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政治学科科学性
就当代中国知识状况而言,没有一门学科像政治学那样,在发展的途程中还要为自己的科学存在进行辩护。由于政治学长时间被视为伪科学,只是到了20世纪最后20年,才得到恢复和重建。学科的稚嫩与知识的薄弱,使不少人对其科学性产生了疑问。再加上人们将“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痛苦的经历与政治学科荒唐地扭在一起,以至于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对政治学还怀有偏见,认为它不可能成为科学。这种状况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代政治学的健康发展。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就必须对政治学的科学性进行论证。
一、思维水准与学科差异
种种关于政治学不是科学的论据中有一个共同的方面即都用物理学作为科学的典范来衡量政治学。在自然科学乃至整个科学系统中,物理学的确发展得比较成熟,从其客观性、精确性、规范性来说,它完全有资格充当自然科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学科。用自然科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学科来同政治学比较,并以此来衡量政治学的科学性,这应当说是允许的,也是正当的。问题是,怎样进行比较,从比较中应当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比较是一种常用的逻辑方法。任何比较都是为了从异中求同或从同中求异。对于从同中求异来说,其出发点应当是具有某种相同前提、同等程度或某些相似性的事物、现象、系统。如果需要比较的两个系统本身就具有客观的差异性,那么在进行具体的比较时,如果不去考虑这种差异性,只是简单地类比,其结论就不可能是可靠的。
这一原则也应当运用到物理学和政治学的比较上来。从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力学、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比较早就创立起来的一个门类。以物理学为典型代表的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中的各个门类之间在客观上显然有着巨大的差异性。对物理学来说,它所考察的、研究的客体是无意识的。这种无意识性在所有的自然科学门类中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当然,也有人会举出动物学的例子来反驳。其实,动物,特别是高等动物,虽有感觉、知觉,但都是无意识的。因为,即使再高等的动物也不可能有理性思维。
正因为自然科学所面对的研究客体不存在自觉的意识,因此,自然科学在获取经验材料时可以进行客观性观察,一块石头、一条小溪、一颗流星,其运动的轨迹,其运行的速度,不会因为有人在记录、在测定而有意地发生变化。石头的下落、溪水的奔流、流星的飞逝,都是不以任何观察者、研究者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而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所得出的规律的客观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物理学知识的科学性还同这一学科实验的特点密切相关。在自然界存在的物理现象是复杂的,比如气体,除有体积、温度、压力的因素外,还有流动的速度、比重等其它方面的物理属性。但是,物理学家们却在实验室里利用各种装置使气体处于理想状态下,并探求理想气体的温度、体积与压力之间的关系。再比如,物体的运动都会有摩擦力,但为了求得匀速直线运动中物体的速度、时间、路程三者的函数关系,物理学家可以在实验室中限制某些种因素,创造某些条件,从而得出理想状态下物体的运动规律。而且,无论是在物理学中还是在化学中,人们为了获得某方面的知识,可以创造相同的条件,反复地做某个实验。一种特定的实验不仅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做,还可以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做。在科学上,只有经得起人们依据规定的条件在同一地点或者在不同的地点进行同一种实验并且得出相同的结果,这样获得的规律或定律才能得到科学界的普遍承认。
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在内的这些特性显然不是政治学也不是其它社会科学所能具备的。在政治生活中发生关系的、活动着的都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人。这是政治学同物理学乃至一切自然科学的巨大差别,在政治学研究中,政治学家们决不可能把人们请进实验室中创造理想的政治生活,也不可能在某个民族中反复地进行完全相同的政治试验。如果想用物理学上述的研究与实验方法套用政治学的研究上面来,并以政治学不可能使用这类方法为依据得出这一学科不是科学的结论,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违背科学的。政治学有无科学性决不能以这种方法或标准来裁定,它应当从另外的角度来衡量。
想否认政治学是科学的人们之所以用物理学的发展水平来要求政治学,其中还包含着另一个思维假设,即在同一时代,各门学科的成熟程度应当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20世纪,物理学已成熟了,相当精确了,规范了,按理说,与之同处一个时代的政治学也应当如此。假如不是这样,即政治学并不成熟,并不精确,并不规范,那么,问题就出在政治学按其本性来说是不可能有成为科学上。这种看法的依据是,在同一时代,科学思维的水平应当是一样的,具有同等思维水平的思想家们无论在哪个领域工作,都能够使这个领域的知识达到同等程度的科学性。
问题是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就人类思维的发展来说,每一时代确有代表这一时代的思维水平,正是因为在不同时代存在着不同水平的思维,人们才能知道人类思维发展的轨迹,但是,承认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思维水平,并不意味着承认在同时代所有的人都处在同一思维水平上。尽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某个时代的人类思维”这一用语,它只是就某一时代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们所能达到的思维高度而言的,绝对不是指这一时代所有的人都达到了如此高的思维水平,也不是指生活在这一时代的所有研究者和思想家都毫无例外地在同一个思维层次上进行精神文明的创造。关于学科发展上的这一差异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有一段合情合理的评论。他认为,也有不少的社会学家存在同样的误解,他们觉得既然社会学家与物理学家同处在20世纪,而同一时代的文化应当有相同的成熟程度。因此社会学也应当达到像物理学那样的成熟与完善了。默顿嘲笑了社会学界这种麻木自满的情绪。他说:“虽然物理学与社会学同处于20世纪中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凭借一门学科的成熟来推断另一学科。毫无疑问,当今社会学家生活的时代是物理学相对而言已达到理论上高度概括、实验上极大精确、研究手段多样化、技术副产品十分丰富的时代,因而,许多社会学家把物理学的成熟作为自我评价的标准,他们欲与大哥相提并论,同享殊荣。而当他们明显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大哥那样健壮的体格,又缺乏势不可挡的冲锋,一些社会学家就气馁了。”〔1〕>
默顿认为,在20世纪的物理学和20世纪的社会学之间相差着亿万个小时持续的科学化和积累性研究。现在社会学或许还不到爱因斯坦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开普勒,更不用说还得有牛顿、拉普拉斯、吉布斯、麦克斯韦尔和普朗克。如果把政治学同物理学比较一下,我想,其间的差距可能还要大一些。二、科学性与主观性
反对政治学能够成为科学的人所提出的上述种种论据应当说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如果将这些论据简单地抛弃在一边,认为那些统统是“荒谬”的话,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也是一种非科学的态度。对于一个严肃的和科学的政治学理论研究者来说,他必须接受这种挑战,必须对每一个论据作出切合实际的、客观的评价。在政治生活中,政治行为主体,无论是政治角色还是政治组织或集团,其“意志自由”的表现主要是能够对行为的目的、方式进行选择。这种选择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任意的”、“随心所欲的”,但仔细地研究一下行为主体选择的过程,人们就会发现,行为主体头脑中的目的并不是主观自生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这一主体所处的现实环境,条件同他的需要之间相互作用或相互映照的结果,即就是说,政治行为主体的行动目的决不是任意的、随心所欲的,它是行为主体的客观需要同行为主体所能遇到的实际条件相对照的产物。因此,目的就不是随意的、纯主观的,而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正是在具有客观性的目的作用下,政治行为主体的活动方式、活动途径才是一定的。方式、手段、途径总是服从于一定的目的的。因此,人的“自由意志”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自由得无法捉摸。其意志的作用也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纷繁复杂得无从认识。从正常的理性思维出发,我们不得不承认意志自由完全是有边界的。这种边界就是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行为者完全由客观条件所规定的需要。
在政治组织或政治集团那里,政治行为的自由选择决不像政治角色那样充满表面的偶然性。在政治组织或政治集团对行为的目的、方式进行选择时,起作用的是由政治组织或政治集团内的各个成员个别的目的和由目的所决定的个别的行为方式在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带有合力性质的因素。对于个别行为主体的活动来说,它们仅仅是这一系统中的一个个分力,这些分力是严格地按照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而构成对整个系统的作用的。合力对于分力来说具有一种不受其影响的客观必然性。
这种“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不仅适用于对某个政治集团行为目的和行为方式的分析,而且它也完全适用于对处于更大范围内乃至整个社会系统中的政治行为的分析。在全社会范围内,每个政治角色、每个政治集团,其行为的目的和方式,无论从某个局部看来是多么重要,但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它只不过是一个个“分力”,它们最终都要被综合到总的“合力”之中去。这种合力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完全客观的。由此可见,人的自由意志决不妨碍人们对政治生活作出客观的研究,也决不妨碍政治学能够成为科学。
由于政治行为主体有选择行为的目的、方式的自由,而不同的选择又会出现不同的过程和结果。正是这一点使得政治生活变得复杂起来。但是借口这种复杂性而不愿去作过细的、持久的研究工作,轻易地得出政治学难以成为科学的结论,这是不对的。说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简单,另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复杂,这其实只有相对的意义。不少人举出物理学,认为物理运动所出现的参量很少。物理学正因为具有了这种对象上的简单性,才成为科学的。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物理现象远比牛顿用三条定律所概括出来的物理学体系复杂得多。可能其复杂程度丝毫也不比政治现象逊色。只不过物理现象复杂、多样和多变的属性已被物理学家在实验室中通过严格控制条件的方法给大大简化了。他们实际处理的是“理想气体”、“理想固体”、“理想液体”,他们只对这些处于物理学家所要求的理想条件下的现象进行研究,努力从少数的参量中找出相互关系和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来。这种研究方法,政治学家也完全可以撇开种种非基本的限制因素,只对影响政治行为的一些基本参量加以研究,从中找出内在的和稳定的联系。
也许有人会对这种研究方法表示疑义,认为只考虑政治生活中的某些主要的东西,会造成片面性。这种疑义从表现上看似乎有道理,人们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应当力求全面,最好能将政治生活中的所有现象都考虑进去。但是,这种想法在实际的研究中是行不通的。人们最多能做到的只是尽可能地去把握政治现象中的最为基本的部分,而不可能去研究政治生活中的所有细节、环节和处在次要地位上的属性。人们唯一能做到的并且只应当做的是依据实践的需要,科学地找寻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主要环节、主要属性和它们之间的主要联系。
要求政治学家毫无遗漏地把握所要研究的客体的一切环节、一切方面、一切属性,也就等于要求物理学家去掌握物理现象的一切环节、一切方面、一切属性,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也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因为没有一个物理学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哪怕只是对一只在地上滚动的小球来说,即使是牛顿在场,他也无法对这只小球在运动中所遇到的一切情况,比如小球一旦碰到地面上稍微有点高低不平所产生的微小偏斜或波动等等都用精确的公式表达出来。物理学家在对付这类简单不过的运动时尚且如此,我们又怎么能对比物理学要稚嫩得多的政治学提出那些不近人情的苛刻要求呢?
