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党史教育活动要求和党校中心组学习安排，近期，我认真学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学过之后，感触很深，启发很大。回顾和重温这段历史，对于了解新时代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增强“四个自信”，坚定“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主要围绕学习体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的重大意义和宝贵经验”两个方面与大家交流。
一、深刻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的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十章（p381）开篇就写明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从此，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变，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相继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大幕徐徐拉开。”所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就是我们逐步走进新时代的历史。回顾这一历史阶段，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成就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这是一段全方位的历史。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了一系列重大工作，在各领域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这是一段开创性的历史。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这是一段深层次的历史。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这是一段根本性的历史。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党的面貌、国家面貌、军队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党心凝聚，军心振奋，民心昂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出强大生机和活力。
二、深刻汲取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 初中历史与社会 教学关键性问题 历史情景教学 学为中心
在历史与社会教学中，把握对培养学生深入理解历史与社会核心内容、学科本质、核心思想与方法，形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与社会教学关键问题的研究与实践是高效课堂改革的必然趋势。面对历史教学，现实中的大多数教师以讲授为主，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历史情境教学法通过创设特定的历史教学情境，让学生仿佛置身于当时的历史现场，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并通过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主动思考与解决历史问题，培养学生思考分析历史的能力与创造性思维能力，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历史的小主人。那么如何在历史情境教学法中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教师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一、回到学生喜爱的“历史现场”
要使历史情境教学法充分体现学生主体性，在课前历史情境的选择与设置环节就要选择真正从学生主体出发的历史情境。
首先，历史情境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心理上迅速成为学习历史的主人。在设计八年级《秦朝一统》中秦始皇巩固统一的措施内容时，我预设了秦始皇一统天下可能会遇到的难题，设计了秦始皇内心的独白与大臣们的对话，邀请学生进行秦始皇与大臣们的角色扮演，并用漫画形式展示了秦始皇与大臣的形象，一下子激发了学生对于本课历史知识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立即进入历史角色，整堂课在愉快热烈的气氛中解决了秦始皇所遇到的难题，成了学习历史的主人。
其次，历史情境要贴近学生的生活，让学生自然成为学习历史的主人。在设计九年级《改革开放》一课时，我让学生回家采访长辈，听长辈讲述改革开放以前家里生活的方方面面，然后对比如今自己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后通过对比具体生活实例亲身体会改革开放的意义。让学生通过实际参与调查，细心观察，最后对比总结，真正身体力行地感悟历史、总结历史，成为学习历史的主人。
二、回到学生自己运用的“历史现场”
首先，穿越时空，角色体验。学生在以为自己创设的情境中迅速进入角色，主动发现探究、解决历史问题。如组织八年级《面临挑战的中国――最后的盛世》教学时，我从学生角度出发，创设具体历史情境，让学生通过时空隧道分别来到了明清时期的湖广地区（湖南、湖北）、松江、江南地区及安徽和山西。要求学生根据史实，展开想象最有可能会从事的工作，并说明原因。通过学生进入角色的自主学习与思考，在多样的工作中了解了明清时期不同地区丰富的社会经济种类（农业、手工业、商业），感受到了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
其次，由易到难，梯度探究。在历史情境的创设中设计的问题既不能过于简单，又不能过于深奥，应有知识层次，有难度梯度，这样就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能力。如八年级《面临挑战的中国――最后的盛世》中要让学生对中国盛世背后所隐藏的危机有所察觉，我设置了“我眼中的盛世”历史情境探究环节，先由学生总结本课已经学习的中国明清盛世繁荣的具体表现，再由学生分析所给资料总结这一时期西方各方面的变化，最后通过东西方各方面的对比，得出中国盛世背后隐藏危机，面临西方的严峻挑战。这样学生由易到难，逐步在历史情境中探究历史问题。
最后，竞争合作，相互促进。在运用历史情境的过程中遇到较难的问题可以进行小组合作，
让学生在合作与竞争中体现学习历史的主人地位。在八年级《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发展》的教学中，我将清朝前期疆域划分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四个区域，以小组探究合作的形式，小组合作解决清朝各对这些地区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及这些措施的作用。学生在小组合作中有分工、有记录、有帮助、有竞争，使得本堂课清朝前期采取了哪些维护统一的措施的教学任务高效地完成，而且学生掌握了合作学习的技能。
三、回到学生自主反思的“历史现场”
对于历史情境的评价与总结是提高学生反思学习能力、提高学为中心课堂实效的重要措施。由学生课后对历史情境学习进行自主归纳，培养学生自主分析总结与评价的能力，充分体现学生自主性。在八年级《丝绸之路与大运河》一课教学中，我让学生以图表形式对本节课丝绸之路与大运河的有关知识进行归纳与总结，并分析归纳出丝绸之路与大运河的异同，在学生自主回顾总结历史知识的同时培养归纳与总结历史知识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刘奎文.历史教学中的情景教学[J].学周刊，2011（31）.
“光州事件”与韩国制度转型
今年9月24日，韩国执政党新国家党总统候选人朴槿惠发表讲话，向其父朴正熙执政期间的受害者及其家属道歉。她说，她会竭尽所能，与受害者会面，缓解他们的痛楚；另外，她提议设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团结委员会，以公平和公正的方式评估那段历史。朴槿惠的这番讲话，不应仅仅被看作是一个选举策略，而是表达出面向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真诚态度。韩国从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已有近20年时间，期间经历了四任民选总统，迄今已基本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可谓“东亚模式”中制度转型的成功范例。但是，威权统治对国民所造成的痛苦记忆仍然未被完全抹去，自朴正熙时代以来军人独裁政权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尤其是全斗焕政权对“光州事件”的残酷镇压，仍在不断折磨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心灵，这是韩国历史中难以轻易翻过去的一页。朴槿惠勇于面对历史，愿意重新评估其父朴正熙的功过是非，彻底清算和反省威权体制的罪恶，以真诚争取国民谅解，以谅解重建国民团结，无疑是一个符合人类正义的重大举措。
韩国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朴正熙于1961年通过军事李承晚政权，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1962年3月任总统，1963年8月任民主共和党总裁，同年12月当选总统，其后连任五届总统，直至1979年，被其情报部长金载圭枪杀。在朴正熙之后，又是连续两任军人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在全斗焕任内，1980年5月15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光州事件”，独裁政权悍然以武力镇压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造成平民的巨大伤亡。据事后可靠统计，共计死亡633人，军警死亡27人，受伤数以千计，财产损失达226亿韩元。“光州事件”对韩国国民造成了巨大伤害，极大地毁坏了韩国的国际形象，写下了韩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全斗焕的独裁政权由此遭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光州事件”是威权体制无法适应和满足人民日益高涨的民主要求而激发出剧烈政治冲突的一个典型事件。韩国自朴正熙执政以来，在威权统治之下，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汉江奇迹”，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为所谓“东亚模式”创造了政治专制和经济繁荣共存于一体的制度经验。据后来韩国KBS电视台和国民大学联合的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已故前总统朴正熙被选为历届总统中“领导能力最强的总统”。韩国历史承认，朴正熙的威权统治不仅为韩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且也致力于惩治腐败。在其治下，因腐败而受处分的官员每年都有数千人，对官员及其家庭的生活奢侈、拥有豪华等行为均有严厉的处分。尤其是在1977年1月推行了“庶政刷新奖惩记录簿”，对官员每月记录一次，严格监督官员行为，公布了12种肃清对象，包括索要礼品、保护企业非常经营、懒惰、刁难群众、提升中走后门、拥有豪华住宅、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有情妇、无能力等。这些措施都是力求维护威权统治的合法性，以此换得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但是，即使这样，威权体制的内在腐败依然无法遏制，如政治献金问题，政府和军队高层的贪腐问题，涉及所谓经济发展中的腐败问题，朴正熙均以不可动摇国本为借口予以容忍。正是这些根本性的腐败问题，引发了人民的强烈不满，进而引发了80年代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和大规模的街头抗争政治。“光州事件”的实质，是威权统治内在危机的爆发，是人民要求民主和专制的冲突，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诉求的冲突。
全斗焕政权以武力血腥镇压光州起义，暂时平息人民反抗，但是，其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已经动摇，原来依靠经济发展所换来的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已基本流失，80年代中后期的民主运动已不再局限于学生，而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宗教团体都走上了街头，形成了强大的势不可当的要求民主变革的力量。1987年4月13日，全斗焕试图以1988年汉城奥运会为借口，宣布停止修改宪法，这个讲话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浪潮。1987年6月，百万人走上汉城街头要求改宪，军队已经无法再以暴力压制民主运动。1987年6月27日美国参议院以74票对O票，7月1日美国众议院以421票对O票，两院一致通过了《促进韩国民主化决议案》。国际奥委会也发表声明，不惜以取消汉城奥运会主办权相威胁，要求韩国顺从民意。在内外的巨大压力之下，军人政府被迫接受宪改方案，由总统候选人卢泰愚《民主化宣言》，宣布实行总统直选，还政于民。卢泰愚上台后，致公开信给受害者家属，认同“光州事件应被视为民主化过程的一部分”，公开为“光州事件”。卢泰愚于1993年把国家政权交予民选的第一位非军人总统金泳三，由此，韩国的威权制度正式转向民主制度。
