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是新时期散文家的代表，他的散文中蕴含着浓厚的历史底蕴和深长幽远的文化意境，本文主要分析余秋雨散文中的文化态度取向。
关键词：余秋雨；散文；文化态度取向
余秋雨的散文作为新时期散文的代表，以其浓厚的历史底蕴和深长幽远的文化意境而广为流传，而且余秋雨擅长用理性与情景交融的方式来引领你走进他所营造的情感世界。当历史的战乱与喧嚣过后，人们渴望用一份宁静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去体尝生命的喘息。而林语堂、梁秋实等人的散文在这样的情况下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但是时间总是会消磨掉人们的耐性，人们渐渐发现这些恬静的散文已不能滋养他们日渐苦涩的神经，同样的也不能填补他们内心那份莫名其妙的空虚感。所以余秋雨的散文品凭借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与使命感，以冷静清晰的条理，充沛的人文情怀抚慰了人们灵魂的焦躁与不安，成为当代散文的一种范例。而评论界对于余秋雨散文的研究也是基于多种层次上的，尽管褒贬不一，但是这并不妨碍余秋雨的散文在广大读者心中的地位。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余秋雨热是因为余秋雨的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态度取向是顺应大众意识的。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余秋雨在散文中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其中所出现的忧患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对于饱经战争摧残的百姓来说是极其珍贵的。再有就是余秋雨散文中对社会人格的思考与肯定。可以说余秋雨的散文中有着与与众不同的文化态度取向，而也正是这些文化态度取向才让余秋雨的散文能够经久不衰。
一、余秋雨散文文化态度中的历史反思
从传统文学的意义上来讲，散文原本处于是是漫写风花雪月，轻吟歌赋还是执笔百年大计，亢辞雄辩这样两难的境地中的。而相比于诗词、戏剧等文学形式，散文在这样两难的境地中传承千年。而从余秋雨的散文中我们看到他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作为一名对文化有着独特感悟力的学者，余秋雨毫无疑问的选择扛起社会责任与历史重担，以一个文人的笔深刻的剖析着现代社会的晦暗与肮脏。在他看来，现代的中国人所需要的是人类历史的整体坐标，它能够帮助我们解析我们所存在的各种文化现象。余秋雨正是用这样的历史坐标深刻的猛烈的抨击着时代的污浊，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对现实进行重组和改造。可以说余秋雨的散文触及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最深层，在面对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膏肓不吝笔墨，他的散文始终带着沉甸甸的历史，剖开历史，解读现实。余秋雨认为人类的发展依靠的就是通过文明来摆脱蒙昧与野蛮，而现实是我们尚没有摆脱这种与生俱来的约束，所以文明才显得弥足珍贵。而且余秋雨是呼吁文化公开化的，他希望文化能够得以传播并发挥其真正效用，只有这样才能抵制逞强、恃弱这样的偏执。所以我们看见，余秋雨的散文中是饱含着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批判的。
二、余秋雨散文文化态度中的忧患意识
许多评论家对于余秋雨的散文进行评论的时候都会不自觉的提及其散文中所存在的那份忧患意识。而强烈的文人忧患也正是余秋雨的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态度。在物欲横流的商品热潮以及多元文化的抨击下，余秋雨先生始终秉持着文人特有的那份良知和时代使命感，这种忧患的意识是存在于他的骨子里的。彭志芳在对余秋雨先生的进行评价时认为余秋雨传承了中国传统文人那种对民族文化、历史使命、文化传播的强烈的忧患意识。而在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下我们却看到了一个格外理性的余秋雨。他总是在用一种诚实的态度面对历史与现实，不过度褒扬也不过度贬损，一切都是那么有理有节，充满逻辑。从余秋雨的散文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其用理性的思维所营造出来的一种恢弘气度，这是一颗虔诚的文化之心。而余秋雨这种理性的思维模式是与他的忧患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的。首先从整个文化领域来说，在经历了战火纷飞的岁月，无论是百姓还是文人都在潜意识对任何事物都有着一种莫名的敌意，但是这对于文化的发展来说是一种极其巨大的阻碍。其二，当社会的多元文化趋势逐步蔓延，必然要形成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恶性碰撞，而这种面对这种恶性碰撞需要我们用理性的思考去分辨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所以余秋雨始终在保持着传统文人特有的忧患意识来面对曾经与未来，我们总是能够看到他在散文中对于现实生活最理性的思考与解读。
三、余秋雨散文文化态度中的健全人格
在余秋雨的散文中还有一个方面的文化态度是不得不提的，就是其对于群体人格的关注。他通过散文这种载体来揭示那些历史上高贵而苦郁的灵魂，用文字鞭笞那些兴风作浪的卑鄙小人，以此来探索中国社会群体人格的上下限。余秋雨的散文中有提到那些任由屈辱而不屈脊梁的“脆弱文人”心中那份亘古不变的文化良知，陶渊明、李白、范仲淹、王国维等，可以说余秋雨始终在讨论文人如何保持健全的自我人格的情况又能够抵御恶势力的侵袭。在他的认知里，文化的发展是离不开健全的人性与人格的。而且在散文中，他同样关注的还有地域文化的生存状态，他对群落的共性与差异有着很深刻的了解与解读。而他关注群体文化人格的态度取向无疑在散文的走向上起到了良好的纠正作用，在他看来只有健全的民族人格才具有最积极的意义。
纵观余秋雨的散文，我们能够感受到其表现出来的那种文化态度取向，在传统文化与社会潮流的演变中，他是特立独行的。
[参考文献]
[1] 方警春. 文化人格，立德之基――论余秋雨散文的精神旨归[J]. 龙岩学院学报. 2007（01）.
[2] 余秋雨. 余秋雨人生哲言 （六）朝拜文明[J]. 新语文学习（高中版）. 2007（Z1） .
