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选题的背景及研究的意义
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想方设法促使储蓄充分地转化成投资。包括新古典经济学的“储蓄论”、凯恩斯学派的“投资论”或者基于发达国家经济实践的“经济增长理论”在内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均没有考虑储蓄-投资的转化过程,而只分析研究了储蓄与投资的这两个端点及其数量上的均衡。他们假设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一直处在理想的状态中,储蓄能够充分地、有效地转化成投资,这明显与实际情况不一致,也不够全面。资本形成的的物质基础来源于丰富的储蓄供给,但反过来说,充足的储蓄供给却并不一定意味着较髙的资本形成水平,这其间的关键在于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状况。我国目前储蓄投资转化旳基本现状是国内储蓄大量剩余和引入巨额外资同时存在。即国内大量的储蓄资金处于闲置的状态,而同时我国又花费巨大的代价引进外国资本进行投资,这是我国经济目前所特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甚至在我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个现象本质上反映出的是我国储蓄投资转化的低效率。同时在现实经济中,各部门中各主体的储蓄规模和投资需求很难在时间和空间上达成一致,资金亏细部门的投资可能会受到储蓄规模不足的限制。这就需要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实现资金盈余部门的储蓄向资金亏绌部门的转化,从而提髙资本形成的数量。这个机制就是金融机制,这是由储蓄、投资主体相分离决定的。储蓄向投资转化需要中介机构,这是现代经济社会的必然选择,金融机制在储蓄投资转化中的重要作用使得金融机制成为储蓄投资转化中的核心机制。约翰.G.格利和爱德华.S.肖早在1960年《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就对此作过阐述。
………….
1. 2本文的写作思路和框架结构
本文以储蓄投资转化相关理论为基础,研究思路总体为:提出研究目的——国内外文献综述——重庆市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现状判断——分析重庆市转化效率低下的金融体制成因——最后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采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国内外储蓄投资转化理论的回顾和评述,从理论上分析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并对本文的研究范围和主要概念进行界定,为后面的深入剖析奠定基础。同时搜集、整理了重庆市历年来大量的经济数据,分析得出了重庆市历年来的储蓄量、投资量以及转化效率的状况,并以重庆市金融业相关数据来说明了造成重庆市储蓄投资转化低效的成因,为提出政策建议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第一章是导论,主要介绍了文章储蓄投资转化率的选题背景、研究的意义,以及写作思路和全文的框架结构。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国内外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理论,并对各家理论做了简单的评述。第三章主要是通过数据来分析重庆目前的储蓄投资转化现状,包括储蓄和投资总量上的现状、储蓄投资缺口和转化效率以及投资低效率格局反作用于储蓄投资转化等多个方面。第四章介绍了重庆市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低下的金融体制原因。主要影响重庆市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低的原因有重庆市金融中介的信贷配置效率低下、资本市场上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和工具较为单一、重庆市证券市场发展水平低、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还不是合格的市场主体、利率非市场化等等。第五章主要提出了提高重庆市储蓄投资转化率的方向建议。建议继续深化国有金融企业改革,大力发展非国有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建立以利率为引导的储蓄转化机制,大力发展证券市场,提高直接金融转化效率,疏通民间投资渠道,加快资本跨区域跨部门流动等等。第六章对全了总结。
………….
2国内外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理论
2. 1国外储蓄投资转化的研究
储蓄-投资转化旳问题在国外经济理论研究中很早就是一个热点问题,但却很少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的、系统的分析。西方经济学者们基本上都是把储蓄一投资问题纳入金融体系的一部分,从而通过研究金融系统功能来分析储蓄投资转化。因此储蓄投资转化理论缺乏系统性,显得十分零散。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理性人假设、完全信息假设、完全竞争假设和市场出清假设前提下,通过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是一种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对于储蓄和投资理论而言,古典学派认为利息是储蓄的报酬,是投资和资本形成的成本,利息率是资本市场上的价格,它可以保证经济社会的资源实现充分就业,不会出现总需求不足的情况,储蓄与投资之间的转化不存在任何摩擦或是障碍,储蓄可以完全转化为投资。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储蓄与投资分别由消费者的行为和生产者的行为决定,很难协调一致,投资不一定随着储蓄的增加而等量增加。由于利率粘性的存在和资本边际效率的长期下降趋势,投资在没有完全吸收储蓄倾向和收入所提供的储蓄之前就停止了,有效需求(即社会总需求)通常都是不足的。供给并不能创造它自身的需求,“萨伊定理”只有在特殊假设条件下才可以成立。凯恩斯的投资乘数原理认为:在边际消费倾向一定的条件下,投资的增加(或减少)可带来国民收入若干倍的增加(或减少)。因此是投资决定了储蓄,而非储蓄支配投资。这与在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利率是调节投资和储蓄相均衡的杠杆”理论相违背。
…………
2.2国内储蓄投资转化的研究
储蓄-投资转化效率、转化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是近年来国内学者比较热衷的研究课题。一些学者通过对我国转化效率现状的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来改善我国的效率现状;一些力图分析其转化机制,想通过完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来提高储蓄投资转化效率;还有一些学者则把目光投放在储蓄与投资的相关性上面,利用做数据模型的方法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贺学会(1996)通过对政府、企业、家庭这三个部门的储蓄投资行为进行分析,认为储蓄投资未能有效转化的原因是经济货币化程度低导致的,金融资产品种不丰富、规范化程度低等诸多因素影响了经济货币化程度,建立了多渠道和多工具、高质量和高效率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的目标模式。武剑(1999)认为,预期收入的不稳定性、社会需求结构变动以及实际利率提高造成了居民储蓄膨胀,政府对投资规模过度压缩、大量银行坏账、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等多种因素造成了我国投资压抑的局面,必须深化社会保障制度和投融资制度的改革,实现市场利率化。肖红叶,周国富(2000)通过对中国不同地区的储蓄资源配置、投资内部结构等多方面的比较分析,得出了目前我国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是低效的结论,并且指出各地区之间储蓄资源的不均衡发展是低效的原因之一。
…………
3重庆市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现状....... 15
3. 1重庆市储蓄现状分析.......15
3. 1.1重庆市储蓄的总量情况....... 15
3. 1. 2重庆市储蓄率的变化情况....... 16
3. 2重庆市投资现状分析 .......17
3. 3重庆市储蓄缺口和储蓄投资转化率....... 20
3. 4投资低效率的格局反作用于储蓄投资转化效率....... 21
4重庆市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低下的金融体制原因分析....... 25
4. 1重庆市金融中介的信贷配置效率低下....... 25
4. 2重庆市资本市场上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 29
4. 3重庆市直接融资比重小,效率低....... 32
4. 4重庆市证券市场发展水平低....... 34
4. 5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还不是合格的市场主体....... 35
4. 6非国有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水平低....... 36
4. 7利率市场化水平低 .......38
5提高重庆市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的方向建议 .......41
5. 1继续深化国有金融企业改革.......41
5. 2建立以市场利率为引导的储蓄转化机制....... 44
5.4疏通民间投资渠道,放宽民间资本投资领域....... 46
5. 5加快资本跨区域跨部门流动....... 46
5提高重庆市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的方向建议
5. 1继续深化
国有金融企业改革,大力发展非国有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要想提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就应当关注内、外源方式的转化,直接、间接融资方式的协调与结合,掌握其间的平衡关系。而这之间的平衡,必定要将储蓄转化投资需要的多样化微观主体定位基础,因此,一定要持续加深国有金融企业的革新,不断推动非国有银行、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发展,建立高质量的内源与外源转化需要的市场微观因素。加深国有金融企业的革新,塑造市场的微观主体十分关键,不但可以帮助提升外源的转化能力,同时也能推动内源转化能力的发展。如果人们面对许多企业遇到的道德风险问题,第三方中介机构不能坚守职业道德,股市投机现象频现,甚至货币政策执行过程受到了阻碍时,人们才会察觉到改革的进程也是很难推进的。如果奖励机制、产权维护与信誉问题频繁滋扰,优质的企业也不可能诞生,这些规律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适用。因此,在微观主体的非市场化条件之下,想要提升储蓄转化投资的效率是不切实际的。就银行而言,产权清晰、政府、企业与银行相分离是实现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的必要条件。只有如此,各市场主体才可以独自展开经济决策,彼此的借贷行为在平等且自愿的基本原则之下,按照利润最优的指向来完成。自然而然地,市场就决定了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资金流动和配置,从根源上保护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资产,提升了国有银行这一媒介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建立能够适应市场发展的国有商业银行的一个重要手段。
…………
作者简介：魏亚平（1956-），女，湖北荆州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企业投融资；宋佳（1989-），女，山西吕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投融资。
摘要：基于文化创意企业特征，对外源融资约束时投资支出依赖内源融资能力的敏感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创意企业内源融资能力和投资机会对投资支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外源融资约束对投资的影响与企业的成长性有关，低成长性企业外源融资约束对投资支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外源融资受限时投资支出主要依赖于内源融资能力，而对高成长性企业，外源融资约束与投资支出正相关。
关键词：内源融资能力；外源融资约束；投资支出；文化创意上市公司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10-0074-04
The Effect of Internal Financing and External Financing
Constraints on Investment Expenditure
——Take Cultural and Creative Listing Enterprises as an Example
WEI Yaping， SONG Jia
（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enterprises， researches the sensitivity of investment spending depends on internal financing ability when external financing is limit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cultural creative enterprises′ internal financing ability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growth of investment spending， the effect of external financing constraints to investment is related with the growth of enterprises， low growth enterprises′ external financing constraint has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investment spending， and investment spending mainly relies on internal financing ability when external financing is limited， but as for the high growth enterprises， external financing constraints shows positive correlatior with investment spending.
