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气浊；宇宙；生命；彝族医药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349（2016）07-0084-03
彝医药理论体系完整、内涵丰富，但晦涩难懂、寓意深刻，今人要想弄清彝族先贤是如何认识与分析人体生命与疾病规律的，就必须对构建彝医药理论的源头进行逆向追溯，探明彝族古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古代天文历法对彝医药理论的影响。对此，王天玺在《先民的智慧――彝族古代哲学》一书中作出精辟论述：“彝族古代哲学认识的两大对象：宇宙与人类――先宇宙而后人类”。《哎哺啥呃》、《宇宙人文论》等彝文典籍都是通过认识宇宙来认识人类生命的。
彝族先民通过长期对各种天体运行规律、各种气候气象、各种地理现象的观测，已深刻认识到各种动物的“生、长、壮、老、已”和各种植物的“生、长、化、收、藏”的生命运动过程，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以太阳论生命、以天文论人文、以哎哺论万物”的彝医药理论体系，其中“哎哺啥呃”是其核心理论。“啥呃”是古彝文音译，汉译则为“气浊”，是彝族认识宇宙与生命的独特思维方式，渗透在彝族先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彝医药理论体系的源头性认识。彝文典籍《哎哺啥呃》的主题就是“哎哺”和“啥呃”，1991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西南彝志》中收载了《哎哺啥呃》，该书写道：“上古天未产，哎哺未生时，气浊先产生”。该书序言中是这样说的：“气浊变化产生哎哺，哎哺产生万物的观点，是彝族先民哲学的基本观点。”可见“气浊”不仅是彝族先民的哲学理念，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发展成为彝医药理论体系中最核心的“气浊学说”，体现彝医对宇宙、对生命的认知特点。
1“人体同天体”是彝医构建“气浊学说”的认知基础
“人体同天体”是对宇宙与人体生命关系认知的高度概括，说明彝族古代先贤已能够运用古代天文历法的原理、方法等阐释对人体生命与疾病变化规律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在各种流传至今的彝文典籍中均有详细记载，被众多彝医广泛运用于临床实践。要想弄懂彝医药的理论渊源，就必须明确古代天文历法、气象学等相关科学原理对彝医药理论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也就要深入理解古彝人是如何认识“人体同天体”的，其中天文历法等在彝族古代科学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彝族天文历法是联系人体与天体的共通规律，体现彝医对“气升浊降”的认知特点。天文指的是日月星辰等天体在宇宙间分布、运行等现象；天文学是研究天体、宇宙的结构和发展的科学，包括天体的构造、性质和运行的规律等[4]；历法则指推算岁时节令的方法。系统研读彝文典籍和深入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彝族在长期天文观测中已形成具本民族特色的“宇宙发生演化观”和“天地日月星辰系统认识论”，通过辨星纪、正日影、定节气的方法，用图影、符号等表示各种天象、地象和物象，制定出多种具有深远影响的古代历法。
据彝文典籍记载，上古乾阳运年时代（公元前45―前27世纪）已形成彝族太阳周天日历，苟阿娄、阿娄朴时代已描绘“天星云图”，掌握天文知识；三世朴朴苏能时代，就绘制地图，认识到地理格局；四世苏能拉戛时代，已能进行日月历度的推算[2]。据《彝族源流》记载，在哎哺部落时期就有天文知识丰富的娄师颖先师，有使用文字写下无数经典的举哲奢等人；哎哺部落的每个氏族里都有一些“心里想知识，口里讲知识，手里写知识”的先贤，写下了“成千的天文，上万的地理”知识；将大地分为九块，认为“大地有九方，九方为九宫”，反映彝族先民古老的宇宙观[3]。在认识自然、探索宇宙、发明创造的历史长河中，彝族形成“宇宙化生万物”的哲学认识，通过在长期生活实践中观察日月星运行及各种气象变化，对寒暑交替、生死荣枯、升降浮沉等各种运动变化现象进行总结归纳，形成具彝民族特色的“哎哺啥呃”理论，包括“气浊学说”、“哎哺理论”等，是彝族阐释各种宇宙生命现象的认知模式。为便于广泛传播和深化记忆，毕摩等文化人对这种认知模式经常用“拟神”的手法将日、月、星等各种天体及各种生物赋予各种神的形象，造成后人认知上的误解，但仍然不能掩盖“气浊”、“哎哺”在医学领域的重要地位与贡献。以往在田野调查中，笔者曾多次见到或听到过彝族祭祖有插树枝的习惯，当时仅从原始宗教意义方面去考察，现今从天文学角度去分析它的内容，才知道其包含着丰富的天文学知识，插枝图原来就是一幅完整的彝族星图[4]。
可见，对彝民族各种生活现象的研究，不能仅从其外在表象去认识，需要对其原型的出处深入挖掘，正确领会该民族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气浊”在彝医药理论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既是天地之源，也是人体之本。“气浊学说”作为彝医认识宇宙与生命运动的核心理论，除表达对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认知外，还表达其对“气升浊降”生命运动规律的认识，而这种认知正是建立在“人体同天体”之上。
2“气浊”是事关宇宙与生命发生演化的基础理论
彝医药是以河洛、八卦为理论构建的医药学体系，是应天应地、应日应月的宇宙时空医学，其医药理论也事关宇宙与生命的发生与演化，其中“气浊”扮演重要角色，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2.1气浊是天地之源，也是人体之本彝族先贤认为宇宙与生命的发生、演化均从气浊开始。《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物始纪略》、《土鲁窦吉》、《宇宙人文论》等重要典籍所论述的第一问题均是事关宇宙与生命的演化发生论，认为“气浊”是天地万事万物发生演化的“总根子”。但“气浊”到底是什么？气浊在不同的运用中有不同的称谓，如清浊、气浊、天气地气、青气赤气，名虽各异但理却相通，即实为气与浊尔，表达各种天地发生演化、阴阳消长变化等现象的根由而已。彝医所说的“气”，彝文写作“”，发“sa（啥）”音，有人也翻译为“清气”；彝医所说的“浊”，彝文写作“”，发“ge（呃）”音，也有人翻译为“浊气”。
彝族先贤认为太古之初，杳杳冥冥，什么有形之物都没有，只有动态的气和浊，气浊不断交织变化，形成天地；天气与地气交织变化，形成万物。气浊-哎哺-天地-万物，彝族先贤用一条简洁的、自然演化的路线，解答了宇宙的发生问题，解答了宇宙的起源[5]，当然也表达对生命运动的认识。如彝文古籍《宇宙人文论》论述气和浊产生天地、万物和人类时说：“在天地产生以前，是大大的、空空虚虚的‘无极’景象，先是一门起了变化，熏熏的气，沉沉的浊产生了”[6]。又说：“气熏熏的，浊沉沉的，气浊互相接触，一股气，一路风就兴起了；两者又接触，形成青幽幽，红彤彤的一片，清的上升为天，浊的下降为地”[6]。“气浊相互接触，气翻出青色，浊翻出赤色。青、赤二气成对如桴叶飘飘，又起变化，变成天线、地线，织天又织地，天地同时出现”[6]。《哎哺啥呃》：“十二层天下，充满气浊，产生万物，又不断变化”[7]。可见，彝族先贤认为宇宙存在是气浊演化的结果，人体形成是气浊结合的结果，人体能在宇宙生存，是人体与宇宙相互调节的结果[8]。
气浊是彝族先贤解释、概括人体及自然界各种“象”变的认识基础，是彝医药论“常变”的理论来源，认为气浊之多少、异用均可通过声、色、脉、体等病症特征而相应的表现出来。而彝文典籍《哎哺啥呃》中有专篇对气浊的论述：“浊之路三条，末之路一条，根尾侧上经，头顶上之越，鼻底下之生。次之路一条，胛节顺之经，脑髓中之生，首之路一条，肾水中之漫，肾腹上之经，头顶上之生，源源循环呢，肾水直上冒，头火下而降，水之火不过，金与木不合，五之相合者，脐底往之上，动动而弹弹，无循无经根，古今其面看，看来的是了。其根我来写，其命我来说，人类身体中，气血经路是，气浊路六条，肺肝心喉肾，其不知的怕，论的抄之放，此凡读人呢，请的学着吧”[9]，可见彝医是从“气浊”认识宇宙生命的发生与演化，气浊既是天地之源，也是人体之本。
2.2气浊解答宇宙生命演化的起点和顺序对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起点，彝汉两族是存在差别，汉族文化从“气”开始而彝族文化从“气浊”开始。汉族医学强调“气一元论”在中医学界已达成共识，而彝医学却强调“气浊二元论”。笔者查阅各种彝文典籍的原始版本，发现“气”与“浊”在彝语言文字系统的指代不同，表达两类不同的事物。彝医传人王正坤先生解释“气浊”时说道：气与浊不同，气为阳，上升则为天，具轻清、薄靡、上浮之性；而浊为阴，下沉则为地，具重浊、凝滞、下沉、下降之性。彝族先贤已认识到“气”与“浊”是以二元形式出现的，二者属性的不同。如《土鲁窦吉》（又名“宇宙生化”）言道：“天与地之间，气与浊二元，影和形两面，由五行定干”。对于气浊关系，彝医传人张之道先生给出准确解释：“气就像一条龙，浊就像滇池的水，如果龙不潜藏在水里，露出水面，人不就得病了吗？”张之道先生的论述可谓精辟，形象生动地解释了气与浊关系，也说明了“阴平阳秘”的真正内涵。正如日常生活所见，气可凝成水，水可蒸发而化成气，但绝不可以说“气就是水，水就是气”，二者虽然可相互转化，但绝对是两类物质。可见，彝族先贤在认识世界本源时是以“气浊二元论”立论的，承认气与浊是不同，属于两类事物。
对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顺序，彝汉两族也存在差别。彝族认为宇宙发生演化的动力源于气升与浊降，众多彝文典籍均反映这一点，“竖竖剧而冒”的气和“熏熏降而沉”的浊经过不断交织变化，形成哎哺；哎哺有千千万万，其中最好的哎和最好的哺形成天地和日月[10]；天气与地气交织变化，形成天线和地线的变化规律；青气与赤气交织变化，形成青线和赤线的变化规律；而正是这些变化规律形成了万物，其变化规律可用天地五行和宇宙八卦等宇宙数学模型给予概括和认识。“气浊-哎哺-天地-五行-八卦-万物”是彝族先贤认知“气浊产生宇宙、气浊化生万物”的基本图式。
3小结
气升与浊降是宇宙生命的基本运动。彝族先贤认为宇宙生命不是静止存在的，气浊的升降运动是各种生命现象存在的前提条件，故众多彝文典籍均言道“气转浊而生”、“有命才会动”。总体说来，彝族对气浊的升降运动可从以下方面认识。
3.1天地的发生演化均来源于气浊的升降运动，而生命的形成和变化亦离不开气升浊降。彝族先贤不仅认识到气浊存在升降运动，还明确了几组由气浊演化的事关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概念：如天气与地气、天线与地线、青气与赤气、青线与赤线等，这些术语组成了“气浊理论”的概念体系，不仅能够解释天体运行的规律，也解答了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
3.2明确气浊运动的表现形式为“首萌长遍退藏”，其本质均遵循“升降出入”的原则。彝医认为气浊“升降出入”的运动形式体现在与四季的密切契合上，体现在气血在不同的时空下具有不同的血峰特点上。在此理论指导下，形成了彝医独特的血峰理论、禁刺理论和用药理论。
