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邓小平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或体系构成，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和概括。尽管研究者概括的角度不尽相同，但大家的基本要点却是相近的。①根据学习和整理，我们认为，邓小平教育思想关涉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探索，主要由“教育地位论”“教育人才论”“教育目标论”“教育方向论”“教育服务论”“教育改革论”“教育领导论”等方面内容构成。［4］
(一)关于教育目标
人是具有高度意识和目的性动物。教育目标是教育工作的“纲”，是教育管理活动的预想结果，是教育管理工作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邓小平对此十分重视，有一系列讲话进行阐述。从早期要求人才又红又专，到后来“四有新人”的指出，表明了邓小平教育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考察它对我国工作实际的影响，“四有”新人的目标，实际上取代了传统的教育目的的提法，并成为我国新时期教育方针的理论依据。
(二)关于教育管理指导方针
教育管理指导方针，是在教育目标基础上提出的指导教育事业发展与管理工作的总体策略。1983年10月，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的题词着眼于教育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不仅把教育提到新的战略高度，而且指明了新时期教育管理工作的指导方针。“三个面向”有别于我国此前以“教育方针”模式指导教育的思路，是邓小平在我国教育管理上的重大创举。“三个面向”思想在邓小平教育管理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
(三)关于教育管理改革的策略
改革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与一般模式。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教育发展与社会要求严重不适应。对此，邓小平70年代中期就开始整顿，粉碎“”后，他自告奋勇抓教育的拨乱反正。此后又及时从现代化建设战略高度，提出教育必须与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改革目标，并就改革的策略、原则、步骤以及一些具体问题发表了意见。根据邓小平教育改革思想，中央了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决定，要求教育改革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系统进行。教育要改革是邓小平教育管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真抓实干则是邓小平教育管理思想的灵魂。
(四)关于教育管理方法
进行教育管理，不但要提出正确的目标任务，策略原则，而且要解决途径与方法问题。邓小平在长期领导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一个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务实求真为核心的方法体系，这个方法体系包括:抓头头、抓方向;走群众路线，加强服务意识;整顿学校秩序，树立良好风气等三个方面。邓小平教育管理方法的实质是思想方法，富有鲜明个性，表现出卓越的领导艺术。
(五)关于教育管理队伍建设
队伍及其组织是革命建设成功的保证，重视领导制度和干部队伍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对此十分重视，要求改革领导制度，制定科学的干部选拔标准，提高管理队伍的素质。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党对干部素质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要求。邓小平还要求教育管理干部要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使自己成为管理的内行。理顺体制、提高素质、合理结构构成了邓小平关于队伍建设的基本内容。可见，邓小平在教育管理方面的探索，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具有鲜明的求实性特征。它不仅为探索中国特色教育管理模式提供了方向性指导，而且为人们学习现实的教育管理理论提供了生动教材。［5］
二、学习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管理启示
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邓小平。”我们认为，这一分析概括，特别是三次巨变、三位伟人的论断，也适用于对一个多世纪来中国教育演进的概括，彰显了邓小平教育探索的战略性。邓小平之所以成为给中国教育事业带来重要影响的伟人，不仅在于他身居中枢，能高瞻远瞩，百折不挠地推进改革开放;还在于他善于领导管理———亲自主持、切实指导，真正把教育置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并将中国教育现代化提升到崭新水平。思想的战略性和管理特质，使邓小平教育思想当然地成为继教育思想后我党在教育领域的指导思想。目前，我们有必要根据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新形势，体悟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精神实质，进一步促进和提高教育管理工作的质量与效益。
(一)重视国民“教育意识”尤其是领导者的“管理意识”，增加教育的有效投入，切实推进科教兴国战略
“精神变物质”的本质，就是“掌握群众”。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全局确立教育的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集体领导教育工作的传统，而从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确立教育优先发展地位并且切实落实这种战略地位，这是贯穿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灵魂。党的“十五大”制定的科教兴国战略正是对此思想的贯彻。目前，如何与时俱进，真抓实干，把广大师生员工的思想凝聚到“中国梦”及其确定的各项教育任务上来，这是我国教育战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题。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前提是落实教育的战略地位。但是，对于小生产意识浓厚的党内“左”倾顽症来说，邓小平的这个思想，也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落实邓小平这一战略思想，就是要与时俱进，以新的体制促进和提高全社会的“教育意识”，努力使每个家庭乃至于每个公民，明确自己在“落实教育战略地位”中应负的责任，使尊师重教成为社会风尚和核心价值观，凝聚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流文化。邓小平认为，抓紧抓好教育，关键在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取决于各级党政领导是否胸怀全局地、一贯地把教育作为战略目标和工作重点的一个环节而予以高度重视，并正确决策、切实落实。首先，摒弃传统的发展观，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对教育事业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他们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责任感、紧迫感;其次，要强化评价导向，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工作业绩与其任用奖惩结合起来，使教育也成为“硬任务”，实行优奖劣汰;再次，要强化领导管理，树立依法治国观。通过健全法制严格执法，提高教育政策法规的权威性，切实使教育的战略地位落到实处。
(二)明确培养目标和办学方向，强化“顶层设计”，重视组织制度建设，提高领导管理队伍的素质
明确办学方向，其实质就是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把培养“四有”新人作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目的。学习邓小平教育思想，我们要认真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各级学校加强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当前，我国政治思想品德教育，特别要重视民族优良传统和核心价值观教育，为未来公民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奠定良好基础。俗话说，能谋全局者，方能成大事。随着我国改革推进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随着教育诉求和价值观的分化，“知识改变命运”与“学无以致用”的现实并存，我国教育改革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计划经济下的大包大揽和自由主义下对教育放任自流的做法，都势必不能。如上所述，以体制改革统揽全局是邓小平理论也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要特征。在这里，我们学习邓小平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就是要认真学习研究、正确宣传引导、真正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重视教育、重视科技的战略思想。其中，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根据“十”描绘的蓝图和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强化“顶层设计”，保证“适应”与“促进”:“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①建立新的多元一体的投入保障机制，推动教育事业长期健康发展。我们认为，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教育能否充分发挥战略地位和基础作用，取决于教育能否适应社会发展的多方面需要，取决于教育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适应程度。这种需要和适应程度，既体现在宏观的教育发展规模、各级各类教育的比例、专业科类结构与社会发展水平及其结构的适应上，也体现在微观的办学思想、模式、内容及培养人才的素质和规格上。与此相关，一是要更新教育观念，实现教育内容、方法和手段的科学化、现代化，这是教育工作质量的具体保证。二是理顺关系，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法规和制度系统，这是教育工作开展的法制保证;三是要建立一支素质高且组合合理的教师队伍与教育管理干部队伍，这是教育工作“出人才，出成果”的组织保证。
(三)从全局出发鼓励创新，真抓实干，彰显改革实践的“主旋律”，全面提高教育的质量与效益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农业宗法社会国家管理的指针，它的原生形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成形。那时，恰逢诸子竞起，百家争鸣。各学派无不提出自己的一套经邦济世的理论、谋略，形成了强大的文化震撼力。这次思想大解放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成熟的标志。其中形成系统的管理理论并对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广泛渗透力的却只有儒、道、法三家。
这三元的互动与嬗变使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并且在这一思想整合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的管理理论框架，下面就着重介绍这三大管理思想流派。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干。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被视为显学。它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和管理实践中具有其他派别思想无法比拟的影响力。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1反映的就是汉代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将儒学视为经世致用的必修课。原始儒学是以伦理为中心，政治伦理一体化的管理思想。其管理思维有一个由自我管理（修身）到家庭管理、再到国家管理的逻辑轨迹，而且还有独具中国管理特色的终极目标设计——“大同”的社会构想。一言以蔽之，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信仰仁义，主张以同情忠恕来追求至善。体悟天地生万物的仁心，奋然兴起发挥生生不已的创造活力，并不只求个人生命的完成实现，而是连同一切人群，与一切万有的生命都一起要在雍容恢宏的气度中完成实现。”2道家是由中国古代哲人建立起来的学派，其管理思想极富于智慧和艺术。