Key words： internal financing ability；external financing constraints；investment spending；cultural and creative listing enterprises
1引言
文化创意企业是按照商业运作方式运作，最终实现企业盈利的微观组织结构[1]。与我国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面临的基本约束一样，在市场化竞争环境的动荡性和多变性中，文化创意企业的资金成为稀缺资源，内部融资与外部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决策。多数文化创意企业以人力资本、版权、知识产权作为主要资产，具有典型的无形性，创意产品形成过程的不确定性和市场需求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其高风险性，而创意的独特性使得创意产品的盈利具有可持续性，一旦创意成果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衍生产品及其他服务将给企业带来丰厚的收益，因此文化创意企业具有不同于传统企业的轻资产、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进而其投融资行为也表现出一些特性。首先，文化创意企业轻资产的特性使其缺乏有形资产抵押物，加之投资周期长、风险高的特性，容易增强投资者风险厌恶的程度，使银行等金融机构提高对文化创意企业的贷款利率；其次，文化创意企业生产的是融文化、创意、时尚等为一体的产品，有着时尚潮流、个体嗜好、社会环境、文化差异等多种不确定因素，因此消费者的需求具有很大的随机性，这种随机性决定了企业对投资机会的把握需要更及时、准确，从而使其投资表现出明显的高时效性。由此可见，文化创意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受到企业特征的影响较大，这些特征是否会导致企业依据自身融资能力和外源融资约束在融资顺序选择上做出调整，是否会连带影响投资支出水平等问题目前的研究还较少。因此，本文将对文化创意企业内源融资能力和外源融资约束对投资支出的影响进行研究。
2相关文献回顾
内源融资主要指企业将留存收益及可动用的金融资产转化为企业再投资资金来源，内源融资能力即企业从自身内部融通资金的能力[2]。外源融资是从企业外部通过股权和债权筹集资金，我国上市公司增发或配股等外部股权融资的审批程序复杂，且要求较高，并不是其可稳定依赖的资金来源，所以本文的外源融资主要指外源债权融资[3]。
早期的MM理论认为在完全的资本市场下，企业的融资方式不会影响企业本身价值进而影响其投资行为，投资决策只与公司面临的投资机会有关。而在非完全资本市场上，外部融资成本大于内部融资成本，公司的资本结构和融资渠道都可能对投资决策产生影响[3]。Bernanke[4]和Gertler[5，6]等从问题的角度发现，当公司内外部融资成本存在差异时，投资决策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公司的内源融资能力，外源融资越困难，投资对内源融资能力的依赖性越强。Fazzari研究了1970～1984年美国422家大型制造业公司的投资行为，按现金股利支付率的高低将样本数据分为财务受限（即外源融资受限）组和不受限组，发现在控制投资机会的前提下财务受限组的投资受经营现金流的影响较大[7]。Hoshi（1991）、Schaller（1993）、Elston（1993）等分别研究了日本、加拿大、德国的情况，大致得出类似的结论，即财务受限越严重，投资受经营现金流的影响越大[3]。
我国学者冯魏将国内上市的135家制造业公司1995～1997年间的样本数据划分为财务受限组与财务不受限组，实证发现，在以TQ控制投资机会的前提下现金流可以部分地解释公司的投资行为，且财务受限组现金流的解释能力更强[8]。陆正飞等通过对2000～2002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回归，进一步分析了融资对投资支出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投资支出同投资机会和内源融资能力正相关，同外源融资限制负相关，但外源融资限制越严重，企业投资越依赖内部融资能力的假设没有得到证明[3]。
综上所述，企业内源融资能力和投资机会与投资支出正相关，在控制投资机会的情况下，外源融资约束越大，企业投资越依赖内源融资能力的假设没有得到一致的证实。那么，文化创意企业的内源融资能力及在外源融资约束情况下对投资支出的影响是否也具有传统企业的特点？本文以文化创意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并实证检验，以期揭示文化创意企业融资能力与投资支出的关系。
3模型与假设
新古典投资理论认为，在完全资本市场上，投资机会成为均衡资本量的唯一决定因素[3]，而文化创意企业的高时效性决定了投资机会对企业投资支出的作用更加明显，用平均Tobin Q来表示投资机会，则决定投资的方程为[3]：
I/K=α+βTQ+ε（1）
其中，I为投资支出额；K为期初资本量，一般指上期期末总资产；为了消除企业规模的影响，将I除以上期期末总资产（K）进行标准化；TQ指Tobin Q值。
虽然这个结论是在完全市场假设下得到的，但对研究非完全市场的投资行为也具有借鉴意义[3]。在非完全市场上，外部融资成本的增加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投资不足，当外源融资受限时，企业只能依靠内部积累进行投资，而内源融资能力直接影响企业的资本积累，从而影响投资行为，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投资机会一定时，企业外源融资约束越严重，企业投资支出受内源融资能力的影响越大。可通过以下方法验证上述理论与推理对文化创意企业是否成立：在原方程中加入代表内源融资能力的变量，以经营净现金流量（CF）表示，并进行标准化处理；同时加入表示外源融资约束的变量，用哑变量D表示，受到约束用1表示，不受约束为0。于是回归模型如式（2）：
I/K=α+β0*（CF/K）+β1*TQ+β2*D*（CF/K）+β3*D+ε（2）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文化创意企业的投资支出与内源融资能力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假设2：文化创意企业的投资机会对投资支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假设3：在外源融资受到约束时，文化创意企业投资支出对内源融资能力的依赖更大；
假设4：外源融资约束对文化创意企业的投资支出产生抑制作用。
4实证研究
4.1变量选取
（1）投资支出（IK）。 传统的长期性投资支出（I）为本期固定资产、长期投资及在建工程增加值之和，而文化创意上市公司的无形资产及开发支出在长期性投资支出中占有较大比例，因此本文把无形资产和开发支出也纳入考虑范围[9]。此外，工程物资用于核算企业为在建工程准备的各种物资的价值，对文化创意企业来说，尤其是影视类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各种拍摄器材及辅助配件都属于企业的工程物资，因此将工程物资也考虑进来。修正后的长期性投资支出为：
长期性投资支出（I）=本期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在建工程+工程物资+无形资产+开发支出增加值
IK=长期性投资支出（I）/上期期末总资产（K）
（2）内源融资能力（CFK）。衡量内源融资能力的变量在国内外已有研究中大多使用经营现金净流量，本文延用这一度量方法，并将经营现金净流量（CF）标准化为CFK[9]。
CFK=CF/上期期末总资产（K）
（3）投资机会（IG）。 已有的研究通常用TQ反映投资机会，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文化创意企业大多以无形资产为主，某一时点的股价难以反映企业的真实价值，因此用TQ表示文化创意企业的投资机会不太准确。Christie（1989）用消除规模影响后销售收入变动的方差作为投资机会的替代变量[10]，为了简化计算，本文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IG）作为投资机会的替代变量。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IG）=（本期主营业务收入-上期主营业务收入）/上期主营业务收入
（4）外源融资约束（Div/Det）。 本文将样本分为融资约束组和融资不受约束组，采用两个变量表示，第一个变量为现金股利支付率情况（Div），当单一企业的现金股利支付率高于平均现金股利支付率时说明企业外源融资不受限，用0表示，相反则说明企业外源融资受限，用1表示[11]。第二个变量为资产负债率（Det），资产负债率越高，外部融资约束越大，资产负债率是一个连续变量[3]。
确定变量后回归方程表示如下：
IK=α+β0*CFK+ β1*IG+β2*Div + β3*Div_*CFK +ε（3）
IK=α+β0*CFK+ β1*IG+β2*Det + β3*Det_*CFK +ε（4）
4.2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2011年及以前上市的文化传播类公司，共28家，以2009～2011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为了保持数据的有效性，剔除 ST的公司，在样本期间通过买壳上市的公司只选取正式更名后的样本数据，经筛选最终选取了 2009年17家、2010年20家、2011年23家，组成60个样本数据。相关数据来自新浪财经数据中心、凤凰财经网站。
4.3描述性统计
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
表1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Div=1
（30个）IK0.1480.0420.380CFK0.1170.1240.153Det0.3940.3240.220IG0.2220.1150.504Div=0
（30个）IK0.1980.0560.649CFK0.1220.1080.212Det0.2890.2650.179IG0.3220.2000.460从表1可以看出，标准差都较小，表明样本数据较稳定。具体来说，文化创意企业外源融资约束组（Div=1）的平均投资支出（IK）低于外源融资不受约束组（Div=0）约5%，基本说明假设4成立；而反映内源融资能力的经营现金净流量（CFK）两组相差不大；对于投资机会，外源融资不受约束组的平均主营业务收入率（IG）高出外源融资约束组10%，说明外源融资不受约束组的文化创意企业成长性也较高，反过来也可能是因为投资机会多（成长性较好）的企业能够吸引投资者资金，因此外源融资没有约束。
此外，无论外源融资是否受约束，文化创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Det）都较低，外源融资约束组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不到40%，而不受约束组（Div=0）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比约束组（Div=1）还低近十个百分点，这可能是文化创意企业缺乏高抵押性资产而受到银行等金融机构歧视的结果。同时也可以得出反映外源融资受限的两个变量正相关。
4.4回归结果
本部分使用SPSS170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
从表2模型整体的检验效果来看，两个回归方程调整后的R2分别为74.2%和72.7%，说明自变量在总体上解释了投资支出变动72%以上的原因，方程拟合程度较好。P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α，说明回归方程有效，且两个方程的D-W值都表明不存在明显的自相关性。内源融资能力和外源融资约束对投资支出的影响具体为：
表2回归结果
变量系数标准差t值P值以Div为替代变量CFK1.7500.2616.6920.000***R2=0.742IG0.5270.0935.6820.000***D-W=1.512Div0.1130.0891.2670.210P=0.000aDiv_CFK-0.8750.428-2.0450.046**以Det为替代变量CFK1.1660.4552.5610.013**R2=0.727IG0.4700.0935.0430.000***D-W=1.187Det-0.1450.216-0.6730.504P=0.000aDet_CFK1.3261.4420.9200.362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1）以Div和Det作为外源融资约束的替代变量，文化创意企业投资支出都与内源融资能力（CFK）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文化创意企业的内源融资能力越强，投资积极性越高，对投资支出具有刺激作用，假设1成立。
（2）投资机会（IG）作为影响文化创意企业投资支出的重要因素，以不同变量代表外源融资是否受约束进行回归得出相同的结论，即投资机会对投资支出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投资机会越多，投资支出越多，这也符合文化创意企业对投资时机把握要求高时效性的特点，假设2成立。
（3）Div为外源融资是否受约束的替代变量时，IK与Div的系数为正，与假设4相反但不显著，而IK与Div和CFK的交互项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与假设3相反。这可能由于以现金股利支付率的高低判断企业外源融资是否受约束不太准确，也可能是文化创意企业对投资时机把握要求高，一旦有好的投资机会，即使外源融资受限，也会通过其他渠道筹得资金进行投资，减弱了投资支出对内源融资能力的依赖。此外，为了弥补文化创意企业因投资风险较大、回报期较长降低投资者预期收益的缺陷，上市公司可能会用较高的股利支付率吸引投资者，出现外源融资受约束依然分红的情况。
（4）Det为外源融资是否受约束的替代变量时，虽然Det系数小于0，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外源融资受约束对投资有抑制作用，但不显著，假设4无法得证。Det与CFK交互项的系数为正，可以从直观上说明外源融资约束越大，企业投资支出对内源融资能力的依赖越大，但也不显著，假设3不能被证明。这也验证了描述统计中文化创意企业负债率相对较低，削弱了负债对投资的约束作用。这可能是文化创意企业因缺乏传统的抵押资产使外源债权融资受到约束，因此在选择外源融资时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融资优序理论，更倾向于股权融资，股权融资的偏好降低了投资支出在外源融资受约束时对内源融资能力的依赖。
4.5分组回归
上述回归中假设3和假设4没有得到显著证明，这可能是由于文化创意企业对投资机会的把握要求非常高所致，因此有必要按照不同投资机会对企业分组，进一步研究内源融资能力与外源融资约束对投资支出的影响。由于以Div作为外源融资受约束的替代变量具有一定的缺陷，后面的研究以Det作为外源融资约束的替代变量。
Lang等的研究结论指出负债水平与投资规模负相关只有在低成长企业中才成立，对于高成长企业负债的约束作用并不明显，甚至有时出现负债水平与投资规模正相关的情况[12]。但Ahn等人（2003）得出了相反的结论[9]。本文将样本数据按照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分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高于平均水平的企业为高成长性企业，用1表示；反之则为低成长性企业，用2表示。分组后的描述统计如表3。
表3分组数据描述性统计
