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职业教育;文化基础课;专业课;改革取向
Abstract: Presently， in medium vocational education universal existence neglect culture basic course present situation， from the management system to the curriculum， from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dea to the teaching behavior， often only pays great attention the professional course， but the light cultural basic course， the cause culture basic course’s teaching has come under the serious influence， the cultural basic course’s teacher often is in the very awkward region， implements the teaching without knowing where to begin.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in the medium vocational education cultural basic course present situation briefly， pointed out that the student overall quality the landslide， the employment pressure causes the education idea to be unbalanced， the policy-maker lacks the big education idea is it forms the reason， and has analyzed the harm which the neglect culture basic course creates， finally put forward the duty education culture basic course curriculum reform proposal: Acquires the humanities education consciousness， understands it fully i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tus and the importance; The correct localization culture basic course， processes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course and the cultural basic course relations; Multi-channel strengthens the cultural basic cours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cultural basic course; professional course; reform orientation
当前，在中等职业教育改革中对于文化基础课的争论特别多。总体的趋势是从管理体制到课程设置，从师生观念到行动取向，都往往注重专业课而轻视文化基础课，致使文化基础课的教学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1文化基础课在中等职业教育中的现状及其成因
近年来，中职学校在技能教育、实践教学导向引领下，普遍对专业课的教学、对学生职业技能培养予以空前的重视。这纠正了以往实践教学薄弱的弊端，是符合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取向，但遗憾的是，这一取向有走向极端的趋势，从管理体制到课程设置，从师生观念到教学行为，都只注重专业课而轻视文化基础课，文化基础课的“地位”一降再降，课时与内容大量削减，致使文化基础课很难进行系统地教学。文化基础课固然要为专业课和实习实验服务，但每一门文化基础课都有它自身的特点和体系，盲目地打乱与拆解，势必影响其学科价值的整体发挥。那么，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1.1学生整体素质的滑坡造成了中等职业教育中文化基础课教学的尴尬
随着我国教育格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招生规模逐年扩大，人们的教育需求得到满足。处于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夹缝”位置的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几乎全部来自初中生，而且绝大多数是升入高中无望才选择来中等职业学校学习的，他们普遍存在着文化基础知识水平偏低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学生中考成绩还不足百分。这些文化基础知识“先天不足”的学生普遍存在着到中等职业学校学习是为了“混张文凭”、“学点技术”找个工作的思想，他们对文化基础课由听不懂到听不进直到很反感，提起文化基础课就“头疼”。由于生源质量偏低，大多数学生对文化基础课学习没有热情，文化基础课教师也成了不受学生欢迎的人，相对专业课程而言，文化基础课教学情景甚是尴尬，几乎是教师在唱“独角戏”，学生根本不听，他们普遍存在这样的思想“我来职业技术学校是学技术的不是学文化课的，否则就去读高中了”。[1]
1.2就业压力导致教育理念失衡
中等职业学校为了扩大生源以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行，不得不降低门槛。但做不到“宽进严出”，因为毕业生就业的好坏，就业率的高低是衡量职业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准，直接影响一所学校的社会声誉。这就使得人们错误地认为“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2]职业教育对于一个人的一切功能均可归结到就业导向上来。
1.3决策者缺乏大教育观念
作为学校中的决策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职业教育决不是“终结教育”，人的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必须树立终身教育观念，而职业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不能人为地终止这个持续性。另外，政府的一些错误导向也从中发挥了作用，一味地强调“面向市场办学、以就业为导向”，用毕业生就业率的高低来衡量一所职业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但如若忽视了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就值得商榷了。
2对中职教育文化基础课的改革新取向的思考
综上所述，中等职业教育中普遍存在的轻视文化基础课的倾向已严重影响到职业教育质量的提高和长远的发展，对学生进入社会的生活前景和职业前景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应该进一步有效地进行中职教育文化基础课的改革。
2.1树立人文教育意识，充分认识其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人文教育不应只局限于普通教育，应该是与每一阶段的形式和教育都相称的，从而使每一个人在通过专业训练而成为各行各业的专才的同时，成为一个有充分人文精神的、心灵健全的社会人。学校应设置一些以人为核心整合自然、社会的课程，并在专业课教学中体现人文教育。专精的学问钻研后，也是可以达到人生之“道”的，就如庖丁因解牛而达到对人生游刃有余的感悟。中职学校要把提高教师的文化素质与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结合起来，才能起到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作用。
2.2正确定位文化基础课，处理好专业课与文化基础课之间的关系
专业课与文化基础课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宽厚的文化基础是培养扎实专业技能的条件，也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中等职业教育不能仅局限于狭窄的专业技能训练，必须注重对学生普通文化素质的提高。根据学生的兴趣、个性和实际需要，加强文化基础素质的教育，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通过课程整合、弹性学制和必修、选修结合等多种方式组织文化基础课的教学。必须克服重专业课轻文化基础课，重专业技术培养轻文化基础培养，重眼前谋职轻终身发展的倾向，处理好专业课和文化基础课的相互关系，使学生全面发展。
文化基础课学科定位问题应放在整个中等职业教育体系中来考虑。要根据生源状况，改革、完善文化基础课教学内容、方法、手段，提高对文化基础课教学的认识。在学生培养上应兼顾升学与就业，而侧重在就业:它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还要致力于教会学生谋职求职的能力和素养;它不仅是工具性和基础性的统一，而且还是职教性的体现。只有明确了这一定位问题，才能使文化基础课教学更具有目标性、方向性和针对性。
2.3多渠道加强文化基础课学科建设
首先，要加强文化基础课教材建设，根据学生的现状，重视校本教材建设，在教材的内容安排上、难易程度上、知识数量上等方面下功夫，编写出适用的教材。其次，文化基础课学科教学要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组织教学，不搞一刀切，可以试行分层教学，对基础好的学生鼓励参加对口升学考试，对基础差的学生要善于激发培养学习兴趣，激励学生勤奋学习，自我发展，以切实提高整体素质。再次，要把文化基础素质与现代科技意识的培养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文化基础课学科教学中要突出和强化实用性。还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增强教学过程的形象性、趣味性、参与性，丰富教学内容，有效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基础课在中等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清醒地认识忽视文化基础课所造成的危害，正确处理好文化基础课的学习和专业技能的训练之间的关系。打破文化基础课教学目前所面临的尴尬局面，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摒弃急功近利的思想，加快教学改革的步伐，使文化基础课在中等职业教育中真正发挥作用，在培养合格人才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的价值。
