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本概念
简单来说，媒体指的是一种传播信息的介质，也可以说是一种进行宣传的载体、平台。所谓新媒体，是相对传统媒体而言的一种媒体形式，其主要是以现代网络媒体技术为前提，借助现代化的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通讯技术等多种方式为传播渠道，给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媒体形态。
2.特征
关于新媒体的具体特征，笔者认为其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互动性。互动性指的是媒体和用户之间信息的传输具有双向性，用户和媒体可以随时随地地进行互相的表达、沟通和信息交流。二是随时性。这主要是针对信息的者而言，信息者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在新媒体上即时发表心情、言论，而且随时可以获取新信息。三是多样性。网络新媒体的表现形式种类繁多，而且整个表现过程也十分丰富，视频、图片、文字以及音频等多种形式齐头并进，让新媒体的特征展露无疑。四是无形性。以网络媒体技术为主的新媒体，它所代表的世界是虚拟的，而且其媒体形式大多都是无形的，只能是将电子文本作为自己存在的形式。五是共用性。网络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个体差异，在信息主体的对待上秉持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将信息最大程度地传播给了每一位接受主体，达到了信息资源的最大共享，使得信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共用效果。六是多量性。就目前现状来说，网络多媒体基本囊括了各类资讯、社会信息以及不同阶层社会群体的自由表达或者的多量讯息，极大地丰富了网络新媒体的资讯信息库。
二、网络新媒体给学生管理工作带来的利弊
1“.利”
（1）增进了师生间的情感交流沟通
现下网络新媒体的沟通渠道多种多样，微信、微博、QQ、MSN、飞信等沟通渠道是学生和老师之间进行沟通交流的良好选择，或者可以建立QQ群进行多人讨论、多人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彰显了网络新媒体的强大优势。与此同时，这种沟通交流的方法还增进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班级的决策也更加民主、公开，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也呈现出一片大好态势，班级的整体荣誉感、凝聚力都大大提升。
（2）提升了学生管理工作的预见性
网络新媒体将信息传播变得更加便捷、快速和高效，达到了一种信息即时性传播的状态，为学生的管理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利用新媒体工具，学生管理工作者在第一时间可以获取自己想要的内容，对学生的生活、学习和情感状态进行了第一时间的捕捉，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管理工作的预见性，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为在第一时间解决问题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3）提供给学生信息获取的大平台
这点优势主要体现了新媒体的多样性特点，正是因为新媒体的多样性，才使得交流的平台更大、更有效。传统媒体时代的学生工作开展，基本上都是通过文本传达或者通过一些组织群体传递信息，而如今的网络新媒体时代完全摆脱了传统媒体传播的局限性。微博、微信等多种新媒体方式的选择，已经逐渐成为学生之间沟通交流的大平台，使得信息的了解更加直观、形象、生动。
2“.弊”
（1）错误引导学生产生信息迷茫选择
网络新媒体每天都会更新大量的资讯，新媒体的强大触角伸展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海量信息的感染，极为容易在这些信息中迷失自我，产生一些迷茫选择的现象。学生相对于社会上的人民团体来说，他们的思想认知水平较低，不谙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规则和条件，所以在面对一些是非问题时难以做出有效抉择。与此同时，学生的思维比较活跃，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十分浓厚，所以学生在大量信息世界中丧失自我、迷茫选择的现象并不少见，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2）容易引发学生价值观的多样改变
处于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每个人每天都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新鲜资讯，虽然说这么多的新鲜资讯广为传播，极大地方便了人们对于某件事情的关注和认知，但是对这些不谙世事的学生并不是一件好事。学生辨认是非的能力较弱，而且自身的意志不够坚强，在新媒体的广大平台下容易遭受错误思想的干扰，学生的价值观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难免会认可、赞成甚至推崇某些歪曲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
（3）直接造成学生生活空间的虚拟化
网络新媒体所营造的虚拟世界，间接给学生展示了另一个虚拟世界的各类事物，将学生放在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两种环境中，间接地影响了学生的生活空间的真实性。在虚拟世界中，学生个人的言谈、行为不受任何规范的限制，缺乏一定的真实性，使得某些学生沉浸在虚拟世界中无法自拔，严重者会影响到学生的性格和思维方式，有些学生变得紧张孤僻、丧失自我，有些学生傲视他人、自大狂妄，甚至出现了一些人格问题。这就是学生过多接触网络新媒体所产生的恶劣后果，是学生生活空间虚拟化最直接的表达。
三、网络新媒体环境下加强学生管理工作的具体工作策略
1.有效利用新媒体的渠道，发挥网络沟通平台优势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的日渐扩延和成熟，与新媒体相关的渠道和平台也变得十分丰富，类似QQ、微信、易信、微博、论坛等等即时性新媒体沟通形式已经渗透到学校生活的角角落落，学生也已经娴熟地掌握了此种交流工具的使用方法，从上文第33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内容就可以直观理解这一点。所以，学生管理工作者万不可小觑新媒体渠道和平台的强大作用，反而更应该将这种渠道和平台归为己用，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有效应用，以此促进管理工作的良好开展。在平时的学生工作管理过程中，工作者可以尝试建立属于自己校园的网络平台，设置专门的公告处和意见建议窗口，第一时间通知最新的校园管理工作形态，及时高效地传达管理工作的相关内容和通告，再者也给学生提供了一个专门的提意见的窗口，这对于师生管理工作的完善与监督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助于学生管理工作效率的提升。
2.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活动，全面展现新媒体互动性
上文已经提及到，互动性是网络新媒体的一大显著特征，尤其在互联网进入Web2.0时代以后，网络新媒体的这一特征更加明显，媒体也日益朝向中心化的方向发展，每一个使用网络新媒体的用户都是一个信息的者和传播者，形成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线上交流的态势。与此同时，智能手机和IT技术的日渐普及和发展，线上和线下之间的交流更加方便、迅捷。因此学校也应该结合时势，鼓动学生积极参与到校园新媒体活动中来，提升学生和老师、管理工作者、学校之间的互动，全面展现新媒体的互动性。比如，学生管理工作者、行政管理人员可以开设自己的博客、微博、微信等公众账号，随时更新与学生联系紧密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直接传达给学生，便于学生能够有效反馈；也可以设置在线讨论、在线问答的方式，及时并快速解决学生所遇到的疑难问题；再者，班主任老师也可以配合管理工作者设置班级QQ群，增强与学生的互动，辅助管理工作者完成高质量的管理工作。
3.管理者尽快适应新环境，确保新媒体环境的高质
处于当下这一信息化程度较高的状态下，学校如果想要尽快将网络新媒体应用到自己学校的管理工作中去，不但要求学生管理工作者拥有较强的网络技能，而且还应该具有较强的新环境适应能力，这样才能够确保新媒体环境布置的合理、科学并高质。网络新媒体引领下的媒体环境，充斥着丰富的“互联网化语言”，与传统媒体环境相较之下更显新潮，这些新媒体内容略显夸张、短小精悍、意义颇深、图文并茂，经常会衍生出一些网络新潮语词，新媒体似乎在经历一种新的蜕变。在此情状下，学生管理工作者需要加快充实自己的速率，强化自己的新媒体气息建设，善于汲取网络新媒体中的长处和优点，尝试在自己所在的学校推行，营造出新的媒体环境，并将媒体环境建设得更高质量。
新媒体是与传统媒体迥然相异的新型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有着信号的高速性，信息的高共享性、高互动性、多媒体化和个性化等特征。
1.新媒体对大学生生活的影响
新媒体具有多元性、娱乐性、互动性和虚拟性等特点，很容易被大学生群体接受和喜爱。另外，新媒体广泛的信息来源，能开阔学生的眼界，开发学生的思维，为大学生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新媒体言论的即时性，符合大学生的心理特点，有利于大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为大学生丰富自我、完善自我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机会；新媒体社交网络的运用，不仅能使大学生更好地保持和亲朋的联系，而且能结识新朋友，获得情感交流，得到尊重。
2.新媒体对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影响
新媒体打破了学生靠教师指导的传统学习模式，学生通过手机、网络等新媒体工具，就能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而且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在实际工作中，教师要努力探索出在新媒体时代，适合学生教育管理建设的可行性理论和办法，以建立管理载体与手段的结合为重点，推动高校管理教育工作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二、新媒体在大学生管理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性
在新媒体时代下，教师只有充分认识新媒体，才能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更好地做好大学生教育管理工作。
1.新媒体的导向作用
在大学生群体中尤为重要大学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群体，认识并能快速接受新事物是他们的天性，而新媒体包含的大容量和生动性的信息，又比较容易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可见，新媒体的导向作用在大学生群体中尤为重要。但是，当今价值观多元化，大学生面对的诱惑较多，学生道德意识受到市场经济和物质社会的冲击，学生德育工作面临着新挑战，如何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学生成为新时代的课题。
2.新媒体有效促进学校的信息交流
当下，高校基本采用院校两级（院系两级）管理体制，这种模式更加明确了各教学系部的职责，能充分调动院系管理者的积极性。但是，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各种资源的浪费，一些制度和设施的重复建设，也不利于教师的交流和学生的全面发展。新媒体以其快捷的信息传递、多样的表现形式等特点，带来了社会意识的大交融、大变化，逐渐打破了系部之间的隔阂，教师交流、学生交往以及资源共享已日趋广泛，使得校际之间、院系之间和系部之间的信息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交流程度越来越深远。
3.新媒体科学带动学生的文化生活
上个世纪以来，世界性的“中国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新中国的诞生，震惊了世界，在西方国家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辩论中，在“黄祸论”的鼓噪声中，对中国的封锁、围堵、遏制与打击也全面展开。第二次“中国热”出现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后。这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由“围堵”中国转而打开“竹幕”的一个战略性的步骤。这次“中国热”，更多地表现为西方世界对中国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东方文明古国历史文化的探究，其结果是中国的长城、故宫、兵马俑以及中国的医药、针灸、功夫等为西方媒体津津乐道，成为颇受瞩目的话题。第三次“中国热”始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并呈现出逐步升温的势头。在这一次“中国热”中，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003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明显增多；2004年下半年到现在，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密集度也大为增加。例如在英国的主要报纸、杂志、出版物上，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中国的新闻和相关报道。今年5月22日，美国大报《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中，首次使用中文标题“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美国著名记者及中国通纪思道评论说：“如果你看不懂上面的中文标题，你最好开始学中文，因为它是未来的语言”。无论这篇报道的内容如何，世界性的英文大报向西方读者如此推介汉语的做法，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世界关注中国是一件好事，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确在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也的确在扩大。但是在世界性的“中国热”不断升温的同时，我们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必要的“冷思考”。
首先我们注意到，虽然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变化正在引起世界的关注，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全面，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思维定格中，对它的偏见与误解也普遍存在，比如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曲解，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的论调。令人遗憾的是，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及中国国力进行夸大式报道的同时，一些华文媒体也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对中国经济、华人经济以及大中华经济圈做了不恰当的报道，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某种注脚。由此可见，在当今这个西方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舞台上，如何向世界展示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负责任的、和平发展的中国，改变世界舆论对它的误解与偏见，已经成为包括中国本土和海外华文媒体在内的世界华文传媒的共同课题。
其次我们应当看到，虽然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虽然伴随着“中国热”，汉语热也在不断升温——据2005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世界汉语大会透露，目前海外约有100个国家的2500余所大学教授中文，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3000万。尽管如此，汉语却不能算是强势语言，它的国际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目前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不多，汉语在国际社会重要交际领域（如外交、贸易、科技、教育等）中的使用也十分有限；联合国虽然将汉语列为其工作语言之一，但是地区性或国际性的组织、会议正式使用汉语的尚不多见。在这方面，汉语自然不如英语、法语，甚至不如日语。
这里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汉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低，缺乏一致性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问题在海外华文传媒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地域方面的原因，海外华文媒体在语言文字、词汇、字体以及行文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近些年来，这种差异虽然开始缩小，例如随着大陆新移民读者群体的增加，海外越来越多的报刊开始采用简体字，变直排为横排，但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美国纽约被称为“第一华埠”的曼哈顿中国城向以广东人和福建人为主，通用的语言是粤语，东百老汇一带的华埠则是福建人的天下；纽约“第二华埠”法拉盛地区的华人则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地，虽通行“国语”（大陆称之为“普通话”），却操着不同地区的方言。这些均通过华文媒体体现了出来。
第三我们应当看到，由于海外华人华侨所来地区不同，移民海外的时间不同，与中国关系或乡土观念的程度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加之大陆与港澳有一国两制问题，大陆与台湾有两岸关系问题，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歧见也时有发生。例如前段时间海外一小部分分子为了“去中国化”而发起运动，要求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统计除华人之外，增设“台湾人”一项，闹出了一场。凡此种种，不但不利于华人社会以及华人受众群体的融合，也直接影响非华人受众群体对华文和中华文化的认知与认同。这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其国际化的发展进程显然是不相符的。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软国力”的核心部分，华文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在正确报道中国，提升汉语的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作用。而发挥好这个作用，又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第一，读者定位的调整
长期以来华文媒体的主办者和受众都是华人，媒体说华人自己的话，办华人自己的事，替华人鸣不平，维护华人的利益，总之超不出华人的圈子。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华学习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汉语作为主要外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华文媒体所在地通晓汉语的非华人群体的存在和与日俱增，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在中国学成还是在本地学习，这一群体对华文出版物无疑是有需求的，可以看作华文媒体潜在的受众。华文媒体的经营者应当注意到这种新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诉求，将这一群体纳入视野，予以充分的重视，在办报目标和宗旨上作相应的调整。特别是那些在全球发行、有一定影响面的华文大报，在面向华人进行新闻报道的同时，应当兼顾所在地“非母语”受众的需要，担负起推广汉语、推广中华文化的责任，使汉语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page_break]
第二，内容方面的调整
过去华文媒体主要关注与华人利益或族群利益有关的大事小情，为此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华人、华报之间常常发生矛盾与纠纷。应当承认，目前大陆与香港、澳门在社会制度上有着不同的性质，包括大陆、港澳民众在内的广大华人与台湾一部分人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但从宏观上看，这些都属于“内部问题”。如果将这些矛盾、纠纷在华文媒体上过度强调或过分渲染，不但不利于海外华人自身身份的认同，也不利于所在国对华人族裔的认同。为了树立华人社会的整体形象，提高华文媒体的声望和影响，华文媒体应当尽可能摆脱局限性，关注人类发展的共同问题；尽可能少地强调“内部矛盾”，更多地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这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国际舆论对一个完整的、逐步强盛的中国的认知，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世界华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这种认知与“合力”是目前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最需要的，也是华文媒体国际化的重要前提。
第三，语言文字上的调整