关键词：余秋雨散文；文化意蕴；创作风格
当代中国文坛有一类“余秋雨现象”，不难理解，即是一种创作现象，这种独特景观在文坛是一枝独秀的。对历史文化的反思所形成的文化意蕴是鲜明的，是具有独特审美视角的，这个文化意蕴的创造是一个大的突破，引领了一代学者散文的新文风。“余秋雨现象 ”受到文学界广泛关注就是因为其新的架构和手法，而许多围绕余秋雨散文的评论文章如雨后春笋般滋长，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学者在长时间内如此关注余秋雨散文，不论是褒或贬，这对于一个作家，一个作品，对散文研究来说都是幸事，在繁多的评论中，本文试图从余 秋雨散文的文化意蕴与创作风格入手，对已有评论加以概括梳理，进行全面的考察分析，发现余秋雨散文的价值，更好地了解这两方面的研究现状。
一、对余秋雨散文文化意蕴的探讨
余秋雨散文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鲜明的主旨是文化，这个主旨决定了研究者的目光着重放在对散文的文化意蕴的研究上，论者们研究的主要方面有 ：华夏历史文化、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和对民族未来的关注以及对人格的健全重铸。
余秋雨本人认为，文明是克服了愚昧和野蛮之后达到的境界，是对前者的摆脱，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在重复上演这个过程，总体的人类大发展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我们还是在于愚昧和野蛮作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文明有多么珍贵就可想而知了。 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文化需要公开，文化需要透明，文化需要传播，文化需要共享，文化需要化解，文化需要沟通，文化要发挥自己真正的作用，就要能够克服障碍，只要能够跨越障碍的文化才能够像生命一样延续下去，才能够形成文明，余秋雨散文 是通过深深思考后形成的喟叹，是对文化的尊重，对文明的向往，期待和呼喊。
品味余秋雨散文的时候，很容易就能感受到散文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对文化的反思和忧患意识，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是余秋雨散文的精神特质，余秋雨先生具有文人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并鲜明地体现在文章当中，余秋雨先生在面对民族文化在多元冲击时的这种时代使 命感和忧患意识更为明显，对文化的反思是文章的一大值得探讨的主题，文化的产生发展创新都需要进行反思，民族文化更是如此，只有不断反思进步的民族，才能继续生存繁衍。
二、关于余秋雨散文创作风格的研究
余秋雨散文在创作风格上有很大的改变，和以往的散文文体不同，余秋雨散文主要有以下四点的改变 ：对传统散文的突破、语言特色、结构模式和表现手法，这些方面上加以体现对传统散文风格的创新。
首先，从对传统散文的突破来看，余秋雨的散文博大精深、气势宏伟，不缺细节描写和大场景描绘，但是其中对于历史的探寻并不少，访古寻古是他散文的命脉，对古文化的深刻思考是余秋雨散文的一大主题，短小精悍的文章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思想 力度，其中也有对现实的赞叹，但更多的是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喟叹。
其次，从语言特色来看，余秋雨散文中的语言总是能让人眼前一亮，有时一些沉重的历史往事经过他的描写也能变得轻松明了，余秋雨散文抛弃了繁杂的语句，多余的赘言，有些许随心所欲的流露反倒给文章增色，语言简练并且和情感完好结合，书写轻松自如，展 现了特有的奇妙智慧。
再次，从散文的结构模式上看，有些论者也持着否定态度，有些散文的结构过于僵化，与散文的自由精神不相符，与散文创作的大趋势背道而驰，有时行文的直抒胸臆会使情感表达过于夸张，篇幅结构上也有雷同现象，这些都是散文结构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地方。
最后，在表现手法上，余秋雨散文表现出明显的戏剧性，在修辞手法的熟练运用使情感表达激烈直率，很多表现力强的修辞如排比可以增加文章气势，余秋雨散文中加入的一些戏剧元素使的散文在表现手法上别具一格，形成了独特的戏剧化风格。
三、结论
余秋雨在散文上的成就是伟大的，他为散文领域提供了新的写作思路和创造风格，他的散文是理性思维与诗性想象有机结合的，是沉重严谨与激情肆意相融合后表现出来的大散文风范，散文亮点颇多，在散文中对文体的突破，独特的表现手法和美学风格，对于历史 文化的反思，对健全人格的呼唤，对文化的忧患意识，都强烈地通过字眼传达出来，在当下给了读者更多的思考和启发。
参考文献
[1]刘华.论余秋雨散文的文化意蕴与创作风格[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5(06):123-126.