参考文献
二十多年快速的城镇化，城市的数量和疆域不断扩张，农村人口也越来越涌向城市。农村人口的这种大规模流动，使得城市和农村发展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面：城市建设热火朝天，而农村却逐渐走向衰落。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Mendras）在其著作《农民的终结》中所描绘的场景正在中国上演，随着“农民的终结”，农村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迁，以往“家长里短”的乡村正呈现“空壳化”的景象。有人说乡村出现了“产业空、住房空、年轻人空、干部空”的“四大皆空”现象，用“乡村的终结”一语来形容我国农村的衰败走向虽显得夸张，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着人们对当前农村现状的担忧。农村的空巢化也使得本来就薄弱的农村教育呈现出萧条的景象，也正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从宏观上来看，城市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造村落社会结构的必由之路。而且我们通常认为，这个城市化的过程是充满农民的欢庆、喜悦和梦幻的。然而，在村落城市化的最后一环，在村落的终结点上，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千年村落文明裂变和新生的艰难。”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有别于西方国家“圈地式”的“被动城镇化”，不应成为一种被动的“上楼运动”。作为一个后发型国家，我们要规避西方在城镇化过程中所走的弯路，走一条不遗弃农村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将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双轮驱动”中国的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这一特征必然要求我们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转变观念，切切实实重视农民的需求和农村的发展，将农村教育办好。
第一，重新审视农村小规模学校的价值，分类处理农村学校面临的困境。“农村小规模学校”，一般指的是100人以下的农村学校，包括农村教学点、不完全小学和一部分完全小学，它们主要分布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人口密度小的农村地区。由于“小规模学校”从其经费投入与教师配置上来看，显得有些“奢侈和浪费”，与教育上的“规模效应”理论是不相符的，因此，我国开始了十多年的“撤村并校”“布局调整运动”，虽然国家一再明令禁止地方在布局调整上的“随意化”举动，但是，此轮“布局调整”从始到终饱受争议。一直到2010年后，随着由“撤村并校”造成的学生上学所引发的“校车事故”频发，国家才又重新开始审视此轮“布局调整运动”中的“盲动”行为。2012年国务院《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标志着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重新反思和改革的阶段，宣告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进入“后布局调整时代”。面对农村“小规模学校”，首先，我们应重新审视他们存在的价值。要将农村学校视为一方水土之文脉，重视农村学校对农村社区发展所具有的价值，意识到若斩断这条文脉，一方土地也将失去其存在的文化根柢。这并非是文人学者“乡土情结”的自我悲情，而是应实实在在树立的一种教育理念，乡村社会随着乡村学校的消逝必然走向消亡，因为在现代乡村社会中“学校教育”俨然成为乡村的“心脏”，若“心脏”不在，乡村民众也将“心不在焉”，逐渐逃离故土。“学校是一个社区组织，学校的存在是一个社区适宜居住的标志与象征。如果学校脱离了乡村社区，从文化的意义上说，它就不再是什么乡村学校了。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过程恰恰使学校越来越远离乡村社区，从而加剧了乡村的荒漠化。”因此，除非必要，否则，我们不应因“规模小”而对学校进行撤并。其次，从发达国家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轨迹来看，诸如美国，在经历了20世纪中期的农村学校合并运动后，在反思与质疑声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特别是到了90年代，重新掀起了“小规模学校运动”。我们的近邻、同属东亚文化圈的韩国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轨迹，目前韩国已经开始调整农村小规模学校合并政策，通过改善教育财政制度、建立适当规模学校、建立特色小规模学校、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师资建设等措施来纠正以往政策的偏差。因此，我们应正视农村小规模学校存在的问题，避免盲目撤并。再次，要认识到小规模学校因为班容量小、师生比大，易于教师因材施教，因而具有推进个性化教育等优势。在正视农村小规模学校价值的基础上，我们再分类解决农村小规模学校问题，雷万鹏提出了较为合理的建议，他指出应以公正的程序对农村小规模学校进行准确定位，对不同类型的小规模学校采取分类发展政策：（1）对于需要关闭的小规模学校，应在学生分流、校车服务、校产处置等方面实施配套政策；（2）对于过渡期保留的小规模学校，应在校舍稳固、儿童安全、师资供给等方面保障儿童合法权益；（3）对于永久保留的小规模学校，应当在经费投入、师资配置、基础建设、设施设备和学校管理等方面实施倾斜性政策，促进农村小规模学校特色化发展。
第二，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立足本土，重视农村教育的特色化发展。当前，随着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的开展，农村学校在硬件上已有很大改进，但农村教育如何办出特色却是今后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农村教育只有扎根本土，开门办学，与自己所处的社区相联系，认识农村本土的文化，才有可能办出特色。当前我国农村教育的问题之一就是盲目仿照城市教育的办学模式，而忽略了自己的本土特征。“当城市的幼儿园注重生态教育，走进大自然，带领儿童体验大自然时，农村的幼儿园却置自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于不顾，学着城市幼儿园开辟植物园、种植角。当城市的幼儿园课程走向‘生成化’、‘生活化’时，农村的很多很多幼儿却被关在小小的教室里，用着小学生退下来的课本，按着小学生的作息时间与课表上课，没有活动，没有游戏……”由于一直以来受“离农”教育的思维束缚，我国农村教育已经丧失了文化之根，形成了不自觉的“向城性”。当前，随着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我们应将农村教育置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场域中，视农村学校为农村社区的“文化堡垒”。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随着农村面貌的改善，农村教育应当树立自信心，重新发现农村之美，发现农村之于城市之优势。这一点成都市蒲江县的探索是值得学习的。蒲江县在发展农村教育的时候，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创造性地开展了以“自然、绿色、融合、开放”为特征的现代田园教育。大力整合普通中小学教育和社区教育资源，建立了“一校挂两牌”的学校运营机制，逐步探索出“学校＋家庭＋企业＋社区”四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学校与茶叶产业相结合，“学校内外都是茶园，茶园处处皆教育”，不但使学校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也推动了当地茶叶产业的发展。成为农村学校服务农村经济、农村教育反哺农村社会的典型缩影。当然农村教育问题的根本解决并非仅靠教育的创新就能完成的，乡村教育中呈现出的“文字上移”的无助情形，也并非能靠教育改革就能够挽回的，我们应将农村教育置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中，才能从根本上认清和理解“文字上移”的原因。“中国社会正在从乡土中国走向离土中国，其间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种种表现，其中最基本的，是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状态也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更不用说城镇居民了。正是这一趋势决定了村落学校教育的‘终结’，既然人的生存越发不依赖于乡土，人们生活的重心越发远离村落，那么，以人为目的的教育和文字也就必然地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这一趋向在以普遍性和抽象性为特征的现代教育身上将体现得更为明显而坚决。”
二、以城带乡，推进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发展