制度转型之后，历史清算问题立即被提到议事日程，“光州事件”的首当其冲，因为这牵涉到整个韩国国民内心深处的一个剧痛，必须迅速修复；否则，社会将陷入不理性的怨恨和报复状态中，国民无以重建社会的和谐和国家的团结。1988年，“光州事件”在国会中被重提，1993年金泳三上台后，承诺为“5·18”运动死难者建立国家公墓。1997年，他签署“5·18”运动特殊法令，正式为“5·18”运动正名，为死难者家属支付赔偿金。对镇压“5·18”事件的元凶——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以内乱罪课以重刑。作为“光州事件”的发源地光州市，承受的牺牲最大，自然成为重写历史的中心。1997年，“5·18”公墓在光州正式落成，将所有遇难者的遗体归葬一处，其中大多数是1960年前后出生的大学生，死时仅20岁上下。现在他们长眠的地方，已经成为国民纪念先烈的圣地。5月18日被定为“国家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韩国总统都要来这里发表演讲，缅怀他们对韩国政治民主化的不朽贡献。韩国的所有媒体，都会给予隆重报道，大学里会有各种关于“5·18”主题的讲座，广场上有纪念“5·18”运动的大型晚会。对于“光州事件”的死难者，韩国政府于1999年正式把他们封为“国家有功者”，同时给予有关抗争者以医疗保险。韩国“东亚细亚国家暴力受害者联合会”组成“5月光州事件精神”继承运动，“光州事件”成为人权、和平的摇篮和市民自治共同体运动。倡建“5·18纪念馆”和“5·18纪念广场”，设立受害者治疗中心。2000年，第一次有现职总统参加的“光州事件”纪念仪式上，金大中总统承诺制定有功者特别法。“5·18纪念财团”制定“光州人权赏”，以奖励国内人权团体或人权运动人士。通过这些方式，整个国家都被动员起来，一方面是让国民永远不要忘记威权统治所制造的黑暗历史，铭记死难者为国家民主化所承担的无法弥补的牺牲，抚慰死难者家属的沉痛心灵；另一方面，是让国民从仇恨中摆脱出来，不把历史记忆当作历史包袱，而是以历史和解的精神着眼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未来。
“光州事件”对韩国国民所造成的心灵剧痛，在民主制度下得到了理性的治愈和修复，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清算，并未进一步撕裂社会，反而是形成了新的国家团结的基础。这是“光州事件”给予世界的最有价值的政治和思想遗产。
台湾“二二八事件"与转型正义
台湾于1947年2月28日爆发并蔓延全岛的冲突流血事件，史称“二二事件”，是比韩国“光州事件”范围更大、冲突更为剧烈、死伤人数更多的历史事件。其死亡人数有各种估计，从数千到十几万，1992年台湾“行政院”的报告推估是1.8万人至2.8万人。这样一个死伤惨重的事件，在台湾的威权统治之下，被湮灭和屏蔽了40余年，直到台湾开放和报禁之时，才被重新置于公共视野之中。对于来说，这是它以往专制统治必须承担的一个后果，也是一个必须清算的历史问题。它主动向民主制度转型，通过民选重建其执政合法性，对“二二八事件”的重新认识和，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坎。
从目前披露的史料来看，台湾“二二八事件”最初起因于一个偶发事端，由于警察取缔私烟贩不当引发民众自发性暴动，后逐步酿成台湾中上层精英尽数参加的要求地方自治和政治改革运动，在部分地区（台中、嘉义）又扩大为群众暴动和武装起义，最后是军队的大规模介入，用武力镇压民众的一切诉求和反抗，滥杀无辜，实行白色恐怖，造成台湾前所未有的悲剧。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台湾四百年的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政治事件，对台湾人民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生活态度，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无可否认的，二二八事件的影响，已经变成台湾文化深层结构中的重要部分。台湾人民对政治的畏惧，对现实的疏离，对历史的逃避，都可以在1947年的流血经验中找到原因。”
以专制手段统一社会意志，用武力镇压社会一切反抗，是威权制度的内在逻辑和惯常做法。1947年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还远未达到台湾、韩国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在领导下的看来，因为国共内战的存在使得中国尚处在军政阶段，离训政尚远，更何谈。因此，对于台湾本土精英在“二二八事件”中所提出的地方自治和政治改革要求，国民政府绝无可能予以支持，一旦面临局面失控，它唯一的手段就是用武力平息事态，为此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因此，台湾的“二二八事件”是一个“过早”发生的事件，是在威权制度根本还未出现转型迹象时，因为台湾地方自治的“早熟”而必然会发生的政治冲突。那个烟贩的死亡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线而已，他点燃的是由各种矛盾所积累起来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在缺乏的条件下，危机的克服只能采取专制的暴力的方式，它由此给台湾带来的痛苦记忆必定是深刻和漫长的。
在台湾40余年的高压专制统治，在主导经济快速增长——进入亚洲“四小龙”的同时，一直试图抹去人民对于“二二八事件”的痛苦记忆，长期封存有关这个事件的各种信息，以意识形态的说辞抹杀或混淆事件真相，以为依靠时问之流也将彻底冲洗掉人民心中为此留下的印痕。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持续永久地遮蔽历史，正如不可能永远垄断政权一样，也最终认识到这一点，在蒋经国主动开放和报禁之后，对于“二二八事件”的记忆闸门即被瞬间打开。
1987年2月13日，为纪念“二二八事件”40周年，台湾有关人士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组织人走上街头，祭悼亡灵。2月27日，历史学家许倬云发表文章，就“二二八事件”提出五项建议：（1）当局向台胞道歉；（2）追查“二二八事件”的责任；（3）对于含冤负屈者，予以；（4）释放因为“台湾情结”而被扣押的人犯；（5）当局要求海外主张暴力的人士公开声明放弃暴力主张，允许发表声明者返台。从这之后，“二二八事件”的被打破，许多长期保持沉默的知识精英，首先跨出，重新面对历史和现实，强烈要求还原事件真相，为那些蒙受冤屈长达40余年的同胞昭雪。1989年8月19日，嘉义市公园立起了全台湾第一座“二二八事件”纪念碑，民间要求当局为“二二八事件”的呼声已不可阻挡。
正是在巨大压力之下，台湾当局不得不顺应民意，正视历史。1991年1月17日，成立“行政院二二八事件专案小组”，以处理该事件的相关善后问题；同时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负责撰写“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以备当局参考。1992年2月，该研究报告如期公布，内容主要是叙述事件的背景、爆发、经过，以及政府的因应、事件的平复、伤亡与受害及当时的救恤情况。1992年2月28日，二二八纪念活动在台北音乐厅举行，先由曾道雄以莫扎特的安魂曲来慰灵，悼念死难者。李登辉出席致词，这是台湾45年来第一次朝野一体以公义与爱的精神，用美丽音乐来纪念“二二八事件”。1995年2月28日，二二八纪念碑于台北落成，李登辉代表当局向受难者及其家属道歉。4月7日，台湾“立法院”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10月7日生效。“行政院”于1995年12月18日成立“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负责受难者赔偿抚恤事宜。基金会成立后即开始运作，先由受难者本人或遗属提出申请，由基金会进行审核，如系事实，即按照补偿金核发标准视情况给予数额不等的补偿。
“二二八事件”是给台湾所制造的最大一笔历史债务，清偿这笔债务绝非仅仅给予受害者家属以“国家赔偿”就可了结，作为当时的执政党，必须承担其更大的历史责任和道义责任，必须承受人民对其执政历史合法性的质问。在台湾进入到政党政治之后，作为主要反对党的，时时不断地以“二二八事件”激发所谓“台湾悲情”，制造省籍情结，酝酿族群冲突，倡导意识，对的执政地位形成巨大冲击。“二二八事件”已成为最大的历史包袱，它不得不长期为其支付信用代价。在这个严峻的形势下，并未退却，反而是勇于正视历史，主动承担责任，以真诚的态度换取人民谅解，重新取得人民支持。在纪念“二二八事件”60周年时，撰文阐述了他对解决历史问题的基本看法，对台湾人民郑重作出五点承诺：1.一定要让“二二八事件”成为台湾的最后一场悲剧，绝对不能再发生；2.对战争永远说“不”；3.严正地对族群撕裂说“不”，同时坚持清廉政治，打击贪赃枉法；4.政治必须民主，社会要更加开放，历史的教训是威权政治下的压制，会引发更强大的反抗，人民表达意见、集会、抗争和示威，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5.两岸必须和平、开放，让“二二八”当时的内战烽火，永远从台湾绝迹。
正是在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主导下，台湾社会各个阶层，包括朝野各个党派，普遍形成了“转型正义”的理念，该理念强调的是：转型正义作为“迟到的正义”的目的，是为巩固和保障基本人权等普世价值，督促政府停止、调查、惩处、矫正和预防未来政府对人权的侵犯；当国家从独裁政权或内战状态转到民主政治或和平状态时，对过去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政府以转型正义维持社会稳定与满足应报思想。按照转型正义的理念，对历史的清算将不再重陷仇仇相报的族群冲突之中，相关的赔偿是着眼于社会的和解与团结，把过去发生的不义视为对未来发展的警戒，以此培养公民的理性精神，奠定民主制度的牢固基础。
转型正义对于台湾政治转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各个党派均有强大的约束力。个别民意代表曾经提出过一个“二二八事件及时期政府违法责任追究特别条例草案”，该草案不只要求当时逮捕行刑的加害人必须负起刑事和赔偿责任，如果当事人过世，还要继续追究包括配偶和子女在内等直系亲属的连带责任。对于这样一个明显鼓励族群冲突的草案，社会各界的普遍反应是违背转型正义。台湾《工商时报》对此发表题为《不容法制与历史悲剧沦为政治斗争工具》的社论指出，在台湾社会中，“二二八早就被大众认定是历史的悲剧，虽然始作俑者罪无可赦，但生者应该学习用爱及宽容来相互对待，岂可容忍政客用历史的创伤来撕裂族群，来进行政治斗争。可见，转型正义的理念已深入台湾人心，这是台湾政治转型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南非的“真相与和解"
南非的社会和政治转型，比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面临更为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它解决的是白人少数政权向黑人多数政权的转换，另一方面，是种族隔离制度终结之后如何重建族群和平共处的社会条件。对于一个由白人殖民统治已达400余年的国家，社会的矛盾体系是由民族、阶级、文化、宗教以及风俗习惯诸种矛盾所共同组成的，如何彻底清算历史问题，解除历史包袱，重建民族和解和团结，绝非单纯的政治转型即可实现，而必然涉及更为广泛的社会改革和国家基础建设，涉及新的国民意识的形成和国家认同。南非为此建立起来的“真相与和解”制度，创造性地为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开辟出一条可借鉴之路。
1652年，荷兰在好望角开辟了南非最早的殖民地开普敦，从此欧洲（主要是荷兰、法国和德国）白人移民源源不断地向此涌来。在长达数百年的殖民统治中，欧洲白人不仅打造了南非的经济基础，而且强行地推行他们的价值观，大力奉行“白人至上论”，把非洲黑人视为奴役和教化的对象。进入20世纪之后，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世界殖民体系开始瓦解，南非白人政权为继续巩固其殖民统治，打着“维护白种人纯洁性”的旗号，强行推行种族隔离制度，从1950年起，陆续颁布了《人口登记法》、《集团住区法》、《公共场所隔离保留法》、《土地法》，由此构成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四大支柱。1959年，又推出“黑人家园计划”，将占全国人口73％的黑人驱赶到12.7％的土地上居住。通过这些法案，南非公开建立了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黑人的基本人权——居住、迁徙、工作、生活等项权利均被剥夺或限制，选举和被选举等政治权利更无从谈起。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从其实行起，即遭到南非黑人的抵制和反抗。尤其是在非国大（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之后，黑人的反抗迅速进入到有纲领有组织的状态。非国大根据1949年《行动纲领》，组织了一系列反对种族隔离法的群众运动，通过罢工、不服从和不合作等非暴力方式，要求取消种族歧视，实现种族平等。其中规模最大和影响最深的是1952年的“蔑视不公正法运动”和1955年的“人民大会运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南非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非国大的元老卢图利。自他之后，非国大在曼德拉的领导下，南非黑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一度进入到暴力抗争阶段，1960年的“沙佩维尔惨案”和1976年的“索韦托事件”集中地表现了这一时期的暴力抗争特点，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冲突与互相仇恨达到了极其剧烈的程度，曼德拉也由此被白人政权投入监狱，终身监禁，非国大的大批领导人被迫流亡国外，南非国内黑人斗争陷入低潮。