关键词：余秋雨；文化苦旅；主体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8-0330-01
余秋雨曾经说过：“我写那些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 对余秋雨来说，散文创作是一种心灵抒怀，是他个人的情感表达，与郁达夫所提倡的散文创作“散文的心”相通。“散文的心”，即行文中所蕴含的主体精神，而散文的主体精神，是决定散文价值的关键。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领域重技巧轻内容，散文领域亦无例外，模式化十分严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少散文创作由于深受模式化的影响，“开头设悬念，卒章显其志”，显得生硬刻板。以往的散文传统一直延续至新时期而仍有余威。到了新时期，散文创作虽然也有了一些创新，但总体上仍未形成自觉的主体意识。到了20世纪90年代，散文领域才开始慢慢改变单一的抒情言志模式，进入深层的思考；渐渐放下姿态，剖开生硬的外壳，并由感性表达进入理性思考。散文实践逐渐走向实际，并兼顾优美崇高；新格局日趋形成。在这个新格局当中，余秋雨散无疑标志着一种强健的主体精神的确立。《文化苦旅》中独特的情感表达和心灵体验，即这种主体精神的表现。散文中涌动着的广阔的精神内涵，来源于他的学术背景和个人经历。作为知识分子，他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特有的诗性情怀，即一种诗意审美的人生观，它使人虽生于现实，又能挣脱羁绊，在柴米油盐的生活生活中探寻出生命的意义，能动地构筑人类精神家园。
他将着眼点放在传统与文化上，试图通过对传统与文化的剖析与反思作用于现实与人生。作为知识分子，他走出烦乱的现实生活，行万里路，在名山大川中倾注自己的热情和感怀，生山水，这是作者对人性的关怀、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他的散文多是先到一处，让自己置身于自然山川景物之中，在感受大自然的伟大之时，生发出无限感慨，他的思绪飘飞到缈远的古代，从而与古人进行一番对话，将眼前的自然山水上升到他所关注的“人文山水”，对中国古代文人进行一番历史性的关照，表达自己最深切的悲悯。如在《道士塔》中，作家写出了道士王圆农民式的保守和愚昧、批判了当时政府官员在其位不谋其政完全没有文物保护意识，痛惜辉煌灿烂的敦煌文化被掠夺的痛心同时，并没有过分丑化欧美学者，而是通过对比让我们体验到了文物遗失的复杂和心痛，也能敲响读者保护文物保护文化的警钟。在余秋雨生动丰富的历史叙述中，我们也得到了这样的启示：人的灵性和自由是最宝贵的财富，人性不应压抑和禁锢，而应充分尊重。在余秋雨笔下，名胜古迹实际上是历史和文化的映照，烙着深深的文化基因。作者的探寻与思辨凝聚成了独特的思想精神，使其散文创作文化底蕴深厚，耐人寻味。
面对着人文山水，余秋雨的想象力也有如天马行空，任意驰骋，丝毫不受外界因素的制约。他并没有被某些历史和文化的定论围困住了思路，而是充分表达和抒发自己的感怀。这也使得他的散文更显性情。在《都江堰》一文中，作者以他谈到李冰的功勋，发出让人惊心动魄的论断，认为整个都江堰更是自它完工之日起就开始造福人类。在众人眼里，长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工程，而在余秋雨笔下，都江堰成了最激动人心的。作者对它的功劳给予了异常坚定的肯定，认为有了都江堰，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稳定的后方。实际上，因为都江堰抗日战争才有稳定后方这一论断的可靠性暂可不表，文学本就是意兴抒怀的艺术，《文化苦旅》中的想象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丰厚的审美对象，自为圆满可赏可品，这是文学的追求。余秋雨的颇多论断曾受到批判和争议，也是因为他选择散文这种文体进行艺术构思和创作。文体灵活多变且自由，余秋雨在散文中不可置否的论断语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散文的审美性，给读者造成了一种在读文史专著的错觉，因而甚至引来了众多史学家争相评议其散文的优劣。类似于文化论断类的智性语言与散文审美性在余秋雨散文中不断博弈，使得读者有时能够在“审美”与“审智”的双向互动中得到更高的心灵旨趣，在这点上，《文化苦旅》无疑是成功的。
余秋雨对散文的创新，在内容上突破了传统散文的狭小格局，用传统和文化拓宽了散文的境界。《文化苦旅》的横空出世及其成功使得散文继五四时期之后迎来了又一个兴盛期。尽管到了后来相继出版的散文中，余秋雨难逃散文体制固化、难以在原有基础上有所突破的命运，但他在散文史上的贡献毋庸置疑。
注释：
[1]余秋雨.文明的碎片・题叙[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
参考文献：
那么余氏散文激起人们阅读兴趣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此评论界众说纷纭，有的认为“主要因了他超群的思辨力和知识结构。他的思维场中，比一般作家多了学者深邃的文化感悟力和数十年积累的史学功底，又比一般史学家多了层雄厚的艺术底蕴和天赋的文字表现力；加上他对哲学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的融合，他的作品就具备了‘轰动’的条件”，有的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他突破了传统散文的创作模式”。而余秋雨自己认为“当我们放下架子，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以一种较为放宽的形式，表达我们的思考时，才有可能获得其他生命的回音”。这段话提示我们，揭示清楚余秋雨“个人解读”视角艺术化表达问题才是明了其散文引起普遍关注的钥匙。
“个人解读”这一指称无疑具有两重性。“解读”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是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思维要素，采用逻辑推理或实证的方法去分析、解释自然物理现象和社会精神现象的方法。通常来讲，“解读”方法多用于学术研究，这一方法的运用应该遵守严谨的学术规范和客观规律。然而，人是感性和理性兼具的动物，许多时候很难把二者截然分开。从时代精神来看，中国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坛散文仍沉迷于国家民族话语的重复或者个人闲适生活的呓语，文学尤其散文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在这种时候，文坛需要呼唤理想，呼唤深刻的思考；应该说，这种“时代需要”与《文化苦旅》甫出时广受赞誉不无关系。在《文化苦旅》以后的创作中，余秋雨散文一直以个人独立的理性思考为框架。余秋雨散文对历史文化现象的理性“解读”，一度让许多读者甚至评论界产生严重的误读，他们随着自己的阅读思维定势，把余秋雨散文当成学术论文来读，文学学者、文化学者、历史学者一拥而上，指出其中的所谓“硬伤”、“余教授做学问如此随意”。笔者之所以在“解读”之前加了“个人”，便是因为散文在多数情况下是个体全部经验和精神生命的，是散文家生命意识和生命观点的自然流露，也正由于这一点，散文作为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体才有它存在的价值，否则，让想象力和情感丰富的人都去写诗歌，让擅长逻辑思考的人都去写论文，散文还有谁来写？余秋雨是一位对文明、文化有极强感悟力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现代意识的作家，因此他的“个人”就必然牵扯着厚重的文人观念、知识分子意识。
那么余秋雨与中国传统文人一脉相承的对民族文化、历史使命、文明传播的强烈忧患意识是通过怎样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的呢？
