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展现代农业应借鉴国外现代农业发展的经验，结合本区域实际，因地制宜、科学探索与地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发展现代农业是中央为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出的新任务，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党的十报告对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出了重要部署，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着力促进农民增收，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这些论述给“三农”的发展指明方向。南城县作为一个农业大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现代农业、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2南城县农业的地位与存在的问题
2.1南城县农业的地位
南城县是农业大县。南城县先后被列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生态示范县、农村能源建设和长江中下游防护林工程重点县，全省第一个“吨粮田”县，江西省果业十强县之一。现有3家部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家省级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和27家市龙头企业。应该说，南城县农业在省内还是有一定的位置。
2.2南城县现代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2.1农业投入不足，农业基础设施短缺。
农业投入不断加大，但由于面积大、资金少，仅靠财政投入无异于杯水车薪，农田、林网、路、渠等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仍显薄弱，农业机械化和设施农业的发展步伐较慢，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靠天吃饭的格局仍未改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家乐旅游业发展等融资比较困难，资金不足仍是南城县农村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
2.2.2现代农业的产业化水平不高。
目前，主导产业地位不够突出，缺少产业支撑，农产品附加值低，产业链条短，竞争能力不强。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一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还有较大空间。二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能力还不强，农产品加工能力不配套，产品附加值低。三是农业品牌化经营滞后，特色农业优势不明显，叫得响的产品不多“，南丰蜜桔”只是南丰县的品牌“，南城淮山”和“麻姑鲜枣”还没有形成优势产业。农产品精品少、档次低、品质差，市场培育后劲不足。四是农业标准化生产程度不高，现代特色优势农业的标准化生产发展十分缓慢。
2.2.3农业劳动者素质较低，农业科技推广和创新能力不强。
农业劳动者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由于从事第一产业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大、比较利益低，许多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的劳动力逐步脱离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三产业，而且农业劳动人口流失的速度随着城镇化发展在加快。农业技术服务意识不高，加上近年来农村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功能削弱，导致农民技术培训组织难，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有限，农产品科技含量不高。
2.2.4土地流转防碍了农业规模化经营。
30多年前，在土地上的改革带来了中国农业翻天覆地的变化，激发了劳动生产力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但是，过于分散的土地耕作模式不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更不适合现代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产品的产量、质量、规模效益和环境保护、生态农业等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技术经济得不到运用和推广。而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又诱导农业劳动力向工厂、城市和第三产业转移。新一代的农民是一个断层，1970年以后出生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是最后一棒，80后、90后已经不是中国农业的主力军。今后，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可能要重新界定其身份了，新一代农民会出现在成功人士、大学生、企业家和创业者中间。但是，新一代农业是需要土地集约经营的，现代农业是建立在农业机械化的前提下。
3现代农业的发展
3.1优势农产品产业带要重点发展
水稻、蜜桔、鲜枣、水产、蛋鸡等是南城县优势农产品。把优势农产品做大做强、形成规模化生产后，能够带动加工、储藏、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开辟农民就业新渠道，是实现十八提出的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思路。以市场为导向，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主导产品为重点，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实行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体系，大力推动农产品深加工，把优势农产品做大做强，走农业产业化发展之路。
3.2生态农业和特色农业要协同发展
南城县生态环境优越，土地类型多样，发展生态农业和特色农业的条件得天独厚。重点应发展山区立体生态农业，以治理水土流失、保护森林和旅游资源、合理开发野生动植物资源为主，形成独特的山区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优势和山区旅游优势，开拓国内外农产品和旅游市场。改善农业结构，大力推广“山区立体农业开发”“、小流域综合治理”、“猪———沼———果、茶”等生态农业模式，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提升旅游资源优势。应以名特稀优农产品为主体，以封山育林、退耕还林还草、改造坡地为中心，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恢复和扩大林草植被、控制水土流失，实施生态家园富民计划，推广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农业技术模式和无公害、绿色、有机麻姑鲜枣、蜜桔、麻姑茶菜等特色农业，提高资源利用率、生态效益和农民收入。
3.3休闲农业和旅游农业要创新发展
与传统的生产农业比较，旅游农业是具有多功能农业的特点，不断拓展农业内涵，积极发展农业休闲观光、农产品采摘、农事教育、生产体验和“农家乐”旅游等第三产业，使都市农业成为生产、教育和旅游相结合的现代产业。
4对策建议
4.1培育新型农民
新型农民不是身份的象征，更应该是职业的定位。培育新型农民不是简单的技术灌输，要着力开发新一代从事农业生产的后继人才。要着力进行农民教育的体制机制创新，加快新型农民培训机制建设。要外请农技专家，内靠本地农民“土教授”，利用农民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等组织机构对农民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尽快使农民掌握新知识、新技能并转化为农业生产力。
4.2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一）优势（Strength）
高州地处热带与亚热带之间的过渡地带，全年气候温和，适合发展以种植荔枝、龙眼和反季蔬菜等蔬果业为龙头的“三高农业”。境内蕴藏高岭土、磷矿等资源，其中高岭土藏量达7000多万吨，磷矿储量达2亿吨。河流干系较多，河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278公里。作为省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冼夫人庙、宝光塔、古城遗址和根子贡园等景点，有利于发展商贸旅游业。属于珠三角五小时经济圈范围，交通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临近三茂铁路，距湛江港和湛江机场不到100公里，有利于对外经贸往来。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在高州设立高职分院，辖区建有三所中等职业学校，可以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技能人才。
（二）劣势（Weaknesses）
高州的三次产业层次低，结构不够合理，产业关联性弱。目前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暂未形成集生产、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农产品仍以鲜活销售为主，荔枝、龙眼等水果市场竞争激烈，价低与滞销并存，果农增收遇瓶颈。工业体系仍以劳动密集型加工的中小型工业为主，缺乏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工业分布较散，未能发挥集群效应。微小金融服务、信息技术咨询等生产服务业发展落后，乡镇多但规模小，经济辐射和带动能力不强，未能充分发挥城乡经济聚集效应。
（三）机会（Opportunities）
当前广东省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期，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珠三角部分产业逐渐向外转移，高州可以利用毗邻沿海经济圈的区位优势，加强与珠三角工贸企业合作，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政策吸引区外转移的企业、资金和技术。粤桂黔高铁正在建设中，计划将于2014底完工通行，作为地处这条高铁沿线的城市，将有利于当地农副产品对外流通，促进对外商业贸易发展。
（四）挑战（Threats）
经过多年探索发展，高州的“三高农业”已颇具地方特色，然而其他地区也相继效仿，荔枝、农眼等水果市场相对饱和，供应量高致使销价竞争大，滞销情况时有出现。粤西的湛江市、云浮市以及茂名市境内的其他县区都会过滤减弱珠三角对高州经济发展的辐射扩散作用。近年茂名市逐渐把经济发展重心向南部沿海区域转移，这对地处茂名北部的高州而言将是一种威胁。
二、高州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模式
（一）以农起步，发展“三高”农业，形成区域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的生产格局
改革开放初期，高州许多干部群众的小农思想根深蒂固，农业以粮为纲，生产结构过于单一。面对这些客观事实，政府深入调查研究后认为只有充分利用气候优势，发挥山地功能，以市场为导向种植蔬果经济作物，才能增加农民收入，于是开始大作“农”字文章，积极发展“三高农业”。首先是规划和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布局，建立区域化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中部鉴江沿岸10个镇沙地多，雨水充足，冬季寒害较少，集中发展香蕉、反季蔬菜；东部气温相对较高雨水少，集中发展荔枝、芒果；西部丘陵坡地多，集中发展龙眼、芒果；北部气温相对低，集中发展杂果、南药。目前已形成东部荔枝、中部香蕉、西部龙眼、北部杂果的水果特色生产格局，多个乡镇被评为广东省专业特色镇，多种农产品被评为全国农业博览会优质金奖。其次是对尚有的荒山地、荒滩和低产农田及林地进行改造，把低产田和山坡地改种水果或其他经济作物，同时大力推广以种植名优水果为主的、“鱼—禽—畜—果”综合经营和“稻—稻—菜”的耕作生产模式，利用产业链进行循环化生产，提高土地的经济产出率。
（二）以农促工，积极发展涉农工业，延伸农业产业链为发展工业积累建设资金
“三高农业”为高州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13年高州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5.87亿元，占全市GDP总额的23.45%。为了解决农产品流通问题，政府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已建成较为完善的“市—镇—村—组”交通网络。为了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政府通过提供小额信贷、实行税收优惠和涉农补贴政策，扶持引进涉农的规模专业种植户和中小型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干果加工、水果罐头等农副产品深加工，培育一批涉农工业企业。在农村组建生产合作社，与珠三角商贸企业发展订单农业和链式生产配送农业，使农产品滞销问题得到缓解。
（三）以工带农，加大招商引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
凭借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依托靠近沿海经济圈的区位优势，高州对外开展招商引资活动，依据区位优势把涉农工业做大做强，一批中小型农产品加工和涉农商贸流通企业被培育起来。1993年广东省批准设立高州市金山经济开发试验区后，外商慢慢进入高州投资办厂，皮革手套、铸铁件、医药保健、橡胶制品、造纸等产业逐渐发展为高州市的龙头工业。2013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为124.2亿元，增加值对GDP的增长贡献率为35.7%。工业迅速发展吸收了大量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非农收入也因此显著增加。
（四）抓住契机，积极培育和发展旅游商贸产业，逐步优化三次产业结构
作为省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水果之乡和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源地，高州市积极对外宣传当地旅游资源，唱响“古色、绿色、红色”的旅游主打戏。工业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以及初具规模的旅游业都极大地刺激了消费品需求，带动了商贸经济发展。“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正在全面推进，商贸网点遍布城乡。2013年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188.79亿元，对GDP的增长贡献率为59.7%，三次产业结构比为23.4︰30.4︰46.2，可见以旅游商贸为主导的第三产业已逐渐成为高州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三、高州县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启示
（一）改变传统农业经济发展观念，激发民众生产发展意识
改革开放初期，高州市首先从地情出发，出台政策狠抓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工作，提高他们对“三高农业”的认识，改变“以粮为纲”的农业发展思路，提出利用山坡地和调整部分宜果的低产粮田发展以水果种植业为龙头的“三高农业”。其次是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请经营成功人士和农业专家到当地讲授现代农业发展前景和耕作方法，解放群众小农思想，增强发展信心。政府还组织农村干部、民营企业家和有相当经济头脑的群众到珠江三角参观学习取经，开阔他们的视野，树立市场经济观念。
（二）重视教育和技术推广，依靠制度营造“三高农业”发展氛围
在经济发展初期，高州经济发展政策主要突出一个“农”字，通过制定小额信贷、涉农税收优惠和涉农补贴等政策，在社会营造重农促工和以工带农的经济发展氛围。在面临因地处山区招贤纳才难的情况下，高州注重“教育造血”功能建设，建立职业学校培养本地技能人才，尤其加强对农民进行农业知识的普及、良种和技术推广，并主动走出去与珠三角农业科研院校合作，聘请他们为当地“三高农业”发展提供政策咨询和技术支持。
（三）因地制宜与因时制宜并重，注重产业的专业化生产与合理布局
基于区域分工和比较优势理论，山区县要综合分析地情和市场需求，根据不同时期下的区位条件制定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业发展战略，适时有侧重地发展三次产业，做到因地制宜与因时制宜两者并重。对优势产业实行专业化生产形成特色，在产业内外部之间做好分工协作，促进产业链的延伸，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高州的“农业起步、以农促工、以工带农、三大产业齐发展”的路径模式充分体现和贯彻了这一思想。
（四）发挥市场、政府和公共组织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高州始终把地情与市况相结合，发挥比较优势发展适合市场需求的“三高农业”，对农业专业户和涉农企业给予信贷、税收、补贴等扶持补助。在农村组建生产专业合作社，并给予资金扶持和技术指导，充当区内外企业经济组织之间联姻桥梁，促进当地农业合作社与珠三角商贸企业的合作交流，如今该市农业合作社发展经验已被广东省确定为学习范例。在搞好交通物流基础建设的基础上，当地政府积极与市内外企业商业协会、村社农户共同培育组建市场体系和构建营销网络，着力搞活商品流通。
（五）利用区内外资源，加强对外合作交流，积极融入区域经济圈