分组样本数平均值标准差 Det 1230.3140.257 2370.3580.169从表3可以看出，标准差都小于03，说明可靠性较好。低成长性文化创意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值比高成长性的公司高近5个百分点，说明文化创意企业资产负债率的高低与其成长性高低呈反向变化，即成长性越高，资产负债率越低，外源融资约束越小，这可能是成长性好的文化创意企业能够吸引投资者的青睐，以股权融资方式解决企业资金问题的原因。也符合一些实证研究成果，即成长机会高的公司应该选择较低的财务杠杆[9]。分组回归结果如表4。
表4分组回归结果
系数标准差t值P值低成长性组CFK0.2430.6110.3970.696IG0.6200.2043.0410.007***Det-0.5800.307-1.8890.075*Det_CFK5.5892.2212.5170.022**高成长性组CFK0.2550.4790.5320.598IG0.2410.0962.5000.018**Det0.2970.1442.0530.048**Det_CFK-0.9371.079-0.8690.392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1）不管是高成长性组还是低成长性组，CFK与IK都具有正相关关系，但都不显著。这可能是根据成长性进行分组后，每一组内的文化创意企业成长性相差不大，因此内源融资能力对投资支出的影响也较为相似，显著性降低。
（2）投资机会在高成长性组和低成长性组都与投资支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投资机会对所有文化创意企业的投资支出都具有促进作用，再次证明了假设2成立，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文化创意企业的投资受投资机会的影响很大，突显了高时效性。
（3）低成长性文化创意企业的外源融资约束在10%的水平上对投资支出有显著的限制作用，且在外源融资受到约束时，投资支出显著地依赖于内源融资能力，约束越大，投资支出对内源融资能力的敏感性越大。高成长性文化创意上市公司的外源融资约束在5%的水平上表现出与投资支出的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高成长性的文化创意企业具有广泛的投资机会，能够吸引投资者进行投资，从而增加了投资支出。这与Lang等 （1996）的研究结果一致。
4.6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证明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表示投资机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IG）替换为净利润增长率（PG），得到的结论与前文所述结果一致，说明该模型的可靠性较好。本文在对文化创意上市公司进行分组时选取现金股利支付率情况的高低和资产负债率作为外源融资是否受约束的替代变量，在显著性水平下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5结论与局限
综上所述，我国文化创意上市公司因其特殊的文化与经济属性，其内源融资能力和外源融资约束对投资支出的影响因成长性的不同而不同。但内源融资能力、投资机会对不同成长性企业的投资支出都具有促进作用，因此文化创意上市公司仍然要增强内源融资能力，同时特别关注投资机会，在外源融资能力受到约束时仍然能够通过其他渠道筹集资金进行必要的投资，减少外源融资约束对投资支出的抑制作用，即减弱对内源融资能力的依赖，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文化创意企业融资难问题具有“异曲同工”之效。
本文的局限性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1）选取了文化传播类上市公司代表文化创意企业样本，按条件进行剔除后样本容量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实证结果的普遍性。
（2）变量的选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针对我国文化创意上市公司的特点作了一些修正，但仍有不足。比如以现金股利支付率的高低判断企业外源融资是否受约束不太准确，这可能也是造成回归结果与假设相反的一个原因。
参考文献：
[1]丛海彬.文化创意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企业活力，2011（1）：72-75.
[2]赵亮.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融资能力研究[D].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3]陆正飞，汤睿.内部融资能力、外部融资限制与企业投资行为[J].会计论坛，2005（8）：3-11.
[4]Bernanke，Ben， Mark Gertler.Agency Cost，Net Worth and Business Fluction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9，79：14-31.
[5]Bernanke，Ben， Mark Gertler.Financial Fragil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0，105：97-114.
[6]Gertler，Mark.Financial Capacity and Output Fluctuation in an Economy with Multiperiod Financial Relationship[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2，59：455-472.
[7]Fazzari Steven， R Glenn Hubbard， Bruce Petersen.Financing Constration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88，19：141-195.
[8]冯魏.企业投资行为研究[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
[9]张斌.文化产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对其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D].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10]艾健民.企业多元化投资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基于投资机会集设定的视角[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31（5）：73-76.
关键词：风险投资；广义决策；研究综述
基金项目：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知识产权风险投资优化机制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0YJA630113）的资助
风险投资业作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产业对加快科技创新，支持创新创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风险投资具有高风险特征，风险投资的投资决策实际上是不确定条件下进行的，单一阶段的投资决策已很难适用于未来市场极不确定、风险极高的风险投资决策。为了实现投资预期收益，风险投资的决策过程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多阶段过程，不仅包括投资前项目选择的决策，而且包括对投资后的管理。只有在风险投资的各个阶段、各个层面都做到科学合理的决策，风险投资才能实现高收益高回报的初始目的。因此，从广义视角来理解风险投资决策应该更为科学。
关于风险投资决策问题，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风险投资家对风险项目（企业）的选择决策上，这其实是狭义层面的决策，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而关于广义层面的决策优化问题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基于广义决策的视角，从风险投资的风险识别、量化，项目的投资组合优化，投后绩效管理与退出决策等几方面来展开相应的文献综述。
一、关于风险投资风险因素识别的研究
关于风险投资风险因素的识别，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被投企业的企业家及其管理团队（Fried & Hisrich，1994；Deventer & Mlambo，2009）、风险与契约关系安排（Gompers & Lerner，1999；Huyghebaert & Mostert，2008）、技术和市场风险、法律经济和政策环境（Moriarty & Kosnik，1989；Chocce & Ubeda，2006；Koryak & Smolarski，2008）、风险投资家本身的能力（Dimov & Shepherd，2005；Yung，2009）等。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案例研究、建立模型、使用新数据库等。中国学者对于风险投资的风险因素识别较早是从分析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的风险开始的，学者们（李建华和葛宝山，1994；布拉格，2005；陈建华，2006；王庆民，2009；刘曼红，2011；包乌日汉，2012）都从各自的视角对风险投资风险进行了识别和分析，但总的来说，立足中国国情，从创业企业、风险投资机构以及企业外部环境三方面比较系统、全面地分析风险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还比较缺乏，因而，加强基于中国国情的比较系统、全面的风险投资风险因素识别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二、关于风险投资风险度量的研究
从研究文献上来看，风险度量方法主要有方差、标准差、半方差、离差、绝对偏差等偏离期望值的各种变形形式等、在险值VaR法、条件在险值CvaR法等。
方差、半方差、 绝对偏差等方法主要用于对投资风险的度量。随着风险测度理论研究的逐渐发展，人们对风险本质的认识也日益深入。研究发现，用方差方法不能准确地度量真实风险的大小（单伟勋，2013）；使用半方差法进行风险度量时，需要首先设定目标收益率，这种设定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而绝对偏差法，由于用投资收益率的一阶绝对中心矩来代替二阶中心矩，发散的可能性比较低。因而从理论上说，风险的绝对偏差度量要优于方差度量（徐绪松，王频，侯成琪，2004）。
在险价值VaR（Value at Risk），一般被理解为在给定的市场条件和给定的置信水平[α]下，在未来某个持有期间内，某一投资组合预期会发生的最大损失（刘骅、卢亚娟，2012）。考虑到VaR不是一个一致性风险度量，理论界在1997年提出了VaR的修正方法，即条件风险价值（CVaR），它是指在投资组合的损失大于某个给定的VaR值条件下的期望损失。CVaR与VaR的区别首先在于，CVaR不是一个单一的分位点，而是尾部损失的均值，当所有大于VaR的损失值都被考虑到时才能计算，因此CVaR对尾部损失的测量是比较充分的（肖甲山，2008）。VaR方法和CvaR法主要被用作度量和管理损失。
对于绝对偏差方法的应用研究，中国学者武敏婷、孙滢、高岳林（2010）、张鹏（2011）、西爱琴（2006）等作了尝试，并很好地解决了度量和控制投资风险、多阶段投资组合优化以及农业生产风险的度量等问题。鉴于此，笔者认为选择“绝对偏差方法”来度量风险投资的投资风险是比较合适的。
三、关于风险投资投资组合优化的研究
关于投资组合优化理论的研究，主要经历了现资组合理论以及行为组合理论两大发展阶段。50年代以前早期的投资组合理论，已经有了风险条件下追求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思想（现资组合理论的精髓），但还没有使用量化的方法。Markowitz（1952）发表题为《证券投资组合的选择》的论文，对充满风险的证券市场的最佳投资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标志着现资组合理论的产生。现资组合理论考虑的是理性投资者如何借助于分散投资来优化其投资组合，其研究问题的基点在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是对两个目标：“预期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权衡（Markowitz，Harry M.1952）。现资组合理论中基于效用理论形成的各种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可以分析投资者的风险反应及风险条件下的决策行为（西爱琴2006）。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风险投资的高风险特征，使得在对风险投资决策行为进行研究时必须要考虑风险因素。因此预期效用理论及其相关模型方法也可以在对风险投资机构风险决策优化行为的研究时被采用。
作为新兴理论的行为组合理论，目前的研究尚处于理论分析阶段，大量的实证检验将是其今后主要的研究方向。
四、关于风险投资投后管理等的研究
围绕风险投资决策优化的总目标：在达到预期收益的情况下，使总投资风险最小，风险投资机构除了做好投资前项目选择决策外，还必须考虑投资后对创业企业的管理，以控制投资风险，提升投资绩效。
总结
风险投资的高风险特性，决定了风险投资决策过程是一个复杂且多阶段的过程；对于风投机构来说，投资决策实际上是一种风险行为，如果决策缺乏科学性，则必将导致最终投资的失败。本文基于广义决策的视角，从风险投资的风险识别、量化，投资组合优化以及投后管理等方面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从现有文献来看，对于风险投资风险因素的识别，立足中国国情，从创业企业、风险投资机构以及企业外部环境三方面比较系统、全面地分析还比较缺乏；对于风险投资风险的度量，笔者认为选择“发散的可能性比较低”的绝对偏差方法来度量投资风险是比较合适的；对于风险投资组合优化决策，现有研究文献中很少见到将MOTAD模型用于风险投资决策中，而基于MOTAD模型可以很好解决农场生产风险决策问题，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将MOTAD模型应用于风险投资决策优化行为分析和投资组合优化问题的研究。关于风险投资投后管理，国内目前尚缺乏对投资后风险投资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理的研究。此外，从资产安全性角度考虑合适的风险投资退出时机，以及采用决策树法，以预期收益为标准来辅助进行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决策还不多见。综上，笔者认为基于广义决策视角，从风险投资风险的识别、量化，投资组合优化以及投后管理与退出决策等方面系统地展开对风险投资广义决策优化问题的研究，最终实现风险投资预期的投资目标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洪怡恬，金式容.成长期权在风险创业项目投资决策中的应用.商业研究， 2003（24）：104-106.