三、科学性与价值性
在政治学,乃至在一切社会科学中,人们都会碰到价值评价的问题。政治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现象、政治过程对人类的和平、发展有着直接的关联。任何一种政治结构、政治规范乃至一个政治事件,对人类来说,不考虑其作用和影响,不从个人、集团的利益出发作出赞同或反对的评价是不可能的。尽管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会程度不等地存在政治冷漠阶?但是这种冷漠绝不是与政治隔离,它正好表明某些政治角色对它目前所处的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的不满与反感。冷漠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评价。因此要想在现实的政治形态中生存与发展,只讲政治事实,不讲对政治事实的评价,不考虑那些已经发生过的政治事实究竟是不是应当发生,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办不到的。虽然戴维·伊斯顿将乔治·霍兰·萨拜因看成是保守的政治理论家,并攻击他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联系起来,但是,仔细读一读萨拜因的书,你会发现他的话还是有合理性的。在《政治学说史》的第一版前言中,萨拜因认为:“忠于史料———这是每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的义务———或承认有所偏爱———这是每个诚实的人都会有的—也不可声称自己是公正无私的。否则,以不偏不倚自诩,不是浅薄就是自吹自擂。”〔2〕
萨拜因所说的偏爱,是对价值评价的一种委婉的说法。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政治学研究中要不要进行价值评价,而是这种评价会不会使政治学知识失去科学性。在人类的知识发展中,真理、正义、美德是统一的。真理总是代表着正义、美德;而正义、美德又总是真实的。因此,事实与价值,“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在政治生活中,任何对“应当”的规定,都来源于人类向前向上发展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最终又只能是依据政治生活内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来作出。因此,如果政治学家们能坚持站到代表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阶级、阶层、政党和集团的立场上,运用反映人类政治生活发展规律的规范、原则、理想来对政治事实作出合乎实际的价值评价,这种评价非但不会削弱政治学知识的科学性,相反,由于它将真理与正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政治学既反映了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又符合了全部政治生活中的能动者和创造者即人类的要求,因此,它就更富有科学性。
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经常谈论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的倾向,并以此来要求其它的政治学家在非此即彼的逻辑框架中进行痛苦的选择:或者是坚持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那么,就应当也像自然科学那样,拒绝或排斥价值评价,即所谓的“价值无涉”;或者是坚持在事实判断的同时进行价值判断,那么,就同自然科学的本性相背离,使政治学失去科学性。
行为主义者的上述观点包含着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即对自然科学无法使用,也不能使用价值判断。换句话说,对自然科学是不能进行价值评价的。这种所谓“公理”其实是荒谬的。自然科学既然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产物和工具,因此,人类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就必然处在中心的位置上,人应当是自然科学的尺度。人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必然要求自然科学为自己服务,要求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去完善和发展。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出人类对自己所进行的自然科学研究加以价值评价的问题。自然科学当然不会因为有这种评价而失去自身的科学性。同样,政治学也像所有的自然科学一样,并不排除价值判断,并且正是在严格的价值评价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性。四、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
与价值性相关的是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不同的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一种理解把意识形态看成是社会中存在的从某些阶级的利益出发而形成的错误的认识或一整套与客观现实不相符合的政治神话与政治幻想。这种理解与意识形态的最初起源有关,也与西方的政治传统有关。另一理解是把意识形态（以下缺），它是同以社会心理形式表现出的社会意识相对应的范畴。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启蒙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一批理论家和思想家为反对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学而提倡某种“思想科学”,他们认为要驱除宗教迷信、反对神学幻想,就需要寻找和创立某种思想的工具与手段。这类作为思想的工具与手段就是“意识形态”。显然,这种对意识形态的起源性理解中已经包含着某种带有主观性的、强制性的、功利性的成分。
这种对意识形态理解的消极成分后来被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承袭,并加以滥用。它渐渐演化为一种替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病态进行辩护的政治神话和政治偏见。对于这种意识形态,马克思和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曾经对其进行过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弥漫着体现没落的封建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私利的错误思想和一整套政治幻想,他把这些称之为当时德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并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在同一切反动阶级的斗争中,才能认清这种意识形态的反动性,并建立起正确的哲学思维。
西方政治学家曼海姆也从另外的角度区分了两种“意识形态”,一种是特定的意识形态概念,它“或多或少的有意识掩盖真实情况”;一种是包含更广泛内容的概念,它是“一个时代或一个具体历史社会集团或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3〕这样,在人类的现实政治生活进程中就存在着三种“意识形态”因素:一种是掩盖政治生活真相、以虚假的东西混淆视听的政治宣传与说教;一种是代表某个阶级与集团的政治原则、立场与理想的政治观念;一种是作为系统化、规范化的社会政治心理而存在的精神观念。这三种意识形态因素又往往交织在一起。
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就存在着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包含着这三种因素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美国社会的本质是正确的,好的,作出其它的选择安排是不现实的”。〔4〕美国的官方就是以这一套观念来推行其全球战略的,凡是与美国的意识形态一致的,美国就会去支持,凡是与美国的意识形态相左的,美国就会去讨伐。美国想在全球将它的意识形态普遍化。美国的官方政治学研究就渗透着这种意识形态。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生活中,起着较大作用的意识形态,不仅代表着当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体现着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立场、理想,而且它还包含着许多掩盖事实、欺骗公众、麻醉人民的货色。虽然西方的不少政治学家想竭力地否认意识形态对政治研究的作用,但事实上这种具有强制性的带有神话色彩的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能不对西方政治科学的发展产生坏的影响。
部分政治学家制造的神话政治学研究的实际状况
意识形态不再是恰当的到处存在传统的与新兴的意
识形态
政治学在价值上是中立的美国的政治学建立在意识形
态的基础上,受制于统治机构
政治生活依据的是多元、占统治地位的英美模式无法
平稳、谈判与一致去质疑资本主义和权势政治
的真正意义
参见R·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5〕
伴随着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政治偏见,许多政治学家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的命题。这一命题本身既包含着合理性,也潜伏着神话色彩。当这一命题只是用来消除西方政治家言论中和富有欺骗性的大众传媒中掩盖严峻的社会现实成分时,它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想用这一命题来表明任何政治立场、政治观念都不会对政治研究产生影响,它又在宣扬另一种迷惑人的政治神话。
否认意识形态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或者企图取消意识形态,这两者的性质是相同的,即都是在宣扬一种自欺欺人的神话。凭借这种神话是不可能达到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的。在现实的政治学研究中,政治学家总是带着一定的意识形态去观察、思考政治生活,去描述、评价政治生活存在与发展的状态。只有承认意识形态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并充分考虑这种作用对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政治学家才能在在研究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与冷静的态度,从而努力坚持研究的科学性。
五、科学性与统一性
相当多的否定政治学具有科学性的人,都以物理学理论的统一性作为标准,断言存在着众多处于相互竞争状态的理论体系的政治学不可能有科学性。但是,如果我们能稍微考虑一下科学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在遵循着“分散———统一———分散”的规律向前发展。人们喜欢今天的物理学,是因为它基本上统一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且很少有其它学派、流派起来与之相抗衡。但是,物理学也不是一下子就达到今天这种状态的。
在此以前,物理学家们对本学科中许多重要范畴的见解都是不太一致的,争论也很激烈。比如,在对光的本质的看法上,就出现过“微粒说”和“波动说”的长期论战。又比如,在关于什么是物理的“实在”问题上,爱因斯坦学派和海森堡学派也有过长期的论争。但是,物理学家并没有因为存在这些不同的学派、体系的分歧、争论,就轻易地下结论,否定物理学的科学性。
对于同一领域的不同学派、体系之间竞争、争论,默顿发表过看法。他认为,学科中理论或体系的论争以及分化具有积极的功能,它会使各种问题、各种观点得到充分的阐释,并逐步汇合到一个更大的理论系统中去。同时,默顿也客观地分析了体系、理论的纷争会有负面的影响。例如,在这种争论中会产生成见,这些成见又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固定的模式。他谈到社会学科中的情况,“每一个阵营的社会学家只是带选择性地观察其他阵营的研究工作,在对方的研究中首先看到的就是唤起应战状态的敌对模型,然后很快就把对方一句偶然的话当作理论核心,把某一强调当作整个信念。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越来越不愿意去研究对方的成果,因为对方的理论纯属谬误,他们两眼盯着对方的文章,只去发现猛烈攻击的目标。”〔6〕这种情况会导致理论研究的两极分化,使本质上并不对立的而是互补的理论变成势不两立的体系。
对于不同学科来说,理论和体系的争论与分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越是处在发展中的但还不够完善的和成熟的学科,体系分化和争论的程度就较为厉害。但这种分化和论争是学科走向成熟而不断具备科学性的必经环节。政治学目前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了这一学科体系、理论的繁杂性和竞争性,但它决不是这一学科不具备科学性的论据,相反,它标志着政治学正在走向发展和完善。
在学科由科学性程度不高到充满科学性的发展过程中,体系和流派的纷争会一直延续下去。当一个问题的争论结束以后,统一的法则、规范就会被牢固地建立起来。但这种知识发展中的均衡状态是很快就会被打破的,它会为新的创见和新的争论所取代。因此,政治学在自身的发展中避免不了争论,也不应该绕开争论。正确的做法是,依据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自由地展开讨论,在正常的学术论争中,使政治学知识更加接近客观的政治生活过程。
注释:
〔1〕〔6〕[美]罗伯特·金·默顿:《论理论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64—65页。
〔2〕[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前言第4页。
关键词:政治学科科学性
就当代中国知识状况而言,没有一门学科像政治学那样,在发展的途程中还要为自己的科学存在进行辩护。由于政治学长时间被视为伪科学,只是到了20世纪最后20年,才得到恢复和重建。学科的稚嫩与知识的薄弱,使不少人对其科学性产生了疑问。再加上人们将“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痛苦的经历与政治学科荒唐地扭在一起,以至于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对政治学还怀有偏见,认为它不可能成为科学。这种状况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代政治学的健康发展。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就必须对政治学的科学性进行论证。
一、思维水准与学科差异
种种关于政治学不是科学的论据中有一个共同的方面即都用物理学作为科学的典范来衡量政治学。在自然科学乃至整个科学系统中,物理学的确发展得比较成熟,从其客观性、精确性、规范性来说,它完全有资格充当自然科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学科。用自然科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学科来同政治学比较,并以此来衡量政治学的科学性,这应当说是允许的,也是正当的。问题是,怎样进行比较,从比较中应当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比较是一种常用的逻辑方法。任何比较都是为了从异中求同或从同中求异。对于从同中求异来说,其出发点应当是具有某种相同前提、同等程度或某些相似性的事物、现象、系统。如果需要比较的两个系统本身就具有客观的差异性,那么在进行具体的比较时,如果不去考虑这种差异性,只是简单地类比,其结论就不可能是可靠的。
这一原则也应当运用到物理学和政治学的比较上来。从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力学、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比较早就创立起来的一个门类。以物理学为典型代表的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中的各个门类之间在客观上显然有着巨大的差异性。对物理学来说,它所考察的、研究的客体是无意识的。这种无意识性在所有的自然科学门类中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当然,也有人会举出动物学的例子来反驳。其实,动物,特别是高等动物,虽有感觉、知觉,但都是无意识的。因为,即使再高等的动物也不可能有理性思维。
正因为自然科学所面对的研究客体不存在自觉的意识,因此,自然科学在获取经验材料时可以进行客观性观察,一块石头、一条小溪、一颗流星,其运动的轨迹,其运行的速度,不会因为有人在记录、在测定而有意地发生变化。石头的下落、溪水的奔流、流星的飞逝,都是不以任何观察者、研究者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而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所得出的规律的客观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物理学知识的科学性还同这一学科实验的特点密切相关。在自然界存在的物理现象是复杂的,比如气体,除有体积、温度、压力的因素外,还有流动的速度、比重等其它方面的物理属性。但是,物理学家们却在实验室里利用各种装置使气体处于理想状态下,并探求理想气体的温度、体积与压力之间的关系。再比如,物体的运动都会有摩擦力,但为了求得匀速直线运动中物体的速度、时间、路程三者的函数关系,物理学家可以在实验室中限制某些种因素,创造某些条件,从而得出理想状态下物体的运动规律。而且,无论是在物理学中还是在化学中,人们为了获得某方面的知识,可以创造相同的条件,反复地做某个实验。一种特定的实验不仅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做,还可以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做。在科学上,只有经得起人们依据规定的条件在同一地点或者在不同的地点进行同一种实验并且得出相同的结果,这样获得的规律或定律才能得到科学界的普遍承认。