传统的城镇化以重城轻乡为基本发展取向，在发展城市的同时，不顾及农村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差距巨大。而新型城镇化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发挥城市在农村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强调以城带乡。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著名论断，指出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因此，当前我们在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发挥城市教育的引领作用，将城市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到农村，带动农村教育的同步发展，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一方面，采用结对联动的形式，向农村教育输出先进教育理念和优质教师资源，带动农村教育的发展。如成都市在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注重顶层设计，按照其特殊的城市三圈层经济地理结构，提出了“全域成都”、“三圈一体”的发展理念，将三个圈层的教育发展当成“一盘棋”来考量。利用处于第一圈层的城区优质教育去带动处于二、三圈层的薄弱教育。2010年成都市教育局的《关于深化城乡学校结对发展工作的意见》，提出了中心城区学校对第三圈层学校的帮扶计划，由第一圈层的学校与第三圈层学校结对发展，锦江区与青白江区和金堂县学校结对，青羊区与蒲江县、崇州市学校结对，武侯区与崇州市和新津县学校结对，成华区与大邑县学校结对，金牛区与邛崃市学校结对，高新区与都江堰学校结对。除此之外，各个郊区（县）的城区学校还要与农村学校结对发展，于是就形成了主城区—郊区城区、郊区城区—农村地区这样两个辐射圈，构成了全域成都教育发展的独特模式。结对互动的内容主要包括：学校管理、教学教研、干部教师、德育工作等。成都市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不少成绩，并于2013年9月成为中西部地区首个通过教育部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认定的城市。另一方面，在政策设计方面，要进行城乡教育的一体化设计，缩小城乡教育的人为差距。如苏州市在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时候就提出“六个一样”，即“校园环境一样美，教学设施一样全，公用经费一样多，教师素质一样好，管理水平一样高，学生个性一样得到弘扬”。成都市在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时，着力从六个方面的一体化入手：发展规划城乡一体化、办学条件城乡一体化、队伍建设城乡一体化、教育质量城乡一体化、评估标准城乡一体化、教育经费城乡一体化，尤其在教师队伍一体化建设方面，探索出了“县管校用”的模式，打破了学校对教师的“一校所有制”，打破了教师“从一而终”的模式，让校长教师真正“流动”起来，为城乡教育的顺利交流互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创新机制，推进城市教育的校际间均衡
城市中的择校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而出现的，城镇化在其中起着很大的助推作用，可以说城镇化加剧了城市中的择校问题。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一方面农村出现了“空壳校”，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中本来就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更加紧缺。因此，扩大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促进城市学校间的校际均衡，也成为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之一。近几年来，我国一些大城市在推进校际教育均衡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探索出了不少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促进教育均衡的机制。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名校集团化和学区管理制两种方式。
第一，名校集团化。名校集团化是一个区域的名校在地方政府的介入下，为实现名校优质教育的输出与薄弱校教育质量的迅速提升，将区域内一些较为薄弱的学校纳入名校的治理下，采用分校的形式，使名校与薄弱校形成名校集团这种学校共同体，以名校为龙头，在教育理念、学校管理、教育科研、信息技术、教育评价、校产管理等方面统一管理，实现管理、师资、设备等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名校集团一般有一定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包含了政府、名校和分校三者的权力和利益，其中政府起协调作用，名校本部起主导作用，分校起主体作用，分校在名校本部的帮扶下成长。在我国，杭州市较早地对名校集团化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有益的经验。杭州名校集团化的探索始自20世纪末。1999年，浙江大学附属小学———求是小学接管了城西新建小区配套学校———竞舟校区，拉开了全国名校集团化探索的序幕，2002年10月，浙江省首个公办基础教育集团———杭州求是教育集团在西湖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化为目标的公办基础教育集团。在总结求是教育集团等名校连锁办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杭州市将“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作为推进教育均衡的重要手段，并有力地推动了杭州市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在杭州名校集团化探索的同时，全国一些大中小城市也开始了运用名校集团化模式来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如成都、合肥、济南、哈尔滨等，均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第二，学区管理制。学区管理制在有些地方又被称为“大学区制”（如西安）或“联合学区制”（如天津）。与名校集团化类似，学区管理制也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辐射面，迅速提升薄弱学校教育质量的一种很好的尝试。“学区化管理”是按照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分布状况和行政区划，以街道为单位划分若干学区，每个学区都有各级各类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建立资源共享信息平台，实现学校设施设备资源、课程资源、人力资源共享，使学区间的教育资源相对均衡，以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学区制的学校一般由教育行政部门指定一所优质学校为学区长，吸纳3至5所同类型、同层次的相对薄弱的成员学校，就近合理组建成为一个大学区。纳入大学区管理制改革的学校，可通过紧凑型、松散型或混合型等多种形式，实现捆绑式发展。在我国，北京市东城区较早地开展了学区制的改革，从2004年10月起，东城区开始在和平里学区进行学区化管理试点，根据东城区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状况和街道行政区划，将全区10个街道划分为5个学区，东城区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广州市越秀区的学区制改革也较为成功，越秀区学区制管理模式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共享、两个建立”，即共享学区教学资源、共享教师人力资源、共享合作发展平台，建立学区管理体系、建立学区评价机制。此外，近些年很多城市都开始推广学区制改革，如天津、郑州、贵阳、武汉、西安、长沙等。
四、关注弱势，推进城市教育服务的均等化
不尽相同，无论是在硬件设施，还是师资力量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对于部分农村学校而言，课堂依然是老师、粉笔、黑板的教学模式，教师专业素质也参差不齐。这就使新课改理念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难度，部分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出现“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以高中物理教学为例，一些农村学校多媒体设备和基本实验条件缺失，在这样的条件下，教师基本是口述实验，学生对物理知识的“探究式学习”也只能停留在课本插图加大脑想象的层面上，不利于学生基本知识的掌握，更谈不上探究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作为凸显学生主体性的重要环节之一，学生课后收集相关资料或进行自主实践探究对于农村学校的学生来说也是一大难题，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这种活动最后变成了少数人的任务。此外，住校因素和当下繁重的课业也会使该活动的效果大打折扣。
2.新课程改革旨在培养综合型人才，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在现行的考试制度下，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是教师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实际教学工作中，任课教师会更倾向于效率更高的讲授法。对一些老教师而言，往往会拿着新教材，凭借以往的经验，采用传统的方式进行授课。在部分校方人士看来，新教材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而旧教材更有利于学生参加高考，迫于家长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压力，有的学校也更加倾向于使用旧版教材。这就使新课程改革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3.新课程改革强调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承担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必须对自己分管的岗位、职责要有全面完整清晰的认识、了解，在此基础上，要能主动思考、积极策划、未雨绸缪，作为第一责任人，在分管的领域内，要比别人多想一步、早想一步，思考更多、更深入、更全面一些，而不是等着校长来催促和督办。工作中，不是简单地执行校长的意图，而是要在创造性地领会和理解的基础上，更多地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还特别要具有可操作性，真正地能解决实际中的问题。
