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江西 民俗体育 现状 发展措施
一、江西民俗体育的现状
江西的民俗传统体育内容十分丰富，主要集中在驱崇、禁忌和祈祷为活动目的的节庆中，这些节庆主要包括元宵节、春社、花朝节、寒食、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除夕和元旦等，主要内容有舞龙灯、放风筝、划旱船、荡秋千、踏春、竞龙舟、登高和舞傩等，表现了其自给自足，依靠自然，感恩自然的农耕文化的根本特色。民俗传统体育对于深入了解我省各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农耕生活习惯、家族宗教理念和文化心理内涵有重要意义。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族的民俗传统体育项目，如龙舟、舞龙和风筝等几个项目，并未完全挖掘出我省优秀的民俗体育活动的文化精髓。
虽然江西的民俗体育文化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但是与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和某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相比，发展和建设的脚步相对缓慢，其在全国的影响力也不甚很大。以江西永新县的盾牌舞为例，永新盾牌舞是永新县传统的集体性民俗体育活动项目，团队合作精神丰富了其精神内涵，最原始最纯粹的凝聚力、团队精神和战斗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地向来就有“不练盾牌舞，不是男子汉”之说，可是当城市化脚步的加快、社会转型期的到来以及老艺人的相继去世，盾牌舞正在面临失传的危险，抢救工作危在旦夕。当下在对其传承和整理的时候盲目地把其中的优秀内涵当作封建迷信的内容抛弃，就直接导致现在人们在表演盾牌舞的时候舍弃了习练前的仪式，直接从布阵开始表演，十分钟左右便完成了布阵、对阵、抢阵、破阵和抢花牌。大部分人现在只是从凑热闹和例行公事的角度来旁观或是参与这项活动，人们对于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也就失去了原本应由的虔诚与崇拜。
从古代历史来看，正统宗教的繁文缛节让人们很难完全理解和接受，而民俗体育活动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带有趣味性且简单易行，比较能让民众接受和适应。随着社会转型的一步步深入，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播方式也呈现立体化的趋势，虽然供人们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呈现多元化的状态，但是民俗传统体育中对宗族的崇拜正在削弱，其组织、协调和教育的功能也趋于弱化甚至是消失。现阶段，大多数的民俗传统体育项目都是采取面对面、手把手的传承方式，由教学者把自己的技术要领和直观经验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来传授给后辈，后辈则机械地模仿到熟练地操作之后就算是掌握了这一门民俗传统体育项目。从总体的存在形式和发展来看，民俗传统体育的发展仍处于一种自然的自生自灭的状态。
民俗传统体育面临的另一个发展的瓶颈就是整个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十分不平衡，无论是理论研究、政策支持，还是传承方式、民众参与力度都较为集中在具有鲜明地域性的几个强势项目，如舞龙、龙灯、龙船和花灯等，小众和弱势的项目却显得十分冷僻和孤静。纷繁多样的民俗传统体育项目中，能真正广泛开展、吸引民众注意和取得经济效益的项目其实了了，表面繁荣的民俗传统体育现在正不得不面临发展青黄不接的尴尬境地。随着西方体育的强势扩张和侵入，以球类运动、田径运动、游泳运动和拳击运动为主体的西方体育项目不断冲击着我国的民俗体育，并不断赢得各年龄层民众的喜爱和参与，民俗体育在这样艰难的生存夹缝中艰难地生存着，其发展也难免靠功利和噱头来吸引民众注意和参与。
二、江西省民俗传统体育发展建言
1.加强民俗体育的理论研究
众所周知，文化自身具有两面性，变与不变的两个方面让文化处于不停地向前发展之中的，民俗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也是一样。我们应当认识到的是，民俗传统体育文化现在所处的大环境是体育全球化，如果我们还是坚持僵化不变的固有环境便会禁锢住民俗传统体育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在坚持其原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同时，加强理论研究，探讨其正确的发展道路。
首先从理论研究者的角度来说，建议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迫在眉睫。我省民俗体育文化的爱好者众多，但是专业的研究人员尚少，其中大部分是从事基层群众文化事业的工作人员、从事编写地方史志的工作人员和高校的学者，而高校学者的比例较少，这也就直接制约了整个研究队伍的内在素质和质量。基层的研究人员受主客观的条件限制，主要进行的是一些地方民俗体育活动的采录和研究工作，或是利用当地民俗传统体育文化的现有成果来为行政和宣传服务，所以缺乏深层次研究的实力和动力。而大学里的在本领域的专家学者大多数来自于文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其他学科，兼顾着研究民俗传统体育，这也继续导致着民俗传统体育研究的不够深入和具体。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便捷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发挥高校人才的科研作用，提高研究队伍的质量和素质。高校师生是科研的一股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随着近年来体育教育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增加，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迎来了一股新鲜的力量，平时的学习中加强对我省民俗体育文化的钻研，在论文选题中多关注我省的民俗传统体育，这就加大了产出高质量理论研究的可能性，也能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俗体育的理论研究。另外，岗位培训、带薪培训等方式的发展和普及能够增加民俗研究领域的专业人才，并带动发展民俗体育运动的爱好者。
2.开发江西省民俗体育旅游娱乐项目
我省民俗传统体育文化底蕴丰富，均可以作为优秀的民俗体育旅游资源，而且形式丰富多彩，独具赣地特色，如果能对它们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不仅是可行的，更是对江西的发展具有巨大意义的。所以我们必须从源头上转变思想观念，加强对民俗体育旅游行业的产业化发展，深入实地去挖掘和整理江西民俗体育文化旅游资源。江西民俗体育文化资源的民俗性、观赏性、娱乐性特点使其极具旅游潜力而江西各地民风习俗的奇异神秘，赣文化的深醇熏陶，优秀的革命传统，导致了颇有特色的人文旅游景观、历史名胜和纪念地，而民俗体育文化就深蕴其中。民俗体育深刻融入老百姓的生活，通常在节庆时开展，集体进行，反映了江西的人民的生活、道德伦理、精神气质、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对旅游产业而言，这些更添民俗色彩，更富内涵和情趣。江西完全可以利用已有的潜在的民俗体育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进行联合开发，使人们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获得高品位的民族体育文化熏陶。以民俗体育旅游为主线全省各城市加强包括游客互送在内的旅游合作以南昌为圆心以九江、上饶、景德镇、吉安、宜春为外圆以井冈山、龙虎山、婺源为品牌打品牌战略形成点、线、网结合的格局。把历史文化旅游、自然生态旅游、人文景观旅游和民俗体育旅游精密结合构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俗体育旅游文化圈。其次，突出民俗体育特色、坚持市场导向。民俗体育旅游的开发要以民俗体育特色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坚持民俗体育项目的特色不动摇积极对民俗体育旅游产品进行新的开发和定位这是民俗体育旅游发展的根本而坚持市场导向是民俗体育旅游发展的动力和经济基础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统一规划、协调开发精品与普通兼顾。
3.开发和完善江西省民俗体育在学校中的课程设置
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让西方体育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疯狂发展，对民俗传统体育产生的冲击很大，在各个大中小学的学校课程里，西方体育文化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我们很少能够看到以学校体育的形式出现的民俗体育课程。早在2004年就明文要求体育课要适当增加中国武术的内容，以身体教育来体验民俗体育，并促进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播和民俗体育精神的弘扬。可是单单是要求体育课增加武术这一项的内容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刘三元先生所说：“弘扬民族文化的误区，最核心的最根本的在于我们不是缺少优秀的传统文化，而是缺少优秀文化的教育。”
民俗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教育意义，其包含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伦理道德都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现阶段学校在课程设置中要多利用好民俗传统体育运动所带来的正面的教育意义，用民俗事象里表现出来的物质需求和精神生活来进行有针对性的德育教育，这应该成为一种新的耶是不能被忽视的教育方式。学校如果能够重视民俗传统体育课程的建设并将其利用好，不仅能有助于德育教育的建设，也能够促进学生思想的正确培养，对于整个学校的学风校风具有很好的正面引导作用。从另一个侧面来说，在学校中开设民俗体育课程的意义更多时候会以一种隐性的表现形式出现，而这种隐性通过学生表现出来之后必定能够改变当下我省教育相对落后的情况，甚至能推动我省教育教改乃至整个体育事业的向前推进。
开设了民俗体育课程的学校要进行科学的管理，更要注重高效率地利用这样的课程，对纷繁的民俗传统体育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梳理和分类，在教学方式上应该做到与时俱进，利用先进的教学设施和方法进行备课和教学。而且不能流于表面，要在教学中向学生教授民俗传统体育文化的内在和精髓，让其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了解到民俗传统体育的技术原理和悠久历史，让其在陶冶性情的同时感悟到民俗传统体育的文化精神和独特魅力，让学校民俗体育课程合理发展的同时扩大民俗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队伍。
5.结论
只有加强对我省民俗体育的理论研究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研究队伍，才能用正确的理论来指引民俗传统体育的发展，才能让民俗体育的形式与精神更好地传承；而重点扶持开发我省民俗传统体育旅游娱乐项目能够让拥有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地区的群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并壮大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授和传承队伍，其次也能形成以民俗传统体育资源为核心的体育旅游产业，为其长久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而开发和完善江西省民俗体育在学校中的课程设置才能为民俗传统体育的研究提供和壮大更完善的科研队伍，为其技艺的传承和精神的弘扬提供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
