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在： (一)北方国家将“人权”矛头转向了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发动了咄咄逼人的“人权 ”攻势，人权问题逐渐成为南北政治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 1.以人权、人道为借口干涉南方国家的内政。冷战结束后，美国强调人权是其对外政 策的基石。欧盟也以促进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美国每年发表一个“人 权报告”，“审查”南方国家的人权问题，指责它们的人权状况。欧盟也不示弱，从19 89年7月到1995年1月欧洲议会发表了394项人权决议，其中304项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 (注：参见马胜利：《欧洲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政策》，载《欧洲》，1998年第3期，71 页。)1989年到1996年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挥舞“人权”、“ 民主”的大棒向中国施压。严重地恶化了它们与中国的关系。更为严重的是，在科技方 面处于遥遥领先地位的北方国家，通过信息网络对那些它们不“满意”的南方国家发动 心理战，利用人权问题，挑起这些国家民众的反政府情绪，企图影响该国政府的决策或 促使其倒台。
2.把“人权”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条件。美国的条件是受援国要采取稳健的经济政策 和良好的维护人权的政策。欧盟提出，援助应以受援国在人权和民主自由方面的进展为 条件。日本也说要考虑受援国的民主化、基本人权和市场经济情况。1989年12月，欧盟 在签署第四个《欧洲共同体与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洛美协定》(简称“洛美协 定”)时，第一次将民主和人权列为该协定的基本条款。随后，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签 订的含有人权民主内容的协议大量增加。据统计，从1990年到1993年，欧共体与拉美18 个国家签订了关于经济、贸易合作协议，每一个都含有人权、民主的内容。(注：参见 马胜利：《欧洲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政策》，载《欧洲》，1998年第3期，70页。)凡达 不到它们要求的南方国家，就得不到它们的援助；已经得到援助的国家，则会受到停止 援助、经济制裁或经济封锁等不同程度的惩罚。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对别国实施经济制裁 最多的国家，它的经济制裁采取了除直接军事行动以外的一切手段。
仅1996年一年，美 国采取的经济制裁多达22例。这一年美国先后炮制两个法案对古巴、伊 朗、利比亚实行 长期制裁。1997年美国又将制裁范围扩大到阿根廷、缅甸、苏丹等国。特别是美国对古 巴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经济封锁。尽管从1992年至2001年，联合国大会已10次通过决议 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巴的制裁，但美国一直置若罔闻。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卡斯特罗政 府至今仍不实行西方的“民主化”、“多党制”和“市场经济”。美国的封锁政策，已 给古巴造成了100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把人权作为提供经济援 助的政治条件，其目的就是诱使发展中国家向西方靠拢，并促使发展中国家实行西方的 “民主化”、“多党制”、“市场经济”。
3.利用大众传媒和一些基金会宣传西方的人权观念、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渗透。美国 的VOA、CNN，英国的BBC，“欧洲自由电视台”等大众传媒，对南方国家进行广泛的大 量的宣传，力促南方国家的民众接受西方的人权思想、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还利用包括学术和文化交流在内的人员往来，培植亲信，进行 思想文化渗透。
它们利用一些基金会，一方面派遣教授、专家、学者到南方国家讲学，从事研究；另一方面也资助南方国家的学生、学者到北方国家去学习研究，使他们接受 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的熏陶。据美国官方统计，在克林顿8年任期内，美国在4 0多个非洲国家中开展了有关民主的宣传活动。美国政府建立的“民主与人权基金”， 专门用于美驻非洲使馆资助当地的人权等项目。为加强非洲的民主体制，仅2000财政年 度，“非洲的民主基金”拨款就高达600万美元。北方国家还通过信息网络对南方国家 进行政治宣传、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传播西方的人权思想和价值观念。 4.不惜动用武力，进行直接干涉。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权高于 主权”、“实行人道主义干预”的旗号，对南斯拉夫联盟公然发动空袭，对这个不结盟 运动的创始国实行前所未有的狂轰滥炸，致使数千平民百姓在战火中丧生，无数的民用 设施在空袭中被夷为平地，近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可见，美国等北方国家的所谓“人权 ”、“人道”、“民主”只不过是推行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二)北方国家把南方国家作为安全和军控关注的重点。
在安全和军控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已把安全战略针对的重点转向南方国家 。美国《1992年度国防报告》提出以“全球威慑，应急反应”为核心的新防务战略，主 张把安全战略的重点从对付原苏联，准备打一场世界大战转到对付南方国家和地区的局 部战争，并准备打击对美国重大利益进行挑战的国家和力量。欧盟在海湾战争以后也认 为，“今后在军事上具有更大直接意义的是南部防务，而不是位于欧洲中心的东部防务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近年来极力推行北约东扩计划，通过不断进行军事演习来向世人 炫耀武力，以提高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灵活应变能力，以便对付南方国家随时可能出 现的突发事件。
1997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出笼。该指针的核心是美日联合对付“ 周边事态”。美日使用“周边事态”这一极不明确的概念，为日本根据自己的意图扩展 军事力量及其在周边地区的活动范围和方式，为美日联手干涉南方国家的 内部事务提供 借口。 北方国家认为，核、生、化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导弹技术在南方国家的扩散，是其 安全利益的最大威胁。美国已把防止核及其他军事技术的扩散置于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 优先地位。
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反扩散中心”，加强情报活动。这个中心利用各种 先进手段，对24个南方国家和72种以上的武器技术进行严密监视和跟踪，重点防范朝鲜 、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秘密核活动。当前，美决心搞“反恐”扩大化，将防止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同反恐混为一谈，将上述国家定为“邪恶轴心”，将对其加大施 压和打击度。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没能制止住印度、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的行动。 北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所推行的军控政策，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和双重标准，它们只限 制别人，不限制自己；只限制不跟着美国走的国家，不限制随它转的“伙伴”。美国可 以做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却指责别国卖武器零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就是美国霸权主义的真实写照。
以上事实表明，冷战后南北政治关系日益凸显。南北经济关系与南北政治关系已经相 互渗透，相互影响，彼此交融。南北关系已成为以经济政治关系为主线的南北各种关系 的综合。今后，南北经济政治关系将进一步加强，这不仅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还 将继续利用人权等问题打压南方国家；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进一 步发展，诸多的全球性问题，如核扩散问题、局部冲突和战争问题、走私贩毒问题，尤 其是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必须南北合作才能解决。
二、随着北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南北差距继续扩大，南北经济矛盾 更形尖锐。
冷战结束后，在南北政治关系中的矛盾日益凸显的同时，南北经济矛盾更加突出，南 北经济冲突呈上升趋势。如列入美国普通和超级301条款的28个国家和地区，近一半是 东亚和拉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欧盟在贸易优惠制度的调整中，把劳工标准和环境问 题同贸易挂钩，损害的是南方国家的利益。在1991—2000年的10年中，南方国家的年平 均增长率普遍高于北方国家(注：参见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世界经济年鉴》199 0—2001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2001年。)，一些南方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在 逐步上升，在世界资金市场上也越来越成为北方国家竞争的对手。尽管南方国家对北方 国家的经济恢复增长起了主要带动作用。但是这却使北方国家感到自己的经济强权地位 受到威胁。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受阻就是最好的例证。一方面，北方国家垂诞 中国的广阔市场，同时又惧怕中国提高国际竞争力。因此，它们对中国漫天要价，百般 刁难。
冷战后南北经济问题更加严重和南北经济矛盾更加尖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首先，南北差距继续扩大。南北差距是指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乃至人民 生活水平方面的差别程度。冷战结束十年来，由于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经济 有较大发展，从整体经济规模看，南北差距有所缩小，但并未发生质的变化。穷国愈穷 ，富国愈富的现象仍在继续，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由1989年的42个增至2001年的49 个，占 发展中国家近1/3。世界人口中1/5的富者和1/5的穷者，人均国民收入之比由198 0年的30比1，扩大到1997年的74比1。世界上3名巨富的财产，超过了48个不发达国家的 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世界上20%的人靠每天不到1美元过日子，世界贫困人口已由1993年 的13亿增至1999年的15亿左右。如果从南北科技发展水平来考察南北关系，其差距更大 。
表现在： (一)北方国家将“人权”矛头转向了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发动了咄咄逼人的“人权 ”攻势，人权问题逐渐成为南北政治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 1.以人权、人道为借口干涉南方国家的内政。冷战结束后，美国强调人权是其对外政 策的基石。欧盟也以促进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美国每年发表一个“人 权报告”，“审查”南方国家的人权问题，指责它们的人权状况。欧盟也不示弱，从19 89年7月到1995年1月欧洲议会发表了394项人权决议，其中304项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 (注：参见马胜利：《欧洲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政策》，载《欧洲》，1998年第3期，71 页。)1989年到1996年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挥舞“人权”、“ 民主”的大棒向中国施压。严重地恶化了它们与中国的关系。更为严重的是，在科技方 面处于遥遥领先地位的北方国家，通过信息网络对那些它们不“满意”的南方国家发动 心理战，利用人权问题，挑起这些国家民众的反政府情绪，企图影响该国政府的决策或 促使其倒台。
2.把“人权”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条件。美国的条件是受援国要采取稳健的经济政策 和良好的维护人权的政策。欧盟提出，援助应以受援国在人权和民主自由方面的进展为 条件。日本也说要考虑受援国的民主化、基本人权和市场经济情况。1989年12月，欧盟 在签署第四个《欧洲共同体与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洛美协定》(简称“洛美协 定”)时，第一次将民主和人权列为该协定的基本条款。随后，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签 订的含有人权民主内容的协议大量增加。据统计，从1990年到1993年，欧共体与拉美18 个国家签订了关于经济、贸易合作协议，每一个都含有人权、民主的内容。(注：参见 马胜利：《欧洲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政策》，载《欧洲》，1998年第3期，70页。)凡达 不到它们要求的南方国家，就得不到它们的援助；已经得到援助的国家，则会受到停止 援助、经济制裁或经济封锁等不同程度的惩罚。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对别国实施经济制裁 最多的国家，它的经济制裁采取了除直接军事行动以外的一切手段。
仅1996年一年，美 国采取的经济制裁多达22例。这一年美国先后炮制两个法案对古巴、伊 朗、利比亚实行 长期制裁。1997年美国又将制裁范围扩大到阿根廷、缅甸、苏丹等国。特别是美国对古 巴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经济封锁。尽管从1992年至2001年，联合国大会已10次通过决议 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巴的制裁，但美国一直置若罔闻。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卡斯特罗政 府至今仍不实行西方的“民主化”、“多党制”和“市场经济”。美国的封锁政策，已 给古巴造成了100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把人权作为提供经济援 助的政治条件，其目的就是诱使发展中国家向西方靠拢，并促使发展中国家实行西方的 “民主化”、“多党制”、“市场经济”。
3.利用大众传媒和一些基金会宣传西方的人权观念、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渗透。美国 的VOA、CNN，英国的BBC，“欧洲自由电视台”等大众传媒，对南方国家进行广泛的大 量的宣传，力促南方国家的民众接受西方的人权思想、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还利用包括学术和文化交流在内的人员往来，培植亲信，进行 思想文化渗透。
它们利用一些基金会，一方面派遣教授、专家、学者到南方国家讲学，从事研究；另一方面也资助南方国家的学生、学者到北方国家去学习研究，使他们接受 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的熏陶。据美国官方统计，在克林顿8年任期内，美国在4 0多个非洲国家中开展了有关民主的宣传活动。美国政府建立的“民主与人权基金”， 专门用于美驻非洲使馆资助当地的人权等项目。为加强非洲的民主体制，仅2000财政年 度，“非洲的民主基金”拨款就高达600万美元。北方国家还通过信息网络对南方国家 进行政治宣传、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传播西方的人权思想和价值观念。 4.不惜动用武力，进行直接干涉。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权高于 主权”、“实行人道主义干预”的旗号，对南斯拉夫联盟公然发动空袭，对这个不结盟 运动的创始国实行前所未有的狂轰滥炸，致使数千平民百姓在战火中丧生，无数的民用 设施在空袭中被夷为平地，近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可见，美国等北方国家的所谓“人权 ”、“人道”、“民主”只不过是推行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二)北方国家把南方国家作为安全和军控关注的重点。
在安全和军控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已把安全战略针对的重点转向南方国家 。美国《1992年度国防报告》提出以“全球威慑，应急反应”为核心的新防务战略，主 张把安全战略的重点从对付原苏联，准备打一场世界大战转到对付南方国家和地区的局 部战争，并准备打击对美国重大利益进行挑战的国家和力量。欧盟在海湾战争以后也认 为，“今后在军事上具有更大直接意义的是南部防务，而不是位于欧洲中心的东部防务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近年来极力推行北约东扩计划，通过不断进行军事演习来向世人 炫耀武力，以提高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灵活应变能力，以便对付南方国家随时可能出 现的突发事件。
1997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出笼。该指针的核心是美日联合对付“ 周边事态”。美日使用“周边事态”这一极不明确的概念，为日本根据自己的意图扩展 军事力量及其在周边地区的活动范围和方式，为美日联手干涉南方国家的 内部事务提供 借口。 北方国家认为，核、生、化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导弹技术在南方国家的扩散，是其 安全利益的最大威胁。美国已把防止核及其他军事技术的扩散置于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 优先地位。