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在内的这些特性显然不是政治学也不是其它社会科学所能具备的。在政治生活中发生关系的、活动着的都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人。这是政治学同物理学乃至一切自然科学的巨大差别,在政治学研究中,政治学家们决不可能把人们请进实验室中创造理想的政治生活,也不可能在某个民族中反复地进行完全相同的政治试验。如果想用物理学上述的研究与实验方法套用政治学的研究上面来,并以政治学不可能使用这类方法为依据得出这一学科不是科学的结论,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违背科学的。政治学有无科学性决不能以这种方法或标准来裁定,它应当从另外的角度来衡量。
想否认政治学是科学的人们之所以用物理学的发展水平来要求政治学,其中还包含着另一个思维假设,即在同一时代,各门学科的成熟程度应当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20世纪,物理学已成熟了,相当精确了,规范了,按理说,与之同处一个时代的政治学也应当如此。假如不是这样,即政治学并不成熟,并不精确,并不规范,那么,问题就出在政治学按其本性来说是不可能有成为科学上。这种看法的依据是,在同一时代,科学思维的水平应当是一样的,具有同等思维水平的思想家们无论在哪个领域工作,都能够使这个领域的知识达到同等程度的科学性。
问题是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就人类思维的发展来说,每一时代确有代表这一时代的思维水平,正是因为在不同时代存在着不同水平的思维,人们才能知道人类思维发展的轨迹,但是,承认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思维水平,并不意味着承认在同时代所有的人都处在同一思维水平上。尽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某个时代的人类思维”这一用语,它只是就某一时代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们所能达到的思维高度而言的,绝对不是指这一时代所有的人都达到了如此高的思维水平,也不是指生活在这一时代的所有研究者和思想家都毫无例外地在同一个思维层次上进行精神文明的创造。关于学科发展上的这一差异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有一段合情合理的评论。他认为,也有不少的社会学家存在同样的误解,他们觉得既然社会学家与物理学家同处在20世纪,而同一时代的文化应当有相同的成熟程度。因此社会学也应当达到像物理学那样的成熟与完善了。默顿嘲笑了社会学界这种麻木自满的情绪。他说:“虽然物理学与社会学同处于20世纪中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凭借一门学科的成熟来推断另一学科。毫无疑问,当今社会学家生活的时代是物理学相对而言已达到理论上高度概括、实验上极大精确、研究手段多样化、技术副产品十分丰富的时代,因而,许多社会学家把物理学的成熟作为自我评价的标准,他们欲与大哥相提并论,同享殊荣。而当他们明显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大哥那样健壮的体格,又缺乏势不可挡的冲锋,一些社会学家就气馁了。”〔1〕>
默顿认为,在20世纪的物理学和20世纪的社会学之间相差着亿万个小时持续的科学化和积累性研究。现在社会学或许还不到爱因斯坦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开普勒,更不用说还得有牛顿、拉普拉斯、吉布斯、麦克斯韦尔和普朗克。如果把政治学同物理学比较一下,我想,其间的差距可能还要大一些。二、科学性与主观性
反对政治学能够成为科学的人所提出的上述种种论据应当说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如果将这些论据简单地抛弃在一边,认为那些统统是“荒谬”的话,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也是一种非科学的态度。对于一个严肃的和科学的政治学理论研究者来说,他必须接受这种挑战,必须对每一个论据作出切合实际的、客观的评价。在政治生活中,政治行为主体,无论是政治角色还是政治组织或集团,其“意志自由”的表现主要是能够对行为的目的、方式进行选择。这种选择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任意的”、“随心所欲的”,但仔细地研究一下行为主体选择的过程,人们就会发现,行为主体头脑中的目的并不是主观自生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这一主体所处的现实环境,条件同他的需要之间相互作用或相互映照的结果,即就是说,政治行为主体的行动目的决不是任意的、随心所欲的,它是行为主体的客观需要同行为主体所能遇到的实际条件相对照的产物。因此,目的就不是随意的、纯主观的,而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正是在具有客观性的目的作用下,政治行为主体的活动方式、活动途径才是一定的。方式、手段、途径总是服从于一定的目的的。因此,人的“自由意志”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自由得无法捉摸。其意志的作用也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纷繁复杂得无从认识。从正常的理性思维出发,我们不得不承认意志自由完全是有边界的。这种边界就是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行为者完全由客观条件所规定的需要。
在政治组织或政治集团那里,政治行为的自由选择决不像政治角色那样充满表面的偶然性。在政治组织或政治集团对行为的目的、方式进行选择时,起作用的是由政治组织或政治集团内的各个成员个别的目的和由目的所决定的个别的行为方式在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带有合力性质的因素。对于个别行为主体的活动来说,它们仅仅是这一系统中的一个个分力,这些分力是严格地按照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而构成对整个系统的作用的。合力对于分力来说具有一种不受其影响的客观必然性。
这种“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不仅适用于对某个政治集团行为目的和行为方式的分析,而且它也完全适用于对处于更大范围内乃至整个社会系统中的政治行为的分析。在全社会范围内,每个政治角色、每个政治集团,其行为的目的和方式,无论从某个局部看来是多么重要,但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它只不过是一个个“分力”,它们最终都要被综合到总的“合力”之中去。这种合力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完全客观的。由此可见,人的自由意志决不妨碍人们对政治生活作出客观的研究,也决不妨碍政治学能够成为科学。
由于政治行为主体有选择行为的目的、方式的自由,而不同的选择又会出现不同的过程和结果。正是这一点使得政治生活变得复杂起来。但是借口这种复杂性而不愿去作过细的、持久的研究工作,轻易地得出政治学难以成为科学的结论,这是不对的。说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简单,另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复杂,这其实只有相对的意义。不少人举出物理学,认为物理运动所出现的参量很少。物理学正因为具有了这种对象上的简单性,才成为科学的。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物理现象远比牛顿用三条定律所概括出来的物理学体系复杂得多。可能其复杂程度丝毫也不比政治现象逊色。只不过物理现象复杂、多样和多变的属性已被物理学家在实验室中通过严格控制条件的方法给大大简化了。他们实际处理的是“理想气体”、“理想固体”、“理想液体”,他们只对这些处于物理学家所要求的理想条件下的现象进行研究,努力从少数的参量中找出相互关系和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来。这种研究方法,政治学家也完全可以撇开种种非基本的限制因素,只对影响政治行为的一些基本参量加以研究,从中找出内在的和稳定的联系。
也许有人会对这种研究方法表示疑义,认为只考虑政治生活中的某些主要的东西,会造成片面性。这种疑义从表现上看似乎有道理,人们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应当力求全面,最好能将政治生活中的所有现象都考虑进去。但是,这种想法在实际的研究中是行不通的。人们最多能做到的只是尽可能地去把握政治现象中的最为基本的部分,而不可能去研究政治生活中的所有细节、环节和处在次要地位上的属性。人们唯一能做到的并且只应当做的是依据实践的需要,科学地找寻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主要环节、主要属性和它们之间的主要联系。
要求政治学家毫无遗漏地把握所要研究的客体的一切环节、一切方面、一切属性,也就等于要求物理学家去掌握物理现象的一切环节、一切方面、一切属性,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也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因为没有一个物理学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哪怕只是对一只在地上滚动的小球来说,即使是牛顿在场,他也无法对这只小球在运动中所遇到的一切情况,比如小球一旦碰到地面上稍微有点高低不平所产生的微小偏斜或波动等等都用精确的公式表达出来。物理学家在对付这类简单不过的运动时尚且如此,我们又怎么能对比物理学要稚嫩得多的政治学提出那些不近人情的苛刻要求呢?
三、科学性与价值性
在政治学,乃至在一切社会科学中,人们都会碰到价值评价的问题。政治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现象、政治过程对人类的和平、发展有着直接的关联。任何一种政治结构、政治规范乃至一个政治事件,对人类来说,不考虑其作用和影响,不从个人、集团的利益出发作出赞同或反对的评价是不可能的。尽管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会程度不等地存在政治冷漠阶?但是这种冷漠绝不是与政治隔离,它正好表明某些政治角色对它目前所处的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的不满与反感。冷漠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评价。因此要想在现实的政治形态中生存与发展,只讲政治事实,不讲对政治事实的评价,不考虑那些已经发生过的政治事实究竟是不是应当发生,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办不到的。虽然戴维·伊斯顿将乔治·霍兰·萨拜因看成是保守的政治理论家,并攻击他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联系起来,但是,仔细读一读萨拜因的书,你会发现他的话还是有合理性的。在《政治学说史》的第一版前言中,萨拜因认为:“忠于史料———这是每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的义务———或承认有所偏爱———这是每个诚实的人都会有的—也不可声称自己是公正无私的。否则,以不偏不倚自诩,不是浅薄就是自吹自擂。”〔2〕
萨拜因所说的偏爱,是对价值评价的一种委婉的说法。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政治学研究中要不要进行价值评价,而是这种评价会不会使政治学知识失去科学性。在人类的知识发展中,真理、正义、美德是统一的。真理总是代表着正义、美德;而正义、美德又总是真实的。因此,事实与价值,“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在政治生活中,任何对“应当”的规定,都来源于人类向前向上发展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最终又只能是依据政治生活内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来作出。因此,如果政治学家们能坚持站到代表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阶级、阶层、政党和集团的立场上,运用反映人类政治生活发展规律的规范、原则、理想来对政治事实作出合乎实际的价值评价,这种评价非但不会削弱政治学知识的科学性,相反,由于它将真理与正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政治学既反映了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又符合了全部政治生活中的能动者和创造者即人类的要求,因此,它就更富有科学性。
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经常谈论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的倾向,并以此来要求其它的政治学家在非此即彼的逻辑框架中进行痛苦的选择:或者是坚持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那么,就应当也像自然科学那样,拒绝或排斥价值评价,即所谓的“价值无涉”;或者是坚持在事实判断的同时进行价值判断,那么,就同自然科学的本性相背离,使政治学失去科学性。
行为主义者的上述观点包含着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即对自然科学无法使用,也不能使用价值判断。换句话说,对自然科学是不能进行价值评价的。这种所谓“公理”其实是荒谬的。自然科学既然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产物和工具,因此,人类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就必然处在中心的位置上,人应当是自然科学的尺度。人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必然要求自然科学为自己服务,要求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去完善和发展。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出人类对自己所进行的自然科学研究加以价值评价的问题。自然科学当然不会因为有这种评价而失去自身的科学性。同样,政治学也像所有的自然科学一样,并不排除价值判断,并且正是在严格的价值评价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性。四、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
与价值性相关的是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不同的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一种理解把意识形态看成是社会中存在的从某些阶级的利益出发而形成的错误的认识或一整套与客观现实不相符合的政治神话与政治幻想。这种理解与意识形态的最初起源有关,也与西方的政治传统有关。另一理解是把意识形态（以下缺），它是同以社会心理形式表现出的社会意识相对应的范畴。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启蒙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一批理论家和思想家为反对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学而提倡某种“思想科学”,他们认为要驱除宗教迷信、反对神学幻想,就需要寻找和创立某种思想的工具与手段。这类作为思想的工具与手段就是“意识形态”。显然,这种对意识形态的起源性理解中已经包含着某种带有主观性的、强制性的、功利性的成分。
这种对意识形态理解的消极成分后来被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承袭,并加以滥用。它渐渐演化为一种替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病态进行辩护的政治神话和政治偏见。对于这种意识形态,马克思和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曾经对其进行过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弥漫着体现没落的封建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私利的错误思想和一整套政治幻想,他把这些称之为当时德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并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在同一切反动阶级的斗争中,才能认清这种意识形态的反动性,并建立起正确的哲学思维。
西方政治学家曼海姆也从另外的角度区分了两种“意识形态”,一种是特定的意识形态概念,它“或多或少的有意识掩盖真实情况”;一种是包含更广泛内容的概念,它是“一个时代或一个具体历史社会集团或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3〕这样,在人类的现实政治生活进程中就存在着三种“意识形态”因素:一种是掩盖政治生活真相、以虚假的东西混淆视听的政治宣传与说教;一种是代表某个阶级与集团的政治原则、立场与理想的政治观念;一种是作为系统化、规范化的社会政治心理而存在的精神观念。这三种意识形态因素又往往交织在一起。
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就存在着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包含着这三种因素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美国社会的本质是正确的,好的,作出其它的选择安排是不现实的”。〔4〕美国的官方就是以这一套观念来推行其全球战略的,凡是与美国的意识形态一致的,美国就会去支持,凡是与美国的意识形态相左的,美国就会去讨伐。美国想在全球将它的意识形态普遍化。美国的官方政治学研究就渗透着这种意识形态。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生活中,起着较大作用的意识形态,不仅代表着当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体现着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立场、理想,而且它还包含着许多掩盖事实、欺骗公众、麻醉人民的货色。虽然西方的不少政治学家想竭力地否认意识形态对政治研究的作用,但事实上这种具有强制性的带有神话色彩的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能不对西方政治科学的发展产生坏的影响。
部分政治学家制造的神话政治学研究的实际状况
意识形态不再是恰当的到处存在传统的与新兴的意
识形态
政治学在价值上是中立的美国的政治学建立在意识形
态的基础上,受制于统治机构
政治生活依据的是多元、占统治地位的英美模式无法
平稳、谈判与一致去质疑资本主义和权势政治
