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Seminar教学法;耕作学;课程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0-0057-02
在20世纪50年代初，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耕作学科的原因有两个：①现代科学对合理耕作制度的技术体系和理论基础进行系统研究并开始应用;②在社会实践的发展过程中，结合有关作物的套作、间作、复种、布局及用地养地等方面的具体内容，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结合耕作制度发展和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一门与作物栽培学、土壤学、农业气象学、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等关系密切的综合性较强的边缘学科就是耕作学，从近些年来看，对耕作制度的研究已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热门关注，对于多熟制、旱农以及免耕、少耕等问题已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和重视。将seminar教学法应用于耕作学课程的教学中，使得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使学生在农业生产中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较大提高，并且通过讨论提高学生的发散思维，加强合作交流，促进理论与技能的实践应用能力及科研创新能力。
一、Seminar教学法
Seminar教学法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讲授式教学单向式、垂直式和机械式的教学方法，它是以教师和学生为共同体的教学主体，是学生为探究某一问题而与教师共同探讨的一种交互式教学路径。Seminar独具特色与其活力与创新。Seminar教学法的表现特点：第一，Seminar教学法不仅能够使学生充分理解和吸收所学的知识，同时也是一个教学互动的过程，能够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性，营造了课堂教师―学生、学生―学生之间的氛围;第二，Seminar教学法中教师提出某一问题，供学生讨论，能够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创造动机和创造性思维，学生能够在交流当中进行思维发散，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第三，Seminar教学法的教学内容与课程的科学前沿相关联，督促学生查阅资料和相关文献，总结科学前沿，提出问题。从而改变传统讲授式教学模式;第四，Seminar教学法给每个学生提供了参与平台，提高学生团队合作精神。
二、耕作学的飞速进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是立国之本”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近年来，可持续农业为世界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由于各个国家农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21世纪，世界农业发展呈现多元化的格局。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农业发展方式、类型的日新月异提供了充足条件。随着无污染、无公害、反季节性农产品倍受青睐，出现了立体高效型农业、超级型农业、设施型农业、观光型农业、保健型农业等新型农业。高新技术有助于解决农业生产要素的科学配置问题，减少及消除资源超耗、浪费及环境破坏，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是高新技术的两大核心框架。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胚胎移植技术等生物技术在农业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全球卫星定位（GPS）、计算机、遥感等信息技术成为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新潮流。同时精细农业也是中国农业前进的方向。
三、Seminar教学法在耕作学课程中实施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1.耕作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Seminar教学法在耕作学中的重要性。耕作学从性质上属于自然科学，但它与社会经济条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它与作物栽培学、土壤学、农业气象学、生态学、农业经济学等相互联系与渗透。它有其特定研究对象和以种植制度为主体的内容系。其主要研究的任务是农业的全面增产技术体系与农作物合理布局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Seminar教学法不仅给学生提供了在课题中获得相关学科知识的平台，而且Seminar教学法重点强调了实践、合作与对话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
2.耕作学着实强调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从生产实践中获得研究方向和课题，从而服务于农业生产。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产量和品质是农业生产中的终极目标，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现状的重要课题是在耕作学中获知的。在Seminar教学法中一条独特的途径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Seminar教学法通过理论数据分析和生产实践和运用耕作学知识来解决农业生产中的确切问题。
3.耕作学教学以学生主动学习为主可在Seminar教学法中体现。近年来，耕作学的研究范围还是实践意义，其研究进展在国际上的十分迅速，大量的研究论文每年都有发表。学科的前沿，理清学科的重点，把握学科研究方向和阅读重点是教师必须依据的。Seminar教学法的推广使得学生必须阅读和查阅相关问题的大量阅读材料和相关文献。这样非常有利的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学习的主动性及能力，从而使学生的课题与学术前沿接轨。
四、Seminar教学法在耕作学课程的应用
在耕作学教学过程中实施Seminar教学法，应该不拘泥于课本知识，要结合生成实践和科学前沿，对实际生产问题的灵活处理，将较近科研成果和实际生产问题植入Seminar教学，让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更好的培养。比如研究耕作学的种养结合与庭院经济中分为不同的研究小组，例如庭院立体种植模式和庭院的立体养殖模式等。研讨会以Seminar的形式进行，可邀请学科的资深教授、生产一线专家参加，还可以邀请兄弟院校的专家参加，并对某一题目的实际工作和研究报告进行讨论，大家可对演讲者合理提问。具体实施方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耕作学科的特点，老师提出研讨章节的具体题目，学生查阅相关文献，追踪并把握研究发展动态和科学前沿。利用课堂时间（1小时30分钟）进行研讨。
2.主持人介绍（2～3分钟）。主持人有任课老师担任或者邀请专家担任，简要介绍研讨内容的主题及科学前沿。
3.宣读主题报告内容（约30分钟。由报告小组派出代表发言，发表想法，陈述观点，也可结合自己认为感兴趣的命题进行陈述。报告内容要求学生用精练的语言、主题明确、简介精简明了，针对耕作学前沿中某一具体问题研究进展利用多媒体进行论述。同学或者邀请专家提问（约15min），要求报告小组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或发表看法，或对相对的命题进行辩论。这是研讨过程中最精彩的部分，能够充分体现学生的学术积累和思辨才智。
4.由主持人进行总结（约5分钟）。邀请专家点评、简短地对讨论进行总结，对学术问题进行评价，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加深对讨论内容的理解和印象，并做好阶段性的总结
5.发表小组总结（约5分钟）。主要由发表小组对本次讨论内容的准备、发表的学习心得进行总结。
6.Seminar的课程整改。研讨结束后由发表小组根据讨论的内容和专家的建议认真修改报告的内容，为了能够使资料得以保存，最终由学生将报告内容装订成册。
五、总结
关键词 节约耕地型技术；节约劳动型技术；采用行为；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93.3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4-0132-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4.021
农户是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农业技术的需求者和采用者。农业科技成果只有被农户接受、消化并应用于农业生产过程，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农业技术的传播、采用及其应用效果最终取决于农民是否采用技术及如何采用技术。因此，研究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对于解决农业技术转化与扩散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综观国内外相关文献，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农户采用技术的诱因［1-2］和决策依据［3-7］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农户采用技术影响因素的研究。影响因素大体可以归纳为外部性因素［8-9］和个体性因素［10-12］。其中外部性因素主要包括制度、信息、区位等，个体性因素主要包括户主年龄、户主性别、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水平、经营规模和兼业化程度等。上述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这些研究均是针对同一种技术分析影响其采用的因素，还很少有人就农户采用节约耕地型技术与节约劳动型技术的差别开展研究。本文以节约耕地型技术（高产品种）和节约劳动型技术（机耕技术）为主要内容，分析农户节约耕地型技术采用行为与节约劳动型技术采用行为存在的差异以及影响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结论和启示，以期为引导、规范和优化农户技术采用行为，提高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效率提供支持与参考。
1 技术选择和数据收集
1.1 具体技术的选择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我国农民的技术选择行为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由原来温饱型的高产技术选择开始逐渐向小康型的优质技术选择转移，由劳动力密集型技术逐渐向劳动力替代型技术转移［13］。为考察上述趋势是否仍然存在，本文选择节约耕地型技术和节约劳动型技术作为研究对象，并选用高产品种代表节约耕地型技术，选用机耕技术代表节约劳动型技术。高产品种具有资金和耕地替代性，采用高产品种可以获得较高的单产，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机耕技术具有劳动力替代性，农户通过运用专业农机作业可以减少劳动力投入。
1.2 数据收集
本文所用数据是课题组在2009年6月-9月期间对西部地区（云南、四川）、中部地区（湖南、湖北）、东部地区（山东、浙江）共6个省传统农业区域的18个样本县（区）、54个村实地调查获得的。问卷分为农户调查问卷和村级调查问卷。农户问卷包括3部分：①农户对节约耕地型技术与节约劳动型技术的认知情况调查；②农户对节约耕地型技术（高产品种）和节约劳动型技术（机耕技术）的采用情况调查；③农户基本经济社会信息调查。村级问卷包括：①村干部对节约耕地型技术与节约劳动型技术的认知情况调查；②村干部对节约耕地型技术（高产品种）和节约劳动型技术（机耕技术）的采用情况调查；③村干部基本经济社会信息调查；④村庄基本地理环境调查。通过对村和农户的调查可以全面反映农户对节约耕地型技术与节约劳动型技术的认知及实际采用情况，为调整和优化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政策提供依据。
本文数据以调查问卷的形式通过实地调查得到。课题组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样本农户，根据每个样本村经济收入水平的高中低3个层次，按照3∶4∶4的比例抽取，即每个样本村较高收入家庭30%，平均收入家庭40%，较低收入家庭30%；女性被调查者不少于40%；村干部家庭不超过30%；并充分考虑调查群体的年龄分布。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80份，最后回收1870份。由于有些问卷填写空缺太多，剔出这些无效问卷，最终有效问卷为1672份。
2 节约耕地型与节约劳动型技术采用率调查
2.1 农户对节约耕地型技术与节约劳动型技术作用的认知
从表1可知，平原地区农户认为节约耕地型技术作用极大的比例为26.8%，明显低于山地和丘陵地区农户认为节约耕地型技术作用极大的比例；丘陵地区农户认为节约耕地型技术没有作用的比例为17.11%，平原地区农户认为节约耕地型技术没有作用的比例高达22.77%，均高于山地地区农户认为节约耕地型技术没有作用的比例。从本次调查来看，平原地区每个农户家庭平均拥有5.73亩耕地，丘陵地区每个农户家庭平均拥有4.44亩耕地，山地地区每个农户家庭平均拥有3.37亩耕地。由于不同地区农户家庭平均耕地拥有量的差异，其生产的主要目的就会有所不同，山地地区农户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温饱，平原地区农户生产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收入。因此，山地地区农户比平原和丘陵地区农户更关注节约耕地型技术，对节约耕地型技术的理解更深刻。
调查结果显示，平原地区农户对节约劳动型技术作用最为认可，认为作用大或极大的比例达69.54%；山地地区农户对节约劳动型技术作用的认知率次之，认为作用大或极大的比例达64.76%；山地地区农户对节约劳动型技术作用的认知率最低，认为作用小或没有作用的比例高达41.7%（见表2）。这是因为平原地区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好，农业机械化的水平较高，农户对节约劳动型技术效益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山地和丘陵地区虽然农业机械化水平逐年提高，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导致技术效益无法充分发挥，影响了农户对节约劳动型技术的理解。
2.2 节约耕地型技术与节约劳动型技术的采用率
从表3可知，23.5%的农户采用节约耕地型技术，其中山地地区农户采用节约耕地型技术的比例最高，为33.55%，丘陵地区农户采用节约耕地型技术的比例次之，为27.85%，平原地区农户采用节约耕地型技术的比例最低，为19.4%。这说明：一是大部分农户没有采用节约耕地型技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主要考虑的是增收，而不是简单的增产；二是村庄所在地区地形不同，农户对节约耕地型技术的采用情况也不同。由山地到丘陵再到平原，农户采用节约耕地型技术的比例逐次下降。调查结果表明，60.41%的农户采用节约劳动型技术，其中平原地区农户采用节约耕地型技术的比例最高，为74.6%，丘陵地区农户采用节约劳动型技术的比例次之，为52.01%，山地地区农户采用节约耕地型技术的比例最低，为19.22%（见表4）。这说明：一是大部分农户都采用了节约劳动型技术。随着劳动力机会成本的提高，农户采用节约劳动型的技术是节约成本的明智之选；二是村庄所在地区地形不同，农户对节约劳动型技术的采用情况也不同。由山地到丘陵再到平原，农户采用节约劳动型技术的比例逐次上升。
3 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实证分析
3.1 基本假设与模型选择
根据前面的分析，本研究以“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本村地形”、“专业技能”、“社会公职”、“耕地面积”、“家庭人均收入”、“技术作用认知”、“参加技术培训”、“借款难易”、“出村频率”为自变量，以农户是否采用节约耕地型技术（高产品种）和节约劳动型技术（机耕技术）为因变量，采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技术采用的因素进行分析（具体指标见表5）。运用SPSS13.0的二项Logistic回归进行统计分析。
3.2 变量的选择与赋值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农户是否采用节约耕地型技术（高产品种）和节约劳动型技术（机耕技术）受所自然、经济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具体选择方法见表5。