道家主张无为管理，推崇“无为而无不为”3的管理方式。老子所谓“无为”并不是要求管理者消极观望或无所作为，而是应该效法道在化育万物中的作为：看似无为，实质上无所不为。这就说明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要以一种无声无息的自然方式展开，其依据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除此之外，无为管理最形象的概括是“治大国，若烹小鲜。”5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治”，指管理者要积极进行管理，而不是不管理；二是要求管理者尽量减少管理活动，就像烹饪小鱼一样，翻动多了，小鱼就会烂。西汉初年道家思想经过改造应用到社会管理活动中，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道家的无为管理实质上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法家是诸子百家中政治色彩最浓重的学派。该学派旗帜鲜明地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专门探讨统治者的管理技术。“法”、“势”、“术”是法家管理谋略的三大理论柱石。“势”指管理者的地位和力量，它本身可以随着职位高低而变化。因此，管理上的服从与被服从要依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而定，而不考虑道德品质的因素。“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6“术”是统治者驾驭部下、统帅民众的方法、策略。“法”是统治者手中最锐利的武器，是“胜民”的不二法门。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刑去刑。在法家看来，管理的行为是一种“循利”的行为。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不能活，是不免于欲利之心。”7因此人类普遍的爱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只是一种利害关系。
同时，法家强调君主之利是高于一切的，君主既要统率民众，又要防御大臣。那么，采取的最好方法，就是遵循“利”的原则，君主与臣民之间只不过是一桩以爵禄换取法术和“效死”的交易。
二、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架构有这样一个特点：先秦时期复杂多元，各学派旗帜鲜明。西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也从此划一时代，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兼纳它派的理论体系。下面，笔者以现代管理学为视角，循儒学主干的框架，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作概要性的分析和探究。
1.管理目标观
目标管理是美国企业管理学家德鲁克于1954年提出来的，它是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方法。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目标设计上独具特色。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是“小国寡民”；墨家的社会管理目标是“三圣”时代；儒家的目标管理最具典型意义和现代价值，概言之，它力图通过“修己——安人”的过程，达到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自律到自觉的飞跃：“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8这样，就可以推己及人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第一步“齐家”，对家庭及家庭成员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第二步“治国”，国是家的扩大和延展。国与家只不过是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存在着不同，二者的管理原则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别。第三步“平天下”，在全世界的范围使大同的社会构想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
其中“安人”是贯穿修齐治平的一条红线。修齐治平本身就是一个安定家人、安定他人、安定百姓的管理行为，而且也是管理者孜孜以求达到的目标和理想。那么，怎么样才算达到“修己——安人”的理想状态呢？儒家的回答是：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9这就是儒家为社会管理所设计的终极目标。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消灭了私有制，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图景。但是，这种理想社会是在感叹当时礼崩乐坏、大道既没的社会现实中提出来的，它并不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是效法先贤，仍停留在对过去社会的留恋。
应该看到，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安人”与“大同”的目标理想是难以真正实现的，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了私有制，消除了一切旧的社会关系和重大的社会差别，才能有资格谈“安人”与“大同”。将我国这种独特的目标管理用于企业及社会管理，就会营造出一个个人目标与企业（团体）目标及社会管理目标协调一致的目标链，前一个目标的完成是后一个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这样循环往复，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
2.管理的组织观
组织是管理活动的基本职能之一，它是指“对人员及事物进行有效的组合工作”。10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组织问题的探讨，集中在《荀子》一书中。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那么，人类如何结成社会群体呢？荀子的回答是：“分”。在荀子看来，人类结成社会群体，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就会发生争夺。
首先，“群分”是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必然导致的，也是解决诸类矛盾的最佳方案。因为用来供养一个人的产品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所提供的。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精通所有技艺的，也不可能同时从事所有的职业，所以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11其次，“分”为组织手段，是人类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荀子指出：“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无分义，则一妻一妾而乱。”12在荀子看来，圣王所以制礼以分之，是籍此“养人之欲，给人之术，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13把划分各人的等级地位职分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没有名分，是人类的大灾难，有了分，人类社会组织就可以良性运转了。最后，“分”是社会达到有序化控制的标志。荀子认为，职务划定了，民众就不会谋求其他职位；等级确定后，社会秩序就不致混乱。这样，从大臣百官到平民百姓无不是终身之后，才求安居；有了真才实学之后，才敢出仕谋官。民风日渐纯朴，人人各得其所。“夫是之谓政教之极。”14
综上所述，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已经涉及现代组织理论的结构、形态等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管理迫切需要解决以下组织问题：（1）建立一个合理而又富于弹性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2）明确企业管理者和每个员工的责、权、利，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3）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一个温和的组织环境。
3.管理人性观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西方行为科学和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对于人性的探讨大都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展开的。西方行为科学先后提出四种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和复杂人。并据此产生三种人性管理理论：X理论、Y理论和超Y理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性恶论和孟子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法家的人性好利说等。儒家的开山祖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5.荀子和孟子都承继了这一“人性可塑”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他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6这里的“伪”并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指性善是人为的。他又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17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就一定会出现争夺。因此，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使人们遵守礼法，从而最终趋于安定太平。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荀况的人性假设与西方管理学的X理论十分相近。与荀子截然相反，孟子则认为：人的性情天生是趋向善的，之所以会不善，不是资质的过错。“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8这与西方行为科学的Y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如出一辙。Y理论认为：人并非天生就对组织的要求采取消极或抵制态度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态度，只不过是他在组织内的经历和遭遇造成的。不仅如此，该理论还认为：人们也并非是天生厌恶工作的，对人们来说，从事工作如同娱乐和休息一样是非常自然的。道家崇尚自然，在道家看来，人的形体、衰老、生死等等都是自然的过程。
在这里，道家将人还给了自然，人性的获得当然必须到自然中寻找。“同与禽兽游，族与万物并。”19人类只有摆脱了一切社会关系的羁绊，自然到与牛马为伍，同大自然融为一体，才能算得上真正圆满的人性。法家的代表人物慎到、商鞅都认为人性是好利的。“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20韩非子继承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他认为人性好利是出于人的本能，就连父母子女之间也是计算利而行事的。人性假设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在这一点上，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道家认为人性是原生的；法家认为，人性是不能改造的，也无需改造。但是，儒家都认为人性是可变的。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都强调后天的塑造和引导，这就比一味被动地适应人性能取得更理想的管理效果。无论我国古代先贤还是西方行为学家都没有认识到：除了人的自然属性之外，在阶级社会里，人性首先体现为阶级性，它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
