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层农业科技推广机构提供的服务看，主要任务是执行青岛市农委指派的推广任务，主要包括关键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动物疫病及农业灾害的监测、防治，农业公共信息和农民教育培训，主要通过在农忙时节深入田间地头对农户进行现场讲解示范指导，发放科技宣传资料，定期组织农民技术培训等方式将农业科技推广到户。例如2009～2012年实施的“青岛市百万亩果蔬花卉现代示范园建设项目”，根据青岛市区域布局、生产结构以及各市农业产业特色，市财政拨款，建设粮食、蔬菜、果茶花卉和花生四个特色品种的示范基地，通过基层农业科技推广机构推广如设施栽培技术、培肥地力、绿色控害技术等关键技术，依靠基层农技推广员开展“绿色证书工程”、“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新型农民创业培植工程”和“农民远程培训工程”等多种形式的农民科技培训，从技术推广和农民培训两方面保障了该项目的落实推进。从青岛市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发展演变的历程看，基层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在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以及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青岛市农民增收、农业增产以及农业转型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持。然而，随着青岛现代都市型农业的发展，现行农业科技推广不论是管理体制、机构设置、推广内容、推广方式、推广人员素质等方面的问题都日益凸显，难以适应并满足农业转型需要。
2青岛市基层农业科技推广存在问题分析
为更好地了解青岛市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状况，发掘存在问题，为进一步改革完善青岛市农业科技推广提供决策建议，课题组于2012年11月至2013年6月，对来自胶南、胶州、平度、莱西、即墨五市来我校参加青岛市基层农技人员培训班的150名基层农技推广员及其对口服务村的400名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34份和352份，有效率为89%和88%，较为全面和深入地把握了青岛市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的状况和存在问题。
2．1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管理体制不完善，机构设置不科学
目前，除了个别区市外，青岛市绝大部分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直接受乡镇党委、政府和区市农、林、水务业务部门的双头领导，乡镇党委、政府负责农业服务中心人、财、物的管理，以及推广人员的职称评聘、薪酬福利，区市业务部门只负责相关业务的分派与指导，这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必然导致政出多门，多头领导，政府管理和业务职能混淆，不可避免出现推广员任务的重叠性和多样性及工作效率低下的结果。另一方面，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管理体制不顺，农业服务中心是隶属于乡镇党委、政府的事业单位，必然决定乡镇党委、政府对其拥有直接管理权，由于乡镇工作繁杂多样，常把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当作行政干部使用，哪里需要就派到哪里，其本职工作———农、林、水利、畜牧业生产技术推广和指导、动植物防疫和检疫、水土保持监测等职能被削弱，推广服务功能弱化。调查发现，51．4%的农业科技推广员的工作是从事本职农业技术推广，余下的48．6%的人则在完成乡镇政府指派的非推广任务，或是满足农民其他需要。座谈会上，推广员也反应工作内容繁杂，有时需要身兼数职，从事一些非专业性工作，比如农业保险、防火防汛宣传、落实惠农政策、计划生育政策落实、等等。
2．2推广经费财政拨款不足，缺乏履行公益性职能的经济保障
农业科技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政府理应为农业科技推广经费投入的主体。当前，青岛市农业科技推广经费投入不足，用于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应用的三项经费偏低，被挤占或挪用的情况较为明显，农业服务中心大多数编制内财政经费不能落实到位，人员经费不足，导致推广项目缺乏资金，基础设施和装备落后，工作环境条件差，推广手段方式落后，农业科技推广缺乏履行社会公益性职能的经济保证。调查中，有40．5%的农业技术人员工资在3000元以下，福利待遇情况不容乐观，下乡经费、办公条件、技术装备不足，严重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和推广工作的顺利开展。
2．3推广人员考核激励机制不活，制约了农业科技推广的有效运行
目前对农业服务中心推广员尚缺乏有效的考核和激励机制，责、权、利没有很好地结合。一是推广员进入推广系统缺乏相应考核。由于推广机构编制少，为了维持推广工作的正常运转，存在政策性安置人员以及临时招聘人员充抵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现象。访谈中了解到，莱西、胶南此现象比较明显，农业服务中心正式编制人员少，莱西五人，胶南九人，余下全部是“杂牌军”。这种临时拼揍的人员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经验，难以担当农技推广的重任。二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目前农业服务中心农技人员的职称晋升、薪酬发放更多依靠的是资历和年龄，能够有效激发工作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尚未建立，作为有效激励方式的教育培训，目前还难以较为普遍的应用。调查显示，仅有24．3%人员能得到每年培训的机会，51．4%的农业技术人员2～3年才有机会接受培训，甚至有20%以上的人员几乎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由此也导致了农业科技推广人员专业技术水平低、知识结构老化的问题。青岛基层农业技术人员中43．8%是本科以下学历，其中13．5%的人员只有高中学历，获得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只有5．4%。座谈会上了解到青岛市农技人员年龄40岁以上居多，县级单位以本科生为主，乡镇农技站工作人员的学历以专科和高中为主，年龄偏大。
2．4农业科技推广方式落后，限制了技术的传播
当前青岛市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方式比较单一，73．2%推广员主要还是采用现场讲解示范、发放宣传资料等传统的推广方式，使用现代传播方式如网络、电视的仅占14%。从接受者看，农民获取农业科技的渠道较为混乱，有70%以上的农民选择向亲友、邻居学习，以网络、电视、报纸、短信等媒体作为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而选择政府科技下乡和村干部宣传指导的只有20%［2］。从科技信息传播与接受对照看，显然存在农业科技服务供给与农民需求脱节错位现象，究其原因，调查的农民认为，一是推广内容与自己所需不匹配，理论与实际结合不起来;二是遇到问题无法及时与推广员沟通，后续跟进指导几乎没有。
2．5基层农业科技推广服务质量较差，农民满意度不高
农业科技推广必须注重市场和农民实际需求，才能激发农民在农业生产中采用新产品、使用新技术，才能发挥科技的现实效力。当前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不能满足农民的科技需求，使得农民接受新技术、新产品受阻。调查显示，在推广技术是否满足农民需要这一问题上，只有40%的推广员认为农民十分需要政府推广的新技术。在“农民的农业科技需求”的调查中，排在前三位的是“农药、良种选用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而推广员推广的技术则是“病虫害防治技术”、“田间栽培管理技术”、“农药、良种选用技术”［2］。由于农业服务中心推广服务未能与农民需求完全对接，导致农民对农业科技推广评价较低，满意和很满意占22%，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人数则占到49%。农民对推广服务评价偏低的主要原因一是推广员数量少，平均三个村才有一名推广员;二是农业科技服务次数少;三是提供的技术理论性太强，难以与农业生产结合［2］。
3推进青岛市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的对策与建议
青岛市作为现代化都市，现代农业建设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从粮食作物的增收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科技发挥的作用相当明显。近几年，青岛市委市政府充分意识到科技是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决定力量，于2012年围绕科技创新、推广服务等关键环节，开展了农业科技促进年活动;2013年以科技作牵引，实施现代农业“十大工程”项目。在青岛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重点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大力推进都市型现代农业建设的背景下，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体制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短板，成为传统农业向以科技引领现代农业转型的桎梏，亟需通过改革和创新等方式加以解决。