这个社会上多的是不愿操心的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的风气对个人、对学校都有极大的危害。每个人都很忙，都有一摊子自己的事，无暇顾及别人，如果每个人都能真正承担起自己的第一责任人，环环相扣，步步扎实，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好。的确，责任是一种人格力量，也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对工作负责的信念如果贯穿在一个人的整体意识中，慢慢会演变成一种处世的态度，将会赢得更多人对你的信赖。
第一责任人，并不意味着“独断独行”。重要决策的形成，都需要经过调查研究、与学科主任、教研组长等相关人员对话沟通，在多方位思考和多路径探求、反复磋商等合作过程中产生。在此过程中，更需要责任人的独立思考和富有智慧的创造性工作。
第一责任人，也不是意味着“包办代替”。好的责任人恰恰是不仅明确自己的责任，而且能使每个人成为自己工作领域第一责任人的领导者，是一个不以自己责任代替他人责任的领导者，是一个善取善予的领导者，是一个让每个人都有主体和主人感的领导者。选定合作者，就应该放手让他独当一面地去做，事实上，只要被给予机会，每个人都有自己能做的一摊子事，君主固然能治理国家，可要他去放羊，他反而不如一个牧童做得好。所以凡事不必要事无巨细、亲历亲为，更不能包办代替，要想成为称职的管理者，必须热爱自己的员工、同事，了解他们的长处优点，并且能高度尊重他们，始终信任他们，激励他们，给他们舞台，充分激发他们的潜力，让他们都成为各自领域的第一责任人，逐步培养他们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关键词 网络教育 思想政治 理论支撑
中图分类号：TP3-4；G642.4 文献标识码：A
1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现实理论支撑
在经历了漫长的农业社会和相对短暂的工业社会之后，人类社会正步入一个极度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面对信息社会的来临，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类传播亦是如此。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人类传播大体经历了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网络传播五个阶段，而不同的传播形式赋予思想教育工作不同的生存状态。随着文字的出现和印刷造纸技术的发明，思想教育的范围不断扩大，教育的内容得以长期保留，但是及时迅速地对教育对象加以教育仍是一大难题，广播、电视的出现给思想教育工作带来的不仅仅是传播速度的突破和教育空间的位移，而且形成了一定的声音和图像系统，使思想教育工作更具形象化。上世纪下半叶特别是九十年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并且催生了现代传播方式――网络传播。
网络传播是人类传播史上一次重大飞跃，它与其他传播方式相比具有成本低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效率高、易于保存等特点，不仅增强了传播的质量和效率，也促进了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发展和创新。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是计算机基础教育领域的新事物，是计算机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体现。同时，它也是人类传播方式演变的产物，是网络传播衍生的成果，而网络传播模式的生成便是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形成发展的技术、物质前提，现代传播学理论提供了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现实理论支撑，特别是网络传播的技术平台、传播渠道、传播受众等理论对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作为现代传播催生的产物，它反映了社会前进的步伐，反映了计算机基础教育工作创新的趋势，是信息化时代计算机基础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计算机基础教育工作对时代的正确反应。正如尼葛洛庞蒂所说，“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数字化潮流无法抵挡，而新型传播方式给计算机基础教育工作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是必然之势，这也是对以往传播经验的总结。
2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基本理论支撑
计算机基础教育在我国由来已久，经过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工作者的提炼、总结和创新，计算机基础教育从经验形态走向科学形态，走上系统建设和规范化发展的道路，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一直在实践中发展，在探索中前进，高举旗帜，勇担使命，开拓创新，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计算机基础教育的科学化、学科化、体系化、精细化形成了许多规律性认识，计算机基础教育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不断丰富、完善，也培养了无数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知行统一的人才。当前，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化，分化与综合的趋势愈益明显，导向、凝聚、激励、调节、育人、开发等方面的功能日益强大，但是随着社会纵深发展，实践中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新问题，计算机基础教育应顺应时展的需求，用时展的最新成果和宝贵经验武装自己，用发展的眼光时刻审视自我，与时俱进，发展创新，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
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是新的时代条件下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发展与延伸，不是对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全盘否定，是建立在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基础之上的，它必须吸取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发展经验，取其精髓，用其精华。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也是继承中的前进、发展中的创新，它根植于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土壤，吸收和借鉴了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学的重要成果，具有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的诸多元素，而且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学理论构成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基本理论支撑，为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在积极推动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工作的同时，必须不断加强传统计算机基础教育学的理论研究，充分运用信息技术的新成果，寻求计算机基础教育发展的新空间、新环境，开创计算机基础教育工作新局面。
3计算思维是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重要导向
计算思维还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因为科学、系统的计算思维理论不仅是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重要课题，是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为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重要依据，成为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根本理论支撑，也为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计算思维是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核心内容和重中之重，是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的一面旗帜，这就要求网络计算机基础教育务必始终坚持计算思维的引领，坚持不懈地用计算思维的丰富理论教育广大网民，使他们更进一步地全面把握计算思维的科学内涵，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将计算思维的理论形态转变为一种心理形态。
参考文献
【关键词】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趋势；展望