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反扩散中心”，加强情报活动。这个中心利用各种 先进手段，对24个南方国家和72种以上的武器技术进行严密监视和跟踪，重点防范朝鲜 、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秘密核活动。当前，美决心搞“反恐”扩大化，将防止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同反恐混为一谈，将上述国家定为“邪恶轴心”，将对其加大施 压和打击度。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没能制止住印度、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的行动。 北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所推行的军控政策，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和双重标准，它们只限 制别人，不限制自己；只限制不跟着美国走的国家，不限制随它转的“伙伴”。美国可 以做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却指责别国卖武器零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就是美国霸权主义的真实写照。
以上事实表明，冷战后南北政治关系日益凸显。南北经济关系与南北政治关系已经相 互渗透，相互影响，彼此交融。南北关系已成为以经济政治关系为主线的南北各种关系 的综合。今后，南北经济政治关系将进一步加强，这不仅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还 将继续利用人权等问题打压南方国家；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进一 步发展，诸多的全球性问题，如核扩散问题、局部冲突和战争问题、走私贩毒问题，尤 其是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必须南北合作才能解决。
二、随着北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南北差距继续扩大，南北经济矛盾 更形尖锐。
冷战结束后，在南北政治关系中的矛盾日益凸显的同时，南北经济矛盾更加突出，南 北经济冲突呈上升趋势。如列入美国普通和超级301条款的28个国家和地区，近一半是 东亚和拉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欧盟在贸易优惠制度的调整中，把劳工标准和环境问 题同贸易挂钩，损害的是南方国家的利益。在1991—2000年的10年中，南方国家的年平 均增长率普遍高于北方国家(注：参见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世界经济年鉴》199 0—2001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2001年。)，一些南方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在 逐步上升，在世界资金市场上也越来越成为北方国家竞争的对手。尽管南方国家对北方 国家的经济恢复增长起了主要带动作用。但是这却使北方国家感到自己的经济强权地位 受到威胁。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受阻就是最好的例证。一方面，北方国家垂诞 中国的广阔市场，同时又惧怕中国提高国际竞争力。因此，它们对中国漫天要价，百般 刁难。
冷战后南北经济问题更加严重和南北经济矛盾更加尖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首先，南北差距继续扩大。南北差距是指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乃至人民 生活水平方面的差别程度。冷战结束十年来，由于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经济 有较大发展，从整体经济规模看，南北差距有所缩小，但并未发生质的变化。穷国愈穷 ，富国愈富的现象仍在继续，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由1989年的42个增至2001年的49 个，占 发展中国家近1/3。世界人口中1/5的富者和1/5的穷者，人均国民收入之比由198 0年的30比1，扩大到1997年的74比1。世界上3名巨富的财产，超过了48个不发达国家的 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世界上20%的人靠每天不到1美元过日子，世界贫困人口已由1993年 的13亿增至1999年的15亿左右。如果从南北科技发展水平来考察南北关系，其差距更大 。
一、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日益突出，愈益成为南北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南北问题主要是南北经济关系问题。但从南北关系发展的历史看，南北关系既包括了南北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包括了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无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的民族解放运动，还是独立后南方国家争取经济独立、巩固政治独立的斗争都表明了这一点。只不过在冷战时期，东西关系威胁着世界和平，和平问题成为世界政治的头等大事，而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则居于次要地位。同时，南北政治关系也受制于东西方的争夺，处于从属地位。
冷战结束后，南北的政治关系有了新的变化。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东西关系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日益突出。在西强东弱的形势下，北方国家将人权、安全和军控的重点由针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向南方国家，使南北在政治领域的矛盾凸现出来。表现在：
(一)北方国家将“人权”矛头转向了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发动了咄咄逼人的“人权”攻势，人权问题逐渐成为南北政治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
1.以人权、人道为借口干涉南方国家的内政。冷战结束后，美国强调人权是其对外政策的基石。欧盟也以促进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美国每年发表一个“人权报告”，“审查”南方国家的人权问题，指责它们的人权状况。欧盟也不示弱，从1989年7月到1995年1月欧洲议会发表了394项人权决议，其中304项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注：参见马胜利：《欧洲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政策》，载《欧洲》，1998年第3期，71页。)1989年到1996年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挥舞“人权”、“民主”的大棒向中国施压。严重地恶化了它们与中国的关系。更为严重的是，在科技方面处于遥遥领先地位的北方国家，通过信息网络对那些它们不“满意”的南方国家发动心理战，利用人权问题，挑起这些国家民众的反政府情绪，企图影响该国政府的决策或促使其。
2.把“人权”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条件。美国的条件是受援国要采取稳健的经济政策和良好的维护人权的政策。欧盟提出，援助应以受援国在人权和民主自由方面的进展为条件。日本也说要考虑受援国的民主化、基本人权和市场经济情况。1989年12月，欧盟在签署第四个《欧洲共同体与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洛美协定》(简称“洛美协定”)时，第一次将民主和人权列为该协定的基本条款。随后，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含有人权民主内容的协议大量增加。据统计，从1990年到1993年，欧共体与拉美18个国家签订了关于经济、贸易合作协议，每一个都含有人权、民主的内容。(注：参见马胜利：《欧洲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政策》，载《欧洲》，1998年第3期，70页。)凡达不到它们要求的南方国家，就得不到它们的援助；已经得到援助的国家，则会受到停止援助、经济制裁或经济封锁等不同程度的惩罚。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对别国实施经济制裁最多的国家，它的经济制裁采取了除直接军事行动以外的一切手段。仅1996年一年，美国采取的经济制裁多达22例。这一年美国先后炮制两个法案对古巴、伊朗、利比亚实行长期制裁。1997年美国又将制裁范围扩大到阿根廷、缅甸、苏丹等国。特别是美国对古巴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经济封锁。尽管从1992年至2001年，联合国大会已10次通过决议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巴的制裁，但美国一直置若罔闻。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卡斯特罗政府至今仍不实行西方的“民主化”、“多党制”和“市场经济”。美国的封锁政策，已给古巴造成了100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把人权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政治条件，其目的就是诱使发展中国家向西方靠拢，并促使发展中国家实行西方的“民主化”、“多党制”、“市场经济”。
3.利用大众传媒和一些基金会宣传西方的人权观念、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渗透。美国的VOA、CNN，英国的BBC，“欧洲自由电视台”等大众传媒，对南方国家进行广泛的大量的宣传，力促南方国家的民众接受西方的人权思想、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还利用包括学术和文化交流在内的人员往来，培植亲信，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它们利用一些基金会，一方面派遣教授、专家、学者到南方国家讲学，从事研究；另一方面也资助南方国家的学生、学者到北方国家去学习研究，使他们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的熏陶。据美国官方统计，在克林顿8年任期内，美国在40多个非洲国家中开展了有关民主的宣传活动。美国政府建立的“民主与人权基金”，专门用于美驻非洲使馆资助当地的人权等项目。为加强非洲的民主体制，仅2000财政年度，“非洲的民主基金”拨款就高达600万美元。北方国家还通过信息网络对南方国家进行政治宣传、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传播西方的人权思想和价值观念。
4.不惜动用武力，进行直接干涉。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权高于”、“实行人道主义干预”的旗号，对南斯拉夫联盟公然发动空袭，对这个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实行前所未有的狂轰滥炸，致使数千平民百姓在战火中丧生，无数的民用设施在空袭中被夷为平地，近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可见，美国等北方国家的所谓“人权”、“人道”、“民主”只不过是推行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二)北方国家把南方国家作为安全和军控关注的重点。
在安全和军控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已把安全战略针对的重点转向南方国家。美国《1992年度国防报告》提出以“全球威慑，应急反应”为核心的新防务战略，主张把安全战略的重点从对付原苏联，准备打一场世界大战转到对付南方国家和地区的局部战争，并准备打击对美国重大利益进行挑战的国家和力量。欧盟在海湾战争以后也认为，“今后在军事上具有更大直接意义的是南部防务，而不是位于欧洲中心的东部防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近年来极力推行北约东扩计划，通过不断进行军事演习来向世人炫耀武力，以提高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灵活应变能力，以便对付南方国家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1997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出笼。该指针的核心是美日联合对付“周边事态”。美日使用“周边事态”这一极不明确的概念，为日本根据自己的意图扩展军事力量及其在周边地区的活动范围和方式，为美日联手干涉南方国家的内部事务提供借口。
北方国家认为，核、生、化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导弹技术在南方国家的扩散，是其安全利益的最大威胁。美国已把防止核及其他军事技术的扩散置于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优先地位。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反扩散中心”，加强情报活动。这个中心利用各种先进手段，对24个南方国家和72种以上的武器技术进行严密监视和跟踪，重点防范朝鲜、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秘密核活动。当前，美决心搞“反恐”扩大化，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同反恐混为一谈，将上述国家定为“邪恶轴心”，将对其加大施压和打击度。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没能制止住印度、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的行动。
北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所推行的军控政策，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和双重标准，它们只限制别人，不限制自己；只限制不跟着美国走的国家，不限制随它转的“伙伴”。美国可以做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却指责别国卖武器零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美国霸权主义的真实写照。
以上事实表明，冷战后南北政治关系日益凸显。南北经济关系与南北政治关系已经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彼此交融。南北关系已成为以经济政治关系为主线的南北各种关系的综合。今后，南北经济政治关系将进一步加强，这不仅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还将继续利用人权等问题打压南方国家；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进一步发展，诸多的全球性问题，如核扩散问题、局部冲突和战争问题、走私贩毒问题，尤其是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必须南北合作才能解决。
二、随着北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南北差距继续扩大，南北经济矛盾更形尖锐。
冷战结束后，在南北政治关系中的矛盾日益凸显的同时，南北经济矛盾更加突出，南北经济冲突呈上升趋势。如列入美国普通和超级301条款的28个国家和地区，近一半是东亚和拉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欧盟在贸易优惠制度的调整中，把劳工标准和环境问题同贸易挂钩，损害的是南方国家的利益。在1991—2000年的10年中，南方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普遍高于北方国家(注：参见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世界经济年鉴》1990—2001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2001年。)，一些南方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在逐步上升，在世界资金市场上也越来越成为北方国家竞争的对手。尽管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的经济恢复增长起了主要带动作用。但是这却使北方国家感到自己的经济强权地位受到威胁。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受阻就是最好的例证。一方面，北方国家垂诞中国的广阔市场，同时又惧怕中国提高国际竞争力。因此，它们对中国漫天要价，百般刁难。冷战后南北经济问题更加严重和南北经济矛盾更加尖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南北差距继续扩大。南北差距是指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乃至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差别程度。冷战结束十年来，由于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经济有较大发展，从整体经济规模看，南北差距有所缩小，但并未发生质的变化。穷国愈穷，富国愈富的现象仍在继续，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由1989年的42个增至2001年的49个，占发展中国家近1/3。世界人口中1/5的富者和1/5的穷者，人均国民收入之比由1980年的30比1，扩大到1997年的74比1。世界上3名巨富的财产，超过了48个不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世界上20%的人靠每天不到1美元过日子，世界贫困人口已由1993年的13亿增至1999年的15亿左右。如果从南北科技发展水平来考察南北关系，其差距更大。
第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更加艰难曲折。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方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已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斗争的焦点也由要不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转到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问题上。南方国家主张建立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在经济领域应平等，公平合理、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北方国家则主张建立由美国独霸或以美、日、欧三极共同主宰世界的新秩序。在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方面，自从20世纪80年代，南北对话由于美国的阻挠陷入僵局后，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几乎毫无进展。如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更使它不可一世。它很难在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上做点什么。因为，这种旧秩序不仅是它今天保持一超地位的基础，而且是它今后维持领先地位的前提。南方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的打击之后，面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正在采取南南合作、集体自力更生以及与北方国家进行跨区域对话与合作的途径发展自己。但这些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相去甚远，而且区域性南北关系的发展，全球性南北关系的减弱，使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更加复杂和艰难。