3.3 技术采用模型
Logistic函数模型能有效地将回归变量的值域限定在［0，1］之间，特别适用于因变量为二项分类的资料。所以，本研究的模型的因变量即农户选择技术的意愿为“0”或“1”，而且用概率来表示这一变化，下面为Logistic的概率函数模型：
pi=F(y)=F(β0+∑ni=1βixi)=
1
1+exp-(β0+∑ni=1βixi)
（1）
（1）式中，pi表示农户采用技术的概率（采用=1，不采用=0）；y是因变量，表示农户是否采用技术（采用=1，不采用=0）；βi表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n表示影响因素的个数；xi是自变量，表示第i种影响因素；β0表示回归方程的常数。
3.4 两种技术采用行为的比较分析
分别对节约耕地型技术（高产品种）和节约劳动型技术（机耕技术）采用行为采用全部变量进行二项Logistic回归，结果如表6、表7所示。
从表6可以看出，在高产品种采用行为模型中，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有常数项和6个变量，方程拟合度很好，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户主年龄”、“耕地面积”、“技术作用认知”、“出行频率”对农户采用高产品种有较为显著的正向作用。“本村地形”、“家庭人均收入”对农户采用高产品种有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从表7可以看出，在机耕技术采用行为模型中，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有常数项和7个变量，方程拟合度很好，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本村地形”、“专业技能”、“耕地面积”、“技术作用认知”、“借款难易”、“出行频率”对农户采用机耕技术有较为显著的正向作用；“参加技术培训”对农户采用机耕技术有较为显著的负向作用。
（1）本村地形是影响农户采用高产品种与机耕技术的关键因素。对于高产品种而言，本村地形的符号为负，说明从山地到丘陵再到平原，农户采用高产品种的积极性逐渐降低，原因在于，从平原到丘陵再到山地，农户参加其他非农产业的机会越来越少，粮食生产作为收入来源的作用较大，因此农户通过采用高产品种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动机愈来愈强烈。对于机耕技术而言，本村地形的符号为正，说明从平原到丘陵再到山地，农户采用机耕技术的积极性逐渐降低，原因在于，从山地到丘陵再到平原，农户参加其他非农产业的机会越来越多，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因此农户通过采用机耕技术节约劳动力的动机愈来愈强烈。此外，从山地到丘陵再到平原，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也是促进农户采用机耕技术的重要原因。
（2）耕地面积是影响农户采用高产品种与机耕技术的重要因素。中国农户的耕地规模过小，绝大多数处于规模经济效应递增阶段，耕地规模越大，经济效应就越高。因此，耕地面积增加有利于农户做出采用高产品种与机耕技术的选择。
（3）技术作用认知是影响农户采用高产品种与机耕技术的重要因素。实证分析表明，农户认为高产品种与机耕技术对农业生产经营的作用越重要，越倾向于采用该技术。其中，机耕技术的检验结果很显著，高产品种的检验结果较为显著。农户普遍认为，采用高产品种，可以提高产品产量，但实际上通过调查发现，让农户对高产品种进行选择时，有33.8%的农户由于种子价格高而不愿采用，有66.2%的农户愿意采用，其中部分农户会根据往年粮食收购价格高低确定是否采用。这说明，农户尽管对技术重要性的认知是正确的，但可能出于整体收益的考虑而拒绝采用。这可能是导致高产品种的检验结果不是很显著的原因。
（4）出行频率是影响农户采用高产品种与机耕技术的重要因素。如果外出越频繁，农户接触技术信息的机会越多，有利于加深农户对技术效益的理解，从而更倾向于采用高产品种与机耕技术。
（5）户主年龄是影响农户采用高产品种的重要因素。年龄大的户主，习惯于常规种植方式，倾向于沿用先前的种植品种，采用高产品种的意愿不强烈。而年龄较小的户主，缺乏种植经验，容易接受并采用高产品种。
（6）专业技能是影响农户采用机耕技术的重要因素，但对农户采用高产品种的负向影响不大。户主拥有专业技能，可以有另外的收入来源。放弃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而从事农业生产，对农户来说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抉择过程。采用机耕技术，可以节约劳动力，从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户克服这一困难。而采用高产品种解决不了劳动力分配问题。此外，从事农业的收益一般低于从事需要专业技能工作的收益。因此，专业技能可能会阻碍农户采用高产品种。
（7）家庭人均收入对农户采用高产品种的负向影响显著。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户对“增产不增收”、“谷贱伤农”等现象有了较多的切实感受，对高产品种的选择发生质的变化。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户由于有其他收入来源，不愿意承担“增产不增收”的风险。因此，对高产品种不感兴趣。经济状况较差的农户基本没有其他收入来源，通过增加产量来增加收入的愿望强烈。因此，具有最强烈的采用高产品种的欲望。
（8）参加技术培训对农户采用机耕技术的负向影响显著。农户参加培训，会加深对机耕技术的了解，并且通过培训这个平台，农户之间可以相互交流、相互效仿，产生很强的推广效益，从而激励农户采用机耕技术。但是各地技术培训的内容主要是种植技术、养殖技术、无公害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等技术，基本不包括机耕技术，当培训次数过多时，会产生其他技术对机耕技术的替代效应，导致参加技术培训对农户采用机耕技术产生负向影响。
（9）借款难易是影响农户采用机耕技术的重要因素。农户在采用机耕技术时需要承担一定的成本，如果农户能很容易借到款，就会减少后顾之忧，增加采用机耕技术的可能性。
4 结论及启示
4.1 结论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大多数农户采用了节约劳动型技术，有60%以上的农户采用了机耕技术。大部分农户在农业生产中已经接触和使用了新机械，对科技的作用已经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进而积极采用节约劳动型技术。但是，仍然还有大约40%的农户出于生产习惯和过往的失败经验等原因，对农业生产中科技作用的认识存在不足或偏差而拒绝采用节约劳动型技术。第二，节约耕地型技术的采用率较低，只有23.5%的农户采用高产品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越来越倾向于用优质农产品技术代替高产品种。第三，具有不同家庭特征、外部环境特征的农户基于技术自身特征差异会表现出不同的技术采用行为。这具体表现为，同一变量对农户采用不同属性技术的影响各不相同。“本村地形”、“耕地面积”、“技术作用认知”、“出行频率”对节约耕地型技术（高产品种）和节约劳动型技术（机耕技术）采用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受教育程度”、“社会公职”对节约耕地型技术（高产品种）和节约劳动型技术（机耕技术）采用均没有显著影响；“户主年龄”、“专业技能”、“家庭人均收入”、“参加技术培训”、“借款难易”对一种技术的采用影响显著，对另一种技术的采用则影响不显著。
4.2 启示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会不断升高，未来我国农业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应该是大力发展节约劳动型技术，以适应广大农村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需要。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应进一步提高宣传推广农业科技的针对性。例如，有专业技能的农户，更倾向于采用节约劳动型技术，因而可将宣传农业科技的重点放在没有专业技能的农户身上，促进他们采用节约劳动型技术。此外，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公共教育的投资力度，提高农村整体教育水平，为农业技术的应用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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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Between Peasant Households in Applying LandSaving Techniqueand LaborSaving Technique
LUO Xiaofeng
(College of Econoomics ＆ Management,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China)
论文摘要阐述少、免耕栽培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适宜推广区域及模式，论述该项技术的优势，并介绍推广该项技术的措施，以指导该项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应用。
少、免耕栽培保护性耕作技术是一项集保护性耕作与轻型简约栽培于一体的先进适用技术，通过少、免耕，秸秆残茬覆盖，合理深松，化学除草灭虫，达到保水、保土、保肥、抗旱增产、节本增效的目的，体现了发展优质、高产、节本、高效以及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内涵，是农业部“十一五”期间重大推广技术之一。
1少、免耕栽培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适宜推广区域及模式
（1）高原风沙区。推广一年一作小杂粮技术体系，采用留茬固土、免耕覆盖、轮作倒茬等保护性耕作技术措施。该区域要在改善耕地质量的过程中，实现控制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
（2）丘陵山区。推广一年一作玉米技术体系，普及实施免耕播种、秸秆覆盖、中耕除草等保护性耕作技术措施。在重点实现培肥地力、稳产高产的同时，达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条件的目标。
（3）盆地周围山区。推广一年一作小麦、小麦—豆类一年两作、小麦—玉米—豆类两年三作技术体系，实施免耕播种、秸秆覆盖、化学除草、深松浅松等保护性耕作技术措施。重点解决好治旱改土、保护生态、提高粮食品质。
（4）平川盆地区。推广一年一作玉米、小麦—玉米两茬平作水、旱地技术体系。在水、旱地上普及应用免耕播种、多种形式秸秆覆盖、浅松、深松、化学除草为主要内容的机械化保护性耕作措施。立足于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旱地水地并举，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效益。
（5）丘陵盆地区。推广小麦—豆类一年两作、小麦—玉米—豆类两年三作技术体系。推广普及秸秆覆盖、免耕播种等技术，以达到蓄水保水、治旱改土，培肥地力，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土地产出率。
2少、免耕保护性耕作栽培技术优势
（1）有效地减少了水土流失和土壤风蚀，改善了生态环境。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小麦免耕栽培试验区试验表明，试验区地表径流量比传统耕作减少51.2%，土壤蓄水能力比传统耕作提高11%～17%；寿阳玉米免耕试验区，地表径流量减少55%，土壤流失量减少95%，土壤蓄水能力提高9%～15%。根据初步估算，如果山西的440万公顷耕地全部实施少、免耕保护性耕作栽培，每年减少土壤流失量可达9520万吨，占全省水土流失量最大值的70%，这就能解决山西大部分地区的水土流失问题。另一方面，少、免耕保护性耕作对农田不再进行耕翻、耙耱等作业，实施作物残茬覆盖和留茬固土，能有效地减少土壤风蚀，可有效遏制沙尘暴的发生。
（2）少、免耕保护性耕作技术能有效增强抗旱能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所有少、免耕保护性耕作示范区都能获得增产，而且越旱的年份增产幅度越大。2002年全省19.27万公顷示范面积，年粮食总产量达到89万吨，平均产量5138.1kg/hm2，比对照田增加19.57%，比2001年增加25.24%。尧都区是山西中澳项目试验区，也是部级少、免耕保护性耕作示范推广基地，2000年在全区降雨量仅为328.1mm的特大干旱情况下，少、免耕栽培的保护性耕作试验区小麦产量达到2340kg/hm2，而传统耕作的只有1110kg/hm2，增产幅度达到110%；2003年项目区小麦产量达3600kg/hm2，比传统耕作区增产20%。潞城市免耕栽培的保护性耕作示范推广基地，2002年保护性耕作玉米产量8874kg/hm2，比传统耕作区增产13.5%。
（3）少、免耕保护性耕作技术能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据我们对7个重点示范基地的调查，少、免耕保护性耕作栽培比传统耕作作业次数减少1～7次，且减少了人畜作业量，农业生产成本比传统耕作减少11.4%～28.3%，粮食产量增加15%～18%。由于产量增加和成本降低，粮食生产的效益显著提高，平均纯收入比传统对照区提高1350～3000元/hm2，对增加农民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通过少、免耕保护性耕作栽培能够有效地培肥地力，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减少天然降雨冲刷和土壤的流失量。寿阳试验区玉米试验表明，玉米少、免耕保护性耕作区土壤有机质含量年平均增加0.046%，比传统耕作区增加35.74%，水解氮增加6.55%，速效磷增加16.4%，速效钾增加10.17%；尧都区小麦少、免耕保护性耕作试区土壤有机质含量年平均增加达到0.065%。3少、免耕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的措施
（1）从实际出发，在引进国外先进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同时，结合本地实际，选择具有不同耕作制度、自然条件和种植作物建立长期稳定的少、免耕保护性耕作试验基地，对少、免耕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机理、技术体系、生产成本和应用效果作长期的试验研究，逐步形成和确立适合本地不同地区的一年一作玉米、一年一作小麦、小麦—豆类一年两作和小麦—玉米—豆类两年三作的少、免耕保护性耕作技术体系，这些技术模式都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
（2）建立科学的运作机制，抓好典型示范，由于少、免耕保护性耕作农业与传统耕作农业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让农民通过试验区的效果认识和掌握少、免耕保护性耕作技术。
（3）坚持农机、农艺结合，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少、免耕保护性耕作的农艺技术，是靠农业机械实施到位的，因此少、免耕保护性耕作机具必须满足农艺技术要求，重点是在有作物残茬覆盖的情况下，保证播种质量和不翻耕的情况下如何除草。另一方面，少、免耕保护性耕作是一项不同于传统耕作技术的新的耕作方式，要研究新的农艺规范，使农机与农艺互相适应，互相促进，潜力很大，前景广阔。
（4）坚持连年实施，避免短期行为。少、免耕保护性耕作能够有效地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减少径流、提高土壤肥力，但要达到这个效果就必须连续坚持数年，不得间断。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少、免耕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预期效果。据临汾市尧都区连续9年对采用少、免耕保护性耕作示范的小麦地调查，土壤有机质含量1992年为0.895%，2000年达到1.37%，这是一个逐步的量变过程。
（5）强化培训，普及少、免耕保护性耕作知识。少、免耕保护性耕作是一项集成组装的综合性技术，需要综合运用秸秆还田、化学灭草、合理深松、化肥深施、精量播种和免耕播种等技术。多年来，示范区对少、免耕保护性耕作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到少、免耕保护性耕作的发展速度与质量。举办保护性耕作技术短期培训会议、讲座，对项目区的主要管理人员、技术骨干，从技术原理、操作规范、技术经济分析等方面进行技术培训，并安排实施项目区农户、农机手、技术人员的培训计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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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