为了改变汉语一致性差、方言分歧严重、有字体之别的情形，应当在华文媒体中推行标准化操作规程。只有将标准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华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这不是技术技巧问题，而是战略性的问题。目前许多大国都在有计划地实施各自的语言战略，并努力扩大语言的国际影响。美英等国通过贸易、文化、教育等途径，借助媒体向世界倾销英语；法国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反观华人社会，仅仅是在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城市，就有不止一种方言在使用。如果说，海外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一段时期内适应了不同对象群体的需要的话，那么今天，以国际化的视野衡量，它已经不合时宜了。
第四，资源利用的调整
目前，作为对全球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运行情况、投资环境等已经成为包括华人、华文媒体以及非华人（懂华文）群体普遍关心的问题。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建立起面向世界的、功能强大的华文网络数据库，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目前，网络世界的分割刚刚开始，争夺虚拟空间中汉语的地位，离不开数据库的开发与建设，包括面向世界华文媒体的、便于查询、检索的新闻信息资料库。这种权威信息的提供，一方面可以为海外华文媒体提供坚实的内容支撑，增强它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同时也扩大了华文媒体整体上的影响力。因此，华文媒体应充分重视互联网的作用，着力开发、利用互联网资源，形成全球华人信息传播网络，在未来的世界新闻传播格局中占得优势，占得先机。
第五，经营规模的调整
综观世界各国的华文媒体，除了少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经营规模外，绝大部分小而不强，且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例如在拥有40万华侨华人人口的纽约市，就有十几份华文报刊同时出版。在多伦多、东京、莫斯科等其他城市，也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形。由于市场相对狭小，报纸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在竞争中立足，一些国家的华文媒体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相互排挤、倾轧，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对于华文媒体整体水平、声誉和竞争力的提高十分不利。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变小而弱为大而强，华文媒体只有与媒体发展的国际化趋势相适应，走联合经营的道路，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通过祖籍国（新加坡等华人已成为当地属民的例外）的扶助与支持形成集团优势，彼此间互助互利、共享资源，打造一两个华文媒体的“航母”。只有这样，华文媒体才能走出狭小的区域，走向世界，成为国际化的媒体。
参考文献：
王士谷著：《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
程曼丽著：《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新华出版社，2001年。
中国新闻社主编：《面对新世纪的海外华文媒体——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1年。
中国新闻社主编：《送你一条中国结——第二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3年。
［关键词］网络媒体；互动性传播；传播模式；网络新闻话语
在媒体家族中，比照恩格斯的说法，网络媒体是20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又是新世纪的“第一位诗人”。
新世纪的阳光已经普照地球的各个角落。在21世纪的早晨，我们就中国网络媒体在20世纪最后6年从产生到发展的风雨历程，提供一个完全报告，旨在让参与或关注中国网络媒体的每一个人记住它走向灿烂辉煌之途前的艰辛序幕。
什么是网络媒体？中国的网络媒体至今走过了一条怎样的发展之路？它有哪几种运营模式？在新闻传播上它有哪些特征？它的传播学意义何在？对传统媒体已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它目前面临着哪些困难和问题？它的未来之路又在何方？对这些追问的阐释，将构成本文的基本框架。
中国网络媒体初成规模
所谓网络媒体，简言之，就是媒体意义上的网络，恰如媒体意义上的报纸、广播与电视。它是借助互联网这个平台，新闻和进行新闻等信息服务的一种传播媒体。①与传统的报纸、广播与电视三大媒体相比，它是一种“第四媒体”，是一种“新媒体”。②
中国网络媒体的产生，主要有三大背景：第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日常应用层面的快速拓展。1969年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机网络——阿帕网正式面世。1974年，计算机网络互联的核心技术网际协议（IP）和传输控制协议（TCP）诞生，这使全球的电脑联为一体成为可能。1991年，时任美国国会参议员的戈尔提出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设想。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正式实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并在1994年投入启动资金5400万美元。这一宏大计划的展开，使互联网受到全世界的热切关注。从1994年开始，互联网开始由科研教育服务为主向商业性计算机网络转变，一批以提供搜索引擎为主要服务内容的公司，如Yahoo等应运而生。1994年11月，美国网景公司推出互联网浏览器NetscapeNavigator1.0，这极大方便了人们在网上的搜索和浏览，激起了用户上网的高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于1995年宣布不再向互联网提供资金，互联网完全走上商业化的道路。1996年以后，由于各国对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加大，互联网在全球迅猛拓展。经过30多年的发展，互联网已成为连通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网际网。目前世界范围的网络用户已达4亿多。美国一调查机构认为，到2001年7月全球的网络用户将达到6.99亿。
第二，互联网自身的功能使网络媒体的产生成为一种必然。所谓互联网的功能，就是指它的各种用途。互联网从产生至今已开发出十多种功能。但从目前的应用看，它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它的交流功能，如电子邮件、网络聊天（ICQ、OICQ等）、网络寻呼、网络讨论（BBS）、网络聚会（同学录）等；二是它的信息传播（与接受）功能，即网络提供了一个信息与接受的平台，如个人主页、个人帖子、信息查询与浏览、新闻定制等；三是它的商务功能，即网络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易的商务平台，如电子商场、网络拍卖、网络股票交易、网上保险等。除此，网络还有着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网络民意与市场调查等等方面的功能。由于传播新闻信息是互联网的重要功能之一，因此它被称为一种媒介，也就自然而然了。
第三，西方特别是美国传统媒体的网络化风潮对中国网络媒体的产生提供了重要启示。1987年，美国硅谷的《圣何塞信使报》首先将本报内容送上了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互联网，从而开创了电子报刊和网络媒体的新纪元。从此，国际新闻界开始关注网络，并认为它将给新闻传播事业带来划时代的革命。随着互联网的成熟和迅速扩展，尤其是90年代初期万维网和浏览器的推出，美国报刊上网的热情空前高涨。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著名报刊到地方性小报，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上网浪潮。1994年底，美国上网的报刊不过几十家，全世界也不超过100家，但到1995年底，因特网上的电子报刊迅速增长到1000多家。从那以后，美国报纸差不多以每年60%的增长率在网上抢摊设点。据美国报协的统计，到1998年3月1日，全美1520家日报中，已经有500多家在因特网上出版了网络版，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伴随着报纸上网的热潮，世界各地的通讯社也纷纷上网。著名的通讯社，如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合众社、俄通社-塔斯社等，也都在互联网上开辟了自己的网站，文字、图片以及声像新闻，同时向外界介绍自己的业务情况。在电台和电视台的网络新闻站点中，美国的ABC、CNN和英国的BBC等大型广播电视公司都已迈开大步，在网上提供丰富全面的新闻服务。同时，大量的门户新闻站点和独立新闻站点（如美国在线等）也加入了网络媒体的行列。它们虽然没有自己的记者和新闻机构，但通过与通讯社、电台以及其他新闻机构进行合作，这些门户网站同样在向它们的用户提供相当全面而及时的新闻服务。由于网络媒体的编排传输完全不同于印刷报刊，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已开始出现多媒体新闻媒介的状态。只要有一定程度的计算机软件水平，任何单位或个人都能使用现在丰富多彩的各种软件进行电子报刊的创意设计，创办出有特色、有个性的电子报刊来。在克林顿性丑闻披露前后，曾有一个重要角色引起很大轰动，那就是德拉吉。31岁的德拉吉主持了一个名为“德拉吉报道”的网站，专门披露有关克林顿性绯闻的有关情况。③
中国新闻传播媒体的网络化进程，虽然可以追溯到1993年12月6日的《杭州日报》电子版，但真正拉开序幕的是1995年中国公用计算机因特网的开通。自1995年1月12日《神州学人》杂志开中国出版刊物上网之先河后，同年12月20日，《中国贸易报》首先开通网络版，成为新闻上网的先行者。到1995年底，中国第一批网络媒体的总数达到七八家，其中包括《中国计算机报》。
1996年是中国互联网商业化快速发展的一年，也是中国网络媒体呈现出强劲发展势头的一年。1月2日，《广州日报·电子版》和《中国证券报·电子版》在网上正式发行。1月13日，《人民日报》综合数据库国际平台经过3个月的调试，开始正常运行，读者可以在互联网上阅读当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市场报》的全文和部分图片。到1996年底，有30多家报纸在互联网上发行了电子版，另外，有20多家杂志也上了网。在广播、电视以及通讯社方面，1996年10月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建立自己的网站，1996年12月中央电视台建立自己的网站，同时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也上了网。
1997年1月1日，《人民日报》正式开通了在互联网上的网站，定名为《人民日报·网络版》。中国新闻社的《华声月报》社于1997年4月申请了自己的独立域名，随即制作了五个专栏共10多万字的网络版，正式定名为“《华声报》电子版”，于5月25日亮相互联网。新华社于1997年11月7日正式开通自己的网站。
1998年，报纸上网掀起了新的热潮。据中国记协报纸电子网络版调研会统计，到1998年底，全国电子报刊总数为127家。到1999年底，全国上网报纸近1000多家，上网的广播电视机构近200家。到2000年底，在全国总共一万多家传播媒体中，共有2000多家媒体上了网。
此外，还有一些非传统媒体兴办的网络媒体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门户网站“网易”与“搜狐”在1998年开通了新闻频道，与国内的多家著名媒体建立了合作。新浪网于1998年12月成立后，在1999年4月改版成功，推出了大型的新闻中心。这些网站在国家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每天并随时更新国际、国内、社会、体育、娱乐、财经等各种新闻信息，页面浏览量迅速增长。此类网络媒体还有FM365、263首都在线等。
值得关注的是，2000年5月，还诞生了两家由某一地方的各传统媒体联合而成并试图进入资本市场运作的网络新闻媒体：北京的千龙新闻网和上海东方网。它们至今虽仅运作了7个多月，但已经取得了非凡的业绩，新闻页面的浏览量直线上升。据悉，还有不少类似的网络新闻媒体正在组建之中(如北方网等)。
从以上描述中可以见出，中国网络媒体经过短短6年的发展，已初成规模，它在整个中国媒体形态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一席。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对网络媒体管理，也在短短的6年中，从无序逐渐走向有序。为了很好地对我国的网络媒体进行管理，国务院新闻办专门成立了网络新闻管理局，负责对网络新闻传播相关事宜的管理。2000年10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等法规，从而初步实现了对我国网络媒体的规范化管理。2000年12月底，一些商业性门户网站如新浪网、搜狐网、263首都在线等取得了登载新闻业务的许可证。这标志着我国政府对网络媒体的管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运营模式与传播特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中心主任约翰·帕维里克曾将网络新闻传播分为拷贝借鉴、用户化和网络原创阶段。参照这一划分，我们认为，从1995年开始的报纸等单一传统媒体上网，正是把原来媒体上的新闻信息搬到了网络上，是一个拷贝与借鉴阶段。1998年商业性的门户网站开通新闻频道，使自己带有一种媒体意味，这标志着中国网络媒体的发展进入到用户化阶段，因为它们在传播新闻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对受众的服务功能的开发与拓展，当然，它们在新闻的原创方面，是最遭人诟病的。2000年5月，千龙新闻网与东方网的出现，则标志着中国的网络新闻传播试图在新闻原创方面做一番努力（2001年2月24日，在国际奥委会评估团结束对北京的考察之际举行的新闻会上，千龙新闻网派出了自己的采访记者，并当场向评估团官员进行了提问）。尽管受到各方面的制约，目前在原创的深广程度上还很有限。当然，一个阶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另一个阶段的结束，它们都以各具个性的方式向前发展着。
[page_break]
与上述三个阶段相对应，目前中国的网络新闻媒体大体以三种模式并行向前发展着。第一种是《人民日报》网络版模式，即传统媒体的网络版模式。这一模式早先只是简单地把传统媒体上的内容拷贝到互联网上，而很少顾及互联网自身的特性。现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观，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它们尽可能地摘掉“网络版”的帽子，如《人民日报》网络版现改称为人民网，新华社网络版改称为新华网等。第二种是新浪网模式，即以新浪网为代表的商业性网络新闻传播媒体。第三种是千龙新闻网模式，即以千龙新闻网、上海东方网为代表的网络新闻传播媒体。这类互联网媒体，依托于联合而成的地方性传统媒体，并试图按现代企业的规则运营。
可以说，这三种模式构成了中国目前网络媒体传播的主流。除此之外，一定数量的具有商业意味的专业网络媒体如焦点新闻网以及一些传播新闻信息的个人主页、个人网站，也是中国整个中国网络媒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网络媒体已受到社会上各方的热切关注。那么，与传统媒体相比，它具有怎样的传播优势？即具有哪些传播特点？
网络媒体的传播特征，可以归结为三大类：一、从它所传播的信息角度看，其特征有：1，信息的丰富多样性与无限性：即在信息量上具有一种无限的丰富性，在形态上，具有纷繁的多样性；2，可存储性、易检索性、易复制性与多媒体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曾指出：信息社会，其基本要素不是原子，而是比特。比特与原子遵循着完全不同的法则。比特没有重量，易于复制，可以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在它传播时，时空障碍完全消失。原子只能由有限的人使用，使用的人越多其价值越低；比特可以由无限的人使用，使用的人越多其价值越高。他又说到：“比特会毫不费力地相互混合，可以同时或分别地被重复使用。声音、图像和数据的混合被称作多媒体，这个名词听起来很复杂，但实际上，不过是指混合的比特罢了。”④正是在这方面，网络媒体综合了报纸、广播和电视三大媒体的优势，真正实现了文字、图片、声音、图像等传播符号和手段的有机结合。二、从它的传播方式上看，其特征有：1，迅捷性：即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很快，如电子邮件等。就网络新闻传播而言，就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如中国大使馆被炸、中美就中国加入WTO问题签订协议以及新浪网对悉尼奥运会的报道等。因此，网络媒体在新闻传播上，又表现出一种实时传播的特征。2，全球性：就范围而言，与传统媒体的传播相比，网络传播的范围更广，具有一种全球性。这种全球性，实际上也表明了网络的传播具有一种开放性的特征。网络媒体的这一特征，著名学者洛特非·马赫兹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上作了分析。他说到：“世界正面对一个几年前开始的新进程，其特征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网络的建立。它象征着市场经济取得世界性的胜利及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从基层看来，各级政府都面临着广泛使用卫星和其他全球网络所带来的全球化挑战和国际机遇。由于空间失去了连接和边界，失去了灰色地带，这一进程开始之时，恰是国界消失之日。人的思想在穿越这些辽阔的现在可以接触的空间时，不再留意边界，并无视垄断。”⑤于是，空间、边界、国界等词在网络传播中，被赋予一种新的意义。3，交互性：这一特征指称了网络媒体传播是一种传者与受者双向的互动式传播。受众可以实时地把自己的意见反馈给传者。三、从受众角度看，其特征有：1，自由性，指受众可以在自己许可的时间与地点上网，接受信息，消化信息；2，个体性，即指网络媒体的传播，是一种真正个性化的传播，它的内容的设计，大多是出于受众的个体需要。如网易的新闻频道已开发出29种免费电子杂志，目前拥有368万多份在线订阅。这就是一种在线的个性化服务。因此，有人说互联网媒体的传播，最温馨，最具有人情味。
网络媒体开启了深层的传播学意义
网络新闻传播是人类新闻传播发展史上一种全新的形态，技术的进步为它的发展带来了无穷的契机与活力。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它作为媒体的新内涵也日渐凸现出来。从传播学角度看，网络媒体开启了诸多深层次的意义。
首先，网络媒体带来了传播主体的变化。传统媒体的传播主体，主要是一种大众传播机构，如通讯社、报社、电台和电视台等。而网络媒体的传播主体既包含利用网络进行新闻传播的传统媒体，也包括从事新闻传播的非专门性机构（如综合性网站、专门化的电子商务网站、政府机关网站、民间团体网站、企业网站等），除此，它还包括利用网络新闻信息的个人。
第二，网络媒体带来了传播载体与传播模式的变化。报纸媒体传播以纸质为载体，广播媒体传播以无线电为载体，电视媒体传播以电视机为载体，而网络媒体传播则以国际互联网为载体。从传播模式方面看，传统媒体的传播主要是一对多、点对面的传播，借用传播学者波斯特的术语，是一种播放型传播，是一种树立中心意识的传播；而网络媒体的传播，除了一对多的传播模式外，还有一对一、多对一、多对多的传播模式，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传播。⑥
第三，网络媒体传播的互动性特点给传统传播理论中的传受关系理论带来了重大变化。在传统媒体传播中，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传播者占据主导性地位，受传者相对被动；而网络媒体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种不平衡关系。与此相关，在网络传播语境中，重新审视“把关人”的角色与地位也就变得十分重要。因为在传统媒体传播中，“把关人”的角色是较为明晰的，其地位与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网络传播中，在“把关人”的角色变得模糊的同时，其地位与作用也变得难以决断了。
第四，网络媒体的新闻传播，在新闻的采访方式、写作样式、报道与编辑方式以及发行与传送方式上，带来了一种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实际上正符合了信息社会环境中人多元化的个体性需求。
第五，由于网络媒体在提供完善而全面的信息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对受众个体的周到服务，这就极大地激发了受众的参与欲。如中国不少新闻媒体的网站已不是将自己的“母体”内容如报刊印刷版的内容照搬上网，而是在信息内容和形态上办出特色，提供网络多种功能的服务。如《人民日报》网络版，不仅在新闻提供方面尽可能地满足用户“知的权利”，而且开设了BBS论坛——“强国论坛”，让用户对国际国内重大事件有“表达的权利”。这实际上是为中国平民新闻话语体系的建立拉开了序幕。
那么，网络媒体传播所带来的这些新变化，给传统媒体的传播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与挑战？
我们认为，网络媒体传播虽然还没有真正撼动传统媒体的生存根基，但也给传统媒体传播带来了多方面深层次的影响与挑战。概括言之，主要有：1、中国网民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根据最新统计，到2000年12月底，中国的网民已达到2250万。）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分割中国传统媒体的受众市场。一些调查机构的资料显示，中国网民的年龄大多在30以下，这批人花在报纸、广播与电视上的时间已越来越少。而且，随着网络带宽技术的迅速改进，互联网、电话网与有线电视网三网趋于合一，这一分割将会更加厉害。2、网络媒体的广告收入的相对数量（与传统媒体相比）虽然不大，但其增长率也是几何级数。中国目前广告收入年度超过千万的网站已有10家之多。我们知道，传统媒体的生存根基是广告。因此，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广告市场的分割，对传统媒体而言，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3、网络媒体传播具有互动性、多媒体性、极强的时效性等特征，这些特征正是它的传播优势，而传统媒体由于自身条件（包括技术）的限制，而很难同时具备或者发展这样一些传播条件，因此，伴随着网络传播技术与理念的进一步完善，传统媒体在新闻的时效性以及受众的个性化需求方面，会倍感压力之大。