3．1理顺农业科技推广的管理体制，强化区市主管部门管理
青岛市20世纪90年代末形成的基层农业科技推广机构的双头管理体制导致农业服务中心主动性和灵活性受到极大限制、推广服务功能弱化的状况。必须以理顺管理体制作为改革的抓手，强调区市农业主管部门的管理，解决人事分离的问题。为此，可以考虑将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人、财、物的管理职能收归区市农业主管部门管理，建立“三权归县”的管理体制，可以实现管人与管事的统一，保证农业服务中心从事本职工作，也有利于区市农业管理部门统一协调区市范围内的工作安排，发挥县乡农业服务机构的整体作用。另外，结合青岛市镇行政区划调整、农业产业布局以及现有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状况，可以考虑撤销现有农业服务中心，成立跨乡镇建立的农业技术推广区域站，全面负责乡镇农业科技推广、农业疫病防控、农业经营管理和农产品质量监管事务，充分发挥区域站整合资源、统筹规划的职能。
3．2加大对农业科技推广的投入，建立多元投入机制
政府是农业科技推广经费投入的主体，要确保每年投放到农业科技的三项经费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加大对基层农业科技推广机构改革和推广项目经费的支持，保障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公益性职能的发挥;其次，在土地流转背景下，依据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要逐步满足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的农业科技需求，逐步增加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动植物疫病防治、集中统一育苗育秧等推广项目上的经费投入，针对青岛市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对涉及到的重要新品种、重大新技术设立专项资金，保证农业科技示范推广的顺利开展;第三，在明确政府作为农业科技推广投入主导地位的基础上，推进推广投入主体的多元化，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鼓励涉农企业、农民合作社、农业协会等加入农业科技推广，吸引其对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的投入，拓宽农业科技推广经费来源渠道，尤其要注意对开展农技推广服务的各类经营性组织或个人在税收、信贷方面给予优惠。
3．3充分发挥农业高校、科研院所在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作用
以政府主导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是青岛市农业科技推广的主体，为了弥补政府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本身存在的有效供给不足、服务方式滞后，推广效率低下等问题，需要建立政府与农业高校、科研院所有效结合、充分合作的农技推广长效机制。青岛市现有农业院所10余家，拥有丰富的技术、信息和人才资源，可以为农业科技推广提供一定的技术、成果、知识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为此，围绕青岛市农业主导产业，农业院所与政府合作建立农业试验示范站，开展新品种培育、新技术示范推广;充分发挥各级各类科技特派员的价值与作用，开展各种技术下乡、科技咨询、农民教育培训服务;利用农业院所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优势，开展应用型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使农业科技研发推广的取向与农民实际需求有机结合。
3．4拓宽农业科技推广渠道，丰富推广形式
青岛市传统农业科技推广方式主要以田间地头示范讲解和发放宣传资料为主，手段陈旧落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技术的有效传播。丰富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的形式，除了继续加强推广员的下乡下地直接指导外，还需要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技术，如现代通讯和网络信息技术，建立农业技术信息平台，通过视频交互、远程控制等现代化手段，实时对农民农业生产进行指导;通过广泛开展诸如专题技术讲座、农民田间学校等多形式、多渠道和多层次的农业科技知识培训，逐步把农民培养成具有较高科技文化素质，掌握并能应用现代农业科技的新型农民;另外，强化农民合作社、农业各类协会、专业大户及科技核心户“人际传播”的科技示范辐射作用，建立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的示范推广模式。
3．5以农户需求为导向，驱动政府科技推广服务供给
（一）农业科技项目具有很大的社会性。
农业科技项目涉及面广综合性强。农业科技项目包括农业、林业、渔业、牧业4个领域。以农业产业化项目为例，就涉及种养业、农产品加工、农业资源利用保护和产业服务等方面。农业科技项目的作用旨在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增加农业收入，促进农村科技进步，有的还提升了周边地区农户的规模化种植，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延伸了产业链，带动相关贸易、服务、信息等二三产业的发展。可见，与工业项目相比，农业项目的社会效益更加显著。
（二）农业科技项目有较强的应用性。
与基础研究相比，农业科技项目具有较强的应用特征。农业项目多数为农、林、牧、渔业产业经营中实际应用问题和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如2011年广东省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项目，目的是建设一批农林种苗花卉农业、稻米加工、天然蜂业中蜂健康养殖、水产罗非鱼加工、宝桑园果蔬汁饮料、水稻育种技术、百得佳有机先米国资源精深加工、春麟化工磷肥、微补植物营养、鸿威农渔产品加工机械等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培育一大批新产品、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加速以企业为创新中心的建设开发，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三）农业科技项目具有成熟期长、社会影响深远的特点。
农业领域的种植、养殖、加工至少需要1年以上时间，而林业产品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农业科技项目带来的效益不止是经济效益，更多的是社会效益。农业项目对当地社会生活、经济环境及自然环境的影响都是深远和长期的，其社会影响可能远远大于所带来的经济效果，包括带动农民就业、促进农业增收、辐射带动农户致富、培训农民技术进步、调整当地的产业结构、节能减排、促进生态平衡、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
（四）农业科技项目的社会效果很难量化。
除大多数的经济效果可以量化外，农业科技项目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很多是属于较难量化的，以货币计量或者实物计量都艰难。正因为农业项目的社会影响较之经济效益突出，而社会效益的难以量化特征导致我们很难去对农业科技项目进行社会效益评价。现今，人们对科技项目的社会效益都不是十分重视，要么将之附属在经济效益评价，或借用对工业项目的社会评价方法来套用在农业科技项目上，是不符合农业科技项目的发展规律的。
二、农业科技项目绩效评价的内容设计
考虑到农业科技项目的上述特点，对农业科技项目的评价就不能只简单停留在经济评价这个层面，还应该深入研究其社会评价方法。农业科技项目的评价应包括两方面：经济评价和社会评价。
（一）经济评价。
经济评价包括对财务支出合理合法性的评价和经济指标实现程度的评价。
1、财务支出的合理合法性。
根据项目结题验收时提供的专项审计报告和其他财务资料，与项目合同预算科目进行对照，逐一审核其合理合法性。第一，审核所提交的审计报告内容的完整性和数据的正确性。是否有承担单位提交的审计报告与所附的数据、内容不一致的情况，或因项目负责人缺乏财务知识，或审计人员原因导致的审计报告中项目经费科目与合同书科目不相符等情况。第二，审核承担单位提交的附件的真实性与合法合规性。所附的附件至少应包括：（1）项目承担单位出具并加盖财务印章的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表及项目专项经费明细账。明细账包括专项经费明细账和配套经费明细账。并据以核实科技经费是否专款专用等；（2）项目合作单位出具并加盖财务印章的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表及项目明细账。明细账也包括两部分：专项经费明细账和配套经费明细账；（3）大额支出的原始凭证复印件。关于大额支出的衡量，没有统一的标准，应根据项目经费额度的大小来确定。第三，核对项目的预算支出与项目的实际支出是否相符，凡国家有明确规定的，变更合同支出必须经科技部门批准方可变更的，要查实其是否履行手续及手续的完备性。国家没有规定的，凡实际支出与合同预算科目差距较大的，应有项目承担单位提供的具体说明，并分析其合理性。第四，检查政府资金的拨付和使用情况以及配套资金的到位情况。核查项目的专项经费的使用率、检查配套资金的到位率以及是否存在虚报配套资金等。
2、经济指标的完成程度。