中国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农业起源于没有文字记载的的远古时代，它发生于原始采集狩猎经济的母体之中。在我国的古史传说中有所谓“神农氏”。据说神农氏之前，人们吃的是爬虫走兽、果菜螺蚌，后来人口逐渐增加，食物不足，迫切需要开辟新的食物来源。神农氏为此遍尝百草，备历艰辛，多次中毒，又找到了解毒的办法，终于选择出可供人们食用的谷物。接着又观察天时地利，创制斧斤耒耜，教导人们种植谷物。于是农业出现了，医药也顺带产生了；同时人们还掌握了制陶和纺织的技术。这种传说是农业发生和确立的时代留下的史影。现代考古学为我们了解我国农业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状况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目前已经发现了成千上万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遗址，遍布在从岭南到漠北、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的辽阔大地上，尤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最为密集。著名的有距今七八千年的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以种粟为主的农业聚落，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以种稻为主的农业聚落，以及稍后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等。近年又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岩等地发现距今上万年的栽培稻遗存。由此可见，我国农业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年以前，到了距今七八千年，原始农业已经相当发达了。
从世界范围看，农业起源中心主要有3个：西亚、中南美洲和东亚。东亚起源中心主要就是中国。中国原始农业具有明显的特点。在种植业方面，很早就形成北方以粟黍为主、南方以水稻为主的格局，不同于西亚以种植小麦、大麦为主，也不同于中南美洲以种植马铃薯、倭瓜和玉米为主。中国的原始农具，如翻土用的手足并用的直插式的耒耜，收获用的掐割谷穗的石刀，也表现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色。在畜养业方面，中国最早饲养的家畜是狗、猪、鸡和水牛，以后增至所谓“六畜”（马、牛、羊、猪、狗、鸡），不同于西亚很早就以饲养绵羊和山羊为主，更不同于中南美洲仅知道饲养羊驼。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作物和畜禽起源中心之一。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原始农业是从采集渔猎经济中直接发生的，种植业处于核心地位，家畜饲养业作为副业存在，随着种植业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以采集狩猎为生活资料的补充来源，形成农牧采猎并存的结构。这种结构导致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与定居农业相适应，猪一直是主要家畜，较早出现圈养与放牧相结合的饲养方式；游牧部落的形成较晚。同时，我国又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总之，中国农业是独立起源、自成体系的。中华文明建立在自身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一度流传的所谓“中华文明西来说”不符合历史实际。
从中国自身的范围看，农业也并非从一个中心起源向周围扩散，而是由若干源头发源汇合而成的。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各有不同的起源；华南地区的农业则可能是从种植薯芋类块根块茎作物开始的。即使同一作物区的农业也可能有不同的源头。在多中心起源的基础上，我国农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基于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差异，经过分化和重组，逐步形成不同的农业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成为不同民族集团形成的基础。中国古代农业，是由这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农业融汇而成，并在他们的相互交流和碰撞中向前发展的。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多元交汇”。
（2）中国精耕细作农业形成发展的诸阶段
农业可以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等不同的历史形态，它们是依次演进的。使用木石农具、砍伐农具占重要地位，刀耕火种，撂荒耕作制，是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它基本上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相始终。传统农业以使用畜力牵引或人力操作的金属工具为标志，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上，而以铁犂牛耕为其典型形态。我国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夏朝进入阶级社会，黄河流域也就逐步从原始农业过渡到传统农业。从那时起，我国农业逐步形成精耕细作的传统，以此为基本线索，可以把中国传统农业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夏、商、西周、春秋是精耕细作的萌芽期，黄河流域的沟洫农业是其主要标志。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青铜农具，尤其是开垦用的青铜钁和中耕用的钱（青铜铲）和镈（青铜锄）逐步应用于农业生产，但仍大量使用各种木石骨蚌农具，尤其是木质耒耜仍然是主要耕播工具。人们较大规模地在河流两岸的低平地区开垦耕地，为了防洪排涝建立起农田沟洫体系，与此相联系，垄作、条播、中耕技术出现并获得发展，选种、治虫、灌溉等技术亦巳萌芽，休闲制逐步取代了撂荒制。为了掌握农时，人们除了继续广泛利用物候知识外，又创造了天文历。使用耒耜挖掘沟洫导致两人协作的耦耕成为普遍的劳动方式，沟洫和与之相联系的田间道路把农田区分为等积的方块，为井田制的实行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耒耜、耦耕和井田制三位一体，成为中国上古农业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重要特点。不过，这一时期农田的垦辟仍然有限，耕地主要集中在各自孤立的城邑的周围，稍远一点就是荒野，可以充作牧场，所以畜牧业有较大发展地盘。未经垦辟的山林川泽还很多，从而成了这一时期特有的以保护利用山林川泽天然资源为内容的生产部门——虞衡。人工养鱼和人工植树发生了，还出现了园圃的萌芽和开始饲养水禽（鸭、鹅）。这一时期，我国北部、西部和东部某些地方出现了游牧部落，最先强大起来的是被称之为西戎的游牧或半游牧部落群，他们由甘青地区向中原进逼，迫使周王室从镐（今陕西西安西南）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形成“华夷杂处”，即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错杂并存的局面。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农业虽然还保留了它所由脱胎的原始农业的某些痕迹，但无论工具、技术、生产结构和布局都有很大进步和变化，精耕细作技术已在某些生产环节出现。
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是精耕细作技术成型期，主要标志是北方旱地精耕细作体系的形成和成熟。
我国大约从春秋中期开始步入铁器时代，奴隶社会也逐步过渡到封建社会，并在秦汉时期形成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帝国。全国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中下游。铁农具的普及和牛耕的推广引起生产力的飞跃，犂、耙、耱、耧车、石转磨、翻车、扬车等新式农具纷纷出现，黄河流域获得全面开发，大型农田灌溉工程相继兴建。铁器的普及使精耕细作技术的发展获得新的坚实的基础。连种制逐步取代了休闲制，并在这基础上形成灵活多样的轮作倒茬方式。以防旱保墒为中心，形成了耕—耙—耱—压—锄相结合的旱地耕作体系。施肥改土受到了重视。传统的品种选育技术臻于成熟。农业生物技术也有较大发展。中国传统历法特有的二十四节气形成，传统指时体系趋于完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林业、畜牧、蚕桑、渔业等均获得全方位发展。北方草原骑马民族崛起，进入中原的“戎狄”却融合于农耕民族，形成了大体以长城为分界的农区与牧区分立对峙的格局。在分裂时期的魏晋南北朝，北中国农业生产由于长期战乱受到破坏，南方的开发却由于中原人口的大量南移进入新的阶段，精耕细作传统没有中断，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在特殊条件下加速进行。作为丰富的农业实践经验的总结，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吕氏春秋·任地》等3篇以及《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等杰出农学著作。
隋、唐、宋、辽、金、元是精耕细作的扩展期，主要标志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成熟。
建立在南方农业对北方农业历史性超越基础上的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中国封建时代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肇始于魏晋南北朝，唐代是重要转折，至宋代进一步完成。“灌钢”技术的流行提高了铁农具的质量，江东犂（曲辕犂）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犂臻于完善，水田耕作农具、灌溉农具等均有很大发展。在这基础上，水田耕作形成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体系。这一时期南方小型水利工程星罗棋布，太湖流域的塘埔圩田则形成体系，梯田、架田、涂田等新的土地利用方式逐步发展起来。复种虽然在这以前巳零星地出现，但直到宋代才有了较大的发展，其标志是南方（主要是长江下游）水稻和麦类等“春稼”水旱轮作一年两熟制度的初步推广。通过施肥来补充和改善土壤肥力也被进一步强调。农作物品种、尤其是水稻品种更加丰富。农业生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水稻跃居粮食作物首位，小麦也超过粟而跃居次席，苎麻地位上升，棉花传人长江流域。茶树、甘蔗等经济作物也有发展。传统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大牲畜饲养业由极盛而渐衰，但猪、羊、家禽饲养仍有发展，耕牛继续受重视，养鱼业有新的发展。这一时期农业科技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也得到了总结，陈旉《农书》和王桢《农书》、《农桑辑要》是其代表作。
明清是精耕细作深入发展期，主要特点是适应人口激增、耕地吃紧的情况，土地利用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由于封建地主制的自我调整，明淸封建经济继续有所发展，并孕育着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国家统一、社会空前稳定、精耕细作技术的推广等因素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人口的空前增长又导致了全国性的耕地紧缺，以至在粮食单产和总产提高的同时，每人平均占有粮食数量却呈下降趋势。为了解决民食问题，人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开辟新的耕地，另一方面致力于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更充分地利用现有农用地。内地荒僻山区、沿江沿海滩涂、边疆传统牧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成为主要垦殖对象。传统农牧分区的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耕地面积有了较大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对森林资源和水资源的破坏，加剧了水旱灾害。本时期江南地区的稻麦两熟制巳占主导地位，双季稻的栽培由华南扩展到华中，南方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三季稻栽培。在北方，两年三熟制或三年四熟制已基本定型。为了适应这些复杂的、多层次的种植制度，品种种类、栽培管理、肥料的积制和施用等技术均有发展。低产田改良技术有新创造。在江浙和广东某些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出现陆地和水面综合利用，农—桑—鱼—畜紧密结合的基塘生产方式，形成高效的农业生态系统。但农业工具却甚少改进。原产美洲的玉米、甘薯、马铃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为我国人民征服贫瘠山区和高寒山区，扩大适耕范围，缓解民食问题做出重大贡献。棉花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推广，引起了衣着原料划时代的变革。花生和烟草是新引进的两种经济作物。甘蔗、茶叶、染料、蔬菜、果树、蚕桑、养鱼等生产均有发展。出现了一些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和商品粮基地。若干地区间形成了某种分工和依存关系。这一时期，总结农业生产技术的农书很多，大型综合性农书以《农政全书》、《授时通考》为代表，地方性农书如《补农书》、《知本提纲》等具有很高价值，代表了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
二、“精耕细作”的内涵
“精耕细作”这个词，人们在谈论中国农业和农业史时经常使用，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在古书中只有“深耕疾耨”、“深耕熟耘”等提法，这虽是精耕细作内容之一，但并不等同于精耕细作。精耕细作一词出现于晩清。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一概念日益广泛地被人们使用。所以，它是现代人对中国传统农业精华的一种概括，指的是传统农业的一个综合技术体系。这一技术体系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包括改善农业环境和提高农业生物生产能力的一系列技术措施，并以“三才”理论为其指导思想。
（1）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
扩大农用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农用地的产量（即土地生产率）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两条途径。随着人口的增加，中国历代都在扩大耕地面积和农用地范围，并创造了圩田、涂田、梯田等多种土地利用方式。但不晚于战国时代，人们已经认真考虑如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把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放在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上。如战国初年李悝指出“勤谨治田”亩产可提高20%，他的“尽地力之教”，就是要发挥土地生产潜力，提高土地生产率。要通过提高单产来提高总产，就不能盲目扩大经营规模。从先秦诸子到历代的农学家，无不强调集约经营、少种多收。这种主张的产生不单纯因为人口增加，耕地紧缺和小农经济力量薄弱；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集约经营、少种多收，比之粗放经营、广种薄收，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人力财力的使用上，都是更为节省的。明末《沈氏农书》引老农的话说：“三担也是田，两担也是田，五担也是田，多种不如少种好，又省气力又省田。”
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夏、商、西周，休闲制代替了原始农业的撂荒制，出现了畎亩结合的土地利用方式。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连种制取代了休闲制，并创造了灵活多样的轮作倒茬和间作套种方式；隋唐宋元，水稻与麦类等水旱轮作一年两熟的的复种有了初步的发展。明淸，除了多熟种植和间作套种继续发展以外，又出现了建立在综合利用水土资源基础上的立体农业的雏形。上述土地利用方式的依次进步，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各个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农业的基础种植业是依靠绿色植物吸收太阳光能转化为有机物质的。我国传统种植制度的特点是多熟种植和轮作倒茬、间作套种相结合，一方面尽量扩大绿色植物的覆盖面积，以至“种无闲地”；另一方面，尽量延长耕地里绿色植物的覆盖时间，以至“种无虚日”，使地力和太阳能得到充分的利用，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至于在水土资源综合利用基础上多种生物共处和多层次配置的“立体农业”，对土地、资源和太阳能的利用就更为充分，而单位农用地产出的数量、质量和品种也更为丰富了。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攻方向，也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基础和总目标。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与精耕细作是互为表里的。