困难与希望同在
毋庸讳言，目前中国网络媒体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困难，其中既有不同运营模式之间的个体困难，也有整个中国网络媒体在进一步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困难。传统媒体衍生的网络媒体，一方面有着原创新闻信息资源、新闻信息的权威与真实可靠、传统媒体几十年发展中的品牌形象以及精良新闻采编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但它运行观念陈旧，运行机制不够灵活，同时在资金与网络技术方面，也处于相对劣势。综合性的门户网络媒体，在运行观念、机制以及资金与技术方面，已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但它目前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权威的原创新闻信息，虽然新浪网、搜狐网已经取得了登载新闻的许可证，并与许多传统媒体在信息资源方面签定了合作协议，但它毕竟没有自己的记者队伍，没有新闻采访权，而且与传统媒体合作的稳固性与长期性，实在是一个未知数。需要指出的是，此类网络媒体，尽管具有一定的资金与技术优势，但直面一个十分残酷的竞争环境，生存的压力也异常之大。迫于这种生存压力，一些商业网络媒体，铤而走险，制造一些虚假新闻，这无疑是杀鸡取蛋。千龙新闻网模式的网络媒体，表面上似乎是整合了前两种类型的优点，而规避了它们的缺点，但实际上问题依然。从他们的运营实践看，其运行的观念特别是对互联网特点与功能的理解，并没有表现出一种前瞻性，其内部的管理机制与体制，也依然不够灵活，同时在与自己的多家“母体”的合作方面，也充满了矛盾与艰辛。以千龙新闻网为例，假如《北京青年报》抑或是《北京晨报》把所有的好新闻都给了千龙新闻网，那它们自己“吃”什么？
而从整个中国网络媒体这一整体看，它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虽然目前全国的网民数量已达到2250万(据CNNIC于2001年1月17日公布截止到2000年底的数据)，但它在全国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率不到2%。因此网络媒体要真正成为大众传播媒体，还有一个很长的距离。这一基础性形势的必然后果是中国网络媒体每向前发展一步，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从实践角度看，目前各网络媒体最大的困惑与难点就是如何尽快寻求一个较为清晰的赢利模式，从而使巨大的投入与新闻的免费阅读以及微小的广告收入所形成一个巨大反差有一个全新改观。2，目前，国内的传统媒体纷纷上网所出现的一个不良后果是重复建设、资源资金浪费严重。每一家媒体建一个网站，几家媒体联合又建一个网站，一个省一个市甚至是一个县也要建一个综合的媒体网站，而网站建成后，其浏览数有多大？能发挥怎样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很少有人问津。昂贵的成本投入的结果只是把有限的钱白白在自己身上烧掉。⑦有关部门对此现象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网络媒体的发展还面临着如下矛盾：1，传媒市场环境与传媒运营体制、运营理念的矛盾；2，新闻传播最大化快捷与确保新闻真实可靠的矛盾；3，网络传播泡沫与非泡沫的矛盾；4，个性化互动性传播与控制性议题设置传播的矛盾；5，精英新闻话语传播与平民新闻话语传播的矛盾；6，网络新闻信息的浩瀚无垠与有限高质的矛盾。
这些矛盾的真正解决，确实有一个长远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有这些矛盾得到较好的解决，中国网络媒体才能更好地前行。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过去的所有一切只是一个序幕。同样地，20世纪的中国网络媒体，相对于它在21世纪的漫漫行程来说，也只是一个序幕。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各类网络媒体，尽管谁也不知道它们能走多远，但我们认为，它们所进行的各种探索，本身就具有一种特别的意义。
我们可以相信，中国网络媒体，肯定会有一个很好的前景。有人根据目前所看到的现象以及世界网络媒体的发展趋势认为，未来的中国网络媒体将会以两种面目出现：一是联合+资本运作模式，即把中国现有的报刊、出版社、电视台等按市场规律联合起来，并在绝对控股的条件下引入公众股在国内证券市场上市；二是融合+资本运作，即由国家拥有或控股的网络公司来收购或兼并在传媒业有竞争优势的媒体，然后在国内证券市场上市。这两种模式是否可能？现在下结论，也许为时尚早。不过，我们确实殷切期待，中国的网络媒体，在新世纪曙光的照耀下，能一路走好。
注释：
①需要指出的是：网络媒体与网络新闻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关于网络新闻的概念，可参照闵大洪先生的界定：“网络新闻是指通过因特网、传播的新闻，其途径可以是万维网网站、新闻组、邮件列表、公告板、网络寻呼等手段的单一使用或复合使用，其者、转发者可以是任何机构也可以是任何人。”（见闵大洪：《网络新闻之我见》）
②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在1998年5月的年会上，提出了“第四媒体”这一概念，在具体的运用中，又出现了“新媒体”这一概念。根据笔者的理解，“第四媒体”这一概念在内涵与外延方面都并不是很准确，而“新媒体”则除了网络之外，还包括光盘、移动电话等信息传播载体。因此，我们专以“网络媒体”指称与传统媒体相对的这种新兴媒体。
③许榕生主编：《网络媒体》，第6-7页，五洲传播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④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第29页，海南出版社1997年2月出版。
⑤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第5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
[论文摘要]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全面发展。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的风向标，要正确引导舆论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支持和谐社会建设；新闻媒体要加强舆论监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人人有责，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的风向标，应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弘扬正气，鞭笞落后，加强舆论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完善自身建设，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1新闻媒体要正确引导舆论，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支持和谐社会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现期”并存的关键时期，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状况、新局面、新问题，新闻媒体应该充分发挥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及时通报解读有关政策、法律、问题和情况，满足大众的知情权，消除大众的疑惑和误解，增加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二是充当大众的“喉舌”，满足大众的表达权，及时反映他们的愿望、要求、意见和呼声。政府部门通过对这些愿望、要求、意见和呼声进行有效梳理，逐一加以解决、解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大众利益。反映民意的渠道畅通了，民众的利益协调了-，社会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能有效调动起来，营造“安定有序，充满活力”的社会环境才有希望。
媒体在充当党和政府“喉舌”的时候，必须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①有些重大政策措施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而群众对此又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媒体在报道时最好先做好政策的解释说明工作，作些舆论的准备。例如当前很多地方正在开展的拆除违章建设工作，由于违章建筑的存在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当政府决定拆除这些违章建筑时，很多物主感到难以接受。安徽的《新安晚报》在报道合肥市的拆违工作时，采取了循序渐时的方式，拆违前作了充分的解释工作，在拆违工作进行当中，又即时报道了政府对物主和租赁户们的救济帮助，取得了物主和读者的理解支持，推动了拆违工作的顺利进行，收到了比较好的报道效果。②对党和国家政策冷静分析，降低受众的期望值。由于多种原因，受众可能对某些政策产生过高的期望值，媒体对此类事物的报道宜淡化处理，以降低受众的心理期望值，否则，一旦失望，受众心理难以承受。当前房价居高不下，房价虚高由多方面因素造成，党和政府为降低房价出台了多项措施，每当一项措施出台时，众多媒体一哄而上，一片叫好声，群众由此产生了过高的期望值，但由于房价牵涉到多方面的利害关系，有些措施收效不甚明显，群众感到失望，也给党和政府的工作带来了被动。③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新闻媒体要充分尊重受众的知情权，及时信息，引导群众积极应对危机。群众既是危机的受体，也是危机防御的主体，危机爆发后，群众通过媒体及时了解危机的真实情况，既可避免出现恐慌局面，也有利于群众及时接受指导，参与防御危机。2003年“非典”肆虐时，前期由于主流媒体的“集体失语”，社会上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许多大城市甚至出现了抢购风潮。直到4月份，央视等主流媒体向社会上公布了北京“非典”疫情的真实情况及各地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抗御“非典”的疫情动态后，民心才逐渐安定下来，并最终战胜了“非典”。
2新闻媒体要切实加强舆论监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在我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下，种种消极、丑恶的现象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造成了不稳定的隐患。这些消极、丑恶的一面，如果通过媒体的揭露，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而使问题得以解决，群众感到正义得到声张，邪恶得到惩治，怨气得以平复，社会就相对稳定；相反，如果黑暗一面总是被遮盖着，可能使群众觉得有理无处说，有气无处出，从而不再相信党和政府，或与党和政府离心离德。因此，有效的舆论监督，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保持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朱镕基同志曾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题写也四句话：“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这四句话高度概括了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然而，正因为传播的广泛性和公开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威力，新闻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时，要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要按照刘云山同志提出的“出以公心、针砭时弊，解决问题、有利工作，增进团结、维护稳定”的要求，认真把握好“度”，既不能把个别现象当作普遍现象，也不要把局部的问题夸大为整体的情况，尤其要避免炒作，一哄而上，带来负面和不良影响。在具体的监督报道中，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2.1坚持监督报道的事实性监督报道往往涉及到某一个具体的部门或某一个人，记者要本着对监督对象高度负责的态度，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事件的前因后果，切忌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或是以偏概全，报道失实：
2.2坚持监督报道的客观性记者在深入调查时，接触到的大多是负面情况，听到的往往是沉重的呼声，置身现场，记者容易受到感染，影响了判断力。在这种情况下，记者的头脑要冷静、清醒，要客观、全面、公正地等待问题，不偏不倚地选择新闻事实，选定采访对象；兼顾各方面的意见，力求平衡话语权，防止偏听偏信；更要注意避免掺杂私人感情，带来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
2.3坚持监督报道的引导性监督的根本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通过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披露，达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提高社会和谐程度的目的。因而监督报道要着眼于当前实际，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向正面的、积极的方向引导，不可恶意炒作，造成新的不和谐因素，甚至引发新的不安定局面。
3新闻媒体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体现人道主义关怀
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目前的弱势群体大约有1.4亿～1.8亿人，给这些弱势群体以更多的关爱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然而近年来，某些新闻媒体“精英化、娱乐化”的倾向和“官本位”意识愈来愈强，客观上使弱势群体与社会的距离越来越远，心理反差越来越大，他们的声音也越来越弱。媒体对弱势群体的报道大都集中在年末岁尾，此时的弱势群体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更多的只是政绩报道或政策宣传的对象，如送温暖、献爱心活动等，这样的宣传对改善弱势群体的现状又有多大作用?占据中国人口十分之一以上份额的弱势群体不是也不应该是“被遗忘的角落”，给予弱势群体以更多的人道关注和人文关怀是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一个重要的使命。值得称道的是，近年来以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江苏电视台民生新闻栏目《南京零距离》和中央电视台民生专题栏目《共同关注》等为代表的民生节目，突破性地把视角聚集到平民(包括弱势群体)身上，成为电视新闻的亮点。这些节目以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关照各种民生选题，并以其亲民的内涵和贴近百姓的特性，赢得受众的亲睐。弱势群体借此可以表达自身的诉求，解决眼前的困难。
尽管出现了“民生新闻热”，但笔者认为媒体关注弱势群体的广度、力度和深度还需进一步增强，针对弱势群体，宣传报道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还需进一步提高。在具体的操作中，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认识到弱势群体的出现与存在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不是单由弱势群体自身造成的，要注意消除他们的自卑无助心理，引导他们以坦然的心态积极面对生活，主动融入到社会大家庭中来；其次，媒体要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弱势群体现状，如实反映他们遇到的就业难、增收难、讨薪难、就医难、孩子就学难等问题，把他们所想所盼的信息及时传递出来，引起社会的关注、政府的重视，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再次，弱势群体也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在为改变自身的现状不懈努力着，并涌现出许多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的典型。媒体要把目光更多地对准这些积极因素，树立弱势群体的正面形象，为弱势群体争取更多的理解与支持，争取与社会同步发展的平等权利，从而实现社会的共同进步。
4新闻媒体要完善自身建设，着力构建和谐传媒，用精品佳作来陶冶人的情操
日本自7世纪“大化革新”后，确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12-19世纪，日本最高军事长官（征夷大将军）的幕府实际上控制政权达700年。1400年的中央集权（其中又有如此长久的军事中央集权），以及作为意识形态与政治、军事上的中央集权相伴的神道教、中国儒学、佛学的广泛传播等，巩固了日本历史上逐渐世袭化了的社会等级制度（士、农、工、商）和忠于主君的意识，这对日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形成，影响是巨大的。日本传统的国家主义、集团主义，在单一民族和单一语言的有力传播条件下，很容易贯穿到现代新闻传播中。
一、19世纪末日本媒体主动、积极地鼓动侵略战争
1867-1868年明治维新运动中，官方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三大政策。在热闹的政治争论、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国民整体处于兴奋状态，新闻业在这种大环境的刺激下，发展极为迅猛。但是，这一发展过程始终处于官方的有效控制之下。
在政治改革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央集权制的明治政府，通过学习西方，对报纸的作用有了新认识。1871发给报纸发行人的文件中有这样的话：“新闻纸应以开启人们的知识为目的。而开启人们的知识，就是要打破顽固狭隘的思想，担任文明开化的先导。”[1]因此，这时的主要报纸都有官方支持的背景。一旦报刊，特别是政论性报刊开始批评政府，实行下情上达，政府对报刊的态度立即转变。每次修订报纸条例，都在控制力度方面有所强化和完善。1875年7月，《东京曙新闻》的末广重恭因上书反映对条例的意见和在社论中引证了其上书的内容，被判监禁2个月和罚款。不过，这属于媒介或记者“忠”得不够而出现的“违法”事件，很少有触动官方新闻政策的争取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抗争事件。
在经历了较多的因涉及政治而受到查处的事件之后，一种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闻职业意识开始形成，日本的政论报刊衰落，报刊的商业化发展成为一种趋势。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政策造就了工商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商业报刊也迅速发展了起来。
这种情形下的日本报业的产业化，是一种畸形发展。作为产业，报刊要生存就必须找到读者感兴趣的话题和进行适当的炒作，以争取更多的读者。而要炒作硬新闻，就只能顺着当权者提倡、允许的方向，显然，就国内政治问题提出反面议论是危险的，而炒作对外战争则会引起官方和民众举国一致的关注，带来利润。于是，借助日本武士征战的传统和民族“耻感文化”的心理特征，以及明治维新以来不断增强的对天皇“忠”（传统的对各自主君的忠诚，是日本千年社会结构的思想基础，将对各自主君的忠诚，转移到最高而唯一的人神天皇身上是较为容易的，并且做到了）的观念，日本报刊和通讯社从19世纪下半叶对日本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战争，到20世纪初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各报均主动、积极地鼓动战争。通过组织大规模的战争报道，强化记者新闻业务的训练。主战的观念，甚至超越了当权政府把握的分寸，例如1905年反对日俄媾和，《朝日》社长村山龙平说：“只要坚持主张，即使报社垮了也在所不惜。”[2]。反战的媒介或反战的言论很少见，即使偶然出现，立即会遭到右翼势力的暴力袭击，同时也受到绝大多数同行的谴责和蔑视。日本新闻媒体营造的这种舆论环境，大大推动了日本对其他民族的战争，同时也为媒体自身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物质上的商业利益＋精神上的国家主义，这是驱动日本媒介从明治到大正时代产业化的两个轮子。
二、明治－大正时期的新闻政策为媒体法西斯化提供了法制条件
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一般被视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这是在“王政复古”的名义下进行的，建立的只是具有开明色彩的新型专制政体，并未建立起新的文化价值体系，而是将神道国教化，武士道被泛化全民的道德行为准则。官方某一派掀起“欧化风潮”之后，便有一次官方另一派发动的保存国粹运动，各种媒介既为欧化制造了舆论，更为张扬国权论叫嚣尘上。基于日本长期中央集权、军事化统制的传统，保存国粹、弘扬国威的国家主义渐占上风。
经过对西方各国经验的比较鉴别，日本的当权者在19世纪末，将吸收西方文化定位在德国国家主义与传统儒学道德的结合上，凡是英美系统的思想均受到排斥。因为德国的国家主义与日本的国权论是最为相近的。“东洋道德西洋艺”、“士魂商才”、“和魂洋才”等口号，反映了这场维新运动的不彻底性。在这种本质上没有彻底改革的政治体制基础上，“殖产兴业”与“富国强兵”政策并提，那么工商业的振兴就可能为军国主义勃兴和发动侵略战争奠定物质基础。而从明治时代开始，到大正时代，对新闻的越来越严厉的控制，则在精神上为此作了准备。