首先是对话式的议论。在文学批评领域里，“对话”这一概念和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是分不开的，它指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小说里，不单是叙述者一个人在说话，有两个声音在说话。余秋雨散文的“对话”与巴赫金的“对话”虽然不完全等同，却也有相似之处。即与传统散文比，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我们常常能听到对话的声音：第一是作者与那些“远年灵魂”的对话，似乎他们早已认识、对坐长谈。余秋雨在探询古代文化遗迹或文化现象的过程中，着力于剖析历史个案——即是他笔下经常出现的“远年的文化灵魂”。如《阳关雪》中的王维、《柳侯祠》中的柳宗元、《都江堰》中的李冰、《风雨天一阁》中的范钦、《千年庭院》中的朱熹、《坡突围》中的坡等，作者对这些具有“较为健全的文化人格”的历史人物并非提到而止，而是尽可能再现历史情境、探索人物的心路历程，当然这种探索中渗透着作者的倾向性和价值观。当读到《坡突围》中“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时，已经分不清作者写的是中年的坡还是中年的余秋雨了。第二是作者与读者对话。无论作者走到哪里，他总是忘不了读者、面向读者，在与古人对话之后，自己便出现，通过对话式的议论向读者介绍自己的经历和体验。许多历史散文都是独白式的，或是历史的洪流淹没了个人的声音，或是在个人独断的声音中让历史成为僵死的客体，余秋雨打破了这种个人与历史二元对立的僵局，通过这两对“对话”行为拓展了文章的空间，也吸引了读者，读者不仅能欣赏到别人的交谈，还时刻能感受到自己在历史时间和文化空间中的存在，这样，读者就不再只是在文本之外观看作者的炫耀学识或是演绎自己的人格魅力，也不再驻足历史文化之外对曾经的风风雨雨采取漠然中立的认知式态度，而是被作者邀请进去，进入文本营造的话语空间和历史文化空间，和作者一道去经历一番文化苦旅。在他那圆熟的语言技巧经营出的具有魔咒般魅力的文字的感召下，读者也被带到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场景中，个人的生命之流与历史的洪流浑融一片……这样，又形成了读者与历史的对话。由此我们看到：余秋雨的对话在两个层面展开而形成了多重对话的格局。在这多重对话中，余秋雨以自我的敞开博得了历史的敞亮。
其次是重新叙述的历史故事。即使不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在余秋雨散文中，除了古代诗歌的引用以外，其他所引古文全部被作者翻译成了白话文，细心点便会发现，余秋雨在散文里并非单调地讲述历史事件，更不直引史书，而且绝对不是史书的白话文翻译（人物语言除外）。他的“讲史”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融入了自己的情结情感，借小说、戏剧等表现手法重新叙述的历史故事，如《道士塔》第二节的叙述：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敦煌文物被窃取这一历史事件毕竟发生在一个世纪前，作者对于这一事件的认识，只能从历史记载中了解，而文章中对王道士细微的动作神情以及思想的描写，完全是作者丰富的想象，突出了现场感——好像作者亲历历史事件一样。这便把“一般过去时”改成了“现在进行时”，强化视觉效果。 类似这样的叙述，在余秋雨的散文创作中是较为常见的。以致这种写法引来了许多责难，被认为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散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文学史上已经出现孙犁、汪曾祺那样的“散文化小说”，既然人们已经认同不同文体技巧的互补互用；况且，余先生并未在散文中虚构历史事件，并没有违反散文的真实性要求（关于散文能否虚构问题近年来散文界又开展了讨论，讨论结果不言自明），只是对历史细节进行艺术化的合理想象，又何过之有呢？事实上，这种写法点铁成金，有利于深化主题，大大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笔者认为，对于文章品质的评判，不应受到作品社会效应的影响，还应立足于本文。
此外，余秋雨的散文还充满了人文关怀的抒情，这也是余秋雨散文创作很重要的表现方式。现代散文艺术创作，不管是侧重“议论”还是侧重“叙事”，都不可背离“抒情”这一文体本性或属性。无论“议论散文”或“叙事散文”，缺少作者主观情感的介入，就会变成一种直白的说教和纯客观的呈现。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展到一定的深度，在市场观念的初步洗礼下，人们的精神出现荒芜，当时文坛，仅就散文来看，以往经典作家秦牧、杨朔等人的“国家民族话语”已经无法赢得读者的信任和感动。这时候，《文化苦旅》对人、人性和人格的关注无疑是一抹阳光、一泓清泉，作者注重抒情的质量，建构一种对人的“终极关怀”、“现实关怀”的创作理念，在某种意义上说，为1993年在上海，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发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敲响了前奏。从报刊文章上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在1992年左右的几年间，全国无数读书人都在为《文化苦旅》中浓厚、博大的感情而感动。这种感情的抒发是个人行旅经验、情感体验和心灵体验的投入而带来的，是动人的，是艺术的，而非技术的。
总之，无论对话式议论，还是重新叙述的历史故事，或是充满人文关怀的抒情，都是余秋雨以个人解读历史文化结果的表达，这些艺术方法的成功运用应该是其散文阅读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 郭冬：《余秋雨散文简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2] 王萍：《论余秋雨对传统散文模式的突破》，《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关键字：降雨；降尺度；蒸散发；IBIS模型
中图分类号：P4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1683（2015）06103105
Abstract：In order to recognize the effects of precipitation intensity and duration on the evapotranspiration，temporal downscaling simulation of daily precipitation in Changbaishan area is conducted using the weather generator of IBIS （Integrated Biosphere Simulator） model and a precipitation downscaling model based on precipitation intensity and duration.The calculated hourly precipitation is used as the meteorological drive and evapotranspiration is simulated using the IBIS model.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cipitation intensity simulated by the weather generator of IBIS model is obviously lower，leading to a higher evapotranspiration，while the results from the precipitation downscaling model match the observation data well.The accuracy of evapotranspiration simulation can be improved with the accurate precipitation downscaling.In addition，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evapotranspiration variation under different schemes of precipitation intensity and duration based on two precipitation events in 2004，stronger precipitation intensity and shorter precipitation duration can decrease the total evapotranspiration and the proportion of canopy interception evaporation，and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soil evaporation and plant transpiration under the same daily precipitation.