（2）改善农业环境和提高农业生物生产力的种种措施
从农业的总体来分析，农业技术措施可以区分为两部分，一是适应和改善农业生物生产的环境条件，二是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我国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包括这两方面的技术措施。
我国古代人民把农业生产的环境条件概括为“天”和“地”两个方面。古人的所谓“天”，尤其是农业生产中的所谓“天”主要是指气候，由于气候变化表现为一定的时序，所以又称为“天时”或“时”。 农业是人指导的自然过程，是以自然界生物的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长、发育、成熟、繁衍都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主要处于北温带，四季分明，这种情形就更为明显。中国古代农时意识之强烈世所罕见。《尚书·尧典》说“食哉唯时”，表明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把握农时对以食物生产为中心的农业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农业生产首先要与气候的年周期节律保持一致。中国古代，虽然在园艺和花卉的促成栽培上已经懂得创造和利用局部的人工小气候，但总的说来还不可能控制和改变大的气候环境，所以人们总是强调对它的自觉适应和充分利用，“不违农时”、“勿失农时”成为全民的共识。这些要求推动了历法的进步，逐渐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长期指导农业生产的二十四节气。不过中国古代对农时的掌握不是采取单一的手段，而是综合考虑物候、天象、气象、节气等多种因素，形成一个指时体系；其中尤以二十四节气与物候的结合相互补充最具特色。
农业环境中“地”（土壤、地形等）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我国古代人民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并自觉地把改造农业环境的努力侧重在土地上，在实践中形成很有特色的“土宜论”和“土脉论”。“土宜论”建立在对各类不同土壤的特性以及土地与植物关系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它要求人们按不同的土壤、不同的土类和不同的地区特点来发展农业生产。“土脉论”把土壤看作有气脉的活的机体，它可以追溯到西周晚期。中国传统农业关于土壤肥力可以变动和通过人工培肥可以使“地力常新壮”的理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在“土宜论”和“土脉论”的指导下，人们综合运用耕作、施肥和灌溉等措施，不但给作物生长创造了良好的土壤环境，而且把大量条件差、产量低的土地改造成良田。耕、耙、耱、压、锄相结合的北方旱地耕作技术，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南方水田耕作技术成为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田施肥起源很早，而且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到了“惜粪如惜金”的地步。肥料来源除天然肥和绿肥以外，包括人们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废弃物。《沈氏农书》说：“作家第一要勤耕多壅，少种多收。”简明地概括了中国传统农业中的若干基本特点。中国古代农业又很重视发展农田灌溉，不同于古代欧洲收成取决于天气好坏。合理排灌也是改善土壤环境的重要措施，这方面有先秦的农田沟洫、战国以后的灌淤压碱，南方稻作的烤田技术等。用地养地相结合是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我国古代土地之所以利用率不断提高而地力长久不衰，被世人视为奇迹，主要就是依靠建立在土宜论和土脉论基础上的合理的耕作、施肥、灌溉和栽培等综合措施，而不是依靠什么黄土的“自行肥效”。
中国古代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的主要途径有二，一是通过驯化、引进、育种相结合来取得高产优质的作物和禽畜品种，二是根据农业生物的特性采取相应的增产措施。在良种选育方面，采取了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种内杂交和种间杂交等多种手段，成绩斐然。其中田间穗选与单种、单收、单藏、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相配合的系统选育法，把育种、繁种、和保纯复壮结合起来，最有特色。又注意到外部形态与内部特性的相关性，畜禽繁育与外界环境的协调。中国古代农业在长期发展中培育和积累了丰富的作物与畜禽品种资源，成为最可宝贵的农业遗产之一。“因物制宜”，是中国传统农业的重要原则之一。它建立在对各种农业生物的形态、习性及其对外部环境的要求深入细致观察的基础上。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传统农学对农业生物内部（如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不同生长部位和生育时期）、生物群体中同一生物不同个体和不同种类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有着深入的认识，并巧妙地加以利用，趋利避害，使之向人类所需要的方向发展。这些生物技术措施，比之土壤耕作措施，意义可能更为重大，影响可能更为深远。
（3）“三才”理论——精耕细作的指导思想
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但它不局限于单纯经验的范围，而是形成自己的农学理论。这种农学理论是在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表现为若干富于哲理性的指导原则，因而又可称为农学思想，“三才”理论是它的核心和总纲。“三才”指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该词最初出现在《易传》中。人们认为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是由天、地、人三大要素构成的，并把世间一切事物都放到这样一个大框架中去考察。中国古农书无不以“三才”理论为其立论的依据。这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成稼、天、地、人诸因素组成的整体，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各个方面。例如土脉论、地力常新壮论、有风土而不唯风土论、三宜原则等，都是从“三才”理论中派生出来的。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人们看到了生物体这一部位与那一部位之间、这一生育阶段与那一生育阶段之间的关联，看到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生物之间的关联，并加以利用。也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我国古代农业重视农业系统中废弃物质的再利用。在“三才”理论系统中，人不是以自然主宰者的身份出现的，而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因而产生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农业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有其客观规律性。人类可以干预这一过程，使它符合自己的目标，但不能驾凌于自然之上，违反客观规律。因此，中国传统农业总是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即所谓“三宜”，把这看作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循的原则。但人在客观规律面前并非无能为力；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就有了主动权，可以“盗天地之时利”，可以“人定胜天”。“三才”理论是精耕细作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精耕细作的基本要求是在遵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争取高产。精耕细作重视人的劳动（“力”），更重视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知”）。上文谈到一系列精耕细作技术，都是建立在对农业生物和农业环境诸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观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这大概没有比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中表现得更为典型的了。“三才”理论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晶。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升华。它是在我国古代农业实践中产生，并随着农业实践向前发展的。
总之，精耕细作是指以土地的集约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内涵丰富的一个农业科学技术体系。天人相参、天人相协是它的灵魂和精髓。
由于中国传统农业实行精耕细作，单位面积产量比较高。在精耕细作形成的战国时代，粮食亩产二石已有一定的普遍性，比西周亩产一石或一石多增长60~100%。西欧粮食收获量与播种量之比，据罗马时代《克路美拉农书》记载为4~5倍，据13世纪英国《亨利农书》记载为3倍。而从《齐民要术》看，我国6世纪粟的收获量为播种量的200~24倍，麦类则为200~44倍。据《补农书》记载，明末清初浙江嘉兴、湖州地区水稻最高产量可达4~5石，合今毎市亩910~1125斤，比二十世纪末美国加州的产量还高。我国古代农业的生产率，无疑达到了古代世界农业的最高水平。
精耕细作技术首先是在种植业中形成的，在大田生产和园艺生产中表现尤为突出。但在发展过程中，其基本精神也贯彻到农业生产的其他领域中。畜牧、蚕桑、养鱼、林木等生产各有特点，但集约经营、精细管理，通过改善农业环境提高农业生物品质的途径、尽量增加每个生产单位的产出量，则是一致的。至于园艺中分化出来的花卉、园林、盆景和观赏鱼培育等，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艺术化了。
三、“精耕细作”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我们试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1）从自然环境及人对自然环境的应对看精耕细作的形成和发展
农业生产是以生物的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它直接在自然的环境中进行，自然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依以开展的地盘。农业伊始各地所驯养的动物和所培育的植物，显然是与各地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有关的。我国原始时代形成的北粟南稻的作物构成，直至唐宋才发生较大的变化，而原始时代即已驯养的“六畜”，一直延续至今。农区和牧区分野的形成，也是与这些地区分别宜于农业和牧业的发展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并非单纯的自然再生产，它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再生产，以人类对生物自然再生产过程的干预为其特征。因此，人们在农业生产中，一要适应自然条件，二要能动地改造自然条件。当然，这种改造不能脱离原来的基础，不能超越自然条件所许可的限度。我们把这种对自然条件的适应与改造的统一称之为“应对”。应该指出的是，人类适应与改造自然的能动性之发挥，并不以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前提。马克思曾经说过：“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的必然性，因而妨碍人的发展。”[1]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相对不利的自然条件，反而更能激发人们适应与改造自然的勇气和才智。我国主要处于温帯，地大物博，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广阔的发展余地。但我国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并不总是有利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严峻的。例如黄河流域中下游雨量并不充沛，而且降雨集中在秋季，春旱多风，秋季又容易发生涝灾，旱涝频仍，在历史上还存在过相当严重的内涝盐渍化的问题；而精耕细作农业恰恰在这一地区首先发生。
上文谈到，精耕细作萌芽于黄河流域的沟洫农业，而沟洫农业正是我国古代人民在改造黄河流域低洼盐碱地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上古时代的黄河流域从总体上看是半干旱的草原，但在河流两岸比较低洼的地区有较多的沮洳薮泽，形成气候相对温湿、植被相对丰富的局部生态环境。我国自原始社会末期起，农业向低平地区扩展，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干旱的威胁，却面临着如何排水洗碱、把低洼地改造成良田的突出问题，古代人民用修建沟洫体系的办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沟洫系统从挖掘田间的排水沟——“畎”开始，人们把沟土翻到田面上，形成长垄，称作“亩”。人们在这种畎亩农田上实行垄作，它为条播和中耕提供了基础。我国中耕技术出现很早，商周时中耕就备受重视，当时出现了专用的青铜中耕农具——“钱”和“镈”，它们由于广泛使用甚至发展为最早的金属铸币。是否实行中耕是中西传统农业重要的区别之一；日本学者称中国的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而与西欧的“休闲农业”相区别。中耕是以实行条播为前提的，而条播和中耕都是在垄作的形式下发展起来的。垄作、条播和中耕技术的结合，加上适当的密植，就可以形成行列整齐、通风透光的作物群体结构，使作物的生长由无序变为有序，这成为我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最初表现形态。可以说，精耕细作农业技术首先是我国古代人民在农业实践中“应对”自然条件而产生的。不独畎亩技术为然，形成并成熟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旱地“耕—耙—耢—压—锄”防旱保墒耕作体系，也是当地先民为了缓解黄河流域春旱多风的威胁而创造的。唐宋以来成为全国粮仓的长江下游精耕细作农业区，在《尚书·禹贡》所反映的战国时代是“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的，劳动人民为了克服低洼易涝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危害，经过长期摸索，建立了治水与治田相结合的塘埔圩田系统，发展了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才使这一地区的面貌彻底改变。我国农民改造利用盐碱地、干旱地、山区低产田等，有许多独特的创造，反映了我国人民适应和改造自然的勇气和智慧。
（2）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交流与精耕细作的形成和发展