经过多年的考察和比较，日本政府于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该法大量照搬1850年普鲁士王国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除了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外，日本臣民（而非公民）的权利必须服从德国那种“法律限度”（Gesetzevorbehalt）。因此，宪法强调的是“日本臣民在法律范围之内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也就是说，这些权利是在宪法法律框架内给予的暂时的权利，天皇制政府有权根据需要，以简单的立法形式撤回给予的权利。对于德国这种宪法的性质，马克思当年曾作过分析。1850年普鲁士宪法颁布后，马克思引证了其中的条文：“每一个普鲁士人都有权利以口述、书写和印刷的方式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接着他写道：“理想和现实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何等惊人的矛盾。……没有当局的许可，你……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会有这个矛盾呢？原来普鲁士的恩准的这一切自由受到一个重大的保留条件限制。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范围内’被恩准。但现行的法律恰好是专制独裁的法律”。[3]宪法颁布后，撤回出版自由的具体法规越来越苛刻。自末广重恭案件以后，每年都有几十件迫害媒体和记者的事件发生。
从实际上不允许存在政党报刊，到颁布和修订一系列管理法规，以及惩处一批又一批的媒体和记者，日本当权者有效地限定了媒体的言论和报道范围。日本的媒体本来就没有与当权者抗争的传统，经过几个不大的斗争回合，便基本上被纳入了天皇专制制度的轨道，在鼓吹国家主义方面，相当多的媒体充当了自觉的工具。
三、九·一八事变——日本媒体转向法西斯的质变开端
日本军部干预政权过于明显时，日本的媒体对此多少是有些微词的。但是，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外侵略战争中媒体鼓吹战争的传统，以及半个多世纪天皇制政府在新闻政策方面对媒体的“调教”，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发生，各个媒体再次积极地卷入战争叫嚣。报刊和通讯社采用无线电发报、传真和飞机运送稿件等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方式，极为快速地报道日军进攻中国东北、攻打上海（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战况，支持政府的侵略方针。报上随处可见诸如“冰天雪地中激战的皇军”、“保卫帝国的生命线”等煽动战争的新闻标题。1932年9月16日，日本全国132家报社联名发表共同宣言，讴歌洲国成立。
为促进政府快速法西斯化，多批青年将校自1932年起，连续刺杀他们认为促进法西斯化不得力的政府文官，从大臣到首相，直至1936年最终确立起完全法西斯化的军政府。对于这种惨烈的暴力行动，媒体对他们的梦想改造国家的动机持一定的同情。而到后来，即使想批评，也不可能了，因为这种法西斯暴力也降临到一些主要媒体和其工作人员身上。例如，1934年3月《时事新报》一位记者被法西斯暴徒刺杀，同年4月《朝日新闻》编辑总务被刺重伤，1935年2月《读卖新闻》社长被刺受伤，1936年2月《朝日新闻》社遭暴徒袭击等等，当事的媒体不敢言，其他多数媒体对此也保持沉默。并非这些受害者不赞成军国主义，只是极端派认为他们做得不彻底。
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可视为一个转折点，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媒体持反对意见。这个时期媒体对军部的批评，并不是在发动侵略战争方面，而是策略上的相对温和与极端激进的分歧。
日本军部自九·一八事变后，一步一步将日本的各种新闻媒体牢牢地绑在了侵略战争的战车上。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对于防止法西斯主义新闻政策的卷土重来，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日本政府和军部采取的一系列媒体法西斯化的措施
1，大规模的思想和人员整肃
从1932年起，日本政府对各种出版物（包括报刊）实行空前严厉的检查和取缔，仅当年就有5000起，而平常年这类事件一般为几十起。其中真正直言反对战争的极少，主要是禁止那些可能不利于军部直接统制的新闻报道和言论。1932-1933年，日本政府逮捕文化人多达3.4万人，仅1932年10月30日一天就抓了1400多人。军部对已经相当支持战争的媒体仍旧不放心，要求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国策”与“国论”必须完全一致，国论与国策保持距离也不被允许。陆军省的新闻负责人本间雅春发表谈话：“国策与国论毫不相干的时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近年来，舆论虽然不断增长着可贵的力量，但还没有像日中事变这样发挥过威力。一旦我们的报道机关阐明正义观念、统一国内舆论、指出前进方向，使国民紧密团结、燃烧起火一般的爱国热情，即使以整个世界为敌也毫不畏惧，那就是为国家立了大功，无论谁在它面前都不能不脱帽致敬。”[4]这基本反映了军部后来进一步钳制媒介的立场和出发点。
[page_break]
2，国体明征运动和精神统制
为了使舆论进一步法西斯化，日本政府1935年发起“国体明征运动”，“明征”即“明确”之意，目的是彻底消除明治维新时期传入的自由民主思想，完全回归到神权天皇制绝对主义的“国权论”。在这一运动下，教育和国民教化再次被“刷新”，反对偏重智育，禁止高级享乐，电影中只有行军、射击、高呼万岁的镜头，连一些一向被看作是吹捧天皇制的书籍，也由于军方极端派认为不够彻底，以破坏国体观念、提倡多元化、主张思想自由等罪名，将当事的教授们赶出大学。接着，1938年发动“国家总动员运动”，全面实行经济统制、国民统制和精神统制。政党被完全禁止，议员不属于政党，而被纳入“大政翼赞会”会议局领导。该会对所有的施政演说、军事战况报告、致出征将士的感谢决议和答前线电，都以热烈掌声通过。原有的各种社会团体解散，按职业、年龄、性别分别被纳入官方直接控制的全国性单一社团，如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妇人会、日本文学报国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等等。高压政策还蔓延到宗教，许多宗教，包括基督教受到迫害，数千人被捕。在这种精神统制下，对新闻传播一步进一步的控制，更是无以复加。
3，情报局对新闻传播的法西斯统制
早在1932年，为控制舆论就成立了尚没有列入编制的情报委员会，由外务、陆军、文部、内务、邮政等省派出委员和干事，统一协调对舆论的控制。1937年该机构列入编制，名为内阁情报部，直属首相。1940年，内阁各省和军队各兵种的情报部门合并为统一的新设“情报局”，对所有涉及传播的载体，包括报刊、广播、通讯社、电话、电影、戏剧、曲艺、绘画、唱片等等实行直接控制。该局成立之后，立即向各出版单位发出了一大批被禁止写作的人员名单。情报委员会时期，各主要媒体的领导人尚作为委员，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现役军人在情报局的各级领导岗位占了多一半。战争失败前夕，政府指定成立的新闻界自主统制的御用团体“日本新闻会”也被解散，改由情报局直接向报刊发出具体指令。这个机构凌驾于与传播业相关的各个部门之上，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钳制舆论的法规，例如取缔危险文件法、思想犯监护法、报纸等揭载限制令、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临时取缔法，以及广播、电影方面的一系列“指导方针”和“纲要”。至此，日本法西斯从思想到体制，编织了一张完全笼罩新闻传播的庞大而严密的罗网。
4，国家直接管制广播业
日本1925年3-6月间分别成立了民间社团法人的东京、大阪和名古屋广播电台。然而在第二年，政府就发出指示将三家广播电台合并为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垄断广播业的“日本广播协会”。政府对所有消息和演讲，以及讲演人选都进行严格审查。九·一八事变中，广播煽动战争的作用远比报纸广泛，极大地刺激了收音机销售。1934年，为强化对广播的控制，进行了一次广播协会的改组，邮政省的无线电科、内务省保警局和文教省社会教育局负责人均参加进来，现役军人主持的煽动战争和进行法西斯教育的节目越来越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播中越来越多的是首相、军界和其他官界首脑的鼓动演讲，以及经过特别甄别的御用民间知名人士的讲话，主题均为“作为大东亚指导者的日本”、“美国侵略东亚史”等等。为了防止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1942年起，甚至连外来词汇都不准使用，例如“播音员”改为“放送员”、“消息”改为“报道”，同时开列了禁止播送的1000首外国歌曲的单子。
5，合并通讯社，全面控制报刊的新闻源
通讯社是所有媒体的主要新闻源，集中力量控制了通讯社，一定程度上也就控制了报刊、广播。战争爆发时日本的通讯社多达200家以上。为了强化对新闻传播的控制，日本政府于1936年11月合并两个最大的通讯社，建立同盟通讯社。该社实际上完全由军部控制，其他通讯社以加盟的形式归到该社名下（当时共189家），凡新闻传播之电报，不论发稿还是受稿，只授权与该社。同盟社还直接负责对外国际广播，从成立的当年起，使用英、法、德、西、汉语对欧洲、北美、亚太地区广播，随后扩大到使用24种语言全天候广播，积极参与法西斯轴心国与同盟国的电波战，其宣传的广度和强度毫不逊色于德国法西斯。
6，报刊大合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五天，政府即颁布新闻事业令，宣布首相和内阁有权对新闻业的合并经营、转让和废止作出决定，违抗者将进行处置。为了便于更好地实行控制，除了几家全国性和区域报纸外，其他一律按照一县一报的原则实行合并。几个月内，日本全国只剩下53家报社（57家日报）。而1937年七·七事变时，日本全国有日报848家。
杂志也没逃过大合并的命运。九·一八事变后，遭到查禁的杂志每年都有几十种。仅1939年，日本全国的杂志被禁止出版的就有4000种（包括警视厅管辖的500种）。再经1941年和1942年的两次整顿与合并，原来数千种杂志剩下996种，综合性杂志只保留了3种、时事性杂志只保留了7种。1944年又迫使最大的综合性杂志《中央公论》、时事性杂志《改造》停刊。
五、日本新闻界为什么追随法西斯
明治时代初期，日本的媒介为自由民权运动的传播作出过贡献，但几经“欧化”与“国权论”的较量，后者渐占上风，日本特有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在传媒居完全的主导地位。明治时代末期起，日本的媒体追随国权论，在煽动战争方面一向是积极主动的。一些主流媒体对军部的一些具体做法有些微词，然而战争一旦打响，国权论勃发，依然追随其后，反对意见只是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提出一些对过分极端做法的意见。当这类意见也遭到镇压之时，只剩下服从和积极配合了。太平洋战争期间，新闻虚假到这样的程度：日方战果的报道是实际情况的六倍；日方损失情况是实际情况的五分之一；商船损失的情况是实际情况的十六分之一。
关于“言论自由”，几乎成为一个反面的概念，最多在顺从方向的角度偶然被提到。例如1944年7月一次有记者参加的大政翼赞会的座谈会上，一位发言者说：“我以为振奋日本民心的方法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完全被否定了，这确实不是一种激发人们斗志的好办法。”[5]其实，限定范围的言论自由并不是自由，最终只能导致否定这种自由本身。
正是由于日本的媒介忠诚于军国主义已经成为常规，一旦天皇宣布战败，它们便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每日新闻》发表文章说：“这对最终解救日本是大有好处的。”《朝日新闻》说：“过去的态度使我们几乎一无所获而损失惨重。”《读卖新闻》说：“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军事的失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是两回事，应当把军事的失败作为一种动力。”广播中则一再强调“从消沉中站起来”，“把别人从消沉中唤醒”，“全世界的目光正在注视着我们”。[6]显然，媒体主持者考虑的只是日本民族的荣誉和未来发展，对于军国主义本身的反省是很有限的。
战后联合国军（主要是美军）1946－1952年组织清算日本传媒的法西斯主义，最初进行得较好，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要借助日本的力量参与战争，对日本传媒法西斯分子的清算转而变成了“清共”，因而日本传媒对法西斯主义的清算和自由主义改造是不彻底的。
注释：
[1]内川芳美、新井直之《日本新闻事业史》第3页，新华出版社1986年中文版。
[2]山本文雄等编《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第84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文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655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中文版。
[4]内川芳美、新井直之《日本新闻事业史》第51页，新华出版社1986年中文版。
迈出教学科研的第一步——进行“多种媒体教学”实验
“多种媒体教学”是我校进行了近十年实验研究的教学科研课题。这个课题从化学学科角度讲主要的特点是两个注重：注重观察实验，注重即时反馈调节。
具体做法如下：
1．继续发挥传统教具的作用。如进行元素符号教学，为了帮助学生记忆，把元素符号制成双面书写的卡片，正面写拉丁文字母符号，背面写汉字名称，用“钅”旁、“石”旁、“气”旁、“水”底、“氵”旁区分金属元素（固态金属）、非金属元素、气态元素、液态元素。其使用方便，帮助记忆效果好，是其它教学媒体所不可取代的。
2．充分发挥各种实验器材的作用。化学本来就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没有实验就失去化学课的学科特点。我们还尽量把教师的演示实验、验证性实验改变为学生分组实验和探索性实验，使学生有较多的动手操作机会，发展他们的创造思维。
3．恰当运用投影媒体，帮助学生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过渡。化学实验中的瞬间反应稍纵即逝。我们把这种反应现象绘制成投影图片，在实验之后映出，让学生再观察模拟的实验现象。通过覆盖片上的文字说明和给出的符号与数据，帮助学生进行理性分析，实现认识上的飞跃，效果很好。投影字幕片可以节省课堂板书板图时间。
4．化学实验装置零件组合叠映投影片可以随时复习化学实验装置的合理组装，不仅可以在投影仪上放映，学生在白纸上也可随处进行复习，兼有学具功能。
5．有关化学实验的教学录像，因我校每间教室都装有声像辅助教学系统的大彩电，事先登记，定时由主控室发送播映，配合教学十分方便。
6．由我们化学教师自行设计，电脑专职人员编程制作电脑动画辅助教学。如化学实验由于装置不合理或违反操作程序会造成试管爆裂、有害气体溢出等现象，现场实验不安全，而这部分内容又必须让学生掌握，电脑动画的演示效果极好。
7．运用“五色反应卡”（《多媒体教学的研究与实验》王时一、王志平主编，天津科技出版社1993年出版。此书中有详细介绍，本文不详述）进行即时反馈调节，使化学课堂切实实现了教与学信息的双向交流，做到每一个学生都全程参与，教学效果不仅优于一般传统教学，而且效果比一般电化教学还显著。
通过上述“多种媒体教学”实验，使我校的化学教学向教育现代化的目标迈出了扎实的一步，由于它初步克服了单纯“应试教育”的弊端（如忽视实验，竟在纸上做实验），为实施全面素质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实施素质教育要把“德、智、体、美、劳、心”六项指标落实到每一堂课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中小学要由以升学为唯一目标的“应试教育”转向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我校很快在“多种媒体教学”实验的基础上进入到素质教育的实验阶段，到1994年就被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评为素质教育示范校。近二年来，国家教委、市区教育局又不断地发出推进“转轨”的指示，我们学校领导也不断地组织我们学习素质教育的理论，使我们提高了认识。
实施素质教育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是一致的。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包括政治素质）属于德育范畴；提高文化科学素质（文化素质中应包括美素质）属于智育和美育范畴；提高劳动技能素质（包括体务劳动技能与脑力劳动技能）属于劳动技术教育范畴；提高身体心理素质，其中身体素质属体育范畴。可见教育方针中只没有提高心理素质的心理素质教育。而这恰是长期以来被我们忽视了的方面。现在许多教育理论专家提出了“六育”的主张（在原“五育”的基础上增加“心育”）。我们接受了这个观点，并主张要把素质教育的这六项指标一一落实到化学学科的每一堂课中去。
一、德育：化学是德育的隐性课程。但是认真挖掘起来，每一章每一节化学知识中都不乏政治、思想、道德教育的因素，如我国在化学科学研究、化学工业生产建设方面的重大贡献、成果，都是向学生进行爱党、爱社会主义、爱祖国教育的生动教材；天津将建成现代化海洋化工城市，我们学习的化学知识、技能，与实际生产、生活相联系，就是生动的学习目的教育；还可以通过化学知识本身渗透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教育。
二、智育：化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化学学科的智育内容，也是“六育”之重点。这里的关键是克服“考什么就教什么，不考什么就不教什么”的单纯应试倾向，真正在落实化学“双基”的基础上启发学生的智力，发展学生的能力。
三、体育：从表面看，好象化学课与体育没有联系。其实广义的体育包括卫生教育在内。化学课的课堂（教室）空气是否流通？教室采光状况如何？我校搞“多种媒体教学”，投影、录像的亮度是否有利于学生的视觉卫生？进行化学实验时，确保学生的安全等这都是体育范畴。此外，有些化学知识本身直接关系到人类的身体健康与安全，更是化学教学中体育教育的因素。
四、美育：所有学科教学中都蕴含美育，化学也不例外。观察化学实验的反应现象，各种教学媒体的演示，老师的板书、板图和教学语言等无时无处不存在审美的因素。老师应有意识地自然渗透审美教育。
五、劳育：化学学科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均有着密切的关系。注意随时联系生产生活实际，不仅是学习目的教育和培养学习化学兴趣之必需，也是培养学生将来从事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技能的必要手段。重不重视劳育也是单纯“应试教育”与全面素质教育的分水岭。
六、心育：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是要靠每个学科一堂一堂课逐渐培养和提高起来的。传统教学在这方面缺少有效办法，单纯应试不仅忽略心理素质培养，反而会造成学生的心理障碍。“多种媒体教学”中通过“五色反应卡”进行课堂上的即时反馈调节，对培养学生心理素质有显著功能。每一个学生回答教师的提问或解出一道习题，老师都不轻易当裁判，而是要全体学生亮卡评判，这是全面性；稍加思索，立即亮卡，这是即时性；对同意亮红卡，对不同意亮黄卡，没有含乎的余地，这是准确性；选择题、判断题答案正确立即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肯定与赞许，错了马上得到老师或现学的纠正和帮助……有助于培养每个学生的自信心、自主性、责任感，克服盲目从众、投机侥幸、怠惰自卑等不健康心理。
媒体的全球化和民主化进程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其深度和广度远非一两篇论文甚至一两本专著的讨论所能穷尽。但我们认为，要探讨这种互动关系首先需要一个满怀希望的信念和一种批判的态度。
有人曾经天真地相信，新兴的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会自动自发地摧毁现有的等级制度、重新分配权力、促进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的对话、新意识的传播，不仅造福于世界和平，而且在不同的民族、阶级和文化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这显然是过于天真的幻想。
然而，我们坚信人类，相信个人一旦聚合为集体，成为“人们”或者“人民”，就拥有重塑传播体系、甚至政治制度的能力，而只要他们发挥出这种能力，上述的全球媒体和传播网络可能发挥的作用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批判的态度源于我们对现实冷静的分析：跨国媒体和传播网络不一定有利于推进和平与民主。可以说，培育全球化媒体的土壤根本不是和平民主，而是统治性的制度和系统性的暴力。
基于以上的信念和态度，本文力求从一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媒体全球化和民主化的问题。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提出泛泛而谈的新理论，更不是提供微观的描述，而是对这一对相关的命题进行理论和历史性的梳理，从中提出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有时在众说纷纭的议题中提出恰当的问题往往比得出草率的结论更有助于提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关于全球化和民主的关系，政治学中专论已有很多，但它们很少关注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虽然媒体的全球化以及媒体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但是很少有学者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而且，正如Hamelink(1995)所言，在现有讨论中，媒体和社会民主化的关系总是被当作媒体机构自身民主化进程之外的独立命题。实际上，通过媒体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市民社会或者国家运用传播来推动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民主化——和媒体本身的民主化是两个相关的问题。因此，在我们看来，媒体民主化这一概念里的“民主化”一词有双重含义。用作形容词时，它着重于公众传播促进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和变革的方式方法；用作动词时，它意味着需要促进媒体本身的民主化，也就是提高一个社会的媒体系统的代表性、可接近性、可信性和可参与的程度。还有，在目前关于媒体全球化的讨论中，文化研究领域和政治传播领域之间的对话极其有限。本文的视角正是位于各类新旧学术领域和政治实践的交叉点。我们力求从新的角度出发，挖掘前人没有发现的点与面之间的潜在联系，同时吸收政治学理论和来自其他不同学科和专业背景的观点。
媒体的全球化