因此，科学地、全面地认识人性对做好人性管理十分必要。笔者认为：要做好人性管理，一方面，尊重人的个性差异，在管理过程中“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进行人性差别管理；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建设，在集体活动中锻炼和塑造人性。4.管理控制观控制，是保证各项管理活动达到预期目标的基本手段。法国古典管理学家法约尔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明确地把控制列为管理的五项基本职能之一。他还指出控制的对象包括人、事、物、行为等等。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侧重于对人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儒家强调礼治；道家讲“无为”；法家则依靠“法治”。由于道法两派在具体管理实践中都走向极端，所以强调以礼为核心，兼用德与刑两手的儒家则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管理控制的主流。在儒家那里，“礼”是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及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是治国的根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1“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22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礼”在国家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用政令来督导，用刑法来整治，对于治民虽然有效，但并不理想。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这样看来，以道德教化贯穿管理过程的始终，才能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儒家以“礼”来整合社会秩序，就是要求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而且这个社会整合体系是绝对僭越不得的。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把“礼”贯彻到一言一行之中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4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所要求的“礼”不光是一种外在规范，而且有一个转化为个人自觉行动的鲜明要求。德与刑是儒家对社会进行必要控制的两手。他们主张“两手并用，先德后刑”，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5德治属于内在管理和控制。孟子进一步指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26因此，管理者只有率先垂范，才能使被管理者的行为自觉地纳入正常的轨道。
刑在儒家看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他们仍寄希望于管理者的德行，“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7当然儒家并不主张一味地求善，而应“宽猛相济”。儒家这一管理控制思想用之于现代管理实践就是要求：一方面要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管理者个人的表率作用。一旦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要给予相应地惩罚。5.管理艺术观台湾交通大学的曾仕强教授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精神之后提出中国文化是“艺术的”，中国管理“无论如何是一种艺术，也唯有管理艺术化，才能真正有效。”28我国古人历来十分讲求管理的艺术性。
孙子的“因敌胜兵”谋略、老子的“适当权变”思想、孔子的“守弱用柔”谋略都是这一管理风格的集中体现。孙子在论述作战指导思想时指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29根据时间、地点、条件而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在战争的动态中求胜的用兵之道，体现了我国古代“权变”思想的萌芽。在谈及权变的必要性时，就连孔子也发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30的感慨。其中所包含的适当权变的思想，体现了艺术管理的原则。
与之相比较，我国道家更是充满了东方智慧，尤其是老子“守弱用柔”的权变谋略更是艺术管理的典范。这一谋略的第一步“静观待变”，就是要求管理者不要为管理活动中的动和变所迷惑，要冷静面对，临事不惧，反而可能略胜对手一筹。第二步“弱用之术”，即“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31这句话充满了辩证色彩，一般人都认为强胜弱，刚胜柔。老子却一反常人之见，指出刚强不过是事物加速走向灭亡的征兆。“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减，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32值得强调的是老子所讲的这一“守弱用柔”谋略并不是要求人们一味地为柔用柔，而是要求人们以柔为用。
自然界弱兔胜悍鹰就是以柔弱胜刚强的典型事例。艺术管理的确是东方智慧应用的集中体现。将这一原则用之于现代管理，就是要求管理者：（1）努力将管理工作中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以期形成独特的领导风格；（2）根据企业所处的环境条件，相应地改变管理的方式和技术，始终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摘要：中华古典管理思想是积我国劳动人民5000年的实践经验形成的，它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本内涵。探索中国古代管理的思想流派和理论体系，古为今用，已成为当今世界管理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不仅如此，这对于建设中国式现代管理也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古典管理思想流派体系
注释
1、《宋史·赵普传》
2、28、曾仕强：《中国管理哲学》，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出版，第33、248页。
3、4、5、《老子》三十七章、二十五章、六十章、四十章、七十六章。
6、20、《慎子》
7、《韩非子·解老》
8、23、25、《论语·为政》
9、《礼记·礼运》
10、水：《管理心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3页。
11、《荀子·富国》
12、《荀子·大略》
13、《荀子·礼论》
14、《荀子·臣道》
15、《论语·阳货》
16、17、《荀子·性恶》
18、《孟子·告子上》
19、《庄子·马蹄》
21、《左传·隐公十一年》
22、《荀子·劝学》
24、27、《论语·颜渊》
26、《孟子·公孙丑上》
汪恕城水利学术思想丰富，已经初步形成框架在此思想体系中，思想的根基是对水利发展的定位。汪恕城认为水利要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五个需要，即饮水保障、防洪安全、粮食自给、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在新世纪，人们对水利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认识论上出现了九个转变，要适应五个层次、九个转变的需求，根本的途径是要实施资源水利，也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资源水利理论基础是水权和水市场，要实现资源水利，必须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重要的位置，流域统一管理与准市场的结合是实现资源水利的体制保障。上述几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在每一方面，汪恕城都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下面仅就汪恕城一些重要的水利学术思想进行概要性述评，主要包括资源水利、水权水市场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水利学术思想。
2、汪恕城重要水利学术思想述评
2.1资源水利思想述评
1999年3月30日，汪恕城在中国水利学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实现由工程水利水利到资源水利的转变，作好面向21世纪中国水利这篇大文章》，首次提出了资源水利的概念。同年5月29日，在黄河水利委员会机关职工大会上，汪恕城结合黄河治理对资源水利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阐述。2000年4月7日在中国水资源论坛上，汪恕城做了《资源水利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基础》的报告，2002年9月26日在《中国水利》杂志专家委员会会议暨水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上，汪恕城发表了《资源水利的本质特征、理论基础和体制保障》，对资源水利进行了进一步总结和提高，至此，经过不断地完善，资源水利的思想渐渐成熟。
资源水利就是把水资源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开发、科学管理。具体地概括为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和保护六个方面，资源水利的本质特征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资源水利的提出，就是强调资源管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资源水利思想提出以后，在学者中产生了不同的反响，个别学者认为将资源水利作为水利发展的一个阶段并不确切；有的学者认为资源水利是一种新的理念，应该大力支持和探讨。学术界有不同的声音是学术自由和繁荣的特征之一，通过争论、探讨和实践检验，对水利的认识更加客观和深刻。
自从1999年3月汪恕城首次提出“资源水利”概念以来，至今已经近7年了，实践已经证明，资源水利的理念对我国的治水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中国水利的健康发展。资源水利的思想彻底地改变了过去以水利工程为主的水利发展观念。在过去很长时间，水利部门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兴建各种水利工程，水利部几乎等同于水利工程部，这与水利部担当的管理水资源的重任不完全匹配。资源水利的思想提出，改变了传统的水利的观念，为水利工作开创新的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成为水资源综合管理的重要理论基石。目前，我国的水务管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国水务统一管理正逐步形成，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约1360个单位成立了水务局或者由水利系统实施水务统一管理，占全国县级以上行政区总数的57%，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是资源水利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说明资源水利的思想有很强的生命力。
资源水利的本质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该思想既从哲学的角度高度概括了现阶段我国水利的本质特征，也从实践的角度开辟了中国水利发展的广阔的空间，他改变了我国水利发展的历史进程，在中国水利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必将对我国未来健康水利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2.2水权与水市场思想述评
2000年10月22日，在2000年中国水利学会年会上，汪恕城发表了《水权与水市场——谈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手段》讲话，认为“明确产权和水权是深化水利改革、实现水资源优化培植的必要手段；有偿水权的提出是建立水市场的理论基础；资源水价是水价组成中最重要、最活跃的部分；水价的不断调整和水市场的建立是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政府宏观调控、民主协商、水市场调节三者有机结合，是实现水资源有效管理和优化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体制保证”。在2001年2月19日全国水利规划计划工作会议上，汪恕城发表了《谈新时期的水利规划计划工作》讲话，强调在当前的规划计划中需要注意四个问题，其中“要认真研究产权、水权、水价、水市场等水利经济问题，研究体制、机制、法律法规问题，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2001年4月27日，汪恕城考察完西北四省后，发表了《水权管理与节水社会》文章，强调明晰水权是水权管理的第一步，只有确立两套指标体系（一套是水资源的微观定额体系，一套是用来规定社会每一项产品或工作的具体指标）可持续发展才有确切的保障。2004年4月8日，汪恕城到内蒙古、宁夏调研后发表了《水权转换是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讲话，指出，“水权转换可以引导水资源向高效率、高效益方向流动，实现以节水、高效为目标的优化配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水保障；水权转换既可以在企业和灌区之间进行，也可以延伸到地区和地区之间、整个黄河流域经济结构用水的转换，还可以跨流域进行流域之间的水权转换；进行水权转换，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水权转让的政策法规”。汪恕城水权水市场的思想逐渐趋于成熟和系统。