我国的县域经济是一种颇具特色的经济单元，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在当前国民经济体系构架中，县域经济仍然占据基础地位，起着不容轻视的重要作用。近些年来，有关发展县域经济的问题不断受到各方关注，其中县域金融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更一度成为讨论和议论的热点话题。党的十六大报告将“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列为了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八项主要任务之一，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将“壮大县域经济”，“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以及“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等事项再次提上重要日程。所有这些启示我们有必要把县域经济和县域金融相关问题作为重要课题进行研究。 一、发展县域经济意义重大 县作为行政建制在我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据说已有27个世纪的历史， “起源于春秋， 推广于战国，定制于始皇”。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并正式设立郡县制以来，县就构成了我国最基本的行政单元，两千多年历朝历代无所断废，是最为稳定的国家行政基础，并有着“郡县治，天下兴”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继续实行了县的行政建制。作为国家政权体系中的一级重要的行政机构，县还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系统中一个重要层次，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绵长的历史沿革中我国县的数量一直保持在1000至1600个之间。当代，按不同统计口径和说法：1996年全国县（不包括县级市和区）的数目为1696个；1999年中国县级总数2109个（又一说，目前我国有近3000个县级单位）。 县域经济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农村到中心城镇包括县城都属于县域经济的范畴。资料显示，目前2200左右个县域单位，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一说有10多亿人口生活在县域内），县级经济（不含地级市中的县级区）约占全国GDP总量的70%；从山东省的情况来看，2000年前后全省17个地级市，分辖139个县（市、区），其中县级市33个、市辖区45个、县61个。县级（含市、区）经济多年来占GDP的比重一直在80%以上（高焕喜2002.9）。就是在青岛这样一个城市化程度比较高的区域范围，其县域经济产值还占其GDP的60%以上（《县级经济管理研究》2002.2期）。可见，县域经济的状况对整体国民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县域经济以其自身的发展支撑着县域内经济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它解决了占全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吃饭问题，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对当前和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是对实现全国十几亿人口都能过上小康生活的奋斗目标，意义深远。 县在我国处于“乡之首，城之尾”，是一种城乡结合部的社会综合体，是所辖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具有向上连接城市、向下辐射乡村，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综合功能，也是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调整的纽带。县域经济作为构成我国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单元，是一个产业比较齐全、结构比较完整、运行及调控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功能完备的经济系统。其基本特征，一是辖领我国全部农村地区，农业经济据基础地位，是历史造就的我国农民社区的天然领地，从而使得长期以来倍受关注的所谓“三农”问题集中在县域，反映在县域，也必须最终解决于县域；二是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总数的75%在县，全国中小企业中更有近98%之数在县，县域内企业多属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基础深厚，二、三产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体，正是要靠这样的众多企业承担起实现农村工业化、转移农业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历史性重任；三是全国小城镇基本都在县属领域，县城本身就是国家小城镇建设规划中的重点和主体目标，而加快小城镇建设是快速、有效提高我国城镇化水平、全面建设现代化社会的必由之路；四是我国东西部以及省域、地域间的县域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东部一些相对发达起来的县域经济和各地率先转型的县市经济，可以为西部和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很好的示范作用。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充分的机遇，强大的动力，深厚的潜力。 当前和今后，县域经济的发展将会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紧密相联，融入其中，受益于 斯。我们看到，十六大报告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论述到农业的发展方针政策时，从新的视角积极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道路，指明了“农业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还具体指出“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这种跳出农业看农业，着眼城镇带农村的发展大思路，预示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前程。城镇化在有效提升县域经济层次的同时，会使金融资源聚集、集中、富集，为县域金融增长提供有利条件。相关资料显示， 1981年时我国有建制镇2678个，2000年为19692个，近20年中增长了7.35倍；镇域总人口从1981年5840万上升到1998年36733万，增加了6.29倍。近10年来，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6000多万人，占同期转移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50%。城镇化水平一般是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指标衡量的。2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从1980年的19.39%上升到2000年36.22%，提高了16.8个百分点。到2001年，我国已有设市城市663个，建制镇近2万个，城镇人口近4.8亿人，城镇化水平进一步达到37.7%。1998年，世界各国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7%，而中国当年为30.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16个百分点。未来20年，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水平要从目前的37.6%提高到50%，城镇人口从现在的4.8亿增加到7亿，人均住房水平要从现在的21平方米提高到35平方米。据专家测算，这将产生数十万亿元的资金需求（《中国经济时报》2002.12.16）。 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城乡发展存在“二元”结构的矛盾。“二元”结构矛盾的重要表象之一是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展迅速而城镇化发展滞后。二十多年来， 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至今尚未解决好“三农”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三农”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涉及农业和农村经济、农民收入的局部问题，而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农村人口比重太大和农民收入水平很低长期以来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7.1%，明显高于43.1%的世界平均水平。由于人多地少，农村的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农民收入上不去，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富裕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城镇化。因此，中国只有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状态，将成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才能使农民的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这已成为经济学家们的共识。据资料，一国人均GDP水平进入1000—5000美元区间时，也正是一个完成城市化的过程。走完这个过程，英国用了200年，美国用了100年，韩国只用了25年。目前我国从总体上看可以说刚好跨入了这一过程。有专家研究认为，在现阶段，城镇化每年可以为农村提供1亿多个就业岗位，每年可以为农村增加7000亿元以上的非农业收入（《中国经济时报》2002.12.17））；如果经过5到10年的努力，仅使现有每个县城都能发展成为10万人口左右的小城市，全国就至少可以凭此再转移1亿以上农村人口，那将对农村的发展起到极大的带动作用（陈锡文 新华社北京2001.4月）。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但是还不够快，至今仍有50%多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15%（张卓元 《经济参考报》2002-11-28）。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看，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需要小城镇作为区域经济中心提供更多更好的技术、信息、资金等服务，另外，中国小城镇与乡镇企业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乡镇企业的结构升级和素质提高也需要借助小城镇的扶持，只有小城镇上规模上档次，才能带动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总之，不加快城镇化的步伐，中国的经济就难以长期保持稳定的发展。 有人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更加需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强大县域经济。我国东西部的差距（也可引申到同一省域范围内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从区域经济学上讲，是作为其经济体系细胞单元的县域经济的差距。据报道，在第一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将全国2073个县域经济（其中西部有1075个）的基本竞争力划分成从A到J十个等级，从评价结果看，西部的 县域经济在实力最强的A级中只占5%，在最弱的J级中则占86.8%。在行政区划上，西部的县（旗）单位有905个，占西部县级单位总数的84.2%，县域人口比例达81.3%（新华网2002-08-27）。从现实情况看，县域经济在国家或地区经济体系中一般属于相对薄弱部位，是影响总体经济发展指标水平的降减因素；但是如果从发展眼光看和辩证分析，这些当前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县域经济，也可能正是西部或欠发达地区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在，后发优势所在，竞争潜力优势所在，是这些地区实现赶超战略的力量源泉。因此可以说，西部大开发将会历史地逻辑地选择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正如一位河北省省长前不久所指出的，对于西部和欠发达地区来说，“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基础在县，潜力在县，希望在县。” 二、近年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遭遇金融抑制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讲，县域经济就是以县域为单位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近年来，如何增强县域经济的竞争力的问题受到普遍重视，所谓县域经济竞争力实质应该是县域单位通过科学有效配置资源以获得比较优势的能力。其中，金融要素在现代县域经济资源配置机制中起着核心性作用。根据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所谓的金融抑制论，金融服务如果不能有效地满足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金融抑制， 限制经济的发展。我们看到，当代社会的资源可以说越来越金融化（以前的资源是很物质化的），人们调动一个社会潜在的资源、经济体系的资源是通过金融体系来完成的（吴晓求2002)。一位外国学者曾针对我国的有关情况指出，在国内市场资源的整合上，金融业可以使城乡经济结合在一起，也可以把中小企业结合在一起，可以广泛地推动经济发展，这正是金融业起到的关键作用。种种迹象表明，金融业在哪个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强，发挥得更好，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会更强劲、更稳定。推动金融部门的发展就等于是推动稳定，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中，资本的稳定性起到了很大作用。谁在这方面做得好，谁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资金。正是基于这样的道理，人们担心地看到，近年来我国较大范围地并日趋严重地出现了银行贷款向城市集中，以致大量资金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趋势，这种资源配置显然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而县域经济发展受阻，势必会拖累整个国民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较长时期以来，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广大县域区域，其特征大都表现为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实际情况表明，所谓投资拉动，对于大多数地方和经常性情况下，是靠信贷资金大量和及时投入的拉动。没有良好的金融环境，没有金融的大力支持，这些地区的经济就难以有大的作为，地方政府调控辖内经济的职能也不会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对于地方经济的投资拉动，除了信贷资金的投入，还可以有财政、民资和外资等方面的投入，但对于我国大多数县域经济来说，这些投资是可望不可及的或者如同杯水车薪。就县级财政情况来看，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99年中国2109个县级单位中，亿元县有593个，一般县480个，财政补贴县则多达1036个（含国定贫困县574个，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0亿元，平均地方财政收入只有4563万元，严重入不敷出，人均GDP仅为2573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9.3%，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121元，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7.3%）。虽然全国县市财政收入已由1994年的967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636亿元，年均增长18.2%。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县级财政赤字面一度高达40%以上，1998和1999年仍分别高达31.8%和35.5%， 而且越往西部赤字面越大，有的省份高达60%以上。现在全国城镇县以下的农村，尚且有50％以上的县不能够按时发工资（2003-02-21《中国经营报》）。县级财政基本上还是“吃饭财政”，没多少余力去搞建设。可见总体上县域经济要指望靠大量财政资金投入进行拉动，至少在当前阶段是不具备条件的。但财政不强并不等于在金融方面也将无所作为。因为金融部门可以调动全社会的资金， 包括众多企事业单位尤其是蕴藏于民间的大量资金， 乃至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外源性融资来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如苏北滨海县是出了名的贫困县，2001年县财政收入不足1.5亿元，但农村信用社近年来却发展势头强劲，各项存款净 增10亿元以上，增长16.4%，并且全县农村信用社当年一举扭亏为盈，实现利润330万元(《金融时报》2002年8月26日) 。又如山东临沂地区在1984年时尚有人均纯收入在150元以下的贫困村3390个，1985年蒙阴、平邑等六个山区、库区县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扶贫的贫困县。但到1995年，临沂市在全国革命老区中率先整体脱贫，1999年底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一成果的取得， 固然得益于国家政策及多方面因素， 这当中值得指出的是， 在整个扶贫开发过程中，农业银行临沂分行先后投放8.6亿元的信贷资金作为启动资金，应该说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 近几年临沂地区的经济总量在山东省内大体处于中下游水平，而农行临沂市分行的经营业绩在全省农行系统始终位居前列 (据2003年1月2日《金融时报》报道资料) 。 但就是在金融支持方面，近些年来县域经济正遭遇到越来越严峻的形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发表的《2002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当前县域金融服务仍存在薄弱环节。近4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精简县级支行1782个。1998年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调整，也相应减少了在县级经济中的贷款。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县级基本没有机构。股票上市也很难轮到中小企业。农村信用社已成为县域经济中的主要金融服务机构。虽然近几年贷款增加较多，但仍无法弥补资金缺口。(《金融时报》2002年8月2日) 人们看到，引发县域金融所谓退潮危机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大举撤并县及县下机构网点，同时大幅度调整信贷资金营运战略。四大国有银行撤并县行，酝酿于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1998年，央行“关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方案”出台，对四大银行机构的撤并提出了具体要求。四大银行的退出农村，削减了银行的营业包袱，增强了盈利能力，但却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所谓农村“金融空洞”的现象。 各商业银行年报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1年间，国有银行分支机构总数由1997年底的15251家下降到2001年末的12529家，减少了2722家。其中，中国银行撤并县支行246家，县支行总数比1997年末减少22%；中国建设银行累计净减少营业网点4000多个，其中削减县及县辖网点3601个；中国工商银行则撤并了8700个分支机构；中国农业银行由于网点最多，因此撤消的网点数量也最多——最多时农行有近6万家网点，目前农行仅余下4.4万家。另据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统计调研资料，自1997年末到2000年末，全辖（山东、河南）几家国有商业银行共减少机构6794个，机构的撤并主要集中在县及县以下区域，其中支行及支行以下退出机构约占机构减少总数的99.4%。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县级及以下机构后，县域金融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现实情况大体为，县级城市的主角是农业银行，县域乡镇以及农村的主角是农村信用社。而工行、建行、中行等虽然在大多数县级仍保留着支行编制(尚未及撤并，有的已降格)，但已把经营的重点更多地转移至大中城市以及沿海地区。 [实际上近些年来中国农业银行的经营重心也一直在不断进行转移：机构设置上，大量撤并农村县以下的营业机构，努力向大中城市增设网点；资源配置上，将内部人才、资金、技术装备等重点向金融资源富集的城区行倾斜；管理机制上，提升系统内经营重心，上移核算单位，上收基层营业所乃至县支行的贷款审批权；业务发展上，不再直接面向一般农户和众多乡村小企业开展业务，重点开发城市优良大客户、行业垄断性客户、城镇高收入群体客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公司客户等。虽然目前看农业银行还是主要以农村业务为主（2000年初，全行各类机构网点5.6万个，各类员工67万人，70%的人员和业务都在县及县以下）。然而近年来从总行到分支行，都在不断考虑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今后的农业银行朝什么方向发展，市场定位在哪里。朱总理2000年4月在江苏考察时提出，农行要逐步从农户、农民个人贷款领域中退出，让出一块市场给信用社。这被看作是为农行调整市场定位和发展思路带来了新的机遇。农总行已经做出决策部署，要逐步构建农业银行自身新的组织体系，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撤并低效网点，阶段性目标是从2000年后的三年内 把达不到保本点的网点全部撤并，而这些基层网点大部分是分布在农村地区。据一份行内文件报告，截止到2001年11月20日，山东省农行系统近三年来共撤销营业机构1832个，基层营业机构总数已由1998年的3946个减少到2114个，精简比例达46.4%。其中设在农村乡镇的营业机构剩下813个，仅占全省农村乡镇总数的47%，且大多位于沿海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营业机构仅有195个，占当地乡镇总数的32%，在个别地区这个占比已不足20%。] 相关资料显示，总量不足仍是当前制约农村金融的主要问题。主要体现在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地区差和农村信贷资产总量不足。近年来，针对内需不足问题，央行采取适度或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是农村经济所对应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仍低于城市地区。