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职业院校建设情况汇报
成都平原被誉为“天府之国”，是古蜀文明重要发祥地，孕育积淀出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成都平原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是孕育天府文明的母体和基础。从传承历史文化，弘扬现代文明角度出发，农耕文化理应成为彰显天府文化魅力的一个重点。作为成都市第二批特色职业院校建设项目单位，在市教育局的大力支持、充分指导下，我校汲取传统农耕文化精华，致力把学院建设成为弘扬中华文明和发展天府农耕文化的高地，大力实施特色院校建设，从文化特色、职业特色、品牌特色三个方面通过三年建设，取得了预期成效，成功结项。
一、学院的文化特色
“建设一流的高校，就必须建设一流的校园文化。”这是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60多年办学历程中沉淀和总结的历史经验。正是在这样的认识指引下，在一代代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凝聚了学院独特的文化精神和校园文化体系，如“春风化雨润无声，于无声处孕芳华”般孕育了数以万计学生成长成才，为三农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技术支撑。学院文化特色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作为四川省唯一的农业类高等职业院校，学院立足成都，面向四川，辐射全国，培养了10万余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61年的办学实践中，学院师生始终坚持“为三农服务、为兴农育人”的办学传统不动摇，秉持“守望田园，不辱使命”的“三农”情怀，确立了“勤奋、俭朴、诚信、敬业”校训，形成了“亲农、事农、兴农，敬业、勤业、创业”的学院文化精神，铸就了“聚焦三农工作，服务乡村振兴”的办学方向，学院办学特色日益凸显。这些体现农院人内在品格的精神内涵，已经成为学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孕育了富有特色的育人文化
从建校开始，学院历届领导带领全体师生，按照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传导学院核心文化，努力培养学生三农情怀，为国家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在教学改革上，注重实践能力培养，大力建设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形成了“双校区大园区”的办学格局；在专业构架上，充分发挥学院农业全专业链优势，“立足一产、接二连三”，大力推进专业交叉融合；在天府文化传承上，建设了校史馆和成都平原农耕文化博物馆，成为缅怀历史、传承天府文化薪火的基地；在教师素质提升上，注重教师教学能力培养，教师信息化教学水平大幅提升，多次获得国家、省级教学大赛奖项；在学生发展能力培养上，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得到提升，多次在部级大赛上获奖，学院双创工作成果显著；在学生自主能力培养上，充分发挥学生社团载体作用，社团活动有深度、有内涵、有品位、有价值；在学生社会责任塑造上，以志愿服务和暑期社会实践为依托，积极组织师生深入田间地头和乡村农户，践行在“服务三农”中成长成才的育人理念。
二、学院天府文化建设主要做法
（一）做好顶层设计，保障建设有序开展
一直以来，学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作用，切实承担文化传承创新的历史使命，在《学院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学院13554发展规划》等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明确目标，科学构建和完善学院文化建设体系，在年度工作计划中作出具体安排、部署，明确要求全院各部门（单位）将文化建设作为重要内容纳入日常工作，在党政办公室成立了特色院校建设办公室，并对照建设目标和责任，细化分工、责任到人。在全院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班子齐抓共管、全体干部职工自觉参与的建设工作机制；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师生人人参与的建设氛围；确保文化建设工作有组织、有领导、有督促、有检查，健康有序地开展。
（二）实施精神文化建设，构建农院精神共同体
一是发掘学院历史传统，以项目和课题为牵引, 申报和立项《成都市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研究》《乡村文化建设助推四川乡村振兴战略路径探索》《成都平原农耕文化资源建设》《基于VR技术的网上成都平原农耕文化馆开发与应用》等院级、市级和省部级教育科研课题数十项，做好校史、天府农耕文化研究工作，揭示天府农耕文化与时俱进的精神内核；二是凝练提升学院文化精神，在更高站位上深刻挖掘和凝练学院新的办学理念和校训，开展“校风、教风、学风”优化提升工作，总结出特色鲜明、体现学院文化指向和社会责任的文化精神。三是大力弘扬学院精神文化，打造 “农院大讲堂”，讲好“三农”故事；利用新入职教职工培训、开学典礼等平台，开展师生学院文化精神教育。
（三）实施形象文化建设，体现学院文化魅力
一是加强学院文化传播体系建设，建好“三微一端”、校园门户网站群等宣传载体，主动宣介学院重点工作、重大成就、典型经验等，营造良好宣传氛围；主动占领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工作，营造清朗网络空间。二是以校训、校徽等为基础对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进行整体设计，树立学院品牌形象。三是精心宣传教师模范、优秀校友，打造“农院榜样”，提升学院形象。四是建立校友工作机制，搭建母校和校友之间稳定沟通平台，畅通信息渠道，推动校友工作深入开展和校友文化不断丰富。
（四）实施行为文化建设，尚学文明成为校园风尚
一是强化师德引领示范作用，把握新时代“四有”好老师和“四个引路人”的内涵和要求，培养教师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治学态度和学术精神。二是促进学生素质养成，健全学生规章管理制度，建立竞争激励机制，严格学生日常行为管理，营造良好的校风、学风。三是锻造文化活动品牌，重点培育“大学生文化艺术节”“校园技能大赛活动月”等主题活动品牌，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渗透到校园文化活动中；着力培育“品牌社团”，搭建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平台，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四是成立了四川古典插花研究中心和中华传统文化重点系列课程工作组，建设了一系列天府文化课程，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美丽乡村宣讲语言艺术》《茶文化与茶艺》《天府农耕文化》《川派盆景文化》《中国传统插花（蜀韵）》等二十余门课程，编写相关教材数十门，出版专著《天府农歌》等专著。
（五）实施环境文化建设，营造师生治学理想家园
特色职业院校建设情况汇报
成都平原被誉为“天府之国”，是古蜀文明重要发祥地，孕育积淀出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成都平原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是孕育天府文明的母体和基础。从传承历史文化，弘扬现代文明角度出发，农耕文化理应成为彰显天府文化魅力的一个重点。作为成都市第二批特色职业院校建设项目单位，在市教育局的大力支持、充分指导下，我校汲取传统农耕文化精华，致力把学院建设成为弘扬中华文明和发展天府农耕文化的高地，大力实施特色院校建设，从文化特色、职业特色、品牌特色三个方面通过三年建设，取得了预期成效，成功结项。
一、学院的文化特色
“建设一流的高校，就必须建设一流的校园文化。”这是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60多年办学历程中沉淀和总结的历史经验。正是在这样的认识指引下，在一代代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凝聚了学院独特的文化精神和校园文化体系，如“春风化雨润无声，于无声处孕芳华”般孕育了数以万计学生成长成才，为三农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技术支撑。学院文化特色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作为四川省唯一的农业类高等职业院校，学院立足成都，面向四川，辐射全国，培养了10万余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61年的办学实践中，学院师生始终坚持“为三农服务、为兴农育人”的办学传统不动摇，秉持“守望田园，不辱使命”的“三农”情怀，确立了“勤奋、俭朴、诚信、敬业”校训，形成了“亲农、事农、兴农，敬业、勤业、创业”的学院文化精神，铸就了“聚焦三农工作，服务乡村振兴”的办学方向，学院办学特色日益凸显。这些体现农院人内在品格的精神内涵，已经成为学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孕育了富有特色的育人文化
从建校开始，学院历届领导带领全体师生，按照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传导学院核心文化，努力培养学生三农情怀，为国家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在教学改革上，注重实践能力培养，大力建设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形成了“双校区大园区”的办学格局；在专业构架上，充分发挥学院农业全专业链优势，“立足一产、接二连三”，大力推进专业交叉融合；在天府文化传承上，建设了校史馆和成都平原农耕文化博物馆，成为缅怀历史、传承天府文化薪火的基地；在教师素质提升上，注重教师教学能力培养，教师信息化教学水平大幅提升，多次获得国家、省级教学大赛奖项；在学生发展能力培养上，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得到提升，多次在部级大赛上获奖，学院双创工作成果显著；在学生自主能力培养上，充分发挥学生社团载体作用，社团活动有深度、有内涵、有品位、有价值；在学生社会责任塑造上，以志愿服务和暑期社会实践为依托，积极组织师生深入田间地头和乡村农户，践行在“服务三农”中成长成才的育人理念。
二、学院天府文化建设主要做法
（一）做好顶层设计，保障建设有序开展
一直以来，学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作用，切实承担文化传承创新的历史使命，在《学院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学院13554发展规划》等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明确目标，科学构建和完善学院文化建设体系，在年度工作计划中作出具体安排、部署，明确要求全院各部门（单位）将文化建设作为重要内容纳入日常工作，在党政办公室成立了特色院校建设办公室，并对照建设目标和责任，细化分工、责任到人。在全院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班子齐抓共管、全体干部职工自觉参与的建设工作机制；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师生人人参与的建设氛围；确保文化建设工作有组织、有领导、有督促、有检查，健康有序地开展。
（二）实施精神文化建设，构建农院精神共同体
一是发掘学院历史传统，以项目和课题为牵引, 申报和立项《成都市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研究》《乡村文化建设助推四川乡村振兴战略路径探索》《成都平原农耕文化资源建设》《基于VR技术的网上成都平原农耕文化馆开发与应用》等院级、市级和省部级教育科研课题数十项，做好校史、天府农耕文化研究工作，揭示天府农耕文化与时俱进的精神内核；二是凝练提升学院文化精神，在更高站位上深刻挖掘和凝练学院新的办学理念和校训，开展“校风、教风、学风”优化提升工作，总结出特色鲜明、体现学院文化指向和社会责任的文化精神。三是大力弘扬学院精神文化，打造 “农院大讲堂”，讲好“三农”故事；利用新入职教职工培训、开学典礼等平台，开展师生学院文化精神教育。
（三）实施形象文化建设，体现学院文化魅力
一是加强学院文化传播体系建设，建好“三微一端”、校园门户网站群等宣传载体，主动宣介学院重点工作、重大成就、典型经验等，营造良好宣传氛围；主动占领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工作，营造清朗网络空间。二是以校训、校徽等为基础对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进行整体设计，树立学院品牌形象。三是精心宣传教师模范、优秀校友，打造“农院榜样”，提升学院形象。四是建立校友工作机制，搭建母校和校友之间稳定沟通平台，畅通信息渠道，推动校友工作深入开展和校友文化不断丰富。
（四）实施行为文化建设，尚学文明成为校园风尚
一是强化师德引领示范作用，把握新时代“四有”好老师和“四个引路人”的内涵和要求，培养教师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治学态度和学术精神。二是促进学生素质养成，健全学生规章管理制度，建立竞争激励机制，严格学生日常行为管理，营造良好的校风、学风。三是锻造文化活动品牌，重点培育“大学生文化艺术节”“校园技能大赛活动月”等主题活动品牌，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渗透到校园文化活动中；着力培育“品牌社团”，搭建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平台，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四是成立了四川古典插花研究中心和中华传统文化重点系列课程工作组，建设了一系列天府文化课程，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美丽乡村宣讲语言艺术》《茶文化与茶艺》《天府农耕文化》《川派盆景文化》《中国传统插花（蜀韵）》等二十余门课程，编写相关教材数十门，出版专著《天府农歌》等专著。
（五）实施环境文化建设，营造师生治学理想家园
关键词：农耕文化景观；农业观光园；应用；景观表达
Abstract： The farming culture landscape is a unique cultural landscape type formed by the common influence of the material and humane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Its core connotation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trinity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 “heaven” is natural laws， “earth” refers to nature landscapes， and “human” is activities and awareness of people. The trinity forms the harmonious and symbiotic system of natural laws， nature landscapes and human activities. Farming culture landscape includes material，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elements. Based on harmonious coexistence principle of nature， landscape and human， expression of farming culture landscape should follow three strategies： first， to create farming culture landscape with material elements； second， to create the landscape with culture context and spiritual elements； third， to create the landscape with emotional elements. Taking Nanjing Lukou Aviation Agricultural Sightseeing Park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arming culture landscape planning on the basis of “ecological， natural， agricultural” principles making full use of the material，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resources of the site to embody the value of farming culture landscape from planning， design and strategy levels. With distinctive themes and content of the functional areas， the landscape features of the agricultural sightseeing park are highlighted.