【关键词】上市公司 投资分析 理论
一、企业投资理论
凯恩斯主义投资理论起源于1930年，以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投资思想为基础，并经过凯恩斯的追随者们进一步深化而成。凯恩斯投资理论以投资的有效需求为出发点，指出资本边际效率与利率之间的变化关系，投资与利率呈负向关系，而与资本边际效率成正向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经济学家认为影响投资效率的因素不能简简单单以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水平全部决定，还需要考虑其他多方面因素。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学者Jorgenson（1963）以厂商生产理论为研究基点，根据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充分考虑了经济中影响投资水平的产出等各种因素，提出了新古典投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投资决策取决于价格和市场供应量，市场价格高，市场供应较为紧张，投资水平应该增加，随着市场的均衡价格继续下降，投资水平应调整。
研究公司的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探究公司投资效率，为未来投资收益保驾护航，显得十分必要。上述投资理论对从宏观层面对公司投资决策作了深入分析，未对公司内部微观层面做深刻探讨，忽视了现代公司制度下两权分离带来的问题，不能有效揭示的微观管理层方面对公司的投资行为的影响，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二、过度投资概述
国内外关于过度投资的起源于Jensen &Meekling（1976）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理论：管理行为，成本和所有权结构文献》中的“成本理论”，指出职业经理人在公司经营活动中，可能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利己操作，从事一些损害股东利益的活动，诸如：在职消费、过度投资、懈怠工作等行为。之后诸多学者对过度投资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迈克尔・詹森认为过度投资是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即是将公司中的自由现金投资于投资净现值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赋予了更多的政治目标和经济责任。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不仅仅不利于公司长期可以持续发展更将损害我国经济的增长。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问题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三、过度投资衡量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企业过度投资影响较大的计量方法主要有三种，FHP 投资―现金流模型（Fazzdri，Hubbard，Petersen，1988）、Vogt现金流-投资机会模型（1994）、Richardson 实际投资规模与预期投资规模的残差模型（2006），我国一些研究学者通过采用这些模型，结合我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制度背景，考虑到我国经济情况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适当的调整和更换模型中相关因子和变量，结合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做了深入研究。下文将对三种度量方法作简要介绍。
（1）FHP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模型。Fazzari 等（1988）以企业自由现金流假说为理论基石，研究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与投资行为之间的敏感度关联情况而建立的模型，同时从融资的角度深入分析了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机制。研究结论表明当公司拥有投资机会的前提条件下，公司投资支出与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量密切关联，呈显著正向关系，公司内部的自由现金量的多少决定着公司的投资行为。但模型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投资支出与公司自由现金流的敏感程度，不仅与过度投资有关，也和公司投资不足有关，敏感度显著的成因不能具体划分。此外，模型中只纳入一个自由现金流量变量因素，对其他内外部因素如：公司行业、管理层特征、公司规模等因素未进行考虑，并不能直接用于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进行计量。
（2）Vogt现金流-投资机会模型。Vogt（1994）建立了以自由现金流量与投资机会的交互项为变量的实证模型，通过对模型交互项的正负符号来判定引起投资行为与自由现金流量之间显著的成因，由此判定公司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存在，为深入研究公司自由现金流与其他相关因素提供了基础。
但模型不能对公司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具体程度进行测量，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了Tobin's Q来计量公司投资机会变量，对制度不完善的环境下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制度还不健全，资本市场还不成熟，以Tobin's Q 值衡量公司投资机会，有效性存在一定问题，这对模型中的参数估计存在一定的误差，从而影响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科学性。
（3）Richardson残差模型。Richardson（2006）在研究公司自由现金流中的过度投资问题时，将公司的总投资支出分解维持性投资和新增投资净额为两个部分，并对新增投资做了进一步细分为两个方面，即预期投资和非预期投资，建立了投资模型，并用模型中的残差项对公司过度投资进行了具体量化。预期投资解释为受公司规模、成长性、行业特点、融资情况及其他之外因素的投资支出，是公司最佳投资，解释为预期净现值为正的投资支出。而非预期投资解释为投资效益低的投资支出即称为非效率投资，为实际投资与预期投资的差额。
四、结论与研究
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从而制约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提升公司投资决策的效率。公司治理机制是否有效影响着管理层的决策，影响着公司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投资决策作为公司重要的决策，关系着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和公司价值的增长基础，是公司未来利润的源泉。
目前，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赋予了更多的政治目标和经济责任。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不仅仅不利于公司长期可以持续发展，更将损害我国经济的增长，因此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问题研究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将通过引入公司治理机制，对我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究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为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抑制过度投资行为，提升公司投资效率而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参考文献：
[1]姜付秀，伊志宏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J].管理世界，2009.
关键词：不完美资本市场；公司投资；投资机会；边际Q；Tobin's Q
1. 引言
理论界之所以关心不完全资本市场条件下现代公司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宏观上是因公司投资周期性可能在不完美资本市场条件下放大导致更大的宏观经济的震荡，微观是因为不完美的资本市场导致内部资金与外部资金成本上存在差异从而对保险与信贷市场产生关键性的影响。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论证了在没有摩擦的资本市场条件下公司的真实投资决策与公司的财务结构与政策没有关联，公司投资决策不必考虑财务上的因素。Tobin（1969）提出了公司投资的Q方法，认为资本存量的市场价值与重置成本是解释公司投资需求的基本变量。这两种方法都代表了公司投资决策的新古典理论，在这两种早期的公司投资理论方法的指导下，公司投资决策不可避免地采用了代表性公司（Representative Firms）的假定。而现代公司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超越了这些无摩擦资本市场与代表性公司的假定，结合了公司投资决策中的信息与激励问题。
本文基于不完美资本市场条件下的公司投资决策这一领域核心文献的梳理，给出不完美资本市场条件下的公司投资决策在新古典框架下的标准公司投资动态模型；基于这一模型，阐述了公司投资决策实证研究模型的构造方法与过程；不但说明实证研究中的困难——投资机会Q测度，而且指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2. 实证模型的理论基础与实证模型的构建
2.1实证模型的理论基础
为了构造不完美资本市场条件下公司投资决策的实证模型，本文先介绍新古典的公司投资决策模型阐述理论基础。设公司资本是唯一的准固定要素，假定资本存量的调整为凸成本函数，风险中性的管理者选择每期的投资实现公司预期的未来利润流现值最大化。该最大化问题可以由下述模型刻画：
这里，下标i与t分别表示公司与时期；Kis表示期初的资本存量；π是利润函数；θis是对利润函数的外生冲击；C是资本存量的调整函数；Iis是公司投资； λit是资本调整成本函数的外生冲击； δ是公司资本固定的折旧率； 是公司i在时期t基于可获得的信息集Ω条件下的期望算子。由投资引起的新资本在当期就具备生产能力。
风险中性的管理者选择每一期的投资，从而使公司价值即式（1）最大化。在模型（1）中，目标函数最大化的公司投资的一阶条件为
式（3）定义了边际Q。从该式可以看出，由新增的投资带来的利润的折现值就是边际Q测度。边际Q就是投资机会的理论上的测度。由式（2）知，最大化模型（1）的关于公司投资的最优条件是新增投资的边际成本等于它的边际利润。
2.2 实证模型的构建
进一步设定资本调整成本为资本与投资的线性齐次函数为：
把这一线性齐次的函数代入式（2），进一步简化整理，得到下述公司关于投资的一个方程：
（4）
这里，εit为优化误差。式（4）就是公司投资决策实证研究中的模型设定的基石。可以对上式进一步简化为 。借鉴Fazzari et al. (1988)的处理方法，假定技术冲击为0。因此，上述简化式可以进一步简化为
（5）
式（5）代表了完美资本市场条件下的公司投资决策的实证模型。该式说明了，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上，只有投资机会影响到公司投资决策。这一点，被2.1图示分析所示，r处水平的资本供给曲线S与由投资机会决定从而左右移动的资本需求曲线D影响到公司投资，即资本存量的变化。也正如2.1图示分析所示，对于信息成本高昂处于资本市场不完美现实世界的公司而言，公司净值的变化影响公司投资。因此，可以预期式（5）中的残差εit与现实世界里的公司净值变化有关。一个公司由当前收入减去成本与税收构成的现金流可能常常受一系列的会计决定所影响，但公司的现金流常常用来作为公司净值变化的变量。因此，预测公司投资的实证模型可以表述为
（6）
由前面的分析，对于完美的资本市场而言，只要变量边际Q足以控制了投资机会，系数c应当为0，从而在实证研究中H0：c=0的假设检验应当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如果实证研究中该假设被拒绝，表明资本市场不完美，公司投资存在融资约束。上述式（6）也是大量关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实证研究文献中的模型。