[1]张鲁雅.论民间体育的内涵、外延与作用[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
[2]郎勇春等.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的现代流变—以江西永新盾牌舞为例[J].体育学刊，2009
【关键词】 民俗体育文化；保护；悖论；对策
民俗体育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化生态系统的重要构成要素。民俗体育文化保护不仅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或一个国家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而且关系到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完整和稳定。因而,对于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尹国昌先生及其他学者曾做过比较全面的研究。强调了对民俗体育文化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西学东渐后的自我迷失，市场冲击后的精神疲软，民俗体育文化保护意识、法律不健全,以及过度开发等。由此引起了我们的进一步探索与思考,认识到民俗体育文化保护效果之所以不理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俗体育文化保护存在种种悖论。
一、民俗体育文化保护的悖论
1、生存方式的转变与民俗体育文化保护的悖论
自古以来，一个民族只有繁荣富强，才能使其文化发扬光大，现代化是实现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伴随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村经济渐趋萧条，边远地区的贫穷落后，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城镇化发展加速，农村的年轻人口大量的涌入城市，绝大部分青壮年和有些知识文化的劳动力转移到民工潮流中，使民俗体育活动的主体渐渐流失，改变农业人口原来的结构，也破坏了先前乡村民俗文化的传承模式，使民俗体育传承的某些环节出现了断层。民俗体育文化保护要想保持“传统的”，生存方式不能有任何改变，这必然导致民族的发展停滞不前。当谈到民俗体育文化保护的问题时，在“要人”还是“要文化”的选择上，首要的任务就是要特别保护那些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的优秀的传承人，他们不是简单的一个抽象概念,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他们的思想、价值观、生活方式在急遽变革的时代同样在不停地发展变化着。他们有新的生活欲求，有改善生活条件的理想，不能让他们为了保护某种民俗文化、保存某一历史传统而牺牲自己的现实生活。由此可见，企图通过繁荣富强弘扬民族文化而彻底改变生存方式是行不通的，为保护民族文化的原汁原味而拒绝生存方式的任何改变也是不可能的。
2、现代教育的发展与民俗体育文化保护的悖论
教育既是用文化塑造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是用文化塑造人的途径和手段，更是人与文化相联系的桥梁和纽带。用什么样的文化塑造人，决定着塑造什么样的人。现代性制约下的现代教育目标的趋同，决定了现代教育内容和模式选择的同质化。能否融入现代化及其融入的广度与深度，是能否拒斥边缘化的唯一选择。谁不想被边缘化，就得积极融入现代性的主宰，被牢牢地束缚在“应试教育”的桎梏中，学校体育并未真正得到足够的重视，实际操作中民俗体育更是看不到，仍是清一色的现代体育。既定的培养目标已预设了教育的“文化选择”，是固守传统还是融入现代？这就是现代教育面临的两难选择。
3、民俗体育文化旅游开发与民俗体育文化保护的悖论
通过民俗体育旅游产品的开发，把民俗体育文化资本化，实现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双赢，这是民俗体育文化保护的一种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然而，为振兴地方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在经济功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的同时，民俗体育的其它功能相对弱化，特别是在文化保存上尤其明显。旅游业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方式，旅游者就是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居民直接和间接的相遇，必然会引来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从而引发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变迁；民族旅游“一旦开发到哪里，哪里的传统面貌就会急剧改变，从意识形态、衣着、建筑到民俗体育的祭祀、自娱功能都迅速地与外来者趋同。”甚至为满足游客的猎奇心理，开发商急功近利，人为的造成民俗体育浅表化、商品化，有的甚至任意撰改、生搬硬套一些当地根本不存在的民族文化，制造伪民俗，致使一些优秀的民俗体育吸引力减弱或开发不足，面临衰退或消亡的局面，导致民俗体育功利性的劣性变异。
二、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策略
1、民俗体育文化保护――文本化
保护民俗体育文化，目前要做的事，一是把老一辈民间体育传承者口中的历史记录下来；二是对能表征民族特点的民间体育文化进行调查整理；三是对各种民间体育志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形成新文本，充分运用各种文化理论，对各种调查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抽象概括，找到人们应对种种环境迫力的措施和思维方式，形成更有解释力的文本；四是运用影视人类学的方法，在专家学者的精心导演下，发挥影视艺术的优势，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民俗体育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希望看到一些名家名角的名品；五是利用多媒体技术手段保存和演绎民俗体育文化，以便为宣传、了解和研究民俗体育文化提供便利。总之，文本化的根本在于对民俗体育文化进行比较全面的记录和保存，为未来的继承弘扬打下基础，这也许是目前最有效的保护方式。
2、民俗体育文化保护――舞台化
舞台化就是通过塑造艺术形象来表现民俗体育文化。一是中华民俗体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是前提，专家的指导是科学行事的保证，民众的文化自觉是基础，要得到长远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最终还要依靠广大民众的力量。打造民俗体育精品项目，走上国家、省、市舞台，在全社会开展宣传和普及教育活动。二是中华民俗体育文学作品创作，通过作品的出版或者信息网络的宣传，把民俗体育文化辐射到任何角落，实现民俗体育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影视创作。一部成功的记录影片能够塑造出一种文化在世人心中的形象，让世人领略民俗体育文化的魅力，对民俗体育文化的弘扬和保护有重大意义。
3、民俗体育文化保护――产业化
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不能依靠外力强制执行，当地居民是民俗体育文化的主人，应当唤起人们对民俗体育文化珍视和保护的意识，促使人们主动地审视和阅读自己的文化、修正和重构自身的文化价值取向。在实现民俗体育文化产业化过程中，必须遵循民俗体育文化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统一、民族生存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的统一、民族理论研究与民族问题解决的统一，以超越民族发展、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之间的种种悖论，化解现实发展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
4、民俗体育文化保护――规范化
在多元并存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何种服饰、何种规则、何种传承形式代表这一民俗体育文化的问题。破解问题的办法就是取长补短，从中提取优秀的文化因子，创造出既蕴涵传统文化基因又超越传统文化的新的文化样式。民俗体育教育培训基地和中心的建立为传承和规范民俗体育文化奠定了基础。同时，在中小学校体育教学中开设本地民俗体育项目，使人们从小就在思想中形成关于传统体育文化的意识。因此，传承民俗体育文化保护，应鼓励传承形式的创新性与差异性的共存。
5、民俗体育文化保护――专业化
民俗艺术学是以民俗艺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而“民俗艺术”自有其特征和规律。“民俗艺术”与“民间艺术”、“民艺”、“民间文化”等概念常常被人混用不分,似乎被看作彼此无甚区别的同义词。其实,尽管它们在名称上都有一个“民”字,在社会层次上都与下层之“民”相关,但因视角不同、内涵有别而各有其意。“民俗艺术”,系传承性的民间艺术,或指民间艺术中融入传统风俗的部分。它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民间艺术”,系相对于宫廷艺术、官府艺术等上层而言的下层艺术,作为一种空间性的概括,它强调创作与应用视域的下层性,而不强调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本身的传承因素。其类型与作品既包括来自传统的成分,又包括各种民间的新创,甚至还包括庶民中非群体的个人创作,诸如邮票剪贴、种子拼贴、包装带编结、易拉罐饰物,等等。“民艺”,系日本传入的外来语词,它同“民谣”、“民具”、“民俗”等名称一样,意在强调主体为民的性质。
它不是“民间艺术”或“民俗艺术”的简称,而是从创作者与享用者的身份所做出的文化判断。如果一定要说简称的话,它倒是有“民众艺术”、“庶民艺术”的含义。至于“民间文化”与“民间艺术”或“民俗艺术”等是属与种的关系,艺术本属文化,它们相互间并非同一的,或并列的关系。民间文化包括民间风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宗教,以及其他的民间知识与民间创造。总之,“民俗艺术”的概念是从传承性、风俗性所做出的文化判断,而“民间艺术”的概念乃立足于社会空间的分野,至于“民艺”一词,则出于对创作与应用主体的身份所做的类型划分。当然,它们都具有“民”的性质,就具体作品而言有时彼此难分归属,这正是它们易被混用的原因,但作为概念,对它们的概括与把握需要有学理的支撑和区分。
二、研究体系
民俗艺术学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应构建自身的研究体系,以显现学科的严整,并推进学术的发展与繁荣。民俗艺术学的研究体系包括民俗艺术志、民俗艺术史、民俗艺术论、民俗艺术应用研究、民俗艺术专题研究等基本范畴。“民俗艺术志”,是对民俗艺术的类型、作品、传承、分布、现状、制作或表演等情况加以搜集、记录、整理、编写的基础性工作。作为民俗艺术研究的对象,它提供了实证材料和研究课题。“民俗艺术志”的研究,在方法上主要靠田野调查和文献搜求,需要对作者、作品、创作过程、展演空间、发生背景、艺术组织、地域分布、传承情况等做出翔实的调查和科学的判断。“民俗艺术志”的研究,通常按国别、民族、地区、时代、类型、品种等进行,其选题诸如《中国民俗艺术志》、《苗族民俗艺术志》、《南京民俗艺术志》、《宋代民俗艺术志》、《民俗版画志》等。其研究范围能大能小,大到《亚洲民俗艺术志》,小到《ⅹⅹ村剪纸艺术志》、《ⅹⅹ镇印染艺术志》等,都能成为研究的选题。