Key words： farming culture landscape； agricultural sightseeing park； application； landscape expression
中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耕社会国家，自古以来中国园林的建造都以农为本，经过数千年演变最终形成“本与自然，高于自然”、“建筑美与自然美融糅”、“诗画的情趣”、“意境的涵蕴”独特的艺术风格2，中国园林文化艺术风格的形成与中国农耕文化息息相关。用“景观”的观点去看构成农业景观本身的环境要素，村落、河流、渠道、农田、自然植被等作为田地上土生土长的事物，经过长期的磨合后，本身就是当地农业景观的一部分。所谓“田园并称，同属绿化，园只不过是田的美化加工，园一旦荒废，便复为农田，从事生产”。笔者以南京禄口航空农业园总体规划为例，探讨农耕文化景观在农业观光园中的应用表达方法，以期利用中国传统农耕文化来提升农业观光园的景观品质，凸显农业观光园的景观特色。
一、农耕文化景观内涵与构成要素
（一）内涵
美国文化地理学家索尔（C. O. Sauer）最早提出了文化景观定义，即“文化景观是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1。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农耕文化景观是农民在进行农耕活动的过程中对自然进行利用与改造，受物质与人文因素共同影响而形成的独特的文化景观类型。其中，农耕文化是驱动力，自然是媒介，而农耕文化景观则是结果。
彭金山教授曾将农耕文化的特点归纳为“应时、取宜、守则、和谐”八个字2，农耕文化景观是农耕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的产物，它的内涵与核心可概括为“天、地、人”三位一体。“天”即自然规律，农耕活动本就是一种根据时间、节气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农耕文化景观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特征；“地”指的是回归本源的土地景观，与城市景观不同，农耕文化景观的载体是最原始、朴实的土地，展示的是土地景观自然纯真的意象，具有以地为本的特征；“人”则是人的活动与意识，指的是受农耕文化熏陶影响的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老子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天、地、人”三位一体即是自然规律、土地景观与人类活动意识的和谐共生体系，这就是农耕文化景观的核心理念与内涵。
（二）构成要素
根据目前主流的定义，文化景观的构成要素分为物质（行为、建筑、空间、结构、环境）和价值（人居文化、产业文化、历史文化、精神文化）两大系统。4同时还有一种凌驾于各物质因素和非物质因素之上、可以感觉到但难以表达出来的“气氛”。5笔者将农耕文化景观的构成归为物质、精神、情感三大要素。物质要素指的是运用农业元素进行设计直接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实体性、物质性的景观，是农耕文化景观的载体，包括农耕文化景观的环境、空间、建筑、结构等；精神要素是指物质景观贮存和散发的农耕精神内涵和农耕文化美学，是农耕文化景观的核心，包括农耕文化景观的历史底蕴、精神文明、人文特性等；情感要素则是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在观赏主体内心的情感升华，能引发人们的共鸣，激发人们的情思，是农耕文化景观的灵魂，包括农耕信仰、感性认识、情感欲望等。
二、农耕文化景观在农业观光园中的表达策略
农耕文化景观的表达应遵循自然、景观、人三者和谐共处的原则，为了更好地把握农耕文化景观的三大构成要素，笔者从物质、精神、情感三个层面进行了全面深度的阐述与表达。
（一）物质层面上的“象形”
象形即“象物之形”，营造农耕文化景观的物境，为物质元素表达。园林景观物质形态的外部显现所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人们认识景观的开始，像农耕景观之外形，是r业观光园中农耕文化景观表达的基础。景观物境的接收器为“眼睛”，让人们置身熟悉的农耕景象中，眼中才会有对农耕文化景观直观的印象。直接复制农耕元素的形象如农田、果园，农民生活器具、劳作工具，农居建筑与构造物；直接还原农耕活动的场景如雨水前后植树插柳，小满前后种瓜点豆，北方元宵舞秧歌，南方端午赛龙舟，等等1。
（二）精神层面上的“畅神”
畅神即“万物融其神思”2，营造农耕文化景观的情境，为精神元素表达。“眼睛”接收到有形的景观传达到“头脑”中形成对农耕文化景观的精神价值、人文美学的认识，畅农耕文化之精神，是农业观光园中农耕文化景观表达的核心。营造农耕文化景观情境，用艺术的手法设计布置各景点，具有点题的效果。艺术化处理农耕元素如大地艺术、创意小品等，规划园区特色主题，策划主题活动以体现特色风貌、民俗风情，利用园林的科普教育功能来直接或间接展示地区农耕历史、人文背景，等等。
（三）情感层面上的“缘情”
缘情即“随物以宛转，与情而徘徊”3，营造农耕文化景观的意境，为情感元素表达。观赏主体眼中欣赏到切实的农业景观片段，脑海中形成“景外之景”，最终都渗透进内心，促使个人的农耕情结得到升华。缘农耕文化之情感，是农业观光园中农耕文化景观表达的灵魂。农耕文化景观意境的营造贯穿整个设计的始末，体现在景观的每个细节中，设计过程中时刻铭记中国农耕文化中的优秀品质并以此为规划设计精神，建造带有这些特质的景观，对观赏者内心进行渗透。
三、案例实践――以南京禄口航空农业园总体规划为例
（一）项目概况
本次禄口航空农业园总体规划项目（图1）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规划范围2 479公顷，包括S243省道两旁及其周边农田村庄的总体规划，铜山及溧塘湖也将涵盖其中。
（二）农耕文化特色资源现状
1.风华物宝，鱼米之乡
规划用地内农田林丘，塘泽周布，农副业发达，田园风光清新亲切，铜山、三干河、溧水河及溧塘水库的秀丽山水都为项目规划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资源。
2.产业多元，乐居乐耕
项目规划区内以稻米业为主，兼有畜牧养殖、园艺苗圃、水产养殖等产业，且村落较多，村民民风淳朴，保留有许多传统习俗铜山舞狮、彭福神鼓等。多元化的农业产业和村民乐居乐耕的态度为项目规划奠定了良好的精神和情感基础。
3.航空文化，特色点睛
禄口街道因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坐落在境内而得“省门第一街道”的美誉，禄口空港新城的发展已初具规模，规划中可塑造以航空为亮点的特色观光休闲节点，吸引国内外游客在禄口休闲和消费。
（三）农耕文化景观在南京禄口航空农业园总体规划中的具体表达
1.规划层面农耕文化景观的表达
南京禄口航空农业园总体规划本着“生态、自然、以农为本”的规划策略，充分挖掘和利用基地原有物质、精神、情感资源，并与基地实际相结合，将园区分成了四大特色农业片区。各区功能内容与主题分明，遵循象形、畅神、缘情三种表达策略，分别针对现状运用了不同的表达手法来体现农耕文化景观的价值。
（1）文化农业展示区
文化农业展示区为稻田生产区，是南京禄口航空农业园的门户区域，旨在直观地展示现有的稻米文化和田园风光。为给初入园区的游客以农耕文化景观的第一印象，该区的规划上多运用象形的表达策略，重现了农耕生活物质内容，如基本保留原有农田肌理、油菜花海，设置稻草人、草垛、风车等农耕元素。另采用了畅神的手法，艺术化处理农耕元素如设置二十四节气雕塑、航空艺术稻田等，起到了开门点题的作用。
（2）科技农业示范区
科技农业示范区为菜圃温室生产区，旨在直观展示农业景象的基础上，将展示和科教融合，对游客进行农业科技教育。该区规划采用了象形、畅神的策略，利用智能温室、太空种子实验室、无人机操作等的展示让人们了解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同时设置幸福菜园、可食用花园、艺术菜田等吸引人们亲自参与农耕活动，了解农耕科技文化的历史演变。
（3）创意农业体验区
创意农业体验区为林果苗圃区，旨在依托园区现有农业资源，提供给人们一种侧重感官的体验，因而该区在规划上多采用畅神、缘情的策略，利用现有的林果苗木资源，使用艺术化设计布置蝴蝶谷、萤火虫乐园、花香鸟语林等场景营造自然生态的农耕情境，刺激人们视、听、嗅等多种感官。设置蔬果创意DIY、创意工坊、采摘园等趣味农耕活动，宣扬当地农耕文化中乐耕乐居的生活等理念。
（4）休闲农业游览区
休闲农业游览区为山林鱼塘区，是景观序列上最后的区域，对园区农耕文化起总结点睛作用。为了使人们在游览即将结束时心中的农耕感受得到升华，故在规划中此区多用缘情的策略，如利用此区山林水库资源开展山林探险、水上垂钓、农家体验等多层面的休闲观光活动，营造飞翔驿站、梯田花海、垂钓栈道、渔舟唱晚等全方位的特色情境，使人们身心更好地感悟农耕文化的真谛，形成农耕信仰。
在该项目的规划过程中，各区从北向南依次排列，形成了由农业生产性向景观性的功能过渡，也形成了农耕文化景观表达的序列：由物质元素的表达到精神元素，最后为情感元素的表达，所用手法也相应逐渐从单纯的象形，到艺术化畅神，最终意会缘情。
2.设计层面农耕文化景观的表达
（1）道路交通――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道路交通的流线、结构是农耕文化景观基础物质要素之一，路串农景，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是人们欣赏农耕文化景观的前提。该项目在道路交通的设计上综合运用了象形和畅神的策略来完成农耕文化景观的表达。在物质元素表达方面，按照农田肌理安排道路流线，两侧设置绿化林带强化路网格局，重现农耕生活阡陌交通景象；林带下层结合农田作物或者撒播自衍花卉形成片状花田，营造农耕野趣氛围；设计单独的生产性道路，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人们能实时参观农事活动进展；结合水面开辟水上游览路线，体现园区农耕水乡特色等。同时这些处理手法也有畅神的效果，如路网设计充分尊重原地形地貌，撒播自衍花卉体现了“勤俭节约”的农耕文化传统；实时展示农事活动则可体现“顺应天时”的农耕文化传统。
（2）绿化种植――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园区规划在绿化种植设计中运用象形与畅神的策略，打造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农耕植物景观。在树种的选择上多选用当地乡土树种和野花野草，配置上以“乔+草”“灌+草”的搭配形式为主，采用自然布局方式，重现农耕植物景观的乡野趣味特色；选用寿命长、可粗放管理、无需修剪的植物以减少资金投入和管理费用，体现农耕文化景观中的生态节约理念；常绿树种与色叶树种相搭配，强调植物景观季相变化，突出了农耕文化景观“应时”的内涵。
（3）建筑小品――古朴悠然，浑然天成
园区建筑小品的设计不仅能直接重现农耕场景达到象形目的，通过艺术化处理还有畅神功能，古朴悠然，浑然天成。对园区内原有村落建筑进行美化改造，运用典型江南建筑符号，结合江南园林建筑组合布局形式，体现当地农居特色；控制建筑高度，在村落营建防护林，打造村落农舍掩映在绿阴之中的农景；景观服务游憩建筑采用小木屋、竹屋、茅草屋（图2）等形象，富有农耕文化情境意蕴；设置二十四节气景观小品，用农作物秸秆、树枝等材料做成立方体景观盒子，每个面上依据不同农时雕镂农事活动图案和节气名称，寓教于景，体现农事活动的季节特征；以航空为创意来源的飞翔驿站是供人们休憩的场所，呼应禄口的航空主题特色。
（4）细部设计――物我相忘，丝丝入扣
细部决定农耕文化景观的品质，物我相忘，丝丝入扣。项目在细部设计上多运用缘情的策略，园区内部游步道铺装用自然材料代替水泥、沥青等，如采用碎石散铺、木栈道、石板铺装、架空铺设等自然生态手法；隔离手法尽可能采用隐形分隔，即通过水系沟渠等线性元素对园区进行分隔，其次运用农家栅栏、绿墙、绿篱等软质隔断，增加通透性；水域堤岸采用自然生态式驳岸，沿水畔种植大量水生植物，营造湿地丛林和曲岸花溪景观（图3），打造郊野湿地风光；景点的命名应景点题，能引起人们对农耕文化景观的遐想，如荷风栈道、野餐花园、昆虫小径、梯田花海、水畔花带等。这些处理手法很好地表达了农耕文化景观“生态”“节约”“野趣”“自然”等种种内涵，潜移默化地对人们进行农耕文化渗透，使之产生农耕情感。
3.策划层面农耕文化景观的表达
合理安排园区活动内容，给人们提供亲自参与农耕活动的机会，如农事体验、山林探险、创意工坊、水果DIY、菜田租种、瓜果采摘、农家乐、鱼塘垂钓等。并根据季节节气开展活动（表1），让农耕活动与“时”俱进。人们“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体农家味，享农家乐”，在亲身体验农耕生活之后自然形成农耕情感，从农耕文化景观中得到感悟。园区运营采取“政府引导，园区+企业+农户”的综合运营模式，把园区村民作为运营主体，农景与农民相得益彰，农民在园内生产生活，给农耕文化景观增添了活力。人们在与其接触交流的过程中能更具体地感受农耕文化的人文特性。
四、结语
南京禄口航空农业观光园规划结构重点突出，特色鲜明，沿省道分布以农业展示景观为主的核心片区，往园区内延伸过渡为注重旅游观光和休闲娱乐的互动体验区域，园区的周边是大片稻田、蔬菜、果园、苗圃等农业生产区域。因此，由外向内，农耕文化景观表达主要由象形到畅神到缘情，使游客在游览中形成眼里看到农耕物境，脑海中领略其情境，心中感悟其意境这一过程。在设计过程中，道路交通、绿化种植、建筑小品、细部设计等各项设计皆遵循了象形、畅神、缘情的表达策略，巧妙地运用多种具体手法对农耕文化景观物境、情境、意境进行营造表达。通过重现富有农耕特色的道路、绿化、建筑形象来营造农耕文化景观物境；通过艺术化地安排交通流线、配置植物、设计建筑小品来营造农耕文化景观情境；整个过程中注重细节的把握如道路装、建筑小品材质、围墙形式、驳岸形式以及景点的命名、活动的设置、农民的生活等各方面，引发人们心中的情感升华，使之感悟农耕文化景观意境。可见农耕文化景观的三种表达方式是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在具体项目中应灵活运用。
关键词：农耕文化；农村小学；大德育
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德育，构建了整个教育的基础与框架，是教育之船的龙头。通过有效的途径，通过加强道德方面的教育从而提升学校的内涵，进而为学生打造一个健康成才的平台，便是我们学校需要立足的地方。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良田第三小学（以下简称“我校”）主要就自身的特色，并且着重于以创新为改革的动力，积极打造专属于学校自身的特色，打造开放团结并且活泼的校园文化环境，着力发展推进具有自身特色的农耕文化，并且根据农耕文化的特点重构学习教育的工作模式，构建有自身特点的教育品牌，打造具有我校的办学和教育的特色。
一、农耕文化渗透到农村小学德育的思考
1.教育接地气，收获田园心
我国古诗推崇田园的生活，田园般的心境能够使得我们忘记尘世的烦恼，忽略个人的得失。在当前的德育观念之中，农耕文化教育能使学生拥有恬淡的田园心。学生们观赏农耕活动，能够积极投入农耕文化氛围之中。
2.发奋图强，收获一颗勤奋心
当前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之中，学生容易受到一些功利心的影响。在当前丰盈的物质财富环境之中，在优越的条件之中，学生有了越来越多的惰性，失去了勤奋学习的动力。例如，在某一次课程实践之中，我讲述了古时候读书人往往还要进行农耕，在艰苦的条件下必须几经辗转才能够得到书本学习。学生们都能够经由感悟农耕文化从而收获一颗勤奋心。
3.返璞归真，收获一颗朴素心
返璞归真使得学生能够拥有一颗朴素心，回归于平静之中。心灵平静才能使得学生在优越的生活之中有着简单的人生哲理的体悟，给予学生一份嘈杂之中的宁静。农耕教育本身便有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强化学生的品德教育，增强学生的活力，能够快速利用农耕文化巩固学生品质教育并且激起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兴趣，加强农耕文化的应用空间，拓宽农耕文化的学习特色。整个农耕文化的精髓便是教育的重点，为了使学生感受到祖辈劳动的艰辛，并且充分提升学生的智慧，教师应该利用农耕文化设计课程内容。在农耕文化的教育熏陶中，让学生学会感恩、发奋学习，回报父母、回报老、回报社会。
4.情感升华，收获一颗感恩心
社会发展过程之中，班级的学生大多来自独生子家庭。大部分独生子女享受着被许多长辈喜爱和照顾，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农耕教育创新了课堂教学形式，融合农耕文化于教学之中。在农耕教学之中，小学生能够亲自体验幼苗的成长，形成感恩体验，拥有感恩的心态，从而懂得关爱他人。
二、提升农村小学大德育发展的策略
1.重视德育工作，抓好德育管理
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为了能够提升广大农村的德育工作，必须改善广大农村小学德育工作，改革相关的教学模式和德育工作体制。根据小学德育工作的实际情况制订符合自身学校的德育目标，并且广泛实践德育工作的内容，开辟一条有效、广泛并且能够实践自身的教学方法的德育工作模式。此种德育工作模式之重点在于完善其管理体系，进而培养适应时代的精英人才，为广泛的农村基础教育奠定良好的基础。
2.维护好教师、父母以及学生子之间的关系
教师是沟通父母和学生的桥梁，教师是学生灵魂的工程师。教师除了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更需要加强自身的责任心，关注学生的家庭教育。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之中，需要做到以人为本，并且根据学生的不同年龄阶段划分德育工作开展的工作模式。基于身为一个民族之人之中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应该加强努力进行德育工作的发展和建构。
3.加强德育工作队伍建设
小学大德育工作之中的重点部分便是德育工作的队伍建设。需要加强小学德育工作的队伍构建，并且加强队伍的领导的建构。应将整个队伍工作设计成为倒三角的形状，并且保证队伍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教师要充分加强德育工作的思想认识水平并且提升整个队伍的工作效率。提升领导队伍的工作能力，需要总体上使得教育队伍树立良好的教育观、基础教育的质量观念，不唯分数论高下，不以教学成绩定成败，并引导全校教师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把自己定位于做高尚的人、无私奉献的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人。
参考文献：
[1]夏自军.西方国家学校德育工作联动机制的发展及启示[J].继续教育研究，2015（1）：130-133.