第三，南方债务负担有增无减。1988年南方国家外债总额为13750亿美元，1998年增至24650亿美元。拉美和非洲地区是问题最严重的两个地区。债务问题已成为南北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南方国家的债务已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强烈冲击，威胁着债权国——北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方国家和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相继采取措施，缓解债务危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1988年的科隆会议上，七国同意为世界最穷的国家免除债务700亿美元。这样预计有36个国家有望从中获益。然而，700亿美元的债务仅占目前南方国家债务总额的2.8%。尽管如此，至今仍不见落实。
第四，北方发展援助远未达标。根据《联合国第二个十年国际发展战略》规定，到1980年，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应占援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0.7%。但是，目前除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北方国家远未达到它们所承诺的指标，而且出现了下降趋势。1997年，经合组织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额为498亿美元，比1996年的579亿美元减少了14%。1992年，它们提供的官方援助相当于北方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0.33%，而到1997年已降为0.22%，大大低于0.7%的目标。其中超级大国的美国的援助额最低，只有0.09%。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金供求矛盾日益尖锐，国际投资总额的80%为北方国家间的相互投资，投入南方的资金不到20%。而且资本流动出现了从南方国家向北方国家回流的情况。国际资金流向受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外汇市场剧烈动荡的影响，对南方国家吸收资金、发展经济极为不利。南方国家因援助减少并陷入还债困境，使缺少发展资金的状况更为严重。
第五，南北贸易权利极不平等。两极格局终结后，冷战变成了商战。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战场上，数额巨大，争斗激烈，但条件比较平等。在南北战场上，数额较小，条件不等，斗争残酷。占全球人口20%的北方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和出口市场份额的82%，而占人口75%的南方国家分别仅拥有14%和18%的份额，其中最不发达的48个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3%，其出口额仅占全世界出口总额的0.4%。即使如此，它们还遭受到发达国家的种种歧视、排挤和限制。北方国家的反倾销和非关税壁垒措施不断增加；挤压南方国家农产品出口的农产品补贴额越来越多，南方国家的农矿产品与北方国家的高科技产品所形成的价格剪刀差越来越大，南方国家的贸易条件比10年前更加恶化。据统计，由于目前存在的不公平的贸易、劳务、金融体制，南方国家每年蒙受的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相当于它们所获得援助的10倍。
目前，北方国家以非关税壁垒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同时，以北方国家为主体的跨国公司已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承担者和微观载体，它们的雄厚实力和先进的营销方式将主宰世界贸易，南方国家的公司则处于不利的地位。美国等北方国家借助反倾销保护国内市场，坚持将经贸与人权、民主、劳工条件、环保等问题挂钩；美国还以最惠国待遇为武器，迫使南方国家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特别恶劣的是美国还以国内法为依据，挥舞所谓“超级301条款”的大棒对南方国家进行威胁和报复，甚至通过什么赫尔姆斯——勃顿法来制裁它国。
第六，环保问题日益尖锐。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把环境问题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列为《21世纪议程》，并与发展构成一个整体，从而拉开了环保时代的序幕。环保问题由此也成为南北关系中的一个突出的新问题。北方国家强调环境优先，要求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近年来，它们空前重视环保产业(亦称绿色工业)，视其为朝阳工业。与此同时，它们将环境成本转移到南方国家，并不给予南方国家资源消耗应有的补偿和维护，南方国家认为，北方国家是全球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的主要制造者，南方国家则是主要受害者。南方国家强调发展优先，通过发展，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率，同时重视环境保护，以促进环境与发展的和谐，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为此，南方国家要求提高初级产品价格，开始关注北方国家的“污染转移”，要求它们提供对环境无害的技术转让和环境保护技术转让。
上述矛盾将会长期存在，并会制约南北关系的发展。同时，这些矛盾的存在也能成为加强南北对话，实现南北合作的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北方国家从自身经济利益以及全球战略利益考虑，一改过去对南方国家的冷淡态度，开始加强与南方国家的区域性合作关系。
三、南北关系的内容日益向多层次、多方位和更广泛的领域发展，跨区域南北关系正在取代全球性南北关系
如果说冷战时期的南北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矛盾与斗争的一面的话，那么当前的南北关系则是在矛盾和斗争存在的同时，依存与合作的一面有所发展。其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对南北关系的深刻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推动的结果。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形成了各种纵横交错的相互牵制、相互制约的关系。南北方国家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促进了南北合作关系的发展。
在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下，经济因素已成为各国在国际交往中优先考虑的因素。南方国家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民族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北方国家着眼于未来，增强自身实力和与它国的竞争力，不断调整对外关系，以求在未来多极格局中成为起主要作用的力量。这为南北合作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发展的需要，出现了国家间的经济政治联合。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三种类型的区域集团：一是北方国家的区域集团，二是南方国家的区域集团，三是既有南方国家，又有北方国家的区域集团。这三类集团不仅需要内部合作，而且需要集团间的合作。惟有如此，才有利于各个集团，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才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进程中，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尖锐，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粮食问题、贸易保护主义问题、极地、深海和太空开发问题、人口问题、难民问题、问题、核扩散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均已越出国界，成为影响全球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已经不是一国或几国所能为，必须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南北关系冲破了相对单一的经济内容，而日益向多层次、多方位和更广泛的领域发展。但发展问题仍是南北关系的核心，是南北矛盾最集中的体现。
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两大趋势的推动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北方国家一改过去对南方国家的冷淡态度，争相发展与各区域的南方国家的关系。南北区域性对话与合作关系有了较快的发展。
在亚洲，美国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并于1993年倡议召开了西雅图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随后形成了一年召开一次会议的固定模式；日本则以亚洲作为战略依托，加紧了对亚洲市场的开发；西欧大国，竞相与亚洲国家发展经贸和政治关系，欧盟15国与亚洲10国在1996、1998和2000年先后三次举行了亚欧会议，共同探讨建立面向21世纪的亚欧新型伙伴关系问题。
在中东，美国通过1991年的海湾战争，取得了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1993年签订了奥斯陆协议，1994年建立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后来，中东和平进程虽然一波三折，但这一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在中东和平进程取得突破的情况下，1994年在卡萨布兰卡召开了首届中东、北非经济会议，随后，又在安曼、开罗和多哈召开了三次会议。出席1996年开罗会议的有78个国家，52个国际和地区性组织以及850家大公司的数千名代表。然而，当前中东和平进程的严重受挫则使该地区的经济合作陷入困境。欧盟和地中海沿岸的阿拉伯国家举行了欧洲——地中海会议，力图通过发展贸易，提供援助，建立地中海自由贸易区；日本也加强了参与中东事务的力度。
在非洲，由于苏联的解体和法国的行动一再碰壁，美国更加显露了它在非洲的扩张热情。1997年6月，克林顿总统宣布了一项促进非洲国家对美国出口和促进美国对非洲的私人投资计划，宣布1783项产品可以免税进入美国。1998年3月22日至4月2日，克林顿总统出访了非洲5国，这是美国总统近20年来首访非洲，随行者有900多人。他在南非宣布，将免除“最积极进行经济改革的非洲国家的全部债务”，约16亿美元，其目的是要“建立跨世纪的美非新型贸易伙伴关系”。1999年2月18日，46个非洲国家的部长与美国签署了长达13页的文件，勾画了“21世纪美非伙伴关系的蓝图”，并决定成立“美国——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和经济合作论坛”，以保证双方高层领导能每年聚会，商讨经济合作事宜。2000年8月，克林顿再次访问了非洲，创造了在任总统两次访非的纪录。
法国一直保持着与原非洲殖民地的特殊关系，它同22个非洲国家有军事合作协定。法国外长韦德里纳针对美国的行动宣称：“法国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撒手不管非洲事务。”1998年6月25日至30日，希拉克总统访问了非洲英语和葡语的四个国家，这是他1995年出任总统以来第9次出访非洲。同年11月底，在巴黎举行了第20届法国与非洲国家首脑会议，有49个非洲国家的元首或代表出席了会议。到会的既有讲法语的非洲国家，也有讲英语和葡语的非洲国家。法国在会上推出了它的“新非洲政策”，即从“非洲宪兵”到“倡导和平”。希拉克强调指出，法国始终是非洲国家的热心伙伴。1999年12月上旬，在巴黎召开了第20届法非首脑会议后续会议，参加国由49个增加到52个。
在拉美，美国1990年提出了以加强贸易、改善投资条件和减轻债务负担为支柱的《开创美洲事业的倡议》，以图和拉美国家建立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1992年美、加、墨三国领导人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1月1日自由贸易区正式诞生，而且宣布建立“一个半球自由贸易区”。1998年4月，美洲34国(除古巴外)在圣地亚哥举行了第二届首脑会议，宣布正式启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承诺在2005年前逐步取消关税，最终建立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的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欧盟也不示弱，1999年6月29日，欧盟15国与来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33国的元首和政府首脑或代表，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隆重举行了首届欧盟——拉美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声明》和《行动纲领》，会议强调，欧盟与拉美国家要进一步加强两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联系，“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日本也在力图加强与拉美国家的关系。
关键词：南方神话，文明焦虑，南北差异，象征手法
一.简介
出生于1876年的杰克・伦敦前半生一度是在贫困与流浪中度过的，经历了世纪之交一个社会底层边缘人为摆脱贫困做出了各种努力，尝遍了资本主义金钱与特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摧残和压迫，决定用知识和写作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独特的视角，粗狂雄健的笔锋，冒险传奇的故事，给当时浪漫温情，萎靡庸俗的“微笑美国”以致命一击。给世人世人再现了世纪之交时美国残酷了“适者生存”的“社会法则”和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
《野性的呼唤》以名叫“巴克’的圣伯纳犬作为主人公，在寂寥而残酷的北极冰天雪地的宏大背景下，讲述了强者和弱者之间残酷的生死斗争，小说以巴克最终的野性回归和成为狼群首领结束，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机械和制度化生活的强烈反击，反映了现代文明社会中对原始性和自由的强烈渴望，小说中多次提到文明与野性，道义与生存的对比，并多次以南方与北方作为这种对比的双方代表，笔者认为，美国南方相对传统浓厚的文化氛围与北方工业化社会带来的人性堕落和文明沦丧形成强烈的对比，通过这种比较，对由金钱和名利的极度追求而导致的“超道德”进行了抨击，提出了对自然，对野性和对自由的回归。
二.美国南方与北方
美国南方包括美国东南部的各州以及沿墨西哥湾的南方各州，是美国最大、最具特色的区域。其较北方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让欧洲移民在美洲轻松的进入了天堂。清教徒对上帝的虔诚，对宗教教义和道德的遵守深深扎入美国南方乃至整个美国人民思想中。美国著名批评家H.L.门肯把南方称之为“圣经地带”。美国南方一直都是以浪漫贵族式的生活著称。欧洲文化的残留种植园经济给种植园主带来了财富让他们开始重温欧洲贵族式的生活，并制定出符合教义的社会道德以供“绅士”和“淑女”遵守。在此基础上发展的“骑士精神”也是南方绅士们追求的行为准则。对家庭的重视，个人价值的肯定以及对南方女子的尊重，优雅的谈吐和高尚的情操也成了南方坚守的文化传统。正如南方重农思想认为人们认为“农业可以保持美德，而工业则只能带来腐败”，美国南方人民在理想的农业社会中坚守着淳朴的美德，创造着神秘浪漫的南方文明。
与美国南方浪漫生活相对的是北方工业社会下极度物质化，市场化和制度化的现代文明社会。弗雷德里克特纳在《美国历史中边疆的意义》中认定1890年的人口普查为一种“官方声明”，标志着“一个伟大历史推进阶段的结束”。边疆就此关闭。美国现代社会带来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化使得人们的居住空间和活动范围越来越小，而这种拥挤的环境导致的“空间焦虑”也被认为是一种产生文化焦虑和人们道德堕落的原因之一。工业化自由极度的市场竞争和相互亲扎以获得在社会中的生存小彬彬有礼的文明逐渐消逝。社会道义在生存法则下开始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日益壮大的工厂使得越来越多的无产者成为一天像机器一样劳动15-6个小时的工资奴隶。这种压制自由的机械生活耗尽了美国拓荒者自由冒险的精神，一种反机械、反制度、反控制的思想成为美国普遍的荒原崇拜式的民族情结。
三.文中南北差异的体现
南北战争结束后，资本主义制度的逐渐成熟带领美国进入物质化和制度化的现代社会。时代的变迁必然带了思想界和哲学界的“百家争鸣”，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颠覆了人们的传统思想和人们的信仰。尼采的“超人哲学”给社会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强者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现代社会带到的贫富差距和矛盾的激化给当时的社会青年带来了怀旧式的思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杰克伦敦写出了浪漫的冒险故事，呼吁人们挣脱现代文明对人们精神的枷锁重新回归到自由的生活。
小说的最开始就交代了巴克生活在阳光充足的santa山谷中，米雷法官的大庄园很明显是美国南方种植园庄园的代表。巴克傲踞于其他牲畜在庄园上悠然快乐的生活就像是南方小镇上恬静的生活。“在庄园生活的四年时间里，巴克都过着贵族式的生活，……就像有些绅士因为他们与世隔绝的生活而变的这么自大。”从这番描述中，南方贵族式的生活和强烈的自我价值认可感得到了有力的描述。