历经三十多年的基础教育改革，我国在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革奇迹和教育改革模式，极大的丰富了我国基础教育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但是，在风起云涌的教育改革背后，也隐藏着许多改革的衍生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提出了众多的改革建议和对策。面对众多的改革意见，我们必须用科学与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各位学者对基础教育改革的深思熟虑。把不同的视角与观念相互融合，探寻彼此之间的共性，在共性的基础上展望基本的改革发展趋势。
一、“发展”与“趋势”的概念界定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而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就是不断寻找改革本身以及改革与社会众多因素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并努力解决矛盾的优化过程。
趋势，指事物发展的动向，表示一种向尚不明确的或只是模糊地制定的遥远的目标持续发展的总的运动。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是指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一种预测与展望。
鉴于以上的概念界定，作者认为，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趋势的研究就是在分析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今后的发展做出科学的预测。
二、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目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舶来教育与本土教育“适应性”的问题
面对舶来与本土的问题，有的学者则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审视支撑基础教育改革的舶来理论与我国基础教育中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之间存在的联系与冲突。站在“中国立场”，创造“基础教育改革”的中国经验[1]。这种站在方法论角度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进行的深刻思考，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传统与外来经验（换句话说就是更好的认识自己与别人）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基础教育改革“改什么”的问题
面对当下正在进行的第八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钟启泉老师认为：改革的核心就是要打破那种静态地传递现成知识的旧课程概念，从发展学生的“学力”的高度，去看待课程发展的问题[2]，也就是改革苏联凯洛夫教育学思想对我国基础教育的桎梏；通过对教与学的根本关系问题的重新思考，郭思乐老师提出了从“仿生”到“靠生”的教育新价值观 [3]；从改革的实质内容角度出发，李政涛老师认为：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应当是“文化变革”，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改革留给明天的应当是一种新的“文化传统” [4]。
（三）、基础教育改革的“突破点”是什么的问题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基础教育改革，面对形式各样的基础教育改革实践活动，究竟应当以什么作为突破，目前主要呈现的答案有以下两种。
1、以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典型障碍为突破。
通过对改革实践的反思来发现现实阻力，以解决改革中的障碍作为改革的发展趋向，这是一条最简捷的发展道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基础教育改革的实践走向。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不断的发现并破除改革中的障碍，我们才能一步步的走向成功。
2、把“转型”作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突破。
学者们所论述的“转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学校、课程和制度。无论是把学校、课程还是制度的转型作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突破点，都是对我们改革实践的上位指导，是改革实践的总体规划。
三、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展望
（一）、在教育观念和理论上不断借鉴和创新
基础教育改革是我国的教育改革，在出发点上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在改革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科学有效的教育理论，在实践中探讨教育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现代教育的特殊规律。
首先，在今后的基础教育改革中，必须对我国传统教育思想进行继承和创新。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尤其是那些具有原创性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我们要不断在传统文化中吸取有利于基础教育改革的已有经验，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求得创新。
其次，必须要选择科学有效的改革指导理论。我们要放眼全球，用发展的眼光来选择最为完善的教育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改革实践活动。我们要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对国外的教育理论进行借鉴和创新。同时不断借鉴其他诸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先进研究，将其他学科的先进理论服务于我们的教育理论创新。
（二）、集中力量解决改革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突出问题
如何集中力量解决改革中暴露的突出问题是目前困扰教育改革的关键，我们必须发挥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体优势，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不断为基础教育改革扫清障碍。
首先，教育立法和教育制度改革必须跟上基础教育改革的步伐。《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教育法制不到位以及教育制度滞后一直阻碍着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具体实施。要提高现行的“义务教育”的实践水平，必须健全相关法制法规。
其次，通过对话、讨论、培训等措施来提高教师的研究水平。在新课程度实施中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教师即课程”。课程改革要求前线教师在其课堂教学中改变旧有的教育观念和行为习惯，因此，在今后的改革当中，必须要改变教师的情感抗拒，提升教师的研究水平。而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则需要通过对话、讨论和教师培训。
第三，在基础教育改革资金、人员、技术上给予支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基础教育改革同样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在物质基础上给予足够的保障，才能够确保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稳步前进。
四、结语
本文在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中暴露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之后，对今后的发展进行了一些展望。只有在探索和反思中前行，才能使我国的课程改革更加接近理想的预期，达到更好的效果。在过去的基础教育改革实践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制约前进的因素，抓住其中的关键问题并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才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真正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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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政涛.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词应是“文化变革”[J].魅力中国，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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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贤，谢少华.基础教育改革的障碍及其超越[J].教育发展研究，2010（6）.
[7]杨小微等.近五年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及其研究的进展报告[J].基础教育，2011（6）.