3.3说明有生命的物质才有气浊，没有生命的物质是没有气浊的。人之体源出于自然，秉承于父母，生长于宇宙之内，留迹于人世之间，原本就是一个气浊运动而形成的高级动物，彝医强调“血循而气生、气循而浊生”，而《哎哺啥呃》中也讲“动会命有的，灵气兆多衍”，其中的“动”，讲的就是气的活动与浊的活动。无论是气的活动，或者是浊的活动，都需要能力，但能力从哪里来？从宇宙天地的气浊运动变化来，无论人体与各种生物如何变化，但宇宙天地“气升浊降”的运动规律不会变，“人体同天体”恰好表达了人体乃至各种生命个体“气升浊降”的运动规律均需要遵循宇宙天地“气升浊降”这个总规律的原则，故彝文典籍里常强调“一人一宇宙”、“一者一宇宙”、“一相一宇宙”。这些看似简单却很复杂的问题，却正是当今困扰人类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彝族先贤早已认知并且写在书本上了。
总之，彝医学是沟通天文、历法（或者是时空）、人体、天地、宇宙相互关系的一门宏观医学，以“气浊二元”立论，解答了事关宇宙生命发生演化的系列重大问题。显然，彝医学不可能与现代力求微观的精准医学相比较。但是，无论是纵观或者是横观现阶段医学的发展状况，都会发现微观的精准医学也并非能解决医学领域的一切问题，尤其是日益更新不断出现的疾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迫使我们对多元医学共同存在的必要性进行思考。对待民族文化，更要谨慎，不能一概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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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西南彝志（三、四卷）[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363-364.
[关键词] 数字化出版 期刊传播 特色栏目与专业 《气象与人类社会》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1-0047-03
数字出版引起学术期刊传播方式的变革，有单篇论文的传播取代整本期刊的传播之势，导致期刊的传播力不断弱化。因此，在数字化时代，高校社科期刊在保证编辑出版质量的同时，要高度重视传播能力的提高。提高传播能力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加强特色栏目建设。对高校学报而言，根据本校的学科特色、充分利用学科资源优势加强特色栏目建设，可以使栏目新颖独特，保持相对稳定的风格，吸引专家学者关注，保证稿源稳定，还可以提升期刊的学术质量，扩大期刊的社会影响力。
1 《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的设置
据统计，目前全国高校社科学报的特色栏目有 200 多个，这些特色栏目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具有学科优势的栏目，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的《中国农村研究》栏目，《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的《留学生与近代中国》栏目等；二是具有地域优势的栏目，如《安徽大学学报》的《徽学》，《湘潭大学学报》的《思想研究》，《云梦学刊》的《屈原研究》等。
《阅江学刊》设置特色栏目《气象与人类社会》的首要依据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大气科学专业优势。2013年1月29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2012年学科评估结果，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专业跃居全国第一[1]。这样的专业优势为本栏目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资源。
设置《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还因为气候气象与人类生活、人类文明发展有密切关系，气候气象问题成为全世界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通过对《夏小正》《春秋》《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庚子·辛丑日记》《郭天锡日记》《张诚的日记》以及康熙二十四年开始上报的《晴雨录》等历史文献的分析发现，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气候变化会引发族群整体迁移等文化活动，水灾、旱灾、苦寒、苦热等各种异常天气现象是历代文学作品的常见题材。当今社会，随着经济发展，人类活动对气候气象的影响越来越大，气候气象变化问题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比如气温反常、极端天气和灾害天气频现，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或污染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生活。因此，气候气象问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不仅引起了气象部门的重视，而且引起了学术界的严肃讨论。这里的“学术界”，不仅包括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而且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从学术研究的视角严肃审视当今气候气象问题不难看出，气候问题往高度看是政治问题，往深度看是民生问题，往学理看是哲学问题。也就是说，气候或气象已经不仅是一个纯自然科学或技术方面的问题，而且是事关民生或人类社会生活的问题，是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文化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学术界进行认真研究与探讨，以寻求解决之策。然而，纵观国内学术期刊，却没有一本甚至没有一个栏目以气候气象与人类社会发展为主题，众多的研究成果无处发表，专家学者没有交流思想观点、发出呼吁的稳固平台。基于此，《阅江学刊》设置《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以特色专业建设特色栏目，刊发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气候气象问题的学术论文，引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综合研究，为气象学研究开拓一个新领域。
《阅江学刊》设立《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也是气象软科学发展的大势所趋。随着全球经济文化的发展，气候或气象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越来越多地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因此，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是气候与气象研究的发展趋势。2011年第2期《气象软科学》刊登了中国气象局副局长于新文在中国气象学会第27届理事会气象软科学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讲话以“科学研究”、“气象事业”、“中国大发展”和“软科学”为关键词，阐述了气象软科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中国气象局还设立气象软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为气象学、环境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的综合、交叉提供平台，鼓励气象软科学研究在运用软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展开多种学科的综合研究。这是气象软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这个角度说，《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的开设适得其时。
2 《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的选题特色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两个趋势：一是不断走向综合与交叉，二是日益精细化和具体化。因此，学术期刊的栏目选题既要体现学科的综合与交叉，又要展示学科研究在具体方向上的观点和成果。同时，目前各学科专家学者的研究日趋“术业有专攻”，往往集中在学科的某一研究方向上。所以，要吸引专家学者投稿和阅读，学术期刊在栏目选题上最好能保持与学科研究方向的一致。在这两点上，《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的做法是，将栏目进一步细分为不同专栏，围绕专栏主题策划学术专题。栏目设立了《气象与经济》《气象与伦理》《气象与法律》《气象与文学》等专栏，形式新颖，主题明确，吸引了众多专家和学者的积极参与。这种“专栏+专题”的选题方式，突出了专业研究方向，使选题更有针对性，更能切中研究热点，也便于研究者搜集学术信息。
栏目每期文章的选编，会注意学科间的互动和争鸣，注重选题的前沿性和现实意义。其一，注意选发关于气象与政治、气象与经济、气象与法律、气象与伦理、气象与文学等方面的论文。当前全球范围内对生存权与环境权的呼声愈趋强烈，由气候变化引发的人类文化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反映到学术领域，气象文化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大气科学研究与有关的文化研究相互碰撞、交融，其结果是，不仅开拓了研究领域，而且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其二，注重气象或气候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如气候变化与政策、气候变化与伦理、气象与人类生态文明等，组织刊发吴国雄、潘家华、吕学都等大家名家的论文，为《阅江学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引起学术界众多专家学者的注意。其三，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而言，《气象与人类社会》刊发的学术论文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比如，李志江《东盟国家的气候治理合作：现状与问题》一文探讨区域气候治理合作问题[2]；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唐纳德·布朗《个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伦理责任探究》分析各国在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公平安全排放份额之内的责任和义务[3]；程建军《我国公共气象服务理念的历史嬗变》对我国公共气象服务理念的历史发展及内容转变做了详细而深刻的阐释与论证，为气象部门更好地服务民生和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4]。这些文章都以某一现实问题为切入点，在深刻论述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合理的对策或策略，为解决气候问题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价值。