核对经济指标时，考虑到农业科技项目的应用性较强，应核对是否有项目承担单位提供的反映其经济指标完成与否的证明材料，如销售合同、应用单位的证明、合作企业的财务报表等。
（二）社会评价。
对科技项目做社会评价是分析项目的实施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力。农业科技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应从以下方面来分析：
1、项目的实施对国家或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
第一，评价项目对国家或地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分析项目是否完成合同书的要求，包括出版的与项目相关的专著、科研论文、获得的专利、获得省部级以上的奖励、研制成果的应用情况如生产效率的提高程度、科技成果应用的转化率等，以及项目的成功程度。第二，如果属于基础研究的农业科技项目，即使没有相关的应用效应，也应当视作项目所从事的工作是其他技术发明的后盾，而具有非常重大的社会意义。第三，关于科技服务类的农业项目，评价项目的实施对当地关键生产活动的重要性。农业科技攻关取得的创新成果，只有应用于农业生产实践，才能实现其最终价值。对广东省农业科技下乡活动计划，要依据项目所派出的农业科技专家、免费为农民群众发放的科技资料和技术资料、赠送或者以优惠价格向农民销售水稻、蔬菜、玉米等种子，赠送肥料、农药，受益农民等情况来评价。对农村科技特派员行动计划项目，要依据派出的省农业科技特派员数量，这些特派员在各村镇、种养殖大户、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服务点开展的“点对点”技术服务工作来判断，包括：举办技术培训专场、发放技术资料等。
2、项目的实施对国家或地方其他社会目标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分析项目的实施对社会环境的其他影响，如带动社会就业、收益分配效益、节约自然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等。比如，对广东省森林生态建设网络项目进行社会评价，要通过分析项目对定位站的建设，逐步开展不同森林类型的生态效益建设的研究，对促进森林小气候、森林土壤、森林水文、森林部落、生物多样性、森林健康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这些影响往往是长期而深远的。再如，广东省在全国率先推进的现代渔业建设，极大地推进了现代渔业产业发展。广州、梅州、深圳、佛山等地所发展的集垂钓、美食、娱乐、度假、旅游、商务于一体的高层次休闲渔业，每年观赏鱼产值10亿元，占全国的60%，该项目所促动的配套渔具产业也迅猛发展起来，有200多家渔具生产企业，销售收入占全国的60%以上。广州、东莞、中山等地已成为观赏鱼养殖集散地，产品远销港澳台、东南亚等地。对农业科技项目的社会影响力的评价往往需要大量的定性分析。
三、案例解析
（一）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课题名称为“水产安全生产的综合示范”，承担单位略，项目执行期间为2006年10月1日至2008年10月31日。该课题研究内容为：在广东、湖北两省，围绕水产安全生产的综合示范开展重要鱼虾质量安全健康养殖技术研究与集成、有毒有害物质检测监控技术研究与集成、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机制和模式、重要鱼虾健康食品安全养殖示范与推广研究。
（二）项目绩效评价指标。
1.1土壤沙化
土壤沙化的原因很多，现结合我国特点做简略介绍：（1）地表因素，周边存在较大范围的沙地或沙漠，沙子多为细砂和中砂，且沙子之间的物理粘粒较低。沙层较厚，经外力作用形成沙丘和洼地相间的地形。一旦起风，沙子随风移动，给土壤沙化准备了物质条件；
（2）气候因素，多由于干旱多风和降水稀少，大风为土壤沙化做了动力准备，干旱少雨为土壤沙化提供了时机；
（3）过渡带因素，由于气候，地理位置等因素地表的植被难以生长或是受到人为的破坏，形成了不稳定的过渡带，无法阻挡风沙的侵入，也是造成土地沙化的重要因素；
（4）农业生态因素：主要是人为因素的破坏使农业生态系统变得脆弱，毁林开荒加速土壤沙化进程，超负荷的使用地表植被，破坏了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当外界的干扰因素超过了防御的最大限度，过渡带失去了防沙的作用；不合理的农业结构，某些地区为了发展农业，扩大农田的面积采取开垦森林和草原的方式，使生态系统转向封闭。也给土壤的沙化提供了便利。土壤沙化的影响；由于土地沙化，导致农田减少，土壤质量下降，进一步使农作物的的产量下降。为了缓解粮食的压力，只能进一步对周边地区的森林和草地进行开垦。造成了林牧比重失调的加剧。粮食作物对土壤营养消耗很高，不能实施轮耕致使土壤的有机成分迅速下降，肥力锐减。有些地区的土壤有机质含量甚至降到了1%，氮、磷等微量元素严重欠缺，由于缺柴作物的秸秆不能还田，加之投入的化肥有限，对土壤有机物质的补偿可谓是杯水车薪。年复一年的有机成分流失导致地力耗尽，然后废弃再恳形成广种薄收的局面。恶性循环不仅导致农业生态的恶化，也加大了土壤退化的深度和广度。
1.2农业操作不当造成土壤退化
1.2.1化肥对土壤退化的影响
化肥的使用对土壤的退化也有很大的影响。化肥不足的影响土壤的肥力，过量施用化肥致使土壤结构的改变，使松软的土壤变得板结，影响土壤的呼吸和土壤中的微生物，致使土壤失去保水保肥和供水供肥的能力。化肥影响微生物的活动，土壤为微生物提供了生存环境，同时微生物也以其具有的各种生物化学活性对土壤进行调节活动。在对有机物的分解和氮、硫等营养元素的转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肥料对微生物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氮肥对土壤中真菌的繁殖有促进，但是大量使用氮肥会使真菌的数目下降。磷、钾肥的施用也能提高或降低土壤中真菌的数量。大量施用化肥可加速土壤的退化。解决方案：使用有机肥代替无机化肥，向土壤中施用有机肥可增加土壤的肥力，能减旱涝等灾害的危害，减少对土壤的污染，既增产又养地。可以迅速提高土壤中N、P、K的含量，改善和恢复土壤的退化。
1.2.2农业操作对土壤退化的影响
由于土地高产出的需求，人们在农作物的种植中使用地膜等辅助方式以及对某一地块重复种植某一种作物等来实现提高产量的做法也加速了土壤的退化速度。地膜的使用改变了土壤原有的呼吸方式和温度，进而改变了土壤的环境。致使赖以生存的微生物受到影响，反过来降低了化肥和有机物的分解，造成了恶性循环。另外地膜的使用改变了土壤中水分的代谢，往往会造成土地的硬结。加速了土壤的退化。不合理的耕作制度，由于作物的不同，吸收的有机物和土壤中的N、P、K等物质的需求也存在着差异，对土壤的要求也不同。初期由于某处土壤富含某种物质，适合某种作物生长，产量较高，就长期在此区域内种植该作物。随着营养物质的和微量元素的减少，土壤退化加剧，作物的产量必然下降，最终导致土壤营养丧失，而被放弃。解决方案：适量使用地膜，并在使用一定周期后间隔一段时间再用，同时做好营养的补充。实行轮耕的种植方式，不同作物轮换地块，如条件允许可施行休耕交替的种植方式。做好土壤的适量施肥，确保N、P、N等微量元素的含量，延缓和恢复土壤的退化。
1.2.3水土流失对土壤退化的影响
水土流失也是造成土壤退化的主要因素，水土流失带走了土壤中大量的有机物和微量元素，直接导致土地的贫瘠。根据其形成原因，多采取种植树木和草类等植被做水土流失的预防和治理。
2.那曲地区土壤退化的影响因素
那曲地区处于青藏高原的隆起处，由此改变了该地区的自然环境，该地区主要以草地土壤退化为主。气候因素：由于大部分地区年均温在-4℃—4℃之间，能生存的植被较少，类型简单，呈垂直性分布：从低到高依次为森林、高灌丛、高山草甸、高山垫状植被。各层取样分析土壤中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碱解氮、有效磷、有效钾的含量，根据结果分析该地区土壤退化程度。气候与土壤理化特性及退化程度关系密切；人为因素：
（1）过度放牧，人口增长导致了牲畜数量猛增，草畜矛盾日益加剧，过度放牧降低了地表的植被覆盖率，改变了土壤结构，引发的水土流失，土壤沙化加速了土壤的退化。
（2）资源利用不合理，长期的索取导致本区土壤肥力下降，由于气候和地址原因，此地区温度低，矿物可采量小，加之交通的闭塞导致那曲地区能源短缺，于是牛、羊粪便成了牧民的生活燃料。原本用于草地营养补充的牛、羊粪便极具减少，草地土壤的有机肥不能得到很好的补充，土壤肥力迅速下降，加速了土壤的退化。
（3）生态因素：由于那曲的西部地区湖泊较多，随着温度的上升湖泊干涸造成滨湖地区土壤盐渍化，导致草地退化；那曲地区居民有狩猎的习惯，过度的狩猎使该区生态系统平衡失调，鼠，虫类的天敌大量减少，导致鼠虫害的泛滥，进而引起草地退化。土壤沙化：那曲是全国大风最多的地区，由此造成的土壤沙化也是土壤退化的因素之一。解决方案，（1）制定合理的草地利用管理制度，健全法规，完善执法机构，加强管理。（2）加强宣传力度，提高牧民的整体素质，使之自觉地保护生态。（3）调节牲畜的结构，降低牲畜的数量，缓解草地压力。（4）实施牧休政策，轮流使用草地。(5)改变能源结构，完善太阳能的使用，完善交通，引进新能源。
1．1管理体制设置不合理，运行机制落后
陕西现行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是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存在着市场意识和市场经营经验不足的问题。推广任务由政府下达，推广工作由多部门共同管理;在推广过程中没有考虑农民对技术的多样性需求，通常是“有什么就推广什么”;乡镇级推广部门与县农业部门存在脱节管理，由于乡镇级推广人员的人事关系和工资福利归乡镇管理，因此，他们对于上级下达的任务置之不理，把大部门精力都投入到乡镇的产业建设、安全生产等与推广无关的工作中。
1．2推广形式项目化倾向严重
政府确定的科技推广工作大部分以项目的形式，采取“资金+行政”单向式推广方式进行推广，没有考虑农民的实际需求以及农产品市场的需要，农民只能被动的接受。科研院所以及农业高校在研发新产品时，也没有考虑市场的实际需要，仅是把申请项目作为科技推广任务，以申请项目的多少来定年终绩效。
1．3资金投入保障不足，财政落后于农业发展的需要