在南非为终止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国际社会给予南非黑人以巨大的支持。早在1962年，联合国就专门针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成立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其后的20年间，联合国通过了许多重要决议，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连续进行了“动员制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国际年”和“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10年行动计划”，由此促使许多西方国家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之中。1986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全面反对种族隔离法案”，对同南非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实行严格限制，美国的银行带头制裁南非政府并终止了对南非的全部贷款，从而引发世界多个国家宣布对南非实行制裁。到80年代末，全世界有140多个国家与南非断绝了外交和经贸关系。
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之下，南非白人政权不得不面对现实，郑重考虑终止种族隔离制度和还权于黑人的问题，他们的最大担忧是，在清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和把政权交还给黑人之后，他们会不会面临黑人的清算和报复，毕竟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制造了太多的人道灾难。由于这种担忧，许多白人选择离开他们已生存了几代人的南非，返回欧洲。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对于南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无疑是一个重大隐患。因此，历史性的妥协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89年，非国大领袖曼德拉在狱中致信南非总统博塔，其中写道：“为了国家的利益，非国大和政府有必要紧急会晤，通过谈判找到一个有效的政治解决办法。”自此，开始了非国大和白人政权的建设性谈判。1989年，德克勒克上台，开始民族和解进程，他说：“我们当然还能执政五到十年，但那是毁灭之路。和谈的时刻已经到来。”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在南非议会开幕讲话中宣布解除对非国大等33个反种族主义统治政党和组织的禁令；同月，不顾议会内右翼集团的反对，宣布释放入狱达27年的曼德拉及其他政治犯；1991年6月30日，宣布废除四大支柱的有关法令，正式宣告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终结。1994年，南非举行大选，曼德拉就任总统，新南非正式诞生。
正是在以德克勒克为代表的白人力量和以曼德拉为代表的黑人力量，共同认识到历史妥协与和解的重要性，并将这一精神真正贯彻于政治转型之中，才共同主导了南非从一个种族政权向一个国家的和平过渡，避免了大规模的，并为后来的“真相与和解”运动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1995年，南非政府公布《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根据此法案，宣布组成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由图图大主教担任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宗旨为“在弄清过去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促进全国团结与民族和解”。具体任务是：
1.全面地调查自1960年3月1日至1994年5月10日这段历史时期内各种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
2.让受害者讲出真相以恢复他们的公民尊严，并提出如何对这些受害者给予救助；
3.考虑对那些服从政治指令严重侵犯人权但已向真相委员会讲出所有事实真相的犯罪者实施大赦。
为完成上述任务，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立了相应的专门机构，在此后的数年时间里，听取了两万余名证人的陈述，这些人中有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也有当年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的作恶者。听证的重点是，由受害人讲述他们遭遇迫害的经历和受到伤害的程度，指控施害者的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要求他们做出道歉和赔偿；同时，对侵犯人权的施害者，只要他披露了与政治目标相关的所有的犯罪事实，给受害人一个讲述他们所受到的侵害的机会，采取相关的手段来修复双方的关系，赔偿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被害人作为一个人和公民的尊严与人权，在全国范围内报道这种侵犯行为和受到侵犯的人，对如何防止再发生此类情况提出建议；只要双方能够彼此达到这样的谅解，均可算实现了和解的目的。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2003年，由完成使命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将所有听证记录编写为厚厚的7卷报告递交给南非总统姆贝基。至此，南非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才真正翻过去了。
南非的“真相与和解”运动，以转型正义的原则，化解了黑人和白人之间持续数百年来的民族怨恨，让受害者得到补偿，同时让他们宽恕过去，让施害者受到谴责，同时赦免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民族和解，重建了国家团结，开辟了国家未来，巩固了民主制度，重写了南非的历史。
处理历史问题的四个原则
韩国、台湾和南非基于转型正义所建立起来的历史问题的解决机制，对于在政治转型中如何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其中的许多经验可以直接效仿。威权国家的历史，作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普遍经历过的一个阶段，是人类必须承受的一个代价。如何化解这个代价，如何在付出这个代价之后能够实现人类的正义和进步，是人类面向历史、现实和未来必须正视的问题。历史既可以作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包袱，让他们永远背负，冤冤相报，互相仇视，无法卸装而行；也可以转化为他们的精神财富，让他们记住教训，忘记仇恨，重新团结起来，轻装走向未来。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从韩国、南非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中，至少可以总结出处理历史问题的四个原则。
1.真相原则
正确地处理历史问题，首先必须还原历史真相。威权制度面对历史问题的惯常做法是，以维护专制统治为目的，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掩盖真相，尘封历史，按其特有的意识形态方式随意解释历史，无视重大历史事件的存在，设置历史研究，企图依靠时间之流彻底冲洗掉人民的历史记忆。因此，还原历史真相，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统治者可以欺骗所有人于一时，也可以欺骗一些人于永远，但是，他们绝不可能欺骗所有人于永远。历史的真相最终无法遮蔽，终有大白于天下的时刻。
还原历史真相，对于人民来说，特别是对那些历史的受害者来说，是要求一个公道，是要求彻底清除统治者无端加诸于他们名下的各项指控和各种不实之词，是要恢复他们的清白之身和做人的尊严，是要求历史的；对于统治者来说，特别是对那些理应承担历史责任的人来说，是要求他们主动公开说出历史真相。在还原历史真相的过程中，由于年代久远，长期封闭，具体历史事件的原因和细节极易引起争议，因此，真相的原则重在定性，轻于定量，重在对事，轻于对人。例如，台湾“二二八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一直无法确认，数字差距极大，台湾前“国防部长”郝伯村就认为，实际死亡人数只有几百人，远不是成千上万。对于这样的分歧，的看法是，“历史的错误或许可以原谅，历史的过程不能遗忘”，当局必须深刻体会受难家属的感受，要记取教训，避免重演和抚平伤痛，焦点不应该放在“受难人数”上。的这个态度，体现的是转型正义的原则，是为历史评价和历史清算提供一个尽可能宽大的尺度，以恢复和重建历史正义为最大目标。
2.补偿原则
在还原真相的基础上，接下来的工作必然是为历史受害者主持正义，恢复名誉，做出赔偿。威权体制下的受害者及其家属，长期受制于体制迫害，在肉体和心灵上遭受极大创伤；那些死难者的家属更是无法彻底摆脱失去亲人的剧痛，巨大的精神折磨让他们对生活基本绝望，无论何种补偿都无法弥补他们所承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失。因此，补偿原则，首先应当是着眼于对受害者及其家属心灵和精神的抚慰，恢复他们的人格尊严，追认他们为正义所付出的牺牲，赋予他们应得的荣誉，通过各种方式纪念他们。比如，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均为悲剧事件的死难者建立了纪念碑、纪念广场和公园，设立纪念日，尽可能详细地查找死难者的资料，为他们建立专门档案，以备后人缅怀和研究。其次，在精神补偿的同时，制定专门法案，对历史受害者及其家属给予“国家赔偿”，建立专项基金，对受害者后人的困难给予特别救助。
补偿原则，不过是实现“迟到的正义”，它最终要表达出法律和道义的力量，一定会冲破制度的障碍而得以彰显；显示出不管在何种制度条件下，滥杀无辜，肆意侵犯人权和破坏公民财产的行为，均将在法律和道义上得到追偿。沉冤必须昭雪，正义必须声张，历史必须公正。
3.和解原则
和解是转型正义的目的，这不仅是指受害者及其家属对具体实施威权统治当事人的宽恕和谅解，接受他们的忏悔和道歉，放弃对他们的法律追责，更重要的是，通过个人化的行为，形成全民和解的态势，以此重建国家团结的基础。但是，和解的必要前提是，历史的真相基本澄清，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物质和精神损失大体得到补偿。
威权统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制度化行为，它的具体执行者体现着国家的意志，承担着国家的职责，对公民的迫害更多的是一种职务行为；因此，对于威权统治的清算，如何界定庞大的执行者的行为，是—个难题。从韩国、南非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来看，一般是遵循“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尽可能地放宽法律惩戒的尺度，对于那些具体制造侵犯人权案件的执行者，在事实调查清楚之后，只要他们认错忏悔，均不予以刑责处分。
4.原则
威权体制下所发生的人道灾难，一般均来源于人民要求向民主过渡而形成的政治冲突，冲突的实质是少数人专制和多数人权利的矛盾。在体制下，绝无可能发生统治者以暴力压制多数人权利的事情，社会各个阶层、利益集团和党派的不同诉求均能通过合法的渠道得以表达。人权事件和大规模的人道灾难是专制统治的特有后果，避免这个后果的唯一途径就是向民主制度过渡。转型正义提倡历史性妥协、和解与放弃法律追责等方式来重建国家团结，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民主制度，通过制度而不是寻求道德觉醒以避免历史悲剧的再次发生。威权统治所付出的人权成本，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能得到最终化解。
[关键词] 八一精神 价值维度 南昌起义 中国共产党 辩证思维
南昌起义孕育以“听党指挥、为民奋斗、百折不挠、敢为人先”等为主要内涵的“八一精神”。“八一精神”具有革命性、民族性、时代性相统一的品格特质，其境界何等宏阔深远！审视“八一精神”的价值维度，最根本的是要怀有宏观视野和大历史眼光。以不同视角来解读“八一精神”，“八一精神”就有不尽相同的认识和看法，但在基本历史价值的认识上不能含糊不清，不能碎片化地解读“八一精神”。否则，就会陷入相对主义、不可知论和的泥潭。
一、回眸历史，从中国近代以来170余年的革命斗争史来审视“八一精神”
“八一精神”在一定意义上说，即中国共产党的建军精神。此为理解其内涵和历史定位问题的出发点。1927年面对大革命失败的腥风血雨，面对异常残暴强大的反革命武装，要不要坚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必须作出的抉择。对此，南昌起义则给出了一个初步而明确的答案。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屈服，他们挺起脊梁、奋起抗争！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八一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正如同志所说的，“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1]。