3. 实证研究中的难点及其解决方法
3.1 实证研究中的难点——投资机会的Q测度
无论是理想世界还是现实中不完美的资本市场假定下，上述预测企业投资决策的实证模型设定涉及到投资机会边际Q的测度。尽管边际Q存在上文分析阐述的理论测度，但实证研究中，投资机会的边际Q测度是很困难的。如何寻找边际Q在实证研究中的变量，就成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关于投资机会Q的测度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三个Q测度，他们分别是边际Q，平均Q与Tobin's Q。边际Q在上文中已经有详细的分析。本文在此给出其他两个Q测度的简单含义，并指出实证研究中投资机会Q测度的选取、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平均Q被定义为Vit/Kit，这里的Vit是由上文中模型（1）给出，即公司管理者对公司资本存量主观估值。Tobin's Q为资本市场对平均Q的估计。在新古典的假定下，加之关于资本与投资的线性齐次的调整成本函数假定，边际Q与平均Q相等。如果资本市场是有效的，那么公司管理者对公司价值的估计与资本市场一致，从而平均Q与Tobin's Q的估计一致（Hayashi, 1982; Gugler et al. 2004）。不然发现，平均Q仍然存在实践中测度的困难，实证研究文献常常用Tobin's Q作为边际Q的变量，其估计式为
（7）
这里Dit是公司债券的市场价值，Sit是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 Nit是公司库存的重置价值，Kit是公司资本存量的重置价值。
尽管在实证研究中有了一个对边际Q进行的变量Tobin's Q，但这一存在可能较严重的测度错误。这一测度错误缘于：一是完美资本市场与线性齐次的资本存量调整成本假定在现实中不成立，导致边际Q与平均Q不相等；二是资本市场的无效导致公司管理者对公司价值的估计有偏差，导致平均Q与Tobin's Q不相等。三是即使这些假定在现实中均成立，也就是说，即使边际Q等于平均Q等于Tobin's Q，实证研究中在估计Tobin's Q所引用的式（7）也会存在测度上的误差。事实上Tobin's Q想要测度的是资本存量的市场价值与其重置价值的比。但式（7）只是一个近似。从公司市场价值Dit+Sit中扣除库存的重置价值Nit，人力资本Hit与商标的价值 等非物质资产的价值才是资本存量的市场估值，但人力资本与商标等非物质资产的估值是很困难的，所以实证研究中只从公司市场价值中扣减了Nit作为公司资本存量的市场估值。加之，Kit，Dit，Sit与Nit均是会计数据，并不能完全刻画相关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因此，实证研究中在估计Tobin's Q所引用的式（7）存在测度上的误差。在估计变量Kit，Dit，与Nit时，实证文献常用迭代程序（详细讨论见Whited（1992）），这种通行的做法又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测度误差存在序列相关，因为市场力量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存在，资本市场的预期与基本面的偏离受持续的狂热的左右。而且，用这些迭代程序近似计算等式（7）中的各个变量也直接导致测度误差存在序列相关。
3.2实证研究Q测度的解决方法——测度误差一致的广义矩方法
从前面的分析知道，在不完美资本市场中公司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涉及到公司投资机会Q的估计，通常的估计方法难以得到估计值的良好统计性质，因为不仅边际Q的测度上存在误差，而且这些测度误差还存在序列相关的问题。为了得到具有良好统计性质的估计，可以运用测度误差一致的广义矩方法（Measurement Error-Consistent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Estimators）（详见Erickson and Whited（2000）与Lyandres （2007）的讨论）。
4. 结论
现有的不完美资本市场条件下的公司投资理论在实证中的检验，遵循了结构建模的方法。本文基于标准的公司投资的动态模型的最优化条件，梳理当前文献中的研究逻辑，介绍了不完美资本市场条件下公司投资决策计量模型设定方法的背后逻辑，而且概括了当前实证研究中的存在的主要难点，即投资机会的边际Q的测度问题。当前文献普遍使用Tobin's Q作为边际Q的变量，这一实际上不但存在测度误差，而且带来这种测度误差的序列相关。测度误差一致的广义矩方法是纠正这种测度误差序列相关的有效方法。
不完美资本市场条件下公司投资实证研究的逻辑至少有三种。本文介绍的仅是其中的一种。欧拉方程方法是另外一种实证研究的逻辑，这种逻辑能够规避上述由于边际Q的估计存在的问题的。欧拉方程它能够从像模型（1）样的动态设定价值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得到，通过欧拉方程刻画相邻期最优资本存量的决定。这种方法也是遵循实证研究的结构的方法，这一方法的经典文献可见Whited（1992）与Love（2003）。最后一种绕过使用金融市场变量作为边际Q的实证研究逻辑基于将时序数据方法推广到面板数据（Panel Data）的发展。这种方法通过向量自回归（VAR）预测框架将现金流对投资的效应分解为预测完美资本市场条件下的未来获利能力部分与由于金融市场的摩擦所导致的残差组成部分。这种方法则是一种简约式的实证建模方法，这一方法的经典文献可以参见Gilchrist and Himmelberg（199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71163010）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批准号：09YJC790064）
参考文献：
[1]Erickson, T. and Whited, T. M., 2000, Measurement Erro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ment and “q”,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8 (5), 1027-1057.
[2]Fazzari, S. M. Hubbard, R. G. and Petersen, B. C., 1988,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88 (1), 141-195.
[3]Gilchrist, S., and Himmelberg, C. P., 1995,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Cash Flow in Reduced-Form Investment Equation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36 (6), 541-572.
关键词:投资理论;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
投资理论大致经历了五个多世纪的发展,也就是投资理论的萌芽、形成、发展、繁荣四阶段。逐渐形成了今天完整的投资理论体系。
一、16-17世纪末――投资理论的思想萌芽时期
在经济学史上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前古典经济学时期,特别是16世纪以前和16世纪以后至17世纪末这两个阶段。16世纪以前,西方还是简单的自给自足的资本经济结构的时候,投资的“产出大于投入”的基本思想就被一些先哲以“前科学的”眼光“模糊地”觉察到了,如互惠的交换、价值的增量比较等。16世纪初开始,西欧重商主义盛行特别是英国和法国,重商主义者都强调生产和贸易出口,使本国始终保持贸易顺差,动用国家力量利用本国资源,使本国获得尽可能多的财富,这实际上是国家的投入和产出问题,体现的是国家的投资理念和投资行为。17世纪中期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代表人物是W.配第,著名格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体现了对生产投入基本要素的早期而深刻的认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
二、18世纪投资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18世纪中叶重农主义盛行,主要代表人物是魁奈.F,在其代表作《经济表》中第一次将研究重心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对投资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重农主义者的“生产意味着创造剩余、生产行业在生产过程中生产了比其所消耗资源更多的产品”的观点,仍符合现资准则。
在重农主义学派的基础上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问世,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随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对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并使古典理论逐渐完善。古典经济理论着重研究经济的是总量问题,这还涉及到经济增长、国际贸易、货币经济、财政问题等。其主要贡献是:强调自由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和自由的投资环境制度;按照统一效率标准,提出“经济人”假设,将私人和一些组织设定为投资主体;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和绝对优势理论解释了投资选择的原则;认识到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利润是投资的持续动力;所有这些都是对投资问题进行系统性的阐述。
三、19世纪投资理论的发展
19世纪70年代初,边际学派同时出现了在西欧国家,掀起了一场边际革命,其奠基者是几乎同时独立提出主观的价值理论的三位经济学家:奥地利的门格尔、英国的杰文斯和法国的瓦尔拉斯是公认的三位理论大师。在他们的基础上分别形成了奥地利学派、剑桥学派、一般均衡学派,以及美国和瑞典的新古典主义。其中新古典主义取代古典主义成为主流。新古典主义学派深化了古典学派的投资理论,其贡献在于:新古典学派将边际原则和数理方法引入投资分析,投资分析运用数学函数和机械均衡原理量化了边际成本、边际收益、机会成本等概念。
四、20世纪投资理论的繁荣
在整个20世纪里投资理论得到了空前繁荣,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投资理论的不断完善和新古典主义投资理论的不断修正,另一方面是投资从实物投资理论转向实务和金融投资理论,从国内投资理论转向国际投资理论。
(一)凯恩斯投资理论的修正和新古典投资理论模型
1917年克拉克最早探讨过加速原理,卡恩和凯恩斯提出了乘数原理。艾文・费雪1930年在《利息理论》一书系统阐述了投资理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促使人们对当时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进行了反思和修正,另外,许多学者也进行了创新,其中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轴心,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投资理论。
1936年凯恩斯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凯恩斯投资理论的产生,他在书中提出了投资变化和收入变化关系的乘数论,乘数论认为,总投资增加时,收入的增量将是投资增量的n倍。这个n就是投资乘数。如果以ΔI表示投资增量,以ΔY表示国民收入增量,则投资乘数n=ΔY/ΔI,国民收入增量n倍于投资的增量。同时乘数的作用是双向,亦即投资的减少会引起收入n倍减少,表明投资对经济的影响会逐渐放大。
加速数原理首先是由Clark(1917)提出,在其基础上哈罗德于1939年提出了简单的加速数模型―哈罗德模型:K=v.Y
其投资函数It=Kt-Kt-1=v.(Yt-Yt-1)
K代表资本存量,Y代表产量水平,v代表资本―产量比率即加速数。该模型假设v不变和资本存量可以调整到最优。正是该假设构成了该理论的缺陷:在现实情况下,计划的投资量与实际的投资量是有差异的,资本大部分情况下不会得到充分发挥;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可以相互替代,不是一成不变的。为克服该理论的缺陷,考伊克提出了资本调整原理的投资理论,克服了加速原理的第一个缺陷。该理论假设以往各期的产出水平对当期资本存量的影响呈现几何级数递减:
Kt=v(1-λ)∑λi.Yt-i(0
Kt-1=v(1-λ)∑λi.Yt-i-1(0
其投资函数为:
It=Kt-Kt-1=(1-λ).v.Yt-(1-λ).Kt-1③
该式表明:t期的投资量取决于本期的产出水平、上期的资本存量以及v、λ值的大小。
基于加速原理和乘数原理,1939年萨缪尔森综合了两者的相互作用原理提出了乘数-加速数模型:
Yt=Ct+It+Gt④
Ct=b.Yt-1,0
It=V.(Ct-Ct-1),V>0⑥
其中Yt和Yt-1分别表示t期和t-1期的收入,Ct和Ct-1分别表示t期和t-1期的消费,It、Gt分别表示t期的投资和政府购买,b为边际消费倾向,V为加速数。该模型试图把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结合一起对经济周期作解释,同时特别强调投资变动的因素。同时该模型证明了收入的变化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和加速系数的变化。边际消费倾向决定乘数,加速系数是由于收入的变化导致的投资支出的变化。该模型还表明了投资的增长会引发多种结果,包括收入的持续与非持续增长。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根森采用边际分析方法,以市场完全竞争、生产要素相互替代可能为前提,带有很多古典特征,提出了旨在研究以长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厂商最优投资行为的新古典投资理论。乔根森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企业行为主体上,以达到最优化投资决策,其模型中包含了利率、价格、产出、资本使用成本等许多经济因素。克服了加速数原理的资本存量固定的缺陷,是个相对动态的模型。后来又经过卢卡斯、古尔德、特雷德尔、宇泽弘文分别对其修正,形成了投资的调整费用模型,并且逐渐成为新古典投资理论的核心内容。
(二)金融投资理论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经济学家的眼界不仅仅是停留在经济如何能长期增长的理论,更多的是关注虚拟的金融投资和对外投资方面的理论。这时期金融方面的投资理论成果尤其引人注目,而且对以后乃至现代的经济、金融、国际投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是深远的。二战后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楷模,其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了强大和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的支撑。20世纪50年代金融市场的运作规律也引起了当时经济理论者的关注和兴趣,就在那时真正意义的现资理论开始产生,其最重要的基础有:马克维茨的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PT:ModernPortfolioTheory)、法马的有效市场假说(EMH: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和莫顿・米勒与弗兰克・莫迪利安尼的MM理论。
马克维茨的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以方差代表资产风险,阐述了寻找资产组合有效边界的方法。即在给定风险水平下如何确定所有收益最高的资产组合或在给定收益水平下如何确定风险最小的资产组合;后来经夏普、林特纳和莫辛将马可维茨的均值-方差分析扩展到了竞争性经济中,发展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风险测度方面采用的方法,大大简化了资产风险价格的计算;出于对CAPM经验检验的验证,罗斯提出了替代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套利定价理简称APT;APT模型以无套利定义均衡,建立了资本资产的均衡价格与诸多决定因素之间线性相关的关系。
1973年Schole和Black联合提出了Black-Scholes(B-S)期权定价公式,奠定了衍生证券定价理论的基础。随后Merton、Ross、Cox和Rubinstein等人对该公式进行了进一步简化与拓展,使期权定价公式更适应现实需要。
(三)国际投资理论
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特别是跨国公司成为世界贸易的投资主体,国际投资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国际投资理论主要从资源配置方面去解释投资的原因、时机和特征,其主要理论有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弗农的生命周期理论、小岛清的比较优势投资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上述理论各自产生的前提不同,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出发解释了投资产生的原因。以上五种投资理论关系密切。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对垄断优势理论的又一发展。一国企业技术、管理、规模、资金等垄断优势是一国企业依据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比较优势投资论是继这两个理论后对FDI理论的一个补充。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没有否定垄断优势理论和内部化理论,而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吸收了这两个理论的主要论点,并且引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区位理论来解释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生产的能力和意愿。
参考文献:
1、(英)凯恩斯著;徐毓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1983.
2、AvinashDixit&RobertS.Pindyckinv-
estmentUnderUncertainty[M].PrincetonUniversityPress,NewJersey,1994.
3、Lucas.Optimalinvestmentpolicyand-
theflexibleaccelerator[J]. InternationalEco-
nomicReview,1967(2).
4、JamesTobin.AGeneralEquilibrium-
ApproachtoMonetaryTheory[J].JournalofMoney,CreditandBanking,1969(1).
5、H.J.ArrowandMordecaiKurz,Opti-
malGrowthwithIrreversibleInvestmentina-
RamseyModel[J].Econometrica,1970(2).
6、A.B.Abel.Optimalinvestmentunder-
uncertainty[J]. AmericanEconomicReview,
1983(73).
7、(美)兹维.博迪, (美)亚历克斯.凯恩, (美)艾伦.J.马科斯等著;马勇,胡波译.投资学精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8、朱宝宪.投资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量化投资 特点 策略 发展
一、引言
量化投资在国外的实践已经有了4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量化投资起步较晚，从2004年开始出现量化投资的产品，由于缺乏有效的对冲手段，直到2010年4月沪深300股指期货上市之后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开始涉足量化投资。[1]
2015年的中国股市跌宕起伏，杠杆配资引发了大幅上涨和断崖式下跌，股市出现罕见的千股涨停、千股跌停、千股停牌的奇观，众多机构投资者和散户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其中少数量化投资基金在大幅波动的市场中却表现相对稳定。量化投资基金和量化对冲策略的稳健，很快引起了全市场的关注，也成为近期银行、券商、信托等机构追捧的新的产品模式。
在此背景下，作者在本文中对于量化投资的概念、特点、策略、理论基础和发展做一个总结，希望为量化投资研究和实践做一些参考。
二、量化投资解读
（一）量化投资的定义
量化投资在学术界并没有严格统一的定义，现有的定义对于量化投资的定义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本文对于量化投资的定义为：
量化投资是指将投资者的投资思想或理念转化为数学模型，或者利用模型对于真实世界的情况进行模拟进而判断市场行为或趋势，并交由计算机进行具体的投资决策和实施的过程。
（二）量化投资的特点
1.投资决策中能够客观理性，克服人类心理对投资决策的影响。传统投资的分析决策，大多数方面都由人工完成，而人并非能做到完全理性，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很难不受市场情绪的影响。[2]量化投资运用模型对历史和当时市场上的数据进行分析检测，模型一经检验合格投入正式运行后，投资决策将交由计算机处理，一般情况下拒绝人为的干预，这样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受人的情绪化的影响将很小，投资过程可以做到理性客观。
2.能够通过海量信息的大数据处理，提高投资决策效率。我国股票市场上有近3000只股票，与上市公司相关的各种信息纷繁复杂，包括政策、国内外经济指标、公司公告、研究报告等，投资者靠自己手工的筛选根本就是力不从心。量化投资的出现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希望。量化投资运用计算机技术快速处理大量数据，对其进行辨别、分析、找出数据之间的关联并做出投资决策，大大减少了人工的工作量，提高了投资决策效率。
3.能够实现精准投资。传统的投资方法中认为投资是一门艺术，投资决策需要的是投资者的经验和技术，投资者的主观评价起到决定作用。而量化投资有所不同，尤其是在套利策略中，它能做到精准投资。例如在股指期货套利的过程中，现货与股指期货如果存在较大的差异时就能进行套利，量化投资策略和交易技术会抓住精确的捕捉机会，进行套利交易来获利。另外，在控制头寸规模方面，传统的投资方法只能凭感觉，并没有具体的测算和界定，而量化投资必须要设定严格精确的标准。[3]
4.能够快速反应和决策，把握市场稍纵即逝的机会。量化投资往往利用高速计算机进行程序化交易，与人脑相比它能够迅速发现市场存在的信息并进行相应的处理，具有反应快速、把握市场稍纵即逝的机会的特点。量化投资在速度上最出色的运用就是高频交易，与低频交易相对，高频交易是通过高速计算机，在极短的时间内对市场的变化做出迅速的反应并完成交易。[4]
5.能够有效地控制风险，获取较为稳定的收益。与传统投资方式不同的是，量化投资在获得较高超额收益的同时能够更好地控制风险，业绩也更为稳定。相关研究显示，1996年至2005年期间，量化投资基金与以所有传统主动型投资基金和偏重于风险控制的传统主动型投资基金的信息比率对比情况中，量化投资基金的信息比率都是最高，说明量化投资相对于传统投资，能够在获得更高的超额收益的同时，有效地控制风险。
三、量化投资的策略
一般的量化投资的策略指的是用来实现投资理念或模拟市场行为判断趋势从而获取收益的模型。量化投资需要权衡收益、风险、交易成本、具体的执行等各个方面，一般情况下这些方面会形成相对独立的模块。有时候量化投资策略模型也会将风险、成本等方面融合在模型中。
（一）国外量化投资策略的分类
国外习惯上将量化投资的策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阿尔法导向的策略，另一类是贝塔导向的策略。阿尔法策略（alpha strategy）是通过量化择时和调整投资组合中不同资产的头寸大小来获取收益的策略;贝塔策略（beta strategy）是通过量化的手段复制指数或者稍微的超出指数收益的策略。[6]相比而言，量化指数的贝塔策略相对更容易，所以一般情况下所说的量化投资的策略指的是阿尔法策略（alpha strategy）。
阿尔法策略主要有两种类型，分别为理论驱动模型和数据驱动模型。
理论驱动模型是比较常见的类型，这些策略是运用已经存在的经济、金融学的理论，构建策略模型，进行投资决策。理论驱动模型根据输入的数据的不同可以进一步分类，主要有基于价格相关数据的策略和基于基本面数据的策略。
数据驱动模型广泛的被运用于股票、期货和外汇市场，因为采用的数学工具更为复杂，相对而言难于理解，目前使用的还不是很多。与理论驱动模型不同，数据驱动模型认为进行投资决策其实是不需要理论的支持，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可以从数据（例如交易所的价格数据）中识别出某种行为模式或市场趋势，进而进行预测或者解释未来的模式，从中获取收益。
（二）我国量化投资策略的分类