发达国家农业科技推广经费一般占到农业总产值的0．6%～1%，发展中国家也保持在0．5%，而我国不足0．5%，人均经费更少［1］。根据调查，目前陕西大部分农业推广机构的经费仅够发放员工工资，部分地区甚至连员工工资都不能正常发放，无法保障农业科技推广部门的正常运转，严重影响了农业科技的推广工作。
1．4推广队伍老龄化，人员科技素质不高
当前，陕西的农业科技推广队伍普遍存在老龄化的现象，每年新进大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过低，加上大专院校专业的设置有限，每年培育出的专业人才满足不了对科技推广人才的需求。并且，当前陕西农业科技推广机构中的推广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大部分达不到国家标准，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从业资格证，也不能定期接受培训，推广人员的知识跟不上农业科技发展的需要，人员素质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对科技推广的要求。
2陕西农业科技推广需求分析
2．1农民对农业科技推广内容的需求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农民对农业科技的需求取向也从常规技术向高附加值技术转变［2］。笔者主要从农作物新品种、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家畜及经济作物养殖等方面对农民进行了调查。如图1所示:农民对农业科技推广的需求内容呈现多元化趋势。农民最为关注的是提供及时有效的农产品销售渠道，其次是农作物耕作、灌溉、栽培技术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可以看出，目前陕西农民对农产品市场供求和田地间日常管理较为重视。
2．2农民对农业科技推广形式的需求
农业科技是对初级生产要素劳动、资本的替代，按替代的初级生产要素的不同，可分为劳动替代型和土地替代型技术［3］。通过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对于农业科技推广的需求是极为迫切的。如图2所示，在农业科技推广过程中，农民最希望农业科技推广人员下田或者下地对农民进行现场指导，这样既解决了农民请专家难的问题，又减少了农技人员盲目推广的问题，明确了农技人员的推广目标;其次，农民的科技推广信息主要来自农资经营单位，这些单位为了推广自己公司的产品，往往会免费给农民提供一些农技方面的信息，帮助农民提高科技服务的利用率。
3陕西农业科技推广供给分析
3．1政府主导下的公益性农业科技推广———平利模式
陕西平利县采取“三权归县”的方式，将县级农业科技推广机构由原来8个调整为现在的5个;对乡镇级农技推广机构进行整合，打破行政区域，按照产业划分为4个区域农技推广站，每个区域站负责辖区内的2～4个乡镇的农技服务。延伸村级，设立村级农技服务室。分别配置信息员、动物防疫员和农技协理员各1名。平利模式的特点:区域或乡镇推广站隶属于县推广中心;政府为县、区域推广机构全额买单，在资金方面给予充足保障;县、区域推广机构的组织、劳资、经费、人事以及财产均隶属于县农业局。
3．2农业院校主导下的农业科技推广———专家大院模式
专家大院模式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宝鸡市政府联合创办的一种新型农技推广模式。农业科技专家大院多数直接建立在田间地头，有办公室、实验室、图书资料室等配套实施。农业专家大院旁边有专门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培训的实验田或农业科技示范园。这样，专家大院的专家们在开展技术研发的同时，可以根据农民的需求状况有针对性的进行改进。使专家现场指导以及先进适用技术直接应用到田间地头成为现实。专家大院模式的特点:产学研紧密结合，建立在田间地头的科研院所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有利平台，与龙头企业、农业中介组织、基地以及农户等紧密结合在一起，加强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力度，有效解决了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3．3技术产业化农业科技推广———“金坤模式”
杨凌金坤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家畜胚胎工厂化繁育技术等专有技术评估折价入股(占股份的25%)和陕西金坤实业股份公司以货币资金和实物资产入股(占股份的75%)组建而成［4］。该公司采用“专家十公司+基地+农户”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公司科技专家培养的农民技术员作为连结公司和农户的纽带，将杂交改良和胚胎移植技术传授给当地农民。金坤模式的特点:专家以技术入股，参与企业产品的研发与推广;体制创新，鼓励科技人员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先富起来;采用“科技专家+企业家+农户”的模式，以企业科技专家培养农民技术员。
3．4综合性农业科技推广———“大荔模式”
“大荔模式”是陕西大荔县为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的趋势，结合本地农业发展特点，以信息化为支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出来的一个农村信息化应用延伸的模式。大荔县按照“农资农技双连锁，农资农副双流通”的思路，以陕西荔民农资连锁有限公司为平台，采用“政府+企业+农户+专家”市场化运作模式，政府企业双推动的新型科技服务体系。“大荔模式”的特点:以信息化为支撑，运行信息化服务“三农”;公益性与经营性推广相结合，运用多种方式建立互动的信息服务机制和服务体系。
4美国和英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经验与借鉴
4．1美国农业科技推广———“双向式”模式
美国农业有着完善的科研体系及雄厚的科研实力，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强国和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高达80%［5］。图3美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如图3所示，美国的农业发展中采用的是“双向式”的发展模式，即科研单位、中转测试单位以及农民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一项新技术由农业科研机构完成后，不是直接推广给农民，而是先由专门的中转测试机构进行测试和程序简化，然后再转让给企业、协会和农户使用。在企业、协会和农民使用之后，也会根据自身对产品的适用情况以及自身的实际需求，反馈给农业科研部门，这样既保证了农业新产品的推广使用，也避免了资源的浪费。
4．2英国农业科技推广———“政府主导，农民决定”模式
英国的农业科技推广是在政府领导下，主要采取科技创新的形式进行的。在从机械农业、化学农业、生物农业到生态农业演变过程中，科技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图4英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如图4所示，英国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也是由三级单位构成，政府在农业科技推广中起主导作用，但是农民却对农业科技推广的内容起决定作用。首先，政府下达推广任务，但是推广内容不确定;其次，农业科研机构在接受任务之后，并不进行新产品的研发，而是先对区域内的农民(市场)进行调查，对农民(市场)的需求进行汇总;最后，科研机构根据农民(市场)的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产品研发。
5完善陕西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对策建议
5．1以农民需求为导向，加强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建设
农业管理部门要从农户的角度出发，以农民需求为导向，为农民提供优质的服务，同时要加强农业科技推广队伍的建设。首先，对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人员进行定期专业技能培训、定期考核专业知识，农技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沟通能力，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才能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效率［6］;其次，实行推广人员合同制制度，取消其事业单位终身制，其农业推广业绩与年终绩效挂钩，对于业绩突出的推广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最后，要严格控制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选拔，必须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才能上岗。
5．2加大农业科研院校与推广机构结合度，提高农业科技成果供给
农业科研院校作为农技推广和农民之间的纽带，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广机构作为农技推广的基层单位，掌握了农民对科技服务的需求意向，加大农业科研院校与推广机构的结合，不仅减少了农业科研单位产品研发的盲目性，同时也增大了农业科技推广的目的性。同时农业科研院校要加大研发力度，提高农业科技成果供给量，使更多的科研成果应用到农业生产中。
5．3完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提高农业科技推广职能