回溯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一个“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的国家，怎样走上强盛之路？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均以失败而告终。1912年，封建帝制虽被取消了，民众头上的辫子剪了，但“大脑中的辫子”犹存；大小各派军阀仍挥戈相向。面对辛亥革命仅得一共和虚名的残酷事实，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迷茫了，中国这艘航船究竟驶向何处？危机乃机遇。“八一功在第一枪。”人民军队的诞生，最终让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的耻辱地位，结束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实现了近代以来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其辉煌已彪炳史册！“八一精神”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那种“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展现了共产党人面临困难和重压的科学态度！展现了共产党人敢于坚持真理、敢于顺应中国和世界发展潮流之豪气！正如伟大革命先驱所言，“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2]p194。
“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武装斗争的意义也非与生俱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虽参加了北伐战争，但还没有彻底了解“枪杆子”的重要性，结果在反动派叛变革命的时候吃了大亏。“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自诞生那天起，就勇敢担负起了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重任。南昌起义的根本目的在于“救国救民”，从根本上代表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人民军队历经了近90年的峥嵘岁月，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为建立新中国，为捍卫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在当今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人民军队成为保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钢铁长城。
二、结合国情，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开辟的视角来审视“八一精神”
同志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3]p1471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许多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转变了世界观，成长为早期共产主义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中的历练，为人民军队的诞生和“八一精神”的形成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提供了历史契机。
中国共产党人笃信马克思主义，相信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但在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探索自己的革命道路上，并不盲从共产国际。“八一精神”体现了以、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迎难而上、勇于探索的精神风貌：抛弃对共产国际代表的过分迷信，毅然发动起义；流沙会议决定部署南昌起义部队今后的行动计划和由地方党组织护送领导人撤离战区等工作；南昌起义军余部历经艰险而百折不挠，在等率领下，通过“赣南四整”，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最终与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使初创的人民军队凤凰涅、浴火重生。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支军队的崭新面貌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
也正是南昌起义的“第一枪”，全国各地才陆续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武装起义的若干枪。“第一枪”在革命者的内心深处已定格为一种不惧艰险、勇于登攀、敢于胜利的精神品格和坚定信念，正是在这一信念的坚守和展望中，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才得以开辟。南昌起义所孕育的“敢为人先”的“八一精神”血脉更维系着革命者的信仰、意志、团结、探索、创造和奉献，从而使他们跨越一道道障碍，历经劫难而壮志不减，反而焕发蓬勃生机。真正的革命者从风雨如晦的暗夜起航，劈破斩浪、无私无畏，演绎了一个又一个传奇！南昌起义中许多革命者承继“八一精神”，纷纷到达全国各地接续奋斗，创建或参与创建了诸如“式”“式”“式”“李文林式”等根据地，显示出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过人胆略！南昌起义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伟大开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诚如同志所指出的，“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4]。
三、立足现实，从实现中国梦这一宏伟的奋斗目标来审视“八一精神”
在唤醒中华民族萌发出“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真正把中国人民带上实现“中国梦”的人间正道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蹒跚学步的幼年迅速成长起来，历经一次次血与火的锻造，从苦难走向辉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八一起义打响于南昌，这是英雄城儿女的荣耀，是赣鄱大地儿女的骄傲，也是中国人民的自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改革发展是贯穿始终的不变逻辑。而“八一精神”是改革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对于实现中国梦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弘扬“八一精神”，必须践行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以非凡的政治勇气推进全方位的改革，敢于攻难关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之束缚，以奋发有为的状态，准确把握群众利益诉求，冲破各种使改革停滞不前的阻力，突破薄弱环节，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
“八一精神”昭示着时代高度，是发展方向，是奋进明灯，是铸就在中华儿女心中的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传承“八一精神”，有利于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定理想信念、永葆进取意识，有利于激发干事创业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解决发展所面临的诸多新课题。今天，大力践行 “八一精神”，努力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我们就能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阔步前进，不断抒写中国梦的崭新篇章。
四、增强自信，从历史文化传承的角度来审视“八一精神”
一般而言，党史文化表现在物质、制度和精神等三个层面，以精神层面为核心。精神是人类创造活动的成果，它是文化的一种反映。“八一”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八一文化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军队、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所体现出来的丰厚文化意蕴，彰显了红色文化的韧性和主体精神。“八一精神”伴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光辉历程，是党史文化在精神层面的集中体现，它印证党和军队的光辉历史。
文化自信是弘扬中国精神的“源动力”，是凝聚中国力量的“向心力”。同志曾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5]。“八一精神”作为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现象，体现出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情感和文化创造激情，赋予红色文化以潜质，使“八一精神”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红旗渠精神等等一道，构筑起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竖起的一座座丰碑，构筑起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形成的完整的精神序列。可以说，“八一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蕴涵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有着伟大的历史价值。
“八一精神”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革命风格的光辉体现，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血脉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深沉积淀，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传承和弘扬的人文精神，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科学性、开创性等特征。“八一精神”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愫，实践了为民奋斗的民本理念，闪烁着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光芒。这一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呈现出其特有的个性。新的时代背景下，弘扬“八一精神“的文化性，将其融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当中，大力弘扬“听党指挥”的精神，形成感召力；大力弘扬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激发创造力；大力弘扬百折不挠的精神，增强向心力；大力弘扬为民奋斗的精神，生发凝聚力。
五、放眼未来，从长时段的历史后馈性来审视“八一精神”
在历经时间积淀后，历史往往显得更加明晰。历史的后馈性，即任何历史发生后，伴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它对于后来历史的发展所发生的影响会发生相应变化，任何具体的历史对于未来的人类进程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具有悠远绵长的特点。这一特点使得后人普遍注意从长时段来评价历史任务与历史事件。
“树高千尺不忘本，水流万里总思源。”“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已取得的一切成果也会丧失，还能奢谈什么！南昌起义的影响远不止于其特定的年代，它会不断延伸下去。穿越历史风云，人民军队站在了强军兴军新的起点上，“中国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为此，对于“八一精神”历史价值的认识，就不能静态地止于过去的历史，而须放眼于中国与世界未来的发展，就是要在世界和中国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中来考察成败得失，从中国和世界现代化的整体延续性上去把握其价值。伴随时间的不断延续，“八一精神”的历史价值会愈加彰显！
“八一精神”历久弥新。“八一精神”，是立于时代先锋的象征，是勇立改革潮头的信念。“八一精神”，它曾见证了一支伟大军队的诞生，见证了风起云涌的历史巨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它必将见证中国梦的辉煌！
参考文献：
[1].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07-07-01.