汪恕城提出水权水市场理论之后，在中国水利界产生巨大反响，有关水权水市场的讨论异常活跃，远远超出了水利学界，甚至在经济学界、法学界都成为热门的话题。
如果对中国的水权历史进行考察，至少早在西汉时期就形成了初步的水权制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到民国时期，已经具备现代水权制度的雏形。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颁布实行以后，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水资源所有权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国家凭借此调配水资源。由于所有权缺乏人格化，各级地方政府不同程度地拥有调配开发水资源权利，导致了水资源无序开发现象十分严重，引发了各种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问题。汪恕城提出了水权水市场思想以后，引发的大讨论对中国高效利用水资源提供了新的途径。有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1）适应社会主义市场建设需求，将水资源管理由单独的行政管理改革为政府宏观调控、民主协商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管道上来
毋庸置疑，在过去的水利发展过程中，我们注重水利工程的建设，而相应的管理却薄弱得多，特别是通过经济手段调控水利更不擅长。产权明晰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长期以来，我国的水权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未能形成水交易市场，导致水资源配置低效率和缺乏内在动力，为了促进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高效利用，逐步实现水资源产权的合理流动，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水市场，这是现代社会发展必然的要求，必将对我国水资源配置产生深远的影响。
（2）引发水资源管理制度创新
尽管水权制度国内外都有悠久的历史，但新中国成立以后水权制度一直没有明确提出，其发挥的作用更加有限，水权各种制度的缺乏明确和相关研究的缺失，水资源管理长期采用计划经济时代管理模式进行。水权水市场思想提出和不断实践以后，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创新有了理论指导和创新的动力。
（3）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
节水型社会建设是我国水资源短缺引发的必须实施的战略性措施，如何扎实有效地推进节水型社会的建设，是摆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水利界面前的重大课题。水权水市场的思想，能有效地调动用水户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用水户的内在动力，对节水型社会建设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3生态保护思想述评
汪恕城具有丰厚的环境保护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并开展专题论述。在1999年11月6日发表的《谈人们对水九个方面认识的转变》中，其中第一、第三、第四个转变就是“从人类向大自然无节制地索取，转变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防止水对人类的侵害，转变为在防止水对人类侵害的同时，要特别注意防止人类对水的侵害”、“从重点对水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治理，转变为在对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的同时，特别强调对水资源培植、节约和保护”。在2000年5月24日广西考察水利时发表的《水利满足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五个层次》中，将满足生态环境作为重要的一个层次加以论述。2001年10月30日，汪恕城在中国水利学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做了《水环境承载力分析与调控》学术报告，在此报告中论述了水资源承载力和水环境承载力的关系，指出两者分别体现在水的使用权和污水排放权上，为此要建立两套指标进行管理，即宏观控制指标和定额指标，同时指出了提高水环境承载能力的途径：减污和增水，清洁生产、节水和污水处理；水污染防治的手段是针对不同污染源采取不同的防治方法；综合运用工程、经济、技术、行政和法律手段；污水处理市场化、提高水域的自我净化能力。2002年4月1日在长江委检查指导工作时做了《紧密结合长江实际，抓好四大关键问题》，对黄委、海委、太湖和长江提出了不同的重点，其中长江的治理关键是“保障防洪安全，合理开发利用，维护优良生态，稳定河势河床”。2004年4月8日，针对社会上大坝与生态问题的争论，汪恕城发表了《论大坝与生态》，该文分析了大坝导致的8个方面的生态环境问题，认为我国水电的发展正处于生态制约的阶段，提出了水利工作者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生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同时积极进行大坝建设，慎重对待“建坝和拆坝”，水利水电工作者要勇于挑起大坝建设与生态保护两副重担。2004年9月6日，汪恕城在珠江水利委员会干部会议上，做了《新形式下流域机构当好河流代言人》的讲话，明确指出，“在新形势下，流域机构要义不容辞地担起河流代言人的众人，要成为河流的代言人。成为生态的代言人，维护河流的健康生命”，“从生态保护和维护河流健康生命的角度来确定工作方针、原则和规划，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维护河流的健康生命上，把保护河流的生态环境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开发利用、修建水库、电站放在第一位。”
上面简单叙述了汪恕城生态保护的思想，该思想对水利发展具有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开拓水利服务新领域
2005年11月24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水论坛”上，钱正英直言不诲地对自己过去主持水利部工作进行了反思，认为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只注重社会经济用水，没认识到首先需保证河流的生态与环境需水。现在我们水利部门留下来的传统思维仍是注重社会经济用水，对生态与环境需水注意不够，这个错误的源头在我。”钱正英勇于剖析自己的勇气和精神令人赞叹！她的话直接指出了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水利工作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缺位，由此引发了各种与水利有关的生态环境问题。实事求是地说，这不是钱正英错误，这是我们当时对环境保护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哪个层次。汪恕城环境保护的思想，是在深刻地总结过去水利实践存在问题的基础上，面向未来，将水利发展与生态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汪恕城要求水利工作的重点之一是维护河流的生命健康，积极倡导流域机构要做好河流代言人。值得欣慰的是，《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将生态用水放在重要位置给予高度重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为开拓水利服务新领域奠定了理论基础。
（2）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我国的生态环境异常严峻，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成为水利发展的“瓶颈”。必须承认，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与水利密切相关。汪恕城生态保护的思想抓住了制约水利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在水利建设中，正确处理好水利与生态的关系，积极主动地保护生态环境，彻底改变过去对生态环境漠视的水利发展观，对水利的发展非常重要。近年来，贯穿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水利部踏踏实实地做了大量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工作，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如让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调度很困难的情况下多年没有断流，确保了黄河下游生态环境不继续恶化，黑河连续多年的补水，使曾经无水多年的居延海焕发勃勃的生机，塔里木河七次应急调水，下游植被有所恢复，野生动物也经常出现，塔里木河尾闾河台特马湖最大时达到200多平方公里，湖区周边的生物多样性也得到了一定的保护。汪恕城生态保护思想，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有利于水利的发展
（3）支撑水利健康发展
水利能否健康地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正确地处理好水利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关系到水利能否顺利发展的大问题。目前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环境保护，我国由于生态环境的压力十分巨大，也异常重视，环境保护意识无论在政府、学术界还是在民间都很强，水利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也倍加关注。近年来关于大坝的问题成为社会的热点，反对建设大坝的声浪很高，成为水利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汪恕城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贯彻实施，能有效地处理水利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因而为水利健康发展奠定理论与现实的基础。
（4）有利于水资源高效利用
对于水资源是否高效利用，不能仅仅考虑其经济效益，而且要将生态效益和环境效益纳入考核体系统一考虑。汪恕城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是在考虑水资源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也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统筹考虑，这样对水资源效率的考察的空间和范围比仅考虑经济效益要大的，而且也比较复杂。在现代社会，只有这样做，才符合社会发展的大潮流。汪恕城关于给洪水资源化思想，为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充分利用洪水提供了方向，有利于水资源高效利用。
3、汪恕城水利学术思想综合评价
综观汪恕城水利学术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
（1）哲理性
从哲学的高度研究探讨水资源，是汪恕城水利学术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在他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中，始终贯穿了哲学的思想，将对水利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和高度，获得了解决水问题的新的思路和方法。1999年11月16日，汪恕城在《谈人们对水九个方面认识的转变》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其后的一系列著作中，该理念贯穿始终。“我们在防洪工作上也得用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去考虑问题，给洪水以退路，就是给人以出路，不要以为人有多大的本事，人和大自然斗争，还是要服从大自然的规律，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哲学思想”（《水利满足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五个层次》）。他认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破解中国水问题的核心理念，给洪水以出路，建设节水型社会，充分依靠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发展绿色经济是解决中国水问题的核心问题。