“全球化”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和学术争论的中心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观点瓦解了既有的范式和正统政治学说”（HeldandMcGrew2002,2）。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上来分析这个问题。全球化是真实发生的现象，还是用以掩盖更重要的根本利益重新分配过程的意识形态话语？如果它是个“真实”的过程，它在历史上是全新的吗？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依然是个人身份和政治生活的中心点吗？抑或它们已被全球化过程替代、消解或混杂融合？全球新经济是否正在形成？它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与形式？是什么人为了谁的利益通过哪种方式支配着全球治理？有什么结果？全球财富是否在增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全球化是不是财富增加的主要原因？(Held,McGrew,Goldblatt&Perraton,1999;HeldandMcGrew2002)。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派生物吗？是否标志了时空的浓缩和遍布全球的参与者和不同地方越来越深的相互依赖？又或者更具体地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普及，也因此和帝国主义扩张难以区别（PetrasandVeltmeyer,2001）？最后，全球化在诸如通俗文化的全球共享和移民社区的形成等方面的表现是否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全球化具有相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Bello,2002）？
对上述复杂且有争议的问题的种种回答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划分左别的标准。有的欢呼地球村的形成和一个技术革新、个人自由、政治民主与经济繁荣的新纪元的来临（如Friedman2000），有的则恐惧它会导致“一场反对一切的战争，被唯一超级力量主宰的世界，由国际精英组成的、导致全球生态大灾难的专制联盟，或这些因素的某种结合”（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xiv）。Held和McGrew（2002,98-117）认为有关全球化的政治观点至少有六派之多：新自由主义者、自由的国际主义者、制度改革者、全球变革者、国家主义/保护主义者，以及激进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社群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不同的视角和理论范式自然也隐含着对媒体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的不同认识。总的来说，自由主义现代化范式倾向于关注媒体对促进由专制独裁向自由民主转变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东方和南方的国家。跨国媒体——特别是来自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媒体——大多被当作社会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代言人。因此，传媒大亨、西方政府、新保守派和技术热衷者们的代表性观点是：
如果将政府视为信息民主的潜在威胁，媒体技术的全球化就使得绕过独裁政府对信息流动的控制、打破独裁者对不同观点的压制成为可能。作为摧毁政府传播垄断的催化剂，市场化改革一旦和媒体技术的广泛利用相结合，就能引入信息民主。（WaisbordandMorris2001:vii-ix）.
与之对应，持批判态度的政治经济学家和反全球化社会活动者把西方跨国媒体和按自由市场逻辑来组织的全球信息流动视为不平等的统治性权力，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削弱了各国政府保护其“自主信息空间”的能力（WaisbordandMorris2001:ix）。
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我们需要探索的是政治社会民主化与媒体全球化之间的复杂的、有时相互促进，有时互相矛盾的关系。我们认为，全球化确实是一个虽然不是全新但意义重大的现象。大众传播过程、传播机构和传播技术一方面影响了全球化浪潮的演进，一方面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根据Sreberny（2000）的研究框架，我们讨论媒体全球化如下的几个方面：媒体在组织、市场、形式、流动、效果和治理等方面的变革，以及媒体“由下而上的全球化”，即媒体在市民社会中的运用。
这些相互关联又不平衡的变革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加速，并导致了国家之间和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在组织逻辑和治理上的重要转变。二战后的30年，虽然世界处在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敌对的冷战背景下，世界传播体系基本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来组织（或重新组织，如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国家组织的媒体服从于不同程度的公开检查和政治控制。在西方，传播政策则与国家所建立的不同类型的自由民主相联系。传播政策有两个关键要素：本国控制和公共服务。前者意味着以民族国家为核心，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原则；后者则体现了公民权利、平等和民主参与的原则在决策中与市场和私人财产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为重要的理念（SchillerandMosco2002,6）。
历史上，这两个要素在传播领域中为资本逻辑的完全表达提供了主要的政治缓冲。许多西欧国家对公共广播实行垄断。在加拿大，虽然历史上“不是（本国）国家就是美国”（thestateortheUnitedStates，也就是说，如果加拿大国家不介入广播业的经营，而只让私营广播按市场规则运作，加拿大的整个广播业就会成为美国商业广播网的一部分）的争论把传播和文化政策中的激进民主观点边缘化了（Mazepa,2003），本国控制是公共广播体系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一体系被认为是哈贝马斯主张的公共领域概念的最好体现，在私人广播之外提供了有利于民主的选择。因而，它不仅受到广泛的赞扬，而且被认为是加拿大的文化立国之本。即便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也建立了本国控制的传播系统，禁止外国人拥有通讯业公司和广播电视媒体。当然，与此同时，美国媒体积极向海外扩张。公共利益的定义虽然不太明确，却在美国传播法规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性角色，它意味着对资本积累以外的其它目标的认同。
公共服务原则是在战后“自由社团合作主义”（liberalcorporatism，CurranandLeys,2000,221）这一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式下被确定、协商和实践的。在这一制度安排下，“渗透国家各个角落的公共服务原则抑制了市场关系和商业广告在广播电视业及其周边行业中的深化与泛化”（SchillerandMosco2002,9）。这一背景为美国新闻业的“高级现代主义”时期提供了条件。较高的职业自主性和“客观性原则”是这一时期新闻业的主要特征(Hallin2000a,221;HackettandZhao,1998)。
在刚刚独立或脱离殖民统治、并被视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媒体系统不仅按国家政策组织，还被授权来促进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然而，这些系统在实践中很大程度上受到前殖民势力和跨国资本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结盟运动的参与者不仅要求通过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来获得更有利的全球贸易地位，还极力要求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这一运动的部分理由是为了保护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在传播政策主次选择中的独立。
虽然各国对正式但是非强制性的国际规范和条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倡导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承诺，战后的传播政策主要在各个国家自己的框架中制定和执行。很多人注意到，全球化使现有的理论和实践中显得问题重重的原因之一，是它对民族国家作为政治权利和民主责任的“承载者”的角色提出了深刻的质疑。这种质疑的关系在传播权利和结构（公共领域）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亚于它在政治性更强的机构中的重要性。国家死亡的说法是否夸大其词仍然是社会理论家（Held,McGrew,Goldblatt&Perraton,1999;AronowitzandBratsis,2002）和传播学者（CurranandPark2000:11-16;MorrisandWaisbord,2001）激烈争论的问题。但可以明确的是，当今国际传播理论中的许多逻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生的三次相关的变革。
第一，社会主义阵营的裂变，原因复杂，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这些国家内部部分精英和民众对民主和民族自立的渴望，也是因为美国里根政府强化冷战策略，对社会主义阵营施加了经济压力。
第二，“国际信息传播传播新秩序”（NWICO）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自强愿望大多被抑制，原因有后殖民民族国家的内部矛盾，也因为它们受其到了外在势力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系统攻击。这些攻击由美国和英国在联合国体系内外发起，还源于西方跨国媒体集团，因为“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倡导的国际传播重组对它们形成很大冲击(参见Preston,Herman,andSchiller,1989;Vincent,NordenstrengandTraber1999)。在联合国内部，与“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相符的有激进的媒体民主化可能的项目被单纯强调为第三世界媒体工作者提供西方技术与专业技能培训的发展项目所代替。同时，第三世界的政治精英不再挑战西方传媒对传播技术和跨国信息流动的独占性支配，转而赞成与全球媒体的统治性势力协商它们与本国和本地区的关系（Mosco1996,209）。
第三，市场自由主义的崛起，它发源于英美这两个最强大的北大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然后发展到世界其他地方。作为意识形态教条，市场自由主义几乎像宗教福音一样被推崇与推销，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自愿或非自愿地接受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主导逻辑。
以上变革同数字网络和技术的飞速提高相结合，解放了资本力量，并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由市场驱动的传播体系铺平了道路。过去的二十年见证了私有化、商业化、贸易自由化及总体的放松管制（更确切地说，是基于市场的再管制），包括在国家媒体系统中取消关于维护本国控制和公共利益的限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美国站在这场运动的最前列（HermanandMcChesney1997;Schiller2000）。国家不再是媒体服务的提供者，对媒体所有权和广播通讯行业中有关公共利益的责任条款的管理也大大放松了。
媒体全球化的第一个方面是跨国媒体公司和市场的主导地位。媒体兼并的浪潮产生了超大规模的传媒集团，如“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和“贝塔斯曼”等。这些集团在超国家力量和民族国家力量的帮助下，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和组织形式扩张到全世界。当然，商业化和外国渗透的程度和范围在世界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的不同媒体部门是参差不齐的。威权政体对跨国媒体的渗透有重要的限制。但总的来说，新形成的系统在所有权结构、生产、分配和消费等方面都越来越全球化。尽管美国的信息和娱乐公司仍然在全球占据突出地位，但它们的拥有者在国别上趋向多元。通过合资企业和其它组织上和经济上的结盟形式，以前具有鲜明国家特色的媒体系统在结构上与大跨国媒体集团发生了联系。同样，媒体的生产和消费，如电影和广告的生产和消费，也被全球化了。有人认为这是多极化和多元化的全球体系的证据，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文化统治已经转化为跨国集团的文化统治（Schiller1993）。
第二，媒体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目前支配跨国媒体生产和流动的大约10家公司的崛起，还意味着商业化媒体作为普遍的媒体形式在全世界的推广（虽然欧洲公共广播制度在新兴的东欧民主国家有一定形式的扩散），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工业在南方国家的建立，进而对全球和各国的传播空间进行新自由主义重构。更广泛地说，西方媒体形式的扩散既包括了作为信息扩散和传播手段的收音机、电视机及因特网技术，还包括节目类型和形式、职业观念和惯例。
第三，跨国媒体流动，即信息、形象和产品通过大众数字传播网络的分布与扩散，由全球和地区的制作中心支配。同时，反向信息流也有限度的存在，占全球支配地位的媒体也会对边缘国家或地区的媒体内容、形式和投资进行有选择的融合，如合拍电影，经过挑选的（和改编）南方文化的版本，或更确切的说，南方的文化元素和跨国集团的融资与发行支持结合在一起后，越来越多地受到北方受众的欢迎；“世界音乐”和某些电影都属于此类情况，如武侠影片《卧虎藏龙》和鲁珀特-默多克旗下公司拍摄的描写南亚女性移民在英国的经历的电影《我爱贝克汉姆》。当西方媒体，主要是美国媒体集团，在海外扩张的同时，外国媒体集团也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市场扩张，如墨西哥的Televisa把广播节目、杂志和音乐唱片出口到美国(Zhao&Schiller,2001;PaxmanandSaragoza,2002,64-85)，中国也把卫星电视频道送到了全球各地，《女友》杂志办到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但可以说，从加拿大电视黄金时段的娱乐节目到中国的休闲杂志，全球媒体生产中心以外的媒体受众越来越多地直接或间接消费进口的媒体产品。
第四，同时也更不确定的是，当无数人同时体验着一致的媒体形式、媒体产品、渠道和景象（如戴安娜王妃之死和入侵伊拉克）时，媒体流动的全球化是否也意味着媒体效果的全球化。之所以有这种不确定性，是因为所谓“同质”的效果不能靠推定来确认。大量研究证明，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下，受众对媒体文本的解读具有差异，对不同形式的媒体接受程度也不同。
第五，媒体的管理有全球同质化的趋向。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后共产主义的“转型社会”，西方媒体的管理体系起码在原则上，如果没有在实践上¬，被采用（见Price,RozumilowiczandVerhulst2002）。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传播法律法规的角色被重新界定。1996年美国电信法对市场和企业偏向十分明显，在全球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也看到自己的角色正在从“行业的管理者”变为“市场的推动者”，努力促进国内和国际传播的竞争（Thussu2000,93）。市场原则同样体现在欧盟传播政策中，尽管程度比较低，方式也比较复杂，并比较有争议（McChesney1999;Mattelart,2000;Schlesinger,2001）。更重要的是，这一转变已体现在最基本的宪法层面。例如，美国的司法解释越来越多地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变成一个挡箭牌，不是为了改善公民的传播民利，而是要“让政府的法律法规不触及私有媒体和广告”（McChesney1999,257）。
在全球范围内，媒体管理也发生了双重转变（OSiochru，2002；赵，2003）。首先，超越国家的组织，如世贸组织和地区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在设置政策框架中起到了比国家更为重要的作用。第二，公共服务和全民服务的观念正让位于市场原则和跨国集团的利益。传播法规首先是作为贸易问题被修订，遵循的商业逻辑正是“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批判的对象；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贸易体系取代联合国成为管理国际传播事业的首要机构。意义深远的是，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压力下，国际电信联盟（ITU,联合国机构）的管理和组织框架也被重构，给与私有企业和成员国几乎同样的权利。今天，国际电信联盟“建议世界各国解除那些阻止广播电台、有线电视企业和电信公司中的混合所有权的结构性规章，并且始终按照世界最强的国家和它们的传播公司设置的议程行事”（Thussu2000,91-93;seealsoHill1998,99-121）。在这种背景下，以技术为主要关注对象的国际电讯联盟取代联合国来负责组织“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orldSummitonInformationSociety,WSIS），十分值得注意。
上面所说的各项变革带来了泛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传播体系——这种新秩序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名称。拥护者称之为“信息社会”或“地球村”。批判性的提法很多，有传统的帝国主义概念，也有Hardt和Negri提出的既新颖又有挑战性的“帝国”观念。Hardt和Negri认为，与军事和经济力量一起，这种传播体系通过定义现实来成为“帝国控制的基本工具”（2000，346）。这个体系的主导逻辑就是通过一个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传播输出网络，促进资本积累，致力于“创造世界消费者”（Schiller，1993a），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就是让全世界的个人都成为有利于跨国资本利益的主体。
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很多作者认为上述趋势证明了媒体传播网络与全球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结合（HermanandMcChesney1997,Chapter1;Schiller,2000）。然而，这种由企业和政府驱动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与“全球抵抗运动：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是相对应的（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10;Dyer-Witheford,1999）。这是媒体全球化的第六个特征：为满足企业和军事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跨国传播网络，被民间社会活动家所利用，来表达他们自己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主张。在越来越网络化的世界，主流媒体的权力正面临非主流媒体机构和传播实践的挑战和竞争（CouldryandCurran,2003）。近来，国际民间组织网络的一个新焦点是跨国媒体的治理。这些新趋势提出了一个问题：媒体是不是既充当了民主化的动力，也成为民主化变革的目标？
媒体民主化？
和全球化一样，民主也是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在西方社会，它受到普遍的拥护；政治家不想被当作是反民主势力，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虽然有理论家自称后女权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但没有人给自己贴上“后民主”的标签。在南方和东方国家，接受民主的观念要困难一些，因为它有时被等同于外国势力和不受欢迎的西方普世主义和/或资本主义价值观念。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历史终结”的陶醉感和民主资本主义必胜的信念，已经随着定期的全球经济危机、后苏联国家中的腐败和经济萧条而消失；种族国家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卷土重来，在某些国家中，快速的市场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已经造成了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少数民族和在经济、社会上被边缘化的占本国人口大多数的民族之间潜在的矛盾，从而进一步导致了陶醉感和必胜信念的消失(Chua2004)。然而，尽管世界上很多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民主”，但他们仍然坚持政府应该反映他们的价值和利益。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治力量争取个人和集体自由的斗争在全世界稳步推进。