农业总产值与农村广义货币供应量比率为1：2.3；而工业总产值与城市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比率为1: 2.5。而且，农村信贷资产总量明显不足。农村地区人均信贷水平显然低于农业人口人均产值。 很多人已经看到并指出，在当前的农村金融市场，一个最大的资金“抽取器”是邮政储蓄。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撤出县域产生的空缺，似乎被邮政储蓄网点的迅猛扩展填补， 不少基层邮政局将邮政储蓄作为新的业务和效益增长点，邮政储蓄余额急剧上升。据披露，从1986年在12个城市试办邮政储蓄业务以来，邮储到目前已经发展营业网点2万多个，在全国1700多个县、市实现了通存通兑。2001年邮政系统存款余额为5911亿元，其中3781亿元是从县及县以下吸收的。目前已拥有6100亿元的储蓄额的邮政部门成了仅次于四大银行的第5大储蓄机构。邮政储蓄的发展，并没使农村有限的金融资源用于农村，还使农村本来紧张的资金外流。有央行官员估算，邮政储蓄金额约有70%来自农村，有4000多亿的资金流入城市，还有一种较保守的估算，邮政储蓄资金30%来自农村，按这个比例计算，农村流出的资金也有2000亿元。邮政储蓄快速扩张的原因就在于其低廉的布点成本和经营成本。它依托原有邮局网点，开设储蓄代办点的开设成本几乎为零，而且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坐吃央行的利差。目前邮政储蓄转存央行的利率4.6008%，而据央行估算，目前邮政储蓄组织存款的综合成本约为2.91%，就是说，其净利差收入率在1.69个百分点左右。 此外，由于各国有商业银行在改革调整中实行系统内信贷权限上交，法人客户贷款审批权集中到二级分行以上，县域内分支机构存差不断扩大，导致近年来在我国出现了在储蓄大于投资因而整体上信贷资金非常充裕的情况下，国家银行对县域及农村地区的贷款发放总规模却呈逐年减少的趋势。部分地区的基层商业银行基本上成了“储蓄银行”，银行将储蓄资金系统内上划并拨付到资金需求大的经济发达区域，从中获取资金利差，而当地企业的合理融资要求却无法得到保证 (2002.6.24《中华工商时报》) 。央行最近的一份报告提及，县级各类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吸收资金6000多亿元，在农村放贷3000多亿元，就是说国有商业银行从县域范围吸存后通过系统内上存流出农村的资金约为3000亿元。再从国有银行的贷款结构看，农业和乡镇企业贷款所占的比重偏低，并且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结果影响到县域地区整体贷存比例下降，显示出农村信贷资金供需失调。 有专家估算，加上邮政储蓄，农村地区每年的资金流出高达5000多亿。有调查发现，豫、鲁、浙三省许多农区60%—70%的资金通过邮政储蓄、商业银行等流向城市和工业区。由此使发展县域经济缺少资金的现象更加普遍，贷款难、融资难越来越成为严重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对此，有关专家呼吁，应当切实保护县域资金资源，必须尽快建立农村资金的回流机制。 乡镇企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从它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异军突起，银行信贷的大力支持功不可没，但近期的情况已是今非昔比。据资料，2001年，全国乡镇企业实现增加值2.9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增幅高于全国GDP增长0.7个百分点，但全国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仅为6502亿元，比全国各项贷款余额的增幅低5.3个百分点。2000年，全国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30.4%。但2001年，乡 镇企业贷款占全国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仅为5.9%。农业部对江苏省武进县个体私营企业的调查显示，年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中有45.1%认为贷款难，年收入500万元以下的有86.5%认为贷款难。现在乡镇企业从其它渠道获得资金也都相当困难。乡镇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已经不是某一方面的，而几乎是全面的融资难（新华网2002-08-21《中国经济时报》） 国有商业银行逐步从县域退出应该说是一种市场行为。其动因大体上有三方面。一是出自实行商业化经营的需要。按照经济核算原则，它必须从金融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和领域退出，而把自身有限经营资源尽量转向金融资源相对富集的地区和领域，以求获取最佳经营效益。二是出于战略竞争的需要。为了应对加入WTO后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可能大举进入，以及国内其它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更多产生和更大扩张，各家国有商业银行明显地感受到生存与发展压力，必须抓紧实行经营战略调整，抢占有利阵地，同时通过精简机构网点、裁减冗员等措施改善自身组织机构体系和提高系统管理效率，增强经营实力，以求从容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三是对外部信用环境恶化和经营风险因素加大做出必要的规避和防范反应。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县域企业破产转制过程中，政府鼓励企业逃废金融机构债务，社会信用状况恶化，国有银行的正当利益不能得到保护，促使银行或撤出机构，或决定停止向当地放款以示制裁。如工商银行利津支行因有贷款关系的43户企业效益大幅度下滑，逃废银行债务现象严重等原因，于1999年9月整建制地退出了该县。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粗略统计，近年来湖北省襄樊市1250家企业集中破产改制，包括工行、农行、建行、交行等湖北省各家金融机构在内的30多亿债权化为乌有，而各家债权银行对破产方案提出异议，均被驳回。又据2002年8月21日《金融时报》报道，在湖北某地，曾经有个地方官员在当地一次企业改制会议上说：“趁企业改制把银行债务一笔勾销。这好比是‘最后一顿晚餐’，不吃白不吃。”这是发生在两年前的事情。襄樊市是前几年逃废金融债权的重灾区。金融机构把该市列为信用高风险区，并大量收缩授权授信。人民银行报告分析，几年时间，该地区金融机构少投放贷款100亿元。还有前不久有记者对河南潢川县城出现“信用荒芜”的情况调查显示，由于长期来信用环境的恶化，银行几乎停止了对许多中小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贷款，目前四大银行在该县的支行，只有农行一家还有一些贷款，其余三家均停止了对该县所有企业贷款。一位支行长告诫下属，“麻雀捏死也不要让它飞了”。另一位行长说，“许多个体工商户都是骗子”。再一位行长说，“当前的情况是贷款投一个死一个，所以我们有了资金就上存或者买国债”。（《本周金融信息》2002年25期、29期）] 从理论上说，银行机构一旦不愿放款，就意味着信用创造功能的弱化乃至丧失，经济发展也就丧失了必不可少的外在推动力。可以断言，在一个“逃废债”盛行的地方，不管是一个乡、一个县，还是一个省，绝对不可能有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新华网2002-10-22《中国经济时报》）。 国有商业银行经营重心实行向大中城市战略性转移后，农村金融的重担就逐步落在农信社肩上。目前全国农村信用社及县联社共有法人机构约42000个，各类服务网点28万个。央行统计显示，截止2002年6月末，全国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18673亿元， 占整个金融机构存款的12%；各项贷款余额13595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的十分之一。其中农业贷款余额为5511亿元，占农信社各项贷款的比重为40.5%。问题在于，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分支机构，而没有新的其它金融机构补充进去，结果就是相当一部分县域经济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一度出现有人所指的金融抑制或者说金融服务空洞化现象。农村信用社成为县域金融主体后，规模实力和能力有限，要想让它充分弥补县域经济范围内出现的金融服务严重不足或融资需求缺口，显然有些力不从心。虽然从1999年以来，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给予很大的再贷款支持，再贷款限额到2002年底前已经超过1000亿元，并且在指导和帮促农村信用社面向广大农民发放小额农贷和农户联保贷款等工作中成效显著，但是一方面从总量上看仍然抵补不了邮政储蓄和各家银行从县域抽走的资金，另一方面当前农信社的努力注 重于缓解农民和农业贷款难的问题，也还是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中不断增长的更多的各种金融服务需求，特别是大量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这种情况已经明显地和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县域经济的正常发展，如果不能使这种局势尽快得到扭转，更会影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全局。 [据“信合情”网站报道，央行在2000年初开始推行农户联保贷款和小额信贷。目前最新的数据表明，全国共有约90％的农村信用社开办了小额信贷，约49%的农村信用社开办了联保贷款。又据2002年12月1日《金融时报》刊文披露，截止到9月末，江苏省农信社已向87.1859万户农民发放了小额农户贷款， 向59.4045万户发放了农户联保贷款， 加上其它方式的贷款， 经审核获得农信社贷款的农民户数为184.42万户。这个数字在江苏省1314.74万户农户总数中所占比例为14%；绍兴农信社联社在2000年的一次调研中发现，富裕起来的农民掏出三五千块的种子、化肥钱已不在话下，但要上规模、上档次地投资效益农业、优高农业、观光农业，大幅度地提高收入，没有金融的支持仍有困难。“贷款难”仍然是横在广大农民致富路上的一道门槛 (《金融时报》 2002.11.26) ；再据2002年12月31日《金融时报》报道，截止到2002年11月末，全国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余额773.8亿元，农户联保贷款余额275.8亿；近5000万户农户获得了小额信用贷款，1000多万户农户获得联保贷款支持，两项合计受益农户总数达6000多万户，占有贷款需求农户数的49%，占全部农户数的25%。] 三、建设一个县域金融体系 1. 已有人强烈认为，当前的农村金融饥渴是件值得焦虑的事，而对其的发展思路至今还在争议之中，政策也尚未明确。农村金融已处在危机中。这种说法虽然有点过激，但由此反映出需要解决县域金融领域现实存在问题的紧迫性还是应当引起有关方面高度重视的。现在看，从县域经济的角度研究传统的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问题，可能是一条新的路径。 目前我国县域金融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伴随着银行行为转变和资金外流现象而出现诸多“贷款难”的问题，尤其是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大量中小企业、个体民营企业以及相当多的农民很难指望能从正规的银行机构贷到款。至于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和造成这种局面，各方面有着不同的说法和解释。企业、农民及地方政府反映县域经济主体取得贷款难，埋怨银行部门门槛高，存在信贷歧视，不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银行方面强调按照有关信贷原则目前在县域经济领域难以发放贷款，因为优良客户或项目稀缺，放款风险大，经营成本高，不会有丰厚利润；有关金融监管当局提出的一个看法是，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在县域领域存在“不作为”的现象（指的是发放贷款不积极）。国有商业银行一方面对县域经济不作为，但另一方面对县域信贷市场的垄断和存款资源的瓜分并没有减少 (《金融时报》2002年10月23日)；专家学者们一般会从客观角度分析问题，指出近几年来，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完整性受到削弱，功能作用出现萎缩的迹象。最终归结到融资机制或体制即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方面的原因所在。根本性问题可能在于，我们缺少一个能够与县域经济特点和需求相适应的且具有相对独立完整性的县域金融体系——传统的二元经济格局中形成的城乡分割的金融体制，到了一定时候或者一定条件下，就会使得作为城乡结合部以及国民经济综合体的县域经济，在得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和服务上被“边缘化”。 中国的人口70%以上在县域及其所辖农村。没有农村这个广大市场的开发和县域经济的全面振兴，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就会出现问题。而县域经济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之一就是相对发达的金融业。显然，我们有必要根据新的形势发展要求，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全局出发，重新构建一个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又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的县域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从根本上讲，解决县域金融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县域经济领域中融资需求和信贷供给两方面的情况，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是使后者适应前者。为此，提出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县域金融体系和融资机制的问题应该是顺理成 章的。 2. 现实大量情况表明，县域经济发展对融资方面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而信贷供给则明显短缺。有关调查材料披露，2002年山东农业至少有四成左右的信贷资金缺口，浙江农业贷款缺口约为125亿元，对宁波万户农户问卷调查发现有59%的农户缺资金，河南滑县有205个村成了“零贷款村”。与这种情况相并行的是，民间融资活动广泛存在。有调查反映，温州民间借贷占整个资金市场总量的1/3，而河南南乐县1999年来新增民间借贷超过银行贷款规模（民间借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高利贷）。 以上情况还可启示我们做更深入的思考，就是需要正确估价县域经济或农村地区对金融业发展的承载力，尤其是对发展商业性金融的承受力问题。因为长期以来人们的潜意识中，县域和农村经济领域相对欠发达，产业层次相对较低，政府、企业、个人收入相对较少，金融资源相对贫乏，因此不能对金融业在县域中的发展寄过高希望，尤其是不可能成为商业性金融组织理想的生存与发展之地。前几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大量从县以下撤并机构，可能会被当成一种“验证”从而进一步强化这种意识。 现在看对这个事情的认识不能绝对化，需要做出辩证地思考。比如说到目前为止，虽然全国范围内已有数以万计的基层网点从农村地区撤并，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在绝大多数的县城都分别设有支行，加上普遍设立的农村信用社县联社，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的城市信用社，少数地方出现的其它股份制商业银行向县辖延伸的机构，以及个别县市已经试点建立的农村商业银行或合作银行等，再算上邮政储蓄，每个县的正规金融机构少说也仍然有5—7家，如果算上在乡镇一级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农村信用社，则会多达十几、二十几家，因此有人认为县域金融机构数量仍然过多，超出了一般县域经济现有的金融承载力；但另一种说法是，随着1998年国有商业银行开始从农村收缩，1999年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取缔，2000年城市信用社被分类处置等，农村金融的格局已发生了重大改变，虽然在部分乡镇仍然有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网点存在，但从提供贷款的意义上讲，在县以下农村基本只剩下农村信用社一家金融机构了。因此目前农村金融的一个突出问题就在于金融机构的单一化，导致金融竞争不充分，金融服务不足。以上两种看法各有一定道理，但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设定条件不一，而导致观点似乎迥异。其实应该说，目前县域金融机构的数量，是“多”与“少”的问题并存——多的可能是国有银行等大银行的机构，少的可能是地方性、多样化的金融组织。主要矛盾不在于数量，而在于结构。 金融体系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有怎样的实体经济结构，就应当有怎样的金融结构，如此才有可能实现金融资源高效配置，同时降低金融服务供需双方的交易成本。实体经济中的企业按规模大小是区分为不同层次的，也需要不同规模层次的金融机构与之相匹配。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中小规模的企业在数量上都会占绝对大的比重，国外一般都会形成与之匹配的金融结构。如在日本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小型金融机构占97%，意大利有中小型银行9万多家，美国近万家银行中95%是资产在5亿美元以下的小银行。中小银行一般为地区、社区和行业银行，与其服务的中小企业彼此关系密切，信息十分了解，信任程度高，能建立长期业务往来，互惠互利。相比之下，我国金融机构规模结构与实体经济企业规模结构很不匹配。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注册登记的中小企业有200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工业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国经济总量60%和40%，提供大约75%城镇就业岗位，但缺乏为之匹配服务的金融机构。我国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加起来也就100多家，集中于大中城市，放贷集中于大企业。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网点收缩、贷款权限上收之后，县区经济成了金融“空洞”，那里是中小企业生长地。尽管央行采取多项措施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问题，但成效不大，关键是缺乏与其匹配的金融机构(《经济参考报》2002-12-11)。 3. 进一步地说，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来说，并不是不需要金融，反而是更渴望得到金融服务与支持，否则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即使在一些贫困落后地区，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依然风行，不能解释为什么信贷支农和信贷扶贫问题在国际上也一直是受到关注的话题。问题只在于，他 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金融组织，什么样的金融服务，以及怎样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信贷支持。 有一种说法，农村金融市场上难以发展商业金融，农民也无力承受商业化金融的利息。但是，有人对中国村庄农户实地的调查显示，农民不仅能够承受商业化金融的利息，而且其还款率也可以大大超过农村的非农企业。《开放时代》曾发表文章说，在农村，穷人比富人更需要借贷。因为有调查发现，越是穷的地方，高利贷市场的利率越高。经济学家茅于轼 9年前在山西省临县龙水头村创立了一个农村基金会进行试验，据茅于轼介绍，开始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钱加上一部分捐款搞了一个20万元的基金（目前发展到30万元）。“亲戚朋友借钱给我， 我一年给他6%的利息， 借来的钱借给农民， 一年12%的利息（注：这个利率比现在银行和信用社的贷款基准利率要高出一倍多）， 我有6%的利息差， 这个利息差就可以足够支付我管理人员的工资， 而且还有一点剩余——一年除掉全部费用净赚1万”。这个基金会目前的状况是，还款率达90%多，延期的不到10%，真正还不起的只有3%，基本上没有坏帐(《本周金融信息》2002.13期)。还有一个事例，中国社会科学院从1996年12月开始在河南省南召县的两个村庄进行小额信贷扶贫试点，成立一个南召县扶贫经济合作社具体负责放收贷款管理。放贷的资金来源为社科院募集的孟加拉乡村银行贷款（年利率1.2%）、台商捐款等低息或无偿资金，扶贫社从社科院借入资金利率为3%，向农户贷出利率为8%，中间5%的利差凭以维持拥有21名员工的扶贫社的生存和自负盈亏。