（2）创新性
创新是学术的灵魂，是学术得意延续的基石，也是增加精神财富的根本。汪恕城的水利学术思想富有很强的创新性，更大程度地引发了与水利有关的各学术界思考，通过这些思想的研究和不断地实践，对水利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发展方向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总结，获得了对水利发展的全新认识，带动了相关水利的学术的繁荣，同时为水利发展探索、开辟了新的空间。在水利中嵌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明确提出资源水利、水权水价水市场、水利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既是对传统水利发展观的继承，也是对其适应新时期新阶段水利发展的革新。思想的调整或者变革，必将带动水利实践跟进，影响水利发展的进程。
（3）时代性
汪恕城水利学术思想是在认真分析我国水利发展存在的问题基础上，借鉴国内外水利发展经验和教训，结合国家对水利发展需求进行深入思考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他跳出水利看（论）水利，从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系统的角度认识水资源。水利必须满足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五个层次需要，也就是饮水保障、防洪安全、粮食自给、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这都是时代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时代的召唤，是我国社会发展到新阶段最强劲的迫切要求，水利发展必须满足这个需求，汪恕城敏锐地抓住了时代脉搏，将其引入水利领域，用该理念统领水利工作，不断开创中国水利发展的新局面。
（4）实践指导性
汪恕城许多学术见解都是在学术研讨论会上首先发表的，参加会议的人员，既有从事水利工作的政府官员，也有众多的相关学者。他的学术思想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产生积极的影响，学术界在学习、研究和探讨，相关部门则积极努力将这些思想应用于实践，解决中国水利存在问题，开拓水利发展新领域。汪恕城针对其思想在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分析总结，不断进一步升华自己的学术思想，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理论与实践互动。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指导水利实践，不仅促进了我国水务体制的改革，将分散的水资源管理逐步纳入到统一管理的管道，为水资源可持续管理奠定了基础的平台，同时也将水利深入环境保护领域，为水利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水权水市场的思想将中国的水管理推入一个新的层次，适应现代社会对水利的需求，更加发挥用水户的节水积极性，对于我国水资源管理机制的改变，节水型社会的形成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总的情况来看，汪恕城水利学术思想改变了中国水利发展的进程，促进了水利健康的发展，是水利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在中国水利发展史留下浓重的一笔。
说明：本文纯粹从学术的角度对汪恕城的主要水利学术思想进行了初步的述评，由于作者水平有限，错误再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汪恕城著，资源水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修订版），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1.“无为而治”思想的人性假设
一切管理理论都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老子虽未明确将人性假设作为管理前提，但也曾系统地探讨过人性问题，且有意无意地将之作为管理的前提。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了“自然人”假设，认为人和自然一样也有其规律，管理措施须符合之才有效。所以他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本来如此之意）老子强调管理者要通过无为的策略来获得民心，认为管理者能以“无为而治”理念进行管理，将收到“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效果。何谓“无为”？其义包括：其一在个人方面少为，在政治方面“近朴还淳”；其二率性而为，人皆有有所能，有所不能；其三因势而为，人或社会能随时势走就是无为。其四顺理而为。
2.休养生息和管理者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是实现“无为而治”思想的重要措施
实现“无为而治”需两条措施。一是休养生息。“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指执政者治理天下，要使官吏少私寡欲，使人民得到温饱，弱化人民的期望值，增强人民的体魄和自立自强精神，使百姓淡化政治斗争意识，减少贪欲。“无为”不是主张人们不为，而是反对违反自然规律的妄为。用无为的态度去对待一切，顺应自然的规律，辅助万物自身的发展，不勉强用人为的力量去干扰它，不背离自然规律去追求个人的目的。另一措施是管理者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达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子指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八章）强调统治者应当行善有如水的品格，把自己摆在行善的地位，心胸总是保持宽广和宁静，交往总是讲求爱人利物，说话总是讲求诚信可靠，行政总是追求民众安居乐业，做事总是讲究创造实效，行动总是讲究抓紧时机。这种策略恰恰是大智慧，因为一味争强好胜，易心劳神伤，退避三舍，则海阔天空，以柔克刚，则无往而不胜。
二、“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二十五章)即道、天、地、人都是“大”的。老子把人看得如同道、天、地一样伟大，由此可以看出其思想包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老子认为管理者践行“以人为本”管理思想应做到：“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四十九章）”即管理者没有自己固定的意志，总是以百姓的意志为意志、以善待民、以诚信待人。其次“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三十六章)，即要让老百姓做出更大的贡献，就必须先满足老百姓在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基本需要。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激发他们的积极性。第三，在如何吸引人方面，做到“江海纳百川”，惟有这样才“方为百谷王”。
三、矛盾转化的辩证管理思想
第一“反者道其动”的规律。反，是矛盾对立斗争的体现，对立斗争是道的运动发展的动力，是普遍规律，万事万物皆然。这是对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高度概括。第二“祸福相倚”的思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揭示了祸与福相互依存、相互贯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这对现代管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思想。“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这一论述揭示了质变总是由量变引起，它鼓励人们勇于尝试，不能沉溺于空想当中，还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开始做，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做起，成功在于不断的积累。
四、对当代管理的启发
第一，以人为本——人是管理因素中的最重要因素。管理国家与企业最关键的是处理好人的问题，应重视人的因素。正因为人才是管理中最重要的资源，松下幸之助说：“经营的基础是人，尽管有钱、有产品，要是没有一个会利用这些的人才，那这些东西也产生不了作用，人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在管理中要坚持人本理念，尊重人才、重视人才，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第二，无为而治——管理措施须符合规律顺应民心。一方面政府应顺其自然而为，履行职责做到无为。社会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绝大部分与某些政府部门职责不到位有关。另一方面，政府应顺其自然而不为，遵循事态发展的趋势及其规律，不侵犯百姓的自不干扰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就是越位，而这往往也是我国政治经济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在依法治国的今天，需要改变政府越位不到位的弊端。这一规律还告诉我们在引进或学习西方的管理制度时，要结合本国实际不能照搬照用，要考虑到是否符合国人的心理规律，是否顺应民心容易为人民所接受，否则达不到预期效果。
总之，老子的管理思想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只要我们能将老子的管理思想与现代的管理思想结合起来，完成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转化，就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发展和管理效能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唐突生:老子哲学与人生智慧[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
[2]淦述卫邓海兰:从老子管理思想到现代企业管理[J].当代经理人，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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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汪凤炎郑红:中国文化心理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
这是我的教育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刚刚经过答辩。对非理性教师管理思想的认识与思考摘要：教师是学校教育工作的主体，教师的水准会直接影响学校的办学质量。正确认识教师的地位，把握新世纪教育管理的特征，更新观念，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传统理性管理的基础上突出非理性管理思想，应成为现代教师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创新。关键词：非理性教师管理认识思考一、问题提出：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随着我国教育改革步伐的日新月异，教育思想的不断创新与完善，新世纪的教育管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面对新的形势、新的要求，寻求一条具有时代特点，符合学校实际的发展新思路，提高学校管理的效能，是每一个学校管理者必须面对的而又急需解决的新问题。全国第二届普通教育委员会理事长陶西平同志指出：“现在多数管理模式都是以泰勒的“目标到达模式”为基准的，这种模式有其优点，对督导、行政管理更为适用，但模式的单一化限制了评价全面功能的发挥。”实践也证实了原管理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许多主观性、随意性的管理指标有时难以被评价对象所接受，使管理对象的主观能动性的调动，其效果将会出现最佳值。鉴于以上认识，我认为：将理性管理与非理性管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相结合，是实施现代化教师管理的一个创新点和努力方向。只有这样才能更加顺应新世纪教育发展的需要。二、理论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在更新，为管理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以“理性主义”为基石的科学管理理论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管理的要求，必须进行一场“管理革命”，非理性主义应运而生。