“民俗艺术志”是民俗艺术学框架的基础,也是民俗艺术研究的起点。“民俗艺术史”,在研究对象上包括“民俗艺术发展史”和“民俗艺术研究史”两个基本领域。“民俗艺术发展史”主要着眼于时间坐标下的民俗艺术及其自身的传承、演化,从而让人们对某地或某类民俗艺术有纵向的全局的把握。“民俗艺术研究史”,则是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做历史的回顾和总结,涉及研究组织、研讨活动、理论发展、出版情况、学术论争、研究成果等方面,偏重理论的归纳与总结。“民俗艺术史”作为民俗艺术学的基本框架,其存在能表明学科固有的历史积累和自身完善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建设意义。“民俗艺术论”,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部分,也是民俗艺术学体系中的核心。它的研究对象,包括概念、类型、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方法、背景等,涉及民俗艺术的各种内外部规律及其研究方法。“民俗艺术论”着重于理论的阐发和规律的概括,成为民俗艺术学体系建设中最重要的方面。可以说,“民俗艺术论”的完善与否,关系到民俗艺术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建设水平和理论程度。“民俗艺术应用研究”,主要进行民俗艺术的市场研究,以及相关文化产业的研究,同时也包括保护、展示、培训、创研等领域的研究。民俗艺术存在于民间,本是民间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传统的显著标志,长期以来它在乡村和城镇自然传习,满足着自然经济状态下的民众的精神需求,美化着艰辛、贫乏的劳动生活,而在当今城市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民俗艺术已成为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资源,获得了新的应用空间。
应用研究包括应用源、应用者、应用场的规律研究[1],就民俗艺术而言,就是扩大或改变其自然传承的定势,走向市场,走向新的空间和新的功用。“民俗艺术专题研究”,旨在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它以实证为基础,并要求从个案分析上升到理论概括。它没有刻意的“史”、“论”之分,其宏观的概括总是以微观的探究为先导。诸如“纸马研究”、“年画研究”、“皮影研究”、“傩舞研究”等,作为一个个的专题,既有相通的民俗传统和艺术背景,又各有自己的个性风格。专题研究就是要揭示民俗艺术的“类”的特点和“种”的规律。专题面广量大,虽不构成研究体系的主脉,但能推动学科向纵深发展。就上述体系而言,当今我国的民俗艺术研究还未能充分展开,民俗艺术学的建设还需要多领域地加以推进。
三、理论支点
理论支点是理论系统的支撑,或专指理论范畴中最具个性特色的部分。对民俗艺术学的理论支点,我们可以用“三论”来概括,即:“传承论”、“社会论”、“象征论”,它们分别从存在特征、属性风格和表现方式三个方面构成了民俗艺术学的理论基础。“传承论”的核心是强调民俗艺术的要旨为传承性文化现象。民俗艺术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发生和存在既不会突然偶见,也不会昙花一现,而是有着历史的脉络和代代相传的印迹。我们研究所关注的“传承”首先是有时序的,它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体现出古今相贯、承前启后的特点。“传承”作为动态的过程,本立足于时间的跨度,而“传承论”的理论乃是对民俗艺术传统的沿袭所做出的文化判断与表述。可以说,没有传承,就没有传统,传统依赖传承而发展。“传承论”包括传承人、传承地、传承时机、传承方式、传承路径、传承媒介、传承节律等范畴的研究,成为一个内涵丰富而又相互关联的研究领域。由于民俗艺术以传承为其最显著的存在特征,因此,“传承论”就当然成为民俗艺术学理论的重要支柱。“社会论”的着眼点是强调民俗艺术的群体属性和社会风格。
民俗艺术作为民间的传统艺术,不论在成果形式、题材内容、材料选择、工艺手段、功能取向、应用时空、信仰表达等方面,都有共同的基础———社会的需要与认同。民俗艺术从总体上来说,不是某个个人的独创,它不以个性风格相标榜,而是社群风俗的体现,集体创作的延伸,其间虽有个人的局部改进或创新,但仍顺应社会风俗的氛围,其社会性仍强于个体性。社会以地域的、民族的、行业的人群所构成,正是有共同的风俗习惯、文化精神和价值追求,才形成一个个各有传统的整体。民俗艺术作为民俗的产物,是一定社会文化精神的表达,也是其艺术审美的张扬。“社会论”着眼于民俗艺术的主体成分,包括制作者、表演者,赏玩者、享用者,以及营销者、管理者等艺术中介,研究其群体属性,从主体和社会背景等方面支撑民俗艺术学的理论框架。“象征论”强调符号的意义表达,把民俗艺术视作各有隐义的符号系统。作为民俗艺术最基本的表达方式,象征把意象与物象、事象相联结,虽幽隐、迂曲,却自有其文化逻辑和解读方式。《易传》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之说,并提出了“立象以尽意”的命题。
由此可见,“形”、“器”相连,“象”、“意”相承,“器”以“形”显,而“意”以“象”隐。艺术象征往往表现为物理、事理、心理与哲理的统成。象征的本质是“将抽象的感觉诉诸感性,将真正的生活化为有意义的意象”(弗赖塔格)[2]2。作为集体意识的表达和解读,象征缘起于原始文化阶段,在文字尚未发明、语言尚未成熟的时期,它是有效的交流手段,它拓展了人类思维的想象空间,并激发了艺术创造的激情。正如黑格尔在《美学》第2卷所说,“象征”无论就它的概念来说,还是就它在历史上出现的次第来说,都是艺术的开始。象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创造方式,其意义与本体间不呈直接的因果关系,仅建筑在相似的联想和文化认同之上,从而创造自身的“密码”。民俗艺术与原始艺术有着渊源关系,象征仍是其主要的表达方式。因此,“象征论”亦构成民俗艺术理论的重要方面。
四、研究视野
研究视野是带有空间性的探索领域,它既能反映研究者的学识广度,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检测学科的发展程度。民俗艺术学作为新兴的艺术学科,其理论构建应包括研究视野的开拓与认定。我们可以从基本类型、主要环节、自身层次、存在属性、传承形态等角度,为民俗艺术学展开研究的视野。从基本类型看,民俗艺术学的研究涉及民俗造物艺术、民俗表演艺术、民间口承文学等。“民俗造物艺术”,即木雕、石雕、编织、泥塑、纸扎等手工制作,它以有形有色的具象成果、传统工艺和风俗应用成为其存在的标志。“民俗表演艺术”,即民间小戏、民俗歌舞、傩戏傩仪、商卖吆喝、绝技绝活、民俗游戏、民俗礼仪等,它们依存于一定的民俗氛围,以动态的展演为特征。
[关键词] 民俗学 民间文化 世界民俗 融合
一、民俗学的概念
民俗是民风、谣俗、习俗、风俗。狭义上来说，是文化的遗留物，是一个已经发展到较高文化阶段的民族中所残存的原始观念与习俗的遗留物。包括精神文化、民间文化、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说，民俗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以城乡民间生活为研究对象的，就民族而言，既研究文明民族的民间生活，也研究后进民族的民间生活。民俗为满足一定群体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而产生的传统行为模式。它与科学行为和官方行为相对应而存在。科学行为旨在追求真理，官方行为旨在维护秩序，而民俗行为重在表达信念和感情。
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等现象的一门社会科学。民俗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主要针对信仰、风俗、口传文学、传统文化及思考模式进行研究，来阐明这些民俗现象在时空中流变的意义。民俗学与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各种生活现象息息相关。
二、民俗学的主要任务
它的主要任务，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历史与当代的民俗事象，进行调查、收集、整理、描述、分析和论证，探求它的本质结构、特点与社会功能，揭示其发生、发展、传承、演变、消亡的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服务。民俗学是一门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与文化、改造现实社会生活的人文科学。它包括对民俗事象的理论探索与阐释、对民俗史和民俗学史的研究与叙述、民俗学方法论以及对民俗资料的收集保存等方面的理论与技术的探讨。
三、民俗学的研究对象
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及社会生活里的种种民俗文化现象，大体具有以下特点：它们是社会性和集体性的，一般要经过民众的认同和长期实践，才能成为风俗：它们大多以类型或模式的形态存在：它们在时间上具有传承性，空间上具有扩展性。上述特点使得民俗现象能够显著地区别于社会生活中那些个人的和暂时性的现象。
民俗文化现象是适应一定的社会生活，首先是物质的生活和相应的社会心理需要而生成、传播和继承的；同时它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相应的功能，研究各种民俗文化现象，将有助于对社会历史传统的梳理与展示，有助于对民众实际生活及其观念、心理的考察与理解，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发展。
现代民俗学的研究注重实证，要求开展田野实地调查以获得研究的基本依据，包括搜集在民间保存、记忆、变通运用的各种民俗资料，观察和体验民众实际生活。同时，至少在中国还应结合已有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民俗学研究强调对民族或地方的生活文化进行客观描述，也对其形成及演变规律、内外部关系和性质特征等作出解释。由于研究的内容比较广泛和需要有多种观察角度，因此，亦经常借鉴相关学科的资料、理论和方法。民俗学尤其和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和文艺学等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
四、从民俗学角度分析传统节日
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它浓缩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标志着一个民族的风格，凸显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展示着一个民族的追求。
“传统节日”内容涉及民俗学等多学科知识，与社会学内容非常接近，必须对此进行深刻探讨及研究。中国传统节日的民俗特点主要有一是表现在吃的文化，比如春节吃饺子，元宵节吃汤圆，中秋节吃月饼，端午节吃粽子，腊八节吃腊八粥，过节大多离不开吃，是中国传统节日的主要特点之一。二是表现在普遍性和特殊性，同一个节日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人们都过，但又各有各的特色，同样是过春节，北方大多数地区都是吃饺子，但有的地区吃肉馅，有的地区则吃素馅，而南方甚至不吃饺子，却有同样的称呼“过年”。三是全国五十六个民族大团结，各民族都有不同的传统节日，比如藏族有藏历年，回族有古尔邦节。四是传统节日都是表达了群众向往幸福生活的良好心愿，比如春节放鞭炮是为了驱赶“年兽”，中秋节是为全家人能够团团圆圆等等。