3 《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的传播效应
“出版的意义在于文化传播与学术积累……编辑所做不仅是对稿件的技术性完整，更为重要的是提高学术意识，尽力发掘选题，根据现有条件增加书稿的学术含量和附加值”[5]。《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在选题上的开拓创新，极大地带动了作者的积极性，校内外、国内外众多领域和专业的专家学者纷纷将研究视野转向学科交叉研究，一些长期从事大气科学研究的专家也开始关注与气象有关的社会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内容。栏目创办至今，刊发论文80余篇，其中中国科学院李崇银院士的《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几个问题》，世界气候谈判专家、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吕学都的《气候变化国际和国内形势发展展望及气候变化科技工作》，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吴效刚教授的《气象文化建设：理论创新与实践变革》等文章，还被《新华文摘》《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或摘编，获得了良好的学术反响和传播效应。在栏目的引领下，逐步形成大气科学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文学交叉融合研究的新局面，打破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自为营的传统研究格局，活跃了研究氛围，将那些本来是一个人、几个人或者一个小团队参加的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课题变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的课题。并且，以栏目为媒介，《阅江学刊》凝聚起一支高水平的、稳定的学术研究队伍，形成了“教学、科研、编辑”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扩大了刊物和栏目的影响力。
《阅江学刊》的《气象与人类社会》这一特色栏目的创办，俨然在学术界和期刊界举起了一面新的学术大旗，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吸引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气象”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群体，促成了大气科学与政治、经济、文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趋势。反过来，这又使栏目获得了充足的优质稿源，栏目质量不断提高，影响力日渐提升。
4 总 结
高校学术期刊是引领学术繁荣、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在科研评价、学术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程郁缀教授说：“我们提倡每一个学报努力办好各自的特色栏目，朝着学术专业化方向发展，这是完全可能而且必要的，其目的归根结底还是要有利于提高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6]早在“第二届社科期刊改革与特色栏目建设高层论坛”上，有学者就针对社科期刊应高度重视传播力这一热点问题提出了“建设并抓好特色栏目”这一举措，即社科期刊应通过特色栏目建设，不断提高质量，形成鲜明特色，坚持把特色栏目办成开放的公共平台，吸引国内外最好的专家学者参与到栏目建设中来[7]。《阅江学刊》《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显示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历史传统与专业特色，承载浸润着丰厚的气象文化，它将气象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动态信息及时有效地呈现在专家和学者面前。同时，专家和学者通过这一公共开放的平台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研究专长，开展学术探索与学术争鸣。他们的研究成果又可以通过期刊传播推进到管理和决策层面，从而使这些研究成果化为人类社会的资源，推进气象学研究的开放式发展。通过这样的良性循环发展，《气象与人类社会》栏目成为学术界、编辑出版界关注的名栏。
注 释
[1]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OL].[2013-01-29].http：///xwyyjsjyxx/xxsbdxz/index.shtml
[2]李志江.东盟国家的气候治理合作：现状与问题[J].阅江学刊，2012（6）
[3][美]唐纳德·布朗.个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伦理责任探究[J].阅江学刊，2012（5）
[4]程建军.我国公共气象服务理念的历史嬗变[J].阅江学刊，2012（3）
[5]潘占伟.编辑在图书出版中的学术意识[J].出版科学，2013（2）：27
时间： 2003-1-24 作者：李婷，陈晓东
摘 要：用现代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中国古代的概念，难免会出现偏差，将气定义为物质就是一典型范例。其原因在于对中医学的基本概念的定义过程中完全抛弃了中国哲学或传统文化固有的思维方式。通过运用中国古典的非对象的、唯象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古典哲学中气的考察，中国之气与西方之物质的比较，以及中医学典籍中有关气的分析，容易看出，气是物质运动之象，在中医，气则是人体生命活动之象。从而得出结论，在当代，对中医学中基本概念的理解，不能只站在现代的角度，而应穿越思维空间，去经历古人的思维历程，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准确而实事求是的结论。
关键词：思维；概念；气；物质；象
气的思想充斥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切中华民族的瑰宝中无不气韵流动。且不用说在文学、艺术中有“笔气”、“墨气”、“灵气”、“豪气”等，在社会生活中有“天气”、“才气”、“口气”、“神气”等，单就中医学中所用到的气就有诸如：“清气”、“浊气”、“寒气”、“热气”、“食气”、“谷气”、“酒气”、“药气”、“邪气”、“毒气”、“恶气”、“乱气”、“厥气”、“郁气”、“积气”、“聚气”、“经络之气”、“脏腑之气”、“真气”、“精气”、“阴气”、“阳气”、“水气”、“木气”、“火气”、“金气”、“土气”、“卫气”、“营气”、“血气”、“胃气”、“脉气”、“正气”、“动气”、“形气”等数十种之多，气对中医学更是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石。古人从未，似乎也从不需要为“气”或以上数十种气下定义，“如人饮水”，其个中滋味古人似乎能很好的意会。然而，世异时移，现代的我们已无法与我们的先辈们心灵相通，或是在一片要求中医学“现代化”、“客观化”的呼声中，我们不得不给气下一个定义。如此，就产生一个两种研究视角转换的问题。很明显，既然有为气下定义的要求，正说明现代人是站在不同于古人的角度上考虑问题的。随着西方科学日益在我们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的视角、我们的思维方式几乎已经完全被西方同化。而许多中医界的同道们为了中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力求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这样，为气下定义，无疑是要用西方哲学的语言或者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解释中国古代的概念，其所得的结论无疑是要符合西方哲学或现代科学的概念标准及思维习惯，如此就要求该定义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并逻辑严密，推理清晰。考察现代中医学教材对气的定义，也是本着这一初衷的。然而，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大多数中医学教材中对气的定义仍然不尽如人意，无法达到上述要求。就其内涵归纳起来约有如下数端：
（1） 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
（2） 气是维持生命活动的精微物质。
（3） 气是有很强活力的物质。
“物质”一词在西方哲学中是指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是对不同形态的物质都具有客观实在性这一共性所作的最高概括，“物质”是相对于“意识”而言的，是外延最广的范畴。在这一意义上，是不能用作对具体事物进行定义的，因为那将导致此定义毫无意义，如上文所讲的“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即可以理解成所有人体的基本客观存在都是气，这样的定义非但无意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错误的。在现代科学中，“物质”通常是指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即可测知的客观实体，包括宏观物体、微观粒子、电场、磁场、射线、引力场等等。这与我们的日常语言中的“物质”的含义基本一致。查看各中医学教材中相关章节的上下文，也是取此含义。既使这样理解，上面所说的“基本物质”、“精微物质”、“有很强活力的物质”仍然没有给出气的明确的内涵和外延，而仅仅让人感到气同目前现代科学所发现的所有物质都不相同，是一种特定的物质，或者是几种物质的集合，或者是人体的所有物质。问题在于，若以某种物质作为气的定义，上述如此多的气是同一种物质，或各有其物？同一种物质显然是不合情理的；若各有其物，籍以区别其内涵的当是“清”、“浊”、“寒”、“热”、“食”、“谷”、“酒”、“药”等定语，那么“气”这种物质是怎样在不同的场合变成不同的物质的？更着实令人难以理解。