可说，非理性主义理论的兴起，正是西文管理学取得新进展之一。“非理性”，是相对“理性”而言，是指主观精神世界中与理性相对的范畴，是理性思维所不能理解的、逻辑概念所不能表达的，主要包括意志、本能、直觉、无意识的力量。人际间的磨擦、碰撞、调节、竞争、合作、很多也属于非理性问题。非理性主义理论认为，管理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技术过程或制度安排，而是和社会文化、人的精神密切相关的；管理的根本因素是人，因此应当以人为核心，发掘出一种新以活生生的人为重点的、带有感彩的管理模式来取代传统的纯理性模式；在管理手段和方法上，应当重视对情感、宗旨、信念、价值标准、行为标准等“软”因素的长期培育，从而提高凝聚力和竞争力。三、现实思考：在当前学校管理中，我们就会发现：注重管理的科学化，强调制定完善、严密的规章制度，强调定量评价是学校管理共有的特点。可我们更会惊讶地发现，教师的积极性并未随规章制度的完善而提高。相反，教师心理上负荷越来越大，工作效率并未出现实质性的提高，教师的创造性难以发挥。不少的学校者只重视学校管理中的理性因素，只相信严密的组织结构、周密的计划方案、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明确的责任分工，强调理性而人为地漠视非理性及其非理性教育，因而学校管理的效能也大打折扣。在学校管理实践中，除了理性、科学之外，还有大量的非理性因素在发挥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教师、学生变得越来越有“主见”，越来越有“个性”，“自我实现”的倾向正在迅速扩展，因而也越来越难控制。理性的管理只能解决“不可这样做”，而不能解决“如何做得更好”的问题。学校教育和管理囿于科学的目的而忽略了非理性及其教育、管理，在管理目的、过程、内容、方法等方面暴露了许多局限性。这种管理的现状显然难于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在当前至未来的学校管理中，非理性管理将成为管理创新的突破口和提高管理效能的新的生长点。学校非理性管理应体现出以下的发展特征：第一、树立“以师为本”的管理思想。1996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即《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强调要把人作为发展中心，“人既是发展的第一主角，又是发展的终极目标”，这种教育新概念，“应该使每个人都能发展、发挥和加强自己的创造潜力，也应有助于挖掘出隐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财富”。在学校管理中，最重要的管理理念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这是我们从事学校管理工作时应当树立的一种教育管理哲学。在学校管理的所有要素中，教师管理是第一要素，因此，学校管理应该“教师第一”，在“以人为本”中树立“以教师为本”的管理思想。这是学校非理性管理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理念。从学校管理理论来讲，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固然存在着哲学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从而体现为领导和服从的关系，但也决不是“老板”与“下属”的关系。由于学校管理系统的目的性和层次性的特点，使得学校管理系统内的所有个体都具有管理他人、被管理和自我管理三种管理状态。教师也具有被管理中更应凸现其管理者的身份，体现出其成为学校的“主人”，而不仅仅是“打工仔”。树立“以师为本”的思想，其实质就是要重视教师的参与意识和创造意识，使教师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性得到最完善的发展。“以师为本”就是要让教师在学校事务中体现出主人翁的地位，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参与学校的管理。这一方面可以激发其主人翁意识和工作责任感，激发其主动精神和创造意识，提高教师的自我价值感，增强工作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教职工参与学校管理，增加了管理的透明度与可信度，增强认同，使全体教职工对学校的管理更具信任感和归属感，使学校与教职工形成一个整体，使每个教职工明确到个人的成长、发展与学校事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提高教职工的自豪感、责任心和使命感。第二、营造一个互相尊重的环境。营造一个互相尊重的环境，这是充分发挥学校非理性管理作用的必要条件。在以权力与服从为主要管理方式的学校理性管理中，教师得不到精神上的尊重，工作中只能是被动的服从，难于发挥主人翁的作用，也不可能真正发挥出创造性。非理性因素对人行为的影响是以共识和情感为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营造一个平等、团结、尊重的组织氛围，这对于主体意识突出的教师们，将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在现代管理中，关心、爱护员工是最起码的要求，但仅有关心爱护是远远不够的，现代管理中越来越强调对工的尊重。“士为知己者死”这充分强调了彼此尊重、相互信任的心理力量是何其强大。对教师的尊重与信任是调动教师积极性的重要因素，“校长的生命在教师之中”，学校领导者要十分明确，领导与教师的关系在学校中，只是分工的不同，每个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尊重他人和为他人尊重有机融合。因此，学校管理者必须要学会尊重，尊重教师的人格、尊重教师的工作、尊重教师的合理需要。在学校管理中，学校领导要努力营造一个尊重的环境。首先，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使人与人之间感情融洽，人们心情舒畅，相互发生积极的影响。其次，学校领导要主动与教师交往，做教师的知心朋友；同时也让教师了解领导的内心世界，彼此沟通理解成为知音。再次，学校领导应给予教师充分的信任，不要事必躬亲，重要的是给学校的教师创造了一个和谐、宽松环境。这样一来，学校中的教师就可以怀着一种快乐的心情的学校工作，从上而下的成员都做自己管好自己，实现学校的自动化管理。第三、具有浓重的文化气息，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令人们困惑的问题是，相同的管理方式，管理制度在不同的组织中会有明显不同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组织的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所致。学校管理的实践也表明，没有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没有合理的组织结构，学校的管理是不完善的管理，但学校管理仅有完善的仅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合理的组织结构等也并非就能提高管理效率。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被“物化”的现象也日趋严重，其结果是必然导致人的价值的衰退和生存意义的丧失，限制、阻碍甚至破坏了人际的正常交往、沟通和理解，人的主体价值被忽视了，人际的亲情、友好互助的平等合作精神被淡化了，人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和个性的充分发展受到了制约。因此，在学校教育中很有必要和有责任改变这种“物化”现象，而要改变这种现象，就必须对学校管理重新定位，寻求管理上的突破。用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进行管理，形成学校的管理文化是学校管理的新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项文件中指出：“实现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存在于文化之中，……文化是实现发展的摇篮。”学校的管理文化包括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历史传统、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等因素，其核心是组织共同的价值观。学校管理文化揭示了学校管理中最隐蔽最深层的因素，反映了学校成员的整体精神、共同的价值标准，对于增强学校内聚力、向心力和持久力，保证学校行为的合理性，推动学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建立起学校的管理文化，学校管理改革与发展就只能在一种较低的层次徘徊。因此，在学校改革中充满尊重、理解、沟通、信任等人文精神，营造团结、和谐、奉献、进取的工作氛围，建立起宽松、高洁、清新、有人情味的校园文化，让学校具有浓重的文化气息，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学校非理性管理的最高层次。学校管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民主意识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非理性管理作用将越来越明显，被管理者自觉性的大大增强。实现“没有管理的管理”，管理方式由治到不治，由管到不管需要有个过程，既是素质教育的需要，又是21世纪学校管理的主要思想之一。但是非理性管理也有其局限性。它在管理中注重人性的因素，但同时也存在着忽视甚至排斥科学管理的倾向。因此在现代学校管理中，应该将理性管理与非理性管理结合起来。可以说，理性管理和非理性管理的相互融合，将是21世纪学校管理科学发展的主题。参考文献：（1）韩延明《管理学新论》新华出版社1996年9月（2）梁永丰《学校管理未来发展若干主要趋向》现代教育论丛1998年（3）（3）江月孙赵敏《学校管理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文字对非理性教师管理思想的认识与思考
社会与科技水平在不断的进步，企业想要更好的发展，必须做到与时俱进，还要强化科学管理与人性化管理，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的完善各项机制。为了使员工就自觉的遵守规章制度，在制定管理制度时，必须坚持思想政治工作优先的理念，员工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企业管理者也需要采纳与接收，使管理制度更加完善。另外，思想政治工作也是落实规章制度的有效保证，制度建立完成后，需要员工的自觉遵守才能发挥效用，所以，只有凭借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提高员工的思想觉悟，才能增强其责任感。人事管理与思想政治的互动，可以增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发挥员工的创造才能，更好的为企业效力。
2执行纪律检查需与思想政治工作结合
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掌握员工的思想，对其进行耐心教导，在做思想工作时，要有一定的工作热情，对其多进行说服，使其思想觉悟得到提高，自觉的遵守纪律。对于违反纪律的员工，要进行批评教育，对于情节严重的还要进行一定处罚，这样才能保证公司制度的权威性。制定纪律检查，可以保证企业工作秩序的正常运行，其体现了公平性，对于违规违纪的员工，必须给予处罚，这样才能起到对员工行为规范的作用。企业中常见的违纪行为主要包括：迟到、脱岗、私自外出等，对于这类问题是可以通过说服、批评教导解决。不需要用强制办法来解决。但是，由于各类员工的思想水平不单一，认识能力有差距，有的犯错误的员工，严重地违反了规章制度，使之造成不良的后果即影响者又不接受劝阻和指导，就一定要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把执行纪律与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结合在一起，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在具体执行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掌控好政策界线，做到公平、公正、公开，防止乱用权利。惩罚是人事管理中的一种有效的指导手段，使用妥当就可以使当事人在受惩过程中接受思想道德教育。在搞清是非的同时，以改正缺点为目标。我们在日常人事管理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有的员工违反了规章制度，形成了不良的影响，对此就要给予纪律处罚，但是，在实行严格处罚时一定要经过严密的调查和检查，严格知道处分的条件，公平、公正、公开地执行纪律，必须不要以感情代替政策，不许随便给员工以纪律上的处分，不能用主观意志和感情作标准，要用纪律条例的规定作为标准。所以，在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和执行纪律相一致的原则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以指导为主，不可以乱用惩罚，惩罚过重的要坚决予以更正。
3工资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
工资管理是人事行政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之一。通过加强对员工工资待遇的管理，使用效益工资这一经济杠杆，积极调动员工的创造力。为了充分发挥效绩工资对员工的积极作用，一定要把它与思想政治工作结合在一起，实行正面的教育，积极地指导员工转变思想观念，并应该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3.1效绩工资的发放