的真正意义
参见R·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5〕
伴随着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政治偏见,许多政治学家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的命题。这一命题本身既包含着合理性,也潜伏着神话色彩。当这一命题只是用来消除西方政治家言论中和富有欺骗性的大众传媒中掩盖严峻的社会现实成分时,它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想用这一命题来表明任何政治立场、政治观念都不会对政治研究产生影响,它又在宣扬另一种迷惑人的政治神话。
否认意识形态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或者企图取消意识形态,这两者的性质是相同的,即都是在宣扬一种自欺欺人的神话。凭借这种神话是不可能达到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的。在现实的政治学研究中,政治学家总是带着一定的意识形态去观察、思考政治生活,去描述、评价政治生活存在与发展的状态。只有承认意识形态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并充分考虑这种作用对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政治学家才能在在研究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与冷静的态度,从而努力坚持研究的科学性。
五、科学性与统一性
相当多的否定政治学具有科学性的人,都以物理学理论的统一性作为标准,断言存在着众多处于相互竞争状态的理论体系的政治学不可能有科学性。但是,如果我们能稍微考虑一下科学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在遵循着“分散———统一———分散”的规律向前发展。人们喜欢今天的物理学,是因为它基本上统一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且很少有其它学派、流派起来与之相抗衡。但是,物理学也不是一下子就达到今天这种状态的。
在此以前,物理学家们对本学科中许多重要范畴的见解都是不太一致的,争论也很激烈。比如,在对光的本质的看法上,就出现过“微粒说”和“波动说”的长期论战。又比如,在关于什么是物理的“实在”问题上,爱因斯坦学派和海森堡学派也有过长期的论争。但是,物理学家并没有因为存在这些不同的学派、体系的分歧、争论,就轻易地下结论,否定物理学的科学性。
对于同一领域的不同学派、体系之间竞争、争论,默顿发表过看法。他认为,学科中理论或体系的论争以及分化具有积极的功能,它会使各种问题、各种观点得到充分的阐释,并逐步汇合到一个更大的理论系统中去。同时,默顿也客观地分析了体系、理论的纷争会有负面的影响。例如,在这种争论中会产生成见,这些成见又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固定的模式。他谈到社会学科中的情况,“每一个阵营的社会学家只是带选择性地观察其他阵营的研究工作,在对方的研究中首先看到的就是唤起应战状态的敌对模型,然后很快就把对方一句偶然的话当作理论核心,把某一强调当作整个信念。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越来越不愿意去研究对方的成果,因为对方的理论纯属谬误,他们两眼盯着对方的文章,只去发现猛烈攻击的目标。”〔6〕这种情况会导致理论研究的两极分化,使本质上并不对立的而是互补的理论变成势不两立的体系。
对于不同学科来说,理论和体系的争论与分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越是处在发展中的但还不够完善的和成熟的学科,体系分化和争论的程度就较为厉害。但这种分化和论争是学科走向成熟而不断具备科学性的必经环节。政治学目前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了这一学科体系、理论的繁杂性和竞争性,但它决不是这一学科不具备科学性的论据,相反,它标志着政治学正在走向发展和完善。
在学科由科学性程度不高到充满科学性的发展过程中,体系和流派的纷争会一直延续下去。当一个问题的争论结束以后,统一的法则、规范就会被牢固地建立起来。但这种知识发展中的均衡状态是很快就会被打破的,它会为新的创见和新的争论所取代。因此,政治学在自身的发展中避免不了争论,也不应该绕开争论。正确的做法是,依据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自由地展开讨论,在正常的学术论争中,使政治学知识更加接近客观的政治生活过程。
注释:
〔1〕〔6〕[美]罗伯特·金·默顿:《论理论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64—65页。
〔2〕[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前言第4页。
关键词:政治学科科学性
就当代中国知识状况而言,没有一门学科像政治学那样,在发展的途程中还要为自己的科学存在进行辩护。由于政治学长时间被视为伪科学,只是到了20世纪最后20年,才得到恢复和重建。学科的稚嫩与知识的薄弱,使不少人对其科学性产生了疑问。再加上人们将“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痛苦的经历与政治学科荒唐地扭在一起,以至于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对政治学还怀有偏见,认为它不可能成为科学。这种状况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代政治学的健康发展。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就必须对政治学的科学性进行论证。
一、思维水准与学科差异
种种关于政治学不是科学的论据中有一个共同的方面即都用物理学作为科学的典范来衡量政治学。在自然科学乃至整个科学系统中,物理学的确发展得比较成熟,从其客观性、精确性、规范性来说,它完全有资格充当自然科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学科。用自然科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学科来同政治学比较,并以此来衡量政治学的科学性,这应当说是允许的,也是正当的。问题是,怎样进行比较,从比较中应当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比较是一种常用的逻辑方法。任何比较都是为了从异中求同或从同中求异。对于从同中求异来说,其出发点应当是具有某种相同前提、同等程度或某些相似性的事物、现象、系统。如果需要比较的两个系统本身就具有客观的差异性,那么在进行具体的比较时,如果不去考虑这种差异性,只是简单地类比,其结论就不可能是可靠的。
这一原则也应当运用到物理学和政治学的比较上来。从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力学、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比较早就创立起来的一个门类。以物理学为典型代表的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中的各个门类之间在客观上显然有着巨大的差异性。对物理学来说,它所考察的、研究的客体是无意识的。这种无意识性在所有的自然科学门类中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当然,也有人会举出动物学的例子来反驳。其实,动物,特别是高等动物,虽有感觉、知觉,但都是无意识的。因为,即使再高等的动物也不可能有理性思维。
正因为自然科学所面对的研究客体不存在自觉的意识,因此,自然科学在获取经验材料时可以进行客观性观察,一块石头、一条小溪、一颗流星,其运动的轨迹,其运行的速度,不会因为有人在记录、在测定而有意地发生变化。石头的下落、溪水的奔流、流星的飞逝,都是不以任何观察者、研究者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而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所得出的规律的客观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物理学知识的科学性还同这一学科实验的特点密切相关。在自然界存在的物理现象是复杂的,比如气体,除有体积、温度、压力的因素外,还有流动的速度、比重等其它方面的物理属性。但是,物理学家们却在实验室里利用各种装置使气体处于理想状态下,并探求理想气体的温度、体积与压力之间的关系。再比如,物体的运动都会有摩擦力,但为了求得匀速直线运动中物体的速度、时间、路程三者的函数关系,物理学家可以在实验室中限制某些种因素,创造某些条件,从而得出理想状态下物体的运动规律。而且,无论是在物理学中还是在化学中,人们为了获得某方面的知识,可以创造相同的条件,反复地做某个实验。一种特定的实验不仅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做,还可以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做。在科学上,只有经得起人们依据规定的条件在同一地点或者在不同的地点进行同一种实验并且得出相同的结果,这样获得的规律或定律才能得到科学界的普遍承认。
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在内的这些特性显然不是政治学也不是其它社会科学所能具备的。在政治生活中发生关系的、活动着的都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人。这是政治学同物理学乃至一切自然科学的巨大差别,在政治学研究中,政治学家们决不可能把人们请进实验室中创造理想的政治生活,也不可能在某个民族中反复地进行完全相同的政治试验。如果想用物理学上述的研究与实验方法套用政治学的研究上面来,并以政治学不可能使用这类方法为依据得出这一学科不是科学的结论,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违背科学的。政治学有无科学性决不能以这种方法或标准来裁定,它应当从另外的角度来衡量。
想否认政治学是科学的人们之所以用物理学的发展水平来要求政治学,其中还包含着另一个思维假设,即在同一时代,各门学科的成熟程度应当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20世纪,物理学已成熟了,相当精确了,规范了,按理说,与之同处一个时代的政治学也应当如此。假如不是这样,即政治学并不成熟,并不精确,并不规范,那么,问题就出在政治学按其本性来说是不可能有成为科学上。这种看法的依据是,在同一时代,科学思维的水平应当是一样的,具有同等思维水平的思想家们无论在哪个领域工作,都能够使这个领域的知识达到同等程度的科学性。
问题是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就人类思维的发展来说,每一时代确有代表这一时代的思维水平,正是因为在不同时代存在着不同水平的思维,人们才能知道人类思维发展的轨迹,但是,承认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思维水平,并不意味着承认在同时代所有的人都处在同一思维水平上。尽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某个时代的人类思维”这一用语,它只是就某一时代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们所能达到的思维高度而言的,绝对不是指这一时代所有的人都达到了如此高的思维水平,也不是指生活在这一时代的所有研究者和思想家都毫无例外地在同一个思维层次上进行精神文明的创造。关于学科发展上的这一差异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有一段合情合理的评论。他认为,也有不少的社会学家存在同样的误解,他们觉得既然社会学家与物理学家同处在20世纪,而同一时代的文化应当有相同的成熟程度。因此社会学也应当达到像物理学那样的成熟与完善了。默顿嘲笑了社会学界这种麻木自满的情绪。他说:“虽然物理学与社会学同处于20世纪中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凭借一门学科的成熟来推断另一学科。毫无疑问,当今社会学家生活的时代是物理学相对而言已达到理论上高度概括、实验上极大精确、研究手段多样化、技术副产品十分丰富的时代,因而,许多社会学家把物理学的成熟作为自我评价的标准,他们欲与大哥相提并论,同享殊荣。而当他们明显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大哥那样健壮的体格,又缺乏势不可挡的冲锋,一些社会学家就气馁了。”〔1〕>
默顿认为,在20世纪的物理学和20世纪的社会学之间相差着亿万个小时持续的科学化和积累性研究。现在社会学或许还不到爱因斯坦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开普勒,更不用说还得有牛顿、拉普拉斯、吉布斯、麦克斯韦尔和普朗克。如果把政治学同物理学比较一下,我想,其间的差距可能还要大一些。二、科学性与主观性
反对政治学能够成为科学的人所提出的上述种种论据应当说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如果将这些论据简单地抛弃在一边,认为那些统统是“荒谬”的话,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也是一种非科学的态度。对于一个严肃的和科学的政治学理论研究者来说,他必须接受这种挑战,必须对每一个论据作出切合实际的、客观的评价。在政治生活中,政治行为主体,无论是政治角色还是政治组织或集团,其“意志自由”的表现主要是能够对行为的目的、方式进行选择。这种选择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任意的”、“随心所欲的”,但仔细地研究一下行为主体选择的过程,人们就会发现,行为主体头脑中的目的并不是主观自生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这一主体所处的现实环境,条件同他的需要之间相互作用或相互映照的结果,即就是说,政治行为主体的行动目的决不是任意的、随心所欲的,它是行为主体的客观需要同行为主体所能遇到的实际条件相对照的产物。因此,目的就不是随意的、纯主观的,而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正是在具有客观性的目的作用下,政治行为主体的活动方式、活动途径才是一定的。方式、手段、途径总是服从于一定的目的的。因此,人的“自由意志”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自由得无法捉摸。其意志的作用也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纷繁复杂得无从认识。从正常的理性思维出发,我们不得不承认意志自由完全是有边界的。这种边界就是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行为者完全由客观条件所规定的需要。
在政治组织或政治集团那里,政治行为的自由选择决不像政治角色那样充满表面的偶然性。在政治组织或政治集团对行为的目的、方式进行选择时,起作用的是由政治组织或政治集团内的各个成员个别的目的和由目的所决定的个别的行为方式在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带有合力性质的因素。对于个别行为主体的活动来说,它们仅仅是这一系统中的一个个分力,这些分力是严格地按照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而构成对整个系统的作用的。合力对于分力来说具有一种不受其影响的客观必然性。
这种“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不仅适用于对某个政治集团行为目的和行为方式的分析,而且它也完全适用于对处于更大范围内乃至整个社会系统中的政治行为的分析。在全社会范围内,每个政治角色、每个政治集团,其行为的目的和方式,无论从某个局部看来是多么重要,但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它只不过是一个个“分力”,它们最终都要被综合到总的“合力”之中去。这种合力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完全客观的。由此可见,人的自由意志决不妨碍人们对政治生活作出客观的研究,也决不妨碍政治学能够成为科学。
由于政治行为主体有选择行为的目的、方式的自由,而不同的选择又会出现不同的过程和结果。正是这一点使得政治生活变得复杂起来。但是借口这种复杂性而不愿去作过细的、持久的研究工作,轻易地得出政治学难以成为科学的结论,这是不对的。说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简单,另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复杂,这其实只有相对的意义。不少人举出物理学,认为物理运动所出现的参量很少。物理学正因为具有了这种对象上的简单性,才成为科学的。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物理现象远比牛顿用三条定律所概括出来的物理学体系复杂得多。可能其复杂程度丝毫也不比政治现象逊色。只不过物理现象复杂、多样和多变的属性已被物理学家在实验室中通过严格控制条件的方法给大大简化了。他们实际处理的是“理想气体”、“理想固体”、“理想液体”,他们只对这些处于物理学家所要求的理想条件下的现象进行研究,努力从少数的参量中找出相互关系和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来。这种研究方法,政治学家也完全可以撇开种种非基本的限制因素,只对影响政治行为的一些基本参量加以研究,从中找出内在的和稳定的联系。
也许有人会对这种研究方法表示疑义,认为只考虑政治生活中的某些主要的东西,会造成片面性。这种疑义从表现上看似乎有道理,人们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应当力求全面,最好能将政治生活中的所有现象都考虑进去。但是,这种想法在实际的研究中是行不通的。人们最多能做到的只是尽可能地去把握政治现象中的最为基本的部分,而不可能去研究政治生活中的所有细节、环节和处在次要地位上的属性。人们唯一能做到的并且只应当做的是依据实践的需要,科学地找寻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主要环节、主要属性和它们之间的主要联系。
要求政治学家毫无遗漏地把握所要研究的客体的一切环节、一切方面、一切属性,也就等于要求物理学家去掌握物理现象的一切环节、一切方面、一切属性,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也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因为没有一个物理学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哪怕只是对一只在地上滚动的小球来说,即使是牛顿在场,他也无法对这只小球在运动中所遇到的一切情况,比如小球一旦碰到地面上稍微有点高低不平所产生的微小偏斜或波动等等都用精确的公式表达出来。物理学家在对付这类简单不过的运动时尚且如此,我们又怎么能对比物理学要稚嫩得多的政治学提出那些不近人情的苛刻要求呢?