影响传统节日民俗形态的文化因素有：一是先秦周礼的影响。周代是一个非常注重礼的朝代，那个时代的礼制至今还影响着中国人。二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三是百姓精神信仰的影响，比如信仰祖先神灵等等。四是道教的影响。五是佛教的影响。六是历史伟人的影响。比如据说端午节就是为了纪念屈原。但中国节日受宗教的影响要远比西方弱。
今天，当我们强烈呼吁保护中国传统民俗节日文化的时候。不能不对中国传统节日民俗文化传承的濒危状况做出分析，特别是对它们濒临失传的原因进行论证。传统节日民俗在中国民众农耕生活中经过了几千年的自在的、自发的传承，早已经形成了世世代代传习不断的全民族重大生活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每一个传统节日民俗的文化内涵和外延都具有相对稳定的完美和谐的特征。
近日，国内民俗学专家们聚首恳谈，呼吁法定春节假期可考虑从年底安排起，使之与民间从年底过渡到年初除旧迎新的习俗相契合，并提出对于个别“洋节”，应加强对民众的教育和指导。个别洋节的越来越红火，我国传统节日的相对冷清，使得捍卫传统文化的呼声日渐高涨，甚至有“抵制洋节”的声音传出。但是，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很难想象抵制能够有什么效果。而从历史角度而言，我们的穿着、习俗等都曾经有过异化的时候，但自信的中华文化允许并包容了这种异化，这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总之，立法、放假是振兴传统节日的一个办法，同时，将传统节日的内涵与现实有机结合并“广而告之”地进行重温，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作。我们的传统节日源远流长且内容丰富，承载着民族文化渊源的基因。如果能够将这份宝贵的遗产继承并光大，那么，对于个把洋节的“入侵”，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一、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1〕。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2〕。“‘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3〕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4〕。以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5〕。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著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著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
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著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著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著述。这些著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著述，但这些著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著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著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著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著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著、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分析归纳法是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专题性个案研究。本研究需要从个性到共性，发现一些共同的艺术传播规律或传播生态特征，做到个案剖析和理论总结相结合、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使论文达到理论研究高度，这要有赖于归纳法的采用。交叉研究法是运用艺术学、传播学、生态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本论题进行综合研究，这些学科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以艺术学学科理论为先导，交叉研究法可拓展本论文研究视野、开拓思路。
历史比较法是本论题的研究需从总体上寻找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形式观念与人的精神需要之间的关系，当民俗艺术被放在时间坐标中审视时，需要把握时间的生命精神与民俗艺术传播变化、生态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变迁，可挖掘其表象中蕴藏的规律。研究视点首先是，采用多维视角。本研究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以艺术学观照为主，结合采用传播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资料来作分析整合研究，力求以新颖全面多方位视角呈现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的整体特色。
第二，把民俗艺术的研究和传播生态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以往相关的一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民俗学学科体系内的民俗传播与生态民俗研究、艺术学学科体系内的艺术与传播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化角度的民俗艺术专题性研究，而把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纳入民俗艺术学研究视野的专门性理论研究尚属艺术学学科中有待涉及的新的研究尝试。
第三，重视规律概括与综合性表述。本研究虽为基础理论研究，但研究中也必须借助诸多鲜活且各具特色的个案资料，从具体的个案分析层面出发，进行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的相关性研究，从中探析抽取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特征与规律，并对其进行综合性表述与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层面。
四、可行性分析
把传播生态理论纳入民俗艺术研究视野，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分析主要抽绎了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二者之间的共性特征，并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试图从崭新的视角考察“民俗”与“传播生态”的交叉与共融。
其一，媒介生态学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具有批判的意义和反思的力量。而“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研究民俗艺术的特征，也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可开辟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民俗艺术的视野，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
[关键词]民俗 分类 比较
民俗学虽是一门国际性学科，但是由于各国学科背景、发展、历史和国情的不同，其民俗学研究呈现一定的国别差异。本文拟从比较两部具有权威性的概论入手，管窥中美民俗研究体系的异同。美国著名民俗学家布鲁范德（J.H.Brunvand）的《美国民俗学概论》民俗内容丰富，系统完整而清晰，而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也是我国民俗学领域的权威性著作，有着相同的优点，并且两者都经历了再版修订的过程。《美国民俗学概论》自1968年首版以来，三次再版修订，内容、形式多次修订改进；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自1985年首版以来，也经历了1999年的再版修订。这两部概论都随着学科的发展而发展，不断补充新内容，可谓是千锤百炼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经典作品。
一、“民俗”及其承担者“民”的定义的比较
自从民俗学诞生以来，关于民俗的定义就众说纷纭。陶立璠先生在《中国民俗大系》序言中提到：“什么是民俗？关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概念上的争议。学者之间的界定分歧往往很大，真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国内外许多学者总想给民俗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往往是勉为其难，理论的表述捉襟见肘。实际上，民俗的定义是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和描述的。”[1]尽管如此，各种民俗学著作还是要给民俗下一个定义，因为这是进行其他民俗研究的前提。《美国民俗学概论》对民俗的定义是：“它是文化中以不同的、传统的形式流传于任何民众类型中的事象，不论它是以口头的形式，是以习俗范例的形式，还是以传统行为和交流的形式。”[2]这个定义中包含了四个要素：第一个是“不同的形式”，即同一个民俗事象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也就是在传播过程中会出现变体；第二个是“传统的形式”，即民俗的重复传承是以相对固定和标准的形式；第三个是“流传于任何民众类型中”即强调民俗是流传于所有民众之中的；第四个是“不论它是以口头的形式，是以习俗范例的形式，还是以传统行为和交流的形式”这里指出了民俗的传播方式。另外，布鲁范德还提出，匿名性和程式化对于一个传统民俗事象的完整描述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民俗学》对民俗的定义是包含在民俗学的定义之中的。民俗学是研究各民族最广泛的人民传承文化事象的科学，它具有以下一些概念的因素：第一，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世代传袭下来的，同时继续在现实生活中有影响的事象。“世代传袭”中包含了流传于民众的意思，与上述美国民俗定义的第三个要素类似，但是这里更进一步强调了从古到今的时间上的流传。第二，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形成了许多类型的事象。各国的民俗学研究都十分注重分类，并且民俗也是以许多类型的形式存在的，这点是美国民俗定义中所没有提到的。第三，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有比较相对稳定形式的事象。这个与上述美国民俗定义的第二个因素相类似。第四，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上、口头上、心理上的事象。这点反映了民俗的三种传播方式或者说是存在方式，与上述美国民俗定义的第四个要素类似，但是美国民俗定义中未提“心理”这点。虽然如此，但是“心理”只是民俗的一种存在方式，有关心理的民俗依然要依靠口头或者是行为的方式来传播。第五，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反复出现的深层文化事象。[3]这是与偶然发生的事象相对的，只有那种反复出现、具有深层影响的习俗才有可能是民俗。这是可用于排除伪民俗的非常重要的一点，但美国民俗定义并未提到。另外，美国民俗定义的第一个因素——有关变体的论述——虽然在这五个概念因素中没有出现，但是乌丙安在分析民俗特征的时候也提到了变异性的特征。至于布鲁范德补充的“匿名性”和“程式化”是乌丙安所没有提及的。