[2]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贯彻落实了党的十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高校开设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简称《纲要》课）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发挥着主渠道作用。《纲要》课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围绕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新精神，在强化“三个选择”的基础上，整合《纲要》课教学内容，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个坚持”的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通过多维教学方法和实践教学以培育当代大学生的改革的“三维意识”，使当代大学生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合格接班人。
关键词：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融入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22014003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认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中国近现代史纲》课作为一门从历史的角度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因此，《纲要》课教师必须在《纲要》课教学中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新精神，积极进行教学改革，以整合教学内容凸显深化改革的必要性，以多维教学方法和实践教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培育大学生的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使当代大学生深刻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并转化成改造现实世界的强大力量，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1 《纲要》课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课的意见》规定：“《纲要》课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因此，《纲要》课教学在于使学生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使学生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并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革命、建设发展的内在规律，深刻领会“三个选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进一步树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引导学生忠于中国共产党，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部署，发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动员，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坚定信心、凝聚共识，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量向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奋勇前进的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对35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决定》指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经验，必须长期坚持。”这些宝贵经验，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坚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要深刻理解并贯彻“四个坚持”，用其指导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实践。
换言之，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是党在了解中国近现代国史和国情的基础上，在坚持“三个选择”的历史结论上，继续坚持在党的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而制定的行动纲领。新世纪新阶段，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开放航船，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正确航道，又一次扬帆起航。这就说明，《纲要》课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与内容有着内在逻辑，因此，在《纲要》课的教学中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是非常必要的。
2在强化“三个选择”的基础上，整合《纲要》课教学内容，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个坚持”的精神
在《纲要》课的教学中，如何从教学内容上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凸显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呢？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35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这些宝贵经验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坚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要通过《纲要》课的教学贯彻这“四个坚持”，使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真正进入课堂，使“四个坚持”的思想进入大学生的头脑，将来能用其指导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实践。在《纲要》课的教学中，不仅要通过近代大量历史史料正面阐述中国人民和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正确性，而且通过反面对比印证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地主阶级洋务派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的“百日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等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都失败了。历史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不可能走向资本主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不能给中国革命带来希望和光明，中国人民正是在历史的艰难选择中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信念、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地位、最终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迎来了社会主义的曙光，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教学内容的整合在给学生强化“三个选择”的基础上，《纲要》课老师进一步结合教材内容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个坚持”的精神。
2.1坚持党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个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这第一个坚持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力量、路线和方向，回答了在谁的领导下、朝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纲要》课老师要使学生明白把党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核心，也是历史的选择。正如前面所述，从1840年以来，无数个试图改变中华民族备受屈辱的悲惨命运的政治力量，都以失败告终。最终把中华民族从亡国灭种的边缘挽救回来、把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党不仅领导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还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带领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35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摸索前进的历史。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功经验的总结。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进一步的稳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坚持“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表现。尤其是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克难的深水区，改革的方向必须更加明确和坚定。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起点上，要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2.2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
第二个坚持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阐述了在党的思想路线上全面深化改革的实现途径，回答了全面深化改革应该在什么思想指导下、怎么做的问题。《纲要》课教师在教学中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思想路线提出的历史脉络讲清，这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中提出来。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针对党内存在“左倾”或“右倾”的错误，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做了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就是认识和尊重事物发展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并据此认识和改造世界。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了严重破坏，20世纪60年代后期党和国家甚至陷入了“”的深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根据时代和实践的要求，突出强调了“解放思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把党的思想路线进一步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而以同志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十进一步丰富了思想路线的内涵，突出了思想路线的实践性，进一步提出“求真务实”。由此可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正是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建设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党的这一思想路线。
2.3坚持以人为本，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