国内比较常见的量化投资策略主要有两种分类方式，一种是按投资标的所在市场分类区分的量化投资策略，分为现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量化投资策略。现货市场包括股票市场、ETF市场和债券市场，衍生品市场包括商品期货市场、股指期货市场、国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和期权与其他衍生品市场，国内运用较多的是投资于商品期货和股指期货等期货市场。
另一种分类方式是分为两大类：判断趋势的单边投机策略和判断波动率的套利交易策略。[7]单边投机策略主要包括量化选股和量化择时，套利交易策略主要包括股指期货套利、商品期货套利、统计套利、期权套利、另类套利策略等，目前国内普遍采用的是这种分类方式。
四、量化投资理论的发展
（一）投资理论的发展
量化投资的理论基础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Markowitz（1952）[8]第一次把数理工具引入到金融研究领域，提出了均值――方差模型和风险报酬与有效前沿的相关概念，这是量化投资接受的最早的严肃的学术成果。Sharpe（1964）[9]、Litner（1965）[10]、Mossin（1966）[11]在马克维茨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这是如今度量证券风险的基本的量化模型。
20世纪60年代，Samuelson（1965）与Fama（1965）[12]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EMH），这为后来在新闻量化交易等方面提供了思路和理论支持。20世纪70年代，金融衍生品不断涌现，对于衍生品的定价成为当时研究的重点。Black和Scholes（1973）[13]将数学方法引入金融定价，他们建立了期权定价模型（B-S模型），为量化投资中对衍生品的定价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该理论之后，Ross（1976）[14]根据无套利原则提出了套利定价理论（APT），该理论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完善和发展，为量化投资中的多因素定价（选股）模型提供了基础，这也是Alpha套利的思想基础。
20世纪80年代，期权定价理论倒向微分方程求解;“金融工程”概念得以产生，金融工程着力于研究量化投资和量化交易。同期，学者们从有效市场理论的最基本假设着手，放宽了假设条件，形成了金融学的另一个重要的分支――行为金融学。
20世纪90年代，金融学家更加注重对于金融风险的管理，产生了诸多的数量化模型，其中最为著名的风险管理数量模型是VaR（Value at Risk）模型，这是量化投资对于风险控制的重要理论基础。[15]
20世纪末，数理金融对于数学工具的引入更加的迅速，其中最为重大的突破无疑是非线性科学在数理金融上的运用，非线性科学的出现为金融科学量化手段和方法论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研究工具[16]，尤其在混合多种阿尔法模型而建立混合模型时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技术。
（二）量化投资的数学和计算基础
量化投资策略模型的建立需要运用大量的数学和计算机方面的技术，主要有随机过程、人工智能、分形理论、小波分析、支持向量机等。[17]随机过程可以用于金融时序数列的预测，在现实中经常用于预测股市大盘，在投资组合模型构建的过程中，可以优化投资组合;人工智能的很多技术，例如专家系统、机器学习、神经网络、遗传算法等，可以运用于量化投资;分形理论用于时间序列进行预测分析;小波分析主要用于波型的处理，从而预测未来的走势;数据挖掘技术可以运用于数据驱动模型，还可以运用于设置模型的细节;支持向量机可以分析数据，识别模式，用于分类和回归分析。
五、国内外量化投资实践的发展
（一）国外量化投资实践的发展
本文认为量化投资在国外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从1949年至1968年：对冲阶段。该阶段是量化投资的萌芽阶段，该阶段具体的量化投资实践很少，主要是为量化投资提供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准备，量化投资脱胎于传统投资，对抗市场波动，通过对冲稳定Alpha收益，但收益率低了。
2.第二阶段从1969年至1974年：杠杆阶段。在该阶段，量化投资从理论走入了实践。在投资思路上，因为原本的Alpha策略收益有限，通过放杠杆扩大第一阶段的稳定收益。实践方面，1969年，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教授爱德华・索普（Ed Thorp）开办了第一个量化对冲基金，进行可转债套利，他是最早的量化投资的者使用者。1971年，巴莱克国际投资公司（BGI）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只被动量化基金，标志着量化投资的真正开始。
3.第三阶段从1975年至2000年：多策略阶段。在这一阶段，虽有一定的挫折，但总体上量化投资得到了平稳的发展。在投资思路上，由于上一阶段通过杠杆放大收益的副作用产生，放大以后的波动率又增大，从而转向继续追求策略的稳定收益，具体的手段是采用多策略稳定收益。实践方面，1977年，美国的富国银行指数化跟踪了纽约交易所的1500只股票，成立了一只指数化基金，开启了数量化投资的新纪元。[18]1998年，据统计共有21只量化投资基金管理着80亿美元规模的资产。[19]
4.第四阶段从2000年至今：量化投资阶段。这一阶段，量化投资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且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投资思路上，运用量化工具，策略模型化，注重风险管理。在实践方面，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前，全球对冲基金的规模由2000年的3350亿美元在短短的7年时间内上升至危机发生前的1.95万亿美元，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全球对冲基金规模有较大的回落，直到2008年之后，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对冲基金规模才开始反弹。
（二）我国量化投资的发展
本文认为，到目前为止，我国量化投资的发展的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从2004年至2010年：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我国没有足够的金融工具，量化投资在我国发展缓慢。2004年8月，光大保德信发行“光大保德信量化股票”，该基金借鉴了外方股东量化投资管理理念，这是我国最早的涉足量化投资的产品。2010年4月16日，准备多年的沪深300股指期货的在中金所的上市，为许多对冲基金的产品提供了对冲工具，从此改变了以前我证券市场只能单边进行做多的情况。
2.第二阶段从2011年至2013年：成长阶段。2011年，被认为是我国量化对冲基金元年，[21]而随着股指期货、融资融券、ETF和分级基金的丰富和发展，券商资管、信托、基金专户和有限合伙制的量化对冲产品的发行不断出现，这个阶段的量化投资真正意义上开始发展，促使该阶段发展的直接原因就是股指期货的出现。[20]
3.第三阶段从2014年至今：迅猛发展阶段。2014年被认为是“值得载入我国私募基金史册的一年”，基金业协会推行私募基金管理人和产品的登记备案制，推动了私募基金的全面阳光化，加速了私募基金产品的发行，其中包括量化对冲型私募产品。2014年称得上我国量化对冲产品增长最迅速的一年，以私募基金为代表的各类机构在量化对冲产品上的规模均有很大的发展，部分金融机构全年销售的量化对冲基金规模超过了百亿。
2015年，上证50ETF期权于2月9日正式推出，这对于对我国的量化投资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4月16日，上证50与中证500两只股指期货新品种的上市给量化投资带来更多的策略的运用，金融衍生品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为量化投资提供更多的丰富对冲手段，也提供了更多的套利机会。
六、总结
量化投资的技术、策略、硬件设施条件都在飞速的发展，与传统的投资方式相比，量化投资有着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尤其是量化对冲产品，以其长期稳健的收益特征，成为目前“资产荒”下对信托、理财产品和固定收益产品良好的替代产品。未来随着我国股指期货、融资融券、国债期货、期权等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以及股指期货市场未来逐步恢复正常，量化投资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参考文献
[1]徐莉莉.量化投资在中国的发展现状[R].渤海证券研究所：金融工程专题研究报告，2012.
[2]廖佳.揭开量化基金的神秘面纱[J].金融博览（财富），2014，（11）：66-68.
[3]王力弘.浅议量化投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投资，2013，（02）：202.
[4]Durbin，M. All About High-Frequency Trading： The Easy Way To Get Started[M]. McGraw-Hill Press，2010.
[5]蒋瑛现，杨结，吴天宇，等.海外机构数量化投资的发展[R].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数量化系列研究报告，2008.
[6]Rishi K. Narang. Inside the Black Box： The Simple Truth about Quantitative Trading[M]. Wiley Press，2012.
[7]丁鹏.量化投资――策略与技术[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8]Markowitz，H.M.. Portfolio Selection[J].Journal of Finance，1952，2：77-91.
[9]Sharpe，W.F. Capital asset prices： 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J]. Journal of Finance，1964，19（3）：425-442.
[10]Lintner. The valuation of risk assets and the selection of risky investments in stock portfolios and capital budgets[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65，47（1）：13-37.
[11]Mossin.Equilibrium in a Capital Asset Market[J]. Econometrica，1966，Vol.34（4）：768-783.
[12]Fama，Jensen，and Roll. Investor sentiment and Stock Return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9，（12）34-36.
[13]Black Fischer，and Myron Scholes，1973.The Pricing of Options and Corporate Liabiliti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3，81（3）：637-654.
[14]Ross.The arbitrage theory of capital asset pricing[J].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76，13（3）：341-360.
[15]Jorion，Philippe.Value at Risk：The New Benchmark for Managing Financial Risk （3rd ed.）[M]. McGraw-Hill Press，2006.
[16]戴军，葛新元.数量化投资技术综述[R].国信数量化投资技术系列报告，2008.
[17]丁鹏.量化投资与对冲基金入门[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18]郭喜才.量化投资的发展及其监管[J].江西社会科学，2014，（03）：58-62.
[19]Ludwig B.，Chincarini. The Crisis of Crowding： Quant Copycats，Ugly Models，and the New Crash Normal[M]. Wiley Press，2013.
[20]曾业.2014年中国量化对冲私募基金年度报告[R].华宝证券：对冲基金专题报告，2015.
[21]严高剑.对冲基金与对冲策略起源、原理与A股市场实证分析[J].商业时代，2013，（12）：81-83.