“民”即“民俗”的承担者，乌丙安称之为俗民，布鲁范德称之为民众。
对于民众，布氏是这样界定的，民众是主要传统的承担者，不仅是古朴的、乡村的民众，而且任何拥有独特的口传传统的民众都应该看作是传统的承担者。总之，“民众”定义中最必需的题中之义即任何拥有民俗的人。[4]乌丙安没有对“民”的定义加以强调，只在有关民俗学的章节中提到了人民大众这个词。但他在另一著作《民俗学原理》中对“民”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在这里他将民俗的承担者称为俗民，排除了“人民”、“民众”、“民族”、“劳动人民”、“全民”等他认为概念模糊不清的专有名词，并特意对为何选择“俗民”作为民俗承担者的名称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他认为俗民存在于全民之中，又负载了所有的民俗文化，并且除了普通人之外，那些表现了民俗文化特色的典型人物同样也是俗民的个体。[5]这里强调了两点，一个是俗民是以文化代表性界定的文化群体，另一个是俗民概念既包括俗民的个体，也包括俗民群体。布鲁范德和乌丙安的表述方法虽然不同，但二者的落脚点是相同的，即所有负载着民俗文化的人。因此关于“民”的定义，二者的看法实际上是一致的。
在论述“民”的定义时，两位作者都考虑到了“群体”这一概念。布氏提到民众研究中往往涉及用“民众群体”对他们进行分类研究。他将民众群体划分为“职业群体”、“年龄群体”、“家庭群体”、“性别群体”、“地区群体”、“民族、外裔和宗教群体”几大类别，粗略的勾画了各个群体的轮廓，并对每个群体的民俗传统进行了举例说明。因为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中并未提到有关“民”的概念，因而也不涉及“群体”概念。他对“群体”概念的论述集中在《民俗学原理》中，这本书是一本纯理论性质的著作，所以在书中他并没有对俗民群体进行划分，而是对群体的概念、特征等进行了详细的解析，并且结合了社会学的群体理论。
二、民俗学研究方法的比较
布鲁范德在《美国民俗学概论》中提到，民俗研究的三个典型阶段是：收集、分类、分析。在资料收集方面，《美国民俗学概论》和《中国民俗学》异同互见。其相同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重视第一手资料。《美国民俗学概论》写到，口头民俗研究的原材料是原文，原文必须从口头源泉中忠实的记录下来。虽然他只提到了口头民俗，但在后面章节的分析研究中可见，在各种民俗资料的收集中，从源头中忠实记录都是被强调的重点。《中国民俗学》则直接指出，民俗采集法的科学性必须用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来保证；实地采录、直接采录是采集法的主要形式。民俗变异性的特征决定了民俗资料的可靠性必须通过一手资料来保证。其次，录音、摄像等现代化工具的使用。这是在当代民俗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手段，也是为了更加精确的记录到可靠的民俗资料。再次，向前辈学习调查技巧。布氏指出，民俗收集的新手可以通过阅读这方面行家有关野外工作的描述而学会许多野外工作的难题和技巧，他还列举了这方面的许多可供参考的著作。乌本也提到，我国及国外许多先驱者的民俗调查的成功范例为民俗调查方法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最后，采用多民族材料。这点体现在书里的具体内容中。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中常常使用各民族的民俗材料，例如他在分析歌谣时，举了蒙古族、侗族、壮族、布依族、藏族等多个民族的歌谣资料。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民族种类也很多，因此布氏在《美国民俗学概论》中也引用到了不同民族的民俗资料，例如在岁时民俗中，布氏列举了墨西哥裔、法裔、穆斯林、华裔、犹太人等的岁时节日习俗。[6]
这两部著作的不同点则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关于资料收集方法的具体论述。《中国民俗学》没有进行具体论述，只是点到了几个重点。而《美国民俗学概论》则对此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论述，涉及了很多具体的资料收集方法：一是采访的气氛应当是轻松自如的；二是关于资料的提供者，无论是积极的提供者还是消极的提供者都是民俗调查者应当关注的对象，从他们身上可以采录到不同的东西；三是记录的要点：讲述者的背景，讲述时的表情手势，讲述者对自己所讲述内容的评论解释，表演的时间、地点、环境，参与者的反应等等都是要忠实记录的；四是询问法的运用，这是一种效果非常好的资料采集方法，采录者在自己的地区可直接询问居民，而调查范围更广时则可使用信函询问；五是非正统的收集方法，例如通过亵渎禁忌品引起有关坏运气的讲述；六是除了实地收集的其他收集方法，例如从手写的东西、出版物中收集。其次，道德尺度问题。这是《中国民俗学》未涉及的，但已是如今越来越受重视的部分。《美国民俗学概论》指出，民俗野外作业的一个重要的、但常常被忽视的方面，就是道德的尺度。道德尺度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材料提供者的姓名应用假名或编码，以防涉及到使用、非法酿酒等触犯法律的问题；另一个是材料使用应征得提供者的许可，提供者有权修改、要求得到报酬等等。[7]最后，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关于这一点，《美国民俗学概论》应用于民俗的分析研究中，详见下节。而《中国民俗学》则应用于资料收集中，它要求在资料采集中，要相应地采用民族学的、地理学的、甚至经济学的、心理学的、伦理学的方法，因为它们与民俗的联系都十分紧密，而且，有时精密的科学数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8]虽然二者把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应用到了不同的点上，但是它们都十分重视这种结合，这说明学科间的相互借鉴、相互结合对于学科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比较研究是在民俗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两部概论都主要介绍了这种研究法。两本书各自强调了两点，其中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对同一研究对象不同变体的比较研究。布氏指出，比较法常用于同一研究对象的不同变体。乌丙安指出，某种民俗事象的广泛传播和流变，是引起比较研究的重要因素。另一点则各自强调了不同的比较研究法的应用。《美国民俗学概论》说，比较法的另一途径是将民俗的观点应用于其他密切相关的领域。作者在后面举例解释，比如一栋家庭建的房子，民俗学者注重其传统样式的保留与变化，地理学家注重其分布及原因，建筑学家注重其建筑风格与高级的学术的设计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可以综合各领域的观点对这一民俗事象进行综合解释及比较研究。这种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观点还包含了另一个意思，比如在谚语、故事、民歌中可以发现地理、商业、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观念。关于比较研究法的第二点，《中国民俗学》则强调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民俗的比较。虽然他也提到了民俗与其他领域的结合，比如，自然神话学派对各种神名的语言学比较，人类学派对现代原始部落与古文明民族神话的比较，[9]但可以看出，这些比较仍然含有不同时代、民族、地区相比较的意思。虽然不同时代、民族、地区的民俗的比较看起来与变体比较看起来相似，实际不同。举例来说，中国的中秋节流传到韩国产生了某些变化来适应韩国的习惯，这样两国中秋节的比较就属于变体比较；每年开始，世界各地都要庆祝新年，中国人欢庆春节过元旦，美国人参加新年派对，这两种新年庆祝方式的比较则属于不同地区民俗的比较。
除了比较研究，布氏也对其他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简介。例如文学或美学研究、功能或人类学研究、心理学派、形式或结构研究等。这些理论分别应用于不同的民俗事象的研究，例如，文学或美学研究多应用于口头传统的研究，心理学派则多是探讨民间信仰中的心理定式。除了绪论中对各种民俗理论的简介外，布氏在各类民俗事象的介绍后面都附有该事象的理论研究，例如“神话”一章最后有“理论研究和神话的起源”一节，其中提到了传播说、多元发生说、太阳神话学（或语义学派）、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即历史论、神话—仪礼学派等有关神话起源的理论；再如“民间故事”一章最后有“民间故事的研究分析”一节，其中提到了历史—地理学派、结构语言学方法等用于研究民间故事的理论。
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的绪论中也提到了比较法以外的民俗研究理论，比如结构主义理论及其方法、社会学方法。不同于布氏的是，他只在绪论中对民俗学理论进行了简介，并未在后面的章节中对各种理论的应用加以详述。或许为了补充这方面的不足，在后来出版的另一部理论性更强著作《民俗学原理》中，乌丙安详细梳理了整个民俗学有关理论，涉及到了社会学中的控制论，语言学中的符号学，人类学中的维也纳学派、曼彻斯特学派、历史学派等理论流派。他还将这些理论与民俗相结合，提出了适合于民俗学科的相关理论。
三、民俗分类的比较
细观两本书的分类体系，《美国民俗学概论》分了三大部分：一是口头民俗，包括民间语言（方言和称呼命名、谚语、寓言、谜语），民间诗歌和其他传统诗歌，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及其相应的音乐；二是习惯民俗（通常涉及口传和非口传因素），包括民间信仰和迷信，民间习俗和节日，民间舞蹈和戏剧，手势和民间游戏；三是物质民间传统，包括民间建筑，工艺，艺术，服饰，食物。《中国民俗学》则分了四大部分：一是经济的民俗，以生态民俗、民间传统的经济生产习俗、交易习俗及消费生活习俗为主要内容；二是社会的民俗，以家族、亲族、乡里村镇的传承关系、习俗惯制为主要内容，其中社会往来、组织、生活仪礼等习俗都是重点，近来都市社会民俗也被扩展为对象；三是信仰的民俗，以传统的迷信与俗信诸事象为主要内容；四是游艺的民俗，以民间传统文化娱乐活动（包括口头文艺活动）的习俗为主要内容，也包括竞技等事象在内。
从以上分类可见，二者的分类标准并不相同，因此类别也完全不同，但是根据各类所包含的主要内容来看，仍有可比之处。
（一）口头民俗
《美国民俗学概论》设口头民俗一大类，这是民俗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类。布氏单列了这样一大类，而乌丙安未单列。布氏认为将“口头传说”与文化的其他方面分开来是十分有必要的。我国的口头民俗资源异常丰富，而乌丙安却没有单列口头民俗一大类，甚是可惜，但这种状况并非无因可寻。首先，可能是作者考虑到我国的研究现状，即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民间文学这样一个有关口头民俗的专业研究方向，作者在说到没有单列民间戏剧一类时就说到了类似的理由。其次，乌丙安另有一本民间文学专著《民间文学概论》，此书对口头文学进行了十分详细的研究。再次，乌丙安编写《中国民俗学》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来作为民俗学专业的教材，而我国高校中通常同时设置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两门课程，乌丙安可能是为了避免教材内容的重复，便做了这样的设置。