（一）产品定位明确，适应农村金融市场发展趋势，符合国家的支农政策导向，随着国家对农村支持力度的加大，农村金融已成为关注的重点，农合行充分利用网点覆盖面广的特点，拓展银行卡卡结算功能，支持“三农”发展。
（二）集各种惠农补贴于一体，承担更多业务，降低成本，集中一卡，既方便了农民集中补贴资金，也大大降低了成本。如：怀宁农合行的种粮补贴、养猪补贴、退耕还林补贴、家电下乡补贴、合作医疗报销、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等统一都到“金农卡”上。
（三）低受理成本。银行卡受理成本较为低廉，客户可以使用银行卡通过“安徽农金”布放的自助设备方便可支取的惠农补贴资金，也可以在他行的自助设备上取现，减少柜台压力。客户如果要消费购买生活用品或农资产品，也可以通过pos机直接消费不用再去支取现金。即使同是柜面业务，办理卡业务需打印的资料较少，效率较存折要高的多。
（一）消费习惯制约了银行卡的推广和使用。近几年，尽管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收入增加了，但人们的消费习惯、消费理念还很陈旧。经过调查，70%以上的农村居民有保存现金的习惯，现金支付在地区的消费手段中占据很大比重。广大农村居民对现代的金融知识了解不多，对银行卡知识更是知之甚少，消费习惯偏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式的现金结算，对非现金支付的认同感不高。而且有相当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外出打工，农村留守人员以老弱妇孺为主，这些人更偏好于账户金额能够一目了然的存折和存单，致使农村银行卡的客户群体对银行卡的服务需求低，接受难度大，不愿办理银行卡。有的企业为提高资金周转速度，对现金结算者给与更多的优惠，助长了现金结算的陋习，制约了银行卡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和使用。
（二）受理市场制约银行卡的发展规模。一是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偏少，农村居民办理银行业务较不方便。为农村服务的网点大部分只限于乡（镇）一级，无法达到村一级，有些偏远山区村落离乡（镇）较远，办理银行卡业务较不方便。二是农村地区银行卡受理环境较差，导致银行卡无用武之地。由于农村地区atm机交易量少，效益不佳，安装成本高昂，导致农村地区长期以来金融服务设施建设不到位，atm机及pos机数量偏少，银行卡使用效率难以提高。由于银行卡受理机具极少，特约商户少，覆盖面窄，银行卡受理市场的局限性制约了银行卡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三）银行卡业务知识普及不到位制约了营销环境。由于宣传讲解不到位，缺乏系统的、持久的、长效的宣传机制，多数农户缺乏有关支付工具的基本常识，尤其是对银行卡的认知程度严重不足。80%以上的农民对银行卡使用的操作知识极度匮乏，对使用银行卡的好处知之甚少，以至于大部分农民对银行卡既不会用更不敢用，认为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总让人不放心，没有安全感，普及率很低，市场需求表现不强烈，使银行卡的市场营销环境受限。
（一）加强宣传力度，提高银行卡在农村地区的认知度。发卡行要合理选择宣传时机，加大宣传投入与营销力度，与商户联合开展多种形式的营销活动，通过广播、电视、宣传画等多种形式加大联合宣传的力度，共同宣传银行卡业务，引导公众刷卡消费，必要时倡导公务员带头用卡。通过银行卡及与之相关的金融电子化等金融知识的宣传讲解可以让农户掌握基本的银行卡种类、功能和使用技巧，例如银行卡的存贷功能、电话银行挂失、密码修改、余额查询、转账划款、银行卡网上功能等基本知识，让客户正确认识银行卡高效、快捷的服务功能，提高银行卡在农村地区认知度和应用水平，加大对银行卡的推广和应用。
1.1水稻插秧育秧技术要求较高
一是想要使用机械插秧，需要一块标准的水稻插秧地，水稻的秧苗要均匀分布；二是水稻的秧苗需要健壮，并且无病虫害，满足水稻高产的要求。由于我国大多数农户家庭均采用家庭劳作的农业生产模式，导致农户更加偏好传统的插秧技术，机械化的插秧技术成本较高，对于收入较低的农户家庭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就导致机械插秧技术不能够在水稻插秧技术推广中得到良好的运用。
1.2机械插秧的技术限制
机械插秧所选择的秧苗一般是带土移栽，秧苗的年龄在15~20天，叶龄在3.5~4叶龄之内，秧苗的高度在12~17厘米。若地里的水越深，秧苗就不会露头，就不能够使用机械进行插秧。在插秧的过程中，也可能受到天气的影响，在秧苗的插秧季节无法提供其需要的水量，就导致秧苗不能正常插秧，而机械并不能够采用大秧苗进行插秧，这样插秧机就成为了摆设。
1.3水稻农田中的灌溉水利设施落后
在大多数的水稻农田中，用于供水排水的系统比较落后，不能够做到自如地供水和排水，使得农田水深得不到有效控制，这就为插秧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1.4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较低
由于农村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农民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较慢。受文化水平的限制，多数人还是比较倾向于传统的插秧模式，且没有办法去创新和改进，改良水稻的种植环境。这就在客观上阻碍了水稻插秧技术在农村的推广与落实。
2解决水稻插秧难以推广的有效措施
2.1加快土地流转的进程
要将土地集中在比较优秀的种粮大户中去。过去，为了提高粮食的生产率，国家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落实到每家每户，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进而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以及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不能够满足我国日益增加的农业需求，这种生产模式已经不能够满足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只有将土地集中到农业大户中，对土地进行集中的管制，才能够有利于水稻插秧技术的发展，这样才有利于机械化农业生产模式的进一步推进。
2.2改良供水及排水系统
进一步推广水稻插秧技术，政府要设立专项资金，对我国现有的农田水利设施进行改造，使农田实现有效灌溉和排水。推广的技术人员还要根据实际的农业生产需求，对农田实行随时灌溉随时排水，为水稻的种植和生产提供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技术条件，满足农户对插秧的要求，进一步推广机械插秧技术。
2.3加强水稻插秧技术的宣传与培训
想要进一步推广水稻插秧技术，就要加大新技术的宣传力度，还要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只有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也就提高了，农民配合推广的积极主动性也会随之提高，水稻插秧技术也将会得到更好的推广。推广人员还要加强农民插秧技术的培训，尤其是机械插秧技术，让农民群众主动的改造水稻的种植环境，为机械化的水稻插秧提供良好的条件。
3结语
关键词：农业保险；农民收入；有效需求；面板门槛模型；边际消费倾向；保费补贴
文章编号：1003-6636（2013）02-0079-06；中图分类号：F840.66；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供需双冷”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中一直存在的现象。农业保险供给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农业保险外部性与保险公司利润最大化原则之间存在矛盾。但对于农业保险需求不足的原因，学术界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早期学者往往从农业保险的属性来进行解释，例如冯文丽、林宝清（2003）认为农民在投保农业保险后，会出现利益外溢的现象，消费的正外部性导致了需求不足[1]。费友海（2005）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困境的深层根源，同样认为农业保险自身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2]。上述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各国普遍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的现实，然而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改革至今已进行八年，农业保险的参保率依然低于同样开展该业务的美国、西班牙等西方国家，这促使一些学者开始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自身特点入手来寻找原因。吴祥佑（2005）认为我国的农业保险是农业、保险业这两个弱质产业的“弱弱结合”，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分析认为，我国农业保险的市场失灵除了由于农业保险自身准公共品的性质外，还由于我国农民收入过低、人口规模过大、农业经营规模小、农产品价格和商品化程度低等原因[3]。