上述对气的定义之所以不如人意，问题就出在定义者总是试图用现代的、西方的观念、角度、价值取向考虑古代的问题，即用现代的思维模式思考中国古代的问题。西方哲学或现代科学与中医学在思维方式、研究手段、认识途径、判断标准等各方面都是不同的。要用前者的语言解释后者的概念，就如同将中文翻译成英语，或是将古诗翻译成白话文，既使翻译得再精确，也不能再现原有的韵味。因此，翻译才被称作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对于文学来说，不能再现原有的韵味，或加入译者的理解和修饰倒无关大局，而对中医学，在某些情况下则有可能导致越定义越不明白，越定义越远离原意，甚至出现错误。这正是为什么读外文书要读原著，对英语专业的学生重点在于培养其英语思维，而不是汉语思维的缘故。所以，要对气进行正确的理解，我们就必须沿着中国古人的思维历程，把握气在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内涵，明确中国之气同现代所说之物质的区别，以及中医学在吸收古典哲学中气的概念后的具体运用，只有这样才能对气有较准确的把握。
1 中国古典哲学中气的内涵及思维方式
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对气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气是“中国先民们对于自然界云烟等的直接观察，或对人自身的嘘吸等的直接经验，是象形的直觉思维。”[1]这种直觉思维通过先秦哲学比类取象地演化到哲学领域，即失去了具体的形质，而变得抽象起来。虽然在《国语》、《左传》、《孟子》、《管子》、《庄子》、《荀子》等典籍中关于气的论述不尽相同，但其共同点只有一个，即在于气是运动变化的，是世界万物的活力源、原动力。最典型的论述在《管子·内业》中：“一物能化谓之神”，“化不易气”。这就是说，事物时常在变，但总离不开气。并对气作了以下描述：“是故此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说明气代表的是事物无所不在、微妙至极的运动变化，且“不可止以力”，“不可呼以声”，即非有形实体。《庄子》则明确地将气与形区分开来，他说“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由以上论述可知，古人是取气之象来描述世界万物永恒运动的特性的。这时的气和同一时代出现的阴阳、五行一样，已经脱离了物质的含义，而只有指象的意义了。虽然阴阳、五行、气三者都是对世界本源认识的学说，? 庵侄员驹吹奶教植⒎窍蠊畔＠叭艘谎游镏嗜胧帧V泄湃怂溆行奶角笫澜绲谋驹矗次抟庥谖镏适堤宓难芯俊U缭凇迭a href=//guoxue.7139.com/2720/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周易》中，虽然由阴阳而生八卦，天、地、雷、火、风、泽、水、山都取自客观实体，但其目的却在于观物取象，阐明万物的交感变化，这也正是六十四卦被称为卦象的原因。又如在《洪范》中则明确指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冯友兰说：“汉语的‘行’字，意指to act(行动)，或to do(做)，所以‘五行’一词，从字面上翻译，似是five activities（五种活动），或five agents（五种动因）。”[2]这既是活动，就是不具体事物，就可以运用于各种事物的描述，就是象。充分表明了五行的指象作用。与此相对应，则不难理解气的指象意义。
西汉后期，在对天人宇宙原始性的探求中，设定了“元”的概念。也把“元”作为气之始，把元气设定为具象世界阴阳二气所具有活源力的根源。元气生阴阳，与《易传》中的太极生两仪，礼乐中的太一生两仪相对应。这时，对于宇宙生成论有较系统的认识，《广雅·释天篇》说：“太初，气之始也，生于酉仲，清浊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于戌仲，清者为精，浊者为形也。太素，质之始也，生于亥仲，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三气相接，至于子仲，剖判分离，轻清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中和为万物。”可见在生成论中，气不同于形质，而又贯通于形质之中，成为形质运动变化的根据。形质始于气，又包含或继承了气的特性或要素，即永恒运动变化的特性。张衡在《灵宪》中论述天体的起始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静，寂漠冥然，不可为象。厥中惟虚，厥外唯无。”把宇宙生成的拫源置于形而上的本体——“无”中。在这一由无而气而形而质的过程中，其内在的罗辑关系又是如何的呢？张衡的亲近友人王符在《潜夫论·本训篇》中说：“是故道德之用，莫大于气。道者，气之根也。气者，道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气乃生；必有其使，变化乃成。”“上古之世，太素之时，元气窈冥，未有形兆，万精合并，混而为一……。”之后，元气 “翻然自化，清浊分别，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这里的“道”即是“先天地生”的世界的本源，即上文所说的无。作为道之使的气，其主要特征在于“变化”。道与气是体用关系，而气则可以“翻然自化”，运动是其内在本性，成为产生形质并推动形质变化的原动力。
到了宋代，气的观念有了新的发展。张载提出关于气的较详理论，认为：“太虚即气则无无”，（《正蒙·太和》）“凡象皆气”，（《正蒙·乾称》）将具象世界及元气之前的“无”统一于气，建立了较明确的气一元论。并强调气的运动变化，说：“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正蒙·太和》）又说：“若阴阳之气，则循环迭至，聚散相汤，升降相求，絪缊相揉，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申无方，运行不息，莫或使之。”说明了运行不息是气的内在本性，并不需借助丝毫外力。只有朱熹似乎将气当作“器”来看待，他提出了理与气之辩：“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认为理是气的根椐，不承认气的“自动性”。
后世多有发挥张载学说者，如王廷相、方以智、王夫之、戴震等人，在阐发气在天地间无所不在的同时，更强调了其运动性。
纵上所述，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对气的理解占绝大多数的看法是相同的，即气不是指具体的物质，而是以象会意，用以描述事物永恒运动的特性。当我们经历了古典哲学中气的思维历程，可以看出，气是基于一种非对象性的思维方式而形成的。中国古人从未将人与自然万物分隔开来，天人合一是其根本思想。天地与我同心，万物与我并生的老庄哲学，反映在认识过程中就是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中国人是在有诸内必形诸外、由外而知内的理论前提下，通过直觉“领悟”，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注重的是事物之间的联系及运动，并且要求在认识过程中达到人心与道相合，即这种领悟过程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事物保持充分的一致性，对事物进行直接地把握。这使得其理论体系必然不是确定、客观的，也不是重实证的。相对于西方科学，在非对象性思维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医学是一种意象性的理论体系，关于气的理论也是如此。它明显地区别于西方科学，与西方哲学也难以融通。它不重视物质结构，它的概念并非通过解剖手段得来，故没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其所代表的意义是可变的、模糊的、抽象的。它的理论体系的形成也不是依靠逻辑推理，而是通过直觉领悟来对人与自然、人自身在不断的运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进行把握。正所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领悟之所得乃系难以言传，只可意会。然而，为了极不情愿的表达的需要，它多采用了意象性的比类的方式。
2 中国之气与西方之物质间的不同
不是所有东方和西方的东西，现代和古代的东西都能一一对应的，虽然关于气的学说同阴阳、五行一样代表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但就此认为中国古代的“元气论”也象古希腊的“元素说”一样，将气作为构成世界万物的客观物质实体或基本单位，则未免牵强。
诚然，不能离开物质来谈运动，而中国古人却是在探求运动的过程中引入物质的，（而非象西方那样先分析事物的结构，再去认识事物的运动特征。）这是中国古人特有的认识过程。他们关心的不是事物的肉眼看不见的细小颗粒，而是其气势磅礴的交感变化的相互关系。不同结构的事物的运动特性可以是相同的，这就是对事物运动进行认识的基础。古人只不过取气、阴阳、五行之象来说明事物运动的特征。同时，不同于古希腊，中国古人有其特殊的思维方式。他们不象欧洲人那样，将主体与客体严格区分开来，用分析还原的对象性思维方式来认识世界，而是将自己融于这世界之中，用非对象性的思维去领悟这个世界。所以他们只会是注意事物交感变化的运动现象，通过直觉感悟它，而非是分析事物的基本结构。另一有别与西方的特殊之处是中国古人对这种运动规律的描述，他们不是运用抽象的概念、定义、逻辑推理，而是用比类取象的手法。所谓“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古人取气之象，用来说明事物运动的虚无无形，遍流万物。正如汉字一样，通过形象的字形来表达特定的意义。
正是基于以上三个有别于西方的特殊方面，我们在理解气这一概念时，不能将其机械地等同于古希腊的“元素说”，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的基本粒子。张岱年认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气、形、质有层次之别。质是有固定形体的。（此质不是今日一般所谓性质之质。）西方古代哲学所谓原子，用中国传统哲学的名词来说，应云最微之质。而中国古代哲学则认为万物的本原是非形非质的贯通于一切形质之中的气。这气没有不可入性，而具有内在的运动性。”[3] 这说明气并不等于物质，而是表明一切物质的运动性的范畴。
3 中医学中气的指象意义