而与南方人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存在感相对的是北方人在资产阶级金钱和特权控制下的庞大的工业社会中感到的渺小和自我价值的缺失。克朗代克正是这北方的象征。被贩卖到这里的巴克成为雪橇狗，每天的工作是运输淘金的所需品。在主人的“棍棒”法则下，沦为淘金商们和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每天以超负荷机械的工作给他们带来巨额的财富。“拉车的辛苦工作似乎已经成为他们自我存在感的最终表现，”巴克和其他的雪橇犬不能容忍一点工作上的失误，并用生命的极限来完成每天的工作量和创造新的工作记录。小说中多次提到的“文明”与“原始”的碰撞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碰撞，比如文中说到，“他好像被人从文明的中心硬拽到原始的中心。……只有棍棒和白牙的法则。”作为文明代表的南方一直是绅士，淑女过着贵族浪漫生活的家园，而北方社会法则就让社会道义消失殆尽，只有“超道德”和实用主义，“适者生存”和“强者统治社会”的法则。作品中还有一处对这种道德殆尽的描述，巴克第一次的偷盗经历让他彻底放弃了原本一直遵守的道德底线。“标志着巴克道德品质的倒退或者是完全丧失，……而在北方，在棍棒和白牙的法则下，只有傻子才会在乎道德。”北方工业社会机械化的工人生活压制了个性和自由，违背美国的拓荒时冒险和自由的民族精神，由此而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弥漫于机械社会中的民族危机，这也正是当时美国每年有300万左右的流浪汉的原因。小说中将巴克为代表的这群雪橇狗的工作象征为美国北方工业社会中工人机械式的生活。“巴克并不热爱他的工作，但是他还是坚持忍受它，……就像机器一样有规律得运转。”
四.结语
杰克・伦敦在美国工业社会逐渐取代农耕辉煌的转型时期，用现实主义的笔调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遥远的阿拉斯加的冒险故事，传达了美国人民对自由的向往。小说中多次描写触及了美国南北文化和社会精神层面上的差异，一方面再现了美国南方田园牧歌式生活所带来的浪漫文明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展现了美国北方在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现代焦虑”。试通过这种比较分析杰克・伦敦在小说中传达的对社会法则的揭露和对返璞归真渴望。（作者单位：南昌大学）
参考文献：
[1]虞建华，《杰克・伦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2]Jack London，“The Call of The Wild”，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史上闪烁奇光异彩的时代，中国文学理论高峰的形成，尤其是“体大虑周”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产生，往往令人赞叹不已。但赞叹之余，人们常常会追问，为什么一个战乱频仍，腥风血雨的时代，却恰恰成为中国“美的成就最高”(宗白华语)的时期?甚至成为整个世界古代文论的一个成果卓著的时代?这个问题富於挑战性，学者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这一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若干次大的民族融合过程。其中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冲突最剧烈的时代之一，北方的鲜卑、氐、羌诸民族甚至长期占领中原，建朝立国：公元304年，匈奴族刘渊建立政权，316年灭西晋，国号赵，史称前赵；329年羯族政权灭前赵，建立後赵，曾领有今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以及江苏、安徽、甘肃、辽宁的一部。357年氐族建立的前秦曾一度统一中国北方；386年，鲜卑族建立北魏，439年统一北方，领有广阔的疆域：北至蒙古高原，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西，南至淮河，与南方汉族政权相对峙，共历十七帝，一百七十多年。自西晋灭亡到隋统一这二百多年中，北方各民族与汉族的冲突和战争，演成了多少惨烈的悲剧!铸就了多少康慨咏歌：祖狄北伐，中流击楫；淝水之战，草木皆兵；侯景之乱，满目疮痍……。北方各民族与汉族的剧烈冲突，又引起了汉族与南方各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在这期间，汉族的地主政权偏安到南方，把北中国的人民完全丢给敌人。在外族统治，烧杀恐怖下的汉族人民，也纷纷向长江和珠江流域逃亡，如‘永嘉之乱’，‘胡人’杀‘晋人’不下数十万，‘中州士女’避乱南迁者十居六七，号曰‘渡江’；……由於民族的移徙，东南的东瓯、杨瓯、百越，四川的〖CX2〗〖SX(B-*6〗〖HT7，4”〗宗〖〗目〖SX)〗〖HT4”SS〗〖CX〗族，西南的苗族等等，便与带着高度生产技术、高度文化去的汉人，发生了更频繁的接触；以後在争夺自然条件或生存斗争的过程中，他们或步步後退，或渐次成为‘汉蛮杂居’的状态。”①然而，这最痛苦的时代，却成为“美的成就最高的时代”。这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之世，却恰恰是一个思想大解放，哲学思辩异常深刻活跃，文学艺术大踏步前进，文艺理论收获最丰的时代。在文学上，小说的产生标志着新文体的诞生；五言诗的成熟，尤其是“声病说”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近体格律诗的开端，堪称“诗歌史上的壮举”②；而以《文心雕龙》、《诗品》为代表的文艺理论的繁荣，甚至形成了一个空前的理论高峰!常常令学者们大惑不解的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这战乱频仍，生民涂炭的时代，却偏偏成为文化繁荣，文论昌盛之时?学者们就此曾做过多种探讨，提出过许多看法，但很可惜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被人们忽略了，即：这时期各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及其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包括南北东西交流)，这是促成这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重大因素。而中国文学理论的高峰，就恰恰产生在这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之中。
吕振羽先生指出：“由於这时期民族大同化和各民族关系交错的结果，在汉族，从人种上的体质、面貌、生产技术、生活习惯，以至哲学、科学、文艺、宗教等方面，都加入了其他民族一些成分，有着不少的改变；同时，其他各民族在人种和文化内容上，也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汉民族的一些成分。”③吕先生在这里所指出的汉民族在哲学、科学、文艺、宗教等方面他民族成分的加入，实质上就是跨民族的文化交流，在文学上则是不同民族的文学交流与影响。
如果说六朝是以民族冲突为主、融合为辅的话，那么隋唐，尤其是初盛唐时期则是以民族融合为主了。被北方各民族尊为“天可汉”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典范：他的母亲独孤氏、妻子长孙氏都是鲜卑人。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族皆依朕如父母”④以下事实，便是唐代民族融合的显著标志之一：唐代的不少名臣，皆非汉族。李怀仙等是汉化的“胡人”，阿史那杜尔、哥舒翰、契芯何力、朴固怀忠等是突厥人，李光弼、王武俊是汉化的契丹人，李怀光、高崇文等是汉化的抹褐人，高仙芝、王毛仲等是汉化的高丽人，史宪诚、李宝臣等是汉化的奚人，姜公辅等是汉化的安南人。不仅大臣如此，甚至唐大中二年进士李彦升也是阿拉伯人。受唐朝赐姓李氏的有印度人、安南人、阿拉伯人、狄太人、高丽人、突厥人、契丹人、回纥人、党项人……等等。这种民族的大融合，必然对中国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正如吕振羽先生所指出：“汉族同化了他民族的大量人口，吸收了他民族文化的许多新因素，丰富了人种和文化的内容，这不仅使唐朝文化表现了许多新型的东西，并替两宋的哲学(理学)、科学和文艺预备了一些条件。另一方面，藏族、突厥族、高丽族、契丹族，以至南洋和葱岭四周各族，也都多少同化了一些汉人，受了汉族文化的不少影响。所以民族同化和文化交流是相互的。不过在这过程中，凡经过侵略和被侵略关系进行的，便都有许多血腥凄惨的内容。”⑤
吕振羽先生在这里已经明确指出，魏晋南北朝与唐朝文化所表现出的许多新型的特征与民族融合、民族文化交流密切相关。这确实是灼见!从两晋南北朝到隋唐的统一，各民族剧烈冲突的刀光剑影给人们留下的是“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的悲惨凄凉景象；然而人们却偏偏没有料到，民族大冲突的腥风血雨，有时恰恰滋润着，催生着文学艺术这朵需要鲜血、需要情感、需要大悲大恸、需要疾痛惨淡才能够怒放的花朵。这就是古人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正如法国著名启蒙运动领袖狄德罗说：“什么时代产生诗人?那是在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以後”。“正是内战猖獗狂热的情绪使人们拿起刀枪，血流遍野的时候，阿波罗诗神的月桂树才复活而发青，它需要以血滋润。”⑥我国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黄宗羲认为：“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元气之在平时，昆仑磅礴，和声顺气，发自廊庙，而鬯浃於幽遐，无所见奇。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忿愤激讦，而後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於亡宋之日。”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融合有时需要付出血的代价，但是民族融合却促进了文化的新生。民族的交融与文化的交流，正是新型文化的根基与动力。而中国的文论高峰也就产生在这民族融合与多元文化交流的大潮之中。
南北民族的碰撞与交融导致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新生，同时也导致了中国文学理论高峰的到来。兹述之如下：
这个腥风血雨、战乱频仍的最痛苦的时代，却恰恰成为了中国“美的成就最高”的时期，成为了整个古代世界文论的一个成果非凡的时代。这是一个中国文化转型的时代，其表现为对核心文化(儒学)的批判与解构，对异端思想的汲纳以及对异族文化(印度佛教及少数民族文化)的接受和改造等方面。从而实现了一种从伦理型文化向审美文化的转型。正是由於文化的转型，使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成为一个思想大解放、哲学思辩异常深刻活跃，文学艺术大踏步前进的时代!而这种思想的解放，恰恰是社会战乱动荡的产物。面对着“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现实，连曹操这样的雄才大略之人，也慨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死者长已矣，生者长戚戚。人生无常之感，促使人萌生及时行乐之思想，而再不愿受儒家道德思想的禁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⑧人性的觉醒、享乐的追求，推动着中国文化由儒家的道德文化向注重人生享乐的审美文化的转型。追求生活的享受、容貌的美好、文章的华丽漂亮，在魏晋时蔚然成风。既然道德节操，谶纬鬼神都是虚假的，何不紧紧抓住短暂的生命，去尽情痛饮生活的美酒呢?於是乎，前有建安七子“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⑨後有竹林七贤，手拿拂尘，风度翩翩，高谈阔论，豪饮痛啸，放浪形骸，洒脱不羁。嵇康痛斥儒家之论，公然为享乐辩护道：“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固知仁义务於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於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⑩既然六经、礼律、仁义都是“理伪”“犯情”，压抑人性之桎梏，就应当打碎这个桎梏，“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而纵情任性，求人性之自然。由魏晋时人所伪作的《杨朱篇》则说得更坦率。“逸乐，顺性者也。”“则人生之乐，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张湛注道：“任情极性，穷欢尽娱，虽近期促年，且得尽当生之乐也”。“惜名拘礼，内怀於矜惧忧苦以至死者，长年遐期，非所贵也”。无论你是否赞成这种享乐放浪的思想和行为，无论你认为它是坦荡直率还是腐败堕落，总之，这种违背虚伪儒学教义的纵欲享乐思想，标志着人性的真正觉醒!这种觉醒的意义是重大的，它击中了儒学节制欲望的要害，揭穿了“名教”孝悌仁义的虚伪性，沉重地打击了维护君主专制的正统思想文化，给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带来了一股充满生机的清风。尽管这种觉醒的火花最终被正统思想所扑灭，但它的历史意义却是不可忽视的。
思想的解放带来了人性的觉醒，随着人性的觉醒，开始了由伦理文化向审美文化的转型，产生了以审美为特征的文学的自觉。
中国魏晋时“文学的自觉”(鲁迅语)，也正是在人性的觉醒与文化的转型之中勃发的。那“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钟嵘《诗品》)的《古诗十九首》，并没有描写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只不过是对人生无常、欢乐少有，悲伤实多的感叹，是对现实幸福生活、对爱情的执著与眷念。然而这种“惊心动魄”的力量从何而来呢?王国维认为，这是因为它写得真实、坦率，“‘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頥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写情如此，方为不隔。”B11“淫鄙之尤”，为什么会成为不朽之作呢?不正是真实地描写出了人的生活，人的本性么?被後世文人赞不绝口的建安诗歌，其主题之一，正是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对生命与生活的眷念，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鲁迅认为，魏晋文学“确有点异彩”，这种“异彩”，正是“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而产生的，所谓“异端”，正是与儒学克制欲望的教义格格不入的人性的觉醒。这种“外来思想”，正是南北文化碰撞、交汇与东西(中—印)文化交流与多元文化态势的动力之一。因此，“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自觉时代’”。B12。
这种“文学的自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审美感受的觉醒，由此而萌发了对於美的强烈追求。魏晋南北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美感觉醒之时。当人性从儒学礼教中解放出来之时，美感也从伦理道德的压抑下解脱出来了。那些“纵情背礼败俗”之士在山涧水滨放浪形骸之时，不觉欣欣然陶醉在自然美之中，“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B13在摒弃了道德操守的束缚後，人们转向了对人的气质、才性的追求，对人物漂亮的外表，翩翩的风度、以及内在的丰神美韵的欣赏和赞叹。正是这种对於美的强烈追求，促进了伦理文化向审美文化的转型与文学艺术的全面勃兴。
可以说，魏晋文学自觉之时，恰是文学艺术全面兴盛之日。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绘画、音乐以及中国特有的书法皆进入了一个全面勃兴的崭新阶段。
从绘画上来看，魏晋时期，也是中国绘画艺术大丰收之时。人们对人物丰神美韵的追求，产生了“自苍生以来，未之有也”B14的一代大师顾恺之。此外当时尚有曹不兴、卫协、戴逵、宗炳、陆探维、张僧繇、谢赫等一大批著名画家。从流传下来的名画《洛神赋图》、《女史箴图》(摹本)，我们不难感受到当时审美意识的勃兴。魏晋南北朝辉煌灿烂的绘画艺术，是两汉所望尘莫及的。
在文学上，小说的产生与兴盛和诗歌的繁荣，是文化转型与“文学自觉”时代的又一重要之处。中国小说这一文体正式诞生和第一个高峰在“文学自觉”时期，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这种现象是意味深长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文学体裁，出现了大批的作品”。B15主要作品有《笑林》、《世说新语》、《神异经》、《十洲记》、《列异传》、《博物志》、《搜神後记》、《拾遗记》、《幽明录》、《齐谐记》、《冥祥记》……，从这一大串书名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小说之盛况。
应当看到，文学自觉时期小说的产生和兴盛，是与当时的文化转型与思想解放浪潮密不可分的。没有“反礼背俗”之士的清谈玄论与对审美享乐的追求，就不可能有《世说新语》等小说的问世。
在小说形成并兴盛的同时，文学自觉时期的诗歌也形成了一个高峰，并产生了崭新的诗体。中国“文学自觉”时期抒情诗的繁荣是与新诗体的形成携手并进的。从《古诗十九首》到建安三曹、七子，五言诗终於取代了四言诗，拉开了“文学自觉时代”诗歌繁荣兴盛的序幕。南朝文学理论家钟嵘曾经谈到过五言诗兴盛的原因，他认为四言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而五言诗则“指事造情，穷情写物，最为详切”。B16所谓“穷情写物”是“穷”什么情，“写”什么物呢?“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标志着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就是“穷”的人生易逝，及时行乐之“情”，就是写的叛礼背俗，人性觉醒之“物”，其情感之深沉，其形式之完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B17至魏晋之时，五言诗开始兴盛，“五言腾踊”，前有“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感时伤事、发愀怆之词的三曹和建安七子，後有非汤武而薄周孔，“讦直露才”的嵇康和背礼叛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的阮籍，大量的五言诗，如云兴霞蔚，还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以及“笃意真古，辞兴婉惬”的陶渊明，形成了五言诗的一座座高峰。随着五言诗的进展，又产生了七言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文人作品中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写得情意婉转，韵致悠扬，对七言诗的形成，具有开创性意义。随着五言诗的繁荣与七言诗的兴起，人们开始了对声韵的追求和讲究，中国的近体诗(格律诗)遂开始酝酿。应当说，建安文学，已不乏声韵铿锵之作，晋代文学，则“结藻清英，流韵绮靡。”B18
南朝文学，更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B19在文学实践的基础上，陆机最早提出了声韵的基本原则，“既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无常，固崎奇而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如失机而後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秩序，故典忍而不鲜。”(《文赋》)范晔自谓“性别宫商，识清浊”。B20沈约则正式提出了近体格律诗的“四声八病”说及声韵理论。自觉地运用声律来写诗，这的确是“诗歌史上空前的壮举”。B21
声韵说的创立，推动了诗歌实践，终於形成了新体诗“永明体”，标志着中国近体格律诗的开端!