[关键词] 企业；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投资；激励
[中图分类号] F24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2-0065-03
[作者简介] 莫寰，广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广东 广州 510060)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
农业经济时代，农民或农民阶层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土地则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工业经济时代，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变成了工人或工人阶层，货币资本上升为第一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或者说智力资本成为第一资本以及重要的生产要素。与传统有形的物质资本相比，知识资本这种无形的资本可以被反复使用，不断增值，具有连续增长、报酬递增的特征。据苏联学者的统计，在机械化程度较低的条件下，体力和脑力劳动消耗的比例大约为9∶1；在中等程度的机械化条件下，比例约为6∶4；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与知识的结合达到新的水平，体力与脑力耗费的比例将变为1∶9。但是，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财富的创造和增长以至于企业之间的竞争状态并不是取决于知识本身，而是取决于掌握知识、应用科技的人，即人力资本。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他的《国富论》(1776年)中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思想，后来经济学家欧・费雪(Irving Fisher)在《资本的性质和收入》(1906年)中首次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并将其纳入经济分析的框架。但由于那时物质资本仍是生产中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人力资本理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后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与传统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背道而驰的现象：美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不属于资本密集型而是劳动密集型；产出的增长率远远超出了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工人的劳动时间在减少，但收入却持续增长，经济增长中出现了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即用生产要素的增长解释经济的实际增长)无法解释的“余数”。为了寻找这个“余数”的解，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索，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无疑是最具震撼力的。他的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1960年)和其他一系列文章(20世纪50年代未至60年代初)都阐述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和性质、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容与途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等思想，这些都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之作。后来，美国的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Denlson)通过实证计量方法，说明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通过精细的分解，得出美国1929年至1957年期间的经济增长有23%归功于教育的发展，即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累这一结论。在另一个领域，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明塞尔(Jacob Mincer)在他的博士论文《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1957年)和《在职培训：成本、收益与某些含义》一文中建立了个人收入分析与其接受的培训量之间关系的经济学模型，提出了收益函数的概念，并用收益函数揭示了劳动者收入和个人收入差距缩小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而人力资本理论具备完整理论体系的功劳应该归功于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他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对人力资本的性质、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
从认识到知识作为投资的结果到确认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再到通过实证研究计量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和受教育或受培训对个人收益等的影响，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可概括为三方面的内容：1.人力资本就是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2.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和健康等形式支出所形成的，其中高等教育的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部分；3.人力资本投资像其他一切资本一样，可以获得回报，而且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大于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它可以增加国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4.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经济价值就是对人力资本的贡献。所以，政府应增加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资。
二、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下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困境
现在，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已成为世界性的共识。对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来说，人力资本的存量毫无疑问是构成其核心竞争力最主要的因素。即是说，人力资本投资理应是企业一项重要的投资，也是最具增值回报的投资。但经济学角度的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并没有将企业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管理学视角的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又主要侧重于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对企业如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或者说如何有效并持续地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和足够的重视。企业一般来说并不是教育投资的主体，所以，企业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要么通过录用人力资本含量高的人才，要么投资于雇员的培训。
直接在人才市场上招聘和录用人力资本含量高的人才无疑是迅速提高企业人力资本存量最有效、理论上成本也最低的方法，问题是并非总能如愿。那么，对企业而言，人力资本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对员工培训的投入。但培训也并非为灵丹妙药。首先，既然是投资，就意味着需要成本，并不是企业愿意投入就能投入，更不是企业想投入多少就能够投入多少。其次，既然是投资，就要有回报和收益，学习本身甚至学到的东西都不代表组织投入的产出，员工的学习行为本身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虽然有许多诱人的计算培训投资回报率的方法和公式，但是实际上，通过以企业经营业绩和经营成果的回报率来计算培训投资的收益往往属于自我安慰。因为培训投入的产出一般并不是可以量化的经济指标，培训与组织的经营业绩或经营成果之间有一个转化的过程，这个转化的过程相当复杂，而且企业的经营业绩或经营成果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经济环境、政治风云的变化、国家的相关政策、行业竞争状况、企业的相关政策、消费者观念的变化，等等，培训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而已。
一般认为，构成人力资本的是劳动者的知识存量、技能水平和健康状况，但“劳动者的知识存量、技能水平和健康状况”并不能等同于“人力资本”，正如“货币”也不能等同于“资本”是一样的道理。他们要成为资本，就必须投入到生产中并带来增值。换言之，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只表明其主体具有将这些知识、技能和能力运用于为企业或社会创造财富的潜能，但这种潜能的发挥还要取决于许多主客观的因素。主观上，具有这种潜能的个体有没有尽其所能地运用其潜能为社会或者说为企业服务的意愿和行动；客观上，环境(包括社会大环境，但主要是个体所在组织的小环境)是否鼓励、支持以及奖赏这种潜能的运用和发挥。因此，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是要尽可能吸收、招聘、录用优秀的人才，也不仅是要尽可能加大员工培训的力度，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条件和营造氛围改变人力资本的构成和激发人力资本的运用和发挥，包括制度、政策、环境、文化和氛围等，而这一切归根到底都属于“激励”的范畴。管理能够出效益甚至能够创造奇迹，主要就是因为有效的管理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组织成员的积极性，能够激发组织成员主动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并积极甚至超常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从而实现组织与个人的双赢。
三、通过激励的优化组合实现企业人力资本的增值
激励是主体为了特定目的，对客体的内在需要进行满足、激发、强化或疏导，从而使客体的需要、动机甚至行为符合主体的利益和需要的行为过程。激励理论的百花齐放至少说明了一点，作为社会人，人的最大特点就是需要而且能够被激励。对激励的研究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从人的需要或行为动机角度进行研究，主要包括：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和Y理论、奥德弗尔的ERG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麦克利兰的三种需要理论和弗鲁姆的期望理论。这些理论主要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是人的需要，而且这些理论普遍认为需要的激励力有强弱的区别，主要取决于需要本身引起紧张的强弱和他对满足这种需要可能性的估计，需要越强烈，引起的紧张也越强烈，这种需要的激励力也越强。另一个研究方向是从人对行为结果的主观感知的角度进行研究，包括公平理论、归因理论和强化理论等。这些理论认为人对行为结果的主观感知(公平与否、原因是什么、是否得到肯定和奖赏)会影响人的行为意愿和实际行为。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从另一个视角研究了行为的动因，这个理论认为意愿(intention)是行为最近的前因变量(immediate antecedent)，而意愿是对结果信念、规范信念和控制信念的感知和综合考虑的结果。结果信念是对某种行为的可能性后果以及这种后果对个人影响的主观估计和评价，它将决定个体对特定行为的好恶以及好恶的程度；规范信念是对行为的社会规范性期望(如社会的评价、父母的意见、朋友及周围人的看法等)的理解，它的结果是个体对社会压力或主观规范的认知；控制信念是对行为的自我控制水平的认知，是对行为过程的难易程度(或者说是对有可能促进或妨碍行为绩效的因素)的主观感知。尽管人们的这些信念不一定有充分的依据或充分的理由甚至可能是有偏见的，但人们是理智地或理性地追随自己的这些信念，并产生相应的行为意愿，而行为意愿往往会导致与信念相一致的行为。
从激发人的行为的角度来看，激励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可谓是异曲同工。他们都肯定了人的行为是理智选择的后果，是经过对结果(是否属于自己所需及对自己的吸引力)、对社会规范(从他人的角度来看这应不应该、值不值得)、对可能性(能否达到以及成本与代价的比较)的考量之后的选择；如果要激发某种行为，就要从行为结果、社会规范和可能性方面施加影响。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包括招聘高素质人才和加强员工培训，而且要通过激励资源的优化组合、通过创造良好的组织文化，把员工的目标、激情、希望和努力引向对组织有利的方向，使所有置身于这种企业文化的员工都能够根据组织和群体的目标、行为准则调整个人的行为和目标，产生或强化组织所期望的需要，积极主动地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并将它们运用于为企业创造财富。
首先，激励能够影响甚至改变个体获取和提升人力资源的意愿
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人力资本的获取和提升的主动性都掌握在个体手里。首先取决于个体有没有获取和提升人力资本的需要，或者说有没有这种意愿。因为对个体而言，获取和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实际上也是需要成本的，是对未来发展可能性和潜力的投资(下称自我人力资本投资)，投资的初衷和目的毫无疑问也是投资回报和收益，这种回报和收益是人力资本(知识、技能、能力等)的获得和提升得到认可和赏识，有用武之地，取得相应的回报。自我人力资本投资就取决于他对这些回报和收益的大小、可能性、可信性和吸引力的认知和评估。所以，企业可以通过相应的激励机制、激励手段、激励措施和激励方法让员工建立起自我人力资本投资与投资回报和收益之间确定的联系以及正面的心理预期，将人力资本的获取和提升变成个体内在的需要，激发个体获取和提升人力资本的意愿、主动性和积极性。
其次，激励能够影响甚至改变个体人力资本的构成
自我人力资本投资的具体内容，即获取或提升什么样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也是个体对投资回报和收益的评估和预期的结果。如果企业将薪酬和福利待遇与学历挂钩，高学历就会成为员工个人的渴望和追求；如果企业肯定和奖赏技术创新能力，员工就会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培训是企业为了实现组织的战略和目标，为了改善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行为、工作绩效或者更新知识、技能和改进工作方法而进行的有计划、有组织培养和训练行为。我们可以将培训看作企业对员工人力资本构成主动的干预。因此，企业如果希望通过员工培训改变员工人力资本的构成，提升企业人力资本的存量，就必须在组织中营造鼓励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的环境和氛围，增加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紧迫感和压力，建立受训结果与回报(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之间的心理预期，提供运用新知识、新技能的机会和支持，加强培训的目的性、实用性和培训过程的管理，提高员工受训和受训转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信心，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再次，激励能够影响甚至改变个体人力资本潜能的发挥
企业的人力资本存量由企业员工个体的人力资本(包括知识、技能、能力、观念、精神状态、健康等方面)集合而成，但存量不会自动转化为企业的财富。企业人力资本的存量储存于每个个体身上，只有当这些个体将自身的人力资本用于实现组织的目标，才能真正成为企业的人力资本。而且储存于个体身上的人力资本存量具有“内隐”的性质，是一种潜能，很难从外部准确地评估和衡量，即我们无法判断个体究竟有多大的能量，除非这些能量被发挥出来。这些能量能发挥到什么程度，主观上取决于个体，但客观上却是取决于企业。企业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文化、管理能力、管理水平和管理方法等所构成的外部环境能够深刻地影响员工自身能量的发挥。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各种激励的手段、措施和方法，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充分激发员工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努力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和凝聚力，使员工的人力资本潜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参考文献：
[1]王明杰，郑一山.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综述[J].中国行政管理，2006，(8).
[2]孟丽菊，王续琨.“人力资本理论”非经济学贡献解读[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3]莫寰，张延平，王满四.人力资源管理――原理、技巧与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