[2]代丽君.探析小学德育教育与教学的关系[J].中国校外教育（上旬刊），2015（9）：33.
[3]谭 键.试分析朱熹的小学德育主张对现代小学德育的影响[J].广西教育（义务教育版），2016（9）：20-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5-050-06
长期以来，由于盲目的毁林开垦和陡坡耕种等活动，导致我国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历年来我国的洪涝、干旱、沙尘暴等灾害天气频繁发生，人民的生产活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我国的生态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防止水土流失、风蚀沙化等生态问题，在生态环境脆弱区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是生态恢复的基础和有效途径[支玲，李怒云，王娟：《西部退耕还林经济补偿机制研究》，《林业科学》2004年，第2期，第2页。]。2002年，在全国全面启动退耕还林项目大大背景下，在县政府的领导与指导下，永宁镇实施了退耕还林项目，截止2013年初，永宁镇共完成了退耕还林任务15522.57亩，森林覆盖率41.68%。退耕还林实施近10年来，退耕还林地区农民的生计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之影响了当地农民的收入结构，解决退耕还林地区的“三农”问题，推动退耕还林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成为了我们研究的主题。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永宁镇的实地调研，了解退耕还林的实施状况，分析退耕还林的实施使农民收入构成发生哪些变化，本文采用分布拟合检验的方法检验样本分布，采用无重复双因素的方差分析方法检验不同收入构成在不同自然村的显著性，并针对收入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希望能为退耕还林政策成果的维护，当地农村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更好帮助。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永宁镇位于安顺市西部，是关岭自治县西南部的高海拔乡镇，距县城12公里，320国道、镇胜高速公路（G60号线）穿境而过，县内永花、永岗通乡油路相继通车，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于北盘江河谷东侧脊岭上，东经105°28′—105°31′，北纬25°51′—25°55′与关索镇、花江镇、新铺乡、沙云乡、顶云乡毗邻，平均海拔1450米以上，是安顺市最高海拔的乡镇，属于中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13.5℃，无霜期约260天左右，冬无严寒，夏无酷署。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1366毫米。土质湿润肥沃，地貌以山地类型为主，25度以上的坡耕地40%左右，森林覆盖率41.68%。境内紫山、小河一带煤炭资源丰富，蕴藏量约2.9亿吨，白岩一带亦有丰富的大理石资源。土地适宜种植水稻、玉米、小麦、脱毒马铃薯（洋芋）等粮食作物，适宜反季节秋淡季无公害蔬菜的生长发育。
全镇面积111.43平方公里，辖25个村(居)，总耕地面积19705亩，其中水田3707亩,旱地15998亩。全镇现有7285户，31580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5‰。其中，非农业户819户，人口2680人。镇境内居住有汉、苗、布依、黎等民族，人均耕地面积0.74亩，2010年农业总产值9258万元，2008年人均年纯收入为2165元。2001年，永宁镇党委、政府又将油豆豉这一土特产做成了“楂城油豆豉”品牌，建立了“永宁油豆豉绿色食品加工厂，”培育了企业，开拓市场，增加了财政收入，不断带动县域内黄豆、生姜、花椒、畜牧等产业的发展，农民受惠，“油豆豉”火锅味道独特，让来往客人赞不绝口。近年来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科技含量，利用高海拔多湿、土质疏松多雾的优势，大力发展茶叶，茶叶种植面积已达1560余亩。种草养畜已初具规模，农民大多发展秋淡季无公害蔬菜种植面积呈逐年递增势头，农村种、养、加工业蓬勃兴起，新农村建设已迈出了新的一步。
（二）调研概况
本项目组选择永宁镇4个自然村（小河村、中哨村、紫山村、一村）为研究对象，2013年7月初到7月下旬（农忙时），项目组成员4人到永宁镇实地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主要采用问卷调查、个案访谈的方法进行。在近有一个半月的调研中，我们采取随机入户调查的方式，共走访了640户农户。发放了64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592份，并进行30例个案访谈，其中村干部6例（2例为村工作20多年的老干部），种植经济作物的5例（2例种植生姜，1例种植药材太子参，2例种植西红柿），3例养殖户（1例养羊，1例养牛，1例养猪），8户外出打户。
4个样本村的男女比例，不同年龄，和不同文化程度情况（表1）。调查表明：从样本人群的年龄结构来看，人数最多的是41~50岁之间的人数最多，其次是51~60岁之间的；而对于比重最少的61岁以上的人群进行调查，目的是通过他们对现在经济生活的变化有何看法，尤其是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之后，政策对农民社会生活的影响，在他们眼里是怎么样的？由于退耕还林的实施，20~40岁段的农民，大多数外出打工，样本中这年龄阶段的有72%非退耕农户。从文化程度来看，50.51%的农民没有上过学，高中文化程度和大专以上的仅占7.6%和1.52%。从总体来看，样本农民不管是那个年龄段的，普遍文化程度较低。
（三）研究方法
首先，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随机抽样分析法、比较分析法，通过图书馆资料和互联网，收集和查阅国内外相关课题的文献资料，分析本研究的目的、方法和结论确定优化分析方案[李金东：《甘肃省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理论和实践》，《兰州大学》，2010年。][王海伟：《退耕还林地区农民收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8年。]。其次，采用实地走访、个案访谈的方法，进入农户家庭，了解他们生活情况，经济来源情况，根据问卷调查形式获取研究数据；并选取2001年的农民收入作为退耕还林前的数据，2012年的农民收入作为退耕还林后的数据，再根据2013年农民收入来比之退耕还林后农民收入是否有所增长；尤其是重点分析退耕还林前后农民收入结构发生的变化，进而更好的得出结论。最后采用拟合检验对2013年样本农民收入分配规律进行分析，并采用无重复双因素的方差分析法对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结构进行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分析农民收入结构问题所在，并对退耕还林后农民收入结构进行思考。
二、退耕还林前后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一）退耕还林前后农民收入分析
1.从全年每户收入量上分析
2001年退耕农户总收入1800.89元/户（表2），其中种植粮食收入为685.5元/户，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养殖业收入为216.41元/户，外出打工为168.43元/户，副业收入为237.62元/户。2011年农户总收入为17981.6元/户，其中种植粮食增加973.17元/户，较之2001年的粮食种植收入增加了42.17%，增幅不大是因为大部分耕地用于退耕还林，耕地面积减少，但是由于玉米、水稻新品种的推出，农业技术等的使用，保证了在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种植粮食的增收。养殖业收入由2001年的216.41/户增至2012年453.47元/户，增幅109.54%。经调查，2008年后样本村个别农户开始进行大规模养殖，尤其是2010年后分别出现了几家大型的养殖农户，主要有养殖鸡，饲养猪、牛、羊，除此之外，部分在家农户每年饲养一两头牛，逢年过节抱几只鸡到集市出售赚零花钱。退耕还林之后副业也得到了发展，成为了部分农民收入来源之一，与2001年比较，2011年农户副业收入为865元/户，增加比重为264.03%，目前四个样本村在村中共有20家小商店，镇上有3家服装店，3家收购废弃物品门店。农户收入增加最明显的是外出打工收入，2011年农户外出打工收入增加到每户13652.75元，增幅为8005.89%，即与2001年比较翻了8倍。2011年农户收入还增加了种植经济作和政府政策补贴；退耕还林之后大部分农民选择外出打工，而近两年不少农民选择回家创业，纷纷用仅剩的几亩耕地和水田种植太子参、西红柿、生姜、蘑菇等经济作物，使一些农民不用离开家乡也可在家谋生。
退耕还林还未实施之前，农民除了靠种植粮食增收外，另一主要增收的途径就是通过林业增收。2001年农户林业收入为358.33元/户，而2011年林业收入为246.98元/户，同比下降了31%；主要是退耕之前农民每周到赶集市的时候都会抗或用马驮树去集市出售，退耕还林后，国家禁止毁林开荒的政策进一步实施，农民大多数外出打工，对林业的依赖减少，使得林业收入有所下降。
2.从收入构成比重上分析
退耕还林还草是通过农业内部资源的重新配置与有效利用，减少某些过剩农产品的生产，增加短缺农产品的生产；通过合理投资与经营，提高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效率[江丽，杨丽雅，张越，安萍莉，ColinGBrown：《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农户影响：以甘肃省华池县为例》，《干旱与区域资源环境》，2011年9月，第9期。]。同时退耕还林还使剩余劳动力的重新分配，由于耕地的减少，使一部分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通过劳动力转移的方式重新就业，加速了农村人口城镇化，劳动力内部发生了结构调整[贾卫国：《我国退耕还林政策持续性研究》，《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6月，第55页。]。退耕还林之后样本村种植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原来的单纯的种植水稻和玉米，转向种植水稻、玉米和经济作物（太子参、生姜、蘑菇等）；该地区剩余劳动力也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纷纷进城务工，寻谋生计。
调查结果表明（表2和表3）：2001年农户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由种植粮食、养殖业、副业、林业、外出打工构成；而2011年农户收入来源则主要由种植粮食、种植经济作物、养殖业、副业、外出打工、政策补贴构成，构成了以打工收入来源为主，其他收入形式为辅的模式。通过退耕前后各收入构成在家庭总收入比重比较，农户收入构成有如下变化：种植粮食收入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下降了32.597%，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下降了18.524%，养殖业收入和副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也下降了9.495%和8.384%，在工资增长基数不大的情况下工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下降了5.621%。同时，外出打工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增加了66.574%，种植经济作物占2.413%，政策补贴占5.634%。很明显，种植粮食收入、养殖业收入、副业收入、林业收入和工资收入下降的比重正好由种植经济作物收入、外出打工收入和政策补贴收入增加的比重来弥补。
从表2可以看出，2011~2013年收入增长量有所增加的是种植经济作物收入、外出打工收入、政策补贴收入，分别增加了0.208%、1.325%和0.346%，增加幅度不明显。对于2011~2013年增长量有所下降的种植粮食来说，从表3中得，2001农户收入为684.50元／户，2011年为973.17元／户，2013年为1095.21元／户，其增加的比重为42.17%，但由于2011年家庭平均总收入为17981.6元／户，基数过大，是2001年1800.89元／户的898.48%，导致了种植粮食收入有所增加，但是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下降。而是2011年农户总收入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外出打工收入增加的幅度大。也就是说，大部分农户收入来源主要靠外出打工。
（二）农户收入分布规律分析
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农村地区人均纯收入比较低。对农户收入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助于掌握退耕还林地区农户收入分布，农户收入差距，分析退耕还林地区全体农户中，个体农户等于或者低于某一收入值所占的比例。
1.对样本农户的数据描述
本研究采用2013年的收入数据作为样本村农户收入分布规律的研究数据。根据调查数据和相关资料查阅，整理出样本农户2013年收入数据，2013年农户收入数据统计分析如下：表4。
从表4我们可以看出，2013年样本农户平均值为22064.19，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50000和2000，标准差为11677.68，可以看出该地区农户收入差距大，同时可以算出样本偏度大约0.25，为正偏，即样本农户收入分布是不对称。
2.检验样本农户收入分布
为了进一步分析研究样本农户收入分布规律，假设样本数据来自正态总体分布，经检验=26.9297，由于总体中有两个未知参数用样本数据估计，因此在时查表[甚骤，谢式千，潘承毅：《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第386页。]可得临界值>26.9297，也就是在显著水平0.1下接受，即样本数据来自正态分布总体。
以上检验过程是已经验证了样本农户来自正态分布总体，但是就这样认为证明了假设条件，很容易就犯了第Ⅱ类错误[何镇邦，李桂荣：《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63页。][袁荫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69页。]。对此，本文再采用偏度与峰度检验[甚骤，谢式千，潘承毅：《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第205页。][田禹：《基于偏度和峰度的正态性检验》，上海交通大学，2012年。]的方法再进一步验证假设条件是否符合实际。在显著条件下，根据偏度与峰度检验法，由表4可得样本偏度为0.2505<=1.96，样本峰度为-0.6371<=1.96，即认为数据来自正态分布的总体。通过以上分析得正态曲线图（如图1）。
从样本分布的规律图1，可以看出，它有一个峰，中间高，两边低，如果以最高峰作为高中低收入的分段处，那么显然中低收入者占多数，而且正态曲线较为陡峭，也就是说低收入农户与高收入农户差距很大。
3.样本农户方差分析
在分析了农户收入的分配规律之后，笔者还从农户的收入组成上进行阐述。从表3可以得到图2。
从图2可以看出，2001年，农户收入主要是种植粮食收入，2011年和2013年后农户收入主要靠外出打工收入，在原有的收入构成上还增加了退耕还林补贴收入和种植经济作物收入。
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户收入构成显著性，笔者选取2013年的收入作为研究数据，在显著水平为0.1的条件下，运用无重复双因素方差分析法对2013年农户不同收入构成在不同自然村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如下。
结果分析：临界值法．F=112.94055>Fcrit=2.023252；F=0.99816868<Fcrit=2.364888。故不同收入构成下农户的收入有显著的差异，而在不同的自然村下农户收入没有显著的差异。这个分析下，也显示了样本村农户收入来源主要是外出打工。
三、农户收入构成变化的评价
以上分别对农户退耕还林前后收入构成变化比较，并对2013年农户收入分布进行分析，2013年农户收入服从正态总体分布，但是收入分布曲线高收入段较为陡峭，收入差距大；从农户收入构成上来看，不同的收入构成对农户收入影响有显著的差异。退耕还林后农户收入主要由种植粮食收入、种植经济作物收入、林业收入、养殖收入、副业收入、外出打工收入和政策补贴构成，尽管收入来源多，但退耕还林后农户收入来源主要是外出打工收入，这也是退耕还林后农户收入最大的改变。
从以上数据分析来看，有以下几点阐述：
1.农户收入有了新来源，但农民外出务工环境艰难，以劳务输出增加收入的依赖性十分强烈[黄明荣，黄文校：《农民收入构成变化特点与分析评价》，《广西农学报》，2004年第3期第19页。]，也就是说农户收入较为单一。
从2011年和2013年农户收入构成来看，农户收入较退耕还林前，有了新的来源：一是外出打工成为退耕还林后农户收入来源最主要的方式；二是养殖业和副业为农民提供了谋生渠道；三是农户传统的种植业方式在经济作物种植上有所发展，成为农户增收的渠道之一。但从整体来看，农户收入较为单一，主要表现为2011年和2013年农户外出打工收入分别占农户收入构成比重的66.57%和77.3%。从种植业内部结构来看，农民没有摆脱传统种植业的束缚，种植粮食依然是主要的，退耕还林后，农民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仅剩的耕地和水田种植上，没有培育出种植具有地方特色的高效经济作物。