虽然学者们支持民主――不论它是一个过程，一种结果，还是一种正义与人道的统治方式，对全球化媒体在民主进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媒体自身是否需要民主化，答案则各不相同。原因之一是民主有很多不同的概念，它们互相矛盾，为评估媒体的表现提供差异极大的不同标准。冷战时期，加拿大著名学者Macpherson(1965)挑战过西方正统观念，他认为即便的非自由主义政治体系——如共产主义和新独立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原则上也可以合理宣称自己的民主性。这种宣称扩展到这些国家正在努力建设民主（虽然听起来含义颇为模糊），这种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的组织形式，而且是一个没有阶级统治的社会类型，它能够培育发展的动力，即让每个人都享有充分发展和展示自己能力的平等权利（Macpherson1965,58;又见Macpherson1977,114;Downing2001,43-4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主传统并非西方所独有：遇事互相协商和类似共产主义公社的平等组织制度是许多非洲社会被殖民者占领前的特征。这种组织制度必然地拒绝个人拥有“自然权利”这种抽象的西方概念，而是将亲属关系和给予个体生命意义的部落集体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当然，这种传统也有缺点：限制个人自由、保护家族关系、容易引起与敌对社区的冲突。
即便植根于中产阶级革命和早期现代欧洲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也不能说是一种铁板一块和一成不变的政治传统。大致来说，关于民主和经济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媒体，我们可以确立三种宽泛的观点（Hackettforthcoming）。
首先，从市场自由主义派(marketliberal)的角度来说，它并不将民主自身看作是一种目的，而是把它看作是维护政治稳定及个人权利的一种最佳公共制度安排，特别是所有权、缔约和交换的个人经济权利。尽管市场自由主义派经常采取平民立场，但他们对私人消费——而不是公共美德——的强调与精英主义的民主观交织在一起。熊比特（Schumpeter）（1942，引文见Baker2002,130）对这种观点的表述最为经典。按照这种观点，民主只是选举领导者的过程，公民的参与仅限于几年一次的投票选举——从本质上讲，就是让公民在政治市场中扮演消费者的角色。该模式下的媒体和其他产业一样，最好不受政府控制，以便市场对消费者的取向做出反应。如果媒体有公共职能，那就是监督政府，因为政府被视为个人自由的最主要威胁。如果市场自由主义派，尤其是在美英，发现西方媒体有民主缺失的话，就会把它归咎于国家对媒体的干预（特别是公共广播），或者所谓媒体记者的左派偏见。
市场自由主义和精英民主的观点已经在多层面上受到抨击，包括它对公民参与不恰当的悲观、对媒体和政府集中财富后超强权力的忽视。另一种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democratic)的观点比较重视公民在公众评议中的参与价值，并号召媒体促进公共领域的建立——“在这种社会生活的领域中，可以进行信息和有关公共关心问题的观点的交换，从而形成民意”（Dahlgren1995,7）。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的理想特征应当包括：不受支配的自由讨论、平等参与和基于公共原则——而非仅仅出于个人利益——的理性诉求。媒体的民主角色则应当是向各重要团体提供可表达并发展其利益的论坛，通过易于接近和包容各种观点来方便全社会达成政治共识，并把作为私人的个体以民意的形式构建为一个公共形体（Curran1996,82-83;Baker2001,129-53）。
很多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publicsphereliberals)发现当代欧洲及美国民主中的病态——日渐下降的选民投票率、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嘲讽、政治与公共议程之间的脱节、政治话语的琐碎化等等。不安的理论家们发现一部分原因出自政治环境，比如导致分歧的新问题、形象至上的政治竞选、选民对政党忠诚度下降等（Blumler和Gurevitch，1995，206）。但矛头同时也指向了媒体实践，程度稍逊的还有媒体结构。这些批评者称，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压力及市场再管制已经把新闻媒体推向了小报化和信息娱乐化。频道增多而引起的媒体受众分众化削弱了公共领域的一致性，并容易导致政治分化（Turow,1997）。新闻从业人员向政客的炒作顾问(spin-doctors)争取自主的努力迫使他们采取半敌对的立场，更多地关注政客的策略和丑闻而非实际的政策。尽管有学者批评这些“衰落的叙事”（McNair2000，197；Norris2000），它们已经引起了适度的改革新闻实践的努力。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报纸尝试推动社区居民对公共事件的集体讨论，而不是只根据官方信息来源报道（Baker2002,158-63；Hackett&Zhao,1998）。虽然新闻体制的改革是关健的，新闻从业人员道德操守和新闻实践改革的意义和在职记者对变革的影响能力同样不容低估。
尽管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常常赞成对新闻实践的这种改革，他们却并不质疑媒体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结构，更不用说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提出疑问。与此相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radicaldemocrats)对评价媒体表现提供了更充分的标准。如果说市场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强调对于政策的公众审议；激进民主主义者则加上了第三个方面，即不仅把民主视为一套程序性的规则，还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培育个人与社会的发展性力量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前面Macpherson所提到过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是寻求重振代议制民主，还在于促进对政治、经济和市民社会决策更为直接的参与。激进民主主义者不仅倾向政治平等，还要求文化、社会、经济资源更合理的分配。他们认为，在结构性不平等的社会里，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是敌对的；即使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与经济精英们也会与下层社会发生利益冲突。而且，他们对权力有整体上分析：一个民主的公共领域不能与在国家、经济、性别、种族中根深蒂固的权力等级相脱离；确实，只要这些等级存在一日，公共领域中必然会有话语权的不平等分配。
激进民主主义者支持其它模式倡导的媒体作为“政府监督者”和“公共领域”的角色，但同时他们也期待一种民主的媒体系统以抵制社会秩序中的不平等权力（McChesney1999,288），并推动下层团体之间的平等交流，包括作为民主更新机构的改革性社会运动(Angus,2001)。
在激进民主主义者看来，西方特别是美国这种商业化的、由企业支配的媒体系统，其政治经济的很多方面都有悖于民主平等及参与性的公民权利。无数结构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因素——媒体所有者的政治利益以及他们与商业精英的联系、高昂的行业进入成本、所有权集中化、商业媒体高度依赖瞄准富有消费者的广告收入、大型企业集团拥有媒体、一度互相独立的媒体产业的融合、媒体集团与政府之间密切关系的发展(尽管政府本来应当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对媒体进行管理)——都被认为对煤体内容的多元性和公众对媒体的平等接近有消极的影响，并潜在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层面。（Hackett和Zhao,1998;McChesney1999）。随着大公司的力量和商业逻辑在全球范围内对传播的控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OSiochru（2002）归纳出几个需要着重关注的相关问题：公共领域的扭曲和缩退、对消费主义孤注一掷的盲目宣扬、知识私有化和商业化所带来对“公共信息空间”的圈地、电子媒体对民权的侵蚀。
媒介民主化的四次波浪
既然民主的概念有这么多分歧，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又如此不平衡，所以将媒体民主化作为单一项目或运动来理解有困难也不足为奇。事实上，在过去的40年中，曾出现过几次媒体民主化浪潮，每一次在历史起源和思想资源上都不尽相同。
上文提到的20世纪70至80年代出现的关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的争论是这些浪潮之一，它是第三世界后殖民国家争取独立与发展的副产品。它表达了民主化过程中两个具有潜在矛盾的方面——后殖民国家在文化与传播上的（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概念，类似于Macpherson提出的第三世界追求发展的民主）和给予公民更多权利的参与式传播（这是一种更加类似于激进民主或“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的传统）。推进NWICO浪潮的主要论坛是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里大国统治的现象由于一国一票制而有所改变。它最终的成果便是1980年的“麦克布莱德报告”（MacBrideReport)。Valle（1995，205-10）认为这一报告寻求的是五个全球性问题的答案：
1）传播手段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存在巨大鸿沟，非工业化国家对于工业化国家在相关技术方面的严重依赖。
2）信息商品化及其对以下诸方面的消极影响：公众对信息的普遍接触、媒体满足教育和发展需要的能力、大众对传播的实质性广泛参与、广告大力推销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条件下的文化保护问题。
3）南北之间信息与媒体内容的巨大不平衡，以及这一不平衡因北方跨国媒体对南方报道中刻意忽略和错误描述而进一步加深。国际通讯社是当时注意的焦点，但这一争论也逐渐囊括了其他媒体形式中的不平衡，如跨边界数据流动和广告（MacBride和Roach1993，6）。
4）外国干预和跨国公司对数据流动的控制对不同国家的信息传播所造成的威胁。
5）发展草根和另类传播形式，用于大众教育、表达公众意愿或大众动员。
NWICO运动存在很多缺陷，比如第三世界一些伪善的领导人打着摆脱殖民地地位的旗号加强国内控制，但这些缺陷丝毫不能损害它对70和80年代国际传播进行的双重批判——被西方强权控制、按照资本积累的逻辑运行——的重要性(Mattelart,2000;赵，2003)。实际上，NWICO强调了在关于出版自由和民主交流的讨论中常常被忽视或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一种内在关系：以前，民主传播模式，对民主传播的渴望，甚至在更广泛意义上，对民主模式和民主的渴望，都只是局限在某个国家内部被表达、争论和（不完整地）建构。第三世界国家对国际传播中民族国家的追求是与反帝反殖民和其他一些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社会运动并非都倾向于采取暴力或列宁主义的方式，也并非都在国内建立了程度相同的威权统治——中国和印度的对比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虽然为了争取国家独立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行的早期斗争并不符合现代自由主义者对民主的定义，它们的斗争目标却可以理解为民主传播得以实现的一项前提条件：不受外部控制的民族集体自治。
尽管官方的NWICO讨论大多在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层面上进行，在国际范围内，起码在一些国家，它同时也是一项“人民运动”，激励了国家政策制定者之外范围广泛的其他参与者和多种传播形式，而这些参与者和传播形式反过来也激励了这项运动。在拉丁美洲，工会和教堂等民间社会组织发展了民众自办的社区广播，如玻利维亚的矿工广播。PauloFreire的教育哲学则强调贫困人口在小集体传播中对其自身价值的表达和对自身贫困根源的分析。在印度和非洲，大众剧场和其他传统的民间媒体有长久的传统并有一定成功经验，小型印刷媒体和录像则成为城市中工会和社区团体的表达工具。
媒体民主化的第二波由20世纪60、70年代一场要求听到公共声音、鼓励反主流势力参与传播的社会运动引发。这一浪潮与上述的世界性第一波在时间与思想资源方面有重叠之处。这项运动挑战的主要对象是全球资本主义中心——西欧及北美的大众媒体中越来越集中的企业控制、霸权性的话语表达和商业化的逻辑。这些挑战根源于青少年的反主流文化思潮和20世纪60、70年代新兴的社会运动，包括反越战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学生为主的新左翼运动、（自由）民权和美国（激进）黑人民权运动、少数民族争取平等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魁北克独立运动、环保主义、反核抗议等等。一些理论家（如Melucci，1980）注意到了以个性为前提的“新”社会运动与以国家和经济（比如劳工问题）问题为导向的“旧”社会运动的区别。在我们看来，这种区别颇有些牵强（Carroll和Hackett2004）。在西欧，特别是意大利和英国，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劳工和社会主义者的激进抗争密切相关。
起初，部分此类运动在主流媒体有比较同情的报道，还有一些，如世界绿色和平组织，甚至能够在主流媒体的帮助下形成国际性的运动（Dale1996）。但更多的情况是，媒体框架忽视、贬低甚至否认反主流势力的重要性（Gitlin1980;Hackett,1991），从而促使他们创立了“另类的”或“激进的”媒体（Downing,2001），进而建构超越或反对企业和国家控制的独立传播网络，即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化。随后的数十年中，随着主流媒体的所有权日益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促使主流媒体观点更多样化和民主化的努力也增加了很多形式，如通过媒体教育和“文化干扰”来改变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通过培训和公关活动使主流媒体增加进步信息内容；组织以改革国家传播政策和媒体组织结构为目的的联盟（Hackett2000）。英国始于1979年的“新闻与广播自由运动”(CampaignforPressandBroadcastingFreedom)和美国始于2003年的“自由新闻”(FreePress)都是建立此类联盟的先例。
激进的民主运动和“公共领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强调的西方媒体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deficit)已经引发过政府的调查和局部改革，譬如英国的媒体所有权最高限额、美国广播的公平原则及其它公共服务规则、法国的回应权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媒体补贴政策。这些改革都在当今的全球化时期之前实施，在很多国家，它们都已经或者正在被新自由主义政策废除或削弱。但在西方，媒体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由下而上民主化”的势头。
相反，西方政府、西方的基金会和西方媒体公司对媒体民主化的第三次波浪相对比较支持（虽然这三者中最后者的态度也许最含糊）。媒体民主化的第三波发生在由独裁政体向自由或名义上的民主政体转变的转型社会中，媒体改革和政治、法律改革结合在一起（Price,RozumilowiczandVerhulst2002）。自前国家解体后，前苏联国家，尤其是东欧，通过巨大努力进行改革。因此这次浪潮有将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如波兰工会Solidarnocz的群众运动），自上而下的民主化（原政体中的自由主义势力，最著名的是戈尔巴乔夫）同由外而内的民主化相结合的特点。
但尚需讨论的问题是，这种改革是否有效，其结果是通向一个有活力的市民社会还是融入一种去政治化的全球消费文化。总体来说，后共产主义的媒体改革，较多地涉及自由化——对媒体管制的规范化和对个人及企业免受政府压制的表达权利的肯定，而较少涉及民主化――对民众自治和根据自身能力平等参与社会决策的实质性权利的强化（Hamelink,1995）。的确，跨国媒体集团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其它经济利益问题的关注要超过对公众观点多样性和表达自由之类的问题的关注。事实上，他们已经并且还在与亚非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形式的支持市场自由和跨国资本的军事独裁或市场专制威权政体相处得相当不错。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细微的差别非常多，跨国媒体在特定的情况下也有支持民主化的记录，而且西方国家促进“转型社会”改革的努力没有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模式，美式商业模式（市场自由）与欧州“公共领域”模式之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
媒体民主化第四波出现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促进了致力于社会民主化和传播民主化的跨国民间社会网络的形成。作为最新的发展，这一波值得特别的关注与重点评说。在世界很多地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传播网络和信息技术已被反全球化，或更准确地说是“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运动所采用。最近几十年中，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NGOs）在全球传播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的概念有着复杂的思想历史，它的重新崛起与东欧争取政治民主化的斗争紧密相连(Sparks和Reading,1998)。非政府组织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出现于国际舞台。有效的传播策略，包括对主流媒体的运用，一直都是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政府组织及其网络展现其力量有一个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它们于1995年到1998年间介入了在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的框架内进行的《多方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来自70多个国家的超过600个组织参加了这场运动，最后成功地阻止了这一旨在给予资本前所未有的流动自由的贸易谈判。虽然非政府组织的这场空前的网络传播动员与干预并不是谈判流产的唯一原因，公认的观点是，它们的作用十分重要。这种介入可以被看作通过媒体（主要是因特网而非其它大众媒体）推行民主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决策的范例。而一个范围更加广泛，虽然不是那么显眼却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就是各种南方妇女网络的出现。
然而直到最近，非政府组织才开始致力于传播过程和媒体本身的民主化。他们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活动也十分多元，有的致力于媒体教育、有的致力于媒体监测与分析、有的则着重于促进言论自由和保护记者权利，更有的倡导与全球化传播相关的政策(赵，2003)。
关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现在虽然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梦魇（Nordenstreng1999），但它仍然是动员市民社会的一件宝贵遗产，这点在2003年底在日内瓦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全球市民社会的地位中可见一斑。除了前所未有的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市民社会组织和力量的广泛参与外，这一力量第一次作为国家和资本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在国际性峰会上取得正式参加者的地位（而不是像世界其它峰会那样，只是旁观者和会议大厅外的抗议者），并发表了体现民主精神的名为“建设人类所需要的信息社会”的宣言(中文版见ITU网页，itu.int/wsis/docs/geneva/civil-society-declaration-zh-pdf)。此外，《人民传播》和其他国际文件都表达了对媒体多样性、媒体责任及大众对社会变革能力的渴望。并且，在上文提及的媒体民主化前几次浪潮中出现于国家背景下的另类媒体，现在也正在通过互联网扩展和跨越国界。许多独立的非主流记者通过互联网报道伊拉克战况正是这种传播的例证。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组织机构的区别，非政府组织的媒体在占统治地位的全球传播系统之外提供了对该系统进行补充、调和甚至挑战的多种声音。