1 对“理论基础”概念的理解和认识
龙安邦[1]从“基础原指建筑物的根脚，引申为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将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定义为“课程改革在理论上的根本依据和理论起点，并强调科学性、系统性和基础性的特点。”其他学者对于理论基础本身的研究是从其与指导思想的区别角度进行的。王华生[2]提出“澄清教育学、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和哲学几个概念后才能进行对话，并认为大家将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混为一谈。”随后一些学者从概念上对两者进行区别，和学新[3]认为“指导思想就是对某一事物或事件的发展或运行起指示教导、指点引导的思想，更多是从宏观层面来使用的；理论基础是指某一事物或事件发展或运行所依赖、依靠的理论，或者指某一事物或事件存在的理论前提，都是从中观或微观层面来使用的。”体育界刘旻航等[4]也提出相似观点：“指导思想是行动指南，它为新课程改革指明了大的方向；理论基础，从学科层次上看，是比指导思想低一个层次的，是更为直接的基础。”经过学者反复研究，多数人对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体育课程改革两个不同层面的依据基本达成共识。
2 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不同观点
2.1 体育课程改革“有无理论基础”
靳玉乐、艾兴[5]认为“新课程改革理论基础是什么？没有谁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这种观点也同样体现在体育课程研究中，党玮玺[6]认为“我国当前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只提到课程的基本理念、设计思路，而没有明确提出体育（与健康）课程的理论基础。”部分人认为由于缺乏理论基础或者理论基础模糊，导致实践中对课程改革许多理念理解偏差。高嵘[7]认为“客观地讲，基础教育新体育课程改革是在我国体育课程理论研究成果还非常缺乏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研制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创新。”宋翠翠[8]也表达出同样的担忧，“整体的体育课程教学理论没有能为课程改革做好研究的准备”，并认为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导致实践中接二连三出现扁担南瓜进课堂、体育课像演活剧、体育教师不知怎么上体育课等等问题。这些观点在某种程度反映出新一轮基础体育课程改革没有明确的理论基础或理论基础准备不足。
与此同时，在教育学界也不乏对本次课程改革理论基础高度肯定的学者。马福迎[9]认为“反观我国这次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又广泛吸收了当今世界先进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既有理论的前瞻性，又有很强的实践可操作性。”邓志伟[10]认为新课程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在《基础教育改革纲要》中已经相当明晰，只是近来的一些批评反而使这一问题陷入混乱。”
综上所述，窃认为造成泾渭分明的两种观点的原因有：一是缺少判断有无理论基础的标准，或者说标准不统一；二是作为理论基础的理论应具备哪些条件？这些理论作为课程改革的依据体现在哪里？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论证。
2.2 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是什么”
第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靳玉乐[5]虽然认为在课改之初没有理论基础，但在“应然”层面强调马克思个人全面发展的学说是改革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并进一步解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虽不是直接的教育理论，但它是新课程依赖的哲学基础。罗槐[11]在其后的《中国教育报》上进一步肯定了其观点，并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充分全面发展的学说，无疑是对目前各种课程哲学的最集中的概括。”无独有偶，该观点在体育课程领域得到部分学者肯定，如陈红新、刘小平[12]认为“用本身争议就颇多的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作为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显然是不妥的。应该在符合我国国情和学校实际水平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积极地吸取与借鉴国内外一切有价值的成果，有所选择、有所创新地推进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持马克思主义是课程改革理论基础观点的学者主要认为它是课程、教育的哲学基础。但是就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学说内涵及其在体育课程改革中指导作用鲜有研究，同时由于课程、教育最终都要到哲学层面寻求本源，因此不免让人感觉“这不是课程理论所要讲的直接的理论基础”[13]。
第二种观点：国外各种“主义”是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目前占主流的观点是将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布鲁姆目标分类理论，还有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等作为新课程改革直接理论基础。刘昕[14]“90年代末，建构主义进入我国，并在越来越多的文献中被称为“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并举例“我国新课程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三大学习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的。”何元春[15]认为当前的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制定就是以布卢姆的目标分类法为逻辑起点的，是和布卢姆的目标分类法一脉相承的。还有学者承认马克思全面发展学说是课程改革指导思想的同时，不否认各种“主义”是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面对众多的“主义”有些研究者则持谨慎态度，高嵘等[16]认为“我国是一个优质教育资源紧缺，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学校体育硬件薄弱，体育师资良莠不齐的大国，在这种国情下简单的‘拿来主义’难以成功。”
综上所述，不同学者承认各种“主义”是新一轮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然而，除刘昕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外，对其它理论的系统研究寥寥无几，对这些理论基础上的课程观、学生观、教学观、师生观等理论体系研究基本处于空 白，更是缺乏作为理论基础如何在体育课程改革中体现的解释。
第三种观点：体育相关学科基础是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吴永军[17]认为“从新课程改革具体的操作来看，其理论基础还包含了现代课程论（结构课程论、掌握学习理论等）、现代教育论（素质教育思想、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等）以及一些后现代课程思想等。”张学忠认为[18]“我国体育课程研究的理论基础不是上述各种‘主义’，而是前人已研究成熟的教育学、学校体育学、社会体育学、体育哲学、体育原理、运动生理学和运动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这些理论与方法支撑着体育课程理论的发展。”
综合以上观点，研究认为学科基础与理论基础还是有区别的，学科基础上位于理论基础，因为每一个学科又包含若干理论，如体育学科中的运动技能形成理论、超量恢复理论等。如果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解释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的话，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全面发展学说作为课程改革宏观的理论基础，各种“主义”作为直接的微观理论基础，那么上述各种学科基础可以作为介于二者之间的中观理论基础。
2.3 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是一元还是多元”
课程改革理论基础一元论观点主要指坚持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学说为指导，不赞同以理论的多元性来模糊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5]。