1999年南召县扶贫社累计放款1000多万元，实现收入42万元，利润约14万元，扶贫社员工月工资达到400元左右（《中国金融年鉴》2001）。以上事例显示的奇怪逻辑是，即使是扶贫性质贷款的利率甚至可以高过一般商业性贷款利率；金融资本即使在非常贫困落后环境中也能获得必要的生存与发展条件，甚至获得盈利。其实这也可能正是一些地方民间、地下金融长期绵延不绝的奥秘所在——足够高的利息收入和充分低的经营成本。据说茅于轼的那个基金会只聘请了一个人进行管理，最大的费用就是对这位经理人每月几百元的工资性支出了。这是那些所谓正规金融机构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它们难以在农村、民间一些领域扎根、生存。因而有学者表示，农村信用社如果按正规商业模式运作，也就将无法真正面向广大农户提供服务，因为对众多的生计型小农，商业银行无法提供符合自己经营理念的服务。“小额信贷”不符合商业银行的成本约束。商业化的正规金融不可能与小农经济相对应，最终必将退出无利可图的农业信用领域。农业银行虽叫“农”，但实行商业化后已离开了农民。农村信用社如果改变为农村商业银行，迟早也是要离开农村的。以上情况反映的是在乡村或贫困落后环境中发展商业性金融面临的一种有趣的“相悖”性现象。 [人们总说农业贷款利率要低，其实农民们现在从农信社那里贷款也难以享受到利率优惠。据反映，目前人民银行对农信社再贷款利率一年期为2.25%，农信社发放农业贷款一年期的基准利率为5.31%，但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的利率可以上浮40—50%，达8.775%，比城里工商企业和个体户从银行借钱做生意的利率还高。又据悉，2002年3月12日开始，央行在浙江、黑龙江、吉林、福建、内蒙古5个省、自治区的8个农村信用社进行利率浮动试点，被允许的存款利率浮动范围是30%，贷款利率浮动范围是100%。对此有人解释说：“农村信用社既要满足农户的金融需求，又要控制经营成本，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利率浮动，二是政府给相应的政策和补贴。但中国有财政预算的约束，同时对金融机构自身发展也不利，因此，只有利率浮动这条路”（唐仁健）。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贫困与发展研究室主任汪三贵经过测算认为，在中国一个小规模的信贷机构需要20%左右的利率才能补偿操作成本 (《南方周末》2002.10.18 )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也表示，农村信用社要走向良性循环，关键是利率问题，只有放开利率，农村信用社才有出路。但是笔者认为，利率过高显然与支农、扶贫的政策相悖，怎么办？可行的办法可能是政府或社会建立一个有效的贴息机制。] [我们一直强调要反对高利贷，但对于什么是高利贷，现实中却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和介定标准。从理论上说，高利贷首先是一种“超经济”的剥削，即利息率超过利润 率、借贷利息高于剩余价值、货币资本剥夺必要劳动的现象。这个概念抽象地阐释并不难理解，但要做出具体认定却很不容易。假如社会资本平均利润率是10%，那么借贷利率超过10%就可认定为高利贷，这只是一般而言。问题在于在个别借贷场合，情况会很复杂。借入方可能会有20%乃至以上的利润率，也可能只实现5%甚至更少的利润率，还可能是根本不会有利润产生的必要生活消费借贷，那么它们对同样10%的利率是否高利贷的感受会截然不同。还有地区差别，人群差别，就是说在此地或此部分人群可以承受的借贷利率水平，对于彼地或彼部分人群来说就可能是不能承受的。还有历史的、社会的因素，以及道德的因素等，比如在既定的国家、地区或地方社区，会形成约定俗成的、公认的标准，用以判定某一笔借贷是否高利贷。此外高利贷的标准还可能随时间变化。可见，在我们这里，国家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要想对多高的利息率就是高利贷做出明确、统一的规定，无论是法律的还是行政的，尚需认真研究、慎重对待。例如，2003年2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首次向公众民间借贷利率监测结果。当年1月份的调查数据显示，加权平均后的民间贷款月利率为9.347‰；此项调查共涉及民间借贷328笔，金额5666万元，最高利率为月息20‰，最低利率为月息5‰。调查结果还显示，民间借贷关系以个人借给个人为主，借贷主要是用于生产经营，借贷期限以6―12个月居多；各类借贷中，家用消费的平均利率最高，企业借给个人的平均利率最低；从地区来看，各地区间利率水平有较大差异，且经济发达程度与利率成反比。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很难对某笔借贷是否高利贷做出具体判定。因此现实地看，限制高利贷的事情应当放到地方上去做，放到县级和乡镇。办法上宜多用疏，少用堵。] 从国际范围看，通过信贷手段支持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甚至实行信贷扶贫已普遍被认可为通行的和有效的做法，许多国家都进行过这方面的探索并不乏成功经验，致使有关国际金融机构也予肯定并予效法。世界闻名的孟加拉乡村银行（简称GB），就是以小额扶贫贷款起家的。作为世界扶贫贷款的先驱，GB为发展中国家扶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GB从1976年开始在一个村对42名最穷的农户每人贷款27美元进行小额信贷实验，到1983年在孟加拉被批准成立扶贫银行，经历过1/4世纪的风风雨雨，发展到今天，GB已成为孟加拉农村地区最大的一家银行。乡村银行目前资本金的7%来自政府，另外93%全部来自借贷贫困成员。因此，可以说乡村银行是穷人拥有的银行，尤其是贫困妇女自己的银行。更引人注目的是，GB的还贷率高达98%(《经济参考报》2003-1-16)。又据法新社2002年11月18日报道：世界银行今天在一份公报中宣布它决定采取一项新的农村发展战略，即通过增加农业地区的贷款，来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根据这项战略，2003和2011年，世界银行提供给农业地区的贷款将会每年增长20%，也就是增加4亿美元。世界银行的这项新战略涉及所有农业地区，目的是要推动农村的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增长是低收入国家的收入能否增加的关键（《参考消息》2002年11月20日）。同时根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目前尚有20%的人口属于低收入人群，总数约为2.5亿—3.5亿人，五六千万户，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农村人户。如何满足这部分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服务需求——他们缺乏抵押和担保能力， 一直是困扰政府的难题之一。据介绍，印尼的做法是对商业银行采取强制性措施，要求必须有一部分资金投入农村。《中国改革》杂志社主编、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根据对农村金融10年来的观察和研究认为，解决的惟一办法是发育综合性的社区合作，包括信用合作，这是东亚小农社会解决农户信用问题的普遍经验(2002.10.18《南方周末》) 4. 因此依笔者之见，我国县域不但需要大力发展金融事业，而且需要建立健全起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县域金融体系。这样的金融体系需要由不同质类、不同层次、多样化金融机构组成，如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其中商业性金融的发展应是个关键问题，理想而完善的县域商业金融组织体系应该由国有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社区融资机构以及民间金融组织共同组合而成。进一步的想法是，在这个理想组合中，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进一步撤并机构，在每个县保留一家支行就够了，地方商业银行、社区合作金融和村落互助性融资组织应成为县域金融体系主体，民间金融力量则应当 成为有益的补充，需要抓紧创造条件放开发展。要认识到，正是这种地方的、社区的、村落的小银行或金融组织以及民间借贷活动，才是与县域经济和当地群众生产、生活血肉相连、息息相关的。它们的发展亦将有效地遏制长期困扰县域经济发展的农村资金外流问题，而建设和完善县域金融体系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形成农村资金回流和保障机制。 从建设或完善新的县域金融体系的角度，前期及当前一些国有商业银行从县下地区撤出机构，可能正是一个良好局面的开端。这个趋势最好能够继续下去，一方面可以对地方产生新的银行或金融组织造成刺激，另一方面也正好为这些新生银行或金融组织腾出必要发展空间。而从较长远看，我国的县域可能会成为最适宜地方和民间金融成长的“乐土”——外资银行进军中国市场，几乎不可能照顾到县域；国有商业银行一类大银行，出于成本利润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考虑，对在县辖的发展兴趣会继续减退；而种种迹象表明，县域经济发展势将成为我国今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相对新“亮点”，可以支持这个判断的要素有：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小城镇建设及城镇化战略、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化发展战略、振兴农村经济开发农村市场和广大农民奔小康的战略等等。随着这些战略的逐步推开和深入实行，总体上说县域经济发展前景将十分看好，社会金融资源会日益丰厚，对金融业来说则意味着无限商机。 从现实情况看，解决国有商业银行撤并机构而一时造成县域信贷主体缺位问题的最好办法，应是首先抓紧着手组建一些新的地方性中小金融组织。对于地方性小规模金融机构乃至民间金融组织的市场准入审批权可以进行逐级下放，对此有关当局及政策上要更加放开一些。也不必过分担心县域经济的所谓金融承载力问题。如同有人所提到的，与欧洲相比，我们一个县的规模已经是相当大了。澳门和香港只弹丸之地， 但澳门有40多家银行，香港有100多家银行。剔除各种不可比因素，作为第一步，在我国大多数的县域至少都可以先成立一家为之服务的地方性商业银行，然后区分不同情况，把权力放下去，让各地根据需要与可能发展相应的社区银行和民间金融组织，以求有效解决县域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 [2001年11月，张家港、常熟、江阴三地农村商业银行的成立，被认为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历史性一笔。农村商业银行的成立，不单只是我国银行体系中又多出一个序列、苏南地区又多出几家商业银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们的出现，对农村金融机构整体水平的提升具有象征性意义，也说明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会对对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当然，由于农村商业银行对所在地的经济社会状况的依存度很大，加之我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差异极大，苏南的这种模式虽可借鉴，但不可照搬。尤其是简单地把农村信用社升级到农村商业银行的路子，解决了县域内有了地方性商业银行的问题，但是原先的农村信用社没有了，实际上并没有使县域的金融机构有新的外延增长] 5. 多元化的经济结构，需要多层次的金融机构为之服务。因此有专家认为，既然农村金融仅靠信用社难以满足，不妨将“地下金融”加以监管后合法放开。但在监管有限的条件下，放开“地下金融”会不会加剧金融风险，也有不少人表示忧虑。（2002.11.25《经济参考报》） 关于在县域放开发展民间金融组织，其实这样的民间金融组织及其融资活动一直存在着，近些年来在若干地方愈加活跃并日趋显形化，只是尚未给予其合法地位。在正规金融机构及其提供的金融服务缺乏的情况下，各种民间金融形式就必然会或明或暗地更加发展起来。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是非常之多。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对20294个农户的常规调查表明，1999年，农户通过民间借贷市场获得的贷款占农户贷款总数的69.41%，平均每户为1008.56元。《中国改革》杂志社主编、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通过对15个省40多个村的调查进一步证实，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其中高利贷发生频率是85%，高利贷中33.8%是生活性借贷，另外29%是必须支付给教育、医疗等部门的消费，只有11%用于农业生产。又据一位当地官员介绍，目前在温州苍南县，工业企业流动资金来源于民间借贷的占45%左右，企业自有资金占35%左右，银行贷款只占 20%左右。民间信用和融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担保抵押借贷、民间票据贴现、各种呈会、互助会等。在资金紧缺而银行信贷无法满足的情况下，这些融资方式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新华网2002-08-20《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必亮根据他的调查认为，目前在农村活跃的是非正规金融，以民间信贷、高利贷、会（抬会、标会、轮会、合会）等形式存在，其中有些是很好的金融衍生产品。它们小规模经营，立足社区，以小客户为主，有相当部分运行成功，对创造农村就业，促进农村脱贫以及分散金融风险起到很好的作用。温铁军甚至提出，在农村金融中，真正扮演主力军角色的可以说是高利贷。他说，农村信用社既然不能根本回到合作制的性质，已经“异化”为政府的官方银行，那么，大力推进民间金融不容迟疑。(2002.09.26信合情网) 有人认为，民间“非法”融资活动的禁而不止，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金融体系缺陷造成的。首先，有需求就会产生供给，由于现有融资渠道不足以为众多的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因此民间融资活动具有相当的合理成分。加上民营企业对于发展地方经济又至关重要，因此地方政府对大量“非法”融资活动必然会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时至今日，连中央监管部门也不得不对规模庞大的非正式融资市场采取默许的态度。温州等地区的实践证明，真正由民间主体从事的融资活动因具有强烈的风险意识和较高的投资效率，反而有利于金融的稳定(《经济参考报》2003-1-22) 现在看，让一些“地下”金融浮出水面，将其积极引导转变为正当的民间金融组织的时机基本成熟了。从十六大的有关精神看， 已经放宽了民间资本进入各种市场的限制。现实中的社会融资需求、民间资本积累、信用知识普及、金融人才成长、国家政策指向，以及监管当局的经验积累和能力提升等等，各方面的条件应该说也大体具备了，缺少的只是把这件事情正式提上决策日程，尽快付诸行动。笔者非常赞成人民银行杭州支行一位研究员的主张，就是“放手让人民办金融”。他说，这是对国家某领导人“放手让人民办经济”的合理引申。浙江金融、尤其是市县级金融这些年的成绩，在这位专家眼里都要归功于民营化，当然出现的问题也源于此 (《国际金融报》2002.9.24) 。 目前来说，对发展民间金融的最大顾忌已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而是比较现实地出于对金融风险问题的担忧。对此需要慎重，但也不能把它当作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而踌躇不前。只要能够尽快提上决策议程，金融监管当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方面等，相信会很快拿出相应监管、管理办法来的。关键是要相应地向各级地方放权放责。比如说，可以允许通过地方立法或者出台相关行政法规，对县域、乡镇乃至农村村落的民间金融组织的设立、运营、终止等行为做出规范，赋予地方政府（直到乡镇乃至村委会）和监管部门相关职责，对其加强窗口指导和监督管理，必要时出以援手，或对其进行重组、接管以至有序的破产清算等。总之只要我们能够负责任地把它们管起来，风险是可以防范、化解的。 [所谓“地下金融”的现实情况究竟如何？以下材料看来主要来自浙江、福建一带：（1）人民银行温州支行曾作过统计，自1995年以来，温州现金净投放每年都在60亿元以上，证明老百姓手持的现金量惊人。仅去年上半年，温州城乡居民的私人存款余额达55亿元，另外私人拥有外币8亿美元。温州市工商联人士介绍说，温州企业绝大多数都是靠民间借贷发家的。目前温州中小企业共有16.7万家，资金来源60%靠民间借款。（2）浙江乐清市虹桥镇是一个经济强镇，镇上有24家金融网点，各项存款14亿元，贷款8亿元，保守估计民间借贷日均余额4亿元；大荆镇地处半山区，该镇双峰乡平原村上百户人家，每户都做同一产品“铁皮枫斗”，每户至少要80万资金，大户要300-400万资金，全村约需资金1亿元左右，基本都是向社会借贷。（3）人民银行漳州市中心支行曾经作过调查，福建平和县民营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民间借贷，规模在7000万元左右；而龙海市民间借贷的规模则有5000万元左右。（4）据福建泉州市计委副主任叶舒扬介绍，泉州市民间资金用于炒股的有近80亿元，加上购买国债的资金一共有140亿元左右，而今年上半年居民的储蓄存款是446亿元，这些还是“显形”的民间资金，加上隐蔽的“标会”等，泉州的民间资金至少 也有600亿元。（5）福建石狮市鸳鸯池布料市场年成交额达到100亿元，市场内550多家经销商向银行贷款的不超过50家。一位干了近10年布料生意的商人说，他从未向银行贷过一分钱，做生意全靠自有资金和向朋友临时借以及企业之间相互拆借。（6）民间金融活动十分活跃。目前仅福建沙县民间标会“体外”循环的资金就达5.2亿元—5.8亿元，民间标会在当地相当盛行。一些青年婚嫁消费以及出国留学等也靠民间标会来筹集资金。福建宁德市民间标会资金约占居民收入总额的三分之一多。（7）民间借贷成为中小企业融资“主渠道”。广东澄海市一家工艺玩具厂厂长说，当地民间借贷十分平常：“我厂自有资金2000万元，生产旺季时需要流动资金约4000万元，不足部分主要靠民间借贷”(《国际金融报》2002年1月18日) 。面对以上情况，有许多学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实质上，目前在有些地方，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已不是信用社，而是民间金融。] 6. 另外，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政府和金融当局应加强对县域社会信用观念教育，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功能，减少信贷风险，推进县域银行及金融机构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在建设、完善县域金融体系的过程中，为了切实缓解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主体获取贷款难的问题，建立健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信用担保机构也实属必要。县域企业贷款难的实质是担保难，如能在乡镇一级成立担保公司一类中介机构，情况肯定会大为改观。报载，自1999年以来，为解决中小企业担保难、贷款难的问题，在人民银行积极推动和全过程的参与下，山东、河南两省在省、市、县、乡镇四个层面上相继成立了45家信用担保机构，今年上半年累计已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762笔，担保额为18.2亿元。效果是明显的(《金融时报》2002年10月23日)。另有，苏北沭阳县桑墟镇成立担保公司的实践可以给我们有益启示。据介绍，该镇中小企业担保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5月，是股份制性质的法人企业，公司发起时，企业认股十分踊跃，全镇有50多家企业要求入股，镇政府为求慎重，只筛选了23家企业作为首期股东，注册资金68.5万元，实到资本金59万元。担保公司成立以来，已先后为22家入股企业提供了贷款担保。到2002年2月末，22家企业通过担保累计获得农村信用社贷款410万元，贷款余额188万元，是2001年4月末的5.22倍，最高峰时贷款余额270万元，是担保公司注册资本的4.58倍。运作期间有3家企业出现未能按期还款，其中一家通过变卖设备归还了贷款本息，目前仍有两家企业的贷款正在追要中，金额26万元。桑墟镇担保公司的成立初步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担保公司成立前，桑墟镇信用社以发放小额农户贷款为主，对企业贷款发放十分谨慎，而且额小面窄，信贷结构较为单一。担保公司成立后，中小企业贷款总量和比例均较快提升，信贷结构逐步多元化。2002年2月末，剔除使用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发放小额农户贷款因素，该镇信用社中小企业贷款比重达37.3%，比2001年2月末上升了3.4个百分点。(《金融时报》2002年6月3日)) 7. 最后需要说明，县域金融体系的重构，应当是建立在对现有农村信用社体系进行改造的基础上。现行农信社上可以提升为农村商业银行，下可以分解转化为乡村民间、民营借贷组织。在一些地方农村信用社如能继续保持其合作性和社区性特征，依然可能成为县域金融新体系中的主体、主导因素；另外，县域内国家政策性银行机构功能的完善，以及地方政府对支农、扶贫、开发性贷款采取财政贴息（进而论之，建立起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政府或社会“贴息机制”，可能也是县域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等优惠、扶持政策的制度化或法制化建设，也是在建立健全新的县域金融体系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另行探讨。 [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的未来走向值得关注。报载，2002年9月19日来自央行的消息说，农信社新的改革方案即将出台。据说国务院对全国农信社下一轮改革取向已经基本肯定了三种模式：农村商业性银行模式、县级联社为一级法人的模式以及县乡两级法人的联社模式——在工业化进程较快、对农业信贷要求不多的东部地区，将组建农村商业银行。改为银行的依据是各地农信社的规模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江苏常熟、张家港、江阴三块"试验田"将作为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的范式；在农业、养殖业占 主导地位、农民对农业信贷要求较高的地区，则可以考虑第二或第三种模式。具体讲在经济较发达、城乡一体化水平较高的地区，采用由原来的县联社、乡镇信用社两级法人改为县联社一级法人的运作体系；在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依然维持