2.农户收入有所提高，但收入差距较大。
根据调查数据，总体上，2001年农户总收入是1800.89元/户，2011年是17981.6元/户，十年来每年基本增长一倍，而2013年农户总收入为22064.19元/户，较2011年增长了4082.59元。就2013年个体农民收入来讲（表4），家庭年收入最少为2000元，最多为50000元，众数30000元。
3.农户收入构成有所调整，但不适合长远发展。
退耕还林后，种植粮食作物增加收入不再是主要的渠道，养殖、种植高收入经济作物、其他副业和外出务工也成为农民增收的渠道，但是外出务工成为农民收入的最主要的来源，这主要体现在2011年和2013年农民收入构成比重中外出务工占总体的75.93%和77.25%。农民以外出务工增加收入的依赖性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农户增收的门路少，退耕还林后，耕地种植减少，新的增收方式没有形成，农民被迫转移劳动力，外出务工又使农民暂时行的增收，所以，外出务工对农民，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来说不是长久之计。
四、实现退耕还林地区农民稳定持续增收的对策
1.加大农村投入，进一步完善农村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增长，从政府角度来讲，应加大农村投入量，加强农村水电设施建设和道路交通建设。例如，退耕还林后，农民耕地大大减少，农民将生产资料投入主要在水稻种植上，但水田交通不便，水田引水设施简陋等因素对水稻的种植影响越来越大，故应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
2.调整农民增收来源结构，探索符合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渠道
目前农民主要靠外出务工增收，但外出务工对于农民，对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来说都不是长久之计。首先，依靠政府和社会力量，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同时也可以立足退耕还林地区的特点，因地制宜发展林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例如发展木材加工企业和生态旅游等增加农民就业。其次，退耕还林地区除了有林业资源外，也是发展种植中药材、生姜、西红柿和发展草畜产业最佳地区[张莉：《甘肃农民收入差异的实证分析—以民乐县为例》，《甘肃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6月。（北方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实地调研得知，该区种植中药材（太子参）、生姜、西红柿、饲养牛和羊等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对于优势的资源没有形成规模生产。所以利用该地区优势的资源发展规模的中药、生姜等生产种植，发展专业草畜产业，不仅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家的充分就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收入渠道，而仅有的部分剩余劳动力可以向外输出就业。
3.强化农村教育，加强农业技能，外出务工技能培训
国家要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力度，首先要保证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让每一个农村孩子都能上学。建立强有力的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抓好农村孩子基础教育，尤其是初高中孩子教育问题，为农村经济建设输送后备力量。其次，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使农民真正的拥有一技之长。最后，通过职业技能培训，积极组织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劳务输出），发展劳务经济。
参考文献：
[1]支玲，李怒云，王娟：《西部退耕还林经济补偿机制研究》，《林业科学》2004年，第2期，第2页。
[2]李金东：《甘肃省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理论和实践》，《兰州大学》，2010年。
[3]王海伟：《退耕还林地区农民收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8年。
[4]江丽，杨丽雅，张越，安萍莉，ColinGBrown：《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农户影响：以甘肃省华池县为例》，《干旱与区域资源
环境》，2011年9月，第9期。
[5]贾卫国：《我国退耕还林政策持续性研究》，《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6月，第55页。
[6]甚骤，谢式千，潘承毅：《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第386页。
[7]何镇邦，李桂荣：《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63页。
[8]袁荫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69页。
[9]甚骤，谢式千，潘承毅：《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第205页。
[10]田禹：《基于偏度和峰度的正态性检验》，上海交通大学，2012年。
[11]黄明荣，黄文校：《农民收入构成变化特点与分析评价》，《广西农学报》，2004年第3期第19页。
[12]张莉：《甘肃农民收入差异的实证分析—以民乐县为例》，《甘肃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6月。
基金项目：本文系部级大学生创新项目：2013年部级大学生创新项目“安顺市退耕还林地区农民生计方式变迁与经济发展研究——基于永宁镇的田野调查”（项目编号：2013114070012）研究成果之“基于退耕还林视野下农户收入构成分析与思考”。
作者简介：齐维孩（1991-）男，贵州安顺人，苗族，北方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2011级在校本科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戴宁宁（1982-）女，宁夏固原人，博士，北方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
关键词：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民办博物馆；SWOT方法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我国民间博物馆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民间博物馆作为国有博物馆的有益补充，馆藏种类丰富，改善了国家博物馆的整体格局，填补了不少文博领域空白，已经成为中国博物馆事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位于重庆市北碚区蔡家镇印天村的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开设于20世纪90年代末，展品大到织布机、水车，小到水烟斗、剃发刀，涵盖了各个年代使用过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千余件。成立至今，影响力逐年提升，受到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多次接待国内外各地的专家学者的游学访问，累计接待参观人数已破万人。
笔者通过对农耕文化陈列馆实地走访调研了解到，陈列馆是由退休乡村中学教师刘映升亲手创办的，多年来，他对各种农耕器具的收集乐此不疲，每年都要专程出门收集农耕文物，足迹遍布云贵川渝山区。目前，陈列馆以刘映升老人和儿子刘刚为主要负责人，其妻子与儿媳妇和孙子为辅助。至今，这个陈列馆陈列了大大小小的农耕器具近千件。刘映升老人还亲手绘制了北碚的农耕地图，并相继创作了近700首与农耕活动息息相关的打油诗，这些诗已获得重庆市版权局登记认可。如今，这位年过七旬的退休老教师，在当地已成为传播农耕文化的名人。
二、用SWOT法分析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发展之现状
（1）优势分析（strength）。1）良好的交通区位优势。两江新区北碚蔡家组团涉及北碚区蔡家岗、施家梁镇，辖区面积66平方公里，地处重庆主城“北上战略”的主要拓展区，是部级新区――重庆两江新区的开发重点区域。蔡家组团位于重庆的外环与内环之间，拥有嘉陵江、轻轨6号线。从主城到蔡家耗时仅在15分钟左右，交通十分便捷，利于游客参观。2）在当地具有的影响力逐步增大。重庆天天“6・30”、重庆电视台“大城小事”栏目组等地方媒体都曾为刘映升老人创办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做过专题报道，之后新华社等数十家中外新闻媒体和网站，相继采访、报道或转载。重庆市各大高校的专家教授们，香港岭南大学的教授们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们都前来参观指导过，陈列馆断断续续接待专家学者近千人。社会反响强烈，影响与日俱增。3）文化价值基础上的资源优势。文物的价值不在于它值多少钱，而在于它记录了一段历史，发人深思。中国作为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人们对于农耕器具有着深厚的情感，在情感上占有优势。国家和政府对于农耕文明的保护也持大力支持的态度，展馆中收藏的近千余件农耕器具，在巴渝的农耕历史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各种农具背后涵盖和反映的是巴渝农耕文化的根基，意义非凡。
（2）劣势分析（weakness）。1）缺少政策和资金支持。1997年，国家文物局出台了《民办博物馆暂行条例》，对民办博物馆的管理和扶持进行了相应规定。其后的《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出台，提出“民间博物馆与公立博物馆拥有同等法律地位”。但这一《意见》至今仍未有具体的操作方案。笔者从对刘映升老人的采访中了解到除了文化部门领导和高校师生们对陈列馆展示了浓厚的兴趣表示支持外，为了减少城市开发过程中的麻烦，蔡家当地政府在对待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上采取不支持不反对，不予正面理睬的态度。陈列馆由于并未申请登记注册到文化局进行备案，还未享受到国家出台的对私人博物馆的扶持政策。目前，陈列馆的大部分馆藏都是私人购置的。2）藏品的意义蕴含丰富但收藏性相对较弱。虽然中国拥有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是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人们对于农耕器具有着深厚的情感。但是收藏的近千余件农耕器具，有些还在现在的农村正常的生产生活中使用到，大部分人都曾接触了解过，虽然很多都由于工业技术的发展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总的来说这些器具和其他的古玩字画类收藏品相比其价值目前还未真真体现出来，收藏性相对较弱，不能充分满足参观者的猎奇心理。3）展馆专业性相对贫乏。陈列馆尽管占地面积相对可观，但是作为乡村家庭式博物馆其展厅相比其他专业展厅而言存在明显劣势，环境条件相对较差不利于文物保护，展馆内很多铁制的器具很多都已经变得锈迹斑斑，此外展出物品摆放虽然又分为生活、农耕、竹篾三个室内展区和一个石磨室外展区，但各个展区分类总体不够明确很混杂，参观路径的安排也不够合理。陈列馆现在主要的工作人员是由家庭成员组成，在凑筹办陈列馆之前并未接受过专业的培训，整体综合素质水平不高。
（3）机遇分析（opportunity）。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十将生态文明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八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重庆现在搞建设，搞五个功能区。搞五个功能区划分要和两江新区的配合要体现两江新区的观点。笔者在采访温老师时，他说道：“刘老师的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这一套非物资文化遗产的保留是和人结合的，和生物物种多样性是高度一致的。我想未来重庆的发展将不再是将是以新的生态化的发展作为新的发展成绩。这个对于当地政府会有很好的响应中央强调中央生态文明的条件。”陈列馆的建馆初衷和理念设计符合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建设的需求，不单单仅是为了还原一片农耕社会的感触，更是为了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意义，符合党和政府的要求。
（4）外在威胁（threat）。1）国有博物馆与其他民间博物馆之间的威胁。重庆拥有登记在册的各类博物馆53个，其中文物管理系统内的国有博物馆有4个，非文物管理系统内的行业博物馆8个，民办博物馆有5个。然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并未登记注册在内，相比其他博物馆而言，缺少政策支持、资金补助，建成时间还不长久，距离自己打造农耕体验区的理想还很遥远，这还只是个雏形，尚在成长当中。竞争力相对薄弱，还未形成自己真正的品牌价值。2）城市化进程与农耕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如今全国各地都在大规模地进行城市拓张，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重庆也不例外。问题在于时代交替之际，是否应该拯救那些在推土机下陈旧的犁头耙子、风车水车，尘封的桌子柜子，坛坛罐罐，保留可能逐渐消失的传统农耕社会？蔡家处于两江新区的开发重点，刘映升老人的陈列馆正面临着可能在城市化进程的道路中被拆除了命运，一个是为保留农耕文化而建立起来的陈列馆，一个是为了经济发展城市扩张的城市化进程，农耕文化能否使得城市化进程绕道，这是一场较量。
三、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之发展对策
（1）合理规划展馆，提升馆藏人员的综合素质。通过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了解文物保护工作的法制，树立科学全面的文物保护思想健全文物保护体系。同时努力完善陈列馆的各项审批程序，梳理材料积极到有关部门备案，从“野馆”变成有编制有规章的“合法合规馆”，邀请专业的设计师为展馆做规划设计。此外积极和当地有关文化政府和高校等合作，如可以和高校与旅游文化建设有关社团合作。文化涉及的行业众多，而这些行业往往需要专业人才，发展文化必须抓紧培养人才，高校中有许多的人才资源，可邀请大学生等的支援陈列馆建设定期前来做培训或者义务讲解，陈列馆为其提供实习证明，以此提升陈列馆的讲解水平。
（2）加强旅游营销意识，打造农耕文化陈列馆特有品牌。重庆目前的博物馆中并没有和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相同性质的馆藏，作为农耕文化陈列馆，对远离乡野生活城市市民有较大的吸引力，可以让展馆跳出单纯参观的现状，打造农耕社会体验区，市民们可以在这里定制自己的土地兵耕作，尝无公害蔬菜，体验亲手耕作的乐趣，但同时要谨防走入一般农家乐的误区。
（3）积极争取国家、民办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民间博物馆单靠自身的力量很难生存，尤其是自从自2008年我国公共博物馆已逐步实施免费开放以来，民办博物馆虽未纳入免费行列，但要维持公益性的长期对外开放，其运营管理也始终是一大难题。目前，重庆民间博物馆还有展示陶瓷字画的国友博物馆、火锅博物馆，以及宝林博物馆等几家民间博物馆馆长们共同的希望，是能在政府帮助下，让博物馆以馆养馆就好了。严酷的现实摆在众人的面前，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也应积极主动采取措施争取各方支持。
（4）整合资源转变思路打造巴渝农耕文化生态博览园。蔡家是一块风水宝地，这一片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是巴渝文化的丘陵地貌。丘陵地貌就是从丘陵浅山再进入深山区。这种地貌本身蕴含着生物物种资源最丰富的地理条件。以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为源头，辐射周边在蔡家打造属于重庆的大型巴渝农耕文化生态基地与产业集群，农耕文化主题公园等把无生命的文物变成有生命的历史，引进各方资源，包括重庆特色的民俗节庆文化、婚庆文化、美食文化、服饰文化、生产生活文化等在生态园中开创一片新的天地与陈列馆相互辉映，打造又一张重庆特色名片。
四、结束语
民间博物馆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民间博物馆的健康发展，更依赖于国家法律法规的完善。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收集整理农耕文物，只为再现巴渝农耕社会，让子孙记住自己的根。它却详实地记载了我们的农耕文化，并从中可寻其轨迹。它是我们几千年文明古国农耕文化的高度浓缩，且留下了许多农耕文明的历史烙印。值得民俗专家和农耕文化学者进行总结和研究。
参考文献：
[1] 兰鹏，禾子.藏宝人的爱与哀愁探访重庆的民间博物馆[J].重庆旅游，2013（8）.