《素问·五运行大论》云：“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当气这一概念被引入中医学之时，同阴阳、五行一样，仅是取象的意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用“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的阴阳关系说明人体运动的不同状态。五行学说用五脏应四时、五色来说明人体生理功能运动的相互联系。而关于气，《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医和的言论云：“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显然，此处之气并非指物质实体，而是指示了具有不同特征的物质运动之象。《灵枢·决气》中岐伯在解释气的含义时说“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更为我们描绘出了人体生命运动的生动画面，而不见丝毫形质可言。
应该承认，古人用词常是一词多义的，没有精确的概念，即使给出了定义，也会衍为它用。《内经》中也有诸如宗气、营气、卫气、邪气、气道等概念描述，似乎确有这么一种物质存在于人体之中，但细究起来却不难发现其似是而非之处。首先，从其描述中可见，虽然似是在描述某种实体物质，然而仍从运动处取意。如“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灵枢·邪客》）此处对于营气的描述并未从分析其结构、形态、组成等处入手，让人无法确切知道营气倒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而重在描述其运动变化的规律，给出一个具有某种特性的运动变化之象来。其次，中医学对人体生理功能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走一条分析、解剖的道路。中医学理论中的解剖学基础极其浅显，而且没有被重视，在这极简单的解剖学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极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源自何处呢？很显然来自“黑箱方法”，由外知内，从人体外在的生命活动所表现出来的象来研究人体。如藏象学说，其重点只在一“象”字，简直不能将中医学中关于“肝”的理论与能用手术刀切下之“肝”相对应。因为藏象中的“肝”实为一组有密切联系的人体功能活动的象，而非有形实体。同理，我们就不难理解古人用气来描述的那一系列如元气、六气、邪气、正气之类的名词，本非确有实体，而是同种功能活动的概称，取其运动之象。如果古人权且将其作为一种物质实体看待的话，那也是对“黑箱”内部的推测。而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对能触可及、能用刀切下的活生生的肝脏都不屑一顾，更何况一气乎？
4 气是物质运动之象
正如气一样，象属于中国古典哲学的范畴，同时也是一个不能被现代西方哲学摡念所代替的范畴，所以我们只能直接引用。这里的象不是一般所讲的形象的象，形象之象是完全客观的物体的外部特征，而这里的象虽然在客观世界中有其根源，但决不是客观事物本身，不是指具体的事物，没有具体的形态，却代表某一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共性并非是形态结构的共性，而是运动变化的共性。它是事物的运动、联系、变化被人的头脑加工过后形成的整体感受。是认识主体对事物的内涵、相互联系、特别是运动变化有充分理解之后所产生的对事物的一种综合把握。我们认为，象的形成过程有别于西方式的概念形成的过程。西方的思维是一种对象性的思维，在这种以分析还原为特征的对象性思维过程中，主客体永远处于对立的方面，感性认识必须经过感觉、知觉、表象、演绎推理等过程，上升为理性认识，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得到一个符合逻辑的理性概念，这一概念的全部意义是由这个演绎推理过程中的各个假设所指定的。而象的形成源于真觉感悟。中国古人对世界的认识重在对运动变化的把握，对事物的这种永恒而又微妙的运动的体悟，便形成了一个个综合的象，中国的道、阴阳、五行、八卦、太极等都是象。在中国这种以整体性、运动性为特征的非对象性思维过程中，直觉感悟本身就具有很好的完整性，而不必，也不可能产生逻辑推理等理性过程，其得到的结论只能是综合的象，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概念。在这一点上不能说气是一种理性认识的概念，而是直觉感悟的象。
至此，在经历了古人的思维历程，对中西方思维方式作过比较之后，我们不难给出气的较为准确的定义：气是物质运动之象。
这里的物质同样也是取现代科学中通用的含义，即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能被感知或测知的客观实体。气不等于物质，而是表明一切物质的运动性的范畴，是认识主体通过直觉感悟，对事物的运动变化表现出的征象充分理解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综合把握。值得指出的是，正如上文所说，西方的对象性思维方式使之过于注重物质的结构，故而看不到或忽略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只有在非对象思维中才会有气这一注重运动的范畴，而运动本身就代表无时无刻的变化，不象结构那样易于观测和数学表达，就更难于把握，非逻辑思维所能胜任。在现代科学中，每种物质都有其结构和层次，如果我们假定某物由A,B,C,D四个部分构成，每一部分所对应的运动规则的集合分别是a,b,c,d，传统科学对该物的研究从结构入手，一般认为该物的运动规则的集合是a+b+c+d，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一个整体，该物的运动集合有可能是ab+cd+ac+bd或abcd或其它的可能，而唯一不可能的就是a+b+c+d，因为当A、B、C、D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时，它们之间很强的相互作用及信息交换使这一整体的运动出现了“突现现象”，即物质的结构可以叠加，而运动不可以叠加，正如约翰·H·霍兰所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即使我们对绝大多数物种的活动进行了分类，我们还远远未能认识生态系统中种种变化之效应。”[4]这是现代科学正在观注的复杂系统理论，并为其理论的建立而大伤脑筯：“为CAS建立理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CAS是整体行为，不是其各部分行为的简单加和，CAS充满了非线性。非线性意味着，我们通常使用的从一般观察归纳出理论的工具，如趋势分析、均衡测定、样本均值等等，都失灵了。”[5]而这一突现的运动特性正是中国古人在整体观念下观注的对象，上述“ab+cd+ac+bd或abcd或其它的可能”就体现了事物运动的特性，表达这一运动的范畴即是气。在为复杂适应系统建立理论方面，中国古人为约翰·H·霍兰作了很好的解答。
运动是物质的固有性质和存在方式，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但并不是说静止的物质就不可以从“气”的层次上加以描述，因为静止是从一定关系上考察运动时，运动表现出来的特殊情况，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静止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故这一定义同样适用于相对静止的物质。而在哲学意义上，由于“物质”一词代表了事物的客观实在性，运动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所以我们说气属于物质范畴，但这与将气定义为物质是两个概念，应当注意区分。
在中医学中，气的含义应该是人体生命运动之象。而人体生命运动又具有多重特性，包括如精、津、血、脉、营、卫等各方面的生命活动，故《灵枢·决气》中黄帝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在《灵枢·营卫生会》中又有“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即精、气、津、液、血、脉及营、卫等都是气之下的范畴，这些名词在中医学中绝不仅仅是一个个的实体名称，它们还代表了生命活动的一定形式或状态，其外在表象也是气。
远古人居住在禽兽之间, 夏季居住阴冷之地, 冬季活动身体以驱寒, 饮食方面经历了从茹毛饮血, 到神农尝百草教人学会耕种农艺, 再到饮食用火烤熟、烹饪的过程, 说明远古社会居住、饮食、生活条件匮乏, 人类艰难地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同时, 私有制开始出现, 欲望产生, 七情具备, 伴随着战乱、社会动荡, 人心不安。这样的内、外环境, 容易使人产生脾胃不适的症状, 在甲骨文中虽未言脾胃之名, 但卜辞篇已经有腹不安的记载, 最初利用占卜解决病痛, 说明人们开始对脾胃病症的思考与探索。
农业起源可追溯到太古时代, 继渔猎、初起农作之后, 古代农业不断发展, 随之改变了旧有的生活方式。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对土地尤为依赖, 土地是孕育生命, 生养万物之根源[2]。《尔雅释言》:土, 田也。从上古时期井田之制, 到中古时期均田流变, 近古时期佃农风行, 再在到近世时期田赋结合, 人们意识到土地的重要性。重视农业也促成古朴民风和保守思想的形成, 这种观念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统治的作用, 亦长期稳固了重土思想, 生生不息的思想传承孕育了属土之脾为气血之本、升降之枢、五脏之本、后天之本、养生之本等重大的脾藏象逻辑结论。
2 脾藏象理论体系蕴涵着丰富的古代自然科学知识
2.1 天文、历法对脾藏象理论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科技主要有天文、历法影响到了脾藏象理论的完整形成。盖天说的宇宙模型强调地的重要性, 可见脾如大土承载万物;浑天说证明了《内经》中土地的功能结构;五星运行提出中央土星, 填充了脾藏象理论的内容;而二十四气与七十二候则指出脾藏致病与气候的关系[3]。以天文历数认知人体脏腑, 是中医藏象学说的重要特点, 不同的天文历数, 形成了不同体系模型, 如五脏六腑十一藏象是五运六气历标示人体的产物, 六节藏象是在六爻的天文历数模型基础上构建起来的[4]。四时藏象模型, 脾主长夏。五脏五腑、五脏六腑藏象模型, 脾与胃相配。六节藏象模型有多种说法, 其中嗌六脏说, 谷气通于脾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5]) , 当与脾主运化水谷有关;头六脏说, 见于《素问诊要经终论》[5]中, 且其论述的主旨即六脏应六时, 三月四月, 天气正方, 地气定发, 人气在脾, 在这一模式下, 脾主时在三月、四月;八卦八风藏象模型, 天芮星配坤卦, 脾属坤卦, 在西南属土, 居玄委宫, 应谋风, 所主之时是自立秋至秋分之间的四十五日;以及十二脏腑说等。
2.2 古代地理对脾藏象理论的影响