Key words：precipitation；downscaling；evapotranspiration；IBIS model
地表蒸散发是土壤植物大气连续体水量平衡和能量平衡的关键参量，同时也是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指标，因此合理精确地估算地表蒸散发对评价和管理气候变化背景下水资源、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1]。地表蒸散发与地区的气候条件、下垫面情况相关[2]，主要受太阳辐射、气温、相对湿度和风速等气象因子的影响[3]。而在小时尺度上，降水量和降水强度影响植被冠层截留和土壤下渗等过程[4]，进而影响地表的蒸散过程[5]。
降水过程和强度通过对水文循环的影响进而作用于土壤侵蚀和植被生长等过程[6]，是地表生态水文过程的主要驱动因素。降水过程的模拟精度直接影响陆面生态水文过程的模拟效果，然而实测降水资料往往无法满足生态水文模型要求的时空精度，需要通过随机模拟方法，模拟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降水，作为模型的气象驱动。对于单个站点日降水降尺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是利用站点的降水观测数据，统计分析降水特性，如最大降水强度、降水历时、开始时间和雨强历时分布规律[78]，再根据降水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相关关系，计算小时降水过程。而对于大的地区或流域进行日降水的降尺度计算时，则需要根据地区的气候特点和降水特征进行分区，分别统计各分区的降水特征及其相关关系，据此进行降尺度计算[9]。很多大尺度的陆面模型、水文模型也都自带了的降水天气发生器，用于陆面水量和能量平衡的模拟，如IBIS[10]（Integrated Biosphere Simulator）、SWAT[11]（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等，然而模型自带的天气发生器（WGEN[12]、WXGEN[13]）主要针对日降水进行统计分析和计算，对于小时降水的计算比较简单，导致小时降水的计算结果偏差较大。为了了解小时降水过程的模拟效果在陆面水循环模拟的重要作用，本文分别利用IBIS模型自带的天气发生器和雨强历时模型对长白山地区的小时降水和表蒸散发过程进行模拟，并针对两场不同雨量的降水，设置不同的雨强历时方案，据此分析其对地表蒸散发模拟的影响。
4 降尺度方法对蒸散发模拟的影响
4.1 方案设置
长白山地区夏季降水充沛，植被覆盖度和LAI较高，地表蒸散发量大。为了了解不同的雨强历时过程对地表蒸散发的影响作用，本文针对2004年夏季的两场不同雨量的降水（降水1：20040719场次降水，降水量528 mm；降水2：20040520场次降水，降水量144 mm），采用三种雨强历时方案对地表蒸散发及其组成分项进行模拟分析：方案一采用IBIS模型自带的天气发生器计算，方案二和方案三采用雨强历时模型，分别采用不同的参数计算。各方案的参数值见表2。
利用不同方案计算的小时降水过程见图3。对于降水1，方案一降水历时11 h，降水强度均为4.8 mm/h；方案二降水历时6 h，最大降水强度18.14 mm/h；方案三降水历时16 h，最大降水强度11.32 mm/h。对于降水2，方案一降水历时20 h，降水强度均为0.72 mm/h；方案二降水历时5 h，最大降水强度6.26 mm/h；方案三降水历时13 h，最大降水强度3.94 mm/h。可见方案二的雨型为尖瘦型，而方案一和方案三的雨型则较为平缓。
4.2 降水过程对蒸散发的影响
不同雨强历时方案下的水循环各项变量见表3，其中表层土壤含水量为地表10 cm土壤的平均含水量。在降水1的情景下，三个方案计算的蒸散发量分别为1.99 mm、1.86 mm和2.11 mm。由于暴雨天气，温度、湿度等气象要素会降低地表蒸散发能力，蒸散发量较降水而言相对较小，但仍可看出，在日降水量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降水过程会导致不同的地表蒸散发量。在降水2的情景下，三个方案计算的蒸散发量分别为5.86 mm、2.72 mm和4.26 mm，蒸散发量受雨强历时过程的影响更为明显。两场降水过程中蒸散发与降水之间的关系一致，即降水强度大、降水历时短的情况下，地表蒸散发量相对较小。同时从表3中还可以看出，在降水强度大、降水历时短的情况下，即雨型为尖瘦型，冠层截留量较小。土壤水分变化规律则与降水量有关，如果降水量较小，地表不产流，在尖瘦雨型的情况下，冠层截留较小，导致土壤水分相对较大；而如果降水量较大，产生地表径流，在尖瘦雨型的情况下，冠层截留和土壤拦截水量都较小，因此产生的径流量相对较大。
不同雨强历时方案下的蒸散发组成分项见表4，尽管在不同的气象条件和降水条件下，截留蒸发、土壤蒸发和植被蒸腾所占比重不同，但仍可以看出，不同的雨强历时过程不仅影响地表蒸散发量，而且影响地表蒸散发的比重。从表4中可以看出，在降水强度越大、降水历时越短的情况下，冠层截留蒸发量所占比重较小，而土壤蒸发量和植被蒸腾量所占比重越大。 LSX陆面模式认为冠层截留会减小干燥叶片的比例，减小冠层的气孔导度和光合能力[14]，因此在尖瘦雨型的情况下，冠层截留比例较小，干燥叶片面积较大，且干燥时间较长，植被冠层的气孔导度和光合速率较高，促进植被的蒸腾作用。
5 结论
本文以IBIS模型为基础，利用IBIS模型自带的天气发生器和雨强历时模型两种不同的降水降尺度方法将日降水量分解到小时尺度，并以计算的小时降水模拟长白山地区的地表蒸散发，最后针对2004年两场不同大小的降水，分方案讨论了雨强历时过程对地表蒸散发的影响作用，结果如下。
（1）雨强历时模型可以较好地模拟长白山地区的小时降水过程，较IBIS模型自带的天气发生器有明显的提高，其NSE从0.11～0.26提高到了0.65，相关系数由0.36～0.51提高到了0.81。
（2）降水历时过程在地表蒸散发模拟中具有重要作用，小时降水模拟精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蒸散发的模拟精度，用雨强历时模型代替IBIS模型的天气发生器，模型模拟的蒸散发NSE由原来的0.69～0.72提高到0.84，相对误差由11.38%～12.82%降低到-0.63%。
（3）在日降水量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雨强历时过程会影响降水的分配。一般在降水强度越大、降水历时越短的情况下，植被冠层和土壤拦截水量相对较小，地表产流量较大，大部分降水以径流的形式汇入河网，储存在植被和土壤中的水分较少，导致地表蒸散发总量减少。
研究结果表明， 在小区域的水循环模拟研究中，利用单个或多个站点的降水数据统计分析得到小尺度降水数据，可很较好地应用于模型模拟中。而对大的流域或地区的地表蒸散发或水循环进行模拟时，则需要更多的降水实测资料，将降水的空间降尺度方法与时间降尺度方法相结合，发展多维降水随机模型，为陆面模型提供更为精确的小尺度降水数据。此外，IBIS模型在计算地表蒸散发时考虑了植被冠层的截留和蒸发过程，但是忽略了地表枯落物的截留和蒸发过程，应加强相关的机理研究和模拟研究。