[2] 石群勇，龙晓飞.论现代语境下民间博物馆之现状及发展路径――以凤凰山江苗族家庭博物馆为例[J].教育文化论坛，2010（l）.
河海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的陈阿江教授从2013年起组织“环境社会学是什么”的大型学术访谈录。本刊选发的是中国生态人类学两位开拓者――尹绍亭教授和杨庭硕教授的访谈录。两位学术前辈是国内首批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学者，目前仍然活跃在学术研究的第一线。这两篇访谈呈现了两位学者的最新思考。云南大学的尹绍亭教授回顾了“刀耕火种”研究的缘起、理论与方法，揭示了刀耕火种农业的生态智慧及其启示意义。吉首大学的杨庭硕教授对生态人类学的学科特点进行了阐述，重点介绍了喀斯特山区苗族支系传统生态知识特点、流变，并对传统生态知识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两位学者的研究经历与见解，对于我们认识当下的生态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导 读]生态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门重要分支。扎根于中国田野中的生态人类学家们用独特的视角解读生态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尹绍亭教授是改革开放后国内最早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著名学者。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对当代刀耕火种农业一边倒的批判声音中，尹教授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用文化适应的观点阐释了刀耕火种，并运用文化生态系统的方法进行研究，指出当代的刀耕火种农业是土著民族对生态环境适应的生计方式，揭示了其盛行和延续的文化生态原因，总结了刀耕火种丰富的传统知识和生态智慧，为农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传承，为学界和社会正确认识刀耕火种，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紧扣时代脉搏，开拓创新，这是尹教授三十多年学术生涯的一贯追求。在刀耕火种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生态人类学，拓展跨学科研究，在生态与文化多样性研究、文化生态村建设、生态环境史研究等方面，尹教授亦锐意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篇采访大致反映了尹教授的学术经历、治学思想、理论方法、研究特色以及孜孜以求、严谨踏实的学者风范。
[受访者简介]尹绍亭，云南大学教授（云南昆明 650091）。
[访谈人简介]耿言虎，社会学博士，安徽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安徽合肥 230601）。
一、刀耕火种研究的缘起、理论与研究方法
耿言虎：我的导师陈阿江教授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他重视跨学科的研究，近年来积极推动与相近学科的交流与合作。此次委派我专程来昆明拜见尹教授，承蒙您抽时间接受我的采访。先请教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您从事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是从研究刀耕火种开始的，请问“刀耕火种”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尹绍亭：刀耕火种是我三十多年前开始研究的课题，现在你们年轻学者还感兴趣，我很高兴。刀耕火种在我国古代叫“火耕”“畲田”，明清之后西南史料广泛使用“刀耕火种”，延续至今。日本农民过去也从事刀耕火种，日语叫“x”。英语有两个名称：一是“Swidden”，意为火耕;一是“shifting agriculture”，意为轮歇农业。但是轮歇农业不是太确切，轮歇是指循环耕种，循环耕种有两种情况：一是森林地的砍烧轮歇，即刀耕火种;二是没有森林的旱地的轮歇，那就不是刀耕火种。即刀耕火种是轮歇农业，而轮歇农业不完全是刀耕火种。学术界还有不少人把刀耕火种叫作“游耕”，也不准确，因为在从事刀耕火种的民族里面，有的确实是居无定所、不断迁徙，土地耕种随人之迁徙而变动，那可以叫作“游耕”;而大多数的刀耕火种民族却是祖祖辈辈定居于一地，循环开垦林地进行耕种，那是“轮歇”，而不能叫作“游耕”，轮歇和游耕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刀耕火种是一个形象通俗的叫法，农史学界讲耕作有“刀耕”“锄耕”“犁耕”的分类。“刀耕”意为使用刀斧砍伐树木，“火种”是把砍伐晒干的树木焚烧成灰后播种。“刀耕火种”表达的意思比较明确，又是传统习惯叫法，所以我认为可以沿用。
耿言虎：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对刀耕火种一片的批评声音中，您为什么选择研究此课题？
尹绍亭：说来话长，选择这个课题，首先是现实需要。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非洲以及南美洲等地区的热带雨林遭受严重破坏，造成全球重大环境问题。而我国在经历了历次运动特别是之后，森林遭受严重破坏导致的生态恶化状况就凸显，环境问题也成为热点。在此背景下，西南山地民族千百年来从事的刀耕火种突然成为众矢之的，被认为是“破坏森林的罪魁祸首”“原始陋习、残余”，遭到史无前例的口诛笔伐。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先生十分关注，多次发表意见：“毁林开荒这种现象一定要很快地制止。对于这种情况大家都很着急。研究工作应该走在实践的前面。我觉得我们社会科学界，特别是云南社会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有重大责任，应该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当作一个紧急的工作来抓……看到西双版纳毁林开荒的严重情况，对这方面的研究一定要‘快’！”①社会对刀耕火种的存在感到忧心，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前往西双版纳考察时也对此表示了特别的关切。面对这样的形势，作为云南学子，深感问题重大，有责任参与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步入了这一领域。
其次，选择研究刀耕火种，与我当时求学的学习环境不无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以在职的身份考入云南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攻读硕士学位，该研究生部的老师们都是长期从事科研的专家学者，大都参加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大调查，积累深厚，成果丰硕。授课除了本院的老师，还聘请院外著名的老师上课，如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东南亚研究等专业的老师，都是学界名流。老师们强调勤奋笃实、兼收并蓄、重视田野、勇于创新的治学精神，对于我选择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影响。
第三，选择刀耕火种，还与我少年时代的经历有关。我的家乡在云南西部腾冲县，小学读书在县城，假期经常去乡下姑妈家。认识刀耕火种，也是在那个时候。家里水田不够，有一次表哥带我和侄男侄女上山，找了一片森林，把树砍倒，过两三个月再来烧树，然后种谷子，他说这叫火烧地。第二次接触刀耕火种则吃了皮肉之苦。其时腾冲残留着在灌木草地里进行刀耕火种的农业形态：用锄头翻挖土垡，以土垡堆垒成直径两米左右的圆形土包，内烧树根杂草牛粪，经过一段时间的焚烧，土垡被烧成灰状，土壤肥沃了，草籽害虫也悉尽烧死，对农作物的生长十分有利。一次学校组织郊游，举行抢夺红旗的竞赛，红旗插在山顶，自山脚到山顶要经过一片布满土堆的火烧地，为了抢时间，我没有绕行土堆，想跑直线，于是一脚踹入内部炽热燃烧的土堆，顿时疼痛难当，拔出脚时脚皮已被烧坏，而且马上鼓起不少水疱。那次烧伤治疗了很长时间，好了后却留下了一脚刀耕火种的斑斑花纹。少年时代与大自然和刀耕火种亲密接触的经历，让人刻骨铭心。二十几年后居然研究起刀耕火种来，算是与之有不解之缘吧。
耿言虎：您研究刀耕火种借鉴了哪些理论，有哪些理论方面的思考？
尹绍亭：那时侯可参考的理论有下面几种。
理论一，当时国内民族研究统一奉行的理论是进化论。该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依次进化的历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按照进化论的观点，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其特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古老的采集狩猎刀耕火种经济，就是原始社会的生产力，这就是进化论对刀耕火种的定性。由于原始社会的生产力落后，所以毫无疑义必须彻底改造、禁止、取代。进化论作为当时的理论经典，所有研究（包括我在内）都自觉以之为指导，然而面对刀耕火种的现实，却感到十分困惑和难以解释。其一，新中国成立以后，生产关系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而“原始社会生产力”刀耕火种为何无法消灭，而且竟然长期延续？这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好像不符。其二，在滇西南地区，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低地民族从事的是集约的水田灌溉农业，而多数山地民族却选择进行刀耕火种，原因何在？其三，为禁止和消灭刀耕火种，政府和社会采取了种种措施，然而收效甚微，何故？其四，多数自然科学者和民族学者的“调查研究”，几乎都是人云亦云，先有定论然后搜罗需要的资料去论述刀耕火种是“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原始落后”，这显然违背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然后才下结论的逻辑。
理论二，农业史的进化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的进化经历了从原始刀耕农业到锄耕农业再到犁耕农业的进化过程，云南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作为“不知锄、犁”的原始“刀耕”，是佐证农史进化规律的绝佳的“活化石”。这一理论也有疑点：众所周知，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刀耕火种最突出的特征，是使用石刀、石斧等原始生产工具，而当代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不仅使用铁刀，还同时使用铁锄、牛犁，而且有的民族还同时耕种水田。稍微深入了解，会发现这种农业更多的技术含量，例如其栽培作物种类及品种之多、栽培技术之复杂，就远远超乎想象。所以，将当代的刀耕火种与石器时代的刀耕火种混为一谈是不妥当的，视为“活化石”显然不能成立。
理论三，经济文化类型论或称“社会文化类型”理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的民族研究曾深受苏联民族学的影响，“经济文化类型”即为其时中苏合作研究的成果。“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主要着眼于生计和物质文化差异，将东亚各民族的生计形态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狩猎、采集和捕鱼起主导作用的类型（渔猎采集经济文化类型）;二是以锄掘（徒手耕）农业或动物饲养为主的类型（畜牧经济文化类型）;三是以犁耕（耕耘）农业为主的类型（农耕经济文化类型）。除上述分类之外，对于在解放时保留原始公社制末期及其残余的少数民族或其支系的鄂温克、鄂伦春、独龙、怒、傈僳、佤、德昂、布朗、景颇、基诺等，依照地理和经济特点，再划分为南方原始农业经济刀耕火种（游耕）类型和北方渔猎采集经济类型。经济文化类型、文化区域、生态文化区分类的研究，都讲文化的空间分布，显然有人文地理学的印迹，而其源头还可以追朔到威斯勒（C. Wissler）和克鲁伯（A. l. Kroeber）的文化区域（culture area）理论。该理论以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进化的差别即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表现以及自然地理条件解释文化类型及其空间分布，综合了进化论和文化区域理论的观点。此理论的不足在于，只注重文化的类型和空间分布，而不深究文化类型形成的内在原理与机制，它适宜于描述历史上的传统的文化空间，而不适宜进行当代复杂的文化变迁的研究。
上述三种理论，虽然盛行，然而都有缺陷，难以参照运用，那么国外的理论又如何呢？
先看日本。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学者捷足先登，来云南考察者较多，他们带来了一个与云南关系密切的日本文化源流理论――照叶树林文化论。该理论认为，在亚洲包括日本在内的中低纬度地带，也即地理上说的照叶树林地带，存在着较多相同的文化要素，统称为照叶树林文化，其文化的中心就在云南及其周边。刀耕火种是照叶树林文化的重要文化内涵之一，是该文化古老的基层文化。这一理论将刀耕火种作为古老的农耕文化进行研究，没有涉及当代刀耕火种是什么、和环境的关系以及为何持续存在等现实问题，所以与我国现实研究的语境不同，研究取向存在差异。不过，其时日本学者对日本和世界刀耕火种的田野调查研究已经相当充分，资料收集的广度和深度居于世界前列。代表性的研究者如著名学者佐佐木高明先生，他不仅深入调查研究了日本的刀耕火种，还调查了东南亚、南亚、南美等地的刀耕火种，著述丰硕，堪称大家。由于研究取向不同，所以我没有沿袭日本学者们关于探寻日本文化源流的照叶树林文化论及其刀耕火种研究的观点，不过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深感他们田野调查的深入扎实，资料收集的细致入微，治学态度的一丝不苟，这些都使我深受启发和影响。
再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期，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的西方学者还比较少，但西方的书籍看不到，信息查询很困难。一些杂志如《民族译丛》等开始介绍国外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然而介绍性的短文看后很不过瘾，只知皮毛，不得要领。譬如通过介绍知道西方学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的概念，70年代又拓展为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这些概念和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否参照应用，能否解决问题？没有详细的信息，看不到相关的文献资料，两眼一抹黑，只有遗憾。哪里像现在你们这些年轻学者，查找古今中外的资料毫不费力，社会变化确实太大了。
从上可知，当时研究刀耕火种，欲选择可参照的社会科学理论是很困难的。不过，也并非完全没有门路。其实讨论刀耕火种的核心是生态环境问题，不管是什么学科背景的研究，都主要聚焦于生态环境问题之上，所以社会科学的研究要具备科学性，要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最基本的一点，是必须掌握生态学的知识。国外文化生态学和生态人类学的文献难以找到，而生态学的参考书却很容易寻觅，书店和图书馆里都有。通过学习生态学的知识，学会运用生态学的原理进行思考，再结合初步的田野调查进行分析，思路突然豁然开朗，终于找到了研究刀耕火种的途径，并摸索出一种较为理想的理论框架。其实，西方的生态人类学理论，也是借鉴和运用了生态学的生态系统理论才发展和完善起来的。那时候学习生态学，结合田野思考，获得了四点认识，对整个研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认识一，生态学讲生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适应的关系，那么适应也应该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最基本的关系。如果我们以适应的观点看待刀耕火种，还原其基本的功能，那么刀耕火种其实是山地民族解决吃饭问题的生计形态，是一种特殊的农业，而非形而上的“陋习”。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活于山地森林之中，森林是最便于利用的资源，刀耕火种就是山地民族对森林生态环境的适应方式。这样认识刀耕火种，现在看来再普通不过了，而在当时却是颠覆性的新观点。
认识二，很多人断言刀耕火种是“砍倒烧光、毁林开荒”，如果运用生态学的原理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刀耕火种并不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复杂的人类生态系统。刀耕火种作为一种食物生产方式，一种山地森林农业形态，也和其他农业一样，是一个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干预、控制，使其根据人类的需要进行能量转换和物质循环的人类生态系统。在刀耕火种人类生态系统中，人类是“多级消费者”，人类一方面通过采集和渔猎手段获取各类动植物食物，一方面通过砍伐和焚烧植物，使其变为物质代谢材料无机盐类，即把固定于植物中的太阳能转化投入土壤，然后播种农作物，农作物吸收无机盐类进行光合作用而茁壮生长，实现了太阳能的多次转化，森林生态系统于是成为了人类可利用的农业生态系统。刀耕火种人类生态系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物质循环、能量转换，体现了人类适应、认知、利用自然的智慧。
认识三，刀耕火种人类生态系统的平衡，在无外界干扰和影响的情况下，取决于人口和森林、土地、资源的关系。人口少，森林土地多，就能良性循环，可持续利用;人口多，森林土地少，就会失去平衡，不可持续，导致人类生存危机和生态环境破坏。根据我个人调查测算，在云南西南热带亚热带山地，人、地关系的比例至少须保持在1：24这一水平之上，即人均所有林地必须在24亩以上，刀耕火种人类生态系统才能良性循环。当代人炸，不具备这个条件了，刀耕火种自然消亡;如果还具备这个条件，就有可能盛行刀耕火种。排开其他因素，单纯地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看，刀耕火种的兴衰与社会形态是没有关系的。