另外需要注意，作者虽然没单列口头民俗一类，但是并没有忽略该类民俗，这一类的民俗都结合在其他类别的民俗中散落在各章节里。其中对口头民俗较集中的研究即“游艺民俗”中“民间口头文学活动类”一节。这里乌丙安明确指出：讲故事、讲笑话、唱歌谣、猜谜语是口头文学的四项常见的表演活动。其中“讲故事”涵盖了传说、轶闻和民间故事，“唱歌谣”涵盖了民谣和民歌。另外，乌丙安在其他非口头文学的类别中也涉及到了一些有关口头民俗的研究，例如在信仰民俗中涉及到了神话、魔法故事等，在经济民俗中涉及了农事谚语、工匠传说等。所以乌丙安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布氏口头民俗类别中提及的大部分小类，二者都对口头民俗有全面的关注。
在对口头民俗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时，二者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偏重点。布氏偏重于口头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根据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分类研究，例如将民间故事分为动物故事、吹牛故事、程式故事等。乌丙安则偏重于口头文学传承活动的研究：一作者将口头文学这一类称为口头文学活动类；二从各小类的名称看，作者选用了讲故事、讲笑话、唱歌谣、猜谜语为类别名称，更加强调了 “讲”“唱”“猜”等动作；三从口头文学活动类的具体分析来看，作者并没有对故事、歌谣等进行分析，而是分析了各种活动的讲述时间、地点、环境、气氛，讲述者的情况，听众的反应等。虽然二者选择了不同的偏重点，但并没有完全忽视另一点，布氏提到过对民间故事讲述人、讲述风格、讲述时间地点等的研究，乌丙安也提到了按照内容划分民间歌谣等。
（二）习惯民俗
习惯民俗是《美国民俗学概论》中设置的一大类别，其中包括了习俗和节日、民间舞蹈和戏剧、民间手势动作、民间游戏几小类。内容看起来比较杂乱，其实这其中包含了一个统一的归类标准，即行为传承，区别于口头民俗的口头传承。所有这些类别尽管综合了各种传承方式，但最主要的仍然是行为传承。例如迷信类，虽然看起来是有关精神、心理的民俗，但它却是以行为方式表现、存在和传承的。如西方人认为“13”是不吉利的数字，于是便有推迟13号的旅行、商务，建楼没有第13层等行为。关于这部分内容，乌丙安进行了不同的划分。习俗节日主要是个人融入社会、社会集体共同参与的一类民俗，乌丙安将其归于社会民俗类；舞蹈、戏剧、游戏主要适用于娱乐，乌丙安将其归于游艺民俗类；信仰民俗不同于其他民俗，是人类精神、心理世界的一类民俗，乌丙安将其单列一大类。乌丙安的这种划分更加条理清晰，而布氏的归类由于未明确指出归类标准，更显杂乱。
（三）经济民俗
经济民俗是《中国民俗学》中的一大类别，其中包括自然生态民俗、物质生产民俗、交易和运输民俗、消费生活民俗（包含服饰习俗、饮食习俗、居住习俗）几小类。其中消费生活习俗，《美国民俗学概论》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即民间服饰、民间食物、民间建筑等章节，和消费习俗类别一样，但自然生态民俗和物质生产民俗是其未涉及到的。乌丙安在经济民俗的导言部分已经点出了这种只关注消费民俗而忽略自然生态民俗和物质生产民俗的现象：“有些民俗学理论虽然把物质消费生活的习俗作为探讨的内容，但是却排斥那些生产活动中的习俗惯制，这样便使所探究的许许多多的民俗事象失去了根据，脱离了物质基础，找不到这些习俗产生的渊源。”[10]此外，乌丙安在经济民俗中提及的几大类民俗存在着因果和时间上联系，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首先自然生态民俗为物质生产民俗提供对象，是前提条件，物质生产离不开自然生态；物质生产继续发展就会产生交易，交易范围扩大就需要运输，而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就是用于消费。如此，乌丙安既全面又立体地展示了物质民俗的方方面面，不仅扩大了范围，而且理清了线索。但乌丙安在《再版说明》中明确点出的新增内容“自然生态民俗”部分存在一个缺陷，即与后一章“物质生产民俗”存在大量的内容重复，比如依赖自然生态进行的一些生产，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神话、信仰等在物质生产民俗部分都有提及。
（四）社会民俗
社会民俗是《中国民俗学》中设置的一个大的类别，包括家族亲族民俗、乡里社会民俗及都市社会民俗三小类。其中都市社会民俗是新增内容，将在下一部分“新增民俗类别”中详述。
《中国民俗学》中的家族、亲族民俗主要以传统家族为对象进行研究，进而涉及旁系亲族，这一类别是《美国民俗学概论》中没有的。原因可能在于两国文化传统的不同，我国传统文化一向注重祖先崇拜，理清家族关系是祖先崇拜的基础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传统家族也已大多分解为现代小家庭，祖先崇拜的观念和行为也逐渐淡化，但仍未消亡。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历史短暂，传统文化都是伴随着移民而来，不像我国传统文化这样连贯完整；加上基督教等宗教因素影响，因此缺乏祖先崇拜，家族观念较我国更加淡薄。
《中国民俗学》中的乡里社会民俗以村落为研究对象。我国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民以各种方式聚居在一个村落中生活；如今，虽然农村青年人都外出打工，但仍未完全改变这种乡里社会的生活方式，因此对村落中社会民俗的研究十分必要。农村是各种民俗的主要来源，对传统民俗的保存也更加完整，乡里社会民俗是民间集体生活的主要表现。《美国民俗学概论》中没有关于乡里社会的民俗，推求其原因，无论是村落结构，还是农民生活方式，两国都存在极大的差别。美国地广人稀，多为大型农场，农户散居，相隔较远，农村社会往来交际也就没有我国农村那样紧密频繁，乡里社会民俗被忽略不足为怪。
（五）新增民俗类别
《美国民俗学概论》和《中国民俗学》都经历了多次修订，都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增加了新的类别，扩大了民俗研究的范围。起初民俗学家们对民俗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传统方面，他们的目光大多关注文化比较落后的人群，尤其是所谓的野蛮民族、农民和边民。[11]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村落中的民俗事象成为民俗学主要关注的对象。随着民俗学科的发展，民俗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都市民俗也列入民俗研究范围。乌丙安在书中增加了“都市社会民俗”。他指出了中国都市民俗城乡融合的典型特色；分析了都市民俗与传统村落民俗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对民俗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过渡进行了研究，着重民俗的变迁，是一种动态研究。《美国民俗学概论》新增 “都市传说”——布氏都市传说研究在美国学界和社会中影响极大，在这方面难免着墨甚多，他通过大量的实例对都市传说的特色、源流、意义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在新增的都市民俗方面，乌丙安和布鲁范德着力点不同，乌丙安研究的是都市社会民俗，布氏研究的是都市口头民俗中的都市传说。
在分类上，虽然两位作者各自采用了这样的分类方法，但是他们对于分类的观点并不是绝对的，对于其他合理的分类方法亦持开通的观点。布鲁范德在《美国民俗学概论》中举了其他分类法的例子：将民俗分为娱乐传统（游戏、舞蹈等）、教育民俗（如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歌谣、俗语等）、实践技艺（工艺、烹饪等）、艺术创造（民间艺术、音乐等）四类。他认为民俗的分类主要取决于两点，一个是研究者的兴趣和需要，一个是资料提供者对自己的民俗材料分类的看法。[12]乌丙安在《民俗学原理》中也提到了多种合理的分类方法。按民俗符号代码的构成可分为言语系统和非言语系统两种，按俗民对民俗信息的感知和收受可分为听觉系统接收到的民俗、视觉系统接收到的民俗、触觉系统接收到的民俗、嗅觉系统接收到的民俗、味觉系统接收到的民俗及其他知觉系统接收到的民俗，按人如何表现民俗可分为口头语言系统的民俗、行为习惯系统的民俗、心理感受系统的民俗；另外，法国山狄夫的分类也得到乌丙安的认可，即从俗民实际生活出发分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三类。[13]
此外，这两部概论在形式上也各有特点。《美国民俗学概论》是一本专门用于本科教学的教科书，为适应教学的需要，在最新的第四版中加入了贯穿全书的“焦点（Focus）”，对应前面的讲解列举一些现实中的美国民俗材料例子及阐释，又配合这些例子引发出讨论题附在后面供学生讨论。《中国民俗学》最初不是作为专门的教科书来编写的，但此书出版后也被近二十所大学的民俗学专业或相关专业选用为教材，因此布氏这些形式上的创新，是有借鉴参考价值的。
在注释方面，布氏原著中每部分都附有大量的注释，详细标明了材料的来源出处，有时候注释的篇幅甚至大于原文。而乌本完全没有注释和参考文献，这是一个不足。布氏的这种注释形式一方面更加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另一方面也为想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学生和研究者提供了便捷的参考途径。另外，在照片和图示方面，两书各有千秋。《美国民俗学概论》原著中有大量资料性照片，可惜中译本因为版权原因未能收入。布氏使用了很多插图，例如在“民间建筑”一章中，不仅有民居的外观图，还有房子内部构造的平面图。插图形式十分直观，使抽象的描述变得具体，更容易理解。《中国民俗学》中则缺乏对照片和插图的使用。示意图区别于插图，不是对实物的再现，而是作者对自己讲述内容的总结。示意图以简单的箭头圆圈等符号配以文字，形成类似于图表的东西对讲述内容加以表现，重在表意。《美国民俗学概论》和《中国民俗学》在论述过程中都使用了示意图的方式，例如乌丙安在“人生仪礼”部分中使用了“人生仪礼示意图”，布鲁范德在“民间游戏”部分中也使用了示意图的方式。布鲁范德的示意图使用只见一例，乌丙安则使用的较多，这有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章节内容。示意图能够将复杂的表述内容简化，一目了然，非常直观，能使读者从整体上把握作者要表述的内容。
从以上粗略的比较中，可以大略窥见中美民俗学研究的特点和异同。但仅以这两部著作为例进行比较，还只是冰山一角，若欲全面了解两国民俗学领域的研究，尚有待于结合两国其他民俗学家的研究著述，进一步深入地多方位进行考察比较。
参考文献：
[1]陶立璠.中国民俗大系序言.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9月；
[2]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2页；
[3]乌丙安.中国民俗学.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7页；
[4]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 第11、27页。
[5]乌丙安.民俗学原理.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第35页；
[6]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 第16、256页；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9-23、355页。
[7]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6-21页。
[8]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27页。
[9]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第22、23页；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23页；