《内经》对方域的划分主要是五方说和九州说[4],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5]描述了五方气候的特点, 中央生湿。《素问五运行大论》[5]描述更加细致, 中央生湿, 湿生土, 土生甘, 甘生脾, 脾生肉, 肉生肺, 其在天为湿, 在地为土, 在体为肉, 在气为充, 在藏为脾。其性静兼, 其德为濡, 其用为化, 其色为黄, 其化为盈, 其火倮, 其政为谧, 其令云雨, 其变动注, 其灾淫溃, 其味为甘, 其志为思。思伤脾, 怒胜思, 湿伤肉, 风胜湿, 甘伤脾, 酸胜甘。脾与方位的配合依据于中国古代的空间观。根据五行概念源于五位之说, 中是五位之中最重要的, 能够调控其他四方。脾主长养生化的特点与五位中的中、五行中的土相应, 故有中土之说。由于五行生克制化作用, 在中、南、西、北等方位的地域上, 人体脾的功能相对较强, 病变主要以脾胃的实证多见;而在东方地域上, 人体脾的功能相对较弱, 病变主要以脾胃虚寒证多见[6]。《素问异法方宜论》[5]:中央者, 其地平以湿, 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 故其病多痿厥寒热, 其治宜导引按蹻, 故导引按蹻者, 亦从中央出也。故圣人杂合以治, 各得其所宜, 故清所以异而病皆愈者, 得病之情, 知治之大体。《素问金匮真言论》[5]:中央黄色, 入通于脾, 开窍于口, 藏精于脾, 故病在舌本, 其味甘, 其类土, 其畜牛, 其谷稷, 其应四时, 上为镇星, 是以知病在肉也, 其音宫, 其数五, 其臭香。不同地区人群的生活习惯和体质寿命以及发病方面都是有区别的, 人的情志也受地域的影响。这些理论不仅体现出了异法方宜、因地制宜的的治疗原则, 也拓展了脾藏象理论研究思路。
2.3 古代气象对脾藏象理论的影响
《素问金匮真言论》所说五脏应四时是《内经》的一个重要命题。祖先早就观察到自然界对人类生存的影响, 而自然对人影响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是春夏秋冬四季, 而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也形成了相应的适应机制, 即五脏应四时或称五脏主时理论。脾与季节时段无以对应, 就在夏季分出第三个月称作长夏属土 (又称季夏或称至阴) , 与脾对应, 以全五脏、五行之数。《素问平人气象论》也有类似的表述, 长夏藏真濡于脾。在这个模型中, 脾对应长夏恶湿。除了四时正常气候可因为人体正气不足而导致疾病外, 还可由于四时气候的异常变化而致病, 比如《素问气交变大论》[5]言:岁木太过, 风气流行, 脾土受邪, 民病飧泄食减, 体重烦冤, 肠鸣腹支满, 上应岁星。气候的变化对脾疾病发展和转归有一定影响。《素问脏气法时论》[5]曰:病在脾, 愈在秋, 秋不愈, 甚于春, 春不死, 持于夏, 起于长夏。亦云:脾病者, 日昳慧, 日出甚, 下晡静。了解脾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与规律, 可为脾相关疾病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天文、历法、地理、气象等对脾藏象理论的影响, 体现了脾藏象系统与自然界相参相应, 即与外环境的高度一致性, 也是具有时空特征的五脏系统[7]的一个组成部分。
3 脾藏象理论的发生发展是反复医学实践积累的成果
3.1 古代解剖正向推动理论形成
《内经》中提到人死后可以进行解剖观察, 对整个消化道的长度就有研究, 与今天我们所知的长度相差不多, 并对脾的位置有认识。《灵枢本藏》[8]:脾高则引季胁而痛;脾下则下加于大肠。《素问太阴阳明论》[5]:脾与胃以膜相连耳。《内经》中对脾的形态虽然没有明确记载, 但是《难经》在脾的形态方面描述的较为详细, 对脾的重量、形状、大小以及其附带组织散膏在《难经四十二难》[9]中云:脾重二斤三两, 扁广三寸, 长五寸, 有散膏半斤, 主裹血, 温五藏, 主藏意。这些解剖认识对脾主运化、脾主统血理论的发生奠定了基础。脾与胃肠的位置关系和消化道为脾胃实现消化功能等生命活动 (即脾主运化理论) 的基本结构根据;主裹血为脾主统血理论形成的基本结构根据。
3.2 临床实践反推理论的发生
脾气外绝导致血泄, 反推了脾气对血的统摄理论。《内经》从病机角度反映出脾气对血的统摄作用, 《素问示从容论》[5]:于此有人, 四肢解墯, 喘咳血泄, 今夫脉浮大虚者, 是脾气之外绝。气是其统摄作用的主要外在体现[10]。
运用温补营气、温补脾阳的方药推导出脾生血、统血的理论内涵。《伤寒论》[11]102条:伤寒二三日, 心中悸而烦者, 小建中汤主之。张仲景在治疗血证中, 血虚运用温补营气方法, 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创造小建中汤, 体现了脾为气血生化之源, 化生血液而统血的理论内涵。张仲景还认识到脾统血与脾气、脾阳有关。《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第十六》[12]:下血, 先便后血, 此远血也, 黄土汤主之。运用柏叶汤、黄土汤治疗脾虚寒, 血失固摄而吐血下血, 体现了脾固摄血液而统血的理论内涵。
湿邪伤脾反推了脾主运化水液理论。太阴湿气当令, 每多伤脾, 《灵枢九针论》[8]曰:脾恶湿, 因此脾易被湿邪所伤。故脾的运化水液功能减退, 必然导致水液在体内的停滞, 而产生湿、痰、饮等病理产物, 甚则导致水肿。
饮食伤脾反推了脾主运化水谷理论。《诸病源候论食伤饱候》[13]:夫食过于饱, 则脾不能磨消, 令气急烦闷, 睡卧不安。食入过饱, 饮食物无法消化, 引起腹胀、气急等症状, 甚则睡卧不安、失眠;反之, 过饥则化源不足, 气血必虚, 机体虚弱, 邪气易乘之。《太素调阴阳》[14]注曰:甘以资脾气, 今甘过伤脾气濡, 令心闷胃气厚盛也。脾主味为甘, 过食肥甘厚味使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 影响胃的受纳作用。饮食偏嗜, 亦会影响脾胃正常功能, 《诸病源候论留饮宿食候》[13]:留饮宿食者, 由饮酒后饮水多, 水气停留于脾胃之间, 脾得湿气则不能消食, 令人噫气酸臭, 腹胀满, 吞酸, 所以谓之留饮宿食也。
劳倦伤脾反推了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理论。《素问本病论》[5]:人饮食劳倦即伤脾。《素问调经论》[5]:有所劳倦, 形气衰少, 谷气不盛, 上焦不行, 下脘不通《素问宣明五气》[5]:久坐伤肉。《素问举痛论》[5]:劳则气耗。均是指劳累过度, 损伤脾气, 可见气少力衰, 四肢困倦, 神疲懒言, 动则气喘等。适度的活动, 有助于脾胃气血化生和流通。
思伤脾反推了脾与情志的生理联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5]:思伤脾。《灵枢本神》[8]: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 意伤则悗乱, 四肢不举, 毛悴色夭死于春。由于脏腑之间相互联系,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5]:人有五脏化五气, 以生喜怒悲忧恐。这些不同的情志因素, 均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脾胃的正常生理功能。梦境亦反映了脾与情志的无形联系。《素问方盛衰论》[5]:脾气虚则梦饮食不足, 得其时则梦筑垣盖屋。此皆五藏气虚, 阳气有余, 阴气不足, 合之五诊, 调之阴阳。《灵枢淫邪发梦》[8]:脾气盛则梦歌乐, 身体重不举, 厥气客于脾, 则梦见丘陵大泽, 坏屋风雨客于胃, 则梦饮食。客于大肠, 则梦田野。客于小肠, 则梦聚邑冲衢。
4 结语
脾藏象理论源于古人朴素的认知, 在古代自然、社会环境中孕育生长, 又通过与中国古代哲学融合, 在取象比类中得到了发展, 再经由长久的临床应用, 其生理功能得到了完善[15], 是反复医学实践积累的成果, 其体系蕴涵着丰富的古代自然科学知识。
参考文献
[1]李德新, 刘燕池.中医基础理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38-39.
[2]王彩霞, 崔家鹏, 秦微, 等.论脾为五脏之本[J].辽宁中医杂志, 2016, 43 (4) :744-746.
[3]寇晓忱.从整体史观剖析《黄帝内经》脾藏象理论的形成[D].沈阳:辽宁中医药大学, 2015.
[4]郑洪新.肾藏精藏象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47-49.
[5]高士宗, 撰.黄帝内经素问直解[M].孙国中, 方向红, 点校.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1:37-728.
[6]王琦.中医藏象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7:354-357.
[7]郑洪新.中医基础理论专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70-71.
[8]佚名.黄帝内经[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3:233, 278, 180, 228.
[9]战国秦越人.难经[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0:106-107.
[10]商略, 易杰.脾统血概念内涵初探[J].辽宁中医杂志, 2014, 41 (2) :253-254.
[11]张仲景.伤寒论[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3:18.
[12]张仲景.金匮要略[M].北京: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3:49.
[13]巢元方.诸病源候论[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218, 208.
关 键 词 ：中国绘画 象势动静 生命感
中国绘画的媒介——象
“象”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元，传统美学命题中有观物取象、澄怀味象、大象无形、超以象外等。“象”又是审美活动的中心内容。艺术中的最高意境是“象外之象”，之所谓“境生于象外”，这是画家在对艺术形象的体验中所浮现的心灵境界，它是从画者的意中之境到观者的意中之境的转换。
在中国文化中两种最重要的生命符号——“汉字之象”和“易象”的影响下，产生了中国独特的重象的文化。这种文化反映在绘画艺术的创作中，表现为“象”是中国艺术理论的重要元素。中国传统文化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也同样体现在“象”这个范畴上。在“象”纷纭复杂的意义中，有关艺术方面的主要有四种：自然之象、意中之象、艺术之象、象外之象。
自然之象是艺术家观照之客体，观象是审美活动的起点。意中之象是在外在观照和内在缘虑中产生的意象，它是艺术体验所带来的神会，并形成艺术形象。象外之象是艺术客体内蕴层次的感性化的释放，它是一种“虚象”。此四者贯穿于艺术创作论、本体论、接受论三个理论板块，用古人的话说，即经过了“观物以取象”“立象以见意”“境生于象外”的动态建构过程。