致谢：特别感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占车生老师对本研究的支持和指导，以及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提供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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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余氏散文激起人们阅读兴趣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此评论界众说纷纭，有的认为“主要因了他超群的思辨力和知识结构。他的思维场中，比一般作家多了学者深邃的文化感悟力和数十年积累的史学功底，又比一般史学家多了层雄厚的艺术底蕴和天赋的文字表现力；加上他对哲学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的融合，他的作品就具备了‘轰动’的条件”，有的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他突破了传统散文的创作模式”。而余秋雨自己认为“当我们放下架子，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以一种较为放宽的形式，表达我们的思考时，才有可能获得其他生命的回音”。这段话提示我们，揭示清楚余秋雨“个人解读”视角艺术化表达问题才是明了其散文引起普遍关注的钥匙。
“个人解读”这一指称无疑具有两重性。“解读”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是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思维要素，采用逻辑推理或实证的方法去分析、解释自然物理现象和社会精神现象的方法。通常来讲，“解读”方法多用于学术研究，这一方法的运用应该遵守严谨的学术规范和客观规律。然而，人是感性和理性兼具的动物，许多时候很难把二者截然分开。从时代精神来看，中国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坛散文仍沉迷于国家民族话语的重复或者个人闲适生活的呓语，文学尤其散文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在这种时候，文坛需要呼唤理想，呼唤深刻的思考；应该说，这种“时代需要”与《文化苦旅》甫出时广受赞誉不无关系。在《文化苦旅》以后的创作中，余秋雨散文一直以个人独立的理性思考为框架。余秋雨散文对历史文化现象的理性“解读”，一度让许多读者甚至评论界产生严重的误读，他们随着自己的阅读思维定势，把余秋雨散文当成学术论文来读，文学学者、文化学者、历史学者一拥而上，指出其中的所谓“硬伤”、“余教授做学问如此随意”。笔者之所以在“解读”之前加了“个人”，便是因为散文在多数情况下是个体全部经验和精神生命的裸露，是散文家生命意识和生命观点的自然流露，也正由于这一点，散文作为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体才有它存在的价值，否则，让想象力和情感丰富的人都去写诗歌，让擅长逻辑思考的人都去写论文，散文还有谁来写？余秋雨是一位对文明、文化有极强感悟力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现代意识的作家，因此他的“个人”就必然牵扯着厚重的文人观念、知识分子意识。
那么余秋雨与中国传统文人一脉相承的对民族文化、历史使命、文明传播的强烈忧患意识是通过怎样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的呢？
首先是对话式的议论。在文学批评领域里，“对话”这一概念和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是分不开的，它指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小说里，不单是叙述者一个人在说话，有两个声音在说话。余秋雨散文的“对话”与巴赫金的“对话”虽然不完全等同，却也有相似之处。即与传统散文比，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我们常常能听到对话的声音：第一是作者与那些“远年灵魂”的对话，似乎他们早已认识、对坐长谈。余秋雨在探询古代文化遗迹或文化现象的过程中，着力于剖析历史个案——即是他笔下经常出现的“远年的文化灵魂”。如《阳关雪》中的王维、《柳侯祠》中的柳宗元、《都江堰》中的李冰、《风雨天一阁》中的范钦、《千年庭院》中的朱熹、《苏东坡突围》中的苏东坡等，作者对这些具有“较为健全的文化人格”的历史人物并非提到而止，而是尽可能再现历史情境、探索人物的心路历程，当然这种探索中渗透着作者的倾向性和价值观。当读到《苏东坡突围》中“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时，已经分不清作者写的是中年的苏东坡还是中年的余秋雨了。第二是作者与读者对话。无论作者走到哪里，他总是忘不了读者、面向读者，在与古人对话之后，自己便出现，通过对话式的议论向读者介绍自己的经历和体验。许多历史散文都是独白式的，或是历史的洪流淹没了个人的声音，或是在个人独断的声音中让历史成为僵死的客体，余秋雨打破了这种个人与历史二元对立的僵局，通过这两对“对话”行为拓展了文章的空间，也吸引了读者，读者不仅能欣赏到别人的交谈，还时刻能感受到自己在历史时间和文化空间中的存在，这样，读者就不再只是在文本之外观看作者的炫耀学识或是演绎自己的人格魅力，也不再驻足历史文化之外对曾经的风风雨雨采取漠然中立的认知式态度，而是被作者邀请进去，进入文本营造的话语空间和历史文化空间，和作者一道去经历一番文化苦旅。在他那圆熟的语言技巧经营出的具有魔咒般魅力的文字的感召下，读者也被带到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场景中，个人的生命之流与历史的洪流浑融一片……这样，又形成了读者与历史的对话。由此我们看到：余秋雨的对话在两个层面展开而形成了多重对话的格局。在这多重对话中，余秋雨以自我的敞开博得了历史的敞亮。
其次是重新叙述的历史故事。即使不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在余秋雨散文中，除了古代诗歌的引用以外，其他所引古文全部被作者翻译成了白话文，细心点便会发现，余秋雨在散文里并非单调地讲述历史事件，更不直引史书，而且绝对不是史书的白话文翻译（人物语言除外）。他的“讲史”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融入了自己的情结情感，借小说、戏剧等表现手法重新叙述的历史故事，如《道士塔》第二节的叙述：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敦煌文物被窃取这一历史事件毕竟发生在一个世纪前，作者对于这一事件的认识，只能从历史记载中了解，而文章中对王道士细微的动作神情以及思想的描写，完全是作者丰富的想象，突出了现场感——好像作者亲历历史事件一样。这便把“一般过去时”改成了“现在进行时”，强化视觉效果。 类似这样的叙述，在余秋雨的散文创作中是较为常见的。以致这种写法引来了许多责难，被认为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散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文学史上已经出现孙犁、汪曾祺那样的“散文化小说”，既然人们已经认同不同文体技巧的互补互用；况且，余先生并未在散文中虚构历史事件，并没有违反散文的真实性要求（关于散文能否虚构问题近年来散文界又开展了讨论，讨论结果不言自明），只是对历史细节进行艺术化的合理想象，又何过之有呢？事实上，这种写法点铁成金，有利于深化主题，大大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笔者认为，对于文章品质的评判，不应受到作品社会效应的影响，还应立足于本文。