摘 要：目前，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刚性增强，而县域资金分流严重，加剧了县域经济资金供求矛盾。金融信贷支持做为县域经济资金供应的主渠道作用呈弱化态势。本文通过对县域经济发展中资金供求状况的剖析，提出了对金融业支持县域经 济发展的一系列建议。 论文关键词：金融业 县域经济 发展 对策 县域经济是联系城市与乡村的纽带，其发展水平一方面集中反映出城市经济辐射能力的强弱和农村经济的繁荣程度，另一方面还是影响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快慢的主要原因。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经济发展状况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关系到中国改革的顺利进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可替代。近几年金融机构对县域经济的信贷投入虽然有所增加，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小额农户信用贷款增幅较大，对农村及县域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战略与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相悖。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商业银行逐步由分散经营转向集约化经营，普遍推行“重点行业、重点项目、重点客户”战略。这一行为取向无疑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其主流是好的，但是与当前县域经济的特点相背离，使县域金融的功能和作用趋向减弱。针对近几年中小企业的货币信贷政策难以落实到位的事实和县域金融功能弱化的趋势 ，笔者认为：首先必须寻求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观念上的突破，加大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力度。 一、县域经济发展中资金供求现状 （一）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刚性增强。首先，县域经济必须要走“工业兴县”的战略，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重新优化资源配置。发展工业，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没有充足的资金保证，“工业兴县”只能是纸上谈兵。其次，改变扭转落后的农业、农村经济，就必须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行农业产业化，走特色农业、订单农业之路。这就要适度调整压缩农业种植业的比例，加大养殖、蔬菜、林果业的建设。而林果业、蔬菜种植及养殖业的发展所需资金，要远远大于种植业。第三，县域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把民营经济做为培育经济增长点的突破口。第四，加强城镇建设。一方面政府加大对城镇土地资源的利用，对土地进行有效储备，统一收购，做好营运土地的文章；另一方面，为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加大引资力度，政府要加大对城镇工贸园区的建设，增强对城镇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些都要有大量的资金做保证。 （二）县域资金分流严重，加剧了县域经济资金供求矛盾。一是邮政储蓄增势迅猛，成为县域资金外流的主要渠道。邮政储蓄只存不贷，吸收的存款全部外流，成为县域经济资金外流的“黑洞”。二是随着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县级行的贷款权限逐渐上收，致使县级行贷款功能逐渐萎缩，存贷款比例严重失衡，造成县域资金的外流。 三是由于教育体制改革，高校扩招及学费价格的上涨，每年也需从县域抽走大量的资金。四是随着股票债券市场的发展和人们的投资理念的提高，加之银行储蓄存款利率的持续下调，造成部分资金流向股票债券市场。 （三）金融信贷支持做为县域经济资金供应的主渠道作用呈弱化态势。金融部门的信贷投入和吸引外资成为县域经济资金供给的主渠道。金融部门的信贷投入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因素，离开金融的信贷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便会因“缺血”而萎靡不振。但近几年来，受诸多因素的制约，金融的资金供给的主渠道作用呈逐渐弱化态势，总体表现是金融信贷投入总量增长缓慢，无法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求。 （四）县域民间借贷相对活跃。民间借贷并非是现代经济的产物，其历史源远流长。民间借贷在支持县域农村经济方面有其积极的作用，但其负效应也不容忽视。 二、金融业加大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力度的对策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主导着经济的发展，在现代经济中越来越发挥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加大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亟待解决的现实而又紧迫的重大课题。金融业必须顺应农村经济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的需要，围绕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优势的发挥、进一步密切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为加快市场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服务，并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中实现金融安全，壮大自身实力。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真正树立为县域经济服务的意识。金融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金融业是服务行业，应始终坚持客户至上、客户第一的原则。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既是金融业的职责所在，也是金融机构赖以生存的前提。金融业赚取的是存贷利差和各种服务的收费，在为县域经济服务的同时，实质也是为自己创造效益。必须彻底根除衙门作风，了解县域经济的资金需求，不断改进和提高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地满足县域经济的各种金融需求。同时，应主动寻找县域经济优质中的客户，推销贷款、推销其他的业务品种。要保证信贷业务的长期性、连续性和有效性，坚决克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老毛病。要抓好贷后服务工作，贷款的发放只是这项业务的开始，不是终结，良好的贷后服务，对保证信贷资金安全，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国有商业银行应逐步改进和完善信贷管理体制。学习我国新兴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好的做法，减少对基层行的干预，使基层行能够放开手脚，自主经营。改进有关的考核办法和奖罚制度，使其更为科学合理，更能体现促使基层行“提高资产质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盈利能力”的原则，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增强“抓大抓优扶小”的金融服务意识，在强化信贷管理责任的同时，应充分利用当前机构改革，布局调整的有利时机，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县级机构划分为不同级次，适应下放贷款审批权，确定合理的授权、授信额度；对县域企业制定切合实际的、科学的信用等级评定制度，特别是要针对工业企业发展的阶段性资金需求的特点，适时给予信贷支持，要像政府培植“税源”一样来培植“信贷效益”增长点。当前，国有商业银行县级机构，要认真贯彻落实《加强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指导意见》，对县域经济中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中小企业，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简化和完善个人消费信贷的发放程序，大力拓展消费信贷领域。 （三）、重新构建与县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人民银行要充分发挥“窗口指导”职能作用，加强与地方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的联系，协调好政府及有关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精心打造政府、银行、企业对接的“金融平台”，加强信息的收集、反馈和沟通，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加强金融监管，提供金融服务，适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有效信贷投入。人民银行要有针对性地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扩大注入县域经济的货币供应量；国有商业银行在县域实现市场退出后保留下来的县级机构，必须确立为县域经济服务的市场定位和职责，确定适当的存贷比底限，地方财政应设立县域经济发展基金，国家从邮政储蓄中拿出一块资金作为配套，成立专门机构来经营运作；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到县域设立分支机构；理顺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的作用。 （四）、农村信用社应积极发挥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农村信和社点多面广，在县级金融市场所占份额将近一半，对县域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确立正确的经营思想非常重要。首先，农村信用社在化解风险的同时，应逐步启动自营贷款，管好用好支农再贷款，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布在农村的信用社，重点应满足农户的金融需求，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宗旨不动摇，扩大贷款投放面，真正解决农户贷款难的问题。同时，应有重点地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专业户、专业村的发展，及时解决他们的资金需求。城区的农村信用社，在完成支农任务的基础上，重点应支持一批市场前景好、经营管理水平高、信用良好的中小企业，建立起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优质客户群，在服务企业，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信用社将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农村信用社要与商业银行合作，解决结算领域存在的问题。农村信用社与商业银行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管理层次少、业务审批手续简单，而最大的缺陷则是结算受到制约。为了满足客户对金融服务的要求，必须坚持“发挥优势，弥补缺陷”的原则。通过与商业银行的合作，借助商业银行的结算渠道，解决结算领域存在的问题，如代签商业银行承兑汇票，通过商业银行 签发银行汇票等。最大限度地为客户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发挥农村信用社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五）、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大力支持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要加快金融创新步伐，为公众提供更多的投资机遇，在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同时，为金融机构自身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目前，中间业务在我国金融业中所占的比例还很低，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而未来金融业的发展，中间业务是其新的利润增长点，因此，必须加快金融创新步伐，不断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对已经在大城市开办的业务品种，应尽快在县级金融机构推广。通过业务创新，为投资者提供机遇，加强与客户的联系，增进了解，建立友谊，实现经济与金融共同发展的目标。商业银行基层行对县域内的各种信息，企业的经营状况、发展前景、信用程度等情况掌握较多，因此要发挥主力军作用，积极创新金融服务品种，及时解决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为中小企业提供高效的金融服务，促进中小企业的迅速发展
一、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商洛不断加大县域经济发展力度，尤其是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决定》下发后，市委、市政府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实施意见》，确立了以农业产业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的“一化促两化”的县域经济发展思路，着力发展现代中药、矿产建材、绿色食品、生态旅游和劳务输出五大主导产业，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发展速度逐年加快。全市生产总值完成174.04亿元，gdp总量比的100.16亿元增加73.88亿元，按可比价年均增长12.6%，其中一产增加值完成44.58亿元，比24.61亿元增加19.97亿元，年均增长6.7%；二产增加值完成67.88亿元，比32.6亿元增加35.28亿元，年均增长15.1%；三产增加值完成61.58亿元，比21.31亿元增加40.27亿元，年均增长13.9%。财政总收入14.25亿元，比5.15亿元增长176.7%，年均增长40.4%，其中地方财政收入6.82亿元，比2.46亿元增长177.2%，年均增长40.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688元，比7038元增长51.9%，年均增长14.9%。农民人均纯收入2401元，比1513元增长58.7%，年均增长16.6%。以来，柞水、商南、镇安、商州、洛南5个县区先后获得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争先进位奖。
(二)工业经济快速增长，主导作用日益显现。全市现有规模工业企业124户，比101户增加23户。全市实现工业总产值79.66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4.71亿元、工业税收3.2亿元，相比分别年均增长34.8%、21.5%、22.0%。县域工业园区建设加快，策划并实施了商丹循环工业经济园区，启动建设了刘湾产业项目区、柞水盘龙医药园区、洛南黄龙钼业小区、柞水小岭工业区、山阳中村钒业小区、镇安云东钒业小区等16个县域工业园区，入园企业达到2376户，园区工业实现增加值22.85亿元，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68.8%。
(三)农业产业化加快推进，特色产业不断壮大。坚持“打绿色牌、走特色路”，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145万亩、核桃板栗建园达到404万亩、优质茶园达到15.4万亩、畜禽养殖示范小区达到48个、大场大户6317户，建立无公害农产品基地218万亩，认定“三品”基地113个、产品59个。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68家，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36家，其中省级12家、市级24家，打造出了“金丝源”等40多个特色品牌，创建省级名牌产品3个。劳务经济快速发展，全市设立各类劳务中介机构176个，在新疆、山西、河南和“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建立劳务基地23个，全市劳务输出49.7万人，收入达到22亿元。
(四)生态旅游蓬勃发展，第三产业繁荣活跃。近年来多方筹措资金6亿多元，重点抓了柞水溶洞、商南金丝峡、镇安木王、柞水牛背梁、山阳天竺山、洛南老君山、丹江漂流以及柞水凤凰古镇、山阳漫川古镇、牧护关度假区、仙娥湖休闲园等一批生态和人文旅游景区景点建设，初步形成了丹江文化旅游长廊和山镇柞原生态两条精品旅游线路50多处旅游景点，全市旅游接待人数453.23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0.5亿元，比分别增加379万人次和9.04亿元，年均分别增长83.8%和93.0%。新兴服务业快速兴起，市场消费日趋活跃，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0.83亿元，比36.6亿元增加24.23亿元，年均增长18.5%。
(五)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发展后劲显著增强。全市固定资产投资164.65亿元，比37.2亿元增加127.45亿元，年均增长64.2%；争取中省项目支持资金11.43亿元，比3.7亿元增加7.73亿元，年均增长45.6%；招商引进项目130个，总投资208.15亿元，实际到位资金38.66亿元，是5.85亿元的6.6倍，年均增长87.6%。以公路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显著加强，继西合铁路、西康铁路建成通车之后，西柞、蓝商、商界、柞小四段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坚实。
二、存在差距及原因