多元论出发点是将理论基础看作理论资源，认为一切对课程改革有启发、可借鉴和能帮助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各种理论都可以作为课程改革的理论资源来吸收、借鉴[3]。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思想理论体系，它使后人可以用更为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因此多元论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更不背离马克思主义原理。反之，只有多元性才能博采众长，避免偏窄，眼界宽广，高瞻远瞩。
窃认为，不管是一元还是多元主要还是看在哪个层面上，在宏观层面即在哲学层面一定要有核心理论主导，这一核心理论只能是唯一的，被实践所证明的，并具有稳定性。在具体操作层面，即直接理论基础可以也应该是博采众长。但这里依然存在多元是否意味着无限，多元理论之间是互补、融合还是其它关系？本次课程改革在“实然”层面究竟以哪些理论作为基础？这些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2.4 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是否适合国情”
对“建构主义、目标分类理论、多元智力理论、后现代主义”等作为新课程改革理论基础持质疑或谨慎态度的理由在于这些理论是泊来品，不适合我国国情。高嵘[16]认为本次课改的主要理论支柱都是西方的泊来品，有特定的适用情境，而西方的课程理念毕竟与我国课改的实施环境有不小的距离。李斌[19]对于借鉴国外的看法是“重心从看与国外的差距转向差异，从为什么借鉴转向如何借鉴。除此之外很难找到其它实用价值的成果。”
仔细分析发现，目前研究充斥着“泊来品”、“拿来主义”、“水土不服”、“本土化”词语，多是从宏观上泛泛讲一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对于这些理论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适用的土壤是什么，是具有特殊理论的局限性还是具有一般理论的普适性？我国学校体育的国情是什么，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是否完全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相同？这些问题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基本上没有涉及。如果没有对这些实际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就直接下结论不免有武断之嫌，仅仅用非常浅显的“大道理”论证难以做到以理服人。
2.5 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是否继承传统”
对于本次课程改革理论基础另一诟病是丢弃了体育课程传统理论。宋翠翠[8]认为体育课程改革缺乏对“传统”的分析和研究，存在着对“传统”缺乏研究和尊重的现象。赖天德[20]提出课程改革必须“体现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对此，季浏[21]认为“《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非常重视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体育课程，新体育课程不是对传统体育课程的抛弃，而是对体育体育课程的扬弃。”还有学者对这一问题持肯定态度。张庆新等[22]通过自20世纪80年代前期开始的体育课程改革所主张的主要内容和此次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对比发现：第8次体育课程教学改革基本上是在20年体育课程改革的延长线上进行的，即是同一方向的。
3 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研究的展望
1）从专题研究角度探讨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在教育学界对“理论基础”问题的研究从课程改革之初从未间断过，但遗憾的是在十余年的体育课程改革研究中却没有对“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专门进行研究的成果，大都散见于其他研究成果之中，且缺乏理论深度。因此，加强该理论问题的专门研究是推进体育课程改革的基础。
2）从系统论角度整体把握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多数是就“理论基础而研究理论基础”，始终围绕着“哪些理论是理论基础”反复讨论，缺乏从系统论的角度对“理论”本身进行研究，如这些理论背后的原理是什么，这些理论体现在体育课程改革中的知识观、教育观、课程观、师生观是什么等。只有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系统寻求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支撑，否则就问题谈问题最终结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以达成共识。
3）从历史发展角度探讨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从百年前学校设立体育课程以来，多次颁布相应的“标准”和“大纲”。期间，尽管较少对其理论基础进行研究，但并不代表没有理论基础做支撑。为此，我们应该用历时的、动态的、发展的眼光去探讨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揭示其发展规律。
4）从顶层设计角度把握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进入21世纪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国家靠行政手段推进、自上而下进行，其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必定体现在教育部颁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以及相应的政策法规、顶层设计文本中。就体育课程 改革的理论基础而言，除以上法规、文本之外，本应该存在于《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解读及体育学科专家的著作中。因为，理论基础是体育学科专家制订《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准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体育学科专家的大多数研究成果没有对此理论问题进行探讨，这一遗憾直到2012年3月《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的出版才得以弥补。在该著作的第3章“问题、挑战与回应”中，专门设立了“关于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一节，对体育课程改革中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简单补充论述，认为“教育目标分类学、掌握学习理论、运动技能形成理论”[23]是本次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这一论述是《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通过著书立说的形式进一步向全国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明确阐述了新一轮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
总之，随着体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深层次问题不断出现并逐步得到解决，同样，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基础问题将随着众多学者的关注而逐步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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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赖天德. 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在继承与创新中发展[J]. 体育教学，2006（1）：9-11.
[21] 季浏. 体育课程在继承的基础上改革与发展[J].体育教学，2006（4）：12-14.
一、文献来源
为了解我国高等师范美术教育研究现状，笔者对相关研究文献作了较为系统的研读分析。研读资料主要来源是 1999 至 2009 年出版的艺术类书籍以及公开发表，被中国知网( 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文献。检索方法为: 以“主题”为检索项，以“高等师范美术教育”“高师美术教育”为检索词进行检索，获得 1999 至 2009 年相关的研究文献105 篇，经审阅、筛选发现，高等师范美术教育相关研究文章为 86 篇。本研究将之全部作为取样对象，分析维度主要是研究者的研究视角。
二、文献综述
( 一) 高等师范美术教育培养目标研究
赵诗镜在《对高等师范美术专业的重新认识》一文中提出，师范院校的美术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不是“赫赫有名”的美术家，也不是培养社会需要的一般的美术工作者，而是培养热爱教育事业、有高尚思想品德、并具有相当教学能力的美术教师。［1］赵青在《对高师美术教育培养目标定位的思考》中对高等师范美术教育培养目标进行了阐述，并给高等师范美术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2］高等师范美术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在于为基础教育培养合格的师资，更好地服务于基础教育。这一点研究者存在共识，基本上没有异议。