此外，余秋雨的散文还充满了人文关怀的抒情，这也是余秋雨散文创作很重要的表现方式。现代散文艺术创作，不管是侧重“议论”还是侧重“叙事”，都不可背离“抒情”这一文体本性或属性。无论“议论散文”或“叙事散文”，缺少作者主观情感的介入，就会变成一种直白的说教和纯客观的呈现。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展到一定的深度，在市场观念的初步洗礼下，人们的精神出现荒芜，当时文坛，仅就散文来看，以往经典作家秦牧、杨朔等人的“国家民族话语”已经无法赢得读者的信任和感动。这时候，《文化苦旅》对人、人性和人格的关注无疑是一抹阳光、一泓清泉，作者注重抒情的质量，建构一种对人的“终极关怀”、“现实关怀”的创作理念，在某种意义上说，为1993年在上海，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发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敲响了前奏。从报刊文章上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在1992年左右的几年间，全国无数读书人都在为《文化苦旅》中浓厚、博大的感情而感动。这种感情的抒发是个人行旅经验、情感体验和心灵体验的投入而带来的，是动人的，是艺术的，而非技术的。
总之，无论对话式议论，还是重新叙述的历史故事，或是充满人文关怀的抒情，都是余秋雨以个人解读历史文化结果的表达，这些艺术方法的成功运用应该是其散文阅读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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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余秋雨；散文；美学特色
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4）13-0074-01
余秋雨的散文，跨越了纯文学的界线，走向文化领域。其散文美学型态迥异于前一切散文文本。他的散文独特之处在于，打破了传统散文文体的束缚，开创了散文的一代新风。本文拟就其散文美学特色进行分析探讨。
余秋雨散文问世之后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构成了本世纪末期中国文坛一大景观。其散文美学型态迥异于前此一切散文文本。从意蕴上考察，余秋雨散文集中探讨的是中国文化问题，因此其文本情感符号系统主要由下述三个方面构成：一、在蒙昧的历史途程中艰难跋涉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如李冰（《都江堰》）、柳宗元（《柳侯词》）、坡（《坡突围》）等.二、锈刻着无数历史人物的足迹与印记的文化名城、风景名胜、地域场所等空间存在。如苏州（《白发苏州》》、山西（《抱愧山西》）、周庄（《江南小镇》》、承德避暑山庄（《一个王朝的背影》）等。三、已经上升为某种象征符号，凝聚着厚重文化内涵的物象。如天一阁、道士塔、莫高窟、牌坊庙宇、笔墨、吴江船、废墟等。作家常常将上述三方面内容交错起来，扭结到若干著名或无名的人物活动轨迹中，通过他们的奋斗与失落，中兴与末路，得意与苍凉，质言之，通过他们的生命亮色划破历史隧道的黑暗，展现了一幅漫长的中国文化演进的巨幅面卷。
一方面，其散文的美学蕴藉非常丰厚，譬如，他深刻地批判过封建社会的"贬官文化"、"隐逸文化"与"夜航船文化"(见《柳侯祠》、《西湖梦》、《夜航船》)；他由衷地崇敬康熙大帝的雄才大略，愤怒其继承者的昏聩无能(《一个王朝的背影》)；他惊讶、赞叹中国文化的异质因素"商业文化"的崛起，又满怀惋惜地勾勒了这种文化的没落、灰飞烟灭(《江南小镇》、《抱愧山西》)；他思考过"美"这种似乎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东西在人类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柳侯祠》、《夜雨诗意》)；他为我们的祖先曾经作出过的成就自豪(《都江堰》)，为他们呕心沥血地护卫民族的精神之火而折服(《风雨天一阁》)，为一切曾经在冷漠、无序的社会人生与历史实践中贡献过绵薄之力的人、事树碑立传(《信客》、《庙宇》)；他痛斥一切扼杀民族之魂的物质的与精神的"牢笼"（《流放者的土地》、《坡突围》、《牌坊》)；他忧惧文明之光的熄灭(《藏书忧》、《家住龙华》)，但对那些曾经辉煌的"国粹"而今必然要遭到的淘汰命运并不遗憾(《笔墨祭》)；他在苦苦追寻"强国梦"的同时，亦痴痴地关怀着适合人类灵魂栖居的"精神家园"(《道土塔》、《乡关何处》)；等等。但在另一方面，余秋雨散文的主题似乎又并不复杂，他给我们的一个总体印象是，这是一个对于中外古今一切优秀的人文遗产都曾经作过全方位地、深入地体察与辨识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学者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其全部言说的内核一言以蔽之，就是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两千多年文明进程中的"文化苦旅"，他们的苦难、抗争、业绩与失败，在无情地解剖民族文化黑幕的同时，亦冷峻地反省了知识分子自身的不足、缺点，从而不仅为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而且为整个民族文化的悲剧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