当然，对跨国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的任何乐观看法都必须在现实中冷静下来。首先，在改变而非维持现有的在阶级、种族、国家、性别等领域的不平等统治关系问题上，并非所有的市民社会组织都是进步的。第二，即使进步的市民社会行动也并非总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比如，在东欧，早期所谓自治“市民社会”的承诺至今尚未实现；相反，随着新闻界按商业逻辑操作、广播电视屈从于执政党的影响，“市民社会”变成仅仅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表达。虽然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峰会上的地位有历史性的突破，在上文提及的2003年在日内瓦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占世界近1/5人口的中国没有独立的市民社会组织参与(Zhao,2004)。在中国，传播系统中跨国媒体公司，政府、和被商业媒体作为消费者来迎合的城市中产阶级的话语强势十分明显，在人数上并非少数的弱势群体在媒体上的声音十分微弱（Zhao,2003）。在印度日益商业化和全球化的媒体制度中，类似的系统偏差也同样明显：倾向于城市中产阶级、不利于农村贫困人口。在非洲，南非已在媒体民主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它曾经与广泛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政治和社会斗争结合在一起，但这种市民社会推动的公共广播在非洲却也是硕果仅存，在其它大部分国家与地区，民众挣扎的声音在强权政治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的”结构调整”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中显得极其微弱。与之相比，在拉美抵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市民社会的网络覆盖和动员则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最引人注目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墨西哥的萨帕塔(Zapatista)起义。最近，NaomiKlein（2003）报道，在反对跨国公司不顾当地利益的矿产开采斗争中，阿根廷南陲小城Esquel的市民和绿色和平组织在阿根廷的分支机构联合起来，并不断“挖掘”对本地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发挥关键作用的信息，最终发起全体市民公决，投票抵制了一家加拿大和美国合资开采企业的投资计划。
当然，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和跨国资本之外、甚至与它们具有潜在对立性的力量，“市民社会”的概念仍有待分析。当非政府组织被当成市民社会人时，这个概念更值得推敲。毫无疑问，有一些媒体，如“独立媒介”（IndyMedia），试图帮助那些在全球秩序中被边缘化的地区和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很多非政府组织都有“迎合并服务于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议程（Hardt和Negri2000，312-13），成为它的“道德力量”。一些评论家认为，帝国的力量已经越来越深入非政府组织的领地，创造、培养或把它们转变成灵活的外包型团体，通过它们实现自己的目标（Brecher,CostelloandSmith2000,88）。因此，国家一方面向上将自己的一部分力量转移到WTO这样的超政府实体，另一方面向下将一些功能转移到非政府组织，使他们成为“影子国家”的一部分（Mitchell，2001）。
所以，在评价“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意义时需要谨慎。然而，在美国这个全球资本的心脏潜在大众媒体改革运动的形成、妇女组织的跨国网络的出现等，说明了市民社会和媒体全球化的正面意义。
媒体的全球化和民主化：矛盾与问题
所有这些复杂的趋势相互叠加，提出了复杂而繁多的问题，在这里无法充分的解决。我们仅仅列出以下问题，为将来的研究、讨论及行动提供思路。
1、全球媒体机构（和媒体全球化进程）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我们上文提到过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一种庆贺，一种悲观。市场自由主义相信全球化了的媒体机构的民主化作用。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全球媒体对推进民主的作用还不够大的话，是因为它们缺乏渗透。相反，激进民主派学者则认为，全球媒体的民主局限正是它们遵从的市场逻辑的结果和成功控制新市场的产物。实际上，媒体全球化的实际意义非常复杂，因很多内部和外部因素变化而变化，也因为传播的手段、内容和背景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在中国，90年代以来，不仅国内媒体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新闻从业者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跨国媒体本身在结构上的变化和它们在华的利益关系与80年代也有很大不同。十几年之前，美国的三大电视网还不是各个跨国媒体娱乐集团的子公司，它们的母公司在华还没有投资利益(Zhao，2001)。全球化的深入与跨国媒体娱乐集团对中国市场的渗透不免直接或间接影响它们对中国的报道取向。在拉丁美洲，媒体早已经按商业模式发展，国内媒体与跨国媒体的整合程度也相对较高，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媒体，它们对地区民主化影响都很复杂，没有单向或一致的效应。一方面，传统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础，即公民概念的发展和政治的非威权化尚未完成。而传统政党政治的堕落、政治推销的兴起、以及电视作为代表底层阶级的媒体的重要政治角色，使一些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学者们担心拉丁美洲的政治是否已被美国化。但另一方面，最近几年这一地区的一系列政治发展也显示了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学者们的精英主义局限。在巴西，鲁拉的劳动党在重新振作的市民社会基础上的获得选举胜利；在阿根廷，被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下层民众在国家经济经历了近于崩溃的危机之后，自发组织起来，重建自主的经济社会生活形态。独立电视纪录片<<为阿根廷哭泣>>(CryforArgentina)生动描述了这一发展。在委内瑞拉，虽然有美国的期望，还有国内主流媒介与反对派的合流，这些势力还是没能通过非法和合法公决有同情下层民众主张的现政府。所有这些，加上印度国大党重新获得政权，都证明了怀疑主义、个人崇拜、电视推销和消极旁观主义之外的实质性民众民主政治的存在。
在对媒体全球化表示担忧和赞成的两种观点的对立中，媒体全球化的不平衡性质和明显以阶级为基础的跨国媒体供需结构可能会被忽略。事实上，能直接接触全球化媒体的群体主要限于少数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精通英语和男性比例非常高的精英阶层，因此Sparks（1998，122）称由此产生的传播空间是“帝国主义的、私人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必然的“全球公共领域”。即使这种全球公共领域的假设被接受，与这一公共领域相对应的民主概念也是相对狭窄，意味着市场经济和定期选举制度。对媒体全球化民主后果的评估不仅与对它的影响不同的评价相关，也与以上讨论的不同民主类型各自不同的规范标准相关。
这些评估结果也和对公共传播媒体与其它的社会政治机构和进程之间的关系更广泛的假设相联系。正如我们在上文对于民主模式的讨论中所暗示的，对西方媒体的理解各有不同：在同政府的关系中，它或是独立的“看门狗”；或是对权力逢迎讨好的“哈巴狗”；或是对权威过分敌视的“疯狗”。在东欧和其它“转型社会”，媒体则可能被看作是正在寻找安全家园的“流浪狗”。然而我们希望避免这种“单向度”的描述，而把媒体当作变革与抗争发生的场域本身。在原专制国家政治动荡的情势下，“小”媒体可能比官方媒体或跨国媒体集团更具影响力；尤其是当小媒体同社会运动的改革势力结合起来时更是如此（Downing和Ford、Gil、和Stein，2001）。
2、媒体所有权明显多样化、全球媒体流动多向性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意义是什么？区域性媒体是否全球化和民主化之间决定性的纽带？像Al-Jazeera或巴西的Globo这样的地区媒体是否有助于建立更多元化或更多极化的世界秩序？
我们认为问题需要重新审视。这里问题在于民族主义（文化）的分析框架与以阶级为基础的分析框架之间的对比。前者可能认为跨地区及反向的媒体流动驳斥了体现美国文化产品向世界其他地区单向流动的“文化帝国主义”。但这种媒体流动的多样化不应该与新的制度逻辑和民主选择与表达的新时代的到来相混淆（Zhao和Schiller，2001；赵，2003）。相反，资本积累的逻辑正成为全球传播体系的统一规则。跨越空间的全球化媒体体系的形成是媒体生产中“商品化强化”的过程，是在美国以及其它地方的“超级商业主义”发展的过程。在全球媒体系统中，只要可以带来利润，一切都似乎可以用任何语言、在任何地方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频道增多和小众化仅仅表明“跨国视听工业愿意‘寄生于’文化差别中，而不是改变这种差别——只要文化差别能带来利润”（Zhao和Schiller2001，140）。对种族和民族差别的再现，”帝国“的“解决方法”不是去同化或否认它们，而是用一套有效的控制机制去支持和管理它们（Hardt和Negri2000，200-01）。同旧式殖民主义相比，全球化让全球化集团更容易地整合地方企业、吸纳当地精英，而不再从政治或经济上消灭他们（Sklair2001，256）。
因此，认为全球化和本土化互相排斥可能是一个误解，基于反向信息流动而攻击“文化帝国主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Schiller1991）。以拉美为例，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虽然北美媒体模式和企业影响了拉美，依附和模仿不是这种整合的全部；当地的政治文化也塑造了拉美的媒体。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个文化地理学问题，而是社会组织的主导治理逻辑问题。例如墨西哥Televisa公司成功的跨国商业性电视产品，可以看作是文化产品的资本和商业逻辑战胜其它公共传播组织方式的标志（Sussman,2002）。在分析拉美电视剧的成功输出并把它当作反向媒体流动的经典范例时，正如马特拉(2000,43)所提醒，国外机构和广告商在拉美本土文化吸纳它并把它发展成本土文化形式之前早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3、西方模式和观点对理解和促进全球政治和媒体民主化过程有多大的充分性或关联性？这里，一个具有讽刺性的双重过程正在出现。一方面，西方媒体理论和实践正通过西方出口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进口国的同时努力而扩散。起源于欧洲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和公共领域的观点正在指导着后苏联“转型社会”的媒体改革。在非洲，虽然很少有人接受公共服务广播的观点，但也没有出现其它西方或是来自于当地传统的民主选择。在其它许多地方，不仅是西方媒体及其产品，还有它们的组织和职业模式都在传播和扎根于不同肥沃程度的土壤里。由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对非西方新闻工作者的训练计划就是这种努力的主要途径。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媒体体系最民主的方面——客观主义和公共服务性广播的职业理念——被传播到其它国家，它们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却被削弱。过度商业主义严重腐蚀了美国媒体的公共服务信念。当东方和南方的改革者在拥抱北美新闻的“客观性体制”时（Hackett和Zhao1998），西方激进的民主评论家指出了它的局限：它使公共话语倾向于那些最具有文化、经济、政治资本的阶层，它成了推进媒体结构性改革的障碍，它约束市民社会运动和媒体间的正面联系，和（或）在冲突性问题中强化极端。尽管在强大的市民社会的配合下，新闻监督的力量不应该被低估，但是在威权政治、社会整体不平等、城市中产阶级中缺乏广泛的改革动力的社会背景下，新闻专业主义有着严重的缺陷。在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角色可能会曝光地方丑闻，但往往不涉及深层问题（Zhao,2000;郭，2001；孙，2002)。即使在印度的民主制度中，调查性新闻也可能被政治力量压抑，而且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它常常较少反映农村贫困人口被压抑的抗议。
这些质疑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可以被用作评估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媒体和民主的适当基准吗？民主传播理论假设了一个关注内部政治社会联系的民族国家框架，可实际上，民主斗争一直都与世界政治经济和外部关系相连，不管要分析的对象是美国的独立战争、两个世纪后的民权和反战运动、还是20世纪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和反对资本主义运动。
正在形成的全球秩序提醒我们，民主既取决于全球国家体系内各国之间的霸权和从属关系，又取决于民族国家内阶级和种族妥协的程度。这里，国内国际两方面的条件和互动十分重要。马克思主义对于阶级政治和民族主义政治有持久的讨论。这种讨论对批判性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治理问题有深远的意义。虽然我们不一定要接受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内在张力这种观点(Wood,1995)，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时的确有矛盾和关系紧张的一面。高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意大利、德国和希腊）有时也回复到独裁统治中；在最近的民主化之前，亚洲（印尼）和拉美（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其它国家）市场改革的引进有时是通过严酷的军事独裁推进和维持的（Petra和Veltmeyer2001，108）。
随着在全球化浪潮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全球的扩张，即使在自由民主的中心地带，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会有加强的可能。冷战结束后，一种线性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框架强调了将前共产主义政权称为“转型”政权的分类，暗含的意思是西方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点。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冷战的结束、“9.11”袭击和“反恐战争”又是怎样地将“转型”变化带给西方：福利国家和社会权利的缩水，美国对战事与国家“本土安全”的重构，反恐法案批准了对公民权利包括传播权的各种侵害。从这一角度，西方国家也在“转型”，其方向并不一定是民主的深化。我们无需赞同对法西斯主义可能兴起的危言耸听式的诅咒就能感觉到近来这些现象指向了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Curran和Leys,2000，225），进而使西方核心自由民主社会走向威权化。我们这种视角想要强调的是一种”没有保证的民主和进步观“(democracyandprogresswithoutguarantees)。而且，在民主化进程的道路上，没有国家拥有道德制高点，简单的线性逻辑更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越来越不满于本国媒体的高度集中和民主赤字。比如，2003年，美国公众反对政府进一步放宽对媒体所有权限制的呼声极高。这应该提醒我们，虽然现在学者们倾向于分析西方媒体向世界其它地区的扩散，但是全球化也不可避免地给它的政治推动核心美国带来了复杂的结果。当美国媒体体系全球化时，美国国内是变得更加民主了还是更不民主了？
4、民主传播的条件是什么？假如需要公共机构授以公民传播的权力和能力的制度安排，并限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集中，那么一个民主政治和法律系统的“授权环境”(enablingenvironment)是必不可少的（RozumiLouoicaamdVeeihulst2002）。于是就出现这样一种矛盾：国家既是民主传播的必要条件之一，又是对它的一种潜在威胁。而且，与“媒体机构具备内在民主倾向而国家是媒体民主化的障碍”这种自由主义的假设相反，如Hallin(2000b)所言，国家可能在媒体民主化进程中起积极作用。以墨西哥为例，自从1997年墨西哥结束了PRI的长期政权垄断权后，商业广播公司Televisa就“不得不挣扎着被国家推向”更大程度的政治公开化。Hallin(2000b)指出，墨西哥的例子解释了Schudson(1994)的观点：国家与民主的公共领域是绝不可能彻底分离或敌对的。
然而，国家也有其存在的内部和外部条件，而且每个国家的形成与变革都有着独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轨迹。目前有关传播和民主的理论不仅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还往往只与美、英两国的历史经验相对应，把它们当作参照。然而，这两国的历史是非常特殊的。它们：
在文化、经济、政治史上令人吃惊的相似主题使它们区别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它们都拥有（自1865年以来）稳固的资本主义民主，作为帝国主义强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未曾遭到别国入侵，有着广泛悠久的基督教新教传统，而且，以全球标准来看，它们极度富裕（Downing1996、X）。
除了如何解决在一个国际性和跨文化的基础上民主地组建政治及传播治理的繁多问题之外，基于“帝国主义”国家之上的民主与传播理论的盲点之一，就是忽视了作为民主政治生活的“承载者”的民族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暴力、对其它民族的征服和构建区别于他者的民族认同才建立起来的。以色列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5、在多大程度上民主化不仅是一个政治进程，同样也是一个文化进程，包括媒体在比提供政治信息更为广泛的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不仅是新闻，还有娱乐媒体在形成大众文化及作为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方面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更广泛地说，媒体的文化功能问题在目前这个历史性关键时刻已经日益突出。我们前面已经提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都出现了种族、宗教，以及基于其它身份认同问题的冲突。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冲突是很久前就预知的、基于现代性/前现代性这两极的“文明冲突”的表现（Huntington,1996）。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作为西方现展模式不平衡扩张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及市场关系的深化，至少要为“原教旨主义冲突”（Ali,2002）和像9•11恐怖袭击那样的残忍暴力负部分责任。媒体，不论是以新闻还是以娱乐的形式，都是这种冲突的主要战场。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媒体深层地参与了排他性身份认同的动员和实际上对恐怖暴力的煽动。在印度，即使当中产阶级消费者转向西方或全球化媒体之时，电视，特别是以广为流传的宗教神话改编的肥皂剧，在印度民族主义崛起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国家主宰的现代化和由精英们驱动的全球一体化——这两者以好莱坞大片，手机和电脑网络的到来为标志——带来了两种文化现象：一是基于传统佛道和气功文化的某些类宗教组织通过地下媒体渠道及互联网形成，给一些经历观念和身份认同危机的群体提供精神支柱；二是与国际主流接轨的跨国城市精英把CNN、跨国财经报纸和中外合作时尚杂志奉为当代世俗宗教——消费主义——的圣经(Zhao,2001；2003)。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文化与政治分析的鸿沟上建起一座桥梁，以便在全球背景下对媒体民主化有一个较完整的描述。这里涉及到意义、主观性、和社区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的宏观问题。
6、公共传播的民主化会减少国内外战争的可能性吗？大众传播民主化、政治民主与和平前景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是一个广阔的领域。这里，我们需要对在战争/和平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理论中的决定论和宿命论同时提出质疑。新自由主义的看法以为，达到世界和平最好是用西方式“开放”社会来取代独裁和原教旨主义政体，这种“开放”社会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以及经济的相互依赖。这种思想已经因全球化的著名代言人ThomasFriedman(2000)的“金色M字招牌”理论而通俗化。他宣称，凡是拥有麦当劳快餐店的国家相互之间都不曾发生过战争。而激进主义批判者则认为，恰恰相反，正是以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大量的难民潮、濒于瓦解的国家和环境消耗为组织和制度运行逻辑的现存世界秩序体现了结构性的暴力（HeldandMcGrew2002）。这样的体系为国内动乱、恐怖主义叛乱及帝国主义军事干预升级埋下了祸根。从这个观点来看，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文化的人性化、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将成为人类和平的前提条件。无论如何，大众传媒在这一问题上的角色十分重要：是成为战争工具，是尽量保持客观，还是以人类共存的名义倡导“和平新闻”？
7、最后，那些关于民主化的宏大叙事，包括在这一问题上那些激进的叙事，是否往往避开或忽视了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正如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和社会阶层有不同影响一样，全球化对不同性别和种族的影响也有所不同。这些人群对媒介民主化的期待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学者对全球化对于男/女及白人/非白人的不同影响的关注非常不够。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种族和性别平等必须成为传播技术、机构及社会关系“有意义的民主化”的必要部分。在这方面，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和建立于正式政治机构以外的大众网络和活动节点的意义尤其重大。
参考书目
Ali,Tariq.2003.TheClashofFundamentalisms:Crusades,JihadsandModernity.London:Verso.