认识四，生态系统理论是生态学的重要分析工具，也是刀耕火种研究的重要的方法论。生态系统理论认为，系统由组成其结构的众多要素构成，各种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系统内在的调适机制是维持系统结构平衡和良性循环的保障;而如果一种或几种系统要素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且使得系统的调节机制失去调适功能的话，那么系统的循环和稳定就会受到破坏，系统将会分崩离析乃至消亡。生态系统的动态的、整体的认识论，既有益于我对刀耕火种文化生态内涵的把握和其“生命过程”的探索，又对开发刀耕火种的研究方法大有帮助，可以说是统领我的整个研究的“纲”。
耿言虎：您的刀耕火种研究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尹绍亭：我的研究采用了“纵横交错，点面结合，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所谓“纵横交错”，“纵”是历史梳理，“横”是田野调查。历史梳理靠文献，田野之前，先做文献的搜集和研究。查阅资料，阅读迄今为止我国尤其是云南有关刀耕火种的文献，并参考东南亚、南亚和日本的研究，摘录要点并制作卡片。通过案头工作，掌握了刀耕火种的历史概况，当代各学科研究刀耕火种的视角和观点，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民族大调查的若干比较有参考价值的田野调查资料。文献研究不可缺少，但是问题不少。由于对少数民族心存偏见，所以几乎所有关于刀耕火种的古代历史记载均非常简单，少有较为翔实的调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调查资料，涉及社会组织、土地制度、轮歇方式、生产工具、作物产量等，有较高的参考利用价值，不过深度和广度不够，只能作为进一步调查的线索和依据。所以，若要真切了解刀耕火种的生态文化内涵，要验证自己的理论假设，还得靠自己深入田野调查。
所谓“点面结合”，“点”为定点深入调查，“面”是不同民族跨文化的比较调查研究。我最早进行刀耕火种调查的田野点是西双版纳基诺族集聚的基诺山，那是从做硕士论文开始，导师是民族学家杜玉亭。杜先生起初让我去做勐海县的民族研究，初步调查后感觉该县民族多，文化复杂，难以驾驭，提出改做景洪县基诺山基诺族和橄榄坝傣族的比较研究。调查后还是感觉题目大，可能做不好，于是再次提出改做刀耕火种的想法，杜先生欣然应允，认为此课题做好了极有价值。当时一些前辈学者对我的选题并不看好，有的认为太敏感，有的认为做原始落后的东西意义不大，不合时代潮流，等等;然而杜先生独具慧眼，热情支持。原因何在？众所周知，杜先生曾在多个学术领域做过开拓性的研究，其中对基诺族的研究用力最深，其基诺族的田野调查从1958年至今从未间断，跟踪延续了五十余年，是公认的基诺族研究第一人，对基诺族文化的感情极为深厚，深知基诺族刀耕火种文化的价值，所以毫不犹疑地同意了我的选题和选点。从事田野调查，选点是关键。比较了原先去过的拉祜族、哈尼族、瑶族等村寨，结果定在了基诺山，今天看来是明智之举。一来基诺族的刀耕火种文化十分丰富，非常典型;二来基诺山是导师长期研究的田野点，经他介绍，调查顺利很多。当时基诺山有45个村寨，初步调查之后，我选择了3个海拔高度不同的村寨――雅诺寨、巴亚中寨、巴卡小寨――作为调查点。基诺族的调查间断性地进行了3年，参与体验了一年到头的生产生活周期，获取了较为丰富的基诺族的传统知识，研究的思路、观点、理论、方法更加明确。其间发表了数篇论文，硕士论文《基诺族刀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通过答辩后先后发表于《农业考古》《云南国土研究》杂志，并作为1987年在西双版纳召开的“亚洲热带农田与森林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在大会上作了主题报告。对基诺族的刀耕火种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之后，从1987年底开始，步入了“面”的调查。此后又间断性地花了3年的时间，先后调查了怒江和独龙江峡谷的独龙族、怒族、傈僳族、墨勒人（白族支系），德宏地区的景颇族、傈僳族、德昂族，临沧和思茅地区的佤族、拉祜族、哈尼族，西双版纳地区的布朗族、哈尼族、瑶族、苗族、克木人，收集了可供比较研究的详细资料，达到了全面把握云南西南部刀耕火种的实态、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及类型划分的目的。
所谓“系统研究”，即上面所言生态系统动态的整体的分析方法。通观刀耕火种，其每一个要素，要素与要素之间，都具有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即皆为不同层次结构的网络的、系统的关系。运用系统研究的方法，第一步可以把刀耕火种分为不同层次的若干小系统和子系统。如环境子系统、技术子系统、产出子系统、辅助生计子系统、社会控制子系统、商品交换子系统等，每个子系统又包括若干小系统，例如技术子系统包括生产工具、土地分类、耕作技术、轮歇方式、栽培作物、作物收获、食物加工等。有了清晰的系统概念，田野调查即可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首先逐一调查每一个小系统，然后调查子系统，最后进行整个系统的分析与整合。在第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在系统内外因素的影响下，系统各要素的变化及其引发的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揭示系统动态演变的过程，即文化的变迁。
耿言虎：生态人类学与环境社会学一样，都属于跨学科研究。您认为跨学科研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尹绍亭：跨学科研究是科学研究的需要，是学术研究不可忽视的新趋势。当今世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面对的研究对象都不会是单纯的事物。单一学科在复杂的事像面前，难免力不从心。例如人类学欲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必然涉及生态、环境、资源等领域，如果缺乏相关自然科学的概念和知识，完全是人文的话语和想象，在自然科学者看来，就很不科学，所以必须学习生态学，若有可能还应该学习与之有关的地理学、地质学、农学和植物学等。社会科学学者学习自然科学，不仅是为了具体研究的需要，而且对理论创新亦十分有益。生态人类学的创立，就是人类学者学习应用生态学的结果。跨学科的研究，除了需要学习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之外，更为有效的途径，是组织多学科的队伍共同进行研究。不同学科的学者组成团队，切磋交流，取长补短，无论对研究者还是对研究课题都大有好处。在国际学术界，跨学科的研究早已成为惯例。在我国，云南是较早实行跨学科研究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裴盛基研究员的研究团队最早在国内进行民族植物学的调查研究，他们从植物学跨入民族学，开创了跨学科研究的先河。稍晚肇始的云南生态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受到民族植物学的影响，两个学科密切合作，形成了跨学科研究的良好局面。我们做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课题，也自始至终实行跨学科研究方法，课题组成员既有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经济学等学科成员，还有建筑学、地理学、服饰设计、博物馆展示、植物学等科研人员参加。
至于说跨学科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首先感受较深的还是做学问的态度。常常看到一些文章和著作，包括研究生的论文，其做法是搜罗一些学科的概念和方法，拼凑一些资料，云遮雾罩地论证一番，便谓之曰“跨学科研究”，看似新颖，其实苍白、庞杂而肤浅。其次，我觉得进行跨学科研究还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始终得立足于自身的专业，不能舍本求末。道理很简单，跨学科研究意在互补，你要说好自己的话，而不要越俎代庖过多地去说别人的话，只有每个学科都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才能形成综合优势，达到理想的效果。再次，要谦虚谨慎，为了做好研究，需要学习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不过短期内要熟练掌握一门知识是很困难的，为了避免错误，一定要虚心向合作者求教。
二、刀耕火种农业的消失、替代与启示意义
耿言虎：刀耕火种农业现在消失了，您认为消失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尹绍亭：刀耕火种的消亡有一个过程，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是人口增长，人地关系发生变化导致刀耕火种轮歇系统崩溃。在云南西南部山地，如果要维持刀耕火种系统正常运行，那么轮歇周期最短得有7年;而要保证7年的轮歇周期，则人均所有林地必须达到至少21亩以上。传统刀耕火种的轮歇周期一般都很长。轮歇周期越长，地力越好，杂草越少，农作物产量越高。如果人均林地面积太少，轮歇周期太短，休闲地森林不能恢复，杂草丛生，地力退化，不仅农作物栽种困难，采集狩猎也要大受影响。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人口增长是不可阻止的趋势，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林地危机，刀耕火种民不得不寻求应对措施，例如利用多种农作物进行轮作，或者混作间作速生树进行粮林轮作等，就是缓解人地矛盾、延续地力的好方法。如果人口压力太大，林地严重短缺，那就不得不放弃刀耕火种，只能固定耕地，或者开发水田。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山地民族一方面进行刀耕火种，一方面耕种水田，这就是人、地关系演变导致生计方式变化的表现。在云南红河哀牢山区，有世界著名的梯田农业，其规模之大、景观之壮观，令人叹为观止。不过人们可曾知道，古代该区的哈尼族、彝族等也都从事刀耕火种，千百年来，从粗放的刀耕火种农业演变为集约的梯田农业，人们一定承受过太多的生存压力，经历了漫长生态变迁的沧桑。
第二是国土和林业政策的变化对刀耕火种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刀耕火种作为“原始落后生产力”一直被列为重点改造对象，国家陆续出台的土地和林业政策促使刀耕火种不断减少。80年代初，云南省颁布了名为“林业三定”的政策，可谓是刀耕火种的“杀手锏”。所谓林业三定，即每个地区、每个村寨均须丈量土地，严格按规定划分国有林、集体林、轮歇地的面积和界限。“三定”政策的实行，限定了轮歇地，很大程度上杜绝了山地民族随意迁徙、任意占地耕种的可能性。一些林地少的村寨，不得不放弃轮歇耕种方式，代之以固定耕种的旱地农业。固定旱作，最大的问题是地力退化和杂草肆虐。为了解决这两大难题，政府相关部门曾大力推行“两化上山”，即鼓励山地民族使用化肥和化学农药，结果短期效果很好，不过问题相继发生，土地板结，人畜中毒，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公害。事实证明，“两化上山”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和所造成的人畜以及食品安全等问题，远远胜于刀耕火种的弊端。第三是市场经济的影响。前面说过，近半个世纪，刀耕火种一直是改造消灭的对象，过去消灭不了，是因为没有取而代之的粮食生产和现金收入的途径。基诺山过去曾经在雅诺寨尝试改革，以经营茶园取代刀耕火种，结果行不通，原因就是没有市场，茶叶卖不出去，解决不了吃饭问题，没办法，只好又恢复老行当。现在不同了，橡胶、茶叶、咖啡、香蕉等经济作物市场需求大而且比较稳定，收入丰厚。种橡胶最先发财的是傣族，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山地民族于是相继仿效，趋之若鹜。由于效益好，钱来得快，所以越种越多，想要限制都不行，结果刀耕火种没人干了，绵延了数千年的山火终于熄灭了。近20年来，山地民族生计转型的速度之快、之彻底，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威力。
耿言虎：很多原来从事刀耕火种农业的地方现在已经种植橡胶树了。橡胶树的寿命是50年，很多橡胶树寿命到了，一些人呼吁要恢复部分水源林，您认为可以做到吗？
尹绍亭：近二十多年来，关于西双版纳等地大量种植橡胶，国内外的生态、民族学等学者，几乎是一边倒的口诛笔伐，说它破坏生态。我曾经与多位外国学者前往西双版纳调查，他们对橡胶种植均表遗憾，有的甚至深恶痛绝。这种状况，颇像当年对待刀耕火种，“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面对批评，山地民族难免感到委屈：原先我们搞刀耕火种，你们说原始落后，破坏生态，必须改变;现在我们不搞了，以橡胶种植替代刀耕火种，你们还是不满意，仍然说我们破坏生态，搞得我们前前后后不是人！批评者其实不必过于偏激，我们常说换位思考，如果转换一下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人家想一想，那么他们的诉求应该也是有道理的：生态环境重要，人是不是更重要;你们求生存发展，我们也要生存发展，什么都不能搞，我们吃什么！
当然，种植橡胶，是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如果贪婪也追求经济效益，不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放弃和禁忌，违反科学规律，盲目扩大种植面积，连水源林、神山神林和不宜橡胶生长的高地森林都统统开发种植橡胶，那么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在工业社会，在市场经济的热潮中，人们崇尚金钱，追求效益，只重现实，不顾长远，待到问题严重了才恢复理智，结果为时已晚。发展经济是硬道理，种植橡胶等经济作物脱贫致富应该是大好事，关键是应该未雨绸缪，政府需提前充分研究论证，制定颁行具备法律效力的科学规划，并健全监督机制，合理配置雨林、国有林、集体林、水源林、神山神林、农地、橡胶园、茶园和其他热带作物的比例，以求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正如很多专家学者批评的那样，目前橡胶园过度开发所带来的消极生态后果已日益显现，危害日益严重。政府已经出台了限制过度开发、适当退胶还林的文件。如果措施得当，执行不打折扣，我认为生态环境是可以逐渐修复的。最令人担忧的，其实是传统文化。种植橡胶等热带作物，发展市场经济，不仅彻底改变了传统生计方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一旦颠覆并淘汰丢弃，今后欲寻根、恢复、传承将十分困难。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传统文化，那就名存实亡，再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也只剩表象了。
耿言虎：刀耕火种农业中具有哪些生态智慧，对我们有何启发？
尹绍亭：刀耕火种的启发，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通过对刀耕火种的研究，深切感受到文化多样性认识的重要。人类学重视文化差异，强调不同文化的价值，强调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就说当代的刀耕火种，如果用文化中心主义的观点来看，肯定原始落后;而如果用文化多样性的观点来看，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问题不难明白，例如汉族的精耕细作农业为高度集约的农业形态，如果强行将其运用到热带森林地区，那么很可能“水土不服”，别的不说，当地的森林资源肯定会遭受破坏。上升到大文化，也是这个道理。文化就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据说有人曾批评我研究刀耕火种是“极端的文化相对论”。20世纪80年代，对待刀耕火种民族及其文化，完全是文化中心主义偏激的观点，听不到起码的文化相对论的声音，我讲了一点理解尊重他者文化的话，讲了一点文化适应，反映了山地民族的一点心声，肯定了他们的一些传统知识，就成为“极端”了，可笑之至！批评者如果不是无知，就是一个“极端”的文化中心主义者，实在不值得理喻。
其二，通过对刀耕火种的研究，使我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文化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等，认识不统一，所以产生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环境中心主义等论争。时至今日，在这个问题上，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认识、什么样的观点，你首先得明确一个简单的事实：人类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生物物种，其基本的属性依然是生物属性而非其他。既然是生物，根据生物进化论和生态学原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适应的关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共生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人类又是不同于所有其他生物的，是具有文化创造和传承能力的社会文化动物，所以人类对自然的适应除了遗传和生理的适应之外，主要还是文化适应。文化适应，可以说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高度概括。在刀耕火种社会里，人类的生物属性和文化适应表现得十分清晰：人们几乎完全依赖森林以及森林中的各种动植物而生存，然而不论是获取野生植物为食的采集，还是捕获野生动物为食的狩猎，抑或是把森林转化为农作物的刀耕火种，均非本能的行为方式，而都是文化手段的运用;人们高度依赖森林和森林中的动植物资源生存，尽管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为了长久地利用，他们懂得节制和保护。刀耕火种民朴素的自然认知和相应的行为准则，值得我们反思和学习。
