试题可以转变成洋务运动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以及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有何借鉴意义方面的考查上来。单纯的对知识点记忆背诵的考核转变成了对历史知识理解与运用的考核，如果学生对此理解透彻并有着独到的见解，那就真的学“懂”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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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史；教育史学科；教育专史；儒家教育思想
教育史学科的未来，是与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和学科现实状况密切联系的，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去考虑和推测学科未来发展的问题。我个人近来曾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一些思考，现把所想到的几个问题提出与大家共同商讨，以利于集思广益，为学科未来的发展，预做一些必要的思想准备。
一、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需要更加坚实
教育史以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为其考察研究的对象，掌握真实而充分的教育历史资料，是开展研究工作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教育史资料（包括文献、文物、档案、图像、录音、访问记录、调查报告等等）的广泛收集和整理，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学科基础建设工程。有些研究者对此有较深刻的认识，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投身于教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或是汇编成专题性历史资料，或是汇编成断代历史资料，先后出版，公之于众，为学科的实证研究创造条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和经费，也提高了研究工作效率，他们无私的贡献不可低估，应该向他们学习。
教育史基础建设是一项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工程，只有小部分先觉者的努力显然不够，还需要较多的志愿者参加，使这一工作系统化、全面化、持久化，有一定的组织、有一定制度来加以保证，努力为后人留下完整的真实的教育史资料。至今为止，古代、近代、现代教育史在资料搜集、整理、编纂方面都分别做了一定工作，成果颇为可观，但还不完整，与目标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现代教育史部分因条件限制，只能提供已公开文件的汇编，档案没有开放，事情具体的因果发展过程未能了解清楚，进行研究有很大局限。所以教育资料还要进一步扩展挖掘，汇编成多种专题史资料，为教育史研究建立坚实的研究基础。
教育史基础建设虽不能一时就成功完事，但必须从思想上加以重视，逐步推进，终归会接近预期目标。相信有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建设，以后中青年从事学科课题研究，就不会像过去那样辛苦，工作效率会更高，出成果会更快，达到的水平会更高，因缺乏历史资料观在没有条件谈的问题，后人会有条件谈，现在未能有结论的事，后人会得出应有的结论。
二、要进行教育史学科的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
在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存在已有百年的历史，百年来学科设置和学科研究相互推动，有了学科设置，首先就需要教材，进一步还要充实教材内容，这就促进了学科研究，并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可以用于丰富和更新教材内容。由于各历史阶段行政当权者对教育史学科价值的认识和利用程度不同，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和认识深浅不同，思想控制放松之时，内容选择、分析、评论的自由度大些；思想控制收紧之时，内容选择、分析、评论的自由度就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多方因素影响下，学科发展的道路比较曲折。随着形势的变化，文教领域出现不同的潮流：如保持中华文教传统、主张思想信仰自由、提倡民主与科学、宣传阶级斗争理论、实行兴无灭资、开展文化革命等等。随着这些潮流的更替，教育史学科也大大改变面貌，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加以认真总结。
有些研究者对教育史学科的现状感到不满，认为虽然研究成果不少，但理论水平不高，重要的原因是缺少理论指导。这一批评是很中肯的，促使人们加以反思，呼唤加强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有些研究者有志于改变教育史学科的现状，并且开始行动起来，对教育史学科的有关理论问题开展逐个研究，有的已写成论文公开发表，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和共鸣。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需要一个由探索、逐步加深认识、总结理论、形成体系的过程，比较可行的是两途并进：一方面是借鉴和运用现代人文社科等学科新理论来研究教育史；另一方面是认真总结教育史学科的经验与教训，研究教育史基本理论问题。两途结合的结果是形成教育史学，确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方法。教育史学既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总结，它反转过来又对教育史学科研究发展起一定的规范作用。
我们期望教育史学的创建，它将成为教育史研究者入门的必读书，借以提高专业素养，这将有助于提高教育史学科整体的研究水平，对于评估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成果亦将会有共同的标准和尺度。
三、确立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地位和扩展生存空间
在高等教育中，教育史学科不像外语或政治理论，成为本科不分专业的公共必修课，也不像教育学成为师范专业的公共必修课，它只是师范专业之一的教育专业的基础课程，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传授教育史的基本知识，形成历史发展的教育观，养成热爱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这门课程在培养教育专业人才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
现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各级领导，因专业素养不同，对教育史学科在师资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差别，在教育改革中对教育史学科就有不一样的态度：有的采取压缩教育史学科的措施，一年的课程缩短为半年；有的把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两门课再合并为一门，为的是腾出时间用于增开引进的技术性、实用性的新课程。在全国性高师改革浪潮中，教育史作为教育专业基础课程地位不稳，往往成为改革试验的牺牲品，到了阶段检查整顿时，又要求恢复原样，待到下一轮改革时，教育史再次成为主要对象，又压又砍，造成肢体残缺不全。教育史的基础课地位动摇，生存空间因减少课时而缩小，学科的特色难于体现，学科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的作用不能发挥，这种状态实在让人担忧。