Angus,Ian.2001.EmergentPublics:AnEssayonSocialMovementsandDemocracy.Winnipeg:ArbeiterRing.
Appadurai,Arjun.1990.ModernityatLarge:CulturalDimensionsofGlobalization.Minneapolis,M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
Appadurai,Arjun.1990.ModernityatLarge:CulturalDimensionsofGlobalization.Minneapolis,M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
Aronowitz,Stanley,andPeterBratsis,eds.,2002.ParadigmLost:StateTheoryReconsidered.Minneapolis,M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
Baker,C.Edwin.2002.Media,Marketsand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Blumler,JayG.andMichaelGurevitch.1995.TheCrisisofPublicCommunication.London:Routledge.
Brecher,Jeremy,TimCostello,andBrendanSmith.2000.GlobalizationfromBelow:ThePowerofSolidarity.Cambridge,MA:SouthEndPress.
Carroll,WilliamK.andRobertA.Hackett.2004."DemocraticMediaActivismthroughtheLensofSocialMovementTheory."PaperpresentedtoInternationalAssociationforMediaandCommunicationResearch(July),PortoAlegre.
Chua,Amy.2004.WorldonFire:HowExportingFreeMarketDemocracyBreedsEthnicHatredandGlobalInstability.NewYork:AnchorBooks.
Couldry,Nick,andJamesCurran.2003.ContestingMediaPower:AlternativeMediainaNetworkedWorld.Lanham,ML:Rowman&Littlefield.
Curran,JamesandColinLeys.2000."MediaandtheDeclineofLiberalCorporatisminBritain."InJamesCurranandMyung-JinPark,eds.,DewesternizingMediaStudies(221-236).London:Routledge.
Curran,James.1996."MassMediaandDemocracyRevisited."InJamesCurranandMichaelGurevitch,eds.MassMediaandSociety,3rdedition(81-119).London:Arnold.
Dahlgren,Peter.1995.TelevisionandthePublicSphere:Citizenship,DemocracyandtheMedia.London:Sage.
Dale,Stephen.1996.McLuhan''''sChildren:TheGreenpeaceMessageandtheMedia.Toronto:BetweentheLines.
Downing,JohnD.H.withTamaraVillarealFord,GeneveGilandLauraStein.2001.RadicalMedia:RebelliousCommunicationandSocialMovements.ThousandOaks:Sage.
Downing,John.1996.InternationalizingMediaTheory:Transition,Power,Culture:ReflectionsonMediainRussia,PolandandHungary,1980-95.London,ThousandOaks,CA:Sage.
Dyer-Witheford,Nick.1999.Cyber-Marx:CyclesandCircuitsofStruggleinHigh-TechnologyCapitalism.UrbanaandChicago: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
Friedman,ThomasL.2000.TheLexusandtheOliveTree.NewYork:AnchorBooks.
Giddens,Anthony.1990.TheConsequencesofModernity.Cambridge:PolityPress.
Giddens,Anthony.1990.TheConsequencesofModernity.Cambridge:PolityPress.
Gitlin,Todd.1980.TheWholeWorldisWatching:MassMediaintheMakingandUnmakingoftheNewLeft.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郭镇之。2001。从“焦点访谈”类专题报道看舆论监督作用：报告。(打印稿)。
Hackett,RobertA.1991.NewsandDissent:ThePressandthePoliticsofPeaceinCanada.Norwood,NJ:Ablex.
Hackett,RobertA.1991.NewsandDissent:ThePressandthePoliticsofPeaceinCanada.Norwood,NJ:Ablex.
Hackett,RobertA.2000."TakingBacktheMedia:NotesonthePotentialforaCommunicativeDemocracyMovement."StudiesinPoliticalEconomyno.63(Fall):61-86.Alsoatsfu.ca/~hackett/
Hackett,RobertA.andYuezhiZhao.1998.SustainingDemocracy?JournalismandthePoliticsofObjectivity.Toronto:Garamond.
Hackett,RobertA.Forthcoming."IsthereaDemocraticDeficitinAnglo-AmericanJournalism?"InStuartAllan,ed.,Journalism:CriticalIssues.UK:OpenUniversity.
Hallin,DanielC.2000a."CommercialismandProfessionalismintheAmericanNewsMedia."InJamesCurranandMichaelGurevitch,eds.MassMediaandSociety,3rdedition(218-37).London:Arnold.
Hallin,DanielC.2000b.“Media,PoliticalPower,andDemocratizationinMexico.”InJamesCurranandMyung-JinParkeds.,De-WesternizingMediaStudies(pp.97-110).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
Hamelink,CeesJ.1995."TheDemocraticIdealanditsEnemies."InPhilipLee,ed.,TheDemocratizationofCommunication(15-37).Cardiff:UniversityofWalesPress.
Hardt,MichaelandAntonioNegri.2000.Empire.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
Held,DavidandAnthonyMcGrew.2002.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Cambridge:Polity.
Held,David,AnthonyMcGrew,DavidGoldblattandJonathanPerraton.1999.GlobalTransformations:Politics,EconomicsandCulture.Cambridge.PolityPress.
Hill,Jill.1998."USRulesOK?Telecommunicationssincethe1940s."InRobertMcChesney,EllenMeiksinsWood,andJohnBellamyFoster(eds.),CapitalismandtheInformationAge:ThePoliticalEconomyoftheGlobalCommunicationRevolution(99-121).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
Huntington,SamuelP.,1996,ClashofCivilizationsandtheRemakingofWorldOrder,NewYork:Simon&Schuster.
Klein,Naomi.2003.“OnceStrip-mined,TwiceShy.”TheGlobeandMail,September29,A11.
MacBride,SeanandColleenRoach.1993."TheNewInternationalInformationOrder."InGeorgeGerbner,HamidMowlanaandKaarleNordenstreng,eds.,TheGlobalMediaDebate:ItsRise,Fall,andRenewal(3-11).Norwood,NJ:Ablex.
Macpherson,C.B.1965.TheRealWorldofDemocracy.Toronto:CanadianBroadcastingCorporation.
Macpherson,C.B.1977.TheLifeandTimesofLiberalDemocrac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Mazepa,PatriciaA.2003.BattlesontheCulturalFront:The(De)LabouringofCultureinCanada1914-1944.Ph.D.Dissertation,CarletonUniversity.
McChesney,RobertW.1999.RichMedia,PoorDemocracy:CommunicationPoliticsinDubiousTimes.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
McDonald,Verne.2004.“WorksHelpMakesSenseofMiddleEastMess.”TheGeorgiaStraight(Vancouver),July1-82004,p.15.
McNair,Brian.2000."JournalismandDemocracy:AMillennialAudit."JournalismStudies1,no.2:197-211.
Melucci,Alberto.1980."TheNewSocialMovements:ATheoreticalApproach."SocialScienceInformation19
Mitchell,Katharyne.2001."Transnationalism,Neo-liberalism,andtheRiseoftheShadowState,"EconomyandSociety30,no.2:165-89.
Mosco,Vincent.1996.The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London:Sage.
Nordenstreng,Kaarle.1999."TheContext:GreatMediaDebate."InRichardC.Vincent,KaarleNordenstrengandMichaelTraber,eds.,TowardsEquityinGlobalCommunication:MacBrideUpdate(235-68).Cresskill,NJ:HamptonPress.
Norris,Pippa.2000.AVirtuousCircle:PoliticalCommunicationsinPostindustrialSocietie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OSiochru,Sean,W.BruceGirard,withAmyMahan.2002.GlobalMediaGovernance:ABeginner’sGuide.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
Paxman,AndrewandAlexM.Saragoza.2002."GlobalizationandLatinMediaPowers:TheCaseofMexico''''sTelevisa."InVincentMoscoandDanSchiller,eds.,ContinentalOrder?IntegratingNorthAmericaforCybercapitalism(pp.64-85).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
Petras,JamesandHenryVeltmeyer.2001.GlobalizationUnmasked:Imperialisminthe21stCentury.LondonandNewYork:ZedBooks.
Preston,WilliamJr.,EdwardS.HermanandHerbertI.Schiller.1989.HopeandFolly:TheUnitedStatesandUnesco,1945-1985.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
Price,MonroeE.,BeataRozumilowiczandStefaanG.Verhulst.2002.MediaReform:DemocratizingtheMedia,DemocratizingtheStat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
SchillerDan,andVincentMosco.2002.“Introduction:IntegratingAContinentforaTransnationalWorld.”InVincentMoscoandDanSchiller,eds.,ContinentalOrder?IntegratingNorthAmericaforCybercapitalism(pp.1-34).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
Schiller,Dan.2000.DigitalCapitalism.Cambridge,MA:MITPress.
Schiller,HerbertI.1991."NotYetthePost-ImperialistEra."CriticalStudiesinMassCommunication8,13-28.
Schiller,HerbertI.1992.MassCommunicationsandAmericanEmpire,2ndedition.Boulder,CO:WestviewPress.
Schiller,HerbertI.1993.“TransnationalMedia:CreatingConsumersWorldwide.”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47:1,48-58.
Schlesinger,Philip.1999.“ChangingSpacesofPoliticalCommunication:TheCaseoftheEuropeanUnion.”PoliticalCommunication16(3):263-279.
Schlesinger,Philip.2001.“TensionsintheConstructionofEuropeanMediaPolicies.”InNancyMorrisandSilvioWaisbord,eds.,MediaandGlobalization:WhytheStateMatters(pp.95-115).Lanham:Rowman&Littlefield.
Schudson,Michael.1994.“The‘PublicSphere’andItsProblems:BringingtheState(Back)in.”NotreDameJournalofLaw,Ethics,andPublicPolicy8(2):529-546.
Schumpeter,Joseph.1942.Capitalism,SocialismandDemocracy.NewYork:Harper&Row,1976.
Sparks,Colin,munism,Capitalism,andtheMassMedia.London,andThousandOaks:SagePublications.
Sparks,Colin.1998.“IsThereaGlobalPublicSphere?”inDayaThussu(ed.),ElectronicEmpires:GlobalMediaandLocalResistance,136-162,London,Arnold.
Sreberny,Annabelle.2000."TheGlobalandtheLocal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s."InJamesCurranandMichaelGurevitch,eds.,MassMediaandSociety,3rdedition(93-119).London:Arnold.
孙五三。2002。“批评报道作为治理技术”。《新闻与传播评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卷，123-138。
Thussu,DayaKishan.2000.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ContinuityandChange.London:Arnold.
Turow,Joseph.1997.BreakingupAmerica:AdvertisingandtheNewMediaWorld.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Valle,CarlosA.1995."Communication:InternationalDebateandCommunity-BasedInitiatives."InPhilipLee,ed.,TheDemocratizationofCommunication(197-216).Cardiff:UniversityofWalesPress.
Vincent,RichardC.,KaarleNordenstrengandMichaelTraber,eds.1999.TowardsEquityinGlobalCommunication:MacBrideUpdate.Cresskill,NJ:HamptonPress.
Waisbord,Silvio,andNancyMorris.2001."Introduction:RethinkingMediaGlobalizationandStatePower."InNancyMorrisandSilvioWaisbord,eds.,MediaandGlobalization:WhytheStateMatters(pp.vii-xvi).Lanham:Rowman&Littlefield.
White,RobertA.1988."NIWCOhasbecomeaPeople''''sMovement."MediaDevelopment34,no.1:20-25.
Wood,EllenMeiksins.1995.DemocracyAgainstCapitalism:RenewingHistoricalMaterialism.Cambridgeand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赵月枝。2003，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走向资本，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重心布局？陈卫星，<<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28页.
Zhao,YuezhiandDanSchiller.2001."DanceswithWolves:China''''sIntegrationwithDigitalCapitalism."Info3:2,137-51.
Zhao,Yuezhi.1998.Media,Market,andDemocracyinChina:BetweenthePartyLineandtheBottomLine.Urbana,IL: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
YuezhiZhao,"WatchdogsonPartyLeashes?ContextsandLimitationsofInvestigativeReportinginPost-DengChina,JournalismStudies,1:4(November2000),pp.577-597.
Zhao,Yuezhi.2001.“MediaandElusiveDemocracyinChina.”ThePublic/Javnost8:2,21-44.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