农业是古代世界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从事不同类型的农业，成为区别不同民族的重要依据之一。我国古代农业不是象其他文明古国那样发生在自然条件单一的一隅之地，而是发生在十分宽广的地域内，它跨越寒温热三带，有辽阔的平原盆地，连绵的高山丘陵，众多的河流湖泊，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形成大大小小有相对独立性的地理单元。活动于不同地理单元的居民，基于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而形成的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往往是不同民族集团形成的基础。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构成博大恢宏的多元交汇体系。在这样一个农业体系中，中国古代人民的农业实践，无论广度和深度，在古代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各地区各民族人民丰富的农业实践，他们之间农业文化的交流和融汇，为精耕细作优良传统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基础。由于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在现今汉族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历史成果中，实际上包含了历史上许多民族的贡献在内；而少数民族农业的许多历史成果，也同样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例如，现今汉族人民的主食稻和麦，在我国首先是百越族和西部少数民族首先栽培的。对中华民族的健康做出特殊贡献的大豆，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跃居为主要粮食，与从东北地区的山戎传进“戎菽”有关。棉花、甘蔗、茶树、漆树等重要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的栽培利用，也以少数民族为早。对古代农业起革命作用的生产工具是铁器，而春秋时代冶铁业最发达的是苗蛮系统的楚国。最初的水利灌溉，大概也是从楚越等地发展起来的。汉唐良种马身上流动着西域蒙古等少数民族良种马的血液，汉唐畜牧业的兴盛直接与少数民族传进良种良法和优良饲料有关。西域的葡萄、瓜果、蔬菜传入中原，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物质生活和农业内容。而新疆灌溉农业则是汉族的屯丁和移民协同当地各族人民兴办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之所以首先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形成，与这里地处中原，便于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有关。例如，对北方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作了系统总结的《齐民要术》，就记载了许多少数民族首先培育或引种的作物或品种，其中出于“胡”（当时中原人对北部和西部游牧民族的泛称）地、冠以“胡”名的就有十几个之多；周边地区和周边民族的农业技术、牲畜种类、畜牧技术、农副产品加工等技术，也都在《齐民要术》中留下了印记。我国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既以南方土著民族长期积累的水稻栽培和资源利用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为基础，又与南迁的北方人带来的先进工具和技术有关，同样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农业文化交流和融汇的产物。正是这种交流与融汇，使精耕细作体系不断扩充它的地盘，不断丰富它的内容，使之成为覆盖宽广、影响深远，延续不断的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精耕细作是多元交汇体系的产物。
3、地主制经济下的小农经济与精耕细作形成发展的关系
社会经济制度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我国古代每次农业生产高潮的出现，都是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或调整分不开的。但农业生产并不单纯地受社会经济制度的制约。农业生产一定程度的发展，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建立或这种经济制度的调整提供了客观需要和物质基础，而这种经济制度建立和调整后，又反过来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形态的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精耕细作与封建地主制的关系正是如此。
精耕细作以“三才”理论为指导思想。“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作农业对象（“稼”）、农业环境（“天”和“地”）和作为农业主体的“人”相互联系的动的整体，不但要求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及其变化来确定不同的种植制度和生产内容，而且把精细的管理贯彻到从耕种到收获、保藏全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具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和较高的生产主动性的劳动者，是实行精耕细作的必要条件。精耕细作技术在沟洫农业中萌芽以后，产生了加强小农经济独立性的要求，它与西周以来“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的公田劳役制发生了深刻的矛盾，铁农具的逐步普及使这一矛盾更为尖锐。这是春秋战国以来一系列经济制度的变革、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形成深层原因之一。井田制瓦解后在小农分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庶民地主，可能采取的经营方式或剥削方式主要有3种：一是使用奴隶，二是使用雇工，三是使用佃农。事实上战国以后奴隶制和雇工制都有所发展，但始终没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租佃制开始时尽管并不显山露水，但却是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到了西汉中期已经明显地占了优势。这是为什么？重要原因之一是，分租的形式使农业劳动者有独立经济和一定的生产自主权，比之奴隶制和雇工制更能适应精耕细作农业的要求。
封建地主制的建立，反过来大大推动了精耕细作农业的发展，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从此进入了它成型、成熟和持续发展的时期。在我国封建地主制下，虽然与西欧中世纪农奴制下一样，农业生产主要是由个体农户经营的，但西欧中世纪农民是人身严格隶属于封建领主的农奴，份地比较固定，只有使用权，实行劳役地租，经营上受领主较多的干预和农村公社古老习惯的束缚。相比之下，我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农民人身相对自由，土地可以买卖，实行实物地租，经营比较自主，因此，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比西欧中世纪农奴为高。但在多子继承、土地可以买卖和兼并盛行的条件下，他们的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条件不稳定。这样，中国古代农民就有必要、有可能，而且也愿意用多投劳动、精耕细作的方法，争取在有限土地上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品。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我国封建地主制经济具有其特有的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再生能力，从唐宋以迄明清，地主经济制度一再进行了自我调整。在赋税制度方面，中唐时“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代替了以前“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制，至明中叶和清初，相继实行“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基本上取消了严重影响农民正常生产秩序的徭役制。在租佃制度方面，唐宋时代契约性租佃关系基本上取代了以前的私属性租佃关系，明中叶以后，定额租逐渐代替分成租居于主导地位，又出现了使佃农的土地使用权相对独立并有较大处置权的押租制和永佃制。这些调整加强了小农经济的独立性，使他们进行生产的条件获得某种改善，从而使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精耕细作农业继续获得发展。
封建地主制经济对精耕细作发展的影响，除了积极的一面外，也有消极的一面。由于地主阶级的租赋债利基本上攫取了农民的全部剩余产品乃至部分必要产品，处于生产第一线的大多数农民经常陷于贫困境地，难以扩大生产规模，缺乏采用高效大型农具的动力，因此，精耕细作只能向多劳集约的方向发展，以致劳动生产率不能与单位面积产量同步提高。而且相当一部分农民由于生产手段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没有条件精耕细作，只能实行粗放的经营。以上这些情况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4）人口增减、分布、转移与精耕细作形成发展的关系
农业生产与人口发展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中存在的这两种生产是相互制约的。人口的消长、转移和分布受多种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例如生产力发展状况、社会经济制度、统治阶级政策、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分布等等。在这各种因素中，农业生产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农业生产出维持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从而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或现实可能性。在我国古代社会中，人口的增长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大体同步。另一方面，人口的消长、转移和分布又反过来对农业生产发生重大影响。在手工操作为主的传统农业时代，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农业生产的最重要条件——劳动力，对于多劳集约的我国古代农业尤其如此。所以农业总是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发展起来，而人口的转移往往导致农业重心的转移。例如秦汉时代南方地旷人稀，实行“火耕水耨”的粗放经营，人口增加，这种粗放经营就遭到人们的责难，而魏晋以来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为南方精耕细作农业体系的形成准备了重要的条件。又以耕作制为例，撂荒制是以人烟稀少，有大量可垦荒地的存在为前提的。撂荒制转为休闲制，和人口增加有关。而连作制和复种制的发展，显然是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和耕地的相对不足。一般而论，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以人多地少为发展的重要条件。
从全国范围看，清代以前每人平均占有土地并不算少。汉唐人口最高只有5000多万，清初人口估计可能超过1亿。就明洪武二十四年人口数和垦田数看，每人平均占有耕地14.6亩，还谈不上人多地少。但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局部的相对的人多地少早就出现了。例如战国初年三晋地区就被称为“土狭而民众”，这既与经济发展有关，也是土地兼并造成的现象。[2]类似的局部的相对的人多地少的情况历代都有，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就是从这些“人多地少”的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的，因为这种情况迫使人们致力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单产。
到了清代，地主制经济制度的调整导致农业生产的高涨，这就为人口的激增提供了物质基础或现实可能性（当时人口的增长还与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摊丁入亩”、“滋生人口永不加賦”的政策有关）。这种全国性人多地少的格局形成以后，多熟种植及与其相关的农业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农业的精耕细作更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译本，第5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2] 春秋末年的墨子说过：“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楚晋越，若使此四国得意于天下，此皆十倍其国之众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余也。”（《墨子》卷5《非攻下》）入战国以来，黄河下游地区经济繁荣人口增加是事实，但不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三晋“土狭民稠”，是当时土地兼并造成的假象，所以孟子要呼吁“制民恒产”（《孟子·公孙丑上》）。
四、“精耕细作”与农业现代化
（1）中国传统农业的落伍和农业现代化的艰难起步
中国传统农业虽然曾经创造过历史的辉煌，但在近世逐步落伍了。这是一个隐蔽发生的过程。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茶叶和生丝的出口受到严重的挫折，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十九世纪末，许多朝野有识之士发出必须振兴农业的痛切呼吁，纷纷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农业科学技术，从此开始了中国农业现代化步履维艰的过程。
中国传统农业的落伍，既有农业科技外部的原因，也有农业科技内部的原因。外部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狭小、分散，制约了生产条件的改善、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它不但使精耕细作在多劳集约的轨道上滑行，而且使相当一部分劳力不足和生产条件恶劣的农民不可能实行精耕细作。有些为贫困所迫到僻远山区垦荒的农民，甚至采用原始的刀耕火种方式，这种现象在唐宋以后延绵不断，成为传统农业的历史赘疣。以精耕细作为重要内容的传统农学集中保存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撰写的农书中，它的基础原本主要是农民的生产实践，但在封建地主制下，相当一部分农民却不可能按照精耕细作的要求来从事生产，这就是传统农业的历史悖论。内部原因是中国传统农业科技自身的缺陷。它重综合而轻分析，重定性而轻定量，重应用轻机理，注意对农业生物和农业生态系统的外部特征及相互关系的观察和利用，而忽视对其自身要素和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中国古代人民善于在农业实践中进行观察并积累了丰富经验，有些农学家甚至已经注意到了农业生产中某些数量关系，但始终没有达到可控实验的水平，因此，中国传统农学缺乏精确的数据和精确的概念体系。它借用哲理性的概念（如“气”、“阴阳”等）阐述农业生产过程的机理。这些概念能较好地反映世间各种事物的统一性及其相互联系和转化，但又是模糊的、多义的，可以在自然与社会、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之间渗透的。它涵容丰富的内容，可以对各种事物作出左右逢源的解释，这些解释所反映的主要是事物共性的一面，却难以深入反映事物的特性；而且由于给人一种无所不适的满足，也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欧洲中世纪的农业技术是远远落后于我国的；但他们有希腊、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为求知而独立探索的传统，有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他们的思维方式虽拙于综合而长于分析。文艺复兴以来，理性精神昂扬，逐渐形成了建立在可控实验基础上的近代科学。相当于明末清初的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在农业技术上虽然仍然落后于我国，但在农业实用技术之外已出现了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当时已发明了光学显微镜，并用它发现了细胞，观察研究了植物的授精过程，揭示了生物生命过程的奥秘，从而酝酿着生物学和农学的飞跃发展。而同时期的中国农学却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和研究手段。代表了中国传统农学最高水平的明代马一龙的《农说》和清代杨屾的《知本提纲》，仍然用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阐述农作物的生长过程和农业生产原理。与西欧同时期相比，中国传统农学的基础学科，尤其是生物学显然是落伍了。我国传统农学落后于西方，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2）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继承和发扬精耕细作传统的必要性