在上述众多因素中，农民收入过低是否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目前关于这一问题尚无定论，主要的观点可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可以简称为“无关论”。梁平等（2008）运用误差修正模型（ECM）研究了农业保险与农民收入二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但农民收入不是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原因[4]。李林、王健（2010）运用Logit模型对河北省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农民收入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并不显著[5]。孙朋，陈盛伟（2011）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和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对山东省1983—2008 年农业保险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二者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有促进作用，但是农民收入的增长对于农业保险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6]。另一种更为主流的观点则认为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即“有关论”，但是在对这种关系进行定量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又不尽相同。张跃华等（2005）运用伯努利效用函数分析了农民收入水平与购买农业保险的动机之间的关系，通过理论分析表明收入对于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存在一个拐点：在拐点左侧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农民对于风险的规避程度增强，购买保险的动机增强；而在拐点右侧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农民对于风险的规避程度减少，购买保险的动机减弱。然而作者对山西省和江西省进行的实证分析却表明，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没有发现明显的拐点[7]。陈妍等（2007）从Von Neumann-Morgenstern效用函数和J. 斯蒂格利茨的保险需求理论出发， 运用Logit计量模型对湖北省农户样本数据分析后认为家庭农业收入对农业保险购买意愿有正的影响[8]。徐维（2009）通过测算陕西省保险需求收入弹性后发现，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存在三次函数关系[9]。杨浩（2011）通过把吉林省15个乡镇分成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保险需求的收入弹性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大，因此认为，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保险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0]。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详细探讨了农民收入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但是研究结论却存在重大差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混淆了“消费意愿”与“有效需求”的概念。已有文献大多从预期效用理论出发，通过构建效用函数来分析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论框架下描述的是农民收入对于农业保险“消费意愿”的影响，但是在实证分析时研究的却是收入水平对于农业保险的实际购买情况即“有效需求”的影响，这一概念的混淆造成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结论之间的偏离。
（二）实证研究方法及样本选择存在缺陷。已有文献主要采用两种方法来研究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一是将整体样本按照收入水平划分为不同的组，然后分组探讨收入水平与农业保险需求的关系，并加以比较；二是在模型中加入收入变量的二次项或三次项，然后分析这些高次项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都值得商榷：前者在样本区间的划分上更多依赖于研究者的主观选择，很难避免人为划分样本区间而带来的偏误；后者由于自变量与其高次项之间往往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从而导致模型存在较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此外，目前国内学者在对农业保险的需求问题进行探讨时，几乎都以某一特定地区农户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Logit模型进行分析。由于我国区域之间差异较为明显，因此源于一个地区的研究结论可能并不具备普遍意义。[11]通过比较已有文献的实证结论我们也可以发现，基于不同地区调研数据得出的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的关系不尽相同，有些结论甚至恰好相反。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本文拟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深入探讨：首先，从“有效需求”的概念入手，细致地分析了收入水平对于保险有效需求影响的内在机理；其次，采用Hansen（1999）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12]来研究农民收入增长和农业保险需求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门槛模型本着“让数据说话”的原则，可以依据数据自身特点内生地划分样本区间，避免人为划分造成的偏误；宏观面板数据的运用，则能够保证研究结论的普遍意义。徐为山和吴坚隽（2006）曾提出运用面板模型对我国保险需求进行实证分析的设想，但由于当时我国保险市场发展尚不成熟，很多数据缺失而且时间序列又短，因而无法进行分组别的面板数据分析[13]。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经过若干年的快速发展，能够保证模型估计所必需的时间维度和样本数量，相关统计资料的完善也使省际面板数据的使用成为可能。
二、收入水平对于保险有效需求影响的机理分析
保险的有效需求，是指在一定的风险发生概率和费率水平下，消费者在保险市场中愿意并且能够消费的保险产品数量。上述概念意味着保险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共同决定了保险的有效需求，二者缺一不可。就消费意愿而言，根据预期效用理论，消费者由于风险偏好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效用函数，因此对于保险产品具有不同的需求程度和购买意愿。一般而言，消费者的抗风险能力随着收入的增长会不断提高，购买保险的意愿会逐渐下降。就消费能力而言，保险产品作为一种“商品”，与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密切相关，消费者收入水平决定了保险的潜在需求能否转化为有效需求。
对于低收入者而言，虽然其购买保险产品以规避风险的需求非常迫切，但由于收入水平有限，不得不将绝大部分收入用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支出，因此购买保险的能力不足；中等收入者一方面由于经济基础并不稳固，存在成为低收入者的潜在风险，因此购买保险的意愿较强，另一方面其收入水平已经能够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具有购买保险产品的能力；高收入者已经拥有了非常坚实的经济基础，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尽管具备购买保险产品的能力，但由于其能够凭借自身的财富抵御一般风险带来的损失，而且分散风险的渠道也比较多样，因此购买保险的积极性并不高。综上所述，从保险的有效需求来看，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购买保险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中等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此，收入水平与保险有效需求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二者之间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相关关系，即表现为区间效应。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不同收入区间内农民收入水平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的关系。以最基本的单一门槛模型为例，模型设定为：
yit=μit+θxit+β1ditI（qit≤γ）+β2ditI（qit>γ）+εit （1）
上述模型中的I（·）为指示函数，根据指示函数列示的条件可以将模型分为两段，因此上述模型还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yit=μit+θxit+β1dit+εit，qit≤γ