虽然近年来商洛县域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但与沿海发达地区、省内其它地市相比，无论从整体水平、经济规模，还是从人均发展水平情况来看，县域经济发展还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县域经济总量偏小。全市6县的平均gdp为18.71亿元，与全省83个县42.25亿元的平均水平、全省“十强县”126.26亿元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很大；全市gdp排名第一的洛南县为30.34亿元，与全省第一位的神木县290.58亿元相差8.6倍；全市人均gdp为7291元，比全省人均gdp18246元低10955元，人均最高的柞水县为11897元，与全省人均最高的志丹县107674元相差几乎8倍。二是综合经济实力较弱。在全省83个县、24个区的综合经济实力排序中，商州区位居24个区的第22名，六县中没有一个进入上游前28名，居中游29-56位的有柞水、镇安、洛南，居下游57-83位的有商南、山阳、丹凤，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整体靠后。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偏低。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688元，比全省平均水平12858元低1170元，收入最高的商州区为11007元，比全省最高的神木县16075元低506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401元，比全省平均水平3136元低735元，收入最高的丹凤县为2617元，比全省最高的神木县6028元低3411元。四是财政收入水平低。全市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为9%，比全省平均水平低7.2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48%，比全省平均水平低5.6个百分点；地方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77.86%，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1.94个百分点。五是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数量少、实力不强，带动力较弱，相对具有一定优势的中药材、畜牧、核桃、茶叶等产业规模小、加工层次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还不完善、不稳固；六是县域工业化水平低。县域重工业比重较大，工业结构不优、产品单一，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较弱，全市工业化水平为19.1%，比全省48.1%的平均水平低29个百分点。七是县域城镇化水平较低。全市城镇化率为31.5%，比全省42.1%的平均水平低10.6个百分点，县域城镇规划、建设和管理相对滞后，城市功能不够完善，转移农业人口的作用不明显。八是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县域市场化程度不高，民营企业多数规模小、档次低，产业分布不合理，全市非公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的47.13%，比全省47.2%的平均水平低0.07个百分点。
经过认真分析思考，制约全市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基础薄弱。七县区均属国定贫困县，由于历史原因，在所有制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相对滞后，县域经济发展的原始积累较少，对资源能源的依赖性较强，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仍然突出，制约着县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二是发展资金不足。七县区均属于资源型财政，支柱财源不强、新兴财源不多，县域财政收入总量小且很不稳定，加之历史负债较高，用于建设和发展的财政资金有限，主要依靠转移支付维持正常运转，县域经济缺乏发展的内生力。三是人才严重匮乏。由于受政策、环境、待遇等条件的限制，近些年大中专学生回县率很低，到县域企业工作更少，大量人才流向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造成人才断茬、青黄不接，直接影响了县域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四是科技带动力弱。县域科研机构体制机制不活，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不完善，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程度低，科技对主导产业的支撑力不足。五是对外开放不够。县区发展环境还不够优化，对外开放水平不高，县域经济的外向度较低、活力不强。六是行政效能不高。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尚未根本消除，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还比较薄弱，少数领导和干部作风不实、效率不高等问题依然存在，影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三、发展思路与措施
(一)增强“四种意识”，创新县域经济发展思路
一是增强敢想敢闯的意识。敢想敢闯敢干是一种魄力、一种胆识，也是领导和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必备素质。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习惯等待，等领导，等支持，等政策，等资金，不敢求新变异、不敢打破陈规、不敢抢在人先的错误做法。要在全市干部群众中倡导敢想敢闯敢干的风气，鼓励和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摒弃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解放思想，大胆尝试，创新思维方式，创新发展思路，创新工作措施，推动县域经济突破发展。
二是增强抢抓机遇的意识。机遇是战略资源。当前，商洛经济发展正面临着诸多良好机遇：中央把保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国家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商洛纳入关中——天水经济区，省委、省政府加快推进陕南突破发展，等等。要牢固树立并增强“不进则退，慢进亦退”的意识，善于洞察时展的大趋势带来的机遇，潜心研究各种挑战和困难中蕴含的机遇，在抢抓各种机遇中争取更多的政策、项目、资金和人才支持，加快推进县域经济发展。
三是增强发挥优势的意识。加快突破发展其实是一个不断发挥后发优势的过程。商洛的生物、矿产、旅游和劳动力资源得天独厚，生态优势和人文优势明显，开发潜力很大，尤其是随着高速公路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到“十一五”末商洛将成为全省第一个县县通高速公路的密集区，这些都是县域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和先决条件。要认真分析自身发展的资源与潜力、优势与劣势，善于审时、顺势、造势，敢于竞争，善于转换，挖掘潜在优势，发挥现有优势，创造新的优势，利用后发优势，最终把各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四是增强循环发展的意识。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为特征的发展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商洛既是矿产资源富集区，又是国家南水北调的水源涵养区，长期以来矿产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难题。我们要做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青山绿水，确保一江清水送北京，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达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环境保护最优和经济效益最佳的目的。
(二)做好“四篇文章”，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步伐
一是突出工业主导地位，加快推进工业化。县域经济发展从本质上说就是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化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和核心，是解决县域经济发展诸多矛盾的根本之举，也是经济强县发展实践所证明的基本规律。推进商洛县域经济工业化进程，一是要培育壮大优势主导产业。以市场为导向，以加大投入为重点，进一步做大做强现代中药、绿色食品和矿产建材等优势主导产业，打造富有县域特色的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产业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二是要强力推进工业园区建设。坚持把园区建设作为推进县域工业化的主攻点，充分发挥工业园区产业集群、要素集聚、资源集约的“洼地”效应，使园区成为推进工业化的主要增长极。三是要扶持骨干企业做大做强。各县区要结合本地资源状况、区位条件、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等综合因素，坚持在政策、资金、人才上加大扶持力度，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型、协作配套型、循环经济型、节能减排型、劳动密集型、出口创汇型、“专精特新”型企业发展，着力培育扶持一批有实力、有潜力、有带动力的骨干企业，提高市内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四是要着力解决企业污染问题。坚持建管并举，一方面引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采用清洁技术，实行循环生产；另一方面要加大政府监管和环境执法力度，促进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是以特色产业为突破，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商洛是一个农业大市，农村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83.6%以上，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坚持用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走以工促农的发展路子。一是要继续按照“稳粮、扩经、兴药、优果、强牧”的思路，以一村一品为抓手，以科技为支撑，选准特色、发展特色、提升特色，重点抓好丹北生猪、河谷川道蛋鸡、山镇柞板栗、洛南商州核桃、高山洋芋和低山茶叶等六大特色产业带建设，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二是要加快培育壮大农产品加工、流通龙头企业，探索建立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增强对农业的辐射带动能力，扩大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三是要加快培育农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行业协会、购销大户和农村商品经纪人，从根本上解决“大市场”与“小农户”的矛盾。
三是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推进城镇化。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县域经济拓宽发展空间的必由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城镇带动战略，遵循城镇发展规律，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能管理，高水平经营，加快城镇化进程。要进一步修订完善商洛中心城市规划和城乡统筹发展规划，中心城市要按照打造西安第二生活区和宜居宜业城市为目标，结合旧城改造、新城开发，盘活城镇资产，加快丹江景观带、南秦河景观带建设，尤其要抓好仙娥湖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区等工程建设，逐步形成以丹江两岸大道为发展主轴的现代城市景观群，把中心城市建设成为融山、水、城为一体的现代化中等生态园林城市，成为连接西北与华中地区干道上的重要城市。要改革和创新城镇建设投融资体制，多渠道加大对城镇建设的投入，下大力抓好县城和中心镇、小城镇的规划和建设，抓好一批边贸重镇、产业大镇、工业强镇、旅游名镇的示范化建设，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局。要把城镇建设与工业园区建设、专业市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吸引各类企业向县城和中心镇汇聚，加快产业集聚、人口集中，增强城镇的自我发展能力和辐射带动功能。
四是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加快推进县域经济民营化。民营经济是发展县域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点。要坚持经济民营为主、企业民有为主、投资民间为主、事业民办为主，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加快形成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县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一要鼓励引导全民创业。积极引导群众打破小农经济意识和传统文化观念，深入开展全民创业行动，激活各类创业资源，努力形成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干部创事业的生动局面。二要切实加大扶持力度。全面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尤其要建立和完善金融扶持政策，完善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体系，设立财政专项扶持资金，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题，真正做到思想上放心、放胆，政策上放宽、放活，工作中放手、放开，走出一条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做活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三要把发展民营经济同县域国有、集体企业改革、新上项目、发展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结合起来，鼓励支持民营经济与调整优化县域经济结构结合起来，着力培植一批、壮大一批民营企业，促进民营经济向科技化、外向化、规模化发展。
(三)打造“四大基地”，壮大县域经济产业基础
一是打造现代材料工业基地。去年以来，我们成功策划并启动建设的商丹循环工业经济园区，已被省政府批准为省级工业园区，包括刘湾生态工业园、沙河子现代材料工业园、留仙坪化工建材工业园，涉及光伏产业、盐化工与水泥、氟材料、锌及锌合金材料、钼材料、钒材料与新能源镁材料、钢材料、煤电等10个循环产业链45个项目，并与园区外47个项目之间构成循环发展、链条延伸、产业互动、关联配套的格局，到2020年共需投资1208.13亿元，全部建成达效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3128.97亿元。目前，比亚迪、延长、陕西投资集团等大企业、大集团已入驻园区发展。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抓住这个机遇，寻求战略合作伙伴，强化矿产资源整合，推进环保型开发，延长产业链条，推动矿产业由采掘向深加工转变，努力把我市打造成为现代材料工业基地。
二是打造秦岭最佳生态旅游基地。坚持立足于秦岭，依托于秦岭，按照“政府指导、财政引导、企业主体、市场为主”的思路，积极引进战略伙伴，合作开发旅游景点，突出抓好十大精品景区和三条精品旅游线路建设，加快金丝峡国家5a级景区、木王和牛背梁4a级景区、天竺山国家地质公园建设进度，着力建设金丝峡——天竺山——木王——牛背梁生态旅游圈，积极开发旅游新产品，主动融入全国旅游大循环，努力把商洛打造成为全国的生态旅游名城。要抢抓高速公路开通后人流、物流、信息流剧增的机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促进物流、金融、保险、信息、中介、家政、物业等新兴服务业在县域城镇发展，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县域经济中的比重。
三是打造优质绿色产业基地。积极开发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认真做好基地认定、产品认证、商标注册、品牌建设、产品包装、市场销售等工作，提高商洛农特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努力把商洛打造成为面向西安、辐射全国的绿色食品供应基地。围绕发展丹参、黄芩、桔梗、连翘、五味子“五大商药”，扎实抓好商洛道地中药材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着力建设全国有影响力的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坚持“招引”与“整合”相结合，扶持发展农产品龙头企业，推动核桃、茶叶等优势产业整合，打造一批商洛绿色特色产业品牌，力争到2010年商洛绿色产业的销售收入达到60亿元，2012年达到100亿元。
四是打造劳务输出品牌基地。坚持按照“培训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的要求，把劳务输出作为一项大产业来抓，积极整合劳动、扶贫、教育等培训资源，认真实施“人人技能工程”，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转移培训，搞好“订单”培训和“定向”转移，做到“先培训、后输出、持证上岗”，形成商洛劳务的品牌和特色。加快驻外劳务输出办事机构建设，切实做好农民工权益维护工作，提升劳务输出的组织化、规模化水平，推动全市劳务输出数量和收益稳步提高。
(四)抓住“四个重点”，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源动力
一是狠抓项目建设。县域经济发展主要靠项目带动、投资拉动。要紧紧抓住国家政策机遇，以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化、工业技改、社会事业项目为重点，搞好项目争取和项目建设，特别是今年全市安排的100个重点项目，要强化协调推进力度，加快建设进度，力争早日投产，形成现实生产力。要按照全市启动400个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的要求，每个县区都要谋划一批上规模、带动性强的项目，充实和完善县域项目库，尤其要重点抓好西合、西康铁路复线和西商二线、榆商、商柞高速公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以及比亚迪太阳能电池、延长氟化工、中金黄金开发、商洛发电厂、柞水大西沟菱铁矿开发、西部鑫兴钼业深加工、五洲公司钒业深加工等重大产业项目的前期工作，确保全市重大项目有序衔接、投资稳定增长。
二是扩大招商引资。坚持对外开放、扩大招商引资是推动县域经济突破发展的有效途径。必须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对外竞争与合作，推进全方位开放，借助外力促发展。要紧紧抓住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依托资源优势，抢占“地利”先机，吸纳和承接更多的转移资本、产业和企业。要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扩大内需等重大政策机遇，积极“进京跑省”，极力争取国家投资和省上支持。要继续抓好投资环境建设，重点要在“政策比别人活、措施比别人新、办法比别人多、服务比别人好”等软环境上下功夫，努力营造促进发展的大气候、大环境，形成自己的区域比较优势，增强县域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和集聚力。
三是推动科技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加快研究制定科技带动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大科技工作投入，加强科技创新和推广普及，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把新型适用科技成果积极运用于县域经济的开发领域，努力增强科技成果在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第三产业中的转化、推广与应用效果。积极推进科技体制创新，探索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有效方式，加强与省内外大型国有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支持他们来我市建立分支机构或科研基地，引导市内企业搞好自主研发，形成一批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品牌和产品，推动重点领域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四是深化体制改革。改革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要抓好农村体制改革，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引导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搞好农村服务体系和种子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继续推进企业改革，通过兼并和相互参股等多种形式，加快推进企业重组，鼓励市内企业与省内外大企业进行全方位合作；进一步搞好财政改革，整合财政事业性投入，打破部门和条块分割，集中力量办大事；深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事业单位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无论是哪项改革，必须坚持立足实际，积极稳妥地推进，不断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五)强化“四项措施”，完善县域经济发展保障机制