现在我们仍然面临着继续实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没有完成的农业现代化的任务。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无疑应该努力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但这并不等于要抛弃传统农业中的一切。我们要抛弃的是传统农业中落后的成分，但对其中合理的成分应当继承和发扬。从根本上说（而不是就所有的技术细节说），精耕细作是传统农业中合理的、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成分。
关键词：农业技术措施；水土保持；分类研究
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在水土保持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不仅得到了水土保持学的高度关注，还与旱农学、耕作学和作物栽培学等存在紧密的联系。但因专业、学科之间的不同，一些基础技术措施的分类还存在一定的差异。为了方便我国水土保持农业方面的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的探究与统一。
1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的分类
1.1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在《中国水土保持概论》中的分类
在《中国水土保持概论》中，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属于耕作技术措施，并且将其进一步划分成改变小地形、增加地面覆盖、改良土壤耕作措施。其中，改良小地形耕作措施又可细分为沟垄种植、区田等。而增加地面覆盖、改良土壤又可划分为草田带状间作、间作套种等措施。
1.2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在《耕作学》中的分类
在《耕作学》中，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被划分为土壤耕作技术、栽培技术与养地技术三类。养地技术的运用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建设、保护农田与土壤。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如果有需要，还可将其进行进一步细分。
1.3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在《旱农学》中的分类
在《旱农学》中，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被划分抗旱节水播种和保苗技术、土壤耕作技术、抗旱品种鉴定和栽培技术、集水和节水技术。其中，对于抗旱节水播种和保苗技术，还可将其细分为打垄添墒播种、坐水添墒播种等技术措施；对于土壤耕作技术，还可将其划分为浅耕及中耕、覆盖耕作法等技术措施；抗旱节水播种和保苗技术还可划分为作物栽培技术与轮作技术，栽培技术为作物栽培技术和轮作；对于集水与节水技术，可进一步细分为等高耕作、等高带状间作等技术措施。
1.4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在《水土保持学》中的分类
对于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在《水土保持学》中的分类，具体如下：第一类为改变微地形，如果有需要，还可进一步划分为沟垄种植、等高耕作等耕作技术。其中，沟垄种植还可更进一步细分为平沟起垄、水平沟种植等耕作措施；第二类为增加植物覆盖，在此类技术措施中，间作、混种、套种、等高状间作、草田轮作等是此类别中较为主要的措施；第三类则为增加地面覆盖，若有需要，还可细分为秸秆覆盖、青草覆盖等措施；第四类为改变土壤物理性质，此分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少耕与免耕，而少耕还可细分为少耕深松、马尔采夫耕作等措施。
1.5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在《中国水土保持》中的分类
对于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在《中国水土保持》中的分类，具体为：农牧复合系统、水土保持耕作措施、水土保持改土培肥措施、水土保持集流节水农业技术措施。其中，对于水土保持耕作措施，还可细分为保护性种植法、保护性耕作法以及复式水土保持耕作法。对于水土保持改土培肥措施，如果有需要，还可将其进行进一步细分，主要包括坡耕地平衡施肥措施与新修梯田改土培肥措施，而其中的新修梯田改土培肥措施还可进一步划分为深耕松土、有机肥增施等技术措施。对于水土保持集流节水农业技术措施，该技术措施是通过结合水土保持、旱作农业措施而形成的，可细分为覆垄微集流栽培技以及隔坡梯田集流技术。农牧复合系统本质上是指在既定土地范围内，将木本植物、牧草类植物进行有效的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多重保护措施系统。近年来，我国诸多行业的专家学者虽然对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的分类进行了一些研究与分析，但依据存在一些分歧，这主要是因为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现如今还在不断的发展与统一。基于横向的研究可以发现，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近年来正在从狭义上的耕作技术措施逐渐向广义上发展。此外，基于纵向的研究可以发现，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逐渐由原先的单项技术措施向复合式技术措施、区域性农业发展模式上发展。
2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分类方案
基于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理念，该技术措施主要由耕作结合、少耕作或者是不耕作的方式，实现改变小地形、提高土壤抗蚀能力等目的，满足农业蓄水、保土要求，并在此前提下，进一步改造、利用水土资源来保证粮食等作物的高产与稳产。基于此，水土保持技术措施还可依据其落实方式、作用与目标，并在对耕、种与收等农业工艺进行有效结合的前提下，进一步划分为以改变微地形为主要措施的蓄水保墒技术，实现提升土壤抗蚀能力目标为主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措施，及以增加植物覆盖为主要技术措施的栽培技术。如果有需要，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分。
3结语
通过合理的、科学的将各种类别的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进行分类，可形成统一的分类系统，此系统可为业界专家学者、有关工作人员就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的研究与分析提供有效的、宝贵的参考与依据。因此，有关人员应对当地农业实际情况进行充分的考虑，真正实现因地制宜为目的，采用适宜的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进行农业作业，确保水土保持与农业增产。
参考文献
[1]齐智娟,张忠学,杨爱峥.黑土坡耕地几种水土保持措施的蓄水保土效应研究[J].水土保持研究，2011(18)：72-75.
关键词:旱作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
中图分类号:S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69X(2010)02-0048-02
1 引 言
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具有干旱或者半干旱的地域特征,为了实现北方农业的健康、高效、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旱作农业技术进行充分的推广并进行积极的创新。虽然我国北方各个地区的气候特点、土壤条件、作物种类、种植制度以及耕作方式等有所差别,但是都应当以机械化的耕作技术作为旱作技术推广以及创新的重点来抓,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进我国北方旱作农业技术的不断前进。
2 传统耕作方式与机械化技术
在我国农业耕作的历史上,人们通常都是采用传统的耕作农具,依靠人力或者牲畜来进行土地的耕作开垦劳动。由于这些传统的耕作工具性能比较落后,加之还要受到体力的制约,所以这种耕作方式下的耕作深度以及破碎与疏松土壤的程度都不易达到较高的耕种要求,而需要进行多次重复性的劳动,这就形成了多耕、多耙、多耱的传统的旱作农业耕作方式。在使用了新式的耕作农具进行作业之后,土地的耕作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拖拉机作为动力牵引的农具耕作,不仅能够加大土地的耕作深度,而且还有利于劳动效率的提高,同时还能够直接达到秸秆还田的目的,从而形成以机械化劳作为主要内容的旱作农业技术体系,使土地的肥力以及蓄水能力得到了加强,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在旱作农业机械化技术体系中,应当先使用铧式犁对土地进行耕翻,然后再用圆盘耙把土壤中的大块耙碎,之后又出现了旋耕机以及驱动耙的使用,上述这些劳动都被称作播前整地,进行完播种之后,在农作物的生长期还应当多次中耕除草以及松土。上述这种耕种方法具有增强土地蓄水能力、提高土壤增温透气能力的功用。在这一过程中,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犁耕作为我国农业发展史上一项重要的耕作技术,已经发展了上千年,在农作物的播种以及增产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会继续、持久地应用下去。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犁耕技术中存在的欠缺与不足,应积极推动农业机械化技术的发展与创新。
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旱作农业机械化技术的发展现状来看,进行耕作技术创新的着力点应当放在消除犁底层、减轻对土壤压实以及节约能源消耗等环节上。第一,要进行耕整地联合作业机械的研究与创新,加强进行深松翻耕犁配套碎土装置的多功能作业机械的开发工作,争取实现只需一次作业就能把土地打造成理想的种床以及土壤“水库”的目的,在此基础上降低使用拖拉机作业的次数,减轻对土地的碾压等不利影响;第二,要加强土壤工作部件的新型结构以及新型材料的研究,积极寻求农机作业节能技术的新手段。
3 保护性耕作机械化技术及优势
保护性耕作机械化技术的核心内容是把农作物的秸秆及其残渣留存在耕地的表层,形成一层地面覆盖膜,从而达到对土壤的保护作用,减少水土流失以及耕地土壤水分的蒸发,充分利用微生物的松土作用,同时应用除草剂进行杂草的清除工作。保护性耕作机械化技术理论认为:在使用铧式犁对土壤进行了耕翻之后,虽然为农作物创造了良好的苗床以及跟床的环境,但是由于之后还要进行若干次的机械化操作,就会使耕地土壤又被压实,这基本上同不进行耕翻的土地效果差不多。除此之外,由于土壤下层的肥力高于表层的土壤,所以没有必要把下层土壤翻下去,在耕翻的过程中还会引起表层土壤被风蚀以及水蚀的加剧。从我国十几年的试点实际作业来看,保护性耕作机械化技术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1)具备抗旱保土的功能。使用农作物秸秆覆盖耕地表面以及减少机械进地作业的次数可以极大的增强耕地的蓄水能力,即便是在气候长时间干旱的时期,仍然会因为有农作物秸秆覆盖而使土壤能够保持在比较湿润的环境下。在长时期下雨的状况下,秸秆保护膜也能够起到缓解雨滴对土壤的冲击作用,从而增强土壤对雨水的吸收渗透功能,减少地表径流,避免水土流失带来的损失。
(2)具有培肥地力的功用。保护性耕作机械化技术使用秸秆覆盖还田,能够增加土壤中的有机物质,提高土壤的肥力,提高土壤的可持续利用。
(3)具有防治农田风蚀水蚀的功能。保护性耕作机械化技术把秸秆在土壤表层进行覆盖,可以起到防风固土的作用,大面积采用能够有效地降低耕地沙尘现象的发生,防止或者减轻农田引发的沙尘暴气候。
(4)具有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以及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保护性耕作机械化技术中机械进地作业的次数少、效率高,不需要进行灭茬、耕地以及精细整地等多个环节的频繁作业,大大简化了作业程序,不仅提高了劳动作业的效率,而且还能够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
4 地膜覆盖机械化技术及优势
地膜覆盖,也叫做塑料薄膜覆盖,是20世纪70年代从国外引进,并在我国北方旱区广泛推广的一项新技术。通过在我国多年的实践证明,地膜覆盖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地提高土壤的温度,降低土壤中水分的蒸发,减少土壤的流失,提高农作物产量等多个优势,特别是在冷凉干旱的地区使用效果更为明显。可以采用地膜覆盖技术的主要作物主要有蔬菜、棉花以及烟草等经济作物,还有在干旱冷凉区的玉米、小麦以及马铃薯等粮食作物。
推广地膜覆盖机械化技术,首先应当做的就是使用铺膜机进行铺膜。由于使用人工进行铺膜既费时又费工,而且比较难保证铺膜的质量与效果,所以可以采用机械化技术来进行铺膜,采用机械铺膜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还能够保证铺膜质量。铺膜机的种类有很多,我们通常使用的地膜覆盖播种机具有膜上播种以及膜侧播种两大类。从形式上可以分为人力式和机引式两种,从用途上分有单用途的机型和兼有旋耕、起垄、播种、施肥、坐水等功能的联合作业机型。单用途铺膜机的主要工作部件有卷膜辊、放膜装置、压膜轮和覆土装置等。使用铺膜机进行工作时,应当事先将卷膜辊上的塑料薄膜的一端在地头用土壤压住,然后再随着铺膜机向前行进,薄膜经放膜装置被铺放于地面,随后由膜面镇压轮将薄膜两个侧边压住,依次用土把薄膜固定。
近几年来,我国农机部门正在开展W型地膜覆盖模式的试验,将要开发新的更适应机械作业的地膜覆盖模式,以及新型地膜覆盖作业机械。这就需要与农机部门进行合作研究和改进,就作业机械来说,应当能够在垄沟成型、地膜覆盖作业的同时,进行精密播种和播后覆土。
参考文献:
关键词：农机；保护耕地；技术培训；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7.05.013
农安县农业机械化学校是县级农机推广培训部门，主要对新技术和新机具的使用进行组织培训。农安县农业机械化学校也是阳光工程培训基地之一，承担一部分阳光工程的专业技术和职能的培训工作。保护性耕作技术是专业技术的重要一部分，通过这项培训，可以将先进技术向农民传达，以达到大面积推广和保护耕地的目的。
1农机保护性耕作技术培训
2013年8月7日，农安县农业机械化学校承担的阳光培训来到了洼中高村，展开了为期两天的以农机保护性耕作技术为主，玉米膜下滴灌技术为辅的培训。
1.1培训前准备
首先，通过村委会将这次培训的内容、意义及具体安排事先传达给农民，并引导农民主动参加。其次，通过选拔选聘，最后选定包括研究员、高级农艺师在内的9名有高级职称的培训讲师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来满足农民对技术的需求。培训教师在培训前深入到农民中间进行调研，了解农民需要了解的科技知识，并组织编写了农机保护性耕作技术、膜下滴灌技术等培训资料，并免费发放给农民。最后，培训教师根据选定的培训内容制作课件以及实物挂图等，让农民充分了解科技知识。准备工作做的充分，保证了教学内容和秩序有条不紊。
1.2培训中突出重点
对农机保护性耕作技术进行培训的是农安县著名农机专家姜新华教授，姜教授主要向农民介绍了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几项核心内容，即改变土壤耕翻的传统模式，实现少耕或免耕；耕作后用秸秆进行覆盖并用农作物残留的茬固定土壤；机械播种，复式作业；用农药控制杂草等。从秋季收获后土地的整理到翌年春季的机械播种，到用农药除草并深松追肥，收获后保留高茬等都做了介绍。同时还着重介绍了秸秆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的含量，深入松土并配合施肥可以提高耕层为农作物提供养分等。讲授的课程深入浅出，使农民意识到传统耕作对农田的破坏，同时限制粮食增产，只有通过保护耕作技术才能使农业生产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为了让农民更直接的了解讲授知识，利用挂图分析了土壤深松整地效果不明显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拖拉机功率小，太深拉不动；二是机具不配套，用的不是深耕机器；三是人为导致的浅耕，为了节省成本。此次培训让农民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机械的原因导致深耕不到位，不能起到理论上的作用的不认同甚至抵触情绪完全被化解。
1.3培训后跟踪服务
培训结束后，农安县农业机械化学校将每位培训教师的联系方式都留给农民，农民在实际生产中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咨询，学校也会不定期进行回访。另外，学校制定了培训计划，以巩固之前培训内容。洼中高村党委书记董宝占全程参加培训，并表示培训后，一定要按照培训内容来种好村里的责任田，用事实说话，让保护性耕作技术在洼中高村生根开花，让理论用于实践。