三、科学性与价值性
在政治学,乃至在一切社会科学中,人们都会碰到价值评价的问题。政治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现象、政治过程对人类的和平、发展有着直接的关联。任何一种政治结构、政治规范乃至一个政治事件,对人类来说,不考虑其作用和影响,不从个人、集团的利益出发作出赞同或反对的评价是不可能的。尽管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会程度不等地存在政治冷漠阶?但是这种冷漠绝不是与政治隔离,它正好表明某些政治角色对它目前所处的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的不满与反感。冷漠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评价。因此要想在现实的政治形态中生存与发展,只讲政治事实,不讲对政治事实的评价,不考虑那些已经发生过的政治事实究竟是不是应当发生,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办不到的。虽然戴维·伊斯顿将乔治·霍兰·萨拜因看成是保守的政治理论家,并攻击他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联系起来,但是,仔细读一读萨拜因的书,你会发现他的话还是有合理性的。在《政治学说史》的第一版前言中,萨拜因认为:“忠于史料———这是每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的义务———或承认有所偏爱———这是每个诚实的人都会有的—也不可声称自己是公正无私的。否则,以不偏不倚自诩,不是浅薄就是自吹自擂。”〔2〕
萨拜因所说的偏爱,是对价值评价的一种委婉的说法。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政治学研究中要不要进行价值评价,而是这种评价会不会使政治学知识失去科学性。在人类的知识发展中,真理、正义、美德是统一的。真理总是代表着正义、美德;而正义、美德又总是真实的。因此,事实与价值,“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在政治生活中,任何对“应当”的规定,都来源于人类向前向上发展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最终又只能是依据政治生活内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来作出。因此,如果政治学家们能坚持站到代表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阶级、阶层、政党和集团的立场上,运用反映人类政治生活发展规律的规范、原则、理想来对政治事实作出合乎实际的价值评价,这种评价非但不会削弱政治学知识的科学性,相反,由于它将真理与正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政治学既反映了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又符合了全部政治生活中的能动者和创造者即人类的要求,因此,它就更富有科学性。
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经常谈论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的倾向,并以此来要求其它的政治学家在非此即彼的逻辑框架中进行痛苦的选择:或者是坚持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那么,就应当也像自然科学那样,拒绝或排斥价值评价,即所谓的“价值无涉”;或者是坚持在事实判断的同时进行价值判断,那么,就同自然科学的本性相背离,使政治学失去科学性。
行为主义者的上述观点包含着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即对自然科学无法使用,也不能使用价值判断。换句话说,对自然科学是不能进行价值评价的。这种所谓“公理”其实是荒谬的。自然科学既然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产物和工具,因此,人类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就必然处在中心的位置上,人应当是自然科学的尺度。人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必然要求自然科学为自己服务,要求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去完善和发展。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出人类对自己所进行的自然科学研究加以价值评价的问题。自然科学当然不会因为有这种评价而失去自身的科学性。同样,政治学也像所有的自然科学一样,并不排除价值判断,并且正是在严格的价值评价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性。四、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
与价值性相关的是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不同的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一种理解把意识形态看成是社会中存在的从某些阶级的利益出发而形成的错误的认识或一整套与客观现实不相符合的政治神话与政治幻想。这种理解与意识形态的最初起源有关,也与西方的政治传统有关。另一理解是把意识形态（以下缺），它是同以社会心理形式表现出的社会意识相对应的范畴。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启蒙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一批理论家和思想家为反对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学而提倡某种“思想科学”,他们认为要驱除宗教迷信、反对神学幻想,就需要寻找和创立某种思想的工具与手段。这类作为思想的工具与手段就是“意识形态”。显然,这种对意识形态的起源性理解中已经包含着某种带有主观性的、强制性的、功利性的成分。
这种对意识形态理解的消极成分后来被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承袭,并加以滥用。它渐渐演化为一种替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病态进行辩护的政治神话和政治偏见。对于这种意识形态,马克思和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曾经对其进行过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弥漫着体现没落的封建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私利的错误思想和一整套政治幻想,他把这些称之为当时德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并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在同一切反动阶级的斗争中,才能认清这种意识形态的反动性,并建立起正确的哲学思维。
西方政治学家曼海姆也从另外的角度区分了两种“意识形态”,一种是特定的意识形态概念,它“或多或少的有意识掩盖真实情况”;一种是包含更广泛内容的概念,它是“一个时代或一个具体历史社会集团或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3〕这样,在人类的现实政治生活进程中就存在着三种“意识形态”因素:一种是掩盖政治生活真相、以虚假的东西混淆视听的政治宣传与说教;一种是代表某个阶级与集团的政治原则、立场与理想的政治观念;一种是作为系统化、规范化的社会政治心理而存在的精神观念。这三种意识形态因素又往往交织在一起。
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就存在着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包含着这三种因素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美国社会的本质是正确的,好的,作出其它的选择安排是不现实的”。〔4〕美国的官方就是以这一套观念来推行其全球战略的,凡是与美国的意识形态一致的,美国就会去支持,凡是与美国的意识形态相左的,美国就会去讨伐。美国想在全球将它的意识形态普遍化。美国的官方政治学研究就渗透着这种意识形态。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生活中,起着较大作用的意识形态,不仅代表着当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体现着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立场、理想,而且它还包含着许多掩盖事实、欺骗公众、麻醉人民的货色。虽然西方的不少政治学家想竭力地否认意识形态对政治研究的作用,但事实上这种具有强制性的带有神话色彩的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能不对西方政治科学的发展产生坏的影响。
部分政治学家制造的神话政治学研究的实际状况
意识形态不再是恰当的到处存在传统的与新兴的意
识形态
政治学在价值上是中立的美国的政治学建立在意识形
态的基础上,受制于统治机构
政治生活依据的是多元、占统治地位的英美模式无法
平稳、谈判与一致去质疑资本主义和权势政治
的真正意义
参见R·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5〕
伴随着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政治偏见,许多政治学家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的命题。这一命题本身既包含着合理性,也潜伏着神话色彩。当这一命题只是用来消除西方政治家言论中和富有欺骗性的大众传媒中掩盖严峻的社会现实成分时,它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想用这一命题来表明任何政治立场、政治观念都不会对政治研究产生影响,它又在宣扬另一种迷惑人的政治神话。
否认意识形态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或者企图取消意识形态,这两者的性质是相同的,即都是在宣扬一种自欺欺人的神话。凭借这种神话是不可能达到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的。在现实的政治学研究中,政治学家总是带着一定的意识形态去观察、思考政治生活,去描述、评价政治生活存在与发展的状态。只有承认意识形态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并充分考虑这种作用对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政治学家才能在在研究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与冷静的态度,从而努力坚持研究的科学性。
五、科学性与统一性
相当多的否定政治学具有科学性的人,都以物理学理论的统一性作为标准,断言存在着众多处于相互竞争状态的理论体系的政治学不可能有科学性。但是,如果我们能稍微考虑一下科学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在遵循着“分散———统一———分散”的规律向前发展。人们喜欢今天的物理学,是因为它基本上统一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且很少有其它学派、流派起来与之相抗衡。但是,物理学也不是一下子就达到今天这种状态的。
在此以前,物理学家们对本学科中许多重要范畴的见解都是不太一致的,争论也很激烈。比如,在对光的本质的看法上,就出现过“微粒说”和“波动说”的长期论战。又比如,在关于什么是物理的“实在”问题上,爱因斯坦学派和海森堡学派也有过长期的论争。但是,物理学家并没有因为存在这些不同的学派、体系的分歧、争论,就轻易地下结论,否定物理学的科学性。
对于同一领域的不同学派、体系之间竞争、争论,默顿发表过看法。他认为,学科中理论或体系的论争以及分化具有积极的功能,它会使各种问题、各种观点得到充分的阐释,并逐步汇合到一个更大的理论系统中去。同时,默顿也客观地分析了体系、理论的纷争会有负面的影响。例如,在这种争论中会产生成见,这些成见又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固定的模式。他谈到社会学科中的情况,“每一个阵营的社会学家只是带选择性地观察其他阵营的研究工作,在对方的研究中首先看到的就是唤起应战状态的敌对模型,然后很快就把对方一句偶然的话当作理论核心,把某一强调当作整个信念。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越来越不愿意去研究对方的成果,因为对方的理论纯属谬误,他们两眼盯着对方的文章,只去发现猛烈攻击的目标。”〔6〕这种情况会导致理论研究的两极分化,使本质上并不对立的而是互补的理论变成势不两立的体系。
对于不同学科来说,理论和体系的争论与分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越是处在发展中的但还不够完善的和成熟的学科,体系分化和争论的程度就较为厉害。但这种分化和论争是学科走向成熟而不断具备科学性的必经环节。政治学目前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了这一学科体系、理论的繁杂性和竞争性,但它决不是这一学科不具备科学性的论据,相反,它标志着政治学正在走向发展和完善。
在学科由科学性程度不高到充满科学性的发展过程中,体系和流派的纷争会一直延续下去。当一个问题的争论结束以后,统一的法则、规范就会被牢固地建立起来。但这种知识发展中的均衡状态是很快就会被打破的,它会为新的创见和新的争论所取代。因此,政治学在自身的发展中避免不了争论,也不应该绕开争论。正确的做法是,依据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自由地展开讨论,在正常的学术论争中,使政治学知识更加接近客观的政治生活过程。
注释:
〔1〕〔6〕[美]罗伯特·金·默顿:《论理论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64—65页。
〔2〕[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前言第4页。
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诞生，被认为是由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理论假定与它的形式论证的范围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为主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通常由一系列与理性、知识、边际、均衡和人类当事者有关的思想组成，主要包括：
1、所有经济当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这是因为这些当事者被假定为根据外部给定的偏好最优化。
2、没有严重的信息问题[1]。包括与未来有关的根本不确定性、对复杂世界的结构和参数的广泛无知、以及个人对普遍现象认识的分歧。
3、理论的焦点为趋向或达到了的静止均衡状态，而不是整个历史时期中的连续的转变过程。
但是，关于个人选择和理性最大化这些核心的新古典结构，以及信息问题易于处理的连续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经济理论发展的很大影响，如斯科特、威廉森、阿尔钦、西蒙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尽管他们在对待主流经济理论的态度和与主流经济理论的距离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还是存在许多共同的主题，他们普遍观点包括：
1、根据已知的或确定的选择进行理性的最大化这一假定，日益被抨击为过于狭窄和简单。这些批评有的是直截了当的，如指出取得相关信息费用的困难（威廉森），有的则比较激烈，甚至涉及比教深的信息和知识问题及理性本身的性质。
2、在对新古典时间和均衡概念不同程度地日益感到不可逆返的同时，把经济现象视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当事者在不可逆返的时间过程中学习的结果这种观念，正日益加强，人们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均衡。
3、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一种新观念正在形成，即经济协调不可能只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问题，而且还必须得到广泛范围的其他经济的、社会的制度的支持。尽管后者有旧时盛行的新古典的反对，但还是被看作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而理所当然的主题。
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和前提的质疑和否定，以及对新的因素如时间、信息、不确定性，以及非理性的考虑，才使得一种更加复杂但却与现实更近的一系列经济思想被提出来。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在经济分析的诸多因素中，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正逐渐的提高，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入，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之外，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已经被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经济分析在现代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之不同除了在假设前提及方法论[2]上背叛作为主流的个体主义、理性、最大化思想外，分析工具也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交易成本、产权、意识形态等分析取代了新古典理论对时间、均衡、价格机制及边际的信仰。
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了使复杂的世界便于认识和分析，把世界想象成只有大炮和面包，把市场想象成只有冰淇淋和蛋糕，制度主义者认为简化世界的复杂性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制度行使一种简化识别负担（cognitiondask）的关键功能（制度经济学，史漫飞，142页）来解决问题。因为制度的一个功能就是使复杂的人际关系过程变得更易于理解和更可预见，从而不同个人之间的协调也就更易于发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成熟和进步。它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变量来约束和简化原来复杂的变量，而不是从复杂的变量中选取几个代表性的变量。如果这一思维方式能为广大经济学家所接受，也许会有一场经济学的革命随之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在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由于信息、监督和执行问题常常难以解决，劳动分工是不可能的，可靠的约定无法作出，人们相互沦为他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囚徒而难以自拔。
因此，略为思考一下，我们就能体会到制度对于化解变化莫测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制度使他人的反应更可预见，世界更加有序，从而使一个人更加容易与一个复杂的世界打交道，也使个人更加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cognitiveoverload）。
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行为规则，这个定义已为制度经济学家所接受。因此，普遍认为制度是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政府以法规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约束的规则网络，它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解决人来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
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动并排除某几类未来事件时，它们也减少着“远期无知”（forwardignorance）它为人们创造一种信心，使人们感到，生活中的常规很少变化，全在掌握之中。所以，它们限定了指向未来的风险。
并且，用制度降低复杂性的效果可以相当泛化（non-specific），一些好的制度，它能给人们以心理上的舒适感和安全感：感到自己属于一个文明的、有序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协调成本很低，风险有限，人们能有在家的感觉，周围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同时，制度能增强生产要素—如劳动—在满足人类需求上的效能，这种作用的方式类似于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如资本，资本使劳动更加有效率。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制度视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制度经济学家因此把制度称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capital）。
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在经济分析中贯彻到底的最佳分析工具是产权在市场理论中的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产权作为分析经济的工具就象新古典理论运用价格机制一样驾轻就熟，左右逢源。
资本主义系统以建立和保护排他性私人产权的制度为基础。但令人奇怪得失，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指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策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却没有系统的有关产权的理论。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理论预先假定了产权的既定性和永恒性，既然它是确定的，那么就不用考虑它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了。
实际上，产权在经济运转中具有多种功能，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产权，它能使人们的交易形成合理的预期，它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和如何受损，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教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将受益和受损的效应内在化）。
如果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还不能说服新古典经济理论家把产权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新制度经济学家还指出，产权并不想新古典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是确定的，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产权是完整的，产权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权利束所组成，它分成不同的权利，并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产权。而且产权功能的发挥并非无条件的，它需要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支持，不同类型的产权，如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国有产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下，其经济功能是不一样的。但一般地，竞争的逻辑表明，对一个人产权的更完整的界定减少了不确定性，并会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使用。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信息费用与原因，产权从来没有被完整而清晰的界定过。正如科斯定理所言，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初始界定就不影响交易，正因为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经济资源的的有效配置与使用必须以产权界定为前提。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新古典经济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歧不在于新制度经济理论对正统理论的否定与背景，而是对其的扩展。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知识，技术，财富，自然资源，和人口的函数，而新制度经济理论的经济函数还包括例如制度、交易成本、产权、不确定性、意思形态等因素。
但就目前的发展而言，制度经济学尽管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卡尔-马克思或约翰-凯恩斯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因此，制度主义在新的发展中，可以有效地把马克思在例如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生产理论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凯恩斯及后凯恩斯主义者在例如不确定性和货币理论方面的成果吸引近来。
二、研究的趋势：是统一，还是并行？
在我们认为正统经济学把他的分析限定于交换或资源配置，以及有关的决策，忽视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于个人偏好的塑造，无视生产技术始终是不断变化的时候，新古典经济理论也不是一直毫无进展。实际上远非如此，它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气势，有时候甚至在经济理论领域出现攻城掠地的势态。
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扩展，主要表现在研究的范围上的扩展，必须肯定的是这种发展是积极的。新古典理论这种研究范围的扩展可以从边际主义分析[3]在公共选择领域的运用和最大化假设在集体行动分析的锋芒中看出来，新古典经济理论在战后的发展还表现在经济理论在公共管理理论嫁接移植的杰出表现。
我们首先要区分公共选择理论和集体行动（或集团理论）理论，因为他们在当前的一些理论著作中常被混作同一理论来看待，因为他们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很大的共性，实际上他们是新古典理论中不同分析工具的运用，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是公共领域的两个不同方向。
丹尼斯-谬勒对公共选择作如下定义：“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学。”可见，公共选择研究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政治市场主体依据公共价值和政治规则作决策选择。决策选择实际上是价值选择，而价值问题正是新古典边际分析的用武之地，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决策理论的有用工具。因此，公共选择理论是用边际分析去研究非市场决策行为，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如果说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是集体（政治集体）的价值选择，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的则是构成集体（政治组织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的成员对于这一价值激励的响应的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可以从个体理性和最大化假设逻辑地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而事实上由于“塔便车”[4]行为的存在，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手段以便个人按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是不会采取行动来实际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的。它是新古典理论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最大化假设分析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运用，研究的是作为个人的行为，区别于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公共价值选择。但共同的是他们确实都是新古典理论分析范围的扩展，更不能把他们视为制度经济学所攻下的又一坐城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学派的这些发展，在上述领域的边界上很快悄然停止了。他们既不想也不喜欢把技术的决定因素导入分析系统，再可以与新制度经济学会师与政治学这样的情况下悄然却步，在根本上反对考虑这些塑造或影响个人嗜好与偏好的因素。虽然少数正统经济理论家的路标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要跨越这种边界就要求形象、范式和基本意识形态相应地作巨大的变动，这显然是新古典主流派经济学家所不能接受的。
以上两个方面是新古典理论分析的主动出击，同时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扩展还表现在新公共管理学者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原封不动的全盘引进。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的行政学发现自己除了一些规范性的概念阐述外，实在没什么分析工具能让人信服它作为科学管理理论一员的地位，于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从人性假设到边际分析、竞争市场理论的全盘引进，掀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
在不作严格区分的情况下，以上三种情况都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扩展，这是因为在目前的状态下，制度经济学派的成分混杂不纯。但从研究的方法和所运用的分析工具做深入的区分，不难看出，不管是公共选择理论还是集体行动理论他们所坚持的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框架，一般认为这是主流派对其反对者制度学派的渗透，他们试图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中去实现制度主义的目的。正如他们正在和已经所做的，如贝克尔对社会组织和习惯的分析，奥尔森的集团理论，不坎南对政治决策的过程的分析，斯蒂格勒对政府管制的分析，以及波斯纳对法律的系统分析等。就某些方面来说，他们甚至已经作出了比制度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制度分析。
而考察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可以看出它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所谓边际、均衡的分析。塞谬尔斯认为，“制度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制度经济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制度经济学家们倾向于避免求助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并且戒绝在缺乏制度的体现而强调均衡、最优和纯粹竞争市场的模型中进行解难研究。他们宁可参加现实世界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例如特殊制度的运行，企业——政府关系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他们倾向于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观察，相对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它具有以下特点：
1、它是一种质的分析，而不是单纯量的计算，它所进行的是案例分析和归纳，而不是进行逻辑推理。
2、它试图建立的模型是结构性的，而不是预言性的。结构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把它纳入其制度和文化背景，而预言性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陈述假设和演绎的含义。
3、它所采用的心理学观点是行为主义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行为主义把人类行为的根基建立在制度结构（标准，工作规则，用法和习惯）上，而不是建立在个人偏好上，这种个人偏好由于其内省式主观特征而被看做是不可靠的。
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使用的静止的，机械的均衡研究方法只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的时候指出，正如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均衡的常态，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变迁与制度的演进，研究由于技术变化所致的社会、文化、心理、法律和组织形态的变迁，研究的应该是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历史的横断面，进而解释这些制度的作用，和他们所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预测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等[5]。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的影响