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重点要解决好四个问题：首先是金融支持问题。健全金融体系，增加信贷额度，引导民间资本向创业和发展领域流动，切实解决县域经济发展融资难问题。其次是财政投入问题。创新财政资金投入方式，逐步建立以贴息、担保、参股和风险投资为主的投入机制，加大财政资金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投入。第三是人才保障问题。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观念，不拘形式地吸引外地优秀人才，尤其是紧缺人才和高技术人才，定期定向对行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进行培训，不断提高各类人才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第四是土地供应问题。坚持“总量控制、动态平衡”的原则，盘活存量土地，对长期闲置土地要通过收购、租赁、参股等形式重新启用，以缓解建设用地与土地紧张的矛盾，确保重点园区、重大项目的正当用地需求。
二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抓住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契机，调整优化政府组织机构，理顺职责关系，强化权责一致，加快推进政企、政资、政事分开及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推动制度创新和政府管理创新，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实现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
"郡县治，天下安”。自秦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斗转星移，改朝换代，县级建制一直延续至今。县域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的现实与传统的优势要求我们走县域经济之路，但路该如何走？发展的方向在哪里？
一、走近县域经济
1、农民老李的烦恼
5月，中原大地，阳光明媚。田间油菜花香，阵阵扑鼻而来。
位于中原L县的农民老李没有“五一黄金周”的闲情逸致，而是满脸愁容。5月5日，记者在他们村西田间见到老李时，他与老伴正在原是苹果园的自留地上栽种棉花。
“去年冬天，我把所有的苹果树全砍掉了。”老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没办法，因为苹果根本不赚钱。5年前，县里说，种苹果发财，我就腾出几块地栽上苹果树。我们村很多户都种了。可是，等到我们的苹果结果的时候，市场已经不太好，卖不出钱了。苹果上市的时候，没有销路，我就骑车去几十里以外的邻县村庄卖，一块钱十多斤，一天下来卖完还不足8块钱。卖不完的，有的坏掉了，有的干脆喂猪了。其他村民也像我一样，并没有发财。”
老李指着周围的田地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原来这一大片地都是苹果园，现在都砍了。我们得到的只是丰产，不能丰收。”
老李还向《中国经济周刊》讲了另外一个“烦恼”：“10年前，县里组织村支书到山东寿光参观学习，回来后，就号召大家盖蔬菜大棚，种菜发家致富，当时，因为看到人家寿光种菜赚大钱了，所以我们劲头很足，一下子乡里盖了很多大棚，我也盖了四个。可是，一年后，种菜又赔钱了。因为不懂技术，而且我们这里的土质也不太肥沃。随后，又把所有的菜棚给拆了。”
说到这儿，老李苦笑着问：“谁能给我们农民指出市场在哪里？怎样投资？”
2、田老板的伤心事
同是L县的田老板原来在L县的一家“很赚钱”的工厂当工程师。后来，那家工厂由于经营不善，1993年破产。田老板这位工厂的“能人”成了“无业游民”。
1994年，田老板开了一家生产编织袋的工厂，随后几年，销路甚广，利润一路攀升。可是，2003年已经关张。
“现在，全县有20多家编织袋厂，大家产品都是一种，就只好拼价格，价格大战往往打得不亦乐乎，最终落个几败俱伤的结局。”田老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据《中国经济周刊》调查，L县的其它一些编织袋厂大部分已经关闭，有的已债台高筑。
据调查还发现，县域工业结构雷同、发展路子互相照搬、城市建设相互攀比等造成了县域经济特色不足，相互竞争，内部出现混乱，导致发展受阻。很多小企业处于同一加工层次、加工环节，很容易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县域经济中的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应当考虑如何形成核心企业带动其他企业，从平行关系向立体和互补过渡，加强内部的协调机制与管理机制。
令田老板提不起精神的还有一桩“倒霉事”：2003年2月，县里提出“养牛”项目。田老板一时兴起，按每斤4元买了150头牛。当时预计今年价格会涨到每斤5元。
“又泡汤了。现在价格才3块多，另外，由于2003年遭灾，饲料很贵，比如，麦秸以前每公斤8分钱，现在却涨到每公斤两毛五分钱。牛是长大了，可是价格一点也‘牛’不起来。现在，所有的牛都还在圈里。”田老板懊恼地说：“估计今年底就会倒闭。”
据了解，当时，L县一共建了15个养牛场，准备投资1000多万。可是，至今，分文未到。而2003年L县建的养牛场几乎都倒闭了。
“光号召，没有引导，资金不到位，形不成规模，怎么发展？”田老板满腹怨言，“我当时建的养牛场是养400头牛的规模。把养牛场建好了，却没钱买那么多头牛。”田老板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我在寻找机会干别的。但是，资金一直是个问题，几家银行对民营企业几乎不贷款，不过，听说一家银行给正在修的高速路贷了2个亿。”
说起资金，老李也一筹莫展：“贷款真难。我的两个孩子在广东打工挣的钱，还有借的一部分，都赔了。怎么办呢？”
“没有金融支持，光‘小打小闹’，能做大吗？从县域城市经济看，资金匮乏，缺乏后劲。”L县一位退休的某银行行长坦言。
3、L县的困惑
其实，无论老李还是田老板，他们一直困惑的问题也是L县政府几十年来一直被困扰的问题。如何发展和如何定位？L县政府的几届领导没有停止过苦苦的思索。
据了解，L县下辖10多个乡（镇），400多个行政村，70多万人口，总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农业就是其最根本的资源，最大的特色。因此没有农业的大发展，就没有整个县域经济的大发展。
目前，L县在工业化进程中还远未实现快速发展，工业化率与全国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因此农业效益不高、农民增收困难、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工业化的大发展。
事实上，L县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利。有陇海铁路经过，公路四通八达，220国道、106国道和310国道在县城交汇，连（连云港）霍（新疆霍尔果斯）高速与日（日照）南（南阳）高速公路在该县交汇，形成了以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为骨架，以县、乡、村道路为脉络的交通网络体系。
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什么却没能使L县发展起来呢？刚从外地谈判投资项目回来的L县一位政府官员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电话采访时颇有感触：“又没有谈成，关键是投资环境没有竞争力，没有吸引力。目前，‘软硬件’都不够成熟。我们这里的思想观念还不够开放，连观念都很难沟通，投资方会来投资吗？工业没有基础，又没有资金，怎么发展？”
“行政负担也太重。由于没有像样的企业，有点关系门路的，都想到政府部门工作，不少单位严重超编，有的甚至几倍超编。”该县一位政府部门官员说。据调查，L县现任副县长11个，最多时仅副县长就多达17个。
另外，L县是个农业大县，矿藏等资源缺乏似乎也是发展不起来的一个显见的原因。可是，该县一位刚刚退休的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其实，农产品本身就是资源。最关键的是人的问题。”
在采访中，人们普遍把“人”的问题放在首位。据了解，L县在三年内，换了三任县委书记、两任县长。
田老板也认为：“他们哪有心思抓发展经济。由于班子不稳定，特别是主要领导频繁调换，致使一套成熟的发展思路难以全面彻底实施，容易出现‘短期行为’和政绩工程，项目选择上不讲实效。”
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刘福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不少县的领导班子经常换，思路也总是变，对发展战略的实施很不利。”他说，我们不要因班子调动，就动摇了对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视。
刘福刚认为，一个县整个政策的制定，包括一些制度安排、县域的建设，它的灵魂是县域经济发展战略。战略问题是核心，是县委、县政府领导应该集中考虑的问题，有一个好的战略，就有了灵魂，全盘棋就会活起来。
在发展县域经济的过程中，县级政府如何定位？专家认为，县级政府的合理定位，对县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所谓政府的合理定位，是相对于目前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存在的“越位”、“错位”和“缺位”而言的，就是政府要不断转变职能，从直接参与生产经营活动，代行企业和市场职能，转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为微观经济主体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
二、县域经济的尴尬
依据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的理解，县域经济的本意是指一个县（市）地域范围内的经济：既有城镇和乡村的经济，又有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经济；既有公有制经济，也有非公有制经济；既有政府的经济（财税），也有老百姓的经济（就业和收入）。可以说，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各项指标，在一个县（市）的范围内，基本都可以得到反映。
刘福刚也指出，“县域经济”是指在县域范围内，以城镇为中心、农村为基础，由各种经济成分有机构成的一种区域经济。它介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之间，一方面承载着农村发展的重担，另一方面又面临城市经济冲撞。
“众所周知，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了9亿，而且从全国来看，县域内国土面积有896万多平方公里，超过全国国土总面积的93%。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出路在于县域经济，它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出口。”刘福刚说。
1、找不着“北”？
县域经济本来具有很明确的发展方向，但是目前看来越来越迷失方向。和L县面临的情况一样，许多县城对自己的发展定位模糊，有撤县建市的，有搞“特色”的，有发展卫星城的，有盲目地扩大城区面积，一味朝着城市化方向发展的，甚至机械地借鉴其他县域发展模式，忘掉了自身的比较优势，这样反而导致了发展的落后、资源的浪费。这种夹在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中间的经济板块，它的发展方向到底在哪？
L县似乎还在“瞄准”。
田老板说：“现在，我们县没有一个工厂，原有的几个工厂都已经倒闭，无一‘幸存’。
乡镇企业更是糟糕。仅有的几个工厂，也都是民营的。”
老李也表示：“现在，不知种什么能赚钱。整个县的农业没有特色，没有规模，难以成气候。”
目前来讲，也许L县的困惑正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困惑，而这一困惑又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羁绊。
传统上讲，中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制经济。在二元经济结构中，中国经济被分为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中国人被分成了“市民”和“农民”，城市与农村之间有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从时间上说，1980年代是农村经济时代，改革从农村开始，重点在乡村；进入1990年代，改革转向城市，城市经济拉开序幕。从空间上看，出现了东南沿海经济带、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环渤海城市群。难道中国经济就一直要如此泾渭分明地“二元”下去吗？
事实上，在城市群与农村二元经济之间是县域城市经济，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我国有2200多个县市，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2003年县域GDP占全国的63.4%，县域中的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几乎各占半壁江山，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
2、城市化的诱惑
“郡县治，天下安。”从秦朝统一设县以来，历代兴替，惟县的建制至今不变，县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在一次城市发展峰会上，专家预言，到2020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环渤海三大城市群将成为国家新一轮财富聚集的“火车头”，三大城市群集聚财富份额将达到全国的65%。
对此，人们不禁提出质疑：我们的经济学家动辄拿纽约、东京、伦敦GDP占24%、26%、22%作参照和追赶目标，怎么忘了中国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呢？
一位长期从事县域经济报道的媒体资深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从我国经济史来看，中国是从农耕经济发展而来，农业在经济中占据了很大分量，过去所谓的城市主要也是集市的放大，本身就带有典型的县域经济特征。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发达国家已经走出注重发展超大城市的时代，他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化的弊端，相反他们更加重视小城镇的发展。而我国地少人多的现实，必然导致过度城市化的浪费，而县域经济则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应该说强调发展县域经济，不啻为实事求是地符合传统又有后发优势。
“一些学者在向我们的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介绍城市化的理论和西方的城市化。有些学者研究了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和中国城市管理体制的现状以后，得出了一些悲观的结论说，中国在现在和未来恐怕不是能不能城市化的问题，而是被过度城市化的洪水淹没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建华博士说。
三、拷问“市管县”
与此同时，随着提倡壮大县域经济的呼声日高，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市管县”体制遭到“讨伐”。
日前，L县所在省最新出台了《关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若干意见》。这份最终以省委省政府名义下发的文件被认为是历年来该省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含金量”最大的一次。
其中规定，该省20个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和5县（市）搭上了扩权的班车。这些扩权县在经济管理权限上几乎是和上级地级市“平起平坐”了。
一份调查显示，虽然该省县域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水平仍然较低，结构性矛盾突出，发展活力不够。目前县域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不少体制上的问题，县级政府承担的责任和拥有的权力极不相称。县级政府管理权限过小，相当一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省辖市和省里，县级政府没有最后决定权。上级垂直机构过多，县级政府缺乏有效协调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手脚，影响了县域经济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1982年后，党中央、国务院充分肯定辽宁省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市管县体制的经验，发出《关于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的通知》，并批准了江苏全省实行市管县体制，全国各省、自治区都扩大了试点，从而出现了市管县的新高潮。
不可否认，作为现代大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市管县体制是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但随着区域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市与县经济差距的缩小，由于市管县体制缺乏系统配套的城市发展机制和人口政策的平台，该体制下的市县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群区行政区划管理中的最突出矛盾。尤其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市管县体制的弊端日益突出。
四、路在何方？
1、准确定位是关键
L县某届主要领导曾向全县人民承诺，要把该县建成“江南水乡”。而L县的现实是：盐碱和沙地“十分丰富”。历史也证明，那是一场“闹剧”。
县域经济是小城镇经济。它既不同于国家宏观经济，又不同于企业微观经济，既不完全是农村经济，又区别于城市经济，其准确的定位只能是作为城乡经济结合部和交汇点的小城镇经济。
刘福刚说：“在制定整个经济发展战略中，一定要对本县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给予一个准确的定位，确定自己和全局的关系。县域经济的定位一定要和整个经济发展全局结合起来，跳出县域，从别人的眼光、从市场的眼光看定位，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只从本县情况自我定位。”
从百强县分布看，大都在“城市群”周边，实属卫星城。县域城市经济在“抓大放小”和市场竞争面前处在萎缩和萧条当中。从农村经济看，始终受“三农”困扰，收入、教育、医疗、生态、水利、农资等矛盾重重。尽管，今年国家拿出100亿元直接补贴种粮农民，向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超过500亿，但面对广大的农村、农民得到的也还是杯水车薪，与国家对城市群经济的投入相去甚远。比如，从现在起到2008年，预计北京市筹办奥运总投资将达到1.5万亿。高速列车、高速公路虽然节省了中心城市之间的距离，但中国的乡村却在“边缘化”里愈走愈孤单。
其实，市场经济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宏观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谁能够率先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谁就能够在未来的发展和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因此，要进一步树立“平等、竞争、效率”的市场经济观念，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培育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资本市场、产品市场，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大力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综合配套改革，实施阳光政务，致力于为企业提供服务和政策保障，营造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而政府也需要找好自己的定位，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学会用经营的理念、竞争的法则、调控的手段驾驭县域经济，切实从主要由政府当主角，主要靠行政手段来推动发展，转到由民营经济当主角，靠市场推动经济发展上来。
2、打好“特色经济”牌
定位准确其实也即清楚自己的特色在哪里，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县域经济的一个核心就是要打好“特色经济”这张牌。
老李不解地问：“我们县盛产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棉花、苹果、葡萄、大枣，可是怎样发展电视上讲的‘特色经济’，让我们百姓富起来？”
“我们还在探索。希望尽早走出一条‘特色’路。”L县一位政府部门官员说。