第三个坚持即“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指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和价值取向，回答了谁来改和为谁改的问题。《纲要》课教师在整合教学内容时，要突出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就根据革命实践提出了革命致胜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即建立最广泛的群众联盟，提出“兵民乃胜利之本”，制定了一切依靠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坚持群众立场、尊重人民群众实践主体地位。邓小平同志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同志指出“人民群众是创造先进生产力的主体，发展先进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志秉着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进一步指出“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实践一再证明，正是基层和群众的探索实践、创新创造，推动着改革车轮滚滚前行。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让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社会的创造活力才会竞相迸发，才能在人民群众中凝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广泛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2.4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
[关键词] 1980年代 “八一”研究 成绩 问题 展望
在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上，南昌八一起义具有重大意义和里程碑地位。历史的车轮已向前行进了80多年，但八一起义的熠熠光辉却没有丝毫褪色。进一步深化“八一”研究，既是缅怀革命先烈的重要方式，也是推动学术研究的应有追求。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对1980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初步梳理，检讨其成败得失，并对今后的研究予以展望，以期推动“八一”研究在新的历史阶段有新的进步。
一、“八一”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
随着国家整个宏观政治经济形势的改善，自1980年代以来，“八一”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形成了基本的研究基地、队伍和氛围。关于“八一”研究的基地主要包括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和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八一精神”研究中心。此外，军事科学院军事史研究部、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省社科院以及中共南昌市委党校也是从事“八一”研究的重要阵地。其中创建于1956年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收集、整理、展示了大量八一起义的珍贵史料，并对起义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几十年不懈怠的研究。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八一精神”研究中心于2009年11月成立，2010年11月举行揭牌仪式暨首届“八一精神”理论研讨会，2012年6月被批准为江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该基地侧重对八一起义孕育的“八一精神”展开研究。《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党史文苑》《江西社会科学》以及《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是展示学界研究成果的主要窗口。一批学者孜孜不倦地进行“八一”研究，形成了基本的学术梯队，主要包括余伯流、沈谦芳、何友良、姜廷玉、王瀚秋、刘勉玉、叶桉、陈洪模、肖燕燕、符玉兰等，他们从不同角度对“八一”研究作出了贡献。军队系统、江西省的相关机构举行了多次纪念八一起义的活动，一些宣传单位出版了宣传八一起义和“八一精神”的画册和书籍，每年大量的游客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所有这一切使得“八一”研究和宣传形成了良好社会氛围。
第二，产生了一定数量和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南昌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编纂的《八一起义资料》（195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革命史研究室《南昌起义资料》（1979年），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纂的《南昌起义》（1987年），许农合所著《八一进行曲》（1999年），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著的《军旗升起的地方》（2004年），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亲历南昌起义》（2007年），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和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合编的《人民军队的摇篮：南昌》（2007年），陈幼荣等所著的《八一起义中的叶挺将军》（2007年）等。其中《亲历南昌起义》一书收录了当年亲身经历过南昌起义的100名革命前辈的回忆文稿、学术论著和访问录，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八一起义的重要综合性历史文献。另外，30多年来发表的论文大约110篇。围绕“八一”研究的相关问题，众多学者在过去的30多年间进行了孜孜不倦地探索。
一是对南昌起义本身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陈洪模的《也谈八一起义为何发生在南昌》（2011年）、肖燕燕的《中共早期政治军事工作与八一起义的关系》（2011年），符玉兰的《八一起义的地缘政治学解读》（2007年），齐刚、陈洪模的《对八一起义军接管江西省银行几个问题的探讨》（2008年）;于继增的《揭秘八一南昌起义的台前幕后》（2008年）;蒋文澜的《八一起义个别史料补正》（1997年）;等等。
在过去的30多年间，对八一起义的研究主要从中共的维度进行，使研究呈现出平面化、单一化，多宏大叙事，少细节研究，缺乏立体感和丰满感。这一倾向容易遮蔽历史的细节，给我们全面、准确、详细地了解历史带来困难。但是，在这一整体氛围下，一些学者还是作出了努力。例如，蒋文澜就八一起义的个别史料进行了补正，就我军在南昌全歼驻敌究竟是几个团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1]p20-22近些年来，研究的维度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齐刚和陈洪模引用正反两方面资料，论证了起义军接管江西省银行这件事件的真实性，并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接管后获得的现金数量进行了探讨。[2]P67王小玲和陈洪模对八一起义的财政和后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全面了解、研究八一起义提供了新的视角。[3]P126另有一些学者将共产国际的因素引入“八一”研究。例如，王新生认为南昌起义从酝酿到起义都是在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下进行的，其指导方针有脱离中国实际的地方，对南昌起义的失败负有一定的责任，它在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给中国共产党很大的帮助，为土地革命战争兴起作出了贡献。[4]P127也有一些学者尝试着用新的理论来阐释八一起义，虽然有些许生硬，但这种理论思维和探索精神值得称道。例如，苻玉兰运用地缘政治学的理论，认为大革命失败后的八一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一次争取自身生存空间的武装暴动。[5]P2-5
二是对“八一精神”的内涵及意义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余伯流的《论八一精神的内涵与军魂的塑造》（2007年），肖燕燕的《“八一精神”的内涵与时代价值》（2010年），叶桉的《试论八一精神与红色文化的渊源及流变》（2011年），李星的《论八一精神与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之比较》（2011年），等等。
上述学者对“八一精神”的内涵作出了各自的概括，有的认为“八一精神”应概括为：坚定不移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跟党走的信念，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有的认为应表述为：在逆境中奋起，敢于斗争、勇于探索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对革命理想无比忠诚和对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有的则认为，对“八一精神”应概括其最基本的内涵，这就是：不怕挫折，敢于斗争，积极实践，勇于探索的精神。[6]P79余伯流认为“八一精神”的内涵是敢为人先，听党指挥，百折不挠，为民奋斗，并认为敢为人先是“八一精神”的核心，听党指挥是“八一精神”的灵魂。[7]P7-14姜廷玉认为“八一精神”的提炼和概括，应把握以下三点原则，即论从史出、突出个性、有时代特点和语言特点。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八一精神”的内涵：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独立自主、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团结合作、共同对敌的统一战线思想以及坚定不移地革命理想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郭杰忠从“八一精神”的理论基础、思想内核、基石支撑、发展动力来概括其内涵。刘中刚把“八一精神”概括为“旗帜、军魂和奋起”。[4]P127-128学者普遍认为，南昌起义所蕴含的精神跨越时代，超越空间，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6]P79胡云和叶桉认为，弘扬“八一精神”，打响“八一”品牌，对推动塑造江西人新形象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加快南昌创建现代文明花园英雄城市和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的崛起具有重大价值。[8]P127-129还有学者谈到如何用“八一精神”对大学生党员进行先进性教育、如何用“八一精神”来增强党的意识等。
三是对八一起义的历史人物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白冰等人的《同志和“八一”南昌起义》（1980年），巫忠的《谭平山与“八一”南昌起义的始末》（1993年），金一男的《八一起义中走来的共和国将帅》（1997年），吴达德的《吴玉章与八一南昌起义》（1997年），张廷益的《对“八一”南昌起义的特殊贡献》（1997年），黄禹康的《“八一”起义中的与》（2007年），彭世华等人的《试论徐特立在八一南昌起义中的特殊贡献》（2007年），金立人的《陈独秀与八一南昌起义》（2010年）等。
在对、、、等中共历史上的风云人物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对其他历史人物在八一起义中的角色扮演进行了研究，拓展了“八一”人物研究的视域。巫忠论证了谭平山是南昌起义的决策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虽然不一定准确，但显示了可贵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9]P17-21彭世华等人拨开徐特立作为革命教育家的光环，向世人展示了其另外一面的辉煌，即他在八一起义中争取姜济寰、维护南昌起义后的稳定、为南下起义军筹款等历史功绩。[10]P25-30金立人认为陈独秀先于斯大林提出中国革命要进行武装斗争的论断，并为八一起义做好用兵之道，使得大家认识到陈独秀也为八一起义作出了贡献。[11]P36-38吴达德认为吴玉章是八一起义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他为起义的成功发动和南征途中的后勤保障作出了贡献。他在苏联撰写的《八一革命》总结报告，是研究南昌起义的十分重要和珍贵的历史文献。[12]P111-114