[10]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42页；
[1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页；
[12]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年12月，第22页；
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类创造和享用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同时，文化又陶冶和塑造了人类本身。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历史条件，人类创造了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文化；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文化又将人类塑造成了不同文化特征的群体。而相同文化特征的群体往往具有相似的心理特征、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念。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认为“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创造物了。①文化和民族不可分离。“文化与民族都是历史的产物，人类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创造了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民族。一个人们共同体在自身的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创造了共同的文化并形成了民族；一个民族及其文化在发展中必然也要形成独特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世代影响着该民族群体及其每个成员，而一个民族群体又靠这种传统文化紧紧凝聚在一起。因此，该传统文化一方面表现为本民族全体成员所共有，一方面又与其他民族相区别。”②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③从“民俗”的概念，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民俗文化在本质上是大众的文化，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地影响着大众的心理、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念。由于对民俗内涵外延认识的发展，民俗学研究和实践也取得了新的突破，形成了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区和不同群体民俗文化的多方位多角度思考。民俗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俗文化不断扬弃，不断发展。人类创造了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同时又生活在这特定的民俗文化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受着自己民俗文化的影响。因此，考察人类一切社会生活和实践，都不能离开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尤其是大众的民俗文化背景。
新闻和新闻事业是因为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发展的。媒体和新闻传播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人的社会实践，是为社会的“人”服务的。“人”作为社会的存在，深受社会环境影响，人们需要通过新闻媒体的信息及时了解社会的变动，迅速对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动做出反应调适。我们不能离开文化来谈新闻传播和新闻事业。在现代社会里，文化是新闻传播的依托，它影响、制约和包含着传播，没有文化，一切传播都将失去意义。从目前新闻传媒的内容来看，许多是与民俗文化紧密相关的，有的直接就是民俗知识和民俗知识变动的描述与传播。另外，新闻传播的价值和意义的实现，主要在于“传通”，要让受众注意接受并内化为自己的思维和行动。众多研究表明，受众的接受行为与其在生活和实践中形成的心理思维习惯和价值观紧密相连。这些往往与民俗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新闻实践中形成的新闻文化在本质上是大众的文化。新闻文化，换个角度理解，可以看成是新闻广大的传播者和传播对象在传播实践和接受解读享用过程中共同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是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民俗文化。蔡凯如先生在《新闻传播的文化观照》中指出：“新闻文化虽然是聚各类文化于一身的融合文化、综合文化，是一种内涵与外延及其丰富的博大精深的‘大文化’，但它同时又是一种服务大众的平民文化。所以我不主张将它视为高居于其他文化之上的精英文化，供奉在人类文化的最高殿堂顶礼膜拜。它自始自终是属于民众，服务于民众的。”④从新闻传播实践和研究的实际来看，新闻大众传播学视野的形成，对受众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巨大变革和成就，正是新闻传播学自觉和不自觉地对其“民间大众文化”本质的回归和认同。大众传媒细分市场、分众窄播，主动去适应受众需要，是基于受众不同的民俗文化背景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的心理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大众传媒具有积极的教育引导功能，担负着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地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作用和舆论支持作用。”⑤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国新闻传媒提出的要求，也是传媒义不容辞的职责。新闻传媒要完成自己的使命，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对其传播的内容进行选择和优化，需要选择那些符合社会发展，能促进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的大众文化，同时，要充分考虑传播受众的心理思维习惯和价值观，这样才能达到“传通”效果，从而达到目的。现代社会，文化的重要价值被充分认识，现代社会文化的主要形态为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最佳载体选择了大众传媒，原因在于：“首先，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的对象完全一样。其次，大众媒介的特性契合了大众文化的内容要求。再次，大众文化的形式多追求感官刺激，这也正是大众媒介的所强。”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媒介得到巨大的发展，成为社会文化的主要载体，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无比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实社会中，新闻传媒所引起的两个重要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思考。一是大众媒介娱乐化趋势严重，大众媒介传播的内容更多地呈现为异化的大众文化，给社会带来及其严重的负面影响。美国政治学者、前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指责大众文化破坏了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大众文化”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和影响已经引起业界和学者的关注，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原因寻求解答。大众传媒娱乐化倾向下的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为：时髦、肤浅、便利、批量、快餐式，这是西方传媒文化异化的结果。从传媒历史发展来考察，传媒文化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化与市场大生产的矛盾所致。体现为单方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公众利益和传媒的社会效益。传媒具有商品属性，可以商业化运作，但在运作过程中忽视了传媒本质的文化特性。无论是从社会制度，还是传媒自身，或是受众自身的媚俗心理探索解决的办法，都具有积极的启示和建设的积极意义。但是，在我看来，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还得回到传媒文化的大众文化本质。另外一个是关于文化帝国主义问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强大的经济技术优势，向世界范围推行他们的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造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信息传播量与向的严重失衡。发展中国家强烈谴责发达国家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无视发展中国家文化的自身优势和特点，是一种文化价值观念的侵略，并由此提出建立国际新闻新秩序。这场纷争，从实质上看，还是对大众传播媒介民俗文化生态环境的不同理解和重视度的不同所导致的。
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的今天，“地球村”日益形成，社会变化不断加剧，新闻和大众传播媒介深刻地影响着人民大众的生活，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处。而人是生活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的，生活在特定的民俗文化环境下的；民俗文化影响着人，影响着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因此，新闻价值标准，新闻价值观，作为为“人”服务的新闻选择标准，不可能不考虑文化的因素；也只有从社会的“人”所处的文化环境去考虑新闻的传播，才能够真正做到与受众心理和思维习惯的统一，才能够真正达到新闻传播“传通”的目的和效果。大众媒介要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从而避免新闻娱乐化不良倾向，需要对大众媒介文化做出正确和科学的理解，需要充分利用历史形成的优秀的民间大众文化，从这种文化所影响形成的不同心理和价值观去整合传播，推动社会发展。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都是优秀的，在推动其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世界范围，我们要充分尊重这些文化，求同存异，才能符合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从而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达到世界的共同和谐发展；另外，在国际传播中，只有充分展示本国本民族独特的大众的民俗文化，才能让世界真正了解你，才能充分展示自己光荣的发展历史，赢得世界的尊重，振奋民族精神，致力民族建设。而现代社会里，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和扩布，新民俗文化的形成和扩布，都离不开高科技的大众传媒这一载体，离不开大众传媒历史形成的技术优势。可以这么说，今天离开了大众传媒的作用，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很难开展。今天，要做好大众的民俗文化传承和扩布、保护和开发，离不开新闻传媒的介入和作用；而新闻传播要达到“传通”，实现自己的价值，需要对内容、角度方式进行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并努力适合受众的心理思维习惯，新闻传播和民俗文化关系紧密。因此，无论在学理研究还是操作实践层面，都需要把两者加以结合，从民俗文化环境去开展新闻传播活动，从新闻传播角度去思考民俗文化的保护、推广、传承和扩布。实践的开展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为了更好地开展民俗文化和新闻实践，需要对这两门学科进行整合，需要建立一门新的学科――民俗新闻传播学。