μit+θxit+β2dit+εit， qit>γ
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yit和dit分别代表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xit为一组对农业保险有效需求有显著影响的控制变量，θ为其相应的系数向量，qit为门槛变量，μit用于反映各省区不随时间变化且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εit～（0，σ2）为满足独立同分布假设的随机干扰项。
限于篇幅，门槛值γ的具体估算方法可以参照Hansen（1999）的论述[12]。得到γ的估计值之后，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检验：一是门槛效果是否显著，二是门槛变量的估计值是否等于其真实值。前者可以运用Hansen提出的自抽样法（Bootstrap）来获得F统计量的渐进分布，继而构造相应的P值进行检验；后者可以运用相应的似然比检验统计量进行检验。
以上是基于单门槛变量的分析，但在实际经济分析中可能出现多个门槛，例如模型（1）对应的双重门槛模型可以设定为：
yit=μi+θxit+β1ditI（qit≤γ1）+β2ditI（γ1
按照这种逻辑，可以将模型进一步扩展为多重门槛模型。双重门槛和多重门槛模型的估计和检验方法与上文单一门槛的情况类似，不再赘述。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自2004年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改革之后才有较快的增长，在此之前由于相关统计资料的缺乏导致缺漏值过多，因此选取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2004—2010年相关数据作为样本。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数据库、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和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数据处理与模型的估计均采用stata11.0软件，相关的模型估计程序由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连玉君老师提供。
本文选取农业保险有效需求（y）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农民人均收入（inc）作为门槛变量，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前提下，着重研究农民收入水平与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之间的门槛效应。相关变量的详细描述如下：
1.农业保险有效需求（y）。已有文献往往采用保险深度（保费收入/GDP）和保险密度（保费收入/总人口）来衡量保险市场的发展水平。但考虑到我国地方GDP数字普遍存在高估的情况，农村流动人口的增加也使得农村人口的统计数字与实际存在较大偏离，因此本文并未选择上述指标，而是选择农业保险保费支出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保费支出在农民收入中占的比重越大，表明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越高。
2.农民人均收入（inc）。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结构趋于多样化，其中家庭经营性收入与农业生产联系最为紧密，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对于农民是否购买农业保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本文选择的农民人均收入指标中只包含了家庭经营性收入。为避免通货膨胀和各地区价格水平的差异对统计结果的影响，本文用各地区历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对农民收入进行平减，求得以2004年为基期的农民实际收入值，以万元为单位。
3.其他控制变量。为了进一步控制各省区农村居民的个体效应，本文在模型中进一步加入下列控制变量：
（1）农业受灾面积（dis）。该变量等于各地区上一年度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总面积的比例。经验表明，自然灾害的规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的风险预期，如果上一年度受灾较为严重，农民会产生强烈的避险需求，因此对农业保险需求的预期影响为正。
（2）农民受教育水平（edu）。该变量等于每百名农村劳动力中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张跃华等（2005）认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保险的作用和特点，更倾向于利用农业保险作为分散风险的手段，因此该变量对于农业保险需求的预期影响为正。
（3）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pol）。从2007年开始，中央财政陆续对各省区农业保险保费进行财政补贴，中央财政补贴有助于降低农民负担，激发了农民购买保险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保险的发展。本文在模型中加入反映这一政策效应的虚拟变量，若某地区当年开展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三）模型估计与分析
为了确定门槛个数，本文依次在不存在门槛效应、存在一个门槛和存在两个门槛的原假设下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本文发现单一门槛效果非常显著，而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效果并不显著，因此将模型设定为单一门槛模型。
对于模型中的控制变量而言，农业受灾面积（dis）和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pol）对于农业保险需求均有正面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是显著的，这些结论与前文的预期和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都是相符的。模型的截距项由共同项和各地区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两部分构成（因篇幅所限，表4中仅列出了共同项的估计值，各地区的个体效应估计值在文章附录中列出），代表了不可观测的确定性因素对于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共同项的估计结果为负值，除新疆、内蒙古等农业保险发展基础较好的省区外，各地区个体效应的估计值也多为负值，这表明仅依靠农业保险的自主发展，其需求会逐渐萎缩，这进一步证明了对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的必要性。农民受教育水平（edu）虽然对于农业保险需求有促进作用，但是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农业保险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对于农业风险的认识，与农民的务农年限有关，教育程度的影响相对有限。
本文分析的重点在于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的关系。从表4的结果来看，无论是低收入组还是高收入组，收入的增长都有助于促进农业保险的需求，只不过在低收入组这种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这一结论与前文理论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尽管对于农业保险有较高的潜在需求，但是其收入在满足了自身生存以及农业生产等必需开支后，能够用于购买农业保险的支出非常有限，无法将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模型的结果同样解释了近年来农业保险迅速发展的原因：2004年以前我国没有一个省份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位于门槛值以上，较低的收入水平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自2005年以后，随着跨过低收入门槛的省份逐渐增加，收入的提高对于农业保险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农业保险的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