如果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对在制度的框架内去实现制度主义目的的尝试和新制度主义经济理论统称为新制度经济学，那么它的研究内容被认为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社会理论层面。从制度的角度看，是指镶嵌在社会制度之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习惯、传统、道德、信仰等，主要体现为一个社会的某种意识形态。
第二层面是社会的制度环境层面。主要包括生活于一个社会的正式的游戏规则，体现在产权制度、政治制度、司法、官僚、行政体制等正式制度。
第三个层面是对组织治理机制的分析。因为社会正常运行是有成本的，而契约治理是通向秩序的有效途径。因此，有效的治理结构能重新形成激励。
第四个层面就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的范畴所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注重技术创新分析，而忽略了组织创新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寻找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来纠正它。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心的是前面所说的制度分析四个层面中的前三个层面，即关于意识形态、制度环境和治理结构的制度问题。而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政治、司法和行政体制等，它们都是国家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并且可以就其进行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相互比较。同时，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也与制度的第二、第三层面相关。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它们都是传统政治科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新度经济理论发展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家一向作为传统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国家理论也是多数政治思想家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而试图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并运用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国家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起源、特征与目的，国家与产权制度的形成，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意识形态与国家的相对稳定性等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在把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导入国家理论，从而形成国家理论研究的新范式的同时，也为政治学研究科学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觉与途径选择。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一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关注这一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把他完全纳入经济分析的变量行列。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作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仰，意识形态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因此，意识形态构成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作用作出道德判定。因为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具有货币时间价值；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重新阐述提醒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思想的科学价值的重新再认识。
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还表现在如把经济分析运用与政治市场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集体行动理论等，他们被认为是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微观领域走向科学化的光明途径，建立可验证和可预测的系统化的微观政治科学成为可能。此外，将制度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行为研究提供了分析政府机构中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视角，提供了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府结构效率的依据，开辟了政府机构行政改革的新途径与新思路。这些都对政治科学的研究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参考书目：
1.《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林毅夫收于《制度变迁与财产权力——产权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Douglass.C.North收于《制度变迁与财产权力——产权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柯武刚、史漫飞，商务印书馆，2000
4.《制度经济学派》，傅殷才，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5.《公共选择理论》，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6.《制度经济学》，塞谬尔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
7.《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英）G-M-霍奇逊，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8.《威廉姆森谈新制度经济学》，刘凤义，《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
9.《新制度经济学》，彭得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政治科学》（第六版），（美）迈克尔-罗金斯等，华夏出版社，2001年出版
11.《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探析》，黄新华，《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一期
注释：
[1]信息问题：新古典理论认为个人的完全理性及所掌握信息的全面性、完整性被认为是作出正确的决策选择的前提条件。但现实中不仅信息的获取是困难的，而且个人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理性的。
[2]新古典的研究方法被认为是个体主义和静止均衡的，而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则是整体的和演进的。
[3]在接下来的文中将会提到，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在其《民主的经济理论》一文中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专业与学科体系中开始有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的设置、建设与发展，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基本同步的，经历了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三个阶段，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梳理建设历程、分析发展原因和总结成功经验，将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又快又好地发展。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简要历程
1.思想政治教育（1984—1995）
设置本科层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一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人才需求调研结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才奇缺；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讨论，一致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
1983年7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国营企业职工政治工作纲要》（试行）指出“：中央和地方要筹办以培养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为目标的政治院校。现有的全国综合性大学、文科院校，各部、委、总局所属的大专院校，有条件的都要增设政治工作专业或政治工作干部进修班”“，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在全国形成一个初级、中级和高级的政治工作干部的教育训练体系”“，努力造就一大批思想政治工作能手，一大批精通思想政治工作的专家”。
教育部于1984年连续发出三个文件，布置在部分高等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办本科班、第二学士学位班、大专起点本科班的工作。1984年正式设置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属于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全国首批办学点共13家。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经过几年本科层次的办学经历、经验积累以及社会需求，党中央、教育部、各高等学校和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可以进入硕士研究生培养阶段。1987年5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指示“有关院校要认真办好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办好第二学士学位班，并创造条件培养这方面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造就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人才开辟一条新路。”
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硕士、博士研究生专业目录，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中增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军事学一级学科中增设军队政治工作学专业。经过严格审批程序，1988年全国10所高等院校获准首批招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1990年学科评议组正式通过相关学校的硕士学位授予权。
2.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1996—2005）
1991年起，中国人民大学许征帆教授开始领衔挂靠科学社会主义学科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博士生。这是全国首家、也是当时唯一一家。1995年国务院学位办委托专家组到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校进行调研，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学、科研和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情况作综合评估。准备设置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调研组建议：将思想政治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设置博士点。
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新目录的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中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相应的硕士点、博士点，代码为030205。
首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全国只有三家：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与华中师范大学合作）、清华大学（与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合作）。1997年首次招收博士研究生。本科层次的政治教育（师范）与思想政治教育合并，名称统一为思想政治教育，设置师范与非师范两个专业方向。既可授法学学位、也可授教育学学位。从此，形成了本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名称上的不一致。
3.思想政治教育（2006—）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2005年12月23日的学位【2005】64号文件指出：“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等学校教育教学中的指导地位，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经专家论证，决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
从此，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等5个二级学科中的一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名称在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得到统一。2008年4月又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共包括6个二级学科。
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位点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21个、硕士点73个；二级学科博士点213个，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52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26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47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22个，思想政治教育66个，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待设；二级学科硕士点842个，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04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100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89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96个，思想政治教育253个，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待设；本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办学点大约300个。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主要原因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什么能够在短短24年间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壮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今后怎样才能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党中央高度重视、专家学者共同努力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继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1.党中央高度重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前提条件
第一，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事特办、重点扶持。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以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以为总书记党中央，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始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始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表了许多重要指示，颁布了中央16号文件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二，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贯彻特事特办原则。从1984年设立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1988年招收硕士研究生，1996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到2005年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2006年批准21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都是中央文件决定的，无一不是特事特办，没有其他如何一个学科享有这样的规格；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纳入其中，在设立教育部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时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规定和要求等，都是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具体举措。
第三，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重点扶持得以落实。教育部先后由政教司、思想政治工作司、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社会科学司等一个甚至两个司局领导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专业，各省市自治区、各高等学校也都有相应的组织机构管理这一学科和专业。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幸运之处，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快速发展的组织保障。
2.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客观基础
第一，设置、建设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建设事业需要确保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需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需要克服和清除各种消极落后现象和不良社会思潮，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需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设置与发展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
第二，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不够适应，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极为紧迫的重要任务。解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存在问题，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和现代化，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依托和支撑。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具有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特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宣传与传播，需要正确的原则和方法。设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适应了这一重大需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成果为此提供了理论、原则、思路与方法。3.专家学者共同努力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
专家学者是个广义的概念。教育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高等学校的很多相关领导同志，他们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专家学者，有的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专家学者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离不开专家学者辛勤努力、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仁申请和完成了一批高层次科研项目，出版了众多著作与教材，发表了大量高水平学术论文，获得了包括国家、教育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奖励；在学科理论创新、完善学科体系、学位点建设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等各个方面做出杰出贡献。
第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及学术委员会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方向、理论研究、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专业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科学化以及沟通信息、总结交流经验、团结队伍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引领作用。研究会在、教育部领导下，1984年2月在上海成立。至今已拥有31个省区市、军队院校系统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体会员33个。研究会举办学术会议、举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秀专著与论文的评奖、出版论文集、创办学术性刊物《思想教育研究》、成立学术委员会，加强与有关学科专家学者的联系，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2007年春开始，学术委员会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及辅导员工作理论与实践两大专题进行研讨，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分别承担两个系列共22项专题研究，预定于2008—2010年分批出成果。
第三，报刊杂志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都定期设有思想政治教育版面；《马克思主义研究》、《教学与研究》、《高校理论战线》、《求是》等都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专栏；《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思想教育研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思想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等刊物的办刊质量都有很大提高；最近，《北京教育》出版了《北京教育（德育）》版。报刊杂志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发挥了媒介平台作用，也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提升了自身的学术水平和刊物品位。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
新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与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改革开放的生命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设置、建设与发展，对顺利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为改革发展稳定、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生命线”工程提供理论、学理和人才支持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的结论提供学科依据。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不是一门科学的问题就引起了争论和讨论。如1980年8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的文章。1982年，、教育部联合召开政治理论教育座谈会，一致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一直存在疑问。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设置、建设与发展，才从学理和学科层面解决了这一问题，结束了一些无谓的论争。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生命线提供理论基础。思想政治工作是生命线的提法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都被党中央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所确认。但从理论与学科、历史与现实等角度科学论证和系统证明生命线结论，使之建立在理论和学科之上，则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充分发展之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加强和改进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条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自创办以来，培养了数十万优秀人才，大量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奋战在思想政治工作第一线。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岗位上发挥着骨干作用。
2.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使得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内涵和基本原则更加明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在2004年中央16号文件中得以确立，不再存在其他概念和说法，避免产生歧义和造成混乱。16号文件也明确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结合；坚持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坚持政治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上述6条重要原则的确立，既是思想政治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结晶。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明确和规范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与内容。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形势政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高等学校各门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负有育人职责；深入开展社会实践；大力建设校园文化；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等，实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内容与效果的有效结合。上述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和内容取得的共识，得益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成果，是建立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比较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奠定学科基础。新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中国近观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由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六个二级学科支撑，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与新四门课程分别具有直接对应关系。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强有力支撑。
3.设置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科体系更加完善
第一，先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后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具有重要作用。1996年设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是其中两个大方向中的一个，而且是学科体系相对比较成熟的学科。在2005年底设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思想政治教育独具特色、兼有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特点。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现社会主义大学的性质和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性质和方向，也是中国大学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重要保障。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置，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在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12个学科门类中，虽然在哲学、经济学等门类中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学科，但始终缺少从整体性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思想政治教育等六个二级学科的设立，填补了从整体上系统研究、把握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科空白，使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得以进一步完善。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春天已经来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进程任重道远。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又好又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批转《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1983年7月1日)[DB/OL](2007-06-07)[2008-10-26]/xwzx/gnsz/szyw/200706/07/t20070607_11633643.shtml.