余秋雨能将自己的散文写到了这个程度上，实在也是一个奇迹，靠的是他多年的心血、多年的思考、多年的积累和对文化艺术的热爱和探求，这不能不说跟他毕生的行走、思考有关，他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上，即使写点什么都能够随便写出点什么来，但是他通过散文，把自己塑造成了这样一个社会、文化形象，完全可以说是，被一些外在的东西逼出来的，被媒体和杂志逼出来的，是被他的朋友们推出来的，既可以说是被爱护他的师长朋友们推出来的，保护出来的，又可以说是被他的那些论敌满天飞的言论、无形的攻击和有形的言论逼出来的。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塑造人，有时就是这样，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力量把你塑造出来。有了这样正反两方面的力量，还得靠你自身的努力和创造性的思想去完成自己，塑造自己；如果没有自己足够的力量，你早就被打倒了。假如没有自身强大的思想力量和一手绝活，那么你也很难完成这个任务；而一旦有之，则会水涨船高，风浪行舟而不沦。我们由此可以看见，余秋雨他在这样的过程中，实在也是自己把自己的才力逼发出来了，所以他的散文风行天下，并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总之，余秋雨的散文以他的思想作后盾，以他的才华作支撑，对这些众多的文化现象、文明现象进行了长篇累牍的思考，完全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需求和必然。如果没有余秋雨呢？那么会不会也有别的人来代替和弥补这个空缺？我不知道。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是可能的，是存在的，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余秋雨出现了，实在也是一种文化的必然。因为他刚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适合了这样的需要，做出了这样的成绩，因此无论什么人反对他都无法回避他的存在了。
综上所述，余秋雨的散文，跨越了纯文学的界线，走向文化领域。他开创了散文的一代新风，以崭新的范例拓宽了当代散文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散文审美形态，使散文的河流改变了流向，由小到大，由浅到深，由个体意识的抒发到整体精神的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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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散文；衔接；连贯
衔接，是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1976年在他的专著《英语的衔接》中提出的。韩礼德对衔接的界定是把它融入语篇中：“衔接的一般意义是包含在语篇这一概念当中。衔接的角色是为语篇提供‘语篇组织’即衔接帮助创造出语篇。”也就是说，衔接是语篇的有形网络，在语篇的构建中有重要作用。其实，所谓的语篇性其实就是文章的连贯性。连贯是文章的基本要求，而衔接作为产生文章连贯性的一种手段，与连贯紧密相连。文章能否具有连贯性依赖于段落与段落之间的衔接关系，进而使文章的中心得到充分的表达。在衔接关系的识别可以提高读者对内容的理解.有意识的衔接手段可以使读者的认知更迅速把握文章的内容。衔接语篇组织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分析话语凝聚力的关系，从而建立一个连贯的系统，读者不仅可以明确文章的内容，并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把握话语结构和含义。衔接的手段主要有三种：语法手段，词汇衔接和逻辑关系语。结合文章的实际，在这里，我们不涉足语法手段，主要侧重于词汇衔接与逻辑关系两方面的分析，具体表现在中心词的复现、层进、照应、转折关系等衔接艺术手段。众所周知，散文“形散而神不散”，对衔接手段要求极高。而朱自清的散文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有着重要地位，而他的散文艺术更是广为赞颂。本文选取了朱自清具有代表性的散文为例，着重分析其散文中的衔接艺术，以此对衔接手段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重复是词汇衔接中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尤其是文章中心词，在一个语篇中以其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则有着连贯全文的重要作用。如朱自清的《绿》这篇游记散文，主要是通过描写梅雨潭的绿，来抒发作者真挚的感情。“绿”字是全文情景交融的焦点，在文章的结构上起衔接作用。文章共有四段，“绿”出现达九次之多，而且每一段都有“绿”字贯穿其中（下划线着重标明）：
“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第1段）
“岩面与草丛都从润湿中透出几分油油的绿意。”（第2段）
“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第3段）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不禁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第4段）
从中可以看出，“绿”字将整篇文章衔接起来，贯穿于文章的始终，使文章的整个组织构建具有完整性，文章的中心也更加的鲜明突出，使读者深深感受到梅雨潭的“绿”，文章中心思想清晰明了。
照应也是朱自清散文衔接艺术手法的一种，他的散文通过前后的照应手段加以衔接，使文章在组织结构上更为完善。如《绿》通过段落间语句的重复，首尾呼应，结构相当完善。第一段的一句话，“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起笔突兀，但是却点出了文章的主旨，使读者对文章中心内容一目了然。“梅雨潭是一个瀑布”，写瀑布的飞流直泻，飞花碎玉般的美景，正是为了映衬梅雨潭的奇异；写梅雨亭，却是为了过渡到写亭下深深的梅雨潭的。这都是在为下文着意刻画梅雨潭的“绿”作好铺垫。紧接着作者顺着游历的足迹来写，对瀑布、对梅雨亭作了简洁而形象的介绍，在描写梅雨亭与瀑布的中间，插入了两句话：“这是一个秋季的薄阴的天气。微微的云在我们顶上流着；岩面与草丛都从润湿中透出几分油油的绿意。”既交代出游的季节时间，也从那“透出几分油油的绿意”中，扣紧“绿”字，时时与文章中心内容相照应。最后，全文以“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不禁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一句话结尾，仍然把话语落到“绿”字上，与开头相互映照。总之，文章处处在照应“绿”字，尤其是文中第一段的“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与最后一段的“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不禁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段落间的前后照应，形成形式上的衔接标志，使整篇文章的脉络极为清晰、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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