2农机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
2.1加强领导
要成立由农机推广站、植保站等部门的技术专家组成的技术推广实施小组，负责宣传技术，并开展技术培训，包括机器使用演示、跟踪服务、技术指导等，为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顺利实施奠定基础。
2.2加大培训和宣传力度
可以在每年秋收前结合前几年农作物的免耕播种情况，组织人员编制知识问答，并将问答印刷发放到农机手和农民手中。聘请专家进行农机保护性耕作技术讲座。深入农民家或田间进行现场指导，并解决农民现场遇到的问题。要在电视、网络中加强播放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短片，进行多渠道宣传。
2.3做好跟踪服务
要跟踪以确保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项目实施到位。根据各县、镇、村的实际情况制定规划，落实到村、到个人、到地块。与项目示范村和农户签订协议，以确保项目中的任务实施到位。
2.4做好对比实验
由于各村各地块的实际情况各有不同，所以操作工序也不能完全一致。工序不同、地块情况不同都可能影响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实施效果。为了进一步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有必要在各个重点示范区进行对比试验，主要是进行玉米秸秆还田，不还田直立的情况下免耕播种和传统播种的对比。对比的试验田要采取统一供应种子、统一安排机车作业，并委派专人对试验田进行播种到收获的全程观察，以方便在同样情况下采集第一手资料。可以组织农民对试验田作物的各个生长期进行参观，使农民现场体验，切实体会到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作用。
3Y语
农机保护性耕作技术是农机部门和科研部门联合进行学研产一体化的结果。要想这项技术顺利推广，就要把农机保护性耕作技术培训做好，让农民充分了解这项技术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对于粮食增产的作用，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让农民自觉运用这项技术进行农业生产，不断扩大应用面积，逐渐形成保护性耕作地带，以达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通过不同地区不同地块保护耕作技术的创新研究，形成农机保护性耕作技术体系，推进农机农业服务产业化发展，达到农民增产增收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张彩侠.浅谈农机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J].新视角，2011，（09）.
[关键词]精耕细作；天人关系；地主制经济；农业现代化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之一，这是学界所公认的；探讨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离不开精耕细作这个话题。精耕细作不但是中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的特点和主流，而且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要素，对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发展变化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基因”。这个观点并不是我首先提出来的。许倬云先生在《汉代农业》等论著中对“精耕细作”多所论述，指出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三原色之一。也有的学者称“精耕细作是联结中国自然条件和中国社会的中轴，也是中国社会发展一切有异于西欧特点的最终归宿”[1]。其实，它不但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我想强调的是，精耕细作之所以能够影响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它比较正确地处理天（自然）与人的关系。我们应该从天人关系的高度来认识精耕细作的成因、内涵和价值。
一、从天人关系看“精耕细作”形成的原因
对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产生的原因，学界有不同看法，最常见的是用地主制经济下的小农制或人多地少格局下的“人口压力”来解释。的确，在封建地主制下个体小农（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比之西欧中世纪的农奴，有较多的人身自由，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甚至可以私有土地，而经营规模狭小，经济力量薄弱，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不稳定，这就使得他们有必要、有可能、而且愿意通过多投放活劳动，精细耕作管理，争取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以解决一家数口的生计。精耕细作传统的形成发展无疑与此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精耕细作的产生，的确需要以一定的人口为其必要的前提。最明显的是，精耕细作首先产生在人口密度相对较大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由于地旷人稀，长期实行“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制度，只是在东汉末年以来大量中原人口的南移以后，才启动了了江南地区新的大规模开发的长期过程，并最终导致唐宋时代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不过，上述两种因素对精耕细作的形成和发展虽然起过重要作用，但并不可能构成精耕细作产生的初始原因或基本原因。因为在人多地少的格局和地主制经济尚未形成的时候，精耕细作已经出现了。
中国虞夏之际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传统农业大体经历以下发展阶段：虞、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农业以黄河流域的沟洫农业为标识，虽然保留了它所由脱胎的原始农业的若干痕迹，但精耕细作农艺已经萌芽于其中。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是精耕细作农艺的成型期，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臻于成熟，并获得系统的总结。隋、唐、宋、辽、金、元是精耕细作农艺扩展时期，我国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并逐步臻于成熟。明、清是精耕细作农艺继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时期。宋以后出现的人口长期趋势的增长达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人口激增导致原有耕地的紧缺，人们致力于增加复种指数和扩大耕地，土地利用率达到了传统农业的最高水平。
说精耕细作技术出现在战国以前而不是以后，根据是什么呢？在战国以前的沟洫农业中，有三项相互关联的重要技术，这就是垄作、条播和中耕。沟洫体系所形成的畎亩农田实际上就是一种实行垄作的农田，它为条播和中耕提供了基础。我国中耕技术出现很早，商周时中耕就备受重视，当时出现了专用的青铜中耕农具——“钱”和“镈”，它们由于广泛使用甚至发展为最早的金属铸币。是否实行中耕是中西传统农业重要的区别之一；日本学者称中国的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而与西欧的“休闲农业”相区别。中耕是以实行条播为前提的，而条播和中耕都是在垄作的形式下发展起来的。正是沟洫体系下所普遍形成的畎亩农田，为垄作、条播和中耕提供了基础。垄作、条播和中耕技术的结合，加上适当的密植，就可以形成行列整齐、通风透光作物群体结构，使作物的生长由无序变为有序，这成为我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最初表现形态。这套技术虽然是在《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中才获得系统的总结，但它的产生却不晩于西周春秋时期[2]。此外，据《国语·周语上》所载，我国传统土壤学中最有特色的“土脉论”在西周末年即已出现。春秋时代已经有了比较科学的“天时”观念，以二十四节气为核心的传统指时体系也在形成和完善之中。春秋时代的郑子产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农功是作为农业主体的人的行为，它要求有缜密的思考和计划，其中包含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这正是精耕细作精神的体现。
既然精耕细作农业技术早在西周春秋时代即已出现，而这时人多地少的格局和地主制经济均未形成，它们当然不可能成为精耕细作产生的初始原因或基本原因。因为在因果关系的链条上是不可能逆时序的。
那么，精耕细作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从有关记载看，上面所说的这套精耕细作农业技术是在改造黄河流域低洼盐碱地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上古时代的黄河流域从总体上看是半干旱的草原，但在河流两岸比较低洼的地区有较多的沮洳薮泽，形成气候相对温湿、植被相对丰富的局部生态环境。我国自原始社会末期起，农业向低平地区扩展，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干旱的威胁，却面临着如何排水洗碱、把低洼地改造成良田的突出问题，中国古代人民用建立沟洫体系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形成了畎亩农田和垄作、条播、中耕配套的技术。因此，可以说，精耕细作农业技术首先是我国古代人民在农业实践中因应自然条件而产生的。其实，这不独畎亩技术为然。形成并成熟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我国北方旱地“耕—耙—耢—压—锄”防旱保墒耕作体系，是当地先民为了缓解黄河流域春旱多风的威胁而创造的。唐宋以来成为全国粮仓的长江下游精耕细作农业区，在《禹贡》所反映的时代是“厥土惟凃泥，厥田惟下下”的，劳动人民为了克服低洼易涝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危害，经过长期摸索，建立了治水与治田相结合的塘埔圩田系统，发展了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才使这一地区的面貌彻底改变的。我国农民改造利用盐碱地、干旱地、山区低产田等，有许多独特的创造，反映了我国人民适应和改造自然的勇气和智慧。我国自然条件有有利于农业生产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农业生产的相当严峻的一面，精耕细作正是我国古代人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然条件中有利的一面，克服其不利的一面而创造的巧妙的农艺。
不仅如此，我国古代农业不是象其他文明古国那样发生在自然条件单一的一隅之地，而是发生在十分宽广的地域内，它跨越寒温热三带，在辽阔的平原盆地，连绵的高山丘陵，众多的河流湖泊，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形成大大小小有相对独立性的地理单元。活动于不同地理单元的各民族，基于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而形成的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这些文化在经常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构成多元交汇、博大恢宏的体系。在这样一个农业体系中，中国古代人民的农业实践，无论广度和深度，在古代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各地区各民族人民丰富的农业实践，他们之间农业文化的交流和融汇，为精耕细作优良传统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基础。北方旱地精耕细作体系和南方水田精耕细作体系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交流融汇的结果。也正是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融汇，使精耕细作体系不断扩充它的地盘，不断丰富它的内容，使之成为覆盖宽广、影响深远，延续不断的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精耕细作是多元交汇体系的产物。
总之，应该从天人关系（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的高度来理解精耕细作的产生。我们不能昧于“人”而不见“天”，也不能昧于“天”而不见“人”。从天人互动关系来考察，精耕细作形成的真正基础是中国人“应对”既定自然环境的实践。这里说的“应对”，是适应与改造的结合。“应对”观既区别于消极适应自然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也区别于无视自然环境的唯人类中心论，比较好地反映了正确的天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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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席海鹰：《论精耕细作和封建地主制经济》，载《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
[2] 《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农业技术方面的内容取材于《后稷》农书，它所反映的主要不是战国时代、而是战国以前尤其是春秋时代的情况。参见拙著：《试论诸篇的时代性》，载《农史研究》第9辑，农业出版社，1989年。
二、从天人关系看精耕细作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精耕细作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今试举其荦荦大者如下：
（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精耕细作”是近人对中国传统农艺精华的一种概括，它指的是以土地的集约利用方式为基础的一个综合的技术体系，这个体系的指导思想是“三才”理论。“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作“天”（主要是农业环境中的气候因素）、“地” （主要是农业环境中的土地因素）、“人”（农业的主体）、“稼”（农业生物）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各个方面。在“三才”理论的指导下，人们不但重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因素之间（农业生物之间、农业环境之间、农业生物与农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物质循环，而且摆正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天地并列，既不是以自然的奴隶，也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这样，人和自然就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正确对待自然，才能正确处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遵循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天人相参和天人相协是精耕细作的灵魂。“三才”理论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它是长期农业实践经验的升华。人们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地地道道的农业语言和农业智慧。我在《“天人合一”和“三才”理论》一文中，论述了从农业实践中产生的“三才”理论，如何反过来成为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并被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渗透到各种学派的学说中，以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斑烂的色谱中的一种“原色”。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传统农业影响到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而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深层特点的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它也打下了以精耕细作为重要特点的传统农业的深刻烙印。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观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这大概没有比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中表现得更多典型的了。以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塑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面貌。