其三，研究刀耕火种，可以丰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讲生态文明，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话语。一些自然科学家认为生态文明是工业社会之后的一种社会形态，这样的观点显然有问题。首先，我们讲农耕社会、畜牧社会、工业社会，是以生计形态或称经济形态作为尺度来划分社会的，而生态文明并不是经济和生计，而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生态文明并不是独立的社会形态，它跟农耕社会、畜牧社会、工业社会不是同一范畴，两者不存在进化对接的基础。其次，从人类学的角度看，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并非今日才产生，而是早就存在于人类历史当中。我们不应割断历史。当代有生态文明，古代也有生态文明，两者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一脉相承，现代生态文明形成，多半是以往社会生态文明的积累、借鉴、继承和发展，而非凭空产生。大量的研究也已说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曾创造积累了光辉灿烂的生态文明。云南各民族，包括山地民族在内，均有独特的生态智慧和丰富的生态经验，都是中华生态文明的共同创造者。
其四，通过刀耕火种研究，我们认识到传统知识的宝贵。工业社会产生了种种生态环境问题，依靠科学技术去解决，这是治标;而建立全社会都自觉维护和遵守的生态伦理和道德，并辅以完善的法律，这才是治本。关于生态伦理道德，很多学者把眼光投向了传统，去发掘整理儒家、道家、佛家和中华悠久历史中的传统知识。传统知识不仅存在于历史当中，还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存在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当中，需要我们去调查、去抢救。例如基诺族，他们的知识、经验没有文字记录，但是相当丰富。我们曾经花了3个月的时间去调查基诺族的植物利用，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基诺族的栽培作物中仅陆稻品种就有74种，常用的食物、药物、宗教等植物种类多达400多种。其他如生态环境保护、土地分类利用、轮歇轮作技术、天象气候识别等，都是农学家书本上找不到的宝贵知识。再说独龙族，表面看他们的刀耕火种很原始，然而他们以水冬瓜树进行轮歇和轮作的经验技术却是当今最为推崇的“粮林轮作”农业模式。在休闲地中栽种水冬瓜树，或者和农作物混作水冬瓜树，以提高土壤肥力并缩短土地休闲期，避免使用化肥和农药，说它是安全的生态有机农业，一点也不为过。重视传统知识，将其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开发，往往会有新的重要的发现与突破。云南的一位农学家注意到哈尼族的传统水稻品种的特性以及多个水稻品种间作种植方式具有很强的抵抗病虫害的功效，通过实验证实了其科学原理，获得了突破性的科研成果。这个案例，有力地说明了重视和利用传统知识的重要性。
其五，研究刀耕火种，可以促使我们反思现代生活方式的弊病。当代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人类物欲膨胀，消费无度，所以不惜代价疯狂掠夺自然资源，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有“原初丰裕社会”之说，所谓“原初丰裕”，并非绝对意义上的丰裕，而是说原始社会的人们没有太多的物质欲望，没有贫富之分，没有攀比，不追求财富积累，只满足于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不过度攫取消耗自然资源，对生态系统的干扰较小，人与自然能够保持平衡的关系。传统的刀耕火种社会，也大多是“丰裕的社会”。人们敬畏自然，信仰万物有灵，不敢随意伤害生物;土地公有，每个家庭每年砍烧森林，只要能生产当年的口粮就行，绝不多砍;他们懂得保留的森林地越多，动植物就越多，采集狩猎资源就越丰富，人们就不愁吃穿。生活的丰裕不仅在于物质，还表现在精神方面。山地民族频繁举行的节庆、民俗活动和宗教祭祀，可以尽情享受欢乐和神圣的刺激。我们视为原始的山地民族的生活就是那样的简朴、单纯、闲适、快乐、无忧无虑，山民们原始古朴的生活方式与现代文明差距甚远。不过，山民们敬畏自然、清心寡欲、安贫乐道、遵循传统的生活态度，确实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的。
其六，研究刀耕火种，可以深刻感受到文化变迁的利弊。半个世纪以来，经过社会变革、政治运动、经济转型、全球化浪潮等一系列强大深刻的冲击和影响，云南以及全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交通、社会保障等各方面成就惊人，实现了跨越式飞速发展。与此同时，一些伴生的问题也值得注意，例如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优秀传统文化大量消失、广大乡村日渐萧条等。我跟踪调查云南山地民族三十余年，感受颇多。特别想强调的问题是，当今社会发展是硬道理，然而发展不能只讲经济发展，而应该包括社会、文化、教育等全面协调科学可持续的发展。目前传统文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消亡，抢救已刻不容缓，希望全社会予以关注，出谋划策，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
最后，与第六点有关，是文化遗产的问题。近年来出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形势喜人，然而也有遗憾，那就是属于社群文化的文艺、工艺类文化遗产居多，而属于基本生活物质生产范畴的文化遗产很少。具体而言，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上万年农业历史、农耕文化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度里，农业文化遗产却寥寥无几。唱歌跳舞是文化遗产，民以食为天的食物生产方式――农业、畜牧业等更应该是文化遗产。南京农业大学曾经有农业遗产研究室，做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然而据说如此重要的研究领域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一些研究人员纷纷改行，着实令人遗憾！近几年中国科学院李文华院士和其助手闵庆文研究员大力推动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和遗产申报事业，情况有所好转，国际粮农组织十分支持，国内影响也在逐步扩大，最近听说农业非物质文化遗产终于跻身于国家非遗名目之中了。我曾呼吁将刀耕火种作为农业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理申报，但我深知目前要让人们理解认同是很困难的。然而问题是，如果有那么一天，当人们真正意识到它的价值并希望将其申报为遗产之时，恐怕为时已晚，刀耕火种连同懂它的人早已不见尸骨、无从整理抢救了。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中央民族大学生命环境科学学院的薛达元教授带领他的团队正在做一个重大项目――建立中国各地各民族的传统知识数据库。此项目做得十分及时，意义不可估量。
三、刀耕火种之后的延伸与拓展研究
耿言虎：一项有意义的研究，可以不断延伸开发。在刀耕火种研究结束后，您的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也比较有影响力，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尹绍亭：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是我在1997年提出一个应用性课题。多年在田野中行走，深切感受传统文化变化太大，我们担忧，老百姓更担忧，希望我们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支持他们保护自己的文化。作为学者，尽管能力有限，但觉得义不容辞，应该为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做点实事。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逐渐有了行动的计划，那就是做民族文化生态村，先做几个试点，看能否实现预期的理想，发挥示范作用。什么是民族文化生态村呢？我们给了它这样的定义：民族文化村，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场景中，力求全面保护和传承优秀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并努力实现文化与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乡村建设的新模式。具体做法是：选择具有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特色的村寨，依靠村民的力量和当地政府及专家学者的支持，制定发展目标，通过能力和机制的建设进行文化生态保护，促进经济发展等途径，使之成为乡村文化保护传承与和谐发展的楷模，发挥示范作用，同时促进研究和学术的发展。基于以上思路，我们拟定了民族文化生态村应该努力实现的六个基本目标：一是具有突出的、典型的、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二是具有朴素、淳美的民俗民风;三是具有优美、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四是摆脱贫困，步入小康;五是形成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相互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六是能够发挥示范作用。这六个目标是否实现，需从下面九个方面进行检验：一是村民热爱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具有较高的文化自觉性;二是建立由村民管理、利用的文化活动中心;三是依靠村民发掘、整理其传统知识，并建立传统知识保存、展示和传承的资料馆或展示室;四是建立行之有效、可持续的文化保护传承制度;五是依靠村民的力量，改善村寨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六是改善传统生计，优化经济结构;七是有一批适应现代化建设、有较高文化自觉性和有开拓奉献精神、能力强的带头人;八是有比较健全的、权威的、和谐的世俗和行政的组织保障;九是有良好的、可持续的管理运行机制。
该课题提出之后，由于切合云南省委省政府“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战略决策，所以被定为云南文化大省建设的重点项目，被写入《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纲要》。1998年，课题调研、培训和能力建设等计划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正式开始运作，我们选择了腾冲县和顺乡（汉族）、景洪市巴卡小寨（基诺族）、石林县月湖村和丘北县仙人洞村（彝族撒尼人）、新平县南碱村（傣族）五个村寨作为试点实施计划，2008年课题结束，历时10年。
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国内外关注者较多。建设过程中，媒体经常报导，前往参观的各方人士络绎不绝，参观考察者包括了东南亚、韩国、日本、印度、美国、英国等多国学者，国内外大学生和研究生感兴趣的也不少，有的把文化生态村作为实习基地，有的为写学位论而进行较长期的调查研究。试点村还接待和举办过多次规格很高的培训和会议，重要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举办的“中、老、泰、越苗族/蒙人服饰制作传统技艺传承”国际研习班的考察，联合国大学组织实施的“中老泰东南亚山地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国际研讨会等。试点村的带头人和文化传承人也经常外出参加文化活动。我去欧洲、东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参会作此报告时，听众很感兴趣，反响热烈。课题进行期间，不断有成果产出，结题成果《民族文化生态村――当代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开拓》（6册），荣获国家民委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民族报》连续多期大篇幅地进行了介绍。此课题付出很多，收获不少，争议也多。现在人们问到的最多的问题是“文化生态村建设结果如何？”坦率地说结果不是太理想，主要有三个问题：其一，项目进行期间成效很好，而在项目结束后有的试点便止步不前甚至退步;其二，几个试点村情况不一样，有的做得较好，有的做的较差;其三，从达标的情况看，有的指标达到了，有的指标达不到。众所周知，中国农村的实际以及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冲突，情况之复杂、问题之多，在书斋里简直无法想象。我们应该承认，由于对现实的复杂与多变缺乏真切的认识，对困难估计不足，所以在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之初确实带有较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把目标设定得过高过全。建设的成效虽远未达标，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收获不少。实践和探索，就在于发现问题，获取真知。最近几年，文化生态的保护被提到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传统文化保护村”“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赫然在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政策不断出台，被赋予浓郁的怀旧、珍惜、期盼、重建等特殊含义的“乡愁”一词已然十分流行。事实证明，学者们作为先觉先驱，他们的探索、呼吁、宣传、提案、建言等并非纸上谈兵、毫无作用，而能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创新理论贡献于社会，那就更有价值了。
耿言虎：除了民族文化村建设以外，您还有哪些拓展性的工作？
尹绍亭：第一是云南民族生活技术的研究。前期研究刀耕火种，感到山地民族的采集、狩猎、纺织、服饰、建筑等文化十分精彩、丰富，而且正处于变迁和消失的过程中，亟需记录下来，所以花了很多功夫去做调查研究。早在做刀耕火种研究之时，我就注意收集了这方面的资料，为了做好这一课题，后来又花了几年的时间详细收集云南各民族的生活技术资料，调查范围扩大到云南所有民族。这方面的成果可见于1996年后陆续出版的《云南物质文化》丛书，丛书由“农耕卷”（上下册）、“渔猎采集卷”“生活技术卷”“纺织卷”“服饰卷”组成。由于时间精力有限，个人无法完成全部的写作，所以除了《农耕卷》由我著作之外，其他几卷邀请了国内外几位专家分头写作，我尽量为他们提供资料，成果颇受好评，出版后先后荣获“中国图书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我研究生活技术，依然强调生态人类学的理论观点，这在拙著《农耕卷》里有明确的说明。研究农耕文化，我主要有三点理论思考：一是参照进化论，但不是单线进化论，而是一般进化论，而且不唯进化论;二是文化传播的观点;三是生态人类学的文化适应理论，此为本研究考察分析的重要理论根据。关于第三点，想多说几句。关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本主义的支配，即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主宰，人类的生存史便是与大自然斗争并征服自然的历史。所以，长期以来，生产工具一直被人们当作是与大自然斗争的武器和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尺度和标志。然而，面对人类日益严重地陷入自掘的生态泥沼而不能自拔的状况，人本主义的自然观开始受到怀疑和反省。人类不得不正视其主宰意识的谬误和危害，从而觉悟到大自然并非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奴隶”。既然如此，生产工具“武器论”也就使人感到不那么妥当了。农具是农民的用具，了解农民的看法，对我们认识农具和技术是会有所帮助的。对于农民来说，人们怎么去定义生产工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适用，即每一个地区的农具，都必须适宜当地的自然条件、劳动条件和技术选择。这就是生态人类学所主张的生境塑造文化、文化形态（尤其是物质文化和生计文化）是生境适应结果的观点。事实正是如此，为了很好地从事食物生产，人们总是根据不同的生态环境条件选择生计方式并制作与之配套的生产工具。令人遗憾的是，如此简单朴素的道理往往被搞得很复杂，不同的器物常常被贴上“发展阶段”的标签。仅以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使用的小手锄为例，那本来是一种适宜在山坡旱地和园地播种、种菜和除草的小巧方便的农具，然而不幸的是，它们总是被视作“原始手锄”和“原始工具残余”而蒙受“不白之冤”。究其症结，那是因为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早已存储了先入为主的“观点”，即认为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先进乃是不容置疑的规律，所以一旦见到少数民族使用这种小锄头，便情不自禁地把它当作“考古新发现”了。
第二是博物馆建设。研究山地民族的生活，看到他们的传统文化变化很快，许多东西即将消失或已经消失，非常希望建立博物馆，以抢救收藏展示他们的文化。1989年我从云南社会科学院调到云南民族博物馆筹备处工作，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曾经萌生过创立一座刀耕火种博物馆的想法，如果有条件做，一定很有意义，一定很精彩。当然，我很清楚，以我―己之力很难实现这个梦想。在云南民族博物馆工作期间，我负责业务方面的工作，开馆之初，我曾设计了一个云南民族生计展厅，全面展示云南各民族的采集、狩猎、农耕等生产生活。后来搞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虽然没有专门的经费，但是我们还是想尽办法先后建立了三个乡村博物馆，即景洪市基诺乡“巴卡小寨基诺族博物馆”、新平县腰街镇“南碱村花腰傣文化博物馆”和“腾冲县和顺乡弯楼子民居博物馆”。在乡村建设博物馆，必须充分发动村民参与，课题组成员克服了种种困难，和村民一道收集展品，设计布展，并培训村民管理宣传和接待讲解的能力。我们倡导各民族建设自己的博物馆，自觉收藏、保存、展示、传承、发扬自己民族的文化。后来在云南大学又有机会负责主持建立了“云南大学五马瑶人类学博物馆”。过去三十余年，除了研究教学，我有幸参与领导建设了一个省级博物馆，主持创建了一个大学博物馆和三个乡村博物馆，并尽可能把自己的学术理念融汇于其中。虽然由于资金、管理等等问题的影响，几个博物馆的建设皆不完全尽如人意，然而毕竟尽了最大的努力，一定程度实现了追求的梦想，想来也觉欣慰。