参考文献：
①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7，第一版P178
②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第三次印刷P400
③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01 第一版
④蔡凯如：新闻传播的文化观照[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第一版
⑤：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94.1.24
关键词：“十六登山祛百病”习俗 藏传佛教宗教习俗 敖包祭祀习俗 民俗的融合特性 文化功能
任何民间习俗都是以满足社会和心理需要而存在，是与民族形成，民族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一些特定区域或特定民俗中所显现出的一些特性及发挥出的社会功能，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文化的实质也非常重要。本文通过对一例民俗形成过程的观察，讨论不同民俗相融合后体现出的特性及发挥出的广泛的文化功能。
一、观察的民俗概况
所观察民俗传承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镇（下简称乌里雅斯太镇为“乌镇”）。此例民俗是在融合了当地十六登山祛百病习俗（以下简称“登山”习俗）、藏传佛教宗教习俗、蒙古族敖包祭祀习俗后演进形成的一例新的民俗事象（以下简称 “新民俗”），在当地，民众对此习俗有“十六登山祛百病”、“十六爬山”、“ 十六登山”、“十六上山”等多种习称。
新民俗最初雏形形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九十年代后逐渐成形。最初的民俗形式为：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十六这一天，乌镇民众会自发登上乌镇北山（喇嘛库伦山）去登高 ——即“登山祛百病”。 登山时多数民众还有一个“交换石子”的仪式行为，即登山前在山下捡拾一粒小石子，寓意将过去一年的宿疾灾祸转移到了这粒小石子上（祛百病），登山后再将小石子留在山顶，表示将宿疾灾祸留在了山顶；再在山上捡拾一粒新的小石子带下山，寓意带回了健康和平安。习俗的主要特点为“登山”和“交换石子”的外在行为表现和“祛病”希望得到“健康平顺”的内在心理体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2003年，因传统习俗还未得到全面推广，农历正月十六这天民众只进行“登山”习俗的仪式活动。
2004～2005年，因在北山南麓重建了寺庙（喇嘛库伦庙，又名集惠寺），山顶建了敖包（白音额日和图敖包），“登山”习俗同传统的藏传佛教宗教习俗、蒙古族祭祀敖包习俗有了接触，“登山”习俗的仪式行为迅速发生了改变，仪式行为中仍然保留了登高的传统，但 “交换石子”的仪式行为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向山上敖包敬献哈达、佛教用品、奶制品等祭祀敖包的仪式行为。登山前（也有在下山后， 礼佛、登山祛病、祭祀敖包的先后顺序没有严格定式，视山上或庙宇中的人群拥挤程度和民众仪式心理而定。传统“登高”习俗中，民众认为愈早登山愈能表现出虔诚从而达到“祛病”的愿望），多数民众会进入喇嘛库伦庙内礼佛进香、祷告祈福，“登高”习俗和宗教习俗也有了交融。至此，“登山”习俗和东乌旗传统的习俗迅速产生了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例包含了“登山”习俗、佛教宗教习俗、敖包祭祀习俗，其间并伴有多种形式的大众娱乐活动、小商品经济活动、政府部门的宣教活动等，极具本地特点的、多民族、不同文化背景民众共同参与的新的民俗事象。
二、新民俗表现出的特性讨论
乌镇“登山”习俗主要受我国重阳节习俗的影响，正如威廉·A·哈维兰所说“所有的文化都历时而变迁”，重阳节习俗自古即已形成，在我国很多地区的民间都有传承，后随不同时期迁入乌镇的民众而扩布至乌镇，并和当地的传统习俗融合，最终形成了 “十六登山祛百病”这例新的民俗事象。
重阳节习俗 “由上而下，自古至今”的传承至今，就其扩布的特点观察，重阳节习俗具有贴近民众生活，民众更易认可和接受的特点，因此，千百年来，人们潜移默化同时又积极主动的维护、享用并传承着这一风俗。正如孙秋云所指出，“有时文化内容相对没变，但它已脱离了原有的结构，存在于一个新的社会结构或社会组织之中，这就是所谓的新瓶装陈酒”。重阳节习俗扩布至乌镇，因地域和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习俗的结构有所改变，如习俗仪式的时间，仪式的物品和行为等都有了改变，但无论产生如何变化，其“登高祛病”这一标志性内涵却没有改变。
观察的新民俗中，传统的宗教、敖包祭祀习俗在内容上融合了“登山”习俗的仪式行为和心理功能，但自身的结构和所发挥出的文化功能并没有改变，如孙秋云所提，“社会的发展，导致文化内容的改变，但文化的结构形式却可以保持不变，这就是所谓的旧瓶装新酒，各习俗在最终融合后，虽然文化结构或内容有不同程度改变，但各习俗自身的特点都得到了保持”。
乌镇传统习俗由于多种因素（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意识形态等）影响，在乌镇一度呈低迷状态，重阳节习俗的传入为民众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寄托的平台，因此影响的民众较多，相比较呈强势状态在民众中得到传承。至传统习俗恢复以后，因其是本地区传统的习俗，有牢固的地方基础，得到民众的积极响应，“登山”习俗对民众的影响则开始削弱。就如孙秋云指出的，“这是单方面的调试，即一个文化受他文化的影响后逐渐失去原文化的特点，成为他文化的一部分”。对“登山”习俗，当地民众在自觉与不自觉间与本地区传统的习俗进行比较、选择和取舍，最终根据需要保留了其内容、形态和功能上的意义后将其融入到了本地区传统的习俗之中，形成新的民俗事象并沿袭至今。通过上述观察，融合后的新民俗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1.不同的民俗经过民众的比较、选择、取舍和改造后，自然的融合成为新的民俗事象共同影响着民众；
2.各民俗都保留了各自的内涵特征，共同运行不悖；
3.各民俗经过融合后，自身机能都得到调适，得到共同保护、发展和传承。
根据以上总结，可将民俗的融合特性概括描述为：不同的民俗文化经民众比较、取舍和改造，在机能得以调适，自身得以保护后，共同对民众产生影响，并共同得以传承和演进。
应该认识到的是，民俗的融合性其本质也是民俗变异性的另一类体现，是适应文化变迁而产生的自身调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加速了一些民俗的变异甚至消亡，民俗的融合性正是城市化进程对民俗文化影响的表现之一，民俗文化要适应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在传承中，就要不断对自身的文化机能进行调适，以适应环境并得以传承和演进，这也是民俗融合性对民俗文化的保存并促进其传承与演进的内在动力和意义所在。
三、新民俗中融合特性发挥的文化功能讨论
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总会面对各种压力，而信仰和仪式活动能够有效地缓解这些压力，使心灵得以寄托，内心得到平静。就人们的自我精神需求层面看，人的本能在社会群体中受到一定的压抑，需要一定方式的缓解，通过民俗活动，人们心中压抑紧张的情绪得到了缓解，使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心理本能得到调剂，让自己重又身心轻松的投入到新的生活。另外，通过民俗的共同活动仪式，也维系和强化了群体的认同感。如郑杭生在其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中指出的，“文化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构成之一，在维系社会运行和发展上，文化系统起着独特的作用”，乌镇形成的新民俗中，各族群众摒弃隔阂与偏见，通过相同的活动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促进了不同风俗文化的交流，维系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并产生了一定的向心力和社会凝聚力， 不仅保存了文化，而且增强了群体认同意识，并对社会生活的稳定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人们在仪式活动之余，还要休闲散步、访亲会友、郊游观景、滑雪嬉戏，并在山下喇嘛库伦庙前小广场举行一些娱乐活动；寺庙内也为民众举行诵经赐福等宗教仪式活动。“登山”实际也成了人们精神寄托和宣泄的场所。通过登山人们达到了放松身心的目的，并以积极、健康和向上的精神和情趣投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如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所述，“游戏，游艺，运动，和艺术的消遣，把人们从常轨故辙中解放出来，消除文化生活的紧张与拘束。即以此而言，这一方面的文化已有了它的功能，使人们在娱乐之余，能将精神重振起来，再有全力去负担文化的工作……”。
就如威廉·A·哈维兰所说，“一个社会不过是各个人的联合，所有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特殊需要和利益”。伴随习俗的形成，也伴随产生了一些经济活动，主要为小商品、食品、宗教用品的销售。农历正月十六这天的凌晨，民众开始登山前，商家就到山脚下摆好了摊位，等到登山人潮到来即开始了生意的经营，至午后时分登山结束，商家也一同结束了经营，形成了很有特点的“十六登山”经济现象。当地政府部门也利用这一天群众大量集中，进行各种法规、政策的宣传，新民俗对社会的正常运行也发挥出了实际的作用。
“把社会理解为是一种整合的制度（sistema integrado），依然是人类学视野下的基本观念”，在人类学功能论学派看来，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部分都对总体发挥作用，由此维持社会稳定。新民俗在产生和传承过程中，也在本地区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占有了一定的位置，并发挥出了其实际的社会功效。
参考文献：
[1][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2]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3]孙秋云.文化人类学教程.民族出版社，2004
[4]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精编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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