“象”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媒介，又是绘画艺术的本体。中国独特的艺术精神在于由“象”所展开的艺术论述中，正是它决定了中国的艺术起源论、审美体验论、艺术表达论、批评方法论，决定了中国审美意象体系的总体框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中国艺术以情为核心，毋宁说它以“象”为核心。中国美学是形而上的美学，是模仿和表现的统一，感性形态和观念内容的统一，它统一于“象”。
中国绘画的布局——势
经营布局是中国画比较重要的事。东晋时期顾恺之提出“置阵布势”之说，开启了中国画论中重势的先河。画面就是一个空间，是画者的生命世界。山川万物，千姿百态，画面的结构，就是要倾心于它们的组合之中，在屈伸变换穿插映带中显现出生命。万物一体的贯联，称之为气；联系的物象之间又彼此冲突，称之为势。如沈宗骞所说：“统乎气以呈其活动之趣者，是即所谓势也。”这种既联系又冲荡的特点在绘画形式中体现，造成一种形式张力。中国绘画就是要在安静表相中展露内在的冲突，因此，中国画的生命冲荡形式是一种内在的奔突，是一种势。
气与势成为中国绘画的生命与灵魂。关于如何取势有两种方式：一是“以笔之气势，貌物之体势”，二是“气交冲漠，与神为徒”。为了营造充满生气的画面，中国绘画的选题，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都以表现生命精神为根本目标。这种追求生命感的创作，首先体现在对动感的重视上。画面的似与不似都可放置一旁，将传神放在首位。画面最忌讳的就是死、板、僵、结、滞。画面构图中，奉行的基本准则就是通过画面的组织结构的处理，使画面生动、活泼，使静止的画面充满灵气。在空间的布势上，中国画家偏爱云烟。云烟缥缈，似近若远，似有若无，将人带入一种特有的境界中。“烟者，山之气也，林之气也。”得云烟则得四时之真气、造化之妙理，在氤氲流荡中合于中国文化的宇宙精神。云烟雾霭使静止的物体运动起来，有了云烟就有了一气贯注之势，有了活力。云烟又给人一种梦幻感、朦胧感、渺远感，为中国画追求宇宙生命提供了表现的条件。
中国绘画的审美——动静相合
中国绘画充满了深厚的时间意识，力图突破空间的再现。时空观起源于《易经》和先秦道家，宗白华说：“‘虚’，宇也，空间也。‘动’，宙也，时间也。”由此可见，“动”是中国时空观的根本。它决定了古典绘画的空间不是凝固的、静态的空间，而是熔铸了时间意味的时空同体。画面之中的虚、空、白也并非“无有”，而是宇宙生命的绵延与生气灌注其间的灵动的生命空间。
中国绘画重在“变”与“易”的生生不已，这是中国绘画的审美品评的最高标准——“气韵生动”的本质规定的。由生动入气韵，首先是气韵化生出“动”，即“有”生于“无”的“造化”玄妙。绘画所凝定的就是这瞬间生成之妙，即绘画所谓“齐造化之功”（张彦远）。再者，气韵自身的“生动”是更重要的，即强调绘画与生命之“活”的相通，意指生命在画中的流动不息。同时，气又为“动”之载体，动是“气”之动。其实，这空间之“灵”性就是气韵之“动”的赐予，气韵之“生动”就意味着宇宙生命的节奏律动。宗炳《画山水序》曰：“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同会。”这就将目“观”与心“游”相和，画面中流遍的气韵要在个体生命内得以安顿，并归根在“游心”之中。可见，正是由于视线的运动，才会将绘画空间的节奏潜化为审美心理的节律动感，它重在心灵与妙境的偶然相逢，重在观照成形的随即性与偶然性。
在诸多形态内的观照流程，无论是纵观竖式条幅时目光的上下回环往复，还是扫视横式长卷时眼光的由右向左之移动游历，都不是置身于定点的一览无余，而是随着“多中心”视点的移动，并将意象在内心并置叠加，从而成为完整的绘画意象。如此一来，审美观照的“游”就与绘画本身的“动”贯通起来。这种意识具有宇宙的轮回节律，并力图在绘画里创生出一个极具情感色彩的生存空间。这里，绘画的空间方位往往扩散成交替节奏，甚至情感、情绪的变化节奏，从而使绘画真正成为了一种“流动的乐章”，这正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独特品性所在。
参考文献 ：
[1]刘墨.中国画论与中国美学.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2]张延风.中国艺术的文化阐释.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3]杨辛，甘霖.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张法.中国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关键词：中国绘画象势动静生命感
中国绘画的媒介——象
“象”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元，传统美学命题中有观物取象、澄怀味象、大象无形、超以象外等。“象”又是审美活动的中心内容。艺术中的最高意境是“象外之象”，之所谓“境生于象外”，这是画家在对艺术形象的体验中所浮现的心灵境界，它是从画者的意中之境到观者的意中之境的转换。
在中国文化中两种最重要的生命符号——“汉字之象”和“易象”的影响下，产生了中国独特的重象的文化。这种文化反映在绘画艺术的创作中，表现为“象”是中国艺术理论的重要元素。中国传统文化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也同样体现在“象”这个范畴上。在“象”纷纭复杂的意义中，有关艺术方面的主要有四种：自然之象、意中之象、艺术之象、象外之象。
自然之象是艺术家观照之客体，观象是审美活动的起点。意中之象是在外在观照和内在缘虑中产生的意象，它是艺术体验所带来的神会，并形成艺术形象。象外之象是艺术客体内蕴层次的感性化的释放，它是一种“虚象”。此四者贯穿于艺术创作论、本体论、接受论三个理论板块，用古人的话说，即经过了“观物以取象”“立象以见意”“境生于象外”的动态建构过程。
“象”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媒介，又是绘画艺术的本体。中国独特的艺术精神在于由“象”所展开的艺术论述中，正是它决定了中国的艺术起源论、审美体验论、艺术表达论、批评方法论，决定了中国审美意象体系的总体框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中国艺术以情为核心，毋宁说它以“象”为核心。中国美学是形而上的美学，是模仿和表现的统一，感性形态和观念内容的统一，它统一于“象”。
中国绘画的布局——势
经营布局是中国画比较重要的事。东晋时期顾恺之提出“置阵布势”之说，开启了中国画论中重势的先河。画面就是一个空间，是画者的生命世界。山川万物，千姿百态，画面的结构，就是要倾心于它们的组合之中，在屈伸变换穿插映带中显现出生命。万物一体的贯联，称之为气；联系的物象之间又彼此冲突，称之为势。如沈宗骞所说：“统乎气以呈其活动之趣者，是即所谓势也。”这种既联系又冲荡的特点在绘画形式中体现，造成一种形式张力。中国绘画就是要在安静表相中展露内在的冲突，因此，中国画的生命冲荡形式是一种内在的奔突，是一种势。
气与势成为中国绘画的生命与灵魂。关于如何取势有两种方式：一是“以笔之气势，貌物之体势”，二是“气交冲漠，与神为徒”。为了营造充满生气的画面，中国绘画的选题，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都以表现生命精神为根本目标。这种追求生命感的创作，首先体现在对动感的重视上。画面的似与不似都可放置一旁，将传神放在首位。画面最忌讳的就是死、板、僵、结、滞。画面构图中，奉行的基本准则就是通过画面的组织结构的处理，使画面生动、活泼，使静止的画面充满灵气。在空间的布势上，中国画家偏爱云烟。云烟缥缈，似近若远，似有若无，将人带入一种特有的境界中。“烟者，山之气也，林之气也。”得云烟则得四时之真气、造化之妙理，在氤氲流荡中合于中国文化的宇宙精神。云烟雾霭使静止的物体运动起来，有了云烟就有了一气贯注之势，有了活力。云烟又给人一种梦幻感、朦胧感、渺远感，为中国画追求宇宙生命提供了表现的条件。
中国绘画的审美——动静相合
中国绘画充满了深厚的时间意识，力图突破空间的再现。时空观起源于《易经》和先秦道家，宗白华说：“‘虚’，宇也，空间也。‘动’，宙也，时间也。”由此可见，“动”是中国时空观的根本。它决定了古典绘画的空间不是凝固的、静态的空间，而是熔铸了时间意味的时空同体。画面之中的虚、空、白也并非“无有”，而是宇宙生命的绵延与生气灌注其间的灵动的生命空间。
中国绘画重在“变”与“易”的生生不已，这是中国绘画的审美品评的最高标准——“气韵生动”的本质规定的。由生动入气韵，首先是气韵化生出“动”，即“有”生于“无”的“造化”玄妙。绘画所凝定的就是这瞬间生成之妙，即绘画所谓“齐造化之功”（张彦远）。再者，气韵自身的“生动”是更重要的，即强调绘画与生命之“活”的相通，意指生命在画中的流动不息。同时，气又为“动”之载体，动是“气”之动。其实，这空间之“灵”性就是气韵之“动”的赐予，气韵之“生动”就意味着宇宙生命的节奏律动。宗炳《画山水序》曰：“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同会。”这就将目“观”与心“游”相和，画面中流遍的气韵要在个体生命内得以安顿，并归根在“游心”之中。可见，正是由于视线的运动，才会将绘画空间的节奏潜化为审美心理的节律动感，它重在心灵与妙境的偶然相逢，重在观照成形的随即性与偶然性。
在诸多形态内的观照流程，无论是纵观竖式条幅时目光的上下回环往复，还是扫视横式长卷时眼光的由右向左之移动游历，都不是置身于定点的一览无余，而是随着“多中心”视点的移动，并将意象在内心并置叠加，从而成为完整的绘画意象。如此一来，审美观照的“游”就与绘画本身的“动”贯通起来。这种意识具有宇宙的轮回节律，并力图在绘画里创生出一个极具情感色彩的生存空间。这里，绘画的空间方位往往扩散成交替节奏，甚至情感、情绪的变化节奏，从而使绘画真正成为了一种“流动的乐章”，这正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独特品性所在。
参考文献：
[1]刘墨.中国画论与中国美学.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2]张延风.中国艺术的文化阐释.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3]杨辛,甘霖.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张法.中国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是一般论述类文本阅读中必考的内容之一，常见的题型是选择题。
1.弄清“观点”与“观点态度”的内涵。明确二者的内涵，可为解题提供依据和指导。
2.把握“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常见的切入点。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是指作者对某具体事物的主观倾向，或赞同或反对，或喜爱或憎恶，皆带有鲜明的个人主观色彩。其表述因文体、风格、表达需要等的不同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差异，有的直接说出，有的间接表现（如取譬设喻）；有的集中议论抒情，一目了然，有的则分散在字里行间，若隐若现。
【解题技巧】
一、找中心论点