一定要坚持严格的审核，要严格依照实际工作来实现质量、数量，实施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使效绩工资起到奖励勤劳的员工、惩罚懒惰的员工的作用。效率高的员工可以得到的奖赏如年终奖金会多一些，认真工作、从未出差的员工也可以得到一部分奖赏。
3.2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指导员工发扬共产主义风度，反对“一切向钱看，一切为钱干”的思想意识。把员工的荣誉感和物质利益同其对国家的贡献密切的结合起来，不断地提升员工的思想觉悟水平和道德境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尽量培养员工养成勤勉、乐于奋斗的作风，积极参加有意义的活动，不要只是为了挣钱而已。
3.3通过思想政治工作
指导员工顾全大局，使效绩的分配实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有突出贡献的员工，要给予重奖，以推进企业的不断发展。充分发挥经济杠杆和经济手段的作用，一定要有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做支撑，小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经济手段就要失去其应该有的作用，甚至走上歧路。只有把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最大限度地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做好企业各项工作。
4结论
一、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是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也是党的执政地位和任务所决定的
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始终重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他指出，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他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努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切实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使我们党真正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深刻阐述了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的必要性和极端重要性。
第一，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我们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岗位，这就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这种考验，既有执政的考验，又有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一方面，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一些干部沾染上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不能很好的行使权力；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些人抵御不住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袭，在糖弹面前会打败仗。这两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党就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党的执政地位就不巩固。“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5页。）邓小平认为，针对这种情况，党必须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教育，实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并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他强调，党要实现对政权指导与监督的作用，首先就要从切实指导与监督自己的党团和党员做起。
第二，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需要。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制定了各方面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特别是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但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解决组织路线的问题。邓小平认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政治路线，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因此，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按照“四化”标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培养选拔接班人，同时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
第三，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是提高执政者素质的迫切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为了完成所担负的伟大任务，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证权力的正确实施，而要做到这样，就要着力提高执政党干部的素质。邓小平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讲，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如果领导干部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不实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接受群众的监督，就不能端正党的作风、改造社会风气，实现党的领导。他尖锐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有的滥用权力，甚至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针对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问题，特别是搞特殊化、搞腐败的现象，他强调，为了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从严治党，切实加强对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
二、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核心问题是防止和滥用权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对于共产党的领导来说，什么时候正确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党的执政地位就巩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紧密，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违背了群众的利益，滥用权力，，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动摇，党和群众的关系就紧张，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邓小平关于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的理论内容很多，但核心是防止和滥用权力。
首先，防止滥用权力必须谨慎用权。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因此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领导职责，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在领导活动和政府管理中能不能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关系到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应该看到，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有些执政的领导干部不能正确看待名利、权力和地位，把人民给的权力作为个人和小团体谋取私利的条件和手段，甚至为所欲为，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由此可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一定要紧紧围绕如何掌权用权这一根本问题来进行。邓小平指出：“我们执了政，拿了权，更要谨慎。第一，我们要权，无产阶级要权，不能让权被资产阶级拿到手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权，不能让权被机会主义者拿到手上。第二，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3～304页。）他认为，必须强调执政党的特点，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防止领导者由人民的勤务员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其次，防止滥用权力必须形成坚强的领导机构。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是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集体领导，因此，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一方面要加强对领导机构的监督，一方面要通过领导机构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邓小平高度重视领导班子建设问题，他认为，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解决不好，接班人的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天下大乱。他要求，各级领导班子不能成为僵化的、保守的和平庸的班子，而应当成为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领导集体，成为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领导集体，成为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紧密联系群众的领导集体，成为能够开创新局面、干实事的领导集体。在配备领导班子的时候，一定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邓小平还强调，各级领导班子的问题都要认真加以解决，但是最重要的是解决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他说：“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5页。）他希望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自觉地有意识地维护这个核心，因为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有了这样一个坚强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
第三，防止滥用权力必须解决特殊化和腐败的问题。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同腐败现象水火不相容的，与腐败现象做斗争，防止和，是执政党的历史责任。邓小平认为，特权思想和特殊化是产生腐败现象的根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身居要位，有很大的权力，如果不认真解决加强管理和监督的问题，消极腐败现象就会蔓延滋长，权力就会被滥用，那样就会脱离群众，出大问题。因此，“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7页。）邓小平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党内决不允许有不接受党纪国法约束或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他特别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必须惩治党内的高层腐败，否则我们就有失败的危险。因此，一定要下决心加大反对高层腐败的力度，严肃查处腐败案件，以取信于民。