中国五七言古体诗和近体格律诗的产生，并非偶然，除文学发展诸因素外，由道德型文化向审美型文化的转型，促进了“文学自觉”时代审美意识的觉醒，是一个根本的原因。恰如鲁迅先生所说，“为艺术而艺术”的意识，促使人们去追求声韵文采之美。无论是“诗赋欲丽”(曹丕)还是文须“绮彀纷披，官徵靡曼”(肖绎)，皆是对艺术美的极力追求；讴歌人生的抒情诗与赞美大自然的山水诗的勃兴，以及“永明体”的形成，正是由思想解放、人性觉醒而产生的审美意识的觉醒。觉醒了的人们，在对人生与自然的渴念中，萌发了对艺术形式美的追求，由此而产生了新的诗体。
与文学艺术实践大踏步前进相适应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理论的大踏步前进。在中国，文艺理论的繁荣甚至形成了一个空前绝後的文艺理论高峰。
文艺理论繁荣的第一个标志是大量文艺理论著作的涌现。中国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体大而虑周”的文论专著《文心雕龙》以及专论五言诗的诗学专著《诗品》。另外，还有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葛洪《抱朴子外篇》以及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肖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萧统《文选序》、裴子野《雕虫论》、萧绎《金楼子·立言》等论著。
从理论上来看，魏晋南北朝文论之特征，集中体现在对传统文艺观的反叛与新的审美意识的建立上。这种反叛和建立，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反对轻视文学的观点，提高文学的地位。曹丕《典论·论文》首先向这种旧观念开战，提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葛洪《抱朴子外篇》则更进一步，提出文章与德行应当并重，甚至文章比德行更胜一筹，因为“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B22这亦从理论上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
其次是对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逐步深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家们对於文学的审美性特征，对於文学想象，皆有着不同於两汉的新见解。曹丕提出“诗赋欲丽”，首先打破了传统偏见，为文学的声韵辞采之美赢得了合法地位。所以鲁迅说“华丽好看”，“是曹丕提倡的功劳。”B23在曹丕之後，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B24萧统认为，文学应当“事出於沉思，义归乎翰藻。”B25萧绎提出“至如文者，惟须绮彀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些看法，尽管有重形式之弊，却是对文学审美本质的深入认识，具有着历史进步意义。至於想象论，中国魏晋南北朝的想象论比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想象论要深刻得多、系统得多。陆机《文赋》，以极形象生动优美的文字，首次详细描述了文学创作中的想象构思过程，“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日龙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观古今於须臾，抚四海於一瞬。”在众多文论著作中，首推刘勰《文心雕龙》与钟嵘《诗品》。
刘勰(约465-约520)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空前的文学巨著，涉及面之广、探讨问题之精深，在整个世界古代文论史上，大概只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婆罗多牟尼的《舞论》能与之比肩。人称《文心雕龙》“体大虑周”。B26。就“体大”而言，《文心雕龙》所涉及的作家之多、文类之广、历史跨度之长，是亚里亚多德《诗学》和婆罗多牟尼《舞论》所不能比拟的；就“虑周”而言，《文心雕龙》几乎包容了文学理论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并且所论皆十分“折衷”和全面。尤其重要的是《文心雕龙》提出了不少在它之前世界文论尚未提出或尚未全面深入论述的重要理论问题。例如：关於艺术想象，艺术批评方法，艺术风格，尤其是文学史观念。因为在文学史观念上，《文心雕龙》可谓独步一时，压倒群雄。众所周知，在刘勰《文心雕龙》之前，世界文论尚无文学史观念及其论著。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还是贺拉斯的《诗艺》或是婆罗多牟尼的《舞论》，都没有建立一种文学史的观念。即没能用史的观念来系统地研究文学现象。而《文心雕龙》全书，处处闪烁着文学史的观念。可以说《文心雕龙》的上半部，除“文之枢纽”的前五篇外，其余二十篇实际上是一部分体文学史。例如，《明诗》篇，从葛天氏之乐到《诗经》，从汉初四言、“五言腾踊”到建安诗歌，从“稍入轻绮”的晋世群才到宋初的“文咏因革”，全篇以诗歌史发展为纲“铺观列代，撮举同异”。正是在上篇的分体文学史的厚实基础之上，刘勰才总结出了下篇那“思精”而“虑周”的文学理论。而文学史的观念，在《通变》、《时序》等篇中，得到了更系统的总结。《时序》开篇即道出了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在《通变》中，则提出了“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基本原则。《文心雕龙》所提出的文学史观，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具有万古常新的理论价值。
这一时期，堪与刘勰《文心雕龙》相比肩的另一部文论专著是钟嵘(约468-518)的《诗品》。与《文心雕龙》不同的是：《诗品》为专论五言诗的著作，因此被後世推为诗话之祖。《诗品》评论了从汉魏到齐梁的120多位五言诗人，分置於上、中、下三品，共60条品目，从以下三个环节品评诗人：一是探讨作家艺术上的渊源所自、风格流派，如说曹植“其源出於《国风》”；二是分析作品的成败得失，优点缺陷，如评刘桢，“仗气爱奇”、“真骨凌霜”，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三是评论、比较作家的优劣高下，“显优劣”、“定品第”。在《诗品》的序言和正文中，钟嵘也谈到了不少重要的理论问题，如文学产生於现实的“感荡”，主张“赋、比、兴”结合，并“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提倡“自然英旨”，反对“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可以说，这一时期不但是中国文学理论辉煌灿烂的时代， 而且是整个世界古代文论的又一个高峰!多元文化的交汇，不但造就了中国文论的高峰，而且还导致了中国古代跨文化文学比较批评的产生，这更值得今天比较文学界珍视。这里着重谈谈南北文化交流及其影响。
由於南方汉族与北方鲜卑等各民族的长期对峙，因而南北方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学特色。这种不同的民族特色，突出地体现在南北乐府民歌上。大体而言，北方乐府多表现战争、人民疾苦以及游牧生活、北国风光和尚武精神；而南方乐府多为情歌艳曲。北方质朴，南方绮丽；北方刚健，南方娇柔；北方雄浑，南方清秀。而这种不同的文学特色，正是不同民族特征的体现。这就是宋人郭茂倩所谓“艳曲生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B27
当时的南北文学之异，正因为南北民俗相异。不但民俗不同，当时的南北民族连语言也不相同。这更加大了南北文学的差异，使南北文学的民族特色更加突出。乐府中《折杨柳歌辞》说：“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郭茂倩《乐府诗集》引《乐府广题》说：“北齐神武(高欢)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恨疾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一。”目前传世的《敕勒歌》，是从鲜卑语翻译过来的。有人认为译者很可能就是斛律金。据史书记载，还有不少用他民族语言所写的诗歌，因语言不通，多不可解而失传了。《唐书·音乐志》说：“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隋世，与西凉乐杂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汉》、《吐谷浑》、《部落稽》、《巨鹿公主》、《白净皇太子》、《企喻》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汉之辞。此即後魏所谓‘簸罗徊’者是也。其曲亦多可汉之辞。北虏之俗，呼主为可汉。吐谷浑，又慕容别种，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歌音辞虏(按，似应为：其词音虏)，竟不可晓。……贞观中，有诏令贵昌(并州人)以其声教乐府。元忠之家世相传如此，虽译者亦不能通其辞，盖年岁久远，失其真矣。”
由此看来，当时的南北方，不但分属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在北方，掌握统治权的主要是鲜卑等族)而且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因此，当时南北文学的交流、影响和比较，正是在跨越国家和民族界限，有时甚至是在跨越语言界限的基础之上而进行的。即便用今天的标准来严格衡量，这也是地道的比较文学。
当时的南北民族，在互相对抗的同时，也互相影响、互相学习。最突出的例子是北魏由大同迁都洛阳後，改鲜卑姓氏为汉姓，鼓吹胡汉通婚，禁止在朝廷上讲鲜卑语。试图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方面向汉人学习。同样，汉族也在各个方面受到北方各民族的影响。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南北文学的互相影响和交流。就乐府民歌而言，北朝乐府“除二三曲沿用汉魏晋的旧歌外，都是‘五胡乱华’以後的新词。大约从东晋到梁武帝时陆续传到南方。”而南朝乐府在“魏孝文帝时‘吴歌’、‘西曲’都流入北朝，北朝上层统治阶级都十分爱好，间或模仿其歌词。‘梁鼓角横吹曲’中的北方情歌也有少数轻婉像《子夜》、《读曲》之类的，似已受到南歌的影响。”B28
既然有南北文学的交流与影响，文人作家之间，就难免互相之间的影响、学习和模仿。《北齐书·魏收传》曾记载了北朝大作家邢邵和魏收对南朝作家的模仿：“收(魏收)每议，陋邢邵文。邵(邢邵)又云：‘江南任窻，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於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无论邢、魏二人是否偷窃作贼，这条材料至少说明了北方作家在模仿南方作家。颜之推《颜氏家训》也记载了北魏两大文人邢邵和魏收对南朝作家沈约和任窻的倾慕，以及由此而来的论争，甚至因此而结成了朋党：“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窻，魏爱幕任窻而毁沈约，每一谈宴，辞色之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祖孝徵亦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B29这是北朝作家钦慕和模仿南方作家而产生的朋党之争的记载，也可以说是一则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札记。南方文学对北方文学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陈书·徐陵传》甚至说徐陵之文“被之华夷”。北周文人李昶《答徐陵书》称赞徐陵云：“丽藻星铺，雕文锦缛。风云景物，义尽缘情。经纶宪章，辞殚表奏。久已京师纸贵，天下家藏；调移齐右之音，韵改西河之俗。”所谓“调移齐右之音，韵改西河之俗”就是说徐陵的作品在北方被普遍地模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然，影响是互相的。北方文学虽不及南方文学发达，但对南方文学同样产生了影响。《北史·文苑传》说：“梁使张皋写(温)子升文笔传於江外，梁武称之曰：‘曹植、陆机复生於北土。”《北史·魏收传》说：“(魏)收兼通直散骑常侍，副王昕聘梁。(王)昕风流文辩，(魏)收辞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异。先是，南北初和，李谐、卢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并为邻国所重。至此，梁主称曰：‘卢、李命世，王、魏中兴，未知後来复何如尔。’”由此可见文学影响的双向性。《颜氏家训·文章篇》还有不少论及南北文学比较的内容，例如，颜之推主张文学创作，应当先给亲友评论，然後出手：“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论者，然後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然而，当时的南北方却有着不同的评论风气，南方作家喜欢互相评论，北方作家却不乐意别人批评：“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於丁冀也。山东(北朝)风俗，不通击难。吾初入邺，遂以此杵人，至今为悔，汝曹必无轻议也。”这一段堪称比较批评。而文学鉴赏性的比较则更多：“王藉(南朝作家)《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於籍传。范阳卢询祖(北朝作家)，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论。《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曰：‘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藉诗生於此意耳。”这一段实际上说明了南北作家有着不同的鉴赏趣味和批评标准。南方作家激赏的诗句，北方作家却不以为然。
在南北民族对峙的形势下，当时南北文学交流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一些南方作家因战乱而漂泊到了北方，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庾信、王褒、颜之推等。他们到了北方，一方面将南方文学的风格和技巧传播到了北方，另一方面他们的创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北方的社会现实、民族风俗和文学氛围的影响，因而引起了他们创作内容和文风的转变，这种文学传播与交流是很有特色的。其突出的例子是庾信。庾信本是南朝著名作家，他与父亲庾肩吾以及徐螭、徐陵父子都是南朝宫体诗的重要作家。公元555年，庾信奉命出使西魏，正当他到西魏都城长安时，西魏军队攻陷了江陵，捕杀了梁元帝萧绎，由於北方鲜卑族统治者倾慕南朝文化，作为著名诗人的庾信以其文学成就被强留在了北方。北周代魏後，他更被重视，当了大官。但在庾信看来，留在鲜卑族的敌国做官，不仅是背乡离井，而且是“失节”行为，他内心是十分痛苦的。後来南方陈朝请求北周放他回国，北周因爱惜他的文才，不肯放还，终於老死他乡。“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一点在庾信身上表现得最突出。庾信到了北方之後，其创作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使他从一个形式绮艳，内容空洞的宫廷诗人，成为“凌云健笔意纵横”，“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评语)的北方文坛领袖。庾信文风的转变，不仅仅是因为其身陷敌国，而且与北方文化密切相关。恰如萧涤非等人所评曰：“南北朝时代，传统文学的中心在南朝。北朝除乐府民歌外，文人诗坛一直是比较荒凉的。北魏末至北齐时期，出现了号称北朝三才的温子升、邢邵、魏收，但他们的诗文基本上是规抚齐梁的沈约、任窻，没有什么创造。直到庾信由南入北，才给北朝诗坛带来转机。他一方面把南朝诗歌的丰富遗产和新的成就带到北方，一方面又吸收北方文化中比较健康的精神，批判了南朝诗歌腐化浮艳的内容，创造了新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北文学合流的新趋势。”B30不仅庾信如此，由南入北的诗人王褒等人同样如此。其“风格质朴刚健，和他在南朝时的作品也颇有不同”。B31这充分说明南北文学交流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
有了南北文学的互相影响与交流，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南北文学的比较批评理论。这种比较除了上述模仿、影响、交流以外，还有互相的指责与批判。如果套用今天的比较文学理论，那么可以说上述模仿与交流多属正影响，而下面将要论述的互相指责与批判，则可以称之为反影响或负影响。从当时的情况看，北方文学在技巧、辞藻等方面不如南方文学，南方文人难免自负，常常瞧不起北方作家。《隋唐嘉话》有这么一则记载：“梁常侍徐陵聘於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徐陵把魏收的作品扔进江中，好像是怕魏收丢丑，实际上是瞧不起北方文学。《朝野佥载》说：“梁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於後无敢言者。时温子升作《韩陵山寺碑》，信读而写其本。南人问信曰：‘北方文士如何?’信曰：‘唯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其余驴鸣犬吠，聒耳而已。”这里将北方大多数文人的作品说成是驴呜犬吠，轻蔑之意，溢於言表。然而，北方文人并不甘心做南方文人讥讽的对象，他们试图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北史·祖莹传》说：“莹以文学见重。常语人云：‘文章需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盖讥世人好窃他文以为己用。”祖莹的话，代表了北方文人的一种心态和要求：用自己独特的风骨，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如果说北方文人对南方文人的模仿体现了一种求同心态的话，那么这种“自出机杼”就体现了一种求异心态。有了这种求异心态，就必然会产生南北文学的对比。邢邵虽然模仿沈约，但也努力求异，提出了南北文学不同论：“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元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南江北，意制本应相诡。”B32所谓“江南江北，意体本应相诡”就是说南北文学应当各有其特征。北方文学的特征何在?那就是质朴刚健。倡导质朴刚健，力矫南朝靡丽文风，就成为北方文人的自觉要求。苏绰对南方绮靡文风的批判，就是其典型代表。《北史·柳庆传》说：“苏绰谓(柳)庆曰：‘近代以来，文章华靡。逮於江左，弥复轻薄。洛阳後进，祖述未已。”苏绰对南方文学的批判，得到了鲜卑统治者宇文泰的支持，《北史·苏绰传》说：“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以成俗。周文(宇文泰)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笔皆依此体。”《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苏)绰逮言务存质朴，遂糠秕魏晋，宪章虞夏。”对南方绮靡文风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北方质朴文风的支持。在这里，“反影响”的意味是很浓的。由南入北的颜之推，也曾批判过华艳文风，认为“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力主以北方之刚劲质朴矫之。但颜之推又认为，批判浮艳之风，不等於完全否定文学的形式之美，而是应当将刚劲质朴与文辞之美结合起来。他说：“齐世有辛吡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狄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十丈青松，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辛笑曰：‘可矣’。”这里所谓“既有寒木，又发春华”，就是质朴刚劲与文采华丽相结合之意。颜之推明确指出：“古人之文，宏才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辑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B33颜之推这种通达的看法，代表了当时南北文学合流的大趋势。当时的南方文学，也正在反省之中。刘勰《文心雕龙》提出了“折衷”之论，主张风骨文采并举。钟嵘《诗品》提出了“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审美标准。因而，苏绰、李谔的革文华主张，虽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但却因矫枉过正，不合时宜而被人们所遗弃。《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说：“(苏)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秕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辞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记》也说：“(苏)绰文虽去彼淫丽，存兹典实，而陷於矫枉过正之失，乖夫适俗随时之义。”显然，南北文学的合流，是一种时代的要求和进步。南北文风只有互相取长补短，才能真正促进文学的发展。
然而，怎样来认识南北文学的长与短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比较批评。中国比较文学“平行比较”的渊源，就诞生在这种南北文学的比较之中。最早明确比较南北文学的人之一，是北方作家邢邵，他提出的“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堪称南北文学比较批评的先声。不过，真正称得上比较文学批评的，是初唐李延寿等人的南北文学比较论。《北史·文苑传》有这样一段南北文学比较的论述：“既永明、天监B34之际，太和、天保B35间，洛阳(公元496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这里借指北方。)江左(借指南方)，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於清绮；河朔(指北方)词意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於时用，文华者宜於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矣。”这一段文字，无论从那一个角度来说，都是地道的比较文学。因为这既是跨国的比较，又是跨民族的比较，有时还是跨语言的比较，如前面所举《敕勒歌》，自然应当包括在“河朔词意贞刚”之内，而《敕勒歌》当时就是用鲜卑语写的。而且这种比较还有一大特色：不注重同的综合，而是注重异的对比。这恰恰是当代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异同比较法”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古代渊源与当代学派特征的相似性，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必然的结果?令人玩味。
在当时，这种南北文学比较，并非个别和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和有意识的文学现象。这就更加突出了其比较批评的意味。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说：“江左诸人，咸好瑰姿艳发。精博爽丽，颜延之急病於江、鲍之间；疏散风流，谢宣城缓步於向、刘之上。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轻清，唯庾中承时时不坠。嗟夫!古今之士递相毁誉，至有操我戈矛，启其墨守。……近日刘勰《文心》，钟嵘《诗品》，异议蜂起，高谈不息。……”B36这种“北方重浊”，“南国轻清”的比较，正是突出了南北文学之异。令狐德芬所撰《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着重论述了北方文学特点及南方对北方的影响，并提出了“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的审美标准：“既而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至朔漠之地，蕞而夷俗，胡义周之颂国都，足称宏丽。区区河右，而学者埒於中原，刘延明之铭酒泉，可谓清典。……洎乎有魏(鲜卑北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关陇。当时之士，有许谦、崔宏、崔洛、高允、高闾、游雅等，先後之间，声实俱茂，词义典正。……周氏创业(鲜卑北周)，运属凌夷，纂遗文於既丧，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苏亮、苏绰、卢柔、唐瑾、元伟、李昶之徒，咸奋鳞翼，自致青紫。然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秕糠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车电迈，渚宫云撤(指鲜卑西魏攻占南朝江陵)，尔其荆衡杞梓，东南竹箭(喻南方文学人才流到北方)，备器用於庙堂者众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笼於代。……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於遗韵，眩精於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子山(庾信)之文，发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胡能夸目以红紫，荡心逾於郑卫。……”由这段对苏绰和庾信的评论来看，令狐德芬既不满北方苏绰的矫枉过正，又不满南朝文风的淫放轻险。南北比较的结果，是取长补短：“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B37唐代名臣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也有大段的南北文学比较之论。其文字与《北史·文苑传》多有相同之处。例如，“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於清绮；河朔词意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於时用，文华者宜於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这一段与《北史·文苑传》一模一样，一字不差!我们这里关心的不是随谁抄谁的问题，而是这种相同之论体现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共同的看法，一种通过南北文学比较而得出的文学发展规律，即：“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从某种意义上说，唐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正是这南北文风取长补短的铸就，正是南北文学合流的硕果。南方的声律辞藻，北方的风骨气质，铸成了中国文学光彩四溢的黄金时代!为有唐一代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的陈子昂，与初唐史家有着几乎一致的看法。一方面，他批判了南方文学“彩丽竞繁”之弊，提倡“汉魏风骨”；另一方面，他又提倡“音情顿挫，光英朗练”B38之作。这与北朝苏绰等人所主张的一味的复古质朴，是完全不一样的。因而，陈子昂的复古，实质上是革新。所以後人才可能给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B39唐代文学，是风骨气质和声律辞采相结合之文学。正如唐人殷?明确指出，盛唐文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声律风骨始备。而盛唐诗人的杰出代表李白与杜甫，堪称南北诗风结合，声律风骨始备的典范。提倡“转益多师”的杜甫一方面向南朝文学的“清词丽句”吸取营养，“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B40一方面向北方文学的“凌云健笔”学习，“庾信文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B41李白同样如此，“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B42李白所推崇的就是“文质相炳焕”B43风骨气质与声律辞采的完美结合，“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B44文化的大交流，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南北文学的比较，近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声律风骨始备”的文学黄金时代!