[2]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的通知》(1984年9月4日)[DB/OL](2005-06-20)[2008-10-23]/viewtitle.jsp?url=3964412.
[3]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1985年8月1日)[DB/OL](2008-04-19)[2008-10-29].
[4]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1987年5月29日)[DB/OL](2001-09/06)[2008-10-18]/20010906/3000447.shtml.
关键词：改革开放；30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
中国共产党人有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但把思想政治工作的学问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真正开展学科建设，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事。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每一步发展，都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当我们今天热烈庆祝改革开改3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时，认真回顾和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成绩和经验，不仅倍感亲切、振奋，而且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历史背景和必然性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得以开展并不断取得新突破，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必然性。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产生、同步跟进的。思想政治教育从来都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其价值目标必不可少的中介、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桥梁。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更是如此。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环境所限，当时尚不具备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学问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的条件，但它是一门潜学科，已具有深厚的根基。正如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对“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绩，其经验之丰富，新创设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苏联就要算我们了，但缺点在于综合性和系统性的不足”，因此，加紧研究“不可或缓”［1］。
建国后，我们开始正规化培养政治理论教员，但较长时期里都未正规化培养思想政治工作者，也未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学问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而在1957年后，我们的工作出现“左”的失误，教条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中达到了顶点，这些都严重损害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声望和形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我们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中，针砭时弊，鲜明地提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的问题，号召“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2］。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我们的经验教训很多，最根本的一条是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问中，邓小平同志从多方面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的精髓。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正确地评价了思想和同志的历史地位，对思想的科学体系、基本内容与活的灵魂作出了全面、准确的概括，对走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经验也作出了初步的归纳，并重申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基本完成，它有力地指导着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开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这些都为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
“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命题和任务的提出和讨论的开展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现的。这一讨论及其成果既是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学问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的前奏、前提和基础。它表明，把思想政治工作的学问作为一门科学来开展学科建设不仅必要和迫切，而且已具备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二、改革开放30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历史进程
回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30年的历程，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来认识。
1.第一阶段，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讨论，确定学科和专业的名称（1978～1983年）“”结束后，我们在批判“”的“帮八股”的恶劣学风和肃清其消极影响中，努力恢复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1978年，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同志关于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学说，是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后，部队和地方许多思想政治工作者撰文论及这一问题。1980年5月，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全国机械工会联合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新命题，并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些研究设想。这个会议的主题引起了全国同行的关注，随之开展了热烈讨论。这次讨论的成果选编《论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一书于1981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张蔚萍、张俊南合作的《思想政治工作概论》于1983年出版。这些都表现出思想政治工作战线将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综合化、系统化、规范化的努力。为了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及其理论研究的领导，1983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该文献不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而且首创性地提出，有条件的高等院校“都要增设政治工作专业”“，在全国形成一个初级、中级和高级的政治工作干部的教育训练体系”［3］。这一精神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而且成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依据和直接导引。
1983年暑期，教育部为了落实上述精神，召开了政工专业论证会。会议确定学科名称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所依托的专业名称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初步议定专业的课程设置，委托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编写部分主干课教材，并决定1984年即开始招生。
2.第二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在探索中前进，不断取得新突破（1984～1996年）
1984年4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6月又发出《关于在六所高等院校开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的意见》。文件规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首先为高校培养辅导员，要求从理工医农各专业一年级学生干部中择优选拔、推荐入学、定向培养，学满三年、修满学分，授予法学学士学位，回原选送学校安排工作；第二学士学位生则从理工医农各专业的辅导员中择优选拔推荐入学，定向培养，修满两年规定的课程和学分后，除原有的学士学位外，再授予一个法学学士学位，回原校工作。秋季，第一批招收的本科生、第二学士学位生入学。有的学校既招收本科生又招收第二学士学位生；其中的师范院校原来就有的政治教育专业仍继续招收本科生。有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系统开展学科建设便有了可靠的依托，通过专业建设，既培养专门人才、推进大学生辅导员的专业化、职业化，又出理论成果、推动学科建设发展、不断攀登新台阶。这一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规范化发展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形成层次完善的学科专业体系，使学科建设有可靠的依托这一阶段，学科专业点从本科点、硕士点到博士点的发展，形成了层次完善的学科专业体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点从最初的12所高校逐步发展增多，此外，几乎每个省（市、自治区）还选择条件较好的高校举办大专起点本科班，在原国家教委的支持、指导下，华东师范大学等四所高校从1986年起还挂靠教育学等相关学科试办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学历层次和整体素质。1987年5月29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综合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的科学”，要求高校办好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创造条件培养这方面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造就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人才开辟一条新路”［4］。同年9月，原国家教委即印发《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硕士研究生实施意见》，这一年除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列入普通高校社会科学本科专业目录外，还批准十所高校于1988年开始招收硕士生，同时，为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专业作准备，批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试办“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等方向的研究生班。1988年，原国家教委批准中国人民大学挂靠在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博士点上，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原理）博士生。至1989年，有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教育这两个本科专业的学校达62所。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下正式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两个硕士授权学科专业。这一时期，全国高校获得这两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点各有35个。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在布置增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工作时，考虑到学科整合发展的决策已定，要求在本次申请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联合申请。1996年正式批准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增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授权点。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原理博士点调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至此，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专业已形成了正规化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专门人才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层次完备的学科体系。
（2）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打牢学科建设的坚实基础这一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自“六五”规划开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断获得部级、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如胡正清教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出版了《思想规律与思想政治工作》；陆庆壬教授获得了教育科学规划“七五”重点课题，出版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研究》；张耀灿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八五”规划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改革”，出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领导研究》；龚海泉获得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建国以来大学德育基本经验研究”，出版了《当代大学德育史论》，等等。朱江、张耀灿在高校辅导员培训教学和研究基础上1986年出版的《大学德育概论》一书，于1989年被改革开放十年来优秀教育论著评审委员会评为优秀教育论著。据不完全统计，到1990年，已出版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著作350种。每年都有数百篇。原国家教委组织编写了统编系列教材，其中郑永廷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于1995年获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陈秉公著《思想政治教育学》获第一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组织编写的《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丛书》，邓小平同志亲自为其题写丛书名。各条战线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以及他们办的刊物，为学科研究成果提供了交流平台和发表的阵地，也推动了研究领域的拓展、理论研究的深化。
（3）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学和研究队伍，使学科建设获得人力资源保证这支队伍包括两大系统：一是高校系统，自1984年创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至1997年学科专业目录调整前，超过70所高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专业硕士点35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点35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3个。高校除这些学科点的专业课教师数达千人外，还有相当多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定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师职称，大学生辅导员中具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的比例也在逐年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许多人还兼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或兼任硕士生导师。总之，专业课教师、公共课教师、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干部这三方面人员，构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主要力量。二是高校以外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力量，主要包括党政系统、企业系统、军队系统三部分，这些系统的宣传、政工部门组织，领导着思想政治工作及其研究，每年也产出不少学术成果，是值得重视的力量。
3.第三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走上整合式、跨越式发展之路（1997年至今）
周远清同志认为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高等教育是“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的30年，这9个字也适用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评价。特别是1997年至今这个时期，改革力度更大，发展更快，提高更是显著，其主要表现如下：
（1）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整合发展，增强专业的适应性当今世界，新兴学科虽然不断增多，但是整合发展是主要趋势。1988年4月，原国家教委下发《普通高等师范院校本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针对专业设置存在过细过窄、盲目追求小而全的现象，打算将师范院校的“政治教育”专业改名为“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专业，1990年6月正式定名为“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1991年4月，原国家教委印发了《关于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改革的意见》。1993年7月，在调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时，将政治与思想品德教育专业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合并，统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归属于教育学门类，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下保留培养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师（师范性）和培养思想政治工作干部（非师范性）两个招生方向和培养目标。1998年公布的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修订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又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调整回到法学门类政治学科之下，并分为师范类和非师范类；师范类的培养目标是“能在中等以上学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教学、科研的高级专门人才”，而非师范类则培养“能在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门人才”。1997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颁布的新修订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正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二级学科整合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在培养目标上要求博士能“胜任与本专业相关的高层次的教学、科学研究、宣传和党政工作”，硕士能“胜任与本专业相关的教学、科学研究、宣传和党政工作”。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专业口径和培养目标不宜过窄，要适应现代化的发展来调整专业设置，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以培养复合型人才，提高专门人才的整体素质，增强专业的适应性。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必须做到理论与实践统一，培养的专门人才不仅要能够从事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工作，而且还要能够从事宣传思想工作和党政工作，学历层次越高，越应如此。实践证明，这样培养出来的专门人才受到了用人部门的欢迎，许多人成长为“双肩挑”或所在单位的骨干力量。（2）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调整到新增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定位更为明确、合理改革开改以来，学科专业目录经过三轮大的调整、修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定位几次变换。在本科目录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虽然始终是一个二级学科，但是1993～1998年一度归属于教育学门类，最终才又回放到法学门类政治学科下。在研究生目录中，1997～200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法学门类政治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虽然整合发展思路是好的，但是整合力度过大、过宽，使这么重要、这么宏大的专门领域与它在学科体系中这么低的地位很不相称。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一概不是、也没有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和专业的地位，都只是统一在一个二级学科中的一个研究方向而已，在学科体系中不仅低于管智育的理工医农等等许多学科，而且也低于体育（体育是教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的地位。所幸的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于国际、国内大局，从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出发，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作出了改革、创新的战略决策，2005年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所依托的学科是我国特有的一门政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开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为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等学校教育教学中的指导地位，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提供有力的学科支撑。”［5］这一文献不仅最早地传达了中央关于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决策信息，而且也第一次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二级学科的学科建设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等项重要工作之间应有的支撑和依托关系。这不仅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明确自己从事职业的学科依托、学科归属、学科定位提供了政策法规依据，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专业教师指明了职业目的和服务职责。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增设和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正式确定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研究生学科目录中不仅重新确立为二级学科，而且明确地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目标的生命线、中心环节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学科定位更为科学，更加合理。