四是论证了八一起义的重要历史地位。主要包括邱松庆等人的《“八一”起义军南征的历史功绩》（1987年），刘勉玉等人的《八一起义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重大转折的开始》（1997年），何友良的《八一起义与江西土地革命的兴起》（2007年）等。
上述著述普遍认为八一起义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还在于八一起义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重大转折的开始、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寻找革命新道路的起点、对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6]P78-79邱松庆等人认为，八一起义军南征，长驱数千里，转战在闽粤赣湘广大地区，宣传工农革命的道理，扩大了政治影响，播下了革命火种，有力地推动了闽粤赣湘等边区各地人民的革命斗争。[13]P22-24刘勉玉等认为，八一起义不仅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而且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重大转折的开始，即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14]P6-10何友良认为，八一起义既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起点，又是在新的奋进中开创土地革命新阶段的标志。[15]P4-8
二、“八一”研究存在的瑕疵
19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八一”研究付出了艰辛努力，进行了不懈探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缅怀革命先烈、推动学术进步作出了贡献。但在过往30多年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研究不够精深细致。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很多人认为八一起义本身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很多研究人员也经常说这句话，其实，此话差矣。历史研究最根本的任务是回归历史场域，再现历史真实，但这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已出版的著作和文章绝大多数是宣传类和宏大叙事性的，对南昌起义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并不多。像沈谦芳等人那样对八一起义的史料进行认真仔细爬梳的学者和著述不多，像王小玲、陈洪模、肖燕燕等人那样对八一起义进行战争之外的金融、后勤等诸方面细致研究的学者和文章也不多，大多数研究八一起义本身的文章大同小异。其实八一起义是一个立体的历史事件，不是线性的、平面的，起义究竟在什么背景下发生？起义为什么在南昌发生？起义过程中发生了什么？起义之后发生了什么？起义的影响是什么？这些问题，似乎都明白，但都是似是而非，感到读来不过瘾，浮在空中。
第二，研究视域不够开阔。通观已有成果，觉得八一起义就是共产党特别是、等人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台戏”，在里面很少看到其他力量和因素的介入与博弈，左派和的形象很模糊，共产国际的影子等其他变量则更是难寻踪迹。当然，最近几年有所变化，王新生等人将共产国际的因素引入到八一起义的研究之中。但这还很不够，显现这种学术自觉的文章和论著屈指可数，绝大部分还是在原来的叙事框架中进行述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事件的发生是诸多变量合力的结果，因此，学者要尽可能多地对变量进行梳理，才有可能更接近真实。比如，从已有成果中，我们只看到起义方是如何谋划起义的，很少看到对方是怎样谋划应对这一变局的，只看到起义军是怎么进攻的，很少看到对方是怎样抵抗的，只看到起义后起义军方面的反映，很少看到对方的反映。这种线性的研究，显得研究比较单薄，也使得一些结论缺乏说服力。何友良曾提出“会通民国史研究苏区史”的观点，其实会通民国史研究革命史同样需要。将八一起义放在整个民国史和全球苏维埃运动史的角度来研究，势必将使研究更深入、更客观、更立体。另外，视域不宽也体现在研究的面太窄，“八一”研究总体上还停留在革命史的范畴内，缺乏从各个群体的不同视角去探究八一”起义的努力，缺乏探究八一起义对社会层面、经济层面以及民众等方面的影响，等等。
第三，创新意识比较欠缺。过去30多年间的110多篇论文以及著作，相当部分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但也存在埋头写作、不顾四周、借鉴过度等低水平重复研究的问题。例如，关于八一起义为什么在南昌发生就有好几篇不同作者的文章，但仔细看来大同小异，在史料拓展、理论运用、研究结论等方面没有创新。不看前人做了什么，上来就抛出自己的观点可能显得轻率了一些，也于学术没有什么贡献，更有一些借鉴过度而又不注明出处的现象，虽然可能够不上抄袭但也至少存在学术不端的嫌疑。甚至可以说，在过去30多年的成果中，有一部分对学术的贡献很有限，在论题、理论、方法和史料等方面缺乏创新。特别要指出的是，一些文章和著作在占有的史料相当有限和分析论证很浅显的基础上，就得出一些很夸张很大胆甚至是哗众取宠的结论，似乎有悖历史研究的严谨传统和论从史出的基本史学要求。
第四，研究重心有失偏颇。如何引导研究力量合理配置，如何引导研究重心符合社会期盼和学术发展规律，是决定一个研究领域成绩大小的重要因素。在“八一”研究上，存在研究力量的配置和重心指向欠妥的问题。例如，在“八一精神”的研究上，众多学者对其内涵和现实价值进行了探讨，呈现各说各话的现象。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在这个问题上过于纠缠，没有必要刻意追求用几句话、几个字将它统一起来，只要将其区别于其他精神的最核心特质挖掘出来，凝聚共识就行。环顾其他精神形态，也存在同样的状况。有多少人能完整地记住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太行精神等的全部内涵表述？况且很多内涵是重复和接近的。因此，不纠缠于无益的争辩，集中将“八一精神”的核心特质提炼出来，然后集中力量着重探讨“八一精神”的现实运用方是正道。又如，目前在“八一”研究的很多基础性问题仍没搞清楚的情况下，很多学者不去做文献的爬梳，而是去做建构于其之上的精神研究，是不是有基础不牢之嫌？当然，并不是说要等基础性研究完全做好了再去做精神层面上的研究，但是在研究力量的配置和研究重心的指向上应有所侧重，有所区别。
第五，学术队伍仍欠齐整。一个学者只有长期扎根于一个领域的研究，才有可能作出较大的学术贡献，东一枪，西一炮，只能是浅尝辄止。过去几十年，长期致力于“八一”研究的学者并不多，也就叶桉、陈洪模等少数几个人，其他的基本上是偶有涉猎，浅尝则止。当然，余伯流、何友良等学者，虽然较少瞩目“八一”研究，但由于长期从事苏区史和江西地方史的研究而具备良好基础，偶尔为之也闪现真知灼见。但是，一个领域的研究没有一支坚实的学术队伍终究是撑不起来的，“八一”研究显露出这种困境。最近几年，一批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博士、硕士加入进来，他们尝试用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和新的视角来进行研究，给该领域带来了新的气息。但毋庸讳言，该领域存在的问题如同其他史学领域一样，资深的研究者对史料比较熟悉，但是在理论运用、方法创新、思想解放、学术规范等方面较为欠缺，年轻的一批研究者正好相反，具有很多优势但也存在史料功底不够、基本功不扎实等问题。如何使得二者扬长避短，是一件需要时间也需要学者高度自觉的事情。
三、“八一”研究的展望
过去的30多年间，在党中央、江西省委以及军队系统的高度重视下，在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下，特别是在学术界众多学者的艰辛努力下，“八一”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它仍是一块富矿，还有很多值得发掘的方面。时至今日，八一起义的烽烟已经飘散80多年了，如何在以往成绩的基础上更好地推进“八一”研究，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冒昧地提以下建议，供各位学人批评指正。
第一，注重机制、平台和队伍的建设。八一起义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其及其衍生的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政治意义和现实价值。目前存在的机制不畅、平台不高、队伍不齐整的问题必须改变，方能奠定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要在“八一精神”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八一”研究会，将“八一”研究的方方面面概括进去;要创建“八一”研究的专门杂志，开始可以以季刊的形式出现，不求文章多，但求文章精，将该杂志寄送党政领导、学术大家以及相关图书馆、阅览室，扩大“八一”研究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和投入该领域的研究;要创建“八一”研究的网站，最新的学术动态和宣传教育情况，提供最新的档案线索，交流大家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要整合好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军队系统等的研究力量;要吸引史学大家参与到该项研究中来，同时鼓励年轻的博士、硕士投入其中;要定期召开“八一”研究的学术研讨会，总结之前的研究，明确下一步的主攻研究方向。
第二，注重宏大与精深的紧密结合。不注重宏大研究就不能把握历史的总体脉搏和发展方向，就会将具有紧密联系的历史问题碎片化，同时，不注重精细化探析就不能展现历史的复杂和多姿多彩，就可能导致整体把握的失之偏颇。“八一”研究同样如此。要将“八一”研究置于20世纪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社会大转型中去审视，而不仅仅局限于大革命这个历史阶段;要将“八一”研究置于整个中共军史、党史中去审视;要将“八一”研究置于整个国际共运史中去考量;要将“八一”研究置于社会各方力量特别是国共双方的博弈中来考量;等等。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清楚地从宏观层面来审视“八一”研究。同时，要特别注重对八一起义进行精细化探析，这也是之前的研究特别欠缺的方面。八一起义本身的很多问题，以及八一起义衍生的问题，很多似是而非。例如，按照一般的宣传，南昌市民热烈拥护起义，但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一般社会民众对主义不了解，对共产党的政治诉求不明白，他们是不是拥护？为什么拥护？对起义军究竟是怎么动员的？又如，之前的研究对起义军的南下着墨不多，基本观点是慷慨悲壮，但究竟怎么慷慨、怎么悲壮？缺乏细致的研究来说明;等等。只有把很多细节搞清楚了，才能展现八一起义的丰富多彩和历史真实，才能更准确、全面地把握八一起义，也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八一”精神的资政育人效用。
第三，注重第一手资料的发掘运用。现有成果的借鉴过度、所述角度和史实诸多雷同等现象，说到底是急于求成，没有深入进行档案、口述史等第一手资料的发掘所导致。要切实树立有一份史料说一份话的意识，注重从原始史料中爬梳出有关八一起义的历史资料，将史料创新作为推动“八一”研究深入的重要路径;要注重方面所藏史料、民间所藏史料以及地方档案馆、图书馆等机构所藏资料的收集整理;要注重找当事人的后代或相关人员了解八一起义的细节;要注重考证和发掘有关八一起义的遗址遗迹，从这些凝固和物化的史料中找寻八一起义的蛛丝马迹，进而打开新的研究窗口;要注重进一步充实完善“八一”研究的史料集，为学者进行研究从事基础性的工程。总之，要树立不说无依据的话、不下过于武断的结论，坚守用史料说话、用第一手史料来说话的追求。
第四，注重研究领域和视角的拓展。八一起义作为20世纪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对其进行政治史特别是革命史范畴内的研究是必须的，而且始终应该是“八一”研究的主体取向，毕竟截至目前，对八一起义本身的很多问题仍没搞清楚。但这并不妨碍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从新的视角来对八一起义进行解读。例如，近几年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一批学者倡导的“八一精神”研究，就为前些年有些疲软的“八一”研究注入了新的精气神。在新的历史时期，要继续推进“八一精神”的研究，特别注重其在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建设现代化军队以及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的激励作用研究;要注重研究八一起义筹备、进行和起义之后国共双方以及内各派的态度与力量博弈;要注重从当时普通民众的视角去看八一起义，客观判断其社会影响力;要注重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各个角度对八一起义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唯有不断拓展研究的领域，开启新的研究视角，才能使得“八一”研究有新的突破。