2005 年《中国美术教育》杂志刊登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对高等师范院校美术教育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是这样规定的: “高等师范院校美术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学校美术教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具备初步美术教学研究能力的合格的基础教育美术教师和社会美术教育工作者。”
不难发现，伴随着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变革以及新课程改革的实施，对高等师范美术教育的培养目标要求不断提升。从过去美术教育工作者到今天的掌握学校美术教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具备初步美术教学研究能力的合格的基础教育美术教师; 从适应基础教育到了解基础教育再到引领基础教育，这是对高等师范美术教育培养目标质的飞跃。
( 二) 高等师范美术教育课程结构研究
关于高等师范美术教育的课程设置是研究者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梳理众多文献主要从以下层面展开论述。
1． 高等师范美术教育专业课程设置
吴世宁在《试论高校美术教育专业中的师范性特点》中指出，多年来高等师范美术教育体制基本上沿用了专业美术院校的教学模式。无论在课程设置还是在教学方法上，都偏重于对专业知识的传授，过多强调专业技能。著名艺术教育家郭声健在《艺术教育论》中指出: “艺术师范教育中的艺术专业课程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即像专业艺术院校那样，在内容上偏专、偏精、偏深，而中小学艺术教育所需的东西却因其简单、基础浅而往往被忽视。结果，学生毕业上讲台，对中小学艺术教育中那些最基本的内容反而并不是感觉轻车熟路、游刃有余。”［3］邱长沛在《关于高师美术教育问题的思考》中强调，高师美术教育专业应该贯彻一专多能的原则，一专多能是师范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作为中等学校美术教师的重要条件。并提出了专业设置的一些实质性的建议，如专业基础课除素描、色彩外，应增设设计基础，素描课除传统素描外，应补充结构素描与意向素描，在工艺设计中开设电脑设计课等等。葛鸿志在文章《对当前师范美术教育的思考》中提出，在中外美术史和美术概论的基础上，增加美术欣赏课的教学，重视对学生美术欣赏能力的教学。另外，还应开设美学、美术评论及与现代美术教流相适应的电脑美术和电脑设计，根据未来基础教学的特点，可以开设一些手工与美术相结合的课目，如泥塑、陶艺、纸工、金属竹木工艺等课。张秀丽在《简论中国高等师范美术教育》中提到，在我国高师美术专业课程特别注重美术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在课程设计中约占总课程的 2/3，并以各种传统写实性的绘画为主，而忽视陶艺，染织、民间手工艺，版画、工艺制作、现代设计、电脑美术等内容，严重脱离基础教育的发展需要。尤其是三、四年级两个学年的国画、油画等专业学习和毕业创作，成为最重要的学业评价标准，完全沿用了美术学院的课程模式而偏离了师范的办学宗旨。［4］针对高等师范美术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问题，研究者主要针对高等师范美术教育仍然沿用专业美术院校的教学模式的问题展开论述，提出了许多专业课程改革的建议和意见。
2． 课程结构中教育类科目所占比重
高师美术教育专业“教育类”课程的设置和所占整个课程的比例是广大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也是高师美术课程结构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较多文献提及了关于这方面的改革建议。还有专门讨论在高师美术教育专业中如何富有成效地开设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培养学生实际教学能力的文献。张秀丽在《简论中国高等师范美术教育》中指出，我国高师美术教育中教育课程仅占总课时 7%左右，学生学习不到足够的教学理论和方法，毕业以后很难当好教师。美国、日本的课程结构则大不相同，它包含了较大比例的教育理论课程和学科教学法课程，约占总课程的 2/5 左右。为此，在高师课程中必须增加教育类课程，在增加教育实习学时的同时，可将一次性的教育实习改为: “教育见习—了解教师”“教育实习—学做教师”“教育研习—做好教师”不同目标和内容的三个阶段，以切实提高学生教学实践能力。［4］
杨钧同样在《新课改环境下高师美术改革对策》中指出，高师美术课程设置重专业轻教育是目前高师美术教育中存在的十分普遍的问题。并用数据说明课程结构中教育类课程所占比例过低。在教育类课程设置上，研究者主要围绕完善教育类课程，增加在整个课程结构中所占的比重，突出“师范”特色展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研究者很多都采用了中外比较研究的方法，学习国外的先进教学理念，提出了许多可行性的观点。
3． 课程与课程的交叉与融合
强调课程内容的综合是世界课程改革带有普遍性的趋势，艺术领域的改革也积极关注和反映了这一趋势。美术新课程改革反对科目本位主义，关注各课程知识的互相融合和渗透。徐建融在《美术教育展望》一书中指出: “不同学科间的交叉和融合是21 世纪教育、科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为了与之相适应，艺术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也成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艺术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5］张志强在《新课改背景下高师美术教学中存在问题与发展策略探析》一文中指出，高师院校美术教育专业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注重学科之间的融合和交叉，将美术素养和人文素养并重，增加人文课程在总课程中的比重，增设如宗教与艺术、文化人类学、文学、历史、音乐、建筑、戏剧等选修课程。［6］
杨钧《新课改环境下高师美术改革对策》、刘剑丽《论高师美术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规格与发展要求》等都在这方面给予关注。关于强调课程建设综合性，提倡学科综合类的文章出现较少，提倡高等师范美术教育课程之间融合与渗透将成为研究者新的关注点。
( 三) 高等师范美术教育与基础教育衔接研究
岳嵘琪、田卫戈在《建立适应新课程标准的高师美术教学体系》中指出，为适应新课程标准的实施，高师美术教育应大力进行改革，以素质教育为目标，从课程教学、课程设置、课程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7］赵胜利在《关于新课程背景下高师美术教育的思考》中指出，以培养中小学美术教师为根本任务的高师美术教育，面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挑战，应该从教育观念、教育教学方法以及招生体制等方面进行反思，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其办学模式，从而能够和美术基础教育相适应。［8］众多文献在此方面给予了一定关注，并提出了改进建议。纵观高等师范美术教学实践，对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不甚关注，教育教学中很少涉及美术新课改方面的内容，这就直接造成许多“未来的教师”不了解新课改的背景、性质、价值和目标，无法在理念、知识和能力上为将来实施新课程做好充分准备，造成培养的美育人才与基础课程改革对新型师资的需求之间出现不和谐因素。
三、文献研究分析
( 一) 研究成果重复现象严重，缺乏创新性和新颖性
伴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更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师资成为制约课程改革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因素，因此开始对高等师范美术教育给予更多关注。笔者将近十年的有关文献进行搜集发现，论文数目成直线上升趋势，文献数目急剧膨胀，时至今天仍是一个热点话题。综观文献，整体上都能看到高师美术教育存在不足及需要改进的部分，但有不少研究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层面上，缺乏将某一具体问题作为研究的焦点，进行层层深入的分析、论证。有些研究内容与已发表的文章内容重复，创新性和新颖性严重不足。
( 二) 研究多为定性研究，尚缺乏实证性的研究与分析
纵观高等师范美术教育的研究，研究的视野比较狭窄，往往局限于现状的分析，且较少关注国外美术教师教育的情况。从研究的手段和方法上看，大都以思辨性研究为主。由于研究数据不足，许多论文在论证过程中，以经验和感觉作为论据，忽略了不同地区不同师范院校的具体境况，致使难以得出一些具有广泛性的结论，不能令人信服。笔者认为，目前的高等师范美术教育如何很好地适应，乃至引领基础教育改革，特别需要加强实证性的研究与分析，应多采用问卷、访谈等调查、实验的科学方法进行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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