阅读一般论述类文本，考生要先抓住文章的中心论点，再从此出发去分析和理清结构、把握全文，就比较容易了。有的文章在开头点明中心论点，有的则在结尾点明中心论点，也有的在前面论证的基础上，于中间提出中心论点。一般来说，放在开头的，较好把握，但审视它是不是中心论点，也要慎重，必须通读全文，才可以确认。放在结尾的，往往是先在文中提出分论点，于结尾处归纳出中心论点。放在文中的，往往观点的提出有一个过程，经过一番论辩后，再提出中心论点。一般驳论性的文章、文艺评论，多采取此种方法。还有的中心论点隐含在论证中，这就需要考生去归纳。
二、分析文章的中心和材料
作者写文章时往往围绕一个中心来展开文章内容，因而考生在阅读时，对文中各语段内容进行综合分析，能准确把握住作者的观点态度。论据的作用，或用来证明观点正确，或用来批驳观点错误，因此，论点和论据是密不可分的。考生阅读一般论述类文本的时候，在把握了论点之后，就要分析论据与论点是否一致，论据是否能够证明论点，论据的可靠性、正确性如何。总之，要揭示论点与论据，即观点与材料的内在联系，要看论据是否能成为论点存在的充足理由。论据是证明论点的理由和根据。要准确地把握论点，就必须弄清论据的类型。事实论据很明显，容易引起注意；而理论论据，尤其是对生活现象抽象、概括出的结论（结果）往往被忽视。一般选择题常对以上内容设置选项，将观点与支撑观点的论据之间的关系作一定曲解或颠倒，形成干扰项。因此考生要注意文中容易被忽视的内容，加以甄别。
三、分析作者在论证中表现出来的态度
作者的观点有时是通过对事物的分析，或对其他不同观点的评价来表现的，这就要考生在比较中去把握。有时作者为了把自己的态度和观点表现得更鲜明，往往用一个方面的情况去跟另一个方面进行对照。比如，常用对比论证使正面观点更鲜明，更有说服力。所以，考生可以从反面论证的文字或起侧面烘托作用的文字中去识别作者的正面态度与观点。有一点需要考生注意辨别，即哪一个观点是别人的观点，哪一个是作者的观点，千万不可混淆。
【同步突击】
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回答问题。
论发脾气
聂绀弩
听说世俗所谓的大人物中，竟有动辄发脾气的，拍桌子、摔茶碗、骂人、打人，诸如此类。发脾气的时候面红耳赤，气促心跳，不但自己吃亏，样子也难看。大人物是要装得有威可畏，有仪可像的。竟肯以难看的样子示人，而自损其尊严，其中必有不得已者在。什么不得已呢？曰：生活上有不如意的地方。
人生活在社会里面，社会既存制度，是一种使有些人的生活如意，而另外一些人不如意的东西。就现制度说，如果是官，是上司、是老板、是地主、是师傅、是丈夫、是嫖客、是太太，就比较如意；是百姓、是兵士、是下属、是伙计、是工友、是佃户、是徒弟、是欠债的、是妻子、是娼妓、是丫头老妈子，就大不如意。生活上既大不如意，容易动肝火，有发泄的机会就发泄，是不足为奇的。比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本以为时乖运舛，为天地所不容；及至听见陆谦和富安的谈话，原来是这两位仁兄在谋害，怎叫他不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呢？武都头满腹含冤，无可申诉，一听见张都监和张团练的谈话，原来所谓冤者，正是这两位恩公的诡计，又怎叫他不三尸神暴跳，七窍生烟呢？
但，大人物在现制度下，应该是属于如意的一方面，为什么也发脾气呢？那是因为不如意的人发了脾气的缘故。不如意的人既然发了脾气，就对于现状不能不有或多或少的危险，促成社会的或多或少的变动。他们是不如意的，也就是贫困的、劳苦的、卑贱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当然希望这变动，乐意这变动，一变动，他们的生活就说不定有多少改善的可能。大人物和他们相反，他是如意的，即在现状之下，是富有的、安逸的、高贵的、被尊崇与被供奉的；当然不希望变动，一变动，自己的生活就会改恶。纵然是大人物吧，要社会完全照自己的意思，一成不变，也难以办到，因为社会上真有人的生活不如意，而那些人又出奇的多；真有人在那里发脾气，而脾气又发得出奇地大。如果仍照自己的主观要求，以不变应万变，以少变应多变，以缓变应急变，以假变应真变，那自己倒很容易就变成日暮途穷，倒行逆施，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不知是世界跟他开玩笑，还是他跟世界开玩笑。这是大人物之所以有脾气的根本原因。
凡发脾气，必定有对象，对象必定是人；如果对自己发，对草木鸟兽、什物用具发，那只能算是发脾气的变种，不能列为正宗。同时，凡发脾气，必定是被发的对象哑口无言，或者连声谢罪；否则就是两人吵嘴、打架，而不能叫作某人发脾气了。如果这样，那就有许多人虽有脾气，也不一定有发的机会，百姓不能对老爷发，兵士不能对官长发，下属不能对上司发，伙计、工友之类不能对老板发，佃户不能对地主发，徒弟不能对师傅发，欠债的不能对债主发，妻子，尤其是下层社会的，不能对丈夫发，娼妓不能对嫖客乃至鸨母发，丫头老妈子不能对太太发，那些人多是直接蹂躏他们，使他们的生活不如意的，也就是正应该对之发脾气的，可是他们不能发，一发，生活就会变得更不如意，甚至不能生活。岂但不能对那些人发，有的恐怕就根本更无别人可发。但这只就一般而论，林教头、武都头就都发过脾气，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拾的。
百姓、士兵们不能对官老爷们发脾气；反过来说，官老爷们却可以对百姓士兵们发，岂但可发，并且正是发的好对象。一边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边是“不怕官，只怕管”，一物降一物，什么人对什么人发脾气，什么人被什么人发，按部就班，毫不假借。但这决非有了脾气，幸而有对象可发；倒是先有了可发的对象，这才产生适应那对象的脾气。没有百姓，他就不是官；没有士兵，他就不是官长；没有下属，他就不是上司；没有伙计、工友、佃户、徒弟……他就不是老板、地主、师傅……不是那种人，就不会有那种脾气，要发也就无从发起。过去的社会，君对于臣，主对于仆，都是绝对的权威。君主不把臣仆当作和自己同等的人看待；臣仆也不敢自谓与君主同等。于是一面养成了君主的骄纵，一面也养成了臣仆的忍耐。三十几年来，政制有了若干改变，社会也有若干改变，但有些人，尤其是大人物之类，如前所述，本是不愿意改变的，他们的观念，也就真正毫不客气地没有改变。总还以为官是民之父母，某种地位，是古之帝王。自己成了帝王就要发帝王脾气；没有成为帝王，就忍受别人的帝王脾气，而对自己的下属发上司脾气。昨天还在忍受别人的帝王脾气，今天就可对别人发帝王脾气；昨天还在对别人发帝王脾气，今天也可忍受别人的帝王脾气。在君主行乎君主，在臣仆行乎臣仆，他们倒是两者都能适应的。加之社会既在变动，不如意的事本多，要拍桌、摔碗、打人、骂人或者看别人拍桌、摔碗、被打、被骂之类的事，就传到我们小百姓的耳朵里来了。
从大人物常发脾气这事看来，莫非咱们这时代真要向前跨一步了么？
一九四六年一月八日，伤风楼
（选自《冷眼阅世・聂绀弩卷》）
1.下列对作者观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作者认为生活上的不如意让人容易动肝火，有发泄的机会就发泄，是无关社会、无伤大雅的，所以不足为奇。
B.作者所说的“发脾气”是以压迫人为目的的，对自己、草木鸟兽、什物用具发脾气都不能算是“发脾气”。所以这里的“发脾气”并非我们常说的“生气”，而是指对不公平、压迫的抗争与反抗争。
C.文中说“决非有了脾气，幸而有对象可发；倒是先有了可发的对象，这才产生适应那对象的脾气”，其隐含的意思是：因为被压迫者的不抗争、“没脾气”，才会有了压迫者的肆无忌惮。
D.作者认为大人物常发脾气意味着社会的变动剧烈，被压迫者的生活或许会有所改善，而时代或许也因此会向前进步。
领导高度重视，单位“一把手”亲自抓。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县气象局“创建省级文明城市”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局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确保了创建工作责任层层落实。把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工作，作为贯彻落实县第十二届二次全委（扩大）会精神，促进全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全面推进“建设中国西部经济强县”的战略工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事业心，把创建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二、深入开展省级文明城市创建活动
（一）认真学习、贯彻、实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把创建工作作为建设现代化气象事业的需要，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要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团结协作，开拓创新，民主管理，科学决策，在群众中威信高，干群关系融洽和谐，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好。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做到组织、制度、人员、活动、经费“五落实”。切实勤政廉政，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确保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度。
（二）加强诚信体系建设，促进工作公开、公平、公正。政务中心窗口实行行业规范化服务，设立了志愿服务示范岗。积极开展创建学习型单位活动和气象文化建设，联系单位实际，坚持对干部职工进行思想理论、科学文化知识和业务技能教育培训。丰富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经常组织职工开展一些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
（三）领导班子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学习理论，交流思想；积极推行局务、财务、党务公开，确保广大党员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在机关推行首问责任制、座牌上岗，文明办公，礼貌待人。坚持每周召开1次职工大会，重大事项决定前都在广泛征求职工意见的基础上，做进一步修订、完善，使之充分体现广大职工的意愿。认真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不出现安全责任性事故和“黄毒赌”现象，积极开展拥军优属活动，支持公益事业，为社区文明创建工作做出贡献。
（四）加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加强防灾减灾工作和气象服务工作，及时做好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工作和灾情报告。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严格执行事件报告、通报和信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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