造成教育专业教育史课程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有其现实的原因，我国对外开放之后，教育改革就倾向学欧美，向欧美看齐，唯恐学得慢，欧化美化不够，改革中注重学习实用技术，忽视人文学科，淡化民族文化，放弃中华教育精神，用实用标准衡量教育史学科，视教育史为无用，作为被改革的重要对象。转贴于
要消除高师课程改革中忽视教育史课程的作用所发生的偏差，只有期待高师领导提高认识，端正指导思想，才有条件进行矫正。教育史研究者要自强不息，不懈地争取教育史学科在高师教育专业中确立基础课程应有的地位，并尽可能开设选修课，扩展教育史学科的生存空间，教育史学科的作用才能得到发挥，才会有光辉的前景。
四、重视教育专史的研究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重要策略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现实，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现实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希望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以期对解决现实的教育问题有所启示。这种需求不是局限于领导层对宏观教育策略历史经验方面，而是各个阶层各种职岗的人对教育历史知识经验都有需求，但具体需求则因职岗的实际需要而不同，这种多方的要求，是多卷本教育史满足不了，也是高师教材教育史或教育简史或教育史纲要满足不了的，这一现状势必促使教育史学科更细、更专业化，分化出更多二级、三级分支学科，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都有专史，教育的各组成部分、各方面的关系、各种重要问题也都有专史。各种职岗的人希望教育史结合他们专业需要，研究和编纂出分门别类的教育专史。专史不是小项目，但也不是大型项目，从规模来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型项目，与上下都有密切的关系。重视专史，就会带动与专史内容有关的个案研究、专题研究，这类研究成果，会丰富专史的内容，实际上这是专史的基础。专史能形成系列，又为系统的全面的教育通史进一步再提高创造了基本条件。专史的研究有较大的灵活性，联合三五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协作也可，个人自愿独立承担也可。专史由于规模不是很大，参加人员不太多，较易于调度，也可能在一定时限内见其成效。专史是由“术业有专攻”的专业研究者来参加撰写，是专家写专史，保证研究是专门又是深入，具有自己的专业特色，能经受较长时间的考验。教育史学科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研究者投入专史研究，为教育史学科整体水平提高创造条件，这有待于教育史研究者的继续努力，不断贡献。
五、对儒家教育思想需要再评价
儒家思想是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主流，而百年来成为批判的主要对象，这就影响了教育史学科对人物学派的评价。教育史存在着如何评价儒家教育思想的问题，从20世纪延续到21世纪，想回避这个问题总是回避不了，今后还得对儒家教育思想再作评价。
儒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鲁国孔丘，儒家是在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主张走社会改良路线的一个学派，很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虽然依靠私学传授扩大社会影响，也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个学派，并未居统治地位。但儒家对促进私学兴起，文化下移，宣扬民本主义，主张仁政德治，重视农民生活，建立社会秩序，有重要贡献。有人抹煞儒家对历史发展有积极贡献的一面，而抬高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或以赞扬佛学而贬低儒学，说儒学只讲伦理政治，哲学理论粗陋，不如佛学精细。这些评价因脱离历史实际，存在一定片面性。
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儒家有不同的认识和对待。秦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曾对儒家实行专政，进行严厉打击，儒家被迫潜伏以求生存。西汉初，儒家虽可恢复活动，实际上还是受冷落。直到汉武帝时，国家达到相对富强，才由“无为”转为“有为”，利用儒家学说，为巩固中央集权服务。以儒家为统治思想加以利用，因人而殊，并非持久一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曾多次受到冲击，几度起伏，这是政策变化造成的，要利用就加以尊崇，不利用就加以打压。二千多年来，经受无数的批判，结果是批而不倒，或倒而不亡，在民间继续流传，待时变境迁，重新振作，再登统治地位，受到罢黜和受到尊崇相互更替，这就是儒家在古代的经历。
20世纪的中国，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斗争中发生重大的社会变革。每一次重大变革过程中，儒家思想包括教育思想总是争议问题之一，不同地位不同立场的人，对儒家思想有不同的认识和主张，归纳起来，有三种主要态度：一是完全否定，资产阶级西化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对儒家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儒家是旧时代的产物，不能适应新时代，应该批判并抛弃，彻底决裂；二是基本否定，认为儒家对社会历史发展功不抵过，负有历史罪责，因它重德轻智，忽视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保守，不能创新，阻碍社会进步，造成中国落后，要加以贬责；三是有否定也有肯定，认为儒家历史上曾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虽在近代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该加以扬弃，但也有些宝贵的思想可以继承改造，在现实生活中，既要发扬优良传统，也要适时创新，以服务于现代社会发展需要。
百年来，儒家的处境多变，由受批判被否定到受尊重再被利用，曾有几度反复。文革之后，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面临不少问题，都与中华文化传统有关联，如普及教育、因材施教、尊师重教、做人诚信、修养道德、以德治国、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国家统一，都继续利用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这说明儒家思想不是一批了之，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儒家教育思想进行再评价。
六、面对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中国要有独立自主的研究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设置学科时，依靠引进的教材。1905年开始，中国人有了自己编写的《中国教育史》，虽然内容仅是先秦教育，但已经有了开头。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本国教育史的学者渐渐增多，王凤喈、陈青之、陈东原等先后有著作出版，并被用为高师教材，外国人虽也有重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但毕竟外国人代替不了中国人研究中国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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