第五，注重相关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学界的一个基本印象是日本学者擅长于细节研究，而欧美学者擅长于理论构建。这两种倾向在中国史学界也普遍存在。很多学者看到了这两种倾向的弊端，即过于注重细节探析会使历史研究碎片化，过于注重理论导入会使研究片面化，因为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完全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在“八一”研究中不导入理论的理由。将每一种理论导入后解读的历史图景展现出来，供读者评判，自有公允偏颇之分。例如，八一起义为什么会发生？传统上都是用阶级斗争理论解读，而苻玉兰尝试着用地缘政治学理论来解读，使得读者耳目一新，开启了一个新的思维路径。就这一问题，我们还能不能用别的理论来解读？比如精英循环理论，想必也是可以而且有益的。用每一种理论解读的八一起义，毫无疑问都是不全面的，但将N个理论解读的图景予以对比，就会为读者绘就一幅清晰的历史图画，这就是注重各种理论导入的魅力。同时，也要注重引入经济学、统计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其有可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资料中勾勒出简洁但有说服力的线条。
总之，在未来的“八一”研究中，要竭尽全力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注重学术平台和学术队伍的建设，注重研究理论的导入，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一句话，唯有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方能在新的历史时期谱写出“八一”研究的新辉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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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老人孤零零地守望着祖国岁月的变迁，当年的硝烟弥漫化作了今天的静默无言，他的臂膀依然坚强地背负着飞驶的高速新时代火车，他的眼眸一直饱含着未干的血泪9月18日，这是一个令中华儿女痛彻心扉的日子。日本关东军炮轰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了对我国东北的大规模武装进攻，策划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大好河山风云失色，沦于敌手。从此，3000万东北同胞在此后的 14年中过着饱受凌辱的亡国奴生活。
又到九一八，再谈血泪史。纪念九一八是为了不忘国耻，是为了不忘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是为了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感动,总有一种精神催我们前行。历史老人依旧在前行，我们依旧需要努力，只是为了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是充实的人生!又到九一八，再谈血泪史。纪念九一八是为了不忘国耻，是为了不忘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是为了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感动,总有一种精神催我们前行。历史老人依旧在前行，我们依旧需要努力，只是为了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
今天过去，九一八事变过去整整84年，侵华日军的罪恶却不能伴随时间的流逝而被抹去，中华民族的心灵创伤永远不能够抚平!中华儿女要永远记得：国仇家恨;不得不报;勿忘历史;勿忘屈辱。
勿忘国耻并不是制造新的民族仇恨。9.18的警笛是我们卧薪尝胆的动力，只有经济发展，国力增强，我们才能永远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不重蹈遭受别人欺侮的覆辙。
可是，记住了又能怎么样?不仅仅是记住，每一个中国人要的是从自己做起，你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了些什么?还打算怎么做?你最起码是一个爱国者，然后，你是一个建设者。爱你的国家，爱你的民族，为她添砖加瓦。国家统一强大，民族团结兴旺，看天下谁能敌? 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牢记国耻日，增强国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识，自强不息精神，积极地投身到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中去，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终身。不可否认，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记住战争时代的惨痛，我们会更好的维持和平，共谋发展。而九一八事变就是这样一段值得我们深思和铭记的历史。
把国耻铭记在心，化耻辱为动力，相信有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民族耻辱的牢记，定会让我们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颠，让我们的民族不再有第二个国耻日，让我们的民族傲视群雄，永不受外人欺凌。
历史上真实的芈月，又名“芈八子”。她是战国时期楚国人，“八子”是她进秦国后宫的封号。那个时期，诸侯间流行“媵妾婚”。秦惠文王娶一个正夫人，楚国附送八个陪嫁，然后按照地位高低编进后宫。芈月就是在秦、汉皇帝的侍妾中地位较低的“八子”。
秦惠文王死后，秦武王继位，芈八子的命运便急转直下，儿子嬴稷被送到燕国当人质。那么，芈月是如何成为太后的？这得从即位的秦武王说起。秦国尚武，而秦武王有个特别的爱好，就是喜欢跟人比力气。一次，秦武王与人玩举鼎游戏，一失手，大鼎落下，压断了自己的腿，他很快就因此而死去。
身在燕国的芈八子听闻秦武王举鼎而死，而武王无子，她便联合各国，并借助自己同母异父的弟弟魏冉之力回到秦国，后立自己的儿子嬴稷为新一任秦王，是为秦昭王。芈八子则被尊为太后，史称宣太后。自此，她开启了在秦国呼风唤雨的下半生。
秦宣太后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她成为太后之后把持朝政近40年，中国历史上太后专权自她而始，“太后”称谓亦始见于她。
伊丽莎白一世 英格兰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
伊丽莎白是英王亨利八世和他的第二个王后安妮・博林唯一幸存的孩子。虽然伊丽莎白出生时就被指定为王位继承人，但由于父母是按新教教规结婚的，所以天主教认为她是一个私生女。
伊丽莎白好学，受教于包括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罗杰・阿斯坎等多名教师，受到古典、历史、数学、诗歌和语言的教育，可以说写六种语言。伊丽莎白还在教师们的影响下成为一个新教徒。
亨利八世去世后，亨利八世和第三个王后简・西摩生的男孩爱德华继位，即爱德华六世。由于爱德华年纪尚幼，政权落在了以新教徒为多的摄政议会中。爱德华在生命末期与议会拟定了“继承案”，任命他的表亲简・格雷为王位继承人，将他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和伊丽莎白排除在外。
1553年7月，玛丽在爱德华六世死后废黜了继任的简・格雷，成为英格兰的女王，即玛丽一世。玛丽一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逼迫伊丽莎白改信天主教。伊丽莎白表面上皈依，但内心仍然是一个新教徒。玛丽一世对此非常不满。玛丽一世婚后长期无子，所以不得不接受伊丽莎白为自己的合法继承人。1558年11月17日，玛丽一世逝世，伊丽莎白继位，是为伊丽莎白一世。
伊丽莎白一世即位时，英格兰处于内部因宗教分裂的混乱状态。为了巩固统治，缓和国内外的压力，女王采取了对天主教和新教兼容的政策，稳定了政治基础。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后，英格兰成为欧洲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英格兰文化也在此期间达到了顶峰，涌现出了诸如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等著名人物。正因如此，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的英国，在历史上被称为“黄金时代”。
叶卡捷琳娜二世 俄罗斯历史上唯一一位被称为“大帝”的女沙皇
叶卡捷琳娜二世・阿列克谢耶芙娜原名索菲娅・奥古斯特，是德国安哈尔特・查尔布斯特亲王之女，同时也是俄罗斯留里克王朝特维尔大公后裔。1744年，她被俄罗斯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挑选为皇位继承人彼得三世的未婚妻。与彼得结婚后，索菲娅・奥古斯特皈依东正教，改名叶卡捷琳娜。
婚后的日子对叶卡捷琳娜来说，是一段灰色的时光。因彼得三世另有新欢，叶卡捷琳娜的皇后地位岌岌可危。她整日幽处深宫，靠读书排遣寂寞。有一次，她无意中读到了伏尔泰的作品，自此开始对政治哲学类书籍感兴趣。叶卡捷琳娜找来了厚厚的十卷本德国史，坚持每八天读完一卷，又通读了四卷本哲学史，还有大量的俄文书籍。后来，叶卡捷琳娜逐渐取得了一些军队的支持。
1762年，叶卡捷琳娜率领禁卫军发动而继位。她接手的俄罗斯虽不是千疮百孔，但也危机四伏。鉴于这种情况，叶卡捷琳娜二世提出了一系列施政目标，旨在恢复国家行政秩序，强化国家机器，促进商贸繁荣，增加国库收入，等等。更重要的是，在施政目标中，叶卡捷琳娜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如果俄罗斯想要获得自身民众和周围邻国的尊重，就必须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强权国家。
叶卡捷琳娜在位时期治国有方、功绩显赫，俄罗斯因为她的统治，成为名副其实的欧洲最强国家。叶卡捷琳娜的才干与名气闻名海内外，成为俄国人心目中仅次于彼得大帝的一代英主，因此被尊称为“叶卡捷琳娜女皇”，也被尊称为“大帝”。
希拉里・克林顿 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拥有公职的“第一夫人”
希拉里・克林顿，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最大城市芝加哥的一个富商家庭。充满爱的童年生活奠定了她对家庭、工作要忠诚的信念和服务大众的信念。希拉里从小对各种各样的领导职位表现出极大兴趣，是学校和社团中的活跃分子。
希拉里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求学期间结识了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1993年，随着克林顿入住白宫，希拉里成为美国历史上学历最高的第一夫人。在8年的白宫生涯中，希拉里积极参与政事，负责国家医疗保健改革，还推动国会通过国家儿童健康保险项目等。
2000年，希拉里在纽约州联邦参议员选举中胜出，成为该州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联邦参议员，更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拥有公职的第一夫人。6年任期满后，希拉里更是以大幅度的领先优势获得连任。
希拉里参加了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并曾在总统候选人初选中大幅度领先。但最终，她败给了伊利诺伊州的联邦参议员贝拉克・奥巴马。奥巴马当选总统后，提名希拉里出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并不是第一位参与美国总统大选的女性，但她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确有可能当选的女性候选人。就连奥巴马也评价：“当我角逐总统，她是我的有力支持者，后来又成为一名出色的国务卿。希拉里会是一位好总统。”
就职期间，希拉里成为了美国史上出访次数最多的国务卿。她是一位坚韧不拔的外交官，她对工作的投入，有着再清楚不过的数字作证明：任职国务卿期间，她用401天走访了1 12个国家，行程近100万英里。
安吉拉・默克尔 德国第一位女性联邦总理
1989年11月9日，象征着德国分裂的柏林墙倒了，这一重要事件改变了安吉拉・默克尔的人生。她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参加了东德的“民主崛起”组织，而后又进入了东德时期的最后一届政府，成为德・梅齐埃总理的副发言人。
1990年，默克尔成为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党员。同年年底，她在两德统一后的第一次大选中成为联邦议员。不久后，她又被时任德国总理的赫尔穆特・科尔纳入内阁，在德国政坛中崭露头角。
初入仕途的默克尔有些拘谨和腼腆。不过，在赫尔穆特・科尔的关照下，她很快地成长起来，在基民盟内平步青云。在2000年4月的埃森党代会上，默克尔当选基民盟主席，登上了基民盟的权力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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