然而前文理论分析中，高收入者保险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这一结论，在本文的实证研究中并没有被证实。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农民整体收入水平还处于比较低的阶段，与理论假设中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已经得到极大满足的“高收入者”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换而言之，我国农民收入水平还未达到“拐点”的水平，因此收入的提高与农业保险需求是正相关的，这与张跃华等（2005）的结论是一致的。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全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后表明，我国的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线性关系，而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具有门槛效应的非线性区间关系。相对而言，高收入群体对于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要大于低收入群体。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继续扩大农业保险试点范围，增加补贴力度。本文的结论不仅为学术界一直以来争论的话题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样也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有助于克服农业保险外部性的特征，因此有必要将试点地区的经验进行推广，进一步扩大农业保险保障范围和覆盖区域，使农业保险惠及更多农民。政府同时也应给予农民更多保费补贴，政府的财政补贴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水平，有助于提升其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可以引导更多农民主动利用保险分散农业生产中的风险。
（二）实行农业保险差别化费率补贴政策。我国农业保险目前执行的是统一的补贴比例，即无论保险产品提供何种保障水平和保险责任，也不管相关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风险水平如何，政府都给予相同比例的保费补贴[14]。这种政策虽然保证了公平性，却损害了农业保险补贴的效用。实证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各省区之间农民收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进一步导致了农业保险需求的差异。如果能够为贫困地区的农民提供更多补贴，将有助于激发他们购买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将其对农业保险的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从而在整体上提高农业保险的参保水平。
（三）扩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收入。实证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大多数省份农民收入仍位于门槛值以下，农民收入不足严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需求。农业保险的发展不仅需要自身制度的完善，还有赖于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引导和扶持力度，通过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本文尽管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对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但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只是研究了农民收入的绝对水平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从而使结论暗含了一个假设前提，即人均纯收入真实地反映了各地区大多数农户的收入水平，这样的假设可能忽视了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收入分配是否会对农业保险需求产生影响，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和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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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simulation laboratory of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Exchange，Liaon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Dalian，Liaoning 116052，China；School of Finance，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Liaoning 116052，China）
为了全面评价我国传统农业，还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对它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水者，把传统农业作为它的土壤或基础，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农史界，从文化角度审视农业史的，已故石声汉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是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注意研究农业文化史的人多了起来。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概述了农业文化的内容和范围，农业文化史研究的层次和功能，并能中国农业文化作了宏观的评估。[6]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各方面的特点和影响，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32d]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一文，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等的专门研究，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转贴于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9]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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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86
55.钱 穆：农业与中国文化载于《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集中
重庆出版社88
56.游修龄：a.清代农业的成就和问题 农业考古90.1
b.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历史启示——中国与日本的比较 古今农业93.1
57.章有义：近代东北地区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一个实证 中国经济史研究90.3
58.曹隆恭：试论我国农业的历史特点农史研究第二辑 农业出版社83
59.董恺忱：a.世界农业发展述略——兼论东西方农业的特点 世界农业80.3.4
b.从世界看我国的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 农业考古83.2
c.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和集约农法词义辨析 平淮学刊第二辑，商业出版社90
60.董恺忱.杨直民：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 农史研究第四辑，农业出版社84
61.程洪：美国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趋势与特点 历史研究88.4
62.薛国中：16－18世纪的中国农业革命 武汉大学学报90.2
63.薛涌：中国文化纵横谈——林维明教授采访记 社会科学86.8
64.许倬云：中华农业史导言 台湾商务书店79
65.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概论 载中华农业史 台湾商务书店79*
66.任觉民.孔一士：谈现化农业的困扰及出路，兼论中国农业前途的抉择 香港(抖擞)80.5
67.李约瑟：历史与对人的估评——中国人的世界科学技术观，载李约瑟文集
辽宁科技出版社86
68.熊代幸雄(董恺忱译)：论中国旱地农法中精耕细作的基础 中国农史81.8
69.饭沼二郎(董恺忱译)：古代旱农在世界农业史上的地位 平淮学刊第五辑上册，
光明日报出版社89
70.Wen Dazhong and Davld Pimenbel （1986）“Seventeenth Centrry Organic Agriclture in China：1.Cropping Systens in Jiaxing Region”Humam Ecology.14：2：15－28
转引自张瑞德：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危机——近人研究成果的评述，（打印稿）
71.帕金斯（伍丹戈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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