（3）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点布局趋于均衡，实现跨越式发展在2005年第十次审批增设硕士点、博士点后，为了及时贯彻落实增设和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的决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06年1月单独组织受理了全国高校增列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的申请。为了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促进研究生教育均衡发展，在审理的政策导向上有明显改进，由过去的“在同等条件下向西部倾斜”改变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向西部倾斜”。经过审批，新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21个、硕士点73个，新增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20个，硕士点144个。至此，新批准的加过去老点调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共有博士点66个，硕士点253个。此时，本科点约有300个。除新设的一级学科点外，二级学科点成倍增加，西部地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也有较大增长。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就博士点而言还属空白的地区，只剩下、青海、宁夏、贵州、海南等少数省（区）了。跨越式发展不只是数量增加、规模扩张，而且注重了质量提高。如山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思想政治专业教改研究成果于2001年获部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教育部统编教材《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论》于2002年获教育部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一批专业课和公共课被评为部级精品课；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于2007年还被教育部、财政部批准为特色专业；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被评为部级重点学科，2007年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也被评为部级重点学科。在推进高等教育质量工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力度大、抓得紧。之所以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最根本的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性质所要求和决定的。因为只要是高等学校，包括高职高专、民办高校，都要普遍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都要配备大学生辅导员，事实证明，过去发展慢了，布点太少，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滞后，都直接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和建设的顺利发展，影响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发展。回顾改革开放之初，薄一波同志说过思想政治工作是治党治国的科学［6］，同志说过，只要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永远是一门科学。这些高瞻远瞩的见解启示我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点发展快一些、布局均衡些，是完全正确、必要的。
（4）科研支持力度加大，理论研究成果数量更多、质量更高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决策，、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与教材体系建设的意见》，指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部署，设立相关研究项目，加大经费投入力度，……逐步形成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全面推进、共同发展的学科体系建设新局面。”据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和各省的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厅社会科学经费均有大幅度增长，设立了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般课题、重大课题。如近几年来每年教育部均设社会科学重大课题40项，采取招投标方式立项，每项资助额度30万元至80万元不等，其中思想政治教育课题不少。如2004年武汉大学顾海良教授中标主持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研究”，现已顺利结题，出版了系列成果。2007年西南大学黄蓉生教授中标正在主持开展“大学生诚信制度建设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青年学者申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体系研究”、“比较公民教育研究”“、生命价值观问题研究”等课题均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今年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教育部列出了十多个课题单独招标，其中思想政治教育类课题就有两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招收和培养博士生以来，大大促进了科研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每年都举办学科建设研讨会、博导论坛和学术会议。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山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都出版了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理论教育研究丛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还出版了博士文库。一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士、博士论文被评为省级优秀论文，有的还评上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如武汉大学骆郁廷的博士论文《精神动力论》不仅被评为省优秀博士论文，而且还荣获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在2006年底被评上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的马克思主义类成果7项中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就有：张耀灿等的合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赵存生的论文《关于弘扬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几个问题》，郑永廷的研究咨询报告《关于宗教、迷信对高校学生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三、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引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要再创辉煌
改革开放30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登上新台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和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和人才支撑。事实证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论把它放在哪个门类和学科之下，不论它是作为二级学科还是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它都必然遵循学科建设的客观规律或快或慢地向前发展。因为社会需要它，事业需要它。但学科建设的发展绝不可能自发实现，关键在于我们的锲而不舍、坚持不懈。党的十七大报告号召我们“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继续前进、再创辉煌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特别是要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1.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意识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意识
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十七大指出，当今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就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有了更为明确的指导思想、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加之现在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其中的五个二级学科都是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学科，为我们搞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我们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意识、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意识，认清思想政治教育在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目标中生命线、中心环节、中介、桥梁的地位作用和职责使命，认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学科，是适应性很强、社会需求量很大的一个应用学科。要在加强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规律性，努力探索如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更好地达到使受教育者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目的。专业课教师、公共课教师、大学生政工队伍都应强化学科意识，以更好地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强化学科意识中整合力量，通过发挥学科建设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2.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发展创新的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方向，努力在“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上下功夫。在学科建设中既要着重搞好时代感、现实性强的应用课题研究，又要加强实践基础上的基础理论研究；既要抓好主干学科的课题研究，使史论结合的主干学科体系更为完善，又要抓好分支学科的课题研究；既要搞好以发展学生智力因素为主的分支学科课题研究，又要大力开展以发展学生非智力因素为主的分支学科课题研究。过去我们对发展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分支学科建设开展不够，在全面贯彻中央2004年16号文件中有了很大进步。学科建设只有达到发展智力因素和发展非智力因素研究的有机统一，才能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促进学生知、情、意、信、行的均衡发展，培养出理论与实践统一、知行合一、品德优良的人才，使学生不仅学会做事，而且首先学会做人并学会创造。科研方法的创新是学科体系和学术观点创新的关键条件。在学科建设中，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跟踪理论与实践前沿，树立问题意识，大力倡导和开展调查研究，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中努力实现学术观点创新。在学科建设中，科研方法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真理性与价值性统一、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统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咨询研究结合；既要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丰富资源，古为今用，又要借鉴国外有益文化和先进经验，洋为中用；要注重开展跨学科研究，既坚持解放思想、博采众长，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通过长期积累，自成体系，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
3.树立服务观念，努力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人才支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应用学科，更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征，把指导和服务于实践的成效作为学科建设衡量的标准和尺度。要把思想理论教育教学和宣传思想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作为学科理论研究的重点课题；要经常注意调查了解群众、学生的思想状况，针对他们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探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规律；要关注种种社会思潮对人们的思想影响，研究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着力点；学习、总结、吸取思想政治教育的先进经验，在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规律性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专业建设的根本和基础，只有搞好科学研究、推进学科建设，才能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更好更多的理论支撑，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科研含量，为提高其实效。
要把学科建设作为专业建设的龙头，把专业建设作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依托。不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大学生辅导员的岗前培训、在职培训、备课、专题研修，还是提高他们的学历层次和整体素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都承担着繁重而光荣的任务。现在，国家每年都单列一定的招生指标用于招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攻读硕士、博士学位，2010年前总数将达到40个的高校辅导员培训研修基地也全部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要通过出色地完成专门人才的培训、培养任务，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服务，在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的奋斗进程中，实现学科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也只有在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人才支撑的服务实践中不断汲取养料，才能保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4.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9.
[3]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81.
[4]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419-1420.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是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分别简明扼要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基本观点，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尝试。教学中应根据各学科的特点进行学习方法指导。
根据学科研究对象指导学法。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对象的性质和规律是不同的。因此，不同学科的学习应联系不同的实际，采用不同的学习方法。哲学研究的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共同性质和共同规律，因此，教学中应指导学生从最普遍、最一般的意义上去学习和理解哲学常识的理论知识。
根据学科研究方法指导学法。学科研究对象不同，决定了他们的研究方法也会有所不同。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了解了学科研究方法，有利于对学科知识的学习。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主要采用阶级的观点进行分析研究的，因此，政治常识教学中应指导学生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学习。
根据学科表达术语指导学法。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不同，决定了学科的表述方式和表达术语不相同。有时虽然不同学科用了一个词语，但其含义往往也是不相同的。例如，经济学中的“价值”和哲学中的“价值”的含义就不一样。因此，掌握一个学科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术语的特点，也是学好该门学科的一个前提条件。教学中必须指导学生区别掌握不同学科的术语。
二、根据教材编写特点指导学习方法
中学教育属于基础教育。中学教材要根据基础教育的需要构建自身的知识体系。教学中必须根据教材编写的特点进行学习方法指导。
根据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指导学习法。课程标准的颁布实施实现了教材观的更新，确立了着眼于素质教育，以塑造学生健全人格为目标的崭新教材观。在这一教材观指导下编写的新教材，着眼于素质教育，力图给学生提供知识、技能和情感的全面教育。因此，教学中应指导学生发挥主体作用，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注意体验自己的思想、觉悟和各种能力的变化。
根据教材的体系结构指导学法。思想政治课教材是根据教材编写指导思想，按照课程标准规定的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编写的，形成了自身的结构体系。例如，经济常识的教材结构体系是从市场经济一般入手，揭示市场经济特殊；又通过市场经济特殊体现市场经济一般。教学中必须指导学生了解教材的这一体系结构特点，以帮助学生掌握教材。
根据教材的叙述方式指导学法。课程标准中规定：课本作为教与学的基本工具，应采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叙述方式。新教材都较好的贯彻了这一要求，采用了从基本事实引出基本结论，对基本结论进行分析，从基本结论过渡到基本应用的编写体例。教学中应指导学生了解这一叙述方式，以促进学生顺利理解教材。
三、根据教材编序指导学习方法
利用标题掌握教材知识体系。高中思想政治的各册教材都列出了大大小小的标题。例如课标题、节标题、框标题，高三教材还在每一框题中列出了不同层次的小标题。教学中可以指导学生利用这些标题构成的教材提纲来理解教材的知识体系。
利附加问题时只在学习过程中，针对学习材料的重点，向学生提供一些要求四口大的问题。教学中应指导学生利用教材中的各种附加问题帮助学习。
1．评价学生的标准没有与时俱进
多数的网络、报刊和教育者对目前在校的“90后”大学生的评价为缺乏政治立场，缺少社会责任感，自私、功利，认为他们将无法承担建设祖国的重任。而给出这样评价的人们大都是墨守成规地用评价70、80年代大学生的标准来评价现在的“90后”，没有考虑到现在大学生成长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没有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去审时度人。当代的大学生成长于物质富裕的年代，通过网络他们随时可以掌握自己所需的知识和信息，他们强调个性，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不喜欢被束缚，关注自我表达，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我们不应该用一成不变的标准去衡量处于不同年代、不同教育背景中的当代大学生。
2．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缺少创新
科学发展观中，发展是第一要务。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是学生学习和掌握先进思想最主要的渠道。但目前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作用正在被弱化，大多数同学不重视、不喜欢去上课，认为思政课的内容与高中、初中的没有本质差别，属于老生常谈;教学形式也仅是传统的面授口传，尽管应用了多媒体技术，也只是将书本的内容复制到了投影布上，没有本质改变;教学方法上增加了师生互动，但是由于思政课的课时数限制，讨论停留于表面，常常无法触及深层次的问题，收效甚微。
3．校园活动的开展缺少统筹
文体活动不仅能丰富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也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但目前高校中普遍存在活动数量多、质量不高的现象，活动缺少统筹管理，没有层次性。目前，高校的学生活动多由学生组织，缺少指导，导致部分活动流于形式，过多地注重表现效果，忽视了学生的参与度，缺少对教育效果的考量。另外，部分活动是为了活动而活动，缺乏连续性和内涵的传承，活动之后总结不及时;且各种活动呈现扁平化，互补性不足，很难起到阶梯的递进作用。
4．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有待加强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要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符合大学生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标，以辅导员队伍建设为保障。综观现在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些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例如，在辅导员队伍建设中，多数高校将辅导员的工作内容直接定义成学生的保姆、管家，轻视辅导员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导致辅导员每天被琐事缠身，无暇学习。加之缺少培训、交流的机会，使得其理论水平得不到有效提升，直接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后劲不足。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1．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学生为中心，针对大学生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特点，以满足其需求为目标，把教育学生变成引导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对于思想政治素养好的同学，我们不仅要升华他们的理论，加深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同时要注重培养他们理论联系实际、运用先进的思想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具有一定的思想政治素养，但极易受他人煽动或是立场不坚定的同学，需要运用理论和事实加强教育，加深他们对我们所倡导的思想理论的理解和认可，坚定他们的政治立场;而对于那些游离在团队之外的同学，我们在尊重其政治选择的同时也要增强其鉴别真善美的能力。
2．以发展的视角评价学生，给予正激励
有怎样的评价就会塑造怎样的学生。评价具有导向作用、激励作用以及教育作用。正确、中肯、客观的评价能够使被评价者发现不足，有利于促进评价对象的自我认识、自我改进、自我提高、自我完善，激发内在潜力;而片面的评价会使被评价者产生逆反心理，从而将其推向另一个极端。因此，我们不仅要根据不同时期学生的特点制订动态、多元、注重“质性”的评价标准，而且要充分利用发达的新媒体报道正面新闻，传递正能量，给予大学生更多的正激励。
3．坚持与时俱进，创新思想政治课程内容
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将决定国家未来的命运。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学生有责任也有需要了解当今的国际形势，并能够用理性的思维去思考。而思想政治课作为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重要途径，应在原有基础上，根据不同的时代背景进行调整和创新，例如增加心理教育、职业规划、情景分析等内容。
4．统筹规划各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要统筹规划，注重活动的延续性、递进性、承接性。活动的开展要选择学生喜爱的形式，提高活动的参与度和教育意义。调查中，同学既希望参加活动但又缺少主动性。因此，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既应该包括社团、学生会等非强制性活动，也应该由学校制订出一些必修式的实践活动，如社会实践、阅读书籍和参与讲座等。这样，就可以在最大限度尊重学生兴趣爱好的基础上增强方向引导。
5．做好辅导员队伍建设，从源头上抓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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