第三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环境史是近20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将国外有影响的著作翻译介绍到国内，引发了国内史学界的兴趣，短短时间内便形成了若干研究中心，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由于我的刀耕火种研究既有历史的追溯，又有当代变迁过程的呈现，所以亦被史学界环境史的同仁们所看重，多次受邀参加他们的学术研讨会，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几个研究机构的学者相继与我合作开展生态环境史研究课题。先是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古川久雄教授，我们多次共同进行田野考察，部分成果结集为古川久雄、尹绍亭主编的《民族生态――从金沙江到红河》一书（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此后又参与大阪外国语大学校长赤木功教授的“湄公河文化环境相互关系的生态史研究”课题，成果结集为尹绍亭、深尾叶子主编的《雨林啊胶林――西双版纳橡胶种植与文化环境相互关系的生态史研究》一书（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再后较大团队的研究是参与日本地球环境科学研究所秋道智弥教授主持的日本文部省重大项目“亚洲季风区生态环境史的研究（1945―2005）”，负责子课题“云南季风区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为期6年，组织30余人的研究团队对云南进行调查，其间在中日两国举行了6次学术研讨会，出版论文集3册，译著1册。上述成果，大多是初步的探索与总结，假以时日，应该能够做出更为规范深入的生态环境史作品。
第四是培养学生，扶持年轻学者。我于1999年从云南民族博物馆调到云南大学人类学系从教，开设了“生态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博物馆学”等课程，并指导本科生进行田野调查和撰写毕业论文。2000年主持申报“民族生态”博士学位授予点获得批准，至2006年出国停止招生，培养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为鼓励年轻学者早出、多出成果，同时为了学科建设，近三年来与何明教授共同主编《生态人类学丛书》，迄今为止已出版李永祥、郑寒、赵文娟、邹辉、崔明昆、乌尼尔、董学荣、孟和乌、徐晓光、崔海洋、陈祥军、尹仑等作者的作品多部，丛书尚未完成，还将继续做下去。
【关键词】耕地生态补偿；受偿意愿；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
耕地不仅是人类参与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也是生态保护中一道重要的生态屏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虽然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几乎都是以环境污染加剧和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以及生态破坏为代价的，近年来这种污染所带来的恶果日益严重。据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官网上的数据显示，湖北全省耕地总面积仅有7984.5万亩，人均耕地1.30亩，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22亩。在本就极其紧张的耕地资源中，农户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以增加产量，耕地污染极其严重，这对保住湖北省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耕地生态补偿机制不断推进，但农户在耕地生态补偿问题上在补偿标准与收益还存在着较大的矛盾，补偿机制中出现了诸多发展瓶颈。据此，学者和部门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在补偿模式和补偿方式，缺乏对农户受偿意愿的定量分析。例如，赵凯提出了“三级三循环”的补偿模式，给我国切实推进耕地生态补偿提出了理论依据；蔡银莺等认为应设立相关的激励措施来配合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李晓光引入了时间因子和风险因子的影响，采用机会成本法探讨了生态补偿的标准；王兴杰等人认为应该把受益者的收益与受损者承受的成本作为衡量生态补偿对标准；马爱慧等人使用CVM模型对城乡、城镇居民和单纯的农户意愿进行定性分析，得出政府提出的补偿标准为3354.75-8367.00元/（・年），而居民对于农田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为3351.53-7277.25元/（・年）。政府方面，在2013年4月26日，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的徐绍史在向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会作出的《国务院关于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明确的肯定了生态补偿机制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了我国生态补偿工作情况中的成就和不足之处。国务院在国家高度对生态补偿做出了一系列指导，这也极大的刺激了我国生态补偿的研究。但是，在我国专家学者的研究中，对当前我国耕地生态补偿的研究都不是很丰富。李文华等虽然将生态要素补偿进行了一定程度额划分，但是依然没有能够明确的将耕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独立的生态要素来进行补偿。
由于中国的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耕地的监控体系等配套设施还不是十分完整。国外对于耕地生态补偿的实践和理论值得我们借鉴：在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政府为推进耕地生态补偿计划或者项目的实施，实现耕地生态补偿的目标，一般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因此给当地居民造成的损失提供较为合理的经济补偿，采取税收优惠或农业补贴激励措施。如德国通过立法对处于水源保护区的农户减少使用农药化肥的行为给予经济补偿。瑞士政府采取与农户签订合同的方式，根据农户减少化肥农药的数量给予对应数额的补偿。然而，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关的激励措施出台，一些政策性的法规才刚刚起步，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推广。由于生态补偿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民的经济收益，因此补偿的力度关系到制度的激励效果，一个相对较合理的经济补偿也是政策得以达到预期目的的基本条件。在衡量土地价值方面，西方学者认为，耕地不仅可以为人类提供可以数字化计量的市场价值，同时还提供了生态涵养等非市场价值，因此要真正的核算耕地所具有的的价值，必须要科学、合理地评估耕地的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形成完整的资源成本核算体系。为了量化非市场价值，科学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评估方法，如CVM条件评估法和成本评估法。
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民，不能在利益与生态保护之间进行有效的权衡，农民权益不能得到保障。现阶段，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农户受偿意愿、权益保障与相关政策提出、机制完善。基于此，本文以湖北省恩施市为实证，以恩施市285户农户的调查样本为基础，从耕地生态补偿中瓶颈问题农户受偿意愿为视角，在调查时采用CVM（条件评估方法）作为询价方式，询问农户在对耕地不同化肥―农药使用限制条件下的耕地生态补偿受偿意愿及最低受偿额度。
1 研究区域概况
恩施市地处鄂西南山区，位于湖北省西南端，云贵高原东延武陵山余脉与大巴山之间。东接宜昌市，南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北邻重庆万州区，西连重庆黔江地区，东北端连神农架林区。全州以山地为主。耕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17.3%，林地面积占58.5%，多样化的土地类型适宜多种植物生长。从生态区位上看，恩施自治州为鄂西林海，是长江中上游交接点，同时，它也是重要支流清江的源头，在保持水土、生态防护和控制污染方面对长江中下游具有生态源的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实证分析就以恩施州为例证。
2 问卷设计与调查
本文运用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采用面对面调查的方式，由小组成员于2015年7-8月在恩施州进行了针对户主的实地调查。结合实际的调研，我们选取了耕地分布较多的建始、巴东、宣恩县等地，问卷设计尽量采用通俗的语言，遵循从易到难的原则，让受访者能尽快的理解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受访者对当前农药的使用带来环境污染的感知程度；（2）被访者的基本信息，如性别、年龄、是否在外打工等；（3）被访者是否愿意少使用化肥农药，若愿意，补偿由此带来的损失说愿意接受的最小额度。样本发放总数为231份，最后有效问卷为189份，回收率为81.81%。
3 结果与分析
3.1 受访者的基本特征
受访者的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总数、平均年收入、经营耕地数量等。有效问卷与实际情况大致相符，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3.2 受访者对耕地生态环境的认知情况
据统计的调查结果显示，回收的189份有效问卷中，我们发现农户的受偿意愿与其对耕地生态环境的认知情况有着显著的联系。认知意愿越高，受偿意愿也越高，说明农户在对生态保护着方面需要清晰的利益补偿来激励。调查结果显示如下：（1）有受偿意愿的农户为127户，占67.19%；没有受偿意愿的农户为62户，占32.81%。数据表明有支持意愿的农户占到了绝大多数。（2）在有受偿意愿的农户中，非常同意耕地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占52.79%，有点同意耕地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占12.14%，有点不同意耕地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占18.27%，既不反对也不同意耕地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占9.33%，非常不同意耕地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占7.47%。数据表明受访者对耕地生态环境的认可度较高的比率高于认知程度较低的比率，这同时也进一步说明受访者认知程度的高低与受偿意愿之间有极大的联系。
4 基于受偿意愿视角下恩施州耕地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
4.1 农户基本特征
本次调查的受访者的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平均年收入、经营耕地数量等。（1）性别，受访者中男性占59.61%，女性占30.39%；（2）年龄，受访者中小于20岁的占2.5%，20～30岁的占15.60%，30～40岁的占31.62%，40～50岁的占35.46%，50岁以上的占14.82%；（3）受教育程度中，未受过任何教育者占11.27%，小学毕业占40.88%，初中毕业占42.66%，高中以上的占5.19%；（4）平均年收入，农户家庭年收入低于4000元的占16.23%，4000～6000元占23.66%，6000～8000元占20.11%，8000～10000元占19.22%，10000元以上占20.78%；（5）耕地面积，耕地面积在两亩以下占9.23%，2～4亩占20.66%，4～6亩占40.91%，7～8亩占35.12%，8～10亩占12.15%，10亩以上占6.23%。样本的符合正太分布，说明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4.2 农户受偿意愿分析
根据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农户对耕地生态补偿额度可用调查所得的189份有效样本获得，我们可以对样本结果加总求其加权平均值，从而得到农户最低受偿标准。公式如下：
EWAT=∑X1P1
式中：EWAT表示农户平均受偿意愿；X1表示单个样本的WTA值；1表示单个样本的相对频率。
问卷中设计假定耕地生产中化肥―农药的使用限制条件有8类：（1）化肥使用量减少50%（N1）；（2）农药使用量减少50%（N2）；（3）化肥使用量减少100%（N3）；（4）农药使用量减少100%（N4）；（5）化肥农药均减少50%（N5）；（6）化肥减少50%，农药减少100%；（7）化肥减少100%，农药减少50%；（8）化肥农药均减少100%。表4中的数据显示：随着限制条件的加深，农户受偿意愿的标准加深，但没有明显的规律变化。
不同限制条件下农户受偿意愿影响因素主要有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平均年收入、耕地面积。在不同的限制条件下，各影响因素也会不同，具体表现在：（1）在性别上，男性的受偿意愿明显高于女性；（2）在年龄上，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户的受偿意愿由于种种原因也随之增加；（3）在受教育程度上，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农户的受偿意愿也随之提高；（4）在平均年收入上，受偿意愿随着平均年收入的提高而提高；（5）在耕地面积上，随着农户所拥有的耕地面积增加，受偿意愿反而随之降低。
5 结论
本文主要基于农户受偿意愿视角，对恩施州农户受偿意愿补偿标准进行测算和分析。结果表明：（1）67.19%的农户有受偿意愿，且这部分有受偿意愿的农户中，52.79%农户都认为实施耕地生态补偿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有着积极正面的认知；（2）不同限制条件下农户受偿意愿额度平均值介于289.33～523.78元/亩之间，且不同限制条件下农户受偿意愿受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平均年收入、耕地面积因素的影响；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发展对策：
（1）政府应该在农村加大对耕地生态补偿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民素质，强化其环保意识；
（2）建立相关的土地检测体系，严格控制化肥-农药的施用量，保护耕地，提高耕地土壤质量；
（3）制定补偿标准时应该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土地情况、经济发展状况制定不同的补偿标准，形成一套常态化、规范化、法制化、程序化、操作性强、可持续发展的耕地生态补偿机制。
参考文献：
[1]牛海鹏，王文龙，张安录.基于CVM的耕地保护外部性估算与检验[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4，12：1498-1508
[2]余亮亮，蔡银莺.生态功能区域农田生态补偿的农户受偿意愿分析――以湖北省麻城市为例[J].经济地理，2015，01：134-140
[3]邓远建，肖锐，严立冬.绿色农业产地环境的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01：120-126
[4]刘加林，周发明，刘辛田，邓远建.生态资本运营机制探讨――基于生态补偿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15，14：210-213
[5]田苗，严立冬，邓远建，袁浩.绿色农业生态补偿居民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J].南方农业学报，2012，11：1789-1792
[6]马爱慧，蔡银莺，张安录.耕地生态补偿实践与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2011，08：2321-2330
[7]马爱慧，蔡银莺，张安录.基于土地优化配置模型的耕地生态补偿框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10：97-102
[8]游和远，吴次芳，杨培建，黄磊.耕地数量补偿的生态效率有效性分析[J].国土资源情报，2012，01：39-45
[9]马爱慧，蔡银莺，张安录.耕地生态补偿相关利益群体博弈分析与解决路径[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07：114-119
[10]魏巧巧.区域耕地生态价值补偿测算及运行机制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4
[11]刘尊梅，韩学平.基于生态补偿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构建[J].商业研究，2010，10：141-144
[12]张飞，孙爱军，孔伟.生态补偿视角下的耕地保护[J].生态经济（学术版），2009，02：93-95
[13]吴泽斌.耕地保护利益冲突及其管理研究[D].浙江大学，2011
[14]覃洁，秦成，周慧杰，赵保华.基于生态承载力供需与生态服务价值的广西耕地生态补偿研究[J].江西农业学报，2016，03：77-81，86
[15]高汉琦，牛海鹏，方国友，梅泽勇.基于CVM多情景下的耕地生态效益农户支付/受偿意愿分析――以河南省焦作市为例[J].资源科学，2011，11：2116-2123
[16]魏玲，望晓东.耕地生态服务价值认知与支付意愿调查分析――以武汉市为例[J].农业经济，2014，01：85-87
[17]邓远建，肖锐，严立冬.绿色农业产地环境的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01：120-126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