可以说，多元文化的交融，是文化兴盛、文学繁荣、文论崛起的一个基本动力。
注释：
①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23页。
②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2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③《中国民族简史》23页，三联书店1951年版。
④参见《中国民族简史》25页，三联书店1952年版。
⑤《中国民族简史》26页。
⑥狄德罗《论戏剧艺术》，参见《西方文论选》上37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⑦《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见《南雷文案》附《吾悔集》卷一。
⑧《古诗十九首》。
⑨《文心雕龙·时序》。
⑩《难自然好学论》。
B11《人间词话》。
B12《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B13《世说新语·言语》。
B14《晋书·顾恺之传》。
B15《中国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19页。
B16《诗品序》。
B17《文心雕龙·明诗》。
B18《文心雕龙·时序》。
B19《文心雕龙·明诗》
B20《狱中与诸甥侄书》。
B21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275页。
B22《抱〖FJJ〗朴〖FJF〗子·尚博》。
B23《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B24《文赋》。
B25《文选序》。
B26章学诚语。
B27《乐府诗集》。
B28中国社科院编《中国文学史》一，276页、2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B29《文章篇》。
B30游国恩、萧涤非等编《中国文学史》一，2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B31同上书284页。
B32《萧仁祖集序》。
B33《颜氏家训·文章篇》。
B34“永明”是南方汉族政权齐武帝年号，“天监”是梁武帝年号。
B35“太和”是北方鲜卑族政权魏孝文帝年号，“天保”是北齐文宣帝年号。
B36《幽忧子集》卷六《南阳公集序》。
B37《周书·王褒庾信传论》。
B38《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B39韩愈《荐士》诗。
B40《解闷五首》。
B41《戏为六绝句》。
B42杜甫《春日忆李白》，
关键词：战争；移民；盐业经济；三峡城镇；文化大融合
三峡地区井盐业，在历经秦汉数百年稳步发展之后，及至东汉后期，其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巫县(辖今重庆市巫山、巫溪和湖北巴东、建始等县地)、朐忍(辖今重庆市云阳、开县及万州和湖北利川部分县地)、临江(辖今重庆市忠县、梁平、垫江及万州部分县地)、涪陵(辖今重庆市彭水、武隆、酉阳、黔江及贵州沿河县地)等县井盐业的产、运、销均纳入到国家正常运转体系之中。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下，居民居住亦相对稳定，大规模的移民现象不复出现。
但自东汉末年以后，中国社会却进入到一个漫长的政治大分裂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割据政权林立，王朝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以致久已消歇的移民大潮，又因政治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而再次在华夏大地涌动不止，地控人蜀长江黄金水道的渝东三峡地区，则又成为军事进攻以及峡内峡外移民进出的主要通道，由此而使峡江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受到猛烈地冲击。作为该地区社会经济主要支撑的井盐业，在战争频仍、移民进出不断的过程中，亦受到强有力的刺激，呈现出不同于秦汉时期的面貌，并带来了整个三峡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与发展。
自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到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刘焉据蜀之际，全国各地的官僚、百姓纷纷避乱人蜀。史载：“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人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①南阳一带流民势必多取峡江水道人蜀，其中当亦不乏滞留峡江地区者。
兴平元年，刘焉卒，朝廷下诏任命刘璋为监军使者，接替其父刘焉领益州牧；而当时控制朝廷的董卓旧将李催、郭氾，又以朝廷名义，直接任命赵韪(原为益州帐下司马)为征东中郎将，要他带兵去攻打荆州。时“巴郡沈弥、娄发、甘宁(《三国志·吴志·甘宁传》云：‘甘宁，巴郡临江人也。’)反，击璋不胜，走人荆州”②。甘宁等人率众沿江而下，实际上投奔了东吴政权。而赵韪接到诏书后，却另有图谋。虽然立即带兵沿江东下，但却屯兵朐忍(其故城在今云阳新县城东二十余里大江北岸旧县坪)，不再前行③；是年，赵韪又向刘璋建议“分巴”：以垫江以上(今合川以北嘉陵江、渠江流域)为巴郡，以江州(重庆)至临江(忠县)为永宁郡，朐忍至鱼复(奉节)为固陵郡。“巴遂分焉”④。赵韪屯兵朐忍，并分巴郡新置固陵郡，统朐忍、鱼复两县地，大有借助是地井盐之利以养精蓄锐、扩充军事实力之意。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赵韪自以为一切准备就绪，遂起兵回攻成都，结果兵败身亡。赵韪屯兵朐忍长达六年多时间，其所率军士部属长驻朐忍、鱼复等地，可谓一种短暂性的军事移民，而且与朐忍、鱼复两县地井盐之利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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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范哗：《后汉书·刘焉传》卷一0五，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②陈寿：《三国志·蜀志·刘焉传》卷三十一(注引《英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④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建安六年(公元201年)，鱼复蹇胤白璋，争巴名”，刘璋又改永宁郡为巴郡，固陵郡为巴东郡，原巴郡为巴西郡，“是为三巴”。参见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校注本)卷一，巴蜀书社，1984。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刘备主荆州之际，将盐泉涌流之地(今巫溪县地)从巫县分出，设置为北井县①，由此可看出尚未建立蜀汉政权的刘备军事集团，为获取盐泉之利以资军用而对是地盐业生产及其管理的高度重视。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备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数万人经峡江水道至江州(今重庆)，“北由垫江水诣涪(今四川绵阳)”②。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将兵沂流，定白帝(今重庆奉节)、江州、江阳(今四川泸州)，惟关羽留镇荆州”③。可见，诸葛亮等也是经峡江水道入川的。刘备、诸葛亮等分别两次率军人川，亦势必有不少荆州人马留守峡江地区。此可视为一种军事性的移民。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刘备人益州，分朐忍西南部分县地置羊渠县，又分朐忍西北部分县地置为汉丰县。与此同时，刘备还将朐忍、鱼复、汉丰、羊渠及宜都之巫、北井等六县再次置为固陵郡④。刘备这一分县置郡的举措，除了说明蜀汉政权由于军政上的需要而强化同为产盐重镇之六县的盐业管理外，还表明当时朐忍等地，随着过境移民和军事性移民的连续不断，居民已大为增加，其中，从事盐业生产与运输的民众必当相应增多，为加强对三峡地区东部的控制，故而继分巫县置北井县之后将该地区县级单位行政区划范围再次缩小。
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朐忍徐虑、鱼腹蹇机以失‘巴’名，上表白讼”，刘备为笼络地方势力，乃将固陵郡名恢复为巴东郡⑤。是年，刘备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七月，遂率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吴将陆议、李异、刘阿等屯巫、秭归；(蜀)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⑥。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六月，东吴大将陆逊，火攻蜀军营寨，破四十余营，大败刘备于归州獍亭，死者万数⑦。其后，刘备“自犹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秋八月，(蜀)收兵还巫”⑧。当此之际，“巴西郡太守阎芝，遣马忠将五千人至永安”⑨，以增强永安驻防兵力。从蜀、吴交战之史实，尤可见当时鱼复、巫县、秭归一带，由于军事原因，过境移民之繁多。
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蜀汉为曹魏所灭，其后蜀人又大规模外迁，“并三万家于东及
关中”⑩，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也是经渝东峡江水道东下的。是年冬，时已把持曹魏大权的司马氏为加强对巴蜀地区的的控制，又分益州置梁州，“统汉中、梓潼、广汉、涪陵、巴、巴西、巴东”七郡⑾，时属巴郡、涪陵郡、巴东郡的三峡地区即已划置梁州以内。人晋以后，北方战乱不息，大量北方流民南迁入川，而四川西部也战乱酷烈，又迫使四川人口大量东移，三峡地区人口呈现出从三峡地区西部向东部移民的趋势。而李特、李雄父子大成政权的建立，则更导致巴蜀地区人口大规模的迁徙。史载：“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益州流民十余万户徙荆州。李特之乱，三蜀民流并南人东下，城邑皆空，野无烟火。其人荆州者十余万户羁旅贫乏，镇南江军刘弘大给其田及种粮，擢其贤才，随才授用，流民稍安。”⑿以上东下荆州的人口中即有很大一部分滞留在三峡地区东部从事经济开发，本为流民，而实际上已成移民；其中，亦不乏从事盐业生产与转运之人。由于战争的需要，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多，及至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的井盐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北魏郦道元(?—公元527年)，其生卒年代大致相当于南朝宋齐梁之际，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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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杨守敬《三国郡县志补正》云：“北井，《郡国志》无此县，据《华阳国志》，县故属宜都，先主复置固陵时移来，疑先主领荆州时所置。”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云：“汉末，刘备分南郡西部置宜都郡，治夷陵。同时分巫之北境为北井县．与巫还属巴东。”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云：“北井，《续汉志》无，疑即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刘备改临江郡为宜都郡时置。”杨、任、刘三位先生看法基本一致，均推测北井自巫县分出置县在建安十五年刘备主荆州之时，而非刘备人益州之后的建安二十一年。本文采取此说。
②⑦⑨⑿郭允蹈：《蜀鉴》卷三，巴蜀书社《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影印》，1985。
③⑤⑧陈寿：《三国志·蜀志·蜀先主传》卷三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④⑤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校注本)卷一，巴蜀书社，1984。
⑩常璩：《华阳国志·大同志》(刘琳校注本)卷八，巴蜀书社，1984。
⑾《资治通鉴·魏纪》(胡三省注)卷七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水经注·江水》载曰：
江水又东迳临江县南，王莽之监江县也。《华阳记》曰：县在枳东四百里，东接朐忍县，有盐官。自县北入盐井溪(即今之重庆市忠县[洽+甘]井河)，有盐井菅户，溪水沿注江①。
江水又东，会南、北集渠。南水出涪陵县界，谓之阳溪，北流迳巴东郡之南浦侨县西，溪硖侧盐井三口，相去各数十步，以木为桶，径五尺，修煮不绝。溪水北流注入江，谓之南集渠口，亦曰阳溪口②。
(江)左则汤溪水(今云阳境內汤溪河)注之，水源出县北六百余里上庸界，南流历县，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张伞，故因名之曰“伞子盐”，有不成者，形亦必方，异于常盐矣③。
江水又东，巫溪水(即流经重庆市巫溪、巫山二县于今巫山县城东侧流入长江的大宁河)注之。溪水……迳北井县西，东转历其县北，水南有盐井，井在县北，故县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资也④。
又，南朝刘宋时代盛弘之所撰《荆州图记》则对当时巴东郡治所在地鱼复县⑤有记云：
八阵图下东三里，有一碛，东西一百步，南北广四十步。磧上有盐泉，井五口，以木为桶，昔常取盐。即时沙壅，冬出夏没⑥。
从郦道元所云北井县所产井盐为“建平一郡之所资”、朐忍县汤溪水滨“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南浦侨县西溪硖侧有“盐井三口，修煮不绝”和临江县“自县北人盐井溪，有盐井营户”，以及盛弘之所记鱼复县八阵图下碛坝“昔常取盐”等等情况来看，三峡地区腹心地带的井盐业并未因蜀中战乱而衰减，相反却因外来移民的增多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于这一点，从巫县、北井、鱼复、朐忍以及南浦侨县等县地城镇的建设与变迁亦可窥知到这一点。