刘福刚认为，县域经济是特色经济，城市经济的发展主要靠资金、技术、人才，而县域经济的基础是区域的自然资源。所以，发展县域经济不能好高骛远、急功近利，必须依据其区位和自然资源优势来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产业和名牌产品。另外，他强调，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县域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体。民营经济对调整县域经济结构，培育县域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就业和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
特色就是潜力，特色就是竞争力。县域经济的发展，关键是要发挥比较优势，依托本地优势资源，参与市场交换和市场竞争，形成具有特色的产业和产品体系。要破除“大而全”、照搬模仿、盲目跟风、粗放加工的观念误区，树立“不求其多、但求其特”，“不求其全、但求其精”的特色经济新理念，提高特色经济的竞争力，使特色经济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上规模，上档次，出效益，从而带动整体县域经济实现大发展。
照此思路，城镇化建设浮出水面。
3、小城镇之路
现在，L县被所在省确定为25个城镇化建设试点县（市）之一。
该县一位主管经济的副县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让农民进县城才是中国城市化的根本途径。小城镇在县域经济中所起的辐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在城市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县域小城镇水平的不断提高，既是县域经济不断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反过来说加快小城镇建设也是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刘福刚认为，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战略目标中，小城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重要选择。他还指出，县域经济的发展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民增收，而小城镇经济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县域经济发展要坚持把小城镇建设当作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增收致富的龙头，当作工业化的载体和民营化的平台，从而大力发展城镇经济。重点发展县城和有区位优势、交通优势、资源特色优势和规模优势的重点中心镇，增强小城镇的集聚效应、辐射效应，促进农村人口、生产要素向强镇集聚，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
另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培育城乡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整合城乡各种资源，调整农业结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以小城镇作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落脚点，使小城镇建设真正给农民带来实惠，使农民分享城镇化的成果和效益。
五、县域扩权
要壮大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扩权已是箭在弦上。
据子解，省管市、市管县（市）的财政管理模式，将被湖北省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省管县（市）的财政管理体制。此项重大改革有四个原因：一是财政部明确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要求；二是目前县（市）一级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县乡政府债务沉重，资金调度困难，绝大部分县（市）依靠省财政转移支付，才能保证国家规定工资和津贴补贴的正常发放；三是部分市由于自身财政比较困难，不同程度地集中了一部分县（市）财力，省对县（市）财政的一些扶持政策和补助资金等难以及时落实到位；四是省对县（市）的财政信息和实际情况掌握不够准确、不够及时，难以加强对县（市）财政的有效监管。
而“浙江现象”似乎早已证明“市管县”是如此多余。浙江省的财政体制是省直管地、县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地区一级（市）财政只对省财政有结算关系，且预算内财政收入仅限于地级政府所在市，而与行政辖区内的县（市）没有对应的财政结算关系。
2003年11月23日，由中国县域经济研究所等负责评定的第三届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结果揭晓，浙江省获27个席位，占1/4强。县域经济占浙江省GDP的7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实力及其增长却反而没有县域经济实体那么快那么强。
国内其他省市一般是强（地）市弱县（市），浙江为何截然相反？浙江省农办、浙江省财政厅和（地）市、县（市）财政局负责官员认为，浙江这一经济增长格局的形成与浙江“省管县”财政体制有很大关系。与浙江省财政的“省直管县”相适应，“地级市的权力逐渐弱化”，并实现“市县分治”，即“市”只管理自身，县改由省直接管理。
对于为什么浙江要省管县，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表示“只有强县才能富民”。
可以说，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新思路。应该以民为本，抓住当地区域的比较优势，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将农村的资源、城市的消费和当地的就业有机结合起来，发展一种良性循环的城乡协调经济。惟有此才能真正撑起21世纪的中国经济。
资料1：
资金成就三门特色
人们每当提起浙江三门，自然会想起三门海水养殖业�“三门青蟹”。然而，托起“三门青蟹横行世界”的正是三门农村信用社。有了资金的扶持，才有了今天的特色三门。
三门海水养殖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起初，由于缺经验、缺技术、缺资金，加之受自然风险、市场不成熟等因素影响，“养殖业”和“高风险”是同名词，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但三门县农村信用社看到养殖业的潜在力量，认定海洋经济必将成为该县未来农业发展的主导产业。期间三门农信社不断投入信贷资金扶持农民发展海水养殖业，使养殖户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亏损到盈利的全过程。
海水养殖业发展的同时，三门县信用社意识到一个相当大的农贷市场已经出现。因此，信用社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工作思路，明确了信用社的市场定位在农村，推出了一系列适合当地实际的支农新举措。此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显著提高，三门县信用社逐渐重视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支持，使农业生产从每家每户单干形式的生产经营中，走上产供销一条龙、销售有保障的农业规模生产轨道。信用社共支持农业龙头企业28家，占全县农业龙头企业的78%，贷款额达1160多万元。其中的涛头养殖公司在实际工作中摸索出一套“公司+农户”的养殖新模式，受到省领导的高度赞誉，被称为“涛头模式”。
资料2：
灵宝市的县域经济之路
灵宝市位于河南省西部，1990年代后期，由于受市场疲软等因素的影响，灵宝的两大支柱产业黄金和果品受到严峻挑战，经济开始步入一个相对缓慢的发展低谷。面对这一形势，灵宝市委、市政府准确把握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积极推进“五大特色经济发展”，在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县域经济发展进程中，进行了有益探索。
大力发展特色工业。灵宝市始终坚持把工业经济作为县域经济的发展主体，以由依靠资源上项目向依靠科技办工业转变为方向，产业抓骨干，企业上规模，产品创名牌，努力培植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和骨干工业群体。积极做大做强黄金、铅业、铜业、镁业四大地下产业和果品加工、中药材加工、林板纸一体化、草牧加工四大地上产业等工业产业，使其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灵宝是传统农业大县，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是“三农”，难点也是“三农”。近年来，灵宝市坚持跳出农业抓农业，用发展工业的理念谋划农业，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用现代装备提升农业，促使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一是以市场为导向，形成了无公害苹果、优质大枣、速生杨、食用菌、优质烟叶、绿色蔬菜、优质中药材、优质牧草等规模优势。二是着眼探索高效农业发展新路子，建成了集科技、经济、生态、观光等功能于一体的1200亩高科技业示范园一期工程，科技含量走在全省前列。
大力发展特色城市。灵宝市利用被列为全省加快城镇化进程26个重点县（市）的有利机遇，综合运作土地资本、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品牌形象等城市资源，加快老区建设和新区绿化亮化美化，城市经营水平整体档次和审美品位有了明显提高，并涌现出一批“中州名镇”和“中州新村”。
建水县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县城海拔1309米，平均海拔1372米，海拔最高处（五老峰）2515米，最低处（阿土村）230米。年平均降雨量800毫米，年平均气温18.7℃，最高气温36℃，最低气温不到0℃。由于地形特色，县域内立体气候明显：县域内海拔1500米以下的坝区、河谷区，年均气温在16-20℃，属亚热带或中亚热带气候；海拔在1500米至1900米的山区、半山区，年均气温在14-16℃，属亚热带气候；海拔1900米以上的山区，年均气温在12-14℃，具有暖温带气候特点；终年气候温和，日照充足，温期长，霜期少，雨量充沛。2.土地资源优势建水县地域广，适于耕种的土地多，农业资源丰富，有红壤土、黑壤土，沙土、黄土、白土等，适合于各粮食作物、蔬菜、林木的种植。县域国土面积3789平方公里，耕地总面积39.8万亩，其中，水田18.8万亩，占47.2%，旱水浇地7.8万亩，占19.5%，旱寺13.2万亩，占33.39%，（此数据为有种粮补贴的面积）。
二、建水农业发展制约因素
1.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全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严重不足，农田水利设施不完善，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制约了建水农业经济的发展。
2.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
农业产业化不成熟，农业龙头企业规模小，带动力不强，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是制约建水农业经济发展的方面。
三、建水农业经济发展探索
1.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1.1加快推进村镇规划工作
加强村镇规划工作，完善村庄布局，尽快完成全县行政村和重点自然村的规划编制任务，构筑中心城区———重点镇———一般乡镇———行政村———自然村五级联动的城乡体系，按点轴空间开发理论，有主次、分步骤推进城乡建设，使城乡体系得到明显优化，规模职能结构和空间布局更为合理。
1.2加快农业设施建设
优化资金、土地、科技、人才、政策等资源配置，建立一批规模化、高质量、高效益的设施农业产业基地，使其成为建水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示范窗口。
1.3大力改善农村公共设施
加快乡村道路、人畜饮水、清洁能源、文化、教育、卫生等设施建设，切实搞好村庄绿化，实现村容村貌新改观。
2.推进特色优势产业优化升级
在产业布局上，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围绕葡萄、石榴、桔橙、无公害蔬菜、生猪等产业，扶持壮大和源农业、红森果业、邦格牧业等一批农业龙头企业；以曲江镇为龙头，打造万亩蔬菜基地和鲜切花基地，做大做强花卉产业，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在特色水果发展上，继续抓好提质增效，充分发挥科技示范带动作用，重点抓好以南庄镇、面甸镇、临安镇为主的脐橙、鲜食葡萄丰产示范园建设。
3.大力发展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户”是实现企业和农户联结的最为有效的组织形式。而要解决当前建水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小、实力弱、服务能力不强的实际问题，促使企业与农户紧密联结的关键在于：一是要全面落实《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按照农民自愿、稳步推进、加强扶持的原则，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健康发展。二是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创新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方式。鼓励企业建立产业党支部，培育增收致富带头人，以引领农村新发展为突破口，努力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支持龙头企业、合作社与农户签订规范合同，发展订单农业，形成稳定的购销关系，使龙头企业与农户结成更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4.促进农村人口有序转移
加快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引导农民有序转移。一是劳务输出由体能型向技术型输出转变，由分散型输出向有组织输出转变，由单纯的务工挣钱向回乡创业转变；二是实施新型农民培训工程，多层次、多渠道培训实用型人才，实现一产向二产、三产转移；三是大力发展劳务产业，积极培育劳务中介组织和劳务经纪人队伍，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
5.破解农业发展瓶颈，加速推进农村土地流转
1.农户没有广泛接受金融服务的电子化信息化
金融服务的电子化和信息化是银行服务渠道建设的发展方向。但是，受农户文化水平、农村信息化环境等因素制约，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建设电子化渠道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大多数客户习惯接受柜台服务，喜欢选择一对一、面对面的柜台服务，涉农补贴户认为用折直观而缺乏用卡习惯。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客户文化水平较低、农村计算机普及度低等因素，大部分农村客户不会使用电子银行业务渠道，或是对自助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电子渠道存在一些顾忌和不信任心理，严重影响了普惠金融服务质效。
2.网点的快速布放未能有效提高专业化服务效能
目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营业网点全面覆盖县域各乡镇，且对已撤乡镇的网点予以保留，但各网点多以办理存贷款、涉农补贴业务为主，未实行差别化服务定位。特别近年来在各村所设助农服务点使用率较低，其自助银行仍然是存取款、查询、转账等日常功能，贷款业务、缴费业务、自动开卡、投资管理等新型功能还没有在自助银行渠道上实现。目前理财管理等专业服务渠道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人性化设计和易用性方面未能较好地结合地域需求与特点，难以满足财富型客户对资产管理服务的需求。
3.机构综合竞争力不强，吸纳资金能力有限
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相比，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营业网点设施装备落后、统一标识不严、业务品种单一、员工素质参差不齐，在同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商业银行虽然在县域网点不多，却凭借网络服务等优势，不断争夺农村存款资源，农村资金被不断大量抽走。
4.农业贷款风险高，支农贷款经营成本大、安全性差
农业面临的市场风险、自然风险较大，传统农业产业化水平低，缺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效益型农产品，不利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支农贷款安全性、效益性的实现。农业生产周期长、规模小，受自然因素影响大，决定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贷款额小、分散的特点，管理费用大，难以降低经营成本。农村的山林、土地及房地产抵押、变现难，农户及农村经济组织由于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难以提供可供担保的资产，还款来源难以保证，增加了支农贷款的难度，也致使支农贷款的安全性差。
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支持“三农”力度的措施和建议
1.创新支农模式，积极支持县域经济发展
坚持区域均衡原则，对于处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全面完成向农村商业银行机构转化，进而拉动其它地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向农村银行机构迈进。坚持边际均衡原则，保证机构改革正向激励效应，要让改革能够切实为机构带来效益。坚持推进集约型农业建设，鼓励“公司+基地+农户”、“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等新农业生产模式，联合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以企业担保农民贷款、龙头企业承贷农民使用、根据订单发放农贷、扶持高新科技小微农业企业等方式，不断开展利率定价和信贷产品创新，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民贷款主动性，降低还贷风险性，增强资金的流动性，最终达到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目的。
2.推进改革创新，打造现代农村银行
加强与政府的沟通交流，争取政府积极引导各类涉农资金、财政资金等存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向政府积极申请涉农基础设施项目，拓宽自身的信贷服务领域；配合政府落实中央政策，有效化解历史包袱、清收盘活不良贷款。建立健全三农补偿机制，引导担保类企业加大支农业务，引导农户增强参保意识，落实政府补偿、金融担保、担保类经济组织赔付行为；为支农创造安全可信的金融环境。加强与人民银行的沟通，争取人民银行加大支农再贷款的投放力度，促使人民银行合理地确定支农再贷款的期限、利率等，使支农再贷款期限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信息交流，使金融监管部门能够深入、全面地了解支农工作，指导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有效防范潜在风险，同时将贷款业务与保险业务有机结合，避免支农贷款出现损失。
3.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揽存吸储能力
认真做好支付结算工作，完善农村支付服务渠道建设，是提升农村金融基础服务的根基，是增强揽存吸储能力的源泉。目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已实现业务网络全覆盖，结算渠道畅通，应通过金融知识宣传和提高助农服务点的工作效率，让农民享受到了和城里人一样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加强与社保部门的沟通配合，实施“足不出村参合(保)”的金融服务项目。充分利用供销社基层网点、村卫生室、小超市、村委会(社区)等单位的便民优势，通过合理考核确立合作关系，建立农村金融服务终端，打造村中的“营业柜台”，开设自助式存取款、转账汇款、消费收款、缴费转款、查询“新农保”、“新农合”等业务，让城乡居民享受到“零距离”的金融服务。坚持贯彻落实支农惠农政策，秉承“履行责任，让利于民”的服务理念，对经营性农户、龙头企业给予贷款利率浮动优惠政策；对困难农户子女上学、治病医疗、扶贫开发、文明诚信户、享受国家移民政策等农户贷款执行优惠利率；降低跨行转账和取款手续费，把国家富民惠农政策落实到工作的每一环节，通过真情实意的服务使广大群众得到到实惠。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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