（二）支撑了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发展
由于精耕细作以“三才”理论为指导，正确处理天人关系，因此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巳故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曾经指出：中国古代农业尽管遇到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但从来没有由于技术指导的错误引起重大的失败。我国传统农业犹如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砍断了一个大枝，很快又长出新的大枝来代替，不但依然绿荫满地，而且比以前更加繁茂了。这是非常正确的论断。事实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挫折，精耕细作传统始终没有中断过，而且，正是它成为农业生产和整个社会经济在困难中复苏的重要契机。北魏时，在长期阶级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的黄河流域农业亟待恢复，这时出现了《齐民要术》；元统一后，又一次面临振兴因游牧人蹂躏而残破的农业经济的任务，这时出现了《农桑辑要》和王桢《农书》，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它一方面说明精耕细作传统延綿不断，另一方面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发扬精耕细作传统作为克服困难、振兴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古代世界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具有的强大生命力的发达的传统农业，为它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根基。而中国传统农业强大生命力的来源之一，正是因为它具有一个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体系。
（三）促进了地主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前面说过，作为精耕细作指导思想的“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作农业对象（“稼”）、农业环境（“天”和“地”）和作为农业主体的“人”相互联系的动的整体，它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的“三宜”原则，不但要求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及其变化来确定不同的种植制度和生产内容，而且把精细的管理贯彻到从耕种到收获、保藏全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与西欧中世纪比较呆板的种植制度和比较粗放的管理迥然不同。具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和较高的生产主动性的劳动者，成为精耕细作农业的内在要求；精耕细作需要有一种具有较强独立性的小农经济经营方式与之相适应。现在看来，正是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使西周以来实行的“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的公田劳役制变得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因而走上了衰亡之路，最终导致了战国初年井田制的瓦解和独立自耕农的普遍出现。战国时期新兴的封建地主制就是在井田制瓦解小农分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兴地主阶级也面临着使用奴隶、雇工，还是使用佃农来经营土地的选择，在战国以后的一个时期，奴隶制的成分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发展，雇佣劳动一度也比较普遍，但它们都没有发展为主导的生产关系。租佃制的实行开始时尽管并不显山露水，但却是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到了西汉中期以后，已经明显地占了优势。这是为什么？重要原因之一是使用奴隶和雇工都难以适应精耕细作农业的要求。在精耕细作已经出现的条件下，农业上使用奴隶，生产效率低，监督费用高，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主人的皮鞭下劳动的奴隶是不可能精耕细作的。驱使雇工种地，监督也有困难，且不容易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只有采取分租的形式，使农业劳动者有独立经济，有一定的生产自主权，才适应精耕细作农业的要求。精耕细作对劳动者耕作意愿和主动精神的要求，是租佃关系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获得发展，并最终战胜其他方式取得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实行实物地租的租佃制，正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特点。中国封建地主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私属性的租佃制到契约性租佃制，从分成租制到定额租制，佃农的经济独立性逐步加强，其社会地位逐步改善；而这一切都是与精耕细作农业的逐步发展相联系的。我们知道，战国以来长期实行封建地主制是中国传统经济政治制度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的最重要的特点，也是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欧的原因所在。精耕细作对中国历史上经济政治制度的重大影响，莫过于促进了地主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四）为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动力和基础
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增长比西欧中世纪快得多，这也是与中国实行精耕细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第一，在主要利用人畜力耕作的条件下，精耕细作一般要求投入较多的劳动力，因此，在作为精耕细作指导思想的“三才”理论中，“人力”被放在突出的地位；这样，就产生了增殖人口的内在动力，历代统治者一般都注重人口的增殖。第二，精耕细作提高了土地的生产能力，使单位面积土地可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就为人口较快的增长提供了物质条件。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的三个台阶，与精耕细作农业发展的阶段性时大致吻合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增长较快的时期是在精耕细作形成以后的战国秦汉时代，在籍人口最多时达五千多万。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南方水田精耕细作体系形成；到了宋代，我国人口进入又一个增长较快的、而且是长期趋势增长的时期，人口超过了一亿。清代，中国人口长期趋势的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鸦片战争前夕人口巳突破四亿；这当然有赖于国家统一、社会长期稳定等条件，但其基础仍然是农业的发展，尤其是明代以来精耕细作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今天，我们能够以世界上1/7的土地，养活世界1/4的人口，仍然是与实行精耕细作分不开的。 三、从天人关系看精耕细作与农业现代化
中国传统农业虽然曾经创造过历史的辉煌，但在近世逐步落伍了。这是一个隐蔽发生的过程。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茶叶和生丝的出口受到严重的挫折，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二十世纪末，许多朝野有识之士发出必须振兴农业的痛切呼吁，纷纷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农业科学技术，从此开始了中国农业现代化步履维艰的过程。直到现在，我们仍然面临继续完成农业现代化的任务。
中国传统农业的落伍，既有农业科技外部的原因（封建地主制下小农分散孤立经营，封建剥削的苛重等），也有农业科技内部的原因（重综合轻分析，重定性轻定量，重应用轻机理，注意对农业生物和农业生态系统的外部特征及相互关系的观察和利用，而忽视对其自身要素和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缺乏精确的数据和精确的概念体系等）。由于不属于本文论题，于此从略。
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无疑应该努力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但这并不等于要抛弃传统农业中的一切。我们要抛弃的是传统农业中落后的成分，但对其中合理的成分应当继承和发扬。从根本上说（而不是就所有的技术细节说），精耕细作是传统农业中合理的、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成分。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继承发扬精耕细作传统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上文谈到，精耕细作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应对”既定自然条件的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包含了对我国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深刻理解，这些认识的正确性是不会由于社会制度的更替而过时的。比起古代，我国自然条件没有根本性变化，人多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的情况有增无减，依靠精耕细作，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仍然是发展农业生产唯一正确的选择。扩大一点说，世界人口总是不断增加，而耕地却不可能无限的开垦，所以从总体看，世界农业必然是要走集约经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的道路的。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上重新认识精耕细作的意义。我们知道，西方式的现代化在物质文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甚至威胁人类未来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因而，实现经济与环境、资源、社会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而迫切的课题。今天，我们再也不能离开可持续发展来谈农业现代化。而农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协调天人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继承和发扬以天人相参和天人相协为灵魂的精耕细作传统，就不单是如何协调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关系到农业现代化走什么道路的根本问题。
从物质再生产过程看，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区别在于，传统农业主要使用人畜力、比较简陋的农具和农家肥，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是一种内循环，农产品的加工是很初步的；现代农业大量使用机械、电力、化肥、农药，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是一种外循环，农产品的加工非常深入。归结到一点，就是现代农业有外源的能量（石油）的投入，传统农业则除太阳能利用以外，没有外源能投入。正是由于大量外源能的投入，现代农业才能大幅度提高产量和劳动生产率，使大量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去从事其他产业，支持了其他生产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但现代农业和现代生活方式过分依赖外源能。有资料说，美国家庭每消耗1卡食物能，要消耗9.8卡石油能，约1比10，相应的熵值为6300千卡，无效耗散系数高达90%。美国的人口只占全世界人口的6%，它的总能耗却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国人夏季三个月消耗的空调电能，等于中国一年的总用电量。石油能是地球三十亿年以前的森林所固定的太阳能，经地质变化埋入地下而形成的储藏能，是不可再生的，好比没有后续的存款，用一点就少一点。如果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加改变地持续下去，就难免有能源枯竭、地球因超负载而崩溃的一天。由于过分依靠外源能，把农业工业化，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病虫害抗性增加、“投入—产出比”下降等一系列弊端已日益暴露。这些情况，引起西方学者的反思，纷纷寻找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传统农学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价值和生命力因而再次显露出来了。
以“天人相参、精耕细作”为特点的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和综合利用，比较注意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比较符合农业生产的本性，与现在提倡的可持续农业的原理是相通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业发展的方向。现在各地广泛开展的生态农业、立体农业、可持续农业的试验和推广，在某种意义都可视为传统农业中优良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但是，可持续农业并非完全排斥外源能的使用的封闭的系统。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外源能的投入，不改造传统农业的物质基础，农业要有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在我国农业发展的现阶段，拒绝使用化肥、农药、机械是行不通的。现在应该在强调太阳能循环利用的同时，把石油能的投入和使用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并尽量恢复使用有机肥料。同时，作为未雨绸缪的措施，应该积极开展开发利用太阳能的新途径和可以替代石油的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实行精耕细作要和现代科学相结合，使之适应现代的生产条件，取得精确的表现形式。现代科学技术与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结合，应该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
现在，有些地方的农业现代化仍在照搬西方过时的模式，把我们传统中的好东西丢得差不多了，这是令人忧虑的事情。因此，强调精耕细作的传统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Intensive Cultivation，Human-nature Rel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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