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巫县故城，城“缘山为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东、西、北三面，皆带傍溪深谷，南临大江”⑦。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对巫县故城进行了调查、勘探和试掘；1997—1998年，又对巫县故城北城墙作了进一步的发掘，通过综合前一次的调查发掘情况后，已得出结论，巫县故城，其城址基本座落或重合在现代巫山县旧城区巫峡镇范围内，并进一步推断巫山故城的始建年代当在西晋时期。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还在今巫山县大昌坝双堰塘遗址的西南部大宁河东岸的河滩地上，发现了一处分布范围较大的汉晋时期墓地，并发掘清理出汉晋时期砖、石室墓十余座，获得了包括铜、陶、铁、银、琉璃等质地的一大批随葬精品，表明此处在汉晋时期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家族墓葬区，亦暗示了汉晋时期的双堰塘很可能存在一繁华生活区⑧。由此可探知，始于西晋泰始五年(公元269年)设置的泰昌县古城的早期城址，很有可能即置于该处。而北井县，则于汉末由刘备自巫县分置，及至南北朝时期，其县北盐井所产食盐，已为“建平一郡之所资”，由此亦可知，时北井县治(即今巫溪县城)，由于县北盐泉涌流之地(即今巫溪县宁厂古镇)盐业生产的兴旺发达，实际上已成为人口较为集中的城镇。巫县古城建筑及大昌、北井等处城镇在峡江中出现并不偶然，它说明自入晋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中，由于其方便的水路交通位置，古代的巫县城已成为盐业管理与贩运的中心城镇，这势必出现相对繁荣的商业集市；而背离大江的北井县和泰昌县，其古城镇虽处在支流上，但其主要也是由于当时盐业经济的活跃而自然集结成镇的。这两个古城镇由于皆位于大宁河畔，宁河峡江一水相通，由此可想见当时该地区及峡江东部一带盐业生产与贩运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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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郦道元：《水经注·江水》(陈桥驿注本)卷三十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④⑦郦道元：《水经注·江水》(陈桥驿注本)卷三十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⑤据《华阳国志·巴志》卷一载：“鱼复县，郡治。公孙述更名白帝，章武二年改曰永安，咸熙初复。”案：鱼复县即今重庆市奉节县。
⑥转引自(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
⑧郑若葵：《重庆市巫山县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三峡文化研究》第三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
景象。宋人祝穆引《荆州记·建平》中“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一语以证“郡少农桑”之古俗①，则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晋以后归属建平郡之巫县、北井、泰昌、建始、秭归、兴山等地，从事盐业经济活动及由此而生发的其他商贸活动的人员之多。
又，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所云朐忍县汤溪水滨有“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之地，即今重庆市云阳县云安镇所在处。由于汤溪水经由此地南流三十里即于汤口注入大江，盐运出井甚为方便，故而到了北周后期，为加强对该地盐业生产与运销的管理，有效的实施官营专卖，朐忍县治即由“跨其山阪、南临大江”的朐忍故城(今云阳新县城东去二十余华里之旧县坪)东迁40多华里至汤口右侧(今云阳旧县城)，并逐渐建设成为一座新的县城，且改朐忍县名为“云安县”②。自隋唐以降迄至今日县城西迁彭溪河口东侧以前，将近1500年时间，均一直是该县县治所在地。由朐忍县治东迁汤口建城，亦可得知，当时汤溪水滨及大江口岸盐业生产和运输业已繁盛多年，随着外来移民的滞留，从事盐业生产与转运的人员也已逐渐增多。
又，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所记“南浦侨县西溪硖侧有盐井”之地，即今重庆市万州江南五十多里处的长滩镇。发源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杉树坪的磨刀溪，流经长滩镇，于今重庆市云阳县江南新津口(即郦道元所说之“阳溪口”)注入长江。迄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由长滩至新津口绝大部分河段尚可通行木船，船运基本可连通大江。笔者根据实地调查得知，自1957年后，因改土造田或因建房挖基，曾连续在该镇磨刀溪两岸生基坪、水井包、刘家螃、瓦窑坝、石龙门、官林、瓦庄屋等处挖出二十余座东汉砖拱墓，墓向全都坐南朝北，并出土了大量有几何形图案的青色榫卯砖和釜、罐、钵、豆等青铜器、陶器、铁器工具及五铢钱等文物，这很可能说明，东汉末年，随着长滩井盐的开发，此地已逐渐成为经济开发较早、人口亦较为集中的地区。故刘备人益州后，分朐忍置羊渠县，县治即设于今万州长滩镇河东故城区。晋平吴后，省羊渠置南浦县，徙治所于湖北利川南坪镇。其后，蜀中大乱，流民逃亡羊渠故地，又于此置南浦侨县。羊渠县及所谓南浦侨县，其县治均设在万州长滩镇河东故城区，至今河东故城区西侧磨刀溪两岸山麓水畔仍有多处古盐井遗址，而在磨刀溪西岸山麓水畔尤为集中。笔者认为，长滩古镇能成为当时渝东万州江南人口集中的地区并两次置为县治③，不仅仅是由于水上交通较为方便，更关键的原因却在于此处溪硖侧有盐井而“修煮不绝”!在战乱频繁的年代里，长滩古镇正因为有“修煮不绝”的井盐之利，方才成为不少移民逃亡迁徙的聚居之地；由于人口的增加，此处城镇建设亦势必相应地得到发展，由上述该地墓葬出土的情况即可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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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祝穆：《方舆胜览·归州》卷五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案：据《晋书·地理志》卷十五载：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合原吴、晋各有之建平郡为同一建平郡，统“巫、北井、泰昌、信陵、兴山、建始、秭归、沙渠”八县，计13200户。时巴东县尚未自巫县分置。
②《隋书·地理志》卷二十九“巴东郡云安县”下注云：“旧曰朐忍，后周改焉。”案：元代及其以后，方更名“云阳”。
③杨守敬认为：“蜀先主置羊渠县，晋省羊渠，置南浦，属巴东郡，宋、齐、梁因，即今万县治，在江北。南浦侨县在江南，未详何时置。”其门人熊会贞疏“南集渠”及“阳溪口”曰：“今渡口溪西北流。至万县东南人江。” (见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三十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笔者认为，杨、熊二人所说，与笔者实地考察所知和万县置县沿革出入甚大。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方省江南南浦侨县，又分朐忍县大江北岸西北部分县地，共置为鱼泉县，并徙治于江北苎溪河(即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卷三十三所说之“北集渠”)口左侧，即今万州老城区环城路南门口一带，此为今万州建城并置为县治之始。北周武帝天和年间(公元566--571年)，鱼泉县又改名为安乡县，旋改称万川县，后又置为万川郡。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借江南原置南浦侨县专名又改县名为“南浦县”。自唐以后，或为州治，或设为县治、市治。方多带有“万”字头。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云：羊渠“故城在今万县”，又用括号注为“《蜀鉴》谓盖在万县西南五十里羊飞山下，《纪要》谓即今万县市治”。引宋人郭允蹈《蜀鉴》说羊渠故城“在万县西南五十里羊飞山下”，与笔者所考察认定的长滩镇河东故城区所在方位大致相合。今由重庆市万州城区到长滩镇计有58华里车程，但需说明的是，长滩不在万州西南而在其东南。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羊渠县治即今万县市治(今万州老城区)则误矣。又，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云：羊渠“故城在今龙驹坝”。但龙驹坝尚在长滩以南60里。
刘备又分朐忍西北部分县地置为汉丰县。汉丰县故城即今重庆开县治，井盐产地就在其北面五十余华里的温汤峡谷中。温汤峡谷地处南流人江的彭溪河上游清水河段(今属开县温泉镇)，此即郦道元所说之“巴渠水”。巴渠水“西南流至其县，又西人峡，檀井溪水出焉，又西出峡，至汉丰县东而西注彭溪。彭溪水又南，迳朐忍县西六十里，南流注于江，谓之彭溪口(位于今云阳县新县城西头)①。经实地考察得知，温汤峡谷全长不足4华里，古盐井即分布在峡谷东西两岸，至今亦有遗址可寻。当地有民间传说云：“古时一猎者见白羊于河边舔食盐泉，尝而味咸，遂刨砂为坑，取其盐卤。”②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时朐忍县东汤溪河畔早在西汉初年即已开始凿井取卤煮盐，朐忍县亦因此而置有盐官，而刘备却将同样拥有井盐产地的朐忍县西北彭溪河上游地区又划置为汉丰县，很明显，这一举措亦完全是出于对该地盐业生产与运销进行强化管理的实际需要。正由于该地盐业的兴旺与发展，不但所建汉丰县治成为了该地人口集中的城镇，而且在檀井溪与清水交汇的地方(即紧靠温汤峡谷之处)亦由于人口的增多而逐渐集结成镇。
至于巴东郡郡治所在之鱼复县，由《荆州图记》所记“昔常取盐”一语可知，该地井盐业的开发并非始于南北朝时期。由于其地夔门天险“当全蜀之口、控荆楚上游”，故自远古以来此地即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秦汉之际，已置为鱼复县。及至东汉末年置为巴东郡治以后，随着军事性移民的增多，军用需求量的增大，该处井盐业已逐步得到了开发。而巴东郡郡治所在之白帝城，更是成为了三峡地区腹心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人口相对集中，其城镇规模亦相应得以扩大。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云：“江水东迳永安宫南，刘备终于此。诸葛亮受遗处也。其间平地可二十里许，江山迂阔，人峡所无，城周十余里……”③由此已能说明，刘备兵败退还鱼复并改鱼复县曰“永安”之际，白帝故城业已扩展到其西面平旷地带(即今奉节县旧城区，现已撤迁)了。
峡江水路，自远古以来即是四川盆地连通峡外广大地区唯一的水上交通要道，随着战争的需要，造船业已大为发展，及至三国以后，方舟可直下荆吴，完全可为食盐运销峡外提供方便的水运条件。北井、大昌、朐忍、汉丰、羊渠、临江等县井盐产地虽然地处群山之中，但由于与大江相去不远，且有支流相与连通，这实际上为盐运出井提供了一定的方便；而巫县、鱼复、朐忍、临江等县治所在地更是地处各支流入江口岸，扼控着本地盐运出境之咽喉，随着盐业的发展，／这些地方势必成为人口集中、经济发达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城镇。如果说，三峡井盐之利与峡江水路，在先秦时期是引发战争与移民迭起的缘由，那么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的井盐业和水道运输却由于战争与移民的推动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该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达，其中，盐业经济则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三国时期，魏、蜀、吴鼎立相争，实际上既是中原、荆楚、巴蜀三大经济区的较量，也是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三大文化圈的互抗。尽管秦汉时期上述三大文化已基本融合，但由于长期的政治大分裂，再加上地方自我中心观念的存在，故自东汉末年以后，又渐次显现出各自的地域特色来。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三峡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险峻陡峭的地形地貌，再加上一直为各个王朝统治者视为国之大宝的盐业经济，它不但成为了历代王朝用兵过境之通道，而且也为迫于战乱而逃亡迁徙的中原及蜀中移民提供了一块较为理想的避乱谋生的滞留之地。也正是由于战争而引发的这种涌动不止的移民潮，再加上各统治集团军政上的需用，故而使该地区的盐业经济能长期活跃不息，并能得到进一步发展。从文化视角看，由战争所导致的连续不断的移民活动反倒使中原、荆楚、巴蜀三大文化在该地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碰撞、大融合，质直、素朴、神秘而诡谲的巴文化不仅与秀美、绚丽的蜀文化以及具有雄厚、谨严、清奇、灵巧风格的楚文化紧紧地融合在一起，而且气势磅礴、丰富多彩的中原文化亦进一步渗入其中，这既充分地层示出三峡文化所具有的移民文化特质，同时亦使三峡文化的内涵变得更为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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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卷三十三(陈桥驿注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②参见拙文：《渝东古盐井探访录》，载《今日重庆》，2002(4)。
A Study of Salt Industry and Immigrants’ Culture in the Three
Gorges during the Perio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Wei，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Ren Guiyuan
文学地理是人文地理的一个重要分支，1865年法国批评家丹纳的《艺术哲学》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个方面出发来建构艺术哲学，他认为因为气候和自然形势的选择，会影响到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等精神的气候。1927年出版的德国地理学家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书，就辟有“美学地理学和作为艺术的地理学”专章，厘定美学地理和艺术地理性质的学科性质，他认为美学地理学“从某种意义说它是美学的一个分支，把美学的观点运用到地理学的事实上”。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积蓄了丰富文学地理传统，形貌各异的文化地域景观蕴含着无穷的文学资源，《诗经》和“楚辞”分属北南文化地域的既成事实，就标领了我国文学的地理学的考察脉络。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至明代王士性的《广志释》，隐含着一条潜在的文学地理链条，遑论卷帙浩繁的方志之中诸多隐而未彰的文学篇什。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率先拈出“文学地理学”一词，拓新了文学和地理的研究领域：“然则以数量庞大、种类丰富、民族众多的中国历史文学资料为基础，‘中国历史文学地理’学科的创建，是有可能的。”“中国历史文学地理以其研究对象为文学，所以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则以场景还原和版图复原为理论构架，显示了文学地理的深度融合和集大成姿态。?