三、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机制
历史的经验证明，没有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就难以实现领导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难以遏制腐败。邓小平认为，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必须解决制度问题和经常性的监督工作，最重要的是建立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监督机制。
第一，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同志曾经正确地指出过，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以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以致于发生“”的错误。邓小平认真总结和汲取了斯大林破坏法制和在领导制度方面的教训，明确提出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他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因此，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因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他强调，我们的各项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都需要继续完善和发展，尤其是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民主监督，以防止少数人说了算和个人专断。
第二，要把各种监督有机结合起来。邓小平认为，党要实现对政权指导和监督的作用，首先就要从切实指导与监督自己的组织和党员做起。而对于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一是要经常；二是要严格，而且还要把各个方面的监督紧密结合起来。这些监督，包括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党内的监督和党外及群众的监督、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法律的监督、新闻舆论的监督等等。不仅如此，各方面的监督还必须与惩治相结合，对于违纪国法的，不管是什么人，都必须执行纪律，做到赏罚分明。他说：“必须加强党的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现象，对于违法乱纪和其他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的分子，及时地给予应得的处分。”（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4页。）他还指出，加强监督，重点是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监督，要在这方面加大监督的力度。
第三，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应该说领导班子的自身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薄弱，有一部分领导班子缺少正常的相互监督和帮助，成员之间很少有坦诚的思想交流和严肃的批评。邓小平说：“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党的三大作风有一条讲的是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标志之一，但是，现在对不少人来说，这一条很难做到。”（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9页。）他认为，批评是一种很好的监督。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和一把手，他们的威信应该建立在思想、工作、言论的正确上，建立在民主作风上，建立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上。领导人不可能一点缺点、错误也没有，问题在于有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听了正确的批评能不能接受和照办。有错误，自己讲，又能倾听别人批评的意见，这就有了主动。这样做绝不会损害自己的威信，只会提高自己的威信。
1、倡导人工营造森林
由于农民家庭生活环境的熏陶，使早年的孙中山已初步掌握了人工植树方法。特别是兄长孙眉在檀香山以农、林、牧业发家致富，也给孙中山以1定的影响。1883年，时年17岁的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国时携带酸豆树籽种在自家院内，现这棵百年老树已是郁郁葱葱，仿佛正在昭示世人，它本身就是孙中山人工造林实践的出发点。1890年，孙中山开始着手在家乡筹备人工造林，他对广东香山无林区进行了初步调查，提出要将香山东南1带“秃然不毛”（1）之山，“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面对当地农民只知砍伐，而不知种植林木的愚昧无知状况，他利用假期，在家乡种植桑树，为父老乡亲提供样板，居然初见成效。
孙中山在香山倡导植树时，又上书清朝官吏，推荐自己制定的植树造林方案。即：1、“凡于沙漠之区，开河种树”。2、“其余花果草木，审察土宜，于隙地广行栽种”。3、及时预防“谷蟊木蠹”。（2）至此，孙中山完成了第1个植树造林方案。
1915年，为提高全民植树意识，统1全国人工植树时间，孙中山建议北洋政府以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获得赞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1个国家法定的植树造林节日。1916年，孙中山视察绍兴，大声疾呼“譬彼高山，胡不栽森林”。（3）作为1位日理万机的革命家，孙中山能够随时随地倡导人工植树造林，亲自参加人工植树活动，制订人工造林计划，提倡设立国家植树节，这充分体现了他对人工植树造林的重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政府设立林业管理机构
早在1890年，孙中山就呼吁成立农学会，作为林学理论研究机构。时隔不久，他在广州正式成立农学会。作为秘密革命机关的农学会，在进行革命活动时，也考察了外国农林事业，研究近代林学理论。尽管数年后农学会被清廷破坏，但它具有破天荒的重大意义，它是中国历史上第1个林学研究机构。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设置国家林业管理机构，中央内务部负责农林事务；在地方设置南京府劝业科，负责“山林土地事项”。（4）使南京临时政府初步建立了层次完整的林业管理体系。孙中山辞职后影响北洋政府在中央设立农林部。孙中山在北京与袁世凯会谈时；商定农林部可以暂时“伐采森林”，（5）解决国家财政困难。
1920年下半年，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自兼内政部长，明令农务局“培植及保护森林”。（6）后农务局并为第2司，继续主管“农业、林业之保护、监督、奖励及改良事项。”（7）此时，孙中山在政府设立林业管理机构，基本上还都属于西方政府机构的形式模仿。
1922年9月，孙中山在《筹备改组宣言》中除继续主张“……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应属于全民者，由国家设立机关经营管理之”，又进1步提出“并得由工人参与1部分之管理权”（8）的新主张，该主张实际上已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3大政策在林学理论上的反映，惜其未能贯彻执行。
在实际运作中，孙中山设立的林业管理机构曾出现个别人员素质较差、影响工作效率的现象。1924年，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为吸引高素质专业人才，
颁布《考试条例》，规定应聘林业机构荐任文官者必须参加森林化学、森林工学、森林测量、森林动物学、森林植物学、土壤学、气象学、林政学、树病学、造林学、昆虫学、森林保护及管理法、植物生理学等科目书面初试，合格后再参加相同科目口头复试，最终合格者方可为荐任文官。（9）
3、国家经营林业生产
1912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在野党领袖身份，用英文给《大陆报》撰文，主张“凡……森林各业，均应收归国有。”（10）其所产利益作为国家税源，用于行政、教育、慈善等事业经费。在数月后的1次演讲中，他进1步指出“今日中国地主、资本家眼光尚浅，知保守而不知进取，野山荒地尚多无主之物，1般平民间亦有自由使用之权，即如樵采游牧，并无禁止之例。若在欧洲，则山野荒地皆为资本家所领有，他人不能樵采游牧于其间也”（11）而1但中国地主，资本家效仿欧洲，就会垄断山林，操纵民生，到那时再采取补救措施，为时已晚，应当事前加以预防。1920年，孙中山提出预防地主、资本家垄断山林的具体方法，即国家经营林业生产。他在《地方自治实行法》中说：“凡山林……悉归公家所有，由公家管理开发。”“其数年或数10年乃能收成者，如森林、果、药等地，宜由公家管理。开荒之工事，则由义务劳动为之。”（12）
1923年，孙中山开始实施国家经营林业生产政策，在1系列法令、法规中规定：在都市内，果园、苗圃征收千分之105地价为普通地税，随着土地增值，按超过原地价的百分比征税，但每亩地价不到2百元者免征增值税。（13）国有山林均准人民承垦，承垦年限“树林地1千亩未满者2年，1千亩以上2千亩未满者3年，2千亩以上3千亩未满者4年，3千亩以上4千亩未满者5年，4千亩以上5千亩未满者6年，5千亩以上1万亩未满者7年，1万亩以上者9年。”
（14）每亩地价7角，提前完成垦荒植树造林者可按比例减其地价。
1924年1月，孙中山发表《中国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山林川泽之息”“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应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卫生等各种公共之需要。”“本县资力不能发展兴办者，国家当加以协助。其所获纯利，国家与地方均之。”（15）上述规定，孙中山在手书《建国大纲》中再次予以肯定。孙中山自视《宣言》和《大纲》是最权威和经典著作，国家经营林业生产、全民占有林业效益的设想，就成为孙中山最具代表性的林业政策之1了。
4、发挥森林防护作用
前面已经述及，孙中山很早就认识到森林能够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美化环境，他早年在香山提倡植桑，就是为了保持水土。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发挥森林防护作用的思想日益完善成熟。
1918年，孙中山在谋求发展中国经济的同时，谋求防止华北、华中水土流失，保持生态平衡，他在著名的《建国方略》中号召“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16）可以说，这是我国3北防护林体系的最早雏形，我们不仅实践了孙中山计划，而且大大超过并完善该计划。
1924年，孙中山系统演讲《3民主义》，指出“至于防水灾的治本方法是怎么样呢？近来的水灾为什么是1年多过1年呢？古时的水灾为什么是很少呢？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古代有很多森林，现在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林便很少。许多山岭都是童山，1遇了大雨，山上没有森林来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便马上流到河里去，河水便马上泛滥起来，即成水灾。所以要防水灾，种植森林是很有关系的，多种森林便是防水灾的治本方法。有了森林，遇到大雨时候，林木的枝叶可以吸收空中的水，林木的根株可以吸收地下的水；如果有极隆密的森林，便可以吸收很大量的水，这些大水都是由森林蓄积起来，然后慢慢流到河中，不是马上直接流到河中，便不至于成灾。所以防水灾的治本方法，还是森林。”“要能够防水灾，便先要造森林，有了森林便可免去全国的水祸。我们讲到了种植全国森林的问题，归到结果，还是要靠国家来经营；要国家来经营，这个问题才容易解决。”“这种防旱灾的方法，要用全国大力量通盘计划来防止。这种方法是什么呢？治本方法也是种植森林。有了森林，天气中的水量便可以调和，便可以常常下雨，旱灾便可以减少。”“所以我们研究到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的大规模森林。”（17）勿庸赘言，演讲分析了森林与防止水旱灾害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国家经营森林事业的重要意义。在百废待兴、愚昧落后的旧中国，孙中山能够把林业放到水土保持、防止灾害的高度去认识，10分罕见，时人无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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