文学地理学根基于文学，形成文学与地理学的交融，它展示地域观照视野下的文学演变趋势和文学人文的脉络。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云：“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清晰地确认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本位，凸显了基于文学本位的文化地域考察视野。作家的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是地理文化的形象显示。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恪守文学本位，特别是强调以文学家为考察中心，这种研究视野的确立客观体认和展示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基础。就诗歌而论，罗根泽在梳理汉赋作家的评论之时，就清晰地意识到地域民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宋玉的《九辨》云：‘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当然是引用的《诗经•魏风》所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但较北方学者，如孔、墨、孟、荀的服膺《诗经》，相差甚远。”在他看来，屈原、宋玉等楚辞作家很少甚至不征引《诗经》的文学现实，正标举了中国文学起源中的《诗经》和“楚辞”两类地域文化脉络。罗根泽在《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论述“诗格”之时，援引《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所云“司马迁为北宗，贾生为南宗”之说，确立了散文的南北分野。文学地理所蓄积的文化张力，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会引发文学革新思潮。罗根泽追究古文运动的成因，有意从地理视角切入和突破，其云：“而唐代的有名的古文家，除陈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结独孤及，不惟是北人，且是胡裔；所以古文实兴于北朝，实是以北朝的文学观打倒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以文学地理来为古文运动号脉，已触及古文运动勃兴的地域背景，这种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往往离不开原生环境的影响，区域文化所积蓄的能量形成革新思潮对守成观念的大面积释放。他进而断论：“古文运动所以肇端于北朝者，最大的原因由于南朝的地方经济不同；而北朝多胡汉杂种，胡人固厌薄文丽，当亦是原因之一。唐代的古文家不惟多是北人，若独孤及与元结，更直是胡裔，此种消息，不难窥知了。”地域经济的繁荣，直接影响文学的发展，同时又隐含着因循守旧的经验思维。沾溉北方文学的场域特质，豪放求新之气驱使文人以复古求革新。缘于地域文化而引发的文学革新，形成根基于地理文化之上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心理的嬗变，姑且不论这种分析是否命中古文运动爆发的关键，但这种另辟蹊径的文学创新思维倒是值得称颂的。?
地理环境对于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的影响是持续而深刻的，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使得文学发展的多样性成为可能。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兼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色彩，推举自然地理作用下的文化习俗的能动作用。其在考察中国文学批评的“时代意识”之时就论：“横的各国文学批评异同，大半基于空间关系；纵的一国文学批评流别，大半基于时间关系。所以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我们归之地理的自然条件。”以空间与时间的演奏来把捉古代文论的特点，甚至直言自然地理之于中国文学批评特质的关键作用，强化了文学研究的人文地理特色。文如其人，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学家总是一定文化区域的社会人，相应地域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性情总会或隐或显在其文学作品中流露出来，从而形成相对固定的文学风格。罗根泽属意时空维度来考察文论特点及其嬗变的思维方式，展示了朴素的文学地理意识。在此统摄视野下，罗根泽援引魏征《隋书•文学传》和李延寿《北史•文苑传》的相关知识，推举地理因素为形成中国文论特点的根本原因之一：“此中原因甚多，最重要的当然是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罗根泽肯定了地理因素打造了中国文论的多样类型的可能，但又绝非简单的地理决定论者，显示其求真的学术识见。这样，经由文学家这一中介，文学或文论因地理之异而形成不同的文学类型和区域特色。在中西文化的对比研讨中，罗根泽将二者细论为以海洋文化为表征的欧洲文明和以平原文化为特质的中华文明，侧重文化地域生态来考察二者文化差异：“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寒冷的黄河上游，经济的供给较俭啬，平原的性质较凝重，由是胎育的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属意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地域生态，强化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尚用色彩，“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与西洋之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者不同。”就中西不同文化生态环境而论，建构了地域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演变，培植了不同文化区域背景的文化生活格局，罗根泽明显认识到中西文论的相对独立性，而这种相对自足的文论体系恰恰又是建立在人文地理基础之上的，从而呈现与西方大异其趣的艺术追求和批评趋尚。这种旁借异域，注重从地理因素来横向比较的文学眼光，展示罗根泽开放的学术路径，罗根泽独到的文论思维洞悉了文学地理学的?装隆＊?br>转贴于中国论文联盟
中国论文联盟民族文化精神的发扬往往根基于民族文化生活土壤，受文学地理的制约，中国文论往往形成多样多色的潜质。文学的空间分布呈现相对的独立性，但并不排斥区域文学的互相渗透和彼此影响。按照梅新林的文学地理学建构，文学地理是作家籍贯、作家活动、作品描写和作品传播四个层序的动态综合。山川和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南北文学不同的审美风格，罗根泽认为“中国南北的地理风土不同，因之人民的习俗和学艺也不同。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而民族因素和学术因素，也有关系。晋室南渡，‘过江名士多于鲫’，可见故家大族率迁于南朝；而留在北朝的当然大半是乡闾平民。”就文人的迁徙来分析南北朝文学的不平衡，罗根泽的考察范围涵盖了作家活动和作品传播等领域，显示动态考察的特色。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区域圈，往往有中心地带、边缘地带的分野，传统的华夷之辨表现在文化上便是文野之争，民族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文学中心的迁移。罗根泽客观体认了文人迁徙之于文学风格和文学发展的巨大作用，文学核心时有迁移，恰好形成中国文学吸纳异质的开放气概。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所论“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也客观体认区域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风土习性的差异，融化在民族文化血液里凝固成一种民族文学生态，波及文学形貌的存在和发展。罗根泽说：“南朝的文人大体都是自中原移来的贵族华人；北朝的文人，虽则未必渗入了胡人之血，但胡人的质俚朴素，总会使他们的观感改变，而汉制于胡，又会使他们发生报仇的意志。这也会使南北两朝，对文学的要求不同。”作家活动区域的更替，往往会刷新文学要求，罗根泽敏感于地理环境之于作家风格的影响，文风的雅俗之辨更多时间是后天学习和效仿的结果。汉人重经验思维，所以易因循守旧；胡人勇于开拓，敢于创新，胡人的刚健质朴熏染了北朝文人的清新自然之风，汉人的经验思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胡人的文化意识，如此循环往复的影响，才能永葆中国文学的生机和活力，作家活动区域的更替打破了文学区域阻隔的现实，北方文学的壮美和南方文学的秀丽构筑了多色复杂的中国文学，一部中国文学史正是包括南北方文学在内的各区域文学相对自足又相互影响的文学交流的结晶。罗根泽认为地理上南北差异，造成爱美与尚用的审美趋向，而拓宇于楚辞的汉赋批评允符了这种需要，“汉代所演唱的本来就是一幕‘南北合’的滑稽剧”，汉赋批评意在调解南北的不合，立足于南方，则偏于爱美，根基于北方，则趋向尚用。?
文学地理是人文地理的一个重要分支，1865年法国批评家丹纳的《艺术哲学》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个方面出发来建构艺术哲学，他认为因为气候和自然形势的选择，会影响到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等精神的气候。1927年出版的德国地理学家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书，就辟有“美学地理学和作为艺术的地理学”专章，厘定美学地理和艺术地理性质的学科性质，他认为美学地理学“从某种意义说它是美学的一个分支，把美学的观点运用到地理学的事实上”。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积蓄了丰富文学地理传统，形貌各异的文化地域景观蕴含着无穷的文学资源，《诗经》和“楚辞”分属北南文化地域的既成事实，就标领了我国文学的地理学的考察脉络。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至明代王士性的《广志释》，隐含着一条潜在的文学地理链条，遑论卷帙浩繁的方志之中诸多隐而未彰的文学篇什。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率先拈出“文学地理学”一词，拓新了文学和地理的研究领域：“然则以数量庞大、种类丰富、民族众多的中国历史文学资料为基础，‘中国历史文学地理’学科的创建，是有可能的。”“中国历史文学地理以其研究对象为文学，所以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则以场景还原和版图复原为理论构架，显示了文学地理的深度融合和集大成姿态。
文学地理学根基于文学，形成文学与地理学的交融，它展示地域观照视野下的文学演变趋势和文学人文的脉络。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云：“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清晰地确认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本位，凸显了基于文学本位的文化地域考察视野。作家的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是地理文化的形象显示。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恪守文学本位，特别是强调以文学家为考察中心，这种研究视野的确立客观体认和展示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基础。就诗歌而论，罗根泽在梳理汉赋作家的评论之时，就清晰地意识到地域民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宋玉的《九辨》云：‘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当然是引用的《诗经•魏风》所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但较北方学者，如孔、墨、孟、荀的服膺《诗经》，相差甚远。”在他看来，屈原、宋玉等楚辞作家很少甚至不征引《诗经》的文学现实，正标举了中国文学起源中的《诗经》和“楚辞”两类地域文化脉络。罗根泽在《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论述“诗格”之时，援引《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所云“司马迁为北宗，贾生为南宗”之说，确立了散文的南北分野。文学地理所蓄积的文化张力，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会引发文学革新思潮。罗根泽追究古文运动的成因，有意从地理视角切入和突破，其云：“而唐代的有名的古文家，除陈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结独孤及，不惟是北人，且是胡裔；所以古文实兴于北朝，实是以北朝的文学观打倒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以文学地理来为古文运动号脉，已触及古文运动勃兴的地域背景，这种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往往离不开原生环境的影响，区域文化所积蓄的能量形成革新思潮对守成观念的大面积释放。他进而断论：“古文运动所以肇端于北朝者，最大的原因由于南朝的地方经济不同；而北朝多胡汉杂种，胡人固厌薄文丽，当亦是原因之一。唐代的古文家不惟多是北人，若独孤及与元结，更直是胡裔，此种消息，不难窥知了。”地域经济的繁荣，直接影响文学的发展，同时又隐含着因循守旧的经验思维。沾溉北方文学的场域特质，豪放求新之气驱使文人以复古求革新。缘于地域文化而引发的文学革新，形成根基于地理文化之上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心理的嬗变，姑且不论这种分析是否命中古文运动爆发的关键，但这种另辟蹊径的文学创新思维倒是值得称颂的。
地理环境对于中国文学、中国文论的影响是持续而深刻的，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使得文学发展的多样性成为可能。罗根泽的文学地理观兼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色彩，推举自然地理作用下的文化习俗的能动作用。其在考察中国文学批评的“时代意识”之时就论：“横的各国文学批评异同，大半基于空间关系；纵的一国文学批评流别，大半基于时间关系。所以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我们归之地理的自然条件。”以空间与时间的演奏来把捉古代文论的特点，甚至直言自然地理之于中国文学批评特质的关键作用，强化了文学研究的人文地理特色。文如其人，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学家总是一定文化区域的社会人，相应地域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性情总会或隐或显在其文学作品中流露出来，从而形成相对固定的文学风格。罗根泽属意时空维度来考察文论特点及其嬗变的思维方式，展示了朴素的文学地理意识。在此统摄视野下，罗根泽援引魏征《隋书•文学传》和李延寿《北史•文苑传》的相关知识，推举地理因素为形成中国文论特点的根本原因之一：“此中原因甚多，最重要的当然是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罗根泽肯定了地理因素打造了中国文论的多样类型的可能，但又绝非简单的地理决定论者，显示其求真的学术识见。这样，经由文学家这一中介，文学或文论因地理之异而形成不同的文学类型和区域特色。在中西文化的对比研讨中，罗根泽将二者细论为以海洋文化为表征的欧洲文明和以平原文化为特质的中华文明，侧重文化地域生态来考察二者文化差异：“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寒冷的黄河上游，经济的供给较俭啬，平原的性质较凝重，由是胎育的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属意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地域生态，强化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尚用色彩，“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与西洋之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者不同。”就中西不同文化生态环境而论，建构了地域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演变，培植了不同文化区域背景的文化生活格局，罗根泽明显认识到中西文论的相对独立性，而这种相对自足的文论体系恰恰又是建立在人文地理基础之上的，从而呈现与西方大异其趣的艺术追求和批评趋尚。这种旁借异域，注重从地理因素来横向比较的文学眼光，展示罗根泽开放的学术路径，罗根泽独到的文论思维洞悉了文学地理学的壸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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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发扬往往根基于民族文化生活土壤，受文学地理的制约，中国文论往往形成多样多色的潜质。文学的空间分布呈现相对的独立性，但并不排斥区域文学的互相渗透和彼此影响。按照梅新林的文学地理学建构，文学地理是作家籍贯、作家活动、作品描写和作品传播四个层序的动态综合。山川和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南北文学不同的审美风格，罗根泽认为“中国南北的地理风土不同，因之人民的习俗和学艺也不同。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而民族因素和学术因素，也有关系。晋室南渡，‘过江名士多于鲫’，可见故家大族率迁于南朝；而留在北朝的当然大半是乡闾平民。”就文人的迁徙来分析南北朝文学的不平衡，罗根泽的考察范围涵盖了作家活动和作品传播等领域，显示动态考察的特色。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区域圈，往往有中心地带、边缘地带的分野，传统的华夷之辨表现在文化上便是文野之争，民族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文学中心的迁移。罗根泽客观体认了文人迁徙之于文学风格和文学发展的巨大作用，文学核心时有迁移，恰好形成中国文学吸纳异质的开放气概。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所论“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也客观体认区域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风土习性的差异，融化在民族文化血液里凝固成一种民族文学生态，波及文学形貌的存在和发展。罗根泽说：“南朝的文人大体都是自中原移来的贵族华人；北朝的文人，虽则未必渗入了胡人之血，但胡人的质俚朴素，总会使他们的观感改变，而汉制于胡，又会使他们发生报仇的意志。这也会使南北两朝，对文学的要求不同。”作家活动区域的更替，往往会刷新文学要求，罗根泽敏感于地理环境之于作家风格的影响，文风的雅俗之辨更多时间是后天学习和效仿的结果。汉人重经验思维，所以易因循守旧；胡人勇于开拓，敢于创新，胡人的刚健质朴熏染了北朝文人的清新自然之风，汉人的经验思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胡人的文化意识，如此循环往复的影响，才能永葆中国文学的生机和活力，作家活动区域的更替打破了文学区域阻隔的现实，北方文学的壮美和南方文学的秀丽构筑了多色复杂的中国文学，一部中国文学史正是包括南北方文学在内的各区域文学相对自足又相互影响的文学交流的结晶。罗根泽认为地理上南北差异，造成爱美与尚用的审美趋向，而拓宇于楚辞的汉赋批评允符了这种需要，“汉代所演唱的本来就是一幕‘南北合’的滑稽剧”，汉赋批评意在调解南北的不合，立足于南方，则偏于爱美，根基于北方，则趋向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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